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心理资源广泛分布的城市，县域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心理服务的空白地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师选择来到县城，开设起当地的第一间心理咨询室。

这些隐藏在住宅区、农田旁的空间里，接纳最多的是迷茫的小城少年，也不乏焦虑的父母和濒临崩溃的中年人。它就像一面镜子， 慢慢映照出县城里，那些被压抑已久的情绪和被忽视的心理需求。

文 | 魏芙蓉

编辑 | 王珊瑚

县城有了第一家心理咨询室

升学季一到，这些日子，宋祎禛的电话比往常频繁得多。电话那头，是焦虑的学生和家长：有的高三考生，备考期间频繁心慌，身体僵硬、呼吸急促；有的家长则为孩子的失眠多梦、白天注意力不集中而忧心忡忡。

作为河南洛阳宜阳县为数不多的心理咨询师，每年的升学季都是宋祎禛最忙的时候。考试压力集中爆发，极易成为压垮青少年的最后一根稻草，失控的孩子由家长带着，从周边乡镇赶来求助。

她的咨询室设在县城一个僻静小区的高层住宅里，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被改造成两间咨询室和一间游戏治疗室。窗外是连绵起伏的山丘，她和来访的孩子面对面在临窗的沙发上坐下，不一会儿，一旁垃圾篓里，用过的纸巾隆成小山。

几年前，宋祎禛还是县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因为兴趣接触了心理学，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辞职创业，开了这家心理咨询室，也是县里第一家。当时她没想到，这份在县城看似冷门的工作，背后竟藏着如此迫切的需求。

忙碌的时候，她一周要接待七八个来访者，九成以上是未成年人——校园欺凌，游戏成瘾，厌学，休学……每次300元的咨询费用，在县城不算便宜，成年人有了心理问题往往能扛就扛，舍不得花这个钱；但“再苦不能苦孩子”，尤其“孩子不想上学”这件事，在很多家庭眼里是“天大的事”，拖不得。

县城里长期被忽视的心理需求，数据中也有迹可循。2024年初，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地图》显示，四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正在经历心理问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无论是抑郁、焦虑、孤独，还是网络依赖，情况可能更糟。

宋祎禛不是唯一一个选择在县城做心理咨询的，在广东清远阳山县，胡立玲也在去年开设了当地第一家心理咨询室。

阳山曾是省级贫困县，县城不大，从北到南骑车穿过只需十五分钟，她的咨询室开在县郊，周边成片的农田环绕。楼下赶集的人群热热闹闹，有的来访者上门时，顺手拎着大集上买来的酸奶或几串葡萄，串门一样，边吃边聊。

胡立玲的咨询室，窗外是成片的农田。讲述者供图

在这里，心理咨询仍是个新鲜事物，很多人并不了解它到底是做什么的。最初听说她要开咨询室，家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你要接‘疯子’？”

这样的误解在咨询室里也不少见。一些心理健康、但家长认为需要“管教”的孩子也会被送来，成绩不好、尿床、性格磨蹭……哪怕只是抽了根烟，都足以引发一次“心理干预”。家长期待心理咨询师能像老师一样，给孩子们“好好上上课，开导开导”。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心理咨询当成了医生看诊。孩子情绪崩溃了，家长打来电话问：“吃点什么镇静药好？”医院里没能治好的重度脑瘫孩子，被家属送来，指望心理咨询“能管点用”。但他们不知道，心理咨询不具备治疗能力。

除了孩子，咨询室往来最多的还有妈妈们，县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依旧普遍，她们常常坐立不安，屋里来回走动。一些留守儿童家庭，陪伴的常是爷爷奶奶，讲着浓重的方言，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

在江西吉安市安福县做了三年心理咨询后，戴卫平发现了县城来访者和城市的明显不同。他曾是上海某三甲医院心理科的咨询师，有13年心理临床经验，2021年辞职回到家乡，开设独立的心理工作室。

在上海，他接触到的青少年多是因亲子关系紧张、原生家庭创伤等问题而来；回到县城后，他发现，困扰孩子们的更多是校园人际关系、网络成瘾和繁重的学业压力。每年开学季和升学季，咨询室的来访明显增多，他听过太多孩子的诉苦，“读书太难了，我怎么努力，成绩都上不去”，“每次听默写，老师问问题我就发抖”。

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县城长期以来只用成绩评判孩子，读书也容易被当成通往“出路”的唯一跳板。

每到年底，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戴卫平在上海最清闲的时候，如今成了他最忙的阶段之一——人们回到县城，家庭成员距离拉近，最考验亲密关系，问成绩、问工作、催婚催育，平时被搁置的矛盾集中爆发。

今年的除夕他也没能闲下来。晚饭刚吃完没多久，就急匆匆赶往工作室。两个原本约在几天后的来访者临时联系他，情况紧急，一天都不能等了。

戴卫平所在的安福县。讲述者供图

那五个孩子是在同一周内陆续出现的。今年春天，他们先后来到戴卫平的咨询室，都是十来岁的年纪，脸上还带着稚气。他们坐下，卷起袖子，露出一道道细密的、新旧交错的伤痕。即便从业十余年，这一幕依然让戴卫平觉得触目惊心。

戴卫平说，县城条件落后、心理健康知识滞后，来访者往往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除了轻微的情绪困扰，相当一部分人情况已经很严重。因为在这里，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情绪问题在初期常被简单归结为“作”“没事找事”。长期拖延、忽视之下，很容易发展成极端。

胡立玲所在的阳山县，她常常把这里称作“心理学的荒漠”。在她2023年成立心理工作室之前，当地县医院多年来连心理（精神）科都没有。

胡立玲一直记得那个最早的来访者，她的心理咨询室还没正式营业时，她刚在一个县交流群里发了自我介绍，立马就有一位母亲联系了她。听她描述完孩子的状况后，胡立玲意识到，孩子的问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早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有明显的心理异常，只是一直被忽视、被误解，到这时，孩子的情况已经恶化到疑似精神分裂的地步。

她没能见到那个孩子，对方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心理咨询的范畴，她只能建议家长尽快送孩子去专业医院接受治疗。

但这些提议被家长拒绝了。他们担心，孩子一旦被确诊为重度精神疾病，信息将被上报备案，“孩子未来就完了”。他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孩子终有一天会自己“走出来”。

后来的两年里，胡立玲在咨询室见到了更多有着严重心理困扰的孩子。本该活泼的年纪，整个人却像被抽空了一般，眼神空洞，语速极慢，说话轻得几乎听不见。

在那些微弱的呼救声中，她发现了一个沉重又隐秘的现象：许多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背后，藏着更深的伤痛——性骚扰或性侵的创伤。这些伤害往往发生在孩子年幼时，家长们看护不到位，孩子年幼又不具备判断能力，直到进入青春期，意识萌发，心理问题也随之爆发。

这些受害者几乎都是女孩，事发时大多不满14岁，有的甚至还不到10岁，施害者中有些也是刚进入青春期的未成年男孩。因为事发时间久远，证据难以留存，想要追责几乎无从下手。这让胡立玲和那些陪伴前来的家长一样，都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笼罩着。

胡立玲所在的阳山县，曾经是省级贫困县。讲述者供图

类似的个案，戴卫平也遇到过不少。孩子们的讲述中，侵害大多与“熟人”有关：远房亲戚，补习老师，或是因父母不在身边、托付照看的“熟人”。正因为彼此熟识，这些关系成了隐秘伤害的掩护。

事实上，即便男孩也不意味着能免于性侵害，往往更加隐蔽，也更容易被忽视。宋祎禛曾接待过一位男孩，年幼时遭遇成年女性猥亵。事后他试图将经历告诉父母，却被轻描淡写地忽视了。

这段经历在男孩心里埋藏了近十年，当他因为其他心理困扰前来咨询，才在深入交流中重新触及那个被封存的创伤。他至今没有得到父母的重视和回应，只因为他是个男孩，他们觉得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在一个男孩身上发生呢。

在和男孩的沟通中，宋祎禛感到唯一慰藉的是，他的内心依然善良。宋祎禛记得，男孩多次在咨询中表达，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引起更多人对男孩性侵问题的关注。甚至当自己的表妹或其他伙伴可能面临类似风险时，他也会用自己的经历作为提醒。

然而，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是，对许多孩子而言，那些创伤可能会伴随他们很久。几位咨询师都注意到，不少来访者即使已经成年，工作了，结婚了，内心依然缺乏安全感，难以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

戴卫平在进行沙盘讲解。讲述者供图

咨询室之外的战场

对县城咨询师来说，很多时候，“咨询”并不只发生在那间小小的咨询室中。县城心理资源紧缺，问题来源复杂，往往要求他们不能只扮演“咨询师”，还得临时充当着社工、调解员、临时救助者的角色。

