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语 2025.8.20
要看那啥啥的小本本上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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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起发生于中学生群体的杀人事件,震恸社会。
2025年7月6日,云南曲靖一名14岁男同学以送回家为名,放学路上试图性侵同班15岁女生,未遂后杀人。而在两个多月前的深圳,14岁的初中生潘某优也在自家单元楼门口遭同班同学钟某川连捅26刀,不幸身亡。
事后钟某川坦言,杀害潘某优是由于嫉妒她成绩优异。
2025年4月8日,14岁女孩潘某优在自家小区遇害的当晚,居民们得知的第一个故事,是由凶手讲述的。
晚上19点25分,一位母亲在小区业主群中发问:“刚我儿子救的那个小孩怎么样了?他手筋被割断,那人跑了。”在追问下,她讲出儿子的叙述:有人在小区持刀杀人。男孩听见“救命”,上前救人,因此负伤。凶手穿黑衣,行凶后离开。
“真是英雄少年,好人有好报。”群聊中,震惊与夸奖的消息一齐弹出。居民们质疑着保安、监控、有缺口的围墙,称赞男孩为“小英雄”。
在消息引爆群聊前的半小时,潘某优的母亲曾华(化名)在四楼的家中,的确听到楼下有人呼喊。“有人晕倒了!”声音来自一楼的一位邻居。她心里一紧:“不会是优优吧?”
曾华立即叫丈夫下楼,自己急忙去翻巧克力。她知道女儿潘某优有低血糖,担心是孩子饿了,晕倒在楼下。
夫妻俩一同赶到现场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血泊。
借着邻居手机的照射灯,曾华看到,穿校服的女儿倒在楼外车道的斜坡上,距离单元楼不到5米,头朝下,血从头顶逆流,覆盖上身,眼睛翻白,瞳孔放大。
血泊盖住了沥青路上的白色转向箭头。尝试用邻居给的毛巾为女儿止血时,曾华发现,女儿的血已经流干了。
第二天下午,曾华从有关部门得知,凶手正是案发当晚被称为“小英雄”的那个男孩。
男孩名叫钟某川,15 岁,住在同一小区,和女儿就读于当地的同一所中学,是同班同学。女儿是被钟某川连用26刀刺杀而死。其中一刀扎进脖子的动脉,造成大量失血。
图|潘某优回家的路
在行凶后的第一时间,15岁男孩手上带血,回到家中。而后,人们听到了这个救人的故事。故事很快被调查拆穿。钟某川在当晚被捕。
曾华还得知,男孩在被捕后陈述了自己的杀人动机:他妒忌潘某优成绩好。
曾华无法接受这个答案。
女儿潘某优的确优秀。2010年,曾华和丈夫人到中年,经历过种种磨人的检查和治疗,才如愿生下一个女儿。他们视女儿为天赐的礼物。
女儿出生后,这份感激的心情与日俱增。在母亲眼中,潘某优“从小都不需要操心”,朴素、乖巧、秀气。小时候,潘某优每个月上六门课外班,弹钢琴,一共一万多元,花掉了王慧敏的所有工资。
14岁时的潘某优,已经长到1米65,人瘦,体重只有76斤,但五官大方,眼神灵动,脖子细长。母亲时常拍摄记录女儿日常的视频,画面中,潘某优缠着爸爸的手撒娇,活泼可爱。
在学校,初中老师对潘某优的印象和母亲一样,“安静乖巧,学习刻苦,是有上进心的好学生”。曾华还知道她与同学们关系融洽,课余时喜欢和伙伴以“兄弟”相称,俏皮又亲近。
曾华了解世情复杂。她预想过潘某优在学校会被男孩喜欢,所以故意不教女儿打扮,不希望女儿太突出。
图|穿校服的潘某优,摘自微信视频号“潘予优妈妈”
“她从来没有怨言。”曾华反复说。无论是穿着打扮、补习班,还是父母安排的额外学习任务,女儿都接受。她的懂事,让曾华既心疼,又更加想给她更好的。
这样的女儿,曾华无法想象她有什么遭致巨大恶意的由头。
她反复思考男孩动机陈述中的那两字。妒忌就会杀人吗?妒忌能使一个未成年男孩向同班同学砍下26刀吗?
