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市大朗镇杨涌村近期因一项“围村收费”新政，引发数百名外地务工人员的集体抗议。由于抗议规模大、民怨沸腾，警方未能强行驱散，收费设施最终被连夜拆除，当地村委会接受记者查询时说“已取消停车场收费。”

事件爆发于上周一（6月2日）傍晚，持续至晚上十一点钟，村委最终连夜拆除停车收费设施，并暂停收费政策。据多名现场目击者回忆，6月2日晚6时许，一些外来工将电动车和私家车停靠在新设的停车点前，表示对收费不满。随着不满情绪蔓延，越来越多居民加入，至晚上8时许，聚集人数达两三百人。

当地一快餐店员工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我送餐回来，看到路口围了很多人，大家都说交这个钱没道理，电动车也收费，我们每天为这点钱辛苦奔波，我一个月不到4000元，每月还要交租金，要吃饭，现在要交停车场费，突然就来个240元一个月，我们哪吃得消？这也太离谱了。”

村委“智慧管理”说法难平众怒

根据杨涌村委6月1日贴出的通告，自当日起非本村居民的机动车进入村内停车将收取费用，月票240元，临时停车一小时3元，每日18元。村委宣称该举措是“智慧停车管理”的一部分，旨在改善村内交通秩序与资源分配。

但在以外地租户居多的居民结构中，该政策引起强烈反弹。来自广西的黄女士在当地从事家政工作，她告诉本台：“谁都没收到通知，就直接装杆收费，很多人靠一台电动车接活为生，如今连停在家门口都要交钱，大家才愤怒地站出来，有人还边直播边喊话，说‘让全国人看看打工人的日子’。”

社交平台X账户“昨天”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抗议者高喊“拆杆、还路”，并动手拆卸停车场围栏与道闸。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事件当晚的视频迅速传播。画面中，大量群众围堵村委会和收费站，高呼“退钱”“拆掉”“我们要活路”等口号，引来众多网民关注。有评论指出：“村委就是看准打工人没组织、没后门，才敢这样乱搞。”但也有本地村民表示支持收费，称“这些年乱停车太严重，村里该管就要管。”

警方未强制清场 村委连夜拆除设施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集会，当地警方于当晚8时许派出大量警员赶往现场戒备，但未采取强制清场措施，而是以维稳为主，劝离未果。至当晚11时，在警方协调下，多辆工程车进入现场，将新近设立的收费道闸、围栏等设施拆除。拆除过程中，现场爆发阵阵掌声与欢呼，气氛略显激动，但未发生大规模冲突。

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说，此次收费实为村委试图增加集体收入：“说白了就是收钱增加村委会收入。但他们做法太粗暴，事先也不打招呼，一纸通告就要大家交钱，很多人不满。”

记者致电杨涌村民委员会，一位女性工作人员证实设施已被拆除，并称建停车场本意是“为规范管理”。她表示，“我们这里哪一个村没有收费停车场？你可以去周围问一问，我们村现在把停车场拆掉了，事情解决了。”

不过，广州的法律界刘律师认为，村委未经上级政府授权，擅自设卡收费，可能构成“乱收费”行为，涉嫌超越法定职权范围。他对本台说：“目前多数村集体无收费权限，尤其面对外来人口采取选择性收费，更易激化矛盾。”

关注劳工问题的学者陈先生说，此事件暴露出当前基层治理模式中的制度短板，尤其在处理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利益冲突方面，缺乏有效协调机制。“打工群体长期被忽视，政策制定几乎没有他们的参与，这本身就是一个隐患。”

近年来，广东多地农村推行“围村式”停车管理模式，设置围栏、道闸并对进入村庄的外来车辆收取费用。这类“智慧管理”在提升村庄集体经济的同时，也不断引发舆论争议。

广州增城新塘镇亦曾发生类似抗议

2024年12月，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的大敦村就曾因设立停车收费制度遭遇大规模反对。村民与租户集体联名反对，最终村委不得不撤销政策，恢复开放通行。

网络观察人士评论认为，在人口流动频繁、外来务工群体密集的珠三角城郊结合地带，类似矛盾正日益凸显。如果没有参与机制的治理，只会制造更多的人群对立。

另外，6月8日晚，大朗镇大井头村的村民再次赴大朗镇政府静坐，追讨3.6亿元项目保证金，他们的维权行动已经持续了两年。据海外X平台账号“昨天”发布的视频显示，大井头村民坐在马路两侧，拉起横幅要求当局归还项目保证金。现场未见当地政府出面干预村民的行动。

责编：陈美华

中共党报《人民日报》6月10日头版刊登对华为创办人任正非的专访，标题为《国家越开放，会促使我们更加进步——对话任正非》。在当前中美科技竞争紧张的背景下，官方媒体罕见地将一位民营企业家推至头版头条位置，传递出高层强化自主创新、重新强调民企角色的政治信号。

中共机关报这篇专访采用问答形式展开。任正非延续其一贯冷静、克制的风格，多次提到“困难”与“基础研究”等关键词。他强调：“不去想困难，干就完了，一步一步往前走。”据统计，文中“困难”一词出现超过10次，“理论科学家”与“基础研究”分别提及约6至7次。

面对外部技术封锁和芯片限制，任正非直言，华为在芯片上仍有差距，但通过“数学补物理”、集群计算等方法，依然能满足应用需求。他坦承，真正的挑战不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教育体系与人才梯队的建设。他指出：“我们的教育还缺少一部分对科学家精神的引导。”

“干劲”式动员难替代制度性支持

河北资深媒体人许浩然（化名）认为，这篇专访在中美科技关系持续紧张、美国加码对华芯片禁令的背景下刊出，释放出一种“激励民营科技企业干事创业”的政治意图。他本周三（1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任正非说’干就完了’，某种程度上像毛泽东当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号召，试图以精神鼓舞克服现实困境，但当年的经验也说明，口号无法替代系统性支持。”

专访特别强调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任正非引用多个案例，讲述科研“孤独”与“长期主义”的价值。从抗战时期的农学家罗登义，到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再到科学家黄大年，他们的长期坚持被赋予国家科技进步的象征意义。任正非透露，华为每年1800亿元的研发投入中，有600亿元用于基础研究，并不计较短期回报，体现企业对未来的战略耐心。

华为“样板企业”角色难以普遍复制

科技政策学者陈志佳（化名）则指出，这篇专访虽然聚焦民营企业，但实则传达出国家对“举国科研”的再度强化。他告诉本台：“任正非的务实风格令人尊重，但华为的成功离不开政府长期投入和政策扶持。将其经验套用于普通民企，未免有失偏颇。”陈志佳认为，任正非如今的角色，类似改革开放初期的荣毅仁，是国家资源倾斜下的“样板力量”。

科技竞争延伸至话语体系

除了政策宣示意义，专访中还暗含“制度自信”的叙事。比如，任正非提到，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肯定中国高铁系统的高效运行，并以此为例说明中国在基础设施、电力与通信系统上的相对优势。这一部分尽管语气克制，却显露出中共官方试图将制度竞争纳入科技叙事的用意。

微信公众号“边城蝴蝶梦”当天发表评论称，《人民日报》借任正非之口释放出“国家没有放弃民营企业”的信号，强化民企仍是科技突围主力军的说法。不过，也有学者指出，高层真正的战略重点并未转移至扶持民企，而仍是以国家力量统筹关键核心技术，任正非的访谈更像是对外释放“团结一致、共克时艰”的舆论姿态。

重申“办好自己的事”的意义

事实上，任正非曾多次被官方媒体高规格采访，包括《人民日报》2019年曾刊登整版专访。一名匿名学者认为，这次该报头版专访任正非，超越了一篇企业家言论的范畴。它不仅展现中国在当前全球科技博弈中的应对思路，也传递出高层强化技术自主、重申制度优势的政治信号。面对技术封锁与全球脱钩趋势，北京借任正非之声重申“办好自己的事”，不仅是一种姿态宣示，更是一种对内动员。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中国著名历史学者章立凡因病去世，享年74岁。有信息指出，他早在2024年9月已离世，但死讯长期未被公开。知情者称，当局对其死讯严加封锁，家属承受巨大压力，邻里不许外传，骨灰也在极低调状态下安葬，引发各界质疑。

上周末，北京学界与社交圈突然传出章立凡已去世的消息，不少人质疑当局为何隐瞒一位历史学者的死亡时间，舆论哗然。据多家自媒体与学者指出，章立凡于2025年3月病逝，骨灰近日安葬于北京怀柔九公山陵园，但并无公开仪式，也不见悼念照片。

然而，一位章立凡的邻居近日透露，章立凡早在2024年9月中下旬已去世。本周一（6月9日），北京一位因安全考量不愿具名的人士对本台表示：“我们得到邻居的消息，说章立凡去年9月就去世了。听说他的骨灰前天在怀柔下葬，但不知道谁去了，也没看到任何相片。”

这位知情人补充说：“章立凡的邻居杨团曾多次敲他家的门，他的妻子杨洁就是不开门，可见她面临多大压力。如果真在前天安葬了章的骨灰，作为邻居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现在显然有人在刻意隐瞒章立凡的死讯。”

学界邻友悼念 生前遭受极大压力

章立凡楼上的邻居、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离休干部杨团，于周日在微信朋友圈留言悼念章立凡，她写道：“章立凡和我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相交甚笃，尤在风波年代。知他故去约在去年9月，但一直联系不上家人，细节无法确定，却难过了好一阵子。总觉得此人是吾辈不可多得之人，不该就此湮灭，心中甚痛。”她并提到毛寿龙教授为章立凡撰写传记，称其“贵有自由独立之精神”，“对时弊直言不讳，对公义挺身而出”，“吾深以为然，心获慰籍。”

北京一位章立凡的学界友人张先生告诉本台，近日曾向北京多位学术圈人士打听章的死讯与骨灰下葬之事，但无一人知道具体情况：“我昨天问了很多人，都说章立凡的骨灰已下葬，但不知道具体地点，也没人知道谁去了。”

近日，一份署名“陈立群”的讣告在网络流传，称章立凡于2025年3月22日病逝，但当事人陈立群随即否认发布过该讣告，也表示不了解章的情况，进一步引发外界对信息混乱背后的封锁猜疑。

章立凡的友人李欲晓回忆，2023年11月其丈夫杜高去世时，章立凡曾私下透露自己因脑梗卧床已超过两年，可推测发病时间为2021年4月。2024年4月，他尚能在家中拄拐行走。她说，最后一次微信联系是在2024年8月11日，之后便再无回应。

李欲晓还提到：“章夫人杨洁身材高挑、举止优雅，长期陪伴丈夫身边，无所谓‘小女友’。我本人多次发微信给章立凡，均未获回复。”

最后社媒发文停于去年9月

本台检索社交平台发现，章立凡最后一次在平台X上发文是2024年9月8日，标题为《关于史家胡同51号（原24号）大宅门的若干掌故》。

资深媒体人蔡慎坤日前发文称，章立凡“学识渊博，谈吐尖锐深刻，深受网民欢迎”。他是抗战时“七君子”之一章乃器之子，章乃器曾任全国工商联创始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1980年获得平反。

据香港《明报》6月8日报道，章立凡的骨灰已安葬于怀柔九公山陵园，但报道亦提到其家属承受巨大压力，整个过程极为隐秘，未对外公布。

章立凡曾因家庭成分遭受政治牵连，早年入狱。文革后，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因参与调解天安门事件离开体制，成为独立历史学者。他常接受海外媒体采访，评论中国政治与历史议题，是近年来极少数仍活跃公开表达的历史知识分子之一。

死后仍遭噤声 引发知识界愤怒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毛寿龙发文哀悼，称章立凡“仙逝月余”，“溘然长逝，留世间诸多遗憾”。

北京学界普遍对当局封锁消息感到愤怒。一位学者对本台表示：“近期关于章立凡的死讯互相矛盾、前后不一，反映出连一个知识分子的死亡消息都要被严控，这种做法令人震惊也令人悲哀。章立凡一生坚持独立思考、仗义执言，如今却在死亡后也不得安宁。”

责编：许书婷

“六四”事件36周年之际，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低调前往海淀区万安公墓祭奠逝去亲人。今年，当局首次切断她们与外界的所有通讯，禁止携带手机和相机，实施全面信息封锁。

6月4日清晨，警方安排专车护送天安门母亲进入万安公墓，悼念1989年被射杀的亲人。记者多次拨打发言人尤维洁、成员张先玲等电话，均无人接听或提示号码不存在。加密通讯工具亦无法联系，显示“已离线”或“无法接收信息”。记者尝试联系其亲属、维权律师及关注群体的学者，也未获回应。

最终，一位因安全考虑要求匿名的知情人证实，今年祭奠确实举行。他回忆：“几位年迈母亲手捧白菊，静默步入墓区，在亲人墓前献花默哀。我尾随和远距离观察，发现公墓安保尤为严密，大门口和周边均有便衣人员巡逻，路边禁止停车。”

公安严控祭奠现场 禁止携带手机和相机

5月31日，“天安门母亲”发布由108名难属联署的公开信，悼念过去一年中离世成员，重申诉求：要求公正调查事件、公布死难者名单、赔偿家属、追责相关责任人。87岁的张先玲日前在视频中哽咽：“36年来，我们一再寻求与当局对话，却只有监视和打压。”

据知情人透露，6月3日晚，国保警告参与者“不得携带手机和相机”，并强调“文明悼念”。祭奠当天，警方派车接送张先玲等人，现场布满便衣拍摄监控，公墓入口悬挂告示：“入内者需登记，部分区域禁止拍照”。

(GREG BAKER/AFP)

张先玲的儿子王楠于1989年6月3日深夜在北京南长街与长安街交叉口被子弹击中，年仅19岁。

网络空间异动 微信头像被统一替换为“绿色企鹅”

与此同时，中国网络空间也出现异常反应。6月初，腾讯旗下游戏《金铲铲之战》中，所有微信用户头像被统一更换为绿色企鹅且无法更改，引发玩家广泛关注。一位网民在X平台感叹：“企鹅本是娱乐象征，如今却成了审查的面具。”此外，六四当天微信及腾讯用户均被禁止更换头像。腾讯称此举为“高考期间净化网络环境”，但网友纷纷质疑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审查。独立观察者指出：“头像、颜色、表情包，这些看似无害的符号，均可能被视为政治威胁。”

每年六四前后，中国社交平台都会封锁“广场”“坦克”“8964”等关键词，相关内容即刻被删除，发布账号面临封禁。

驻华使馆纪念活动引发国内删帖禁评

6月4日当天，人权律师浦志强在X平台发表纪念言论后遭公安警告删除内容。与此同时，德国、英国、加拿大等驻华使馆在微博发布纪念信息，英国大使馆更上传“坦克人”照片及动漫视频，引发国内大量删帖和禁评。

