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网传甘肃兰州警方大规模跨省传唤“耽美”小说创作者，引发广泛关注。6月1日，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破亿，亦有律师声明愿为涉案作者提供援助。同时，耽美作者的“罪与非罪”及相关司法标准滞后等问题，在网友们“写小黄文比犯强奸罪还严重”的感叹中，再度备受拷问。

兰州警方此次大规模异地执法，疑似针对“海棠文学城”网站上的耽美小说作者展开。海棠网站成立于十年前，服务器设在台湾，内容以女性向的耽美文学为主。而耽美文学，常指女性作者创作、以女性情感欲望为导向，主要表现男子之间的爱情或情色故事。

近期，陆续有海棠作者公开发帖求助，称其写文获利甚微，却遭兰州警方跨省传唤。更有甚者，亦有免费创作者或年轻女性学生被兰州当局采取强制措施，旋即引发舆论对兰州警方执法行为正当性、合理性的质疑。 

6月1日，笔者从数位援助律师处获悉，前来求助的海棠作者均因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遭到兰州警方立案侦查。此次，除兰州市公安局外，其下辖多个单位亦参与了该案侦办，已知有城关分局、兰州新区公安局、森林分局、皋兰县局等。目前，向外界求助的涉案作者均处于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尚未提起公诉。对此，6月2日，笔者多次致电兰州市公安局及其下属分局咨询此案详情，未果。

这并非海棠作者第一次遭到“集体清算”。据水瓶、极昼等媒体报道，自2024年6月起，安徽绩溪县司法机关对数十位海棠作者进行刑事追诉，其中不乏知名作者。同年12月，海棠头部作者“云间”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据绩溪案一位涉案作者透露，当地以提现获利金额对作者进行定罪量刑，“去年没有免费（作者），最低金额都是2w（万），然后几个档。”

与绩溪的办案标准不同，此次卷入兰州案的海棠作者，存在涉案金额偏低，甚至无个人经济获利的情形。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10名海棠作者涉案情况，多人仅从海棠网站提现数百至数千元不等，有两人为免费写文，但均被兰州当地采取了取保候审、逮捕等强制措施。

一位免费创作者的援助律师告诉笔者，该作者所涉案件目前仍处于公安侦查阶段，其暂被取保候审，“她是免费发文的，只有一些打赏，没有提现。公安对免费的作者似乎有一种思路是，她们的文虽然不收费，但是给（海棠）网站带来流量，意思是网站整体牟利行为的一部分，所以还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另一位律师称，其援助的当事人亦不存在提现获利，“现在是取保候审，联系公安预计6月初移送给检察院。”

没有经济获利，不存在所谓“违法所得”，那免费发文者为何还会遭到刑事追诉呢？据多位兰州案被取保的作者透露，兰州警方对其作品在海棠网站上的“阅读量”进行了调查取证。 

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所谓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和违法所得一样，“实际被点击数”亦是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的指标之一。但据多位涉案作者反映，此次兰州办案机关对涉案作品实际被点击数的认定标准存在争议。“实际点击量是否可以按照人次去计算，计算的时候是否应当去除重复点击或者无效点击。”一位援助律师对此提出疑问。

“人民法院案例库”的相关判例显示，在彭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中，司法机关认为，在互联网的环境下，点击数等指标可协助判断淫秽小说的传播数量。“网络淫秽小说作为一本书籍，其内容具有连贯性，不宜将各个章节作为独立个体，而应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来考察其传播量和判断社会危害性 ……可采用除以全书章节数的方法得到平均每章节的点击数、即估算连续阅读完所有章节的读者数量，来得到较为合理的该淫秽小说的真实传播量级。”

据笔者了解，若按“实际被点击数”对此次涉案作者定罪，可能埋下量刑畸高的隐患。上述10名涉案作者中，提现获利最高者不过1万余元，但小说章节合计点击量最高者则超过20万。

根据2004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制作、复制、出版、 贩卖、传播的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一万次以上”的，构成淫秽物品牟利罪；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五万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达到二十五万次以上的，则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而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有舆论担心，上述海棠作者社会危害性较低、无处罚必要性，若被科以重刑，恐“给社会带来巨大不稳定性”。亦有诸多网友质疑，为什么“写小黄书比强奸判得还重”？

据悉，司法机关在类似刑案中依据的定罪量刑及“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一直饱受争议，其背后是相关司法标准的滞后。数年前，耽美作者“天一”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获刑十年零六个月。彼时，已有多位法学界人士呼吁，应对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数额标准进行及时更新。

