多年来，中共当局从不就禁止回国黑名单的议题与任何海外流亡者对话，我可能是为数不多曾与中国外交官讨论黑名单的人。最早列入黑名单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戈杨，都客死异国。刘宾雁生前至少两次写信给中国最高领导人，要求回国，直到去世都不获答复。六四后遭中国政府通缉流亡海外的天安门学生领袖封从德，提出要求回国接受审判，中国大使馆说一个月后给他答复，一个月后的答复是“没有答复”。居住在台湾的六四流亡学生领袖吾尔开希来美国敲中国大使馆的门，要求回国探望年迈多病的父母，大使馆就是不开们。当年旧金山中领馆那位副总领事尚且打开大门，请我进领事馆听我说话，而现在的中国外交官们，有谁敢为海外流亡者打开使领馆的大门，听听他们说话呢？即使听了，怕是也听不懂。有关黑名单的话题，是回归人性、回归良知的人，才听得懂的。

（二）

我正式辞国流亡的时间是1990年2月18日，乘桴浮于海到达美国，时间是90年4月18日。我停泊的第一个港湾，是台湾佛光山在美国洛杉矶的道场西来寺。

我前往洛杉矶出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时，身上只有旅美作家陈雪赠送给我的一百块钱，够吃半个月饭，却不够租房子。我首先得找个住处，洛杉矶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与西来寺联系，立即获得答覆：西来寺欢迎我去挂单。我后来从网上看到佛光山开山宗师星云的一篇日记，知道同意我到西来寺挂单是星云大师的决定。星云大师当时人在台湾，他委托同样在西来寺挂单写回忆录的前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采访主任陆铿接待我。陆铿那天西装革履，在西来寺的一间小客厅与我寒暄后，把我迎进西来寺山门侧边的“维摩精舍”。西来寺于1988年10月落成，为西半球第一大佛寺，坐落于大洛杉矶地区的哈仙达市。寺门有星云题书：“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星云和西来寺，是89六四屠杀后，全世界唯一涉入中国民主运动的大和尚和佛教道场，接待过许多流亡海外的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而在西来寺长住下来的，则是六四后出国“旅游休息”的前香港新华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经济学家、前全国政协常委、民盟副主席千家驹和我。

星云是江苏江都人，十二岁出家，到台湾后，徒步行走遍全岛弘扬佛法，而后成为高雄佛光山开山宗师。星云一向宣导“人生佛教”，佛光普照，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西来寺是一间充满时代气息的庙宇，寺中的出家人可使用电脑和观看电视。

星云大师经常从台湾到西来寺巡视，我入住西来寺不久见到大师。一见面，星云大师双手合十，道一声“阿弥陀佛”，说：“程先生您受难了，请安心在西来寺住下。”我在西来寺，不但可以免费用膳，星云还交代西来寺每个月补贴我五百元钱。西来寺的钱，都是信众的香火钱，我没有白住、白吃又收钱的道理，一个月后，我便婉谢了西来寺的补贴。

由于西来寺接待了许家屯，西来寺于是成为媒体瞩目的焦点，星云大师被人称为“政治和尚”。为此，星云特意在西来寺举行记者会，他说：佛家以慈悲为怀，六四后逃离中国大陆的民运人士都是苦难的人，西来寺是苦难航船停泊的港湾。他还说：如果有一天杨尚昆、李鹏出国流亡，我也欢迎他们到西来寺来。而对于“政治和尚”的称谓，星云大师开始颇为介意，后来欣然接受了。从古到今，哪一位大和尚不是“政治和尚”？只有大和尚才有资格作“政治和尚”。

星云每次到西来寺，都会探望陆铿、许家屯、千家驹和我。千家驹八十寿辰时，星云赠他一只小皮箱。星云一见千家驹，把小皮箱往地下一放，说一句：“千老！提得起，放得下。”千老自诩看破了社会主义的红尘，并已破了名利关，住进西来寺不久，便与夫人赵女士在西来寺皈依佛门，成为“居士”。但他是否真正悟得“提得起，放得下”的禅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除星云大师外，西来寺的僧众也常常给我以开示。有一天，饭后无事，我在“维摩精舍”院子里看蚂蚁搬家。一位僧人经过，问：“程先生，在看什么？”我答：“蚂蚁搬家。”他蹲下来和我一起看，说道：“俗人就和这群蚂蚁一样，忙忙碌碌，不知为什么。”我说：“包括你和我吗？”他回答：“我已皈依三宝，非蚁族了。”这位僧人毕业于台湾名校，曾在政府中做官，正当仕途看好之际，却决然出家，正是“提得起，放得下”。

我在西来寺挂单近两年，僧众也称我为“居士”。可我凡尘未了，六根不净，且六四屠杀、国家兴衰、个人遭遇，都难以释怀，始终“提不起，放不下”。不过，我经常在傍晚，登上西来寺的大雄宝殿，面朝佛祖，静思良久，在静思之中，忆人生往事，悟人生真谛。近两年之久的西来寺挂单，每日沐浴星云大师的佛光，人生真谛悟出来没有，不敢说，倒是让我流亡之初的一颗浮躁的心逐渐安定下来。

千家驹后来回国了。他流亡美国，皈依佛门，称西来寺居士，使人以为他是一位有风骨的知识老人。千老回国后，接受中央电视台访谈，称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千老2003年9月在深圳病逝，病逝前两年，曾被中共邀请到北京，受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接见。千老逝后，新华社发稿称：“千家驹晚年曾多次致函中共中央领导，对邓小平理论表示坚决拥护，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示由衷敬佩，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看到千老回国后的表现瞠目结舌，回想星云大师的“提得起，放得下”，和与我一起看蚂蚁搬家僧人的“忙忙碌碌不知为什么”，我不禁叹道：千老白白皈依佛门一场了，又枉在西来寺挂单一趟了。

一年后，我辞去《新闻自由导报》的工作，两年后，拜别西来寺，到旧金山谋生。至今三十多年，事易时移，陆铿、千家驹、许家屯都已作古。我则自离开西来寺，到2023年2月星云圆寂，再也没见到星云大师。但每次去洛杉矶，我必定前往西来寺，向星云大师的雕像磕三个头，到大雄宝殿上一炷香，往功德箱里献几张纸币，然后去“维摩精舍”流连片刻，回想挂单的日月，心中顿有圣洁、安谧、敞亮之感。

多年来，凡传媒上有星云的消息，我必定关注。星云仍一如当年，一付我佛大慈大悲的面容。89年六四后，星云因为收留流亡人士和接待许家屯，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黑名单。后来解禁了，如今星云大师活跃于两岸佛教界。他曾迎接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到台湾供奉，主办大陆与台湾两地佛教论坛，两岸均有政府高官出席，星云因此遭海外中国民运人士指责为“被共产党统战”。其实这些人忘记了，星云不是民运人士，他是一位大和尚。慈悲与智慧为佛的真谛：如果再有一次六四，星云仍会收留民运人士，仍会表示愿意收留杨尚昆、李鹏，那是他的慈悲；一旦被允许进入大陆，星云便致力于为中国佛教界打开与世界佛教融合的大门，那是他的智慧。星云没有变，星云，还是夜空中的星，还是蓝天上的云。

当人生的航船在苦难中行驶时，谁有幸停泊在西来寺这个慈悲的港湾呢？中国的流亡民运人士有幸，我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在中国近代史上，佛教与中国民运，曾有一段奇缘，这段奇缘发生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

星云是我流亡美国后遇到的第一位贵人，第二位贵人是受星云委托把我迎进西来寺的陆铿。从1990年5月在西来寺结识陆铿，到2008年6月陆铿在旧金山病逝，我与陆铿相知十八年。我初识陆铿时，陆铿刚过七十大寿，我不到四十四岁，我与陆铿是忘年交。

陆铿，云南保山人氏，人称陆大哥，陆大声，“大声”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他起的外号，指他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声如洪钟。陆铿一生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精彩绝伦，被誉为“民国记者第一人”。他的一生都写在他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中。我只能记述与他交往的十八年，尤其是他生命旅程的最后几年。

陆铿是星云大师的朋友。我居住的西来寺山门侧边的“维摩精舍”，是一幢二层小楼，我住楼下，陆铿住楼上。陆铿是基督徒，他说自己是不合格的基督徒，但不合格的基督徒也是基督徒；陆铿会说英语，他说自己说的英语很烂，但很烂的英语也是英语。陆铿住西来寺并非挂单，而是受星云邀请，来这个佛门清净地，撰写回忆录，并为他担任社长的香港《百姓》杂志处理美国的约稿和发行事宜。

我离开西来寺不久，陆铿也从洛杉矶搬到旧金山，那里有他的伴侣崔蓉芝。崔蓉芝是台湾著名作家、记者、《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的遗孀。江南于1984年10月15日在家中遭台湾派出的国民党特务枪杀。江南遇害，震怒美国朝野，成为压垮台湾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陆铿因报道江南案邂逅崔蓉芝，他为崔蓉芝仗义执言，而后萌生情愫，堕入爱河，一发不可收拾，任由爱情之火，把自己融化掉。

2005年，陆铿被诊断罹患阿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症，病情日重。陆铿与崔蓉芝的住家，离旧金山唐人街不远。自陆铿患病，我每隔一段时间，便去探望他。他知道有人要来，便穿戴整齐，正襟危坐等待。病中的陆铿，完全不认得我这个老朋友了，每次见到我，都像结交了一位新朋友。他与我侃侃而谈，从不冷场，最后尽欢而散。

陆铿对过去与他交往的人，统统不认识了，包括他的亲人。陆铿临终前最后几天，他的女儿从外州来看他。他问女儿：你是谁？女儿说：我是你的女儿。陆铿说：不可能，女儿说：我姓陆，云南人。他说：我也姓陆，云南人，那你可能是我的女儿。

崔蓉芝告诉我：陆铿患病后，每天生活都很快乐、很平和，他没有忧愁，没有烦恼，也不暴躁。虽然失忆，但他善良和热情的本性，丝毫不变。

说陆铿忘记了所有人，并不准确，他没有忘记的，是崔蓉芝。病中的陆铿，常常白天昏睡，夜晚清醒，崔蓉芝便整夜陪伴他。陆铿便秘，每次都是崔蓉芝用手帮他排便。陆铿与崔蓉芝没有结婚，崔蓉芝却给了陆铿只有爱妻才能给予的爱。我每次探望陆铿，都发现陆铿注视崔蓉芝时，眼中总是饱含深情。此时的陆铿，只有崔蓉芝一人足够。陆铿的世界，已经一片空白，唯留有崔蓉芝的爱。

陆铿一生采访重大历史事件和名人无数，都写进了他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中。陆铿曾因言获罪，遭国民党逮捕入狱；1949年后，又被共产党逮捕。他先后坐国民党、共产党的大牢共二十二年。70年代末，陆铿获释到香港，但台湾不肯接受他，于是留在香港与香港报人胡菊人合作创办《百姓》杂志。1985年5月，他以《百姓》杂志社长身份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一席访谈，揭示了中共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为当年最轰动的政治新闻，也成为邓小平罢黜胡耀邦的一个借口，这成为陆铿晚年深深抱憾的事情。胡耀邦下台和逝世，成为中国爆发89民运的导火索。89六四后，陆铿谴责中共屠杀和平请愿要求反腐败的学生，协助星云大和尚，在台湾佛光山洛杉矶道场西来寺，接待因六四出走美国的原中共香港新华社社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许家屯，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入境黑名单。

陆铿患病后，崔蓉芝把他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拿给他看，他看得津津有味，却不知道那本书是自己所写，写的就是自己。他不但忘记了过去交往过的人，把自己精彩的人生也忘记了，忘得一干二净。

忘记也许是一种幸福。陆铿人生的精彩，包含他一生的奋斗和欢乐，更包含他一生的劫难和痛苦。人到老年，回忆往时，劫难和痛苦，难免侵扰人的心。陆铿是自然而非被人强迫失去记忆，劫难和痛苦再也不会侵扰他。当一个人，有一场为人所称羡的人生，而他却把自己一生的精彩都忘记了，我想这应是人生走到最后一程时，达至的最高境界。

陆铿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他既不是出走的共产党官员，也不是背叛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他应是中共的统战对象。共产党对统战对象的政治尺度，历来宽松，对陆铿却偏偏例外。陆铿有一颗炽热的爱国爱乡之心，中共却把他与政治异议人士等同对待，列入不准回国黑名单，甚至他罹患了老年痴呆症，仍不放过，如此残忍的对一位风烛老人施行精神折磨，令人发指。

自从被中共列入黑名单，陆铿在人们眼中，更多了一分不同凡响。在台湾蒋家威权统治年代，他因为发表言论说蒋经国身体不好，不宜连任总统，上了台湾政府不准入境黑名单，六四后又上大陆政府黑名单，他是坐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牢，又被中国大陆和台湾都禁止入境唯一的中国新闻人。

陆铿一直为讨还回国的权利，与中国政府力争。陆铿患病后，崔蓉芝继续与中国当局交涉，同时得到友人帮助，终于获准回国探亲。

2007年3月26日，陆铿启程回国前夕，我去他家送行。这一次，我发现：尽管所有记忆，在陆铿脑海中消失殆尽，但他对于回国，却有着异常敏感的反应。

我试着问他对将要回国的感受，他回答：“我非常愿意去看一看。听说我的故乡有些变化，但究竟怎么变，我没见过。变化本身是好事，我进去看一看，也学一些东西。”

谈到与中国政府力争，讨还回国权，陆铿说道：“需要告诉人家，我们是有道理的。我们不是无所谓的，我们回去是有道理的。”

陆铿对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不能回国发表意见，说：“我们俩都有责任，把这个事情弄清楚，还要表示我们的一点看法。”

陆铿做出的反应，令我吃惊。这那里是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老人能够说出的话！当一位老人所有记忆，被阿兹海默症淹没，唯有最深刻的愤怒或者欣喜，才会在特定时刻突然迸发而出，闪烁光彩。我亲眼看见了陆铿脑海中，阿兹海默症也未能淹没的灿灿闪光。

陆铿返国探亲后回到旧金山，我又去探访他。崔蓉芝说：中国政府只是一次性的准许陆铿回国，并非永久撤销他的回国禁令。在到达昆明机场时，他们遇到麻烦：海关边检，显然没有接到通知，让陆铿与崔蓉芝滞留了3个小时，直到接获北京的指示，才让他们踏进祖国家乡云南的土地。

陆铿回国，本是有价值的新闻，但中国政府只允许中新社向海外发了一条短稿，对国内民众，则完全封锁消息。陆铿的儿子陆可信提出：父亲与很多老朋友失联，希望云南的报纸登一条消息，让朋友们知道他回来了，与他聚一聚，但被当局拒绝。不仅如此，陆铿住在儿子陆可信家，陆可信家所在的小区成了禁区，二十四小时有国安人员把守。陆铿身为记者，直言真相，令中共害怕，陆铿已是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老人，中共依然害怕。

1949年后，陆铿有二十年时间，被囚禁在昆明第二监狱。这次回国，崔蓉芝带陆铿旧地重游。看见黑牢，崔蓉芝心情难过，但陆铿毫无感觉。崔蓉芝说：“好在他不记得了，不记得也好，没那么伤感。”在昆明第二监狱，陆铿一行拍的照片，底片被监狱没收，带他们参观的狱政人员，遭领导问话。

虽然有小小不愉快，但陆铿返国之旅，业已成功。家乡及全国各地，有一百多位朋友，从海外的广播和互联网上得到消息，来探望陆铿。崔蓉芝说：陆铿看到那么多人来探望他，表达对他的尊敬，对他的想念，他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

人们只知道陆铿获准回国，不知道陆铿的解禁，只是一次性的。如果下一次，他又要回国探亲访友，将被重新挡在国门之外。陆铿直到逝世，他的名字仍然列在中国政府不准入境黑名单上。

我与陆铿交往，就成了《百姓》杂志的作者。在西来寺维摩精舍，陆铿经常下楼敲我的门，说一声：“程凯老弟，写一篇稿子。”我不敢怠慢，当晚就开夜车，第二天交稿。我知道陆铿特意把赚取《百姓》稿费的机会给我，解决了我的住，又让我增加一些收入，陆大哥用心良苦。

我在洛杉矶主编的《新闻自由导报》，是89年六四后，旅居美国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创办，为海外第一份民运报纸。创办后风波不断，都与一位名叫权华的女留学生有关。我没有证据说权华是中共特务，但她起的作用非一般特务可比。

1990年，《导报》重组理事会，我《人民日报》同时、流亡美国的刘宾雁出任理事会主席，陆铿为《导报》顾问。宾雁住在美国东部，于是由权华等五人组成“常务理事”，管理《导报》大小事务。我任职期间，权华不断制造事端，使我无法正常工作，我只能辞职。在为我辞职召开的《导报》理事会会议上，陆铿嚎啕大哭。刘宾雁1997年4月为《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撰写的评论中提到那场会议，他写道：“我认为此事严重，便电告权华暂勿接受程凯的辞呈待开过理事会再说，她也表示了同意。然而事后她还是接受了辞呈。”当会议决定免去我的《导报》总编辑职务，刘宾雁也宣布与我一同辞职时，陆铿发言，指斥权华耍阴谋权术，把好端端的《导报》搞垮，为此嚎啕大哭。刘宾雁写道：“这时忽然间，听见一声大吼，陆大哥说话了！议程上没有这一项。他开门见山，向执委会主席提出抗议：‘权华呀权华，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小姑娘（不小了，四十岁上下，当然也早就不是姑娘了），非常优秀，甚至想过你有一天可能当国务院总理呢，怎么今天你搞起阴谋诡计来了呢！’”宾雁写道：“一位七十多岁的长者，为人固属激情分子，喜怒形之于色，然而想不到今天会激动到这程度，竟放声大哭起来。”

而我，此时紧张地注视着年过七十的陆铿，怕他情绪激动而出意外。我又为陆铿毫不掩饰的真情流露所感动。我想：世间竟然有陆铿这般的汉子，为了人际的是非曲直而如此大喜大悲。

陆铿说他一生只有两件事：做记者和坐牢；又说一生有两爱：一是爱新闻事业，二是爱女人。爱新闻事业，自不必说，他一生的祸福，都与新闻事业有关。他告诉我，在云南坐共产党监狱时，有一天他以为第二天要拉他出去枪毙，竟然琢磨起，报纸登载枪毙自己的消息，该拟什么样的标题？终于想出“万人争看杀陆铿”。爱新闻事业，竟爱到死到临头还拟新闻标题，找遍中国的新闻人，除了陆铿，没有第二个。

1996年，陆铿七十八岁，还去美国东部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采访来访的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中国的记者中，可有与陆铿一样“生命不熄，采访不已”者？

2007年11月，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行一年一度“中国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病中的陆铿照例出席。会议过程，陆铿不停在纸上涂写。他做笔记，要发表一篇报导吗？不可能了，那只是终生记者陆铿的习惯动作。

至于喜欢女人，我倒是觉得陆铿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在男人中间不算出众。在洛杉矶时，我等几位好色男人相聚，谈女人经，陆铿的发言流于泛泛。有一次，我与他外出探望朋友，车开到一个住宅区，他向一位少妇问路。那少妇极具风韵，陆铿回到车上，说真想跟那少妇多讲几句话，只是不敢。我说：多讲几句话都不敢，陆大哥你的喜欢女人，不过尔尔。他尴尬一笑，承认浪得虚名。我与陆铿住西来寺，平时吃西来寺的斋饭，实在馋了，便由陆铿出钱，我开车，到山下一间中餐馆撮一顿大鱼大肉。中餐馆旁边是一间华人开的理发馆，老板娘徐娘半老，陆铿曾到她的店子理过发。陆铿觉得两个男人吃饭缺少情趣，便去邀老板娘一起用餐，不一会回来了，一副灰头土脸状，不用说，被老板娘拒绝了，接着又被我嘲笑了一番。

不过也别小看了陆铿，他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陆铿对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的女人崔蓉芝的爱，远不是一盆火可形容，简直成了一座火山。他为此不惜抛弃在监狱外苦等他二十多年的发妻。他对我说：他这辈子只对不起一个人，就是他的妻子，为的是崔蓉芝。

爱情，不必用理性去评判，也没有是与非。对崔蓉芝的爱，使古稀之年的陆铿，身心回到青春年少。爱新闻工作和爱女人，成就了陆铿有滋有味的人生。崔蓉芝说，仅此两爱，使得陆铿一生没有白活。

2008年6月11日，陆铿因肺血栓发烧住进旧金山圣法兰西斯医院。我14日接到崔蓉芝大姐的电话，赶到医院探望他。我在病房里守护他几个钟头，让疲累的崔蓉芝回家休息。那一天，陆铿精神出奇的好。我没意识到那可能是人们通常说的病人临终前的回光返照，我相信生命力顽强的陆铿，跨过了人生的一场又一场劫难，也一定能大步跨过眼前这一道生死关，他还应该继续他虽然失忆，却快乐幸福的人生。

他一直和我聊天。我拿当天的中文报纸给他看，他能缓慢读出报上的文字，本能的展现一位记者对时政的关心。他有时趁人不注意，把身上插的管子拔掉，我对他说，没有我的指示，不准拔，他立即表示服从。我要求他快点病好出院，我要请他吃饭，他回答：我请的饭，他一定吃。他不断赞扬每位为他治病的医生和护士，他仍然把一颗热诚的心，随时捧出交给身边每一个人。

我最后两次去看他，他已经陷入昏迷。有一次，他略略睁开眼睛，客气的叫崔蓉芝招呼我坐下。

最后一天，6月21日，我又到医院。下午4点，陆铿血压骤然下降，呼气急促。经注射升压药，情况好转。医生表示没有放弃。我站在陆铿身旁，握着他的手，轻声喊：陆大哥加油！喊完，我跑出病房，我已经泪流满面。

此时，崔蓉芝，和陆铿的分别从中国云南、美国东部赶来的两个儿子，以及大孙女，都在陆铿身旁。崔蓉芝情绪波动。大约5点，我安慰崔大姐几句，就离开医院。我说我明天再来，期望有奇迹发生。

傍晚，我接到崔大姐电话：陆铿七点点零五分停止呼吸。陆大哥的心脏不再跳动，奇迹没有发生。他不是说还要等我请他吃饭吗？他怎么停止战斗了呢？一个原本旺盛的生命，就这样被一颗小小的肺血栓夺走。陆铿在与死神搏斗中，打了他一生唯一的一场败仗。

陆铿生前要求后事从简。6月26日，遗体火化那一天，有一百多位旧金山新闻文化界人士，和生前好友，前去与他告别。人们回忆陆铿的人生传奇，赞颂他作为新闻人，一生刚正不阿、直言不讳，和秉性的热诚善良。一位在公共汽车上结识陆铿的大陆移民，也赶来与陆铿告别，他说：“陆铿这种人，在中国太少。我希望中国有一百万、一千万陆铿这样的人，中国就好了。”

陆铿终年89岁。根据陆铿的遗愿，他的骨灰由他儿子带回中国云南老家安葬。陆铿终于可以回到他挚爱的祖国长眠。

陆铿生前为自己拟好了一句话的墓志铭：“中国一记者陆铿葬于此”。

责编：许书婷

政治流亡者的天空

由于六四后新上任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过问了《海南日报》在89民运期间所犯的“错误”，促使海南省委常委决定对我重新处理。这一消息由海南高层的一位朋友冒险致电正在深圳家中休养、治病的我，我很快就要被押解回海南，面临人生更大灾难：或逮捕判刑，或遣送五指山区服苦役。我感到恐惧，我没有勇气面对将要到来的更大的人生灾难。在香港来的朋友劝说和催促下，我决定辞国流亡，将人生的灾难，换做另一种未知的另一种人生。这一念间的决定，使我的下半生在流亡中度过，从不到四十四岁开始，一直到人生终结。

（一）

我1990年2月18日踏上流亡之路。朋友告诉我，一切都已安排好，但他没有时间向我告知和解释他的安排，我唯一要做的是，遵照他的指令行动，不要问为什么，也不要问去哪里。

17日晚上十时许，我与妻子告别后，便离家走到住宅小区前面马路的一根电线杆子下。刚刚站定，一辆面包车便急驶而来停在我面前。我上了车，司机加大油门，向蛇口方向驶去。

蛇口的海边，有一个边防武装警察的营房。汽车在武警营房大门前停下便离开了。我被一位武警军官领进营房大门。门口站岗的两位战士见到我，竟把头低下，意思是告诉我：他什么也没有看见。军官要我在一间屋子里稍事休息，大约十二点，军官把我领到码头，登上一艘被称作“大飞”的快艇。这种快艇速度极快，开足马力时，快艇的头部翘起，只有尾部接触水面。军官为我穿上一件救生衣，嘱咐我坐好、抓牢。大飞由军官驾驶，另一位武警战士手持冲锋枪匍匐在船头，飞也似的驶出码头，驶入漆黑的海面，驶向对岸。对岸是香港新界一个名叫流浮山的地方。这是我生命中不可思议的一次经历。大飞在“飞”，发出轰鸣的马达声，我的心出奇的平静。我知道，再过几分钟，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就要发生重大的变化。

整个过程，我一句话都没说，武警军官却不时发出呼喊声，像是抒发他的愉快心情。当“大飞”驶达岸边，我登上香港土地时，军官对我大声说道：“程先生，再见。祝你好运！下次再玩过。”天啊，人生有这一次已经足够，怎么会有下一次！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把我送上流亡之路。我当时手中持有可多次往返香港有效的公务护照，本可从罗湖或者其他地方的海关持护照出境。后来，朋友告诉我，那时，全国各处都在追捕民运人士，我的朋友怕我已经上了禁止出境者的黑名单，于是决定走这条“最危险也就最安全”的水路。

我也不知道武警营房里的官兵为什么会甘冒风险送我出境。为了正义？应该是；为了钱？也许。据说营救我的朋友向武警支付了二十万港币。到了香港，我不禁担心那些武警官兵的命运。几年后，有人告诉我：港英已经把这些武警官兵全部接走，送到伦敦，给他们英国公民身份。也可能，营救我出境的行动，得到港英当局的支持；也可能，通过蛇口的武警，营救出境的六四后受中共迫害者，不止我一个。

我登上流浮山海岸，一条海滨公路出现在我眼前。刚刚站定，香港朋友的轿车疾驶而来，停在我面前。和大约两个钟头前我离开时一样，时间误差不超过半分钟。

在香港接应我的朋友把我送到九龙旺角一位“江湖人”的据点。过了一会儿，这位江湖人从外面回来，热情与我拥抱。接着便掏出一把手枪，放在桌上，说道：按香港法律，个人持有枪支，要判刑、坐牢。人们都叫这位江湖人作“六哥”，他的名字叫陈达钲，六哥是香港人营救大陆被围捕民运人士“黄雀行动”的总指挥，他的弟弟七哥陈达钳，是带领一帮兄弟亲临大陆营救行动的执行者。在六哥的指挥下，黄雀行动营救了一百三十多位89民运人士出境。六哥手下有两名兄弟在行动中不幸牺牲。“黄雀行动”充满了传奇色彩，被人们广泛传颂。不过六哥告诉我，我不是黄雀行动营救出来的，他只是受朋友之托，接待我。

我在据点中过了一夜。一夜过后，“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来人把我接走。接我的人叫朱耀明，支联会常委，是一位牧师。他先带我到支联会办公室，与其他几位常委见面，然后把我交给了港英政府“人民入境事务处”，“入境处”立即把我交给了“香港警察政治部”，“政治部”一刻也没有耽误，把我送到该部门远离市区、设于新界中港边界附近的一个据点，那是一幢设备齐全安静舒适但周围架设铁丝网的别墅。政治部的一位华人高官告诉我：考虑到我在中国担任高级职务，为我的安全，同时为了避开新闻界对我的追踪，让我住在这里。他并宣布我在室内可以随意走动，但不准靠近电话，不准走出室外一米远。

“香港警察政治部”是英国秘密警察“苏格兰场”的下属机构。我以为：我既落入“政治部”手中，他们一定想从我口中橇出点情报来，我一个新闻官，知道多少情报呢？我想错了。他们确实只为我的安全和为避开新闻界，以免为港英政府带来麻烦及被动，我的其他，他们不感兴趣。

这幢别墅室内陈设与一般家庭相同，有卧室、客厅、厨房。政治部派四位干员，两人一组，每天分两班，二十四小时看守我，晚上有一名警察睡在电话机旁，防止我靠近电话。四人轮流煮饭，并与我一起用餐，伙食标准相当高，想吃什么，和他们说一声，下一餐就可以吃得上。他们每天买两份香港报纸供我阅读，还买来我想看的杂志，包括政治杂志《争鸣》和色情杂志《龙虎豹》；过去在国内，我曾偷偷看过《争鸣》，《龙虎豹》则是第一次看。那时正是英国足总杯赛季，香港的电视台直播时间在午夜后，他们每晚陪我看足球，看个过瘾。为帮我打发时间，那位华人高官把自己的武侠小说金庸的《鹿鼎记》借给我看。我对武侠小说不感兴趣，但把这本书看完了。《鹿鼎记》是我一生唯一看过的武侠小说，金庸笔下诸多武林人物，我只识得韦小宝一个。

期间，有一位英国人前来看望我，表达对我的关心，他是华人高官的上司。借我《鹿鼎记》的华人高官，则在我入住别墅不久，与我交谈，问了中国官方机构的设置情况。那些情况他也熟悉，我猜他只是想通过交谈，进一步确认我在国内的身份。

我曾要求他们带我到香港市区转转，那怕坐在车里不下车，遭他们断然拒绝。于是我便采取抗议行动，但手段有限，只是不刮胡子。谁知他们竟然拍手叫好，鼓励我把胡子再留长点，这样就没人认出我了。坚持了半个月，抗议失败，我只好把胡子刮掉。

看守我的四位干员，有两位是“老差人”，资格老职位不高，其中一位为人憨厚，喜好赌马。四人中有一位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曾在英国深造，见过世面。还有一位是基督徒，他说他曾是“烂仔”，皈依基督后成为好人，他送我一本《圣经》，并在扉页上写下“亲爱的同胞程老师：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你的朋友。”

四位干员闲来无事，喜欢陪我聊天，他们表达最多的是对将要到来的九七回归的担忧和恐惧。他们很羡慕我逃离了中国，而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惶惶然。四人对89民运和六四屠杀的情况了解得比我多，对解放军屠杀学生和市民极为愤恨，对六四后遭迫害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深深同情。有一天，学生领袖柴玲成功逃出中国，香港的电台广播了她的录音讲话，他们特意把讲话录下来，与我一遍一遍收听，为柴玲逃出魔掌兴奋不已。

他们每天看守我，无聊时就要找些乐子。离我住的别墅不远，像是香港警察负责边境安全的一个据点，每天有穿军装和便装的警察进出。那个据点中养了一只狗，这只狗白天很忙，晚上无事，常到我们这边讨煲汤的骨头吃。我们给这只狗用李鹏的“鹏”字起了个名字“鹏鹏”。起初这只狗不知“鹏鹏”是谁，几天后便知道是自己，一声“鹏鹏”，牠呼之即来。有一晚鹏鹏来到别墅门口，我发现白天牠的主人们与牠玩耍时，在牠身上盖满“允许入境”的章子。我不禁一叹：中国内地，不知有多少人为入境香港，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最后仍不得其门而入；你鹏鹏，一只狗而已，身上轻易盖满你不需要的入境章，世间竟有如此不公之事！

我知道我身处的地方，旁边是深圳，那里有我的妻子；再往前走，就是广州，那里有我的母亲。她们此刻正惦记着我，不知道我身在何处，不知道我的生死安危。而我不久前才离开的海南岛，也不远，中共海南省委此刻在寻找我，《海南日报》正开展对我的大批判，声讨我的“罪行”。咫尺之间，两个世界；昨天今日，恍如隔世。人生的际遇，是如此无常。

港英政府一边看管保护我，一边联系接收我的国家。同意接受我的国家有四个，政治部官员劝我去英国，说可立即动身，将来也可随时来香港。我坚持去美国，说既然投奔西方，就要去一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官员说那要耐心等待，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已上报国务院。到四月中旬，获美方答覆。

1990年4月17日，香港警察政治部的官员带我前去美国领事馆，去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总领事对我说：“程先生，美国欢迎您。”一句话，说得我心中悲喜交集、百味杂陈。见过总领事，又到领事馆隔壁去见美国移民官，办理相关手续。移民官给了我一张纸，说这就是“绿卡”，入境美国后，有了固定地址，美国移民局会把正式绿卡寄给我。

4月18日，也就是我到达香港整整两个月的日子，我由港英警察政治部两位官员护送，绕过海关，直接登上飞往美国旧金山的飞机。我问看守我两个月的那四位干员为什么没有来？两位官员回答：他们已经完成任务。我想和他们道别，说一声“辛苦了，谢谢！”却没有机会。

到达旧金山的第三天，我便前往洛杉矶，加入六四后旅美中国新闻人士联合创办的《新闻自由导报》，后来任该报的总编辑。

“六四”后，港英警察政治部曾介入营救中国民运人士，为保存中国民运力量做过不为人知的贡献，所以他们才会与我有一段缘分。九七香港回归后，这个部门遭到清洗，而后变成了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下属机构，参与堵截和抓捕中国民运人士。而我更关心的是，曾帮助过我的四位政治部干员和他们的华人上司，今在何处。他们会被整肃吗？谁来营救他们？我可能这一生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们留给我的，是永久的记忆。

回过头来再说说六哥和我所交往的黑社会。六哥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组织是黑社会，他说那是“帮会”。帮会到处都有，是兄弟们互助的组织，六哥的帮会成员都来自中国大陆。你看中国地图，城市都用“圈”标识，所以来自大陆人的帮会被香港人称作“大圈仔”。既然是帮会，总会做一些香港法律所不容许的事情，比如走私，赌外围马，六哥还曾受大陆公安委托，找到畏罪潜逃香港的大陆刑事犯，装进麻袋，通过海上送回大陆。六哥来自江西南昌，大圈仔与香港一般的“三合会”有所区别之处是，他们都有浓厚的大陆情结，所以六哥手下的兄弟们都心甘情愿听从六哥的指挥，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六四后被追捕的中国民运人士。凡为执行帮会任务而牺牲的兄弟，六哥的帮会将赡养他们遗下的妻子和儿女，直到儿女长大成人。在黄雀行动中，六哥手下的兄弟有两人死亡、两人被捕。六哥为解救这两位兄弟，曾只身一人前去北京公安部，面见部长陶驷驹，要求他放人，竟感动了陶驷驹。后来陶驷驹有一番在香港炸了锅的言论，说“黑社会也有好人”，据说就是见了六哥后有感而发。说六哥是好人，何止是好人，他是六四后舍身取义救助中国民主人士于危难之中的豪杰，他和他指挥的黄雀行动，在中国现代史中书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永载中国民主运动的史册。

三十多年过去了，六哥老了。他已受洗皈依基督。几年前，六哥来美国看望他营救的民运人士，到旧金山，民运人士为他举办了欢迎派对。我去看他，他有些迟钝，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认出是我，激动的拉着我的手，向参加派对的人大声说：这是程凯！这是程凯！我也激动不已，拉着他的手，连喊：六哥！六哥！

流亡美国第一年，我曾持美国政府发给我的出国旅行证件“回美证”，返回中国一次，此后两次前往香港，试图探索无阻碍回中国之路。六哥说：想无阻碍，他只能把我偷渡回去。我想：那是我的祖国，我回国，却要偷渡，滑天下之大稽。

在香港期间，六哥介绍我认识香港一位真正的黑社会大佬泰哥。泰哥名叫陈泰，也叫陈庭雄，外号“傻佬泰”。泰哥的帮会名叫“和合图”，是香港本土老牌帮会组织，历史上曾参加工人运动，支持辛亥革命。和合图的地盘在铜锣湾一带，铜锣湾的骆克道，一头一尾两间桑拿浴馆“赢宫”和“新赢宫”，两间麻将馆，一幢高层建筑，以及建筑中的餐厅、商场，都是泰哥独资或持股的产业。我见泰哥时，泰哥表示他已退休。退休后的泰哥，笃信佛教，每个月都要去大屿山宝莲寺上香礼佛，聆听法师开示。泰哥办公室设在一间桑拿馆内，不像办公室，倒像是医馆，室内摆满药柜药罐。退休后的泰哥醉心于研究中医，免费为街坊把脉诊病，似是已进入洗尽铅华，珠玑不御，一心悬壶济世的境界。第一次见面，泰哥就关心梁湘的病情，我说梁湘罹患脑萎缩，日渐严重，他立即开了一剂药方，要我托人转交给梁湘，并为梁湘遭受迫害深表愤慨。

六哥这样一位大英雄，见到泰哥，毕恭毕敬，泰哥一讲话，六哥就掏出一个小本子记录，好像领受最高指示，可见泰哥虽然退休，但在和合图，仍具有无可取代的影响力。我在泰哥的办公室，见到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有几张照片，其中有与香港歌星罗文、梅艳芳等人的合照，难道这些明星也是泰哥麾下的和合图成员？六哥告诉我，他的“黄雀行动”，所费不赀，少说上千万港币，其中泰哥捐出至少三百万，泰哥是港人营救六四屠杀后逃亡的中国民运人士行动背后最大的财政支持者之一。

泰哥是潮州人，自小随家人移居香港，在铜锣湾一带摸爬滚打，有了钱便回潮州老家捐资兴学，架桥铺路。平时在香港，他是铜锣湾街坊会的会长，我见他走在街上，街坊们老远便与他打招呼，连呼泰哥好。泰哥每上街，口袋里一定揣一把千元大钞，见到困难户便问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问完便掏出几张千元大钞塞给困难户。

我在香港期间，泰哥为我提供住所，就在骆克道鹅颈桥旁边的一幢大楼内，那是他早年的家。泰哥发迹后搬到半山的高级住宅，但他母亲舍不得离开街坊邻居，不肯去半山，仍住在这幢大楼内。母亲去世后，他早年的住宅便用于祭拜母亲和先祖。我住进去后，泰哥从半山下来，经常到我的住处聊上一阵，中午拉我和他一起吃饭，我推都推不掉。一天，聊完天，泰哥从口袋里掏出二十万元港币赠送给我，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要我收下。我吓了一跳，那是我一生一次性得到的最大一笔钱。

泰哥与他的和合图能在铜锣湾有一片天地，全靠泰哥率领众兄弟搏杀得来。每次与对手“开片”，泰哥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对手怕他，所以称他为不惜命的“傻佬泰”。泰哥头上有一道刀痕，那是他的对手在铜锣湾打不过他，趁他到澳洲悉尼唐人街时伏击他砍伤的。我在香港与泰哥在一起时，会看到有人跑来向泰哥报告，赢宫或新赢宫又被“砸场子”了，泰哥泰然自若，不动气，要他们自己处理。此时我看到退休后的泰哥，慈眉善目，脸上已经没有杀气。但是退休后的泰哥，对他经营企业的员工却仍然管束极严，高层员工都是和合图兄弟。他的两间桑拿浴馆绝对禁止任何色情活动，有一次，其中一间桑拿馆的经理对桑拿按摩女工动手动脚，被女工告到泰哥处。泰哥叫那位经理来自己的办公室，问：是不是事实？经理承认是事实；泰哥问：该怎么办？经理说请泰哥执行家法。于是泰哥拿出一把锤子，经理把手伸到锤子下，泰哥抬手，一锤子把经理的小拇指打断。经理一声不吭，接过泰哥递给他的刀伤药，包扎一下，给泰哥鞠了一躬，便转身回去上班了。泰哥施家法惩罚违规的经理时，我刚巧在泰哥的办公室，泰哥没有让我回避，我看到了慈眉善目的泰哥的另一面。

在香港，泰哥、六哥给了我充分的照顾和支持，但我仍感到中共像一个幽灵，时刻笼罩我的头上。1994年，六四屠杀五周年前夕，香港报纸公布了中共边控不准回国的四十九人黑名单，我被列入名单之中。与我同列名单中的还有许家屯、刘宾雁、严家褀、万润南、陈一咨、苏晓康、郑义、方励之等前中共官员和知识分子，以及六四后流亡海外的89民运学生领袖、六四后海外民运组织的领袖。我知道回国无望了，一度打算在香港谋一份工作。此间，我的朋友、前《羊城晚报》副总编辑来香港看望我，向香港《新报》推荐我出任该报主笔。当时《新报》被大老板收购，雄心勃勃一展宏图，社长、总编辑都已到岗，尚缺一位撰写社论与评论的主笔。《新报》社长与我的朋友有多年交情，对我朋友的推荐非常满意，在一家私房菜馆宴请我，许诺给我不菲的薪水，和在跑马地住宅区免费提供一套住房。但过后，大老板有所顾虑，决定将聘请我任《新报》主笔一事向香港新华社报备。新华社迅速做了回复，坚决反对《新报》聘请我，以严厉的口气威胁《新报》“后果自负”。这使我知道我在香港的一举一动，新华社都了如指掌，加上四十九人黑名单披露，香港对于我也不是安全的地方。

4月底，我告别泰哥、六哥，返回美国，自此没再踏足香港，没见过泰哥、六哥。多年过去，六哥来旧金山，我急切询问泰哥的情况，六哥说泰哥已经去世，死于糖尿病。泰哥罹患糖尿病后不肯看西医、吃西药，执着于中医“上焦、中焦、下焦”的传统医道，吃自己配制的中药，终于导致并发症爆发而不治。

我与泰哥、六哥交往，是我人生中一段奇妙经历，让我心中一大疑问得到解答：黑社会黑不黑？那就是：黑社会既黑，又不黑。我所看到的泰哥、六哥的善举与壮举，堪称人类的英雄之举，非心灵高尚者不可为。在中国，要说黑，无恶不作、贪腐成性、将国家推入万劫不复深渊的中共，才黑如漆、黑如墨，即使黑社会再黑，也不及中共之黑之万分之一。

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我连香港也进不去了。即使在美国，仍然逃不出黑名单的阴影。

四十九人黑名单，是中共设立海外华人黑名单的起始，如今的黑名单，远不止四百九十人、四千九百人、四万九千人。中国驻各国使领馆，设有庞大的数据库，将他们认为或怀疑有反共言行的海外华人，都列入数据库的黑名单中。使得海外华人，无论老侨、新侨，都不敢表达对中共的任何意见，生怕被列入黑名单，不能回国探亲、旅游、做生意，甚至危及国内的亲人遭传讯、拘押。我的一位在美国大学从事政治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朋友，写了几篇分析中国现状的学术文章，文章里有对中共的善意批评，不久前他打算前往中国开展学术研究，去中领馆签证被拒，知道自己上了黑名单。2017年8月1日清晨，一位名叫李新的华人，持枪朝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一阵怒射，然后走回汽车，吞下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李新来自中国大陆，六十岁左右，是个本分的华人，只偶尔一次参加当地华人抗议中共的集会凑个热闹，便上了中领馆的黑名单，从此便不能回中国，与国内年迈的老母亲天人永隔。李新想不通，便枪击中领馆发泄一腔愤恨。但海外各国中国使领馆不为所动，黑名单的人数不断增加。

1994年我从香港返回美国后，曾经前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问个究竟。我不认为我会问出什么结果，但我要与中国的外交官理论一番。

也许我在国内是个有点地位的人，中领馆破例由一位副总领事出面接待我。于是我与副总领事有下面的对话：

我问：报上披露中国政府有一份禁止回国的黑名单，这是怎么回事？

副总领事说：是吗？我不知道。

我问：我是中国公民，我为什么不可以回自己的国家？

副总领事说：原因你应该清楚，还用问吗？

我说：你指的是因为我反对六四开枪镇压学生和北京市民吗？

副总领事不回答，把话题岔开，说：你在洛杉矶主编《新闻自由导报》，从事反华宣传活动。

我说：那是一份倡导新闻自由，客观真实报导中国的报纸。

副总领事：这么说，你很有功劳？

我问：1990年我曾回中国，为什么可以？

他答道：纯属疏忽。

我说：那么你告诉我，我怎样才能回国？

副总领事说：除非你写一份“悔过书”。

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其它事情可以商量，这件事做不到。我反对六四屠杀，这是支撑我后半生的信念，要我放弃这个坚持，就等于终结我的政治生命。

谈话继续不下去了，副总领事站起来送客。他把我送出领事馆门外的人行道上，与我握别。奇怪的是，他小声说了一句令我难以忘记的话：程先生，我是一位外交官，刚才我是以一位外交官的身份与你交谈。他的话连说两遍。我回味他的话，明白他的意思：他的话只代表中领馆，不代表他个人。

