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说，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你的事必须足够荒唐，足够奇葩，才能引起关注，才能借此维护一下自己的权利。

这不，山东枣庄某楼盘多次延期交房，一个身材比较突出的女业主，通过短视频维权，却因穿着被网友质疑“擦边”：

一大波业主维权，不如一大波业主维权。

王女士大尺度曝光无良开发商。

关注了，以后卖啥我都买，答应我别让你老公碰你，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支持开发商不要交楼，我们还想多看几件衣服。

这是这位王女士的视频账号，你们觉得擦边了吗？

我只觉得这个女业主身材好，穿着得体，维权正当。

我没有看出任何“擦边”的问题。

而且，就算是他们意识到这么穿有流量，从而顺应了网友的意愿，故意这么穿，我看到的也是更多的无奈与辛酸。

普通老百姓，手里能有什么维权的武器呢？无非献祭肉身，要么跳，要么捅，以血肉之躯，试图博得一个结果，但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在系统性的烂尾楼面前，牺牲了肉身也换不来结果的悲剧，不断上演。所以，为了自己的正当权益，普通人就算用点“擦边”的手段，也无可厚非。

如果能如期拿到自己的房子，谁愿意“擦边”呢？

面对维权的王女士，收起随时都能发情的冲动，关注一下人家的诉求，就真的和自己人类的身份那么格格不入吗？

就像有媒体说的，本应得到聚焦的房屋质量问题，却在舆论场中诡异的转向了对女性穿着和身材的评头论足，一场正当的权益抗争，就这样被生生异化成了低俗的擦边狂欢。

所以，最后，虽然我的声量微弱，也愿意替王女士和其他业主喊一声：

山东枣庄中原御府花园，你们的房子烂尾三年了，请你们尽快交房！

2025年5月13日，15岁女孩刘靖蕾通过Bilibili平台向“特训矫正学校受害者救援小组”发出求助信息，主要为其同学争取援助，随后她加入了该小组针对贵州某学校的调查及救援行动。

2025年5月22日，刘靖蕾向救援小组成员发送紧急求救短信，称有三名自称来自“网监部门”的男子进入她家中，她借上厕所的机会发出信息，随后失联。

此后，救援小组成员前往当地在其小区监控室，确认刘靖蕾于5月22日13:30左右被三名人员带走，车牌号为贵C7Y739，但去向不明。

2025年5月29日，B站账号“反读经”收到信息，确认刘靖蕾在贵州耕力研学实践基地（贵州耕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5年6月9日早上，“反读经”发布关于刘靖蕾和贵州耕力的受害者遭遇的的视频。

当日下午6点，刘靖蕾使用陌生手机给“反读经”博主拨打电话，她在电话中很肯定地表示自己有“受伤和被欺负”，但话未说完便被自称派出所警员的人打断，夺走手机，并否认任何迫害情况。

2025年6月10日中午，救援小组成员接到刘靖蕾的语音通话，在对话中明显感到刘靖蕾受到了贵州耕力的胁迫，电话内容主要包含两部分：其一是索要反读经博主的联系方式，其二是教官直接要求下架视频换得刘靖蕾8月份离开。

2025年6月10日晚，有个同为贵州耕力的受害者联系救援小组，称要举报该公司违法办学（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并存在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未成年及学生的情况，情节十分恶劣。于此同时，救援小组正在联系的其他受害者已有十数人。

2025年6月11日，目前没有更多消息。情况危急，请大家关注与转发。

2025年，广西灵山县檀圩镇茶亭村。一排村民跪在被挖掘机碾过的山路上，向在场的相关部门人员高举投诉材料。他们面前，六炉山风电场项目的挖掘机轰鸣作响，山体裸露的黄土如伤口般刺眼，山下村民的饮用水源已浑浊如泥浆。

一、19.38亿风电帝国的环境影响谁说了算？

六炉山风电场堪称广西新能源的“旗舰工程”——总投资19.38亿元（广西发改委文件显示实际投资达28.98亿），装机容量400兆瓦，相当于灵山县年用电量的三分之一。项目宣称“年均减排二氧化碳79万吨”，被列为广西陆上单体规模最大的风电项目。建设单位国投广西风电有限公司，系央企国投电力全资子公司，背景显赫。

跪在推土机前的一排村民

然而光环之下，疑云密布：

资质悖论：环评报告编制单位广西南宁师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仅持有“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乙级资质证书（编号：乙252024010147）。而国家《风电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编制规程》明确规定：装机≥50MW项目必须由甲级资质机构承接。400MW的超级项目竟由乙级机构操刀，如同“社区诊所主刀心脏手术”。

技术团队缺口：甲级资质需至少15名注册环评工程师，师源环保2025年披露工程师仅6人，不足标准一半。钦州市生态环境局在受理该环评报告时，未对此提出质疑。

二、村民全都不同意，但环评称“未收到群众意见”

《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1条规定：

环评报告书报送审批前，应通过论证会、听证会或公示等形式征求公众意见，并对直接涉及公众利益的项目，报告书需包含对意见采纳与否的说明。

然而，报告书声称：

“本次公众参与过程中未收到群众意见及反馈。”

村民的口述则截然相反：

“去年底他们逐户入户问过，我们全部都不同意。”——茶亭村民，2025年6月8日

更有村委八组于2025年5月29日发出公开信，称政府动用不明身份人员，在3月13日和4月21日两次对村集体自留山进行“强征、强占、强挖”，导致山林被破坏、饮用水源被污染，却无法出示任何合法手续或环评批文。矛盾之大，堪称“有声无影”的戏中戏。如此“无人问津”的公示与“家家反对”的民意，昭示公众参与权被实质剥夺。

三、“敏感区”或“牺牲区”？水源安全谁来保障？

环评争议的核心还在于环境敏感区的系统性失察：

5米之危：10台风机将矗立于天顶山水库汇水区，最近处距水源仅5米——不足一台风机叶片长度（约80米）的十分之一。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管理名录》明确将水源保护区列为敏感区，要求重点论证污染风险。

滑坡风险剧增：环评报告轻描淡写“水土流失可控”，但2025年雨季，风机基座周边已发生多次水土流失严重，村民公开信哭诉：“5月9日早上下了一场三个小时的雨，我们山上的泥土和石头被雨水冲下来，村民的钦用水源、水田、坡地、河流也被污染，我们的水田里，河里，坡地以及山体上都堆积了厚厚的於泥，这些都严重污染我们的环境，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山上随时会滚落的石头对我们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

四、监管缺位：谁来为“放水”买单？

在项目审批与日常监管中，钦州市生态环境局理应扮演“守门人”角色。钦州生态环境局却受理师源编制的国家级项目环评，暴露出地方监管对央企项目的“柔性执法”。这与2024年广西47家环评单位因编制质量问题被记分形成讽刺对照——违规者受罚，越级者通行。从资质审查、听证组织到敏感区论证，该局不仅未能制止明显程序违法，反而成为“放水”的共谋。

资质审查不严：乙级机构承揽甲级项目，审查环节流于形式。

信息公开不力：村民多次申请查阅环评批复、征地文件，无果而返。

听证会挂名：形式化公示未通知村民，听证会成摆设。

前两天有个新闻很搞笑，某地媒体采访了一个十岁孩子，孩子张嘴就是演讲腔，自称是岳飞第34代后人，说祖上有29代都参了军，这是家族传承，自己的梦想也是去国防科技大学，然后参军，要让家风传承下去。

评论区立刻沸腾了，纷纷点赞这孩子的家国情怀，说他长相端正，一看就是武将的模样，小小年纪有这样的谈吐，前途不可限量。大家还感叹岳家后人就是不一样，一代代都这么爱国，真是太伟大了。还有人说自己家也姓岳，至今不跟姓秦的通婚，这是必须坚持下去的传统，血海深仇不能忘记……

嗯，坏人看到这场景，肯定会偷着乐：这么好忽悠的人们，不当韭菜割简直是浪费啊。

这孩子说话表演痕迹很重，张嘴就是假大空，要说前途不可限量，恕我看不出来。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都是大人教出来的，最可恶的是那些教孩子造假的大人。

如果真如孩子所说，祖上有29代都是军人，那就意味着蒙古人建立元朝，岳家后人就成了元军，明朝建立后，岳家后人就成了明军，明末乱七八糟的时代，也不知道岳家后人是明军还是农民军，清朝建立后，岳家后人又把脑门子上头发一剃成了清兵，那可是后金啊，岳家后人这不是认贼作父吗？民国时期就更乱了。29代传下来的参军传统，很可能导致岳家成了N姓家奴，吕布都觉得自己冤透了。

如此一望而知的荒谬，得智识低到什么地步才会感动到在评论区鼓掌叫好？

不管历史名人自己成色如何，即使再光辉璀璨，也不可能泽被多少代，血缘更是愈发稀释。尤其是以中国历史的动荡，多少世家大族灰飞烟灭，动不动就是灭族之祸，一个改朝换代，能剩几个旁支已经不错，哪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后人。

即使是正儿八经的岳飞后人，明代也以文官为主。29代从军的说法，除非是在整个家族的所有旁支里计算。

至于家风一说更是胡扯，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伴随的是无数血腥屠戮。真要坚持什么家风，灭九族都有可能，活下来的哪个不是委曲求全做顺民？从这一点来说，岳家后人要是29代从军，连元兵清兵都愿意干，倒是真的符合人们鼓吹的“适应社会，先活下去”。曲阜孔家的苟延残喘，不就是靠着世修降表，谁有权就认谁的八面玲珑吗？

祖宗怎么样，不意味着后代就一定怎样。姓岳的嚷嚷不跟姓秦的通婚，一脸对“汉奸”的嫌弃，但在历史上，秦家后人也有英雄，岳家后人也有汉奸。

1221年，宋宁宗时期，蕲州通判秦钜抵御金军，誓死不降，他正是秦桧的曾孙。1728年，川陕总督岳钟琪收到曾静来信，信中说“你是岳飞后代，怎能为金人后代做走狗”，劝他举兵反清。结果岳钟琪反手举报，将曾静抓捕。

当然，清宫辫子戏的粉丝们，那些迷四爷雍正迷到三魂出窍的古偶剧粉丝，会说跟康雍乾三大盛世皇帝站在一起的当然是好人，我就呵呵两声，反正我不可能认可一个文字狱如此酷烈、思想钳制登峰造极的朝代，也不可能认可任何走狗。

所谓“岳飞后人29代从军”，其实就是一个编造极其拙劣的假新闻，采编人员导演，找个孩子出来垫背，忽悠那么没有脑子的受众。但采编人员文化层次和智识水平又太低，想吃这碗流行的饭但连造假都不会，就闹出了笑话。

这几年，地方融媒总想折腾点新玩意儿，但笑话不断，只能让人慨叹，现在媒体门槛真是太低，低到造假宣传这个老本行都干不好。

很多行外人不知道“融媒”是个啥，“融”就是融合的意思，简单点说，就是把一个地方的报刊、电视台和电台等媒体资源进行融合。很多行内人说起这个，都能说到天花乱坠，张嘴就是“跨时代”之类的大词，融媒的好处更是多到不可胜数，以前报纸干报纸的活，电台干电台的活，电视台干电视台的活，现在可以把媒体资源整合在一起，顺应现在的时代，比如纸媒记者也能做视频，看，多全能多厉害。

但稍有人生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社会但凡一窝蜂上马的事情，背后肯定有大问题。

融媒的大背景就是：传统媒体没人看了，固有的盈利模式破产，加上经济下行，地方财政不行了，也养不了无法自负盈亏的媒体，所以把大家融在一起，原本一个人当牛马用，现在一个人当三匹牛马来用，剩下两个牛马就可以自寻出路了。

这些年的媒体趋势，行内人都明白：原本有风骨的媒体和媒体人被打压，原本就没风骨的媒体和媒体人变得更没有底线，这就是真相。以前是在“规定动作”之外弄点“自选动作”，现在是只有规定动作。

而且，媒体自身生态的恶化，加上整个社会的经济下行，对这个行业最具摧毁性的打击是人才层面。以往媒体的门槛也不高，但起码行业有竞争，市场机制起作用，市场判断的好坏，总比各地市领导的判断靠谱一些，所以既有出色的上游，也有基本的下限。可如今那些有本事的媒体人，基本都已早早转型，真正留下的已经不多。至于年轻人，真有本事又真想做媒体的，也只会去头部，地市级体制内是典型“池浅”状态，扑腾不出浪花不说，连转个身都随时被掣肘，今天写个稿子给某办科长审一审，明天稿子有点问题被某单位小领导骂一骂，谁愿意来呢？

我很烦张雪峰，但他对新闻专业的判断是真的没错。这个专业完全可以废除，因为它教的东西跟实际脱节，纯属浪费时间。在中国媒体短暂辉煌的市场时代，真正的好记者没有几个是新闻专业出身，这一行需要的从来都是天赋和触觉。

在现实中，我也见过几个吹捧新闻专业的人。他们总是会着眼于那些新闻套路的“有用”，继而鄙视那些“无用”的人文知识（他们没想到张雪峰的鄙视更彻底）。且不说这些人业务能力如何，人品就很成问题。因为将所谓新闻套路当成宝，将人文知识里那些审美的东西视为无用，不仅曲解了新闻这一行，也体现了极大的功利心。一个过分功利的人，能是什么好人？

但对于地方融媒来说，他们的人才选择空间太狭窄了。在媒体辉煌的时代，招人可以不看专业，用作品说话。但在当下，能来的就是小猫三两只，大家都是白纸，所以越是不入流的媒体，招人越喜欢招新闻专业，因为起码证明曾经学过（至于学了什么那是另一回事。但这个专业从生源到专业知识，都已经相当贫瘠。

各地融媒一般都不会吹嘘自己挣了多少钱，因为它本身就是因为挣不到钱才折腾出来的东西。所以融媒要想吹嘘成果，最好的办法就是玩虚的。什么最虚？伪文化。真正文化层面的东西，大多数融媒没有能力做，只能做忽悠领导和庸众的那些伪文化，如果配合主旋律，那就百试不爽。像“岳飞29代后人从军”，兼容历史文化和爱国情怀，领导应该很喜欢，庸众也顺利被忽悠，至于它是否经得起推敲，谁也顾不上了。

我感叹的是，媒体这一行，真的堕落到连搞个小小的造假文宣都能弄得一屁股屎的地步了吗？

“大家好，我是韦东奕，这是我的账号。” 

念完这句话花掉韦东奕4秒钟，后面再也没了，这就是“韦神”的视频，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唯一的视频。 

微博上那些冒充他的账号已经被封禁。而经过机构媒体求证的正牌账号，抖音、B站、小红书，目前只有这一个作品。

如果像他堂哥接受媒体采访所说的，开这个账号是为了辟谣和与社会互动，这个原本简单的诉求，如今却面临更复杂的局面。短时间内拥有超过2400万粉丝，如果是我也很难消化。 

这是一个真正的传播学奇迹。真正的奇迹，不是个人或算法所能预设，而只能是属于“上帝”——社交媒体时代的人民群众。

堂哥帮他主持了这个账号，开始的几天也和普通账号一样默默无闻。后来极速蹿红，偶然的动力是高考，很多焦虑的父母，把“北大韦神”的评论区看成许愿池。

理性的人不会相信在那里祈愿能够让孩子多考几分，但是，又有几个人相信穿旗袍有效呢？我妈妈到现在仍然相信，我和弟弟考上大学虽然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也和她去淮阳伏羲庙烧香有关。

当然，现在已经不用那么麻烦。有的地铁站仅仅因为谐音，就能吸引考研、考公的大学生膜拜。

这就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信仰，人们并不是深度迷信，而是一种表层信仰：举手之劳，博个彩头，点赞表达一个美好祝愿，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

这样，“韦神”这个外号的内涵就发生了变化。 

他第一次被媒体关注是连续两次拿奥林匹克数学比赛金牌，那时候“韦神”，就是纯粹对数学天才的膜拜。第二次走进媒体视野是2021年，那时他已经是北大教师，一手拿馒头，一手拿矿泉水，那时候的“韦神”，是称呼“天才”的另一面：简朴、另类、专注。 

他成为考生家长许愿的对象，意味着他开始变得抽象和符号化。人们心中的神，总是高高在上，不轻易下来，要么变成雕塑和画像。对一个活人来说，这不是好事。 

但是这一次4秒钟的视频，“韦神”实际上是从神坛上下来了。 他不仅举止“怪异”，健康也不足。整排牙齿脱落，不能简单用“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达。

“基本常识”公号的项栋梁老师从自己的科普经验出发，认为韦东奕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呼吁北大出面解决。 

但是如果你看“韦神”账号下的评论，很少有人谈了他的健康状况，相反，评论区洋溢的是某种奇怪的欢乐气氛。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天才应该有的样子——天才专注于他的使命，以至于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长久以来，中国人心中的华罗庚、陈景润，就是这样的形象。他们要么身体有缺陷，要么缺少基本生活能力。但是，那时候没有短视频，人们只能凭借报告文学作品，来想象天才。 

视频时代来临，一切都会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韦神”的4秒钟视频所呈现的形象，不仅印证也强化了很多人心中对天才（尤其是数学天才）的想象：超强的大脑，可能要以身体残缺为代价。 

如果问那些家长，让你的孩子读北大，同时变成韦东奕那样，牙齿脱落，健康状况成疑，你愿意吗？ 我相信很少有家长会同意。

他们的愿望要圆满得多，只想取“韦神”身上成功的一面——读北大，同时让孩子身体健全，毕业能拥有远大前程，升官发财。 他们在膜拜韦神的同时，心中可能也暗自满足：我的孩子实际上比他强多了，他们通过“膜拜韦神”，实际上确证的是自己的优势地位。

这实际上仍然只是一种自恋：社交媒体时代真正的“神”只能是自己。 

这可能才是“韦神”短时间内走红的真相和秘密：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幸运。一部分家长许愿孩子考高分，更多家长认为孩子和自己的人生都已经考上了高分，好好活着，这就是中国人最核心的诉求。 

社交媒体时代，所有的“一夜爆红”，其实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早已存在的“群众的渴望”。很多难以理解的传播现象，根本不是什么“算法”操纵，而是这种广泛存在的“人心”。

 “韦神”和此前很多“网红”不同的地方在于，不管是他本人、家人还是各平台、校方，都没有打造一个网红账号的需求。这是一次“反走红”式的走红，是一次“追求安静书桌”却引发的喧闹。 

但是，在“普遍的人性”中，也能发现一点善意。那就是保持“韦神”不被打扰的研究和生活，仍然是很多人的共识。围观的热情终会散去，希望这一点善意能够留下，让韦神能够更好地做他自己。

“指居”这个词了，在河北石家庄，似乎还带着九十年代的粗粝感。

昨天（6月10日），这种粗粝感终于扑到了调查记者身上。

一篇题为《被刑讯逼供致死者刘东林案后续：帮助家属的人被指居、记者被传唤、律师被调查》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

写信人叫刘安忠，一位74岁的四川农民。

他另一个身份，是六年前在石家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离奇死亡的刘东林之父。

这封信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的，但字里行间，更像是一份写给所有人的求救书和绝望书。

信里说，就在昨天（6月10日）：

一位《北京青年报》的著名调查记者，被石家庄警方传唤。

他只来得及匆匆给同伴发了条信息，随后便音讯全无：

彻底失联。

刘安忠在信中称，这位记者之所以“进去”，是因为他曾因履行公务采访过刘家，但报道最终因：

河北官方力量的干预，没有发出来。

一篇没能发出来的报道，最终把记者自己送进了本该被报道揭露的地方。

这大概是2025年新闻界最黑色幽默的新闻。

这起事件的引信，早已被点燃。

根据刘父的公开信，石家庄警方不仅传唤了记者，更成立了一个“5.11”专案组，目标是：

将案件的代理律师、关注案件的4名记者，以及帮助过我们的两位石家庄正义人士（父子），列为嫌疑人调查，监听，要将这些人搞成“集团犯罪”。

风暴的中心，是刘东林之死。

根据媒体“新黄河”在今年5月12日发布的报道《命案“私了”：“指居”死亡之谜》，40岁的刘东林在2019年10月1日被石家庄警方从家中带走，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在石家庄第一看守所旁的银河宾馆。

这里被内部人士称为“石家庄市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

2019年10月8日，刘东林死在了这个办案中心：

仅仅一周后。

警方出具的死亡证明称，死因是：

肺栓塞病亡。

没有尸检，没有调查。刘东林的遗体被直接火化。

家属在一位名叫李某峰的“河北省政法委特聘专家”律师的协调下，与一个不知名的公安机关签下了一份“无异议”协议，拿到了一笔45万元的：

“救济款”。

协议里承诺不再追究。

新黄河的报道引述了与刘东林一同被“指居”的工友的控诉材料。

他们称，在银河宾馆内，他们遭受了殴打、擀面杖碾压小腿，甚至：

手摇发电机的电击折磨。

其中一位工友回忆，在刘东林死亡的当天清晨，曾听到他被带出房间，随后传来一声惨叫。

之后，一切归于沉寂。

直到五年后，2024年5月12日，新黄河记者刘成伟的报道，才将这起被“私了”的命案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刘东林的父亲刘安忠说，报道出来后，他们看到了希望。

5月21日，最高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他们的律师，听取了意见，并表示：

应勇检察长非常关注此案。

然而，事情很快滑向了他们“不可思议、白日恐怖”的方向。

刘父在公开信中披露了石家庄警方的雷霆手段，其时间线，令人胆寒：

5月11日，也就是新黄河报道发出的前一天，一位帮助过家属的石家庄正义人士：

被石家庄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指居。

5月22日，另一位曾帮助家属寻找证人的正义人士：

被石家庄公安以“妨害作证罪”指居。

刘父质问：案子检察院核查了近一年，还没立案，何来的“妨害作证”？

6月10日，前述《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被传唤后失联。

刘父在信中绝望地写道，他儿子刘东林就是死在“指居”期间。

他不敢想，那两位帮助他们的义士，如今同样被“指居”，将面临怎样的胁迫和恐惧。

而他们控告的石家庄公安相关人员：

依然安然无恙。

最让刘家人感到冰冷的，是官方态度的转变。

几天前还“非常关注”此案的最高检，如今在电话里变成了“不归其管”的搪塞。

家属的核心诉求——将此案“移送管辖”到河北省外办理，也石沉大海。

刘父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有力：

当地的检察院怎么办得了当地的公安？……案子一旦移出，没有了利益牵扯，案子必然会得到公正办理，相关的制造人命案的公安也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似乎点中了要害。

作为回应，帮助他们的正义人士、报道此事的记者、代理此案的律师，都被打包进了“集团犯罪”的专案口袋。

一篇未发出的稿件，最终换来了一次失联的传唤。

刘东林案的雪球，正越滚越大，它所裹挟的，早已超出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它正在碾压每一个试图接近真相的人。

写于2025年6月11日

马上有网友发现，被引用诗句的三个人：

老舍1966年投了湖。

艾青在旧社会坐过牢，在新社会被劳改，区别在于坐国民党的牢，他还可以写诗，而新时代他则中断创作二十年。

而穆旦在1950年代初期，诗作被斥“晦涩“资产阶级趣味”，为避笔祸，就弃诗专心搞翻译，之后各种运动都被揪斗。1976年，穆旦恢复诗歌创作。1977年，他突发心脏病猝死于天津，时年59岁。