案发当晚,小区物业人员发现,钟某川一家连夜搬走,不知所踪。
曾华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钟某川,是在三年前,初中开学时。男孩一米七多的个子,身形瘦高,看上去内向。接触过钟某川的人,印象和母亲类似:他在人群中显得沉默寡言,有点平平无奇,“ 一般人不会特意注意到他。”
在班级集体照上,钟某川独自坐在班级的最左边,和一旁同学有道明显界限。所有人的身体和脸朝向一侧时,他朝向另一侧。眼睛眯着,有点吊梢眼。
据小区物业介绍,钟某川一家在2019年搬入这座小区,并在这购置了两套房。在曾华记忆中,钟某川一家的家境也不算差。男孩父亲在上海做IT相关工作,母亲在深圳本地从事财务,两人常年忙碌。
在学校老师的印象里,钟某川与周围人鲜少来往。男孩在学校成绩平平,全年级九百余名学生中,常排在七百名开外,升入高中难度较大。老师经常单独辅导他的功课。辅导时,他的反应显得有点木讷,除了轻声说“谢谢”,就是点点头。
一位老师看过钟某川的语文作文,“干巴巴,缺乏情感,能看懂。”满分 120 分,他的分数常年维持在 80 分上下,在校里属于B档。
相比之下,同班的潘某优成绩常在90分以上,属于A档。
老师很少看到两人交流。钟某川个子高,总坐在后排;潘某优则在前排。在曾华的印象中,女儿回家后,也从未提起过钟某川。
但一位老师曾在同学们的口中,听到过一个不一样的钟某川。这个平素看起来安静孤僻的男同学,在进入初二后,性格好似发生了变化,开始越发频繁地展现出恶意。
恶意从交往的细节中显露。一次课间,同学A不小心把水洒到钟某川桌上。A 看见他的脸立刻阴沉下来。随即,钟某川把A的书包摔在地上,猛踩一脚。
同学A到老师处告状。钟某川得知后,在课间再次找到A。他死死掐住了A的脖子。班级同学见状,上前阻拦。直到数位同学一起拉开他,钟某川才停了手。受到惊吓的同学A,后来的一整天都不敢吃饭。同学们在转述时提及对钟某川行为的后怕,“再晚几分钟,那个同学可能就要窒息了。”
升入初二的钟某川,在同学眼中变得冷僻而充满敌意。对视时,有人常能捕捉到他恶狠狠的眼神。一次,有同学只是无意间冲他笑了笑,他便威胁说:“毕业时,我一定会杀了你。”
学校曾组织过心理调研,没有发现钟某川有明显问题。在老师的回忆中,钟某川的父母也极少参加家长会。
后来,曾华从另一个女同学B的父亲那,得知钟某川行凶前,和女儿最后一次相处的细节。
4月8日星期二晚上,学校放学后,潘某优和钟某川,以及女孩B一起,坐上这位父亲的车。
从初一开始,由于住址相近,潘某优与钟某川、钟某川姐姐和女孩B,四个小孩一起,由潘某优父亲、同学B父亲轮流接送。
那是一辆四座 SUV。通常,钟某川坐副驾驶,三个女孩挤在后排。初二时,钟某川姐姐升入市重点高中,车里只剩三个孩子。
出事的那天晚上,钟某川上车前,对女孩B的父亲喊了一声“叔叔好”,随即坐上副驾驶,再没有说话。从学校到小区,车程12分钟。
期间,在后排,潘某优小声对女孩 B 说:“物理没怎么考好,怕回去要被爸妈说。”女孩 B 安慰了她几句。男孩坐在副驾驶,全程沉默。
几分钟后,车从主干道右转上坡,驶入小区,入门后左转,停在上坡路的第一个分叉口处,女孩父亲放下三个孩子。
女孩B的家就在岔路前;潘某优和钟某川则需再走几米,从第二个岔口分开。
上坡路的尽头,潘某优从左侧绕去单元楼的正面。
短短的一段窄路,隐蔽无人,一边是一楼住户的窗户,一边是开粉花的灌木丛和小区外墙。
路上,二楼的一个男性住户在潘某优身前几步远,先于她推门进了楼。这时本该回到家的钟某川,突然从另一侧绕路出现,追上了快到家的潘某优。
4月8日晚上7点左右,小区1楼的住户王晓娟(化名)站在厨房,突然听见窗外传来几声闷响,像皮球落地。
王晓娟的窗户正对潘某优的单元楼前。她看向窗外,夜色中,好像一个男孩用手在“拍打”女孩。接着,她听见女孩喊:“救命!救命!”
