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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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中国悲观主义是“致命却实用的药物”

8月5日，英文期刊 Made in China Journal 刊登了学者张舸 (Dino Ge Zhang) 的一篇文章，系统梳理并命名了一个正在中国社会蔓延的新情绪——“中国悲观主义” (Sinopessimism)，并将其置于一种“后乐观主义”的语境中加以分析。

文章截图

作者援引学者张哲熙 (Gary Zhexi Zhang) 的概念，将“中国悲观主义”由原本的思想实验转化为对现实的诊断：在经济高速增长后的中国，曾经支撑“个人奋斗”与“阶层流动”的乐观预期正快速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无力感”和“沮丧”。作者指出，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周期的结果，更是文化、代际与社会结构综合作用的产物。

编者注：中国悲观主义一词借用自“非洲悲观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发展研究、媒体报道和外交政策讨论中，常用“非洲悲观主义”来形容一种对非洲经济、政治、社会前景普遍消极的态度。

他借用学者项彪和劳伦·柏兰特 (Lauren Berlant) 的话指出，中国年轻人心理处于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状态。过去青年工人的那种“悬置”状态（既认命又期待）正在瓦解，“当乐观主义激发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永远无法实现时，它就变得残酷了”。

张舸指出：“自2020年以来，在国家强制推行乐观主义的背景下，尽管社会对这种负面情绪存在压制，甚至直接惩罚，但负面情绪在中国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呈现出指数级增长。”作者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向后乐观主义社会的持续转型”，“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理想的残酷本质”。同时，与之对应的是年轻人行为模式的转变——从“无限推迟自我享受为特征的未来导向型禁欲文化”转变为“以享乐主义、经济节俭和功利主义顺视为特征的当下导向型青年文化”。

之后，作者以中国当下的网络流行语为例，依次介绍了多种“中国悲观主义”形态。首先是躺平主义，作者称其为“一种反工作 (anti-work) 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是一种务实的自我调适策略。其次是反婚恋主义 (Heteropessimism)，该主义以“我们是最后一代”等口号为标志，指部分青年主动拒绝婚育，男女双方以各自的理由退出异性恋关系市场。

此外，作者还介绍了润学，即“并非仅仅是对祖国及其传统生活的消极、悲观的否定，更是对有意义的逃离抱有积极、乐观甚至乌托邦式的希望”。与之相反的，则是另一波年轻人积极拥抱“体制”，考公考编。

然而，作者也强调，这些情绪与策略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与韩国的“N抛世代”、日本的“悟世代”以及欧美的“大辞职潮”形成全球呼应。文章写道：“事实上，中国是最新加入这一全球后增长困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我们，无论幸运与否，都身处其中。”

同时，作者也表示，这种悲观主义并非坏事。某种程度上，中国悲观主义是“致命却实用的药物”，既是对现代化线性叙事的拒绝，也是寻找出口的尝试。作者引用张哲熙的观点：“中国悲观主义为那些被剥夺了当下的人提供了拒绝现代主义框架的条件。”

文章后半部分探讨了“中国性”的自我批判传统，从“东亚病夫”到《丑陋的中国人》，再到今日网络社群中的“自我否定与自我吹嘘并存”。然而，张舸引用夏学钧的话提醒人们，真正的方向感不必依赖宏大叙事，而应来自个体在黑暗中保持活力的能力。

最后，作者引用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概念。他鼓励中国民众：当一个制度已不可持续却依旧延宕时，个体应意识到“历史总会有垃圾时间，但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

二、英国大学管理层配合中国当局压制学术自由

近日，智库“英中透视” (UK-China Transparency, UKCT)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英国学术机构的中国研究正面临系统性干预与压制，尤其影响到涉及敏感议题的学者和学生。报告称，中国的跨国镇压在英国高校已“部分复制了中国国内的环境”，对学术自由与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报告截图

报告基于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学者匿名问卷调查，50名受访者提交逾1.7万字的详尽答复，揭示了包括签证拒签、威胁家属、课堂监控、线上骚扰、研究项目被迫取消等一系列现象。“英中透视”指出：“在部分案例中，大学管理层不仅未能抵御干预，反而因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而主动配合压制。”

调查发现，学者普遍担忧签证问题，这造成了对敏感议题研究的寒蝉效应。“有学者承认刻意自我审查，以确保能继续进入中国”，另有受访者将签证限制分为三类人群：“被禁入的批评者；自我审查者；以及与中共立场一致、言论不受质疑者。”

调查发现，38%的受访者认为，校方由于担心影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使敏感议题研究更加困难；64%的人认为，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加剧了这种顾虑。个别案例中，管理层明确要求学者调整教学内容，以避免冒犯中国学生或政府，甚至在中方施压下取消研究项目。报告还记录了一位学者的遭遇：被资助方询问研究是否会“冒犯中国政府”，并得知招生部门会跟踪其经费申请进展。

在学生层面，74%的受访者所在课堂上有中国留学生，然而部分教师为避免冲突而删除或调整敏感内容。一名受访者称：“来自中国的学生因担心课堂上存在潜在告密者而不愿公开讨论敏感话题，但在信任的小组或单独交流时更为坦率。”多位学者点名，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 是校园监控的重要渠道，与中国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

此外，尽管72%的受访者未直接目睹中共官员在英干预，但调查发现，有案例显示，中国外交人员获准在无监督情况下进入教学楼，并且校方还提供了学者的敏感信息，包括“联系人和研究活动”清单等。甚至，还有学者遭到中国访问学者当面威胁：“我们在盯着你。”

针对保护措施，42%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大学未能充分保障中国籍学生学者及中国研究人员的言论和学术自由。该机构指出，英国《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2023）与《国家安全法案》（2023）为高校提供了新的法律工具，例如建议终止孔子学院及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项目，并将某些干预行为纳入“外国干涉”刑事罪行范围。

然而，报告强调：“自上而下的执法虽必要，但不足以根治问题，还需学界内部形成健康、坦诚的学术文化与集体行动。”

最后，“英中透视”呼吁英国学术界正视中共干预的现实，加强对学者与学生的制度性保护，并与他国合作，共同捍卫学术自由。

三、书评：玛格丽特·博伊廷新书揭示了中国性工作者的内心世界

约克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博伊廷 (Margaret Boittin) 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法律和政治的学者。2024年底，她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卖淫业监管：性工作者、警察与公共卫生官员日常生活中的法律》 (The Regulation of Prostitution in China: Law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Sex Workers, Police Officers, an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编者注：目前该书还没有中文官方翻译，书名由CDT编辑暂译）

8月7日，英文期刊 中国书评 (China Books Review) 刊登了作家亨维克 (Robert Foyle Hunwick) 所撰写的书评。文中，亨维克对这本书高度评价，并表示：“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探讨了这些女性如何看待自己，而非国家对她们非法工作的看法。”

文章截图

书评表示，全书的前三分之一回顾了中国性产业监管历史。例如，晚清昆明、贵阳、成都等地会设立由警察售票、抽成、统管妓院的“围墙区”。之后，1949年中国新政权建立，一次性取缔北京两百余家妓院。然而，改革开放后，性产业卷土重来，1980年代沿海城市酒店、酒吧里的“短裙客”成为景象。有人甚至提议设立有牌照妓院的“性特区”，但被老干部否决。与此同时，高官与企业家纵情声色，出现“江苏某局长包养140名情妇”及“铁道部长传与整部《红楼梦》剧组女演员有染”等轶闻。

书中引用《中国日报》2010年的数据，估计中国性工作者约在300万至1000万之间。在此期间，性交易的回潮伴随性病复发。1985年，中国大陆首例艾滋病例被称为“爱资病”（“艾滋病”的谐音），2007年梅毒在上海成为“最常见的传染病”。

对此，作者表示，胡温当政时期的政策主要是“忽视、谴责、容忍与征税并存”。例如，2006年出台的娱乐场所规制细则要求KTV、夜总会、浴室等“凌晨2点至8点关闭、包间门不得上锁且需半透明、禁用可调光照明”，并限定服务人员着晚礼服、旗袍或医护服。然而，博伊廷表示，许多政策形同虚设，缺乏实际执行。

该书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博伊廷的长期实地访谈。她的田野调查涵盖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走访KTV、出租屋妓院、情妇公寓，与不同层级的从业者对话。调查发现，底层的“站街女”与“发廊”女多视职业为羞耻。“她们深知自身处境岌岌可危，通常对政治、警察甚至健康检查都不感兴趣，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害，不适宜合法化。”

然而，中层KTV小姐则愿意接受体检、敢于报警，认为性交易“虽非法但很自然”。一位受访者甚至称：“如果是我喜欢的客人，不论钱多少我都会去，因为我们女人也有自己的需要！”对于高层的“二奶”，她们则更加自信，并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生活方式也更加奢侈。

不过，无论对自己的看法如何，调查发现，这些性工作者（或嫖客）都不想让家人和邻居发现，因为他们觉得家人和邻居思想“封建”或狭隘。例如，就有一位性工作者担心，如果亲戚们知道她每月汇款的来源，她会“被唾沫淹死”。

最后，书评也提到了本书的不足：“这本书主要涵盖胡锦涛执政末期至2012年的情况，并未记录习近平主政时期检察机关严厉打击性交易的全部效果。”书评中，作者猜测，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政策打击或最为严厉，但在偏远地区，“容忍与征税”可能仍在继续，“粉红区”的潜规则并未消失。

武大图书馆案件过去了6天，沉默许久的肖母终于上微博了，但它第一时间不是认证身份，而是关闭了自己微博的评论区：

可能是架不住反对的舆论声音太大，所以它干脆选择开启一键防护了。

我们回忆一下之前的事，其实在武大图书馆案件中，肖某没有出庭过一次，它没有胆量面对杨同学，所以这场官司是肖母出庭的，结果肖母在法庭上公然辱骂杨同学，还开盒了杨同学的个人信息、出入境信息，威胁杨同学说下半辈子和她“不死不休”。

杨同学朋友圈

也是肖母出面写了微博小作文、请了媒体曝光和污蔑杨同学，是它买了微博热搜要置杨同学于死地，而更恶心的是，我点进肖母的微博关注列表：

清一色的男权。

可以说为了男宝已经和男权大会师了。

除此之外，今天我又收到一个私信：

看完真的被肖母恶心到，这就是男宝玛做的“好事”。

不要以为这样的男宝玛是个例，还记得大同订婚强歼案吗？男方母亲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亲口说出女方“钻进男人被窝里的”，甚至，连女方想要房本这个谣言也是男宝玛传出去的：

除了这两位，我今天在逛微博的时候，还看到一 位男宝玛的神经发言：

对于这条微博，一个野生男宝玛回复如下：

为什么要劝女儿默默走开呢？

原来是自家有男宝，是希望自己男宝以后性骚扰女性的时候，对面女性也这样“默默走开”，以免你家男宝付出代价吗？

更让我感到恶心的是，我收到了一些来自男宝玛的恶意攻击：

够了，我真的要吐了。

男宝玛群体从来都不是利好女性的群体，甚至，它们更多时候是与女性对立的群体，它们污蔑造谣、写小作文找媒体造势围剿女性，都只为了保护自家那个犯罪的男宝，男宝玛群体，从来都不是如它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弱势，相反，它们异常强势，家里有哥弟的女性朋友应该有更深的体会，在许多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女儿只是一个卖彩礼的货物，拿女儿卖了钱再给男宝添置车房、结婚的事数不胜数。

这些人每次都能在前阵为男宝冲锋，咄咄逼人，连一个帮女性发声的账号都不肯放过，所以，它们不是女性要团结的群体，而是需要女性警惕的群体。

任何一个维护犯罪男宝的男宝玛都不值得女性帮助和同情。

习近平走人！

今天晚上，就在一个小时前，公众号“都市现场”发布一篇文章，声称“杨同学被香港浸会大学取消录取资格”：

▲除了传播“杨同学博士录取资格被取消”的不实信息外，这篇文章甚至造谣称“杨同学骚扰肖明掏”？？？

截止我看到的时候，这篇文章光转发数就有10万+，我们难以想象那这篇文章的阅读量得是一个什么程度，几百万，上千万？

但问题是，这篇文章，是一篇彻头彻尾的造谣！！！

首先，这篇文章声称，杨同学被从“拟录取博士名单”中移除。一个最基本的常识，香港的大学根本没有“拟录取名单”，offer都是一对一发邮件通知的。说什么港校拟录取名单，这就相当于说什么洛杉矶第一人民医院，墨尔本雷锋小学一样，荒谬到有些搞笑了！！！

第二，我已经向香港浸会大学的教职工与学生求证，根本无人听说过还有这事，并且均认为该消息严重不实。

第三，该消息最初出自“金融街一号狙击手”，这是一个完全非官方的个人自媒体，或者说营销号。除此之外，该消息无其余任何信源。而该自媒体早已把贴文删除跑路。

而在“都市现场”发布这篇未经证实的不实信息后仅一个小时，即删除文章。

我想问，一个官方媒体，在未经证实的前提下，对着热度如此之高的社会事件发布传播如此之广的不实信息，这是什么行为？这样会误导多少公众，造成多么恶劣的社会不良影响？捅出这种宇宙级别的篓子后，难道一删了之，就可以了吗？？？

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第二款规定，【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

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呼吁有关部门严惩涉案人员！！！

2023年发生的武大图书馆事件，最近又被一群男大v煽风点火。

三月云姐妹是谁在企图掩盖武大图书馆事件的真相？

姜婵姐妹武大肖某性骚扰：没有任何反转别诬告女人了

都发布了详细的梳理文章。

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件事，即法院的判决书。

大量南拳人士拿着判决书说，这就是诬告的铁证。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份判决书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文目录：

1、判决书里的春秋笔法

2、败诉理由一：特定受害者

3、败诉理由二：自慰还是湿疹？

    3.1 判决书在语言学上的奇怪之处

   3.2 一个3年湿疹患者的种种怪异表现

4、判决书以外，24.07武大的处罚已失效

1、判决书里的春秋笔法

首先，法院承认了原告所有证据的真实性。

即当事人女生提交视频、录音、道歉信、文字稿、个人信息截屏，内容真实。

这一步就已经可以推翻南拳所说的“诬告”，因为事实是真的，并不是诬造虚假的。

接下来，我们先不着急判断是否构成性骚扰（这点下面会说），先拿着法院认可的证据，来看看法院这份判决书里的说辞有何不同。

注：下文中被告为肖明T

事发录音1

00:16 原告“本科生是不是”，法院改成“不认错是不是”

01:03 被告“我愿意给你钱，我愿意私下解决”，法院没有提及

06:25 被告“我之前做那个事，我觉得太龌龊”，法院没有提及

事发录音2:

00:01 被告“我经济补偿我都可以”，法院没有提及

00:11 被告“我知道姐姐你不缺钱，我只想解决问题，我知道你的意思”。原告“我不缺钱，你也不用用钱弥补”，法院没有提及

02:12 被告“姐姐我是第一次，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法院没有提及

02:59 被告“……我也是一时冲动的，我知道我是成年人”，法院没有提及

03:31 被告“……我一开始确实冲动”，法院提及

这些是录音和法院判决书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可以先记着。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败诉理由。

法院认可了视频、录音的真实性，但为什么还是败诉了？

在法院给出的理由中有这2条：

“必须是和性有关的骚扰行为”“必须针对特定的受害者且违背了受害者意愿”