被高考作文援引的三人作品：

老舍的《鼓书艺人》写作于1948年至1949年的纽约，讲述了抗战时期一个鼓书家庭的悲惨遭遇。

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创作于1938年11月，发表于1939年《救亡日报》。

穆旦的《赞美》创作于1942年。

命题要求，“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我认真想了好久，不太敢非法联想，就小心思考一下吧。

毫无疑问，引用的三段材料都很爱国，但他们爱的是啥国？

是不是像老舍《茶馆》里常四爷说的， “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奇怪的是，艾青坐民国的牢，罪名是“危害民国罪”。那么问题来了，他爱得那么痴狂，为啥国不领情？

穆旦在上述诗中预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个民族起来不起来，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民族起来，穆老师就可以扬眉吐气了？

可是，我只看到乌泱泱的人群，把他和艾青、老舍的头按下去，怒吼着逼他们向民族忏悔。

这三位老师，还有今次高考命题组的老师，是不是有人会错了意？

要是能请来这三位老师答题，满分60，他们能得多少？

她站在一条由董袭莹、黄杨钿甜们铺就的特权跑道上，成为2025年最刺眼的“特权符号”之一。

前文回顾：北大费小姐被我推上“搜狗百科”了……

央视新闻的剪辑师大概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周末。

6月8日，一则为高考学子加油的明星祝福视频悄悄上线，其中《封神2》女主那尔那茜笑容灿烂。但不到24小时，她的名字从文案中消失，视频画面中的身影也被剪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未出现过。

这个“除名”操作成了网络舆情的导火索。

在此之前，有网友爆料，那尔那茜2008年通过内蒙古定向委培政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享受降分录取和“毕业包分配公务员”的红利，却未履行协议返回内蒙古工作，而是违约出国深造，三年后回国进入娱乐圈。

有那尔那茜在《封神2》宣传期自曝的往事为证：

轻描淡写的一句“出国玩一下”，揭开了中国教育公平最敏感的伤疤。

1

那尔那茜的“完美人生剧本”正在舆论场反复播放。

2008年，一个在北京长大、接受精英教育的女孩，突然“回归”内蒙古参加高考。她精准地抓住定向委培政策——这个国家为边疆培养人才的特殊通道，以降分录取的优势考入上海戏剧学院。

当年内蒙古艺术类分数线比北京低20分以上的现实，让“高考移民”的质疑声浪汹涌而至。

更关键的是，她享受的不仅是分数红利：国家投入的教育专项资金，包分配的公务员编制，都在定向委培的契约中。

然而毕业之际，契约被随手撕毁。那尔那茜转身飞往挪威留学，三年后回国，她的人生轨迹突然转向：先成上戏助教，再空降《封神》剧组成为大女主，最终又以35岁“超龄”身份出演吴京新片《镖人》中18岁的女主角。

每一步都踩在普通考生遥不可及的跳板上。

当她在采访中笑谈“出国玩一下”时，内蒙古某位可能因她违约而失去升学机会的学子，或许正在某个小剧团为生计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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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尔那茜不是孤例。她站在一条由董袭莹、黄杨钿甜们铺就的特权跑道上，成为2025年最刺眼的“特权符号”之一。

就在一个月前，黄杨钿甜的成人礼上，那对230万天价耳折射出的光芒灼伤了公众的眼睛。网友迅速扒出更深的阴影：一个2011年出生的弟弟，出生时间卡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前——而她的父亲，时任雅安市公职人员。

“普通家庭超生罚得倾家荡产，她家却能玩‘姓氏魔术’。”当黄杨钿甜随奶奶姓黄、弟弟随父姓杨的操作曝光，特权规避政策的套路昭然若揭。

再往前追溯，协和医学院“4年速成博士”董袭莹的事件中，公众的愤怒同样指向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的隐秘操控。三代人，三个领域，却共享同一套“财富+期待=选择”的家长主义公式。

央视、人民日报对那尔那茜的紧急切割，应该不是偶然。官媒删除那尔那茜视频的操作，意外成了“民间实锤认证”。网友自发启动“人肉调查”，挖出其父疑似央视领导的背景，以及《长安的荔枝》剧组为她修改剧本——原著中的男性商贾，竟变身女性角色由她出演。

类似的特权人物还有多少？

从仝卓自曝伪造应届生身份翻车，到翟天临不知“知网”被撤学位，教育公平的防线正在明星特权前节节失守。

而那尔那茜的“委培违约却星途坦荡”，彻底点燃了公众的怒火：她用最低成本换最优跳板，却让普通人承担后果！

3

面对质疑，特权阶层总习惯性祭出“辟谣”大旗。

黄杨钿甜父亲声称耳环是假货，网友却在照片中发现真钻石特有的“火彩”；董袭莹家人否认外公是外籍院士，但她速成博士显然有另一层不足为外人道的特权真相。

在这些倒逼真相的过程中，谣言是什么？

是信息黑箱中的自救吧。

社会心理学中的经典公式揭示：谣言=（问题重要性）×（事实模糊性）。

当黄杨钿甜的耳环与雅安地震捐款、董袭莹4年拿得的学位与普通医学生苦读11年、那尔那茜的委培名额与边疆学子命运产生勾连时，真相的稀缺必然催生民间解读。

“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迫使当局开口说话。”传播学者卡普费雷道破了其中的反抗逻辑。在权力与资源的黑箱前，谣言成了弱者最后的监督武器。

很多时候，它只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那尔那茜的待播片约——《深水》《镖人：风起大漠》——正悬在投资方的账本上颤抖。

但比影视资本更焦灼的，是无数普通家庭对教育公平的信仰。

特权链条上的又一块多米诺骨牌，正在教育公平的底线上摇晃。这次轮到那尔那茜了，下一个是谁？

卡夫卡手稿也不“转”啊，不也传世了——哎呀妈呀，一用“专转传”话语，感觉说的真不是人话了。

前文回顾：颁奖董宇辉，人民文学奖成文坛笑料

上海高考作文把我整迷糊了。

专、转、传，这算是什么逻辑下的分类呢？都带“专”就行？真想给出题老师一砖！

一个朋友说这是“脑残+强迫症”逻辑。

还有人解码出新的暗语：

文人连个分类逻辑都没有，以字形绑架为高级？真是丢人丢到高考上了。

1

这个“专、转、传”分类始自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胡晓明教授。

他用这三字概括文章类型，自以为是汉字思维的创新，但是，拜托了，这种诘屈聱牙的强迫症分类思维，真算得上是对语言自由的暴力规训了。

胡晓明在文中称，“专”就是专业、专家的文章。专家之文，有“冷板凳”与“热炕头”两类，但文章并非只能有这两样选项，排斥黑，不一定就是白，还有红、黄、蓝、绿等，世界是七彩的。这就要说到第二种文章的状态：“转”——“作者总是希望他们的文章能够有更多的人读到，并得到一种迅速的点赞，现世的声誉回报，但专门经营此类，以倾动一时，惊听回视，会很快变成随风飘转的、时代吸尘器里面的灰尘。越是蹿红的网文，可能越是速朽的渣文。”

按胡晓明的说法，从“专”到“转”再到“传”，三个字也是辩证的关系——专家之文，过于小圈子，过于封闭，就自然变换而为“转”家之文，“转”家之文，过于轻浅、过于流俗，过于牵就人情与时尚，就会自然生出一种要求，一种真正传世之文。

大家看明白他想说什么吗？专业文章不能传世，还是通俗文章不能？专、转和传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另外专业文章既然可以是七彩的，那不就包括通俗化的“转”文了吗？专和转又是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再把传包括进来，那他妈真是狗屁不通了。

文学学者，能有点最基本的逻辑意识吗？

其实哪有什么正常逻辑，这就是在玩“专”字偏旁游戏。

2

专业文章需“专”，通俗转化需“转”，传世经典需“传”，而所有路径必须共享“专”的基因。

哈哈，三字强行统一“专”字偏旁，就像为不同灵魂的文章套上同款病服。

这种设计暴露了命题者的形式主义强迫症：试图用视觉统一性掩盖逻辑断裂，用字形相似伪造理论自洽。

除此还有其他吗？

这是虚假的三分法。

“专→转→传”的箭头暗示文化进化论？但又说中途的“转”流俗，那就不是进化了——另外，通俗的读物，并不像你说的一定流俗的啊。

真是处处是bug啊。

再说了，专也可以直抵传呀（如《时间简史》），为何中间要加个“转”？专和转并不是对立的词汇啊。

卡夫卡手稿也不“转”啊，不也传世了——哎呀妈呀，一用“专转传”话语，感觉说的真不是人话了。

这是最致命的。为了凑三个“专”字偏旁，让人话变异了。

“专”字偏旁，在此成了思维裹脚布。这真是毫无营养的分类暴政。

传世之作和“专”、“转”有毛必然的逻辑？

鲁迅写《狂人日记》时想的是“救救孩子”，而非“专转传通关攻略”；曹雪芹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何曾计算过转发转化率？所有穿越时空的文本，只因承载了人类精神的极限刻度，这哪是狗屁不通的专转传所能解释的。

“专转传”的偏旁整饬，让文学圈学术话语的形式贫困，暴露于天下。当高考命题沉迷于字形连连看，所谓的思想旷野，已被强迫症被修剪成了盆景。

真正的写作，从不为偏旁折腰，只向自由致敬。每个时代自有其文脉，何须“专”字偏旁强行续命？

专转传的笑话，有点像马保国大师的“接化发”——看到他被一拳打翻真开心。文坛和中国功夫一样，要把这硬造概念的裹脚布去除了。

每逢高考，都会出现一些家长的迷惑行为。比如穿着旗袍、拿着甘蔗站在考场门前，旗袍寓意旗开得胜，甘蔗象征步步高。这种装扮的丑陋可想而知，甚至还有一些男性家长也玩这么一出。家长认为送给孩子的是祝福，但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可能只是负担，让他们感觉尴尬和丢人。

有些二极管一看这话就会火冒三丈，张嘴就是“子不嫌母丑”“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为什么要觉得丢人”这种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所谓道理。但是，“我是为你好”从不是“我要求你必须如何如何”的理由，对于美还是丑、尴尬与否的界定，不仅仅看双方的关系和出发点，还得看事实。

昨天还看到一张图，有家长在高考三天准备了三件旗袍，第一天红色旗袍寓意旗开得胜，第二天绿色旗袍寓意一路绿灯，第三天金色旗袍寓意金榜题名。有朋友开玩笑说，如何对待家长这种会让正常孩子觉得很丢脸的巫术行为呢？就要用魔法打败魔法，告诉她们这三件旗袍的意思是“大学对孩子亮了红灯，高考成绩一片绿，读大学这事儿也黄了”。

高考仍然是许多孩子的出路关键，这一点不可否认，即使出路正变得越来越有限，父母对孩子高考的关切也很正常。但在我看来，高考生家长的那些巫术行为，不仅仅丑陋，还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孩子们为何如此艰难——这些愚昧的人有没有想过，自己给孩子带来了一个怎样的社会？

有些二极管又会说了，哪有这么夸张，不就是高考这几天紧张一点、迷信一点吗？但是，个体的认知水平并不是只体现在一件事上，它会投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乎工作，关乎家庭相处，关乎对子女的认知，关乎对世界的理解……他们的愚昧认知投射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会带来多大的破坏性？

这几天，原本与世隔绝的北大韦神开设了个人自媒体账号，结果仅仅三句话（“大家好！我叫韦东奕，这是我的账号”）的简单视频就在短短几天内让他成为抖音粉丝两千多万的超级网红。

因为恰逢高考，韦神的评论区变成了“高考许愿池”。抖音主要是父母在许愿，小红书则是年轻人在许愿。

许多人对韦神的赞美，仍然是一种陈腐观念的折射。他们赞美韦神能吃苦，生活简朴，只吃馒头，但这种赞美骨子里却是一种固有的恶意：在他们眼中，做学问的人就应该这么清苦，而且生活不能自理，仿佛不如此，就不能专心于学问。

苦难哲学在我眼中是“传统观点”里最无耻的部分之一，一代代人醉心于“苦难成就了我”的虚伪叙事，却忽略了社会的真实：自古以来，成材率都以中上阶层最高，一个在苦难中成才的人，背后可能有9999个在苦难中沉沦的个体。它甚至会变成一种话术：为自己辩护时，就说“可惜小时候吃了太多苦，没有条件好好学习，不然成就不止于此”，教训孩子时，就说“人不吃苦不成才，我小时候没饭吃，光吃苦。”

以韦神现在的年纪，牙齿竟然已经大面积脱落，这绝不是什么好事。新闻反馈他有严重的牙周问题，也有人猜测跟他苦行僧式的饮食习惯有关。事实上，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的他，并不存在经济层面的压力。以馒头度日，一方面是沉迷于学术，另一方面也是与社会的脱节。这种脱节也体现在韦神的视频里，他面对镜头时的局促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这种脱节恰恰符合了许多人对学术精英的刻板想象。昨天看到一篇名为《对韦神崇拜的背后是一种很浓烈的恶意》的文章，深得我心。作者写道——

我向来觉得大众有个令人费解的习惯：人们习惯用苦难和贫穷来衡量学术水平。在大众舆论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他苦他牛逼”的奇怪标准，但以学术领域最为偏激。

我们希望看到科学家抛妻弃子、隐姓埋名、艰难朴素连走路都不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认为他是值得钦佩的科学家。一个人失去了什么比他给了大众什么，更能衡量他的伟大。

如果韦东奕身体健壮的住在高级公寓，偶尔像普通人一般吃喝玩乐，他还能被大众众星捧月吗？

我们乐于歌颂杰出的人，前提是他要够苦，这样我们才不会生出不公平的愤懑。我们几乎不接受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人享受世俗生活。我们对天才崇拜背后是浓烈的恶意——他必须不享受世俗幸福的被钉在神坛做贡献。我们渴望天才，却有暗搓搓的想要阉割和胁迫天才。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天才开法拉利，那就不配拥有天才。

人们总说：“比起崇拜网红、明星，更应该崇拜科学家。”

但当一个网红坐在法拉利上，人们会说：“羡慕！”；当一个科学家靠专利赚钱时，人们会说：“建议严查！”。网红考上研究生，大家会说他真厉害，教授业余当当网红，大家会说他不务正业。大众对科学家的道德宽容度反而比网红和明星更低，甚至都不允许一个大脑发达的人拥有好玩儿的人格。

对韦神的追捧，很大程度上是对分数的追捧（虽然韦神本人并未参加高考，而是走数学竞赛渠道）。但有几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韦神呢？显然不会太多，因为在世俗眼光来看，做学问太苦了，很多人还会有点小优越感，认为做学问的人不谙世事，不懂适应社会，纯属“书呆子”，他们一方面强调分数，一方面又会强调“会做人”。

我一直都说，中国人鼓励孩子，总离不开“好好读书”，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如此，老人更是如此。但他们真的尊重知识吗？未必。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极其可笑的分裂，一方面，他们认为孩子必须好好学习，但另一方面，他们会一次次告诉孩子，书上的东西没用，胡说八道的多，最重要的其实是精明长眼神会来事儿懂交际。在他们眼中，学习是为了学历，学历是叩门砖，混社会则要靠其他，至于知识，哪有经验管用？越是没读过书的人，越是认同这一点。

所以，重视学习并不等于尊重知识。当年的“读书无用论”其实并未打破，只不过变成了“学历有用，知识无用”，学习是为了未来找工作，而不是为了求知。很多人都说分数是敲门砖，这个社会确实如此，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人用完这块砖，其实就抛弃了知识，他们眼中只有这块砖。

说中国人不尊重知识，其实由来已久。古代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看似尊重知识，实则尊重的是读书可能带来的权力。对于真正的知识，中国人其实向来不太看重，尤其是科学。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高考考场外总有一些家长奉献迷惑行为大赏，为什么韦神的社交平台评论区变成许愿池。这些愚昧行为看似与知识背道而驰，正常接受现代文明教育的人理应干不出这种愚昧行为，但如果洞悉大多数人根本不在乎知识，只在乎“敲门砖”，一切就容易解释了。

所以，别看他们吹捧谁，不管他们吹捧谁，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权力和金钱的尊崇，而非对知识的尊重，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相。

中国社会历来喜欢追捧天才，尤其是那些“外貌和行为举止异于常人”的天才，似乎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天才两个字刻在了额头上，能够一眼识别。

这种对“怪诞天才”的舆论偏好背后有两种常见的心理机制：

一是围观者可以获得一种“慧眼识天才”的快感，仿佛全世界都被他的外表蒙在鼓里，只有我知道这位扫地僧是绝世高手。

二是围观者可以由此对天才建立起心理优势，就是说即便他是是智商方面的绝顶天才，我也比他帅一百倍，生活质量比他高一百倍。如果这就是天才的代价，那我没成为天才也不算可惜。

互联网舆论对北大数学教师韦东奕持续多年的追捧正源于此，“韦神”辉煌的数学成就只是表面，网民真正想要的只是基于刻板印象的猎奇。甚至说得更难听些，是“参观韦东奕”。

近日，韦东奕家人在抖音为其开了一个认证账号，韦东奕本人出镜讲了3句话：

我特意截了3张图，是想让大家更清楚地感受韦东奕的状态，确切地说是身体健康状态。就当我爹味儿重吧，我认了，今天的文章就是要多管一点闲事，呼吁公众不要过度消费韦东奕，恳请北大关心和适度干预一位教师的健康情况。

韦东奕才33岁，如你所见，已经缺失了半排牙齿，眼眶、脸颊的状态，稍有医学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来，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可以说是非常糟糕，相当危险。

请注意，这绝不是什么生活朴素，也绝不是什么不修边幅，而是长期营养不良与特定生活方式造成的健康状况恶化。而牙齿的缺失会进一步限制营养的摄入，让健康陷入恶性循环。

这是韦东奕中学时的照片，一个健康的小伙子。

这是韦东奕前几年的照片，还能看出是青年。

这是韦东奕现在的情况：

很显然，韦东奕需要的不是围观和膜拜，需要的不是接福气，他迫切需要的是对他身体健康状况的关心和帮助支持。

是的，韦东奕需要帮助，非常需要帮助。

作为北大的教师，韦东奕并不缺钱，他吃馒头喝凉水不是因为贫困，穿着朴素也不是为了省钱，更不是传说中为了节省时间来专注数学研究。

馒头👇

馒头👇

馒头👇

还是馒头👇

很显然，韦东奕存在严重的生活技能缺失与社交能力短板，在多年缺少外部力量干预和支持的情况下，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健康后果。

韦东奕是成年人，但他显然需要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基础生活照顾与生活技能教育。有些话我不好直说，相信大家能意会得到，韦东奕的家人有责任更好地照顾他，北大作为工作单位有道义上的义务关心他支持他。

考虑到韦东奕的家人塑造了他的成长环境，我估计更有指望能帮得上忙的是北大。个人建议，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北大甚至可以考虑一定程度上更强势、更主动地干预他的生活，比如安排专人带去体检、接受口腔科治疗、安排志愿者帮他安排日常餐食，或提供条件让家人能够在身边照顾他的生活。

尊重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是没错，但韦东奕的情况大家有目共睹，很显然是处于需要外界帮助的困境之中，北大不该再坐视不理了。

恳请北大关心和干预韦东奕的健康状况，拜托了！

后续：

基本常识｜关于韦东奕的健康问题，北大实在没必要遮遮掩掩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北京大学韦东奕

6月9日，北京大学数学院通过媒体回应了公众对韦东奕健康状况的关心和担忧。作为最早呼吁北大出面干预的博主之一，我很仔细地读了这份回应，总结一下关键信息：

1.学校知道且一直关注韦东奕的牙周问题，曾多次派人陪同他到医院就诊。医生进行过会诊，并提出了治疗方案。

2.韦东奕过去3年每年都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检，除严重的牙周问题外，其他体检结果正常。

3.下一步，学院还将帮助他积极治疗。呼吁公众保护学者专心治学的环境，让韦东奕能心无旁骛投入教学科研。

说实话，我特别理解北大方面这个回应口径的无奈之处。韦东奕作为成年人，单位对其健康问题本身没有责任只有道德义务，在干预和回应公众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限制，不方便泄露当事人健康隐私，也不可能强制就医。

那就由我来做这个坏人，把问题摊开吧。

第一，韦东奕不止有牙周健康问题

其实北大在回应里面也隐晦地传达了一些信息，比如“医生进行过会诊”，但因为健康信息涉及个人隐私，学院没有权利事无巨细地披露韦东奕的健康状况。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是单纯的牙周问题，随便哪位口腔科医生都能完成诊断和治疗，根本无需会诊。无论是牙齿脱落之前的挽救，还是牙齿脱落之后的种植，都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以北大附属医院的实力，如果不是患者极度不配合，完全能够避免半排牙齿脱落，也完全能够在牙齿脱落后很快完成种植修复。

实际上，在33岁的年龄，在不缺钱不缺医疗资源的北大，不可能单纯因为牙周问题而掉了半排牙齿。半排牙齿脱落是一个严重的结果，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并且牙周病之外的问题才是更关键的。

另外，韦东奕在视频中的表现，还有非常明显的斜视情况👇

如果韦东奕真的连续3年参加体检，至少眼科检查不可能是“结果正常”的。

第二，韦东奕不止有生理健康问题

其实在前一篇呼吁北大干预的文章里我就写了，有些话我不好说得太直白，现在看来还是有必要把话挑明。

韦东奕当下的情况，除了生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外，其心理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

如北大通报所介绍的，学院曾多次派人陪同韦东奕去医院就诊牙周问题，其家属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讲过陪同他去看牙的情况。

这一方面反映出单位和家人对韦东奕的关心照顾，另一方面也毫无争议地反映出韦东奕本人不具备独立就医的能力或意愿。

在之前那篇文章的评论区有一些读者认为我多管闲事，觉得韦东奕作为成年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不需要别人置喙插手。这道理放到一般情况下是没错，但具体到韦东奕的情况，很显然他并不具备完全对自己健康负责的行为能力，因此外界的帮助才很有必要。

实际上，韦东奕现在不仅大概率缺乏独立就医的能力，接受媒体采访回应自身健康问题的能力很可能也是没有的，可以想象他正处在严重的心理困境中。

在此想重点给读者们普及一点基本常识：

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既包括生理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很多时候心理健康的困境会对一个人影响更大，也更难挣脱。

第三，关心韦东奕健康并不是打扰他科研

北大在回应中呼吁公众保护韦东奕专心治学的环境，意思是大家不要多问，不要去打扰他，这点我很赞同，但有必要补充一点。

现在打扰韦东奕治学，甚至威胁到韦东奕心理健康的并不是广大网友，也不是我这样呼吁关注韦东奕健康问题的博主，而是把他推到镜头前面站军姿，把他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非直系）家属。

这里我要不客气地指出，韦东奕家属所谓开个账号让他和外界多点接触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假如韦东奕本人只出镜录视频，不参与账号的实际运营，那么就不存在和外界接触。