她立刻朝窗外大喊:“你为什么打人?你不准打人!”声音震住男孩。他猛地又狠打两下,转身跑走。事后王晓娟才知道,天色灰暗,她没看清男孩手里的刀。
王晓娟急忙出家门追赶,绕过单元楼前的小路,看见他沿着下坡路跑远,身影很快消失。王晓娟追不上,叫人报了警。她重新跑回楼下,才看清血泊里的女孩——是邻居曾华的女儿。
她仰头向楼上大喊:“4楼的快下来,你女儿被打了!”
女儿死后,曾华想过很多个“如果”。
潘某优遇害那天,曾华比往常早回家了十分钟。前一天,她在网上买了一个空气炸锅。那晚下班回家,她拆了快递,满怀期待,计划晚上给女儿做炸排骨。邻居的那句呼喊,她误听为“有人晕倒了”。
“如果那天我晚十分钟回家。如果当时我守在阳台上眺望你回家。如果我就在楼下。”曾华想象,自己怎么做可以避开女儿如今的命运。这些“如果”一直追溯到三年前,和钟某川一家初识的那天。
女儿刚升初中时,学校在家长群中收集学生们的家庭住址。曾华发现,有个男孩和自家住在同一小区。
曾华主动联系上对方,在交谈中才得知,钟某川和潘某优早在小学,就做过三年的同班同学。但此前她从未听女儿提起过他。
正式开学前,钟某川的母亲提出,两家人住得近,自己有驾照,但不敢开车,想请潘某优的父亲顺路一并接送孩子。
曾华同意了。她想,只是多一个座位,没什么大不了。后来,为表示感谢,钟某川父母偶尔送来水果和腊肠,通常只是把东西放在门口,按响门铃便离开了。
三年来,钟某川一直和潘某优乘同一辆车上下学。在得知凶手身份那天,曾华的第一反应是自责。如果自己三年前没有搭讪男孩母亲,如果自己没有顺势答应接送男孩,是不是就不会有女儿的如今?
与人方便的善因,招致最大的恶果。曾华始终不解:自己好心帮忙接送钟某川,为什么他却要向女儿下手?
对曾华来说,来之不易的潘某优曾是一家人生活的中心。女儿出生后,她的全部生活围绕女儿。丈夫放弃打工,自己开了一家小模具工厂。收入虽然不多,但时间更自由,可以随时接送、陪伴女儿。
得知同小区的男孩和女儿同班时,曾华作为一个满怀爱意的母亲,向女儿的同学释放善意。也许,她还希望能成为女儿的模范,躬身行善。
曾华走不出哀恸。女儿好像仍停留在她的生活里,她不放手。仍有许多种女儿的联系方式供她使用,例如做梦、烧纸、遗物,还有她的旧手机、微信、同学录、抖音点赞。
登录女儿的微信,曾华看见同学们的消息,从出事后一两天的不可置信,到随后的缅怀。有一个同学在朋友圈玩游戏,点赞后得到发起人的一句印象评价。曾华忍不住用女儿的微信点了赞。
同学回复了她,“一个很好很好的女孩。”
女儿去世的第3个月,曾华连笑都不敢。忘记悲伤,于她像是背叛。最近她第一次微笑,是看着面前的年轻女律师,失神在幻想里:优优长大后也会这么美丽,在自己的工作中出色。
当面聊天的间隙,曾华突然说,“我女儿的手跟你一样,也是细细长长的。”她找出女儿的照片,“你看,是吧?又细又长,她真的很会长。”
她每天睡在女儿的房间,钻进她的蚊帐,抱着她的被子。那块薄被是女儿在幼儿园时就盖的,到中学,变成了每晚抱着入睡的情感寄托。王慧敏记得,有天女儿跟她炫耀说,“我有小被被,妈妈你没有。”现在,它变成妈妈的了。
图|潘某优和母亲的搞怪照
从4月开始,曾华关注社会上的伤人案件。最近一条新闻格外令她难过:7月6日,云南曲靖,15岁的女孩被同村14岁男同学在放学回家途中杀害。她想,自己长大的80年代,孩子们很单纯,是不是今天的未成年,摄入信息多,心智早早就成熟了。
事发之后,曾华没再见过钟某川一家。有人传播,潘某优遇害,是因为与钟某川曾有恋爱关系。王慧敏坚决否认这种可能。在家中,她感觉女儿有任何事情都会和父母交代。即便有三年的接送往来,他们也从未听女儿提起过钟某川。她认为女儿优优和钟某川是两种人,在学校,两人坐得也远,更不会有什么交集。
曾华心中始终有一则善恶的衡量:初三的女孩、男孩,成绩的好坏,早夭和漫长人生…… 尽管只用“恶魔”和“恶魔家属”代指凶手,曾华不愿讲男孩的坏话,只说,“女儿在我心里,我真的想不到她哪里不好。”
曾华选择用传统的方式处理优优的身后事,放焰口、超度。
超度是为了消灭苦业。曾华希望,女儿去到另一个世界,不再疼痛。26刀之后,女儿毁了容,眼睛一直睁开着。女儿身受的痛苦,是曾华忘不掉的。对老家93岁的爷爷,曾华夫妇始终没敢开口女儿的近况。
女儿走后,曾华已不吃肉。小时候农村家里杀鸡,父母叫她抓着腿,然后把鸡脖子的毛拔掉,一刀割脖子放血。女儿身上的26刀中,也有一刀深深扎进脖子的动脉,造成大量失血。从此,每一块被杀生的肉,都好像是自己女儿的肉一样。