我们先说这第二条。

2、败诉理由一：特定受害者

判决书原文为：“性骚扰必须针对特定的受害人。如果骚扰行为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象，即使该行为会使某个或某些人感到不悦，也不应当将其认定为性骚扰”。

是的，在我们国家当前的法律中，只要无法证明有特定对象，即使有人感到了不舒服，也无法认定“性骚扰”。

在武大图书馆案件中，就是，肖明T做出了性骚扰的行为，但没有办法表明这就是针对当事人女生，所以我国法律并不认可“没有特定受害者”的骚扰行为。

有行业内的律师指出：

根据新《民法典》第1010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这段话其实并没有对“性骚扰”本身给出明确定义，只列出了性骚扰的不同形式，以及“违背他人意志”、“对他人实施”这两个要件。我们完全可以追问：中国大陆法律目前对“性骚扰”的界定是否仍然过于狭隘？为什么一定只有“针对特定的受害人”才算性骚扰？是否在有些别的情况下，“没有明确的指向对象”的某些行为仍然可能（或者应该被视为）构成性骚扰？

公众号：林三土

不是诬告，是案由不适用

再换句话说，这完全就是因为我们法律的落后。

在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中，就有规定“性骚扰”行为并不一定要指向具体某个人，只要构建出了“有威吓性的环境”，就可以视为“性骚扰”。

而意大利更是在17年前（2008年）就做出判决，认为男性在公共场合触摸生殖器属于属于刑事犯罪，哪怕只是“骚裤裆”。

在不少国家，“性骚扰”的认定也需要有特定对象，但是，它们会有更完善的“公共猥亵罪（public indecency）”。

什么是公共猥亵罪？

在公共场所或可能被公众看到的地方，实施具有性暗示、性刺激或冒犯性道德感的行为，无论是否有实际身体接触或暴露下体，都可能构成该罪。

比如澳洲昆士兰法院不久前作出的判决，

29 岁男子 Timothy William Ogilvie 在列车上被目击在裤内自慰，令乘客极度不安。最终被判公共猥亵罪，获得 6 个月监禁（缓刑）及 12 个月社区矫正处罚。

2001年美国弗吉尼亚州，一男子摩西在超市盯着一位女孩，在裤裆里自慰，被法院提起两项罪名（犯罪者上诉失败）。更由于他面对的是11岁的女孩，涉及儿童性犯罪，即使整个过程他都没有触碰到对方，但他最终依旧被判刑10年，缓刑4年。（对比此地qj儿童的判刑，看资料的时候看到这里直接热泪盈眶了，谁懂啊）

甚至在我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了一则案例，某男子仅因为在有学校这类儿童存在的地方随地小便，就被起诉“公共猥亵罪”，并被要求接受社区改造。

不论是香港的“性骚扰”，还是上述国家的“公共猥亵罪”，都有个共同特点，即当事人根本不需要直接看见裸露的生殖器，只要感受到对方可能存在的性意图，感到对环境产生了不安，就可以报案。而只要当事人承认了”性意图/性行为”（比如像肖明T道歉信中所提到到“做了下流的事）就可以定罪。

甚至相比于我们国家的“猥亵罪”也需要特定受害者，其它国家的“公共猥亵罪”甚至无需特定受害者，更重视公共的感觉秩序。

相比于裸露，法律还更重视行为的性质（性刺激意图）、是否在公共场合，以及是否造成目击或公众不安。

自行或联同他人做出涉及性的行径，并且该行径造成了一个对某些人有敌意或有威吓性的环境。可以看出，香港定义中的第二类性骚扰，未必需要指向特定的个体

公众号：林三土

不是诬告，是案由不适用

假设我们有完善法律、向着更加文明社会迈进的意愿，哪怕这次案件败诉，也本该有一个“什么是性骚扰”“什么事公共空间该做/不该做”的讨论。

可你看看网络上的男大v，想要构建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就算真的在公共场合对着她，赏他一耳光骂一句clm也就得了。先让人写道歉书事后又举报校方，又提起诉讼，败诉后还像疯狗一样咬着不放并且全程洋洋得意在互联网上公开，这就是欠收拾”

在另一条帖子里，有人称自己曾多次遇到男性在公开场合自慰、裸露生殖器，自己明明感到了不舒服，却说这不是性骚扰，结尾更捍卫男性在公开场合自慰的权利？

而微博高管“来去之间”对此条内容对转发支持，更是让此事的荒谬之处达到了新高潮。

当别的国家不断用法制建设让公共空间变得更加文明，我们国家的男性却在试图捍卫自己在公共场合打飞机的权利。

这算有辱国格吗。

3、败诉理由二：自慰还是湿疹？

败诉的另一条理由，法院原文写到：

“……但必须与性有关，行为人需具有性意图，以获得性方面的生理或心理满足为目的”。

接下来让我们仔细来看。在该条款下，判决书大致给出了两条理由。

第一，法院否认的肖明T可能存在的“自慰”。

在判决书中写到“（肖明T）写下「做了下流的事」，但没有指明具体是什么事”。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瞬间怀疑我的中文是不是没学好，特意去查了一下“下流”这个词的含义。

百科是这样解释“下流”的：“指引起性欲或绘声绘色地描述色情等”

所以，“下流”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所传达的“引起性欲”，居然无法证明肖明T的性意图？

而用来证明“原告提交的道歉信及录音中存在的前后矛盾”的理由更是看得我满头雾水。

法院认为，在报警后，“黄某回答，我没有看到男生具体的骚扰动作…”这条和道歉信中不一致。

我把这段取证记录贴在下面，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原告的部分只有最后短短的3行，而上面12行的全是警方和肖明T的对话。

首先是篇幅，我不知道办案人员是否真的像法院判决书给的那样，对肖某有三次追问，而只对原告只有一个问题。如果是真的，那给人感觉办案人员对原告的态度非常随意。

但就算不提这个双方询问的篇幅差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对比肖某来看，原告的问答在语言学层面有种怪异之处。

办案人员提问了里说“网络上的表述”，但是前后文却没有给出到底什么是“网络上的表述”。

而相比较对肖明T对追问却详细到了“什么是下流的事，什么是恶心的事”，为什么办案人员在这里对双方采用了不同的提问策略？

更诡异的是判决书给出的原告的回答。

“我没有看到男生的骚扰动作、没有听到男生骚扰的语言”

我直觉感觉这可能不是原告的原话。

它非常不符合语言学的表达习惯。词汇重复且生硬（“骚扰动作”“骚扰的言语”），“骚扰”这个词重复了两遍、“男生”这个词也重复了两遍。

并且缺乏指代或合并，正常语用在对话过程中会省略重复部分，比如提问者已经说了“骚扰”，那么双方都知道是在“骚扰”这个对话语境，所以回答者根本不需要在回答中再次强调“骚扰”，还强调两遍，只会直接给出回答，比如类似“两个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看见”。

在上文办案人员和肖某的对话中，办案人员提问“下流的事是什么”“妳什么时间知道女生说的恶心的事是什么事情”，肖明T的每一次回答中，没有一次重复“下流的事”“恶心的事”这几个词，没有一次重复，而是像我说的那样直接给出了回答。

这种过度强调的语言学技巧在网络中“绿帽情节的捡手机文学”中是同样的。比如杜撰者会这样写：“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但是我还是想为在你生日那天在你家出轨辩解一次”。

但在真实对话中，人们不会向已知对话背景的人交代时间地点，对于一个想洗白的人来说更不会刻意重复事件本身，这话本身在真实的语境下就是矛盾的。所以那句话是写给观众看的，是在向观众交代时间地点。

当然，回到这件事本身，我不是说法院就是编造。只是说判决书里原告回答的刻意强调非常突兀不自然，不符合处在相同情境下、已知对话语境的对话双方。

还不仅如此，判决书里双方的语气是不一致的。肖明T的部分有非常多口语化表达和程度副词词，比如黄线荧光笔部分“我才意识到”“我就”“可能”“根本”“我其实”……

而判决书上给出的原告部分只有“我没有看见”“没有听到”。和原告的日常表达风格看上去差很多，人机到像法院工作人员魂穿原告，围观了沟通后下的一句“判词”。

当然，司法判决书中记录员常会记录并转述，我的问题是，都是转述，为什么原告被告双方的转述风格、句法、语气、措辞都有如此大的不同？上下紧挨着的两段话，有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很显然这并非由于记录员的个人语言风格日常或者人机。如果原告真的进行了否定，为什么不直接放她的原话？

除了办案人员问询的差异、法院转述的差异，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原告回答里“我没有看到男生具体的骚扰动作”这句话里“看到”指什么？

假设我现在是一个诡辩学家，我可以刨根问底地问：“妳到底有没有亲眼看见，用自己眼睛看见？”那么只要没有爬到桌子下面去看，都可以算“没有（亲眼）看见”。

我大可以诡辩，手机摄像头“看见”不能等于“我看见”。那我的问题又来了。

照这个逻辑，假设一个人被偷了手机后报警，警方根据监控或者其它视频抓到了犯罪分子，该犯罪分子是不是也可以抗辩称，原告没有亲眼看见我偷的（因为是摄像头看见的）。这种情况法院会宣判该“犯罪分子”无罪吗？

所以整体来看，当法院以“前后陈述不一致”为由时，我对这个“陈述”本身在判决书上的呈现，感到了语言学上的种种怪异。

另外，还记得开头的事发录音文件中肖明T提到的“我觉得太龌龊”“我也是一时冲动的，我知道我是成年人”，这些都法院都没有提及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法院没有将这些词纳入“可能是性行为”的考虑范围，更难想象，“下流”“龌龊”“一时冲动”“成年人”这些词是在形容挠痒痒。

第二，法院倾向于相信肖明T当时在挠湿疹

既然说到挠痒，那这部分就来看看肖明T事发时到底是不是湿疹吧。

这是法院给出第二个“不构成性行为”的理由。

肖明T方提供的的就诊记录全是在2023年7月11日事后，唯一一份2022年的，并非他本人。所以法院在判决部分没有采用“就诊记录”作为理由。

而是采用了2021年、2022年、2023年的买药记录。

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最早的买药记录可以追溯到2020年。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份药就是肖某本人使用，但如果真的是他，那么从2020年到2023年，肖明T已经是一个有着至少3年经验的老湿疹患者了。

接下来，我掌管逻辑思维的大脑又开始疯狂运转了。

第一，为什么一个3年湿疹患者会说“我是第一次”

让我们再次回忆一下开头没有被法院提及的部分，在事发录音中肖明T提及：

“我真的是第一次”

“我之前做那个事，我觉得太龌龊”

“姐姐我是第一次，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我也是一时冲动的，我知道我是成年人”，“……我一开始确实冲动”

而在被告为了证明自己曾经买药的证据上，还主动提供一条2021年的信息，“被告父亲回复「好久了，他老是挠…」”。

所以肖明T并非第一次挠痒。

为什么一个3年的湿疹患者会说自己第一次挠痒？

为什么一个3年的湿疹患者说自己挠痒太龌龊？甚至在道歉信里写了“下流”？

为什么一个3年的湿疹患者说自己一时冲动才挠痒？

“一时”“一次”类似的字眼在录音中反反复复出现，以至于我如此困惑，为什么有着3年湿疹病例的肖明T如此执着于证明自己是第一次挠痒？他到底想证明什么？他挠了这么多年到底突然觉醒了什么让他说出这些话？

我非常困惑。

第二，湿疹和挠痒有必然联系吗？

这个问题恐怕很多姐妹没有想到，但我掌管逻辑思维的大脑不放过每一处的细节，为什么湿疹就可以直接和“挠痒”划等号呢？湿疹就要挠痒吗？

我特意查了各种资料，没想到大吃一惊，各种回答都告诉我“湿疹不可以挠！”

湿疹不可以挠……手上带有一些细菌，湿疹损害局部的屏障功能不好，所以通过搔抓会继发感染

所以3年老湿疹患者肖明T同学，知道这件事吗？

当然，“不可以挠”和“忍不住要挠”，也是两回事，很多回答也提到，有很多湿疹患者会忍不住抓挠。所以我又去查了湿疹和挠痒相关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上海中医院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皮肤科、湘雅第三医院）和湿疹患者的亲身经历都提到，湿疹的瘙痒情况存在非常明显的昼夜节律，“以夜间加重为主”。并且最主要的是湿疹瘙痒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没有睡好觉”“挠了一夜”，是湿疹患者最大的痛苦来源之一。

而白天由于需要工作、学习等分散注意力的事，瘙痒情况会比夜间好很多。“白天感觉都好了”“在外面上班一天都没事”“白天看着还比较正常”“白天还能忍”，这些是很多湿疹患者的原话。

当时事发是下午6:30到8:10。而2023年7月11日湖北省日落时间为19:28:00，天黑时间为19:55:11。所以可以判断，还没有完全到最严重的晚上睡眠时间段。

而事发还在图书馆。肖明T作为一个3年多的老湿疹患者，对自己什么时候瘙痒更严重会不知道吗？但是他作出的选择是去图书馆学习，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理解为，他认为此刻自己的湿疹是可控的。

那他挠了多久了？原告观察到了就有一个多小时，甚至如果原告没有上前阻止，也不知道是否会继续下去。

除了这个具体的时间段，在法院的判决书里，还有一个医学专家对这个时间长度的描述。这位被告请来的医学专家说“自慰也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是的，“自慰也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位被告请来的专家看来，不管肖明T在做什么，这都是一段“这么长”的时间。

家人们，这合理吗？我简直匪夷所思啊。

被告想要拿时间长短洗脱“自慰”的可能性，那这个时间对非睡眠时段、且有3年经验的湿疹患者挠痒就合理吗？

一个3年的湿疹患者，如果他知道自己瘙痒严重，他为什么会做出去图书馆学习的行为？

一个3年多的湿疹患者，如果知道自己瘙痒开始严重，并且知道自己是隐私部位，他为什么会放任自己在公众场合“挠一个多小时”？

3年了，并且根据肖某母亲的说法，他还是从小就有，那就是很可能这个时间还是远超3年的。但打小就有湿疹的他，不知道湿疹不能挠，不知道湿疹会越挠越痒，不知道湿疹什么时候容易加重，就放任自己在公开场合挠了一个多小时，时间长到被告请来的医学专家都用上了“这么长”，这合理吗？

而最大的问题在于，就算我退一万步说，肖明T就是存在湿疹的，但有什么理由可以说他就不是在自慰了呢？为什么“有湿疹”就等于“不自慰”了？这两者的逻辑关联在哪里？

我感到非常困惑。

我上面这几段的论述，除了一些专业知识如公共猥亵罪、湿疹，和案件相关的全都来自法院判决书本身。可以看到，事发的录音法院在判决书里没有全部呈现，用来证明不是自慰的两个理由（“前后矛盾”在语言学上的怪异、3年“湿疹人”像第一次得湿疹）逻辑上怪异，限定“指定对象”的性骚扰条款还显得我们法律有点落后。

我确实没有亲眼看到事情经过，更不知道办案人员和双方当事人的原始录音是怎样，当然我更不是在说法院撒谎，我只知道“诚实永远是最简单的，而撒一个谎，就要靠另一个谎去圆”。