这位副总领事是一位称职的中国外交官，他与我的对话非常得体。可惜，我没有机会在他不以外交官身份时与他交谈。六四屠杀最初几年，海外使领馆有相当一批外交官，同情和暗中帮助逃亡的中国民运人士。旧金山中领馆签证处，曾向一些逃来美国的民运人士发放中国护照，后来签证处的所有签证官被外交部撤换回国查处。但愿与我谈话的副总领事能够安全无恙。

我在国内的一些朋友，对我长期被关在国外，表示不可理解。一位红二代朋友，其父亲曾是广东省主管政法系统的最高领导，当政的负责边控的官员，都是他父亲的下属。他两次来美国看望我，表示回国后帮我查一查，看我的名字是否还在黑名单上。不久便告诉我：程凯，千万别回来，你的名字还在黑名单上。

2018年1月18日我母亲去世。母亲弥留之际，我向旧金山中领馆两次要求允许我回国尽孝，并做出四条保证：不发表任何言论，不会见任何人，不参加任何活动，只守在母亲床前不去其他任何地方，但不获答复。我的朋友、在六四屠杀中被解放军坦克碾断双腿的方政，父亲猝逝，他带着妻子女儿到中领馆，要求回国为父亲奔丧，遭到拒绝。我的朋友，89民运学生领袖熊焱，母亲病危，家人发来母亲躺临终前在病床上的视频，他要求回中国送母亲最后一程，有十二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中国大使馆，为他担保，仍不获允许，熊焱眼睁睁的看着视频中的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

责编：陈美华

报业集团已经有了个雏型，但实力不够强大，我希望它继续发展。拟议中1989年，在海口市兴建海南新闻大厦。如果没有六四事件和其他政治因素的干扰，我相信我的构想三年内能够成真。

遗憾的是，政治干扰无处不在，让人无法抵挡。创刊不久的《大特区》杂志，因刊登了苏晓康的《乌托邦祭》和严家祺、王军涛讨论政治改革的文章，遭到了上级宣传部门的批评，六四后，《大特区》杂志不得不停刊。而《海南特区报》因开设介绍台湾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和十大经济建设工程的版面，几乎遭停刊整顿。我邀请中国大陆经典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编剧组组长、著名中年红学家周雷先生担任 “海南国际影业公司” 的经理，着手拍摄根据我国古典名著《金瓶梅》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遭中央文化部通报，使电视剧《金瓶梅》胎死腹中。

还有一些干扰来自旧的体制。我制定1989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盈利一千五百万人民币的目标，引起海南省财政厅长刘桂苏的注意，她约我见面。刘桂苏是一位很厉害的女厅长，曾担任中央财政部副司长，据说是财政部长王炳干的亲信。她让我像过去一样，将《海南日报》的盈利全部上缴，报社的支出先作预算，由财政厅审核批准拨款，回到“统支统收” 的老路上去。我和刘桂苏激烈争吵，我说：今后我不要国家一分钱，但《海南日报》赚的钱，你休想拿走一分一厘！不久，省政府审计署进驻报社查账，查不出违纪账目。我接着与财政厅长打官司，官司打到梁湘省长面前，最后，以我答应不享受税收优惠待遇，每年如数上缴税款不上缴利润而告终。

在此顺便讲两件《海南日报》与邓小平的轶事，与新闻改革有关，也无关。

一是报纸的“零错字”是不可能永远保持的记录。终于有一天，一个错字，使我距手铐、监狱咫尺之遥。那是1989年5月的一天，报社收到新华社发出的《邓小平文选》出版的电讯，照登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淩晨四点，报纸开印，我回宿舍休息，突然接到印刷厂打来的电话，说今日头条标题的副题，将“邓小平”写成“邓小子”。我吓出一身冷汗，立即下令停机，衣服没穿好就往印刷厂跑。见已印好的头一批报纸正由邮局的送报专车送往离海口最远的城市三亚途中，另一批送省委、省政府供书记、常委、正副省长们阅读的报纸，已经送达两个机关的收发室。我急令报社出动所有车辆，把这些印错的报纸全数追回，立即销毁。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知道这事如果发生在文革，我会立即被逮捕入狱；如今虽然文革过去，但文革遗风犹在。我幸运的保住了自己，也保住了所有当事人。

如果“邓小子”那天的报纸未能收回，我被撤职、开除党籍，甚至关进监狱的时间，应是89年5月，而不是6月。

另一件事就是《海南日报》的报头。原报头为刘少奇题写，字体纤弱，我决心换掉这个报头。首先想到的是请赵紫阳题写，我请许士杰向赵紫阳转达我的请求，但赵紫阳拒绝了，说他从来不为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事情题字。我接着想到邓小平。当时刚好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在海南，我不认识邓朴方，就请与邓朴方熟悉的一位朋友转达我的要求。我要报社经理买来最好的宣纸、徽墨和湖笔，请朋友转交给邓朴方带回北京。88年5月12日，海南省委收到中央办公厅寄来的邓小平为《海南日报》题写的报头，并附带指示：“请不要发消息，不要登报宣扬。”5月20日，《海南日报》启用新报头。那一天，必须大肆庆祝，但却不能违背中央办公厅的指示。我动了动脑筋：在当天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刊发邓小平阅读报纸的大幅照片，并发表社论《前进!海南人民》，社论写道：“本报作为中共海南省委的机关报，同样受到党中央的关怀，特别是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读者完全看懂了我所讲述的版面语言，纷纷来电、来信向《海南日报》表达衷心祝贺。

不过，请邓小平为《海南日报》题写报头，却是我在《海南日报》任职期间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一年后，六四屠杀发生，邓小平成为双手沾满北京学生和市民的鲜血、人神共愤、举世声讨的刽子手。刽子手为《海南日报》题写的报头，将每天出现在《海南日报》的顶端，无疑是《海南日报》的耻大。是我将这一耻辱加诸于《海南日报》，我为此痛悔终生。

由此我想到，中共的省级以上党报的报头，绝大多数由中共党魁题写：毛泽东再世时，为《人民日报》等几乎所有党报提写了报头；毛泽东死后，热衷于为党报题写报头的是邓小平，除《海南日报》，还有《经济日报》等报刊。由党魁为报刊题写报头，是一党专政下中国大陆报界的独特现象，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社会不曾有此等怪事。我毫不怀疑，中国终将结束一党专政，中共将与德国的纳粹党一样成为非法组织，毛泽东、邓小平等将成为历史垃圾。到那时，采用中共党魁题写报头的报刊，将如何自处？其实，在中国，也有不采用党魁提写报头的报刊，如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我本可以像这两家报纸一样，选择集名人书法为报头，但我没有这样做。可见一个人，只要在中共一党专政体制下，要摆脱中共的思维，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全国治理整顿，我的新闻改革的、私人办报的抱负以及海南报业集团的构想随之破灭。我倍感懊丧和痛苦，不仅为自己的际遇，更为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事业一夕间化为乌有。

（十一）

海南建省以来，那里的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色人等来去匆匆。值得一谈的只有两位，一位是第一任省长梁湘，一位是第一任省委书记许士杰。梁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是一位悲剧英雄，他死于89六四后；许士杰是在改革开放中沉浮的政客。1990年6月，许士杰被免去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一职，距离梁湘被免去海南省长职务不到一年时间。1991年7月27日，许士杰因罹患胃癌在广州逝世。

我认识许士杰，较梁湘为早。1974年，我担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驻肇庆地区记者，许士杰是中共肇庆地委书记。那时的许士杰，单身赴任，一个人住在办公室后面的宿舍里。他思想偏于保守，工作缺少魄力和创造性，属于做不出大成绩，也犯不了大错误的那类干部。

1981年，他调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保守作风依旧。他思想发生突变，是在参加访问团，到美国转了一圈之后，回到广州，便判若两人，大力倡导改革开放。广州市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引进外资改造老企业，创办黄埔开发区，允许个体户经营饮食、服务业，便是在他任上发展起来的。他声誉日隆，广州《南风窗》杂志评选“公仆”，他被评为“十大公仆”第一名。

有一次他坐飞机从重庆回广州，空姐不知道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服务态度恶劣。他以普通乘客的身份写了一篇批评稿，登在《羊城晚报》上，此稿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发全国轰动。

许士杰还是一位诗人，出过两本旧体诗集，1988年第二本诗集出版后成为全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诗，虽算不上上乘之作，却也入流。书记兼诗人，是他与泛泛中共官员相比，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公仆也罢，诗人也罢，但我觉得他为人缺少人情味。一位在肇庆跟随他多年的秘书，调广州市工作，妻子无单位接受，孩子入不了学，没有房子住，找他帮忙解决，举手之劳，他却不予理会。89六四后，他对赵紫阳、梁湘，以及在处理《海南日报》的问题上，做了味良心的事，更使人对他的好印象荡然无存。

许士杰与赵紫阳的关系比梁湘与赵紫阳的关系更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是赵紫阳在广东任省委书记时器重的干部。1987年，他退居二线，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仕途走到了尽头，是赵紫阳重新启用他，授命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然后出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进入中央委员会。

在海南工作期间，他常常以和赵紫阳的关系之深而自诩。我作为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不时听他对常委们说：赵紫阳如何如何对他亲口指示，他与赵紫阳如何如何畅谈了几个小时，等等。有一条，我倒是知道，赵紫阳曾嘱咐他，作为省委书记，要少干预省政府的事务，要支持省长梁湘的工作，他却从未对人说起。

在海南和在肇庆时一样，他仍给人以作风朴实的印象。他经常脚穿运动鞋，轻车简从，到乡下调研。每到一地发表一通讲话，或者写几首小诗，登在《海南日报》上，也不失有改革、开放的精辟之言。

许士杰为官大体清廉，但也并非一尘不染。他儿子所办的珠江实业公司在海口市黄金地段批得一大块地皮。他到海南后出的第二本诗集，由《海南日报》派出一位国学造诣深厚的编辑帮他润色整理，出版过程的一切费用，全由《海南日报》报销。当然，这与六四前后他政治上的表现比较，算是小事一桩了。

六四后，许士杰对梁湘落井下石，心狠手辣。他第一个向中央揭发梁湘的问题。在学运期间，以省政府名义发出的电报，敦促中央与学生对话，他是同意的，电文经他修改，事后他把责任全部推给梁湘。梁湘被撤职后，他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宣布，梁湘的严重经济问题涉及数以百万元，将有详细案情公布，但人们始终没等到他公布梁湘经济犯罪的事实。

而对一直提携、重用他的老领导赵紫阳，许士杰也换了一幅嘴脸。六四镇压一发生，中共海南省委便致电中共中央，支持武力平息“反革命暴乱”，谴责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海南是率先表态的几个省份之一。在特别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许士杰说：“我虽然与赵紫阳熟悉，但与他只是工作关系。我不了解赵紫阳，没想到他分裂党、反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听得人目瞪口呆，谁能想得到，这话是从一向夸耀与赵紫阳关系不一般的许士杰口中说出。大难临头，许士杰的表现与同是赵紫阳老部下的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天壤之别：六四后广东省委常委中有人吓破了胆，急忙要向中央表态与赵紫阳划清界限，林若怒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船还没沉，就想逃命！”

六四后，许士杰急于改换门庭，投靠江泽民、李鹏，虽百般表态效忠，也未能获得接纳，因为他脑门上的“赵”字烙印太深，想消除谈何容易。他恐慌、烦躁、备受精神折磨，这也许是他抑郁成疾，导致罹患癌症的原因之一。

在中共的官场上，许士杰并非忠厚善良，也非大奸大恶之辈。遭遇六四，他本可与梁湘一样，挺直腰杆，成为悲剧英雄，留清名于后世。但他人格低下，左右不逢源，出卖自己却卖不出好价钱，最终成了不足为训的人物。由此，我只能叹息一声：哀哉，许士杰！

与许士杰相比，梁湘遭受更深的人生劫难，但他不屈不挠，堪称一条汉子。

六四以后，李鹏一伙保守势力，在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他们趁势在党内整肃异己。赵紫阳遭软禁，许多追随紫阳的党内改革者，也都关押的关押，罢官的罢官，其中官阶和知名度最高、遭受最残暴对待的，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外，便是梁湘了。梁湘先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不准党员重新登记，至今也未予平反。

香港《动向》杂志曾刊登一篇对梁湘胞弟梁文森的访谈。梁文森说：梁湘自89年六四后直到98年12月13日逝世，近十年间一直沉默，临终时留下了一份致中共中央的《申诉遗嘱》，强烈要求撤销所谓“梁湘在海南工作期间犯有严重以权谋私错误”的政治诬陷。

梁湘在深圳和海南致力的改革与开放的实践，是赵紫阳在1980年代所设计和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最重要部分。如果说梁湘有罪，那么梁湘在中共党内保守派眼里，犯的是“改革开放罪”。六四后，李鹏、江泽民一伙急不可耐地向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反攻倒算，扼杀改革开放，必须首先打倒梁湘这位改革、开放的先锋。六四事件的发生，终于给了他们机会。

梁湘被整肃，还有另外的原因。六四前，梁湘曾以省政府的名义致电中央，要求中央领导尽快与学生对话，电文中表达了支持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立场。六四后，赵紫阳遭软禁，赵紫阳的一些部下争相与赵划清界线，避之唯恐不及，而梁湘却两次打电话给赵紫阳，一次是关心赵的身体状况，一次是谈及赵在海南工作的儿子赵二军的情况。两次通话，都被国安部录了音，成为铁证。

中共党内斗争，整人的花招层出不穷，到了李鹏一伙整梁湘，又有新的发明：就是政治问题作为经济问题处理。他们懂得，如果以政治罪名打倒梁湘，他们掌握的证据，摆不倒桌面上来，只能导致人们对梁湘的同情。于是，他们便将梁湘定性为经济问题，派出中央工作组，分赴深圳、海南、梁湘的家乡广东开平，和梁湘早年工作过的地方韶关、广州，刨地三尺，搜集有关梁湘经济问题的证据。中央工作组辛辛苦苦三、四个月，几乎一无所获。但他们仍然决定把得到的零零碎碎的材料加以夸大、歪曲，罗织梁湘的罪名。

1989年9月，公开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梁湘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指称梁湘的经济问题是：纵容妻子倒卖房产，纵容儿子走私黄金，动用公款请客吃饭，接受港商的贿赂。接着便有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1990年4月在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会上，指称梁湘经济问题涉及的款项，不止几万、几十万，而是数以百万计，既将公布云云。

所谓纵容妻子倒卖房产，其实是梁湘的妻子邝辉军退休后，与友人合办一间公司，在海口市购买了一幢小楼，作为公司办公之用。后来公司办不下去，将小楼卖掉，适逢海口市房地产升值，卖了个好价钱。梁湘对此事并不知道更未插手。

所谓纵容儿子走私黄金，其实是海南中国银行决定将一批黄金打制成首饰出售，托梁湘的儿子梁明任职副总经理的香港深业公司办理。梁明受托将黄金带到香港，全部过程都循合法途径，并且梁明并未收取任何报酬。

所谓动用公款请客吃饭，其实是梁湘与妻子设家宴招待一位友人，怕厨艺不精，家宴临时改在海口金融大厦酒店举行。梁湘带着一千元准备买单。宴罢，金融大厦东主——海南中国银行行长，闻讯赶来，死活要代为“买单”，梁湘只好由他去。

所谓接受贿赂，其实一套西装而已。梁湘1988年底率团出访欧洲，途经香港，住国宾酒店。酒店经理知道梁湘与自己的老板——香港熊谷组总经理于元平熟络，主动提出为梁湘订做一套像样的西装，共花费港币九千元。梁湘没等得及穿上西装便离港而去。国宾酒店经理后来把西装送到海南，梁湘收下了，于是便成了受贿赂的罪状。

上述诸项事端，并非说梁湘一点过错都没有。问题在于，堂堂乎中共中央，竟拿这样一些上不了纲的事大做文章，以求打倒一位海内外声誉卓著的改革者，怎么能叫人信服呢？除了上述四条，直到梁湘去世，再也不见中央公布梁湘新的经济罪状。平心而论，梁湘在大陆高干中，算得上一位清廉的官。无怪乎四条“罪状”一公布，公众哗然，人们立即明白，梁湘挨整，真正原因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六四后，梁湘被李鹏派人从海南押解到北京，关在京郊西山。西山有几座院落专门用于关押受审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梁湘被关押三个多月，他事先毫无准备，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北京的夏季天气干热难耐，加上精神压力，他身体痼疾发作，神经痛折磨他彻夜难眠，嘴上长满血泡，体内虚火上升，使他痔疮逬裂，血流不止。整整三个月，他孤独、困惑、愤怒，这世道怎么了？！

梁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他给李鹏和自己熟悉的中央领导写信，要求解释自己被监禁的原因，信如石沉大海。梁湘不服，继续写信向中共中央申诉，每一次申诉，招来的只是对他审查的又一次升级。最后，他又写信给王震，据说王震把信转给了邓小平，仍无下文。至此，梁湘还能说什么话呢？

三个月后，梁湘由北京西山被押解回海南，关在海口近郊南海舰队航空兵招待所二楼。他的老伴邝辉军陪伴他。本来，出于人道理由，或出于对一位老人应有的尊重，派人为他每天张罗三顿饭总是应该的。当时许士杰仍在位，但对梁湘毫无怜悯之心。梁湘老伴每天捧着饭盒，到招待所饭堂打饭。大锅饭对于一位老人之难于下咽可想而知。他日渐消瘦，多次要求回深圳家中，有一个较好的环境休养治病，得不到批准。过春节也不能与家人团聚。

也有仗义执言的人，海南省副省长邹尔康便是一位。他上书中共中央为梁湘申辩，得到的结果是他自己也遭免职。

海南自古以来来被人称为烟瘴蛮荒之岛，历朝历代忠臣流放葬身之地。海口市的五公祠、海瑞墓，儋县的东坡书院，每一处都在诉说着忠烈先贤令人叹息的下场。到了中共执政，从冯白驹到雷宇，海南最有名的两代领导人，也都人仰马翻。海南建省前，中国著名的气功师严新一踏上海南，就说这里冤魂太多，久居不得。当然，共产党人梁湘是不信那一套的。

梁湘上任之初，正遇海南连续十八个月大旱，从五指山区流出的五条河，河水断流，河床龟裂。沿海各县的水井，打上来的水，是倒灌的海水，又咸又苦。接着又遇上从海南西部几个县蔓延开来的蝗灾。负责救灾的副省长邹尔康请我和他一起去看蝗灾，只见蝗虫所经之处，田里的水稻被啃噬只剩下稻杆。再加上全岛性的缺电，与岛外交通梗阻，电讯不畅。缺电使得海口出现奇特的现象：一到夜晚，沿街的商店，家家开动自备的小柴油发电机，人们从街头走到街尾，一路听小发电机的突突声，闻发电机排出的废气。贫困加上天灾，使得建省之初的海南，人心动荡，社会治安恶化，那困难，远比开拓深圳初期严重得多。

某日，我跟随梁湘到海南西北部的文昌县视察。文昌是民国著名宋氏三姐妹的故乡，在海南不算最贫困的县。梁湘走进一家农户，揭开这家的锅盖，见锅里煮的全是野菜，他止不住老泪纵横，对农民说：“共产党对不起你们！”那时，我在中国大陆从事新闻工作已二十多年，认识无数中共干部，从中共干部口中说出来的，都是共产党如何恩惠了百姓，听到共产党的干部对老百姓说“共产党对不起你们”，梁湘算是第一人。

其实，海南绝对不应该出现上述的情景。海南不缺水源，只是存不住水，天下多少雨，就有多少雨水流回海里。共产党治理海南近40年，只在五指山区修了一处水库，我曾经去看过，那只能算作一口水塘。海南接近热带，是中国唯一适合水稻一年三熟的地方。让生活在如此优越自然条件下的人民饿饭，证明中共完全不把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

梁湘深知海南自然条件之优越中国无其他地方可比，他对海南的未来信心满满。他在领导海南人民抗击灾荒，克服眼前困难的同时，着手规划海南大特区的发展远景，就像当年在深圳那样，为海南人民画了一张只要努力就可以吃到的大饼。

到1989年7月梁湘遭罢官时止，仅一年多时间，海南面貌初变，海南人民尝到了大饼的滋味：粮食丰收，饥荒不复存在；建好了一座装机容量三十万千瓦火力发电站，使海口缺电情形大为改观；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飞速进展；各类公司纷纷成立，第一批外资闻风而动涌进海南，经济呈现活跃景象。海南顿时成为全国各地有志之士向往、投奔的地方。

为了使海南与内地的海、陆通道畅顺，梁湘亲自造访琼州海峡对面的徐闻县海安港，与当地领导商谈合作事宜。他还启动扩建海口大英山机场和规划新建海口美兰机场和三亚凤凰机场工程。为引进外商来海南投资，他用尽过去在深圳积累的与港澳和海外工商、金融界的人际关系，邀请境外企业界首脑来海南考察。他派遣代表团到国外访问、招商，他自己，则率团访问欧洲，与一系列国家签定经济合作协议。为鼓励科学人员献身于发展海南热带经济作物，他两次视察海南经济作物研究院，与科学家们共商大计，并为他们解决科研和生活上的困难。

梁湘在海南的最大功绩，同时也令他惨遭迫害的一举是：他主持制定了海南《洋浦开发方案》和海南对外开放的《三十条》。这是比当年深圳特区条例更开放、更具改革精神的两项条例，关系到海南大特区的兴衰和成败。两项条例，每个字都凝聚着梁湘作为一位改革者的经验、智慧、胆略和使命感。但不幸，《洋浦开发方案》和《三十条》送到国务院总理李鹏手里，便被搁置了、扼杀了。这对以古稀之年受命开发海南大特区，打算做生命最后一博的梁湘来讲，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梁湘为《洋浦开发方案》和《三十条》舆李鹏一伙奋力抗争，由此招致保守势力对他的加倍仇恨。

梁湘在海南省委、省政府内部常常显得孤立无援。海南历来山头林立，派系、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建省之后，大致形成三个“帮”：一是“海南帮”，以本土干部为主组成，他们抱成团，只为海南本土人在建省中攫取权力和利益，并且顽强抗拒和排斥岛外人员来开发海南；二是“北京帮”，以李鹏留苏同学、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刘剑锋和常务副省长鲍克明为首组成，他们实际上是混迹于大特区的特区反对派。我亲耳听刘剑锋说：用不着实行什么特殊政策，海南按一般省份建设，每年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照样可以发展起来；第三就是“广东帮”，许士杰、梁湘为首，他俩本都是赵紫阳的亲信，但常常意见相左。建省之初，百废待举，大家都很忙：“海南帮”忙于聚集力量，与外来干部对抗；“北京帮”忙于给改革、开放泼冷水、设障碍，找梁湘的毛病向李鹏打小报告；“广东帮”分成两伙：梁湘忙着振兴经济，许士杰则忙于在各派力量间搞平衡，他辜负了赵紫阳的期望，作为省委书记，对省长梁湘的工作，不但不支持还常常挚肘，最后干脆与“北京帮”沆瀣一气，在背后向梁湘放起冷箭来了。

梁湘非完人，他有缺点。在海南期间，他常常为不能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工作处处受挚肘而耿耿于怀；他不时与同僚发生摩擦；他有一点家长作风，说话就算，较少与人商量；他性情急躁，办事急于求成，再加上容易发脾气，他的下属，包括他的心腹，常被他骂得无地自容。他的缺点，在深圳时已很明显，到海南更加突出，许多情形，虽出于良好的愿望，却得罪了不少人。然而，梁湘虽有缺点，也有着许多共产党干部所没有的真诚、正直、率真和善良。他从不整人，也不防人，不知道自己在工作中开罪了谁，待他落难时，那些人便都成了反梁英雄，争相捏造事实向中央写材料，落井下石，置他于死地。

他把全副身心都扑在海南建设上。他平时与秘书小陈住在海南招待所的一幢平房里，与居民区一墙之隔。墙外居民养的鸡鸭鹅猪，晚间吵得他不得安睡。他每天从清晨忙到夜晚，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住所，还得忍受嘈杂的环境的折磨。生活远不似海南的一批官僚那样悠闲、自在：清晨跑跑步，黄昏游游泳，兴致来时找个女人开开心。副省长鲍克明喜欢穿一身夹克四处闲逛，拈花惹草，人称夹克省长，他什么事情都不干，却对人说：“让那老头子干去，累死了，活该！”。

一日三餐如何解决，也成了梁湘的一大难题。有时工作一天，回家晚了，错过了饭堂开饭时间，他和秘书小陈唯有下一碗挂面充饥。跟随梁湘到海南的一些老下属看到梁湘经常食不果腹，心有不忍，商量好周末轮流把梁湘请到自己家里，为他做一顿丰盛大餐。我在海南没有家，便请梁湘吃大排档。海南的大排档海鲜原汁原味，一大盆螃蟹，一大盆虾，一大盆鱼，端上来，吃得梁湘开心像个嘴馋的小孩子。吃完了还要把剩下的打包，带回去第二天再吃。

想不到，梁湘没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累死，却在六四后被活活整死。

1989年六四，中共对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血腥镇压后，赵紫阳被撤销中共总书记职务，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活。梁湘则被定为有重大经济问题，和赵紫阳一样，开始了软禁生活。

在软禁期间，最令梁湘痛苦的是什么？一是中共中央对他的“在海南工作期间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的诬陷，一是他以生命的最后时光为海南的未来绘就的蓝图全然毁灭。

我1990年2月辞国流亡海外。梁湘是我经常惦念的人。1992年梁湘患了脑萎缩症，住在深圳中医院。他托人给我稍话，说他知道我在外面一切尚好，很欣慰。他嘱咐我，以后不要搞政治了。邹尔康也曾托人稍话给我，表示他和以前的朋友们对我选择辞国流亡都能理解，请我保重身体，将来有见面的一天。

如今梁湘和邹尔康都已作古，我也进入风烛残年。今生已不可相见，唯有来世相聚，共叙1980年代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献身的岁月。

责编：许书婷

虽然海南有丰富的四大资源，富饶的海南却是极其贫穷落后。初到海南的人，看到如此富饶美丽的海南却生产力如此低下，大惑而不解。

198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乘车由三亚返回海口，路经五指山区。忽见前面山上一片火光。我惊呼：起火了！司机说：那是黎族人在春耕。所谓刀耕火种的“火”就是这样烧的。事后，我专门去了解海南刀耕火种的情形：一把火烧过以后，把山上野草烧成草木灰，便是上等肥料。黎族人手持一把弯刀，在地上刨一个坑，撒几粒种子，过后，就再也不到山上来了。夏天，禾苗借助草木灰的肥力与杂草一齐生长。秋季，人们再次来到山上，手持弯刀，拨开杂草，割下稻穗。当地人把刀耕火种长出的稻子叫山岚稻，山岚稻产量极低，一亩能收获几十斤，就算是高产田了。黎族人把山岚稻用于酿山岚米酒，好喝，上头，秋后黎族山区的公路旁，到处可见喝醉了酒躺在路边的黎人。

平原地区的汉人，耕作方式也先进不了多少。海南有的是牛，每到开耕时节，农民把一群牛赶进田里，从这头赶往那头，再从那头赶往这头，来回赶上几趟，就算是犁、耙田完毕。接着向田里直接撒下稻种，省下了育秧、插秧的环节，也不中耕，就等着收割季节到来。

建省前，海南的工业少得可怜。我查阅海南首府海口市的电话簿，见“工厂企业”一栏，仅二、三页，有一家橡胶厂、农机修理厂、手工艺品加工厂、建筑工程队，再就是加工椰子水的罐头厂。那时的海口电话只有四位号码。那么，海南丰富的自然资源谁来加工呢？原来全部运往大陆，一点也不留给海南。四大资源，插着四大吸血管，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把海南的血一滴不剩的吸吮得干干净净。

海南过去是省辖的行政区，区上有省，省上有中央。海南地处边防要地，中共建政以来，中央和省极少向海南投资，却把海南的资源和生产设施，直接控制起来，包括热带作物、渔业、林业、矿山、港口、海运、民航、铁路、金融、商业等等。建省前的海南，所谓企业指的都是中央直属企业和省属企业。全岛一百多间农场，种植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四个林场，管理着全岛的主要林区。这些农场、林场，全都是中央农林部或曾经的农垦部、生产建设兵团的直属企业。石碌铁矿是冶金部的，八所港和海运船队是交通部的，一段由当年日本人建造、与大陆不相连的破旧铁路，是铁道部的。甚至三亚风景区最好的鹿回头宾馆，也直属广东省委交际处，没有海南的份。

年复一年，海南的资源，被一车车、一船船运出岛外。上世纪50年代，海南有原始森林一千五百万亩，被疯狂砍伐，至1987年建省前只剩下五百七十万亩，多数为采伐后天然更新过来的次生林。盛产橡胶的海南，之所以只有几间小型橡胶加工厂，原因在于：海南只准加工当地农民种植收割的原胶，国营农场生产的大宗原胶，统统运到上海、天津等地加工。中国人有“捧着金饭碗要饭吃”一说，海南则是金饭碗被国家捧着吃大鱼大肉，老百姓不得不四处讨饭。你说这是吸血也罢，掠夺也罢，反正富饶而美丽的海南因此而贫穷落后了。

到海南工作之前，我曾多次到海南采访。有一次我住在五指山区黎寨一户生产队长家里。全寨房舍皆茅草搭成，队长家亦不例外。他家的炉灶由三块砖头支起，床上铺一层茅草算是褥子，盖的是一条破了几十个洞的毛毯，一支竹杆搭着全家的衣服。我估算了一下，他全家的财产，折成人民币，充其量不超过三十元。

生产队长的儿子每天到外面摘个生木瓜和采些野菜为我烧饭。肉有得吃，就像是茹毛饮血：黎族人满山遍野抓些青蛙、蚂蚱、老鼠、蛇等小动物，装进背篓，回家倒进一个洗米水缸里，沤上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吃了。平常舍不得吃，生产队长待我如上宾，我临走那天为我饯行，把这野味端了上来。我出于知识分子接受工农改造的阶级感情，硬着头皮吃了一口，实在忍不住，便跑开，把吃下的饭全部呕吐出来。

我所叙说的，虽然只是几个极端的例子，并非全岛到处都刀耕火种，茹毛饮血，但农业落后，工业凋敝，交通闭塞，人民群众生活困苦，无论生产还是生活，许多地方处于原始、半原始状态，却是建省前的海南，令人叹息的事实。

（九）

海南建大特区，首先要做的就是摆脱中国现行体制，拔除让海南贫穷落后的吸血管。一些原属中央的企业，划归省属。这还不够，还必须实行有别于在现行体制的特殊政策，起步从开发洋浦开始。

洋浦，是一个梦。海南大特区的开拓者、建设者，为梦幻成真，倾注了感情，付出了代价，甚至作出牺牲。

以梁湘省长为首的海南省政府，建省伊始，便着手描绘洋浦的建设蓝图，建立一个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基地，其中将洋浦港建成足以媲美湛江、黄浦的南海又一大港，一举解决对海南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问题。洋浦建设成功了，海南大特区的建设便成功了一半，全省经济起飞便指日可待；失败了，海南就会像没有跑道的飞机，没有铁轨的列车，难以指望快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海南大特区的建设者们、改革者们，魂兮梦兮萦绕着洋浦工程，而保守派们，处心积虑破坏洋浦工程的原因。围绕洋浦的斗争，实际上是推进海南大特区建设和阻扰乃至葬送海南大特区的斗争。

洋浦，地处海南岛西北端，儋县境内。我在海南工作期间，曾二次到洋浦。你不能不惊叹大自然给那里造就下的优越条件：整齐的海岸线，突然凹进一个辽阔的海湾，一条狭长的半岛，伸延开去，像一支手臂，把海湾抱在怀中。“手臂”是天然防波堤，任由堤外波浪滔天，堤内仍风平浪静。整个海湾，海水湛蓝，水深二十米以上，可建顺岸码头，可建离岸码头，停靠万吨以上的货轮。岸上，是大片荒芜而平坦的土地，多杂草、灌木、一丛丛的仙人掌，少人烟，无需大量搬迁居民，稍加平整，修好道路，通上水、电、电讯、上下水道，便可用于工业、商业、住宅建设。

当年的洋浦开发工程，包括二个部分：一是港口建设，这并非争论的焦点；二是紧挨着港口，向内陆延伸划出的面积三十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改革派与保守派，始而围绕着开发区建与不建，继而围绕着如何建，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地较量。双方都动了感情，都流露了各自的爱与恨，都展示了各自的力量和手段。

我不能不再度提到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六四屠杀后流落海外的许家屯先生。他是洋浦梦的造梦者之一。1987年上半年，致力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同时热心国家改革、开放的许家屯，受赵紫阳总书记委托，到海南考察。他向中央报告，不但建议海南独立建省，实行比深圳、珠海等特区更加特殊的政策，把海南建成一个大特区，而且建议重点开放洋浦，以洋浦带动整个海南。许先生知道，国家对经济特区历来是“只给政策不给钱”，给政策就好，许家屯建议把洋浦开发区包给外商，放手让外商经营，利用外商广泛的国际联系，引进外资，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工厂、商店、住宅，把那片不毛之地，建成一座多功能、现代化的城市。许家屯还向海南省长梁湘推荐了承包、开发洋浦的外商——日本熊谷组香港公司董事长于元平先生。

许家屯的报告递交给邓小平，邓小平批转给赵紫阳，赵紫阳指示分管对外开放事务的国务委员谷牧，率领中央有关部、委、办的头头们，开赴海南作可行性研究。海南建省方案已定，没有异议，谈到洋浦开发，却产生分歧。反对者阵营非常强大。反对的理由是：把那一大片土地包给外商，岂不丧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片土地的主权！

又是主权！似乎改革、开放，必然卖国，唯有闭关自守，才叫爱国。这使人想起深圳开发初期的1982年，陈云抛出《租界的由来》文章，硬把特区比作晚清及民国初年的租界，诬指特区开发者为买办、卖国贼。在中国，凡改革者，总得在泥泞中跋涉，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沼，跌进深渊。“出卖主权”，就是保守派当年为深圳的开拓者，如今又为海南的开拓者设下的泥沼和深渊。然而，确有那么几个人，明知前路有没顶之危，粉身碎骨之险，仍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在乎一身泥巴，还是满身血迹。

梁湘是他们的带头人。他执拗地与反对者们辩论，从未消退对洋浦开发的坚持。海南建省不久，省政府就向国务院连续两次呈递洋浦开发实施方案，都被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压下，不批。一向沉不住气的梁湘，上京找李鹏理论，触犯了天颜，李鹏记恨在心。六四后粱湘惨遭整肃，李鹏毫不手软，非置于死地而后快。其实，仇恨的种子，早已因洋浦种下。

梁湘不甘心遥遥无期地等待。他常对人说：他们等得起，我年纪大了，等不起。他决心批准也上马，不批准也上马。他着手组织洋浦开发的工作班子，自任开发区领导小组组长，副省长邹尔康任副组长，调原三亚市长程浩任办公室主任。他说服熊谷组的于元平，拿出三百万港币，用作开发前期准备工作的费用。

根据省政府制定并上报中央的方案，洋浦所实行的开发政策，远比海南大特区更为特殊。三十平方公里开发区范围内，除政府部门、军队与军事设施、海关、边防稽查、税收、警局等机构外，全交由外商经营、管理，所需资金，皆由熊谷组负责筹措，国家无需出一分钱。开发区内的投资者，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开发工程分两步实施：第一步，平整土地、修筑道路、完善供电、通讯、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生活服务等设施，将三十平方公里生荒地，变成适用于各项建设的商品地；第二步，在已经开发的土地上，引进外资，兴办各项事业。开发区内，实行优惠税收政策，企业所得税仅15%，高科技、短缺门类的投资，头三年可获减免征收所得税。外商只有土地的承包、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承包期七十年，七十年后，土地及地面设施，由海南省人民政府收回，或另行谈判合作条件。洋浦开发区，把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水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级，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堪称一大创举。但它纯属对外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而已，与“租界”风马牛不相及，更不存在任何出卖国土、丧权辱国的问题。

当年，我主持的《海南日报》，热情支持和宣扬洋浦开发区。《海南日报》报道了洋浦开发方案的内容，引起巨大反响，仅日本、香港，就有数家大财团表示愿意投放钜资，参与其事。没想到，这也会招来保守派的指摘，说什么未经国务院批准，《海南日报》抢先向外发布，迫着中央表态云云，成了梁湘、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李鹏压下了洋浦开发方案，却从来没有闲着。1989年3月，在一年一度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李鹏一伙策动五位政协委员大会联合发言，言辞极为激烈地攻击洋浦开发方案，说是出卖国土，丧权辱国，在他们口中，洋浦开发者成了与袁世凯、汪精卫等同的窃国大盗。梁湘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五位发言的领头者，竟然是他的朋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当年曾受梁湘邀请出任深圳大学首任校长的张维。梁湘主持海南省政府工作后，诚挚邀请并陪同张维考察洋浦开发区，无保留介绍洋浦开发方案。真是人心叵测，梁湘没料到，所有的真诚，全部被张维用作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向梁湘和洋浦开发方案发难。

《海南日报》驻京记者把张维等五人的发言稿急电与我，我立即上报省委、省政府。当时，梁湘、许士杰正在北京开人代会，留家的省领导们，没有人作出任何反应。梁湘横遭张维一记闷棍，顿时被打蒙了。他打算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为洋浦辩诬，被人劝止了。此时，梁湘颇为沮丧，张维的发言是对梁湘和洋浦开发的致命一击。接着，89民运和六四屠杀发生，改革派全军覆灭，梁湘下台，洋浦开发、海南大特区建设，在惨烈的攻击下，还没有展开，便宣告终结。

不久，国家海关总署专门发下一个通知，不仅针对洋浦，而且全面否定海南省制定实行特殊政策的《三十条》。其中，严格禁止海南进口的产品和海南进口零件组装的产品销往内地，致使总额达四亿多人民币的产品积压。时正值春末夏初多雨季节，公司产品损毁、报废、资金周转不灵，纷纷倒闭。海南省在艰难起步中，本来已十分脆弱的经济，面临崩溃了。更主要的，洋浦开发受挫，加上《三十条》被否定，海南大特区，几乎没有任何“特”字可言，与内地省份别无二致了。

也许屡经磨难，愈加不屈不饶，梁湘在下台之前，决心与李鹏再作一次抗争。他将洋浦开发案，托人辗转交给邓小平。他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盼望邓小平大笔一挥，洋浦起死回生。不久，邓小平的批示传达下来了，大意是：支持洋浦开发，希望早日动工。邓小平的批示，给正处于极度困苦中的海南打了一针强心剂。梁湘兴奋不已，所有参与开发洋浦的干部、群众都奔相走告，仿佛阴霾散尽，海南一片艳阳天。

从深圳到洋浦，我看到一个现象：改革者，总是天真而单纯，他们对保守势力的阴谋总是认知不足。洋浦之争，绝非仅仅一个洋浦开发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海南大特区建设是否成功。而海南的成功，其影响远远大于深圳，将会成为省一级大面积改革、开放的典范，对推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赵紫阳推动海南独立建省、建设大特区的初衷。保守派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破坏洋浦建设，其实着眼于全局，摧毁赵紫阳整个的改革蓝图。而改革派迟迟看不到这一点，或者看到了却不愿意相信那是真的。

都说李鹏低能，其实不尽然，阻止洋浦开发的招数出人意表。当梁湘持有邓小平的批示，再次向他汇报洋浦开发实施方案时，他表面上不反对了，却提出一个不容改变的规则：“以项目带土地”。这是比不支持，不批准更为阴毒的一着。人们知道，洋浦要想引进外商投资，必须首先把三十平方公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开发出来，而绝不能先引进项目，再划给外商一块未经开发的土地。就好比建一幢公寓，应先开通道路、水电、电讯、下水道，有倒垃圾的地方，有生活服务设施，公寓才能住人；如果仅有一幢公寓的框架，房客进来，只能自己安装水电，无法做饭，不知道何处倒垃圾，不知道出门何处搭公车、买东西，公寓谁肯购买？“以项目带土地”，等于土地不准开发，项目引不进来，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外商，肯到一片无路、无水、无电、不通电话、无任何服务设施，满是砖石、杂草、仙人掌的土地上，投资盖工厂、开商店。李鹏小施计谋，就把邓小平的批示变成了一句空话，再一次把洋浦开发扼杀了，把梁湘和海南大特区建设者的洋浦之梦粉碎了。

在中共海南省委、省政府内部，梁湘常常显得孤立无援，早在海南省筹建之际，中央两派政治势力，都往海南安插自己的代理人。赵紫阳一派有梁湘、许士杰，李鹏一派有副书记刘剑锋、副省长鲍克明。后两人是进入海南大特区最高领导层的特区反对派。建省之初，百废待举，大家都很忙：梁湘忙于振兴经济，刘、鲍二人忙于拉关系，网络党羽，搜集梁湘的黑材料，向上呈报。许士杰辜负了赵紫阳的信任，丧失了原则，他先在两派之间搞平衡，后来干脆与刘、鲍沆瀣一气，在背后向梁湘放起冷箭来了。他们都明里支持，暗中反对洋浦工程。梁湘组建的洋浦开发领导小组，始终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办公地点，办公室主任程浩手下一个办事人员也没有。更有甚者，程浩作为正厅级干部，竟然不知道自己的工资该到何处去领，到89年6月，他整整八个月没领到薪水，靠老伴、孩子的收入维持生活。改革者的命运竟至如此，想起来，怎不叫人心酸、愤慨！

接下来无需赘述了。自然是六四屠杀发生，全国大倒退，梁湘深陷囹圄，李鹏一派把持了海南大局。熊谷组的于元平再也提不起投资洋浦的热情了。洋浦，还是那一片湛蓝的海湾，那一片荒芜的土地。

海南建省三年后，我在海外听到取代梁湘担任海南省长的刘剑锋宣布洋浦工程“可能动工”了。刘剑锋为中共红二代，来海南之前，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他一到海南便鼓吹，海南不必办大特区，只作为一般的省份建设便可。他惊人之举还有，梁湘下台后，他与另一个红二代、曾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鲍克明，为争当省长公开大打出手，上演了一出全武行，是中共建政以来首见。刘剑锋与鲍克明都是李鹏的发小，当保守派打败了改革派后，他们便要改换姿势，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扼杀改革开放。

如今的洋浦，还叫洋浦开发区，但与海南的其他地方并无区别了。

至于梁湘，据说他去世前常与人提起洋浦。还有六四后出走美国的许家屯，一提起洋浦，也有有无限感慨，不胜唏嘘。洋浦，仍然是他们的梦，一个破碎的梦。

（十）

而我，投身海南，除了和梁湘有着同样的洋浦梦和大特区梦，我还有自己的梦，那就是《海南日报》的新闻改革之梦。

那一年，我四十一岁，是全国最年轻的省报总编辑。我血气方刚，一心想干一番事业，实现多年的抱负。我从未细想，这个总编辑的位置，对我意味着什么。于是我便走上了悬崖，去跳新闻改革的“探戈”。

我坚信海南大特区需要有一张与众不同的报纸，应该实行一条“特殊”的办报方针。“特”在何处？我首先确认的《海南日报》办报方针是，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倡导的“人民性高于党性”。

我上任第三个月，便实施报纸的改版和扩版。《海南日报》由原来的每天出版对开两版改为四版再改为八版，成为1980年代全国仅有的六家八大版报纸之一。扩大的版面，用于增加新闻的信息量、增设读者来信、特区理论探讨、港台与国际副刊，及增设《椰风》、《海韵》两个知识性和文艺性副刊。扩版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使报纸能有更多的篇幅反应来自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提供给读者多元、丰富的资讯。

为了拓宽《海南日报》的国际视野，我向香港派遣了常驻记者，还打算向美国和欧洲派遣常驻记者。国家曾规定，只有中央一级的媒体可以到境外设立记者站或派遣常驻记者，我突破了这个规定。我找到时任香港新华社办公厅主任刘林，请求他帮助。刘林以《海南日报》为大特区报纸，非一般省报为由，帮助《海南日报》成为第一家向境外派遣常驻记者的省级报纸。

说到刘林，不妨多花几行笔墨。刘林的父亲是广东省一位厅级干部，是赵紫阳的至交。刘林从广州钢铁厂团委书记任上调深圳市委工作，工作出色获赏识，升迁为市委办公厅主任。梁湘下台后，继任者李灏清洗前任官员，刘林被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调去，任新华社和中共港澳工委办公厅主任。六四后，许家屯避祸于美国，梁湘遭整肃，不久我听说刘林被以间谍罪遭中共国安部逮捕。刘林成为外国间谍，令人匪夷所思。他都做了什么？无人知晓。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刘林在何处？是生还是死？人们一无所知。我希望有一天刘林间谍案能大白于天下，但这一天遥遥无期。