心理咨询室刚起步时，宋祎禛曾接到一次特殊的求助：一位家长希望她能“上门看看孩子”——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长期不出门、不说话，整天窝在屋里，家人束手无策。

宋祎禛一开始有些为难，按照心理咨询专业伦理，通常不提供上门服务。有效的心理咨询依赖于来访者的主动意愿和可控的环境。这两个前提一旦缺失，咨询师再有技巧也难以发挥作用。

但家长一遍遍发来请求，语气焦急。宋祎禛动摇了，想着即便无法正式咨询，也至少作为心理工作者，去确认一下孩子的状态。

当她走进那个房间，眼前的情景让她愣住了。男孩蜷缩在床上，一动不动，头发长时间没洗，已经有些发灰了，像团乱糟糟的鸟窝。屋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异味。

那是一次“完全失败的咨询”，宋祎禛如今说。她尝试和男孩搭话，但对方仅仅是偏头看了她一眼。各种办法都没能帮她找到沟通的入口，最终她只能失望离开。

在县城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很多都经历过专业规范和现实处境之间来回拉扯。城乡执业环境的差异，戴卫平也花了不少时间去适应。在上海的三甲医院工作时，来访者问题相对集中且明确，多为严重的心理障碍。咨询是阶段性的，来访、结束、告别，每一次会谈都清晰有界，双方关系严格限定在专业时间内，不会延伸到生活。

回到县城后，戴卫平发现，“很多设置在县城都显得过于理想”。像宋祎禛一样，他也经常接到上门求助，有时还是来自妇联等机构的紧急求援。此外，县城边界感模糊，他出门散步都可能遇见自己的来访者，也没少拒绝熟人上门——心理学伦理准则中，咨询师应尽量避免与来访者产生双重关系，以防干扰判断，影响中立性。

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求助需求，戴卫平回乡后开始系统考取相关资格证，除了已有的心理治疗师和婚姻家庭咨询师资格，他又取得了中级社工证。社工身份让他能更合法、灵活地进入家庭、深入社区，哪怕是在田间地头，也能开展工作。

回到县城后，戴卫平考取了社工证等各类资格证书。讲述者供图

至于宋祎禛，随着业务逐渐成熟，她也在摸索一套适合县城环境的平衡方式。

家人习惯她的职业身份后，连孩子都常常“介入”。从小学开始，孩子就常把朋友带回家，一脸正经地对她说：“妈妈，我觉得你该跟他聊聊。”

她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个小学男孩，留守儿童。父母离婚后，他被留给爷爷奶奶照顾，在学校里，他是老师眼里的“不良少年”。但在宋祎禛看来，他聪明、敏感，只不过内心伤痕累累。那孩子曾讲起，有一次父亲生气时，竟把他带到山顶丢下，独自驾车离开。因为不想回家，被带到宋祎禛家之前，他抱着一床被子，在楼顶一堆废弃物中蜷缩了一夜。

出于伦理限制，宋祎禛无法为他提供正式的心理咨询，既涉及双重关系，也缺少监护人在场。她只能以朋友、长辈的身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心理疏导。她相信，倾听和陪伴，本身也具备疗愈力量。

宋祎禛说，像这样的留守儿童，在实际工作中很难真正进入心理咨询流程。父母常年在外，照顾他们的祖辈既缺心理意识，也缺乏带孩子寻求帮助的能力。

这些孩子，往往要等到具备自主能力后，比如上了初、高中，才会鼓起勇气独自来求助。她在咨询室里见过他们——没有预约，情绪已经绷到极限，推门直入，流着眼泪，有的甚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有朋友陪伴。

“那样的状态，我不可能视而不见。”宋祎禛会先做基础的情绪安抚。这些孩子大多经济困难，无法收费，也难以按正式流程开展咨询。但哪怕只是一次短暂的陪伴和疏导，也能帮他们卸下一点压力。等到情绪稍有缓和，如果孩子愿意再来，她才会尝试引导他们联系监护人，建立正式的咨访关系。

宋祎禛知道，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样的机会仍是可遇不可求。去年，她主动进入县城一所小学给孩子上团体辅导课，还陪伴一些“问题孩子”做了一整个学期的一对一咨询。比起在咨询室里等人来敲门，她更愿意往前走一步，尽早靠近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

宋祎禛走进乡镇学校上心理课。讲述者供图

难以抵达的

“咨询一共要做几次？”这是县城心理咨询室里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不少来访者带着急切的期待，“聊几次就好”，“最好一次见效”。尤其是那些因心理问题而休学的学生——他们是县城咨询室中最常见的来访群体。焦虑的家长们总希望孩子尽快“回归正轨”。一旦复学，咨询也随之中止。

“心理咨询不是吃药打针，不能一上来就见效”，宋祎禛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建立信任关系，再共同厘清问题，最后探索应对方案。“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和耐心。三五次只是起步，一二十次很常见，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也并不少见。”

可复学就意味着问题彻底解决了吗？几位咨询师都提到，复学只是阶段性成果，真正重要的是帮助孩子修复内在困扰，恢复稳定、健康的状态。否则，那些被压下去的问题只是“延时地雷”，一旦遇上导火索，随时可能以更激烈、更极端的方式爆发。

陕西渭南大荔县的心理咨询师贺晓萌至今仍记得那个让她心疼、却又无能为力的来访者。那个孩子是主动找来向她求援的，初见时孩子心理问题还不算严重，贺晓萌试图联系家长，但并没有得到对方重视——孩子成绩不错，在他们看来，花钱做心理咨询没什么必要。

一年半后，孩子再次出现在她的心理咨询室时，情况已经恶化许多。这一次，父母终于同意让他接受咨询。但过程始终断断续续的，只要状态稍有起色，能够恢复日常学习，咨询就会被暂停。

贺晓萌最后一次接到孩子的信息，是他从精神病院发来的，孩子的心理问题愈发糟糕、反复，父母也对他失去了耐心，最终走向失控的地步。

县城家长对孩子情绪的忽视，在宋祎禛看来，并非出于冷漠，而是不懂得如何回应。“很多80年代以前的一代人，普遍缺少情感养育的经验，（遇到问题）只能看见对错，看不见情绪。”

其实，包括宋祎禛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疏忽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她成长在一个控制感极强的县城家庭，母亲严厉，父亲脾气暴躁。为了避免冲突，她早早学会察言观色，做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孩子”，高考志愿是父母帮她填的，妇产科医生的工作也是遵从了父母意志。被推着走的生活一直持续到30岁，她突然产生了强烈的迷茫和焦虑，发觉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列被别人设定轨道的列车。当她把这些困扰向身边人倾诉，并没得到理解，连丈夫也认为她是“闲得没事瞎想”。

这些困惑与痛苦，成了宋祎禛走近心理学的起点。她自学了心理学，后来辞去做了八年的妇产科医生的工作，转行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宋祎禛说，这是她四十多年来为自己的人生做过的最重要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在县城创业，是因为这里是她最熟悉的地方。

只不过，县城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成年人仍然是极少数。受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大多数成年人只有在情绪濒临崩溃、实在“扛不住了”时，才会走进咨询室。

宋祎禛的心理咨询室一角。图源讲述者

那位患有恐惧症的女性来访者，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她刚坐完月子，穿着睡衣走进咨询室，头发油腻打结，皮肤上蒙着一层黑垢——不是因为邋遢，而是她害怕水。整个产后月子，她一次澡也没洗过。

她害怕的不只是水，连小猫小狗都能引发她的惊恐反应。生育之后，这些症状明显加剧，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丈夫最终也选择离婚。

考虑到她的经济状况，那次咨询宋祎禛并未收费。只对她的恐惧情绪进行了初步的安抚和干预。其实，她的状况需要长期支持和深入处理。但得知收费标准后，女人没有再回来。

这是许多心理咨询师都觉得无力的部分：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往往也最难承担起心理咨询的费用。

现实的限制也压缩着这些心理咨询师的生存空间。戴卫平来到县城后，将咨询费从在上海时的1100元降到300元，对家庭困难的来访者，只象征性收取费用。即便如此，系统、持续地接受心理咨询，对很多家庭来说仍是一笔沉重的开销。

三年前，他从医院辞职，决定回老家执业时，身边同行都劝他慎重。那时他快五十岁了，厌倦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他其实挺喜欢在县城的这几年，日子平平静静，有了充裕的个人时间，能陪伴家人，闲暇时还能打理菜园子。虽然线下来访不稳定，靠线上咨询也能维持工作室的运营。

只是到了今年，情况变得更难了。经济不景气，戴卫平听到不少外地同行关门的消息。3月，他把工作室从县城搬到了附近的地级市吉安，这里离家不远，还能辐射更多乡镇，也意味着更多的客源。心理健康观念的普及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还想坚持坚持，等待改变慢慢发生。