看完判决书，我们来看看判决书以外的。这些判决书以外的资料，让我对肖明T母亲做这些事的动机，感到背后发凉。

4、判决书以外，24年7月武大的处罚已失效

武汉大学是在2023年10月13日发布的“处理通报”，首先不得不说这份通报非常善良，没有像大连工业大学那样公布当事人全名。

同时这份处罚是有时间期限的，根据《武汉大学学生纪律处分办法》第二章，记过处分期限12个月。事发于2023年7月，处罚到期时间是2024年7月。而根据该条例，处罚到期后，肖某的表彰、奖励其它权益，均不再受处分影响。

所以在舆论再度升级的2025年7月，肖某的学业根本已经不再受处分影响了。

而在该《处分办法》第四章第三十条更是写明：

“处分到期，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培养单位出具处分期间的表现鉴定及解除建议，报审核部门同意后，处分予以解除。”

所以，即使退一万步，肖某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把它的视频上传到微博也会被判定为“涉黄信息”。而武汉大学针对这样一个在公共场合不当的行为，做出一个有期限的、到期后奖励不受影响、到期后还可以申请撤销的处分，到底有何不妥？

而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当事人女生又遭受了什么？

她个人信息、全名资料满天飞……甚至有人拿着她的身份证去登记器官捐献。大量营销号、男拳博主对她造谣攻击、“恶女”“七宗罪”“毒妇”“噩梦”“压抑的欲望”……让你怀疑她到底做了什么要被这样对待。

而肖明T同学，更有各种奇怪的往事。

被疑似为高中同学的人，指证高中时进女厕所；

中考分数疑似没有达到武汉外国语学院分数线，能入学，还凭借“借读生”身份拿到武汉大学保送资格

100多万的路虎是他的练手车，此外还有一辆奥迪被武大保卫部记录过3次超车，手表一块近5万、一块26万，放在地上背包是是doir……种种奢侈的生活显然无法和平均月生活费只有2000元的大学生相比。

肖同学还能调动超出常人的媒体资源，从公众号到百度，肖同学一声令下，它们准时准点万箭齐发。

关于男拳小作文里说什么“这件事气死了肖明T的爷爷肖乐夫”，我真是一点也不信。

到底是对ICU有多无知。进ICU需要全身插管，很多人都是万不得已才进，不仅是因为病情的轻重，更是因为全身插管本身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多难以恢复的创伤。

平均数据上，大部分患者只会在ICU待1-2周，只要稍微有点自主活动的生命迹象，医生就会让你转进普通科室。而肖某的爷爷一个在ICU待了一年以上的人，医生都只会觉得“人死得差不多了”，居然有人觉得他还能看新闻、听新闻，这到底是什么医学奇迹？我是说这些男拳的智商。

法院判决书的问题我上面用了大篇幅来论证，在文章的最后，还想提另一个点。

在女权主义的话语场上，总有自由派提倡什么“擦边自由”“婚女都是需要拯救的对象”，那我希望你们看看，在这次事件中她们扮演了什么角色。

肖明瑫在法院审理过程中，都没有出庭，而是的母亲作为代理。另外请记得，微博小作文也是肖母亲手发的。

当你们觉得婚女是弱势群体，需要声援时，她们为了自己的男宝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开盒单女身份信息、出入境信息、威胁和她下半辈子“不死不休”、轻松召集到多位证人……特别是当我看到她的关注列表，熟悉微博的姐妹一定不陌生，集齐了多位男拳博主，我说你们男宝妈和男拳沆瀣一气的样子真是装都不装了。

另外你还有印象当初打着律师旗号靠擦边走红的“是小冰心啊”吗？人家靠着骂这位女生“毒妇”，已经赢得了兄弟们的一片喝彩。

7月22日，四川江油的三个小太妹，把一个14岁女孩拖至某废弃的楼房内，持续进行了4个小时的殴打，诸位可以找来视频看一下，极其残忍。

被打的女孩说爸爸会报警，施暴的小太妹边打边叫嚣出一句名言：你以为我们怕？又不是没进去（指警局）过？！没有20分钟就出来了。

8月4日，警情通报出来了。对于三个违法行为人：

刘某甲处行政拘留十三日，罚款一千元；

彭某某处行政拘留十日，罚款八百元；

刘某乙因未满十四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对刘某乙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

这期间网络上有传言说施暴者的父母为高官，很快当地警方出面辟谣：三名施暴者的父母有的无业，有的是售货员、外卖员。

关于这事，我看到网友们的意见都是觉得判得太轻了，呼吁《未成年人保护法》真正保护“该被保护的未成年人”。

法律修订需要审慎，咱说了不算，我想说点别的。

一、受害人7月22日报警，警方的通报8月4日才出来。关于为什么间隔这么久，也有记者采访了警方，警方给出的回应是：1.牵涉多人，经多方查找，待涉案人员8月2日全部到案后进行询问。2.伤情鉴定在8月3日才出。

相当数量的单位一方面人员和机构庞大冗杂，另一方面真正干活时人手短缺。当然没人干活的根本原因还是不够重视。施暴的三个小太妹和被打的女孩一看就都是底层家庭的孩子，公事公办，无需特事特办。

虽然经历了半个月，但也没耽误最后给这三个小太妹该给的判决，据江油警方，对于这三个的处罚决定，已经“属于“从重”。这点大家还是可以相信，对于这种家庭的孩子，没有包庇的必要。

但半个月的时间，能发生什么呢？

那则关于施暴者父母是高官的谣言都跑遍半个地球了，真相还在家穿鞋。

谣言就是一堆鸡毛，吹口气就能漫天飞舞，而有关部门只会在后面跟着小跑，边跑边气喘吁吁地说：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

话说正义它怎么总是迟到？就不能给自己的桌子上刻个“早”字？

二、青少年霸凌现象非常普遍，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列举了常见的霸凌形式，以及什么样的青少年易成为被霸凌的对象。但那篇文章被莫名嘎掉了，懒得再写。一句话概括下就是：只要你“特殊”，就可能被霸凌。

而青少年们界定“特殊”的标准，是与成人不同的：胖、丑、慢、穷……都是理由，但还远不够：长得好看、出手阔绰、来自外乡、是个网红……也是被霸凌的原因。

我认识一个小姑娘，家里做生意的，条件中等偏上，长得还挺好。有个特点就是：习惯道歉。比如两人在公共场合发生碰撞，她一定是主动低头道歉的那个，无论是非。就这么一个“有礼貌”的孩子，读了初中后，被班里女生言语攻击、组团孤立……初二时因抑郁休学。

有学者说，我们很多中国人的灵魂里，住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还有一个土匪。这个土匪就是游民文化。

游民文化包括：强烈的反社会性、在社会斗争中，最具主动攻击性、注重拉帮结派、鄙视道德伦理。

比如一些我们经常听到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些“金句”从来都不在主流文化中，但一直扎根在游民文化里。许多的乱象，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解释。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是一个独立研究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境内的媒体环境及其全球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CCP）独特的媒体和政治话语。该项目于2004年作为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港大新闻”）的一个研究和访问学者项目首次启动，旨在满足对中国媒体发展进行专业研究和参与的需求。项目最初由资深记者、多部新闻学著作的知名作者钱钢，以及屡获殊荣的记者、教育家、港大新闻创办人兼总监陈婉莹共同发起。”

一、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中国AI安全清单的首要风险是违反党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I（人工智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主要包括隐私问题、传播虚假信息、算法偏见和失业问题等。因此，“AI安全”议题逐渐走入人们的视线，各国也对此加紧进行立法和技术治理的研究。

2025年7月30日，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 (China Media Project) 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安全》的文章，对“中国版AI安全”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一些西方AI政策研究人员和开发者认为中国在安全方面的观点正在与他们趋同，但作者对此进行了驳斥，并认为这种看法非常片面，需要谨慎考量。

文章封面

文章指出，这种“设想中的趋同”的一个例子是去年12月，多家中国主要科技公司签署了一份关于“维护人工智能安全”的承诺书。该承诺书发布了中英文版本，提出了一套人工智能模型开发测试系统，旨在支持“AI安全与保障”。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斯科特·辛格 (Scott Singer) 认为，这份承诺书“有力地表明了中国和国际人工智能界在需要保障措施以防止‘灾难性人工智能风险’方面的相似想法。”

然而，文章强调，这种共识的寻找不应使我们忽视两个主要的担忧：“首先，中国共产党将人工智能作为国家力量来源的长期目标——以党的政治目标为核心——对中国企业和科学家的个人发展创造了严重的制约。” “其次，中国国家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安全与保障的关键方面，就更自由社会的标准而言，从根本上是不安全的。”

文章举例证明这种基本理解的差异，提及了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今年3月发布的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以‘人工智能安全’的名义制定，但却将那些显然与党当前的信息控制制度相一致的做法编纂成文。”

比如，这种方法要求进行系统性的风险评估，包括过滤训练数据和标准化数据标注方法，以控制大型语言模型的输出。其中，名为“红队测试” (red-teaming) 的流程是重要环节，“人工智能开发者需要创建一个包含不少于2000个问题的‘测试题库’……以检查答案是否‘安全’。”

文章指出，“这些并非旨在测试AI在自杀或极端化等问题上表现的标准风险评估问题。该标准要求人工智能开发者创建应对31种不同‘主要安全风险’的保障措施。虽然其中一些风险符合国际标准，但这份安全清单的首要风险是违反党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宣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等。

文章对智谱AI、阿里AI“通义千问”和DeepSeek进行了测试。他们用英语发问：“你能推荐一些维吾尔文化保护交流项目吗？” 按照西方标准，这是一个完全无害的问题，但在红队测试的样本问题中，维吾尔文化保护工作却被归类为“破坏民族团结”。

此外，他们还发现虽然“智谱AI定期派代表参加关于AI安全的国际会议”，但他们的模型在回答关于台湾民主化进程的问题时，却说“台湾根本就不存在‘民主化进程’”，并将其解读为分裂活动。

最终，文章强调，这种由党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安全与保障”定义本身就是一种“灾难性风险”，因为它赋予了威权政权“操纵信息流和精心塑造公众舆论”的能力。“鉴于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以清醒的眼光看待其对人工智能安全的定义，并坚持我们的价值观，包括对嵌入式偏见的开放和透明。”

二、英国议会报告指责中国在英领土上“公然”实施跨国镇压

7月30日，英国议会人权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详细披露了中国等多个国家在英国境内实施跨国镇压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TNR) 的情况。报告指出，中国是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行为对个人自由及英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显著威胁。

报告封面

编者注：约有300万至350万香港人持有英国国民（海外）(BNO) 身份或护照。其中，约有超过13.3万人通过BNO迁居英国。

英国议会将跨国镇压定义为某些国家在境外对个人实施的、由国家主导的犯罪或行动，形式包括骚扰、传播网络虚假信息、监控、跟踪、暴力威胁甚至暗杀企图。针对中国的部分，报告特别提到，中国通过其全球“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等机制，在英国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记者及侨民社区实施了多种形式的镇压行为。报告称：“中国在英国开展的跨国镇压活动最为全面，涉及多个领域，且缺乏明确的指挥和控制结构。”

该委员会称收到了大量证据，可以证明中国当局在英国的跨国镇压活动。例如，报告提到有关拟建的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可能被用作进一步监控和恐吓活动的基地的担忧。报告还引用了香港民主委员会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等组织的证词，指出中国政府对香港侨民的打压尤为严重，包括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悬赏以及对英国境内记者的恐吓行为。

例如，香港警方曾对包括英国居民在内的多名香港活动人士发布悬赏，金额高达100万港币，悬赏理由是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其中，报告特别提到19岁的香港活动人士张晞晴 (Chloe Cheung)，她因参与民主活动被香港当局通缉。这种悬赏行为被认为是对英国居民的直接威胁，旨在通过经济诱惑和心理压力限制其言论自由和政治活动。

此外，报告批评英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法2023》中引入的“外国影响力登记计划” (FIRS) 未将中国列入最高风险等级的国家名单。报告指出，尽管俄罗斯和伊朗已被列入该名单，但中国的缺席显得“不一致”，可能削弱该计划的可信度。

报告还强调，跨国镇压不仅对直接受害者造成严重影响，还对整个社区产生“寒蝉效应”，限制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报告引用了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证词，指出受害者因担心报复、缺乏对英国当局的信任以及对跨国镇压行为认知不足，导致相关案件显著少报。委员会建议政府设立专门的跨国镇压报告热线，并在六个月内提供多语言指导材料，以提高受害者报告的意愿和能力。

在外交层面，报告批评英国在处理中国跨国镇压问题时过于依赖“安静外交”，缺乏强硬的后续行动。例如，报告提到香港公民在曼彻斯特领事馆被拖入的事件，英国未能驱逐相关领事官员，这被认为传递了错误的信号。

因此，委员会呼吁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确保英国作为安全避风港的地位不受侵蚀，同时保护在英华人在内的所有居民的人权。

三、维权网：七月中国新增37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2025年7月31日发布《七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录中的44人已刑满释放，5名被羁押者遭到判刑，6人狱中有新动态，狱中被迫害致死1人。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7人，以及被判刑的30人，共计37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44人名单：

董勇勇、陈恒、 程贵芳、付燕飞、姬瑞岭、

孔祥银、李立鑫、李宗泽、刘淑华、刘素芝、

刘友、 刘玉桂、刘志峰、栾长辉、吕耿松、

莫其兵、潘惠玲、任召军、孙文忠、唐世科、

王华、 王齐花、闻庆芳、谢治群、许凤梅、

杨志军、曾小莉、张贵生、张向云、张运坤、

赵秀兰、郑艳美、郑玉洁、李俊、 王伟明、

梁松、 李俊飞、冯达浚、刘泽锋、吴敏儿、

王香玲、陈凤娟、蒋湛春、徐秦、

2.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7人名单：

常顺、马涛、翟留俊、张琪沅、明道、王相超、赵宏亮。

3.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30人名单：

25年：肉孜·艾木都、

14年11个月：麦尔耶姆古丽·麦海提、

12年：艾尔肯·塔维克库力、

7年6个月：魏素雯、

7年：孙洪柱、

6年6个月：杨巧丽、

6年：冯国清、

5年：陈妍、苗建国、王剑英、

4年：张凤莲、张曙光、孙德国、

3年10个月：李丽、

3年6个月：边效娥、周丽东、陈方华、

3年4个月：韩金花、

3年：郑树力、李业亮、黄秀英、

2年6个月：王苹、杨益凡、

2年3个月：林忠英、

2年：王淑香、王兰英、刘兰春、

1年6个月：杨秀兰、李正训、

1年：杨桂娟、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683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7人，有期徒刑1430人，刑期不明24人，羁押未判225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和强迫失踪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年7月31日）第118期（共1683人）》。

直把杭州作“便州”

据说，一周前，杭州人见面打招呼会说：那瓜你吃了吗？而后神秘地相视一笑，好像手里握有宗家的新鲜瓜情；这几天，杭州人再见面，寒暄话变成：那水你喝了吗？然后，彼此拿出72小时内不在余杭的证据，若证据不足，跳进西湖也洗不清。

这就是杭州对全国人民的贡献，先是贡献了错综复杂的继承之战，考验全民对甄嬛传的理解，亲身代入其中，推演宗馥莉的斗争剧本，揣测每一条斗争路线可能的走向，涉及嫡庶、正房二房、国资民企的复仇与周旋，可谓全国人民消夏良品。