改版和刷新内容后的《海南日报》，不久就被国务院新闻总署评选为全国十大最佳党报之一。发行量由原来的三到五万份上升到十二万份到十五万份之间，还曾经突破十八万份。海南1988年只有六百万常住人口，按人均发行量，名列全国省报前茅。

《海南日报》的广告业务借海南建设大特区的势头，迅猛发展，那时要在《海南日报》上刊登广告，大约要排期三个月之久。人们说报社最牛的人，不是总编辑而是广告科长。

这其实算不得什么改革，只是为未来的改革所进行的试探性的改进，即使这种小幅度的改进，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

海口市中心有口大水塘，名叫西湖。市委、市政府领导长期漠视城市环境治理，使西湖垃圾铺满水面，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市容和市民健康。《海南日报》就此提出批评。见报不久，市委书记和市长就请我吃饭，饭桌上，书记软硬兼施，要求我今后报纸批评海口市的工作，务必先与他们打个招呼，手下留情。

琼山县县委书记，作风蛮横，对群众痛痒不闻不问。记者写了一篇稿，揭露县领导班子中的问题。稿件尚未见报，这位书记就闯进报社大吵大闹，让我处分那位记者，还说要到省委告我的状。

三亚市长为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和居民的生活环境，在市区开展水、电、道路、通讯、下水道等基础设施工程，遭到市委书记等一班人的反对。双方矛盾尖锐，市长被免职。我想派记者了解这位改革派市长的遭遇，却遭一位省委领导的阻挠。他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报纸不能唱反调。

《海南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一幅木刻作品——一位背向读者的裸体女人，旨在介绍流行世界的现代派艺术。第二天即遭到指责。此事还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提出讨论，一位省领导对我阴阳怪气：党的机关报怎么竟成了黄色小报！

1988年底，我想再突破。作为党报，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读者最不爱看的，是毫无新闻价值的外事活动消息，这些消息都必须发表在一版，按照官职的大小，安排在一版的固定位置，标题使用大小粗细不一的固定字体。我决心改一改，把省委、省政府领导一些并无实质内容的外事活动消息刊登到其他版面去。我知道这是冒险的举动。当那一天的报纸，我终于把一位副省长接见外宾的几行字放到第二版时，我对编辑们说：大家等着吧，省政府办公厅准有电话来。果然，上午九点一过，我的电话铃响了。这位副省长的秘书传达副省长的话，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想打击他？是不是想分裂省的领导班子？

报纸是党的工具，我也是党的工具。正如《人民日报》不是人民的，《工人日报》不是工人的，《文化报》不是文化人的，《政协报》不是政协的，统统是党的一样，大特区的党报也是属于党的。党宁愿让花花绿绿的“专治性病”的广告贴满大街的电线杆子和墙壁上，而不去管它，却不允许报纸有一时一刻脱离党的控制。此时，我不能不考虑，《海南日报》新闻改革的探戈该怎样跳下去。

我以为，办报，我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但我没意识到，在官场上，我是个低能儿。我整天整夜埋头在稿件和版面中，却不懂得，也没有时间去串书记和省长们的家门，更不愿意用报纸去奉承权势者。而在官场，我看到，凡仕途上有所进取者，哪一位不是“朝扣富儿门，夜逐肥马尘”？

自从我着手报纸的改革后，我就从来没有睡过安稳觉。每天淩晨四点钟报纸开印后下班回宿舍，躺下不久，天就亮了，我常常被电话铃吵醒。书记们，省长们，上班先看报纸，发现哪里不如他的意，便打电话来批评了，而且都是以党的名义。我不胜其烦，难道我以人民的名义做了点报纸改革，就这样难容于党！？

难容于党并随之幻灭的，还有我在海南极力推动的“私人办报”。

海南建省之初，海南中共当局最高领导人提出：允许私人办报。私人办报犹如彗星掠过夜空，划出了一道耀眼的光，叫人惊叹。

提出这个大胆政策的，是中共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但最早触及这个话题的是我与许士杰的一次非正式谈话。在建省初期的那一次谈话中，我问许士杰：邓小平曾说，‘海南大特区除了国民党旗不准挂，什么事情都可以干’，既然如此，那么海南是否允许私人办报？许士杰没有出声，但他点了点头。不久许士杰在建省后的一次阐述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会议上，语惊四座，说：海南将考虑允许私人办报。相信许士杰并不是因为受我的启发而提出海南私人办报的大政策。按许士杰稳健的处世作风，他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他的话来头是什么？是邓小平那句海南“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谈话吗？不得而知。不过，既然邓小平有话在先，海南允许私人办报，当不在话下。

在以后的几次公开场合上，许士杰在被问到私人办报的问题时，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在1988年4月举行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许还肯定：海南将允许私人办报。不过，此时他留了点余地，加了一句：将请示中央批准。

海南将允许私人办报的政策，触动了国内外新闻界人士兴奋点，为此到海南探路者络绎不绝。我身兼海南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探路者首先都来找我。其中有原新华通讯社副社长、离休在家的李普先生。他请我代为发个电报给《新观察》杂志总编辑戈扬大姐，请她即赴海南，商量创办私人报纸或杂志的大计。

前中华民国中央通讯社记者、旅居美国的老报人赵浩生先生也来了，他十分认真地向我表达对私人办报的高度兴趣。他表示，如果这项政策是真的，确定无疑，他把海外新闻同仁拉进海南办一份报纸的意愿十分强烈。

我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新闻界工作了二十多年，深知此事非同小可。“枪杆子”、“笔杆子”，要从共产党手中拿走其中一杆子，哪怕拿走一点点，无疑是中国新闻改革逆天的大事。所以，我虽对私人办报，也倍感兴奋，愿全力促其实现，但对其前景，不敢乐观。

不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位姓杨的副署长到海南，我问他：私人办报果真能获中央批准？他回答：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又过了不久，许士杰到北京向赵紫阳汇报工作，当请示海南是否可以允许私人办报时，赵紫阳说：你们不要自找麻烦了。

从此，对私人办报的事，许士杰便再也没有在任何场合、向任何人说起了。

后来，海外老报人赵浩生先生又来海南问我私人办报的下文，我引述赵紫阳的话对他说：你不要自找麻烦了。而戈扬大姐，一直没有到海南来；李普先生，也不见了踪影。

海南允许私人办报的政策，还未正式出台，便无声无息。然而，在海南，确实出现了那么几分党的色彩极淡，独立媒体色彩极浓的报纸和刊物。

首先是《海南日报》属下的《海南特区报》，一张对开的大型周报。所谓 “属下”，仅仅是名义上的 “挂靠” 而已。该报由来自浙江省的一位新闻工作者自筹资金创办，他自任总编辑，我挂名社长。我这位挂名社长是做给别人看的，以示 “此地无银三百两” ，表明由党报总编辑任社长，该报姓“党”而非姓“私”。其实，从办报方针到稿件取舍、版面安排，我从不干预，反而鼓励他们办出与《海南日报》不同的特色来。我虽然挂名社长 ，却要担负起了该报宣传“失误”的责任。为了实现私人办报，为了保护这家私人报纸，我甘愿承担这个责任。1988年下半年，《海南特区报》刊登“台湾经验”，遭国家新闻总署通报批评，差点被勒令“停刊整顿”，我这个挂名“社长”向新闻总署和省委交上我的检讨。

另一家是《海南开发报》，也是对开大型周报。该报由海南作家协会一位诗人承包。私人承包一份报纸，在全国尚属首例。《海南开发报》创办以来，麻烦多多：用的是议价纸，财务负担沉重。省委宣传部三天两头找他们的岔子。那位诗人却有不屈不挠的精神，报纸办得很受欢迎。六四屠杀后，全国新闻界大整顿，该报也不改其大胆风格，中共十四大前，发表了禁书《历史的潮流》中的文章，在全国引起震动。后来，《海南开发报》被取消刊号，开发中的海南不再有《海南开发报》。

还有一份是由来自湖南省著名作家韩少功创办的《热岛》杂志。那是一份政论性与文艺性兼备的月刊，大胆而尖锐，趣味盎然，风行全国。许多稿件涉入了中共的禁区，六四后被迫停刊。韩少功返回湖南。

我作为海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处心积虑想为这几份带有私人色彩的报刊在海南争一席之地，却总难如愿。六四后，我也惨遭整肃，私人办报的宏愿于是化为泡影。

《海南日报》办报方针的变革和私人办报的挫败，使我不得不考虑避开新闻改革最敏感的领域，而将改革的重点转向对报纸实行企业化管理，建立一个报业集团。

在中国大陆，报纸，尤其是党的机关报，历来是党管、党营，财政上则是“统筹收支”，即盈利全数上缴国库，亏损由国家补贴。党不承认报纸也是商品，至少具有商品的属性。不承认报纸的运作也是一种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活动。党把报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限制在政治的范畴之内。报社的工作人员，吃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吃不饱，饿不着。然而只要国家不给钱，报社的事业就休想发展。

我接手时的《海南日报》，是我所见到的办报手段最落后、管理最混乱的报纸。编辑部、印刷厂设备陈旧、破烂，职工住房拥挤、生活福利低下。编辑、记者、工人以及行政人员无精打采，报社每年靠财政补贴三百万人民币过日子，没有人想要去改变现状。

我把报社的情况向粱湘省长汇报，提出对报社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设想，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梁湘指示我，一年之内扭亏为盈。与此同时，一个建立“报业集团”的构想便在我的脑海里出现了。现在，中国各省，都有若干个报业集团，而在1988年，“报业集团”这个词，人们听都没有听说过，我是全国第一个提出建立报业集团的报社总编辑。

我的构想是：三年之内，以《海南日报》为主体，让这个主体生出两翼：一翼派生出新的报纸、杂志，形成一个报系；另一翼则是组建若干家公司，形成报纸以外的经济实力。在我的构想中，未来的报业集团，还将拥有中国一流的海南日报交响乐团，和能够参加国内甲级联赛与国际比赛的海南日报足球队。为此我邀请前来海南筹办省歌舞团的歌唱家郭颂来参与交响乐团的筹办；我还着手与省体育部门交涉，请他们支持我组建一只海南日报足球队。此外，我还打算《海南日报》与海南大学合作，开办新闻学院，为海南大特区培养具有学士和硕士学位的新闻人才。

为了使报社同仁接受我建立报业集团的构想，我在报社内大力宣讲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同时也是信息传播工具；报纸具有商品的属性，报社也是企业，不能再吃国家的大锅饭，要自负盈亏。我的理念得到报社上下的认同和支持，一个对报业集团的憧憬，也在每一位采编人员和职工脑袋里出现。

到1988年底，海南日报社的其中一翼长出来了。我们不但创办起《海南特区报》和《大特区》杂志，并积极筹办《海南新闻出版社》。另一翼同时生长：创办了一家“海南新闻实业公司”和一家“海南国际影业公司”。

扭亏为盈实现了。1988年终结算，报社盈利六百万元人民币，《海南日报》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不要国家补贴过日子。所赢得的利润，全部投入到更新旧设备、改善工作环境、兴建职工宿舍和提高职工福利待遇中去。到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我被撤职时止，《海南日报》淘汰了手工铅字排版和铸板工序，实行了植字、排版、制版电脑化，是当时全国实现电脑制版为数不多的几家报纸之一。

十七层高的职工宿舍大楼动工兴建。报社工作人员的平均收入水准提高了一百九十元，增长一倍多。整个报社面貌一新，大家都觉得，走报业集团的路子，《海南日报》有奔头了。

责编：陈美华

其五：陈炳根之死

陈炳根是深圳特区创办后第一任房管局长。在中国，当房管局长，很容易把自己送进监狱。1991年5月，他因为与人私分一笔房屋建筑工程利润款被揭发而入狱，6月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陈炳根死刑，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绑缚刑场执行枪决。陈炳根贪污的款子只有十一万元人民币，这点钱，若是在今天，别说一位房管局长，就算有人装个红包送给一位村长，也未必值得村长看上一眼。

说起陈炳根，是因为我认识他，并且他当房管局长和我有点关系。

陈炳根原是广东省副省长李建安的秘书。李建安来深圳，接受过我的采访。采访副省长，要通过秘书安排时间，陈炳根很帮忙，我便与陈炳根认识了。

1985年李建安退休，撇下陈炳根不管了。陈炳根想到深圳谋一份差事，就来找我。他一副落魄的样子，对落魄之人我是愿意帮一把的，我便去找深圳市的一位主要领导。那位领导对陈炳根也有印象，便叫来组织部长，看有什么空缺，那时刚好深圳组建房管局，就任命陈炳根当了房管局长。

没有我的帮忙陈炳根当不上房管局长，但我从来没想过要陈炳根报答我，只是认为他会把我当作朋友。不久我调离深圳赴海南任职，有一次回深圳家中，上街闲逛路过房管局，便去找陈炳根聊聊天。不料一见面，他不认识我了，说了句他很忙，便把我撂在一边。我悻悻然离开房管局。有人告诉我，他确实很忙，请他吃饭得排几个月的队，他早就不是原来的陈炳根了。

我第二次去找陈炳根倒是有求于他。我虽然在深圳特区创办之初便在深圳工作，但一直没有入籍深圳。大约1983年，深圳市分了四套房子给《羊城晚报》记者站，其中一套我居住。我调《人民日报》工作，便把这套房子从《羊城晚报》带到《人民日报》。后调海南工作，《人民日报》不再解决我的住房问题。深圳实行房改，我没有深圳户口，不属于房改受惠者，留在深圳工作的妻子便面临无房可住的困境。此时我想到陈炳根，于是硬着头皮再去找他，请他帮帮忙，将这套房子转到我妻子的名下，参加深圳的房改。这对陈炳根只是举手之劳。那天我到深圳房管局，足足枯坐三个钟头等陈炳根接见，终于等到，他接见我五分钟，仍然像是不认识我。听了我的要求，只说了四个字：研究研究，便把我打发走了。从房管局出来，我发誓即使失掉这套房子，再也不会去找陈炳根了。

我是流亡海外后听到陈炳根被枪毙的消息，没想到，陈炳根之死仅仅因为贪污十一万元。尽管犯了法，本不至于死。法院是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做出判决的：“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按照对陈炳根的依法判决，现在的中共官员，怕是一个都活不成。

陈炳根贪污的情节怎样“特别严重”？这里面还有没有其他内情？我无从打听。由此我想起另一桩死刑案。1983年，法院处死了广东省汕头地区海丰县委书记王仲。海丰地处沿海，走私猖獗，王仲从缴获的走私品中顺手牵羊，几年间装进口袋里的脏货价值人民币六万六千元，无非是一些电子表之类。这六万六千元脏货，王仲大部分用来巴结地区和省里的高官。案情由新华社写成内参，当年的中纪委书记陈云，在内参上批示八个字：“乱臣贼子，留之何用”，本不致死的王仲就被陈云的八个字送上了刑场。王仲至死也没有透露他的走私品送给了地区和省里的哪些高官，因此他死后，他的妻儿得到很多人的暗中照顾。80年代初我曾采访到广州参加反走私会议的王仲，他作为反走私模范县的县委书记，在会上介绍经验。那时距离他被枪毙不到两年时间。

其六：与陈炳根相比，另一场人生悲剧发生在深圳特区建立之初一位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身上，他就是叶澄海。

我认识叶澄海，是从他所涉及的一个案子开始。1981年下半年，深圳的两起走私案引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亲自办案：一件是国务院第四机械工业部（后来的电子工业部）深圳分部电子元器件走私案，另一件是罗湖区的尼龙布走私案。当时，叶澄海任中共罗湖区委书记，据说涉案颇深。半年不到，两个案子都有了结果，陆续在报纸上公布：四机部深圳分部的经理锒铛入狱，叶澄海安然无恙，继续当区委书记。

其实，两起案子，与其说是经济案，不如说是政治案。案情并不严重。中纪委将其作为石头，扔出去，打击深圳特区。我为叶澄海能在案件中脱身感到高兴。

叶澄海是广东梅县人，是梅县人氏叶剑英元帅的老乡。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特区建立前，他曾任宝安县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后提拔为县委副书记。深圳市一建立，他便被委任为市内最重要的一个区罗湖区委书记。叶澄海为罗湖区的发展竭尽全力，办工业，建立商业网点，打通外贸渠道，引进外商投资，维持社会治安，每一项工作都有声有色。无论在罗湖区内，还是在深圳市内，叶澄海都不负众望。不久，他就被提拔为市委副书记兼任罗湖区委书记。

有一天，我走在街上，天下着濛濛细雨，突然有辆小汽车停在我身旁，叶澄海笑嘻嘻地打开车门，拉我上车，送我去目的地。我并非显赫人物，仅一名记者耳，居市委副书记高位的叶澄海仍如以前一样平易近人。平时，他不要司机，出门都是自己开车，遇到顺路者，无论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搭人一程。在区委机关里，他也从不摆架子。

他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贤慧，夫妻感情甚笃。据说，他人民大学毕业后，为了夫妻团聚，放弃大城市，要求分配到边陲小县来。

叶澄海仕途看好，有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谁也不曾料到他有坠落的一天。

1985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部来了调令，任命叶澄海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省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那一年他四十出头，是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人们预测他，是省委第一书记或省长的接班人，不然就在省里干几年，再回深圳，接任市委书记或市长。我也为他高兴，佩服栽培他的人身独具慧眼，堪称伯乐。

有道是：权力会腐蚀人。叶澄海成了广东省灸手可热的权势者，也注定要经受金钱美女的引诱和党内斗争的打击。叶澄海在两者面前都败下阵来。

他高升以后，我到广州时，曾登门拜访。并非想高攀，只是老朋友叙叙旧，但不得其门而入，挡驾的人传出他的话：很忙。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他。我把我吃闭门羹的事告诉他的一位老上级，老上级也有同感，说：别说是你，现在连我也难得见到他。叶澄海对过去的老朋友、老上级都视如路人，甚至气指颐使，毫不尊重，再也没有停下车来搭人一程的平易和亲切感。

那么，他开始对什么有兴趣呢？女人。喜欢女人也没什么大不了，问题在于：那是什么样的女人？此女人大名鼎鼎，是早年香港电影界第一脱星，有“肉弹”之称。1980年代，脱星虽徐娘半老，仍超级性感，令登徒子们垂涎三尺。国家改革开放了，脱星不甘寂寞，频频进出罗湖桥，游走于广、深、珠各地高干之间，竟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她一会儿说要建一座亚洲最大的电影城啦，一会儿又说拉香港大老板投资盖摩天大楼啦，弄得许多中共高干在她的石榴裙子下团团转。我为此曾提醒一度被“肉弹”弄得迷迷糊糊的珠海市主要领导，离这位“肉弹”远一点，千万别被她弄到床上去。

叶澄海是省委常委兼省外经委主任，动一动手指头，就可以批准一个投资案，让人赚大把钱，自然是脱星的重点目标。就这样，他俩一来二去，不清不白起来。

事情发生在广州东方宾馆。当叶澄海与香港“肉弹”在房间里翻云覆雨的时候，两人的举止，被仪器记录下来。谋划这次置叶澄海于死地行动的，是一位老资格的副省长，已去世，把叶澄海搞下台，是他去世前的一次杰作。

中共中央做了决定：撤销叶澄海现任职务，发配到湖南省山区的一个县里当副县长。叶澄海不服，不肯去，说被人陷害，要上诉。中央来了指示：如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在威严的中共中央面前叶澄海不能不就范。

我去国之前，听朋友说：叶澄海流放了几年后，奉湖南那个县所在地区的派遣，担任驻深圳办事处主任，又回到了他的发端地深圳。后来，他自己开公司，做生意，发了大财，二十年不到，又成了一条好汉。

香港“肉弹”糟蹋了叶澄海后，去了北京，游走于解放军各军种的武器装备部门，涉入帮解放军进口装备的生意，还与某开国元勋的后代上演了一场生死恋。那是脱星人生最后的香艳故事。

（七）

1987年的10月，我离开了工作了五年多的深圳经济特区，前往海南任职，那一年我四十一岁。

海南原本是广东省辖下一个行政区，属于副省级建制，即将脱离广东，独立建省，办成一个大特区。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副组长梁湘已先期到达。他们都年过七十，从第一线领导岗位退下了，一个曾担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一个曾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

海南独立建省，办成一个大特区的建议，是时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提出。许家屯受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委托，前去海南考察，为面积仅次于台湾、资源比台湾丰富却穷困破败的海南岛寻找一条出路。深入考察了海南的许家屯回到香港便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海南独立建省，办大特区，实行比深圳特区更加特殊的经济政策。许家屯的建议经赵紫阳首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获邓小平批准，海南建省就这样决定了。

梁湘奉命去海南上任之时，叫我陪他一起到海南走一走。路上，他提出要我随他一起去海南工作，担任未来省政府的秘书长。我对这个职务毫无兴趣，便以从没担任过政府职务为理由谢绝了。梁湘说哪么你就干你的本行，担任《海南日报》总编辑。过几天，他又说，他已经和许士杰商量，许士杰也向我发出邀请。

1970年代中后期我曾担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驻肇庆地区记者，许士杰为肇庆地委书记。当梁湘向许士杰提起我，许士杰说，他与我早就是熟人。这两位长者的面子都很大，如此一再邀请，再不接受他们的好意，我就显得不识抬举了。不过，说实话，我愿意去海南工作还有另一层因素：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按照赵紫阳描绘的蓝图，是经济与政治改革、包括新闻文化改革同步进行。我也想在中国新闻改革的领域有所作为，作为男人，我有获取权力施展抱负的冲动。《人民日报》记者固然居于中国记者职业的顶尖位置，一篇报导或许就能对中国产生某种影响，但那毕竟限于个人，唯有获得掌握一个报社的权力，才能把心中新闻改革的愿望付诸实施。况且，我断定，未来的《海南日报》，一定是全国瞩目非等同一般的省级党报。

许士杰和梁湘，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去《人民日报》约见社长钱李仁、总编辑谭文瑞，请《人民日报》支持海南建省、办大特区，他们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调我出任《海南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人才济济，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人民日报》记者调地方报纸出任总编辑，我也不是第一人。钱李仁、谭文瑞爽快答应了，调令很快下达。

我出生于东北黑龙江，在广东长大。我是中共解放军四野南下军人的后代，我的父亲跟随他的司令员林彪，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父亲1955年从部队转业到广州地方工作，我随母亲到广州与父亲团聚。我就读的广州东山培正小学和广雅中学，是广东的中共南下干部子弟聚集的学校。我读中学与赵紫阳的长子赵大军同学，在赵紫阳的眼里，我们都是他的孩子。我在深圳任《羊城晚报》记者站长和《人民日报》首席记者期间，曾跟随来深圳视察的赵紫阳贴身采访。我到海南上任之前，《人民日报》老记者林里提醒我应该去赵紫阳家，告诉他我的去向。林里曾在广东工作，与赵紫阳稔熟。一天晚上，我们乘坐《人民日报》派的车，进入中南海赵紫阳家做客。赵紫阳对我到海南工作大加赞扬，问是不是梁湘要我去的？我说是。赵紫阳说：“海南要建大特区，年轻人应该到最具挑战的地方去。”见赵紫阳之前，我对去海南工作，一直三心二意，赵紫阳的鼓励，不容我犹豫了，不能打退堂鼓了，只能一往无前跨越琼州海峡了。

我知道琼州海峡的水很深，但不知道深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去海南工作最后是什么结果，为了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我对许士杰、梁湘和钱李仁提出要求，只把党组织关系迁去海南，行政关系留在《人民日报》，在海南干三年，三年后回《人民日报》，他们都答应了。但几个月后，答应的都不算数，梁湘催促我赶快把行政关系迁来海南，否则就不是全心全意建设大特区，《人民日报》催促我赶快把行政关系迁走，说将来可以再迁回来。我无奈，只好回北京办理手续。《人民日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高新庆在家里设宴为我送行，我为离开《人民日报》闷闷不乐，喝多了，当着高新庆等同事的面大哭一场。

在《人民日报》，想去海南施展一番的大有人在。我的记者部同事、驻安徽记者赵希龙，群工部编辑严建华，来找我，后来他们都成了我在海南工作的好帮手。尤其赵希龙，他毕业于《人民日报》与社科院合办的新闻研究生院，有相当强的新闻写作和指挥报导的能力，他担任《海南日报》总编室主任，统筹版面安排。

接着继续说我去海南上任。离开深圳之前，深圳副市长兼市政府秘书长邹尔康设宴为我送行，赴宴的深圳同行都来向我道贺，我却是心情忐忑的踏上了行程。

那时，广州与海口没有大型飞机通航，我乘坐一架像似用来撒农药的单引擎双翼飞机飞到海口，短短的距离飞了两个多小时，飞机颠簸的厉害，好像每分钟都可能掉下来。此前，我作为记者，曾经到海南采访，到过海口、琼中、保亭、陵水，报导或调查过倒卖汽车事件、特大台风吹袭、黎族人的教育、没有鱼吃的渔民、一位局长开枪杀人，等等。

这一次，也和以往出发采访一样，我提着一个装几件换洗衣服的背包出发了，在濛濛细雨中到了海口机场，接机的海南组织部和宣传部官员，好不容易才认出我，差点把我扔在机场，他们不相信这副模样的我是从《人民日报》来的《海南日报》总编辑。

1987年到1988年建省之初的海南，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怎么会把一个富饶、美丽的海岛糟蹋成这般模样：看不到一幢像样的楼房，看不到一条像样的马路，看不到一间像样的工厂，看不到一块像样的农田。海南建省，适逢连续十八个月干旱，农村河塘无水，农民家里无粮，农田龟裂，并爆发了几十年未曾见过的蝗灾，饥民流窜潮眼看就要起来了。

此时，也1987年10月间，正是“十万人才下海南”大潮开始汹涌激荡之时。只有十三万人口的海口市，出现了中共建政以来罕见的人文景观：没有任何人去号召、去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男女，或坐车，或乘船，或徒步，一窝蜂跨过琼州海峡。人才大潮，从1987年9月，中央宣布海南独立建省、建设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时涌起，到1988年7、8月间减退，前后持续近一年时间。十万，是一个约数，其实不止十万，高峰时有二十万之众。海南人称这十多二十万闯海者为“人才”。

人才们都是自愿到海南求职，参加大特区建设。海南，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南海碧波中的仙境。海南绚丽的热带风光，那婆娑起舞的椰子树，蜿蜒清澈的万泉河，那天涯海角的阳光、沙滩、海浪，还有那会唱歌、会跳舞的黎族姑娘，固然吸引着他们，更令他们神往的是：大特区的广阔天地和美好前景。他们中有人说：当年深圳建特区，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搭上大特区这艘航船。

全国各地的性工作者也趁势而来。海口宾馆前门的小广场，天一黑便成了皮肉交易市场。如果有人喊一声“警察来了！”大家便一哄而散，过一会便又聚拢，继续交易。与性工作者聚集相对应的是，海口大街的电线杆子、树干、墙壁上，贴满了治疗性病的小广告。

闯海的人才，多数来自西南的云贵川、西北的陕甘宁和东三省这些内地省份，也有来自京、津、江、浙地区。他们离乡背井，有“男儿安在恋池隍”的壮志。当他们跨越琼州海峡，陶醉了一番海南风情之后，马上面对着的一个现实，就是：如何在这个海岛上求得一份职业，如何使自己能生存下去，暂且不谈生活得美满、幸福和舒畅。

闯海人才在海南的命运令人关注。我那时经常站在海口街头，看人才们东奔西跑的身影。他们中，少有西装革履者，更多的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他们的眼神里，饱含着希望，也充满了失望、沮丧、惶恐。白天他们东奔西跑，晚上栖身于海口街道的骑楼下、公园的长凳子上。建省之初的海南，经济远逊于云贵川、陕甘宁、东三省。没有新的工厂、商店，没有科研机构，没有新开张的公司，怎么能容得下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十多万人才？一个月过去了，二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人才们看到了想像中的海南与现实中的海南巨大的差距，一部分人收拾包袱，打道回府；一部分人咬着牙仍然坚持着，相信终有一天找到一块容身之地。

那时海口的一条街道上开了一家“孤独酒吧”，是十万人才最初的杰作。“孤独酒吧”每晚挤满来闯海的人才，借助酒精躲避失望和孤独。我也曾想到这家酒吧买醉，因为那时我也很孤独。

人要吃饭，吃饭需要钱。人才们身上带的钱花光了，为了坚持下来，便各出奇谋。一时间，海口街头出现了许许多多路边小食摊：四川麻辣火锅、云南过桥米线、山西刀削面、陕西羊肉泡馍、河南胡辣汤、东北小鸡炖蘑菇，一块块招牌，夹杂着南腔北调的叫卖声，使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凡。还有人在街头为人画像，有人抱着吉他卖唱。我与一位卖烙饼的青年交谈，他说他是学机械工程的，在贵州一家军工厂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事情干，他不甘心荒废自己，决心来闯海南。我又与一位街头卖唱的青年交谈，他说他音乐学院毕业是学作曲的，在陕西一个地区歌舞团工作，共产党对文化工作所设的诸多禁区，使他的创作源泉枯竭了，海南是开放的地方，他到海南为的是寻找自己的艺术生命。我还与一位夜晚倦缩在公园长凳上睡觉的青年交谈，他说他来自东北吉林省，学的是医疗器械专业，却在一个县城的电影院里当放映员，他觉得学非所用，并且生活太苦了，他闯海南的目的很简单，如果找不到对口的单位，就想办法发点财。

1988年春节过后，多数人才的海南梦都被现实粉碎了。有数百名沉不住气的人才聚集在省委、省政府大门前面游行示威，高喊口号，要求省委书记、省长接见他们。终于，省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出来了。他对人才们很不礼貌，险些引起一场冲突。在我的记忆里，省长和书记从来没有接见过这些人才，也没有就人才问题召开过会议，因为他们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海南太穷了，接纳不了这样多人才，就象一个贫穷的山区乡村，接纳不了一批原子能专家一样。眼看着十万人才来了，又走了，这对海南是一件遗憾的事，却是无可奈何的事。

久而久之，一些找不到工作的人便做出非常举动，我也曾被他们吓一大跳。有天晚上我正在审看报纸大样，一位长发披肩，满脸胡子的人才闯进我的办公室，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命令我放下工作听他说话。他说他是伟大的艺术家，决定来《海南日报》工作。他命令我拿起笔，把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我不敢违令，乖乖地照办。我最后告诉他，他仍然需要到报社的人事处办理申请手续并提供必须的资料，以后没见他再来。又有一天晚上，一位青年闯进我的办公室，他喝醉了酒，他说他是人类历史上几百年都没有出现过的伟大作家，到《海南日报》工作，定能使《海南日报》成为左右世界舆论最伟大的报纸。我请他拿几篇作品给我拜读，他说：世界上没有一家报刊配得上发表他的作品。

我可怜他们，也心疼他们。他们原来应是精神正常的，只不过走投无路，迫得他们说出疯话。

十万人才能在海南找到工作的，不到一两千人。很多海口居民对十万人才下海南，抵触和拒绝，我却看到这是《海南日报》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在十万人才下海南期间，我从这些人才中，招聘了几十名编辑记者，他们中大部分有较高的新闻工作素养，后来成为《海南日报》的骨干力量。没有他们，《海南日报》不会迅速改变面貌，跃升为全国一流的省报。而我当时也为中国内地埋没了这样多人才，刚刚起步的海南却无法享用送上门的人才资源而感到惋惜。

顺便说几句：调进《海南日报》的人才，每一位都经我最后签字批准。我查看报社人事科报来的人事档案，看见不少人的档案袋里，装着一页纸或者几页纸被检举揭发，或者个人在运动中写的检讨、思想汇报等材料。这些材料未经任何核实，应是不实之词，在他们本人不知情且无法申辩的情况下，装进牛皮纸做成的人事档案袋里，长期以至终生跟随着他们，影响他们的任用、提拔，窒息他们的才能。我每看到这些材料，便将其抽出、销毁。我知道这是严重违反中共人事纪律的行为，要受到严厉惩处，但我不这样做，这些有用的人才，便不能调进《海南日报》，调进来也不能受到重用。

（八）

1988年夏天，十万人才下海南大潮逐渐退去，到年底，一轮新的人才大潮又兴起。海南大特区的特殊政策，吸引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的企业，纷纷到海南，兴办一家又一家分支机构和合资公司。一队又一队人马来到海南，一块又一块招牌挂起来。和一年前的人才潮不同，这一次，踏进海南的人才，带来了资金、技术、投资计划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意向。没有人去统计这新一轮的人才潮总共涌进来多少人，估计也不少于十万之众。其中，有许多曾在全国响当当的人物，包括下了台、蹲过监狱的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他雄心勃勃地在海口办了一家公司，试图在大特区东山再起。毫无疑问，倪献策也应算作一位杰出人才。

海南省大特区建设，在特殊政策下，一靠人才资源，二靠自然资源。但建省前的海南，资源丰富，工农业生产总值却赶不上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县；一年三熟，每年都要从岛外调进五亿斤粮食；风光旖旎，却游客稀少，没有任何旅游设施；四面环海，却没一个像样的港口，数得上的，一个是海口市的秀英港，水深不足十米，万吨货轮靠不上岸，另一个是东方县的八所港，是运送石碌铁矿的专用港。

其实海南岛的陆地面积三万五千四百平方公里，比台湾只少约六百平方公里，但自然资源之丰富非台湾可比。海南有四大资源，人们誉其为宝岛，并非虚言。

首先是热带作物资源。全岛到处是大片的橡胶林。在采割橡胶的午夜至黎明这段时间，胶工们头戴有一盏小灯的工作帽，穿梭于胶林之中，远看，恰似天际繁星闪烁。海南橡胶业从1952年开始发展，奇怪的是，请来指导种植橡胶的，竟是国土延伸到北极圈内，连橡胶树是什么样都没见过的苏联“专家”。海口市第二招待所有一幢幢小楼，就是早年为招待苏联“专家”而建的。原来，当年的东欧社会主义集团，没有一个国家出产橡胶，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据说苏联指令中国负责社会主义阵营的部分橡胶供应，于是，没见过橡胶是什么样的苏联老大哥就来指导海南人种橡胶了。

除橡胶外，海南还有遍布全岛的咖啡、可可、油棕、胡椒、剑麻、丁香、腰果、椰子等热带作物，和菠萝蜜等内地人未曾见过的热带水果。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家的热带作物和水果，都可以在海南岛看到。1988年海南胡椒丰收，面临国际市场胡椒价格暴跌，外贸部门拒绝收购，农民卖胡椒难。《海南日报》曾辟出版面，专题报道，帮助农民解决买胡椒的难题。至于海南咖啡，虽不及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咖啡出名，但品质之优，胜过行销世界的雀巢咖啡。尤其万宁县兴隆农场出产的咖啡，是印尼归侨以传统工艺手工炒制，香味之浓郁，口感之好，属咖啡中之上品。

海南有一间规模很大的热带作物研究院，集中了全国顶尖热带作物研究专家，是中国唯一国家级热带作物研究机构。1987年底，我随梁湘省长到该院视察，见其科研硕果累累，可惜的是，由于经费短缺，使许多专项研究无法深入。再加上科研与生产两个领域缺少中间环节的衔接，使一些科研成果长期搁置在实验室里，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海南橡胶品种普遍退化，产胶量少，海南热带作物研究院通过对胶树的提纯复壮，成功地解决了胶树退化的难题。但年复一年，其研究成果始终没有踏出研究院的大门，而全岛橡胶树退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热带作物研究院原本设于海口，后迁到海南岛西北部儋县荒芜的野地上，远离城市，生活环境差，科研人员工资微薄，十人有七、八人不安心工作。在视察中，有位科研人员以为我是梁湘省长的秘书，偷偷塞给我一封信，要求我交给梁湘省长。信写得情词恳切，请梁湘省长帮助他调离研究院，让他到别处发挥所长。我看信后心情黯然，对他深为同情。但如果把不安心工作的科研人员都调走，海南热带作物研究院怕是不复存在了。

再说旅游资源。由于海南地处热带的边缘，全岛随处生长的热带作物，交织成一派绮丽的热带风光。再加上海岛地形复杂，既有高山峻岭、溪涧河流，又有蜿蜒海岸、平缓沙滩，还有民族风情和历史古迹，其旅游资源之丰富，也是中国大陆其他省份所少见。首推的旅游胜地当然是中国最南端的城市三亚。三亚市面对浩瀚南海，长夏无冬，天涯海角、三亚湾、牙龙湾，是人们避寒嬉水的好去处。天涯海角的海滩上，有从天而降的巨石，石上刻着历代文人墨客的题词。来到牙龙湾，则是另一种情景：望不到尽头的海滩，海沙如面粉般又白又细。朝海中走去，前进一百米，低头透过海水，可望到自己的脚趾。赵紫阳当年担任总理时，到海南视察，去牙龙湾，也要赞上一句“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

海南有黎、苗、回等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是黎族，达六十万之众，占当年全省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黎族人聚居在五指山区腹地和南部沿海一带，是海南岛的原住民。千百年来，黎族人保留下本民族的文化，建筑、服饰、语言、音乐、绘画、生活习俗等，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成为民族风情旅游不可多得的资源。

1988年6、7月间，庆祝海南建省的锣鼓鞭炮刚刚响过，海南省政府便组织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由省长梁湘任团长，省委书记许士杰任顾问，造访香港。许士杰在招待香港各界人士的酒会上致词，讲了一句听起来令人感到新鲜的话，他说：海南是全国土地面积最小的省份，但如果把它所辖的海洋面积包括进去，却是全国最大的省份。的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在南海标定的九段线，中国强行把南海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海域，划归海南省所辖区域内，这就使得海南有着中国其他各省无法比拟的海洋领地，其面积之大，大过广褒辽阔的新疆。南海海洋生物数量和种类之多，居中国其他海域东、黄、渤海之首。海南有青澜、新村等大型鱼港，是重要的渔业基地，但生产手段，加工能力，都相当落后，其海产品，供应海南本省需求，尚嫌不足，更谈不上供应全国，远销世界了。

海南的矿产资源也是其他许多省所不具有。海南已探明具有开采价值的矿产达三十五种之多。除铁矿外，还有石油、煤、钛、水晶、金矿等。水晶矿的开采有近百年的历史，毛泽东水晶棺材的水晶便由海南供应。传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侵略者来不及运走掠夺的几百箱水晶，全部埋在地下，埋在何处？是海南建省初期人们希望破解的一个谜。值得一提的是，对海南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石油天然气资源，陆上有琼北油田，海上有海崖13-1气田。海崖13-1气田的天然气储量为约一千亿立方米，是当年中国所发现的最大气田。中国矿产冶金界无不晓得：海南还有一座全国品位最高的铁矿——昌江石碌铁矿，其矿砂含铁量近百分之七十，矿砂可以直接炼钢。石碌铁矿所产矿砂，经由东方县的八所港，直接运往宝钢和武钢。据80年代中期勘察预测，按当时的采掘速度，该铁矿的蕴藏量，至少可供开采五十年。海南的石碌铁矿，对于铁矿资源以贫矿为主的中国来讲，堪称瑰丽的珍宝。

责编：许书婷

深圳现在是人口超过一千七百万的特大城市。在广州与香港之间建一座特大城市，完全没有必要，也不是梁湘、吴南生等深圳特区开发者的本意。按照深圳市和广东省特区办公室规划，深圳特区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范围内，人口控制在五十万到一百万之间。梁湘开拓特区，不在于盖起一片高楼，造就一座繁华城市，而在于：深圳特区的开拓，为闭关自守的中国，打开一扇窗户，让人们可以透过窗户向外张望，呼吸窗外吹进来的新鲜空气，甚至把窗外的人请进屋里，听他们讲述外面世界的故事，从而推动实现国家体制的变革。

现在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当年以梁湘为首的经济特区开拓者，却是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深圳特区诞生之初，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攻击，便是被指控为是丧权辱国的“租界”。

1982年元旦刚过，特区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丁励松把我叫去，说请我报道新成立的一个写作班子，这个班子的任务是为特区总结经验。他告诉我：写作班子是按陈云的指示精神而组建的。

我一时愕然，特区建立只不过一年零几个月，一切才刚刚开始，深圳那一片荒芜的土地，正等待开发，怎么就急急忙忙地总结经验呢！

丁励松告诉我事情的原委：

198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会上专门就特区问题讲了一番话：他说：“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城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广东、福建两省的特区及各省的对外业务，要总结经验。现在还没有好好总结。”他强调“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

一听就明白，陈云要向特区发难了。总结经验是虚晃一枪，陈云的本意是：“不能增加”新的特区，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

秦文俊、丁励松等省特区办的几位秀才，躲进深圳新园招待所，绞尽脑汁，苦熬了十几天，写出了一篇总结经验的报告，送交陈云副主席。作为对总结报告的回应，陈云抛出了一篇文章《租界的由来》。

《租界的由来》发表于《解放军报》，由上海《文汇报》转载。该文一千多字，斥责当年晚清政府让帝国主义在中国国土上建立国中之国租界的卖国行为，文章的矛头直指划出一块地方引进外资，并给外资企业以经营自主权的经济特区。

文章在深圳引起了极大的困惑和恐慌。办经济特区与卖国画上了等号，文章发表后，有人将梁湘比作晚清推动洋务运动与外国签订条约的李鸿章。“特区”即等于“租界”，特区领导等于李鸿章，这在政治上置经济特区于死地的结论，令所有的特区工作者胆战心惊，人们对特区的合法性和特区的前景充满了忧虑。许多热心的特区建设者裹足不前了，许多前来考察的外商打消了他们的投资意向。

将“特区”与“租界”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扯在一起，是我所见到的中共党内保守势力对新生经济特区的攻击中，最为荒唐、武断、浅薄的理论。甚至谈不上什么理论，只是出于偏见与无知，必欲扼杀这个新生事物于摇篮之中，已到了急不可待、口不择言的地步。

“租界”论出笼后不久，一个打击经济犯罪的浪潮又向着特区铺天盖地而来。在深圳，凡与外商接触者，皆有经济犯罪的嫌疑。当时，运用深圳的特殊政策引进外资成效卓著的电子工业部驻深圳的第四分部经理，便因“走私”、“贪污”等罪名，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直接插手下，锒铛入狱了。

陈云抛出“租界”论，是经济特区建设之初，第一回合斗争。陈云从未到过经济特区，只派他的夫人于若木到深圳。于若木是营养学专家，她不是到特区考察营养学。她两次到深圳都住在银湖中心，频频找人交谈，谈些什么不得而知。

那时，全国上下都在惶恐不安地注视着刚刚诞生的深圳特区。中国共产党内部，对它的否定多于对它的肯定，对它的扼杀多于对它的支持。一些内地的老干部来到深圳，痛哭流涕，指责道：除了罗湖桥头的五星红旗，深圳已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啦，这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地方啊，你们却让外国人和资本家进来，剥削我们的同胞，这是明目张胆地复辟资本主义，让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而这些老干部痛哭流涕后，便急切要求深圳市政府为他们开一张边防通行证，托人换一些港币，直奔香港与深圳共管的沙头角镇，到中英街港英那边的商店，超量购买产自资本主义的商品——新款服装、尼龙丝袜、折叠伞、速食面等等。

“租界”论，在特区建设的最初十年里，一直是个阴影，笼罩在改革、开放与经济特区的头上。直到1992年7月23日，陈云发表文章，悼念去世的李先念。文章说：“先念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和不断探索和解决新问题。”陈云的这篇文章，算是对经济特区有了重新认识，但此时他对特区的干扰已长达十年之久。

人们很难想象，梁湘那几年是怎样承受了这巨大的政治压力，但他没有退却，硬是挺过来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梁湘在巨大的压力下，提出“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想，缩小政府权力，将政府的职能由“管制”改变为“服务”。1985年，梁湘在赵紫阳的支持下，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联手，着手将香港的司法与行政管理体制移植到深圳。如果实现，深圳便成为中国首座不设人大与政协的城市，而以完全独立于行政体系的立法会、最高法院、廉政公署取代。我曾经参加深圳与香港新华社的高层小范围、高度保密的就移植香港体制举行的讨论会，为与会者的大胆设想和规划感佩不已。可惜，梁湘1986年5月被免职，人去政息，此事便没有了下文。