曾华和丈夫每天回家,都会经过女儿遇害处。8月的一晚,曾华出门,经过死亡现场,想起在4月春天,道旁草丛里有小鲜花开放。
此时,草地和车道都干净了。钟某川杀人后,他家从小区搬走。曾华不想搬家。她说,优优虽然在这里去世,但是她的记忆也都在这里。
有一晚,曾华又梦见优优。女儿说:“妈妈,你骗了我。”她很看重女儿托梦,女儿说冷,她就买新衣服烧过去。女儿说被骗了,骗什么了呢?
曾华想起来,她对女儿说过,“好好读书,现在辛苦十几年,以后有五六十年的生活享受。”生活并非简单的付出与回报。有时善有恶报,她和女儿都被骗了。
在美国的罗德岛,有一位老人,他的面孔很多人都熟悉。白发,眼镜,法袍,笑起来带点顽皮。他坐在一间不大的法庭里,处理的案件,大多不过是停车罚单、超速记录。但就是这样一位地方治安法院的法官,却因为他的温情、幽默与善意,被世界记住。
8月20日,他走了。享年88岁。家属在讣告里说,这是在与胰腺癌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后,安详离世。他的临终遗愿,是希望世人“努力给世界带来多一点温情”。
他叫弗兰克·卡普里奥,很多人更习惯称他为“世界上最温柔的法官”。
人们记得他的法庭,不是因为审理了多么重大的案件,而恰恰是因为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
有人带着罚单来求情,他会请孩子走上法官席,让孩子来决定母亲的命运。当那个孩子怯生生地说“妈妈正在找工作,没有钱交罚款”时,全场破防,包括他自己。他起身握住孩子的手,赞赏他的懂事,勉励他照顾好妈妈和姐姐,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也有人走进来,本以为只是又一件普通的罚单,却在讲述之后,突然真诚地说:感谢您拯救了我的人生。原来那人二十年前是个不良少年,在卡普里奥的鼓励下弃暗投明,成了卡车司机,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否则,也许早就死在街头的某个夜晚。
这些故事,让人们发现法律并不只有冰冷的一面。在卡普里奥的法庭里,正义与仁慈从不矛盾。罚单可以撤销,但善意不会缺席。
他之所以能这样做,并非偶然。在一次采访中,他讲过一段往事。他的祖父是意大利移民,因为斗殴被关进监狱,奶奶英文不好,只会急切地说:“不要坐牢。”他的父亲还只是个孩子,当时陪在身边。那位法官耐心安抚,说你丈夫是个好人,只是在监狱过了一夜,我现在让他回家,继续养活你们。那一刻,他的父亲铭记在心,并把这个故事一遍遍讲给儿子听。于是,当卡普里奥也成为法官时,他以那位素未谋面的法官为偶像,终生践行“以柔化刚”的精神。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被反复六次任命为普罗维登斯市的首席法官,为什么他的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从地方电视台播到YouTube,意外爆红,拥有超过290万订阅,近5亿播放量。人们愿意一遍遍看这些小案子,哪怕只是停车罚单,因为在其中,他们看到的是一种被遗忘的温度。
卡普里奥退休于2023年,那一年他已确诊胰腺癌。即使病痛缠身,他仍录制视频,向公众致谢。去世前不到一天,他还发布最后一段视频,对着镜头轻声说:“请记住我。”
很多人说,他重新定义了司法的温情。普罗维登斯市长宣布将以他的名字设立公益法律基金,以延续他的精神。但其实,最好的纪念,或许是人们记得他所传达的那句话:正义可以宽容,法律也能温暖。
卡普里奥的一生,始于1985年走上法官席,终于2025年安然辞世。40年间,他留下的,不是冷冰冰的案例,而是一段段温柔的人情故事。
法律常被理解为冷酷的秩序,但他的一生说明,在制度的缝隙里,仍能留下体恤与善意,而那才是真正能让人铭记的力量。
8月上旬,北京突然宣布五环外购房不再受套数限制。这对很多来自北京购房者而言,意味着环京地带的吸引力进一步减弱。
隶属河北廊坊三河市的燕郊镇,是这种变化的直接承受者。距离北京中心地带(东三环CBD)仅35公里的小镇,在2010年前后迎来外来人口涌入,如今人口已逾百万。
燕郊曾被视为环京最有潜力的区域。2010年,北京房价上涨,燕郊的楼市也随之膨胀,住宅单价突破万元。201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确定通州,大批投资客涌入,房价从年初的8000飙到3万多。2016到2017年,是燕郊楼市的最高点,临近2017年“317限购”出台前,个别楼盘已接近4万。那是一个人人都觉得“买了就会涨”的年代。