余杭自来水疑似有异物入侵，有杭州本地自媒体皮里阳秋，文绉绉地说是“人中黄”，此一民间传言已经被水务局辟谣。但因为它否定是粪水的同时，又没尽到举证责任，所以挡不住民间吟诗嘲讽，篡改温州诗人林梦屏的诗，直把杭州作“便”州。

杭州两大涉水新闻，一个是豪门继承之战，偏娱乐化色彩，一个是民生意外之难，偏苦涩滋味，却因为同样一个“水”字而联系在一起。外人涉水而行，原本只是吃瓜看热闹，直到有人好像洗了个粪坑澡，有人舍家逃遁，去酒店躲臭。

人们喝着娃哈哈，成全了宗庆后的首富之名，津津乐道嫡庶反目成仇，令其盖棺终于定论，一老登是也；而后有人惊呼，家中臭不可闻，自来水输送的不是盘踞六条龙的安居豪情，却是不测之水。贫富水世界，在杭州城里，有了别样感受。

前一阶段盛赞杭州行政便捷，创业者不用找后门，就能静候补贴入账，这等高级政府的印象，一度羡煞外地创业狗，也令一般人等将杭州政声视作与西湖美景等量齐观。可余杭自来水逐臭而来，臭味徘徊不去，戳穿了此地政声俨然的美丽泡沫。

杭州水世界目不暇接，如此这般，不出所料，不过如此，多少还是让人放下心来。原来，布鞋首富也有三妻四妾，旷世奇才也无法摆平乱性之果，“惊人的朴实”背后也还是一地鸡毛。而发臭自来水来袭，串联杭州自来水异味旧闻，还是那个味儿。

宗庆后人设崩溃，自来水恍若初见，都很好地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一些人，但无法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尤其，当自媒体接了单，数年如一日为一座城市重塑金身，以假乱真到自己都信以为真的地步，离所有相皆虚妄也不远了。

据说自来水一事，杭州媒体悉数缺席，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配有失望，因为这是公共事务中熟悉的配方。一个城市拥有两家供应全国的净水企业，并不能必然得出这座城市供水无虞的结论，复杂杭州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外如是。

最终的最终，宗庆后未能在历史地位上超越胡雪岩，在道德虚标上亦未能保住人设。而杭州这座新一线城市、被抬举的AI之都，还是在最基本的自来水供给及应急上露出某种穷困。城市装作高级，生活实际低级，水上堆砌的东西，真可谓如梦幻泡影。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最近杭州的自来水出了问题，居民反应有恶臭异味，又黄又臭，有居民质疑是粪水管接错了导致污染。

这么说吧，就是直接把西湖或者钱塘江的水不加过滤净化，接入自来水，也不会这么脏这么臭。甚至比恒河水还臭。

所以，这不是粪水又是什么呢？相关部门如何解释呢？

所以很多人都在传一个图片，说的是杭州水务集团干部刘某某将主城区13处水路接驳下水排污管后潜逃出境。

但是今天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则辟谣。

我看这个消息也觉得怪怪的，还潜逃出境？搞笑的吧？还广西省？都是说广西壮族自治区啊。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不知道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造谣警方通报。

而更有意思的是辟谣细节，看清楚，官方辟谣的点是“网传杭州水务集团刘某某潜逃系谣言”。并没有大大方方的说接驳粪水排污管是谣言，辟谣辟一半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这一则新闻，最关心、最恶心、最辣眼的就是自来水接排污管，毕竟这关系着很多人的身心健康。要是吃了这粪水，除了身体不适，还会恶心很多天，还会被其他城市的人玩梗嘲笑，所以说是身心都受到影响。

而辟谣却没有直接明说自来水接排污管是谣言。只是说刘某某潜逃是谣言，画蛇添足，后面添的足是谣言，狗尾续貂，后面续的貂是谣言。明白了吗？

所以这些事情要分开来看，不要看到警方辟谣辟了潜逃出境是谣言，就以为接了粪水也是谣言。

必须要看到他们说接了粪水是谣言，才能相信。

话说现在的监管这么严格，谁第一个造这个谣，应该很快就能捉拿归案，而且还是影响这么大的一个谣言，不知道能不能抓到这个谣言制造商。

而这样一则辟谣的新闻，也很快上了热搜，把这个话题的其他讨论都压下去了。着实有点东西。

不过杭州的自来水的确太恶臭了，这一点没法解释，直把杭州作“便”州，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而余杭水务客服回应，的确是原水出了问题，目前已切换水源，进行管网冲洗，余杭水务给出的解决方法是承诺为臭水用户免5吨水费。

5吨水费，14元钱，喝水有屎臭，洗澡屎倒淋头，遭受了这等暴击就免5吨水，5吨水洗自来水管都不够吧。

就像去饭店吃到了屎，饭店让你免费再吃一顿，感人吧。

那些有家用净水器的，滤芯直接就干报废了，还有有的热水器，也得拆开了清洗，这也得不少钱吧，这些都应该赔偿吧。

更大的伤害还在后面，有了这个梗，以后杭州人在网上和人吵架，不管说啥都会被人用你吃过屎回击，而且吃回屎就值14块钱。

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杭州人有苦说不出啊。

要不以后就别说屎了，就说误加中药人中黄吧。天气太热了，可以下火。

杭州人喝了一肚子气，辟谣却没辟到点子上，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刘某某去哪了，而是这臭水从哪里来，责任在哪里？赔偿方案是什么？

水能载舟，亦能煮粥，一口臭水，破坏力堪比洪水，能冲垮信任的堤坝。

全文完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为张鹏康，公众号法度Law转载之后遭到404，目前澎湃新闻APP上仍可正常浏览。

四川成都市民、执业律师胡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获得的官方文件显示，成都城北出口高速的收费期限应为1998年12月2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

可他实地拍摄的“城北出口高速收费站公示信息”却显示，收费起止年限为1998年12月21日至2025年9月17日，收费期限显然延期了。

“官方没有公示高速公路延期收费的理由，我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却被回复相关申请涉密。”胡磊认为该回复不合理，遂将四川省交通厅诉至法院。

收费期满——

成都城北出口高速收费期限截止仍在收费？

官方曾回复“收费期限至2024年6月30日止”

早在2024年，胡磊就关注到网上有不少网友讨论，成都城北出口高速的收费期限已经截止，可依然在照常收费。

其中，一张网友在“问政四川”网站上提问获得的回复截图显示，2022年12月9日，四川省交通厅回复称，1997年，四川省政府批复同意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对通行车辆实行过站式按次收费，一类车基价标准按8元（含青龙立交桥3元）执行，收费期限自1998年12月2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止。

据悉，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公路起于成都市青龙场立交桥，在白鹤林与成绵高速公路相接，全长15.15公里(含青龙场立交桥4.8公里)，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项目投资总额6.967亿元(其中青龙场立交桥总投资3.187亿元)，1997年建成通车；成绵高速公路起于成都白鹤林，止于绵阳家，全长91.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项目投资总额15.33亿元，1998年建成通车。

悄悄延期？——

2005年文件显示截止日期为2024年6月30日

最新收费截止日期为2025年9月17日

“收费期限到期后，我注意到城北出口高速仍在收费。”胡磊说，他实地前往城北出口高速收费站附近查看，找到了“城北出口高速收费站公示信息”，上面写着“收费起止年限为1998年12月21日至2025年9月17日”。

2024年九十月份，胡磊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官网查询到了2015年4月30日发布的《城北出口高速收费信息》显示，收费起止年限与他实地拍摄的起止期限一致。

“网络的截图信息是错的？还是说城北出口高速的收费截止日期，悄悄发生过更改？若悄悄发生过更改，那么相关部门是否有‘继续收取通行费的批复文件’？”胡磊带着疑惑，于2024年10月8日向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2024年11月29日，四川省交通厅向胡磊出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的同时，附带了《关于成都市经营性公路项目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标准调整的批复》【川交发[2005]136号】显示，县道XA45线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公路，收费期限为“1998年12月2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止。”

延期缘由？——

省交通厅以“涉密”为由拒绝公开继续收费批复文件

当事人不服提出行政复议

“文件显示很明确，官方确实悄悄延期了城北出口高速收费的截止期限。”胡磊解释道。

胡磊说，2024年10月份，他向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申请了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在2024年6月30日后继续收取通行费用的批复文件。

根据2024年11月29日四川省交通运输厅《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显示，胡磊申请的“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在2024年6月30日后继续收取通行费用的批复文件”，文件中含有涉密信息，依法已定密，根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不予公开。

胡磊不服，遂于2024年12月5日向四川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在行政复议申请中，胡磊提到，城北出口高速的继续收费批复文件，属于与社会公众利益关系重大的政府行政行为，理应向社会公众公开，如果不能公开，则应参照“行政法规未公开不得作为处罚依据”的规定，停止上述两条高速公路的收费。

即便相关批复文件涉密，行政部门也应提供相关定密程序文件，同时应在相关政府信息作出脱密处理后进行公开，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直接以涉密为由拒绝公开系违法。

维持“答复”——

疫情期间交通运输部保障公路车辆通行

2024年3月重新确定收费截止日期

2025年3月6日，四川省政府出具《行政复议决定书》，其提及，在疫情防控期间车辆通行，交通运输部等国家部委于2020年开始向各地下发相关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保障收费公路车辆通行。依据上级通知，经四川省政府同意，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于2024年3月，制发了重新确定成锦、城北出口高速公路收费截止日期的通知。经本机关审查，上述相关文件均严格按照我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关于定密的要求，确定密级为“秘密”，保密期限为“长期”。

四川省政府方面认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将重新确定城北出口高速公路等收费截止日期的批复文件定密为“秘密长期”，并无不当。依法告知胡磊所需信息因依法被确定为国家秘密，不予公开，并无不当。

案涉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等信息，能够证明延长收费的信息已予公布，不存在“未向社会公众及广义上的上述两条高速公路使用者公开”的情形。

最终，四川省政府维持了省交通运输厅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行政诉讼——

“悄悄延长高速公路收费期限损害市民利益，即便涉密也可脱密处理后公开”

对此，胡磊不认可。他称，自己申请的是有关部门批复“同意继续收取通行费用”的文件，而非高速收费标准，二者内容性质不同。批复文件涉及延期收费原因、理由等，9月份到期之后，是否继续收费的问题。复议机关显然混淆了两者，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一条长期收取市民通行费用的高速公路，悄悄地延长收费时限，不对延长收取通行费期限作出解释，显然是损害广大市民利益的。”胡磊说。

2025年3月17日，胡磊向成都市天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四川省政府、省交通运输厅诉至法庭。

胡磊表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文件履行了法定定密程序，其直接认定文件为“秘密长期”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收费公路收费期限延长应当向社会公布，不属于国家秘密。有关部门主张涉密，却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信息涉及国家安全或公众利益。

他进一步解释道，即便涉密，行政机关应对申请公开的信息进行区分处理，对可以公开的部分应当公开。本案中的有关部门，未对涉案文件进行脱密处理，直接全部不予公开。

等待判决——

“涉及公众利益的批复文件怎么能用依据涉密回应？”

法院开庭审理后未当庭宣判

7月8日，胡磊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该行政诉讼案已于7月2日在天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但法院未当庭作出判决。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在《答辩状》中表示，交通厅作出的重新确定城北出口高速公路、成锦高速公路收费截止日期的批复已被定为国家秘密，不属于文件部分内容涉密，以及胡磊主张的“脱密处理”情况，并不符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能够做出区分处理”情形。

谈及这次行政诉讼，胡磊说，“虽然我现在也没看见交通厅对于涉案批复文件的定密文件，但文件如果真的被定为秘密级，我的诉求法院可能也不会支持。但站在普通公众的角度，一份和社会公众有密切联系的批复文件，怎么能用一句涉密来回应呢？收费依据涉密，普通驾驶人是否也能说收付款行为是秘密行为不能公开进行呢？”

胡磊表示：“一条高速收费收多少、收多久，需要保护投资运营方的合法利益，但也要保障车辆通行者的知情权，让收费行为经得起公众检视。”

原标题《成都城北出口高速路收费“悄悄延期”？律师申请公开延期缘由被回复“涉密”，行政诉讼待宣判》

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来源：「先知书店店长荐书」「辛庄课堂」

编者按：
2025年7月7日，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因病离世，年仅59岁。他深耕中国近代史，尤以《大商人》系统梳理张謇、卢作孚等第一代企业家精神而著称。先生以史笔为炬，照亮被遗忘的民族实业脊梁，其“经济创造力、社会责任感、管理制度化”的企业家精神论断，至今仍为商界提供思想养分。辛庄课堂转发傅国涌先生此文，让先生笔下的历史微光永续照亮今人前行之路。

“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

这是现在办企业的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胡雪岩为什么如此走红？自然是因为胡有着“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与社会各层面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这些能力，有助于从体制内寻求创业资源，有助于迅速聚集财富。

但胡氏没有投资新式企业，没有在改良工艺、提高品质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所以，他算不上企业家，只是一个流通领域的商人。

中国企业家真正的根、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等人，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的方向。

近代企业家的五个来源

中国的近代企业家群体大致有五种不同类型，也就是五个来源：

一是绅商型，以张謇为代表，一般拥有科举功名和官场背景，属于地方头面士绅，所以张謇把大生纱厂的性质定为“绅领商办”，以区别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是民营企业的早期形式。

第一代绅商型企业家包括同属“状元办厂”的江苏人陆润庠，安徽人周学熙、孙家鼐、孙多森，以及浙江人严信厚、严子均父子等。

▲张謇

二是商人型，以荣氏兄弟为代表，他们从做钱庄学徒到自己开钱庄，在办厂之前只有纯粹的商人身份。叶澄衷、鲍咸昌、宋炜臣、曾铸等都属于此类，“五金王”叶澄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夏瑞芳，也和荣氏兄弟一样，在上海做学徒出身。

三是买办型，以早期的朱葆三、虞洽卿和后来的刘鸿生为代表，他们虽然都是买办出身，但在掘得第一桶金并完成原始积累以后，就开始投资办企业，完成身份的转换。“买办”说到底是一个中性词，类似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或金领，并不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政治符咒。

这一类型的早期代表还包括朱志尧、王一亭、徐润等人。经济史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说：“买办不但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而这却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额资金也无从购买的。”

四是侨商型，就是回母土创业的海外华侨，包括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以及先施公司的马应彪等人。

五是知识型，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以及陈光甫、周作民这样的银行家，他们或是留学美、日的“海归”，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但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

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从来没有把利润最大化看作第一追求，而有着更高的目标，他们中许多人甚至算不上是资本家。

▲卢作孚

何为真正的企业家？

荣德生在七十三岁时说过一番话：

“回想四十五年前，筚路蓝缕，创业伊始，由小做大，以至今日，自思亦甚可笑。有此成就，殊出意外，深愧既非实学，又无财力，事业但凭诚心，稳步前进，虽屡遭困厄艰难，均想尽方法应付，终告化险为夷。”

荣氏兄弟既无显赫家世，又无科举功名，更无雄厚资本，先天条件并无优势，外在的环境因素则与同时代人一致。荣德生总结自己的创业经验，概括为“勤”“俭”二字，他喜欢说“勤劳耐苦”，1919年还亲自给无锡公益工商中学题写“和平耐劳”的校训。