梁湘为了推行他的“特事特办”的方针，从中央到地方，也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他从未主动攻击任何人，都是在招架别人的攻击，在被迫自卫时与攻击他的人结下了怨恨。国家计委有位委员叫勇龙桂，是陈云的马仔，“鸟笼经济”的吹鼓手，专门来深圳发难，他在深圳市委汇报会上，阴阳怪气，横挑鼻子竖挑眼。不过梁湘也没给他好脸色看，毫不退让的回击他的责难，让他在深圳碰了一鼻子灰。我还曾看见，在1984年举行的特区工作会议上，梁湘舆国务委员、国务院特区办主任谷牧为深圳是否基建规模过大，是否该整顿的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大家都动了气。老牛也有发火的时候，我当时为梁湘捏了一把汗。

梁湘在深圳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他率领特区开拓者独立完成的。当梁湘和深圳特区面临艰难局面，甚至走到生死存亡的关口，人们没有见到邓小平站出来，为梁湘和深圳讲过一句话。了解中南海诡秘政治的人都明白，邓小平不把对深圳的支持付诸于行动，是为自己留下回旋的空间：如果深圳成功了，那是他的功绩；一旦失败，他可全身而退。唯有当深圳的改革连保守势力也不得不认可，人们才听到“一位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的歌声乍然响起，听到他开口讲：“深圳是我的实验。”

1985年下半年，梁湘下台了。这一年他六十九岁，中共中央免去他深圳的一切党政职务。他因“超龄”而被免职，两年后，却又以七十一岁高龄，出任海南省长。

取代梁湘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是谷牧的儿女亲家李灏。这一安排是谷牧对李灏的酬庸和补偿。李灏是广东电白人，曾任谷牧的秘书，后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谷牧的儿子是京城有名的恶少，有一天偷了一把枪玩，走火打死了李灏的儿子，谷牧为补偿对李家的歉疚，便让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娶了李家的女儿，继而又行使自己对特区干部的任命权，安排李灏取代梁湘，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梁湘“四个为主”的特区建设方针，改为“压、抓、上、求”，即“压基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无论什么人一看就清楚，李灏的方针，“特”字荡然无存，适用于任何城市建设，哪里是特区的建设方针！李灏干的第二件事是，将深圳市政建设规划预留的城市绿化地，大片批给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等中央权贵子女，废弃了梁湘确立的“规划就是法律”的信条。几年后，李灏攀上了邓小平，谷牧退休，李灏便将谷牧一脚踢开，让女儿与谷牧的儿子离了婚，算是报了杀子之仇。

自从深圳没有了梁湘，他的继任人李灏就把深圳变作只是一座城市，而不再是经济特区了。深圳经济特区从那时起便由发展走向衰亡。

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在深圳特区创建三十周年的之际，拆除将特区与内地分隔的“二线”。

“二线”又叫深圳特区管理线，于1985年3月建成，全长八十四点六公里，用高达3米的铁丝网将特区与非特区隔离，进入特区要经过二线上设立的关口，出示有效通行证。二线是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特事特办了的历史见证，兴建二线，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特区，更有利于特区外引内联，为外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利于在特区内实施特殊的经济政策。但二线建成不久便遭到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不久便形同虚设。2018年1月6日，国务院同意广东省《关于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的请示》，二线正式被拆除。二线迟早被拆除，但那应该是在整个中国都推广实行特区的成功实验的时候。此时拆除，其象征意义，只能是宣布特区再也不存在了。因此，拆除“二线”，可视作深圳由“特事特办”的特区，变成了与中国其他城市并无区别的象征。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论断：深圳作为一座城市仍在发展，但作为经济特区已经衰亡。

同样走入衰亡的，还有珠海、汕头、厦门特区。

（六）

深圳特区创建之初，我经历一些值得记述的事情。

其一：从香港来了“第一个吃螃蟹人”。

深圳特区有一家竹园宾馆。竹园宾馆是深圳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也是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投资的外商是香港妙丽集团主席刘天就先生。

1980年，赵紫阳首次到深圳特区视察，听了市领导的汇报，称刘天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吃的是“中国螃蟹”。

竹园宾馆前身是宝安县的一家招待所，有前后两幢楼，六、七十个房间。宝安县改制为深圳市后，那两幢楼由市饮食服务公司管理，设施简陋，经营状况不好。

1979年底，刘天就听说深圳要建经济特区，出于商人对经济的敏感，也出于好奇心，就跨过罗湖桥，到深圳参观。那时，到深圳考察的外商凤毛麟角，刘天就到深圳，惊动了饮食服务公司的领导，便上门招待他。刘天就看中了竹园这个地方，几经商谈，决定投资三百万港币，与深圳方面合资经营，竹园宾馆于焉诞生了。

三百万元港币，对当年的深圳市来讲，不算多也不算少。问题不在于钱多少，它是深圳引进的第一笔外资，其产生的良好影响，远大于其产生的经济效益。

饮食服务公司派了一位很有头脑的经理温富，与身为竹园宾馆董事长的刘天就合作，生意日渐兴隆，不出一年，刘天就便有利可图。竹园宾馆引进了香港的企业管理方法，实行崭新的用工制度——员工合同制和岗位责任制，员工不称职或者给企业造成损失，便要被解雇，卷铺盖走人，“炒鱿鱼”一词便由此在中国诞生。报纸、电视、电台争相宣传，一时间，竹园宾馆名声大噪，刘天就名利双收。他感到：中国螃蟹，味道不错，值得继续吃下去。

1980年元旦过后，刘天就又找到深圳房产局副局长骆锦星接洽。1月8日，双方拟定了深圳方面以土地入股，刘天就以资金入股的“补偿贸易”合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在中国第一次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四万元的开办费由刘天就垫资。深圳提出要占85%的利润分成，刘天就占15%，刘天就爽快地答应了。让深圳方面没想到的是，房子还没建好，刘天就以每平方米两千七百三十元的价格在香港预售，所有房子销售一空，中国从此又诞生了“卖楼花”的经营概念。这个项目就是中国最早开发的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

我作为常驻深圳特区的记者，自然对特区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有兴趣，竹园宾馆也成了我报导的重点。我与刘天就交上了朋友，同他长谈过一次，写成一篇人物专访，题目就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久，新华社香港分社推荐他担任了广东省政协委员。他更是踌躇满志了。每次到深圳，都开着他的“劳思莱斯”，风光一番。

刘天就是浙江宁波人氏，自小在上海长大。父亲是小商人，在江浙沪一带跑单帮，家境虽不富裕却也殷实。中共接收大陆政权前夕，刘天就怕“共产”，就带着一万美元，跑到香港闯天下。他最早经营的生意是“二天油”，一种类似“万金油”的外用药。后来做皮鞋、手袋、百货生意，创立了“妙丽集团”，在港岛、九龙及加拿大都有商店或工厂。生意做大了，又涉足媒体，收购了《天天日报》，1982年，这份报纸发行量超过十万分，居香港报纸发行量第三名。他在深圳投资尝到了甜头，又在惠州大举投资，与当地合资经营宾馆和皮鞋、手袋厂。

不过刘天就在深圳的风光日子很短，原因是他在香港的经营出了问题。1984年，刘天就的妙丽集团陷入财务危机，《天天日报》被迫出售给合伙人韦建邦。1984年12月11日，刘天就在香港宣告破产。他的竹园宾馆股权也全部转让给深圳。这次他到深圳，乘坐的已经不是“劳斯莱斯”，而是在罗湖口岸乘一辆揽客的低档出租车。我到竹园宾馆去看他，他见面第一句话是“程先生你还认得我吗？”一句话道尽了他内心的酸楚。我试图帮助他，找市政府秘书长邹尔康，看能否说服银行贷点款，让他渡过难关。但他已经破产，无信用、无抵押，谁也救不了他。

刘天就败走深圳后，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但老一代深圳人仍记得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其二：深圳特区建立之初，不仅来了如刘天就这样的投资者，也吸引来一些经济学者、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有一位雕塑家，名叫滕文金，到深圳落户来了。滕文金，山东人，六十年代中期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广东省第二轻工业厅属下的工艺美术公司工作。他擅长木雕，对石雕、泥雕等也颇有造诣，所雕人物、动物栩栩如生，在全国雕塑界有些名气。

雕塑家是打扮城市的人，既然来到深圳，就要为美化深圳作点贡献。那时的深圳，破烂不堪，别说雕塑，街头宣传画都不多见，毫无艺术气息可言。滕文金认为，深圳是特区，总该禁忌少点。他大著胆子为工人文化宫创作了一尊“美人鱼”雕塑，真人般大小，安放在文化宫广场的喷水池里。

那尊“美人鱼”上半身是“维纳斯”，淡淡的忧愁，淡淡的笑；下半身是鱼的尾巴，伸向水面。全世界的“维纳斯”都是不穿衣服的，这就惹来了麻烦。

老百姓对这条美人鱼是很喜欢的，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到了喷水池，都要驻足良久，欣赏一番。“美人鱼”和“维纳斯”一样，给人以纯洁、善良、自由、平和的美感，绝不会令人产生邪念，谁也不会因为看了那光着上身的“美人鱼”，就会去强奸、杀人，扰乱社会治安。“美人鱼”的造型也并非完全移植“维纳斯”，藤文金自小生长在山东海边，渔家姑娘坐在渔船旁憩息时恬静的神韵，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美人鱼”的厄运来了，谁叫她不穿衣服呢。但是，如果穿上衣服，还叫“美人鱼”吗？。市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责令工人文化宫拆除“美人鱼”雕塑，因为“有伤风化”、“毒化特区社会风气”、“不允许资产阶级的东西有立足之地”云云，这跟藤文金想象的“特区总该禁忌少点”完全相反。

“美人鱼”是藤文金的“女儿”。他心疼女儿，他要保护女儿。他多次找宣传部的领导理论、抗争，宣传部毫不动摇，向藤文金宣告，中央指示：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不是文化特区，不是意识形态特区。藤文金差点要被宣布为不受特区欢迎的人。

其实，文化宫的领导思想也不通，迟迟未动手去拆那座雕塑。有天早上，我路过“美人鱼”身旁，发现她的上半身被密密麻麻的塑胶带子缠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盯住过往的行人。像是在挣扎，却动弹不得；像是在呼喊，却出不了声。可怜的“美人鱼”，可怜的孩子！

街上的行人都感到奇怪。站在“美人鱼”前面指指点点的人反而更多。看到那一层塑胶带子，就想到“美人鱼”因为没穿衣服才被捆绑，本来毫无邪念的人，反而要好奇地探究被塑胶带子裹着的乳房是什么样了。

几天以后，“美人鱼”不见了。喷水池中，剩下被大锤、钢钎砸得布满碎片的底座。“美人鱼”哪里去了？藤文金着急了，急得团团转，四处打听。我去找文化宫的领导，打听到，“美人鱼”被扔进文化宫一个堆放文具、杂物的棚子里。我拉着滕文金去看，藤文金像是去探视他惨遭冤狱的女儿。门锁着，我们俩搬来几块砖头垫在脚下，把头伸向门与屋檐间的缝隙，见“美人鱼”躺在杂物堆中，仍被捆绑着，手臂和尾巴已折断，遍体鳞伤。藤文金不忍再看下去。我对藤文金说：“这孩子关在棚子里，怕是更容易遭受歹人奸污。”藤文金说：“他已经被奸污了！”

“美人鱼”在深圳特区建立之初的遭遇引人深思。难道“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仅仅指的是指经济领域吗？看来，曲折迂回的路还要一步一步走下去，特区离理想的未来还远着呢。

其三：1981年下半年，深圳发生了一起“拆招牌事件”，轰动了全国，远播至全世界。在特区建设之初，算是一段不那么光彩的小插曲。

当年，最早在深圳特区设立分支机构的新闻单位有三家，一是新华通讯社，二是《南方日报》，三是我所服务的《羊城晚报》。新华社和《南方日报》分别租用香港招商局深圳办事处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羊城晚报》则在市文化局大楼租赁了一间房子。我们都在各自的大门上挂了牌子。

《南方日报》记者站长李通波写了一篇稿子，综述深圳的反走私斗争。稿中批评了罗湖区一个街道办事处下属一家公司。第二天，公司的经理就吵上门来，指着李通波的鼻子，大骂稿件失实，叫李通波登报更正、道歉，否则，就拆走《南方日报》记者站的牌子。

报纸刊登批评稿件，遭当事者投诉，是常有的事。李通波自信稿件没错，便没有理睬他，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谁知那位经理说到做到，第二天，他见报纸没有按照他的要求更正、道歉，就真的把《南方日报》记者站的牌子拆了下来，背回家去。事后他觉得有点不妥，晚上又悄悄的把牌子背回来，扔在地上。路人看那牌子满是污垢，像是被人踏了两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这几位驻深圳的记者，知道了这件事，都很气愤。这还了得！堂堂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派出机构的牌子说拆就拆，如此下去，其他新闻单位的牌子也难免有被拆的一天，我们还怎么样在深圳开展工作？我主张教训那位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妄为的经理。李通波自然也气鼓鼓的，但他颇有修养，把牌子捡回来，挂回原处，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

我心有不甘。我想，那位经理应该是触犯法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有一条，干扰国家机关正常办公秩序者，属犯罪。我就去调查那位经理的背景，群众反映，他是街道上的一个恶霸，曾霸占教师的住房，有一家小饭店不知怎么得罪了他，他也曾把人家的招牌拆走，逼得人家向他认错道歉，她还有走私和贪污受贿的问题。此等街霸式的人物，就是没有发生拆招牌事件，也该除掉的，何况他现在自己撞到枪口上来了。他虽然算不上什么“老虎”，总算得上是一只“苍蝇”。我现在就打一只“苍蝇”给大家看看。我马上写了一篇稿件，报导了《南方日报》记者站招牌被拆的经过，发回报社。然后我又去找市委副书记周鼎，请他过问此事。周鼎一听火了，说：这简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指示市委常委，纪检会主任刘波与罗湖区委书记叶澄海予以严肃查处

稿件一见报，事情就闹大了。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转发了这篇报道，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大大小小报纸，几乎都予以刊登，香港十几家报纸无一遗漏，海外有一百多家各种文字的报纸刊登了这条消息。《南方日报》马上跟进，李通波连夜写稿，该报又登消息，又发评论，又开展专题讨论。北京有大人物打电话给广东省委，说《羊城晚报》的报导写得好，记者该受表扬。

这时，我反而有点迷惑了。拆招牌事件，无疑是有新闻价值的事，但闹得这样大，却是我始料不及。深圳特区正处于政治和经济都极度敏感和脆弱的时期，大家都用拆招牌事件大做文章，该不是有人拿这件事给特区抹黑吧？

幸好深圳市领导果断处理了此事。到省里开会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也认为有人小题大做，给新生的特区抹黑，他亲自过问了这件事。罗湖区委秉承市委指示，决定开除那位经理的党籍和公职。当区委征求我和李通波是否要将他逮捕法办时，我和李通波都表示：算了，手下留情，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那位经理可怜了，他几次找李通波和我，躬着腰，差点跪下来，请求原谅。我和李通波商定，发一条最后处理的消息后，这件事就算结束了，不要把文章再做下去。

从此，我们几家新闻单位的招牌，神圣起来。路上行人经过招牌，都要绕道走，生怕一阵风把招牌吹掉下来，惹得一身说不清楚。连我记者站的汽车牌子也跟着沾光，有一次，我把汽车停在文化局院子里，挡了别人的路，一位文化局干部要拆汽车的牌子，刚好被我撞见，我大喝一声：为什么拆我汽车的牌子！他见到车子是我这位记者老爷停的，吓得忙不迭向我道歉，生怕再闹出一个拆招牌事件，弄得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拆新闻单位的招牌，是藐视新闻自由的行径，只有在一个政治落后的社会、思想愚昧的人群中才会发生。深圳虽然建立了经济特区，但特区的人仍处于思想愚昧的状态。更主要的，利用愚昧的人制造的事件，给特区抹黑，北京的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与拆招牌的人，其实并没有区别。

其四：深圳特区建立之后，与深圳关系密切并从深圳攫取极大个人与家族利益的中共高层，除了邓小平，便是王震。

中共党内确有一些洁身自好的老一辈革命家，鉴别谁是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就看他们的子女有没有成为贪婪攫取国家财富的权贵集团成员。人们可以列出一串这些可敬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名字，其中绝对没有王震。王震在中共老一辈中，是德行最坏的人之一，而他的名字，一直与深圳密不可分。

王震原本在中共党内地位并不高，最出名的是抗战期间担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带领部队在延安南泥湾垦荒。他的出名得利于中共歌唱家郭兰英唱的一首《南泥湾》：“花篮里花儿香……”，其实花篮里装的是罂粟花。中国自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百多年来谁胆敢大规模的在中国土地上种植鸦片？唯有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陈云领导下的中共后勤保障系统，便有专人向正遭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国人贩卖南泥湾种植的鸦片，为中共军队筹饷，以致陈云本身染上了鸦片瘾，终生享用中共特供鸦片。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开国少将，在抗战期间，就是在陈云的领导下，负责将延安三五九旅种植的鸦片贩卖到国统区。中共1949年建政之初，开垦南泥湾有功的王震，先后被任命为铁道兵司令员和农垦部长。他担任铁道兵司令员期间，下令枪杀不堪忍受超强度劳动集体逃跑的士兵和民工；担任农垦部长期间，统率数十万军人屯垦戍边，在新疆杀人无数，被称为“杀人王”。王震的一生不断叫嚣杀人，89六四血腥镇压，赤裸裸为解放军杀人叫好的就有王震。王震六四后地位蹿升，跻身中共“八老”之列，因为他坚决支持邓小平下令军队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

王震言行粗鄙。深圳特区建立之初，有一次他到深圳听取市政府领导汇报特区规划远景，不一会儿尿急，他招呼也不打便站起来上厕所，一头钻进了女厕所，吓得正在如厕的女士抱头鼠窜。没人敢上前提醒或者拦住他，唯有他的小孙子高喊：爷爷不知羞，进女厕所啦。中共打江山的那一代，多以“大老粗”自居，言行粗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了坐江山的第二代、第三代，便附庸风雅了。王震的儿子王家三兄弟，出入高级会所，抽吕宋雪茄、打高尔夫，但粗鄙的基因还是继承他们老子的。1988年海南建省与广西通航，经营这条航线的是王震的一个儿子的公司，参加首航仪式的人到达广西晚间入住宾馆，王震的儿子便强拉白天采访过他的《海南日报》一位年轻女记者进自己的房间，女记者挣脱，不然就被他糟蹋了。

粗鄙的王震表达意见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1980年代初《人民日报》有两位记者，写了一篇颂扬王震与知识分子交朋友的文章《还是那双眼睛》，文章写好送王震审阅，王震的秘书趁王震用完膳咬着牙签剔牙的时候读给他听。读完，秘书望着王震等他表态，只听王震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扯球淡”。秘书转过脸便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记者说，王震同志对文章很满意可以发表。记者问秘书，王震对文章具体说了些什么？秘书回答：王震同志说“扯球淡”。弄得这两位记者一头雾水。

王震在位时，是前往深圳、珠海走动最勤的中央领导人。深圳、珠海都留着最好的别墅供王震一家居住，那些年王震花掉深圳、珠海多少钱，谁也数不清。王震在中央挂的是闲职，特区建设本与他无关，他对深圳的支持，换取的是他儿子在深圳攫取巨大利益。他的儿子进入深圳开办公司，他们想在深圳攫取的，无论项目、土地、资金，都唾手可得。王震家族成为暴富的权贵家族，其发家便从深圳、珠海特区开始。

但王震绝不是真心支持特区，支持改革开放，支持改革派。89六四后，原深圳市委书记、后出任海南省长、与王震建立了所谓很深个人关系的梁湘，因反对六四屠杀而蒙难。六四后李鹏一伙对改革派反攻倒算，以“有严重经济问题”囚禁和查办梁湘。梁湘写信向邓小平申诉不获理睬，又写信向王震申诉，希望王震帮助梁湘向邓小平伸冤。前深圳市政府秘书长、海南省副省长邹尔康曾对我说：王震已经收到梁湘的申诉，凭梁湘与王震的个人关系，相信梁湘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谁知自始至终，王震也没有为梁湘说过一句话。反而，王震为了撇清与梁湘的关系，落井下石，要求中央对梁湘严厉处理，绝不留情。

责编：陈美华

中国西安锡安之光教会近日传出已有十位牧者同工被以“涉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遭刑事拘留。有海外基督徒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境内外教友持续为他们获得释放祷告，教会内传出的讯息显示，十人拟聘请律师进行诉讼。

多年前因在中国境内遭宗教迫害而流亡美国的任瑞婷2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供教会群组5月23日发出为“西安锡安之光教会”代祷的更新讯息指出，5月16日晚上约十点，锡安之光教会的监督、68岁的高全福牧师，被当地派出所多位民警从家中带走。

该代祷讯息中提到，同教会的焦勇牧师，唐秉义牧师，汪懿博长老，郭茹传道，刘策传道，李庆和杜鹃两位姐妹，郑姐和77岁的廉姨等，陆续被带走，目前拿到拘留通知书的家属透露，他们大都被以“涉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遭刑事拘留。

海外维权网5月25日发布锡安之光教会已有十位牧者同工被以“涉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遭刑事拘留的讯息。

任瑞婷认为，此罪名较不寻常，她担心当局若利用此罪名，很多家庭教会恐遭迫害。

任瑞婷说：“以往来说，教会被调查主要涉及到金钱利益、诈骗这类，这次罪名蛮新的。 所谓‘利用迷信’，很难去界定，中国官方教会是不是迷信？完全任由官方解释，只能任人宰割。而所谓’破坏法律实施’，是那条法律实施？很瞎扯，好像专门针对家庭教会。”

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牧师25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认为，这可能是从中共中央政府下达最新一轮对全国非注册的家庭教会打压行动的一部份。

傅希秋说：“他（锡安之光教会）存在已久，当地政府都知道，突然对他们进行突袭打压，用‘利用迷信’这罪名特别严重，甚至可判15年以上徒刑，就跟利用当局所认为的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等属一个类型的罪刑。”

任瑞婷提到，锡安之光教会已有四十年历史，被带走的牧师将近七十高龄，还有教友在外地被带走。中共对家庭教会禁制，本来就是莫须有罪名，还必须把这事合理化。像2019年成都秋雨圣约教会主任牧师王怡被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刑九年，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事，教会在财务及主日等聚会更为小心。

基督徒呼吁中国政府应遵守宪法赋予宗教信仰自由

为锡安之光教会代祷的讯息还提到，此次被带走的高全福牧师及其教牧团队的信息，在全球华人基督教会界具影响力。谁曾想在一个法治国家的基督徒，就因为坚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所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坚持效法主耶稣走十字架窄路的家庭教会道路，如今被刑事拘留？过去一周，已有教会大量会友，甚至前会友都被属地派出所问话做笔录，给社区和谐和法治文明带来很坏的影响。

该代祷讯息并提及，锡安之光教会以上十位牧者同工的家属已经决定聘请律师进行诉讼，律师们第一次去看守所进行探视。

傅希秋指出，中共在习近平谈政权安全维稳措施上预算无底线，在美中关税战下，经济持续下滑，很可能这是新的维稳又一波的措施。

傅希秋另提到，陆续看到许多类似案例在各地展开，近年中国当局频繁以所谓“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或“偷越国境罪”指控赴海外参与宗教活动的家庭教会成员，包括北京、山西等地教会等至少五例，目的地是前往马来西亚、中缅边境等地。

傅希秋强调：“他们拿的是合法的护照、透过合法的渠道通过中国边防，没有任何人是非法出境。此趋势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广泛关注。 ”

任瑞婷也认为，中国政府迫害教徒、拆毁十字架的动作不曾停过，当各省市需要抓人时，领导往往就会拿当地教会、基督徒作垫脚石，大抓补安罪名提振业绩。受害信徒的家属，难免会求助其他教会一同声援，又担心太公开会被认为与当局唱反调，陷入两难。

傅希秋呼吁，中国政府应认清打压宗教只会掀起更多社会矛盾，尊重自己所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保护中国公民基本宗教信仰自由，停止逆历史潮流的疯狂迫害行动，不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何况中国基督徒包括一直受打压的家庭教会、天主教会，即使遭受迫害时，也长期为中国的和平稳定祷告。

责编：许书婷

深圳、海南，我的一串脚印

1977年8月，中共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逝世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划时代的宣布。如果没有这一宣布，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文革仍将继续，那就不会有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会有1980年代的黄金十年。

1980年代，正如回忆文章所描述：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那是一个知识分子以激情、浪漫、理想主义营造自己心中乌托邦的年代。那个年代，我和人们一样，阅读介绍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理念的《走向世界》丛书，观看反思中华民族三千多年的“黄河文明”、为国人引入“蔚蓝色海洋文化”的电视片《河殇》。那个年代，大家喝上了可口可乐，写文章引用苏格拉底的名句，阅读潘恩的《常识》、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观看好莱坞电影《教父》、《罗马假日》，日本电影、电视剧《追捕》、《血凝》，追捧日本明星高仓健、山口百惠。大家都会吟诵北岛、舒婷的诗，都去听一位名叫崔健的年轻摇滚歌手扯开沙哑磁性的嗓子嘶吼“一无所有！”那时，闯进人们心里的另一位歌手是邓丽君，她属于台湾，也属于中国，我记得我把她的演唱会实况录音带放到汽车上，一遍又一遍的播放，永远听不够。

1980年代到来之际，记者工作也别开生面、丰富多彩，我参加了过去不会有的采访活动。81年5月，我去杭州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电影“百花奖”、“金鸡奖”颁奖大会，获奖电影为《巴山夜雨》、《庐山恋》，采访了编剧叶楠、演员张瑜、导演谢晋、演员达式常、仲星火。然后前往上海，采访文革结束后，中国的这个经济重镇如何焕发活力，为此我报道了驰名的永久、飞鸽牌自行车，宝山钢铁厂建设工地选址，城隍庙小商品集散地。

在上海，我还采访了5月29日逝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国葬”，听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我，送葬队伍中走在前面的有一位是宋庆龄的女儿，宋庆龄与国父孙中山并无子嗣，她的女儿从何而来？这令我惊讶不已。我还与跟随到上海为宋庆龄送葬的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参观宋庆龄在上海的居所。当邓颖超想进入居所二楼宋庆龄的卧室时，被居所的工作人员挡在门外，工作人员说，宋庆龄生前要求，她的卧室，除了跟随她多年的保姆，任何人不可进入。邓颖超听了悻悻然说：那我们就不进去了。

1980年代初，在我到深圳工作之前，曾被报社派遣到赵紫阳曾主政的四川采访。那时赵紫阳已经升迁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四川到处可见他留下的生气勃勃景象。我报道了赵紫阳如何扭转四川各级党政机关文革留下的颓败之风；如何在广汉县全国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恢复传统的乡镇建制；如何在四川棉纺厂、重庆钟表公司实行党政分开、厂长、经理负责制；成都饮食服务公司如何在美国纽约开办第一家川菜馆。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赵紫阳为扭转自大跃进到文革，农村违背自然规律的大干快上之风，教农民将水稻种植由一年三季改为一年两季，让农田得以休养生息，他为农民算了一笔简单的账，就把农民说服了：“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意思是一年种三季水稻每季亩产三百斤，不如一年种两季每季亩产五百斤，这一改变，使得1977年比1976年，四川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10%。1978年，四川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赵紫阳将农民的自留地面积扩大至总耕地面积的15%，并支持农民包产到户，从此四川粮食年年丰收，于是便有了民间广为传颂的“要吃粮，找紫阳”。

我住在《四川日报》招待所，每天有一份当天的《四川日报》送进房间，浏览《四川日报》，更感受到四川的变化之大。外出采访，路上打开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成都电台正连续播送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以真实强烈的感情讲述发生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悲惨故事。遇罗锦和他的哥哥遇罗克的文革遭遇，重重的敲击着人的心弦。我在四川采访，使我能够期盼，“冬天的童话”不会在1980年代的中国重现。

1980年代，兴办深圳和海南两个经济特区，是1980年代之所以成为黄金年代最重要的标志。我参与了深圳特区和海南大特区创建的全过程。这两个特区都留下了我的一串脚印，是1980年代中国记者中仅有的一人，这也成就了我记者生涯的黄金年代。

（一）

中国的经济特区从哪一天诞生？应是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第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那一天。但其开始酝酿筹备并开始运作，应是在其正式诞生前的大约一年半。

正如世间任何事物都要经历诞生、成长、衰老与死亡的过程一样，如今，中国的经济特区，应是已经度过了她蓬勃、鼎盛的年月，进入了衰亡的时期。早在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之际，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便指出，经济特区已进入衰亡期，为此他与经济特区官方发生了一场争论。胡鞍钢是对的，他讲的不是理论而是事实。

一位迟暮的英雄，当辉煌不再，人们便会缅怀和称颂他当年的辉煌。中国的经济特区虽已迟暮，仍不失为英勇卓绝、引领中国走出浑沌的英雄。经济特区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为中华民族做的罕有的一件好事。

我最初踏足特区，是深圳特区建立之初的1982年，继而在1987年底，我跨过琼州海峡，参加海南独立建省、建大特区的工作。此期间，我见证了中国两个最大经济特区的诞生，和经济特区生机勃勃的青春时期，我深深了解经济特区对中国产生的重大影响。

深圳，原为广东省宝安县的县城，毗邻香港的一座小镇，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界河深圳河，只不过是一条小溪，河两岸村民来往涉水而过。1980年代初深圳城区衰微破败，满目荒芜。当年宝安县是广东省的三类县，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GDP）仅六千万人民币。全县最大的企业是一家机修厂，全县最高的建筑是一家五层楼的旅馆，如今高楼鳞次栉比的深圳建设路，当年是由手扶拖拉机压出来的一条机耕道。香港的小姐太太们通过罗湖桥进入深圳，遇到下雨天，就得把自己的高跟鞋脱下来拎在手上光着脚在泥泞中走路。进入深圳，看到最“豪华”的建筑是深圳戏院，那是陶铸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时，觉得深圳人文化生活太贫乏，下令修建的。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的宝安农村，农民的收入与河对岸的新界农民相差八十倍。深圳河这边有一个罗芳村，河对岸也有一个罗芳村，这边的罗芳村只剩下老人的儿童守着老屋，对面的罗芳村人丁兴旺。我到深圳时，中共建政后从1967年至1979发生的第四轮偷渡外逃潮进入尾声，高潮时深圳的山上躲着上万人，等夜晚一到便蜂拥下山奔向大海。此时深圳街头仍可见到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偷渡者，靠近香港水面的深圳湾和大鹏湾，不时浮现因体力不支、沙鱼噬咬或海浪冲击而葬身波涛中的偷渡者尸体。

宝安县1979年1月升格为专区级建制的深圳市，调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勋甫为第一任市委书记。1980年6月，改由广东省委副书记吴南生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1981年2月，深圳升格为副省级，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梁湘奉命出任市委书记兼市长。张勋甫、吴南生、梁湘，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衰微破败的深圳。较早进入深圳，开发蛇口工业区的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曾站在深圳湾畔，指着海中偷渡者的尸体说：“这些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情景发生？就是因为中国穷！”袁庚讲的是现象而未讲本质，能讲出这一现象也需要足够的勇气，因为1980年代初，中国人仍沉浸在“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全世界都向往中国的官媒宣传的虚幻中，就像现在的朝鲜。

1980年代的许多中共干部，仍与贫苦的民众有着尚未割断的血肉连系，他们身体力行希望为百姓的幸福、为民族和国家的振兴做一点好事。他们也看到了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危机，相信自己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有所作为，能够挽救或延长这个政权的生命。于是，梁湘、袁庚，以及一波又一波的经济特区的开拓者、建设者们，就义无反顾地为特区的未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为国家和人民摆脱贫困、落后，去奋斗了。他们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最后一批愿意舍身取义的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会有孤独的感觉，会有陷入灭顶之灾的惶恐，会油然而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他们自己也是从浑沌中走来，未来是成功、是失败，是福、是祸，是欢乐、是痛苦，是艳阳鲜花、还是铁窗黑牢？皆一无所知。

1981年3月，梁湘到达深圳上任，他虽然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有一点却很清楚，他对友人说，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进法院，就进医院，死后埋在梧桐山。梁湘1998年12月13日病逝，死时仍在中央纪检会的审查中。梧桐山是深圳市区的一座小山，梁湘没有料到的是，他死后埋在梧桐山的资格都没有。

（二）

讲到当年的经济特区，首先要问的是：“谁是特区首创者？”这个问题似乎有现成的答案，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是邓小平。如果把经济特区比作一篇大文章，那么首创者就应该是为大文章撰写开篇的人。其实，为特区这篇大文章撰写开篇的人，开启特区这场实验的人，不是邓小平，而是习仲勋。后来有歌曲唱道，深圳特区的创建，源于“一位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那么这位画圈的老人，根本不是邓小平，而是习仲勋。

自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已不担任任何党政职务，他以普通党员、普通公民的身份，再一次视察建立已十多年的深圳特区，并声言“特区是我的实验”，自此，中国的经济特区，就与邓小平的名字，密不可分了。深圳闹市的大街上，矗立起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画像前面建成广场，为人们瞻仰画像和在画像前拍照提供场地。接着又在梧桐山上为邓小平立了一尊雕像，这就造成了邓小平是深圳经济特区、乃至中国所有经济特区首创者的既成事实。深圳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中国人所了解的深圳创建的历史，是不真实、不准确的历史。

习仲勋为中共元老之一，1950年代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他是中共党内陕北帮的首领，陕北帮是中共党内的一个小山头。习仲勋从延安时期起，就受毛泽东的压制打击，为官之路坎坷艰辛。1962年，又卷入小说《刘志丹》事件，被毛泽东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仕途走入极暗时期。1980年代，他曾为被邓小平罢黜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鸣冤拍案而起，并且同情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和平请愿要求中共反贪污反官倒的北京学生和市民。1990年代中、后期，他为躲避邓小平的整肃，装疯卖傻长居深圳不肯回北京，直到2002年5月去世。习仲勋不会想到的是，他的儿子习近平后来成了毛泽东的继承人，并且让邓小平的后人吃尽苦头。

1970年代后期，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习仲勋复出，获委任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对他来讲是降职任用。我曾跟随习仲勋下乡视察，并报道他在从化温泉宾馆召开的工作会议。印象中习仲勋是一位和蔼可亲、有热情和责任心、思想并不保守的官员，但有老人的通病：讲话啰嗦，一开口就跑题。并且和大多数中共高官一样，喜欢带着老婆、儿女、孙辈一起出巡，享受基层的招待。1978年，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开始“拨乱反正”。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紧接着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会上，习仲勋向邓小平陈述了关于让广东“对外开放”先行一步的设想。这是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后，面对广东民众大逃港的现实，几经调查研究，看到广东毗邻港澳、海外华侨众多，这是别的省份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而提出的设想。习仲勋统一了广东省委的认识，决定向中央报告：建议在宝安县紧靠中港边界线处划出一块地方，创办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引进境外的资金和原材料，加工成品，再出口境外。“出口加工区”后来改称“经济特区”，这就是深圳特区的原始构想。

习仲勋对邓小平说：广东对外开放，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但是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把人们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广东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因此希望中央同意广东搞一个新体制，就是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划出一块地方，创建一个出口加工区。

由于习仲勋是中共元老之一，长期在中央工作，他创建出口加工区的主张得到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的支持，最后拍板的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邓小平是听取习仲勋汇报的中央领导之一，他在听了习仲勋的汇报后，讲了一番过甚其辞的话，他说：“深圳就叫特区，当年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要杀开一条血路，你们谁敢去？”正是这番话，将“加工区”正名为“特区”。不久，习仲勋上调中央，特区的事交给接任的省委书记任仲夷来办，习仲勋就无缘参与特区的建设了。

1979年宝安县升格改称深圳市。国务院成立了“特区办公室”，由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春霖任特区办主任，归属主管对外经贸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分管；广东省政府相应成立“特区办公室”，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兼特区办主任。特区建设开始规划，于1980年正式启动。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习仲勋，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特区，历史地、公正地讲，习仲勋才是中国经济特区的首创者。习仲勋在广东省工作期间，建树不多，声誉也不高。他有搞好广东省工作的愿望，但大环境和个人能力的局限，使他没能在广东留下更多政绩和给广东人民留下深刻印象。但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的首创者，仅此一点，便足可令他青史留名。如果要撰写一部忠于史实的中国经济特区史或改革开放史，习仲勋作为经济特区的首创者，当占有重要一笔。

虽然邓小平不是深圳特区的首创者，但他对深圳特区发展的影响，在中共最高领导中，无人可比。深圳特区创立后，中央领导人，除陈云、李先念外，几乎都到深圳特区视察过，但没有哪一位领导人像邓小平那样，对特区的造访，能引起海内外异常的震动，造成全国性的、历史性的影响。1984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珠海，分别给这两个特区留下一段题辞：“深圳的经验和发展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特区好”。顿时使当时饱受保守势力攻击、正处于低潮中的经济特区，起死回生，扬眉吐气，并在全国推动起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浪潮。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了，造就出1984到1986年，改革、开放之初最为辉煌的三年。

这里要说一说邓小平为深圳题辞的事。1984年初邓小平带着全家南下广东过年，视察深圳、珠海。在深圳，他自始至终，脸色严峻，一言不发，也没有说要给深圳题个辞。及至邓小平离开深圳到了珠海视察，即将结束时，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不失时机地向邓小平索要题辞，邓小平心情大好，挥笔写下“珠海特区好”五个字。不写尚无事，为珠海题辞却没有为深圳题辞，这对深圳领导人有如晴天霹雳。此时邓小平已离开珠海到了广州，住在坐落于珠江中的广东省委珠岛宾馆。于是深圳领导紧急磋商，派了曾担任前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警卫员、后在广东省委接待处工作、与邓小平和邓的家人熟悉、能说得上话的深圳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接待处处长张荣，火速赶到广州。张处长在小岛宾馆用尽浑身解数，说动了跟随出访的邓的妻子、女儿，请邓小平为深圳题辞。深圳的领导则如热锅上的蚂蚁般焦急等待。末了，在一个早晨出外散步之后，邓小平问身旁的女儿邓榕：“真的要题吗？”邓榕说：“要的。”于是邓走进房间，大笔一挥，将张荣交给他的深圳领导提供的题词内容抄写了一遍。

邓小平的题辞、尤其是给深圳的题辞，被官方称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伟大的战略布署”，知道事情内情的人知道，这一切来得有点儿戏。邓小平为什么给珠海题词却没有给重要性远非珠海可比的深圳题词，到了广州经女儿说情才勉为其难？令人费解。这里有一事实可供分析：邓小平是带着全家十多口人，包括老伴、女儿、外孙、孙子，到广东过年，年夜饭没有在深圳吃却到珠海吃，一顿年夜饭花掉珠海公帑二十万元。席间有花絮，他的孙女跑到爷爷面前，抗议为什么爷爷有茅台喝，她只能喝汽水。那一次我从头至尾跟随邓小平一家深圳、珠海的行程采访。说不定是珠海的二十万元一顿年夜饭，让邓小平对珠海的观感大好，却把深圳吓了一大跳，并且差一点没有发生这一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伟大的战略部署”。

邓小平1992年初再一次南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他虽然已是不拥有任何党政军职务的普通党员、普通公民，但其影响，更胜于1984年那一次。原因当然是在六四屠杀后三年间，中共党内保守势力猖獗，中国经济滑坡，改革、开放全面倒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邓小平南巡，实为这位忧心忡忡的风烛老人，为挽救六四屠杀后危机四伏的中共政权，做最后奋力一博，也向正倒向保守阵营的江泽民发出警告。邓小平在南巡视察说的那句话，“特区是我的实验”，说明此时，他已经把中共政权的存亡及他个人身后的荣辱，相当程度上系于经济特区的兴衰、改革开放的成败了。

想把创建经济特区的功劳贪为己功的也有其人。1990年底，当深圳经济特区举行创立十周年庆典的时候，有人突然冒出来对深圳特区的领导说：“创办特区，我是始作俑者。”发出这声音的，就是因89民运期间在上海关闭和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受邓小平等中共老人赏识而在六四镇压后上台，当上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江泽民的话，让在场的人听得一头雾水。

说江泽民与特区毫无关系，也不尽然。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省宝安县设立出口加工区，江泽民当时担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奉命率有关部委及广东省的一众官员，到有出口加工区的国家考察，一口气跑了十几个国家，回来将所见所闻向中央写了一篇报告就算交差了，仅此而已。以后，创办特区的事情便与他无涉了。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江泽民只能算得上参与创办特区做了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工作，往后人们在对经济特区创办之初进行回忆的时候，从来也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提到过江泽民。

（三）

习仲勋、邓小平，在深圳创建经济特区，最重要的原因，是看到深圳毗邻香港。没有香港就不会有深圳特区。把珠海办成经济特区，也是因为珠海毗邻澳门。其他两个特区，汕头特区、厦门特区，由于离香港、澳门较远，发展就大不如深圳、珠海。我曾到汕头、厦门采访，见那里的官员和百姓，对特区的理解和办特区的热情，不可与深圳、珠海同日而语。如果将深圳与珠海相比，由于香港当年为远东金融中心、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澳门只是一座赌城，珠海的发展就远不及深圳。

香港人杰地灵，在英国的百年治理下，实为地球上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香港不仅对深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影响也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不可取代。

邓小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说过：“在中国造几个香港”。此一宏愿，本可在深圳首先实现，可惜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只经过二十五年，便已失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蜕变成与中国内地别无二致的一座城市，把邓小平的“在中国造几个香港”变成“把香港造成深圳”，当年沾的香港的灵气而发展起来的深圳，如今带给香港的是晦气。这是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发生在深圳、香港间与1980年代截然逆反的另一个故事。

深圳与香港，是山水相连的一片土地。公元1897年前，这两块地方同属广东惠州府宝安县所辖。1897年，满清政府与英国签订条约，以深圳河为界，把宝安县与新界、九龙、港岛分成两处，但两地仍有割不断的血脉关系。深圳和新界、九龙的原住民皆客家籍，操客家语，风俗习惯、穿着打扮无不同；宝安方面的许多农民耕地在新界，每天过河到新界耕种；深圳与新界每逢农历新年，百姓都吃客家风味的年糕，玩客家色彩的“抢花炮”游戏。

深圳与新界、九龙、港岛，在明朝时统称大鹏，府城建于南海大鹏湾畔。距府城不远，可见一处叫做“大鹏守御所”的旧址，明末一位姓张的朝廷命官，率兵在此抗击倭寇对大明朝南疆的侵犯，是英勇捐躯之地。珠江出海口深圳这一边，有一处地方叫南山，南山最高处，有一个“左炮台”旧址，乃清朝两广总督林则徐抗御大英舰队，鸣响号炮的地方。到民国年间，新界、九龙、港岛归英国管辖，但界河深圳河仍不设防，两岸居民自由往来。抗战时期，深圳、新界一带流传着抗日英雄刘黑仔的故事，传说他手执双枪，飞檐走壁，出没无常，时至今日，深圳、新界一带的客家老人，没有不知道刘黑仔的。

至于深圳这块土地更久远的历史，与中国深厚的五千年历史比较，却是无足轻重，如果不是这个地方建立了经济特区，那一鳞半爪的史实，不会有人提起。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曾撰写一本讲述深圳历史的小册子，说深圳海边一个叫做“铁仔山”的地方，出土了一块一千多年前东汉熹平年间的砖画，画的是一个古怪的人头像，头像的一双眼睛凝视天空，头像两边绘有两枝带镞的箭，箭头向上。那块砖画的作者应该是一位巫师。作者说砖画透出神秘的信号，仿佛向今天的深圳预示着什么。难道一千年前的巫师已预示深圳这地方，到了1980年代，要办经济特区，要为中国增添一座超大城市？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显然在编造一个无稽之谈。

深圳这地方，如果不是依傍香港，“人杰”、“地灵”都不得见。时至中共统治下的1949年到特区建立前的1979年，三十年间，同一块土地那一边的香港人埋头经济发展，使得香港一举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深圳，却埋头设立“政治边防”，蓄意灌输对香港的敌意。“政治边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建立的，特区建立之初，我去仅以一条街道为界分开深港两地的小镇沙头角，仍清晰可见街头房屋墙壁上涂写着“不忘阶级斗争”的标语。

抓来抓去，抓出了多少令人心酸的故事。1980年统计，深圳男女比例是一比八。整村整村的青壮男丁都跑光了，留下老弱妇孺，生活全靠外逃香港的亲友接济。大鹏湾岸边的一个村子，男青年跑剩下一个瘸子，瘸子成了村中女青年追求的对象：瘸子吃饭有女青年争着把饭端到他面前，瘸子出门有女青年争相背他。听了这个故事，有人哈哈大笑，我却笑不出，反而想哭。那是该咀咒的年代，“政治边防”把香港的灵气挡在了境外。那时，中华大地邪气弥漫，深圳何灵之有！