一位经历六四的《人民日报》前记者李先生感慨：“今年当局对六四的敏感度史无前例，天安门母亲的祭奠本是最基本的人性表达，却被视为政治行为。”

记者多次致电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询问头像事件和六四难属通讯被切断，电话始终为忙音，无人回应。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近日，甘肃兰州警方展开大规模跨省抓捕行动，逮捕了多名创作耽美及“限制级”题材的女性网络小说作者。这些作者中，既有在校大学生，也有刚入职的年轻职场新人，且不少人并未通过写作获得明显盈利。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行动波及人数可能达到两三百人。这一事件迅速在法律界和公众中引发对“淫秽物品牟利”认定标准、执法管辖权范围及创作自由边界的讨论和争议。

自2024年安徽绩溪警方启动“清朗网络环境”整顿以来，针对女性向网络小说平台海棠文学城的执法行动持续扩散。6月1日，微信公众号“李宇琛的笑诞记”披露，2025年上半年甘肃兰州警方也展开了前所未有规模的跨省抓捕行动。文章援引知情者称，波及的作者多为写作耽美、R18（限制级）题材的女性。参与抓捕的单位包括兰州市公安局下辖的城关分局、兰州新区分局及森林分局等多支警力。

与安徽绩溪案件根据“获利金额”区分刑责不同，兰州警方针对即使是“无偿写作”或仅获微薄打赏的作者，也以“为平台引流、构成整体牟利”为由依法处理。此举引发社会对“牟利”定义边界的强烈质疑。

此次兰州警方的行动被业内称为继安徽绩溪案件后的“远洋捕捞”式抓捕。去年6月至12月，安徽警方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跨省抓捕五十多名耽美作家，兰州则于今年再度开展类似行动。

本台曾尝试联系兰州市公安局及兰州新区分局，但电话无人接听。

兰州资深媒体人刘阳本周二（3日）接受采本台访时表示，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听闻相关消息，但未想到波及人数如此众多。他说：“文化市场一直是重点监管领域，尤其是涉及同性恋情感的作品。去年安徽警方已经搞过一轮‘远洋捕捞’，这次好像又抓了一批，说文章有淫秽内容。我真搞不懂他们，是要强调政治正确还是想钱想疯了？公安局现在没钱，抓人也成了挣钱手段。”

耽美文学主要描写男男恋情，因不符合中国严苛内容审查，许多作者选择在台湾成人付费网站如海棠文学城发布作品。去年安徽警方认定这类行为构成“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自2024年6月20日起，警方在重庆、浙江、福建、云南等地展开大规模抓捕。

“李宇琛”公众号文章提到，一名仅获得“两个海棠币”打赏的作者也被立案移送检察院；有作者向律师透露，“即使文章免费发布，也被视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的证据”。执法单位被指“批量处理”案件，拒绝取保候审。

“李宇琛的笑诞记”由知名网络文化评论人李宇琛运营，该公众号以深度剖析中国网络文化和社会热点闻名，特别关注网络文学领域的内容审查及作者权益，影响力较大。李宇琛本人因持续关注耽美文学及女性亚文化，在网络平台披露相关执法动态及受害作者声音，是业内重要消息来源。

985高校女作者讲述心路历程

今年5月，多位微博用户披露亲身经历。一位985高校女学生，在收到研究生拟录取通知不久后被警方带走调查，校方随即通知家属并取消其录取资格。她回忆说：“写作只是想攒钱去看川西的雪山，没想到结果却是一纸退学通知。”

微博用户“似锦的似锦”坦言，自己写作仅获四千余元稿费，如今这些收入却成为定罪证据：“我真想不到，靠文字维生竟然走到这一步。”另一位作者“记得披马甲”透露，为缴纳罚款不得不变卖电子设备，自称“才二十岁，却已经烂掉得太早。”

作者“冰冰棒棒丷”形容自己在家中穿睡衣被警方带走的场景：“过去写下的每一个字，现在都变成铐住我的铁链。”

轻者缓刑 重者入狱 头部写手判刑四年以上

有媒体报道显示，涉案金额低于二十五万元且积极退赃的作者，多数可获缓刑。头部写手“云间”即便退赃，仍被判四年六个月；未能筹资退赃的“辞奺”面临五年半刑期。

中国某大学法律系讲师宋涛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场针对女性耽美写手的大规模跨省打击，是近年来关于“制作、复制、出版、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适用中最广泛、最具争议的一次。他强调：“打击非法牟利不能以牺牲表达自由为代价。执法边界不能模糊，虚构创作与传播必须区别对待。”

宋涛进一步指出，《刑法》第363条第一款明确，制作、贩卖淫秽物品以牟利为罪。但兰州警方将“无偿发布”或“微额打赏”均认定为牟利，严重扩展了罪名边界。

法律学者陆沉渊评论称，即便诺奖作家莫言的文学作品也含色情元素，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三言两拍》甚至《红楼梦》都存在色情描写，西方文学同样如此：“文学作品不该如此严苛限制，这根本算不上违法。”

律师质疑警方越权抓捕合法性

江西律师马国光对本台说，《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应由犯罪地或被告人住所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兰州警方为何跨千里执法全国作者，“远洋捕捞”合法性存疑。他质疑：“缺乏公开司法协作和统一认定平台，这种非本地‘统一执法’难免越权。”

马国光继续说，中国尚无针对“虚构文学作品”中淫秽表达的司法解释。耽美、R18亚文化文本是否等同淫秽物品、何种情况下构成“社会危害”，均无定论。立法空白与标准模糊情况下，刑法强力介入恐将产生寒蝉效应，严重影响写作生态。

法律与文学的边界 谁来划定？

法律学者指出，“淫秽物品牟利罪”适用历来争议巨大。面对虚构情节和文学表达的网络小说，更应审慎适用。社会舆论质疑此次行动的广泛性和严苛性，或与地方部门“创收”或“指标性执法”有关。

微博用户“你才屁咕瓣”感叹：“这次执法不看盈利，点击率低、纯兴趣写作的也一并抓。”不少声音担忧，重压将给中国年轻女性创作者带来心理重负，甚至引发寒蝉效应。

本台去年12月报道过这场自绩溪延烧至兰州的“文学打击行动”，其波及面之广、尺度之严已超传统“扫黄打非”。数字平台上兴起的女性亚文化写作，正站在法律审视的临界点。某作者绝望地写道：“只盼法律能看到那个卖头发换钢笔的女孩，给我们一个公正结果。”

责编：许书婷

“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临近，中国多地维权人士、异议者与人权律师再度遭遇行动限制。尽管各地财政吃紧，当局在这一政治敏感节点的维稳力度丝毫未减，反映出官方对历史记忆与潜在群体抗争的持续高度戒备。

在北京，本台获悉，自上周末起，大批维权人士陆续被警方约谈并告知将“被上岗”一周。维权人士周先生本周一（6月2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众多异议者从5月30日开始被限制人身自由，包括高瑜、季风、吴强、浦志强、何德普、查建国等人。他说：“我也被上岗了，院里停着一辆警车，里面有几个警察。除了高瑜被带出去‘旅游’，其余人多数被软禁在家。”

“被旅游”、“被上岗”以及“被喝茶”，是近年来当局惯用的人身控制和警告政治异议的常用手段，每逢六四纪念日或者“两会”前后便会上演。

“上岗”成限制异议人士常用手段

资深媒体人高瑜上周在社交平台X发文写道：“六四纪念日一天一天临近，国内国保、公安已动，当然是严防死守，网络一片沉寂，不能出现一个字。”她提到，海外社会持续发表纪念言论，“我在忙着看录像，认真听演讲，不要小看36年——毕竟过了30年、又过了35年，哪怕只多一年，也会有变化。”

一天后，高瑜再次发文：“今天已经不能发了，推友，再见！”

另一位北京异议人士王先生表示，由于公安系统经费吃紧，许多过去被带往外地“度假”的人，今年一如去年，改为就地监控。“查建国、何德普、李蔚等人被困在家里，连去超市都要由警车接送，全程有人盯梢。”他说，“三十多年了，他们还在维稳，一点都没松，究竟是在怕什么？”

异议人士被纳入多维度监控

据本台了解，北京多名维权人士居住的小区内，有警车戒备，街道办人员与便衣警察轮班驻守，形成“多维度监控”模式。高瑜的友人透露，年逾八旬的她因身体状况不佳，不确定是否会被带往北京郊区“看风景”或远赴外地“游山玩水”，她特意准备了十天药物，以应对可能被延长的‘被旅游’行程。”

类似的监控行动也在外地同步上演。常在每年“六四”期间被限制自由的“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今年亦未幸免。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小区的王勤对本台透露，包括他在内的多名成员被“上岗”，“陈西、廖双元、黄燕明、曾宁等人都被限制出行。”黄勤感慨道：“国家财政都这么紧张了，还在撒钱搞维稳。我听说南方有些地方已经‘没钱搞维稳了’。”

在广西南宁，异议人士周启明表示，国保近日多次警告他不得离家，甚至要求他每天发送定位并上传自拍照给派出所。“现在‘旅游’这个说法已经不用了，改叫‘打招呼’、‘就地监管’。派出所都嫌麻烦，大家都在踢皮球。”

人权律师群体也受到打压。河南一位不愿具名的709案律师透露，数名同行被要求返回户籍地接受“看守”，但有人以身体等原因拒绝配合。北京、河南、山东等地曾代理维权案并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士均被当局“打招呼”监管。

从检察官到访民均被控制

在安徽合肥，当地人士说，前检察官沈良庆被警方警告不得接受外媒采访；北京房山，访民汤女士则指出，多名外地访民遭遣返或被秘密关押。她说：“吉林来的几位访民，全被送到久敬庄，再遣送原籍，送去‘学习班’。”

贵州退休讲师冯南指出，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国内财政愈发紧张，但当局仍维持对敏感节点的高压维稳，显示维稳体系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局：“现在的维稳手段呈现出‘降本增效’趋势，从异地旅游改为就地看守，但本质仍是对基本人权的漠视。”

冯南说，尽管当局年年排练维稳剧本，但“六四”的阴影始终未曾散去。“面对不断变形的记忆封锁与人身控制，一代人的沉默与抗争，这一切，也成为中国社会‘不敢忘却’的真实注脚。”

责编：陈美华

临近“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当年参与北京戒严行动、后因拒绝镇压学生而被军方除名的张世军，近期再度传出困厄消息。他于去年突发急性心梗入院急救，因无力支付高昂医药费提前出院，至今未能完成出院手续。他的友人披露，其医保账户长期停缴，连最低保障额度也被暂停。

生活陷于艰难窘迫之中的前首都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集团军162师士兵，1989年参与北京戒严任务，亲历“六四”镇压。目睹士兵向学生开枪后，他向部队申请提前退役，未获批准，反遭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拒不执行戒严命令”为由除名。1992年因公开表达不满，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劳动教养三年。

在去年“六四”35周年期间，张世军被山东滕州公安于5月27日带往广西桂林“强制旅游”近十天。今年虽尚未接到国保的“旅游”通知，但张一位友人吕先生（因个人安全理由，不愿公开姓名）本周三（28日）告诉本台，张的生活处境非常艰难，无钱买药治病：“去年八月份，张世军因突发急性心梗进入医院急救。由于交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很快出院结束治疗。出院快一年了，但至今没有办理出院手续。原因是目前医院执行的报销制度——出院即报销结账。”

历尽波折 今陷医保断缴无钱治病

55岁的张世军去年突发心梗入院，但在医院“出院即报销”的新政策下，因其医保账户欠费，医院拒绝处理报销手续。吕先生继续说：“他被迫自行出院，停止药物治疗，至今病情悬而未决。张世军的医保仅覆盖部分大病住院费用，不包括日常用药，而最低医保账户也早已停缴。”

本台记者辗转联系到张世军本人，他告诉本台，朋友所言属实，目前他尚在家乡，但因各种原因不便受访：“今年（六四期间），我还没接到旅游通知，其它暂不便接受采访，原因你懂的。”

“公安没预算”面临维稳困境

张世军另一友人老孔告诉本台，因为“六四”周年日临近，当地国保已在部署维稳措施，控制网络舆情。他说：“可能公安没太多的预算，没听说有人被带到外地去旅游，但张世军还没接到通知，大概走不了，他们（公安）没钱。”

2009年，张世军发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要求为“六四”平反，是首位公开忏悔的戒严部队成员，引发地方当局警惕，他并被软禁。十多年来，他生活困顿，靠零工度日，曾从事围棋培训，疫情期间亦中断。

六四见证者健康困境成社会缩影

山东知情人王先生说，张世军年逾半百，身体每况愈下，正着手完成一部关于1989年北京戒严的个人回忆录。他说：“张世军的这本书接近写完了，他对我说，‘我要留下这一段信史，这是我的道义责任。’”

2010年起，自由亚洲电台持续十多年关注张世军的困境。他因反对解放军暴力镇压而锒铛入狱，出狱后一直为生存奔波，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三十年来，又因体制缺口使其面临无钱治疗的处境。王先生说，张世军去年出院时，每天药费约二十元人民币，现在几乎无钱买药：“他的医保被切断，政府提供的低微治疗费，还要经过基层政府转发。他的故事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对体制如何对待‘良知者’的残酷注脚。”

责编：许书婷

长期以来，中国的网络审查机制被视为中央集权式运作。但一份最新国际研究报告披露，河南省已独立于国家“防火长城”（GFW）之外，部署了具备自主审查与拦截能力的省级封锁系统。这一“墙中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信息管控正呈现地方化、碎片化趋势，审查权或已“下沉”至基层浮出水面。

该报告由GFW.Report团队与斯坦福大学、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等机构合作完成，于5月11日发布。研究自2023年11月起持续监测发现，河南省主要网络出口节点已部署非国家级、由地方运营的内容过滤设备，能主动拦截特定网站并重置连接。

封锁域名超420万 波及学术及政府网站

研究指出，河南“墙中墙”封锁域名超过420万个，数量远超国家级防火墙五倍，涵盖学术、技术、企业等众多非政治类网站，甚至包括部分河南本地高校和政府站点。报告警告，这种地方性过滤机制可能导致中国网民面临更隐蔽、复杂的审查环境。

河北一名网络工程师赵源本周一（2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透露，早在四年前，新疆、西藏、湖北等地已陆续部署类似系统。他说：“以前能打开国家防火墙未封的海外网站，现在河南、湖北连VPN都不好使，连不上国外部分大学网站，审查越来越严。”

赵源认为，地方政府的“加码”行为或出于落实上级指令，也反映国家审查机制日益碎片化：“中央放权，地方背锅，让你察觉不到，限制却真实存在。”