十年里,有人坚信“燕郊早晚要并入北京”,有人押宝“地铁很快就建成”的好消息,还有人笃定“房价还会继续翻倍”。这些传闻从售楼处流向朋友圈,真假难辨,却被买房人当作心理支撑。
对这里的很多人而言,燕郊有种“留在北京”的幻觉。也正是这种幻觉,把他们一步步推到进退两难的境地。
从燕郊望向北京东三环中央商务区
Evan是燕郊最急切想迅速抛掉房产的一批人。
他是70后北京人,十年前拥有多套房子,几乎是那个时候“成功人士”的标配:“社会氛围不断提醒你,如果没多挣几套房,这辈子就算失败。”
2017年,他和哥哥抱着炒房的心态到燕郊考察,正好赶上楼市火热时期。
当时销售大厅里人山人海,北京的50后、60后甚至组团来三河、永清、张家口、唐山看盘。有一次Evan从燕郊小区门口坐814路公交上高速,半小时就到国贸的体验,让他开始坚信燕郊的未来。很快,他买下了福成四期的一套两居,66平米,总价180万。
同一年,他在珠海接着买下了一套总价235万的房子,“珠海气候舒服,以后没准可以养老用”。包括在北京五环外的自住房,他身上背着三套房子的贷款。
现在珠海的房子缩水70万元,唯一的安慰是出租后每月有3600元租金。相比之下,燕郊的房租只能拿到1000元。
房子没人买,焦虑也在累积,压力之下,他的投资判断开始出现失误。今年3月,他冒险加杠杆买了多支期权股票,结果一个月就赔了260万Evan不得不承认,时代确实变了。从去年开始,他所从事的钢琴教培行业开始崩盘,今年已经濒临清盘。钢琴代表高雅品味,象征社会地位,但是钢琴“不仅费钱,还费妈,还有多少人有钱、有心力去培养孩子弹钢琴?”
Evan现在靠爬山和健身来缓解焦虑。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年轻人抱怨“买房亏了八十万、一百万”,就会自嘲一样回复:“我赔两百万起步,股票还赔了两百多万。我说什么了。”
河北燕郊的一处小区
80后东北女孩倩倩,2018年来到燕郊落户安家,很快无法适应去北京通勤的锉磨。刚开始,她的工作单位在东直门,每天从小区乘公交到国贸,再转地铁。后来单位搬到北京房山,她干脆每周一带着行李住在公司宿舍,直到周五才回燕郊。
不过倩倩选择继续留在燕郊。她当年八十万买的房子,挂牌价只剩二十多万,即便卖掉,也未必能收回当年的首付款。
她觉得损失几十万以后,小区里很多90后北漂已经没有多余的钱和精力“去倒腾别的房子”。
倩倩的处境,正好折射出燕郊的变化:留在这里的人被困的更深了。
最近两年,燕郊的处境更显微妙,本就低迷的二手房市场更加冷清。以往,房东还能指望北漂租客填满小区,如今因为“逃离一线”和通勤成本过高,空置率显著上升。
对很多留在燕郊的人而言,房子既卖不掉,也租不出去,不如留在这里。
2021年6月,北京市轨道交通22号线河北段在三河燕郊正式开工,将在燕郊设置的5座地铁站,这成了倩倩唯一的希望,但开通日期又延期到了2026年。
燕郊买房,曾经成就了很多北漂夫妻的安家梦。
2016年,因为买不起北京的房子,文子和当时的未婚夫在河北香河买下一套170万的期房。考虑后续升值的可能性,她又在2017年入手了燕郊最有名的楼盘“首尔甜城”。
这是一套小产权公寓,51平米一居室毛坯房。她花80万全款拿下这套房子,那年,燕郊房价冲上高点,她坚信“离北京更近,总会有升值机会”。
到了2025年,这套房子的挂牌价是25万。在房市挂了三年,也无人接盘。而他们在河北香河买了那套总价170万元的房子,也在今年降价120万,以49万卖出。
同样是2016年,硕士毕业的蘑菇正和男友谈婚论嫁。她是北京人,男友来自山东,两人手头积蓄不多。结婚前夕,男友看中燕郊一套90平米的两居室,作为婚房,两人花120万元买下。
几年后,两人离婚。跟婚姻破碎一起来的,还有房价。蘑菇急着把这套房子卖掉变现,好不容易等到买主,约定以105万元成交。最后关头,买家觉得房子价格还没跌到底,选择了放弃。
北京放开五环外限购政策后几天,蘑菇下定决定再次降价卖房,“能卖就卖,差个几万不重要”。最终,她以93万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一对年轻夫妻。
成交那天,北京下着暴雨,通过了进京检查站后,蘑菇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离开了。
“还有没有别的人生?”