“大家好，我是韦东奕，这是我的账号。” 

念完这句话花掉韦东奕4秒钟，后面再也没了，这就是“韦神”的视频，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唯一的视频。 

微博上那些冒充他的账号已经被封禁。而经过机构媒体求证的正牌账号，抖音、B站、小红书，目前只有这一个作品。

如果像他堂哥接受媒体采访所说的，开这个账号是为了辟谣和与社会互动，这个原本简单的诉求，如今却面临更复杂的局面。短时间内拥有超过2400万粉丝，如果是我也很难消化。 

这是一个真正的传播学奇迹。真正的奇迹，不是个人或算法所能预设，而只能是属于“上帝”——社交媒体时代的人民群众。

堂哥帮他主持了这个账号，开始的几天也和普通账号一样默默无闻。后来极速蹿红，偶然的动力是高考，很多焦虑的父母，把“北大韦神”的评论区看成许愿池。

理性的人不会相信在那里祈愿能够让孩子多考几分，但是，又有几个人相信穿旗袍有效呢？我妈妈到现在仍然相信，我和弟弟考上大学虽然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也和她去淮阳伏羲庙烧香有关。

当然，现在已经不用那么麻烦。有的地铁站仅仅因为谐音，就能吸引考研、考公的大学生膜拜。

这就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信仰，人们并不是深度迷信，而是一种表层信仰：举手之劳，博个彩头，点赞表达一个美好祝愿，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

这样，“韦神”这个外号的内涵就发生了变化。 

他第一次被媒体关注是连续两次拿奥林匹克数学比赛金牌，那时候“韦神”，就是纯粹对数学天才的膜拜。第二次走进媒体视野是2021年，那时他已经是北大教师，一手拿馒头，一手拿矿泉水，那时候的“韦神”，是称呼“天才”的另一面：简朴、另类、专注。 

他成为考生家长许愿的对象，意味着他开始变得抽象和符号化。人们心中的神，总是高高在上，不轻易下来，要么变成雕塑和画像。对一个活人来说，这不是好事。 

但是这一次4秒钟的视频，“韦神”实际上是从神坛上下来了。 他不仅举止“怪异”，健康也不足。整排牙齿脱落，不能简单用“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达。

“基本常识”公号的项栋梁老师从自己的科普经验出发，认为韦东奕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呼吁北大出面解决。 

但是如果你看“韦神”账号下的评论，很少有人谈了他的健康状况，相反，评论区洋溢的是某种奇怪的欢乐气氛。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天才应该有的样子——天才专注于他的使命，以至于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长久以来，中国人心中的华罗庚、陈景润，就是这样的形象。他们要么身体有缺陷，要么缺少基本生活能力。但是，那时候没有短视频，人们只能凭借报告文学作品，来想象天才。 

视频时代来临，一切都会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韦神”的4秒钟视频所呈现的形象，不仅印证也强化了很多人心中对天才（尤其是数学天才）的想象：超强的大脑，可能要以身体残缺为代价。 

如果问那些家长，让你的孩子读北大，同时变成韦东奕那样，牙齿脱落，健康状况成疑，你愿意吗？ 我相信很少有家长会同意。

他们的愿望要圆满得多，只想取“韦神”身上成功的一面——读北大，同时让孩子身体健全，毕业能拥有远大前程，升官发财。 他们在膜拜韦神的同时，心中可能也暗自满足：我的孩子实际上比他强多了，他们通过“膜拜韦神”，实际上确证的是自己的优势地位。

这实际上仍然只是一种自恋：社交媒体时代真正的“神”只能是自己。 

这可能才是“韦神”短时间内走红的真相和秘密：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幸运。一部分家长许愿孩子考高分，更多家长认为孩子和自己的人生都已经考上了高分，好好活着，这就是中国人最核心的诉求。 

社交媒体时代，所有的“一夜爆红”，其实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早已存在的“群众的渴望”。很多难以理解的传播现象，根本不是什么“算法”操纵，而是这种广泛存在的“人心”。

 “韦神”和此前很多“网红”不同的地方在于，不管是他本人、家人还是各平台、校方，都没有打造一个网红账号的需求。这是一次“反走红”式的走红，是一次“追求安静书桌”却引发的喧闹。 

但是，在“普遍的人性”中，也能发现一点善意。那就是保持“韦神”不被打扰的研究和生活，仍然是很多人的共识。围观的热情终会散去，希望这一点善意能够留下，让韦神能够更好地做他自己。

卡夫卡手稿也不“转”啊，不也传世了——哎呀妈呀，一用“专转传”话语，感觉说的真不是人话了。

前文回顾：颁奖董宇辉，人民文学奖成文坛笑料

上海高考作文把我整迷糊了。

专、转、传，这算是什么逻辑下的分类呢？都带“专”就行？真想给出题老师一砖！

一个朋友说这是“脑残+强迫症”逻辑。

还有人解码出新的暗语：

文人连个分类逻辑都没有，以字形绑架为高级？真是丢人丢到高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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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专、转、传”分类始自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胡晓明教授。

他用这三字概括文章类型，自以为是汉字思维的创新，但是，拜托了，这种诘屈聱牙的强迫症分类思维，真算得上是对语言自由的暴力规训了。

胡晓明在文中称，“专”就是专业、专家的文章。专家之文，有“冷板凳”与“热炕头”两类，但文章并非只能有这两样选项，排斥黑，不一定就是白，还有红、黄、蓝、绿等，世界是七彩的。这就要说到第二种文章的状态：“转”——“作者总是希望他们的文章能够有更多的人读到，并得到一种迅速的点赞，现世的声誉回报，但专门经营此类，以倾动一时，惊听回视，会很快变成随风飘转的、时代吸尘器里面的灰尘。越是蹿红的网文，可能越是速朽的渣文。”

按胡晓明的说法，从“专”到“转”再到“传”，三个字也是辩证的关系——专家之文，过于小圈子，过于封闭，就自然变换而为“转”家之文，“转”家之文，过于轻浅、过于流俗，过于牵就人情与时尚，就会自然生出一种要求，一种真正传世之文。

大家看明白他想说什么吗？专业文章不能传世，还是通俗文章不能？专、转和传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另外专业文章既然可以是七彩的，那不就包括通俗化的“转”文了吗？专和转又是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再把传包括进来，那他妈真是狗屁不通了。

文学学者，能有点最基本的逻辑意识吗？

其实哪有什么正常逻辑，这就是在玩“专”字偏旁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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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文章需“专”，通俗转化需“转”，传世经典需“传”，而所有路径必须共享“专”的基因。

哈哈，三字强行统一“专”字偏旁，就像为不同灵魂的文章套上同款病服。

这种设计暴露了命题者的形式主义强迫症：试图用视觉统一性掩盖逻辑断裂，用字形相似伪造理论自洽。

除此还有其他吗？

这是虚假的三分法。

“专→转→传”的箭头暗示文化进化论？但又说中途的“转”流俗，那就不是进化了——另外，通俗的读物，并不像你说的一定流俗的啊。

真是处处是bug啊。

再说了，专也可以直抵传呀（如《时间简史》），为何中间要加个“转”？专和转并不是对立的词汇啊。

卡夫卡手稿也不“转”啊，不也传世了——哎呀妈呀，一用“专转传”话语，感觉说的真不是人话了。

这是最致命的。为了凑三个“专”字偏旁，让人话变异了。

“专”字偏旁，在此成了思维裹脚布。这真是毫无营养的分类暴政。

传世之作和“专”、“转”有毛必然的逻辑？

鲁迅写《狂人日记》时想的是“救救孩子”，而非“专转传通关攻略”；曹雪芹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何曾计算过转发转化率？所有穿越时空的文本，只因承载了人类精神的极限刻度，这哪是狗屁不通的专转传所能解释的。

“专转传”的偏旁整饬，让文学圈学术话语的形式贫困，暴露于天下。当高考命题沉迷于字形连连看，所谓的思想旷野，已被强迫症被修剪成了盆景。

真正的写作，从不为偏旁折腰，只向自由致敬。每个时代自有其文脉，何须“专”字偏旁强行续命？

专转传的笑话，有点像马保国大师的“接化发”——看到他被一拳打翻真开心。文坛和中国功夫一样，要把这硬造概念的裹脚布去除了。

5月31日，张雪峰2025届高考季直播结束，他哽咽着表示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直播。

“干我这个行当不容易的，我动了太多的人的蛋糕了，有些东西我不能说得过于直白。”