技术分析显示，河南部署的封锁设备由地方电信运营商或网信机构独立设置，过滤规则粗放，常基于关键词如“vpn”“proxy”“free”等，一旦触发即断开连接。

研究团队还指出，“墙中墙”系统存在误判现象，常错误屏蔽与关键词无关的网站，波及教育、科研、媒体等多个领域。

网络工程师张嘉南则表示，地方若拥有审查权却缺乏法律规范，容易导致“过度封锁”。他对本台说：“官员宁愿多封乱封，也不愿担责。于是你看到的结果就是‘把整个世界关掉’。”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魏思聪分析，近年来中共强调“属地管理”“数字维稳”，地方为应对突发事件及“跨境炒作”。他告诉本台：“地方政府主动建立本地封锁系统，表明高层对信息流通日益警惕。”

分析指“中央放权、地方背锅” 模式日益显现

前记者、数字治理研究者郝百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种地方化审查是“技术上中央放权、政治上地方背锅”的手法：“这是典型的审查机制下沉现象，是一种技术上中央放权，政治上地方背锅’的治理模式，长远看，这将造成各省网络信息环境的进一步割裂。”

自由亚洲电台查阅网上资料发现，早在2023年12月，河南一大学就计划采购一套专门针对留学生、学生及异议人士的“舆情监控系统”，并进行公开招标。

据河南科技大学“资产与财物管部”网站信息显示，该大学曾经启动2024-2025年度舆情监测服务系统采购，预算12万元。系统将实现对全网舆情信息7×2小时实时监测、预警分析与危机应对，覆盖新闻网站、微博、抖音等平台，支持千万级日采集量。

对此，本台周一致电河南科技大学当年采购联系人魏老师，接听电话的另一位老师告诉本台，他们正在使用该套旧系统：“当时还没买，现在正在招标新系统，我现在正是这个系统的使用人，现在还在使用旧系统。”

该研究已被国际网络安全权威会议IEEE S&P 2025接受，并引发学术界与人权组织关注。斯坦福研究人员表示，目前仅在河南发现类似系统，但不排除其他人口密集或政治敏感地区如广东、湖北、四川等省份仿效。

郑州学生实证难连海外 电信工作人员称不清楚

郑州大学一名张姓学生告诉本台，他在郑州时，无法访问国外学术网站：“有的同学在北京、上海就能连上，我们在郑州不行，只能靠翻墙软件。”

中国移动郑州客服则回应称：“你连不上外国网站我们不清楚，也不归我们管。”

贵州大学退休教师王先生（个人安全理由不愿具名）认为，中国许多部门对上级下达的指令从来都不公开：“在缺乏通报机制的环境下，多数人只能感受到压力，但不知为何，无论在互联网，还是学界，人们都能感受得到。这是数十年的制度缺陷所形成的弊端，谁能改变？”

截至发稿，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河南网信办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本台已向相关部门发送采访请求。

责编：许书婷

四川锦裕纺织公司本周发生严重火灾。一名27岁员工文某因被拖欠800元工资情绪失控，纵火焚烧工厂，火灾持续约37小时，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此事件引发社会对劳工权益、社会公平与法治保障的广泛讨论。

事件发生在本周二（20日）中午，地点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王场工业园。据网民上传至微信及海外社交媒体的视频和目击者说法，文某在纵火前曾与厂方因薪资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并扬言：“我活不活不重要，但我要你（厂长）死。”火灾发生后，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经过长时间扑救，火势终被控制。据初步估计，经济损失可能高达数千万元。

四川宜宾网民王树冬本周五（2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事件在全国网络引发热议，人们普遍在反思制度失能：“当被欠薪者寻求法律帮助的时候，法官不见了，劳动部门人员也不见了，当文先生放火以后，公安就来了，法官也出现了。当百姓需要依法维权时，法律成一纸空文。工人讨要薪水被官员称为恶意讨薪，那么工厂欠薪为何不说是恶意欠薪呢？因为法律保护当权者利益。”

【27岁工人讨薪800元无果怒纵火烧厂】
【网民称“800哥”一把火烧出打工人心酸】
中国各地出现讨薪潮，四川宜宾屏山经济开发区一名27岁工人讨薪800元失败，一怒之下在锦裕纺织厂纵火，引发关注。网民称他“800哥”，一把火烧出打工人的心酸。 https://t.co/DrjnPbNlbp#800哥 #讨薪 pic.twitter.com/dJWFnbydG7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23, 2025

警方通报：纵火者已被刑拘

屏山县警方于5月22日凌晨发布“警情通报”，确认该县发生一起纵火案。经查，嫌疑人系27岁男子文某，当天上午前往纺织厂车间纵火，随后被现场民警控制。警方表示，文某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包括其动机、作案过程及损失评估。不过，警方未说明企业是否存在具体责任。

王树冬补充称，他在新闻中看到纵火者文某家庭贫困，家人重病急需用钱：“我在网上看的新闻说，他家里的环境本来就困难，母亲生病，但是老板拖欠800元的血汗工钱。”

本台致电锦裕纺织公司办公室和屏山县政府，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公开资料显示，四川锦裕纺织公司成立于2019年，是浙江嘉兴对口援建的产业扶贫项目，曾被视为带动当地经济的典范。然而，这场火灾不仅摧毁了一座工厂，也撕裂了社会对于劳工保障的信心。

事发后，文某被网民称为“800哥”，相关话题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酵。许多网友表达了对底层劳动者处境的同情，认为其行为虽极端，但“被逼无奈”。也有人指出，纵火属违法行为，应依法处理。

社会从“可共存”转为“残酷斗争”

四川学者唐刚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社会正转向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日益紧张：“从可化解、可包容、可共存的传统社会，变成完全不可调和、不能包容共存的残酷斗争社会，这就是十多年来的社会转型成果。这个‘伟大转型’，有一人居功至伟。”

贵州劳动关系研究学者薛先生认为，宜宾纺织厂被烧一事反映了当下劳资关系中存在的矛盾被激化问题。他对本台说：“近年来劳动关系领域频繁出现了引人关注的一系列问题。首先，部分企业的工会主席由老板指定，导致工会未能有效代表工人利益，而工人维权艰难，导致劳资矛盾升级。其次，劳资雇佣关系高度市场化，工人收入分配缺乏公平原则，一些工厂在处理员工问题上缺乏透明与公正性，激化了矛盾。”

他还说，若企业能建立健全的工资支付机制，确保员工按时足额领取工资，可有效降低类似极端事件发生机率。他呼吁政府部门、企业与社会各界共同解决这类问题，防止类似“800哥”事件重演。

“800哥”现象成为舆论焦点

连日来，“800哥”已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标签与热搜词。有人称其为“英雄”，也有人批评其举动可能危及其他员工生命安全，“不值得效仿”。有网友评论：“一个普通人为800块烧厂，心里得多无助。”也有人提醒：“从此以后，老板破产，数百名工人的生计中断。”薛先生感叹：“一位年轻人以极端方式表达不满后，可能面临法律惩罚。当愤怒无法被倾听、权利得不到保障，极端行为便可能成为最坏的‘沟通’。”

自5月中旬以来，中国各地频现工人讨薪维权事件。5月22日，深圳美的洗悦家员工讨薪9小时，甚至以“准备跳楼”相威胁，雇主仍称“没钱”；同日，山东潍坊某乡镇卫生院已被欠薪六个月，员工称：“最近还降薪，感觉不到生活下去的动力了。”浙江中建一局、湖南中建五局项目亦遭遇数年、或半年欠薪问题。

学者：制度修复才是根本出路

兰州社会学者岳天利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政府应设法避免更多“800元悲剧”的发生。他强调，除了法律惩戒，更亟需制度修复、基层治理的人文温度，以及一个真正倾听普通人声音的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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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某地信访部门近日一份文件被曝光，内容披露正建立“信访人缠访闹访预警评估模型”，通过分析信访行为，评估个体风险等级，重点甄别非法、越级及恶意上访人员。该模型以蓝、黄、橙、红四色标记不同预警等级，旨在锁定“核心带头人”及“潜在活跃信访者”。据山东一名访民披露，当地更将访民“风险”细化为六个等级。

中国地方政府阻挠访民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办的行动已持续二十多年，并配套建立所谓“预警机制”。近期公布的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准确甄别各种非法信访和缠访、闹访人员”，并重点识别“无序越级上访”“恶意进京走访人”以及“仍有活力的潜在信访人”。

这份流传中、名为《信访人缠访闹访预警评估模型》的文件目前已进入“第二次修改”。模型将信访人划分为四个预警等级，依据其过去一年中的上访记录评估风险等级。

访民揭“黑色等级”为顶级管控

上海老访民郑先生本周四（22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他看到的文件内容属实。他透露，各地政府均有类似分级文件用于阻止访民进京：“他们监控访民的上访风险等级有蓝色、黄色，还有红色，我是最高等级——黑色。这种划分早就存在了。我们这里的市领导也跟我说你属于（防控）最顶级的一类，比如北京开‘两会’，别人还没被控制，我已经被监控了。”

该内部文件长达数页，显示当局正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访民动向，重点聚焦“核心带头人”及“仍有活力的潜在信访人”。

江西维权人士刘乐群对本台说，地方政府早已通过数据模型限制访民上访，现在更蔓延至其生活各方面，包括外出办事、探亲访友等。他说：“每次开两会，政府会雇七、八个保安提前盯着你，不准外出。平时外出，他们用手机定位你。前不久我去江浙、沪等地，在杭州一酒店就被查房，警察问我来干什么、和谁一起来的、想见谁、车牌号是多少，他们查得很细。”

近年来，中国法院系统也建立了信访风险预警机制。例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实行“红、橙、黄”三级预警管理，对应不同信访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处置措施。

早在2010年，天津工业大学学者阎耀军等人就曾发表文章提出，“对信访及信访过程中所反映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监测、评估和研判，在此基础上提前发现并预报可能引发的信访问题”。

风险等级成打压工具 维权难逃监控

这些机制引发对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广泛担忧。山东访民陆秋敏对本台表示，当地将信访预警分为六级，她属最高一级：“我是最高等级的，由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信访办联合监控。当地政府派‘稳控人员’一直跟着我。”

她指出，地方官员担心访民进京会影响仕途：“国家信访局对地方官员有扣分制度。只要访民去了国家信访局，地方官员就会被扣分，可能影响升迁甚至丢官。现在网上流出的文件，其实是地方内部材料，各地都有。我们都能感受得到。”

山西学者邓广清指出，当局将访民视为“潜在隐患”的逻辑，早已广泛用于维稳体系。他说：“从维权律师到宗教信众、从工人组织者到少数民族，中国式‘精准治理’就是打着‘预测’与‘预防’的旗号，通过技术手段控制异议群体。”

“潜在隐患”逻辑扩展至访民群体

南京维权人士朱先生（因安全考虑不愿公开全名）说，公安系统已将“是否具有组织动员能力”作为访民评估标准：“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有可能’做什么。现在，这一逻辑也应用到了访民身上。”

一位北京不愿具名的法律学者对本台表示，在缺乏司法独立与法治保障的前提下，这类预警机制极易被当作打压维权的工具：“一旦缺乏公开透明和申诉机制，这种预测性治理就变成任意侵犯公民权利的手段。”

目前，这份文件原文已难在网络上搜索到。本台尝试致电南京与景德镇信访办，但电话均无人接听。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过去五日，中国多地爆发集体讨薪事件，涵盖建筑工人、教师、环卫工与医护人员，反映出地方财政紧张背景下基层劳工处境日益艰难。同时，浙江一村庄强行向居民收取“卫生管理费”与“停车费”，甚至威胁不缴者将“锁车处理”，引发广泛争议与民愤。当地政府表示正在调查此事。

5月中旬，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古山镇墁塘村村委会发布通告，宣布自5月10日起，向全村常住与务工人员征收“卫生管理费”与“停车费”：成年人每年80元，儿童40元，汽车与三轮车每辆500元。通告还称，逾期未缴者自6月1日起将被“清查”，每人补缴200元至100元不等，车辆将被锁车，撬锁者将被“按破坏公物处理”。

该村租户李先生本周三（21日）对本台说，这项收费从未经过村民同意，也未召开公开会议讨论。“我是外来租户，根本没听说村民大会通过这种收费。原本在镇上居住，清洁费按户收，现在却按人头计费，属于典型的乱收费。”

村委会强收“卫生费” 被批敲诈勒索

有村民批评村委会此举是“赤裸裸的敲诈”。另一村民张顺（化名）对本台说：“我们这一家有五口人，每年就要交400元，根本承担不起。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国家吗？”

对此，郑州维权人士贾灵敏对本台说，村委会属基层自治组织，所有收费必须取得《收费许可证》，否则即属违法：“清理垃圾、收停车费必须获得政府授权。否则不仅是乱收费，还有可能涉及村干部与其亲属利益输送。”

本台周三致电古山镇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承认此事“在网上引发高度关注”，但表示需将采访请求上报市委宣传部，暂无法直接回应：“您这个问题在网络上关注度较高，我们在处理。您提出的问题，我们要上报市委宣传部，等待批准后才能接受采访。”

截至发稿，官方尚未说明该收费是否具备法律依据。

讨薪潮遍地蔓延 基层劳工维权无门

在村级乱收费引发争议之际，各地的讨薪潮也密集爆发。5月18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在河北石家庄一项目工地发生集体讨薪事件。工人们拉起横幅，抗议工资长期拖欠。一名工人向本台透露，自春节以来，公司多次承诺发薪却一再失约。“我们干的活又苦又累，一分钱都没少他们的，但钱却一直拖着。有的工友家里有人生病，急等钱救命。”

在广东阳信高速公路项目，由中铁七局承建的标段也因工资问题引发集体维权。5月19日，工人聚集项目部办公室前，要求支付被拖欠薪资。一名工人在视频中说：“我们就住在板房里天天守着，他们说了好几次发工资，连个日期都不给。”

广西南宁市，32名建筑工人因广西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拖欠工资，自5月16日起在公司门前搭帐篷、生火做饭，表示“准备长期抗战”。

教师、环卫薪资拖欠长达半年

除了建筑行业，教育系统也深陷欠薪泥潭。5月20日，山东枣庄市多名编外教师透露，薪水已被拖欠长达六个月。一位小学教师称：“我们月薪只有三千多，这半年靠借钱生活。”

同日，山西一位教师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帖称，学校要求追回自2021年起发放的年终奖，以及部分“课后服务费”，引发教师群体不满。

据海外社交媒体X平台账号“昨天”发表视频报道，5月19至20日，江苏南通海门市千里马绣花厂的工人连续两天到工厂以及老板家讨薪，但仍然没有拿到工资。5月17，浙江金华东阳市韵达快递工人连续两天罢工，讨要工资。16日，四川遂宁万象汇购物中心因中介“跑路”，多名保安在商场门口拉横幅讨薪。黑龙江七台河市龙煤集团下岗职工则于同日集体到市政府前抗议三个月未发放的基本保障、社保及医保等。