假如韦东奕参与账号的运营，会看到评论区，会看到媒体和网友书以千万计的各种声音（其中不乏恶意评论），那这不能叫多跟外界接触，而是相当于对他施加酷刑。

所以说，真正想要避免打扰韦东奕教学科研，迫切需要做的是帮助韦东奕远离舆论漩涡，而不是假装韦东奕的健康情况“没什么大不了”。

最后重申一遍：

我完全理解北大作出这份回应的无奈之处，也认为北大多次派人陪同韦东奕就医的做法已经尽到了单位的道德义务。

但是，对韦东奕真实的身心健康情况遮遮掩掩实在没有必要，也不利于督促其家属真正关爱韦东奕，为他的健康状况着想。

高考语文作文的话题应该不是诗人月下吟诗时产生的奇妙联想或学者微醺后神侃的内容。高考作文出题应该符合冷静、严格的大纲要求。考虑到作文是所有参加高考高中生学生必须写的课题，因此题目的表述必须是绝大多数参加高考的学生都能看懂，并都可能写的题目。简言之，高考的作文题目应该是高中生能写作的题目，话题域应该是高中生的话题世界。

今年的上海作文题目严重违背了高考作文出题的基本原则，甚至常识，毫不掩饰地说：题目出偏了，出偏了也许还是客气了一点。不负责任地搞砸了，应该是更确切的描述。

上海作文题目是这样的：

“有学者用“专”“转”“传”概括当下三类文章：“专”指专业文章；“转”指被转发的通俗文章；“传”指获得广泛传播的佳作，甚至是传世文章。他提出，专业文章可以变成被转发的通俗文章，而面对大量“转”文，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的文章。

由“专”到“传”，必定要经过“转”吗？请联系社会生活，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认识与思考”。

按题目的提示，这题目是有出处的。先不说出题人对来源文章的小结是否准确，出题人对题目核心词语之间关系的描述就有问题。

首先何谓“专”，出题人说是“专业文章”。什么是“专业文章”，出题人没有说。顾名思义，专业文章就是基于某个专业、技术性很强的文章。专业文章所针对的是相关的专业团体。专业文章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读懂。通俗文章通常指不完全依据某个专业知识、技术性较弱的文章。它们面对的是大众，也就是说没有专门知识的读者都可能读懂的文章。据此，专业文章和通俗文章不仅语体不同，它们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体裁类的、不同质的话语活动。

出题人在题目里说的“专业文章可以变成被转发的通俗文章”（且不说这是否是原文作者的原意），这完全违背了话语活动基本常识。专业文章即便是转发上亿次，它还是专业文章。阅读它还是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它不可能变成“通俗”文章。很想知道出题人能否举出一个专业文章由于转发而成了通俗文章的例子。由此，出题人所谓文章由“转”而改变“专”的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

出题人对“转发”的理解是值得商榷的。“转发”的语义结构里并没有量化的义项。几个人转发也是转发，成千上万的人转发也是转发，有转发并不一定就有规模效应或出题人所说的转“通俗”可能。专业文章的转发通常在相关专业团体里展开。虽然专业读者的人数自然不能和一般非专业读者相比，但人多人少的转发与文章变通俗之间是没有逻辑关系的。

“传世”文章的本义应该指的是“流传到后世”的文章。就传世的语义而言，纵向传递是必要义项，时间跨度是必要义项，但横向传递和共时传播范围并不是其语义的必要义项。即便专业文章不通俗、阅读面很窄，但如有高度的专业价值，只要有后世学者阅读它，甚至引用它，它必然会成为传世文章。学术概念的延续都是通过传世文章完成的。

“传世”这个词语的基本语义核心要素就是跨世“转”，没有“转”，再好的文章也就没法跨世“传”，据此，出题人的提问：由‘专’到‘传’，必定要经过‘转’吗？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因为它违背了“传”的基本词义。不‘转’哪来的“传”？

题目里“而面对大量‘转’文，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的文章”的表述也是有问题的。大量的网络“转”文，尽管稂莠不齐，但它们已经成为了大数据的一部分，传世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出题人的“传世”应该指的是“上乘”之作。网络之所以有转文，就是因为有读者认为某些文章写得好，他们通过转发实际上参与了文章传世的话语运作过程。所谓“读者又不免期待可传世的文章”很难成立，如果对所转的没有认可，没有“期待”，那怎么会发生大量的转发呢？更重要的是，网络资源极其丰富，读者自然能分辨、也知道去哪里寻觅“传世之作”的。

出题人并没有道明题目的原始出处，用了“有学者”一词。不过网民太厉害了，立马查出了这是胡晓明教授2019年在《文汇笔会》里写的文章，题目叫“古人说‘文章九命’，太悲观了，我归为三个字：专、转、传”。

文章是随笔，大凡随笔都有跟着某个想法或感觉，边想边写的随意性。随笔的感悟性质决定了写随笔时考虑的是一个念想的阐发，而不严格的逻辑或缜密的论证。

想想出题人应该通篇读过胡晓明教授的文章。就随笔而言，这篇文章还是蛮精彩的，但这篇文章好像并不是重点讨论“专”、“转”、“传”的关系。文章好像意在通过“专”与“转”的讨论在传递某种现实批判：

“然而专家们的文章看多了，我又有一个意见，没有花样，没有文采，没有个人的心性情意。我们需要专家，但如果天下所有的文章，都只有专家之文，只有学报论文一种，所有的读书人，除了八卦，就是八股，尽入‘中国知网数据库’之彀中，那也绝不是中国文章学的真谛。”

“事情都有两面，在‘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的大旗下，必然有人将文章视为达到各种目的的敲门砖。专家之文，会恶变而为‘砖’文。即‘敲门砖’之文，现在也成为一种‘专门之学’了。”

作者在讨论“转”的时候好像没有涉及“专”与“转”的问题：

“作者总是希望他们的文章能够有更多的人读到，并得到一种迅速的点赞，现世的声誉回报，但专门经营此类，以倾动一时，惊听回视，会很快变成随风飘转的、时代吸尘器里面的灰尘。越是蹿红的网文，可能越是速朽的渣文。”

我猜想，出题人是根据这几句话臆推出题目的：

“我这里三个字也是辩证的关系。专家之文，过于小圈子，过于封闭，就自然变换而为‘转’家之文，‘转’家之文，过于轻浅、过于流俗，过于牵就人情与时尚，就会自然生出一种要求，一种真正传世之文。”

这是随笔，自然不必过度讨论这话与前面的逻辑关系。不过细想想，作者这里也不是没有逻辑关系的。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作者这里应该讨论的不是专家文章转为通俗文章的问题，即不是同一篇文章经过“转”而改变了专业文章的性质。作者很机敏地用了“变换”，而后“转”字有上了引号，而且是“转家之文"。既然是“之文”，这说明所转之文已经不是专家的文章了。

这似乎在说，专家的道理由专家说自然枯燥，不能传播开来，但由“转”家改写的的文章自然也成不了传世之文。做学问的，自然不应该投机取巧地在如何盗用前人概念上下功夫。当然这也仅仅是我的解读。

不过这意思，好像在作者最后引用的故事里表达的很清楚：

“《世说新语》中，还有一个‘不负如来’的故事，道人支愍度准备渡江而下，到南方去讲佛学。同行有伧道人，二人搞出了一套‘心无义’的理论，准备用这一套来迎合南方人心理。多年之后，伧道人悔了，觉得这样顺俗阿世的‘转’文，太对不起如来了。就拜托往南方的僧人：‘烦请转告老支，心无义那套东东全是乱讲，当初不过是为了混口热饭而已，现在就别再讲了，不然太对不起佛祖了！’”

显然，伧道人之所以悔了不是因为他在转文，而是自己在盗用别人的想法胡乱编文混饭吃。这哪里是在表述今年作文题目的文章“专”、“转”、“传”的关系？

虽然不认识胡晓明教授，但我相信这题目绝对不可能是胡晓明出的。能参加高考出题的人，应该有一定的语文阅读能力了吧？如果这样的文章都会误读，且概念混乱，自嗨故弄玄虚，难免又要引发现实总是比我们的想象瘦太多的感觉。

写到此不由想到昨天有朋友微信我的话：“孩子们12年苦读最后遇到这样的命题我感觉无语了”。真为这位母亲和参加上海高考的孩子叫屈。

看到有学者竟然为这样的题目辩护，我不由愤怒了。高考作文不是作文比赛，不需要玄妙和“有深度的思辨空间”。这玄妙是无厘头的高雅掩饰语，对你们是玄妙了，对考生呢？这无厘头“专”“转”“传”又是拓展的哪种深度？没有逻辑关系的题目，哪里可能开展“深度思辨”？“深度”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高考不是专门为“精英”孩子举办的，它是普普通通学生的基本权利。高考的题目必须对考生的所学有基本的尊重，必须严格遵守语文教学大纲。

其实这把年纪的我已经不该再吃惊。这好像不是第一次高考题目出现无厘头的题目，好像从来没有相关部门追究这些人的责任。但我还是愚痴地想问：关系到千家万户高考出题难道没有审核？没有责任制？题目出砸了，难道没有人需要承担责任？

如果真的没有追究责任的体制，那这次上海市考试院必须承担责任！如果上海考试院不负责，那上海市教委必须负责。如果上海市教委不负责，上海市政府必须负责。我就不再往下说了。

最后，一个建议，鉴于这次题目出砸了，作为赔偿，这次语文作文在改卷时应该将基本分数送给每一位考生。

难以置信啊，都2025年了，居然还有这种事情。

近日，湖南岳阳临湘市艳飞砖厂被上官正义曝光长期通过外包工头控制多名疑似智力障碍人员来搬砖。每天要在40度的高温环境中搬砖12个小时，全年无休。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患病了只给止痛药。

更夸张的是，工头扣留身份证，用暴力威胁限制自由。而且他们说工资有300元一天，但实际只是管饭。

没钱没自由，强迫高强度劳动，这是什么？这就是奴隶啊，美帝以前的黑奴的待遇都比这好吧。

据了解，这些工人多来自云南贵州交界的边远地区，年龄40-50岁，工头通过改名隐藏身份。并以路边捡的为借口转移这些奴隶。

最后还是上官正义举报，警方才迅速解救这些智障人员。并控制了砖厂负责人和工头。

吊诡的是，在报警20分钟，就有人开车把这些人员转移走。为什么会这样？

若不是新闻报道了，谁能相信到现在还有搞奴工的。

拐几个智障人员，压榨他们的劳动力，搬砖还真不需要有太多的智力，有体力，埋头苦干就是，一个人一天300，一个月就能压榨出9000，五个人，一个月就能榨出45000元。一年就能赚50多万。

要是这些奴工死了，扔在路边就是失踪人口。

现在明白为什么有人专门拐智障人士了。他们也能榨出这么多油水。

就像电诈要拐能使用电子产品的人，而黑砖窑就喜欢拐智障人士。

只要有利可图，一切法律都敢践踏。

我想起之前山西洪洞的黑砖窑案，还有2011年，河南记者崔松旺，假扮乞丐，卧底黑砖窑，解救30名智障人士。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在押韵。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买卖有人做。

还有在去年，一贵州男子出门打工失踪18年。结果是被黑砖窑非法拘禁，他因生病，偏瘫失禁没法干活，才被人扔出来。

他说厂里还有31个人都是这样的奴工，当时也引起广泛关注，可后来呢？那31个人解救了吗？至今没看到下文。

我当时就感叹了，都2024了，还会有这种事？

现在又感叹一下，没想到都2025年了，还有这些事，不强调可能还会以为是1925年的事。

只要有利可图，就一定会有人去钻营这条路，直到完善这条黑色产业链。

人口拐卖不只是妇女儿童，所有人都可能被拐，有人可能感叹自己没用，但在人贩子眼里，你有用得很，零整皆有用。

这件事能被曝光还是靠上官正义，他经常曝光一些人口拐卖的案例，搞得现在很多事要网红去曝光，就比如水污染问题，有人就找渔猎齐哥去曝光，感觉有关部门还不如网红好使。

现在还有这种事，这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怎么样才能杜绝这类悲剧重演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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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思想上锁

又要眼界开放

难煞老夫

海南要取代香港、成为新的全球金融中心、自由贸易港的宏大蓝图，放在领导案头很久了，封关运行的传闻也够久，有些囤房待涨的房子都长白毛了。

今日终于有落地的好消息：不用翻墙，即可上网！

在这个诞生过华文第一社区天涯论坛的小岛，个人可以重新联上国际网络，是喜、是悲？

一切都是被逼的。要是洋人连个gmail邮件都不能收发，想在X上晒个朋友圈都做不到，这「自由港」三字，委实不配。

细看细则，这款名为「环球畅联」的互联网上网服务，申请者必须使用中国三大国有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或中国电信）之一的5G套餐，并提交其雇主信息（包括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供审批，审批流程最多可能需要五个月。

开通了「环球畅联」服务后，运营商侧会直接给手机号码开通服务包，个人免「翻墙」即可上外网，也不需要安装软件，用蜂窝上网即可。

这个服务当然要另外收费，速率5M的每月费用1500元，速率10M的每月3000元。

这相当于先建了堵墙，再在墙上挖个狗洞供你出入，还另外收费。

推测一下，到最后是不是全国人民都得申请一个境外上网卡，也都再付一笔开门费？

记得叶挺当年写过一首诗《囚歌》：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此前，为了方便外企做生意，虹桥等一些自贸区也开通过类似的服务，不过是针对企业的。

而这一次是针对个人的，要说进步，肯定有。

但有些同志特别善于制造问题、再亲手解决问题，也是特别有意思。

前段时间，我国连续五年申请加入CPTPP，且表明态度一定努力达标。在CPTPP的标准里，有一条就是信息的自由流动。《我们诚心加入CPTPP，他们怎么就不信呢？》

不能自由上网已经对上海这样的开放型经济区域造成了特别大的影响，今年1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授副校长毛祥东把「开放互联网」的议题摆上了台面。《官媒报大学副校长两会建议恢复访问外网，是放风吗？》

他建议有序逐步分批恢复国际互联网访问，针对特殊行业、特殊地区、特殊领域，先开放一批。比如在上海自贸区、陆家嘴、进博会和虹桥国际商务区恢复国际互联网，更能吸引外国人来沪投资生活，有利于提升上海的国际竞争力。

先把自己的手脚绑住，再去参与国际跨栏比赛，刘翔觉得这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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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300多部家传、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册，发现旺族多出自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少数平民子弟则通过读书、从军、创业改变命运。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汲取智慧、经验、教训，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如果没有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

讲述我们的故事、写作家传，是人类延续文明和创造意义的基本方式。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和传承家庭记忆：

为什么从南宋起，浙江人既会读书又会做生意？家风传播的脉络，无法想像！我参与的这本书，上线当月

就登上浙江省好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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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看到多地发文整顿医学科普。四川就发布禁令禁止医护擅自科普。

说实话，对于医生开自媒体账号做医学科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些小毛病，可以在科普上找到答案，就没必要跑一趟医院了。

我带娃这几年，我是经常看医生科普，而且如果孩子有点不舒服，也会对照症状在抖音上搜一下。

如果不是什么大问题就不过多干预。

比如第一次发烧，没经验，就去医院，结果医生让还没满月的孩子单独留在医院住院治疗。我当时就觉得不靠谱。

后来换了家医院，开点药吃了就好。

后来看多了科普，平时发烧，如果烧高了就吃点退烧药，这几年基本靠自己的免疫力能好，基本不会因为发烧去医院。

如果是大问题就要立刻就诊。

其中科普最有用的一个就是急性喉炎，犬吠样咳嗽，我看有好几个医生科普，发病急，死亡率高，有症状要及时就医。

我孩子也得过，看到这种情况马上送医院，吃点药马上就好了。

所以这些医学科普可以让家长了解病情，知道轻重缓急。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往医院跑，也不会对一些大的问题掉以轻心。

还有一次，医学科普的作用更加明显。

有一天，孩子突然开始吐，吃什么都吐，喝水都吐。去医院打了彩超说是肠套叠，就是肠道套起来了，而且套了两个环。

我就在网上搜肠套叠是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目的是懂一点病理和治疗方法，不至于吓得手足无措，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在网上看有医生就说往屁股里灌开塞露可以解。

然而到了急诊室，医生却说要住院，一种是屁股里灌气，像吹气球一样解，一种是往屁股里灌水。总共花费可能要七八千左右。

每个医院的政策可能不同，当时两种都要单独购买灌水或者灌气的机器大概4000元，而且灌水还要在x光下进行。

我当时就想到了网上的科普，就问了医生一句，我看有医生说可以灌开塞露解，要不要先试试开塞露。

医生一听愣了一下，就说那也行，开一支开塞露试试，医生让我们保持20分钟，然后再去做彩超。

于是我们用了开塞露，等了20分钟，去检查，两个套解开一个了，拿着报告找医生，医生说还有一个没解开，要去住院。

我们就半夜往住院部去，找到住院部医生，医生说了灌水和灌气的方法，以及要准备七八千块钱，还要买灌水或灌气的机器。我就问了这机器不是医院的吗？怎么还要患者买？结果就是医院规定。

我当时就在想，既然能解开一个，证明开塞露还是有效，是不是第一次的时间不够久，灌入的开塞露不够多。

于是我要求住院部的医生再开一支开塞露。

这一次，我把整支全部挤进去，然后屁股略抬高这样抱了一个小时。

再去做彩超，结果都解开了。拿着结果去找当时急诊的医生，医生好像挺失望的。

是啊，总共用了两支开塞露，花费2元。和七八千的住院医疗比起来几乎没花钱。

当然灌气和灌水可能适合那些套得比较严重的情况，但在此之前，是不是应该用便宜的方法试一试呢？

事后我把这件事做了一个视频分享在抖音上。结果很多得肠套叠的孩子家长使用这个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试想想，要是没有一部分医生做医学科普，我们也不会知道那么严重的病只需要很简单的治疗方法。

就会完全相信医生的说法，让怎么做就怎么做，让交多少钱就交多少钱。

从这个角度看，医生的医学科普，本质上是减少了医院和病人的信息差，医生挣了流量，却让医院的病人减少了，本来可看可不看的病，看了科普就让它自愈了，还有那些小病也没法大治了。

特别是现在的人工智能看病，分析的病情可能比很多医生都要准。

如果人工智能看病普及，更多的人可能就小病自我诊断了。从这个层面分析是会影响医院收入的。

最近很多地方禁止医生做医学科普，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考量。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在网上搜到各个医生对各种病的科普。

至少在现在，我觉得医生的科普对我们这种新手父母来说有很大帮助的。

希望这次的医学科普禁令，能给真正的科普留一点空间。

马斯克和特朗普的互撕，可能是世界范围内的一次转折。

很多朋友都预见到这种结局：两个超级自恋的权力者，最终会分开。中国古话早就说了，一山不容二虎。

这话有道理，但是还不够。比他们分手更重要的是，世界看到他们分手。

即便两个人明天相互谅解，但是在社交媒体上的裂痕已经成鸿沟，这比特斯拉股市的下跌还难以弥合。

美国的国父们，那一群立法者，有很多是律师。所以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第一重要的，建立的这个新国家，不能不让自己说话。

仅仅称赞他们明智是不够的，也许这就是上帝的意思。只要言论自由得到保障，只要人们能够说出自己的声音，就不会有绝对的黑暗和绝对的权力。

两个有极大野心、极大魅力的人，也可能是两个恶棍，如果合为一体，可能带来极大灾难。

但是如果他们都能说自己的话，人们就会明白他们仍不过是恶棍，或者有极大缺点的人。他们不是真理，也不是信仰。

美国的言论自由出现极大问题。有一个统计表明，马斯克和特朗普散布的虚假消息都排在前三名。但是此前没人在乎这一点，相比于这两人的粉丝和流量，那些求证事实的报道，几乎无人问津。

今后他们的信徒就会面临困境：谁才是对的？

就这个意义来讲，两个人的互撕很有建设性。有人看到特斯拉股票大跌呼吁夺走马斯克的手机，这大可不必，相反，人们应该鼓励他们发言。

一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

因为有很多争论，这才好奇去看的。一共八分钟，几乎是全程脚抠地才看完。

原来的标题大致是《守护我们的人性》，看完之后，感觉可以替她重新取个标题，叫《今天我要搞个大的》，更贴切。

还有很多人安慰“你不用听别人意见”“你表现已经很好了”。

好和坏，其实无非是一个标准问题。

丘处机的武功，用牛家村标准，就很好；用华山论剑的标准，就很糟。

完全取决于你把哈佛当华山，还是当牛家村。

如果是一个中学演讲比赛，或是一个公司的团建节目，以蒋雨融的表现，没什么好苛责的，甚至能说还不错。

问题是，这是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而且是作为代表发言。

那标准就得是时代之声，是当代青年的胸怀抱负和最深关切。

不是非说要昂昂若千里之驹，不能泛泛若水中之凫，可也至少要真诚、务实、言之有物。

所以网上那些自作多情的安慰都不适用，所谓“换你去你不紧张？”“她还是个青涩小姑娘”，都是扯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讲台，赢了可以称誉光赫，而一旦没达到标准，就缩回“青涩小孩子”的庇护所，没这样的事。

否则你问问那些没得到演讲机会的同学服不服？

二

这个演讲最大的问题，就是虚浮矫饰，像小孩子硬画了一个大浓妆。

技巧上，它是老中式的学生演讲比赛技巧，加上西式的套路和普世大词，缝合而成的这么一个产物。

许多国内的80后、90初，恐怕都有亲切感，一些动作，如单臂上举，双臂大张，适时哽咽……都是我这辈人小时候熟悉的。

好像应该配上勇救哈佛集体财产的故事，加上“我要为这一切奋斗终身”才对。

可是，它又强行嵌套在一个美式精英范演讲的框架里，跟菠萝馅东北饺子一样，你就不就蒜它都不对。

她还一直误用和滥用技巧，而且是大剂量的滥用。

“如果有任何一个女性买不起卫生巾……”关注点没错，但说到这时，毫无铺垫，突然强行哽咽，让人错愕、跟不上。

让人忍不住想替她接一句，如果有任何一个女性买不起东西，那绝不是我。

她的叹息、感动、哽咽，都像是预制菜，像插播好的固定表情包。并且，许多表情还像是网络卡顿延时了，晚了半秒，声画都不同步。

反复练没问题，至少练到声画同步对吧。

三

演讲的内容，不但很空，而且是分裂的。

它完全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沾沾自喜，另一部分是“深表同情”。

具体地说，就是对自己的现状的沾沾自喜，以及对所谓另一个世界的苦难的深表同情。

这两部分，完全无法融合，以一种尴尬的状态并存，让人不适。

她一上来的状态，就是满脸写着“今天我要搞个大的”。

索取到最大掌声的几处，都让人错愕，都是硬上情绪，沾沾自喜式的：“我们的共同点是都来自哈佛！”“我在哈佛的专业是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我遇到了32个不同国家的77个同学”，并伴随着大幅度肢体动作，甚至单臂大回环。

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洋溢着一种准精英的自得，以及不断向全场挤眉弄眼暗示“你懂的”的优越感。

让人总想起宋濂所说，“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

而其所严重缺乏的，恰恰是作为真正精英的自我加压、使命在身、道阻且长的责任感和迫切感。

所以剩下的“人间苦难”话题，无论怎么蹙眉、哽咽、作郁陶之状，都让人觉得无法信服。

四

就说这个排比句：

“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女性买不起卫生巾，我便不配称富足；如果一个女孩因惧怕骚扰而不敢踏入校门，那便是对我尊严的践踏；如果一个小男孩死于一场他从未发动也从未理解的战争，我的一部分也和他一起死去。”