假如不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外开放，假如对外开放不是首先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哪怕深圳旁边紧靠着一百个香港，深圳也沾不上香港的分毫灵气。深圳特区建立头十年，创造了举国闻名的“深圳速度”，一个又一个令内地人目瞪口呆的奇迹。深圳，还是那些山，那些水，那片土地。在那片土地上，起初一无资金，二无资源，有的仅仅是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这政策其实就是，把深港间的边界打开一个口子，让外边的风吹进来，深圳便飞起来了。如古人诗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于是深圳灵气十足，成了中国的风水宝地。

（四）

大约1979年9、10月间，有一批“勇敢分子”，每人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广东省政府出发，来到刚刚升格改称的深圳市。为首的是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新组建的特区办担任主任吴南生，他是奉省委书记习仲勋之命，到即将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担任市委书记。起初，这些人住在原县政府招待所。招待所客房不多，为了不影响招待所接待客人，后来便在招待所后面的一块空地上盖了一排小房子，每间房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书桌，住了下来。

住进这排小房子的，是刚刚组建的广东省特区办的成员，包括：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秦文俊、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的丁励松、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司马鲁、广东省侨联副主席林文生等等。

吴南生文革后复出，曾主持文革期间大字报《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平反工作，释放了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的大字报三位青年作者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吴南生还曾代表广东省委宣布平反省内所有右派。吴南生另一个为人称道的是：六四屠杀让他极度愤怒，他要宣布退党，被他的下属劝止而作罢。

秦文俊则为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干部，中南局撤销后，调广东省委，文革后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他在特区办工作时间不长，便在深圳升格为副省级后任市委副书记。六四后，他凭着曾与江泽民一起出国访问小有交情，转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实际负责特区办工作的是丁励松，他文革前曾是原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秘书，参与过陶铸对一代中国青年影响巨大的文章《松树的风格》、《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的写作，文革后先后调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省委文教办处长、省政府副秘书长。

之所以在此一一写下他们的名字，是因为想起中国经济特区的初创，我就会想起他们。而他们，却早已被人们遗忘。我曾翻阅我所能找到的官方出版的特区史书，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

今天的深圳，早已由经济特区发展成了一座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中共的官员们争相来深圳来谋一份优差，是贪污腐败分子麇居之地。不过在当年，办特区，去的人确实需要有点勇气。

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结束，但文革中“打倒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喧嚣，音犹在耳，人们仍在防备不小心被安上一个罪名，被革命群众“砸烂狗头”。那时中国人仍然与世界隔绝着。路上走着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人们都会好奇地凑上去围观。即使在毗邻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哪一条街道、哪一座村庄来了一位“港客”，都会被警惕的官员和群众视作境外敌人派来的特务加以防范。那时，谁也不知道“特区”为何物，会给中国的红色江山带来什么？也许，是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盒子，一打开，便会放出魔鬼、瘟疫、罪恶和灾难。

而踏进深圳的那一批“勇敢分子”，也难以对特区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但他们知道，特区是个好东西，它将给中国带来希望。不过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这个差使，弄得不好，会被人指控把帝修反引入国门，令资本主义复辟，最终自己跌入深渊。在斟酌特区名称的时候，他们决定在“特区”前面加上“经济”二字，以示这个特区决无任何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属性，仍牢牢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特区”前面加上“经济”二字，是“勇敢分子”们向中共中央的一个表态，也是为自己买的一个保险。由此可以看到他们当年那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

勇敢分子们到达深圳，首先做了一件在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制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在深圳划出了一块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经济特区。特区条例于1980年8月26日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生效，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遂宣告诞生。《条例》向全世界昭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从此，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便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制定、施行为主要标志，降临到到中华大地上了。

继首批“勇敢分子”到达深圳的，是以梁湘为首的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成员。他们奉中共广东省委的调令，从省委、省政府机关、各厅局、各企业、广州市所属各部门调来，其中包括从广州市轻工业局局长任上来出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周鼎，他后来成为梁湘最重要的助手。

这里尤其要说到一位不平常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孙凯风。梁湘主政的深圳，不设人大和政协，只设中共深圳市委、市人民政府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三大机构。发展公司的任务是：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规划并实施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开发土地、引进外资、兴办企业。发展公司引进日本的熊谷组、香港的和合，开发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特区土地，便是发展公司最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公司还先后参与盐田港集团、南油集团、南山集团等一批深圳早期大型集团公司的组建，培植了万科、深房、深华源、深国商、特发信息、深特力等上市公司。该公司早期开发项目还包括香蜜湖度假村、小梅沙海滨酒店、国贸大厦，以及由其属下房地产公司经营的住宅小区。组建并担任特区发展公司董事长的便是孙凯风，他在深圳享有市委常委的待遇。孙凯风是我的采访对象，他把我当作无话不谈的挚友，发展公司的远景规划和实施的报告，邀请我参与起草。

孙凯风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为晚清两广总督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明他的人生理念。他调特区发展公司之前的公开职务是广东省体委副主任，没有公开的职务是中共调查部的高级官员。作为广东省体委副主任，他曾带领国家和广东的体育运动队，出访过四十多个国家。他既是体委副主任，又是深圳最大企业的董事长，但仍是调查部的官员。有一天他推掉了与我的约会，告诉我，他要临时去一趟澳门，会见一位从美国来的华人媒体专栏作家。我从青年时期，便经常从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阅读这位华人作家撰写的时政评论。美国华人作家与孙凯风有什么关系？显然，他去澳门的身份不是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董事长，也不是广东省体委副主任，而是调查部的高级官员。至于他如何当体委副主任的？我曾问他：你带领运动队出国，是比赛，还是监视运动员？他笑而不答，我是多此一问。

梁湘下台、李灏上台后，发展公司今非昔比。一群来自东北据说受李鹏派遣如饿狼般的官员接管了发展公司高层，这伙人一进入发展公司总部大楼便说：他们捞够了，该轮到我们了。而孙凯风则被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点名要去，出任新华社兴办的企业鑫隆公司董事长。鑫隆公司获赵紫阳亲批拨款两亿美元开办，与外贸部的华润、交通部的招商局、荣毅仁的光大、广东省的粤海，同属香港最重要的中资企业。鑫隆公司总部设于上环的信德中心，面朝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我调深圳工作期间，孙凯风曾应省长梁湘的邀请访问海南，专程来《海南日报》看望我。他参观了《海南日报》破旧的大院，我简陋的总编辑办公室和狭窄的宿舍，感叹我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办成一张一流的省报。我请他投资参与《海南日报》的发展，他爽快的答应了。不久，我随副省长辛叶江率领的海南省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与日本劝业银行商讨为海南发行债券时宜，路过香港短暂停留，孙凯风请我到信德大厦，参观鑫隆公司总部，并在大厦餐厅请我喝了一顿丰盛的午茶。席间，他再次向我承诺：投资《海南日报》，为海南新闻事业的发展助一臂之力。但第二年，《海南日报》与鑫隆公司的合作准备启动之时，六四屠杀发生了，一切便无从谈起了。

六四后，许家屯流亡美国。香港新华社社长接任者周楠借清查鑫隆公司和孙凯风，矛头指向许家屯和赵紫阳，结果一无所获。周楠悻悻然，只好允许孙凯风退休返回深圳。

我是在美国得知孙凯风去世的消息。他死于脑溢血。孙凯风是早年深圳的一代风流，为深圳特区的创建与发展留下一篇传奇故事。

（五）

吴南生给深圳经济特区一个良好的开局，继吴南生之后，率领中共党内一批勇敢分子，为深圳特区的开拓与发展做出贡献并付出巨大代价的，是梁湘。

我在海外一家网站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深圳有许多人要求公正评价早年的改革者，提出修建改革者纪念公园，为改革者的代表人物——原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立碑。这不禁使我感叹：深圳总算有良知未泯的人！

不过，在当今中国，我不认为人们“修建改革者纪念公园”和“为梁湘立碑”的愿望能实现。在愿望不能实现之前，人们只能把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早期办公楼前面的那座《开荒牛》雕塑，视作梁湘和深圳特区的开拓者、建设者们的一座纪念碑。

塑像是当年广州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潘鹤教授的力作，于1984年5月间落成：一头老牛，正奋力耕耘，它似乎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耕耘之外，等待着它的还有什么事情。

我在担任《羊城晚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期间认识梁湘，除了工作关系外，个人之间的来往不多。后来我调任《人民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人民日报》有要求，驻各地的记者不得与当地领导有私人交情、来往过密。不久梁湘“退居二线”，只担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闲职。此时我与他没有了工作关系，反而与他常常来往。梁湘退居二线后感觉痛苦的一件事是：他的继任者李灏全盘否定了他在任时实行的深圳特区的特殊政策，将深圳只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来建设。为此我曾写内参向中央报告梁湘退居二线后深圳发生的这些变化。我家与梁湘家相隔不远，我有空便到他家坐坐，陪这位门庭冷落、心情忧郁的老人聊天。每次他知道我要来，便事先沏一壶好茶等我，他家后院有一颗木瓜树，木瓜熟了，等到我来才采摘，与我共享。1987年4月，我建议他不要每天枯坐家中，现在无官一身轻，正好外出旅游，去未曾去过的地方看看。他说新疆没去过，他有一位老战友曾担任新疆的副书记，多次邀请他，于是便决定去新疆看看西域风光。

世事难料。1987年五一前夕，在沈阳与当地民众欢度劳动节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令中央办公厅紧急打电话到深圳市委找梁湘。深圳市委不知道梁湘去了哪里，断定只有我知道，一位副书记便来问我，我说去了新疆。于是中央办公厅派专机把梁湘从新疆接到沈阳。赵紫阳接见梁湘和同时到达沈阳退居二线的前广州市委书记、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许士杰，通知梁湘出任新建制的海南省省长，许士杰出任省委书记。梁湘回到深圳，匆匆收拾行李，便赴海南上任了。在筹备建省期间，许士杰担任建省筹备组组长，梁湘担任副组长。梁湘到海南后，邀请我到海南看看，随后又邀请我到海南筹建将升格为省报的《海南日报》，担任总编辑。

从1987年5月到六四屠杀，我目睹梁湘作为一位伟大改革者，在海南度过的两年最光辉和最暗淡的日子。

梁湘原籍广东开平，父亲是美国华侨。梁湘青年时代投奔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内战时期他随解放军攻占东北，任中共辽阳市委书记。50年代由辽阳调广州市，先后任工商局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文革中被批斗、打倒，文革后期复出，任粤北韶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又回广州任副市长、市委第二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而后调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

梁湘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老一辈共产党人中，不乏情操高尚、忧国忧民，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愿肝脑涂地之士，梁湘便属于这类共产党人。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尽管邪恶，1980年代，党员中仍有赵紫阳、胡耀邦、胡绩伟、梁湘等等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他们不属于共产党，他们属于人间正道。

回过头来再说那头开荒牛。看上去，梁湘简直就是一头牛：黝黑的皮肤，粗壮的身材，给人以精明不足憨厚有余的感觉。怎知道，他却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位先锋，一面旗帜，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人生经历，深具传奇与悲剧色彩。

梁湘1981年10月出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他和其他到任的党政领导一起，住在宝安县新园招待所里。他走遍了深圳的山山水水，每天回到招待所常常是一身尘土，一脚泥巴。晚上还要一边挥着大葵扇赶蚊子，一边找人开会，制定规划，安排人事。他在深圳过的第一个农历年除夕，白天视察市场，看节日商品供应是否充足，晚上请招待所饭堂的厨师做了几桌菜，把节日里仍在工作岗位上的市领导、秘书、司机、服务人员、记者，还有上述人员临时来探亲的家属们，请到一起，吃了一顿团年饭。他举杯向大家敬酒说：“同志们，来特区创业，辛苦了！”大家都感到心中温暖。

时过不久，深圳便起飞了。有一个名词经新闻媒介传遍全国，那就是“深圳速度”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经验。深圳三天起一层高楼，一夜铺好一条马路，仅用了五年时间，便有数百幢高楼拔地而起，数千家工厂、商店开工，工商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相应发展，成为中国大陆一座经济最活跃的城市。那时，中国仍是计划经济体制，全民还在吃大锅饭，全国一片懒庸状态，国民生产如蜗牛爬行，“深圳速度”和“蛇口经验”令全国上下感到新鲜、刺激，精神为之一振。我有幸参与了“深圳速度”和“蛇口经验”的报道，那些振奋人心和振聋发瞆的口号，通过媒体的报道传遍了全中国。

梁湘在深圳工作其间，被中国的新闻媒体评为“全国十大风云人物”。其实梁湘并非圣人，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杰出的才能。他与诸多中共官员的不同之处在于，思想较为解放，少一些腐朽之气，多一些为国为民办事的愿望，因此他就能想别人不敢想或不愿想，做别人不敢做或不愿做的事。他提出：深圳既然作为经济特区，就应该“特事特办”。他主持制定了“四个为主”的特区建设方针：“引进外资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工业为主，产品出口为主”。为增强引进外资的能力，他提出“外引”的同时要“内联”，联合各省市、中央各部委的企业，到深圳来投资，大家共同为开发特区出钱出力。

在不同凡响的特区建设方针下，梁湘与深圳特区的开拓者、建设者们一起，推行了许多超前于当年中国现实的改革：深圳是第一个实行土地和商住楼宇商品化的城市，土地成了吸引外资的最大资本；深圳是第一个实行建设项目公开招标的城市，保证了深圳建设的高速度、高质量、低成本；深圳又是第一个取消商品价格管制的城市，除粮、油等基本生活资料和煤炭、石油等基本生产资料外，所有商品都自由买卖，余缺和价格由市场调节；深圳还是最早引进外资银行，并部分取消汇率管制的城市。着眼于特区的未来发展，梁湘又着手规划并逐步实现管好二线（深圳与内地的分隔线），开放一线（深圳与香港的分隔线），试图将深圳与香港融为一体，让特区经济汇入世界经济中去。可以说：没有深圳的开拓探索，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梁湘，就没有深圳的开拓探索。

责编：陈美华

80年代中期，我亲身体验了《人民日报》上下同心，焕发出的昂扬正气和朝气蓬勃的精神，《人民日报》有了“人民”的味道了。后来六四屠杀发生，胡绩伟连同他的继任者、《人民日报》的改革派，与中共党内改革派一起全军覆没，一大批倡导体制改革、支持89民运、谴责六四屠杀的编辑记者被抓捕入狱或流放边远。他们中许多人是《人民日报》与中国社科院合办的新闻研究生院培养的杰出新闻人才，已担任报社中层领导。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根据邓小平指示执笔撰写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的《人民日报》编委兼评论部主任，由于他本人在89民运期间反对首都戒严、反对六四屠杀，六四后也被整肃流放到边远省份，担任闲职，显现了中共报人的人生悲剧。

我到《人民日报》后，被分配到记者部，接着，便被派驻深圳，出任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记者部是《人民日报》最大的一个部，除了我们这些派驻各地的记者外，《人民日报》许多老资格记者也属记者部，他们拥有高级记者职称，行政级别最高达八级。刘宾雁，也是记者部老记者群中的一员，不过他是老记者中年轻的一位。老记者中，有的延安时期就在《解放日报》或新华社工作，国共战争时期，大多数是中共野战部队的随军记者。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凡的经历，都有上通天庭的关系。在记者部常有这样的事：某老记者接到某元帅、某将军、某部长、某副总理、某政治局委员、常委打来的电话，说好久没见了，今天家里包饺子，请他来家吃饺子、喝酒。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时间不长、离开《人民日报》已经很久。作为新闻人，我为曾见证和参与缔造《人民日报》的一度辉煌而感到荣幸。这就是我的《人民日报》情结。

我调《海南日报》工作时，对《人民日报》恋恋不舍。我向《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总编辑谭文瑞提出，我在海南工作三年、五年，只把党的组织关系转去海南省委，行政关系留在《人民日报》，三、五年后回《人民日报》继续当记者。钱李仁和谭文瑞答应了。《人民日报》有先例，一些曾被调往地方报纸任职的记者，多年后，又返回《人民日报》。但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和省长梁湘对我这个念头很有意见，他们认为我给自己留后路，说我没有打算全心全意献身海南大特区建设。梁湘对我说：来海南，就像在深圳一样，一往无前，别想给自己留后路。我拖延一年多后，迫于许士杰、梁湘的压力，只好改变初衷，与《人民日报》脱钩，把行政关系也转来海南。我回北京办理调转行政关系的手续时，《人民日报》记者部的同事设宴为我践行，我在宴会上，在几分酒意下，情不自禁大哭一场。

（八）

六四屠杀后，《人民日报》许多在推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做出杰出贡献的领导人、编辑、记者惨遭整肃，但也有人借这一场历史性的事变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卑鄙的人生道路。这里有我熟悉的两个人值得写上一笔。

一是杨振武，三是朱维群。

杨振武是我在《人民日报》记者部的同事，那时我担任《人民日报》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他担任驻河北首席记者。我的印象是，他并非出色的记者，却是一位循规蹈矩、老实听话的年轻人。“六四”屠杀前，他参加了八九民运首都新闻界的游行，和大家一起喊出“我们想说真话，别逼我们造谣”的口号，但“六四”后，他急速转弯，不但没有像其他同事一样被整肃，反而获重用，升任记者部副主任、主任一直升迁到《人民日报》编辑委员兼海外版总编辑，后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决定他快速升迁的，是当年担任驻河北记者期间，采访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写了一长篇人物通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把习近平好一通表扬，这篇报道成了习近平从河北正定县调升福建厦门任副市长的垫脚石。而习近平由厦门副市长一路升迁为福建省长、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杨振武就在上海再一次遇到习近平。2013年习近平获取了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立即将杨振武调回《人民日报》出任总编辑和社长。在2013年4月至2018年4月杨振武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期间，就像民国初年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为袁世凯称帝而为其一人办的《顺天时报》一样，将《人民日报》办成了只为颂扬习近平一人而办的《顺天时报》，创造了《人民日报》头版的所有稿子全部报道习近平，每篇稿子的标题都冠以习近平名字的先例，而这些关于习近平的报道全无任何新闻价值。《人民日报》成了《顺天时报》，由杨振武开创，一直延续至今，这在世界报业史上堪称荒唐丑陋得不可思议。杨振武对媒体的败坏登峰造极，后人尚无法超越。论卑鄙，能与他比肩的只有王晨：六四屠杀后，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晨愤而退党，被人劝止。六四后王晨担任了《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炮制《中国人权白皮书》，之后又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是怎样转这个弯的？其实不难，昧着良心便可以了。

我的另一位《人民日报》同事朱维群，六四后当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是中共少数民族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据说他先后三十多次前往西藏，布置对藏民的统战和镇压，他的后半生几乎所有精力都用于污蔑、攻击受藏人尊崇的达赖喇嘛。他在任期间，一百多位藏人自焚，对此任何人都会动恻隐、同情之心，但朱维群却污蔑达赖喇嘛“想把藏传佛教变成一种自杀教、自焚教。”朱维群的言行表明他已经放弃了人性的底线，他的意识中充满兽性。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对朱维群的印象是：诚恳、诚实、有羞愧心，是个好人。1987年海南筹备建省，我奉调出任《海南日报》总编辑，朱维群那时是《人民日报》国际部驻南斯拉夫记者，在一次驾车外出时与一辆大货车相撞，坐在他车上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夫人当场死亡。他是这场车祸的肇事者，南斯拉夫法院判处他三年徒刑，碍于他是中国记者，判刑后并未执行，把他遣返中国了事。我见到的朱维群，三年刑期未满，神情沮丧，有羞愧之心。他不愿意继续留在《人民日报》，希望到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工作，海南省便成为他的首选。他通过我记者部的一位同事找到我，我表示愿意帮助他摆脱现在的处境，答应在《海南日报》为他安排一个相当的职位。我回海南即为他办理接收手续，当省委组织部准备向《人民日报》发出商调函时，朱维群没有知会我，通过门路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来又去了统战部，很快升迁为正部级的常务副部长，干起了毁灭藏族文化、亵渎藏传佛教和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镇压藏人反抗的勾当，由人变成一只凶残的狼。

我为在1980年代曾与《人民日报》许多优秀的报人共事而感到荣幸和骄傲，也为曾经与杨振武、朱维群这样的卑鄙报人共事而感到羞耻。

（九）

我这一生曾遇到三位对我影响至深的伟大新闻人，一位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便认识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同事的刘宾雁，一位是89″六四“后流亡美国结识的“中国记者第一人“、原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第三位就是胡绩伟。前两人都已去世，胡绩伟也走了，他是在中国政治改革可望出现一线曙光，中国新闻改革呼之欲来之时离我们而去。

人之伟大，有的是因为创建了一个伟大理论，有的是因为进行了一场伟大实践。胡绩伟是报纸“人民性高于党性“理论的创建与实践者，是中国新闻改革的先驱。

《人民日报》从来是党的而不是人民的，自胡绩伟主政后才有了人民的色彩。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为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推波助澜。没有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就不会有中国的黄金1980年代。没有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更是罪恶累累，一无是处。

我与胡绩伟先生接触不多。对一位伟人的感受，其实不需要朝夕相处。

1986年初，我在《羊城晚报》深圳记者站站长任上，接到《羊城晚报》总编辑的指示，要我接待到深圳来的胡绩伟先生。当时胡绩伟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免去了《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他一到人大就着手推动制定《中国新闻法》。他到深圳，目的是邀请香港新闻界人士过来，为制定《中国新闻法》提供意见，并顺道考察深圳特区。胡绩伟不愿意受深圳官方的接待，也不愿意接受具有省委机关报身份的《南方日报》接待，认为那有碍于他了解真实的深圳，他选中与民间较为贴近的《羊城晚报》。《羊城晚报》深圳记者站配有一辆面包车，记者站有自己的小饭堂，胡绩伟在深圳的几天，我为胡绩伟张罗召开座谈会，陪同他到深圳四处参观，胡绩伟一日三餐都在记者站的小饭堂用餐。小饭堂的小厨娘，是一位从农村来的姑娘，小厨娘特别喜欢这位比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官还大的和蔼可亲的老头，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给他做好吃的家常菜。胡绩伟特别喜欢吃记者站的家常菜，一边吃一边夸小厨娘好厨艺。

胡绩伟第一次到深圳，我一边陪他参观，一边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创立的来龙去脉，创建以来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前景，并且向他讲解围绕建立和建设深圳特区，发生的争论。我向他表达了对深圳在全国未实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下，特区在旧体制的包围中，面临的艰难险阻和有可能失败的担心。胡绩伟对我的介绍和讲解连连称道，对我所表达的对特区未来成败的担心表示认同。他说听过许多对深圳的描述，但第一次听到如此深刻的分析，赞扬我作为年轻记者，实属难得。胡绩伟完成了深圳的工作，临走前，问我：“小程，你愿不愿意到《人民日报》工作？如果愿意，我向《人民日报》推荐。”我一愣，胡绩伟这话不像是随意说的，我心中一喜，回答道：“愿意！”胡绩伟走后，我怀疑自己是否把胡绩伟的话理解错了，我知道，进入《人民日报》的门槛非常高，从地方报纸调进《人民日报》的情况很罕见。但胡绩伟走后不出一个月，《羊城晚报》便收到《人民日报》人事局通过广东省委组织部转发来的调令，要求我半个月之内前去北京《人民日报》报到。从我的调动看，胡绩伟虽然离开了《人民日报》，但他对《人民日报》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胡绩伟到全国人大后致力于制定《中国新闻法》，遭受重大挫折，原因是陈云的几句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就这样，胡绩伟几经努力草拟的一部《新闻法》，在送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前夕，因陈云的这句话而胎死腹中。

胡绩伟对于我，不仅是我进入《人民日报》的举荐者，更重要的，他的“报纸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论与实践，彻底改变了我的新闻理念，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我带胡绩伟在深圳各处参观考察期间，我向他讲述我对建设深圳特区的思考的同时，也聆听了他讲述“报纸的人民性高于党性”新闻理念。

胡绩伟说：一张报纸，从事新闻工作的每一位编辑记者，应牢记“人民性高于党性”，当党与人民发生冲突时，毫不犹疑的站在人民一边。共产党宣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当然包括高于党的利益。如果党与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那就证明党犯了错误。胡绩伟说：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才是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

我自小在中共的生态圈中长大，从事新闻工作，一向以党性为自己的最高思想和行为准则。虽然从来没有想明白党性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想明白党性与人民性有什么不同，全身每一个细胞都经过共产党的党性原则侵蚀的我，不可能有深入思考的思想功力。胡绩伟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论述，使我的思想豁然开朗，长期得不到答案的困惑得到解答，从那时起，报纸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念便在我思想深处扎下根来。在深圳与胡绩伟短短几天相处，作为新闻人，我获得思想升华，因为胡绩伟，我才觉得自己成了中国的一位真正的新闻人。

胡绩伟主政期间的《人民日报》，以及胡绩伟离任后直到六四屠杀相当一段时间，解放思想、为民代言，成为报社上下多数人的共识。整个报社，充满了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气氛。1980年代，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唯一的黄金年代，与整个中国的1980黄金年代共生共荣。我有幸在那个年代加入《人民日报》工作，虽然时间短暂，却难以忘怀。

1987年，中共中央决定海南建省，办中国最大经济特区，我被调往海南出任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到海南工作，出掌《海南日报》，使我有机会实践胡绩伟的党报“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论。

1989年三四月间，89民运发生前，我趁回北京，去拜访胡绩伟，他仍住在王府井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老宿舍。我邀请他年底到海南过冬、考察，并请他代我邀请北京新闻界的老前辈，组建一个海南过冬、考察团，与他同行，人数不限，为期一个月。《海南日报》负责他们过冬、考察期间的交通、食宿事宜。唯一的要求是他们考察结束后，每人为《海南日报》撰写一篇评述海南大特区建设的文章，留下三条《海南日报》新闻改革的建议。搬动北京最权威新闻界前辈来海南考察，我做不到，胡绩伟能帮我做到。胡绩伟高兴的答应组建这个考察团并担任团长。可惜，89民运和六四屠杀发生，这件大好事成了泡影。

尽管形势异常的险恶，工作充满艰辛，我在海南还是一往无前的实践胡绩伟“党报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论。胡绩伟198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将其“党报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论付诸实践，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我追随胡绩伟，1980年代末在《海南日报》也为实践“人民性高于党性”，付出了沉重代价。

我1990年2月辞国流亡，4月到达美国，随即被列入禁止回国的黑名单，再也没能见到胡绩伟。胡绩伟曾通过新闻界的朋友询问我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转达对我的关心。我流亡美国后与胡绩伟唯一的一次联系是，2005年12月5日，我《人民日报》的同事、89六四后流亡美国的刘宾雁，在他的旅居地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病逝，刘宾雁的好友北明、一平、黄河清三人编辑一本《刘宾雁纪念文集》，我自告奋勇担任这本书的校对。纪念文集缺少胡绩伟的一篇文章，我打电话向胡绩伟约稿，胡绩伟很快寄来文章《和谐社会，岂容游子有家不得归？——沉痛悼念宾雁老友》，他的夫人狄沙也寄来悼念刘宾雁的文章《宾雁，我为你深深地悲哀》。胡绩伟在文章中称赞刘宾雁具备优秀新闻记者应有的可贵品质，那就是贴近人民，以人民为先。

胡绩伟因反对六四屠杀，支持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提出的要求，并与江平、秦川等24位人大常委会委员联署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天安门广场危机，在六四屠杀后遭整肃。自此，胡绩伟生活在一个险恶的环境中，身体日渐衰弱，但精神却更加硬朗，不断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呼唤中国的政治改革。胡绩伟是在中国政治改革出现一线曙光又沉入漫漫长夜、中国新闻改革呼之欲来却又无影无踪之时，离我们而去。他去世前，让人转告著名记者高瑜女士，请她写文章呼吁中共十八大平反六四。这也是胡绩伟的遗嘱，不仅是对高瑜的嘱托，也是对海内外所有民主人士、人权人士、有志于为中国政治与新闻改革而献身的所有新闻人的嘱托。

2012年9月16日，胡绩伟逝世，终年九十六岁。海外中文网站刊登了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由原《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马立诚发布。我17日打电话到胡绩伟家致哀。胡绩伟的女婿接电话，告诉我国内媒体没有报道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网上一有帖子就被删掉。我打电话给国内新闻界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胡绩伟逝世，可见中共当局对胡绩伟逝世消息封锁之严密。凡是令中共恐惧的人和事，中共都要封杀，胡绩伟在世他们恐惧，胡绩伟逝世他们仍然恐惧。

胡绩伟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进八宝山。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来胡绩伟家，说八宝山给胡绩伟留着一个位置。他的女儿胡雪滔只用一个字回答：“不！”。八宝山里有一众鬼魅魍魉，胡绩伟怎能与他们共用一个墓园！胡耀邦、赵紫阳都拒绝葬入八宝山。

回忆和纪念胡绩伟，也是回忆和纪念作为媒体人的1980年代。80年代，我刚过而立之年，心智已经成熟，有强烈的愿望要让自己从文化大革命的封闭、愚昧与恐怖中解脱出来。那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内有一批领导人，决心带领中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让世界进入中国，让中国走进世界。于是我便和所有那个时代的媒体人，满怀激情的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以崭新的思维和境界奋斗。

虽然中共对媒体的禁锢越来越严厉，但我相信，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势必首先从新闻改革实现突破。而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胡绩伟，仍将是新闻改革的一面旗帜，引领人们对中共扼杀新闻与言论自由的专制体制展开冲击。这面旗帜上写着七个大字：“人民性高于党性”。

责编：陈美华

1980年代黄金十年的诞生 （续）

文革期间，狂热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国广大农村和城市，普遍处于极度的愚昧和贫困之中，尤其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我去粤北的连南瑶族自治县采访瑶族人学毛著，瑶族人的村寨都建在半山或山顶上，瑶寨与瑶寨隔山相望，但从这个寨子去另个寨子，要下山再上山，走一天时间；有的瑶族人从出生到死亡，一辈子也没走出过自己的寨子，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县里树立的瑶族学毛著积极分子，认不得几个字，却能把几十条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对那几十条毛主席语录的理解，就是他们所知的全部世界。模范瑶寨的生产队长为了招待我这位记者，取出队部账上仅有的几元钱，到几十里路外的公社集市割一块猪肉。瑶族人视腐烂生蛆的猪肉为肉中上品，用于招待贵客，我为表示自己与少数民族兄弟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不能不动筷子夹碟子里的腐肉吃了几口。晚上我住在公社招待所，盖的被子，被头油渍锃亮，发出腐尸般的气味，晚上成群的老鼠在我头顶跑来跑去找吃的，如果不是隔着蚊帐，饥饿的老鼠肯定不会放过我。第二天我离开招待所，忘了结账，招待所所长跑了几里路追上我，讨要五毛钱住宿费，那可能是招待所一天唯一的一笔收入。我去海南陵水新村渔港采访渔民学毛著，见渔民没有鱼吃，渔船从海上回来，渔获全部被等在码头上的供销社收走，渔民吃鱼，要到供销社去买。渔民的家没有厕所，我要去渔村里用木板搭起的茅厕解手，带上一根棍子，一边解手一边挥动棍子，驱赶等在茅厕旁边的野狗以及围着茅厕飞的绿头苍蝇。海南黎族地区情况更差，我在黎族生产队参加劳动，下午落日前，生产队长喊一声“收工”，黎族人不回家，而是漫山遍野的四处抓老鼠、青蛙、蛇，抓回家倒进一口缸里用米水腌制，十天半月后腌烂了舀出来吃。我也吃过，不吃就没有阶级感情。我去海南生产建设兵团采访广州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想家的知青，见到从广州来的记者，就像见到家人，几位知青为了招待我吃一顿饭，从附近村子里偷来一只狗，杀了煮成一锅狗肉，对我说是从山上打来的果子狸。我走后，知青偷狗被告发，全部关进连队禁闭室，然后被罚干最劳累最危险的劳动挖山洞。这是多年后海南知青回城，我采访过的一位知青告诉我的。文革期间，我采访过广东紫金县城附近一间“用毛泽东思想教书育人”的先进小学，只见课室的土墙四面透风，房顶被风掀开一个大洞，学生们没有书桌，一块石板当课桌，一块泥砖当板凳，我昧着良心写的报道是：“靠毛泽东思想没有课桌也能培养出红色接班人”。当年，每个人都能背诵毛主席的诗《七律二首，送瘟神》，毛主席说他听闻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道：“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于是党中央宣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全国消灭了血吸虫。文革前有一出电影《枯木逢春》写的就是消灭了血吸虫的事。我到广东四会县疫区采访消灭血吸虫的伟大功绩，我去过的村子里，到处可见感染了血吸虫、肚子被腹水涨得滚圆、面色蜡黄、眼神痴呆的男女老少。这次我总算良知未泯，放弃了原来打算写这些村子“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报道，一个字没写，离开了血吸虫疫区。

城市里的贫困没有农村严重，因为城市居民有不至于饿死、冻死的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但我也尝够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给城市人带来的贫困。我1965年2月参加工作，见习期一年，每月工资二十九元人民币，第二年转正每月三十六元，文革十年，工资冻结，三十六元工资一直领到文革结束。每月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把整个月的饭票买够，就怕到月底连买饭票的钱都没有。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凭票供应，粮票、肉票、油票、糖票、布票、媒票。我结婚后生了女儿，为了给孩子煮一碗肉粥，早上四点钟去肉铺排队，天亮了提着二两猪肉回家。猪肉佬切肉的时候，我眼睛紧张的盯着他手中的猪肉刀，希望他刀子一歪，给我多切一点。我和妻子的工资养不活女儿，只好把女儿送去父母家养，父母是老干部，工资高。文革后期中央提出计划生育，但可以生二胎，居委会给我生二胎的指标，我不敢要，生了养不起。那时我和许多同事，都穿打着补丁的衣裤，所发布票不够缝制一件新衣，说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抽烟，中华、牡丹、大前门这些中高档牌子，只能看军队的首长们抽；我偶尔奢侈一次，抽三毛五分钱一包的丰收牌，平时抽一毛二分钱一包的电车牌，九分钱一包的无牌烟。记者出差可以预支旅差费，出差回来凭发票报账，我曾把一百元旅差费，与自己的钱放在同一个口袋里，自己的钱花完了，不知不觉把旅差费花了，出差回来差二三十块钱报不上账，我吓得半死，向母亲求援，母亲为我垫上了这笔钱，我才没有犯挪用公款的错误。那时即使是大干部，因为缺少吃的，也嘴馋，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发动“批林（林彪）批孔（孔子）”运动，我去肇庆地区高要县一个生产大队采访运动试点先进经验，在那里蹲点的是已经解放还没有安排工作的原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曾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李尔重，和曾担任《羊城晚报》总编辑的杨奇。我们住在大队的祠堂里，自己开火煮饭，由于缺少油水，常常饥肠辘辘。有一天和我们一起住在祠堂里的狗，从田里叼回一只大田鼠，这狗拿耗子令我们喜出望外，我从狗嘴里抢下田鼠，拔毛开膛，杨奇掌勺，烹成一锅鼠肉，我们三人饱餐一顿，鼠肉的美味许久难忘。

尽管物资短缺，当记者，总有门路搞到一些食品：每到春节，单位领导便要嘱托记者到县里为大家搞点年货回来，我为同事们拉回过腊肉、腊肠、柑橘。这都要找商业局长批条子，一些商业局长见到记者就躲。有商业局长为了对付却不得罪索要食品的记者，与部下商定：批条子横着写，意思是叫部下不执行；竖着写，意思是必须执行。有个县商业局长的小伎俩被我识破，他批条子时我在旁边看着，逼着他必须竖着写，也真难为了这位商业局长。我还为我的单位从军队拉回过几坛子酒。中国烟酒专卖，禁止酿私酒，文革期间谁也管不了军队，驻惠阳的四十二军用军粮私酿的“假茅台”，可以乱真，供应全军。春节前我去采访四十二军，军部给了我几坛子“假茅台”，派军车送到广州，那个春节我和我的同事们好一场醉。文革期间只有军人不缺吃穿，广州军区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后在军区的珠江宾馆大餐厅聚餐，大鱼大肉大碗酒，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喝酒如喝水，他轮流到各桌敬酒，全是一饮而尽。许世友走到一位老红军、某军分区司令员面前，要老红军干杯，老红军患有心脏病，说不能喝，许世友立马翻脸，说军人不喝酒没资格当军人，你不喝我撤了你；老红军硬着头皮干了一杯酒，当场倒下，抢救不及死亡，许世友若无其事继续到别的桌子敬酒。许世友被称为“喝酒将军”，他没死于战场，而死于酗酒导致的肝硬化发展成肝癌。许世友的最后一战是指挥1979年侵略越南战争的东线战场，他完全不懂现代战争，只懂得命令手下冲杀，攻不下敌人的阵地提头来见；他手下的军长、师长、团长就学他，命令自己的部下攻不下敌人的阵地提头来见。只听见东线解放军部队一片“提头”声，结果大败。解放军撤退时对越南百姓烧杀捋掠，发泄怨恨，残忍至极。

文革期间的贫困比起大跃进后的三年大饥荒好一些，文革期间有杀人、自杀，未听说饿死人。三年大饥荒时，我正读初中，我们学校因干部子弟多，受特殊照顾，每个学生每月配给粮食定量二十八斤到三十二斤，比别的学校学生高出八到十斤，由于肚子里没油水，也不够吃。学校取消了体育课和晚自习，晚饭后叫同学们早早睡觉。校园的空地种上速生快长的“猪乸菜”，叫做“肉不够，瓜菜代”；游泳池用来培育小球藻，据说那是含有蛋白质的营养品。星期天学生放假回家，家长把平日省下来的食品留到星期天让孩子吃，星期天晚上回校，有学生吃多了，又拉又吐，忙坏了校医。文革如果继续两年，大饥荒饿死人有可能在全国重现，首先饿死的就是那些把毛主席像章别在奶头上的农民。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五）

文革期间，发生了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与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出逃，三叉戟专机坠毁在蒙古国温都尔汗草原事件。毛泽东受林彪叛逃事件沉重打击，可是他并没有停止文化大革命，无论出什么样的事，他都对愚昧、狂热的中国人跟着他“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充满自信。

林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他率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为中共打下半壁江山。在文革中林彪被毛泽东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是“四个伟大”（毛主席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无限忠诚）的首创者，他指示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全国人手一册随身携带。那个年头，凡公众场合，挥舞《毛主席语录》，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成为时代一景、世界奇观。林彪将毛泽东由人变成神，最后背叛了毛泽东，以致发动政变，置毛泽东于死地，失败后出逃，其前因后果至今仍是中共党史上的未解之谜。有人说，林彪出逃事件使中国人觉醒了，我没看出谁因为林彪出逃而觉醒，从而反对文革和毛泽东。我倒是觉得，如果林彪成功了，中国应是大不一样，只是历史没有“如果”。“九一三”事件后，我们分批参加批判林彪的学习班，遵照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把文革造成的所有灾祸都推到林彪的身上。在学习班里，大家阅读被作为批林反面教材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内心感到震撼，那种震撼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对中国政治的分析深刻大胆带来的。“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份由林立果起草、得到林彪认可的武装起义计划纪要，将毛泽东比作“秦始皇”、“B-52”，说他“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主张“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五七一工程纪要》石破天惊，是启蒙、启示中国人反对毛泽东独裁专制的第一篇伟大不朽的雄文，文中的思想，中国人的主流意识人远远不能企及，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近代中国政治改革的先驱非林彪父子莫属，尤其是起草并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林立果，年仅二十六岁，他的思想与勇气不但超越当年也超越当代青年数十年。可惜的是，“五七一”功亏一篑，不然中国不会是现在这个模样。

文革后期，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死亡。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死亡时，我感到心中一阵迷惘，在观看首都群众泪洒十里长街送别周恩来的纪录片时，流下几行眼泪。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死亡那天，大家回办公室，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讣告和随讣告播出的哀乐，有人流泪了，泪流满面如丧考妣；有人流不出眼泪，便伏在桌子上，肩膀抽搐，发出呜咽声，做痛苦流泪状。我不敢不流泪，但流不出来，就和流不出泪的其他人一样，伏在桌子上，让肩膀抽搐，发出呜咽声，给人看见。毛泽东一死，大家说中国的天塌下来了，我的感觉是，毛泽东死了，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预示着文革该结束了，中国将有一个大的变化。变化来了，1976年10月6日，离毛泽东死亡不到一个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便联合中共元老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一举抓捕。消息传来，全国上下欢呼雀跃。我的感悟：这才是人们真实的高兴心情的释放，人们庆幸那个被亿万中国人每天高呼万岁、敬祝万寿无疆的毛泽东终于死亡，文革灾难该结束了。果然，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召开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据叶剑英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国民经济损失了八千亿人民币。

毛泽东死前不到一个半月，1976年7月28日，百万人口的河北唐山发生大地震，民间盛传死亡四十多万人，官方口径死亡二十四万人。我的一位新华社广东分社的记者朋友，奉总社调遣，赶赴唐山，采写“内参”，向中央报告唐山大地震的真实情况。我的这位朋友写“内参”，只求真实，而不顾其他。文革前期他任新华社广州军区分社记者，参过当时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一本，后来黄永胜当上总参谋长、政治局委员，立即报复他，给他安上“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抓捕入狱，流放到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劳改，黄永胜垮台后才得以释放，安排任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这位朋友从唐山回来后对我说：进入唐山，看不到一幢没有倒塌的房屋，找不到几个活着的人，解放军在瓦砾中找尸体，时值盛夏，整个唐山城笼罩在尸臭中。我这位朋友叙说唐山大地震惨绝人寰的状况，估计死亡四十万人而不是二十四万人。他如实写内参向中央报告，但他估算的数字与官方估算不符，不被采纳，至今中共仍将真实数字隐瞒着。但无论四十万还是二十四万，惨烈的唐山大地震，无疑是上苍对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天谴”。问题是，上苍为什么要把这巨大的灾难降临给唐山百姓，却让毛泽东安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水晶棺材里？

文革期间发生的另一场灾难，是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地区六十多座水库在强降雨中崩塌，淹没三十多个县市，冲垮数百里京广铁路，三十万人死亡。冲垮的水库都是大跃进期间，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驱赶农民大干快上、改天换地兴建的豆腐渣工程。洪灾发生，副总理纪登奎向邓小平紧急报告，邓小平在打桥牌，兴致正浓，纪登奎扫了他的兴，他拉着脸，不予理会。灾难的惨状全国人民毫不知情。我是80年代从广州乘坐京广线火车去北京，路过灾区，同在一个车厢的乘客指着外面讲述当年的灾情，知道中国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我记得那位乘客讲述：洪水未到，强大的气浪已经将房屋推倒，然后洪水淹没村子、镇子。洪水过处，无人生还；洪水退去，尸横遍野，有的尸体挂在树上。如果说，唐山大地震是天灾，驻马店洪水就是人祸，祸首之一是吴芝圃，之二是邓小平。

毛泽东死亡，文革结束，我和国人一道，带着林彪出逃的震撼，带着毛泽东死亡的解脱，带着文革的累累伤痕，带着对文革的反思和对国家未来的忧患和期盼，走进1980年代，去参与推动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转型。走进一段充满浪漫色彩的人生旅程。

（六）

我的1980年代，是从《羊城晚报》开始。1980年初，我从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调入曾在文革中停刊、文革后刚刚复刊的《羊城晚报》。1981年我被派驻刚刚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担任《羊城晚报》深圳记者站站长。