除此之外，医务与环卫系统的薪资问题也在浮现。在社交媒体平台，甘肃一名公立医院护士称月薪仅1300元，绩效奖金已四个月未发，生活陷入困顿。江西一名环卫女工哭诉：“每天早上五点上工，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一个月才1400元。下辈子再也不做人了，太苦了。”

专家：稳定结构正在“反噬”自身

贵州大学退休教师张先生（因安全原因匿名）表示，地方债务高企与中央政策收紧，已严重影响基层财政运作，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一线劳动者与合同制人员，他对本台说：“过去讨薪的是农民工，现在是教师、医生、环卫工，这说明中国的‘稳定结构’正开始反噬自己。”张先生说，“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一旦发声就会被打压为‘闹事者’，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活下去。”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在中国的公民记者张展首次被捕五周年之际，六十个国际人权与新闻自由团体联合发出声明（见附表），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张展的持续任意拘留和即将到来的再度审判，呼吁立即释放她，并终止对公民社会的系统性打压。知情者说，张展案再度延期开庭。

世界各国人权与新闻机构5月17日联署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公民记者张展，再次让世人聚集于中国的人权与新闻自由状况。张展因2020年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初期真相而广为人知，她所记录的医院拥挤看病、居民恐慌和政府封控手段，曾一度成为外界了解中国防疫黑箱的关键窗口。然而，她也因此于同年5月被捕，并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四年监禁。

避开“六四”周年日 张展案延庭审

去年8月，张展再度被以“寻衅滋事罪”被捕。今年5月14日，正值她首次被捕五周年之际，张展却身陷新一轮的起诉。中国一名因个人安全原因不愿公开全名的刘先生，本周二（20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原定于4月份开庭，再次延期：“张展案又延迟开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快到六四周年日了，总之他们（官方）很紧张。”

本台曾经报道，张展自2024年8月28日再度被捕后，始终关押于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她在获释仅三个月后即再次遭羁押，原因是她赴陕西声援另一位被捕民主行动者张盼成，并继续通过社交媒体披露中国维权人士受压情况。

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对本台说：“张展去年5月13日才出狱，没多久，她要去探望一位同样遭受当局迫害的张盼成，就在途中被抓，并且再次以超期羁押的方式迫害她。她的案件久拖不判，无疑是当局不断的通过延长案件审理期限，长期把她羁押在条件恶劣的看守所内。”

民间团体声明促中国释放张展

据维权网报道，世界各国人权团体声明指出，张展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中国近年来打压独立媒体与异议人士的系统性操作之一。据“无国界记者”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全球180国中排名第178，仅高于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人权组织统计显示，自2019年起，已有逾百位和平维权人士被控“寻衅滋事”。该罪名也屡被国际法界批评为“口袋罪”，可任意适用于任何言行。

中国法律学者陆沉渊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局对于良心犯一贯采用长期羁押的策略是为了击垮当事人的意志，他说：“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说，让被告人获得及时审判是应有之行为，但是他们（当局）能拖延就拖延，包括人权律师谢阳案也如此对待。这样做违法了联合国组织制定的相关国际条约。”

联合国高度关注中国打压维权者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早在2021年即认定张展首次被拘为非法，并呼吁中国立即放人。2024年11月，九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联名致信中方，要求保障张展及17位人权捍卫者的基本权利，防止其遭受不可挽回的伤害。然而，中方回应仍是“一纸空言”，声称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并未就具体关切作出回应。

去年3月4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蒂尔克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全球最新人权状况报告中也曾公开呼吁中方修改“寻衅滋事”罪，并释放所有因和平言论而遭拘押人士。多国外交部亦在双边会议中就张展案表达忧虑，但中国政府迄今未有实质让步。

对此，中国一位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前律师周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从法律角度而言，张展尚未被定罪：“她是无罪的，但是当局往往根据政治形势需要、政治气候的变化，在开庭前再调整控罪，但是羁押时间越长，被定罪的机率越高，因为如果判你无罪，你会提出国家赔偿，于是即使你无罪也会转为‘有罪’。预料张展这次被判刑期肯定超过四年。”

国际社会齐声谴责任意拘留

在此背景下，来自亚洲、欧洲及北美的60家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无国界记者、美国笔会、国际服务人权社、台湾人权促进会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罕见齐声发声。他们在声明中强调：“张展并未犯下任何国际公认罪行，却仅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就遭到残酷迫害。她的拘押是对中国国际人权义务的公然羞辱。”

这些组织还呼吁联合国机构和各国政府，不仅要在高级别外交场合继续点名施压，更应在与中国开展执法及法治合作时，将释放张展等人作为前提条件。

此外，声明也敦促中国尽快提交逾期五年的《禁止酷刑公约》国家报告，并公开有关秘密拘留与“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机制的立法依据与实施数据。

有学者认为，张展案的再次发酵，不仅是对一位前律师、公民记者的压迫，更折射出中国在言论自由领域愈加紧缩的政治生态。在社交媒体遭严密审查、境内媒体噤若寒蝉的当下，张展坚持以肉身践行“记录即正义”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政府亟欲扑灭的“火星”。

责编：许书婷

附件：世界六十家人权与新闻自由团体声援张展名单

第十九条（ARTICLE 19）

公民权利同盟（Alliance for Citizens Rights）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台湾记者协会（Association of Taiwan Journalists）

柬埔寨记者联盟协会（Cambodian Journalists Alliance Association）

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Association）

改变中国（China Change）

中国异议网络（China Dissent Network）

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

女性记者联盟（Coalition For Women In Journalism）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CFHK）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

挪威西藏委员会（Den norske Tibet komité）

对话中国（Dialogue China）

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台湾办事处（European Values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Taiwan Office）

保护权利组织（Fortify Rights）

前线卫士（Front Line Defenders）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中心（Georgetown Center for Asian Law）

马来西亚独立媒体运动（Gerakan Media Merdeka）

全球支持西藏与受迫害少数民族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Tibet & Persecuted Minorities）

葡萄牙援藏组织（Grupo de Apoio ao Tibete-Portugal）

挪威香港委员会（Hong Kong Committee in Norway）

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人道中国（Humanitarian China）

独立中文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

“保护人权捍卫者观察站”框架中的“国际人权联盟”（FIDH,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国际人权服务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国际西藏网络（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

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法国基督徒废除酷刑组织（l’ACAT-France）

越南法律倡议（Legal Initiatives for Vietnam）

拒绝与种族灭绝为伍联盟（No Business With Genocide）

美国笔会（PEN America）

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

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

圣塔芭芭拉西藏之友组织（Santa Barbara Friends of Tibet）

苏格兰香港人（Scottish Hongkongers）

团结中国（Solidarité Chine）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台湾人权促进会（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TFCC）

人权基金会（The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瑞慈人权合作中心（The Rights Practice）

丹麦西藏支持委员会（The Tibet Support Committee, Denmark）

西藏行动研究所（Tibet Action Institute）

西藏团结组织（Tibet Solidarity）

爱尔兰西藏支持小组（Tibet Support Group Ireland）

西藏观察（Tibet Watch）

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

温哥华香港行动者联盟（VAHK）

温哥华支持民主运动协会（VSSDM）

维多利亚香港人协会（VHKA）

越新党（Viet Tan）

世界自由国会（World Liberty Congress）

“保护人权捍卫者观察站”框架中的“世界禁止酷刑组织”（OM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进入5月下旬，新冠病毒在中国多地出现季节性反弹。自由亚洲电台连日采访发现，从湖北、江西到山东，各地民众都注意到“感冒”与确诊病例同步攀升，街头口罩佩戴率也较4月显著提高，官方虽称“无需恐慌”，却未公布详尽数字。

新冠疫情感染者人数在中国多地持续上升。湖北武汉居民赵志本周一（5月19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近期他到医院就诊时发现“流感病人多了很多”，医院对发热患者仍例行核酸检测：“最近我去医院看病，发现流感病人多了很多，医院给患者做核酸检测，测试结果为阳性的患者，不少人外出戴口罩，有的患者需要住院。”

同城的董先生亦证实，湖北省中医学院门口“戴口罩的人明显变多”：“我现在医院里看病，街头重现早前‘口罩潮’，发热门诊的人也多了。”

武汉市疾控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当天接受本台查询时确认，“近期新冠感染者有所上升”，并提醒发热者出门“避免人群聚集，务必佩戴口罩”：“关于新冠病毒感染近期出现上升情况，如果您发烧或者感染的话，您出门的时候尽量避免去人群多的地方，同时要口罩。”

过去两个月，中国疾控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3月下旬开始的一轮新冠波动仍在持续，但整体强度明显低于去年夏季高峰。专家判断，这一波将在5月下旬触顶，属“正常季节性起伏”，公众应保持防护、不必过度恐慌。

地方政府被指“淡化疫情”

江西景德镇中学教师韩正阳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感冒特别多”，市民外出几乎“人手一罩”，但校方暂未出现停课迹象：“四、五月份，这里患感冒的人特别多，但是否新冠要到医院作检测。官方公布的数据准确性存疑，但我个人判断区县一级政府都在淡化新冠病毒。如果疫情严重，我们学校就会停课放假，目前还没有停课。”

从官方监测到街头观察，本轮自3月以来的疫情正在爬坡，病例与阳性率或将于5月底触顶。专家呼吁，公共场所“口罩＋洗手＋通风”仍是最经济有效的“三件套”，高风险人群应及时接种针对JN.1株的更新疫苗，并在出现症状后尽早就医。

江苏泰兴居民曾健则告诉本台，口罩虽多见，但社会情绪“已经把新冠当普通流感”：“大家现在都觉得新冠就是这么一回事，也没人因此过度防疫或者去医院治疗。”

孩童住院检出新冠 网络讨论升温

山东青岛居民高明生留意到微信群近日讨论再感染风险，却并不恐慌。高先生对本台说：“最近疫情又出现了，我看到外边行人戴口罩的比上一个月多了，但这波疫情没有对社会造成恐慌，可能是因为新闻没有刻意去报道这件事，国内大部分老百姓通过新闻报道内容作判断，不会独立思考。”

济南居民王欢对本台透露，其幼子4月因“流感”住院，却被确诊为新冠。她说：“现在凡是感冒发烧，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检测出新冠病毒的比较高，我最小的儿子4月份住院，医院检测出新冠病毒，最近患新冠的孩子不少。”

阳性率两月翻倍 专家称“5月下旬触顶”

据《中国经营报》本周日（18日）引用中国疾控中心数据，今年3月第14周起，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中新冠阳性率由7.5%升至4月第18周的16.2%，南方高于北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李侗曾预判，本轮“半年到一年一次”的高峰可望于5月下旬见顶，总体强度“低于去年夏季”。

李侗曾分析，距上一次大规模感染已逾半年，群体抗体衰退，加上Omicron XDV亚分支NB.1.8.1免疫逃逸增强，以及“五一”期间人员流动，均推高传播速度。

至于疫情是否再度引发大范围冲击，南京的社会学者钟涛对记者说，这取决于政府信息透明度与医疗资源调配。眼下，“淡化”与“警惕”之间，中国社会仍在摸索与新冠长期共存的平衡点。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一名自新疆逃亡至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青年近日遭当地警方拘捕，目前被羁押于中哈边境地区的一座城市。当地人权组织发出紧急警告，担忧该青年将被“沉默引渡”回中国，面临被关押的风险。

据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自愿者组织”本周五（5月16日）向本台通报，该组织于今年3月底接触到一名自称来自中国新疆伊犁州巩留县的哈萨克族青年叶勒加那特·阿巴依（Yerzhanat Abai），男，23岁，出生于2002年4月11日。他于2025年3月27日进入哈萨克斯坦，并于四天后前往该组织寻求帮助。

该组织表示，叶勒加那特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最初不愿公开身份信息，仅简要介绍自身境况。据创办人赛尔克坚（Serikzhan Bilash）透露：

“3月31日，叶勒加那特在到访阿拉木图的组织办公室时，明确表示处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暂不希望公开其身份信息，仅在镜头前简要陈述了自身情况。他还说，除非被警方逮捕并面临遣返中国的风险时，才可公开他的情况。叶勒加那特称自己如果被遣返中国，可能有被关押进‘集中营’的危险。”

青年逃亡求助失联 恐被秘密移交

本周初，该组织接获叶勒加那特朋友的通报，指其已被哈萨克警方拘留。阿塔珠尔特随后确认其失联，并正式启动紧急人权求助机制，公布其身份以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赛尔克坚说，叶勒加那特目前被羁押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扎尔肯特县潘菲洛夫市看守所，该地距离新疆霍尔果斯口岸约四十公里：

“他很可能随时被新疆国保或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局偷偷押送到中国，没有人知道他的具体情况。这件事只有向全世界公开，哈萨克斯坦政府才无法遣返他。”

目前，叶勒加那特的拘留时间、法律依据与程序均不透明，哈萨克斯坦内务部门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本台致电中国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亦未能接通。

新疆“再教育”阴影持续 加强边境控制

哈萨克族为新疆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与哈萨克斯坦有广泛的族群与语言联系。过去，许多新疆哈萨克人与哈国亲属频繁往来，但近年来中方加强边境控制，许多人失联、被捕或被迫接受“转化”教育，甚至被关押。

“阿塔珠尔特自愿者组织”自2017年起长期记录和公开新疆少数民族失踪、拘禁和受迫害案例，其收集的证词已被多个国际机构引用作为调查材料。

据联合国与多个人权组织的报告，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以“去极端化”为名，在新疆设立大量“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关押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政治教育、语言同化和强迫劳动。尽管中国政府否认存在“集中营”系统，国际社会普遍质疑其说法。

赛尔克坚表示，尽管国际关注已减弱，新疆当局的迫害仍未停止：

“好多在新疆当地的年轻人，动辄被公安约谈，或找各种理由把他们送到学习中心，说是提供就业机会，实际上是安排他们去内地工厂工作，大部分是去有害健康的化工厂，而且工资比新疆还低。”

来自新疆伊犁的哈萨克族居民叶尔肯也向本台证实，许多哈族青年试图逃离中国，但遭遇重重限制：

“因为新疆局势很不稳定。所以经常有人逃过来，虽然中哈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但中国的哈萨克族人无法取得出国护照，持有护照的人也会被公安没收。但汉族人可以办护照出国。”

中亚与中国合作紧密 遣返风险激增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中国，对来自新疆的难民问题普遍采取低调或压制态度。多起案例显示，部分逃亡者在未获正当程序下即被“非正式引渡”回中国。