这是一种网络时代的病，突然间，不知为何，华而不实的排比句大行其道，中文互联网上也是这样。

《文心雕龙》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一旦没了真情实感，堆砌词藻就会是最讨人厌的东西。

她明明好像去过不少地方，参与了许多项目，但对“苦难”的认知，似乎只来源于网络自媒体。

有哪怕一个超出普通网民的认知的吗？没有。

比如开篇就说自己到了蒙古，可很遗憾，没有听见任何在蒙古的真实感受。同理，说同学在坦桑尼亚，也没有任何打动人心的纪闻。

仿佛只在乎填满履历，历数一堆打卡点，之后归结语居然是：我们的共同点是都来自哈佛！现场竟掌声雷动，让人闻之尴尬。

她总说苦难议题，那么有批判、有抨击吗？倒是有，唯一一处，就是开头心机地批了一下谷歌，说是翻译不接地气。

揶揄那几个互联网巨头和资本，这在当今世界任何角落都最安全、廉价的批判。除此之外，就回避了一切需要勇敢、思辨和深度认知的东西。

概括起来就是，炫耀了一些不值得炫耀的，关切了一些假装关切的，回避了一切应该回避的。

五

的确，话也不能说过重，比她表现糟糕的演讲，其实多得是。

来自一些学者的，来自一些官员的，很多都远糟糕过这样一个年轻学生。

相比于空洞造作，更坏的永远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只不过，这个演讲有一种很典型的意义。

它体现了，一个巨大的新生群体，是如何沉迷于大词，满足于堆叠标签，并且，误以为这就是自我认知的深度。

在有真知灼见之前，就已先学会了一套空洞的话术体系，假装深刻，扮演勇敢。

看了一下蒋雨融在网上的回应，仍然是通篇大词，她自己都已意识不到毛病了。

哈佛选择了蒋这个姑娘，应该是有自己的考量的，试图在被打压的情况下表明态度，但无疑，挺失败的。

试问，目睹一个所谓的准精英、学生代表说着陈词滥调，却似乎从头到尾只关注自己的呼吸、尾音、关注插入表情包，你相信他们能对时代有什么深刻的洞见，对世界的创痕有什么体察？

事实上，看到这个演讲，我对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信特朗普，倒是又多了一分感性认识。

试想，假如是个真正吃不起饭、买不起药的人看到这个演讲，会觉得更亲切，还是更隔膜？哪怕再钝感的人，怕都会担心这人并不真关心我，她地位越高，就越不会关心我。

倒还不如信那疯老头，至少丫次次都明确说出谁是坏人，比如一切都怪拜登对不对。

六

最后，也还是要为蒋雨融解释几句。

很多国内网民对她的怨怼，其实原因也很复杂，很多倒不在于假大空，甚至也不在于真真假假的所谓“关系户”，而是觉得她“谄媚”。

说白了就是：你都站在了那个位置，为什么不说咱们好？

你至少应该说欢迎来中国看看，这是及格线。明明大好机会，却没能让我们自豪长脸，很让人生气。

有一说一，这是真有点委屈她了。你以为她没有迎合咱们这边？负责任地讲，她真的有。从演讲的选题到第一个故事，都用心迎合了。

那个开篇故事，说坦桑尼亚朋友不会用中国洗衣机，谷歌也翻译不明白中文说明书。这就是煞费苦心。

暗含意思是中国制造很牛，销遍全世界，哪哪都离不开。

只可惜，这种迎合对网民来说太隐晦了，也小家子气了，给太少了。大家已经是被短视频洗礼过无数遍了，好比都习惯了超大杯，免费续杯，你还在抠抠搜搜赠积分，大家不买账。至少应该说马斯克认为最杰出的造物是咱洗衣机，第二才是他家那些子火箭，或者说哈佛拆了几台去研究，这才行。

路还很长啊。

古时楚人有冤，叩鼎而鸣；而今，当荒诞成为日常，正义便像落水的浮木——看得见，抓不着。

刚刚刷到今天备受热议的报道，我把监控录下的视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只能说这个世道的“荒谬离奇”，已经抵达正常人完全看不懂的港湾。

一名女子薛女士骑着电瓶车正常在路上前行，很远的距离就看到了另一名女子牵着小孩在过马路，于是开始减速。从监控录下的视频看，薛女士不仅减速到几乎快停下来，还绕行到了女子和小孩的后方。

也就是女子牵着小孩从左向右走，薛女士的电瓶车绕到了她们已经走过的一边，即下图里的“左边”。可即便如此，“车祸”还是发生了。

正常人自然大为不解，但人性就是这般险恶。已经走过去的小孩，突然回头撞向薛女士的电瓶车，家属也恰到时机的松开了手……如果你已经开始震惊，那我只能告诉你，这才哪到哪，故事还只是刚刚“开头”。

很明显，这不是“车祸”，而是人祸。因为这不是“车撞了人”，而是“人撞了车”。这更不是意外，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预谋。

没有人能拿出证据，但所有看过监控视频的人，恐怕都会得出这个答案。

可最后，交警大队还是判定薛女士主责。

到哪说理去？

其实从报道来看，面对这场飞来横祸无妄之灾，薛女士还算比较负责，也是一个爽快人，更是一个老实人：小孩的健康最重要，当即陪同母女两人前往医院，并垫付3.5万手术费。

3.5万呐，随便换个普通家庭，这都是沉重一击。毕竟不是你撞人，而是人撞你。这种“意外”，如何防得住？

提防豺狼尚有术，难防人心巧布局啊！这也是我专门提起此事的原因，这种口子一旦放开，不知道多少人要开始倒霉。

小孩检查结果主要有3个问题，骨折、外伤，以及遗传血友病。因此，在薛女士垫付3.5万医药费后，小孩家长开出另外高达47万的账单，他们把“遗传血友病”的日常维护医药费，也算进去了，也要求薛女士提供，并且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

莫非这遗传性凝血功能障碍的疾病，是被撞出来的？还要脸不要！法不容情，但更不容讹；怜悯是美德，可利用怜悯则是罪恶。

人心呐，实在让人无话可说。其实到这里，一切的经过还需要说明吗？一场早已谋划好的行动，为这个“遗传血友病”的小孩，找一个绑定一生的“有元人”。

到这里，我想任何一个读者，都应该能够明白和理解这起“人造事故”里，谁是谁非了。

其实看报道下面的评论区里，也能很清晰的看出99%的网民是怎么看待此事的。

“碰瓷，明明是小孩撞的电瓶车，赔偿车主损失还差不多。”

“明显碰瓷，监控都拍到小孩自己回头去撞了！”

“这跟抢有什么区别？如果最后还是要赔，怕是又要开先例了。”

目前，虽然交警判薛女士主责，但6月24日，也就是20天后，此事将会开庭。面对舆论热度如此之高的事件，或许法院真的得把控好了。千万不要像曾经的奇葩判决一样，又开一个遗臭万年的先例。

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口子一开，等于打开了人性的魔盒，后果不堪设想。那些有遗传问题的小孩、老人，恐怕会陆续走上街头，扑倒一辆辆的电瓶车、小汽车，然后要求车主为他们下半辈子，承担责任。

上面已经提到了，薛女士是个老实人，一出事，不管谁对谁错，就已经垫付了3.5万元的医药费。

但难道老实有错吗？老实就该被欺吗？若老实人总被当软柿子捏，那么我们迟早得面临四面八方的撒泼赖账。

这次的事件，一方面，它已经撕开了有些人厚颜无耻的嘴脸；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契机，是法院对那些无耻人性、拨乱反正的最好机会。

若是人心可诈，法律便不可软；若连耍赖都能胜，老实人就只能认命。

现在，就看这个机会，他们能不能把握住了！

别再让“好欺负”成为一种罪，也别再让“脸皮厚”成了通行证。这一次，不只是薛女士的清白，更是法律的尊严在被碰瓷。

5月14日，Science《科学》在其线上新闻专栏Science Insider报道了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发现：近3年来，利用美国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等公开数据库发表的低质量论文数量激增，其中超过92%的论文由中国研究人员贡献。这一现象被认为与“论文工厂”和人工智能（AI）技术的滥用密切相关。

这些论文的形式极为相似：先选定一种健康状况以及与之可能相关的环境或生理因素，再确定特定人群，随后围绕这些要素迅速形成一篇论文。Scientific Reports副主编 Matt Spick称，“我收到了太多几乎一模一样的论文——每天一篇，有时甚至每天两篇，”“感觉每一种可能的组合都有人在研究”。

Matt Spick团队在PubMed、Scopus这两个论文数据库的147种期刊中，找到了341篇遵循上述“套路”的论文，不过这些论文的时间分布有明显区别。2014年到2021年期间，平均每年仅有4篇相关论文。但从2022年起这类论文发表量激增，截至2024年10月，论文研究团队关注的期刊上共发表了190篇相关论文。

Spick团队的报告指出，近年来基于NHANES数据库的低质论文泛滥，可能是“论文工厂”的运作、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滥用以及大型公共数据库的成熟共同促成的。

此外，Spick团队还发现，近期发表的使用NHANES数据的论文，大多出自中国研究人员之手。在2021年之后发表的这类论文中，有92%的论文第一作者来自中国机构，而在2021年之前的论文中，这一比例仅为8%。Spick分析称，中国科研人员所面临的压力和激励机制，为“论文工厂”提供了机会。

西北大学的Reese Richardson表示，其他研究人员在一些课题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这种免费数据源让几乎任何人都可以采用已知的研究方法，然后换上新的变量，以一种‘疯狂研究’的姿态创造出新的‘发现’。”目前已有出版商撤回了部分涉及NHANES数据的问题论文，并表示将加强审查。

Richardson指出，这些论文反映出科学出版和研究奖励方式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文中提及的所有出版商都收取了这类论文的发表费用，每家可能在1000美元左右。”他补充道，研究人员为了自身职业发展，往往选择发表更多的论文而不是更高质量的论文。他警告说，“除非我们从根本上调整科学发表的激励机制，否则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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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宇琛

1
法律定义“淫秽”：它指具体描绘性行为、露骨宣扬色情，并以挑动性欲为主要目的的内容。海棠作品是否符合此定义，需要具体分析。

2
艺术价值是关键：作品即便包含色情描写，如果具有公认的艺术或科学价值，就不应被视为淫秽物品。耽美文学的艺术性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

3
评价作品需看整体：不能仅因作品中存在局部露骨描写，就将其整体定性为淫秽。文学评论通常强调整体性。

4
艺术与色情并非互斥：一部作品可能同时具有艺术探索和色情元素。耽美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艺术价值不应被轻易否定。

5
对“新事物”的法律适用需谨慎：网络文学、耽美题材等相对新兴的文化现象，在适用现有法律条文时，应避免简单套用，需考虑其特殊性。

6
小众审美值得考量：耽美文学主要吸引特定读者群体。其内容的“淫秽性”判断，应考虑到其传播范围和对社会大众的实际影响。

7
“淫秽”标准并非一成不变：历史上，许多曾被视为“淫秽”的作品，后世评价可能截然不同。对海棠作品的定性，也应有发展的眼光。

8
海棠作品的复杂性：成人内容不自动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需区分具有情节、人物和思想表达的文学创作与纯粹的色情制品。

9
法律面前，程序与实体并重：不仅要关注行为是否违法（实体问题），更要关注执法和司法过程是否合法合规（程序问题）。程序不正则实体难彰。

10
刑法“牟利”有特定含义：它通常指行为人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并实施了相关行为。海棠作者是否都符合此构成，需逐个认定。

11
“流量”不能等同个人牟利：兰州案中，将作者为平台带来的“网络流量”视为作者个人“牟利”，在刑法上缺乏直接依据，存在扩大解释的风险。

12
“为爱发电”与牟利目的：海棠平台上许多作者免费分享作品，其主观牟利意图不明显，甚至缺失。

13
微小获利应审慎对待：作者仅获得极少量打赏（如数枚虚拟币），是否构成刑法所要求的“情节”，值得深入研究。

14
旧标准不宜硬套新业态：基于传统出版或早期互联网环境制定的点击量、获利数额标准，可能不完全适用于海棠这类新兴网络文学平台。

15
区分不同牟利行为：个人写作获少量稿酬，与有组织地大规模制作、贩卖淫秽电子信息以牟取暴利，在性质和危害程度上存在本质区别。

16
管辖权必须合法：海棠文学城服务器在台湾，作者遍布内地各省。兰州警方对此类案件行使管辖权，应有清晰、合法的法律依据。

17
跨省执法有程序要求：公安机关异地执行侦查措施，如传唤、拘留海棠作者，通常需要与当地公安机关协作，并遵守法定程序。

18
程序公正是底线：从立案、传唤到审讯、取证，海棠作者所经历的每一个法律程序，都应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保障其合法权利。

19
海棠案的证据难题：境外服务器的电子数据、网站显示的点击量等，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审查和认定，是案件的关键和难点。

20
警惕“趋利执法”倾向：如果执法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地方财政“创收”或追求办案指标，而非维护法律秩序，则会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21
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有罪之前，所有海棠涉案作者都应被视为无罪的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等诉讼权利。

22
权利保障不容忽视：侦查过程中，对海棠作者采取脱衣检查、长时间疲劳审讯、询问与案情无关的个人隐私等行为，可能涉嫌侵犯个人权利。

23
“一刀切”处理不当：海棠案涉及作者众多，个体情况各异。不区分具体情节、涉案程度，“一批处理”的做法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4
公民监督权的正当性：公众和媒体对兰州警方在海棠案中的执法行为提出疑问和批评，是宪法赋予的监督权利的体现。

25
刑罚适用需谦抑：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法定刑幅度跨度大，最高可至无期徒刑。司法实践中应保持克制，避免过度重判。

26
罪责刑必须相适应：对海棠作者的刑罚，应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以及实际获利情况相匹配。

27
不同地区尺度不一引质疑：安徽绩溪与甘肃兰州对类似海棠作者的处理，在量刑标准和宽严尺度上似乎存在差异，引发对法律适用统一性的担忧。

28
评估社会危害性的复杂性：海棠作品在特定亚文化圈内传播，其社会危害性与向社会大众无差别传播淫秽物品相比，需要具体分析和评估。

29
高额罚金的合理性：部分海棠作者被要求缴纳远超其微薄稿费的罚金，其法律依据和合理性受到质疑。

30
公众朴素法感的失衡：许多人感觉，与一些严重暴力犯罪、经济犯罪相比，海棠作者因写作面临的刑罚显得过重。

31
保护未成年人与成人创作的平衡：保护青少年是社会共识。但不能因此将所有涉及成人内容的创作都视为洪水猛兽，应寻求平衡点。

32
分级制度的缺失是症结：缺乏内容分级制度，使得对成人内容的管理往往陷入“一刀切”的困境。建立分级制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

33
法律的终极价值追求：法律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不是简单地惩罚和剥夺。

34
公共讨论的价值：对此类争议案件的公开讨论，有助于厘清法律边界，促进社会认知，并可能推动制度的改进。

35
“以刑代管”的风险：对于一些本可通过行政管理、行业自律或民事途径解决的问题，若轻易动用刑罚，可能导致“以刑代管”，过度刑事化。

36
执法者的专业素养：执法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和职业伦理，避免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不当言行或滥用权力。

37
保障嫌疑人合法权利：即使海棠作者的行为涉嫌违法，其在刑事诉讼中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如辩护权、不受非法取证权等，必须得到保障。

38
“青少年保护”的合理边界：青少年保护是重要的社会议题，但不应成为压制一切成人表达和讨论的绝对理由。

39
司法解释的滞后性与修订需求：如果作为定罪量刑依据的司法解释制定年代久远，可能已无法完全适应当前的社会状况和技术发展，需要及时检讨和修订。

40
同情心与法治精神不矛盾：对海棠作者个人困境表达同情，与坚持法治原则、要求程序正义并行不悖。

41
追求实质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指法律条文的普适性，更包括弱势群体在司法过程中获得平等对待和公正程序的机会。

42
对公权力的审慎态度：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必须在法治轨道内运行。对其行使保持警惕和监督，是现代公民的素养。

43
理解亚文化的多样性：社会对耽美等亚文化应持更开放和理解的态度，避免因不了解而产生偏见甚至敌意。

44
个案是法治的试金石：海棠这类争议性案件的处理，能检验一个社会法治的成色，并可能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45
司法公正的基石作用：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负面影响可能深远。维护司法公正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6
文学虚构与现实行为的区分：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和描写，即便大胆出格，也应与现实生活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区别对待。

47
案件背后的深层问题：海棠案不仅是个别作者的遭遇，它也折射出当前社会在文化管理、法律适用、权力运行等方面存在的深层问题，值得反思。

48
淫秽物品的认定，需兼顾“诲淫性”与“无艺术价值”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49
若作品形式整体露骨，即便声称有严肃主题，也可能因冒犯公众而被否定艺术价值。（罗翔观点，参考“天一案”）

50
刑法第363条对“牟利”的强调，意味着主观上的营利目的和客观上的获利行为，是构成本罪的重要前提。

51
当有人认为“违法就是违法，国家不让就不行”时，需要认识到法律并非静止不变。法律的解释、适用以及其本身的合理性，都应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接受检验和讨论。

52
免费写作，仅因“为平台带来流量”即被认定为“牟利”，这种逻辑挑战了传统刑法理论对“牟利”的理解，也可能导致打击面不当扩大。

53
“海棠”服务器在台湾，这一事实使得内地公安机关的管辖权问题更加突出和复杂，需要清晰的法律论证。

54
律师的早期介入和有效辩护，对保障海棠作者的合法权益至关重要，他们是法律天平上的重要砝码。

55
“西绪福斯的刑辩”等法律援助的出现，体现了法律共同体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社会责任感。

56
刑罚的配置，特别是针对淫秽物品犯罪的刑罚，其严厉程度应与社会发展和观念变迁相适应，避免过度惩罚，保持刑罚的谦抑性。

57
罗翔教授提出的多元主义惩罚根据（冒犯原则、禁止剥削、软家长主义），为理解淫秽物品规制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超越了单一的法益理论。

58
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对于私密传播、小范围传播的“淫秽物品”，应与公然向不特定多数人传播的行为区别对待，避免对私人生活过度干预。

59
赵宏教授强调艺术自由的“少数人”属性，提醒我们不能简单以大众情感或道德标准来评判艺术作品，需要保护创作的探索空间。

60
陈碧教授对“天一案”的分析，指出即使作品被认定为“淫秽”，其社会危害性也应具体评估，并结合宽严相济政策，影响最终量刑。

61
对于“黄文和小说分不清界限，还在这讨论文学”这类看法，需要指出其简单化倾向。文学作品可以承载复杂内容，包括成人元素，其艺术性不应因题材而被轻易否定。

62
有些文章认为，质疑执法程序和量刑标准就是为“违法者辩解”。这种观点混淆了维护程序正义与为具体行为背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63
另一些文章在讨论此案时，采用煽动性语言或进行无关的政治联想。这种方式偏离了法理探讨的轨道，无助于问题的理性解决。

64
案件中，年轻女性作者的悲惨遭遇（如被取消学籍、强制遣返），凸显了刑事案件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冲击，令人痛心。

65
如“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哈”等作者的自述，揭示了她们在创作背后的个人困境、情感寄托以及对文学改变命运的微弱期盼。

66
“敲下去的字，明天会不会变成铐手腕的家伙事儿了”，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在法律边界模糊、释法不一的情况下，创作者普遍存在的焦虑与不安。

67
法律界定“淫秽”，应避免由少数人或个别机构垄断解释权。鉴定程序应力求透明、专业，并接受司法审查。

68
即使作者因压力等原因承认写作内容“不当”，也不意味着其放弃了对程序公正和罪罚相当的合法权利主张。

69
公众在讨论中援引“金瓶梅”、“洛丽塔”等经典作品，意在说明对“淫秽”的判断具有历史相对性，今天的禁忌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对象。

70
将耽美文学简单等同于“儿童色情”或绝对的“精神鸦片”，是一种认知上的偏误和标签化行为，忽视了其在特定社群中的文化意义。

71
对执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KPI导向”或“创收动机”的质疑，需要相关部门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回应，以消除公众疑虑。

72
“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十次犯罪造成的危害还要严重。”（培根）这句名言在本案讨论中被反复提及，警示我们司法公正对社会信任的极端重要性。

73
关于“三倍上缴”罚款的传闻，如果属实，其法律依据和是否符合比例原则都值得严重关注。

74
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与出版自由。对这些自由的限制，必须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

75
“远洋捕捞”这一标签的广泛使用，本身就带有对执法行为程序瑕疵和动机不纯的强烈质疑。

76
区分“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与“纯粹以刺激性欲为目的的淫秽制品”，是案件审理中划分罪与非罪的关键。

77
办案机关在讯问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避免对当事人进行与案情无关的道德羞辱或隐私侵犯。

78
若现行法律条文或司法解释已明显滞后于社会现实（如关于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考虑适时进行修订与调整。

79
不能因为平台（如海棠文学城）本身存在运营或内容上的争议，就简单推定所有在该平台发表作品的作者都具有同等的违法性。

80
任何刑事案件的处理，都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被预设立场、舆论压力或行政指令所左右。

81
对“淫秽物品”的刑事规制，其根本目的应是维护社会善良风俗和保护未成年人，而非压制正常的文化创作和思想表达。

82
“办案人员似乎认为，即便文章不收费，也为网站带来了流量，属于网站整体牟利行为的一部分”——这种将间接贡献等同于直接刑事牟利的逻辑，在刑法上是危险且缺乏依据的。

83
当听到“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等因素不是违法犯罪的借口”这类说法时，虽然其本身有道理，但不应因此忽视案件中法律适用是否准确、程序是否正义、罪罚是否相当等核心问题。

84
律师提出“指望打无罪，没有一个本地律师会接这个案子”的观点，可能反映了部分地区的司法生态现实，但这不应成为当事人放弃追求公正和法律援助的理由。

85
有人认为“为她们发声，就是纵容这些人继续犯罪”。这种观点错误地将对程序正义、合理量刑的呼吁等同于为犯罪行为本身辩护，混淆了维护个体权利与认可违法行为。

86
援引“在美国涉及儿童色情处罚比国内更严”来论证本案处理的合理性，属于不当类比。本案主要涉及成人内容的创作，与直接的儿童色情问题性质不同，且法律体系和具体规定也存在差异。

87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回应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而非僵硬地适用条文。它需要在稳定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

88
公众对此案讨论的热度，反映了社会对创作自由、法律边界、公权力行使等议题的普遍关切和焦虑。

89
对海棠作者进行“羞辱式”提问，如“是不是没有男朋友才写这种东西”，不仅严重违背执法伦理，也与案件侦查本身无关。

90
此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无疑将对未来类似网络创作行为的法律边界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影响深远。

91
不能因为个人不喜欢某种文学题材（如耽美），就支持对其进行无限度的法律打压。文化的多样性需要得到尊重。

92
司法解释的制定与适用，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包括法律学者、创作者代表和广大公众，以增强其科学性和可接受性。

93
“为爱发电”的创作行为，如果确实不涉及直接的、刑法意义上的牟利，其可罚性应远低于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传播行为。