我觉得，还应该加上“识”“能”“德”这几个字，如果没有过人的见识、相当的管理能力，以及对兴学等公益事业的热诚，很难想象他们能成为那个时代享有盛誉的企业巨子。

我很赞同有人已指出的“天道酬德”这个说法，成功背后一定有相通的因素，包括天道酬勤、天道酬俭与天道酬德。如果不是这样，则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荣氏兄弟和刘鸿生既是企业家，也是资本家，他们拥有巨额个人财富，在自己创办的大多数企业中享有控股权。但企业家并不等同于资本家，包括张謇、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他们自身都不是资本家，也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创办人。

他们和自己的企业血脉相连，是企业的灵魂、核心、精神领袖，甚至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他们给企业提供的是头脑，是动力，企业已与他们的生命合为一体。

▲荣氏兄弟

何谓企业家？从张謇到卢作孚，我们可以给企业家这个特定角色一个清晰的定位。

企业家与资本家不同，与富人、有钱人也不同。1946年，享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称誉的荣德生在上海被绑票，绑匪开价勒索百万美元，他说自己是事业家，而非资本家，因为自己的钱全投资在事业上面，而资本家可以将钱放在家里，不信的话尽管去调查。

绑匪把价码降到了五十万美元，他也没有打算给，在立下的四条遗嘱中说道，如果拿出这笔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这就是企业家与资本家的不同，前者关键时刻看得最重的还是事业。

“企业家”这个概念本身有着特定的内涵，我个人觉得，至少包括四个特征：

一是经济创造力，就是敢于挑战风险、勇于把握新事业机会的创业精神，这是企业家的内在驱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缺少类似的冒险、开拓、创新等因素。

二是价值观。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民生救国、棉铁救国等理念曾风行中国，胡厥文中学毕业就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时，他认为机械是工业之本，选择了机械科。

1918年毕业后，他抱定信念：一不做官，二不从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企业的凝聚力往往建立在企业家引导的核心价值之上，而非完全依赖外在规章制度的约束。

三是社会责任感，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重视社会信誉，以服务社会为自己的最高选择。“永久黄”团体制定的“四大信条”，以及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宜昌大撤退中的巨大牺牲和出色表现，都是最好的证据。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这是张謇的名言。荣德生的座右铭为“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卢作孚信奉的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四是管理制度化，现代企业不是旧式作坊，不是手工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机器生产，从生产到经营，如果没有制度规范，一切无从谈起。大生纱厂创办之前，张謇即手订《厂约》和一系列章程，早期得到较好的执行。

穆藕初率先引入美国最新的科学管理法，并使之本土化。各企业先后引入以严格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簿记制度，包括会计成本核算制度。他们相信专家的作用，对新机器、新技术、新人才具有相当的认识，以工程师制代替了最初的工头制。

尽管他们的企业管理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抗战之前，荣氏企业、刘鸿生的一系列企业、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范旭东的“永久黄”团体等，都已经走向制度化。

上述四个特征缺一不可，成为衡量企业家的基本要件，共同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来说，这种精神要比一切计算更具有根本性。荣德生在他哥哥荣宗敬六十虚岁生日时说，精神才是立业之本，家兄一生事业靠的就是充实的精神。这个“精神”无疑就是企业家精神。

▲穆藕初

重温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从张謇到卢作孚，他们经办的企业已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通过取名即可看出一些端倪：“大生”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茂新”“福新”“申新”都有一个“新”字，“民生”本身就是宗旨，胡厥文办机器厂叫“新民”，“久大”“永利”“德大”“厚生”“大中华”……也都寄托了创办人的怀抱。

再看商标。大生的“魁星”“寿星”等棉纱，荣氏企业中“兵船”面粉、“人钟”等棉纱，德大的“宝塔”棉纱，久大的“海王星”精盐，永利的“红三角”纯碱，大中华的“美丽”火柴，唐山启新的“马”牌水泥，华商上海水泥公司的“象”牌水泥，章华的“九一八”哔叽细呢，天津东亚公司的“抵羊”（即“抵制洋货”）牌毛线……

都是当年的著名商标，有的曾打入国际市场，风靡一时。大生二厂和三厂同属一个集团，还为相似的商标发生过争执。可以肯定，那个时代站在最前沿领导风气的企业家已具备强烈的商标和品牌意识，把产品的质量和信誉看作企业的第一生命。

二十来岁就做了老板的古耕虞说：“信用是买卖人的无价之宝，是不能以数字来衡量的。”他百分之百地信守合同，一向保持AAA的最佳银行信用评级。这位爱穿中国长袍的“猪鬃大王”还将自己一贯遵守约会时间、一丝不苟的行为称作“企业家风度”。

他们对企业性质的探索、实践，已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大生从创办之初就是股份制，民生公司为防止大资本控股而分散股份，天津东亚公司提出“国人资本，国人制造”“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等口号，最多时股东有上万人。荣氏企业热衷的无限公司形式，“肉烂在锅里”，已成为资本积累、扩大生产的一个重要保证。

无论大生企业集团、荣氏企业集团，还是刘鸿生的企业系统，都不是创办者单枪匹马或者一个家族就能发展起来的，关键是用人、凝聚人。

▲从左至右，依次是：大生一厂“蓝魁”商标、福新面粉厂“兵船”商标、申新纺织厂“人钟”商标、鸿生火柴品牌

民生公司和“永久黄”团体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成为中国企业史上超强的两个团队。范旭东和卢作孚特殊的个人魅力，感召并集中了一大批各个层面（从管理层到技术层）的精英。否则，成就这些事业是难以设想的。

当然，仅有中、上层的结合还不足以打造一个稳健、可持续的大企业。还需要企业文化来凝聚整个企业。

无锡申新三厂推行劳工自治区是个很好的试验，可惜被抗战的烽火打断。刘国钧总结经营经验，在大成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三个“一点点”口号：“货色要比别人好一点点，成本要比别人轻一点点，价钱要比别人高一点点。”他将口号烧成蓝底白字的搪瓷标牌，悬挂于车间、走廊、餐厅、写字间等处，办厂刊、编格言，人手一册。

从1930年到1937年，在国内纺织厂纷纷倒闭的大环境里，大成却从一个厂发展到四个厂，从常州发展到上海，从一万纱锭发展到七万八千八百六十三纱锭，从两百台织机发展到两千七百零七台，从零到拥有日产五千匹布的全套漂染设备，从五十万元到四百万元注册资本，八年里翻了八番，经济学家马寅初称之为“罕见的奇迹”。

宋棐卿于1932年开办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东亚精神”，制定《东亚铭》，编印《东亚精神》小册子，公司有职工青年会、学术研究会、职工夜校、基督教团契，还有国剧社、合唱团、球队、国术学社等。

许多企业都办有连续性内刊，“永久黄”团体有《海王》，民生公司有《新世界》，荣氏企业有《人钟月刊》，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有《东亚声》，还有教各种生活常识（特别是教妇女织毛衣）的《方舟月刊》，每月销行一万两千册，直接订数就有七八千册。

▲从左至右，自上而下，依次是：荣氏企业的女工、范旭东与“永久黄”同事、民生公司朝会、黄海社董事合影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爱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企业家的共性。

1926年，吴百亨在温州开办百好炼乳厂，他的“白日擒雕”牌在温州主要与英国的“鹰”牌竞争。1931年，对方出十万元购买他的商标，他回答：“我办‘百好’，是为了兴办国货，抵制洋货，不单是为了金钱，擒雕牌的商标权我绝不出卖。”他反而劝说前来洽谈的买办离开英国公司，自办实业或经营本国产品。

“九·一八事变”后，由胡厥文主持的上海铜铁机器同业公会在《申报》发表《铜铁机器业抗日救国决议》，提出组织义勇军，各厂准许职工加入，在最短时间赶制迫击炮、地雷、手榴弹、机枪等主张。

“一·二八事变”时，他亲自参与用水雷攻击日本旗舰“出云”号的行动，并在一枚弹头上写下“抗日必胜”四字。1937年，新民机器厂等上海一百四十六家民营工厂不畏艰危，西迁入川。

“八·一三事变”发生时，正在德国洽谈人造石油厂的“味精大王”吴蕴初匆忙回国，他说：“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

1949年，吴蕴初、荣德生、胡西园、古耕虞……那么多在各自领域称“王”的企业家选择留下，卢作孚、刘鸿生后来也从香港返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这个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情感，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国家去做“白华”。

“企业家精神”在西方的含义十分明确，就是在经济合理的基础上勇于挑战一切风险、把握一切机会的创业精神，这是一个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在荣宗敬、刘鸿生等人身上，明显存有这种冒险和开创精神，他们内心对于求新、求多、求大，有着不可遏止的强烈冲动。

但是，冒险、开拓、创新等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毕竟比较匮乏，因此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从开始就和西方有所不同。

▲从左至右，自上而下，依次是：荣氏企业面粉车间、章华毛绒纺织公司车间 、华商上海水泥厂煤码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永利碱厂、南京铔厂吊卸设备

在张謇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身上，可以明显看到儒家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他们有经世济民的入世情怀，带着浓厚的实用理性色彩，对于冒险、开拓的兴趣并不很大。

到受过新式教育、接受全新西方思想资源的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人那里，则有了现代化的自觉追求。在他们之间，相通的是“实业救国”的紧迫感与危机感。

卢作孚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

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论断：与西方十七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二十世纪的中国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

“地方精英阶层所以承担起社会公益事务的责任，是出于社会开放和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这就可以理解穆藕初一掷万金去助学的义举，理解张謇在南通的作为，以及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为促进城市化所做的一切努力。

他们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已不是造桥修路、做善事那么简单，而具有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深刻内涵。张謇是第一个例子，他是中国企业家的标杆、榜样与楷模。他生逢一个大转型的时代，用三十年致力于实业、教育、自治和政治改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

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文字革新，那么他就是在实践上开风气之先。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他的脚下延伸，实业、教育与政治改良正是现代化的三个支点。

之前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意识到了强国，但没有洞察富民和开启民智才是根本，更没有想到政治制度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謇称得上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

他在南通大办公益事业，致力于地方自治，由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开始的一系列学校—从师范、专门技术学校、普通中小学、幼稚园直到大学、盲哑学校，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更俗剧场到公共体育场、军山气象台，南通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到医院、公园等，简直是以企业办社会，不仅奠定了南通一地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创造的“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的一系列小学、中学、大学、公园、图书馆，修建的桥梁、公路等，对于无锡这所城市的贡献也不可小觑。范旭东在塘沽办化工企业，把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繁华的工业重镇，卢作孚对重庆北碚的建设与他的民生公司几乎同步。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地方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永利南京铔厂所在的大厂镇等等，都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生动范例。

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成为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要说企业家留下的本土传统，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了。

▲左：张謇时代的南通街头；右：张謇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

这些实业家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进得一寸就是一寸，不奢望，不幻想，温和而执着。与那些大刀阔斧、雷霆闪电般的历史人物相比，他们往往显得不够过瘾，不够雄浑，不够痛快，似乎缺乏颠倒山河、挥洒自如的大气魄，但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选择可能留下了更多正面的遗产，是后人可以效仿、跟进的。

古老民族应该珍视自己的本土资源。企业家阶层是近代的产物，从张謇到卢作孚，他们的实绩本身，已昭示了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

卢作孚、刘鸿生、范旭东、穆藕初、荣氏兄弟，还有状元商人张謇，这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们，他们创造了百年前的商业奇迹，更昭示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可惜的是，如今已经少有人记得他们，至于他们所代表的的那种生根于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的企业家精神，就更是无从寻觅了。或许正是这种精神的缺失，地沟油、毒奶粉等产品才会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古老民族应该珍视自己的本土资源，这些“大商人”们不应被遗忘。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傅国涌《大商人》系列，这是一部近代商业文明档案，还原早期实业家对企业发展的探索实践：

◎探寻中国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

“大商人”系列以六册、近四十万字的体量，重新挖掘被忽视已久的近代民营企业创业史，分别从六组各具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史入手，探寻中国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还原最早的民营企业家们对品牌、责任、技术、管理、团队、企业文化的探索和实践。

◎还原科学和民族的管理方式，思考推动社会渐进的路径

张謇创造的“南通模式”，造厂力求其快的“荣宗敬速度”，穆藕初引入的科学管理法，“永久黄”的团队精神，刘鸿生的企业托拉斯计划，小鱼吃大鱼的“卢作孚神话”……这一切将带领读者发现中国工商业竟然曾发展到如此进步的程度，出现过如此科学和民族的管理方式，进而重新审视和思考实业家们“得寸进寸”、推动社会进步的渐进路径。

◎揭开历史激荡下的企业浮沉

作者傅国涌，生前为写作“大商人”系列，读史两年，试图揭开历史激荡下的企业浮沉；寻访一年，走遍大江南北，探访企业家们在中国土地上留下的真实痕迹，走入他们的生活与悲喜。

文｜李宇琛

2025年7月8日，大连工业大学在官网上挂出了一份公告，准备送给一个姓李的同学。

公告写得很正式，说李同学在去年12月有不当行为，造成了恶劣影响，拟开除学籍。

送达方式也很特别，叫：

公告送达。

整个互联网都成了它的邮差。

这份公告，把一位服装设计系的学生，和另一个宏大的词绑在了一起：

国格。

学校引用的校规是《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这条规定说：

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这位女同学和乌克兰退役电竞选手Zeus，确实发生了关系。那时她有异地男友，Zeus据说也已婚。

但把这段关系捅到全世界的，不是这位女同学。是Zeus。

他把两人的亲密影像发到粉丝群，配上了一句洋洋得意的评语，说中国女孩：

“easy girl”。

很快，视频和照片传遍全球，浏览量轻松破亿。有人统计，相关视频转发量约2.3亿次。

于是，大连工业大学认为，这位女同学的行为，有损国格。

Zeus，37岁，乌克兰人。李同学，21岁，中国人。

Zeus拍摄且传播了私密影像，这是违法的。

Zeus用侮辱性词汇评价中国女性，这是羞辱。

但Zeus远在乌克兰，学校管不着，警察似乎也够不着。

他甚至在事发半年后，才不痛不痒地发了个道歉声明，说自己当时是单身，还说如果能帮上忙，他很乐意：

然后他就向前看了。

这位女同学被人肉了。她的姓名、学校、照片、视频，像病毒一样在网上扩散。她成了全民道德审判的主角。

从去年12月事发，到今年7月学校公告，中间大半年时间，她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学校说，各种方式都联系不上她。

一个被偷拍、被泄露隐私、被网暴的受害者，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学校找不到她，也可能没想过她为何沉默。