自2017年以来，新疆已有多名哈萨克人逃亡哈国后遭捕并面临遣返风险。例如2018年，新疆巩留县“教育营”教师喀衣夏·阿汗逃亡至哈萨克斯坦；2019年，她获得了哈萨克斯坦移民局颁发的难民证。2019年10月1日，新疆伊犁额敏县的哈斯铁尔·木沙汗和木拉格尔·阿里木逃至哈萨克斯坦。

尽管部分案件因国际舆论介入而避免强制遣返，但更多人仍陷法律真空之中。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与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多次敦促哈萨克斯坦政府遵守国际人权条约，防止将个体在缺乏法律程序保障的情况下遣返至可能遭受酷刑和迫害的国家。

哈国人权组织呼吁哈方政府立即公开叶勒加那特·阿巴依的去向，并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和《难民地位公约》履行国际义务，确保其不被遣返，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与庇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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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邢台市南宫市一所民办学校“丰翼小学”近日传出突然关停，引发超过一千名学生家长到市政府集体抗议。事件持续多日，政府派警戒备，最终当局宣布“丰翼小学不会关闭”。事件背后，反映出中国近年来针对民办教育政策收紧所带来的社会冲击。

本周日（5月11日），南宫市因一所民办学校疑似被强制关闭，引发大规模家长抗议。涉事学校为位于南宫市经济开发区的丰翼小学，隶属于涵盖多个学段的丰翼教育集团。

抗议活动发生于5月11日。据海外社交平台X账号“昨天”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大量家长聚集在南宫市政府大楼前，高喊“不同意”“领导出来”等口号，要求撤销关停决定，或至少保障目前在校学生可以顺利毕业。据目击者称，抗议持续至当晚深夜，期间政府调派大批警力在场维持秩序，并对周边区域实施交通管制，关闭了政府广场照明设施。

政府派警维稳 家长持续声援

抗议次日，仍有家长持续聚集。据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长本周四（5月15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丰翼小学在当地口碑良好，家长多通过公开摇号争取入学名额，突然关停令他们措手不及。由于拟分流至的公立学校存在管理混乱、师资不稳等问题，家长普遍无法接受这一决定：“这次有上千家长向市政府抗议，他们（政府）太过分了，看学校教育质量高，有经济能力的家长都送孩子去丰翼小学，就要把它关掉。”

本台记者致电丰翼学校办公室，接听人员确认小学确有抗议事件，但强调自己隶属中学部，对小学事务并不清楚：“我这里是中学，小学的具体情况不清楚。”

南宫市政府办公室一名官员于周四（15日）回应自由亚洲电台查询时证实，确有“几天前上千名家长抗议”的情况发生，但表示“问题已经解决”，“丰翼小学不会关闭”。对于家长人数及具体处理方案，该官员称非其职责范围，细节不详：“教育局在处理这件事，我这里不了解情况，现在没事了。”

【河北南宫 家长抗议丰翼小学被关停】
【公立学校招生困难 政府限制私校发展】… pic.twitter.com/DiWRfO316O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14, 2025

公立学校招生难 民办学校受压

近年来，随着中国教育资源向民办学校集中，优质私校成为许多家长的首选。然而，为缩小公私教育质量差距，各地政府陆续出台限制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导致民办小学数量被人为减少。根据中国教育部去年10月24日发布的《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民办学校总数在过去四年间已累计减少逾两万所，仅2023年就减少了1.1万多所。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减少了425所，在校生人数减少逾134万人。

教育人口下滑 政策倾向扶持公立学校

河南郑州退休教师贾灵敏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随着新生儿出生数量持续下降，入学儿童人数也逐年减少，许多公立学校存在招生不足、面临关闭的难题。她表示，如果关闭民办学校，可增加公立学校的招生人数：“因为出生率低，很多县城、乡镇的公办学校招不到学生就要关停，公立学校的校长、教师就要失业。现在民办学校教育质量高，教学环境好，许多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民办学校。”

河北邯郸一位家长女士姚黎对记者说，尽管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免除学费，但在教育质量、管理方式与教师水平等方面，家长们普遍仍青睐民办学校。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南宫市教育局办公室进一步核实，截至截稿时未获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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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来自中国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关税，将从此前120%的税率下调至30%，并取消原定于6月1日将每件包裹固定关税提高至200美元的计划，维持现有的100美元标准。多位外贸商表示，他们正赶着出货，但也在调整出口布局，以免再受高关税的冲击。

白宫本周二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削减所谓的“低价值商品（de minimis）”关税，涉及从中国及香港进口的低价商品。根据新规，小型进口包裹将被征收54%的关税或100美元的统一费用。另据路透社周三报道，根据一份白宫行政命令及行业专家的消息，美国对来自邮局以外通路的中国小额包裹关税将再降至30%，以进一步缓和两国贸易战带来的伤害。

该政策被视为美中两国在瑞士举行贸易会谈后达成的90天贸易休战协议的一部分。根据协议，美国将中国商品的整体关税从145%下调至30%，而中方则承诺将对美商品关税从125%下调至10%。双方希望通过该协议缓解不断升温的贸易紧张局势，并为后续谈判争取时间。

跨境电商积极调整谋求重启对美出口

浙江绍兴电商蒋先生本周三（14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根据客户的要求，他已经开始发货至美国：“我们通过Shein平台专做服饰、饰品、礼品等等，小包裹直邮，走的是空运。预计商品一到两个礼拜就到美国客户手中。这次虽然关税降到54%，但还是很贵，这批订货寄出后，再发货就走海运拼箱，可降低成本。现在担心海运时间长，怕美国那边关税再变，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哪受得了高关税。”

同时还经营家居用品的蒋先生说，他们在政策调整后，重启了部分对美直邮产品：“尤其是一些单价在50到100美元之间的厨房用具和智能小家电，在目前的税率下仍有盈利空间。不过，很多同业最担忧的还是政策反复。我们已经不敢做太多库存，更多是往海外仓库挪。”

本周一，中美双方就持续一个多月的关税战达成协议后，广东、浙江、福建等地的外贸公司接到美国客户通知。深圳外贸公司负责人葛女士对本台说，该公司终于等到美国客户的催促，正在出货中：“我们前两天已经接到美国客户电邮，要求我们抓紧时间出货，现在正抓紧时间把产品装船。这两天，同行也在忙着出货，争取尽快清仓。”

福建厦门一位与Temu合作供货商陈建林告诉本台，高关税几乎让他们放弃美国市场：“Temu的订单一下子掉了六成。这次美国下调关税算是给了我们一口气，但我们也知道，这只是临时的缓和。我们现在有三个月的窗口期，我们在越南设了海外分仓，并开始试着把产品打进东南亚的几个平台，这样可分散风险。”

中国电商紧锣密鼓筹备向美国发货

关税下调的消息对于依赖低价直邮模式的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如Shein、Temu而言，无疑是一个喘息的机会。此前，美国在4月初取消了800美元以下包裹的免税待遇，并征收惩罚性关税，令这些平台一度面临价格上涨、物流延迟等挑战。

陈建林认为54%的关税仍远高于以往的零关税水平，因此多个电商企业正在紧急部署应对策略。他说，很多商人为规避高额直邮关税，已加大对美国本土海外仓的投入，通过提前发货、仓内分拣，实现降本增效。他说：“不少企业探索第三国转口路径，如通过越南、墨西哥等国家中转，降低贸易壁垒。另外，开拓美国以外市场，比如欧洲、东南亚和拉美市场。”

据中国官方披露的数据，过去5年，中国跨境电商贸易规模增长超过10倍。跨境电商企业数量已超12万家，跨境电商企业累计在海外注册商标超3万个。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1.2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5%。其中出口同比增长6.9%，美国依然是最大出口市场，占比达35%。全年跨境电商进出口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

未来关税不确定性大增

在浙江从事外贸的商人李巧仁告诉记者，许多外贸公司和企业经历了这场中美关税战冲击，浙江、江苏和广东等地已有众多涉外贸易工厂停运，甚至倒闭。中国商人必须调整全球布局，寻求生存和发展：“不调整没出路啊，我们也提高了出口商品单价，美国虽然是最大的市场，但是你不知道哪天遇上高关税。现在我们要做多手准备，应对这个问题。必须开辟新兴市场。”

李巧仁表示，尽管短期内中美贸易局势有所缓和，但本轮关税下调仅维持90天。特朗普政府过去多次调整关税政策，中国业界普遍担忧：“如果后续双方谈判破裂，出口商品再度遭遇高税率的风险你是无法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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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部门近期通报第一季度全数据显示，各地纪检监察部门立案22万件，处分18.5万人，涵盖各级干部及基层人员，其中省部级干部14人，农村、企业等人员13万人，村干部1.9万人。

根据中纪委监委网站4月22日发布数据，今年1至3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83.4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50.2万件，立案22万件，处分18.5万人。被处分和立案调查人员涵盖各级各类干部及基层人员，其中省部级干部分别有14人，农村、企业等人员高达13万人，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1.9万人。

夏粮补贴、农药开支成“黑洞”

本台记者在网上搜查发现，两年前，官方公布的村干部贪污人数每年约6万人左右。对此，山东临沂村民韩翠华本周二（1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村支书或村主任虽然职位低，但掌握这全村的财富分配权力，而在当下的环境，有权就有贪腐显现。她说：“村支书和村主任可获的利益太多了呀，打一个比方，农村的夏粮补贴、农药补贴，还有说为了帮助老百姓，租用小飞机集体洒农药，但洒的农药比例低，说是用3瓶农药，但实际用半瓶农药，还有的甚至用假农药，甚至不用农药，他们向农民家庭收取的费用不就被村官贪了嘛。另外，喷洒农药的亩数也可以虚报。”

村官被指“最直接的施害者”

在中国某些地区，村官利用权力克扣低保补助金。河南安阳农民何慧芹告诉记者：“农村仍然有贫困户，比如低保户、五保户的补助金，村干部也会克扣，给低保户的节日慰问金也会克扣，还有农民的拆迁房、危房改造、回迁房，村集体土地出让金、村内工程款，村民孩子去当兵，很多人问农村干部怎么贪污这么多，我说他们其实贪污很多。”

何慧芹说，相比省部级高官贪污需特殊渠道，村干部的贪腐行为在基层领域可谓无处不在。她继续说：“村官是对中国农村村民迫害最直接的施害者。”

对比中纪委去年前三季度的数据，中国已有7.7万名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被立案调查，超过2023年全年6.1万人的总数，显示中国农村基层干部贪污情况日趋严重。

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新修订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不得利用职权在工程项目、集体资产处置、土地流转、惠农补贴、低保评定等事项中谋取私利：不得收受贿赂或变相接受“回扣”“好处费”：不得为亲属或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明确规定不得私自处置或占有村集体财产：集体“三资”（资金、资产、资源）必须公开透明。

新修订《规定》防农村腐败

《中国新闻周刊》援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负责人说，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和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状况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决定对《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比试行《规定》，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王立峰近期对该周刊说，《规定》可以说是治理农村基层干部“微腐败”的制度利剑，是基层制度反腐的重要依据。

江苏泰兴新街镇村民顾大海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地村官通过各种工程项目非法获利，百姓苦无证据：“村支书通过绿化工程、村路建设、河道维修、农田面积造假等，凡村干部参与的工程，村官都可从中获利。我们村里，村官可赚钱的地方不算多，但在有些富庶的村，村干部参与企业经营，他们获取的非法利益就很多。”

受处分人员七成来自基层

通报显示，农村、企业等基层一线受处分人员占比超过七成。相比查处受贿官员，当局对行贿者的查处较少。根据官方通报，一季度共立案查处行贿人员7027人，向检察机关移送9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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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中美高层闭门会谈中，双方就关税等核心议题达成罕见共识，宣布取得“重大”与“实质性”进展，并承诺建立经贸磋商机制，为缓解近年紧张的双边关系释放积极信号。美国将在90天内将对中国商品的对等关税降至10%。中国将对美国商品的关税降至10%。另外中方采取必要措施，暂停或取消自2025年4月2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

由于美国与芬太尼相关的关税及其他措施将继续保留，因此美国对中国进口的货品共课征30%关税。

在全球对中美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关注之际，中美官员上周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为期两天的高层闭门会谈。新华社12日发布的《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提到，美国将对中国商品加征的从价关税，其中，24%的关税在初始的90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按该行政令的规定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10%的关税；取消4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中国也采取对等措施，将对美国商品加征的关税降至10%，并取消4月2日起针对美国的非关税反制措施。在美国白宫官方网站，当天刊出了英文版《联合声明》，有关双边关税税率的表述大致相同。

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分别在周日表示，双方将在现有基础上建立一个“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以定期就贸易问题进行对话。

中国独立学者张立本周一（12日）接受自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何立峰和贝森特在日内瓦会晤，并取得“重大进展”对缓解中美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更多的是象征性意义。他说，双方仍有许多细节未公开：“双方对这一次的会谈预期是不同的，他的‘重大进展’本身只局限于正式确立了双方贸易磋商的机制，也就是标志着中美双方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贸易谈判进程中。”

何立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为期两天、聚焦关税问题的贸易谈判中，中国与美国已就建立一项“贸易磋商机制”达成一致。与会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补充说，该机制将“就相关贸易问题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交流”。

美中高官表态积极 声称将定期磋商

贝森特则强调，此次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他补充，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全面掌握”谈判成果，并对此次“富有成效的对话”表达支持。

美方代表团成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Jamieson Greer）补充说，新协议“有望缩小美国高达1.2万亿美元的全球商品贸易逆差”。他称，与中方的谈判过程“迅速、务实”，并盛赞中方代表是“强硬但专业的谈判者”。

研究中美关系走向的张立说，在谈判中，中美双方都试图获得各自利益最大化：“此次会谈中，双方至少形成了贸易均衡的一个共识。这对中方来讲，这降低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开始，对美国来说，美方对这次日内瓦会谈有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实际上是达成了一项交易。这和特朗普政府上一任手法一致，更热衷于这种谈判的象征意义，这对特朗普政府可能更为重要。”

特朗普说中美谈判“全面重启”

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平台“Truth Social”发表评论称，中美会谈“友好且具有建设性”，他并以大写强调：“取得了重大进展！！！（GREAT PROGRESS MADE）”但未透露是否包括取消或下调关税等实质措施。白宫经济顾问凯文·哈塞特则对外称，中方“非常、非常渴望”恢复与美方的贸易对话。

中国学者郭先生（不便公开全名）告诉本台，美中贸易关系存在著巨大障碍，此次谈判仅仅是降低了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双方都在通过对这种象征性意义的夸大，来掩盖贸易谈判进程的困难以及美方对贸易战所给予的期望，比如对中国形成持久的压力。中方对此也相当警惕，中方意识到谈判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又是一个陷阱，中国似乎正在按照美国谈判艺术风格，不得不踏入无法拒绝的陷阱。”