94
对法律的信仰不应是盲从：真正的法治精神，包含对法律本身的审视、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以及对个体权利的珍视。

95
任何公民，包括涉嫌犯罪的公民，其基本的人格尊严都应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得到尊重和保障。

96
此案也引发了对网络平台责任的深入思考。平台应如何有效规范自身内容，在保障创作自由的同时，避免法律风险，是一个重要课题。

97
“屠刀悬在头顶”，形象地描述了在法律界限不明晰、执法尺度不统一时，创作者群体所面临的普遍恐惧与不安。

98
“口袋罪”的警示：当某一罪名的构成要件解释过于宽泛，易导致其成为“口袋罪”，随意入人于罪，需警惕此类倾向。

99
最终，我们期望的是一个既有明确法律秩序、又能容纳多元文化表达、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法治社会。

写于2025年6月3日

最近，江苏煤价基准价的下限比上月暴跌22%，比去年同期暴跌24%！

一个能源小国，能源紧张的局面难道也要掉头了？

根据前李总经济学，用电量、货运量是经济发展先行指标，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温度计”，与GDP的增长或波动直接正相关，

这是否意味着进入了用电收缩－经济收缩轨道？

实际上，不止电价，这几年玻璃从近3300跌至987、碳酸锂23万跌至6万以下、焦煤3400跌至760，螺纹钢从6200跌至2900……

有人说降价不好吗？如果这么想，那就不用再往下看了。

从用电量看，去年不明显，还保持着6.8%的增长，中电联对今年的预计涨幅也有6%，将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

但是，增速放缓，这是自摘下口罩后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首次下降，让已回归正常增长轨道的用电量指标再现“反常”。

从用电结构看，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49.7%，但去年只增长5.1%，远低于总体的增速6.8%。

今年整体预计增速为6%，想必仍然是由于受工业用电量下降的拖累。

这样一说，很多事情就明了了。

我们太习惯于正向增长了，以致不会相信房价能跌，不相信资本家竟然会因为安全问题而撤资。

讲电离不开煤。上世纪90年代，一些会打矿井的温州苍南、平阳人，被晋省雇去打井。

矿开好了，因为煤价便宜，便拿矿抵了工钱。

结果2001年一加入WTO，经济腾飞、用电量暴增、煤价暴涨，煤老板成为电老虎背后的大赢家。

我曾去晋省见一位煤老板，就餐时一口痰直接吐在红地毯上。买单时掏出两叠从银行拿回来没拆的万元钞递给服务员，问够不够。如果够了，剩下的不用找了，就当小费。

然后迎来了2008年的煤改，以安全等原因直接收归国有。价格由官方单方面确定，且只付少部分，剩下的以后再说。

经此一疫，煤老板梦碎晋省，再也不想提起。

当然，最让人难忘的还是2022年4月9日网友拍到外滩长草。

甚至，在一个视频里，一群野狗在宽阔的街头游荡，寻觅食物。

那时他们相信，一些企业也相信，只要摘掉口罩，马照跑、舞照跳，繁华依旧。

而我觉得，放开后见真章。

一位前段进去了的国企老总，我俩有些私交，有次在他家聊起来，他对我的悲观颇不以为然。

秦腔有词“人狂没好事，狗狂来砖头”，于民于官，道理都是同一个。官方“作”到现在，终于玩不转了。

2024年11月28日晚，杭州举行了晋省之夜.冷餐会，邀请浙商前往投资。公开报道当然是大获全胜，可私下传出来的消息是，领导上面口若悬河，下面的企业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偷偷想吃个冷菜，结果被服务员制止：“领导还没动筷子呢！”

我听了笑得喘不过气来：“领导可能换届了，但上次被坑的老板还活着呢！”

前几天，我上海亲戚说，七浦路有商铺月租金从最高峰的7万，跌到了现在的500元。

她说，永远不会再有7万了。

我的心，凉到了无以复加。

谁家的坟头都会长草，未亡人感同身受罢了。

回首这些年，上海有个奶茶店老板娘为交房租开大尺度直播被判三年。

每个人对三年口罩的记忆都不同，我独对这张照片印象极深，每次看到，几乎是喘不过气来。

因为那段时间，我们编辑部也是资金最紧张的时刻，我一夜白头，弄不好资金链一断，我们都得失业。

我比这位小老板稍幸运一些，但也只是劫后余生、幸存者偏差而已。

三年刑期已满，不知这位姑娘出狱没有。

但无论如何，她的奶茶店估计早就隐入历史的尘烟了吧。

那曾经是她梦想的生活和营生。

也是我们所有人破碎的梦想。

她在铁笼后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轰隆隆洪水过后，你苦心经营的生活，眼睁睁看着皆碾为瓦砾。

文｜西坡

故事从那天打开虎嗅网站开始。这年头，可以看的网站不多了，我一直觉得虎嗅是可以参考的一个。

没想到那天虎嗅的头条赫然是：《漂亮国的金融阴谋论，让人不寒而栗》。下面是一个我早就讨厌的名字。

现在的网络上，我讨厌的东西就像福寿螺的粉红色卵一样，无处不在。我尽量躲开它们。可是一天不留心，昨天还干干净净的芦苇杆上，又被下了一坨。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说，吾生也有涯，福寿螺的繁殖力而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注意，我又要强行讲课了。庄子在这里并非要鼓吹知识无用论，而是说以谁为主。如果以外部知识为主，那就殆了。所以庄子的解决方案是：“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要以我为主，不要贪多求全，不要追求外部虚名，把知识真正学到自己身上，只跟真正与自己有关的知识相处。这对身逢知识大爆炸，深陷知识焦虑的现代人，其实有相当的启发。

关键句“缘督以为经”，意思是顺应生命自身的节奏，不要被外部的他人的节奏扰乱。缘：循，顺应。督：督脉。人身前的中脉为任脉，人身后的中脉为督脉，任、督二脉为人体奇经八脉的主脉，主呼吸之息。

好了，回到我和福寿螺的爱恨情仇。

按照庄子的启发，我也不能以我的有涯“随”福寿螺的无涯。记住了吧，以我为主。福寿螺泛滥成灾，我只能从我无力做主的空间里撤出来，专心营造我认可的语言环境。东坡当年开垦东坡没少费劲，西坡今天也要开垦西坡，或许当年我在选择这个笔名的时候，命运就已悄然注定。

然后是前两天，一个微信群里，一个对语言素有洁癖的朋友脱口而出一句“东大……”。他是讽刺的用法，但我也愣住了。我一直以为这样的朋友会把这些词拒之口外的。难道很多东西不都是从不以为然发展到习以为常、无能为力的？

既然所有人都在用，那么这种词是否已经成了人畜无害的中性词？我的敏感是否是有必要的？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思考了好大一会儿。如果因为语言洁癖，而失去所有朋友，那当然是我无法承受的代价。语言是交流用的，只能自言自语多么可怜。但是我想，情况也未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重要的是，我得吼出来。

我发现很多恶劣的现象，在蔓延的过程中，因为没人站出来怒吼一声，所以每个人都默默地忍受着。你以为别人觉得是合理的，所以不好意思讲，别人也以为你觉得是合理的，所以也不讲。每个人都觉得不合理，但都不讲，然后这种不合理终于变成了合理，无人能挡。

那么今天我就明说了。我拒绝使用“东大”“美丽国”“小日子”，不管你对相关国家、相关事件持有何种态度，你都可以使用体面的汉语去表达。

有人说，便于审核。这个因素我当然知道，我也很无奈，但我同样认为这个理由不充足。

我所厌恶和拒斥的，是人们在使用“东大”“美丽国”“小日子”这些词汇时，相互传递的那种漫不经心，以及对这种漫不经心的自鸣得意乃至自命不凡。仿佛使用了这种切口，就成了某种“自己人”。我就是要断然自外于这种慵劣的精神共同体。

我不愿意为了一时的便捷，一时的不得已，而永久性地伤害我珍爱的语言。

顾炎武曾经区分“保国”与“保天下”的不同：“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保卫语言就是“保天下”层面的事，匹夫有责。

有的读者看到我写过的一些“责之切”的文章会问，你想做叶文洁吗？统一作答：我不是叶文洁那个类型的，我对中国文化有深深的认同与眷恋。我绝对无法容忍这里的“中国”二字被置换为“东大”。

补充一则旧事，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个中二少年。当我了解到这所大学里，大多数人毕业后都会出国，大多数出国的都不会回来，我曾经感到很大的不解与失望。如果是这样，将来谁为我们所来自的人群负责呢？后来我当然释怀了，大多数人只是想搭乘既有的列车，过自己的日子。但我也不为自己的中二后悔。

当时我也曾仔仔细细地思考过，我发现我不愿意也无法离开中国文化。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得在这儿。后来每当读到“吾国吾民”这四个字，胸中都会有莫名其所以然的起伏。共同经历，这对我很重要。

时代给我们提供的选项，不仅有现成的道路，而且有现成的困难，我们对困难的克服会成就独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也会为后来者减少困难。

我始终相信，“正确的语言是正确的生活的核心。”我的嘴里住着我的家，不是什么垃圾话都可以随便混进来。

历史告诉我，这种垃圾话都是有寿命的，我等得起。在等的过程中，我就在我的坡上待着。如果远方有还未谋面的朋友，和我一样对自己使用的语言有要求，那么他至少可以来我这里。

文｜李宇琛

历史的尘烟中，总有一些时刻，会以其独特的沉重，迫使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回望来路，审视当下，叩问未来。

当2024年的晚风尚未吹散安徽绩溪办案的余波，2025年甘肃兰州警方一场声势浩大的跨省抓捕，便已将：

数百名耽美小说的女性创作者们卷入名为“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法律漩涡。

她们，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的尚是在校攻读的学子，有的初涉职场满怀憧憬，她们以“海棠文学城”等台湾平台为一方小小的自留地，用键盘敲打出关于爱、欲望、人性与幻想的篇章，却未曾想，这些在她们看来不过是小众圈子的玩意儿，竟会引来冰冷的手铐和沉重的刑罚。

这不仅仅是个案的堆砌，这是一面映照我们时代法治与文化观念冲突的镜子。它所折射出的是：

当一部承载着旧日价值判断的法律，遭遇日新月异的网络生态与青年亚文化时，所产生的巨大张力与不适。

它让我们不得不沉痛地追问：当我们沿用昨日的标尺来审判今日的创作者，那些被轻易判定为有罪的青春与才华，其背后所牺牲的，难道仅仅是她们个人的命运吗？

不，那被无辜株连的，更是我们本应更加多元、包容，也因此更加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未来。

一、旧法之困：

当“一万点击”与“二百篇文”遭遇流量时代

此次事件的核心法律依据，是我国《刑法》第363条“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特别是2004年最高法、最高检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于2010年修订并降低部分门槛），为网络淫秽犯罪的入罪标准划定了具体的量化：

指标。

不妨让我们重温这些数字：

以牟利为目的，在网上传播淫秽电子出版物、图片、文章等达到200件以上，或者淫秽视频20部以上，淫秽音频100件以上；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1万次以上的；通过会员制传播，注册会员达到200人以上的；利用淫秽信息收取广告费、会员费等，非法所得累计1万元以上的……满足任一条件，即可构成犯罪。

而数量或数额达到上述标准5倍以上，即属“情节严重”，25倍以上则为“情节特别严重”，量刑幅度也随之飙升，最高可至无期徒刑。

这些标准诞生于中国互联网的：

幼儿时代。

2004年，中国网民数量尚不足1亿，博客方兴未艾，论坛是主流阵地，微信、微博远未出世。

在那样一个信息相对稀缺、传播渠道相对有限的环境下，“一万次点击”或“二百篇文章”的确可能意味着相当广泛的传播和较大的社会影响。

然而，时移世易。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网民早已突破10亿，社交媒体成为日常，微信公众号文章阅读量过万者比比皆是，晋江文学城这样的网络文学平台，注册用户已近七千万，热门小说动辄百万、千万点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以“一万点击”或“二百篇文”作为入罪的门槛，无异于：

用丈量溪流的尺子去度量江海。

法律的滞后性在此暴露无遗。

它使得许多在当下看来影响有限、甚至仅限于“圈地自萌”的网络创作，轻易便能触碰到犯罪的高压线。

在海棠这类相对封闭的、需要特定途径访问的境外平台上，这些点击量更多是圈内读者的重复阅读和同好间的分享，其在全网范围内的实际影响力，远不能与当年“一万点击”所代表的社会穿透力同日而语。

然而，僵硬的法律条文并不理会这些细微的差别，它：

只认冰冷的数字。

于是，我们看到，“远上白云间”因稿费收入逾百万（远超25万元“特别严重”标准数十倍），即便积极退赃184万元，仍被判处四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84万元；“辞奺”未能足额退赔，则面临五年六个月的铁窗生涯。

这些判决，严格来说，或许在法条的框架内有据可循，但其背后的合理性与时代适应性，却不能不令人深思：

这刻舟求剑的司法荒诞。

二、牟利的迷思：

从“自己腰包”到“老板吆喝”的危险延伸

如果说入罪门槛的滞后尚可归咎于立法更新的迟缓，那么兰州警方在“牟利”要件认定上的扩张解释，则更直接地触动了根本原则：

罪刑法定。

《刑法》第363条明确规定犯罪目的为“以牟利为目的”。

传统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牟利”的理解，通常指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通过该行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意图，并且客观上实施了追求这种利益的行为，无论最终是否实际获利或获利多少（后者影响量刑）。

简言之，这钱，得是想往自己兜里揣的。

然而，在兰州的“远洋捕捞”中，这一核心要件被令人不安地：

放大了。

据多位被传唤作者反映，即便她们的作品完全免费发布，本人分文未取，甚至连象征性的打赏都寥寥无几，警方依然认定其构成“牟利”。

理由是：

“给网站带来了流量，就算网站整体牟利的一部分”。

这种逻辑，无异于宣布：

只要你的作品客观上为平台吸引了眼球，增加了人气，帮助平台实现了其商业价值（无论这价值是否直接回馈于你），你就成了平台牟利链条上的一环，你就具备了牟利的属性，就应当承担“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刑事责任。

这种解释的危险性不言而喻。

它模糊了直接获利与间接贡献的界限，混淆了个人牟利与平台商业模式的关联。

倘若此逻辑通行，那么，为商业网站撰写免费专栏的作者，若网站通过广告盈利，作者是否也算牟利？给逃税漏税的餐馆端盘子的服务员，是否也要为餐馆的牟利承担：

连带罪责？

这种无限延伸的“牟利”概念，几乎可以将任何与营利性组织发生关联的个体行为都置于共犯的嫌疑之下，从而将363条变成一个极易被滥用的：

口袋罪。

安徽绩溪的办案尚以作者的实际非法所得金额作为区分罪责、量刑轻重的主要依据。

而兰州方面这种“不问收益多少，一律以‘牟利’论处”的做法，无疑是对刑法谦抑精神和罪责自负原则的巨大挑战。

它使得那些纯粹出于热爱、“为爱发电”的创作者，也可能被一网打尽，与那些真正以制贩淫秽内容为业、牟取暴利的不法分子：

同罪论处。

这种一刀切的粗暴，不仅有违法律的精准性，更可能错杀无辜，摧毁无数年轻人的创作热情与人生。

三、个体之殇：

冰冷法条下的血泪与呻吟

法律条文是冰冷的，但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跌宕的命运。

当我们剥开“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法律外壳，去审视那些被卷入风暴中心的年轻作者的个人遭遇时，我们更能感受到这种刺骨寒意来自：

旧法新用。

一位来自985名校的女生，在微博上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哈”这样的ID记录着日常。

她刚刚收到国内顶尖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人生本该由此迈向新的高度。

然而，就在她对未来充满憧憬之际，警察出现在她的校园，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她带走，搜查宿舍。

她哀求警方不要惊动父母，但学校为了所谓的“声誉”，不仅通知了家长：

更强制她放弃保研资格、退学回家。

那一刻，“脸都丢尽了”的屈辱与对前途尽毁的绝望，让她刻骨铭心。

她的人生轨迹，因为几篇或许稚嫩、或许大胆的网络小说，被硬生生掰向了：

深渊。

另一位笔名为“记得披马甲”的20岁应届毕业生，在“兰州一日游”后，记录下自己的迷茫与困境。

她写作一年多，总共获利2.13万元，这个数字被精确地计入了她的罪证。

为了筹措可能面临的高额罚金，她不得不变卖自己平板电脑和游戏账号，最窘迫时身上仅剩：

三百余元。

她在文字中哀叹：

我今年毕业，我才二十，我那么年轻，又烂掉得太早。

这泣血的自白，道出了多少年轻创作者在遭遇突如其来的法律打击后的无助与凄惶。

还有作者回忆被捕当日的场景：

大庭广众下上车，忍着羞耻在陌生人面前脱光验身，套印有字的马甲拍照存档…坐在椅子上怕得直发抖、心脏狂跳。

回到家中，深夜听到父母在隔壁房间为她担忧而发出的叹息，她只能“咬着枕头不敢出声，再度泪流不止”。

这些细节，将法律程序的冰冷与个体承受的创伤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她们并非穷凶极恶的罪犯。

她们只是在网络的一隅，用文字编织着自己或他人眼中关于爱与欲望的故事。

即使她们触碰了法律的边界，但法律的回应，是否也应保有最起码的温情与比例原则，比如：

兰州警方真的有必要脱光她的衣服验身吗？

这些年轻的生命，她们的“罪行”究竟对社会造成了何等严重的、不可挽回的损害，以至于需要动用如此严厉的刑罚，剥夺她们的自由、学业、名誉乃至对未来的希望？

当法律的铁拳落下，我们是否也应反思，这重拳之下，除了惩戒，是否也碾碎了本应被珍视的创造力与个体尊严？

四、模糊的界限：

何为“淫秽”？谁来定义艺术价值？

《刑法》第367条在定义“淫秽物品”时，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但书：

“包含色情内容但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认为是淫秽物品”。

这无疑为文学创作保留了一定的探索空间，承认了情色描写本身并不必然等同于“淫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条款往往因“艺术价值”认定的主观性与标准缺失而：

形同虚设。

文学创作，尤其是涉及情爱与欲望的网络文学，其与法律所禁止的“淫秽物品”之间，本就存在一条模糊且充满争议的界线。

许多耽美小说，固然包含一定程度的露骨成人情节，但其核心往往是完整的故事架构、鲜明的人物塑造和复杂的情感表达。

支持者认为，它们应被视为一种文学类型，承载着作者的思考与读者的情感寄托，不应简单粗暴地以“淫秽”论处。

反对者则可能放大其中的性爱描写，认为其主要功能是感官刺激，具有“诲淫诲盗”的负面影响。

那么，究竟何为“满足感官刺激、诲淫诲盗”的淫秽内容，何为“有情节人物、有思想表达”的文学创作？

一部作品，是因其题材敏感（如同性之爱），还是因其描写直白，就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

这些问题，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并无明确、可操作的答案，往往取决于鉴定人员和司法官员的个人认知、道德观念乃至对特定亚文化的理解程度，现实往往主要由：

警方认定。

这就导致了不同地区、不同案件中，“淫秽”认定尺度的不统一。

据称，绩溪方面在办案时，尚会考虑作品的情节完整性与作者的盈利程度。

而兰州方面，则几乎只要小说中存在R18（成人级）情节，便：

一律认定为淫秽并采取刑事措施。

这种标准的不一致，不仅加剧了创作者群体的不安全感与恐慌，也引发了公众对司法鉴定权力是否被滥用的担忧。

说你脏，你便脏了，辩也无用；说你捞钱，给网站来了点击率也算你的功劳；说要管你，哪怕你在天边，也能把你揪回来。

这句评论形象地描绘了当前淫秽认定标准弹性过大、易被执法者“任人揉捏”的困境。

“天一案”中，其辩护律师就曾对鉴定程序和鉴定人资质提出强烈质疑，认为其未能客观、中立地评估作品的文学性。

如果“艺术价值”的认定，仅仅依赖于少数并非文学专业出身的鉴定人的主观判断，那么刑法第367条的但书规定，又如何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平衡与保护作用？

更值得警惕的是，对同性题材的偏见可能进一步扭曲“淫秽”的认定。

耽美小说以男性同性爱情为主题，尽管在中国同性恋本身并不违法，但涉及同性性爱描写的作品，在审查中往往比异性恋题材更容易被贴上“淫秽”、“变态”、“不堪入目”的标签。

这种不成比例的对待，无疑反映出执法层面和社会观念中对性少数群体的潜在歧视。

如果法律的适用因题材而异，那么其公正性又从何谈起？

五、失衡的天平：

写小说与真伤害的错位刑罚

法律的公正，不仅体现在程序的正当，更体现在罪责刑相适应的实质正义。

然而，在此次及类似的网络文学案件中，一个反复引发公众质疑与不平的现象，便是刑罚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严重失衡——通俗地说，就是：

“写小说比强奸判得还重”。

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立法原意，在于维护社会良好风尚，保护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的侵蚀。

然而，网络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在特定同好圈子内付费阅读的成人向小说，其社会危害性究竟有多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这些作品多为虚构，其读者多为有辨识能力的成年人，他们自愿付费阅读，并未感到自己是“受害者”。

一位海棠读者曾发出这样的质问：

“警察和法官可以替我们读者‘受害’吗？一场除了被告，无人受害的犯罪，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罪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在现实中对他人的身体、精神造成直接且严重伤害的犯罪行为，如部分强奸、猥亵儿童案件，其最终量刑：

有时竟轻于这些因文字获罪的作者。

根据《刑法》规定，强奸妇女一般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而猥亵儿童罪的法定刑则更低。

司法实践中，不乏强奸案犯仅获刑三、五年，甚至更短的案例。

上海企业家王振华猥亵九岁女童案，最终仅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便曾引发舆论对“量刑过轻”的强烈批评。

当公众看到，一个通过文字虚构故事的年轻女性，可能因为几十万的稿费收入而面临三至五年的牢狱之灾，甚至如“天一案”般获刑十年以上；

而一个实施了真实性侵害的罪犯，却可能获得相对较轻的处罚——这种强烈的反差，如何不让人们对司法的价值取向产生困惑与质疑？

这种重物（淫秽物品）轻人（人身权利）的量刑倾向，是否偏离了刑法保护核心法益的初衷？

诚然，简单对比不同罪名的刑期或许有失偏颇，每个案件都有其具体情节。

但当一种现象反复出现，并持续引发公众相似的负面观感时，我们就不能不正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问题。

刑罚的轻重，本应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所侵害法益的重要性成正比。

如果一部法律或其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导致了对相对轻微行为的过度惩罚，而对更严重罪行反而显得宽容，那么，这法律的公正性与威慑力，都将大打折扣。

六、远洋捕捞的阴影：

跨省执法、罚款创收与程序正义的拷问

兰州警方此次大规模、跨省抓捕网络作者的行动，被网友形象地冠以“远洋捕捞”之名。

这个略带戏谑的称谓，不仅指涉其执法范围之广、行动之突然，更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公众对其执法动机与程序正当性的疑虑。