他眼含热泪双手合十，嘴角向下，向屏幕前的家长和考生深深鞠躬，说了两遍自己真的已经尽力了。

很快，张雪峰自曝可能告别直播相关词条，瞬间冲上热搜。众人议论纷纷，还有很大一批网友流露出不舍情绪，毕竟还有很多人等着看今年的报考志愿指南。

在一年中最应发力的时候，张雪峰决定闭嘴。

从不消停，6月5日，河南一位高三考生家长在张雪峰团队直播间，花168元买了2025年高考预测卷，结果孩子做题时发现有题目出错了。

在家长反馈问题后，客服承认题目错误，但拒绝退货退款。这位家长在此之前经常下单张雪峰的产品，认为他是权威的存在，在发生此次事件后感到失望。

这些年，张雪峰争议不断，总在风口浪尖处讲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态度尖锐。

几乎每次他关于高考与考研的发声，都会在网上掀起一阵巨浪。流量向来眷顾他，半点不由人，曾经口口声声说着不希望自己太娱乐化的张雪峰，早已成为娱乐中的重要一环。

反复被骂，反复道歉，他在这个漩涡中乐此不疲，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得罪了不少人。

有人觉得他利用焦虑割韭菜，有人认为他是普通老百姓认知鸿沟的填补者。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张雪峰，在最为火热的高考季选择退出热潮，也许是一种人在悬崖边的以退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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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今年有1335万高考考生，张雪峰却主动退圈，用“动了太多人的蛋糕”这句话表达了自己在这个行业的压力，也对过往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如果老张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不到位的地方，请大家原谅。如果在直播过程中，我伤到过某位家长或者某一类人群的话，我真诚地给大家道个歉。”

 张雪峰原本正常恢复直播是8月份，但是也有可能，这是大家最后一次在网上看见他，弹幕区齐刷刷被“张老师别走”刷屏。

暂别之外，他还提到了自己的消费习惯与价值观。

“我这个人消费欲望极低，直播中就那么几件衣服，考研培训这不是挣钱不挣钱的事情，我真的特别希望能把这个事业做好，真的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帮助……”

言辞无比恳切，直播临了，张雪峰在眼泪即将夺眶而出前，抿着嘴巴，向屏幕前的家长和考生深深鞠躬，表示自己真的已经尽力了。

这次直播结束后，立马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与以往被骂、道歉、生病不同，这一次的画风有点煽情，有点委屈意味。

 其实话里话外都不难看出，张雪峰这次所谓的退网，未必是自此不再直播，很大可能是事业转型，也有可能是“避避风头”。

 关于张雪峰此次举动，大家再次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说他坦诚、是实在人；有人说他卖人设，含泪赚了几个亿也该退网了……众说纷纭。

张雪峰其实早有准备与动作，一个月前，苏州峰学蔚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申请注册近40枚“姩菡”商标，分类众多。

 姩菡正是张雪峰女儿的名字。

 去年夏天，张姩菡独自参与录制《寒暑假》综艺，言行举止落落大方被观众们喜爱。

张雪峰对自己女儿的未来早已计划好：混个本科，进银行工作。她的女儿在哪个银行，他就把存款放到哪个银行，两个公司，每个公司常年都有1亿存款。

“你985毕业的，拉存款也要一个个来，我女儿不需要，她伺候我一个人就行了……”

 有网友认为他是霸总式宠女儿，也有人认为张雪峰此举破坏了就业公平，带坏了社会风气。

 张雪峰不管，他就是要给女儿最好的。他一直对自己孩子的教育理念就是她想怎样就怎样，作为父母，他就是最坚强的后盾。

 “我小时候在地上弹玻璃珠，我女儿现在打高尔夫。”

 女儿喜欢画画，张雪峰直言可以给她开一个美术学校，让自己员工的孩子免费去上课，学费自己包了。

早已实现财富自由的张雪峰，给女儿准备了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女儿可以随便学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没有后顾之忧。

 卷了自己多年的他，不过是为了让孩子有资本拒绝内卷。

02

 
在底层摸爬滚打过的张雪峰，深谙人性幽微之处，参透了高考学子与家长的焦灼心理，多次标榜“志愿填好了，能弥补50分差距”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

 2024年高考季，张雪峰因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引发争议，他旗下峰学蔚来公司推出两款私人订制志愿填报套餐，收费分别为11999元的梦想卡和17999元的圆梦卡。

张雪峰直播时放出了两万个名额，仅仅在三小时内便被家长一抢而空，他的公司当天销售额高达2亿，这惊人的营销力，在教育培训行业堪称奇迹。

 如此受欢迎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背后，是相当复杂的报考规则。

 好不容易结束严峻紧张的高考，家长担心孩子选错专业，走错人生方向；学生心智不够成熟，缺乏社会经验，对未来更是无措迷茫。

 在百般焦虑下，他们选择付出高额费用向张雪峰咨询，购买一种让自己心安的“确定性”。

可怕的是甚至连2026届志愿填报服务都已售罄，这意味着很多家长的孩子还在读高一，就早早下了订单。

被指饥饿营销的张雪峰解释：师资只能匹配有限名额。

 能获得他本人指导的志愿填报服务，更受家长追捧，价格自然更为昂贵，很多人表示：

 张雪峰变了，已经不是过去那个他们熟悉的张雪峰了。

 他还遭到教育行业协会的公开批评，“教育服务应该普及化，不能越来越成为资本的游戏”。

 果然网红的结局不是带货，就是卖课。

 张雪峰一直认为自己这个行业是在打破信息差，还有些情绪价值。

 去年高考出成绩报志愿阶段，有一位想报中医的女孩和张雪峰连线，引发一阵热议。

 女孩来自河北唐山农村，高考成绩490多分，很想学中医，张雪峰上来就问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

“你爸你妈是做什么的？”

“都是农民。”

“你家里边有人是医生吗？有在医院工作的吗？”

“没有。”___

“那很有可能你要放弃学医了。”

张雪峰当场给女孩泼了凉水，这个分数只能勉强上个河北民办的院校，无法保研，更上不了本硕连读，他建议女孩考虑一下乡镇卫生院地方的定向乡村医生。

 几乎在他走红后的每年高考季，张雪峰都备受关注。

 他的知名言论层出不穷，“所有文科都叫服务业，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想上外交学院将来当外交官？天黑了适合做梦”“家里没有企业要管理的别报管理”“律师就是销售”“适不适合学建筑跟美术功底没关系，主要是看你家孩子能不能熬夜”……

闹得动静最大的前有新闻学风波，后有“文科都是服务业”争议。

 2023年高考季，一位家长到张雪峰直播间咨询，自己的孩子理科模拟考试考了590分，能不能报考四川大学的新闻专业。

 只见张雪峰异常激动：

“孩子非要报新闻，我一定会把他打晕，再给他报别的！千万别报新闻，从中国本科专业目录里面闭着眼睛摸一个都比新闻好。”

 这位家长反复强调新闻是孩子的梦想，张雪峰反复强调做爱好可以，但不能作为职业，一定要把孩子打晕。

意料之中，张雪峰的这番言论被推向舆论顶峰，朝他开火的大多是中产阶级与文青，觉得张雪峰过于功利主义、太现实，扼杀了孩子的理想与追求。

 有一位来自重庆大学的教授直怼：“千万别被张雪峰这样的网红忽悠，他害人不浅、误导公众。”

 舆论不停发酵，“张雪峰新闻学之争”上了热搜第一，众多新闻学教授对张雪峰进行围剿，他的过往言论被以偏概全地放出来，被群起而攻之。

 张雪峰说：“我离被人搞不远了。”

 他不得不闭嘴，还因过度劳累、胸闷心悸被医院强制住院，只好关闭评论，安心休养。

 这场轰动的新闻学风波，随着张雪峰的病倒，有了缓冲地带，不过他死心不改，不会放弃制造话题的机会。

 他掌握了这场游戏的技巧，将某个命题犀利表达，引发争议后再出来道歉，道歉的言辞其实是命题本身的再度演绎。

03

 
在张雪峰那里，高考报考其实就是向残酷现实妥协。

 去年，在给家长与学生推荐专业时，他称“所有文科专业都叫服务业，服务业总结成一个字就是舔，就是‘爷，我给你笑一个’。”
 
无疑又惹麻烦了，这几句极具杀伤力的尖锐言论冒犯了很多人。随后，张雪峰又为自己的口无遮掩道歉了。

“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给大家笑一个！我在干嘛，我也在舔，可是我没觉得这有什么所谓的不好啊！”

 显然，张雪峰虽道歉了，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追捧、信任张雪峰的多是现实的普通人，他们认为选专业就要选合适的，能让自己吃上饭的，大多数老百姓的家庭没有反悔的本钱。

 如今腰缠万贯的张雪峰，曾经也是穷人中的一员。

 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的他，非但不富裕，还穷得不作响，“别人说自己家穷，说的是穷得叮当响，而我们家响都不响”。