知名耽美作品《德萨罗人鱼》人物形象

笔者注意到，此次亦有多位法律界人士重提此事。一位刑辩律师在其社媒发帖称：“个人认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量刑是亟待进行修改调整，我国在规制网络色情内容创作与传播，特别是涉及虚构文学时，法律滞后、标准模糊、执法鉴定程序存在缺陷、刑罚严苛且比例失衡等问题。以点击量为例，2004年司法解释制定时，互联网尚未普及，1万点击量是天文数字；而今天，一篇普通微博都可能轻松破万。法律未能随技术爆炸更新，导致标准严重脱离现实。”

“帮戈律师喊一下。”19日下午，收到Z老师的消息。听他说，这位安徽芜湖的戈律师因庭审言论拟被司法局停业处罚半年。我随即应下，虽暂时不知其真实性，但事涉刑辩律师执业权利，且据说是庭审期间批评监察机关而“因言获罪”。

加上当事人戈律师的微信后，他给我发了两份材料（相关职务案件的辩护词和庭审情况报告），说“正在会议室等司法局领导谈话。”

庭审情况报告是戈律师给司法局、律协的。开头写明：“鉴于芜湖市纪检监察部门反映，我在代理xxx一案时，法庭辩护时表述不当，存在宣传、诋毁有关办案机关及工作人员，发函要求对我按照《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及《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四条第三项处理，为此，我将该案的法庭辩护情况作出报告。”

戈律师在报告中条分缕析地释明了他的辩护意见，并相对应贴上他的庭审原话。以此说明他“对xxx案关于程序、实体、证据、犯罪形态、量刑等发表的辩护意见，属于辩护人正常履职，不存在宣传、诋毁办案机关及工作人员。”

晚八点，戈律师说：“（谈话）结束了，我都要崩溃了，吵的一塌糊涂，让我退出二审，把我都要逼疯了，我都想从楼上跳下去。我现在是精疲力竭，中午没有吃饭，下午开仲裁庭，xx老师发的帖子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司法局我知道对我还不错，但他们不敢得罪纪检监察部门啊···”

第一次遇见律师崩溃至此，还是一位从业20多年的老律师。担心他的状态，所以打消了采访的念头。但此事已受到法律界诸多关注，一些律师、学者也在尽力声援戈律师。

次日早上，给芜湖市司法局办公室、律师工作处、政治处打了数个电话咨询此事，均未获正面回应。跟戈律师说，“刚刚问了芜湖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工作人员说不清楚对您拟作出停业处罚的事。请问方便把参与这个事的司法局人员联系方式给我吗～”

戈律师没有回复。

但还是很想跟进此事，因为有律师朋友认为，此事关乎辩护律师的“庭审言论豁免权”。中午，给芜湖市司法局、监委及政法委、安徽省司法厅相关科室都打了电话，还是一无所获。再次联系戈律师：“戈律师，方便聊聊吗～”

戈律师依然没有回复。

同时，一家值得尊重的机构媒体发了报道。

三个小时后，戈律师发了朋友圈：“各位同仁：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是我理解有误，司法局仅仅是向我了解一下开庭情况，并未要对我处罚，相关部门也仅仅觉得我用词不当，要注意庭审礼仪、注意情绪化表达而已，这些我都能接受。请大家不要放大，引发更大范围的误解···”

对于媒体来说，当事人背刺、反水不少见，但律师如此作为，实在生气。发帖吐槽：“非常理解当事人为了保住执业证和辩护权的苦衷，但从公众和媒体的角度，大家关注此事是为了什么？如果当事人达成诉求，就以‘误解’了事，甚至不惜歪曲事实，那以后谁还愿意关注此类事件？类似的操作，只会让媒体报道此类事件的空间越来越小。说白了，愿意报道的媒体本身就承担了风险。”

我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理解有误”。媒体和公众关注也不是抹布，用了就可以扔弃。所以我把自己和戈律师的聊天记录截图公布了。但Z老师对戈律师仍然抱有善意，“戈律师说理解有误，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司法局当前确实只是收到了监委发函，在了解情况，没决定要处罚他。当然，如果没有大家的呐喊，司法局会不会处罚他，就说不准了。”

当时怕错怪了戈律师，哪怕这可能性极低，所以把指责他的帖子隐藏了，直至看到他要求前述机构媒体撤稿的截图。

他说：“我可能理解有误，司法局仅仅是向我了解一下开庭情况，并未要对我处罚，监委也仅仅觉得我用词不当，要注意庭审礼仪而已。这些我都接受。能不能把这篇文章撤了啊？麻烦您赶紧联系撤了，不然我要投诉了，谢谢。”