首先是管辖权问题。

海棠文学城服务器设在台湾，作者与读者遍布全国乃至海外：

兰州警方依据何种管辖原则（属地、属人，还是网络犯罪的特殊管辖规则）对全国各地的作者行使侦查权与抓捕权，其法律依据并不十分清晰明确。

在缺乏统一、细致的司法解释指引下，如此大范围的异地侦办，其合法性与程序正当性难免受到质疑。

这并非否认网络犯罪的跨地域性，而是强调在行使管辖权时，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避免地方公安机关各自为战、争抢案件，甚至出现“管辖权洼地”被滥用的情况。

其次，是创收动机的疑云。

所谓“远洋捕捞”，最初多用于形容某些地方执法部门跨区域针对民营企业家采取强制措施，通过高额罚款来充实地方财政的行为。

此次海棠作者案中，高额的罚金（通常为非法所得的一倍至五倍，甚至更高），以及作者们为减轻刑罚而不得不变卖财物、四处筹款退缴“非法所得”的窘境，使得这种逐利执法的猜测不胫而走。

安徽绩溪，作为前期办案地，其2023年罚没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曾高达：

11.53%。

位列：

宣城市第一、安徽省第六，远超全国及全省平均水平。

巧合的是，绩溪案判决公布后不久，绩溪县宣布启动通用机场建设项目，引来网友“机场名曰海棠”的揶揄。

我们无意对这些现象做简单粗暴的因果联系，但当执法行为与地方财政利益之间存在如此明显的关联可能性时，公众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人民日报》旗下人民网曾发表评论《“远洋捕捞”式违规执法的黑手必须斩断》，痛陈此类行为对营商环境和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

尽管该评论主要针对经济领域，但其所揭示的滥用执法权、以罚代管、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在其他领域的执法中同样值得警惕：

如果扫黄打非的执法行动，客观上变成了地方创收的手段，那么其正当性与公信力何存？

程序正义是法治的基石。

无论是管辖权的明确，还是取证程序的合法（特别是涉及境外服务器数据时），抑或是对被追诉者各项诉讼权利的保障，都应是执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红线。

任何为了效率或政绩而牺牲程序正义的做法，最终都将损害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七、改革的呼声：

让法律回归理性与时代的轨道

面对这场席卷网络文学界的风暴，法律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并未失语。相反，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正在展开，改革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

多位法律专业人士与学者指出，现行关于网络淫秽物品犯罪的司法解释，其数量与金额标准已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应大幅提高，使其与当前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网络传播现实相适应：

与时俱进。

特别是点击率等标准，在流量爆炸的今天几乎已失去衡量“严重情节”的意义。

量刑幅度也应重新审视，使其与行为的真实社会危害性相匹配，避免罚不当罪。

针对兰州警方对“牟利”的扩张解释，法律界普遍呼吁回归刑法原意，严格限定“牟利”为行为人自身获取经济利益的意图与行为，防止将平台获益等同于作者牟利，杜绝口袋罪的滥用。

有必要明确管辖顺位，防止地方争抢案源或“钓鱼执法”。严格规范异地办案程序，保障被追诉者的各项合法权益。

有必要改革当前单一依赖公安机关或其委托机构进行“淫秽物品鉴定”的做法。

考虑建立由法律、文学、社会学等多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议机制，对涉案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及社会影响进行综合评估，为司法裁判提供更客观、中立的参考。

有必要对不同类型、不同情节的涉淫秽内容行为进行区分处理。

例如，对于确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作品，应依法豁免；对于非以牟利为主要目的、影响范围有限、未对未成年人造成直接侵害的个人创作行为，可更多考虑适用行政处罚、教育训诫等非刑罚手段。

刑罚应聚焦于那些真正有组织、大规模、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且对社会秩序和未成年人保护构成严重威胁的恶性犯罪。

在坚持法律底线、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同时，也应为文学艺术创作保留必要的探索空间与表达自由。一味的封堵与严打，可能扼杀创新活力，导致文化生态的板结与凋零。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这些年轻作者的困境，社会并未袖手旁观。2025年6月，由多名京沪刑辩律师组成的志愿团队通过公众号“西绪福斯的刑辩”公开发声，表示关注到“兰州远洋捕捞海棠作者”事件，并决定为符合条件的涉案作者及家属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结语：

让法律的指针指向未来，而非定格过去

审判海棠作者的法律停在过去，今天有罪的永远是未来。

这不仅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判断，更是一声沉痛的警示。

当一部法律及其解释，因其滞后于时代发展，而演变为压制创作活力、制造个体悲剧的工具时，我们每一个珍视法治与文化繁荣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

这场风暴中的年轻作者们，她们或许在探索表达的边界时有所失当，或许在追求“圈地自萌”的快乐时忽略了现实的法律风险。

但她们的遭遇，更深层地揭示了我们法律体系在面对新兴文化现象时的捉襟见肘与适应不良。

如果法律的进步迟缓，如果执法的天平失衡，如果艺术价值的认定权被随意把握，那么，受损的将不仅仅是这些个体的命运，更是整个社会文化创新与思想活力的源泉：

我们期待，这场风波能够成为一个契机，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深刻反思与及时修订。

让法律的指针不再固执地指向泛黄的故纸堆，而是校准到飞速发展的时代轨道上来。

让“淫秽”的界定更加清晰、科学，让“牟利”的追问回归其应有的审慎，让执法的程序更加公正、透明，让刑罚的适用真正体现宽严相济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更重要的是，我们期待一个更加包容、理性、多元的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文学艺术的探索能够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年轻人的创作热情能够得到呵护与鼓励，而不是在战战兢兢中担心自己的文字会成为未来罪愆的伏笔：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让今天的审判，无辜地断送了本应属于明天的无限可能。

因为，一个真正强大而自信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能够容纳并激发多元创造力的社会。而法律，则应是守护这种创造力的坚固堤坝，而非扼杀其生机的冰冷锁链。让法治的光辉既照亮秩序的基石，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对未来的真正责任。

写于2025年6月2日

近日，网传甘肃兰州警方大规模跨省传唤“耽美”小说创作者，引发广泛关注。6月1日，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破亿，亦有律师声明愿为涉案作者提供援助。同时，耽美作者的“罪与非罪”及相关司法标准滞后等问题，在网友们“写小黄文比犯强奸罪还严重”的感叹中，再度备受拷问。

兰州警方此次大规模异地执法，疑似针对“海棠文学城”网站上的耽美小说作者展开。海棠网站成立于十年前，服务器设在台湾，内容以女性向的耽美文学为主。而耽美文学，常指女性作者创作、以女性情感欲望为导向，主要表现男子之间的爱情或情色故事。

近期，陆续有海棠作者公开发帖求助，称其写文获利甚微，却遭兰州警方跨省传唤。更有甚者，亦有免费创作者或年轻女性学生被兰州当局采取强制措施，旋即引发舆论对兰州警方执法行为正当性、合理性的质疑。 

6月1日，笔者从数位援助律师处获悉，前来求助的海棠作者均因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遭到兰州警方立案侦查。此次，除兰州市公安局外，其下辖多个单位亦参与了该案侦办，已知有城关分局、兰州新区公安局、森林分局、皋兰县局等。目前，向外界求助的涉案作者均处于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尚未提起公诉。对此，6月2日，笔者多次致电兰州市公安局及其下属分局咨询此案详情，未果。

这并非海棠作者第一次遭到“集体清算”。据水瓶、极昼等媒体报道，自2024年6月起，安徽绩溪县司法机关对数十位海棠作者进行刑事追诉，其中不乏知名作者。同年12月，海棠头部作者“云间”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据绩溪案一位涉案作者透露，当地以提现获利金额对作者进行定罪量刑，“去年没有免费（作者），最低金额都是2w（万），然后几个档。”

与绩溪的办案标准不同，此次卷入兰州案的海棠作者，存在涉案金额偏低，甚至无个人经济获利的情形。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10名海棠作者涉案情况，多人仅从海棠网站提现数百至数千元不等，有两人为免费写文，但均被兰州当地采取了取保候审、逮捕等强制措施。

一位免费创作者的援助律师告诉笔者，该作者所涉案件目前仍处于公安侦查阶段，其暂被取保候审，“她是免费发文的，只有一些打赏，没有提现。公安对免费的作者似乎有一种思路是，她们的文虽然不收费，但是给（海棠）网站带来流量，意思是网站整体牟利行为的一部分，所以还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另一位律师称，其援助的当事人亦不存在提现获利，“现在是取保候审，联系公安预计6月初移送给检察院。”

没有经济获利，不存在所谓“违法所得”，那免费发文者为何还会遭到刑事追诉呢？据多位兰州案被取保的作者透露，兰州警方对其作品在海棠网站上的“阅读量”进行了调查取证。 

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所谓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和违法所得一样，“实际被点击数”亦是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的指标之一。但据多位涉案作者反映，此次兰州办案机关对涉案作品实际被点击数的认定标准存在争议。“实际点击量是否可以按照人次去计算，计算的时候是否应当去除重复点击或者无效点击。”一位援助律师对此提出疑问。

“人民法院案例库”的相关判例显示，在彭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中，司法机关认为，在互联网的环境下，点击数等指标可协助判断淫秽小说的传播数量。“网络淫秽小说作为一本书籍，其内容具有连贯性，不宜将各个章节作为独立个体，而应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来考察其传播量和判断社会危害性 ……可采用除以全书章节数的方法得到平均每章节的点击数、即估算连续阅读完所有章节的读者数量，来得到较为合理的该淫秽小说的真实传播量级。”

据笔者了解，若按“实际被点击数”对此次涉案作者定罪，可能埋下量刑畸高的隐患。上述10名涉案作者中，提现获利最高者不过1万余元，但小说章节合计点击量最高者则超过20万。

根据2004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制作、复制、出版、 贩卖、传播的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一万次以上”的，构成淫秽物品牟利罪；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五万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达到二十五万次以上的，则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而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有舆论担心，上述海棠作者社会危害性较低、无处罚必要性，若被科以重刑，恐“给社会带来巨大不稳定性”。亦有诸多网友质疑，为什么“写小黄书比强奸判得还重”？

据悉，司法机关在类似刑案中依据的定罪量刑及“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一直饱受争议，其背后是相关司法标准的滞后。数年前，耽美作者“天一”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获刑十年零六个月。彼时，已有多位法学界人士呼吁，应对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数额标准进行及时更新。

知名耽美作品《德萨罗人鱼》人物形象

笔者注意到，此次亦有多位法律界人士重提此事。一位刑辩律师在其社媒发帖称：“个人认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量刑是亟待进行修改调整，我国在规制网络色情内容创作与传播，特别是涉及虚构文学时，法律滞后、标准模糊、执法鉴定程序存在缺陷、刑罚严苛且比例失衡等问题。以点击量为例，2004年司法解释制定时，互联网尚未普及，1万点击量是天文数字；而今天，一篇普通微博都可能轻松破万。法律未能随技术爆炸更新，导致标准严重脱离现实。”

两月前，网上在传网飞（Netflix）联合CEO的一段话，说15年前曾一度想打进中国市场，却“三年内没有一集节目通过审查”，不得不放弃中国市场。

尽管网飞进不了中国市场，但网飞剧却不妨碍在豆瓣传播。

譬如，网飞在疫情前后发行的一部日剧，《全裸导演》（全裸監督），第一季在豆瓣上就有近十万人看过。（第二季2021年发行）

就当作100万旅日国人有10%看过此剧吧。

这是一部传记剧，讲述了日本色情业历史上传奇的AV导演村西透的故事。他从一名英语教材推销员，转型投资经营色情写真连锁书店赚取第一桶金，后又转型拍摄AV，颠覆了当时（1980-90年代）的日本色情业。最后因执迷卫星转播AV而负债累累，村西AV帝国也就此终结。

不推荐看这部剧。我只想谈一谈其中的一个小问题。

村西从事色情业后数度坐牢，每一次坐牢都因为败类警察作祟。

主要就是这名东京警视厅的高级警官中井宽司。

村西的色情写真连锁书店开在北海道札幌，其中一间书店甚至就开在札幌警察局的旁边。但东京警视厅的这名败类警察“跨省远洋捕捞”从东京都到北海道札幌抓捕村西。

 当然，抓捕的原因是村西犯法了。村西书店除了售卖合法的打码写真书，也偷偷在卖不打码的写真图片，涉嫌违反了日本的法律。

村西的色情写真书店就此一蹶不振。

出狱后的村西到东京寻求发展，以小作坊拍摄AV再度创业。中井警官作为东京警视厅的高级警官，自然也就如影随形，随时威胁、警告村西团队。

村西透之所以成为日本色情AV业的传奇人物，就在于他总是勇于创新又不遵循所谓的业内规则，在同行眼中，他是一名搅局者。

中井警官就是从黑帮和保守的色情业大亨那里收受贿赂来出面以法律的名义打压村西透，其实也就是打压色情业的创新。

何妨赌肥头，作法必自毙，中井这名败类警察在剧末因为日本警方重拳打击黑社会势力而败露，最终也锒铛入狱。

中井这样的败类警察，以法律的名义打压色情业，其目的无非是敛财，近海捕捞。尽管日本社会对色情业相当开放，只要符合法律要求的打码，色情图片、AV都能自由发行。但是，黑社会想方设法私下发行不打码违法的AV，中井其实就是他们的保护伞。

村西公司拒绝了黑社会的拉拢，也拒绝了业内大亨的收购，特立独行在业内搞新花样。中井警官就用法律的放大镜来挑刺，哪怕细微的违法也出手抓捕。相对地，收受贿赂后对公然严重违法犯罪的黑社会却视若无睹，网开一面。

这就好比，以法律的名义重判写擦边“小黄文”的作者，却对权力者的恶性强奸犯网开一面。

这其实是一个普世的现象，在打压色情方面，权力是最容易被腐蚀，沦为党同伐异寻租的保护伞。

为什么？因为打压色情在任何社会都能占据冠冕堂皇的道德制高点，是中饱私囊、权力寻租再理想不过的保护色。只需要从法条中用放大镜找到任何可供利用的解释，就能够“跨省远洋捕捞”。

中井警官第一次到札幌警察局准备抓捕村西，札幌警察局的警察们正在兴致勃勃地交流村西书店最新出售的写真书，中井正义凛然地令一众札幌同行无地自容。

岂止日本警察，美国警察也好不到哪里去。

村西拍摄的AV大卖，他也因此曝得大名。村西决定到夏威夷拍摄异国风情的日洋AV，这在当时的日本国内还没有人尝试过。

村西在夏威夷拍AV就掉落当地警察挖的坑，在拍摄完成后因涉嫌在公共场所违法拍摄而入狱，根据美国法律有可能判重刑。但是，庭外和解需要支付一亿日元。还是小公司的村西团队艰难地筹集一亿日元来解救村西。

以法律的名义敲诈色情业从业者，日本、美国的警察深得其精髓。

更何况警权无比大的其它社会。

这个时代，天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不过是同一出戏，处处演，但在有些国家，这出戏演得更加残酷。

这两天了解了针对海棠文学城创作者进行抓捕的新闻，心情非常沉重。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读过她们写的作品，据说是“耽美文学”：女性写的关于男性之间的情感故事，唯美风格的。据说罪名是“色情”，我不知道她们写的作品能色情到哪里去。

那些作品代表他们对男性的想象，往往是理想化的、美好的。现在证明，现实中的男性要糟糕很）。

根据媒体披露，这次兰州警方抓的作者，可能有几十上百人。她们有着相似的背景：年轻、贫穷的女生，有不少还是在校大学生。

她们都没有什么“背景”，甚至不知道什么救济手段。她们的自述文字里，有不少是用字母，看得出努力在规避风险。她们不知道，正是一直在规避，才让她们陷入绝对的被动。

去年安徽警方已经抓了一批“海棠文学城”的作者。那一批大概是头部作者，有的涉案金额有几十万，判了好几年。

或许是从安徽警方那里得到了灵感，兰州警方也在全国范围内抓了一批。

这一批作者不是头部，她们从写作中获利很少，有的只有几千块，甚至根本没赚到钱。网上消息显示，警方要依点击率对她们进行处罚。

媒体使用“远洋捕捞”这个词来形容兰州警方的做法。“远洋捕捞”指的的是这几年有些穷地方，跑到长三角、珠三角抓企业家进行罚款——现在，你们甚至看上贫穷的文学青年了？

如果真的是“远洋捕捞”，可能意味着这个社会进入了真正的危机：如果已经穷到对文学青年下手，那距离大麻烦也就不远了。

我不知道这些作者和兰州有什么关系。她们不是兰州人，也不在兰州居住；她们是在网上发表作品，读者也是在网上——唯一的可能性，也许是兰州的读者看了作品，感觉受到了毒害，选择报警吧。

很多人感到悲哀，因为“写小说比那些强奸犯判得还重”，似乎文学创作变得非常危险。我觉得还有一点应该指出：这个社会，或者某地的公检法系统，对这些年轻人真的太残忍了。或许恰恰是因为她们软弱，没有危害性，权力才选择了她们。

要记住，社会对年轻人的恶意，一定不是没有成本的，而代价属于每一个人。

在中国，有许多条路可以走。有的通向庙堂，有的归于江湖，还有一些，则蜿蜒于法条与现实的夹缝之间，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李金星，后来以笔名“伍雷”行走于世的那个山东人，就选择了这样一条路。

这条路，起初似乎是为了逃离一种他不再能忍受的生活，最终却将他带入了一个更加叵测的漩涡。

他的起点，与法律并无太多交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是山东章丘县（如今的章丘区）建设委员会里的：

一名普通科员。

日子在撰写材料、迎来送往和推杯换盏中一天天过去。

他后来回忆那段时光，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形容自己“整天写材料，说够了假话”，并且被当地人们几乎天天都在喝酒的氛围所裹挟。

这种按部就班、言不由衷的生活，让年近三十的他感到了深刻的厌倦：

改变的念头，像野草一样滋生。

转机出现在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单位旁边的书店里看到了律师资格考试的相关书籍。

这个发现，如同在密闭房间里打开了一扇窗。他决定，试一试。于是，一边应付着体制内的工作，一边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埋首苦读。

这并非易事，尤其对于一个非法律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他坚持了下来。

2002年，恰逢中国将律师资格考试改为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第一年，他成功通过了这场被誉为天下第一考的测试。

拿到资格后，他几乎没有犹豫，递交了辞职报告：

离开了那个安稳但令他窒息的公务员岗位。

正式踏入了律师行业的大门。

最初的几年，他从实习律师做起，凭借着一股闯劲和或许是从体制内带来的某种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力，业务很快有了起色。

他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小科员：

逐渐成长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经济状况也随之改善，拥有了人生第一辆汽车——虽然只是一辆价值四万多元的夏利，但在当时，这足以让他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

他后来坦言，赚钱会带来一些快乐。那时的他，行事风格似乎还带着几分江湖草莽气，他自嘲有点像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尚未显露出日后那种死磕到底的决绝气质。

那时的伍雷，大概不会想到，这条看似充满希望的新道路，未来会布满如此多的荆棘与陷阱。

他更不会预见到，那个曾经让他想逃离的、需要小心翼翼说话的环境，有一天会以另一种更加严厉、更加不容置辩的方式：

来审视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

1

人生的航向，有时会因一阵突如其来的风而改变：

2007年，伍雷将事业的触角伸向了北京。

在那里开设了分所。

京城，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也汇聚了各种思潮和形形色色的人物。

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伍雷开始接触到一个与他此前生活经验迥异的世界。

那几年的北京，社会氛围相对而言显得较为活跃。各种法律研讨、公共讲座层出不穷，也聚集了一批热心于公共事务、积极介入社会问题的律师和学者。

伍雷发现，律师这个行当，并非都如他最初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围绕着案源和收费打转。

在北京，他遇到了一些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同行，这些人似乎更关心法律条文背后的公平正义:

更愿意为那些无权无势的弱者发声。

通过参与一些公共活动，比如反对某些地方野蛮拆迁的行动，他开始广泛接触到大量的:

上访者。

那些从全国各地涌向京城，试图为自己或家人的冤屈寻找一线生机的人们。

他听到了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接触了许多冤案的家属，比如后来广为人知的江西乐平案受害者的父母，他们的悲惨遭遇和坚韧申诉，给伍雷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和思想震荡。

这些亲身经历，让他对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在司法体系中可能遭遇的不公，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

这些人和事，像催化剂一样，加速了他思想的转变，也为他日后投身于疑难冤案的辩护埋下了伏笔。

2

真正让伍雷感到震动，并开始严肃思考律师在中国司法体制中的角色与风险的，是2009年爆发的李庄案。

当远在重庆的同行：

李庄律师。

因为在当地轰轰烈烈的打黑运动中担任一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最终却被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逮捕并判刑。

整个中国律师界为之哗然，伍雷也深感震惊。

“重庆怎么能这样对待律师？”这是他当时反复追问的问题。当李庄最终被定罪判刑时，他后来在采访中表示，那是他：

第一次对中国的法治感到失望。

李庄案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此后，和许多对该案感到愤慨的律师一样，伍雷开始利用当时方兴未艾的新媒体平台——主要是微博：

公开发声，批评重庆方面的做法。

2011年，李庄案第二季（李庄被追加起诉漏罪，后检方撤诉）在重庆开庭审理时，伍雷更是积极参与其中。

他守在法庭之外拍照记录，撰写了大量关于庭审情况和案件疑点的博文，甚至直接给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其行为提出质疑。

伍雷认为，李庄案的发生及其后续发酵，使得原本相对松散的中国律师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第一次真正形成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开始更加自觉地关注整个行业的命运前途和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风云激荡的背景下：

死磕。

这个略带生猛气息的词语，开始在律师圈内流传开来，并逐渐成为一部分维权律师的标签。

这个词最早可能由资深律师迟夙生在2011年处理广西北海律师伪证案期间提出。到了2012年贵阳小河/黎庆洪案，死磕更是被一群律师演绎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

伍雷，因为深度参与了这两起标志性案件以及后续一系列维权行动，逐渐成为了：

媒体和公众眼中死磕派律师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谓死磕，并非一个精确的法律概念，而是对一部分律师在代理案件，特别是面对司法不公或程序违法时所采取的一种坚韧、有时甚至被视为挑战体制权威的抗争方式的概括。

这种方式的核心在于对法律程序和法条进行极致的：

较真。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程序瑕疵或违法点，反复提出质疑、申请、控告，力求将法律规则运用到极限。

同时，他们高度重视并熟练运用新兴的：

网络自媒体平台。

如个人博客、微博等，进行所谓的：

网络揭露。

将案件细节、庭审实况（有时甚至冒着风险）、司法过程中的疑点和不公之处公之于众，试图绕过传统媒体的审查，直接诉诸社会舆论，以期形成压力，推动个案解决。

不仅如此，穷尽一切可能的法律救济途径也是其常用手段，他们会不断地向各级人大、政法委、检察院、纪委监委等部门：

举报投诉办案人员可能存在的违法违纪行为。

更有甚者，他们有时还会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

行为艺术式的表达方式。

以示抗议或吸引关注。

例如，伍雷和另一位以风格强悍著称的律师杨金柱，就曾为了争取会见福建冤案当事人吴昌龙的权利：

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送去一袋红薯。

其象征意义引发诸多解读，但其挑战姿态十分明显。

死磕律师们常常宣称他们的策略是只磕程序不磕实体、只磕公权力不磕私权利，即主要针对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是否严格遵守了法律程序、是否存在权力滥用等问题进行攻击，而不是直接评判案件本身的实体是非（尽管程序问题往往与实体公正密切相关）。