燕郊一房产销售大厅里的地图
在燕郊生活通勤北京的这十几年里,文子慢慢发现地图上的三十多公里,现实中却是没完没了的奔波。
早高峰,检查站就能让人堵几个小时。特殊时期最长要排队三五个小时才能进城。2019年,北京对外地车实施进京证制度,每年最多84天,她和邻居们精心设计的拼车方案彻底泡汤。
朋友圈里充满“进京攻略”,有人买电动车骑到地铁口,再换乘地铁,可最后连电动车的路也堵得走不动。
2021年,频繁的封控彻底击垮了她。为了准时上班,她和丈夫不得不搬到东四环临时租房。房子在燕郊,人却被迫离开。可即便如此,燕郊的房子依然在那里,像一道锁,让他们无法抽身。
今年32岁的文子开始自问:曾经认同的那种生活,是否值得过?
燕郊生活的种种细节,也在不断侵蚀她的信心。每年夏天,暴雨几乎必然淹没街道。有一年水漫到胸口,她花十块钱坐铲车的车斗才过街。
她在燕郊医院看过一次牙,不满意,又特意跑到北京就诊。她担心父母老了,自己老了,是不是还得往北京跑?
在经历了这一切后,文子把手里的现金流攥得更紧了:“很想去云南旅居,或者去南方不同的小城感受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人生。”
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是文子想再拼一把的动力,她不想让他像自己一样,因为户口问题只能在河北参加高考。
文子甚至想过去天津买学区房,但那里房价已经炒到5-10万/平米。她摇了摇头低声说道:“十年后再说吧。”
被敬称为“法官爷爷”的卡普里奥,因病去世。官媒自媒都在发文。
不过遗憾的是,各家只把目光聚焦在卡普里奥的“人性光辉”,却忘了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看到了卡普里奥的“人性光辉”?
卡普里奥于1936年出生在意大利移民家庭,父亲是杂工(有媒体说其父是送奶工,其实他爸爸什么都干,送奶送报卖水果,有工作机会就做),母亲无业。据说,卡普里奥10岁左右就给其父打下手,期间时常受到帮派分子或腐败警察的刁难。卡普里奥经常被父亲提醒:“如果你不想重复这样的生活,不想被人欺负,就要考上大学。”
一些官媒或自媒,不约而同地写道,是幼年的经历,令卡普里奥学会了对他人的共情。
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也只能说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少时贫寒,堕入帮派的人,大有人在。出身寒门,实现阶层跃升之后便全力切割过往的人,同样大有人在。
所以,在我看来,家庭并不是唯一的“人性”之源。
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卡普里奥考上了大学,半工半读地完成了学业(期间还曾入伍服役),毕业后做了几年律师。
卡普里奥在律师执业期间,即积极参与当地的参政活动,曾担任罗德岛州议会议员,后被任命为普罗维登斯市政法院法官,直至2023年退休。
单纯看卡普里奥的业务履历,在他数十年的法官生涯中,几乎未处理过重大刑事、民商案件。即便他升任首席法官,日常处理的依然是交通违章、轻微违法。打一个不准确的类比,他的工作,有点像公安机关的“法制”。
可就是如此琐屑的工作,卡普里奥却能够让全世界看到真正的”法治精神“。