气炸了。虽然那家机构不是任由当事人胡闹的媒体，但为声援他的记者和法律人士感到不值得！

我去私信骂他：“戈律师，你投诉媒体撤稿也太无耻了吧！”

没想到，戈律师给我回电话了。他解释说：“是我的儿子拿着我的手机发的那个投诉的信息···压力太大了···我这人做人应该还是可以的，不会去投诉他（记者）的···我自己都觉得应该（被）骂，因为不应该这么去处理。”

对于他的朋友圈相关“理解有误”的表态，戈律师说：“怎么可能是个误解呢？我作为一个专业律师，那不就是没办法嘛，我想这样双赢了不就算了吗。我是绝对不会投诉的。”

戈律师让我不要公布电话录音，他说自己不能卖了“儿子”。

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废话，但感觉应该补充一些一手信息——这事依然值得关注，但人不值得。

所以，感谢那位记者老师的努力，她做了我想做却没做成的报道。

注：标题来自那位记者老师的朋友圈

5月13日，网传北京刑辩律师张新年在黑龙江绥化市办案时突遭当地警方传唤，引发广泛关注。

据悉，张新年为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近期介入了绥化市望奎县一起敲诈勒索案的辩护工作，曾多次发帖质疑当地司法机关，于5月13日被传出遭望奎警方传唤。

图：网传消息

13日下午，上述刑案的另一位辩护人刘录律师告诉笔者，张新年于今日17时许在绥化市一酒店内遭到警方传唤，后者自称系望奎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他（公安）说书面传唤，他手里拿个（纸质）东西，我没看清楚。”彼时，被告人家属亦在现场目击张新年被警方传唤。被告人家属告诉笔者，“我们俩正在（酒店）那坐着，进来几个人，拿着执法记录仪，他说我们是望奎县公安局，依法传唤你（张新年），没说传唤原因。”

随后，笔者致电望奎县公安局核实此事详情。13日20时许，望奎县公安局一工作人员回复笔者称，今日接到多次电话咨询张新年被传唤一事，据其向刑侦部门了解，“没有跟这个人（张新年）相关办理的案件，而且我们也没有出人，去绥化抓过人。”该工作人员随后向笔者询问了相关警员警号，称查询相关人员信息后再作答复；当笔者再次致电望奎县公安局时，该工作人员却改口称，需联系宣传部门了解此事，并表示此前答复仅是其个人所了解的情况，不代表官方。

此外，笔者致电了望奎县政府办、县委政法委、宣传部以及北京市律师协会维权热线，试图咨询此事，均未果。

据被告人家属介绍，张新年的当事人刘某系望奎县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4年1月16日，望奎县公安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为由，将其刑事拘留。同日，刘某的父母亦因此案身陷囹圄。

根据被告人家属及辩护人的说法，该起敲诈勒索案源于刘某的时任上司、望奎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丁某报案称，其遭到刘某及其父母的威胁、勒索。

被告人家属及辩护人则称，案发前，丁某与刘某属于情人关系，丁某后因情感纠纷设计构陷刘某一家三口。对于敲诈勒索的指控，被告人家属矢口否认。

据悉，因该案牵扯望奎县人大有关领导，刘某被控敲诈勒索一案后被指定由绥化市兰西县司法机关异地管辖，而刘某的父母二人则被望奎县检察院于2024年9月作出不起诉决定。

被告人家属称，刘某父亲于2024年9月获释，“关了近8个月。”刘某父亲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望奎县公安局认定刘某及其父母涉嫌敲诈勒索丁某人民币380余万元。望奎县检察院认为，经其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两次后，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检委会讨论决定，决定对刘某父亲存疑不起诉；刘某母亲则被羁押近一个月后，于2024年2月11日被取保候审，亦被检察机关存疑不起诉。

刘某家属称，刘某被控敲诈勒索一案于2025年3月，由兰西县检察院提起公诉，目前正在兰西县法院审理中。刘某辩护人称，被告人刘某被指控敲诈勒索丁某财物共计380余万元，“还有三百万（余元）未遂。”

公开信息显示，上述刑案报案人丁某于2021年当选为望奎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案发后，即2024年5月28日，望奎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宣读了《关于接受丁某辞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的决定（草案）》；2024年12月31日，望奎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同意丁某辞去绥化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对于刘某辩护人张新年律师被警方传唤一事，尚待当地官方公开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的侦查机关，不得负责侦办辩护律师因辩护工作牵扯的有关案件。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