这种策略意味着他们必须同时在法庭内外两条战线上作战：庭内进行严谨的法律抗辩和程序挑战，庭外则努力争取舆论支持和社会关注：

让社会当法庭。

伍雷本人后来在反思为何会走上这条充满争议和风险的道路时，曾流露出对体制内正常救济渠道有效性的深刻怀疑。

他在多年后自己面临处罚的听证会上就曾直言发问：

所谓正常途径哪里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这种对现有纠错机制效率的悲观评估，以及在目睹和代理了大量个案不公后产生的强烈正义感和无力感，共同促使他和其他一些律师，选择了这种更为公开、更具对抗性、也更能引发社会关注的死磕策略。

在他们看来，当法庭内正常的辩论和申诉难以奏效时，将案件的冤情和司法过程中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的审视，或许是推动问题解决的最后手段。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国司法系统自身在某些层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律师正当执业权利时而出现的限制和打压：

催生并强化了死磕现象。

3

李庄案之后，伍雷的律师生涯轨迹发生了显著的偏移。

他似乎找到了一种更契合内心召唤的方向，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到了刑事辩护领域，尤其偏爱那些疑难复杂、积重难返，甚至早已被外界视为铁板钉钉的冤假错案。

他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

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仿佛成为了他后半段职业生涯的行动指南和精神支柱。

为了将这份热情化为更系统、更持续的行动力，他在2013年底：

发起了一个名为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的民间公益项目。

据公开报道，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力量自发组织的，专门致力于为那些身陷囹圄但坚称无辜的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筛选案件线索、推动冤案复查与平反的机构。

这项工作极其繁重，行动每年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份承载着血泪与希望的申诉材料。

伍雷会组织起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律师、法学学者乃至一些富有经验的退休司法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对这些材料进行初步的筛选和严谨的研判，从中找出那些确实存在重大疑点、具有平反可能性较大的案件。

一旦确定目标，便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本就有限的资源，进行深入的证据核查、法律论证、申诉材料撰写以及持续的跟进和呼吁。

其实，在这项拯救无辜者行动正式启动之前，他还曾与其他几位律师共同发起：

设立了超期羁押案件援助基金。

最初是聚焦于那些被长期违法羁押、诉讼程序莫名停滞不前的个体，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

后来，在2013年，随着福建吴昌龙冤案历经十二年磨难终获平反，这个基金也随之：

更名为吴昌龙基金。

其宗旨进一步扩展，旨在向那些因遭受漫长冤狱或在艰难申冤过程中导致生活陷入极度困境的人们及其家庭，提供人道主义的经济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重新融入社会。

一个标志性的例子是，2014年福建村民念斌在被关押八年后终获无罪判决，走出看守所时几乎一无所有，他便成为了吴昌龙基金的首位受益人，获得了一笔来自同行和社会关怀的、用于恢复基本生活的援助金。

这些年，伍雷的名字逐渐和一系列在中国当代法治进程中留下深刻烙印、引发广泛社会讨论的重大冤假错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他参与推动平反的案件，不少都曾是轰动一时、阻力重重、看似难以撼动的：

骨头案。

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无疑是：

河北聂树斌案。

这位1995年因被控强奸杀人而被当地法院匆匆判处并执行死刑的青年工人，其命运在十年后因另一名嫌犯王书金的主动供述而陡然出现转机。

王书金在其他案件中落网后，竟供述自己才是聂树斌案的真凶。然而，即便真凶疑云浮现，聂树斌案的复查和平反之路却异常艰难曲折，又历经了长达十余年的漫长等待、法律博弈和社会呼吁。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洗冤接力中，伍雷是众多积极奔走呼号的法律人、学者和记者之一。

他不仅个人持续关注，还积极参与组织了相关的案件研讨会，与其他律师合作进行深入的证据分析和申诉材料的准备工作。

更重要的是，他充分利用自己当时在网络平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持续不断地在微博等公共空间发声。

向公众介绍案情中的诸多疑点，剖析原审判决的瑕疵，并大声疾呼，恳请最高司法机关能够排除干扰，尽快启动再审程序。

这场跨越二十年的努力最终迎来了历史性的结果。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案进行异地复查，经过山东高院两年多的细致工作和严谨审查：

最终认定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撤销了原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的死刑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一个迟到了整整二十一年的清白，终于得以昭雪：

尽管这个正义是以聂树斌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伍雷为此案付出的不懈努力，无疑是推动这沉重历史一步的重要力量之一。

同样令人扼腕的还有：

福建念斌案。

这位福建平潭的普通村民，被当地司法机关指控于2006年7月因邻里纠纷，向邻居家中饮用水投入剧毒的氟乙酸盐（俗称“老鼠药”），导致邻家两名无辜儿童死亡。

此案在长达八年的审理过程中，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十次庭审，念斌四次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则：

三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案件的核心症结在于关键的物证——从死者体内和现场提取物中检出的毒物成分——其鉴定结论一直存在重大争议，且鉴定程序饱受质疑。

辩护律师也反复提出，念斌在侦查阶段遭受了严重的刑讯逼供，案件证据链存在明显断裂。

伍雷虽然不是念斌的直接辩护人，但他对此案给予了长期的密切关注，并通过他所发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和个人网络平台，为念斌绝望中的家人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声援。

他多次撰写文章，深入分析案情中的疑点和矛盾，呼吁司法机关必须坚守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终于，在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该案的终审判决，明确认定原判认定念斌犯投毒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依法宣告念斌无罪。

当念斌走出被关押了整整八年的看守所时，他形容自己早已“灵魂和肉体都已经分开”，其间的苦楚非外人所能想象。如前所述：

他后来得到了吴昌龙基金的援助，以维系基本生活。

目光转向海南：

陈满案则书写了另一段长达二十三年的漫漫申冤史。

这位原本在海口经商的四川人陈满，于1992年12月被当地警方指控在一场火灾中杀人并纵火，1994年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然而，陈满自始至终坚称自己无罪，认为自己是在刑讯逼供之下被迫做出了有罪供述。

在长达二十三年的铁窗生涯中，他和远在四川的年迈父母从未放弃过申诉的希望。此案因其极其漫长的申诉历程和原审判决中存在的诸多疑点而备受法律界和媒体的关注。

伍雷也积极参与了推动该案再审的工作，他与其他关注此案的律师、学者一道，共同呼吁司法机关正视问题，并通过网络平台等方式扩大案件的社会影响，争取舆论支持。

案件的转机出现在2015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罕见地就此案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

抗诉。

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再审。最高法院随后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异地再审。

经过浙江高院的审理，2016年2月1日，法庭公开宣判，撤销了原海南高院的终审裁定和海口中院的一审判决：

宣告陈满无罪。

当陈满走出监狱大门时，他已经在狱中度过了：

整整8437天。

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熬成了白发苍苍的中年人。

在福建，吴昌龙案更是伍雷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情感的案件之一。

吴昌龙被指控为2001年发生在福建福清市纪委的一起爆炸案的主犯之一，并被控犯有爆炸罪。

此案自发生起就疑点重重，包括吴昌龙等多名被告人自述在侦查阶段遭受了难以想象的严重刑讯逼供，主要定罪证据之间存在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等：

吴昌龙因此蒙冤长达十二年。

期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曾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发回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但福州中院两次重审竟然都维持了对吴昌龙的死缓判决。

伍雷是吴昌龙案进入申诉阶段后辩护律师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与其他几位律师一起，为了这个案件的平反四处奔走，不厌其烦地向各级司法机关提交申诉材料，一次次地揭露案件侦查和审判过程中的程序违法行为和证据矛盾之处。

为了争取律师本应享有的基本会见权利，伍雷甚至不惜与另一位以风格强悍著称的律师杨金柱一同，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进行了一场颇具行为艺术色彩的抗议：

他们给法院送去了一袋红薯。

这一举动背后的象征意义引发了外界诸多解读（有说法称是讽刺某些官员吃地瓜长大的却忘了本，也有说法是暗示案件处理太软），但无论如何，其挑战不公、坚持权利的姿态十分鲜明。

正是他们这种不懈的努力和持续引发的舆论压力，最终对案件的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3年5月3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判认定吴昌龙犯爆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依法宣告吴昌龙无罪。

与吴昌龙同案被卷入福清纪委爆炸案的，还有一位名叫陈夏影的女性，她被指控犯有包庇罪。

与吴昌龙的命运相似，她的案件也经历了漫长的审理和申诉过程。在伍雷等律师的共同努力下，继吴昌龙被宣告无罪之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对陈夏影案也作出了再审判决，同样以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陈夏影无罪。

目光再投向东北，吉林金哲宏案也是伍雷拯救无辜者行动关注的重点之一。

这位原名金哲红的吉林省永吉县男子：

于1995年因被控杀害一名20岁的花季少女而被捕。

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金哲宏自被抓之日起就始终坚称无罪，并表示自己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才作出了有罪供述。在其漫长的二十多年服刑和申诉过程中，伍雷发起的“拯救无辜者”行动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和救助的对象，为其提供了持续的法律支持和舆论呼吁。

此案同样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疑点，如关键物证的缺失、现场勘查的不规范、口供的矛盾重重等。

经过金哲宏本人及其家人多年的不懈申诉，以及法律界的持续关注和推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在2018年决定对该案启动再审。

同年11月30日，吉林高院公开宣判，认为原判认定金哲宏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宣告金哲宏：

无罪。

此时，距离他最初被羁押，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三年。

除了这些最终得以沉冤昭雪的案件，伍雷还投入精力关注和代理了许多其他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

包括一些至今仍未获得平反的陈年积案。

例如，河北承德陈国清等四人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案。此案发生在1994年，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四名青年被认定为凶手。

案件经历了四次一审、四次二审的漫长拉锯，河北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最终在2004年第四次终审时，在高院未再次发回的情况下直接改判四人死缓（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或无期徒刑（朱彦强）。

此案疑点重重，包括警方声称的关键物证带血刀具，其鉴定报告日期竟然早于刀具提取日期；被告人指称遭到刑讯逼供；缺乏可靠的目击证人等。著名刑法学者早在2001年就论证此案证据不足。

伍雷律师团队近年深度介入此案的申诉工作，尽管他本人已被吊销执照，但仍协调李仲伟、赵军等律师接力推进。他们紧扣证据疑点，反复向最高法、最高检申诉，并呼吁媒体关注。

虽然何国强、朱彦强等人已服刑二十多年后陆续出狱，但司法上的清白仍未恢复。陈国清因始终不认罪，仍在狱中服刑超过三十年，是四人中最后一位等待清白的人。

伍雷等人的持续努力，使得这起被称为：

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

的世纪疑案得以持续受到关注，申诉之路仍在继续：

又如，被称为“廊坊灭门案”的河北原伟东案。

此案涉及1995年和2000年两起共致6人死亡的灭门惨案。

原伟东等人于2001年被抓，被控参与两案。案件审理过程极为曲折，历经三次一审、两次二审：

原伟东等人多次被判死刑。

尽管原伟东在2000年灭门案中有铁证如山的不在场证明（案发时远在黑龙江老家缴税，有票证和派出所证明），最终在该案中获判无罪，但他仍被认定为1995年杨长林案的凶手，与另一被告汤凤武一同被判处死缓。

该案的核心疑点包括：原始卷宗和关键物证丢失；多名被告人声称遭受刑讯逼供：

汤凤武甚至哭诉被用辣椒水塑料袋套头、电击等酷刑。

唯一的幸存者兼目击证人张金萍的证言前后矛盾，且曾明确指认过已被证明无辜并获赔的村民赵某辉为凶手。

伍雷律师于2021年从年事已高的前辈律师吕宝祥手中接棒，开始协调洗冤团队跟进原伟东案的申诉。

尽管已被吊证，他仍积极为再审辩护出谋划策，推动多名经验丰富的律师组成辩护团，申请异地审理，并成功联系到赵某辉出庭作证。

伍雷本人也撰写多篇文章呼吁公正审判。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即使最高法指令再审，河北高院在2024年10月的再审终审裁定中，依然维持了对原伟东、汤凤武的死缓判决。

更悲惨的是，原伟东在漫长的羁押等待中罹患胃癌晚期，未能得到充分治疗：

于2024年底在看守所医院含冤去世，终年54岁。

距离他被抓已整整23年。

原伟东至死未能等到洗清罪名的那一天，其家属表示将继续申诉。

这些未竟的案件，仅仅是伍雷等洗冤律师们面对的众多困境中的冰山一角，也深刻反映了在中国推动冤案平反之路的极端艰难与漫长。

在专注于个案平反的同时，伍雷也积极参与了数起因涉及律师执业权利或具有重大社会影响而引发广泛关注的集体辩护案件。

这些案件往往不仅关乎个案当事人的命运，更直接触及了律师与司法系统之间的关系，成为了观察中国法治生态的重要窗口。

2011年的广西北海律师伪证案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杨在新、杨忠汉、罗思方、梁武诚等四名：

广西律师。

因在代理当地一起复杂的故意杀人案（裴金德案）过程中：

被当地警方指控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而遭到逮捕。

此举在全国律师界引发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是地方公权力对律师依法履职的严重干预和报复。

事件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律师自发组成：

北海律师团。

前往北海为四位同行提供法律援助和声。

伍雷是这个律师团中非常活跃的一员。他不仅参与了法律层面的辩护准备工作，更是在当地遭遇了巨大的阻力甚至人身威胁。

据多方报道，律师团成员在北海期间：

曾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围攻、殴打，住宿、出行受到干扰。

正常的会见和阅卷权利也难以保障。

伍雷本人也传出在冲突中受到攻击。面对困境，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博客和微博，几乎是实时地向外界发布在北海的见闻、案件的进展、遭遇的阻力以及对当地司法环境的批评，使得这起发生在边陲城市的事件获得了：

全国性的关注。

他还与其他律师一同，多次前往广西自治区司法厅和律师协会进行沟通、交涉，寻求上级部门的介入和对律师权利的保障。

北海案最终以四位律师被取保候审或判处缓刑告一段落，但其过程的激烈对抗和所暴露出的问题，被认为是“死磕”律师群体正式形成和其策略（尤其是网络动员策略）得以实践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紧接着的2012年，贵阳小河/黎庆洪案更是将“死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也让伍雷的“死磕”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此案原由贵阳市小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被告人多达五十七人。

被指控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二十七项罪名：

其中黎庆洪被指控为黑社会头目。

案件的复杂性和涉及人数之多，本身就极具挑战性。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最早介入此案的辩护律师周泽（他也是伍雷的好友）发出援助呼吁后，全国各地律师纷纷响应，最终组成了多达八十八人的庞大律师辩护团，堪称：

共和国第一刑事辩护律师天团。

伍雷是这个天团中的核心成员和积极发声者。从庭审一开始，辩护律师团就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死磕策略，对法院的管辖权、公诉人的回避资格、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提出了密集而尖锐的挑战，导致庭审多次中断。

在庭审的第二天，当律师们就程序问题申请复议时，审判长未予理睬并试图强行推进庭审：

引发了律师们的集体抗议。

混乱中，审判长下令将伍雷以及另外两位律师刘志强、杨名跨强行带离法庭。

这一幕通过庭外律师的实时传播，迅速传遍网络，激起了更大的波澜。在长达四十余天的庭审过程中，法庭内外的对抗始终处于白热化状态。

庭外，伍雷等律师笔耕不辍，通过博客、微博等平台发布了上百篇关于案件的文章，包括伍雷亲自撰写的、充满激情的：

《松江怒吼》系列博文。

详细记录庭审辩论细节，揭露案件背后的疑点和司法程序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

这些文章获得了巨大的网络流量和公众关注，形成了强大的庭外舆论场。尽管黎庆洪最终仍被判刑，但小河案的辩护过程，尤其是律师们在程序正义上的坚守和利用网络进行抗争的方式，对后续类似案件的辩护产生了深远影响。

伍雷曾多次表示，小河案让他深刻感受到了刑事辩护的魅力与挑战，也更加坚定了“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的执业信念。

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随着名气的增大和介入案件敏感度的提升：

伍雷所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加剧。

他开始代理一些被认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案件，这或许也为他最终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悬挂在伍雷北京那间简陋的“洗冤办公室”墙上的，是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

只向真理低头。

这幅字，既像是他对自己执业理念的公开宣告，也仿佛谶语般预示了他未来的命运。他努力地想只向真理低头，但在一个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这句看似简单的格言，实践起来却可能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4

伍雷的声音，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庭之内。事实上，随着他在冤案平反领域声名鹊起，以及死磕策略的运用，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在公共平台上的持续发声：

他的新浪微博账号“@伍雷”，一度拥有数十万粉丝。

成为法律圈和关注中国公共事务网民的重要信息源和讨论阵地。

他在这里高频率地发布自己代理或关注的案件进展，分享庭审观察，评论热点司法事件，其言论常常尖锐、直接，充满激情，有时甚至被认为带有挑衅意味。

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他所认为的司法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从刑讯逼供的普遍存在，到证据规则的虚置；从司法程序的不透明、不公开，到法官、检察官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督；从律师辩护权利难以保障，到冤假错案纠正机制的失灵。

他对于通过体制内的“正常”申诉渠道寻求救济的效果深感悲观。他曾直言不讳地质问：

所谓‘正常’途径哪里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他以自己代理吴小晖案申请会见的经历为例，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十一次申请，甚至向三级律协申请维权介入：

直至自己面临被吊证的威胁，仍未能见到当事人一面。

以此来说明律师在中国依法执业之艰难。

他为聂树斌、念斌、陈满、吴昌龙等冤案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苦难经历而痛心疾首，反复追问那些故意或过失制造了这些人间悲剧的办案人员为何鲜有被追究责任：

举国震惊人头落地无人追责，三言两语忠言逆耳却被吊证！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是他在得知自己可能被吊证后发出的感慨，充满了无奈与愤懑。

他甚至悲观地指出，在当时的环境下，律师的辩护行为本身就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

为政治犯辩护就会被视为政治犯，

为蒙冤的企业家辩护就可能自身也蒙冤，

为不公正的案件当事人辩护就会成为不公正司法的受害者。

他认为，这是因为司法系统中的某些力量不希望其所做的不公正之事被社会所知晓。

面对来自官方或体制内对其言论的批评甚至指控，伍雷坚称自己是在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以及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

他认为，如果这些权利只能秘密行使，那它们就形同虚设；言论自由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公开表达。

他反驳关于他“攻击当局和政府”、“抹黑司法形象”的指控：坚称自己的批评是为了推动司法公正，是为了帮助解决那些实实在在的冤案：

是忠言逆耳，而非恶意攻击。

他觉得，律师说话声音之所以显得尖锐，恰恰是因为司法现状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然而，这种持续不断的、高分贝的呐喊，尤其是在网络空间这个日益受到严密管控的场域里，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代价一次比一次更加沉重，直至最终彻底 沉默：

第一次代价，发生在2016年底至2017年底，形式是停止执业一年。

这次处罚的直接诱因，据信源于他在南方某地代理的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庭审结束后，审理该案的法院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省司法厅和济南市司法局发出了一份司法建议书。

指称伍雷在庭审过程中存在不服从审判长指挥，违反法庭纪律和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等行为，建议山东方面对其进行处理。

收到这份来自外地的司法建议后，山东省和济南市的司法行政部门：

启动了对伍雷的处罚程序。

据伍雷本人事后透露以及一些报道显示，有关部门最初甚至考虑过直接吊销他的律师执照，后经过一系列内部程序，最终决定拟处以停止执业的处罚。

2016年12月2日，济南市司法局向伍雷发出了《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12月21日，济南市司法局就此举行了：

听证会。

根据当时参与听证的律师和媒体的记录，伍雷在听证会上情绪显得相当激动，

他详细陈述了中国刑事辩护律师，尤其是代理某些特殊敏感案件律师所面临的执业困境和巨大压力，并结合该案庭审的具体情况：

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认为法院的指控与事实不符。

其行为是在依法履行辩护职责。

他还提到了自己多年来为平反冤假错案所做的努力，言语中充满了委屈和不甘。然而：

他的陈述和辩解，并未能改变处罚的决定。

2016年12月28日，济南市司法局正式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给予伍雷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

这一处罚决定在中国律师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同情。消息传出后的短短数日内，就有接近五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联署签名，发表公开声明，对济南市司法局的处罚决定表示严重关切和异议，认为处罚决定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呼吁上级机关予以复查纠正：

伍雷本人对此处罚决定表示不服。

并依法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试图通过司法途径推翻该处罚决定，但最终未能获得法院的支持。

在长达一年的停业期内，伍雷无法以律师身份执业。他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反思、阅读，也继续关注着他所代理的案件的进展。停业期满后，他于2018年初办理了相关手续，恢复了律师执业资格。

然而，仅仅恢复执业一年多之后，第二次，也是更终极的代价，便降临了：

这一次，是吊销律师执业证书。

2019年7月22日，伍雷突然收到了来自山东省司法厅直接发出的《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这一次，处罚的理由不再是庭审行为：

而是直接指向了他在互联网上的公开言论。

告知书称，伍雷“多次在微博（新浪微博‘@伍雷’账号已被注销）发表不当言论”，“否定当局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联署签名和发表公开信挑动对党和政府不满”，行为恶劣，后果严重，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等规定，给予其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告知书还特别列举了被认定为“不当言论”的几个具体实例，包括针对湖南律师文东海因代理某些案件及发表相关言论而被吊销律师执照事件，伍雷在其微博上发表评论：

称之为法治大倒退。

就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访民李淑莲（其在2009年被发现在当地政府安排的看管场内非正常死亡，家属认为是遭到殴打致死，多年上访要求追责未果）一案，伍雷在2018年给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写了一封公开信，详细陈述案情疑点，呼吁省委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真相，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这封公开信当时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传播。

此外，山东省司法厅还明确提出，伍雷此前已因在先前的某个案件中的违法执业行为受到过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此次再次出现应予处罚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因此决定加重处罚，直接吊销其执照。这实际上是将之前的停业处罚作为了此次吊证处罚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加重情节：

收到这份几乎是宣判职业生涯死刑的告知书后，伍雷依法提出了举行听证会的申请。

2019年8月6日，山东省司法厅在济南组织了关于拟吊销李金星（伍雷）律师执业证书的听证会。

与两年前由济南市司法局主持的听证会相比，这次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直接举行的听证会，气氛显得格外紧张和肃杀。

据多位前往现场试图旁听的公民和律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听证会举办地（山东省律师协会所在地）周边：

一早就被布置了大量警力。

包括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人员，对过往人员进行盘查。

数十名希望进入旁听席的公民和律师，均被工作人员以场地有限、未提前报名等各种理由拒绝入内。

伍雷方面依法申请的关键证人，如同案被处罚的湖南律师文东海，以及李淑莲案的当事人家属、李淑莲的女儿李宁，也未能获准出庭作证：

整个听证过程，几乎是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进行的。

伍雷委托了在中国律师界享有极高声望和专业能力的周泽律师（他也是伍雷的多年好友和战友）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著名行政法学教授何海波，共同担任其听证会的代理人。

在听证会上，周泽律师和何海波教授从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为伍雷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

他们指出，山东省司法厅的处罚程序存在多处瑕疵，例如处罚依据的条款适用不当、将之前的处罚作为加重情节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等。