尽管官方声明措辞积极，但双方在关税问题上的分歧依然明显。特朗普此前表示，可能将对华145%的高关税降至80%“较为合适”；而中国媒体评论则反复强调，美方应“纠正单边关税做法”。《人民日报》5月10日发表评论称，中美关税谈判一两次就解决问题，并不现实。似乎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方面此次目标明确：缩减与中国高达295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并促使中国放弃美国所称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鼓励中国提升国内消费，从而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实现这一目标将需要中国进行敏感的政治改革。

贵州学者王鹏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总结为期两天的瑞士日内瓦中美贸易谈判，对美国是一次重大胜利：“就像特朗普第一次上任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效果是一样的，财长贝森特也迎合特朗普的风格，确立中美双方开始谈判本身为贸易战的交易定调。”

本轮会谈在日内瓦郊区哥洛尼举行，地点为瑞士常驻联合国大使官邸。路透社报道指，会谈期间气氛紧张但有序，“黑色奔驰轿车频繁穿梭，阳光明媚之下，别墅区安保严密”。此次瑞士再次充当中立调解平台，表明其在国际外交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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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下滑，多个省份出现了教师与公务员工资被拖欠、津贴削减甚至“打折”发放的情况。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河南、山东、广东等地，多位受访者反映，他们的收入已被压缩至仅剩“基本工资”，而发薪也时常延迟，引发基层公务人员群体的不满。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多个区的教师工资和福利被延迟发放，公务员也仅领到“基本工资”，不再包含各种津贴和补贴。据本台采访了解，山东、广东等地亦出现类似现象。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基层公务员的月薪原为五千元左右，在福利取消后仅剩三千元，而且常常延迟发放。

退休教师贾灵敏本周五（9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财政紧张是主要原因：“他们（政府）财政紧张，去年就开始，有些公务员就在抱怨他们只剩下基本工资了……现在他们各种补助都没有了。基本工资也就是那两、三千块钱。他们说三千块钱左右。”

土地财政崩塌后的连锁反应

贾灵敏分析道，地方政府财政吃紧，与土地出让收入骤减及房地产市场低迷密切相关：“土地财政一退市，房地产楼市疲软以后，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都非常紧张。”

她特别提到郑州市的二七区，甚至已被法院列为“老赖”：“法院把二七区政府定为‘老赖’……他们好像贷了银行的款，还不了。二七区法人不能坐飞机和高铁。”

网络舆情也反映了这一趋势。海外社交平台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图文，指出郑州多区教师工资被拖欠。在小红书一则贴文中，留言区众多教师回应：“数字区（二七区）没有”、“惠济区没有”、“港区没有”、“中原区没有”、“东区没有”、“哪哪都没有”；“工资都拖欠两个月了”、“绩效考核也拖欠”、“班主任费也拖欠”。

山东居民李霞证实，当地不仅教师被拖欠工资，就连公务员也难以幸免：“我听说有的地方就连公务员都没发出来……现在往后拖个十天、半个月。有的县区工资有欠薪，有延迟发放。现在有好多乡镇欠薪比较严重。”

不止教师 公务员也“被欠薪”

她补充说，乡镇及居委会一级的基层公务员月薪大约五千元，但现在往往只能拿到三、四千元：“发个三千、四千。上级意思是少发一点工资，延迟一点（发薪水）时间，去年就有了。”

在广东东莞，从事建筑行业的张诚表示，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拖欠工资早已司空见惯：“早年经济还不是这么差的时候就有拖欠教师工资，何况现在经济这么差。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减薪，年薪减几万块钱。”

他还提到税务系统的朋友的遭遇：“税务、财政部门有一些人他们说，他们的收入回到可能连九十年代都不定能赶得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夸张，这是我听到的极端个例。”

张诚还透露，近期各地政府进行的所谓“远洋捕捞”、“纪委捕捞”等行动，实则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采取的“特殊措施”。

不仅是中东部经济大省，西南地区亦未能幸免。据报，云南昆明自去年年底起，有区级机关单位已连续三个月未足额发放工资和年终绩效，津贴和加班费几乎全部取消。本台曾报道，云南省昭通市一家医院的医生被上级部门追讨过往五年的夜班费及绩效工资，当局指该笔款项属于“违规发放”，因此需要收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用人单位不得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即便确有资金困难，也需在一个月内补发，并向主管部门备案。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一张广为流传的网络图片，以讽刺性语言梳理出中国贪官如何“悄悄收钱”的多种路径，引发舆论关注。这张图片将腐败行为按“低、中、高”三个层次分类，呈现了从红包回扣到海外资本操作的演变过程，凸显权力寻租在中国不同官阶间的结构性特征。据知情人士披露，目前官场行贿手法已到中纪委一时难以查核的隐蔽程度。

近日，一张题为《贪官都是怎么悄悄收钱的》的图文内容在社交平台微信群内迅速传播。图片以类“经验总结”的方式，用三段结构化内容概括了中国贪腐生态中常见的“隐秘金流”路径。尽管语言表述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但其中所描绘的情景却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影射。

在被称作“低层次”的收钱手法中，贪官往往通过传统的回扣、礼金、贵金属转赠、团购卡、茶叶礼盒等方式实现权钱交易。这些手段虽不高级，却因隐蔽性强、操作频繁而仍被广泛采用。

基层官员权小送礼者少相对“廉洁”

上海居民甄先生本周四（8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基层官员权力有限，受贿程度相比高官不算严重：“基层干部权力越小，送礼的人越少。一般送礼都给比较有权力的人，比如你想获得好的工作，比如在居委会，你要停车，就要送上任的领导礼物，你要向上升职，肯定要送礼。包括在军队里，你要当班长，送礼多少，当排长要送多少，级别越高，送礼越贵，送钱送礼品，都有。”

在被称作“低层次”的收钱方式中，图中列举的现金红包、招标回扣、购物卡等，均是纪委通报中最为常见的贪腐模式。比如，原四川省甘孜州政协副主席李兴华便被查出接受企业主赠送的超市卡、购物卡、高档茶叶和名酒。这些礼品多数通过节假日拜访、单位集体采购“变相分发”形式完成，隐蔽而日常。

图中提及的“茶叶礼品店”则让人联想到中国官媒曾经报道，原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案。秦长期与地方富商交往密切，多次以“茶叶”“收藏品”为名接受巨额财物，包装手法日益精致，金额却数百万计。

中层官员收礼被“合法化”

到了“中层次”，腐败手法则表现为与教育资源、股权利益绑定。例如：通过设立奖学金名义为官员子女保送名校，或在企业上市前将股份分配给特定亲属，再在高估值阶段套现。这类行为更加注重“合法”外衣，实质上却是利用政策便利或内幕信息谋取私利。例如，2022年落马的湖北省原副省长曹广晶，其子在地方某能源企业持有股权，该企业后在当地政策支持下高速发展。

对此，不愿公开全名的甄先生说：“高官收礼品可以通过律师咨询事务所，开咨询费、服务费等，变相收礼。”

另一起典型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案。其子刘德成曾先后在多家企业担任董事，其公司在多项能源审批中获利颇丰，外界普遍质疑其“身份便利”背景。而所谓的“奖学金保送”“房产赠与”之类故事，在多起官员受审过程中屡屡浮现，例如将国外房产登记在他人名下，以逃避财产申报制度。检方指控，刘铁男在担任有关职务期间，收受他人的钱款、汽车等物，总涉案值高达3500余万元。

长期在广东的社会观察人士李芳林告诉记者，中国官场送礼方式五花八门，有底层、中层、高层还有“层外层”：“中国人的所谓玄学、道家，所谓智慧送礼，有的路径让人看不见摸不着，总之就能达到目的。中国体制是一个逆淘汰体制，不仅是官员受贿那么简单，受贿仅仅是物质层面，他（官员受贿）要你从内心理会他的真谛，而且要外人看不出来，就是让你（官员）知道我是你的人，绝不是你给多少钱的概念，给人给资源。”

最引人关注的是“高层次”段落的描述。图中指出，一些高级权贵已将洗钱、变现、避税等手段通过海外壳公司、离岸账户和艺术品拍卖等方式操作完成。例如投资影视作品、操作虚拟货币、频繁出入澳门赌场，甚至利用清代瓷器拍卖完成跨境资产转移。其复杂程度远非一般纪检手段能轻易察觉。

高官贪腐更隐蔽 中纪委查案面临难题

湖北省一位曾经从事房地产业的人士彭先生对本台披露“层外层”贪腐行为，即使中共中纪委也很难在短期内找到高官贪腐证据。他说，高官已经停止收取现金和财物，即使聚餐也是官员亲自埋单：“不收你的钱也不收你的房子，什么礼品都不收，但当你（十几年）退休以后，你有一份资产由代持人转到你的名下，从你亲戚的名下划给你，他现在不收你钱，你（外人）看不见他收了房产等贿赂，他什么都不要。他周边代持财产的也不一定是他的亲戚，但是他非常信任的人，没办法查。我跟高级别的金融界的领导干部吃饭，连账单都不要你付，都是他们自己埋单。他说‘我埋单好’，他还说他埋单好。”

彭先生说，这张网络图片虽然无法作为法律证据，但却具有一定的社会观察价值。它不仅呈现出贪腐行为从粗放到精致、从地气到金融的“演化路径”，也揭示了制度漏洞如何被“技术型贪腐”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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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先后发布消息，宣布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9日至12日访问瑞士，期间将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举行中美经贸高层会谈，标志着两国正式重启经贸对话。中美学者都认为，外界不应对此次接触会谈期望过高。

这次会谈是双方在当前紧张贸易局势下的重要接触。中国商务部指出，近期美方高层多次通过不同渠道向中方释放信号，表达希望就关税等问题展开对话的意愿。商务部表示，中方经过认真评估，在充分考虑全球期待、中国利益以及美国企业和消费者诉求的基础上，决定同意与美方接触。

美国前贸易副代表、美国华盛顿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副主席科特勒（Wendy Cutler） 对本台指出，周末的对话将是当前贸易战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进展, 但是外界应保持着 “适度的期待，（因为）这只是一个长期进程的第一步，而这一进程本身就因为中美缺乏互信、以及对贸易执行的根本分歧看法而十分复杂。”

学者提醒：勿对“何贝会”期待过高

中国学者张立认为，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只是两国政府漫长谈判的首次接触，他本周三（7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虽然中国已经打开谈判的大门，但目前仅仅属于“接触”：“不久前，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美国悄悄会见之后，以瑞士何立峰和贝森特为标志，中美算是启动了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外界对未来的中美贸易谈判多数抱着乐观态度，以为在特朗普的关税重锤之下，中美之间可能会达成新的协议，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中国总理何立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当前中美经贸谈判的中方牵头人。此次与贝森特在瑞士会晤，标志着自2020年中美高层经贸沟通机制中断以来，双方首次正式恢复对话。

据贝森特对媒体表示，他是在准备前往瑞士与瑞士政府进行谈判时，发现中国代表团也会到访欧洲，但他未进一步说明那一方先打电话安排这次对话。他强调，美国并不想脱钩，只是寻求推动公平贸易，而这次见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降温”。

关注中美贸易战的张立说，他认为中美贸易谈判距离达成协议仍有漫长的路要走：“中美之间围绕着芬太尼、关税，芯片以及贸易不平衡问题，可能会展开持久的谈判。这类旷日持久的谈判可能要贯穿特朗普政府的整个任期，形成中美之间持续的贸易战，这也是构成中美新冷战的特色。”

贸易战阴影犹存 谈判恐将旷日持久

另一位贵州学者杨先生也认为，未来四年中美将处于既脱钩又对抗的关系状态。他对本台说：“何立峰与贝森特将在瑞士会晤是中美正式对关税战谈判的开始。中美双方将对贸易问题的冲突展开辩论打下基础，但是外界不应该对这次接触式谈判抱有多么高的希望。未来四年，中美谈判主要围绕既脱钩又对抗，还要对危机进行管控的主要方式来进行。”

尽管中方同意展开接触，不过，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强调对话必须基于“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原则，并警告“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中方表示，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以谈促压”或放弃自身原则的协议。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双方互征惩罚性关税，贸易结构和投资环境深受影响。尽管2020年两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曾一度缓和紧张关系，但因美方指责中方未完全履行采购承诺，以及中方对美高科技打压反击，中美经贸关系持续动荡。而此次中美高层会谈被视为特朗普政府财政新团队与中方首次面对面接触，为两国经贸关系的下一阶段发展释放出积极但谨慎的信号。

国内政局影响外部谈判 学者指中方方向未明

关注中美贸易战的学者王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他对美中贸易会谈结果并不乐观，因为国内的政治环境并不利于这次谈判，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这次谈判：“国内的政治气氛，高层的人事布局斗争那么激烈，在没有斗争出结果之前，外交谈判未必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当国内的政治斗争如此激烈，现在的老板（领导人）究竟何去何从，究竟是‘跪’，还是‘不跪’，我对前景是不乐观，因为国内对问题没解决好，外交问题通常不会有结果，中国以前也是这样，没有斗争结果之前，毛泽东是不会考虑改善和美国的关系。”

据中国外交部通报，何立峰在结束瑞士访问后将转赴法国，于5月12日至16日与法方共同主持第十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外界认为，中方此行除与美方接触外，也在通过多边合作寻求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稳固自身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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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异议人士张长虹日前第二次刑满出狱，结束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四年的牢狱生活。他因多年来坚持呼吁平反“六四”事件而屡次被捕、关押，甚至曾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张长虹在家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出狱后当地警方持续对其进行“思想状况”监控，而他只是在表达对历史真相的坚持。

2021年，张长虹因被指控“寻衅滋事”再度入狱，被判刑四年，直至2025年4月19日刑满出狱，返回天津家中。然而，他的生活并未恢复正常。

张长虹本周二（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我是2017年被判刑3年3个月，2020年获释，出狱后又被抓进去坐牢，又被判刑四年，罪名都是寻衅滋事罪，实际上，我无非是写出六四天安门大屠杀真相，在公众场合造成的影响挺大的。”

张长虹还说，警方将他对“六四”的言论视为挑战官方定调，因此再次将其入罪：“他（警察）说这个问题（关于六四）政府已经下结论了，已经定性的事，你现在还想着翻过来，就是寻衅滋事。我第一次入狱在张北监狱，第二次在天津监狱。”

出狱后，警方对他的“关心”并未间断，他对本台说：“刚才派出所所长来电话了，说一会到我家里来，快到了。你这样吧，礼拜天再来电话。”