《羊城晚报》是一份命运多舛的报纸。它于1957年10月1日，奉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指示创刊，领导创刊全过程的是主管宣传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王匡。《羊城晚报》是全国第一份大型晚报，与后来创刊的《北京晚报》、《新民晚报》、《今晚报》为中国四大晚报。《羊城晚报》为对开大报，其他三家晚报皆为四开小报。《羊城晚报》发行量最高时达一百八十万份，仅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之后，为全国发行量第三的报纸；其发行面，三分之一在广州市，三分之一广东各地，三分之一全国。陶铸创办《羊城晚报》的意图是，广东省除了有一份每天板着面孔指导全省党政工作的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还应有一份每天以笑脸面对群众的报纸。这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讲，是难得开明的办报思想。《羊城晚报》创办头些年，陶铸对这份报纸的采编业务，事无巨细亲自过问，每天报纸的大样要送他审阅才能付印，因此报社的编辑们说陶铸才是《羊城晚报》的总编辑。文革初期，四人帮中的笔杆子姚文元写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周扬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初期被指为文艺黑线总头目，文中点名《羊城晚报》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1966年9月1日，《羊城晚报》因姚文元的文章，改名为《红卫报》，划归中南局领导。尽管《红卫报》从内容到形式已找不到《羊城晚报》的痕迹，但由于其前身是《羊城晚报》，仍难逃被扼杀的命运。三个半月后，1966年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发通告，停办《红卫报》。直到1980年2月15日，文革结束多年，停刊十三年的《羊城晚报》得以复刊。《羊城晚报》复刊，除了召回原《羊城晚报》旧部，还从广东省各新闻单位征调一些编辑记者。我1980年5月从广东广播电台调进《羊城晚报》。我加入《羊城晚报》不久，便由经济部转入由总编辑直接指挥的五人机动记者组，负责重大和突发新闻的报道。1980年创办深圳经济特区，我调任《羊城晚报》驻深圳特区记者站站长。《羊城晚报》是最早设立深圳记者站的报纸之一。

复刊后的《羊城晚报》，总编辑为吴有恒。吴有恒，广东恩平人，是中共一位老干部、老作家，是思想开明的长者。中共建政前，他曾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中共华南游击队粤桂边纵队司令员。中共建政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一九五七年在毛泽东下令、陶铸主持的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中，吴有恒与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冯白驹、林锵云等广东籍干部一起被打成地方主义头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下放到广州造纸厂担任车间副主任，平反复出后任广东省人大副主任。贬官下放，却使吴有恒因祸得福，他获得充裕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山乡风云录》、《北山记》、《滨海传》、历史小说集《香港地生死恩仇》、《当代杂文选粹·吴有恒之卷》、粤剧《山乡风云》以及大量诗词、散文，成为全国知名作家。吴有恒不是只懂得对共产党歌功颂德的作家，他的杂文《榕阴集》有一篇写道：“陕北有首《芝麻油》的原生态情歌，抗日时被八路军宣传人员看中，遂改成《白马调》，有句这样写：“‘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儿嗨哟，一人一个女学生。’后来为歌颂刘志丹改成‘太阳出来满天下，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他带领穷哥们闹革命，呼儿嗨哟……’再后来这首歌叫了《东方红》。”吴有恒具有当年中共报人所不具备民主理念和世界视野，有一年他随全国记协组织的新闻代表团访问北欧，期间刚好遇到某个国家议会对政府总理不信任投票，导致总理下台、内阁解散。其他访问团成员对这一在中国不会发生的事件不敢触及，唯有吴有恒将这一事件写成短文，发表在《羊城晚报》头版，使得不知道民主政治的不信任投票为何物，不知道西方国家还有总理下台、内阁解散这回事的读者大开眼界。吴有恒主持复刊后的《羊城晚报》，由于他拥有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的身份，使得省的宣传部门不敢轻易干涉《羊城晚报》的编辑工作。《羊城晚报》言论大胆，新闻报道触及尖锐社会话题和群众切身生活，成为广受读者欢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推动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倡导民营经济等等，《羊城晚报》都走在舆论的前列。吴有恒曾撰写评论，呼吁政府“打开一扇门，让开一条路”，扶持私人工商业发展，使得广东省涌现出首批个体户，出现首批万元户。广东的城镇，顿时热闹起来，街上到处可见个体饭店、烧腊店，民众又能吃到他们喜爱的烧鹅、白切鸡、烤乳猪，摆脱了二十多年物质匮乏、生活不便的状态。由副总编辑许实执笔的专栏《微音》，言简意赅，切中时弊，最为读者喜爱，成为《羊城晚报》的一块招牌。

（七）

我1985年5月从《羊城晚报》深圳记者站站长职位调《人民日报》，任《人民日报》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中国最高级别的报纸，在中国从事记者行业，当上《人民日报》记者，可谓获得最高的荣誉感。

当年，据说《人民日报》是世界十大报纸之一，但从报纸的定义来讲，《人民日报》算不上一份报纸，它只宣教不传播信息，只掩盖或歪曲事实而不报导事实真相。中共称《人民日报》为党的喉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发布党中央的指示，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报纸被赋予这样的定义。中共中央有一份下发各级党政领导人阅读、指令他们做什么、不准做什么的“红头文件”，《人民日报》是“红头文件”的扩大版，下发至最基层。悟性高的中国人读《人民日报》都反着读：如果报上说形势大好，那就一定是形势很糟；如果说前途光明，那就一定是前途暗淡。新闻学讲的是，事实是第一性，然后才有根据客观事实的新闻报导，但《人民日报》，包括中共的各级党报和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党的指示是第一性，然后才有根据党的指示的报导。党报采编人员被要求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尤其《人民日报》，“一致”前面还要加上“高度”二字。

中共夺天下、治天下，靠两杆子。枪杆子之首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笔杆子之首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人类进入网路时代，报纸式微，唯独中共《人民日报》地位无可取代，也非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可比。按中共的规定和中共的传统，《人民日报》社长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其他媒体没有这种地位。《人民日报》的评论代表党中央的声音，重要社论和评论员文章须经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甚至中央总书记审阅才能发表。《人民日报》由中共中央拨款营运，不靠广告和订费维持开支，也基本没有个人订户，其两百五十万份至三百万份发行量，全靠党规与行政命令公费订阅。即使不强制，机关、单位也都自觉订阅，不看《人民日报》，等于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要犯错误。

《人民日报》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深圳特区设有记者站，在联合国和世界四十多个国家派有常驻记者。驻国内各地的记者有一半的任务是为党中央最高领导采写“内参”。中央领导有普通读者不得享有的知情权，“内参”如同向他們特供的食品一樣。新华社记者写内参的任务更重，占他们工作任务的六成以上。《人民日报》的“内参”名叫《情况汇编》，每天出版两次，列为机密或绝密文件直接送达中央政治局委员或政治局常委的办公桌上。民主国家的媒体，没有“内参”这个怪物，“内参”是专制国家媒体所独有。所谓“内参”，大多数是发生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阶层的负面消息，这些资讯在民主国家都是公开登在报纸上的，在中国只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知道，老百姓甚至基层干部都不可以知道，他们没有知情权。《人民日报》记者成了天之骄子，除了《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属性决定外，还因为记者有写内参的权力。《人民日报》记者到任何部门和地方，那个部门和地方的领导都恭恭敬敬向记者汇报工作，不敢怠慢，他们知道，《人民日报》记者的一篇报道，一篇“内参”，可以影响他们的职务升降、宦海浮沉。1980年代的“内参”，大致上实事求是。我任《人民日报》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期间，曾撰写内参，反映当届深圳市政府急功近利，否定上一届政府的决定，强行改变机场选址，将机场跑道建在深圳大学教学楼只有九百米名叫白石洲的地方，白石洲对面就是香港鸟类保护区米铺，导致严重的噪音污染和飞行安全隐患。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带着这篇内参，亲自到深圳乘坐直升飞机考察，最后拍板，将机场迁回最初的选址宝安黄田。内参虽然是专制国家中国媒体的产物，但当年的内参能够如实向最高决策层反应基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向上层反应的问题，也具有积极意义。不过时至今日，《人民日报》记者已不如从前那样令人敬畏了，内参也专挑领导爱听的话写。我的一位前《人民日报》同事对我说，如今的《人民日报》记者一个个被官员和老板收买，记者写一篇报道，价码动辄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人民币，“内参”的价格更高。

而派驻国外的记者情况有所不同。这些记者约半数为《人民日报》派遣，半数来自中共中央调查部，如今中央调查部已改为中国国家安全部。由《人民日报》派遣的记者，由《人民日报》国际部管理，主要任务是新闻报道，也要负责搜集情报；而来自国安部的记者，编制归属国安部，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也采写一些新闻稿件以掩人耳目。我到《人民日报》不久，与同事一起参加一场追悼会，死者为驻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的记者，死于车祸。参加追悼会的一半人为调查部的官员和领导。我有点好奇，同事告诉我，死者是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派驻非洲的调查部官员，而非真正的《人民日报》记者。至于新华社与其他中央媒体派驻外国的记者，情况与《人民日报》大致相同。

《人民日报》还有一个重要部门群众工作部，群工部每天收到邮局送来的几麻袋群众来信，该部将群众来信择其要向中央报告，是另一种内参。每天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在《人民日报》群众接待室排队等候接访。群众来信和来访的民众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反映官员欺压百姓，社会不义不公，以及历次运动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我到《人民日报》不久，住招待所，招待所在报社大门右侧，一天午休后回记者部上班，见大门正中处躺着一具尸体，尸体旁有一辆翻倒的轮椅，尸体发出烧焦的味道，被一块布覆盖着。原来是一位来自辽宁省辽阳市的女士，在文革中被打致残，冤案得不到平反；她多年上访，辽宁省有关部门把她推出门外，她来北京，到过中纪委、监察部、最高法院、检察院、公安部、总工会、全国妇联，那些单位把她的申诉转回辽宁省有关部门了事。最后她来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群工部工作人员接待她，收下她的申诉书。这位女士没有得到《人民日报》的即时答复，显然已经绝望，中午时分，女士离开接待室到报社大门口，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罐汽油浇到身上，点着打火机，在一团火焰中结束了生命。自焚抗议在1990年代后成为中国民众包括藏人抗议中共暴行常常采取的极端行动，但在1980年代很少发生，发生在《人民日报》大门前的辽阳女士自焚事件也许是第一例。《人民日报》并无报道，公安部长亲自来会同《人民日报》社长查看自焚现场。《人民日报》和公安部共同隐瞒了这一起悲惨事件。但远在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不知怎样得到消息，报道了这一事件。

报纸是与政府相对立而存在的，唯有独立知识份子有资格成为报人。在西方社会，如果有哪一家报纸成天说政府的好话，一定为人所不齿、报纸难以生存。中国则相反：党报的编辑记者列为党政干部编制，捧的是中共的饭碗。《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非常时期从中央部长、省委书记或军队高级将领调任，如曾担任社长的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钱李仁、吉林省委书记高狄、军委副总参谋长迟浩田，1968年10月到1970年9月，《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由“首都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担任”。从报人中升迁的，都先被中共打断了脊梁骨，包括在中国享有盛誉的范长江、邓拓。想维护自己人格清白的，唯有自杀，如邓拓。

《人民日报》创刊至今六十多年来劣迹斑斑，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曾有一度辉煌，那就是1980年代，《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提出“报纸的人民性高于党性”并为之做勇敢实践之时。那时《人民日报》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推动解放思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倡导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因此成就了1980年代中国的黄金十年。我到《人民日报》工作时，1948年创刊之初就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一些老编辑、老记者还在岗位上，他们仍保持着纯真的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并影响着报社的年轻一代。担任总编辑的谭文瑞、副总编辑王若水、陆超祺、余焕椿、范荣康，都是追随胡绩伟、《人民日报》一度辉煌的缔造者。许多后辈继承了他们的精神与人格，如吴学灿、张抒、宋斌，八九民运期间出版《人民日报》号外，披露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那次讲话：赵紫阳提出：“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中国的问题”。我到《人民日报》时，胡绩伟和接替胡绩伟的秦川已被免去社长职务，由中共中央联络部长钱李仁接手。钱李仁接手《人民日报》后，延续胡绩伟的办报思想，不过那已经是《人民日报》黄金年代的尾声，也是整个中国1980黄金年代的尾声。89民运中，《人民日报》一批老记者举着“不要再逼迫我们说假话”的标语，领着报社的中青年记者，到天安门广场游行；深谙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钱李仁不想记者们日后遭遇不测，挡在报社大门口，劝阻记者们，被老记者们一把推开。对于89民运，《人民日报》主张中央与学生对话，反对六四屠杀。解放军开进北京实行全城戒严后，报纸头版一连十天刊登北京记者站首席记者高新庆的短篇特写《戒严十日》，反映北京市民反对戒严的心声。6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刊登该报记者张宝林6月3日晚发自天安门广场、西长安街的报道《北京这一夜》，由副总编辑陆超祺签发，表达了反对解放军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立场。总编辑谭文瑞，则是一位有几分书生气的报人。谭文瑞担任副总编辑期间，主管国际部，是赵紫阳的国际事务顾问。六四前，谭文瑞以生病为由住进医院，或许是抗议，或许是躲避，但最终未能逃过一劫，六四后他与钱李仁一起被免职。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1980年代黄金十年的诞生

1980年代黄金十年是怎样诞生的？有人说是从1977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开始，有人说是从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也有人说是从1980年8月26日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开始，这都对。但我认为，无论何时开始，中国有可能诞生黄金1980年代的前提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文化大革命，又叫“十年浩劫”，不结束文革十年浩劫，就没有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推动全国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确定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也就没有1980年提出的“改革、开放”，在毗邻香港的保安县设立“出口加工区”，也就是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也没有1988年4月26日进而将海南岛从广东省划出，独立建省，建成一个大特区；更重要的，也不会有党内外有识之士顺天应人发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吁。

因此，谈1980年代黄金十年，就有必要先谈文革。

（一）

文革开始于1966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我1965年2月进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文革开始，是我走出学校，踏进人生之旅的第二年。

我是文革前1965届高中生，比文革中的“老三届”高一届。我就读的广州市广雅中学，前身是清末洋务运动领军人物之一、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1949年中共建政后列为重点中学，学生以广东省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为主，配备较强的师资，升学率高。升学率高的原因，除师资力量强，还有学生们都以未来中共革命事业接班人自励，学习刻苦认真，以及大学招生有对干部子弟优先录取不成文的政策。我的同学大多数考上大学，我在离高中毕业还差半年被招收进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因此我的同学在大学里闹文革，我的文革十年是在广播电台闹的。

文革开始。我和大多数青年一样，热情澎湃，以为中央真的出了修正主义，社会上牛鬼蛇神要翻天，我要以生命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满腔热血没日没夜的写大字报，揭发和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首先要揭发批判的当然是广东电台的女台长田蔚，田蔚被抄了家，剃了光头。田蔚在中共延安时期担任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是中共广播事业的开启者。田蔚并不保守，文革前就锐意改革，提出电台的记者要像西方国家的广播记者那样，放下笔，拿起麦克风，生动活泼的在现场报道新闻事件。这一改革现在所有的电台、电视台都做到了，但文革前到文革期间，广播记者是要把采访到的新闻写成文字稿，交给领导审查后，由播音员一字一句的读稿播出；如果需要制作录音报道，被采访者的话也要写成文字，领导审查后，再交给被采访者一字一句的读出来。那时广播是报纸的有声版，记者的广播稿也是文字稿的有声版。田蔚台长曾随着中国广播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她看到欧洲国家的广播记者，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播记者，都拿着麦克风而不是拿着笔采访和作现场报道，于是回国便在自己领导的广东电台作改革试验。这种改革的必要性我也有体验，文革初期西德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在广州体育馆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比赛，我在现场采访一位德国运动员，他见我这位广播记者拿着一支笔记录他的话，好生奇怪，就用手比划要麦克风；我被他一比划，顿时尴尬了，翻译看我的尴尬模样，对德国运动员说了一番话，不知道他是怎么说的，为我解了围。田蔚的改革，并没有实现，文革期间，成了她的一大罪状。田蔚更严重的“罪状”，当然是在她主持广东电台期间，播出“封资修”和“文艺黑线”的作品，包括根据中外作家的著作改编的广播剧、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马师曾、罗品超、文觉非等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表演的经典剧目。批斗田蔚，事无巨细，都翻出来，我记得一个细节，就是她请来做家务的保姆，每天下班时间在窗口张望，看见田蔚回家走在路上，才去炒菜，以保证田蔚回家能吃上热饭菜，这竟然也成了田蔚的罪状。

田蔚的丈夫是王匡，国共战争时期任职新华社，1949年中共建政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长、主管宣传的广东省委常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兼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曾主持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和起初由广东省委管辖后来由中南局管辖的《羊城晚报》创刊。文革开始，王匡被揪来电台接受批斗，除了他对《羊城晚报》编辑记者发表的言论，强调报纸要多靠近群众、靠近生活，而被指妄图使党报脱离党性外，还因为他讲过的一句话：1960年代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容国团、庄则栋赢得世界冠军，那时中国电视不普及，每有中国运动员比赛，便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解说员宋世雄现场转播，全中国上下都围在收音机旁收听比赛实况。宋世雄在中国运动员扣球得分时，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此时收听广播的王匡不以为然了，他说如果下一个球扣出界外，难道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王匡口无遮拦讲了一句大实话，这句话非常有名，使得人们几乎忘记了他还有更多走资派的言论。这句话成了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罪状，一场场批斗会斗得他不亦乐乎。

我还参加过赵紫阳的批斗会。因为赵紫阳是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他的批斗会在广州市越秀山体育场举行，看台上和看台下的足球场上坐满了人，规模盛大。造反派列举他的罪状多得数不清，他罪状中有一句话非同小可：有一年他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住北京饭店，乘电梯时，对同在电梯中的一位干部说：“天子脚下难做官”。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不重要，被直接听到或间接听到的人揭发出来，便成为赵紫阳污蔑、攻击毛主席的一大罪状。不过赵紫阳不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文革期间，凡是被开大会批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无不被革命群众勒令低头认罪，唯赵紫阳绝不低头。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喊口号“毛主席万岁”，他跟着举手喊；造反派把他的头按下去要他低头认罪，他倔强的昂起头来。造反派问他为什么不低头，他说自己的头脑里有毛泽东思想，不能低，造反派就不敢按他的头了。我在文革中参加过无数次批斗走资派的大会，在造反派面前不低头赵紫阳是唯一的一位。回忆自此，使人想起89民运中，赵紫阳宁愿丢官下台也拒绝下令向学生和民众开枪，六四屠杀后拒绝检讨不向邓小平低头。赵紫阳文革后期被流放到湖南衡阳一间机械厂监督劳动，后到内蒙古任第四把手，然后又调回广东，不久调四川任省委书记，于是就有了四川的一系列改革，和民间“要吃粮找紫阳”的赞誉。

田蔚、王匡、赵紫阳都是我的长辈，田蔚、王匡的女儿，赵紫阳的儿子，都是我的中学同学。文革一来，长辈便都成了我的阶级敌人、革命对象。

有些官员在文革中被群众批斗，也有官员平时作恶多端的原因。河南省官员在大跃进中，浮夸、反瞒产，无所不用其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是刘少奇在山东提出来，在河南得到完全贯彻。时任省委书记吴芝圃不但全力贯彻这个口号，而且批斗对这个口号提出质疑的省长潘复生。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四千万人，河南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1959年信阳地区家家断炊，处处新坟，饥民“易子而食”。主政河南的吴芝圃，与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安徽省委书记陶希圣、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都是当年最著名的酷吏。罪恶滔天的吴芝圃后来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继续当官。文革开始，河南造反派南下广州，揪斗吴芝圃，清算他在河南的罪行，当属正义之举。我父母家住广州市东山区，与中南局机关大院一街之隔，我看过河南造反派进入中南局揪斗吴芝圃的情形。吴芝圃1967年病死，1979年中共中央给他的结论竟然是“文革受害者”。

（二）

自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文革就由斗走资派迅速演变成群众斗群众。“八一八”后，红卫兵纷纷成立司令部，全国大串联，到各地煽风点火。不久江青号召造反派“文攻武卫”，武斗杀人之风更加猛烈，群众组织之间、人与人，互相杀戮，对“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大开杀戒，如同中国又发生内战，中国又成了屠宰场。广东的武斗，规模没有别的省大，像四川，群众组织把军工厂抢了，架起大炮、开着坦克车向对立派轰击；广东也没有发生像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那样，一夜间杀光全县所有“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也没有像广西，解放军把数千群众逼进地下防空洞放水淹死，革委会、支左部队、基干民兵、群众组织，任意杀人，把“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刀剐、炸药炸、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学生们吃掉了自己的校长，基干民兵们强奸地主的女儿然后割下乳房下酒，女民兵队长吃掉“地富反坏”家庭青年男子的生殖器。但我在广东亲眼见到的文革人斗人、人杀人，也令人惊悚。

我工作的广播电台离我父母家隔着半个广州市。1967年8月的一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回父母家，一出电台后门，见马路旁的电线杆和大榕树上，吊着几具尸体。骑自行车一路走去，至少见到七八具尸体被吊在电线杆和大榕树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衣衫褴褛，有的穿戴整齐。人们都不敢上街，马路上空无一人，如同鬼域。隔天我听同事们说，他们也看到同样的情形，广州市那天的电线杆和榕树上，至少吊着三百具尸体。有的尸体被吊几天，没人收尸，也没有家属认领。这些死者都是什么人？为什么被吊死？谁把他们吊死的？五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没人给个答案。

文革期间，我曾经到广东境内的珠江中游西江沿岸采访，时常能看到有尸体在江上飘过。这些尸体可能是从广西飘来的，也可能从靠近广西、湖南县份的西江支流飘来，那些县也发生贫下中农杀“地富反坏”的暴行。西江上漂浮的尸体，被江水泡得肿胀，没人打捞，一直飘过广州市，漂到珠江口，被香港同胞打捞上来安葬。

1949年中共建政后，广播电台被定位为“党的喉舌”，文革中提升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发布和传播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声音，那时广播电台的地位高于报纸和通讯社。尤其林彪的“政变论”发表，林彪说：“凡政变都要首先占领电台”，电台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广东电台派一个连解放军把守，电台工作人员被重新政治审查，过去查一代，现在要查三代。电台虽然重要，但电台的编辑记者、技术人员，仍被归属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每年七八月间，电台工作人员都要集体下乡帮助农民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称作“双抢”。抢收、抢种不是目的，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是目的。有一年我和一百多位同事到广州市北郊区三元里附近的农村，住在一间小学的教室里，白天下田劳动，晚上在小学操场上参加贫下中农为我们举行的阶级教育大会，批斗村里的“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阶级教育批斗会开始了，只听到贫下中农的头头一声令下，十几位“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被押上批斗台，有七十多岁的老人，有不到十岁的孩童。贫下中农的头头又一声令下，十几位贫下中农，手持木棍、扁担，一拥而上，朝着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暴打。一时间，台上一片哀号。一位七十多岁的奶奶用身体护着不到十岁的孙子，贫下中农把老奶奶一把拉开，先当着奶奶的面把小孙子打死，然后再打死老奶奶。不到十分钟，台上就没有了声息，十几位“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个个血肉模糊，没有一个活下来。贫下中农头头再一声令下，血肉模糊的“地富反坏”和他们的子女被拖下台，血迹留在拖行尸体的路上。我是第一次看到人被活活打死，而且是十几个活人一起被打死，心剧烈颤抖，脑子嗡嗡作响。但这时，也是我和我的一百多位知识分子同事们表现无耻的时刻：我们在台下看着台上的残暴和血腥，连连振臂高呼：“坚决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当晚我睡不着觉，我的许多同事也睡不着觉，我想，如果当时贫下中农命令我们上台和他们一起杀人，我们会上去吗？我不敢往下想。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有人性，也有兽性，包括我。文革把人的兽性激发出来了，无论是工农兵还是臭老九。

残暴血腥也发生在广播电台大院。文革期间，电台至少有五人自杀死亡，多数是跳楼：人事科长从楼上跳下，皮带摔成两节；一位女播音员从宿舍五楼跳下，美丽的脸庞涌出鲜血和脑浆。电台干部轮流参加借用一间学校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住学生宿舍，学习毛主席著作让“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互相揭发批判。一天早上起床，听人喊有人跳楼了，那是文艺部的一位女编辑，她被彻夜批斗，责令她交代与“文艺黑线”的关系，交代她的丈夫——一位大学校长，贯彻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批斗会结束，已是凌晨，女编辑便从楼上一跃而下。活着的人对自杀的人也不放过，每当有人自杀，大家便要参加声讨大会，声讨自杀的人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自绝于党和人民，死有余辜。没自杀的革命群众也要随时小心瞬间变成反革命：电台技术部一位技术员在旧报纸上写大字报，写到“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打倒”二字刚好与报纸背面的“毛主席”三个字重叠，便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押送监狱，他的生死，没人知晓。文艺部一位音乐编辑，是位作曲家，出于投身文革的热情，谱写了一首歌颂文革的歌曲《向文化大革命进军》，这首歌的标题有语病，是因为汉语的不严谨，他被指要向文革宣战，不由分说，逮捕下狱，文革结束才被释放。

电台的编辑和记者在工作中也战战兢兢。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台设备陈旧，新闻节目的稿源主要来自通过一部收讯机接收的新华社电讯稿，和用一部钢丝录音机收录抄写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些设备现代人很难想象是什么样子。收讯机把新华社发出的滴滴哒哒的信号变成数点，数点组成文字印在纸条上，收讯员把纸条贴上稿纸；收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的录音机，不是用磁带而是用一卷细钢丝，钢丝时常断开，要用钳子接起来。一旦有毛主席最新指示或《人民日报》社论稿件发来，如果收讯机信号微弱字迹模糊，或录音机钢丝断开接起来少了几个字，编辑和播音员便犯下篡改最高指示和党中央声音的大罪，等于走进了鬼门关，等待他们的就是手铐和监狱。

和全国其他省市一样，广东省的文革，所有的工厂、农村、学校、机关、街道，群众也分成两派：一派为造反派，一派为保守派，两派都宣称“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喊同样的革命口号，唱同样的革命歌曲，互相大打出手，甚至大开杀戒。平时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亲密无间的朋友，甚至夫妻、兄弟姐妹、父母与子女，因为参加了不同派别的组织，反目成仇。我有一位从同一间学校被招来在电台同一个部门工作的女同事，她长我两岁，待我如同弟弟，家里有好吃的总不忘叫我到她家里吃饭，文革期间她参加了与我不同的组织。我这一派属保守派，受军管支持，有恃无恐，动不动就抓对立派的人批斗，我的这位女同学被我这派的人剃了光头，我看不下去，去制止这种肆意侮辱人的行为，但毫无用处。我在文革中被曾推举为一派的头头，在两派冲突中挨过打，也动手打过人。有一次我们这一派把对立派堵在一间办公室里，我拿起灭火筒向对立派喷射，使对立派的人，身心受极大伤害。文革中期，我因向军管提了他们对电台女性存心不良的意见，得罪了军管，我也对文革感到厌倦，便成了“逍遥派”，每天从窗户爬进贴了封条的图书馆，去读禁书，沉浸在中外名著中，从而没再犯下更多更大的错误和罪孽。如今七十岁以上的一代中国人，都经历过文革，都应该反省并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负责。不要仅仅声称自己是文革受害者，其实许多人也是对别人的加害者。我五十年前在文革中犯下的过错，铸成我对被我伤害过的同事、朋友，一辈子的歉疚，是我自己内心深处永远不能消除的伤疤。二十多岁的这份歉疚，折磨了我五十多年，我不能把所有过错都推给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也不能借口那时年轻愚昧而原谅自己；但我没有机会当面向他们说一声道歉了，我只能带着我的歉疚，走到人生的终点。我不信上帝，此时倒希望真有上帝出现在我面前，对我做人生的终极审判，上天堂也好，下地狱也好，让我再无歉疚的去到另一个世界。

（三）

广播电台死人许多是在广州军区对电台实行军事管制期间发生。派驻电台的军管组有数十人之多，大多数是团以上军官，军管组长是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军官组政委是驻防汕头地区的五十五军副政委。军管组不但夺了各部门主任、副主任的权，还从广州军区通讯兵部调来一批女兵和技术人员，接管了电台的电话总机、电波发射塔。军事管制下的电台，民众笼罩在恐怖气氛中，却丝毫不耽误军官们在电台猎艳渔色。广东电台曾设有广播文工团，文工团建制撤销后，演员们分配到电台各部门，电台有的是美女。来电台军管的解放军军官们，在军营里憋太久了，见到电台的美女，两眼发光，如饿狼见到羔羊般扑上去。那些被认为自身或家庭有问题的女人，是军官们首先猎捕的对象，这些女人的荣辱、去留、生死，都在军官们喜怒之间决定，拒绝与军官上床便要受审查、批斗、清理出电台。那时电台民众间暗中流传着军管搞女人的淫秽段子，淫秽段子在电台大院不胫而走，不堪入耳。有一个段子叫做“压断床板”，故事情节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出来。直到一位女播音员因被军管组的军官奸污而自杀，军官们的性丑行才暴露出来：不仅仅一个军管，也不仅仅两个、三个军管，而是整个的军管组由红色变成桃色。事发后，为掩盖真相，广州军区把第一批军管撤走，换上第二批、第三批，军管组长先后由海南军区副参谋长、师政委、万山要塞政委担任。他们上任后，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前任军管在电台淫乱妇女遗留的问题，并管住现任军管裤裆里的那些事。

文革期间，我曾经到海南采访生产建设兵团。去之前，一位曾在海南工作的同行向我讲述海南兵团女知青的悲惨遭遇，我将信将疑，去海南兵团采访后，才知道实际情况比我的同行讲述的更严重。兵团按军队建制，连以上干部由现役军人担任，一个连长掌握着本连知青的命运。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大多数来自广州。女知青们，为了离开穷困艰苦的兵团，甚至为了获得一张回广州探亲的假条，不但把家里寄来的食品献给连长、营长、团长，还得献上自己的身体，与连长、营长、团长睡觉。一到晚上，兵团的连、营、团长，就像皇帝“翻牌子”，翻到哪位女知青，哪位就得“侍寝”。兵团的军管随意奸污女知青的情况在新疆、黑龙江、云南等地的兵团同样不是秘密，凡有姿色的女知青，少有不被这些解放军糟蹋的。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将在文革初期为他冲锋陷阵的数百万城市中学生赶到农村去。广州的知青登上开往海南的轮船时，发表一封激情满怀告别广州的公开信，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乡上山，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结果，没过几年，许多男青年被累死了，女青年被奸污了，一代青年被葬送在兵团、农村的荒山野岭中。

我在兵团和农垦系统采访，到处听说兵团和农垦的创建者、后来当了国家副主席的王震，每到一个地方视察，都要年轻女人伺候。有一年我到湛江，住湛江宾馆，这个宾馆的前身是湛江地委招待所，一号楼用来接待中央领导。我与宾馆经理闲谈，他告诉我王震来湛江住宾馆一号楼，女服务员进去为他打扫房间或添热水，有点姿色的，进去就出不来。一天负责保卫王震的湛江市公安局的一位科长，见又有服务员进王震住的一号楼没出来，他担心首长的安全，推门看个究竟，见王震正在把女服务员衣服扒光，压在床上干畜生干的事。科长急忙向局长报告，局长臭骂科长，说：“老头子出来久了，你让他高兴高兴。再管闲事我撤了你！”那个年头，凡接待首长的招待所或宾馆，年轻女服务员都保不住自己的贞操。在北京，干部家庭绝不会把女儿送去人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养蜂夹道高干俱乐部、军队的京西宾馆当服务员；在各地，干部家庭不会把女儿送去省委、军区的宾馆、招待所当服务员。直到现在，这些场所的服务员，都是从偏远地区招来的农家女孩。

文革期间，地富反坏右，其中的“坏”，便包括有男女关系问题的普通群众，被解放军糟蹋过的女性，列入其中，他们往往选择自杀，以免受人世间的羞辱。一些被发现与性沾上边的人，如婚外性行为，或阅读过被认为是“黄色”的文艺作品，都难逃一劫。文革中，“性”只是普通群众的禁区，却谁也阻止不了毛泽东在中南海里游龙戏凤。权势熏天的中央文革成员暗中做着多少淫秽事也不为人知。与我同一个部门的一位同事，家庭出身贫农，党员，为人忠厚老实，保守党的机密守口如瓶。一天他突然被调去香港执行任务，谁也不敢问他去做什么，那当然是潜入敌占区执行绝密的神圣的对敌斗争任务。两年后他从香港回来了，回到原工作岗位，整天低着头，一脸的沮丧，没有外派干部常有的得意和优越感。他虽然守口如瓶，但人们还是打听到，原来他被派去香港，专门为江青收集和购买黄色书刊和电影，通过一个特设的渠道，直接寄给江青本人。至于江青看完给了谁，那就没人知道了。我的这位同事从香港回来，低着头一脸沮丧，说明他有羞耻之心，并且对党组织委派这个绝密任务充满疑惑。

普通百姓，被强制禁欲，谁被指犯有“男女关系”或“作风问题”的错误，如同犯下反革命罪，由此不知生出多少悲剧。文革前至文革，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和工人，如果配偶在农村或在别的城市工作，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可以团聚，或丈夫探望妻子，或妻子探望丈夫；也就是说，夫妻结婚三十年，探亲假加起来，总共只有一年时间可以生活在一起。如果妻子在农村，要持大队或公社开的证明，才可以去城市探望丈夫，妻子住满十二天必须返回农村，否则城市里丈夫的单位便要收回提供的探亲房。我在广播电台新闻部有两位同事，男方的妻子在粤西偏远农村，女方的丈夫在江苏某城市，这一对孤男寡女，正值青壮年，长期相处，生出情愫，性欲难耐，便找了一个废弃的房间做起秘密夫妻。女方的丈夫来探亲，察觉妻子有了另一个男人，便逼迫妻子交待这男人的名字，威胁要向组织举报。被举报等于被毁灭，包括生活与政治生命。晚间两人睡在床上，待丈夫入睡，妻子操起一把柴刀向丈夫一阵乱砍。最后的结局是，丈夫被砍至重伤，我的这位女同事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男同事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返农村老家。女同事被判刑后关在粤北监狱，那座监狱关押了很多被判重刑的刑事犯和政治犯，我到粤北采访时，顺道去监狱看望我的这位女同事，没有见到。狱方告诉我，她表现良好，现在是犯人中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狱中犯人排演革命样板戏《白毛女》，她扮演喜儿。我听后苦笑。人有性欲，是人的本性，如果不是毛泽东思想对百姓禁欲，我的这位同事何至于杀人、入狱。

（四）

我因为出身好，所谓“根红苗正”，无历史问题、家庭问题，也无现实表现问题，因此文革期间，我没有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一直留在电台新闻部工作。留在电台工作虽然不受劳改之苦，但也不得清闲。每天上班要向毛主席早请示、下班向毛主席晚汇报；一遍又一遍的读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狠斗私字一闪念”。还要学会对着毛主席像跳“忠字舞”。跳几个简单的舞蹈动作本不难，但军管认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跳的忠字舞体现不出对毛主席的“忠”，请来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教我们跳。教跳忠字舞的场地在饭堂，广州三四月间回南天气，类似江南地区的梅雨天，空气湿度近百分之百，饭堂的水泥地湿滑。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中，跳得正起劲，一位五十多岁的贫下中农妇女脚下一滑，摔倒在水泥地上，咔嚓一声，她骨头断了。人们去扶她，她一把将扶她的人推开，朝着毛主席像，举起一只手，喊道“不要管我，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紧！”就像解放军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国民党军队的碉堡高喊“为了新中国，前进！”，就像志愿军王成在美军阵地上对着步话机高喊“向我开炮！”，那般凛然，那般壮烈。此时，谁要去扶这位妇女，把她送去医院，谁就不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家只好眼睁睁的看着她凛然、壮烈下去。

一有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记者们便要去工厂或农村采访群众“热烈欢呼”和“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坚决照办”；平时则要下工厂和农村采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寻找那些学了毛主席著作，哑巴会说话，瘫痪病人健步如飞，罹患癌症不药而愈的事迹。当年《人民日报》有一篇报道《靠毛泽东思想治好了神经病》，成为范文，于是记者们下工厂、下农村采访，便去寻找这样的神经病人。有一次我去全国学毛著先进典型惠阳地区博罗县黄山洞大队采访，文革期间新闻单位要求记者下乡采访，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工作一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到了黄山洞，住在一位学毛著积极分子家里。他家徒四壁，只有墙上挂满毛主席像章和写满忠于毛主席的字句。他家睡觉没有像样的床，吃饭的桌子只有三条腿，饭是少量米掺大量红薯煮成，菜是一碟萝卜干，我在他家搭伙几天，从来没见过肉。菜一端上来，便爬满苍蝇，必须挥手把苍蝇赶走，赶紧夹几块萝卜干到自己碗里扒一口饭，此时苍蝇又回到萝卜干上，等到准备扒第二口饭，又得挥手赶走苍蝇。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不敢养猪、养鸡，不得种自留地，越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先进单位越是穷困。但这位农民学毛著积极分子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每次吃饭都对我说：程同志，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了我们贫下中农幸福生活，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吃完饭我跟着农民下地劳动，见到田里的每个男人都脱了衣服光膀子，胸前的奶头上，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文革初期，毛主席像章做得很小，后来越做越大，大如人的半个手掌。硕大的毛主席像章挂在奶头上晃来晃去，看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奶头是人体敏感部位，将毛主席像章的别针硬生生插进奶头，该忍受多大的疼痛。我虽然没有找到学习毛主席著作治好神经病的典型，但眼前毛主席像章挂奶头上晃来晃去的情形，是人在精神状态正常下做出来的吗？不是毛泽东思想治好了神经病，倒像是毛泽东思想引发了神经病。我就这样一边劳动一边采访黄山洞贫下中农，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见召开对“地富反坏”的批斗大会？他们回答：程同志，你来晚了，“地富反坏”都被我们贫下中农消灭光了。我听了，起完鸡皮疙瘩的身体又不寒而栗，眼前立即出现我在广州市郊区农村参加批斗会的情形。可见那样的残暴和血腥，不仅在一个两个村子，而是在整个中国的所有乡村发生。

责编：许书婷

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1989年时，《海南日报》在他的主持下，曾将《人民日报》将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从头版头条下撤至第四版，并在中国当局开始在北京戒严时, 表达对赵紫阳的支持。其后，程凯遭撤职审查，被迫流亡美国。在美国时，他长期定居在加州湾区，积极投身中国民主运动。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今年1月26日下午，程凯因身患白血病，在加州奥克兰去世，享年78岁。

本台获得家属授权，独家刊登程凯的回忆录“我的1980年代”。即日起陆续刊出。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续）

自5月19日开始到六四事件发生，《海南日报》的发行量直线上升，海口市各个售报亭，每天一清早就排着长长的抢购报纸的人龙，报社每天都接到无数索取报纸的电话。一时间《海南日报》洛阳纸贵，报纸的黑市价由每份三角炒到每份一元五角。我下令增加印数，增印两万不够，三万不够，增到五万份仍不够。我一直认为报纸办得好坏，唯一的评判者是读者，《海南日报》无非是在有限的程度内，讲了一点真话，表达了人民的一点心声，便受到读者如此厚爱，作为报纸的总编辑，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珍视的了。所以在这时候，中共海南省委也好，省委工作组也好，他们对我再多几次“严肃批评”，我都有理由“毫不在乎，充耳不闻”。

5月30日下午，趁省委还没有宣布撤销我的职务，我召集报社的编辑记者们开会。我对他们说：我至今仍认为《海南日报》前段方向是正确的，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对自己的选择后悔。我们用不着去总结什么教训，还是等待历史裁决吧。如果有人要追究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把追究者顶回去；我只要在总编辑的位置上，我则追究那些追究者。这是我在《海南日报》工作期间，最后一次以总编辑身份发表讲话。

到了5月的最后几天，首都局势极度恶化，学生和市民的血肉之躯抵挡不住坦克、装甲车。新闻封锁越来越严密，《海南日报》驻京记者已无法进行采访活动，新华社电讯稿也不再透露任何真实内容，一篇一篇电讯全是戒严部队的通告之类的文字。89民运期间，赵紫阳一派与邓小平、李鹏一派的博弈，有了结果。

5月27日，海南省委在省委礼堂召开全省县、处以上干部大会。会上，省委书记许士杰代表省委明确表示支持首都戒严，并公开谴责赵紫阳，点名批评我与《海南日报》。许士杰声称，《海南日报》在北京发生动乱期间的所有行为，都是因为总编辑程凯脱离并拒绝接受省委的领导而导致，一切都与省委无关。我坐在礼堂的第一排，与会者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此时证实了我三次要求面见许士杰被拒绝时我对他的估计：他利用《海南日报》赌博，他赌输了。他召开县、处以上干部大会，宣布我的“错误”，是做给中央看，试图保住他赌输后仅剩的一点赌本。

六四过后不久，省委下发文件，停止我党内外一切职务，责令我检查在北京发生动乱期间的严重错误，并宣布向报社派出工作组。

县、处干部大会后，省委书记许士杰单独召见我。我知道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对他说：我接受省委对我的审查：《海南日报》在胡耀邦逝世到六四期间的所作所为及其后果，责任全部由我个人承担，与省委无关。但我提出一个要求：既然由我一人承担，那么，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也应该与报社的其他同志无关，包括处理版面的编辑和采访的记者。我希望许书记和省委向我作出保证：今后，如果追究责任，只追究我一个人，而不得去追究报社的任何人。许士杰清楚知道，这是我与他进行的一场交易：此时的许士杰惧怕我多于我惧怕他，如果他不答应我的条件，他怕我会把所有责任推到他的身上，灭顶之灾就立刻降临到他的头上。许士杰乐意我与他的这场交易，他爽快地答应了。

之后，许士杰果然兑现承诺：所有编辑、记者照常工作，几位参与处理版面的编辑后来还得到升迁。省委对我只审查不隔离，我只谈自己，不涉其他人，这是我与许士杰交易的结果。我有点得意了，觉得自己承担了所有责任，而把报社卷进这场政治漩涡的同事们都保护下来，做了一把敢于担当的男子汉。我自我感觉良好。报社大多数人也都理解我为了保全大家付出的代价。一位编辑给我送来条幅：上书唐人高适《别董大》诗：“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从89年6月后大约半年时间，我可以随意走出报社，外出逛街、见朋友，朋友们也可以随时来探望我；工作组找我谈话，态度温和，没有逼供信；我因办报的压力导致罹患心脏和肠胃疾病，海南省委与深圳市委联系，要求安排我的妻子停职留薪，来海南照顾我的身体和饮食起居，妻子的薪水由海南省委代发。海南省委也没有严厉处分我，许士杰打算降我两级，由正厅级降为正处级，到新成立的《海南年鉴》担任副主编。这部年鉴一年出一本，副主编是个闲职。主编由许士杰担任，他善待我却对我不放心，把我放到他的眼皮子底下。

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我并非对自己的人生处境的巨大变化毫不在意。我觉得自己的所有理想、抱负已化为泡影。我对自己人生的前途感到茫然。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靠放在枕边的小录音机一遍一遍播放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来安定自己的思绪。

这时，我由于心脏和肠胃疾病越来越严重，我向省委请假，回深圳治病和休养，获准。5月31日，我登上飞机离开海南，先到广州看望我的母亲。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三）

1989年6月4日，我在广州我母亲家度过。先返回深圳的妻子到广州来迎接我。我很久没有与母亲、妻子和一直由母亲抚养长大的女儿团聚了。我没有往常那样一家三代团聚在一起的欢乐。我脑子一片空白。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凝聚在心头，直到北京的消息传来，解放军的冲锋枪子弹射进学生和北京市民的胸膛、坦克车的履带碾压学生市民的身躯，我才明白：我凝聚在心头的是一种幻灭感。

几十年来，我对共产党的忠诚、我对解放军的崇敬、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我对祖国前途的憧憬、我对党中央的期望、我在1980年代的奋斗，随着六四的枪声，幻灭了，彻底地幻灭了。我极度痛苦，那痛苦犹如子弹射进我的胸膛、坦克碾过我的身躯。

解放军强行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消息，是6月4日早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萤幕上，起初只有文字和广播员的声音，没有现场画面；中午，萤屏上出现“清场”的片段。我一辈子忘不了坦克车把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耸立起的洁白的民主女神像推倒、碾碎的镜头，那镜头把人心撕裂了。在中国大陆，民主倒下了、自由被蹂躏，学生们、市民们、知识分子们真挚的爱国热情和改革愿望，被野蛮地强暴了。

我决定赶回深圳，深圳可以收看到香港电视和收听到香港的广播，能够了解更多真实信息。在汽车驶出广州市区的路上，我看到有学生穿着素衣、佩戴黑纱、抬着花圈游行，哀悼北京的死难者。汽车驶近深圳，我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国内电台反复播送戒严部队“清场”的公告，香港的所有电台都停止了正常节目，反复播报北京屠城的消息，和香港各界及市民对中共暴行的声讨，以及世界各国对中共当局的谴责。回到深圳家中，我收看香港电视，一幕幕血淋淋的场面，使人不敢相信发生在北京的残暴和无耻竟然是自称代表人民的共产党、自称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干的。中共近七十年历史了，它怎么竟像今天这样，成了人民的公敌，而被全世界憎恨、被全人类声讨！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几乎原谅了它历史上的所有罪过：反右迫害了几十万知识分子原谅了；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国人原谅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也原谅了。我还可能继续原谅它今后所犯的一些错误，但是，在首都，开着坦克车，端着冲锋枪，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这是绝对不能认同、绝对不能原谅的。此时我忽然明白：中共，不是人民的党，而是法西斯党，我为我作为这个党的一员感到耻辱。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我的幻灭也来得太晚了。我忽然想起《海南日报》，我后悔早早离开工作岗位，再坚持几天不好吗？我一定会拼死为北京的血腥屠城写最后一篇社论，然后把笔掷向苍天。