一家人租住在一个破旧的平房里，张雪峰和父母挤在一张床上睡觉，最困难时全家收入只有600元。 

小时候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他，经常看见偷煤的人，见多了形形色色人，在鱼龙混杂中也知道了社会本色。

张雪峰过早地体会到现实残酷，也在无形间造就了他务实的底色。

 从小在火车站见多来来往往的人，他迫切地想走出牢笼，到外面的世界去，于是在填志愿时，张雪峰报考的全是东三省之外的学校。

 高考时，他考了全县第60名，被录取至郑州大学给排水工程专业，那并不是他的第一志愿。

2007年，大学毕业后的张雪峰来到北京进入教育行业，一开始是帮朋友做考研辅导。

 他发挥了性格优势，讲课风格诙谐幽默，很受学生们欢迎。

 命运的巨变发生在2016年，彼时视频网站如日中天，有学生将张雪峰的《七分钟解读34所985高校》讲课视频传到网上，凭借犀利的语言和夸张的表演风格获得巨大关注，获得十几亿播放量，一触即发他的网红生涯。

 视频里，张雪峰搞笑解读全国高校：“哈尔滨工程大学是最无私奉献的学校，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是中国最委屈的大学……”

 他的粉丝从几千人暴涨到几百万，如今他抖音账号有2656万粉丝，微博账号800万粉丝，堪称名副其实的超级网红。

 走红这年，他32岁。

 张雪峰的身份发生了巨变，从一位普通的考研老师成为了大网红。

 走红后，他先后参加了《演说家》《快乐大本营》《奇葩大会》等综艺节目，拍了电影，开设全国各地的讲座活动，座无虚席。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张雪峰的人脉越来越广，他的拥趸前赴后继。

 张雪峰成为很多北漂者的榜样，他本人的真实经历，便是年轻人追梦路上的最佳范本。

 随着露面越来越多，张雪峰心直口快的犀利风格，招来很多争议。

2018年，在某次演讲上，他不建议大家报考西南大学，理由是“曾经有一位家长说自己闺女报考西南大学化学专业，但是分没够，结果一分都没浪费，进了西南大学学了兽医……”

 台上的学生哄堂大笑，西南大学的学生在网上骂声一片，认为他侮辱学校，张雪峰出面道歉。

 一年后，在青岛大学演讲过程中，张雪峰被人泼了一身鲱鱼罐头，教室顿时恶臭熏天，不过他面不改色地讲完了整场讲座。

 事后，他表示当时心里想的是，不能当着大家的面崩溃，要崩溃，也要留到一个人的时候再崩。

 这件事让张雪峰深刻体会到成名的代价，他曾预言“所有网红的终点，都是塌房”。

 在塌房前，张雪峰抓住风口，这几年顺利实现个人IP流量多元变现。

2021年，张雪峰带着家人离开待了14年的北京，到苏州定居，成立了苏州峰学蔚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雪峰，由他持股75%，经营范围包括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出版物零售、留学中介、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等多个领域。

 老师、网红、商人、老板……他陆续完成阶层跨越。不管是凭实力打破信息差，还是割韭菜，毋庸置疑，实用主义者张雪峰赚到了钱。

 张雪峰曾公开向媒体透露自己每年仅靠讲课，能入账几百万，他多次强调：“我去参加一期节目，挣的钱还不及我一堂课挣得多。”

 他认为外界对自己最大的误解是“功利”，张雪峰认为自己的建议对学生是最合适的，“老百姓的家庭，不是那个样子的”。

04

反精英的张雪峰，对待自己的员工体贴入微。

今年年初，张雪峰在直播中公布，自己公司有350位员工，年终奖和绩效加起来一共发了2000万，人均拿到6万元的年终奖回家过年，公司春节放假23天。

在此之前，张雪峰就多次因对员工人性化惹来打工人羡慕的目光。

据公司员工描述，张雪峰有着极强的责任心，有员工想在苏州买房，但是付不起首付，他毫不犹豫借给了对方100万。

员工买房后第一顿饭，会邀请张雪峰到自己家里吃，他表示“员工开心我就开心”。

公司成立不久，他宣布率先实行“上四休三”的工作制度，员工每周三可以休假或居家办公。

去年冬天，张雪峰给自己公司的员工每人多发300块钱，称“冬天的第一顿火锅，我请大家。”

 随后，他又在员工的工资里多打300块钱，让他们吃过年的第一顿猪肉，并为每位员工以及他们的家人，送上羽绒服。

 张雪峰是从小县城走出来的，太知道普通老百姓需要的是什么。

2022年，张雪峰的父亲因病去世后，他在公司宣布员工直系亲属生病了，可以直接找他申请资金支持。

 他关心身边的人，也关心远方的人。

 2024年5月18日，张雪峰在自己40岁生日这年，决定向黑龙江省希望工程协会捐款50万，向苏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100万。

 他晒出两张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并写道：

 “40岁了，以前别人跟我说咱们四十多岁的人怎么怎么的，我都会生气，我看起来有那么老么？今天，到了人生上半场结束的时候！上半场总结，就是在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到今天！”

在此之前，张雪峰已经向多所学校与希望工程捐款，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

前有向黑龙江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家乡家庭经济困难高考考生，后有每年向郑州大学捐款300万，向哈尔滨理工大学捐款100万……

 抛却各种争议，张雪峰的公益行为是实打实为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带去帮助。他还鼓励员工参与到对家乡的慈善帮扶中，鼓励优秀员工向母校捐款，公司和员工各承担一部分金额。

05

 张雪峰这些年的经历，是中国网红经济进程的真实缩影。

 他不停用自己那张嘴制造话题与热度，博得关注与流量，成名以来从不缺“峰言峰语”，可教育行业本质上是严肃的、公益的，这与网红经济的功利性、娱乐性背道而驰。

 于是争议，就这么当众滋生了。

 网红这个圈子向来是对赌的世界，没有人是看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张雪峰承担起了弥合从老师到网红身份裂缝的功能。

 进入退潮期的张雪峰，主动停下脚步，也许是他需要时间去思考如何挽留住潮水，也很熟悉在危险边缘，应该做出何种姿态才可自保。
 流量时代，成为顶流很快，失宠也在刹那间，对此他了然于心。

 不过没关系，他早已从中受益颇多。

树大招风，在关键时刻选择沉默，张雪峰果然是聪明人。

CDT编者按：如果您或者您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请联系干预机构为自己和他们寻求帮助。

答题卡上的遗书，为何撕不碎教育的铁幕？

4月26日凌晨5点，安徽蚌埠某名校高三女学霸桐桐从高楼跃下，年仅18岁。

她留在答题卡上的遗书，成了对这个教育时代最刺眼的控诉——

考前呕吐、深夜崩溃、与知识分子父母围绕排名的争吵，最终化为一句“我很累了”的诀别。

这个牵挂着流浪猫和奥运会国乒夺冠的女孩，在高考前十天将生命定格。

当一张写满牵挂的答题卡变成绝命书，我们不得不质问，压垮她的真的是分数吗？

在遗书中，桐桐描绘了一个撕裂的青春图景：

常年稳居年级前列的她，因一次滑落至第五六名遭父母斥责，随后拼命夺回第一名宝座。

这种“阳光型抑郁”的悲剧并非孤例——

湖北十堰公交车里，校服少年蜷缩在座椅上痛哭：

“每天拼命学习，为什么成绩还在下滑？”

车厢内沉默的乘客与车窗外的霓虹，共同拼凑出中国青少年的精神困境全景图。

01 血色青春，二十年未愈的伤疤

桐桐的悲剧在历史镜像中映照出诡异的重合。

2005年冬，安徽桐城14岁少年小含因课堂罚站投塘自尽。

在他浸透池水的作文本上，墨迹凝成泣血之问：

“成绩、分数、重点，这些虚伪的代名词，真的那么重要吗？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更令人心碎的是，他在涂改的草稿上，曾写下“世界什么时候变得如此黑暗”的绝句。

二十年时光流转，教育生态的病灶却始终溃烂。

安徽省政协委员姚淮芳在2024年“两会”疾呼：

教育内卷已让中小学生普遍出现睡眠不足、视力下降、焦虑抑郁等健康问题。

当某地教育系统谈判代表轻车熟路地用“类似事件赔偿不超过5万元”的经验处理纠纷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制度的麻木，更是价值的异化。