在记者试图进一步采访时，警察已经来到他家门口敲门。张长虹匆匆结束通话：“现在跟你说，外面已经敲门了，派出所的现在来了，过一个星期左右就来，现在正敲门呢，先挂了。”

从八九到茉莉花 坚持民主理念逾三十载

张长虹自1989年“六四”事件起便走上了维权之路。当年，他曾亲赴天安门广场，参与声援学生，并在天津大学演讲，介绍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他因此被警方收容审查，关押四个多月。此后多年，他持续张贴大字报纪念“六四”，呼吁平反，屡次被拘留。

据报，2011年，中东“茉莉花革命”爆发，中国也出现类似“散步”行动。张长虹在天津鼓楼举起写有“埃及的解放广场 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同样的诉求 不一样的结果”的大字报，被警察带走。

此前张长虹接受民生观察工作室网站创办人刘飞跃采访时说，当局试图将他送入精神病院，但初次鉴定为“无精神疾病”，未得逞。其后因成立“中国大陆‘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他再次被拘捕并最终被关进天津市公安局安康医院长达三个半月。

“六四不是可以遗忘的历史”

在中国官方长期封锁“六四”信息的背景下，张长虹被视为少数持续公开表达异议、坚持纪念的人士。

时任解放军54军162师的政治宣传员张世军也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他当时随戒严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关于天安门广场死人的问题，第一，天安门广场很大，如果说某一个地方死人，这很正常，不可能一个人都不死。第二，我到天安门的时候，估计也就是凌晨两、三点钟，当时学生还在，我们把学生围起来了，那个时候还没动手，天蒙蒙亮的时候，开始放学生，让学生走，很多人说学生是从广场纪念碑东南角走的，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这样的，但是有一队（方队）是从西南口走的，我在西南口，就是毛泽东纪念堂位置。总体来讲没有爆发正面冲突，（学生）基本上是放出来的。”

张世军继续说：“如果说某一个地方死人，这很正常，不可能一个人都不死……但传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这绝对不是事实。”

如今距离“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仅剩不到一个月，张长虹再次出狱，却仍被持续监控。另一位异议人士赵先生说，张长虹的经历揭示了一个坚持历史记忆者所承受的高昂代价，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历史叙事、言论自由和政治表达上的长期禁忌。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走上民主的道路。”这是张长虹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十余年后，他依然未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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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一”黄金周假期中，中国各大官媒密集发布旅游数据，试图描绘出“热闹繁荣”的消费景象。然而，真实经济状况却难以掩盖。中美贸易战升级已满一个月，中国经济面临外贸萎缩、制造业低迷、就业紧张和消费乏力等多重压力。官方宣传与民间感受之间的落差正日益扩大。

深圳一外贸公司负责人陈晓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随着美国大幅提高中国货品进口关税，很多关联企业已无法正常运作。她说：“以前春季的美国进口商需要电子产品的订单已经排到了7月，现在这些订单都去了越南，我们现在即便接到订单，都要转到越南工厂做，广东很多工厂生产线都停了，你说怎么办，现在等着中美两国谈判吧。”她还透露，该公司老板正在物色买家：“他们正在谈，老板不打算再继续做贸易了。”

浙江温州企业负责人方志也指出，受影响最大的多为南方外贸型经济体：“广东、福建外贸型经济体为主，他们受到的冲击非常大，工厂关闭、市场关门等，都显得冷冷清清。如果近期（中美两国）能达成协议的话，还好。因为东南亚地区如越南等国，暂时还无法取代中国制造业，如果长期下去，这个产业链必然会转移出中国，转移出去就回不来了。”

据统计，航空公司空运量普遍锐减约三成。洛杉矶港估计，自5月4日当周起，运抵量将较去年同期减少三分之一，5月份将有25万个以上集装箱被取消。

官方数据青年失业率高达16.5%

官方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但青年失业率达16.5%。多位受访者反映，就业市场持续低迷，五一期间不仅没有“招工热潮”，反而出现大量招聘岗位临时撤销的现象。

在社交平台微博、小红书、抖音上，不少年轻人发声表示难以就业。一位女学生（网民：碎碎念）说：“我是2025届的文科硕士，从去年的秋招到今年到春招，一直到4月份左右，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份工作，简历投了大概八千份，秋招的招聘会都去了……但是毕业却找不到工作。”

四川南充农民工李芳林告诉本台：“我们这里失业的人也很多，现在要找一份工作，没有岗位给你。男性到了50多岁，就很难找到工作了，真不好找工作。”

高盛集团近日发布报告指出，若美国加征145%关税持续，中国将有约1000万至2000万个就业岗位面临风险，约占全国劳动力的3%。

江苏网络商人祝先生也说：“生意不好做，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生意。最近坐火车旅游听到的到处都是骂声，骂共产党的声音，那是坐着聊天。因为挣不到钱啊，政府腐败啊，全都体现出来了，所有人都知道，反腐是反的不听话的官员。”

中国悄然“豁免”美国产品

为避免企业倒闭、稳定产业链，中国政府已采取补救措施。据彭博社和路透社报道，自4月起，中国以非公开方式向企业发出通知，允许对部分美国产品免除或缓征关税，涉及医药用品、乙烷、半导体设备、工业化学品等关键物资，总值预计约为400亿美元，占2024年自美进口总额的近四分之一。

有分析认为，北京此举旨在减缓对本国企业的连带伤害，防止生产链断裂、通胀上行或产业外迁，但未公开相关政策，显示当局仍试图在对外强硬与对内稳控之间维持平衡。

五一出游“人山人海” 民间质疑消费复苏说法

新华社报道称，五一假期全国出游人次达2.95亿，同比增长28.2%，旅游收入达1668亿元，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但网民在微博、小红书等平台普遍质疑数据失真。例如，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游客滞留事件引发关注。多位游客发帖称排队下山需耗时8小时以上，数千人深夜滞留山顶高呼“退票”。张家界文旅局回应称属“突发拥堵”，未回应票价虚高与接驳不足问题。

此外，百度指数显示“五一”期间“绿皮火车”搜索热度大增。不少旅客因高铁票价上涨而转乘价格低廉但耗时冗长的绿皮车。中低收入群体“有假期但无预算”的现实，与“消费火热”的报道大相径庭。

政府加大财政刺激 民间信心仍低迷

与此同时，官媒继续大力宣传五一经济数据。新华社引用美团、途牛、同程旅行等平台称“五一假期出游”热度大增，预订人次、搜索量均大幅上涨，《2025年‘五一’旅游趋势洞察报告》甚至称旅游热度或达近三年峰值。

但武汉居民张女士直言今年五一气氛远不如前：“我昨天逛了一下我们这里的沃尔玛超市，没看到什么人，以前的热闹王府井（在中山大道位置），（商铺）都搬空了，也没什么人……气氛肯定不如以前，现在物价都上涨了，连药也涨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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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反就业歧视志愿律师团发布报告，揭示中国女性在求职、怀孕生育及职场晋升等方面仍遭遇普遍且结构性的歧视。报告指出，尽管近年来职场性骚扰治理取得初步进展，但由于相关法律缺乏可执行力、民间维权空间持续收窄，女性平等就业权利仍难以落实。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当天，中国反就业歧视志愿律师团发布《就业反歧视法律实施报告（妇女篇）》，该报告系统梳理了近年来中国妇女在职场中遭遇的歧视问题。报告指出，招聘环节对育龄女性的排斥依旧严重，许多雇主因担心“三孩政策”带来的产假成本，不愿录用女性求职者。

广东律师陆妙卿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尽管国家鼓励构建“生育友好型”职场，但多数性别平权法规停留在指导性文件层面，缺乏可执行力：“近年来，政府开始着手推行支持措施，以营造‘生育友好型’职场环境，这必然要求保障妇女等职场权利，特别是在怀孕和产假访民，然而大多数性别立法仅停留在指导性层面，难以落地执行。”

性别平权法规多流于指导性文件

报告强调，职场孕产妇权益保障仍存在大量空白，职场“同工不同酬”“生育歧视”现象仍普遍存在。” 并特别提示，尽管中国司法系统为就业歧视设立了“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但该案被归类为人格权纠纷案件，因此导致劳动者在诉讼中需要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

报告还列举了两起北京个案显示，原告女性员工因怀孕被调岗降薪，尽管提出反歧视诉求，但因未能完成举证，最终败诉。报告批评，这一案由制度反而加剧了原本就处于弱势的女性劳动者的维权难度。

数十起判例 多数企业自行处理性骚扰

在性骚扰问题上，报告指出，部分用人单位已展现出更高主动性。在分析的33起判例中，20家企业主动解雇性骚扰施害者，其中13起获得法院支持，认定解雇合法。

曾经在北京执业多年的刘巍律师对本台说：“自2018年1月开始，‘Me Too’反性骚扰运动不断在中国掀起波澜，各级妇女发起的性骚扰指控，震动了教育界、媒体界、公益圈、学术界、政治界、宗教界，例如弦子起诉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等，这些行动极大促进了中国的性骚扰防制。”

刘巍表示，2018年以来“Me Too”运动在中国引发广泛社会反响，推动公众对职场性骚扰问题的关注，也促使司法系统逐步加强应对机制。最高法院2022年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为用人单位提供了解雇施害者的明确法律依据。

但报告也警示，在部分案件中，企业在解雇施害者的同时拖欠工资、年终奖，甚至拒绝支付合法赔偿。此外，尽管部分法院已开始采信受害人证词，但《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中仍存在制约受害人举证的条款。

维权机构遭压制 倡导空间持续收窄

报告强调，近年来政府持续收紧对民间维权组织的管控，导致性别平等倡导行动遭遇重大打击。例如女权组织“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2023年发布的公务员考试性别歧视报告，仅发布数日即被删除，其微信公众号亦于2025年初被永久关停。

这种对数据披露和公共讨论的打压，使外界难以充分了解职场性别歧视的真实状况，进一步压缩了妇女及其支持者的维权空间。

报告援引《中国青年报》早前报道，揭露职场女性在面试、调岗、晋升中遭遇的具体歧视案例。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女性职场现状调查》则显示，超过一半的女性受访者经历过性别歧视，而男性仅6.6%。

报告建议，应鼓励工会介入，推动劳动者有权拒签薪资保密协议，并将相关权利写入入职文件，以防“同工不同酬”的暗箱操作。同时，呼吁各地检察机关通过“益心为公”平台受理更多妇女维权举报，推动公益诉讼，强化对用人单位的监督。

在“五一”当天发布的《就业反歧视法律实施报告（妇女篇）》，再次将中国妇女在职场中面临的结构性歧视呈现于公众视野。有反就业歧视人士认为，在官方倡导生育、提倡女性“回归家庭”的政策氛围下，报告发出清晰警告：缺乏实质性法律执行与民间参与，性别平等只会停留在纸面。唯有完善制度、减轻举证负担、保障信息公开，才能真正为中国女性争取到公平的职场未来。

2016年成立的反就业歧视志愿律师团，由来自中国14个省份的32位律师共同发起成立。 该团体致力于为遭受就业歧视的个体提供法律援助，涵盖性别、疾病（如乙肝、艾滋病）等多种歧视类型。 在新冠疫情期间，该律师团曾公开致信全国“两会”，呼吁加强对就业歧视问题的关注和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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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一名白血病患者赵雅静坚持上访，要求为自己疑似因疫苗接种导致的重病讨回公道。她近期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两年九个月，赵雅静倍感绝望，说不会上诉，“要死在监狱里。”而赵雅静的丈夫此前也因上访国家卫健委，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六个月。

赵雅静的丈夫王宏艺拿到山西省晋中市祁县法院判决书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他重病的妻子听到法官判决后，未提出上诉，那是因为：“她之前跟我说不想活了，要死在监狱里边，因为她说看不到希望了，这几年维权经历使得她心力交瘁，病情也随着维权在一步步恶化，心里边有种抑郁的状态。判决书已经下达十多天了，我今天才拿到判决书。”

今年31岁的赵雅静，原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正常的生活。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她在婚后不久接种了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数周后出现严重不适症状，最终被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赵雅静及其家人怀疑病情与疫苗存在关联，随即展开申诉，希望得到一个合理解释和赔偿。

然而，地方政府及国家疾控部门调查后认定赵雅静属于“偶合症”，即病发与疫苗接种时间重叠但无直接因果关系。官方为她办理了低保和临时救助，但拒绝进一步追责。赵雅静和丈夫王宏艺对这一结论不服，多次向国家卫健委、国务院信访局等部门反映情况，并尝试通过邮寄材料、网络发声等方式寻求帮助。

病情持续恶化 看守所内得不到有效治疗

赵雅静因此数次被祁县东观派出所警告、传唤。今年4月，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以赵雅静在微信群发布信息、向全国人大代表寄送控告材料、以及在国家卫健委门前举牌喊冤等行为为由，认定其“扰乱公共秩序”，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

据知情人士透露，赵雅静在开庭时情绪极度低落，当庭表示：“我不想上诉了，就这样吧，我会死在监狱里。”法院记录中也提到，赵雅静患有严重疾病，目前病情持续恶化，但判决认为其行为“情节恶劣，社会影响严重”，必须依法惩处。王宏艺说，妻子的身体日趋衰弱：“现在她的身体状况是白血病基因突变，多项化验治标显示阳性，都说急性髓系白血病，应该在复发阶段。”

赵雅静的丈夫王宏艺还说，赵雅静病情已出现基因突变，原本需要紧急化疗，但在看守所内得不到有效治疗。医生曾出具住院治疗的医学证明，但法院并未批准保外就医申请。他说：“她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了……精神完全崩溃了。我们2020年8月份才结婚的，当时婚前体检”一切都正常，她打完疫苗后就出现乏力，就没有想过得这么严重的病。”

丈夫曾因上访被判刑 家庭深陷债务泥潭

王宏艺还透露，两人在长期治疗过程中已经负债累累，赵雅静甚至在看守所里请求退回此前缴纳的医疗检查费用，以便留作家中生活费用。仅治疗相关支出就高达60万元人民币，而地方政府的救助金额远远不足以覆盖。

为追讨政府赔偿，王宏艺和赵雅静不停的到北京上访维权。2022年12月1日，王宏艺被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六个月，翌年6月刑满获释。他说：“当时政府答应救助我13万元，但是我左等又等等不到消息，然后我就跟钱大龙（疫苗受害者维权者）去了北京到国家卫健委，回来（家乡）以后，我们地方也是没有给任何救助，还判了我半年刑期。”

法院判决书显示，2025年1月7日15时许，被告人赵雅静取保候审期间，在北京市国家卫健委，与刘燕玲、宋允儿、张卫朵、徐迎侠、翟智慧六人长时间聚集，其他人喊“我们要见领导”的口号时赵雅静与他们聚集在一起，同时被告人赵雅静等六人长时间围堵国家卫健委大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等。