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重点——看得见的司法过程。它包含两个内容:“司法化”和“看得见”。
欧美国家,搜查司法化,当事人和律师可以向法官提出异议。而我们呢?局长盖个章就ok了。
逮捕司法化。当事人和律师也可以向法官提出异议。而我们呢?多数情况下,只收书面材料,也只回复书面材料。全程见不到人。
羁押司法化。是关着还是取保(欧美叫保释),当事人和律师同样可以向法官提出异议。我们这边,同样是交几张纸,见不到人。
以前写公号,也提到过我违停的事情。二环堵得一动不动,好不容易找机会下了辅路,我说从平安大街绕一下。因为堵的时间太久,实在憋不住,看到路边有个公厕,我就去小便了一下,前后三两分钟时间,出来就是一个违停。
还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发动机警示灯闪烁。为了避免主路突然趴窝,我把车开到路边,熄火,重启,发动机警示灯不闪了。为了确认车辆安全,我再次熄火,空挡踩了两脚油,发动机警示灯依然不闪。于是,我开车走人。整个过程也就三两分钟。又是个违停。
当然,说我违停,我认。确实停了。
但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提复议?我是律师,我很清楚这个流程。等啊等,然后就给你书面驳了。压根见不到人。
再行政诉讼?一排又是还几个月。
你会发现,我们这边,想见个人,当面说说自己的理由。
好难啊。
都说“天理、国法、人情”,可连面都见不上,何谈“人情”?
为什么卡普里奥一听异议者急着给孩子送药,就免了处罚?因为面对面更有利于准确判断,形成心证。
中国诉讼文化中也有“五听”——言语(辞)、表情(色)、呼吸(气)、听力(耳)、视觉(目)。一个人说话的表情、语气、用词,能够直接影响裁判者的判断。而我们这边的很多事情,都是行政化、职权化的,很难有面对面的机会。
靠着几张纸,就认定了异议人到底是真的具备正当事由,或是巧言令色。
如梦如幻啊。
而相比于“司法化”,更重要的是“看得见”。
卡普里奥之所以能够被世人所知,源于他常年庭审直播。
当地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叫《人民法庭》,自2000年开始即持续直播卡普里奥的庭审实况。社交媒体兴起之后,在电视台的基础之上,《人民法庭》又开通了网络账号,播放卡普里奥的庭审。2018年,《人民法庭》节目进入全国联播,连续三年(2021-2023)获得日间艾美奖提名。
没有庭审直播,外界是不可能知道卡普里奥的,更不可能感受到卡普里奥的“人性光辉”。
也许,没有庭审直播,卡普里奥依然是一个好法官,但他所能感动,一定只限于法庭上的亲历者。而有了庭审直播,“人性的光辉”就照耀了全世界。
卡普里奥不是法学家,手中没有最高法院的权柄,更没有处理过辛普森案式的重大案件。
以我们的世俗标准,卡普里奥的工作好low ,职业生涯简直就是loser.
卡普里奥之所以能够成为令人尊重的“法官爷爷”,除了其自身的“人性”,更重要的,是司法化和镜头。
“司法化”,让公众与办案机关有一个相对对等的辩论机会。
“看得见”,如同抬头三尺有神明,自然就形成一种监督和促进,让镜头前的人,更多地表现出好的一面。
我们总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卡普里奥就是最好的案例。
然而,我们的庭审直播,反而越来越少了。
追念卡普里奥的时候,不要进入个人感动的误区。
法律应该是惩罚还是教育?