从“拼娃”到“拼命”，从罚站羞辱到排名压迫，教育功利主义的绞索始终悬在青少年脆弱的脖颈上。

02 政策空转，减负沦为数字游戏

为破解困局，国家接连打出政策组合拳。

“双减”政策实施三年，张掖市交出了漂亮答卷：

课后服务参与率99.33%，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率92.44%。

南召县罗汉小学的“三清练习”模式更被奉为典范——

堂清、日清、周清的阶梯管理，看似构筑了轻负高效的理想国。

光环之下，裂缝触目惊心。某区人大常委会2023年调研报告揭露真相：

部分学校作业量明减暗增，校外培训机构转入地下游击战，家长焦虑催生“酒店补课”“家政家教”等新型变异。

当政策要求与升学率考核在校园狭路相逢，某校长坦言：“升学率仍是考核最重要的方面”。

当“减负”变成数字报表上的压减率，当“素质教育”沦为综合素质评价表上的勾选项，政策善意已被层层消解。

家长反对双休的声浪与学校阳奉阴违的对策，合谋将教育变革逼进死胡同。

03 高考迷思，新瓶装旧酒的轮回

2025年高考改革浪潮席卷八省，“3+1+2”模式打破文理分科，赋予12种选科自由。

山西、河南等地考生将亲历这场变革：物理历史必选其一，化学生物等四科择二，等级赋分制破解原始分差异。

新赛道却暗藏旧荆棘。

农村学生在科技创新、艺术特长等综合素质评价中天然失语；物理选科率虽从40%升至62%，顶尖高校仍将物化捆绑作为理工科入场券。

当985高校强基计划明确高考成绩占85%权重，“分数王道”的逻辑依然根深蒂固。

高考指挥棒挥舞之下，安徽政协委员姚淮芳的呐喊显得尤为迫切：

取消中考分流，实行小学到高中一体化义务教育。但教育资源不均的现实，让延缓内卷的构想近乎乌托邦——

当城乡教育差距尚未弥平，任何形式的分流都可能演变为阶级分筛。

04 教育真谛：破茧时刻已至

桐桐事件后，父母在公告中呼唤“心理健康教育”。

讽刺的是，二十年前小含投塘的池塘边，校长就曾痛悟：

“农村学校缺乏心理教育师资，全市乡镇中学几乎都没有”。

两个时代，同一套忏悔模板。

当张掖市推行“作业辅导+多元社团”的课后服务时，当罗汉小学用“思维缜密，逻辑清晰”的个性化评语取代冰冷分数时，希望的微光已然显现。

但桐桐答题卡上未干的泪痕警示我们：教育改革的计量单位不该是压减率与赋分公式，而应是孩子眼里的光。

遗书PS部分那句“单词机调成小学生模式留给妹妹”，像一道灼热的社会质询：

我们还要让多少答题卡变成遗书，才肯砸碎这架制造精神伤亡的教育机器？

桐桐把单词机调成小学生模式留给妹妹时，可曾想过那台机器里装载的，是同样沉重的轮回？

那篇写孩子拉不出屎的文章被删了。虽然我早有预感，但自己辛辛苦苦写的文章就这样被删了，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那篇文章讲的是，在被精密切割的作息表里，一个中学生连上厕所的自由都失去了；讲的是在被严格管理的制度中，一个孩子必须克制身体最基本的信号，才能不被扣分、不被批评；讲的是，孩子不再被当作人看，而是一张张答卷、一个个分数、一个个升学数据。

文章没有脏字，没有煽情，也没有影射谁。但它太真实了，真实到让人不舒服，真实到系统本能地想把它藏起来。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有11万人在那天点开它，几十个素不相识的读者打赏、留言、说“谢谢你说出来”。它写的是孩子们想上厕所而不得，是他们弯着腰、憋着肚子、无声隐忍的日常。

但它消失了。（被删的那篇文章在我的知识星球上还有留存）

也许是被机器删的，也许是被人删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被删的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个社会本该拥有的反思能力。

当一个孩子，每天从早学到晚，却连一节能放心去厕所的课间都没有；当一个十三岁的学生在监控下不敢抬头、不敢走动，更不敢站起来去上厕所；当家长、老师、制度、考试，把一切压在他们肩上，唯独忘了，他们也是人，能饿、能渴、会累，也需要排泄。

是的，那篇文章讲的是拉屎，但更讲的是一个社会是否还愿意承认孩子有身体有尊严，一个社会是否为了所谓宏大的愿景而牺牲一个个微小个体的真实需求。

我不是医生，也不是专家，我只是个写字的人。但我知道，一个系统如果连孩子的屎都管不好，它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它的问题从来不是厕位不够、作息不合理这些表面操作，而是根子上的价值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被当“人”来看？一个孩子的基本生理需求，能不能被当成一件重要的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这个系统无论教出多少状元、拿到多少奖牌，都是失败的。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失败。不是没考上清北，不是数学没学好英语没背完，而是我们把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教成了不敢说话、不敢示弱、不敢表达身体感受的大人。他们习惯了隐忍，把不舒服藏起来，把尊严让出去，把情绪压下去。他们未来走上社会，或许也会对下一个孩子说：忍一忍就过去了。可这一忍，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痛，传了下去。而那最初的一点疼痛，明明可以被好好看见，好好对待的。

如果我们连一个孩子要不要上厕所这件事，都要靠忍耐和压抑去解决，那我们到底在教什么？

我们说教育要培养健全人格，要发展全面素质，可什么是人格？什么是全面？不是把人训练成标准答案的机器，也不是把每一分钟塞得满满的行军表，而是让他在身体上舒展、情绪上安定、心智上自由。

可我们教孩子的是另一套东西。我们教他们讲纪律，却不教他们怎么识别身体的信号；我们教他们守规矩，却默认上厕所是一种破坏；我们教他们“追求卓越”，却从来不告诉他们：你饿了可以吃，你累了可以休息，你想上厕所，不需要请示任何人。我们甚至羞辱了这些最正常的需求，把一个孩子想上厕所的自然反应，硬生生训练成一种隐秘的羞耻。

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整个教育系统在无声中制造创伤。一点点，一天天，从不被允许的厕所、不被承认的情绪、不被理解的痛苦开始，孩子们逐渐学会了“吞下去”这三个字。他们变得沉默，变得怕麻烦，变得太懂事了。可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这么懂事、这么“听话”的下一代吗？

有人说，这一代的孩子太娇气了。我不认同。真正娇气的是那些自诩成熟的人，对权力俯首帖耳，对现实视而不见。你说孩子们娇气，可他们一天到晚不喝水、不吃饭、不能上厕所，不敢喊痛，不敢哭，你让我看看，到底是谁更脆弱？

我写那篇文章，不是为了发泄情绪，而是因为我不想假装这些事情无关紧要。我写，是希望还能有人记得，教育从来不只是“成绩”这两个字，它应该是把一个孩子，平安地、完整地、尊重地，带进世界的方法。

而当我们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时，我们到底在把孩子送去哪里？

你可以删掉它，但你删不掉孩子们的痛苦，而我，也删不掉心里那股怒。

所以我还会写，还会说，还会提醒那些早已习惯这一切的人——

教育如果忘了孩子是一个人，那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如果你看到这里，如果你还记得那篇文章，也有过一瞬间的共鸣，我只求你帮我把这篇文章留下来。

写下这些，是希望那个孩子不要再学会你曾经学会的那一套；是希望他知道，他可以说“不舒服”，可以说“我要去厕所”，可以说“我受不了了”，这些不是软弱，是一个人该有的本能和权利。也是希望你自己，哪怕已经长大成人，也别再忘记那个曾经被迫忍耐的小小自己。他不该被忘记，你也不该一直沉默。

这不是关于排便的文章。这是关于我们还愿不愿意把教育，重新放回“人”的尺度上。

谢谢你读到这里。如果你愿意，就像上次那样，留个言，转个发，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让这个社会里，那些最小、最真的事，别再被轻易忽略。

谢谢你还愿意听这些微小的声音。我们一起，把它留在这个时代。

南方周末关于大量中学生便秘的报道，引发的关注远超预料。

它意味着某种伤痛已经触发大部分人的神经：一个社会的弊端，最终由无辜的孩子来承担；孩子们不但精神上受到煎熬，身体上也已经出现症状。

想想真的悲哀：很多年前南方周末呼吁的还是其他自由，如今开始呼吁孩子们的排便自由——我们在不断的退步，但是还有退的余地吗？已经到孩子们的肠胃了，还会到到哪里？

我想起前几天范美忠老师来书店做分享，他带来了四个学生。

有读者朋友看到这些孩子，露出了羡慕的眼神：他们的状态太好了，走路有风，眼神明亮。

当然啦，他们四个可都是参加了不久前的800公里徒步。

分享会当天，一位朋友带儿子来。她说，给儿子讲小朋友们的徒步经历时，儿子睁大了眼睛：徒步800公里，那是“正常人”能做的事吗？

到底什么是正常？被禁锢在教室中普遍出现便秘，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正常。

我想起范美忠对我的诘问。在一篇文章中，我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怪杰”，他说：我“杰”是肯定的，但是并不怪；不正常的、奇怪的是社会，不是我。