卫健委大门前示威喊口号遭处罚

北京的新冠疫苗维权人士钱大龙告诉本台，当初到国家卫健委门前抗议的人，事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他说：“这是非常罕见的，他们政府解决不了问题就先把人‘解决’了。我们那天去（卫健委大门外）示威喊口号，就把我们抓起来了，王宏艺被（寻衅滋事罪）判刑半年，我被警察‘取保候审’一年，梁小强被判缓刑，伍松也被判缓刑。”

赵雅静案判决后，引发网络上的强烈反响。众多网民质疑，当局为何要用刑事手段对待一名身患重病、只想着争取公正对待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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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江海汇集团于去年“暴雷”，涉案金额高达200亿元人民币，波及逾六万个家庭。随着集团董事长夫妇潜逃美国、维权无门的受害者逐步寻求外界关注，多位因转发外媒报道或接受采访的储户，近期却遭警方以“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为由行政拘留，进一步引发舆论对中国当局对封锁信息流通和言论管控的担忧。

王女士是江海汇案的受害者之一，因安全考量不愿公开全名。她在本周三（4月30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披露，潍坊、枣庄等地的十余名储户因在群组或私下分享外媒报道或曾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近期陆续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我们这边原来和你联系过的人都拘留了，说是被国际反华势力所利用，还说我们都在犯罪。他们（警方）拿着（海外）各大网站上发布的消息，拘留了十几个人，还有一些外省市的人，其中还有互相推荐（分享报道）的人。公安局的人拿来（报道）给我看了，说是反华势力。”

江海汇集团爆雷后，董事长安志斌与妻子周春卫被指在地方政府官员的庇护下远赴美国，而六万多名受害家庭损失惨重。尽管受害人多次请求官方公开案件真相、追回资金，却屡遭公安机关传唤、拘留与监控。

另一名不愿具名的张女士告诉本台，被拘留者多数为女性：“有的已经获释两周，也有少数人仍然没有获释。被拘留的人都说，他们不知道采访他们的是记者，就说是在跟北京的律师联系。我们都说相信让律师协助我们声张正义，把被诈骗的钱追回来，所以我们都这样说。警察还不让我们再和境外反华势力接触。我说，你们（政府）不做那些事情，我们能被人家利用吗？我说我只想把消息发出去看看你们（警察）是否违法，至于是否‘反华’，我不懂。”

本台就此分别致电山东省潍坊和枣庄公安局，试图了解被拘留者相关信息，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受害者公开信指控案件定性错误

受害者们已经向中共中央纪委监委及公安部呼吁，要求彻查案件、追讨涉案200多亿元资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据受害者提供的内容显示，他们批评山东警方将江海汇案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存在严重错误，强调该案应属“合同诈骗”。公开信指出：“经侦（警察）提交的江海汇案件，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对我们受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程序违法，案件还没立案，山东省公安厅就主观地定为‘非吸’，设计好‘非吸’表格让受害者填写……内容也违法，江海汇集团持有政府官方颁发的六大金融业务许可牌照，年年依法纳税，次次年检合格……”

信中还质问：“哪有人民政府政策鼓励的非法集资？哪有政府参股经营、官员站台支持的非法集资？又哪有政府收保证金的非法集资？”

受害者强调，江海汇所从事的“应急转贷”业务原本就是政府主导，旨在帮助民营企业渡过资金难关，并引用山东省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相关文件，指出地方政府不但未尽监管职责，反而涉嫌行政违法。并呼吁：“我们是相信政府才成为出借人的，希望政府给我们一个公正、满意的结果。‘为人民服务’不能只是一句空话！‘安居乐业’不能只是空中楼阁！”

金融公司以融资为名 敛财为实

对于江海汇集团暴雷案，山东临沂居民乐女士接受本台采访时说，2023年以来，山东多家集资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先后倒闭，而去年最为严重：“各地很多融资公司他们吸收资金的目的都很明确，用这种模式去有计划的融资，然后把这笔资金转移出去（境外），再选择时机逃离（中国），还有的把资产转移后，推出一个代理人来顶罪。老百姓的钱就拿不回来了。”

成千上万投资人维权受阻

据本台3月26日报道，江海汇集团董事长夫妇逃至美国后，约十万受害人持续维权，质疑警方将案件归类为“非法集资”是为规避责任，并计划发动大规模集会。

江海汇公司骗案引发民众抗争并非孤例。据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披露，4月22日，中融信托暴雷引发受害者前往北京维权，数百人被警察强制带走，部分老年人、妇女、癌症患者也遭遇粗暴对待，双方发生肢体冲突。3月25日，海银诈骗案受害者在上海维权时，同样遭到当局暴力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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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公益机构“中国律师之友”刚刚发布《2024年度中国律师权益报告》，披露中国律师执业权利在过去一年持续遭受严重侵蚀。报告指出，刑事案件中官派律师“占坑”现象已常态化，律师独立辩护空间急剧压缩。面对打压，一种激烈非常规的“刨坟式辩护”策略在律师群体中兴起，成为无奈中的反抗。

《2024年度中国律师权益报告》系统梳理了过去一年中，中国律师在民商事、行政与刑事案件中遭遇的权利受损情况，并收录了典型个案与民间行动。报告撰写团队由两位在押维权律师、三位国际机构前中国律师及两位公益法律研究人员组成，以详实案例揭示了律师群体所面临的结构性压制，并提出改革建议。

官派律师“占坑” 独立辩护被排除

报告指出，刑事案件成为律师权益受侵害的“重灾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官派律师“占坑”现象蔓延至各类案件，不仅限于政治敏感案件，还扩展到涉黑涉恶、纪检监察主导案件。

来自广东的公益律师陆妙卿本周二（2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官派律师制度的设立初衷，是为那些无力自行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基本法律保障。但如今，它被司法当局系统性滥用，成为排除敢言律师、压制独立辩护、操控诉讼结果的工具。许多被官方指派的律师占据辩护席位，却不真正提供有效辩护，而是配合公诉方的诉求，甚至劝诱当事人放弃抗辩，这不仅违反了律师执业伦理，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的底线。”

报告指出，所谓“占坑式辩护”，是指官方通过法援中心迅速为当事人指派律师，从程序上锁定辩护名额，使亲属聘请的独立律师无法介入。当事人往往在毫不知情、未申请法援的情况下，被剥夺了选择权。报告列举的吴敏案、张展案等案例，显示“占坑”操作已被制度化推广，且手段日趋娴熟，包括行政骚扰、通讯阻断、门禁限制，甚至直接针对委托律师进行调查或处罚。

“刨坟式辩护”非常规抗争的兴起

面对常规辩护渠道被封死，部分律师被迫采取激进策略。报告特别提及2024年高调出现的“刨坟式辩护”，即针对滥权司法人员，揭发其个人不端行为、贪腐或学历造假等，以迫使其退却或暴露司法不公。

曾长期在北京执业的知名维权律师李方平对本台表示：“刨坟式辩护的出现，是律师在常规辩护路径被封堵后的无奈之举。虽然这种策略突破了传统法律抗辩模式，带有激烈的法庭之外的对抗性，但在当前司法环境下，它成为揭露权力滥用、操纵司法、撕开司法遮羞布的一种非主流辩护模式。”

李方平还说，中国律师遭遇到上述现象表明中国法制环境日趋被压缩：“它的出现，恰恰反映了法治环境的恶化和律师生存空间的持续压缩。”

六大改革建议与未来展望

该报告也提出六项系统性改革建议，包括清理《刑法》中滥用罪名、保障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废除官派律师“占坑”潜规则、改革律师协会“官办”体制、设立独立仲裁平台、鼓励律师公开化、组团化辩护以自保。

《2024年度中国律师权益报告》在记录严峻现状之余，也为中国律师界提出了继续坚持、集体抗争的方向指引。在制度性压制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律师的每一次发声与反抗，都是对法治精神底线的最后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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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青年梅世林于本月中旬在市区一座天桥上悬挂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横幅后失联。知情人士透露，警方正在调查梅世林是否与海外有联系，并已对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律师分析认为，当局可能以“寻衅滋事”罪名对其提起指控，以淡化案件的政治敏感性。

4月15日凌晨，成都茶店子客运站外高架桥上突然垂下三条长幅标语，分别写道：“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党”、“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这番直言不讳的表态，在夜灯下引人注目，也迅速引起当局注意。挂出条幅的青年不久即被警方带走，自此失联。

知情人士：当局排查是否有国外背景

成都的秦先生（因安全考虑要求匿名）本周一（28日）对本台透露，挂横幅者是27岁的梅世林。他说，当局对事件极为紧张：“当局正在查他有无国外背景，如果有就会交国安处理，把他转到市国安局看守所，如果没发现所谓勾结外国势力的实质证据，就由成都警方处理。最近半个月，整个成都市内公安局国保和交警都高度紧张，他们生怕再发生一起，那公安局长就别干了。”

另一位成都知情人士杨先生也对本台证实，梅世林已被警方刑事拘留。他补充称，梅世林来自四川沐川县永福镇，事发前在成都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他说：“悬挂政治改革标语的年轻人梅世林是四川省沐川县永福镇人，他先前在成都一家科技公司任职，他在劳动纠纷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且向政府部门投诉寻求帮助的时候，却遭遇漠视。这样的事情其实司空见惯。”

据维权网资料，梅世林1998年1月出生，曾任职于深圳大视野志远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其行动被外界视为仿效2022年在北京四通桥抗议的彭立发，后者因在桥上悬挂反对中共专制的标语而被捕，至今下落不明。

梅世林曾在事前告知少数联系人：“这个标语我已经准备一年了，希望帮忙传播一下。”他自述早有周详计划，并表达了为理想不惜牺牲的决心。

律师：或以“寻衅滋事”罪名起诉

法律界人士陆沉渊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以目前中国政治环境判断，梅世林极可能被控以“寻衅滋事”罪：“他们（控方）有可能以寻衅滋事罪立案，因为他们不想给你一个更加光荣的罪名，例如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颠覆国家政权。他们现在更倾向于给你（梅世林案）去政治化，而想降低此事的政治意义，所以我觉得以寻衅滋事罪指控的可能性很大。”

海外曝光 公开呐喊引发共鸣

海外异议人士杜文及X社交媒体用户“昨天”分别披露了梅世林的身份与背景。杜文透露，梅世林事发当天曾将13秒短视频、照片及身份证发送给他，并写道：“这个标语我已经准备一年了希望帮忙传播一下。”杜文劝梅世林离开中国，但梅坚持留下，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活得太委屈了，他要呐喊，哪怕粉身碎骨。”

对于梅世林公开悬挂条幅事件，成都的杨先生告诉本台，中国社会在高压状态，许多年轻人对现实不满和反弹的情绪正在持续升高。他说：“这样一个社会高压的压力锅也让年轻人对社会和整个政治体制有了反思。这三条巨幅标语，梅世林表达了这样一个诉求：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党等。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最近几年其实比较多。”

目前，梅世林已失联逾十天。关注人士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他的命运，防止其遭受秘密迫害。与此同时，梅世林被网友称为“四川的彭立发”，成为继四通桥事件以来，中国持续有人以公开抗议行动表达对专制统治不满的又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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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中贸易战阴霾的笼罩下，中国基层民众纷纷省吃俭用以求自保。无论年长者还是年轻人，开始过着“能省就省”的日子。上海一位居民表示，近期上街时突然发现卖菜的商铺多了，卖服装等耐用消费品的店铺却少了。年轻人感叹：“钱越来越不好挣了”。从家庭厨房到二手电商平台，“省钱”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最鲜明的生活主调。

 “关税贸易战，普通人自保有六个生存法则。贸易战开打了，我做了三个决定，第一就是极限存钱。”“贸易战开打了，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做？我做了三个决定……不要创业，连小店都不要开，别去当网红，你卖掉手上所有值钱东西。”

上述内容是众多抖音平台博主对网民发出的“生存指南”，意在提醒年轻人要认清当下的经济形势，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恶劣环境。

自三月初以来，美国与中国互加高额关税，导致部分商品关税超过100%。由此引发中国大量外贸产品堆积如山，企业停转，员工被迫放假。顿时，制造业萧条的阴影笼罩着华东与华南地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过起“能省就省”的日子。

菜市场热闹 服装店冷清

上海居民何秀珍女士本周四（2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她每天出门看到的都是菜贩和蔬菜店，服装店却突然少了许多。她说：“你看吧，除了卖菜的还有点生意，但也不好做。我这小区出门到处都是卖菜的，每隔三十米、五十米或一百米就有一家菜店，这么多家，竞争挺激烈的。衣服不买了，我就穿以前的旧衣服。‘七零后‘这一代人肯定不会大手大脚花钱了，因为挣钱也难啊。”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企业倒闭潮频传，就业市场亦未见起色，越来越多的人像何秀珍一样，开始过紧日子。居住在静安区的陈女士告诉本台，许多人担心受到关税战影响，未来要过苦日子，因此开始节约开支：“肯定有点担忧，那肯定要从长计议了。不知道猴年马月才会好转。现在超市基本上很少人去，以前消费都是年轻人冲在前面，现在他们找不到工作，不消费，很节约。餐厅去得少了。上班的都自己从家里带饭。”

北京餐饮业惨淡经营

在中国首都北京，居民野靖环告诉本台，当地许多小餐馆因无顾客前往消费而被迫关闭或暂停营业：“北京现在很多餐馆确实是关闭了。我家附近的几个小餐馆很少人去，有的餐馆一桌两桌，有时甚至只有我们一家，连儿子、孙子几个人用餐。确实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也有一些餐馆顾客稍多一点，但没有像以前那样人山人海。”

消费降级的现象正在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四川、贵州等地蔓延。兰州的邝丰告诉记者，当地人也开始省吃俭用，把钱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看形势，大家都想多存点钱或外币。有条件的就买黄金做长期储备。因为，把钱放在银行也不保险，说不定哪一天存款没了，或打起仗来，钱取不出来。”

疫情后盼复苏未果 生活愈发艰难

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广东佛山居民陈子强对本台表示，疫情之后，原以为中国经济会迅速复苏，但三年过去，经济不但未见好转，又爆发中美贸易战，百姓生活可谓苦不堪言。他说：“这次跟美国搞的这个事（互加关税），经济这几年已经垮了。你别看宣传说习近平领导得好，什么（发展）都上去了，什么军力强大了，什么强大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差多了。什么‘平均收入增加‘，那么多高收入人群把穷人的钱，平均值拉高了。”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现实环境中，“省吃俭用”已不再仅仅是个体节俭的选择，而是一种社会性现象。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贸易战冲击和就业不确定性的多重夹击，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主动压缩开支，以防未来风险，而这一趋势反映出当前中国民众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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