在实体方面，他们逐一反驳了司法厅所认定的不当言论，强调伍雷的言论均属于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建议的权利范畴，其内容并未超出法律界限，不构成危害国家安全或恶意诽谤，更不是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

他们认为，对律师的网络言论动辄施以最严厉的吊销执照处罚：

是滥用行政权力，将对整个律师行业产生寒蝉效应。

严重损害法治精神。

伍雷本人也在听证会上作了最后陈述。据后来流传出的信息，他的陈述充满了悲情和不屈。他回顾了自己从一名基层公务员投身律师行业，尤其是后来专注于刑事辩护和冤案平反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对律师职业的热爱和对法治理想的追求。

他再次强调自己所言所行皆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和当事人权益，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非意图颠覆或破坏。他在陈述的最后，表达了一个沉痛的希望：

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因言获罪被吊证的律师。

然而，这场持续了数小时、充满了法律与权力交锋的听证会，并没有带来任何转圜的余地。

听证会于当天下午五点左右结束。

令人震惊的是，仅仅在听证会结束后的几个小时，当天晚上，伍雷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就收到了山东省司法厅送达的：

正式《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书的内容与之前的告知书基本一致：

维持了吊销李金星（伍雷）律师执业证书的决定。

从告知到听证，再到最终决定，整个过程显得迅速而决绝。这一次，连象征性的一年停业反思期都没有了。

伍雷在中国大陆从事了十七年的律师生涯，其中近十年都聚焦于最艰难、最危险的刑事辩护和洗冤工作，至此，被官方以言论不当为主要理由：

强行画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

吊销伍雷律师执照的决定，再次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法律界乃至国际社会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广泛的批评。

多家国际律师协会和人权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持续打压维权律师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律师的执业权利和言论自由。

这一事件被普遍解读为当局进一步收紧对法律专业群体的控制、压缩公民社会空间的一个标志性案例，是近年来针对特定律师群体进行系统性压制的延续和深化。

伍雷本人坚称自己无罪，认为吊销执照是对他多年来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不懈揭露司法不公行为的政治报复和迫害。这个结果，对他个人而言，无疑是其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

5

失去律师执照，对于一个将辩冤白谤视为天职，将律师身份看作是实践法治理想载体的伍雷来说：其打击是毁灭性的。

他无法再以律师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无法会见在押的当事人，无法查阅案卷，无法进行他为之奋斗了十余年的核心工作：

他在中国大陆的法律执业之路，被彻底堵死。

随之而来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和无形的压力。最终，在吊证风波过去一段时间后，他被迫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离开生活和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故土，远赴日本。

一个曾经在体制内感到“说够了假话”而毅然出走，在北京初识理想主义并深受感召，在北海、贵阳等地庭审内外奔走呼号、不惧对抗的死磕律师，

一个发起拯救无辜者行动、让聂树斌、念斌、陈满、吴昌龙、金哲宏等一个个沉冤多年的名字重见天日的洗冤推动者：

最终自己也陷入了需要被洗冤的境地。

至少，在他自己、他的众多支持者以及许多国内外观察者看来，他成为了体制性打压下的牺牲品，一个因言获罪的典型案例。

他一直试图运用法律这把双刃剑，以法律条文和程序正义作为武器，去撬动那些僵硬的、看似牢不可破的个案堡垒，去挑战那些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和权力滥用。

他抠法条，讲程序，要求司法机关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将依法治国的口号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

但吊诡的是：

他最终被剥夺律师资格。

官方给出的核心理由，却并非他在法庭上的具体行为（尽管第一次停业处罚与之相关）：

而是他在体制外的、虚拟的网络空间里的言论。

那个他赖以揭露程序不正义、呼唤实体公正、动员社会力量的平台，反过来成为了终结他职业生命的关键证据。

这其中蕴含的巨大荒诞感和讽刺意味，令人深思。他为别人洗刷冤屈，最终自己是否被冤？

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的统一答案。但他的完整经历，从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法律实践者，到一个被体制边缘化、最终被彻底清除出去的：

麻烦制造者。

无疑在法治的现实语境下，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也更令人不安的问题，

在一个强调秩序和稳定的社会里，当一个律师试图将法律文本上赋予的权利——无论是法庭上的辩护权、还是法庭外的言论自由与监督权——运用到极致，去触碰那些强大的、不愿被挑战的既有权力格局或根深蒂固的潜规则时，他自身的命运将会如何？

法律，在这样的博弈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保护个体权利、约束权力的有效工具，抑或仅仅是权力可以随意解释和运用的统治工具？

伍雷的故事并非孤例。

在他之前、在他同期以及在他之后，还有一批中国的律师，特别是那些专注于人权案件、刑事辩护、群体性事件等敏感领域的律师，经历着或多或少相似的轨迹：

因为代理了“不该”代理的案件，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而遭遇来自有关部门的约谈、警告、年检考核刁难、停业处罚，乃至最终被吊销执照，更有甚者被控以各种罪名身陷囹圄。

这种针对特定律师群体的系统性打压，在某个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他们像是一群执着地试图用法律这根脆弱的杠杆去撬动现实巨石的人，

结果往往是杠杆折断，自身也被巨石碾压。

如今，身在异国他乡的伍雷，并未完全沉寂。

他依然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关注着太平洋彼岸那片他魂牵梦绕的土地上发生的法治事件和人权状况，继续为那些仍在困境中坚守的国内同行发声、呼吁。

他曾与一些同样经历过磨难、处境艰难的前同行合作，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直播带货，销售农产品。

这种看似与法律毫不相关的举动，既是一种帮助昔日战友拓展生计、保持与外界联系的守望相助，或许也是他本人在失去了传统战场之后，于新的环境下，寻找一种继续存在、发出微弱声音、保持抗争姿态的特殊方式。

他在被吊证后曾对媒体表示，无论有没有律师证，他仍然是中国人，他的价值根植于那片土地，那里还有很多蒙冤者、弱势者需要法律的帮助：

他相信自己仍然有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

只是，那个曾经可以让他意气风发地奔走于中国各大城市的法院、检察院、看守所之间，可以让他身着律师袍站在庄严或不那么庄严的法庭上，为当事人的自由和权利据理力争、慷慨陈词的职业平台，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个以伍雷这个响亮的名字，在中国互联网上一度搅动风云、针砭时弊、引发无数讨论与争议的微博账号，也早已被彻底抹去痕迹，消失在庞大而冰冷的数字信息的洪流之中，仿佛从未存在过。

他当初离开体制，是厌倦了言不由衷。后来拿起法律作为工具，一头扎进故纸堆和看守所，试图为那些被遗忘的名字擦去尘埃。他奔走、发声，将一个又一个疑案推到聚光灯下，坚信程序和法条自有其重量。

最终，是他的言语，那些散落在网络上的文字，成为了他被剥夺律师身份的理由。并非因为他在法庭上的辩护失当而是因为：

他选择在公共空间评论是非、追问究竟。

那份来自千里之外的司法建议，那场不允许旁听的听证会，那份在听证会结束当晚便送达的吊销决定书共同构成了一个闭环：

他的律师执照被收回，微博账号被注销，过往的呐喊归于沉寂。

那个曾经穿梭于中国各个城市、试图在法庭内外寻求公正的人：

最后离开了这片土地。

这条从体制内蜿蜒而出的道路，最终通向了体制之外。李金星（伍雷）的故事，就这样成为了卷宗里新添的一页，至于这一页意味着什么，历史或许会有自己的记录方式。

文｜李宇琛

海棠文学城，一个2015年搭建起来的平台，服务器远在台湾。

它的名字听起来或许带点文艺腔调，内里却是一片专为女性读者开辟的隐秘园地，耽美与R18内容是这里的通行证。

写手们自称“太太”，她们的创作被圈内人称作“产粮”。

这套话语体系，像一个小型社群的黑话，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悄然生长，维系着一个看似与世无争的亚文化生态。一切的转折点，发生在2024年的夏天：

安徽绩溪警方率先拉开了这场风暴的序幕。

他们的行动目标直指这些在海棠文学城上创作的“太太”，罪名是那条冰冷而明确的：

“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这些以女性向耽美的作品，在法律的天平上，其“淫秽”属性的判定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

文学创作，尤其是涉及成人内容的部分，与法律明确禁止传播的“淫秽物品”之间，往往存在一条模糊且充满争议的界线。

何为满足感官刺激、诲淫诲盗的“淫秽”，何为具有一定情节、人物和思想表达的文学创作？仅仅因为题材敏感或包含露骨描写，是否就能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

男男女女的情爱故事，在某些人眼里是洪水猛兽，在另一些人眼里不过是年轻人打发时间的玩意儿。可一旦打上“淫秽”的标签，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问题是，谁来画这条线？

警方是看字眼够不够脏，够不够直接刺激，还是说，也得瞅瞅里头有没有点人物，有没有点情节，哪怕是些不入流的小心思？

法律上那把尺子，在这些花花绿绿的文字面前，是不是也该有个更细致的刻度？ 

要是没个准谱，光凭几个大帽子一扣，鉴定书上龙飞凤舞签个字，那写东西的人可就真得掂量掂量，今天敲下去的字，明天会不会变成铐手腕的家伙事儿了：

那文学还有出路吗？

再说耽美这东西，本就是个小众圈子的玩意儿，他们自个儿有套玩法和语境，这些在审判席上，算不算数呢？

关键的定性问题，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根本，也拷问着法律对文学创作自由边界的理解与尊重。

这是一场覆盖多省的抓捕，名单上不乏圈内有些名气的作者。

在绩溪，金钱似乎成了衡量罪责轻重的一把标尺：

据媒体报道，涉案金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下的作者，若能积极退赃，大多能获得缓刑；而头部作者如“云间”，即便积极退赃，仍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未能筹集足够资金退赃的“辞奺”，则面临五年半的刑期。

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个人自由与未来的沉重代价。

风暴并未因绩溪的判决而停歇。

进入2025年上半年，甘肃兰州的警方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了行动。

这场被一些网络舆论形容为“远洋捕捞”的执法，据知情者透露可能波及两三百名作者：

兰州市公安局下辖的城关分局、兰州新区分局乃至森林分局等多个单位均有参与。

网络舆论中，亦有声音质疑此类行动是否与地方当局“创收”有关。

这场席卷多地的跨省抓捕，其管辖权的法律依据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海棠文学城，一个服务器明确设立在台湾的网络平台，其用户遍布各地。内地公安机关对身处不同省份的作者进行侦查和抓捕，其法律链条如何构建？是基于属地管辖、属人管辖，还是更为复杂的网络犯罪管辖原则？

在缺乏明确司法解释或判例指引的情况下，这种跨越地域乃至法域的执法行动，其合法性与适当性，无疑成为了公众和法律界关注的焦点。

与绩溪案以获利金额定罪量刑有所不同，兰州案中，许多作者的涉案金额并不高，甚至：

有些是免费写作，并无直接经济获利。

一位免费发文的作者曾向律师透露，办案人员似乎认为，即便文章不收费，也为网站带来了流量，属于网站整体牟利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同样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另一位作者，笔录中清楚记载其并无盈利，仅有2个海棠币的打赏，警方也对此知晓，但依旧因所谓“一批处理”的缘故，在6月份被移送检察院。

“城关（分局）那边特别严苛，”有消息称，“把好几个盈利很低的作者也拘留了，不让取保。”

微博用户“你才屁咕瓣”在2025年5月31日的观察，揭示了兰州行动中更为严厉和宽泛的打击面：

“这批被抓的作者发博，已经确认的是，这次依旧是远洋捕捞，现在抓人已经不在意有没有盈利，不管点击率多少，免费的也照样抓，三倍上缴。”

再说这“管辖权”。 

海棠的服务器在台湾，跟咱们这边隔着一道海峡呢。

内地的警方跨省抓人，这手伸得够长。

依据的是哪条王法？是说只要作者在内地，就能管？还是说网络这玩意儿没边界，在哪儿犯事儿都能抓？

这里头的道道，可不是一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就能糊弄过去的。要是涉及到境外的服务器、境外的数据，那证据怎么拿？是客客气气请人家配合，还是有什么别的门路？

这证据要是来路不明，那整个案子不就成了沙滩上盖楼，一推就倒，程序这东西，有时候比结果还重要：

最让人挠头的，是兰州那边对“牟利”这俩字的理解。

绩溪好歹还认个钱数，兰州这边，有些作者一个子儿没挣，或者就得了仨瓜俩枣的打赏，照样被划拉进去。

理由？

“给网站带来了流量，就算网站整体牟利的一部分。”

这话听着是不是特有水平？可刑法上说的“牟利”，是要自个儿兜里进钱才算，还是说给老板挣了吆喝也算你一份功劳（罪过）？

要是这么算，那给饭馆端盘子的，饭馆逃税了，是不是也得算她“偷税牟利”？

这逻辑要是能成，那“口袋罪”的口子可就开得没边儿了。

尤其是那些为爱发电的，一分钱没落着，就因为写的东西有人看，也得跟那些真金白银往里捞的一块儿办，这事儿上哪儿说理去？主观上没那个捞钱的心思，客观上也没那个捞钱的实惠，这“牟利罪”的帽子，兰州戴得稳当吗？

这场风暴无情地席卷了许多年轻女性，其中不乏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年轻人。

一位id名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哈”的985高校在读女大学生（据其2025年5月29日微博）：

在收到研究生拟录取通知后不久，便在学校被警察带走。

她详细叙述了当时的屈辱与恐惧：

朋友们眼睁睁看着警察跟着她上寝室楼翻查私人物品，那种“脸都丢尽了”的感觉让她刻骨铭心。

她曾请求警察不要惊动父母，自己想办法解决，但：

学校为了让她本科也退学，直接通知了家长。

她的母亲，一辈子没坐过飞机，第一次乘坐就是为了从老家赶来学校接她。最终，她虽然保住了本科学历，但研究生资格被无情取消，并被学校：

强制遣送回家。

她坦言自己家境贫寒，大学依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写作的初衷之一是想攒钱去看看一直向往的川西和西藏。

贫困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她的成长，让她在社交中感到自卑，而文字创作，似乎成了她在苦难生活中寻求慰藉和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意识到有案底将严重影响她事业单位对口专业的就业前景：

“有文凭，这个书也是白读了”。微博用户“Turi_A”则在2025年5月30日用文字记录了她的绝望：

“下周去兰州，心里很绝望…一通甘肃兰州的电话彻底打碎了我的美梦…”

次日，她又补充道：“每天凌晨四点我都睡不着觉，各种翻法条找辩护方法。”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未知的恐惧和求生的本能。另一位作者“似锦的似锦”（2025年5月30日微博）也分享了她接到兰州警方通知后的心路历程。她写道：

“可能在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里，从未想过第一次坐飞机是去兰州的公安局。”

为了节省开支，她细致对比后选择了更为便宜的凌晨航班，舷窗外城市山川的渺小让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身的微不足道。

她最初投身写作，仅仅是源于热爱，也希望能为经济拮据的家庭分担些许压力。

然而，当那些无人问津的文字累计点击量达到三十多万次，账户里那四千多元稿费也随之成为了指控她犯罪的冰冷证据时，她感到整个世界仿佛在晴天里瞬间结冰。

她曾天真地寄望于文字能够改变命运的轨迹，却没想到：

文字的“未来指向的是牢狱”。“此刻只盼法律能看见字里行间那个饿着肚子攒钱的女孩，那个卖头发换钢笔的女孩，那个以为文字能凿开命运墙壁的女孩，给我们所有人一个公正的结果。”

一位作者（微博用户“高級姊”2025年5月31日转发的当事人帖文片段）在端午节前夕发出的呼吁，字字泣血，道出了许多作者对公平正义的卑微期盼。微博用户“莫若逆爱之轮回”，作为一位涉案作者的姐姐，在2025年5月31日用沉痛的笔触记录下整个家庭的煎熬：

“又是一个不眠夜，明天端午节了，已经错过3个可以相聚的节日。信息千千万，我依然帮不了你。”

她描述自己的妹妹：

“上大学期间全靠自己兼职打工养活自己。一辈子把钱看的太重才会让你做错事。”

她无法理解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就这么毁了，一手好牌彻底打烂的感觉。为什么这么残忍呢？在此之前，我们爱国爱家，积极努力的生活，一直对未来满怀憧憬。我们是长在红旗下的孩子呀！这真的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我是4.1号下午三点出的事，我会永远记得那个日子。”微博用户“冰冰棒棒丷”在2025年5月29日如此记录下她被警方带走的瞬间。她回忆自己当时穿着睡衣在家中发呆，门被敲响：

“在见到他们的那一刻，我的腿是软的，整个人是懵的。因为我打死也没料到自己会有这一天，被过去所写的每一个文字击中，颜面扫地。”

她坦言自己的过去并不美好，写作是她在那个世界里为自己“捏造美好的人生，哄自己继续活”的方式。她将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视若己出，却不得不亲口“陈述我的罪名，陈述他们的罪名”，这让她感到“每句话都好比在心口剜了一刀”。失魂落魄之际，她甚至向AI宝宝倾诉，以获取活下去的力量。尽管经历了这一切，她仍坚强地表示：“这次事件没有打倒我，将来任何事也不会把我打倒。我会用事实证明，我是打不倒的，也打不死的，没什么能压垮我。”并计划以“清水合法的方式”给她的“孩子们”一个结局。

另一位作者“记得披马甲”，在2025年5月16日记录了她的“兰州一日游”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困境。

她写道，自己写作一年多总共获利21313元，这个数字被精准地告知。

为了筹集可能的罚款，她不得不变卖了平板电脑和游戏账号，身上仅剩三百余元。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无助：“我也不知道自己一直在干什么，封闭了自己几个月”：

我今年毕业，我才二十，我那么年轻，又烂掉的太早。

她发帖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得到怜悯和借钱，并表示会提供一切证据，争取主动退赃以减轻判刑。另一位博主（2025年5月30日）也用颤抖的文字记录了被带走当天的屈辱与恐惧：

“我这辈子都忘不掉，大庭广众下上车，忍着羞耻在陌生人面前脱光验身，套印有字的马甲拍照存档，坐在椅子上怕得直发抖、心脏狂跳。”

她形容自己在那一刻像“坏掉的、控制不住的水龙头，眼睛不停在涌，手心抹到完全湿透就用手背、手腕、甚至揉皱的衣服下摆”。回到家中已是深夜，父母并没有责怪她，只是默默地为她热好饭菜。

熄灯之后，隔着一堵薄墙，她清晰地听到父母因发愁而无法入眠、不断叹气的声音，自己只能“咬着枕头不敢发出声音，再度泪流不止”。

面对这些年轻女性创作者的集体困境，“西绪福斯的刑辩”在2025年6月1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表示：

他们注意到“兰州远洋捕捞海棠作者”事件引发的广泛关注。声明中指出，部分作者面临刑事追诉，“且多为年轻、贫困的弱势群体。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她们毫无招架之力，有的被取消研究生资格，有的被赶出学校，有些作者甚至出现了自毁倾向，令人痛心。”

该团队由多位执业于北京、上海等地的刑事辩护律师自愿组成，秉持法律人的专业精神与社会责任，决定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涉案作者及其家属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支持，包括法律咨询、程序指引以及在符合条件下的刑事辩护代理服务。时间拉回到2024年底，早期在安徽绩溪被捕的海棠作者之一“轻觉会向前看”，在经历了近五个月的侦查起诉后，于当年12月获判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两年。她在判决后的自述中写道：“折磨我快五个月的事终于算是暂时有了一个结局。虽说两年后我才算真正自由，但能在外面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不幸中的万幸”——这五个字，或许是许多身陷这场风暴中的作者们心中最卑微也最沉痛的期望。

她们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用键盘编织着关于爱与欲望的故事，却未曾料到现实世界的规则会以如此冷酷和决绝的方式将她们拽入深渊：

流量、金钱、KPI，以及那条在不同地区、不同案件中似乎有着不同解释尺度的“淫秽物品”界线，共同构成了这场捕猎迷局错综复杂的背景。

键盘大约还在某些暗角里响着，只是敲下去的字，怕是少了些原先的胆气。屠刀悬在头顶，那远洋捕来的鱼，还在网里扑腾。先前以为是桃花源，如今看来，不过是待割的韭菜地罢了。

那些年轻的魂灵，一个个鲜活的，就这么被拖进了泥沼。

她们的哭声，她们的辩解，在铁屋子里，又能激起几点回响？难道她们的命运，她们的故事，她们那点不值一提的文学梦，就合该被碾作尘土，然后由看客们踏上一脚，说一声活该？

不，她们是病症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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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病，病在何为脏，何为钱，何为界，都成了一笔糊涂账，任人揉捏。说你脏，你便脏了，辩也无用；说你捞钱，便是给网站来了点击率也算你的功劳；说要管你，哪怕你在天边，也能把你揪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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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法，还是某些人的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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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连这点墨水点成的悲欢，也要被如此生吞活剥，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又能指望什么青天？莫非真要等到看客也成了剧中人的那一天，才想起今日的麻木么？

这风波，怕不只是一群女大学生的悲剧。这后面，是更深更冷的寒意。若不直面这寒意，驱散这寒意，那么，这样的故事，恐怕还要换着名目，在这片土地上，继续演下去。

写于2025年6月1日

有个阴暗歌手说，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可是亲爱的，做中国孩子的直肠和膀胱，可能比做中国孩子更难。

这几天，朋友圈很多在讨论中学生便秘的问题，据报道，上海崇明区中学生里，每100人就有13人便秘。

接受采访的河北省儿童医院便秘专科刘伟栋医生说，近两年他已接诊过10名超过一个月不排便的学生，大多是住校的中学生。

看上去，河北学生比上海崇明区的同龄人更惨点。那毫无疑问，我老家河南的学生，八成比河北的孩子更惨。

上海中学生每100人有13人便秘，河南的中学生，100人能有13人不便秘吗？

乌泱泱的评论都在声讨学校管理和教育理念，其情也切，其鸣也哀，却都是老生常态、虚应故事。

口肌耍得再顺溜，也解不了括约肌的急。

孩子忍一忍，就能顺利毕业去送外卖了，急啥呢？

我敢说，每一个教育局长都更关心自己那话儿的软硬，而不是辖区学校厕所蹲位够不够用。

这倒也不能全怪局长和校长。祖国建了这么多学校，收天下英才而教之，一年花这么多钱，也不必在乎家长和孩子们满不满意。

教育的本质，就是贯彻国家对于下一代人的命令与征服，让更顺服更聪明的人脱颖而出，先富起来。中国教育青睐淘汰而非培养，根源便在此。

孩子们要被驯养得让祖国放心满意，而不是反过来，逼着祖国打造一个让家长和孩子满意的教育体系。

这条食物链上，教育局长、校长和老师……一长串，都是勤恳的工具人。学校里，老师们除了排便外，并不比孩子们自由多少。

天下太平，国库盈实，教育工作者是国家的神经末梢，为中华崛起而教书。一旦事有不谐，他们就会沦为财政体系的阑尾，被卷入朝不保夕之境。

指望这样一群人，去保卫孩子们的视力和排泄系统，可能吗？

只要尚存几分良知和共情，就会发现，做中国人的父母，不见得比做中国人的孩子轻松。

不能开心玩耍，自由说话，还不能畅快拉屎。在这样的孩子面前，有哪家父母可以自称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