他说得太对了。

我们要模仿鲁迅说什么“救救孩子”，其实我们连什么是健康的孩子都不知道了。

那天和范老师以及孩子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他们走路飞快，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范老师一点都不担心他们。

晚上分享会结束，范老师要和读者去夜宵，我问他：这些同学怎么办？要不要送他们回崇州的学校？

范老师回答：不用管他们。他们今晚上自己住酒店，明天继续在城里参加活动。

这不但是“正常的孩子”，健康的孩子，还是强壮的孩子，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他们不会便秘。

中学生普遍便秘不是新现象，几个月以前我就看到相关的资料，如今不过是由好的媒体把它讲述出来而已。

它反映出某种现实：为了考试成绩，中学生不但精神普遍出现问题（青岛有老师的论文指出超过50%的学生有抑郁症状），肠胃也普遍出现了问题。

可以说，这个社会已经病得相当严重，最终由未成年人以一种曲折的形式，承担了社会的病症：无休止的内卷和规训，不但塑造人的灵魂，也在重塑人的身体。

南方周末提出了“如厕自由”的呼声，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对此感到羞愧。正是作为整体的成年人——家长、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合谋，让孩子们出现了普遍的便秘。

现在作为家长你必须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孩子的自由——有身体的自由，灵魂的自由，然后才是好的教育。

我小时候在乡下，父亲和他的教师同事们都会说一句话：管天管地，管不住别人拉屎放屁——你对学生的管理和规训，是由一个限度的；要留一个空间给孩子，没有空间，人又如何成长呢？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中学生举报上交平板电脑

正文之前先表个态：

发动学生之间相互举报，还对举报者作出奖励，是最卑劣最下作的教育方式。

看到一个大快人心的判决，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帮忙分享给身边每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

这是由湖南高院通报的一起真实案例：

事情发生在湖南一所中学，这所学校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一经发现，马上收缴。当然，大家都知道，学生总会有各种办法偷偷带，偷偷玩，不可能完全禁绝的。

于是，学校和老师们就想了个损招，鼓励学生互相举报，查实后除了收缴电子产品，还给举报者以表扬和奖励。

也不知道是出于个人恩怨还是为了那点奖励，就还真的有学生举报了：

A同学上课时发现B同学偷偷玩手机，等B同学下课出去后，A同学向老师举报了这一情况。不仅如此，A同学还直接打开B同学的书包，把“缴获的赃物”上交给了老师。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老师不但没有批评A同学擅自翻别人书包的行为，还给了其一盒牛奶作为奖励。

B同学回到教室后发现书包里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不见了，被大家告知是老师收缴了，A同学承认是他向老师举报的。得知真相的B同学勃然大怒，将A同学打破了头，打伤了手，经鉴定为“轻伤二级”。

这要是成年人，轻伤二级就足以构成故意伤害罪了，此案中B同学不满16周岁，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民事赔偿责任大概率是逃不脱了。A同学的家长把B同学一家和学校告上法庭，要求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治疗费等损失。

这就来到本案的高光时刻了：

法院审理认为，B同学把人打伤肯定是不对，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A同学擅自开包“上缴”别人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行为也有不妥之处，自己也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还有学校和老师的责任！

法院认为，学校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检举的做法是引发学生矛盾的源头，在A同学擅自开包拿走他人财物的时候，老师没有及时教育引导，在收缴电子设备后也没有及时与B同学沟通，客观上造成了A和B直接对峙冲突的局面。因此，学校也应对A同学的损害结果承担一定过错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打人的B同学承担50%的赔偿责任，纵容举报的学校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打的A同学自己承担20%的责任。

没有和稀泥，没有息事宁人，没有偏袒同为体制内的学校，并且在判决书中斥责了学校发动学生相互举报的错误做法，法院的这一判决可谓大快人心！

湖南高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唐艳说，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学校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隐私权等基本权利。一个缺乏边界、鼓励检举的环境，将导致同学之间相互防备、猜忌，甚至引发肢体冲突，对青少年人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就……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鼓励民众互相检举告密，这本来应该是基本常识的观念，但此刻经由法官亲口说出来，还能体现在具体案件的判决之中，却莫名地让人泪湿眼眶。

夫妻父子之间互相检举揭发，老师同学之间互相举报上告，中学生们纠集起来闯进别人家里“收缴财物”……这样的人伦悲剧，中国人是扎扎实实吃过苦受过罪的，这是最不该被遗忘的惨痛历史教训。

回到这个案子来，假如是我来判的话，我会让学校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鼓励举报的卑劣做法承担首要责任，打人的同学承担20%责任，为自己的冲动暴力行为付出代价，举报后被打的同学自己承担10%的责任，记下一个“不能打着正义的旗号动别人东西”的教训。

在这个案子里，虽然举报是因A同学而起，但他其实是最大的受害者。学校的制度氛围和老师的物质奖励荼毒了这位少年的是非观念，为一盒牛奶的奖励又付出了被打到轻伤二级的健康代价，身体和心灵都饱受摧残。

一次和稀泥的判决会引发社会道德滑坡，一次重申常识坚守底线的判决也会让我们看到文明之光。再次恳请大家将本文分享给你认识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希望大家通过湖南高院通报的这起典型案例明白一个简单但极为重要的道理：

发动学生互相举报是错误的，学生因此而出了事学校是要承担责任的！

“死在了20191219”，23岁的年轻人胡乐在微信签名上这样形容自己。

5年前的这天，胡乐17岁，在北京市房山区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幼教专业读高二，他在学校礼堂举办的“真人图书馆”活动上，讲述了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的相关话题。两天后，胡乐被学校劝退，他的母亲曾下跪向学校求情，仍于事无补。

在网络上，有人用“玫瑰少年”形容胡乐。这是为纪念叶永志，一位因不同的性别气质表达遭遇校园暴力后不幸离世的台湾少年。而胡乐自小白皙清秀，说话温柔，喜欢和女生一起玩，他在初中时被男同学嘲讽、孤立。因有过类似经历，他才在主题发言活动上，懵懂表达了自己的性别意识。

被迫退学后的5年间，仅有一张初中毕业证的胡乐艰难求职，至今仍未等到校方的正式道歉，工作屡屡受挫，抑郁反复发作。只因一个懵懂的表达，少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突如其来的劝退

2025年春，胡乐频繁穿梭于房山区的家和朝阳区、丰台区等多家公司。4月至5月，他每天都要反复刷新招聘软件，先后参加了十几家公司的面试。5年前，因为一次发言被学校劝退后，他内心时刻充满戒备。当hr问及学历，他只模糊回答，2018-2020年，在一所技校就读。

所幸，尚未有人进一步追问他在这所学校的经历。不过，当他提及自己在餐饮、医美、物流等行业工作过，但最长工作年限不到半年后，有些面试便不了了之。在面试官看来，这样的员工有很强的不稳定性。

23岁的胡乐对每份求职报以厚望。3月，又一次面试失败后，他察觉自己有轻生念头，想要自救，他喊朋友出来吃饭。朋友刘明珂记得，胡乐心情低落时约她吃饭，会止不住手抖，四处张望，说话言语断裂。

缠绕胡乐5年的噩梦，发生在2019年12月18日，一个寻常的周三，下午1点多，在学校容纳7、800人的礼堂中，进行着一场“真人图书馆”的主题分享活动，现场坐满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和老师，学生家长、系领导也在。

当就读于高二年级幼儿教育专业的胡乐被抽中，走上舞台时，他心情紧张、兴奋，他并未多想，即兴发言：

“我就想借这个话题，改变现在一些大家的认知，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出一份力量” 、“我敢到大家面谈公开这件事情，就说明我之前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我也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个寸头，穿蓝黑校服，衣服左下角贴一张红色号码牌的17岁少年，语气热烈。

当胡乐说这番话时，他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领导们表情不太对劲，但他没有停止。前排同学讨论，有人问“1802班（胡乐所在班级）是哪个班”，有男生倒喝彩说“下来吧”。

两三分钟的发言结束，胡乐弯腰鞠躬，离场。离开礼堂时，他才想起自己本是想分享“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这一话题，因为太紧张根本没讲。

但如今，胡乐觉得“幸好没讲”。那天发言结束后，他被一位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又过了一天，周五，胡乐被学校劝退。此后，他和父母联系过3家职校，都以不接受转校生为名拒绝了他，胡乐也迟迟等不来学校曾允诺的帮助转学。

2021年1月24日，胡乐将此事在微博曝光，此时他已失学2年，患上抑郁。始终未等来学校的道歉和赔偿，他开始了艰难的打工生涯。

“玫瑰少年”