回到深圳家中，每天都有朋友来看我，大家都有同样的幻灭感。朋友们告诉我，全国范围对民运人士的通缉和对新闻、文化界的整肃已经开始。凭我在《海南日报》的表现，是逃不过这场劫难的。民运人士为躲避追捕纷纷外逃的消息不断传来，大家都劝我早日离开这个国家。我对我的朋友们说：我不走，我还得回海南去，和《海南日报》的同事们在一起。6月中旬，我住进了深圳人民医院。我强制自己不去想任何事情，只希望尽快治好病痛，能有健康的身体去承受迟早要到来的劫难。

我没有想到海南省委这样快就派人来了：7月17日下午，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处长和宣传部的一位处长，进入我的病房，向我宣布中共海南省委7月13日作出的关于我立即返回海南接受审查的决定。海南省委并通过深圳市委通知医院，勒令我立即出院，虽然，当时我的病历上写着：胃壁有出血点向外渗血，心率不齐未见缓解。

那么，我与许士杰的交易还算不算数呢？六四屠杀后的局势比六四前更为严峻，全国对媒体整肃的势头令许士杰胆寒，《海南日报》在被定性为犯“舆论导向”错误的新闻界中，“错误”最为严重，他想保我未必保得住，他首先得保自己。

六四后不久，中央派专机把许士杰与省长梁湘接到北京，对这两个人进行了审问。许士杰过了关，他向中央“揭发”了梁湘的问题，将《海南日报》的问题推脱干净，搭乘原机与监察部长魏健行率领的中央工作组一起返回海南。许士杰继续担任省委书记，梁湘被送到北京郊区西山关押起来。返回海南的许士杰觉得自己已经解脱，他不用怕我什么，无须信守对我的承诺了。

接着再说我自己。在海南省委派来的两位处长“陪同”下，7月25日，我登上了飞往海口的班机。从那时起到90年1月，整整半年时间，我所料到的一切都发生了，我所没有料到的一切也发生了。

回到海口第二天，专程赴海南查处梁湘问题的中央监察部长尉健行和中纪委华南组一位姓张的组长便找我谈话。他们要我揭发梁湘，遭到我的拒绝。我对尉健行说：“梁湘是个好干部，我没有什么要揭发的。如果你们一定要我揭发，我只能说他的好话，你们却不爱听。”

话题转到我及《海南日报》在“动乱”中的表现，尉健行说：“你知道你的问题严重吗？动乱期间，你主持的《海南日报》，即使高自联来办也不过如此。”

我说：“你这是什么话！我不知道高自联怎样办报。我所主持的是党的机关报，我是按照我所理解的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来办报的。我看不出我有什么过错。”

尉健行说：“你拒绝揭发梁湘的问题，又拒绝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劝你想想你自己的后果。”

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回答道：“这不用你劝，我早就想过了，无非是罢官而已。尉部长，我倒想奉劝你几句话：你曾是胡耀邦时代的组织部长，为平反冤、假、错案做过许多工作。你应该珍惜自己，不要制造新的冤、假、错案。”

谈到这里，尉健行失却了修养，他愤怒的拍了桌子，说：你这样的态度，话怎样谈下去！而我，也不顾不得什么修养了，说：不谈，那我就走了。我站起来，拂袖而去。姓张的中纪委组长，站起来打圆场，把我拉回座位上。尉健行后来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为我能怒怼这样一位大人物而感到荣幸。

我怒怼魏健行的后果是严重的。当天晚上，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来到我的住所，责令我端正态度，深刻检查。并规定：在对我进行审查期间，有事外出，必须经过批准。接着，进驻报社的工作组，积极开展工作，他们一共找了报社的一百二十多人谈话，写出《关于程凯同志在北京动乱期间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报告》。10月25日，中共海南省委正式发出文件，指我“在学潮、动乱和暴乱期间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继续审查”。10月25日上午，省委召开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宣布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不允许我参加大会，而是把我带到省委组织部，由一位副部长单独向我宣布省委的决定。

12月底，《海南日报》党委指示我所属的报社总编办公室党支部，表决取消我党员重新登记的资格。六四后，中共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没有被允许登记的等同于开除党籍。我本是《海南日报》的党委书记，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作为党员参加支部会，等待党员们表决。总编办党支部共十位党员，表决结果，五位同意不予登记，四位反对。我对于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尚能接受，我有点知识分子的清高，并不眷恋官职，但把我清除出党，却无法接受。我从小在共产党的培养下长大，从戴红领巾到加入共青团、参加共产党，中共的毒液已经浸透了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离开了共产党等同于失掉生命。散会后，我丧魂落魄，大失常态。过一会我突然想到，党员表决时，我也有一票，我为什么不举手反对呢？加上我这一票，就是五比五，不过半数，或许我重新登记的资格就能保住。我立即找报社代理党委书记申诉，要求重新投票。代理党委书记说，不予我重新登记，是省委的决定，报社党委只是执行，党支部走个形式。我醒过来了，心情平复下来，逐渐接受现实。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的失态，是多么的可笑、可悲，说明离开中共体制，获得崭新的自我，是多么的不容易。

那一天宣布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我独自一人坐在自己的宿舍里。平时，我这间只有一房一厅的陋室每天宾客盈门，此时格外的冷清和孤寂，不再有人来看我一眼，不再有人给我打个电话。我感到孤独和绝望，那时哪怕有人在我面前划一根火柴，我也会感到敞亮和温暖。傍晚，电话突然铃响了，这是那一天唯一有人打来电话。我拿起听筒，电话的那一头传来母亲的声音。原来，新华社当天上午便向全国发布我被撤职的消息，我是全国唯一被撤职的省委机关报总编辑，下午出版的《羊城晚报》在头版刊登了这个消息。晚报下午五点左右送到我家。《羊城晚报》是我曾经工作过的报社，母亲从她订阅的晚报中得知我被撤职的消息。我母亲是一位老革命，自父亲去世，她便独自支撑我和弟妹的人生。母亲历经过中共党内的残酷斗争，她清楚我因六四被撤职对于我意味着什么。

我母亲在电话中对我说：“儿子啊，你不用告诉我什么，妈妈什么都知道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妈妈为你感到骄傲。妈妈知道你人生遇到劫难了，你一定要挺住。妈妈只要儿子，妈妈不要你那个官。儿子你记住，今后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妈都和你在一起。”

我握着电话的手颤抖了，我流下了眼泪，那是我自89六四以来第一次流泪。我对妈妈说：“请妈妈放心，即使所有人都离我而去，只要有妈妈和我在一起，我就会坚强的活下去，坚定的走下去。”自1990年2月我离开中国，直到2018年1月28日妈妈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妈妈。但我觉得，尽管我和妈妈天各一方，但妈妈每时每刻都和我在一起。

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希望我长大后成为医生或者工程师，治病救人或者造机器、盖房子。当我选择当一名记者，她虽然未曾表示反对，但我从地方报纸的记者当上《人民日报》的记者，从一名记者当上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的总编辑，她却从来没有对我的“长进”给予正面的评价。我知道母亲对我从事的工作的正义性抱有怀疑态度。而母亲终于毫不含糊地支持和赞扬我的人生选择，那是在1989年因六四屠杀我被撤职以后。

随着整肃的升级，我不但失去自由而且失去了安全，我随时可能被捕，我不得不辞国流亡海外。从我辞国流亡之日起，到母亲病逝，母亲从没有对我讲过她的遭遇，但我至少知道我离国之初她的勇敢表现，她痛斥海南省委派来逼迫她讲出我的下落的官员，她说：“回去告诉你们的许士杰书记，我好端端的儿子到海南工作，现在去哪里了？请许士杰把我的儿子还给我！”

漫长的母子分离，母亲灰白的头发变成了满头银丝，健步行走变成了轮椅代步。初时我每次与母亲通电话，她都要向我倾诉对我的思念，但去世前的几年，她不再讲了，而是滔滔不绝地讲她的生活如何好，叫我一百个放心。我明白母亲的心思，海外政治流亡者回国是遥不可及的事，她知道，也许直到她生命终结，母子都不能再见上一面。母亲宁愿自己把对儿子的思念之苦压抑在心底，也不要让这思念之情再折磨我。母亲的刻意回避，使我觉得与母亲的通话已不再真实，我知道母亲比过去更加绝望了。

母亲于2018年1月18日去世。母亲在弥留之际，弟弟妹妹守在她身边。此时他最想见到的是二十八年朝思暮想而不能相见的我。我多次向中国领事馆要求准许我回国尽孝，并保证：除了与弟妹一起陪伴母亲，不会见任何人、不发表任何言论，不参加任何活动。但始终得不到回复。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心中的悲怆已经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四）

半年之久的软禁和审查，是我的人生经历中，思想感情最为波澜起伏的时日。这半年，是在极度的思想、政治压力下度过的。

审查中，一些我过去提拔、重用的人，如今为表明与我划清界线，对我落井下石。如我任职《海南日报》期间，从无任何经济问题，偏偏有人向工作组揭发我贪污了一笔数额五十万的资金。经工作组调查，证实那是我通过在香港霍英东体育基金会工作的朋友，拆借的一笔钱，用于向四川宜宾造纸厂紧急付款，购买印刷报纸的卷筒纸。我接手《海南日报》之初，省政府向报社的财政拨款每年只有三百万，使得报社常常处于资金周转不灵的状态。半年后，报社现金周转情况好转，这笔钱已全数归还。我感谢工作组，他们实事求是调查了我的经济问题，还我一个清白。我原谅了对我落井下石的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他是《海南日报》二百多名员工中的个别人。

对于省委要求我必须“深刻检查”的责令，起初我决意抵制，因为我从未感觉到我有什么错误，更谈不上“犯有严重错误”，后来，越来越重的压力使我渐渐承受不住，我不想已经十分严重的后果会愈加严重，我有时晚上会梦见自己被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强大的压力，会突显出我性格中懦弱的一面，我写出一份检讨，承认自己犯了“舆论导向”的错误。“舆论导向”错误，是六四后中共整肃新闻界，每个报纸负责人都必须检讨的错误。我的检讨，自然被工作组指责为“极不深刻”，而我却为自己的懦弱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发现，以违心的检讨去换取宽容，内心所承受的痛苦比承受外部压力更加沉重。我郑重地告诉工作组，并请他们转告省委：我不会再多写任何一个字了，请他们看着办吧。

经受审查的半年多时间，我不想让自己的精神垮下来，我不断地激励自己乐观豁达地面对已经来临和将要来临的灾难。我写下古人陈继儒《幽窗小记》中一幅对联压在书桌玻璃板下：“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看天上云卷云舒。”这确实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我乃一名记者，年仅四十出头，当上新闻官，官拜厅局级。为官数年，我看够了中共官场的卑鄙与龌龊，撤职查办，对我难道不是一种解脱吗？我可以超然领略“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景致了。于是我拼命的读书，六个月间，读的书比以往六年还多。我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写作计画，写出了三万多字，可惜书稿全遗留在海南。我也知道，我无法强迫自己完全乐观豁达，我摆脱不掉心中萦绕的另一种情绪：我不知道国家将来会坏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该走向何处？一想起这些，我就会悲观、沮丧。

幻灭中能给我以鼓励希望的，还有与我不离不弃的朋友。那时，一些平时与我来往密切的朋友，急于与我划清界限，而一些平时较少来往的朋友，却找上门来。如果没有六四后的经历，我也许领受不到人与人之间在患难时显现的这种极为真挚的情谊。

我有一位二十多年前在广播电台工作时的同事，名叫沈发扬，我是记者，他是音响师。那时我们都二十来岁，文革中分属两个不同的派别，斗得死去活来，我们这一派占了上风，他没少吃我们这一派的苦头。二十年间我与沈发扬没有联系，二十年后我到《海南日报》当总编辑，他带领一支小型歌舞演出团到海南海口市“走穴”，然后承包一间歌舞厅连同餐厅。在海南期间，双方各忙各的，虽互有来往，但不多。我被整肃后，他来看望我了，每次来都给我带些好吃的，陪我说说话，陪我下几盘棋，并且一次又一次的请我到他的歌舞厅连同餐厅去，给我最好的招待。10月，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的一天，他又把我接到他的歌舞厅连同餐厅，专门为我举办了一场舞会。他的歌舞厅拥有一支乐队，乐队有一位青年歌手。舞会开始了，青年歌手演唱前，向着所有宾客，讲了一番话，至今我每句话都记得。他说：“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尊贵的客人，他是原《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先生。过去我们不认识他，北京出事了，他因坚持正义与良知被撤职，于是我们认识他了，他成为最值得人们尊敬的总编辑。今天我的歌是献给他的，我真的很荣幸，能为他演唱；我献唱的这一曲《一剪梅》，他一定喜欢。”青年歌手讲完，走下台来，为我献上一束鲜花，全场起立为我鼓掌。歌声响起，女士都来邀请我与她们共舞。

青年歌手有一副清亮甘甜的嗓音，乐队伴奏响起，我听他唱道：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挡，总有云开日出的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这位歌手的赞誉和歌声，令我感慨万千。我感谢我的朋友沈发扬，我感谢这位青年歌手，面对他们，我感悟到我与《海南日报》那一程悲壮经历的意义，感悟到我的人生在那一程悲壮经历中显现出的不菲的价值。

以后，我没有机会去听这位青年歌手演唱了。我不久走上了辞国流亡之路。从那时到现在，《一剪梅》的歌声从没有在我耳边消失，那是青年歌手为我唱的一曲我生命的圣歌：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伊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此情长留心间。”

我的老友沈发扬二十年前移民美国，投靠女儿，居住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我曾两次去探望他，每次都打听那位青年歌手今在何处。沈发扬告诉我：他是中国北方一个省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小乐队解散后，人各奔东西，融入茫茫人海，现在他站在你的面前，你也未必认得他了。

我还有一位朋友名叫周宽，他是海南华信公司总经理，华信公司隶属国家电子工业部。周宽在广东担任南海石油服务公司总经理时我们便认识。周宽与六四后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是莫逆之交，他俩是在1959年北京建人民大会堂时结下的友情，那时李瑞环是大会堂建设的青年突击队长，周宽是国家建委的官员。两人友情之深从一件事可见一斑：李瑞环到广东，首先要见的不是省委书记、省长，而是周宽，两人见面可以促膝而谈到深夜。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周宽常常派车把我接到他的公司，与我聊天，请我吃饭。他邀请我到华信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他说：“你来吧，我给你恢复党籍。如果觉得担任我的副手委屈了你，那么就在华信挂个名，去组建一个独立的公司，全权负责一个大项目的开发。”这当然是周宽的好意，但并不现实。大约在89年的12月中旬，周宽兴奋的告诉我，他近日见到李瑞环，向李瑞环讲述我的情况，李瑞环说：“新闻界负责人犯舆论导向错误，是全国性的问题，为什么海南省委对程凯的问题处理得这样重？”周宽督促我，赶快向李瑞环写申诉书，由他交给李瑞环批示，争取重新出来工作。

这的确燃起我的幻想。可是，这份申诉书怎样写呢？我不能坚持我那时是正确的，是写这份申诉书的前提，不然就给李瑞环出了难题；我必须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至少是犯了“舆论导向”的错误，才能获得李瑞环的认可，获得宽大；重新出来工作又如何工作呢？我将去传播袁木的谎言，歌颂邓小平的英明果断，宣扬“平暴”的胜利，粉饰六四镇压带给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与太平。这无疑让我用放弃信念和接受人格的屈辱换取丢掉了的官职。想到这里，我耳根发热了。几天后，我告诉周宽，我感谢李瑞环过问了我的事情，但我没有什么可写的。我对周宽说：我是为国家的民主、公义和改革、开放奋力一搏后的失败者，我没有过错，也没有冤屈，因此谈不上申诉。周宽听了，长叹一声，对我表示理解，也表示惋惜。

谢绝了周宽的好意，我对许士杰安排给我的《海南年鉴》副主编的职务也没有兴趣。我决心远离官场、离开海南。我能做什么呢？

1990年元旦过后，转眼间春节将至。我职务撤销，党籍开除，对我的审查应该告一断落了。审查期间，我的病情恶化，心率过速，呼吸困难，胃壁糜烂，导致便中带血。我思念我的母亲、女儿和为我承受精神压力的太太。我要求请假回广州、深圳治病。有人在暗中向我伸出援手，我请假意外地获得批准。1月21日，我回到了广州，春节后，我又回到深圳家中。我已经不能到医院住院了，因为没有人签字为我报销住院费。我在家中静养，定时吃药。趁在深圳养病的机会，我为自己寻找出路。

去教书吧。我想起深圳大学成立了中文系，中文系设有新闻班，我觉得自己可以到深大中文系教新闻写作和新闻采访。于是我便去找我的朋友深大校长罗征启。罗征启原为清华大学副校长，深圳大学创办者之一。那是个星期天，我到罗征启家，向他说明来意，他笑了，说他已经因支持深大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示威情愿和反对六四镇压被撤职，与我同病相怜，但爱莫能助了。罗征启现在除了写检查，就潜心研究《易经》，颇有造诣，能够运用阴阳八卦预测天气。罗征启为我这个新闻人才成了无业人士而不平，问我要不要为前程卜一卦？我摇头摆手，离开了罗征启的家。

我真的不靠中共的体制，就无事可做，日子就过不下去吗？有一天，曾担任三亚市市长、后任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的程浩来探望我，他六四后也被免职，回深圳，赋闲在家。程浩对我说：“程凯你别着急，烂船还有十斤钉，我们一起来办公司，你有关系，我有经验，发大财给他们看看。”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能够办公司发大财的料，不过如果实在走投无路，也只好试试了。

但是，过了不久，办公司发大财的路子也被堵死了。

春节过后，我突然接到海南高层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告诉我，新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过问了我的问题。起因六四以后，中央决定加强对全国青年的教育工作，以防止天安门学生运动那样的事件再发生，为此召开全国青年工作会议，各省由一位主管青年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和共青团省团委书记参加会议。江泽民接见出席会议的各省官员，听取汇报。当海南省团委书记汇报时，江泽民打断他的话，问道：《海南日报》五一九以后还公然刊登赵紫阳的照片，问题严重，处理了没有？海南省委副书记和团委书记不敢耽搁，会后立即向海南省委常委报告江泽民对《海南日报》的批评；省委常委更不敢怠慢，立即开会，决定对我的问题加重处理。省委书记许士杰变了脸，批示：对程凯和《海南日报》中动乱期间的问题，要彻底查清、严处，向中央报告。打电话给我的这位朋友说：省委很快会派人押解你回海南，你不如当机立断，自我流放吧。你还有什么留恋呢？快走吧。说完，便挂断电话，他是冒着风险打这通电话给我的。

押回海南，重新处理？怎么处理呢？逮捕吗？劳改吗？最轻的处理是下放到五指山农村监督劳动。我在调海南工作之前，作为记者，曾多次到海南采访，去过五指山区。那里许多乡镇不通公路，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路上要把衣裤扎紧，不然山蚂蝗就钻进身体里吸血。五指山深处的乡村只有两条线与外界相通，一条是手摇电话，一条是县广播站的广播喇叭。想到我难逃一劫，人生很可能毫无意义的断送在五指山区，我不寒而栗。

1990年2月16日，我的一位香港朋友来我家，他是我的中学同学，如今是中共派遣到香港从事特殊工作的人员。他不知怎么得到我将被重新加重处理的消息。朋友对我说：你想活下去，就不可回海南了，出国吧，一切由我们安排。我说：让我想一想。他说：没时间了，海南随时来人，你只有一天时间做决定。

2月17日，我的朋友又来。我经一夜思考，虽然想不出逃亡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但我明白，回海南，未来等着我的一定是毁灭人生的厄运。我于是答应我的朋友：那就走吧。

命运的改变常常是一念间决定的。这一念间，改变了我的下半生。我从此与中共决裂，辞别了我的祖国，离别了我的亲友，也结束了我的1980年代，开始了当年的任何一位共产党官员都不曾有过的人生旅程。

2月18日，当我跨出国门的时候，我想起李白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我笑了，笑得苍凉而凄楚。我回过头望一眼我的祖国，心中只有一句话：祖国啊，保重！我走了，我真的走了。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1989年时，《海南日报》在他的主持下，曾将《人民日报》将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的“四二六社论”从头版头条下撤至第四版，并在中国当局开始在北京戒严时, 表达对赵紫阳的支持。其后，程凯遭撤职审查，被迫流亡美国。在美国时，他长期定居在加州湾区，积极投身中国民主运动。此外，他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担任过多年的特约记者。今年1月26日下午，程凯因身患白血病，在加州奥克兰去世，享年78岁。

本台获得家属授权，独家刊登程凯的回忆录“我的1980年代”。即日起陆续刊出。

人生无遗憾

我已年至耄耋，身患恶疾，随时可能走完生命的旅程。到死亡那一天，我对我的人生并无遗憾。我的人生很丰富，我经历过大跃进、大饥荒、文革浩劫那些疯狂和荒唐的年代，更经历过中共建政后有唯一的“黄金十年”之称的1980年代。在1980年代，我有过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奋斗，虽然未曾成功，并因我个人和国家改革开放的整体失败而辞国流亡。但人生的追求并非都有结果，只要为之奋斗过，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感到满足。

我是一名职业记者，我人生和职业的使命是用文字记录我所经历、所了解的世界，但我却一直没有想过写一部自己的回忆录。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类的历史比较起来，微不足道，就像驾着一叶扁舟在大海中航行，身后留下一道水波，瞬间不见了痕迹。从古到今，人类每天写下数以亿万计的文字，能在世间流传的能有多少？我喜欢逛书店，二三十年前，我所居住的美国旧金山湾区有十几家中文书店，是我常常流连的地方。有一天我在一家书店中注意到，我熟悉的几位极负盛名的作家曾经热销一时的著作，热度过后，被丢弃在降价处理的书架上，一元钱一本，无人问津，最后将被作为废纸处理掉。我站在书架前面沉默良久，为这些躺在一元一本书架上的名著和撰写这些名著的作家伤感。于是我想到，如果我写一本回忆自己人生片段的文字，命运可能还不如这些躺在书架上一元一本的著作。以后每次逛书店，站在降价处理的书架前，我便一次一次的打消写回忆录的念头。

我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多年，一半在我出生和成长的中国，一半在我的政治流亡地美国。在中国，我从广播电台到报纸，从广州的《羊城晚报》到北京的《人民日报》；从见习记者、记者、高级记者到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的总编辑；从采访农村、工厂、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到1980年代报道和参与深圳、海南两个经济特区的创立与建设；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到89六四血腥屠杀；从中共的高级干部，到辞国离乡、被列入禁止回国黑名单；从混迹于中国的上层社会，到挣扎于美国社会的底层；从充当中共的喉舌，到成为美国的媒体人，为美国政府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担任美西特约记者长达二十多年，我的人生大起大落，历尽沧桑，饱经变故，阅人无数。我大约二十五年中国大陆中共媒体人生涯，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见证并报道上个世纪的1980年代，就是被人们称做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

我在1980年代中国新闻界中不算出众人物，更不是重要人物。重要人物是北京以赵紫阳为首、地方以梁湘为代表的中共党内改革派，而在新闻界则是高举新闻改革大旗的《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胡绩伟，以及扼杀改革的邓小平、陈云，等等。我只是改革阵营的一位普通成员，是改革先驱们的追随者。因为我是一名记者，使我有幸见证了、记录了、并且参与了，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从兴起、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我80年代及80年代后的人生的跌宕与荣辱，都与1980年代连在一起。

多年来，不断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把那十年的经历写下来？我把不写回忆录的原因告诉他们。一位与我一起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朋友说，我的想法从“留名”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从“留史”的角度则不可取。如今在中国，官方刻意的将1980年代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包括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就像他们不让人们知道中国曾有过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反右、大饥荒、文革浩劫、89民运和六四屠杀，年青人也不知道上个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一个黄金80年代。朋友说：每个人活着要讲真话，死了要把真话留给后人，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谎言写成。上个世纪80年代的开始，80年代的过程，80年代的结局，都被中共的谎言掩盖着、歪曲着，不但后来者懵然不知，当年的亲历者也都渐渐淡忘。只有把那个年代的历史真相写出来，尽管写的只是历史的片段，也可告诉当今和后来人，中国的1980年代，是中共1949年建政后最好的年代，是唯一给中国人民以希望的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有可能自我救赎的年代。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们精神振奋、思绪飞扬，每个人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那个年代，也是我人生中唯一有机会一酬壮志的年代。如果那个年代延续下去，中华民族不至于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沦为愚昧、暴戾和流氓化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不至于成为如今日这样恶贯满盈、与人类为敌的犯罪集团。

我是从中共体制内走出来的人，别人看来，我的脸上有一记中共体制的烙印，我并不介意，也无需掩饰。我与在中共体制外、长期遭受中共迫害的人一样，揭露和谴责中共的罪行，但我与他们中一些人的区别在于，我愿意理性的看待中国的1980年代，主张给予在那个年代抱有真诚的救国救民愿望、为中国寻找一条出路而探索、奋斗、牺牲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中的革命者、改革者，予以正面的评价。我希望人们不要用今日中共党徒的无恶不作来否定中国共产党曾有过善良、正直、勇敢，为国家与民族无私奉献的人，不要用人们今日的大彻大悟来否定当年人们的混沌初开、大梦初醒。而且我还认为，中国的改变，在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改变；海外中国民运如果继续拒绝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仍将一事无成。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历史常常以惊人的相似重现。未来的中国成为什么样，谁也说不准。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不会永远像今天这样，也许变好了，也许更坏。当然，未来的中国，我见不到了。我辞国三十多年，被当局阻断了回国之路。我曾经对故国的河山、文化、亲友有过强烈的思念，但我思念的一切，都已经被中国越来越严酷的专制政治阻断了，我的思念也就逐渐的淡如轻烟薄雾了。现在的我，已经不为我曾经思念或爱恋的祖国所困扰、所折磨，但我对那个国家，对那个国家的1980年代，仍然珍存着与当今许多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记忆。

1980年代，已经逝去，永远回不来了。那么就趁我生命仍未结束，记忆仍未消失，仍然能够思维和敲打键盘，就记录下我对1980年代的回忆吧。我不是史学家，没有能力全面记录那一段历史；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能力对那个年代做理论的阐述；作为一名记者，我只能对那个年代我个人经历的人和事如实道来。历史会被人打扮粉饰，理论常常荒谬苍白，唯有事实永远闪亮。我的文字写给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缅怀当年他们所经历的人和事，唤回已经远去的理想和情怀；我的文字写给未曾经历那个时代的后来人，他们可以从读我的回忆，知道中共建政后也曾存在一个有诗歌与远方，有热血与浪漫，有漫天风华、遍地风流的年代；同时也写给我的无憾人生，即使我的这些文字被摆到书架上无人问津，在浩瀚的网络中无影无踪，我也不在意，我也很满足。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间

1980年代的死亡，是在瞬间发生的，它猝死于北京的一次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六四屠杀。六四，是对和平请愿要求反贪污、反官倒的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也是对1980代的大清算、大屠杀。我则在这场大屠杀后，告别了1980年代，辞别祖国和亲人，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

（一）

我目睹1980年代的死亡，不是在6月4日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而是在《海南日报》总编辑岗位上。虽然在席卷全国的89民运期间，我没有参加游行示威请愿活动，六四屠杀后，我也没有被通缉、被追捕，我没有机会展现自己与首都大学生、市民和新闻工作者那样的风采。

89年4月初，我因心脏不适和严重的胃病住进了海南人民医院。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天安门广场风云乍起，我心中震惊、伤感、迷惘、悲痛，预感会有一场悲剧发生。我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但表面仍强作镇定。我无法一天二十四小时呆在医院里，每天晚上，我都自己驾车回报社，审阅稿件，安排版面，嘱咐各部门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们小心谨慎。我不希望《海南日报》在这个敏感时刻发生版面或者文字上的问题。海南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只准记者去了解情况，采写“内参”，送交省领导阅读，而以“没有接到省委的指示”为由，拒绝公开报导，招致大学生们到报社门前抗议，指名道姓要我出来与他们对话；我指示报社保卫科紧闭大门，我没有勇气面对这些大学生。

当时，我内心的冲突极为激烈：我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我不能不忠于职守，不能逾越党为党报总编辑划定的底线；同时，我也有自己作为人的良知底线不可逾越；这意味着，逾越其中的一条底线，必须放弃另一条底线。我对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表达诉求的北京学生寄予深深的支持与同情，作为新闻工作者，竟然置身于一个重大事件之外，这怎么不令人感到痛苦。此时，我知道，如果坚守党报总编辑的底线，放弃人的良知底线，那么我的下半生就会在对自己的谴责和痛恨中度过；如果我坚守人的良知底线，放弃总编辑的底线，那就意味着失掉自己在中共体制内享有的地位和利益，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将遭受无尽的苦难。

4月25日晚间，新华社电讯发来《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报社总编室主任赵希龙拿着社论电讯稿，火急火燎赶到医院。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指示，必须将这篇社论放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制作一个通栏大字标题，以表示对社论积极拥护的态度。但我却无法说服自己去理解、去认同这篇社论：明明是和平有秩序的请愿，为什么要定性为动乱？明明是为了清除腐败、推进国家的改革、开放，为什么要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心颤抖了，我知道党中央有人起杀心了，他们的一个罪恶决定已经酝酿成熟。我不能再沉默，我感觉到自己可能守不住党报总编辑的底线了；我虽然没有“国将不国，夫子拍案而起”的勇气，我起码应该表明自己做人的良知。我略加思考，便告诉赵希龙，将这篇社论从头版头条位置撤下来，放到第四版去，以表达我们对这篇社论的反对。我对赵希龙说：即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有过火的行为，但群众的一万个错误，也比不上党中央的一个错误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四十年来，共产党犯的错误太多了，现在又到犯错误的时候了。我说：我相信，民众不会同意这篇社论，历史迟早要否定这篇社论，为什么要等到将来呢？我们现在就否定它！

那一天，从中央到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类报纸，如此以否定的态度处理四二六社论，唯《海南日报》一家。我明白我把天捅了一个窟窿。第二天，我接到省委办公厅电话，要我列席省委常委四二六社论学习会。按照中共的传统，省委机关报的总编辑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会议室里有我的一个固定座位。那一天，我走进常委会议室，从进门到我的座位，不过五、六米距离，平时，几步就走到了，这一次却像是走了五六十公里。一进门，常委们每人一份《海南日报》第四版，所有常委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我如芒刺在背，但走到最后几步，我反而一阵轻松，心情出奇的平静，我用骄傲、凛然的眼神扫了常委们一眼，挺直了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那次常委会，常委们除了轮流做一番空洞的拥护四二六社论的表态，却没有人质疑《海南日报》为什么把这篇社论放到第四版；会后，省委书记许士杰和任何一位常委，也没人找我谈话。两天后，我在省委礼堂门口碰到省长梁湘，梁湘看了我半晌，想说什么却没有说；我也没说什么，对梁湘报之一笑。

那一天的省委常委会议，是从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与市民前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到6月4日，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坦克车屠杀北京学生和市民，前后50多天的时间，我唯一见到许士杰的一面。会后，我曾走到许士杰跟前，想请他对《海南日报》作指示，他装作没看见我，掉转头走开了。

《海南日报》是省委机关报，省委书记许士杰是我的直接领导，许士杰赋予我比一般部委、厅局领导更高的待遇，《海南日报》的重要评论和报道，反映的都是以许士杰为首的省委常委会的精神，有的就是许士杰本人的指示。许士杰很清楚，海南办大特区，《海南日报》全国瞩目，不仅各省市的党政机关订阅《海南日报》，中央领导，上至政治局委员、常委，下至部委办的部长、主任，都通过《海南日报》了解海南大特区的情况，这对海南省一众领导、尤其许士杰本人，极为重要。因此，我与海南的其他官员相比，面见许士杰格外容易。许士杰注重个人养生，他每天早七点起床跑步，每晚十点半入睡，十点过后，任何人，包括副书记、副省长，没有特别紧急的事务，都不可打扰他，唯有我例外：为了审阅根据他的指示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重要报道，他常常等我到11点以后。1980年代以及之前，主持党报编务与笔政的总编辑，都由资深新闻专业人士出任，都握有一支健笔，有倚马可待的本事；不像现在的总编辑，由党政官员出任，不懂办报，只懂监督报人办报。海南建省期 ，《海南日报》的重要社论大多由我撰写，一篇两千字左右的社论，从写第一行字到排出和校阅清样，大约两个钟头。按照报社的工作日程，如果是下午撰写的社论，晚上九点钟截稿前便可送许士杰审阅，不打扰他早睡；如果是晚上撰写的社论，要十点过后才能送审。许士杰知道这是报社工作的常态，他只有为《海南日报》改变自己的早睡习惯。

但在四二六社论常委学习会后，我曾三次打电话，要求当面向他请示工作，都被他的秘书挡驾、拒绝。当我第三次被拒绝后，我恍然大悟，许士杰不见我，是在利用《海南日报》做一场赌博：如果中央以赵紫阳为首的一派与以邓小平、李鹏为首的一派就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博弈中，作为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支持赵紫阳的立场被博弈的最终结果证明是对的，这份功劳当然属于省委书记许士杰的；如果被证明是错的，那么许士杰就可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将来中央一旦追查，他的活动日程没有记录显示，他在这段时间与我单独见过面，或有任何接触。

既然如此，我就只能自行其是了。那期间，《海南日报》就好像不再是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而成了在我的主导下，我与我的同事们的同仁报。

我并非执意要卷进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去。我亲历过暴戾而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我听过前辈讲述野蛮血腥的镇反、反右、大跃进，我预感到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结局也许会比我经历或听说过的那些运动更悲惨。令我感到痛心的是，5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代表总书记赵紫阳与天安门广场学生对话，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不要给邓小平、李鹏向学生动武提供理由，并且给党内改革派一些时间，与保守派周旋、较量，但遭到学生领袖们的断然拒绝，激进的学生领袖们绝不与中共党内改革派合作。我的心头被80年代的改革与赵紫阳的政治生命将毁于一旦的强烈预感笼罩着。葬送80年代与击败赵紫阳，是邓小平、李鹏与天安门广场激进的学生领袖共同完成的。但我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诉求的支持，也坚决反对当局后来对和平情愿的学生和市民的血腥屠杀。也许是因为参与1980年代改革开放形成的坚定理念，也许是因为对新闻自由和新闻改革的强烈渴望，也许是因为对国家命运与前途的深度忧患，也许是因为受到人的良知的召唤，或许是因为邓小平、李鹏等中央领导人对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态度激起我的愤慨。当5月19日首都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后，二十多万解放军端着冲锋枪、驾驶着坦克车杀进北京，实行全城戒严，让我觉得即使学生有一万个错，也不容遭受冲锋枪和坦克车的屠戮。

5月19日以前，我仍对中共中央寄予希望，期盼领导人与学生对话，中共党内改革派能够主导与学生的对话与合作，接受学生们提出的部分条件，作出政治改革的承诺，让学生们撤离天安门广场；但5月19日后，我知道中国改革派大势已去，天安门学生运动将陷入腥风血雨之中，我对共产党绝望了。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坚守自己的良知，在党和人民两者之间，站在党的对立面，我不能跟着这个党走向邪恶。我目前有手中掌握的《海南日报》，我决心让自己获得一点新闻自由，尽管自由是短暂而有限的，并且将会付出惨重代价，但却是中国的媒体人自1949年以来从未享有过，足以让自己的新闻工作生涯，让《海南日报》的历史，在1980年代黄金十年死亡前夕，写下最后的辉煌一页。

正如中共海南省委给我下的结论，从此，我“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二）

我究竟走了多远？“六四”以后，中共海南省委派出七人工作组进驻报社，对我进行了彻底审查，写出一篇翔实的《关于程凯同志在北京动乱期间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报告》。报告发布时，我已经离开海南，一位朋友将报告的文本转发给我，他说：这份《调查报告》，不仅仅是对我，也是对《海南日报》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在89民运的洪流中，凭着自己的良知，作出历史性选择的记载。为再现这段历史，我将《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照录如下：

《调查报告》指控我——

5月19日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以后，政治分野已经清楚，形势已趋明朗，但程凯同志仍然通过版面编排，运用版面语言，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绪，制造了错误的舆论导向。

1、执意发表赵紫阳同志的照片。程凯同志不听劝告，在5月20日执意发表了赵紫阳同志看望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两幅照片。关于如何处理赵紫阳的这两幅照片，副总编辑杨宗生当时提出，为慎重起见，赵的照片最好不发，如要发，是否不要两幅都发？但程凯同志认为，既然新华社对这两幅照片没有发来取消公鉴，说明赵紫阳还是总书记，两幅照片都要发。杨宗生回到宿舍就寝前对此仍感不安，又一次给程凯同志电话，提出这两幅照片还是不发为好，程凯回答：“你别讲了，我定了！”说完就放下了电话。这两幅照片就这样发表了。

2、借报导“匈”事件流露对戒严的不满情绪。5月22日，《海南日报》在发表戒严部队告市民书的同时，发了花边新闻：《匈牙利面临发生动荡的潜在危险》和《保证记者的正常采访》。一版副主编王属生在处理《匈》稿时，加上副标题：“应该不准任何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杨宗生发现后，将副标题删掉，并对值班的同志说：“如果这条稿要发一版，位置也不要放太多。”在场的同志都同意这个意见。当晚程凯来到总编室，看了版面安排，说：“这条稿可用，副标题照用，我负责。”还亲自把被删掉了的副标题重新写上，稿子也放在显着的位置上。

3、指导编排倾向性明显的版面。倾向性非常明显的23日一版，是在程凯同志指导下研究编排的。这个版面突出两条稿：一是消息《万里委员长说要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放在头条，用大号黑体字作标题，新华社电讯稿的原标题中这有一句话：“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被删掉；二是新闻特写《人民万岁》用特大号空体字作标题。这天，还有新华社播发的海南省委坚决拥护制止动乱致电党中央国务院的表态稿。从我省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条重要消息，但这条重要稿件却同另外两条简讯以新闻集纳的形式被放在两条大稿的左下角。

4、支持发表错误文章。《海南日报》从23日起，在第四版开始发表时事部编辑撰写的《当今世界三大趋势》三篇国际发展评述文章，并在同日报纸的一版以强化处理的手法发了标题新闻。第一篇《专制衰败，民主勃兴》，论述从拉美到东欧“民主勃兴”的趋势，以浓厚的兴趣重点介绍了波兰团结工会的斗争推动了“改革”，匈牙利尝试实现“多党制”，推动了“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苏联提倡的“社会主义的舆论多元化”和民主选举使“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值班的经济部主任张正坤发现这个评述文笔观点上有错误提出停发，程凯知道后，给时事部副主任冯锡锦打电话说，我看这个文章可发。于是这个鼓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正在把自己作为剥削制度加以否定”的错误文章得以继续发表。

5、亲自选定发表《赵紫阳，您好！！！》的照片。5月24日，《海南日报》一版左下角发表了由程凯同志选定的海大师生高举着《赵紫阳，您好！！！》标语牌游行的两幅照片。这两幅照片是该报记者于21日拍摄的，次日是否见报，当晚已有一次争论。过了两天，即23日晚，记者要求发一些照片，有人选了游行队伍大场面的两幅，程凯同志看后不满意，于是亲自选定了《赵紫阳，您好！！！》和《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两幅，并决定用三栏半宽的版位发表。同时，该报还冠以花边，用较大黑体字作标题在报眼发表了新华社稿：《泰国总理意邀中国领导人赵紫阳访泰》。这条消息的主题是谈柬问题，但编辑部根据程凯同志的意思以喧宾夺主的手法，做了突出赵紫阳的标题处理。着力渲染赵紫阳，是这天报纸的倾向。

《调查报告》还对我的另一些“严重错误”进行了指控——

1、支持上街游行。5月18日上午，报社部分新闻工作者酝酿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政文部一记者将游行的打算向程凯同志反映，立即得到支持。

2、反对向省委汇报情况。同日上午，记者部副主任王国雄获悉有人下午要上街游行的消息，即将情况告诉副总编辑郭泽福。郭找来人事部主任陈文安、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副总编杨宗生一起讨论，大家认为此事不妥，并由郭打电话给程凯同志，问知不知道游行的事，程回答：“知道了，刚才有人来我这里说了，我说你们去吧，我是支持他们的。”郭提出应该将此事向省委报告，程反对说：“不必要。要报告，就以你们个人名义，不要以我的名义，也不要以办公会议的名义。但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报告。”接着他说：“我说三点，第一这个行动是爱国行动；第二游行要发消息；第三今晚我要去安排版面。”

3、亲自修改审定游行报导消息。同天下午三时半，程凯同志在他的办公室主持召开总编办公会议，他开始就说：“要不是开会，我也上街游行了。”这天晚上，程凯同志亲自修改本报记者来写的《海南日报》部分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的消息稿，选定游行照片，并安排版面。

4、签署声援电文。 5 月18日下午编辑办公会议期间，全国二十家妇女报刊驻海南联合办事处的两个人带来声援北京绝食请愿的声援书，要求报社签名盖章。程凯同志接过声援书看了一遍说：“我看应该声援。”当时郭泽福同志表示不能以报社名义签名，程说：“这么多学生在天安门绝食，难道不能表示一下同情心吗？”他不听劝阻，在声援书上签了字，并说：“我负责。”然后叫社办副主任莫泽安在声援书盖上了海南日报社公章。

5、带头并动员领导干部在《同仁书》上签名。18日近中午时分，几名记者在政文部起草了《告新闻界同仁书》，呼吁：声援北京、声援海南、声援学生！并将《同仁书》分别张贴在报社大门口和食堂两处。程凯同志于下午一时左右，从宿舍下来，在张贴在食堂的《同仁书》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下班时，他对几位部主任说：你们为什么不签名？在程签名后，报社有7位处级干部也签了名。在《同仁书》上签名的主要是编辑部的同志，共计七十四人。

6、公开散布同中央精神相悖的言论。5 月23 日，也就是李鹏同志代表党中央在首都政军干部大会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不得参与任何损害安定团结的活动，而且要在团结群众、制止动乱中发挥先锋作用”的第三天，程凯同志在报社全体干部群众大会上还坚持错误立场，说：“同志们参加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游行是一种爱国行动，是被一种忧患意识激发起的革命热情。我为我们报社有这样多具有革命热情的同志而感到骄傲。”又说，对这次游行，“如果报社外面有人要来追查，我们把他顶回去。我们报社内部也不允许追查，如果谁要追查，我作为总编辑，我要运用自己的权力，追查那些主张追查的人！”程凯同志的这番话，使部分有错误思想倾向的人受到鼓舞，先后两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7、《海南日报》社的问题出现后，先是省委宣传部，然后是省委对报社提出严肃批评，要求程凯同志认真总结教训，但他毫不在乎，充耳不闻。以致他回深圳养病后，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

抄录完《调查报告》的主要部分，我作几点说明和补充：

《调查报告》只列举我在5月19日以后的“错误”，回避了4月26日我把《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从第一版放到第四版的“错误”，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处理四二六社论，才是我最严重的“错误”，也可看做海南省委犯下的“错误”。我相信《调查报告》是由许士杰最后审阅批准，也许，海南省委、许士杰回避这一“错误”，不仅为我，更是为自己，他们承受不起公开这一“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调查报告》称“6月8日报纸版面又一次出现严重错误”，指的是当日《海南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一则电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说“六四期间死亡的学生和市民只有二十三人”。这是中共政府向全世界撒下的弥天大谎。《海南日报》不敢不刊登他的谎言，编辑却在废稿堆中发现6月6日新华社发来的的另一则电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对谎报数字者要绳之以法》，于是编辑又一次运用了他们的版面编排技巧，将两篇稿子同时见诸报端，安排在邻近位置上，其版面语言之鲜明，不言而喻。