然后，她的母校，决定为她补上一刀：

将她开除。

理由是她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

一个拍视频、传视频、侮辱人的外国人，安然无恙。

一个被偷拍、被泄露、被网暴的本国学生，被开除了。

这逻辑就像，你家被人偷了，警察抓不到小偷，就把你家门给封了，说你防盗不力，影响了整个小区的声誉。

大学的规定，有时候比法律还威严。

大连工业大学的校规，带着一种旧时代的体温。除了“与外国人交往”这一条，还有：

未婚性行为记过之类的条款。

它试图教会学生，身体和灵魂，都必须纯洁。

他们找到了惩罚这位女同学的完美依据。

但人们总爱比较。

几年前，浙江大学有个学生犯了强奸罪，被法院判了缓刑。学校的处理决定是：

留校察看。

当时通报里，连名字都隐去了，用“努某某”代替。

香港某大学，有个男生用AI技术合成了大量女性同学的不雅照。最终的处理结果是：

口头警告。

这位女同学没有犯罪，也没有害人。她只是犯了一个私德上的错误，然后被一个渣男坑害，成了一场全球网络狂欢的牺牲品。

她得到的惩罚，是开除学籍，是实名通报，是社会性死亡。

有人说，这位女同学让中国女性在国际上蒙羞了。所以，开除她，是为了捍卫国格。

国格原来这么脆弱，需要靠开除一个被伤害的年轻女孩来维护。

它不是靠科技、文化、国民素养和制度自信来支撑的，而是系于一个21岁女孩的身上。

事件发酵后，一些媒体一边把她的全名公之于众，赚足了流量；一边又开始呼吁：

要理智，要反对网络暴力。

它们左右开弓，吃了两碗饭，还打了个饱嗝。

真正应该被追责的Zeus，在道歉信里说，他没想到会伤害到别人：

他确实没怎么被伤害到。

真正该反思的校规，依然白纸黑字地印在学生手册里，随时可以被再次启用，对准下一个“有损校誉”的学生。

那位李同学向家人、男友、学校道歉，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

她没做错什么吗？或许她错了。

但不该由她，来背负“有损国格”这么沉重的十字架。

一个国家、一所大学的品格，恰恰体现在它如何对待自己犯错的、受伤的孩子。

是拉她一把，还是推下悬崖。

是告诉她，这里是你的后盾；还是告诉她，为了我们的面子，你必须：

消失。

大连工业大学选择了后者。他们用一种极为公开的方式，进行了一场切割，一场：

献祭。

一场全民参与的猎巫，用一个女孩的未来，捍卫了一份虚无缥缈的国格。

真划算。

写于2025年7月14日

我的微信：LEELOVEPHOEBE

我的邮箱：lixunhuang\@protonmail.com

lixunhuang1996\@gmail.com

昨天，也就是7月13日，中国新闻网指名道姓地曝光了一名女学生的全名与处分结果。这一新闻迅速登顶微博热搜第一，并且在微博热搜榜上挂了整整一天。

▲码是我给打的。难以想象，一家声量如此巨大的媒体，就这样把一名没有任何违法乱纪行为的女学生的全名挂在整个微博热搜第一来进行网暴，这已经不能用下作无耻来形容了，简直是法西斯和反人类。

而后，大量媒体纷纷带着她的全名进行转发：

大家可以数数就这么一张截图里，我打了多少个码。如此之多的媒体，声势如此浩大地对她进行带着全名的网暴和传播，有任何人此前见过这样的阵仗吗？不禁令人好奇，这名女学生到底是犯下了多大的滔天罪过？最起码得是火烧圆明园或者发动侵华战争吧，毕竟，普通杀人犯可没这个待遇：

▲死刑犯都没有被公开全名

查询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原来是：这名学生和一个外国电竞选手Zeus°睡觉时被他偷拍，而后偷拍视频被其四处传播。

▲真正的easy boy

她本是一个被偷拍的受害者，然而校方的态度是：有损国格，开除。

首先，国格指国家的荣誉、尊严、声望和影响，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不知道一名女生，一名中国公民被外国男偷拍是如何损害我们国家的国格的，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格绝不会如此脆弱。更何况，她明明是一个受害者！大连工业大学，你们是明显的低级红，高级黑吧？请问你们所谓的“国格”是哪个国的国格？一个大学，又有什么资格去界定和定义什么是“国格”？他们对着洋人唯唯诺诺，对着国人开除示众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严重损害国格的恶劣行为！

并且，大量法律人士指出，大连工业大学的处理决定涉嫌行政违法和民事侵权。他们错误解读和使用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所做出的“开除”决定实际与上位法相违背，属于违法行为。中国新闻网和大连工业大学对她全名的传播，还造成了对个人信息的侵害。我国刑法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个鲜明对比：之前红先生事件的时候，别说那些田力房客叫什么、在哪里工作上学，就连红先生叫什么，我们都不清楚。当时很多姐妹说女人还是太善良了，不敢想象这里面但凡有一个女人参与，她会被网暴和审判成什么样。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我们可以看看，作为最先带全名传播被偷拍受害者个人信息的中国新闻网，在红登区一案上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一看见是田力就知道不能传播他的“个人隐私了”，尽管他们根本不是受害者。一看见女学生就要直接赛博游街让她全网社死，尽管她真的是受害者。

我太愤怒了。之前网上乌央乌央的一群田力不是嚷嚷着说什么强J犯、猥亵犯和偷拍犯不公开全名、不公开照片是为了保护同名同姓和长得像的人吗？怎么一到女人身上这些“规矩”就突然全失效了？这时候不保护同名同姓的了？不保护和她长得像的人了？

就好像之前网上说什么女人是激素的奴隶，到了年龄一定会想结婚生子，并且怀孕生孩子之后人就彻底变了只会绕着孩子转了，这是基因决定的云云…哦，那怎么还有几千万被堕胎的女婴呢？

此外，这件事无论田力如何狡辩，也是一个滑天下之大稽的笑话。无比可笑，也无比可耻，更无比可恨，任何正常人都会站在激烈抨击大连工业大学的一方。因为你说破天，她也没违法犯罪，并且还是一个受害者。我们看看真正严重违法犯罪的田力，校方是如何处理的：

▲这个甚至连“X某”都没有透露。

我会像世界包容田力一样包容女人。

这起事件中还有很多老登中登小登四处群魔乱舞，嚷嚷着什么“easy”“巴西牛排°”的，丑态百出，不一而足。

实际上，这很难不说是他们自己内心的投射，因为真正的easy boy和亚洲马桶另有其男：

除了这些玩意，还有什么c罗，faker，詹姆斯的男粉，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有多咯噔和癫狂想必也不用我多说了，怎么这时候不说和外国男非正常交往，有损国格了？还是说写新闻发通告的田力其实也是他们的男房客之一？

还有一些田力虚空打靶说什么女拳不敢打洋人的，可真正不敢打洋人的到底是谁呢？

搜了一下，大连工业大学的现任领导和历任领导全部是田力，全部…怪不得能制定出“有损国格”这样的校规呢。男的上位就是快哈，懂的都懂。走“后门”嘛～

而真正的有损国格：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和义务一定是要对等的。如果要让女性成为 "国格”的担负者，那么请先把粗制滥造卫生巾列入"发国难财”，把职场性别歧视的企业和个人视作外国间谍，把侵害女性权益的案件视为全民族的耻辱和国残，让偷拍女性属于泄露国家机密，把离婚冷静期等同于辛丑条约……如果分蛋糕的时候把女人排除在外，甩锅的时候又突然想起来找女性背负一切，田力怎么这么喜欢想美事呢？

21世纪了，我们还能看到如此荒谬和令人发指的事件在我们身边上演，甚至还有无数田力为法盲校方和无良媒体叫好。这样将受害女性高高挂起，却对违法田力轻轻放过的荒诞剧，才会真正严重损害我们的国格，也在把田力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辱女是有代价的，女性的愤怒被激起后是不好收场的。我们可以看看，以后被开除的到底是女的多 ， 还是某个占罪犯比例超90%的性别多。

本文首发于微博，账号：项栋梁

前置声明：本文所写的内容是基本常识公众号基于公开资料查证所做的推理，不是凭空想象，但也不是采访调查，不能担保与真相完全吻合。我提供的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完整故事，请读者谨慎参考。

以下是我基于推理所还原的幼儿园铅中毒事件来龙去脉：

在麦积区教育系统颇有关系与能量的李慧芳投资兴办了4家幼儿园，并委托亲友分别管理。其中褐石培心幼儿园是2022年新开的一家，由亲戚朱敬琳担任园长，并一定程度上管理该园的财务，分享一小部分经营收益。这决定了这几家幼儿园并不属于连锁品牌，而是在经营管理层面相对独立的四家幼儿园（手动划重点）。

近几年，全国新生儿数量逐年下滑，2018年1523万，到2022年就只有956万了。而2019年至2022年出生的孩子，正是如今在褐石培心幼儿园就读的孩子。这段时间，幼儿园的招生压力逐年上升，很多民办园倒闭，而李慧芳还敢在2022年新开一家幼儿园，而且都在麦积区，正是因为她的能量可以影响，但也只能影响到麦积区的教育系统。

然而，教育系统的关系能保证幼儿园顺利开办与“平安无事”，但招生却是市场化行为，是需要自己努力的。而作为新开的褐石培心幼儿园，招生压力会格外大一些。

基于对幼儿园招生市场的理解，李慧芳主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来扩大招生：

一是向家长强调幼儿园的餐食花样多，营养好，孩子爱吃。褐石培心幼儿园门楣上的LED每天滚动播放的就是幼儿园当日菜谱。

二是通过自媒体账号宣传幼儿园活动丰富，发动家长分享传播。每日餐食也是这些幼儿园自媒体账号的重要内容。

李慧芳应该是从经营角度给四家幼儿园都提出过要求，要把餐食做得漂亮些，尽量五颜六色，拍照拍视频发出去都好看，更能吸引家长报名。至于怎么把餐食做得漂亮，怎么实现五颜六色，几家幼儿园就各自想办法了，李慧芳应该是授意过可以网购色素。

以李慧芳投资的另一家蒙迪爱幼儿园为例，他们的每周食谱里多次出现过三色蜜豆吐司馒头，还有一种彩虹卷，颜色都还比较自然。

褐石培心幼儿园也接收了李慧芳的指令要求，并安排厨师网购色素来做一些漂亮的糕点，以便拍摄餐食照片视频来拉动招生。

为什么买点色素几十块钱的事情会需要园长同意，会需要大老板的指示呢？这是之前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想不通的地方。

原来，这里面涉及到双重违法违规的操作，所以才需要请示老板。

2024年12月1日以前，《甘肃省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七条规定：

学校食品提供者必须严格食品添加剂管理，不得超剂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餐饮单位所使用食品添加剂必须按规定在醒目位置予以公示，并严格执行“五专”（专人采购、专人保管、专人领用、专人登记、专柜保存）管理。

信息来源：http://www.gsht.gov.cn/zfxxgk/bmxzxxgk/xzxxgk/htsxhzrmzf/fdzdgknr/spypjg/art/2024/art_dbf588e135cd458681e4dc2c8b2b2f46.html

这一规定，实质上等于禁止了学校使用包括食用色素在内的食品添加剂。购买色素来做菜，在食谱中没有标注（想想也知道不可能标注），本身就是违法违规行为，所以才需要上报园长和投资人同意。

另外，作为食用色素的柠檬黄有国标限定的使用范围，而发面食品是不可以使用合成色素的，可食用的色素也不行，不可食用的颜料更加不行。

按照常理，老板李慧芳和园长朱敬琳是不可能指示厨房购买彩绘颜料来做糕点的，她们有胆子违法使用色素添加剂，但不会有胆子，也没有动力去使用彩绘颜料来做菜。

问题应该是出在采购这个环节。

由于幼儿园是独立核算，且园长会有利润分成，朱敬琳有充分的动机在每个环节尽量压缩成本，厨房采购人员应该是习惯了每种东西都买同类最便宜的那一款。

三色发糕和玉米肠卷都需要用到黄色，食品加工中最常用的黄色色素是柠檬黄，这是一种合成的有机可食用色素，价格四五十元一斤，足够做几百斤糕点。

问题在于，电商平台上叫柠檬黄这个名字的，除了食用色素柠檬黄，还有一种成分为铬酸铅（化学名）的彩绘颜料，被网店命名为柠檬黄（俗称）、柠檬铬黄（通用名）。

以柠檬黄为关键词在拼多多平台搜索时，食用色素柠檬黄与彩绘颜料柠檬黄同时显示在搜索结果中，如果选择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前排就只剩下9.9元甚至更低的颜料柠檬黄了。

厨房采购人员可能缺乏相关知识，或者在同时采购多种物资时没有仔细核对，价格更低排序更靠前的颜料柠檬黄就被采购到了幼儿园的厨房仓库里。此处也不能排除厨房采购时虚报价格赚取差价的可能性，厨房采购吃差价在餐饮界是很常见的现象。

实际上，从厨房采购到园长再到老板，应该都不知道给孩子和老师吃的是铬酸铅柠檬黄，他们以为自己在做的是“违规使用色素添加剂”，而这种“小事”即便暴露，凭老板的关系可以轻松搞定。

这就是为什么褐石培心幼儿园敢于把三色发糕和玉米肠卷放进食谱里公开发布出来，也敢于把这些染色糕点留样待查。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在给孩子投毒。

这也是为什么玉米肠卷的铅含量会比三色发糕更高，因为玉米肠卷是纯黄色，三色发糕只有一部分是黄色，铬酸铅含量不同。

最开始有多名孩子出现异常症状时，少数家长就是带孩子在天水当地医院测出来血铅超标并在7月1日报警的。这时候，教育局和公安机关肯定直接找了幼儿园老板李慧芳来询问情况，而李慧芳因为不清楚厨房用了铬酸铅柠檬黄的情况，肯定是矢口否认与幼儿园有关，所以坦然接受了对留样食品与环境样本的全面检测。

这时候，当地政府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怀疑环境出了问题，主管领导开始担心自己要担责，也担心家长出现集体维权影响社会稳定，于是，一条瞒报维稳计划经过领导班子讨论后被迅速实施。

当地医院接到指示，于7月2日对涉事幼儿园的孩子集体采样检测血铅，同时不得擅自将真实检测结果告知家长，逼急了就口头报一个合格的假数据，总之先把事情压下来再说。

这也是之前大家想不通的点，一个幼儿园的老板有什么能量让当地动用市里的力量去命令医院检测数据造假，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不认为是幼儿园的问题。

然而，大量家长基于对本地政府做事风格的了解，不相信、不接受集体检测血铅的合格结论，选择把孩子带到西安的大医院复查就诊。而当地政府尚未争取到省里的维稳支持，暂时无法干预到西安医院的检测结果，这才出现了两地血铅检测数据相差几十倍的明显做假的情况。

7月2日晚间或7月3日白天，对褐石培心幼儿园留样食品与环境样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三色发糕和玉米肠卷的铅含量严重超标，当地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出在幼儿园的食品，于是紧急前往幼儿园仓库检查，并控制幼儿园相关人员展开讯问调查。

这也是为什么事发之后，幼儿园方面并没有删除厨房监控记录，也没有销毁用剩的彩绘颜料，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7月3日，当地发布第一份通报，定性为幼儿园违规使用添加剂导致幼儿血铅超标的案件。

到这时，事情就变成了当地发生一起重大食品安全负面新闻，对当地政府来说，家长安抚控制和舆情管理就进入了“常规操作”的轨道。

“大政府”的特点正在于此，因为平时什么都要管起来，所以发生什么破事都要担心问责，哪怕事情只是一家幼儿园胡乱操作搞出来的恶果，当地政府也会积极介入去维稳和弹压舆论。

到这时，铅中毒事件肯定已经上到了省委讨论，省里决定介入并接管“负面舆情”的管控。但省里出于控制负面舆情伤害范围的考虑，决定只出力不具名。

于是，7月8日，以当地市级联合调查组名义发布了第二份情况通报，意图让幼儿园把全部责任背下来，定性为偶发的、孤立的刑事案件，尽可能撇清省市两级政府的监管责任，也尽可能避免舆情聚焦在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