在“真人图书馆”活动上发言前，胡乐并未想过在学校公开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

胡乐自小长相清秀，说话温柔，他对男生热衷的体育活动不感兴趣，只喜欢和女生玩。这让他初中时，被班上的男生排挤孤立，嘲笑是“娘娘腔”。当他向老师反映，只得到“为什么欺负的是你”的回应。胡乐入校时，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后来慢慢掉队。

中考后，胡乐的分数只够进入中专。父母先是将他送入一所职校学习计算机，他不喜欢这个专业，向父母提出要转学，后来父母考虑到幼教将来是个吃香的职业，将胡乐送入房山区另一所职校学幼教专业。

在学校，为不像以前那样被欺负，他不太展露头角，特地加入一些小团体以保护自己。学校虽施行军事化管理，早五晚九，但手机自由，氛围还算轻松。此前，胡乐做过最“出格”的事，无非是在学校偷偷点外卖。他小心过着一种不会出差错的日子。

幼教专业女生居多，胡乐所在的班级只有2名男生，他没有再遭遇霸凌，可以放心和女生相处，还交到了“可以一辈子联系的好朋友”。青春期后，他少有地在学校感到被接纳，也渐渐接受了自己不同的性别气质。

悄悄搭建的安全小圈子之外，在网络上看到性少数群体的遭遇，让胡乐不安。2019年10月，胡乐看到一条新闻：南航某空少被恶意描述为“骚扰醉酒男同事”，引发热议后被停飞。而网络上充斥着对此人“恶心”的评论。

胡乐记得，学校老师提前两个月通知 “真人图书馆”主题发言活动。他曾上网查阅，了解到活动发源于丹麦，初衷是通过交流，打破刻板印象，消除偏见和误解，现场会随机抽取幸运观众上台。若有机会上台，他打算反对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歧视，还将自己的想法分享给朋友，朋友也表示支持。

他没想到自己真的会被选上，发言结束时，“全场都亮了”，他听到台下欢呼声、喝倒彩声夹杂，胡乐认为同学并无恶意，没有在意。

走下演讲台后班主任的问话，他将其理解为一种老师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关心。直到2019年12月20日，母亲被请来学校，走进系主任的办公室，胡乐才隐约意识到，事情可能与自己在真人图书馆活动上的发言有关。

他站在门口紧张等待了大约十几分钟，之后被叫进办公室，看见班主任、一男一女两位系主任。据胡乐回忆，老师们称他在演讲上的有关发言，有损学校名誉。且因为胡乐的发言，学校将来也不便为其分配幼教工作。系主任希望胡乐能够主动退学，否则一个月后，他就会被自动开除，并承诺，如果自行退学，可以帮忙解决转学问题。

听闻消息后，胡乐的母亲崩溃，跪下，给系主任“磕了好几个头”，求学校不要劝退孩子，再给他一次机会。胡乐心疼母亲，他想拉母亲起身，但怎么都拽不起来。尽管自认没做错什么，他开始随母亲一同向老师致歉。

当天回家后，胡乐“被吓到”躺在床上浑身疼痛，之后连发了一个礼拜的40度高烧。那时，他差2个月才满18岁。12月份的冬天，“更多的是心凉”。

2020年1月2日，胡乐再次去到学校沟通，交涉无果。6天后，1月8日，胡乐的母亲替胡乐在自愿退学单上签了名。

被劝退后的第一年里，看着周围的同龄人都有书读，他也期待能够重返校园。学校曾允诺为其转校，但没有下文。2020年9月秋季开学，仍未找到学校后，胡乐再次拨打校方电话。他保留的一条2020年9月与校方的通话记录显示，该老师回应：当时已过新学期的招生阶段，询问转学结果时，对方表示，可能是“忘了”。这个回复，让仍抱有期望的他愤怒，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同年10月，胡乐收到了校方退还的教材费和职业装费。

又等待了2个多月，胡乐决定“鱼死网破”。2021年1月24日，他将自己的经历发在微博上，阅读量很快破了七百万，海报新闻等媒体对胡乐被劝退的经历进行报道，并帮助他拨打了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询问与校方的协商结果。

胡乐第一次等来校方的正式回应。据12345客服反馈，校方承认对胡乐进行了劝退，给出的理由是：该生身为幼教专业学生，毕业后将进入幼儿园就业，会对幼儿身心健康发育造成一定影响……鉴于胡乐的言论已影响到学生本人，且在校园产生一定的影响。经系部学生处及校领导多次商讨、研究决定，对胡乐进行劝退处理。

对于胡乐来说，这次曝光就像是一场情绪宣泄。

他没想到的是，除了理解，新一波的恶意也随之而来。有人将“宣扬”的帽子扣在他头上，说他“活该”、“恶心”、“不正常”。甚至他所认为的“大家族”，也有人表示不理解。这些声音，加之自己的经历，愈发让他感到孤立无援。最初，胡乐会一一针对攻击他的留言回怼，解释自己只是想反歧视。在2021年1月25日回应网友的微博中，他仍坚持，“我就是想让这个学校给我道歉，给予精神赔偿。”

图 ｜ 2024年1月21日，胡乐发表在微博上的手写公开信

陷入困窘的家庭

2019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劝退，让原本平静的胡乐一家掀起波澜。周五当天，胡乐和母亲在回家路上大吵一架，胡乐母亲认为学校有问题，但儿子也同样不对。

胡乐成长在一个传统保守的家庭。小时候，他随姥姥姥爷生活在北京房山区农村，他的父母在镇上打工，两三周回家看孩子一次。姥姥姥爷的宠爱，难以抹去父母无法长伴身边的失落感。直到小学毕业后，他搬到镇上和父母一起居住，但和父母的隔膜已经定型。

疫情期间，胡乐长久待在家中和父母相处，一言不合会吵架，而那前后，这个农村家庭面临新的挑战，父母替家里一位借贷的朋友做担保人，亲戚负债后，父母还需替人还债，加上儿子转校后又被被学校退学，父亲与胡乐的争吵更是一触即发。

等待复学无望，家庭关系矛盾，胡乐发现自己“长期情绪低落、总是想不开、集中不了注意力”，2020年9月，胡乐独自去首都医科大学复兴医院精神科进行检查。结果显示，他患有重度抑郁、轻度焦虑和双向情感倾向。此后，他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但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令他变得嗜睡，即便很早休息，他也会睡到中午才起。

除嗜睡外，胡乐开始接连几个小时地玩游戏，刷视频软件……他曾向母亲坦白自己的抑郁症，母亲给钱让胡乐去看病，但母亲觉得“你装的吧”的说法，仍会刺痛他。几个月后，胡乐选择停药。

图 | 2020年9月，胡乐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的病历

停药后，体内的神经递质和激素，仍然操纵着他的大脑。他想过要了断自己，控制不住地想去买农药，“喝洁厕灵”，他在朋友圈表达了想要轻生的念头，几小时后，警察上门。胡乐猜测应该是朋友看到后担心他自杀报的警，“不止一两次”， “反正我就是不想活了”。

抑郁也影响着他的工作。一次上班时，胡乐突然情绪崩溃，拿头用力地撞桌子。领导看到后，说影响不好，给了胡乐钱，辞退了他。他曾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控制不住地用头撞向墙面，“长了大包，也没有特意去管它，过几天就自然消肿了”。2024年3月，还有一次“冲动用头撞铁柱”的行为。胡乐说起这件事来轻描淡写。

包括疫情期间常赋闲在家的4年里，胡乐断断续续换了10多份工作。每份工作持续的时间长则几月，短则几天。2024年一年，他只上了4个月的班。攒到钱后，他就离开北京这个事发地，去武汉、青岛、杭州、苏州等地。江南水乡和青岛大海让他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借此“不让自己死掉”。

2025年年初，胡乐母亲给了胡乐一笔钱，希望他能用这笔钱支撑他生活、工作。胡乐的父亲是工人，是家中主要经济来源，母亲做一份私人会计工作，月入3千元。她年过50，又有高血压，一家三口和胡乐的外婆租住在房山区一栋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如今，他们只希望儿子能找一份工作坚持下去。

5年过去，身边人希望他 “不要活在这个阴影里”、 “要过好自己的人生，尽量将对你个人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话虽如此，未等来道歉和精神赔偿，这件事就永远无法尘封。胡乐尝试告诉自己，“我生活中可以有它，但不能全是它”，但夜深人静，他又忍不住回想起，“我是只听结果的一个人”。拾起、放下，胡乐在其中沉沉浮浮。

现在，胡乐回过头来看，觉得自己当时“比较单纯吧”，“后悔了”。他最近的愿望是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过正常人的生活”，但一切的前提是，他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

前段时间，他在微信签名后又加了三个字——“等复活”。

据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