另一次“错误”《调查报告》没有提及：6月4日新华社发来解放军强行开进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电讯，编辑们知道，北京流血了，电讯稿掩盖了这一最重要的事实。如何把流血的消息告诉读者？恰在此时，海口发生一场车祸，有人在车祸中死亡。按往常，这是可报可不报导的消息。但这天，编辑们却把这个消息排上版面，标题只一个字：“血！”与清场的消息相对应。凡智力健全的读者，都明白《海南日报》在告诉人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至于我离开中国以后，海外有些报刊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出版李鹏下台的“号外”，并且亲自拟定欢呼李鹏下台的新闻稿。工作组也曾为此事审问我。但这完全是没有的事，我不是赌徒。整个89民运期间，我所主持的《海南日报》，所有版面，都是经过审时度势后安排的。

责编：陈美华

河南有官员在召开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期间，违规饮酒导致1人死亡的事件成为网络热话，涉事的10名官员被撤职、开除和降级。这次事件成为今年重启八项规定推动活动的第一滴血，引发各界关注中共是否再启动新一波的官场整风运动。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周二(5月13日)公布，河南罗山县政法委书记李献林在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期间，宴请信阳市和罗山县最少9名公检法官员，其中1人在宴请当天死亡。曾与死者共喝4瓶白酒的5名官员，自行筹集资金给死者家属作补偿并隐瞒情况，罗山县委书记余国芳涉知情不报。中纪委批评涉事官员一边学习八项规定一边违规宴请，是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置若罔闻，毫无敬畏戒惧之心，坚持零容忍，绝不姑息，对10名违规涉事干部分别被开除党籍、撤职和降职等惩罚，组织宴请的李献林另被立案调查。信阳市委等负责人也因监督不力已被处分。

消息公布后成为网络热话，一度登微博热搜。有网民批评，涉事官员在政治学习期间违规，显示官场对八项规定的不重视。也有网民质疑，有大批官员贪汙和包养情妇问题更严重，为何违规饮酒要被央视等重点报道。

重启八项规定整风运动 清洗党内不满的地方官员

资深政经评论人蔡慎坤表示，涉事的地方层级官员成为新闻焦点，是官方的舆论操作，要配合今年启动的八项规定精神学习运动。他表示，这次学习运动由政治局常委蔡奇和李希主导，相信是要为稍后召开的重要政治会议作准备，清洗党内的不满声音。

蔡慎坤说：“今年要开的四中全会是讨论人事安排，两会结束后的第2天，就开展全党八项规定的教育活动，从3月到7月，还向各个地方派巡视组，非常明确是一场运动。习近平的人马针对现在党内各种各样的不满，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非议，尤其是海外很多传闻都是从党内传出来。尤其在中共官场的酒桌上，很容易说一些发牢骚的话。这次真正要整的是各地方与习近平不同心的官员，要来一次大的清洗。”

蔡慎坤表示，以这次事件为例，惩罚违规吃喝是表面原因，在学习八项规定时，违规是不忠诚表现，才是问题所在。但这些地方官员权力有限，难以用抓大老虎涉严重贪腐作为借口惩治，违反八项规定是最容易使用的整顿工具。

蔡慎坤说：“习近平做了10多年之后，大老虎也打得差不多了。只能抓这些芝麻官，比方对习近平的学习和效忠不是很感兴趣，在这个体制里边还有一大批人没权，他(习近平)是看不顺眼(这批人)，现在把八项规定又搬出来整风，专门用来对付这些没有搞严重腐败的一批官员。像我认识的一个官员，当时查他的腐败没查出来，就用八项规定找你的问题，说他至少吃了一顿饭用了8000元，是超标准接待，给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

八项规定是整顿官场工具 也成官员间权斗工具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八项规定主要作用是规范党内干部对习近平忠诚，为党高层提供政治工具整顿官场。又说，现在中国社会状况不好，官员对现状不满也是正常，八项规定成为对这些官员选择性执法的工具，使他们不敢妄议中央。同时，八项规定也可以被官员利用，作为互相举报和政治斗争的手段。

冯崇义说：“八项规定是个党纪，这个规定是非常严苛和非常空泛的，随时都可以被拿出来作为政治工具拿来使用。一方面是在政治运动的时候，可以加强整肃官员，让官员们能更加服服贴贴和听话。另外的时候就是变成官场斗争的工具，比如说哪些政府官员为了自保，或者需要政绩，就会非常积极拿一些法规出来使用，这个(八项规定)就是一个政治工具。”

资深评论员胡平表示，八项规定在2012年公布后，曾经是恫吓官员的规定，但因为要求太严苛，不能也不可以长期执行，领导层只会在有政治需要时才严格执行。

胡平说：“共产党要维护他的形象，但它(共产党)也知道有些要求是不可能落到实处的，所以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也知道这个螺丝钉平常都很松的，要隔一段时间才找一个典型出来，把这个螺丝钉拧紧一下，然后过段时间再拧紧一下子。这样能维持党的形象，也让下面的官员不至于太过分和太嚣张。”

胡平表示，违反八项规定被惩治的个案出来后，各地方官员也会有所警剔，在重启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期间，会收歛用公款吃喝等行为，等运动结束之后，这些行为也会故态復萌。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日赴俄罗斯参加卫国战争胜利日庆典，与此同时，台湾的总统赖清德预计在8日，发表“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0周年”演说。由此，两岸对二战的历史记忆与诠释，已上升到国族认同、政权正当性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

新华社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前夕，发表“历史照鉴未来”的文章，宣称“中俄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和欧洲主战场，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通篇未提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的贡献。

关于中共的抗战史叙事中，始终把共产党置于抗日战争最前列，宣称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毛泽东多次发表“感谢日本侵华”也引起极大争议。毛泽东曾在会见日本访客时表示，“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30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2万多。在8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120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谁在消极抗日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的官方宣传特别突出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游击战角色。反之，将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贬为“消极抗日”的代表。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宋永毅曾因文革被关押5年，在狱中阅读《毛泽东选集》（《毛选》），其中第二、第三卷主要谈抗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给中共军队的指示是：“消极抗战、积极准备、扩大力量、准备内战与准备夺取政权”的方针。如有军队要抗战，像彭德怀率领八路军抗战，就要受到批判。此外，1942–43年新四军知名的“皖南事变”，国民政府发出军令，要求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北上抗日，但是新四军却抗命逃跑遭包围歼灭。

宋永毅继续提出另一项例证，2016年日本教授远藤誉撰写的《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指出抗战期间，共产党为了积极壮大自己的势力，消极抗日，还派专人与日本情报机关谈判，提供国军的动向，换取日本不打共产党军队。另一方面，蒋介石原本要把陕甘宁地区的毛泽东、周恩来消灭，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当时的国民党内已遭中共或共产国际渗透，蒋介石被迫同意共同抗日。

宋永毅分析，当时延安八路军两万里长征，其实是败走到西北，但有了8年抗战，中共军队从2万多人扩张到120万。意即8年抗战，与日本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只有中共在壮大自己的势力，这样就能和国民政府较量打内战。“毛泽东在1949年夺取政权后说了3次，我们要感谢日本，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侵略，我们早就被国民政府消灭掉。中共要宣称他领导的两万人军队取得二战的胜利，这都是笑话。”

“在抗战的叙事中，中共最怕的是实事求是、‘真情、真实和真相’，”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做上述解读。

让历史还原真相

主编《重探抗战史》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从毛泽东时期起，中共一直坚持抗日战争是由共产党领导，不承认国军的正面战场贡献。这种叙事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尤其进入胡锦涛时期（2002–2012），抗战史观开始逐步放宽，不否认国军的贡献。承认抗战分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

她指出，尤其在2006年，《蒋介石日记》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解密公开，吸引大批中国学者络绎不绝地赴美研究。到了习近平时期，中共突然强调“14年抗战”而非传统的“8年抗战”，将抗战起点推前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而非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共的用意在于突显共产党在1931年起即承担“民族救亡”的责任，暗示国民党当时较为消极避战。郭岱君认为这在学术界并无争议。“因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揭开了序幕，而七七卢沟桥事变则是中日进入大战爆发的开始。”

“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学者很多的档案及研究，显示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应对变局，由汪主政、蒋主军。根据蒋的日记与公开讲话可见，蒋早有抗日决心，只是因中日国力悬殊，若仓促应战恐全盘崩溃，因此采取‘隐忍备战’战略，争取时间，为全面抗战做准备。”郭岱君继续说道，“‘8年’或‘14年’抗战，在历史与学术并无特殊的分别，主要是政治人物用来强调政治的目的。”

习近平提“14年抗战”目的为何？

所谓“14年抗战”的提出与政策转化，要追溯到2015年，习近平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讲话中正式提出“14年抗战”，将抗战起点提前至1931年。此外，中共还持续推进将抗日战争制度化与仪式化，这其中包括2014年起，中共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等，另外，2015年则举办阅兵仪式，将军事与历史记忆合流。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龚祥生对本台表示，中共建政以来，将政权合法性与民族主义捆绑的延伸，从原本“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解放无产阶级”的理论，演变为把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抗日”叙事结合。“代表中共既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是中华民族唯一能抵抗外敌入侵的合法政党，中共对内叙事高度依赖民族主义的包装。”

宋永毅分析，中国重写抗战史有三目的：一是掩盖中共在抗战期间消极抗日、甚至勾结敌、伪军的事实；二是抹杀国民政府与反法西斯同盟的事实，将胜利成果据为己有。若不是美国对日本投下原子弹，连国民政府也打不赢日本；三是制造中共浴血奋战、夺取政权的“第二真相”，借此合理化其内战胜利。他归纳一句话就是“贪天功为己有”。

台湾抗战史演进 从中国正统论转向台湾主体

关于抗战史的诠释，台湾也力争主导权。早期蒋介石身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民国最高领导人，他定调“抗战胜利是国民政府领导下全民族的胜利。”不过，在1990年代后，台湾的前总统李登辉执政时期，台湾的抗战历史叙述，从传统国民党式的所谓“中国正统论”，逐步转向“台湾主体论”。此后，国民党的抗战叙述逐步边缘化。今年，赖清德将以总统名义参与欧战胜利80周年纪念，首次正式将台湾抗战论述置于国际民主对抗威权的论述。

台湾史学者李筱峰教授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当时台湾因为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被迫参战，许多人被征召成为日本兵。站在历史的角度，台湾人实则是被殖民、被牺牲的角色。这样的论述也导出一个的结论：台湾必须争取自己的主体性，不应再沦为任何国家的殖民地，不论是中国或日本。他认为今天赖清德的立场也一致，认为台湾应从自身的角度诠释历史，视二战为民主阵营对抗德、意法西斯政权。代表专制与反民主的法西斯政权最终失败，彰显了自由价值的重要性。

“因此，台湾今日举办纪念活动，应聚焦在自由对抗专制的历史意涵，并强调台湾现在站在自由阵营，面对的是来自威权集团的挑战与威胁，”李筱峰提出他的建议。

抗战胜利80周年 历史记忆成两岸新战场

今年抗战80周年，从两岸领导人大动作高调参加纪念活动，“历史记忆”已成为北京与台北的新角力战场。对北京而言，当前中国内部经济下行与社会压力陡增，对外美中关税贸易战正打得火热，历史叙事成为巩固内部凝聚力、洗白“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工具。对台湾而言，则须在中国外交与军事压力下寻求国际支持。凸显抗战贡献，与民主自由价值连接，有利于争取国际支持。

龚祥生分析，中共积极操作抗战史的国际叙事，试图让自己融入原本由国民政府主导的战胜国框架。虽然当时中共尚未掌握政权站上历史舞台，却透过1949年建政后阐述政权继承论，自我定位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唯一代表。这包括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席位，并要求全面更换如国旗等战胜国的象征。

整体而言，龚祥生认为中共在国内借由历史教育与国格继承，代换中华民国政府，完全过渡到新中国。必须透过对内与对外叙事转换，让自己能顺利接轨民族主义的大旗及战胜国的姿态。

台湾经历认同断裂与重塑

郭岱君强调，在战时台湾毫无疑问是受害者，但战后因中国抗战胜利，“台湾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而“收回”，被纳入中华民国体系，这种安排让台湾从受害者变成胜利者的一员。

“对台湾人民而言，从日本殖民体制下被征兵利用、到战后迅速回归中国（中华民国）并重塑国族认同，在毫无准备下，面对历史认同断裂与重塑。幸运的是，国民政府来台后戮力建设、带动经济复兴，成为民主繁荣的地方。但台湾人民所经历断层式认知的重塑与身份转变，相当不容易。”她提醒，今天研究抗战史，除了从中国大陆的主战场角度来看外，也不能忽略从台湾人民的角度的所见与经历。

谦卑从历史学习

郭岱君说，抗战史是两岸人民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记忆，但在两岸分治的现实下，台北与北京对其记忆与诠释产生争夺，同时，也牵动国族认同与国际地位。两岸政府对历史的操弄，充满政治意图。

她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历史研究或叙述应回归理性与务实，跳脱政治情绪，以理性客观务实的态度面对历史。历史操弄难以长久也站不住脚。

郭岱君表示，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对过去、现在、未来都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要做的是，一是了解抗战史，本质上是多元而复杂的，绝非单一角度诠释。中国、日本、美国与台湾各有不同视角，唯有运用第一手史料与历史档案和国际观点，还原历史的真相，方能诚恳、谦卑地从历史中学习。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天津异议人士张长虹日前第二次刑满出狱，结束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四年的牢狱生活。他因多年来坚持呼吁平反“六四”事件而屡次被捕、关押，甚至曾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张长虹在家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出狱后当地警方持续对其进行“思想状况”监控，而他只是在表达对历史真相的坚持。

2021年，张长虹因被指控“寻衅滋事”再度入狱，被判刑四年，直至2025年4月19日刑满出狱，返回天津家中。然而，他的生活并未恢复正常。

张长虹本周二（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我是2017年被判刑3年3个月，2020年获释，出狱后又被抓进去坐牢，又被判刑四年，罪名都是寻衅滋事罪，实际上，我无非是写出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真相，在公众场合造成的影响挺大的。”

张长虹还说，警方将他对“六四”的言论视为挑战官方定调，因此再次将其入罪：“他（警察）说这个问题（关于六四）政府已经下结论了，已经定性的事，你现在还想着翻过来，就是寻衅滋事。我第一次入狱在张北监狱，第二次在天津监狱。”

出狱后，警方对他的“关心”并未间断，他对本台说：“刚才派出所所长来电话了，说一会到我家里来，快到了。你这样吧，礼拜天再来电话。”

在记者试图进一步采访时，警察已经来到他家门口敲门。张长虹匆匆结束通话：“现在跟你说，外面已经敲门了，派出所的现在来了，过一个星期左右就来，现在正敲门呢，先挂了。”

从八九到茉莉花 坚持民主理念逾三十载

张长虹自1989年“六四”事件起便走上了维权之路。当年，他曾亲赴天安门广场，参与声援学生，并在天津大学演讲，介绍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他因此被警方收容审查，关押四个多月。此后多年，他持续张贴大字报纪念“六四”，呼吁平反，屡次被拘留。

据报，2011年，中东“茉莉花革命”爆发，中国也出现类似“散步”行动。张长虹在天津鼓楼举起写有“埃及的解放广场 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同样的诉求 不一样的结果”的大字报，被警察带走。

此前张长虹接受民生观察工作室网站创办人刘飞跃采访时说，当局试图将他送入精神病院，但初次鉴定为“无精神疾病”，未得逞。其后因成立“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他再次被拘捕并最终被关进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长达三个半月。

“六四不是可以遗忘的历史”

在中国官方长期封锁“六四”信息的背景下，张长虹被视为少数持续公开表达异议、坚持纪念的人士。

时任解放军54军162师的政治宣传员张世军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他当时随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关于天安门广场死人的问题，第一，天安门广场很大，如果说某一个地方死人，这很正常，不可能一个人都不死。第二，我到天安门的时候，估计也就是凌晨两、三点钟，当时学生还在，我们把学生围起来了，那个时候还没动手，天蒙蒙亮的时候，开始放学生，让学生走，很多人说学生是从广场纪念碑东南角走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这样的，但是有一队（方队）是从西南口走的，我在西南口，就是毛泽东纪念堂位置。总体来讲没有爆发正面冲突，（学生）基本上是放出来的。”

张世军继续说：“如果说某一个地方死人，这很正常，不可能一个人都不死……但传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这绝对不是事实。”

如今距离“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仅剩不到一个月，张长虹再次出狱，却仍被持续监控。另一位异议人士赵先生说，张长虹的经历揭示了一个坚持历史记忆者所承受的高昂代价，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历史叙事、言论自由和政治表达上的长期禁忌。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走上民主的道路。”这是张长虹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十余年后，他依然未曾改变。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天主教媒体《天亚社（UCA NEWS）》28日刊登法国籍神学家陈立邦（Michel Chambon）题为〈中国打了躺在棺材的方济各（Pope Francis）一巴掌〉的投书指出，据非官方消息来源称，中国要求梵蒂冈禁止台湾代表团参加，当梵蒂冈以外交手段拒绝时，中国以缺席抵制。此举将左右新教皇选举，令主张延续方济各路线、与中国持续保持建设性对话的声音难被接受。

陈立邦提到，方济各多次表达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访问中国的愿望，12年来，重启中梵对话，并自2018年就中国主教的任命达成协议，尽管遭到严厉批评。4月26日，当160国元首或高层代表亲临葬礼，中国却没派代表团、连1、2个中国主教都没有。

陈立邦文中指出，“中国背弃了忠诚的朋友和苛刻的合作伙伴，此后，将更难驳斥一种论调，就是那些声称中国在内心深处寻求的不是合作伙伴或朋友，而是附庸。”

陈立邦认为，这种缺席并不只限于台湾问题。当中国将自己定位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替代者和多边主义的捍卫者时，很难理解为什么它有必要冷落多边主义最富同情心的声音之一：方济各。“当中国在教皇方济各灵柩安息时给他一记耳光时，这实际上是在打世界其他国家的耳光。”

中国缺席葬礼被质疑羞辱14亿天主教徒 也自取其辱

台湾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诚2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对中国以报复台湾为借口缺席教皇葬礼，他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极度不耻。这是对全球14亿天主教徒重大的羞辱，对方济各12年来对中国友好、人死了就不认帐的态度，中共的做法也是自取其辱。”

宋国诚批判，中国外交政策“无情无义”，完全是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始终把盟国当工具或杠杆，压制台湾或获得他单方面霸权利益。这次拒绝出席教皇丧礼，得罪全世界天主教徒，也影响下任教皇的宗教政策，以及梵蒂冈对中国的态度。“蠢人没药救、蠢党没药医，为打击台湾使出非常不明智代价，在很快的将来要付上代价。”

宋国诚提到，过去他对教皇的亲中政策也提出不少批评，但听到教皇死讯，他单独在书房窗口默祷追思。即便教皇作法对天主教造成冲击，但教皇揹负福音须广传不分敌人朋友、跨越政治藩篱的崇高目标，不容怀疑。尤其拉丁美洲出身的方济各，来自解放神学传统，强调应对底层社会达到信仰的解放和政治自由。

中国人说“人死为大” 共产党冷酷无情是“渎神论”

宋国诚痛斥，中国人讲人死为大，中共对教皇冷酷无情、对14亿信徒的宗教领袖丝毫不尊重，共产党不只是无神论，更是“渎神论”者。新教皇应看清中共本质，和拥护天主教价值的台湾维持邦交。“中共这下流政权，把宗教当工具和玩物的态度，只会让全世界不同宗教的人唾弃，天主教徒也必须借此事件警惕、反思，对迫害宗教的政权应该有所顾虑和保留。”

旅美时事评论员公子沈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分析，共产党只把梵蒂冈看作“政治实体”，听话就给好处，不听话就打压制裁；但站在梵蒂冈角度，教皇逝世是宗教事务，跟政治外交没有关系，各国都可派代表，何况是有邦交关系的台湾。中国却强加给梵蒂冈政治上的任务和要求。把应该是民间社会活动的教皇葬礼变成政治行为。

公子沈表示，当中国无理要求被拒绝就报复、威胁，显然方济各对中国的妥协并没有换来中国对宗教的宽容，信徒人权状况并没有改善。

2005年前教皇若望保禄二世葬礼，时任台湾总统陈水扁受邀出席并被安排在第一排。方济各就任时，时任台湾总统马英九伉俪也赴梵蒂冈观礼。此次梵蒂冈拒绝赖清德总统出席，台湾只能派前副总统陈建仁伉俪，现任最高只派了外交部次长。外界质疑出席层级降三级。

台湾已退让三级 梵蒂冈给足面子 中国仍将教皇葬礼视为外交工具

公子沈分析：“中国自认已崛起，可跟美国争天下、左右他国决策，得寸进尺，你不答应，就会觉得不给中国面子，就算台湾已让步到这地步，就算梵蒂冈已给中国很大面子，但中国认为这面子没有给足也不可以。死者为大这一切礼仪，对共产党、列宁主义极权政党来讲都是次要的，它只要地位和权力。”

美国民间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中国缺席不奇怪，共产党的作为全是宗教统战，目的是孤立台湾、控制中国天主教会。“在共产党眼里，梵帝冈不仅是附庸，而是工具，可用时就拿来用一下，比如签秘密协议；如果对台湾是助力，它就会抵制。这次梵蒂冈想去舔共、媚共、示弱，没换得中共的回报，当中共发现没有利用之处马上弃绝，反而被倒打一巴掌。”

去年底赴罗马见过教皇的台湾辅仁大学意大利语文学系系主任张孟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北京以为六年来方济各对中政策退让很多，中梵关系走到蛮好的境界，可利用教皇过世，迫使梵蒂冈拒绝台湾总统参加教皇葬礼，没想到教廷顾念和台湾的邦交关系。

台学者：梵蒂冈虽未接受台湾总统出席 仍挺住北京压力顾念邦谊

张孟仁说：“教廷还把中华民国视为好朋友，至少愿意在中国施压下挺住了压力，也让我们派人参与，但他当然同时也考虑方济各六年和中国建立下的情谊，也给中国面子，让我们派去的是相对低的层级。最大输家当然是中国，方济各任内递出非常大的橄榄枝。因为中国缺席葬礼，后方济各时代，中国跟教皇候选人因此有芥蒂出现了。”

中方拒绝回答是否派员出席

28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路透社提问中方是否派代团或代表出席了26日教皇的葬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并未回答，只说：“我没有可以提供的资讯。在中梵关系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对中方打压台湾不成则以缺席报复，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答覆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外交部密切关注与掌握梵中互动情形，并认知到教廷就教务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以促其改善中国天主教徒的艰难处境。但是中国违反宗教自由及侵害人权的状况持续恶化，中国教友的信仰自由持续面临严重威胁，外交部呼吁世界各国应予以严正谴责，共同促使中国停止侵害宗教自由及基本人权的行径。

萧光伟强调，台梵建交迄今已83年，邦谊深厚，总统指派前副总统代表传达哀悼，并与天主教高阶神职人员及其他国家代表亲切互动。未来将持续深化台梵关系，促进普世宗教自由价值。

北京缺席方济各葬礼 牵动新教皇选举及检讨对中路线？

中国缺席方济各葬礼，会否牵动中梵关系及新教皇对中路线？公子沈认为不会，他相信梵蒂冈看清共产党本质，但总有亲中者被收买，“会跟上届教皇相似，未来仍会试图伸出橄榄枝一遍一遍被中国打脸，但还是继续这么干。”

公子沈说，中梵就算建交，最终也会发现在中国也不能推行天主教，彼此仍会有各种各样的摩擦。

傅秋希也研判，如果是已完全表现出投共立场的国务卿帕罗林获选，根本不介意中共这次的杯葛，反而更亲共，因为过去已跟中共有很多交易。

傅希秋希望下任教皇有点骨气，符合天主教信仰的历史和圣经教导的勇气，对中国内部受迫害的信徒，及人权受践踏者，和香港、台湾被中共霸凌迫害时，梵蒂冈应打破沉默，彰显出行公义好怜悯，谦卑地与上帝同行，而不是与魔鬼同行。

张孟仁指出，方济各任内坚持走亲中路线遭到很大反弹，方济各挡下很多内部压力。他提到，最接近方济各中国路线的帕罗林若当选，即便他过去执行前进中国政策二十年，也不会像方济各这么有耐心和包容。未来教廷若在台湾问题上不畏惧中国势力，台梵关系值得期待。梵蒂冈也会观察中国的“宗教中国化政策”，是否释出善意。

责编：陈美华

四川成都青年梅世林于本月中旬在市区一座天桥上悬挂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横幅后失联。知情人士透露，警方正在调查梅世林是否与海外有联系，并已对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律师分析认为，当局可能以“寻衅滋事”罪名对其提起指控，以淡化案件的政治敏感性。

4月15日凌晨，成都茶店子客运站外高架桥上突然垂下三条长幅标语，分别写道：“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党”、“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这番直言不讳的表态，在夜灯下引人注目，也迅速引起当局注意。挂出条幅的青年不久即被警方带走，自此失联。

知情人士：当局排查是否有国外背景

成都的秦先生（因安全考虑要求匿名）本周一（28日）对本台透露，挂横幅者是27岁的梅世林。他说，当局对事件极为紧张：“当局正在查他有无国外背景，如果有就会交国安处理，把他转到市国安局看守所，如果没发现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的实质证据，就由成都警方处理。最近半个月，整个成都市内公安局国保和交警都高度紧张，他们生怕再发生一起，那公安局长就别干了。”

另一位成都知情人士杨先生也对本台证实，梅世林已被警方刑事拘留。他补充称，梅世林来自四川沐川县永福镇，事发前在成都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他说：“悬挂政治改革标语的年轻人梅世林是四川省沐川县永福镇人，他先前在成都一家科技公司任职，他在劳动纠纷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且向政府部门投诉寻求帮助的时候，却遭遇漠视。这样的事情其实司空见惯。”

据维权网资料，梅世林1998年1月出生，曾任职于深圳大视野志远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其行动被外界视为仿效2022年在北京四通桥抗议的彭立发，后者因在桥上悬挂反对中共专制的标语而被捕，至今下落不明。

梅世林曾在事前告知少数联系人：“这个标语我已经准备一年了，希望帮忙传播一下。”他自述早有周详计划，并表达了为理想不惜牺牲的决心。

律师：或以“寻衅滋事”罪名起诉

法律界人士陆沉渊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以目前中国政治环境判断，梅世林极可能被控以“寻衅滋事”罪：“他们（控方）有可能以寻衅滋事罪立案，因为他们不想给你一个更加光荣的罪名，例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颠覆国家政权。他们现在更倾向于给你（梅世林案）去政治化，而想降低此事的政治意义，所以我觉得以寻衅滋事罪指控的可能性很大。”

海外曝光 公开呐喊引发共鸣

海外异议人士杜文及X社交媒体用户“昨天”分别披露了梅世林的身份与背景。杜文透露，梅世林事发当天曾将13秒短视频、照片及身份证发送给他，并写道：“这个标语我已经准备一年了希望帮忙传播一下。”杜文劝梅世林离开中国，但梅坚持留下，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活得太委屈了，他要呐喊，哪怕粉身碎骨。”

对于梅世林公开悬挂条幅事件，成都的杨先生告诉本台，中国社会在高压状态，许多年轻人对现实不满和反弹的情绪正在持续升高。他说：“这样一个社会高压的压力锅也让年轻人对社会和整个政治体制有了反思。这三条巨幅标语，梅世林表达了这样一个诉求：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等。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最近几年其实比较多。”

目前，梅世林已失联逾十天。关注人士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他的命运，防止其遭受秘密迫害。与此同时，梅世林被网友称为“四川的彭立发”，成为继四通桥事件以来，中国持续有人以公开抗议行动表达对专制统治不满的又一例证。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周一（21日）在个人脸书（Facebook），转发新加坡评论平台”Critical Spectator“，一篇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该文章指习近平执政12年来”一直表现得像黑道老大“，如今面对关税战却不断在东南亚展开”魅力攻势“，显得格外滑稽可笑。

该篇标题为《如果习近平过去12年没有黑帮老大的作风，中国今天就有更大的全球影响力》的文章，由波兰籍评论员裴卓斯（Michael Petraeus）撰写，认为”皇帝本人“（习近平）竟反过来要求过去十多年来一直被他“无情掠夺”的邻国合作，暴露出中国如今的处境有多糟糕；他还喊出要抵制对抗和贸易保护主义，但正是他--违反国际法，把南海「九段线」强加于东盟（ASEAN）国家，宣称南海大部分区域属于中国，并在有争议的岛礁上兴建军事设施、派海警船骚扰其他国家船只。

文章说，中国自诩“自由贸易的闪亮灯塔”，实则禁止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违背了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有关国家补贴、智慧财产权、开放市场、停止强制技术转移等多项承诺，如今面对类似手段时，中国却说“保护主义不好”。

习近平被指有如中国版的维托·唐·科莱昂 （Don Corleone，电影《教父》系列中的黑帮老大），总是向所有人提出“他们无法拒绝的提议”，现在竟希望受害者把他当成朋友和伙伴，单是在东盟，中国就透过备受质疑的“一带一路”投资、所谓的债务陷阱，或试图以低价倾销向他国转移产能，使得廉价商品淹没这些国家致其国内产业濒临崩溃。

难成可接受的“特朗普替代者”

如今，习近平开始呼吁与欧洲建立伙伴关系，但文章认为，中国“虐待”欧洲的程度不亚于美国，且北京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莫斯科，“这实际上是一场针对西方的战争”，仅仅因为国际社会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满，并不表示习近平就能成为可接受的替代者；况且特朗普已表示有意与所有国家达成协议，一旦协议生效，美国仍会广被信任能履行协议，中国却是以不公平对待合作伙伴而闻名。

文章指出，所有行为都有后果，十多年的施虐不会船过水无痕，好像甚么都没发生过，中国曾有几十年的时间去证明真心支持国际多边主义，“如果真的支持，今天已得到回报”，然而，尽管中方宣称重视战略和长远发展，但其国际关系却短视近利，因此习近平若期望国际社会在中美角力中选边站在中国一方，恐怕只是一厢情愿。

责编：李亚千

随着美中关税战的持续升温，与中国有大量经济往来的加州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近日，有从事与中国贸易的当地商人接受了本台采访，谈到了他们目前的处境。

小商品及服装店主：目前仍有余货 但对于未来还不确定

加州是美国进口中国货物数量最多的州。公开数据显示，去年加州进口商品总额超过4910亿美元，其中从中国进口的总额超过了1720亿美元。其中，各类电子产品、制造品、服装及配饰都是大宗货物。

本台记者近日走访了加州湾区多个售卖小商品及服装的商铺，询问店主目前是否受到关税战的影响。

一位在硅谷地区经营一家服装店的店主在4月19日匿名接受了本台访谈。她表示，她的货源主要来自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关税战还没有影响她的生意，商品的售价还和之前一样。她解释说：“我们目前没有任何（从中国）等待发货的订单，所以这对我们没有影响，因为我们在关税实施前就收到了货物。”

她表示，由于目前她的生意还没有受到新关税的影响，因此她还没有感到惊慌。她目前对于未来还不确定，但仍保持着乐观。她说：“我们会挺过去、并且熬过来的。”

有多位店主表示，目前谈论关税战对他们的影响还为时尚早，因为目前他们手中还有来自中国的余货。需要等到他们从中国进下一批货时，才能看清楚关税战造成的实际影响，因此他们目前无法向记者详谈关税战对他们造成的冲击。

关税战下 加州物流公司对外宣称仍有存货 东莞外贸业收入减少

在加州湾区两间经营美中跨国贸易的物流公司有工作经历的郑先生，在4月19日接受了本台采访。他表示，根据他的了解，目前这两家公司的订单量还没有减少。他说：“这证明他们的库存还在，要等到他们清掉库存，我们才知道关税有什么影响。”

但他也透露说，目前加州的这类物流公司，存在着统一口径对外宣称库存充足的现象。他解释说：“因为他们要稳定人员。”

不过，一位经营美中贸易的广东东莞商人匿名告诉本台，目前美国加征对中国关税在东莞当地造成了很大影响：“很多做外贸的已经没有以前那样的收入了，减少了大概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收入。”

这位商人也表示，在以制造业知名的东莞长安镇，目前可以观察到消费降级的现象：“星期六日放假，以前有很多人在街上走，现在少了很多。”

责编：李亚千

根据防务网站《19FortyFive》报道，越南已与美国达成协议，计划购入F-16战斗机。若顺利完成交易，将有望成为美越历来最大规模的防务合作。报道引述业界消息人士及一名前美国政府官员指，河内方面拟采购至少24架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制造的F-16单引擎战机。

根据报道，越方倾向选购F-16V型号，该型号被厂方称为”最先进的第四代战机“。另外，美国亦考虑向越南出售C-130”大力士“军用运输机，加强双方防务互通。

越南空军长期依赖俄罗斯制造的飞机，包括35架Su-30及逾30架Su-22。不过，随著机队老化，维修与安全问题日趋严重。2023年初，一架Su-22在广南省进行例行训练时坠毁；同年11月，一架Yak-130教练机于平定省空中爆炸，两名飞行员幸运弹射逃生。近年来,俄罗斯产的零部件不容易取得，越南至少已被迫停飞了14架军机。

美国自2016年起解除对越南长达数十年的武器禁运，两国军事合作自此逐步升温。根据一名熟悉两国防务合作的专家对本台介绍，越南最开始感兴趣的是防卫性武器--美国的P3 猎户座海上巡逻机，“希望借此来侦察中国的潜水艇”，接着才对像F16战斗机感兴趣。

交易有望本月落实　或为应对贸易压力

报道指出，考虑到越南正面对美方针对其出口产品征收高达46%关税的压力，急欲平衡对美贸易顺差的背景下，相关协议有机会于本月内落实。越南总理范明政月初亦曾公开表示，计划增加从美国进口武器，以改善双边贸易不平衡。

尽管仍未有官方确认消息，越南外交部对美媒查询未作回应，而美国国务院则未对相关电邮置评。分析人士提醒，交易细节仍未明朗，应审慎看待。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伊恩．斯托里（Ian Storey）指出：若购入全新机型，越南会如何支付？若为二手战机，又能否符合其性能需求？此外，美国国会是否会批准此交易？越南的人权纪录会否构成障碍？

事实上，越美军事合作早有铺垫。越南于2023年11月接收首批5架Beechcraft T-6教练机，用以培训战机飞行员。该批飞机由美国德事隆航太公司（Textron Aviation）生产，总订单为12架，被视为双方防务关系升级的重要一步。

不过，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是否影响后续发展仍有待观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4-15日刚完成对越南的国事访问，宣誓与越南建立“命运共同体”，但越南政府随即在4月16-20日接待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欧尼尔 （Sean O’neill)。

根据美国国务院20日发布的新闻稿，欧尼尔访越期间，两国针对美越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行多项议题讨论，包括“应对地区和全球和平、繁荣与安全挑战方面的合作，尤其是遵循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以及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区尊重航行与飞越自由的重要性。“

专家：越南或设防火墙　避免激怒北京

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荣誉教授卡尔．塞尔（Carl Thayer）指出，越南在与美方商讨F-16军售时，已将中国的潜在反应纳入考虑。他认为，越南可能会同时加强与中国的防务交流，以降低因引进美制军机所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

塞尔又补充，美国或会在军售协议中加入条件，例如准许美方进入越南军事设施进行训练、维修等支援工作，但不涉及美军于越南境内的永久驻军安排。

责编：李亚千

9年前，我曾写过日志，担心美国川普会不会是下一个希特勒，所幸他第一任总统期间不是。时间到了2025年，他再次入主白宫，又一次掀起贸易风暴，在全世界大打关税战。

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关税，这一次明显看得出来，对于中国这种世界第二的经济体，我想到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次的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它们之间能和平相处吗？历史上16次这样的情况，有12次以战争冲突解决。

关税大战之下，股市大受冲击，新兴资产市场也不例外，全球避险情绪高涨。唯一例外的是黄金，不断刷新历史新高——之前建议朋友们买的黄金ETF有福了。而包括美元在内的法币，正在丧失信用和地位，贬值自然不在话下。

更令我惊奇的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特朗普总统不断抛出不符合经济常理的观点，连《经济学人》都接连发文批评他颠倒是非、信口雌黄，我越来越感觉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另外，川普似乎是作为一个强人领导在治理他的国家，并且他的政策似乎只需要在社交媒体上发一段话就算宣布。而且，他的政策也不断变化，一会儿宣布要加关税，一会又说要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整个世界就被他一个人牵着鼻子走似的。

在这样的一个反全球化、甚至可能会产生战争冲突的大环境下，我担忧的事情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小个体，如何增强自己的反脆弱性来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中国“爱国”网红司马南最近陷入逃税风波，更被传出波及其幕后老板饶谨所建立的“爱国粉红大V”商业王国。本台整理发现，“饶谨系”网红以煽动民粹言论见称，凭吃“爱国饭”，每年至少吸金数以亿计，影响力遍及数以千万人，由当权者维稳工具，逐渐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次级权威”。有分析指，由于这些大V（意见领袖）势力坐大，言行“脱缰、不可控“，有违官方方向，令官方要强硬出手整顿。

有“反美斗士”之称的中国左派大V司马南，继去年11月起其微博和抖音等社媒突遭禁言，再于上月底遭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通报，因涉嫌2019至2023年期间偷税，被追缴税及罚款等合共近927万元人民币。

司马南事后“认罪”，但将偷税归咎于其母MCN公司的幕后老板饶谨，指错信公司“会代扣代缴税务”。但饶谨反而指控，实情是司马南卷走全部款项，而且税务部门去年11月曾到其公司查帐，且未发现问题。不过，早前成功实名举报并控告饶谨的清华大学研究员学历造假的大V马延明，上周引述北京市税务局消息指，饶谨和其公司“北京中易网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涉及税务案件，“正被查处”。

粉红大V被党媒形容为“伪爱国者”

目前事件仍在发酵，不过司马南成为近年遭查税重罚的首位时事类网红，而且获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和《央视》等广泛报道，外界关注中共竟然罕见地高调盯上“粉红大V”，将他们由爱国样板的人设，打成逃税的“伪爱国者”。

据亲中的港媒《星岛日报》报道，上月24日发表纪晓华署名的“中国观察”文章，以“嘴上都是主义，心里全是生意“炮轰司马南逃税行径；文中详尽起底司马南指，这位拥有超过5000万粉丝、金光闪闪的“爱国大神”，“善于表演，煽动民粹“，而过去屡狠批涉逃税遭重罚的带货主播薇娅和艺人范冰冰，如今却知法犯法，又指出“真正的爱国者是遵纪守法，踏踏实实的做事。税收是国家命脉，司马南嘴上高调爱国，却光是逃税就逃了500多万元，可以想见他这些年，发了多少‘爱国财‘？"

官媒批司马南针对民营企业家

值得留意是，文中又特别写道，司马南多次发文抨击民营经济，包括曾在2021年炮轰联想集团贱卖国有资产，正如《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直言，不少人希望用他的被罚为振兴民营经济『祭旗』」。前北京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的邓聿文向本台指，这正是司马南的“触礁”原因之一。

邓聿文说：过去在官方看来，并非是他们的爱国热情不对，而是谁更服从、谁更受控。正是他们不太听从官方的号召，不按照我的节奏和安排，自己出牌，言论扰乱了我的部署，或对官方向外界传达的意图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他们也不愿意听从官方的规劝，那官方不得不动用税收手段去敲打他们一下。例如，司马南批评民营企业，不符合最近习近平大搞民营经济的方向，就得修理他了。

翻查资料，除了联想集团，司马南近年亦多次发文攻击“阿里巴巴”及其创办人马云，引起其为流量而恶意攻击民企的舆论风波。2023年，网信办曾公开表明，对于网上特别针对民企，损害有关企业和企业家形象的行为，表示“非常关注”，并开展专项行动打击。当时引起关注司马南等大V会否受到惩罚。

金灿荣、李毅、胡锡进均牵涉其中

另外，据公开资料，司马南属于“中易网天”和“四月华文”等多间被饶谨控制的公司，被称为“饶谨系”。这些公司曾操控金灿荣、李毅、老胡、孤烟暮蝉、镜头A等成千上万" 五毛 “大V，，形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爱国”新媒体矩阵和“流量王国”，每年至少吸金数以亿元人民币，各自拥有数以千万粉丝。

不少大陆分析指，人气和吸金能力影响令他们步向“脱缰”，亦令他们被中共视为威胁，要加以管治。尤其，其圈内丑闻百出，包括饶谨、司马南、金灿荣等人宣称反美，却移居美国或拥有美国资产，须严加整治这些借流量“割韭菜”的“爱国贼”。

不过，邓聿文认为这不代表整个“饶谨系”将会被瓦解，只要他们肯“乖乖驯服”党的控制下且不违法，仍可继续吃“爱国饭”。他指，例如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去年中疑因“讲错话”被罚禁言3个月，但“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责编·：温晓平 李亚千

4月15日凌晨，四川成都主城区一座天桥上惊现三条呼吁民主、反对一党专政的横幅标语，引发网络热议并迅速被审查封锁。事件被认为是继北京四通桥抗议之后，又一起匿名公民在公共空间表达政治诉求的举动，反映出中国社会中潜藏的政治不满与变革渴望。

本周二（15日）清晨，社交媒体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在X平台发帖披露，四川成都某高架桥上有人悬挂三条横幅，上书：“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帖文一小时后更新，称事件发生地点为“成都市茶店子客运站外天桥”，并附有一张现场照片截图。

该账号还引述投稿者的话称，这些标语已筹备一年，行动者希望获得外界协助传播。

多位成都居民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图片中桥体结构、市政设施、道路标线等特征显示，事件极可能发生于成都主城区金牛区三环路附近的立交桥。

居民杨女士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应该是成都金牛区茶店子三环立交桥附近，我从包括路灯等设施判断，当地属于成都主城区范围，而且在三环附近。我估计那几个条幅很快被警察发现，找人拆除。这在我们成都可是件大事。”

另一位居民王女士对本台说，跟当年北京四通桥彭载舟挂横幅事件相比，这次的地点和时机似乎有些不同：“因为当年北京四通桥属于市中心繁华地段，而且当时是在白天，车流密集、目击者众多，事件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传播。而这次成都的情况看上去更为隐秘，很可能是凌晨或者深夜动手的，显然是刻意避开了人流高峰和监控密集时段，尽可能降低被即时发现的风险。从行动方式上判断，这可能是一次有备而来的匿名政治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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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派出所出警民警正在调查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致电茶店子派出所求证，接线警员表示：“三环上的事不属于我们管辖”，称相关情况可能由其他辖区处理。随后转向金牛区公安分局办公室，接听电话的警官表示需“向出警的民警了解情况”：

记者：金牛分局办公室吗？

警官：嗯，请讲吧？

记者：茶店子那边高架桥下面挂的横幅（条幅），谁挂的查出来了吗？

警官：你那里是哪里？

记者：我是台湾的记者想问一下。

警官：你说的那一个事情，我要去问一下出警的民警。

记者：现在这件事你们报市公安局了吗？

警员：我跟你说了，我要去问一下出警的民警，问一下那个情况。

记者：现在还在处理中吗？

警员：我要问一下才知道。

匿名公民再度挑战言论禁忌

有当地人对本台说，这起事件令人联想起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上发生的“彭载舟事件”。当时，一位实名叫彭立发的男子在桥上挂出“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等横幅，并公开要求罢免习近平，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而成都此次行动虽然选择了人流较少的时段、地点，但在内容表达和象征意义上，有异曲同工之处。

成都维权人士赵先生对本台表示：“三年疫情后，大家对政府抱有一些期待，但失业和经济困境让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今天成都发生的横幅事件，是对体制不满和对现实绝望情绪的直接表达。”

他说，这类匿名行动正在构成对当局封控式治理逻辑的挑战：“从珠海撞人，到随机砍人，到今天挂横幅，都是社会累积不满的释放形式之一。”

原湖南株洲一派出所副所长郭闽则对本台说，这些文字显然不是普通老百姓写出来的，是具备政治理念的人士所为。

他说：“这三条横幅应该是挂在人行高架桥上，内容反映中国人的政治诉求，从内容看，有一定政治思想的人才能够写得出这种横幅。中共统治这几十年来，不乏有要求民主的人士，民间发出这种声音虽然很微弱，但是总是有冲破黑暗，向往光明的呼声。从中国发展趋势来看，我相信这种呼声会越来越多，声音也会越来越大，而且这种现象也会层出不穷，这实际上是民心的向往。”

郭闽认为，这次成都匿名横幅事件，再次揭示中国社会潜藏的政治张力。在高度审查和高压治理的环境下，个体以极高风险进行公开表达，意味着不满的情绪正在积聚，并寻求突破口。从四通桥到三环桥，从北京到成都，行动者或许是孤身一人，却承载着一代人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