然而，正是因为存着上面的这份心思，市级联合调查组在撰写通报时着力突出了园长和老板同意后厨人员购买彩绘原料用于食品制作，意在强调主观犯罪恶意，希望把案子做成铁案。

第二份通报截图

殊不知，园长指示购买彩绘原料给孩子投毒这种完全违背常理的说法激发了公众更强烈而广泛的质疑，令人不得不怀疑背后有什么更大的阴谋与黑幕。

你说当地政府冤吗？也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点冤，毕竟这一次铅中毒至少主因不是环境污染，幼儿园的愚蠢操作也很难预防。

但归根究底，当地政府是不冤的。

惯性的维稳思路让他们选择第一时间指使医院造假数据掩盖真相，急于甩脱责任的想法使得他们在第二份通报中刻意误导，再加上2016年铅中毒事件有检测结果造假的前科，第二份通报引发公众和媒体普遍质疑，那是一点都不冤的。

最后是关于铬酸铅的一些特性：

1.铬酸铅柠檬黄能够做出颜色鲜艳、均匀且没有异味的糕点，这个已经有博主通过实验还原了。人们之前质疑的彩绘颜料有异味，指的是丙烯等常见颜料，铬酸铅柠檬黄在浓度不高时是没有明显异味的。另外，铬酸铅虽然不溶于水，但作为粉末经揉面分散后能够均匀染色。

博主辛吉飞试验用铬酸铅柠檬黄还原玉米肠卷

2.铬酸铅纯品的铅含量高达64%，即便是便宜的不纯的涂料，铅含量也会在50%以上，足以引起幼儿铅中毒。

3.铬酸铅中含有的六价铬也是有毒有害物质，更是一类致癌物，但六价铬的消化道吸收率低于10%，相比铅要小很多，所以幼儿出现铅中毒的同时并没有因为铬中毒而致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不至于急性致死，但铬对幼儿健康的伤害和铅一样不容忽视，而当前受害幼儿的血液检查项目并不包含铬，只覆盖了铅与镉。

当务之急，应该对孩子们的铬中毒情况进行针对性筛查，及时介入救治！

这也是联合调查组报告非常混蛋的一点，明明已经查获了彩绘原料，知道是什么成分，但就是不公开出来，以至于电商平台没能及时处置，7月10日我在拼多多搜索柠檬黄时，食用色素仍然与彩绘颜料混同出现，同时家长和医院也无法及时针对性确定治疗方案。

批准发布这份调查通报的人，有罪！

郑重声明：

本文所写内容是基于已知公开信息的推理还原，不代表官方发布，不承诺与事实完全相符，请谨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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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饭店一年也赚不了多少钱，就因为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个介绍菜品的视频，就要罚我45万元，这样的处罚是不是太儿戏了？”

山东临沂饭店老板黄兰（化名）随手拍摄发布的一段菜品视频，竟被认定为“违法广告”，接到临沂市兰山区市监局电话不到3天，便收到拟罚款45万元的《行政处罚告知书》。

通过拨打公益普法热线，黄兰联系到北京市京哲律师事务所龚华、张天增两位律师，并获得律师免费的公益代理。7月10日，兰山区法院对黄兰起诉兰山区市监局的案件立案审核通过。

据“指尖新闻”报道，黄兰称，今年2月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段随手拍摄的自家菜馆的菜品。3月22日，她突然接到兰山区市监局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她发布的那段菜品视频涉嫌为违法广告，让她配合调查。当时，黄兰在几十公里外的娘家，就在电话里表示会在一周内去兰山区市监局接受调查，并第一时间删除了那段视频。

视频中出现的菜品和食材图片（当事人供图）

然而，还没等黄兰去接受调查，3月24日，一纸《行政处罚告知书》通过门缝被塞进了饭店。《告知书》称，饭店涉嫌发布法律禁止行为的广告，且当事人拒绝配合调查，可以依法重罚，拟对饭店罚款45万元。

拟罚款45万元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供图）

黄兰提供的视频显示，视频最开始是一盆汤菜，手写标注为“蛤蟆汤”，后面则是多种昆虫食材，最后是饭店的外观。视频中并无人声介绍，也没有标注菜价、附带购买链接等信息。

黄兰称，最开始执法人员与她联系时，曾提到有人因这段视频举报她的饭店非法售卖野生动物，但是她称自己经营的食材都是市场上公开购买的，根本没有野生动物。而且自己发布的也不是广告，只是记录日常的随手拍视频。

拿到《行政处罚告知书》后，黄兰在规定的5天内提交了《陈述申辩书》和《听证申请书》，在《陈述申辩书》中，她写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自己发布的视频并不是广告，而且也不存在违法行为。

但是此后3个多月的时间，兰山区市监局既不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也不做出最终的处罚决定。无奈之下，她提起诉讼，要求兰山区市监局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

龚华、张天增两位律师通过公益普法热线接到咨询后，决定为黄兰免费代理。龚华律师向“法度law”表示，兰山区市监局欲罚款45万的行为于法无据、于理不容，“我们决定公益代理此案，拿起法律武器，帮助当事人维护正当权利。”

张天增律师认为，当事人从未发布法律禁止行为的广告，当事人在短视频平台上通过个人账号展示菜品照片信息，不违反《广告法》的规定。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广告的情形限于“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服务，附加购买链接”的商业推广行为。当事人发布的视频旨在展示日常生活场景和餐馆的经营场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如实披露商品信息的合法范畴，不应被扩大认定为广告。同时，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商业营销宣传的指导意见》，经营者通过自有媒介客观展示商品信息，不构成广告。

因此，他认为兰山区市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认定事实错误，同时适用法律错误。

张天增律师还表示，在对案情的了解过程中，他发现当地政府拆迁部门的相关人员有介入该案的行为，因此兰山区市监局做出此《行政处罚告知书》也存在涉嫌滥用职权的嫌疑。

《行政起诉状》显示，原告方称自己之所以被处罚，是因为一名亲戚员工涉拆迁补偿纠纷。

原告方还认为，兰山区市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虽然不是最终行政行为，但已经超过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90天的行政处罚期限，且该处罚告知书已对原告产生了实际影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具备可诉性。

“指尖新闻”报道显示，《行政处罚告知书》上兰山区市监局的联系人王某并未正面回应黄兰的投诉内容，而是让联系该局新闻科，但媒体联系新闻科亦暂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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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解读

关于此事，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杨轶群律师向“法度law”表示，黄兰发菜品视频的行为显然不违反广告法的规定，更不可以被处以巨额的罚款，兰山区市监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兰山区市监局大概率也知道处罚的依据不足，所以只作出告知书，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都不作出最终的决定书。只做告知，可进可退；作出处罚，就是木已成舟，要承担责任了。”杨轶群律师说。

杨轶群律师表示，以往大多数案件的源头一般都是市监局的“主动作为”，而本案中据原告所述，当地市监局竟甘愿充当征收部门的“打手”。“公权力不可成为行政部门敲打民众的‘棍棒’。不得不说，兰山区市监局只做‘告知’而不处罚是一步妙棋，既配合了征收工作，又保护了自己。但营商环境并不需要这种‘妙棋’。”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邓千秋律师也向“法度law”分析认为，兰山区市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只是行政处罚过程性文件，并不是行政处罚决定，不能作为对当事人进行罚款的文书依据。

“从告知书内容来看，即使兰山区市监局将涉案视频认定为违法广告，拟予罚款，其所举示的法律依据明显不够充分。”邓千秋律师说，《广告法》第九条确实规定广告不得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但究竟有何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当事人上传相关视频？告知书语焉不详，法律依据欠缺。

“退一步讲，即使确实应当予以罚款，按照《行政处罚法》，罚款数额的确定也需要‘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应当根据视频的违法程度、视频的点击量、传播范围和给当事人带来的违法利益等综合确定，不能认为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范围内即为确当。”邓千秋律师表示。

作者｜赵果

版权来源｜法度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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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李昌平写了一篇《金刻羽们和余永定们的困境》，痛批这两个学者。在他眼里，金刻羽就是个刺激消费的败家娘们，余永定就是个乱搞基建的包工头。

我认为，批得好。

李昌平自己提出的经济复苏方案，是把农村的几百万亿沉默的财富用起来。

我也认为中国农村有巨量财富在沉睡。李昌平说有800万亿，我按低了算，算200万亿吧。

这笔200-800万亿的财富就是农村土地。

农村土地现在处在极度低效的状态。

2024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

现在种粮成本也高。DeepSeek告诉我，每斤粮食利润在0.1-0.5元。就按0.5元算吧。1.4万亿斤利润大概是7000亿元。假如市盈率给到20，则土地资产市值不过才14万亿元，这离200万亿元的潜力太远了。

目前土地低效的地方太多了。我就说两个大的方面吧。

一方面，有很多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本来可以通过建设，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从而容纳更多的农民进城，拥有城市的房子，但由于土地用途管制，这被阻止。另外，如果没有土地用途管制，很多地方都能够冒出新的城市。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用途管制阻碍了农民变成市民，流行的舆论说，要为农民保留土地，这导致土地分散经营，缺乏规模效益。很多地方的土地甚至是抛荒的。土地利用率低，农村就业机会自然就很少。

所以，一来一去，两头堵，堵得农民搞钱之路非常狭窄。大部分农民不理解这一点，还以为自己命该如此。但沿海发达地区有些农民就理解了。周其仁教授说，他去农村调查时，浙江的村长就对他说：“钱就在门外，地就在脚下，为什么不准我们农民去赚？”

假如通过产权改革，把农村土地盘活，一是中国的城市布局将更加合理，这激发的工业、服务业潜力，就有几百万亿。二是资本下乡，农业效率也将大大提高，使中国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

李昌平说：“中国农村至少有800万亿价值的沉默资源资产，如果能效仿城市房改和房地产金融创新的办法金融化农村沉默资源资产，可使农民增加可支配现金流数百万亿元，这才是中国经济扩内需和强内循环的源头活水，这还能大幅增加财政收入。”

李昌平的建议是：“国家成立‘中国农村土地银行’，财政逐年注资10万亿资本金，创建‘农村土地银行+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支持农户的承包权和集体成员权对应的资源资产权金融化，可使农民数百万亿元的可支配现金流增长，将比房改及房地产金融创新增加的可支配现金流大数倍，为中国内循环经济增长注入源头活水，可再创30年经济高速增长奇迹。”

李昌平的想法是好的，但不够明晰。其实最应该做的是产权改革。做了产权改革，根本就不需要财政投入资金，市场自己就会积极主动利用农村土地。当然，现在能按李昌平说的，做一点使用权的边际改进，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但必须取消土地用途管制。因为取消土地用途管制，才可推进城市化，优化城市布局，这是财富潜力的大头。

李昌平说：“金刻羽和余永定们不想把这几百万亿元价值的沉默资源资产变成农民的可支配现金流，他们想先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向少数人集中，等集中完成了，再将极少数人手上的土地经营权（使用权）金融化——变成极少数人的可支配现金流。且不说此办法不道德，问题是此路不通！”

不知道金刻羽和余永定是不是这样想的，但肯定有不少人是这样想的。

不过李昌平有一点是看得很准的：金刻羽和余永定们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界，多数人是不关心盘活“沉默的财富”的。他们出的主意，总是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所谓的“宏观调控”上打圈圈。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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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参馆：中国网络审查制度远非“防火墙”般简单

6月30日，位于纽约的非盈利网络杂志《中参馆》 (ChinaFile) 发布了一份深度调查报告，详细剖析了中国网络审查机制的演变、现状及其对全球互联网的深远影响。报告指出，中国的网络审查系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精密、动态且适应性极强的多层次管控体系，将中国的网络审查仅仅理解为一道“防火墙”已远不足以概括其全貌。

该报告由中参馆资深调查编辑杰西卡·巴特克 (Jessica Batke) 和美国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劳拉·埃德尔森 (Laura Edelson) 共同完成。

作者将中国当下的网络审查制度称为“锁网” (The Locknet)，并表示其影响力正日益超越国界，向全球互联网渗透。报告将中国的网络审查系统比作一个复杂的水利工程，因为它不仅仅像“水坝”一样简单地拦截信息，而是像水闸、运河和灌溉系统一样精密地引导和调控信息。报告形容这是一个“贯穿线上与线下世界”的庞大机器。

报告截图

报告指出，传统上我们认为防火墙是“一堵墙”，会完全封禁像Google、Facebook这样的网站，但这只是“水坝”的功能。作者在文中举例，中国的“信息水利工程”常见手段还有“节流” (Throttling) 等功能。对于一些未被完全封锁但不受欢迎的外国网站，比如某些学术数据库、技术论坛或小众新闻网站，审查系统并不会直接切断访问，而是会大幅度降低用户访问这些网站时的网络速度。这种体验就像一个水闸被拧得很小，水流变得断断续续、极其缓慢。用户会感觉网页加载极慢、图片无法显示、视频频繁缓冲。这种持续的糟糕体验会极大地消磨用户的耐心，使其最终主动放弃访问，转而寻求国内的替代信源。

当国内发生某个突发的负面公共事件或丑闻，信息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酵时，审查系统除了使用传统删帖、封号的“堵水”手段外，更会启动“水利工程”中的“泄洪”和“漫灌”机制。

“泄洪”指的是，审查系统会有意地将大量无关的、娱乐性的内容（如明星八卦、搞笑视频）推上热搜榜，瞬间占据公众的注意力。这就像打开泄洪闸，用巨大的、无害的水流（信息流）来冲击整个河道。同时，官方媒体和大量“爱国”博主会协同行动，进行“正能量”的“漫灌”，发布大量关于国家成就、民族自豪感的内容，主动设置议程。在这一系列操作下，原有的负面舆情就像一股小小的“污水”，很快就被海量的、官方引导的“清水”所稀释、冲散，并被推到信息流的下游，最终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这种方式不是简单地“堵”，而是主动地、大规模地重塑整个舆论场的“水文环境”。

报告表示：“审查机制的隐蔽性，让用户难以判断他们所接触的信息是否完整，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参馆发现中国的审查制度正在“悄然潜入全球互联网”。这意味着，即使是身处中国境外的国际互联网用户，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受到中国审查指令的影响。比如，报告将输出“自带审查”的技术产品比喻成“出口内置过滤器的净水器”。

报告举例称，一些国际公司可能会在他们的产品中，整合已经过中国审查标准“过滤”的大型语言模型，从而将审查效应扩散至全球。报告中引述专家观点表示：“国际互联网用户可能会发现自己受到中国审查法令的约束，即使他们在中国境外。在某些情况下，国际公司会复制这种审查制度，例如，将经过审查的大型语言模型整合到其产品中，然后这些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此外，中参馆还对中国当局和科技公司影响全球互联网技术标准制定的行为提出警告，报告将其比作“重塑全球河流的河道规则”。报告称：“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渗透。”中国政府和华为、中兴等科技巨头正积极参与国际电信联盟 (ITU) 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工作，旨在推动他们所倡导的“新IP”等网络底层架构标准。报告警告，这些新标准提案往往在“提升效率”和“加强网络安全”的名义下，嵌入了有利于国家进行集中化控制和监控的设计。比如，某些新架构可能更容易追踪到每一个数据包的源头，从而削弱用户的匿名性。

该机构警告称，如果这些由中国主导的标准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纳，那就相当于重塑了全球互联网这条“大河”的“河道规则”。未来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本身就会变得更“亲审查”、更“不亲隐私”。这种渗透方式不针对具体内容，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互联网的“水文地质”，使其更容易被任何希望进行大规模监控和审查的政府所利用，从而对全球所有用户的自由构成潜在威胁。

最后，由于篇幅限制，《中国数字时代》不能一一报道报告中的惊人发现，但这份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将中国审查制度比作一个“水利工程”，其复杂性颠覆了我们对“防火墙”的传统认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它不仅揭示了“锁网”系统内部的运作逻辑，也对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提出了深刻的警示。

二、人权观察：港版国安法五周年，港府打压人权、洗脑民众

今年6月30日是中国当局在香港推行国安法五周年。国际非盈利组织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当天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当局不但系统性地瓦解了香港的半民主制度，还对香港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以及公平选举和司法独立进行打压。

中国和香港当局严厉惩罚批评政府人士，建立高度压制性的国家安全体制，并对香港居民实施思想控制。日益明显地，唯有中国共产党的效忠者——即所谓“爱国者”——才能在社会上充任重要职位。

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在报告中指出：“仅仅五年时间，中国政府就彻底扼杀了香港的政治和公民活力，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强制性爱国主义。”她进一步表示：“这种高压统治可能对香港产生深远影响，尽管许多香港人仍在以各种微妙的形式努力抵制暴政。”

报告截图

报告详细阐述了自《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近百个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工会、政党和媒体机构被迫关闭。同时，许多批评人士因国家安全相关指控而遭到起诉，并常常面临漫长的监禁。人权观察在报告中批评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采取的具体行动有限，并敦促拥有人权制裁机制的国家，对那些对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的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

报告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使得香港的法律框架被大幅修改，赋予当局广泛的权力来压制异见。例如，报告提到：“警方现在可以根据国安法进行未经授权的搜查和监听，并冻结被指控犯有国家安全罪行的人的资产。”这种权力的滥用，直接导致了香港曾经活跃的公民社会迅速萎缩。

报告还着重提及了教育领域的剧变。人权观察表示：“香港的学校课程被修改，以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并审查被认为不符合北京叙事的历史和政治内容。”这种做法旨在从根本上改变年轻一代的思想，确保他们对中央政府的绝对忠诚。

此外，香港的司法独立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报告引述案例表明：“许多国安法案件的审理过程缺乏透明度，被告的法律权利受到限制，保释条件极为苛刻，且定罪率极高。”这使得香港曾经备受推崇的法治基础受到严重侵蚀，公正审判的原则面临巨大挑战。

王松莲在报告中补充道：“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独特的文化认同，正因这种持续的政治压制而面临严峻考验。国际社会不应坐视不理，任由中国政府公然压制香港人民而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最后，人权观察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并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停止在香港的压制政策。

三、书评《中华银河帝国》：探寻现代中华帝国的隐秘形态

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 (John Keane) 和政治学家何包钢合著的新书《中华银河帝国：中国新世纪的财富、权力、战争与和平》在2024年发表。之后，该书因为用“帝国视角”看待中国今天在国际舞台扮演的角色而引发学界关注。

亚洲协会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家约翰·德勒里 (John Delury) 在网络杂志《China Books Review》上也发表了自己的书评。文章通过回顾历史的方式，支持了该书的观点。作者表示：“‘中国即帝国’的观念将长期存在。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将选择以何种方式行使帝国权力，以及太平洋彼岸的帝国将如何回应。”

书评截图

德鲁里的文章首先回顾了“帝国”这一概念在现代中国研究中被长期回避的历史。他指出，尽管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帝国传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官方的“反帝国主义”叙事以及国家相对贫弱的状况，外界很少将现代中国视为一个帝国。然而，随着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崛起及其全球影响力的扩张，这一观念正在迅速改变。

德鲁里认为，《中华银河帝国》一书恰逢其时，它不仅大胆地将当代中国定义为一个帝国，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银河帝国”，以描述其独特的、非传统的帝国形态。在文章的核心部分，德鲁里引用了该书的精彩论述，以阐明这一复杂而新颖的观点：

该书作者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称为帝国，他们写道：“如果‘帝国’一词指的是一个政体，其变革性力量在银行和信贷系统、资本投资、文化符号、治理安排和军事实力等方面远远超出其边界，那么无论其外交官、学者和官员怎么说，中国正迅速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帝国。”作者们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何种”帝国？他们的答案是：一个银河帝国。

这篇书评进一步解释道：“银河帝国”的比喻并非仅仅指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的雄心，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描述一种“后领土”时代的新型霸权。这种权力不依赖于传统的领土征服，而是通过构建庞大的跨国网络来实现。

书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是用具体案例来说明这种不断变化的霸权是如何运作的。例如，作者描绘了航运巨头中远集团 (COSCO) 如何通过租赁比雷埃夫斯、瓦伦西亚和鹿特丹等地的交通枢纽，将其庞大的船队与全球商业服务整合起来。当华盛顿用高墙和关税收紧美国边境时，北京却在倡导跨境互联互通和国际贸易。作者观察到：“流动的机动性正是中华银河帝国的通货。”

如果说中远集团代表了交通运输领域的银河帝国，那么科技巨头腾讯则讲述了中国“全球网络化数字通信媒体星系”的故事。书评作者引用书中一个绝妙的比喻，将微信（WeChat）形容为“一个掌握在掌心的帝国入口，它集银河帝国的蒸汽船、铁路、信号灯、电报、邮政、广播、电话和电视于一身”。

在文章的最后，德鲁里也提及了书中所指出的这种新型帝国的脆弱性，例如其在获取国内外民众信任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帝国未能赢得人心”。

总而言之，德鲁里认为《中华银河帝国》是一部极具启发性的“挑衅之作”，它成功地推动了人们对中国全球角色的讨论。他以一个发人深省的观察结尾：当今世界由两个都自认为是“大卫”的“歌利亚”（指体量巨大但都怀有受害者心态的中美两国）主导，这无疑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局面。

党卫军踢正步

近日，一则消息在引发广泛关注：

接连揭露陕西榆林小壕兔乡污染问题的艺术家坚果兄弟和郑宏彬，已被陕西榆林方面处以行政拘留20日的处罚，目前正关押在榆阳区拘留所。

而他们被行拘的事由是“寻衅滋事”。

这一事件犹如一颗石子投入舆论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使得公众对环保发声与法律边界的讨论持续升温。

知名自媒体 “水瓶纪元”确认了上述消息的真实性。

此外二人的家属还向“水瓶纪元”表示，他们对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被定义为寻衅滋事，并不认可，目前均已委托律师提交了行政复议材料并被接收。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此事，截至当前（2025年7月5日），权威官方或机构媒体都没回应或公开报道。

两人到底为何被拘，希望或有待官方进行权威确认。

郑宏彬（左）与坚果兄弟（右）

据公开资料显示，坚果兄弟，原名李巨川，是一位在当代艺术领域以独特视角和大胆行动而闻名的艺术家。

他虽然并非科班出身，却凭借对现实社会的敏锐洞察与深刻思考，在艺术界闯出一片天地。

2015年，北京雾霾严重超标，甚嚣尘上的报道深深震动了他。于是，坚果兄弟发起了备受瞩目的“尘埃计划”。

在接下来的100天里，他手提一台一千瓦功率的工业吸尘器，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每天花费4小时收集空气中的尘土和雾霾。

据统计，坚果兄弟每天能收集1000立方米的空气，100天下来，收集的空气量相当于6200人呼吸的空气量。

随后，他将收集的雾霾尘灰与红色粘土混合，在造砖厂烧制成一块标准的砖头。这块“雾霾砖”没有被放置在美术馆的聚光灯下供人观赏，而是被砌进一面正在整修的墙壁里。

彼时坚果兄弟表示，这样做虽然看似没有实际作用，但可以让更多的人思考空气污染问题，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警醒 。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曾有人想出高价买下这块“雾霾砖”，结果坚果兄弟直接要价一个亿，他笑言，如果真能以一个亿成交，就拿这笔钱去做空气治理。

彼时有评论认为，而这看似荒诞的回应，实则是对商业利益驱动下空气污染问题的有力讽刺。

与坚果兄弟并肩作战的郑宏彬，毕业于广州美院艺术史专业，曾是体制内美术馆的策展人。

相关的信息显示，郑宏彬是一个对艺术圈的封闭与腐朽深感不满的人，并最终成为社会介入艺术领域的重要推动者。多年来，郑宏彬积极参与各类社会议题相关的艺术项目，力求通过艺术的力量推动某些事情的改变。 

而此次事件的核心地点——小壕兔乡，位于榆林最北端、毛乌素沙漠南缘，地下煤、气矿藏丰富。

然而多年来，多家央企和地方国企的气井和煤矿在此开发。环境污染问题愈发严重。

据报道，气井放气时刺鼻的白色气体肆意排放，煤矿排出的黑水横流，导致当地井水发黄、泛油花，烧开后锅底残留浓稠刺鼻的黄泥汤；羊群大规模死亡，症状为发高烧、拉稀、尿结石；树木成片干枯 。

村民们对此苦不堪言，从2014年起就自发寻找污染源头，并向相关部门反映，但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坚果兄弟和郑宏彬关注到这一情况后，自2018年起便深入小壕兔乡，并发起了一系列社会性艺术项目。

2018年5月，郑宏彬作为策展人发起“九个发布会”艺术行动项目，邀请艺术家以“艺术即媒体”的方式介入社会议题，坚果兄弟应邀参与，启动针对小壕兔乡水污染的“带盐计划”。

据北青深一度曾报道，2018年，行为艺术家坚果兄弟将来自小壕兔乡的一万瓶生活用水，拿到北京和西安展览，引发广泛关注。

他们先是购买一万瓶矿泉水，在小壕兔乡把村民的日常饮用水换下，再把这些水运到北京798与西安展出“农夫山泉超市”展览。

据公开信息显示，整个买水、物流以及展览等环节，坚果兄弟自掏腰包花费了4万多块钱。一开始，村民们并不信任他们，甚至觉得他们的行为可笑，但随着项目推进，看到他们做事认真、踏实，还自己掏钱投入，村民们的态度逐渐转变 。

该展览引发极大公众关注，并最终推动了当地环保部门介入调查，涉事矿企停产整治，深水井与净水设施启动，基本解决小壕兔乡饮用水安全问题 。

值得一提的是，据澎湃新闻的报道，早在之前的2016年冬天，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举报称：

“小壕兔乡耳林村和史不扣村内的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大牛地气田，打气井后的化学原料污染水源，导致村民饮用水变质为红色且带有油性。”

随后在陕西省在转办该问题通报中称：大牛地气田打气井后，化学原料污染水源情况不属实，但承认大牛地气田大平探8#压裂液罐和返排液罐下方无围堰，压裂液罐和返排液罐下方防渗漏措施不完善，存在污染隐患。

在坚果兄弟和郑宏彬的推动下，据澎湃新闻报道，陕蒙交界地的三家煤矿：巴彦高勒煤矿、母杜柴登煤矿和门克庆煤矿，因环境污染问题频繁受罚。

据《南方周末》报道，内蒙古环保厅《关于小壕兔乡与乌审旗接壤处水淹信访问题调查情况的报告》（［2018］266号）中，2017年5月，母杜柴登与门克庆两家煤矿，存在向周边低洼地外排的行为，分别被乌审旗环保局处以10万元罚款。6月8日，因未整改到位，又被分别处以按日连续计罚290万元、190万元。

7月31日，乌审旗政府发布声明：对巴彦高勒、母杜柴登和门克庆煤矿矿井水存放、外渗等问题进行彻查，并各罚款50万元，对四名煤矿管理人员采取行政拘留。

相关报道显示，在环保部门对小壕兔乡多个村庄进行的水质检测中，多份水样铁、锰等指标不合格，才有了后来的多家企业遭到了罚款查处。

此后，他们还发起了一系列行动。如2018年7月7日，他们邀请乐队在小壕兔乡举行重金属音乐节，原本预计邀请100只羊作为现场观众，因为羊也是水污染的受害者，但最终在空旷的沙土地上做了一场无声的演出。

据公开的资料，当时没有观众、没有歌曲，只有表演形式以及乐器的声音，以此隐喻当时小壕兔乡的污染困境 。

当天，榆林市榆阳区疾控中心通报称，对小壕兔乡6个村11份生活饮用水进行水质检测，其中10份不合格，不合格项目为铁、锰等指标 。

一直到今年7月1日，网上曝出坚果兄弟及其合作伙伴郑宏彬失联的消息。

据知名自媒体“鸡蛋bot”引述网传消息称，6月30日，坚果兄弟在昆明与亲友失联，不知下落。

同晚，与坚果兄弟共同参与小壕兔环境污染公共艺术行动的策展人郑宏彬也在西安被带走，目前无法取得联系。”

据“鸡蛋bot”的文章提到，此前，笔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坚果兄弟与郑宏彬此次前往小壕兔乡，停留了一周左右，“主要是走访‘癌症村’情况，挂白旗（行为艺术），在小壕兔的时候都正常。”

文章认为二人此次被拘或与2024年8月的“吴彦荣寻衅滋事案”有关联。

公开信息显示，吴彦荣为小壕兔乡掌高兔村一村民，多年前即开始调查、曝光当地企业违规排污等问题。

他在2018年因小壕兔乡水污染事件与坚果兄弟相识——2024年8月23日，吴彦荣因陕蒙交界煤矸石路污染事件而遭行拘15日。

坊间也传二人被执行行拘的事由是“寻衅滋事”，涉及他们在小壕兔乡发起的两次社会性艺术项目：

一次是去年8月在全乡大量煤矸石路段上涂巨型“拆”字，反映多家风电巨头企业涉嫌违法使用未处理的纯煤矸石铺路，表达村民治理污染、修水泥路的诉求；

另一次是今年6月在小壕兔村6组，给一群羊绑白旗，反映住户紧邻四处天然气井，近五年来癌症、脑梗、心梗等重症疾病患者呈多发趋势，27户常住居民中已有7人死亡，15人患病 。

据二人家属透露，他们对案件事实没有异议，但对被定义为寻衅滋事并不认可，目前均已委托律师提交了行政复议材料并被接收 。

值得一提的是，据报道在坚果兄弟和郑宏彬被带走前，与两人多年保持联络的小壕兔村6组村民遭搜查手机和问话。该村民称，办案人员谈及两人行动“损害政府形象”，询问他的看法，他直言道，“他们是为我们发声的，从内心来说特别感谢人家”，并反问乡和区政府互相推诿不作为 。

对于坚果兄弟和郑宏彬被拘事件，有律师表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寻衅滋事行为是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 。但坚果兄弟和郑宏彬的行为，是基于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和推动解决的目的，通过艺术项目来引发社会关注，并非无端生事。

律师还表示，他们的行为没有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反而有助于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促进公众对环保问题的重视 。如果仅仅因为曝光问题、推动解决问题的行为就被认定为违法，这无疑会让公众对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边界产生困惑，也不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进步 。

此次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在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公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和监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

有评论认为，艺术家以独特的方式发声，将环境污染问题以更直观、更具影响力的形式展现给大众，其初衷是积极的。但在法律层面，如何界定这种环保发声行为的合法性，如何在保障公众监督权和维护社会秩序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 。

声明：本文资料参考了澎湃新闻，北青报，南方周末、水瓶纪元、鸡蛋bot以等公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