在美国罗德岛首府普罗维登斯市,Frank Caprio (弗兰克·卡普里奥)法官用一生给出了答案。
作为市政法院的首席法官,他从1985年拿起法槌到2023年退休,始终坚持法律,也可以有温度。
弗兰克和父母
1936年,美国处于二战前的大萧条时期,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迎来了家里二儿子,弗兰克。
虽然并不富足,但一家五口却在一间热水都没有的小公寓中,创造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父亲是一名送奶工,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即便在冷到连话都说不清的寒冬,他也坚持4点起床工作。
有时,他会带着儿子们一起出去送牛奶,希望通过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努力工作和接受教育的重要性。
10岁的弗兰克跟哥哥一起送牛奶
公司规定只要2周客户没有支付账单,就马上停止送牛奶,但父亲不但没有停止,只要知道那一家有孩子,他还会掏出自己不多的钱来帮助他们。
不善言辞的父亲,就是这样用行动来告诉孩子们,什么叫做同理心。
也许家中老二都比较敏感醒目,弗兰克在课余,会通过打各种零工补贴家用。
也因如此,他在学生时期就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也会像父亲一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弗兰克和父亲安东尼奥(左)
一个寒冷的冬天,一家人像往常一样来来到澡堂洗澡,伴随着升腾的热气,父亲突然对弗兰克说:
「你如此健谈,有天一定会成为律师帮助到别人,但一定要记住,不能向穷人收费!」。
那一刻,弗兰克仿佛从漂浮的热气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成为一名律师。
弗兰克(中)、父母(左右)和家人们,弗兰克一直视父亲是自己英雄
意大利移民潮时期,弗兰克的爷爷拖着10个孩子来到了美国,一大家子靠着祖父维持生计。
一天,改不了意大利人暴脾气的祖父,在打牌时跟朋友发生了争执进了警察局。这可急坏了人生地不熟,还不会说英语的奶奶。
在庭审时,爷爷刚被带出来,奶奶就激动地站起来,边从兜里翻钱要塞给法官,边用意式英语说:No Jail!No Jail!(不要坐牢)。
本以为法官会大发雷霆,没想到他却反过来安慰奶奶说:
「你的丈夫是一个好人,昨天只是犯了一个小错误,我现在准备送他回家,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为你们的家庭努力工作了,请回家后不要太难为他。」
这位温柔的法官,深深地影响了弗兰克父亲,也同样影响到了日后弗兰克的法律理念。
1985年,他成为了一名法官,3次被评选为美国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政法院的首席法官。
父亲当年说的话,他也牢记于心: 「直到现在,我也没向穷人收取过费用。」
律师时期的弗兰克
弗兰克法官
成为法官后的弗兰克,才会对孩子们「情有独钟」,甚至会让他们决定给父母什么样的惩罚。
「他们很诚实,也会给我很好的答案,如果我面目可憎,凶神恶煞地要求他们的父母支付本就不可能支付的钱,这会给孩子们余生的创伤」。
他会让被告的儿子坐他腿上参与审判,让孩子不会对法庭感到恐惧。也会他们亲自给父母「定罪」。
2017年,电视台将弗兰克的庭审制作成了节目《Caught in Providence》,80岁的弗兰克法官突然爆火。
对于他的判决方式,观众众说纷纭,有的网友认为该法官这样做让法律失去了威严性,但更多人认为法的重点本就不是惩罚,而是教育。
有健全的法律,执法人员依法行事,这都是一个国家法治社会的体现。
正如弗兰克爷爷遇到的那位法官一样,弗兰克也用自己的睿智作出了最正确的裁判。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可以随意拿总统、权贵开涮,却唯独尊敬法官的原因。
96岁老人载患癌残障儿子查血超速被诉,弗兰克法官不仅撤诉,还真诚地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正如有个网友所说:
「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就应该是这样,立法机构按着人民的意志制定完备的法律,执法机构按照法律规定依法行事。
在最后司法人员让法律的严谨和人性的光辉得到最完美的平衡,使得本来严谨的法律,最后却能使人民从内心的尊重,且带着温暖!」
相信被那些被弗兰克免罚违规者,在之后的生活中一定会更加遵守法律,因为他们从内心真正对法律虔诚。
弗兰克法官在Tiktok上分享自己对彩色袜子的热爱,还整理了一套特有的穿搭理念
2025年8月20日,弗兰克·卡普里奥法官逝世,享年88岁。
在生命的最后,他依旧那么有能量,笑容灿烂、声音洪亮,他用温柔与同理心,给全世界上了一堂最重要的法律课:
谨以此文致敬弗兰克·卡普里奥法官,法袍下的诗人,是黑暗中的光明。
他留下的不只是判决,而是一种信念。法律的意义,不只是惩罚,而是教育;不只是约束,而是温暖。
背景新闻:中国大规模断网!HTTPS流量全面中断一小时
2025年8月20日凌晨00:34至01:48(北京时间),持续约74分钟。中国全国范围内,境内外双向443端口流量受到干扰,导致大量国际网站(如苹果、特斯拉、必应等)以及依赖HTTPS的跨境服务无法访问,VPN连接也受到影响。
防火长城(GFW)疑似对TCP 443端口实施无差别封锁,通过注入伪造的TCP RST+ACK包中断连接。封锁设备指纹与已知的GFW设备不同,可能是新设备或配置错误导致。
封锁仅针对443端口,未影响80、22、8443等其他常见端口。
有网络安全专家分析,这可能是一次防火长城的技术测试或网络防御演习,特别是在北京9月3日阅兵临近的背景下。测试可能涉及新设备或新配置的启用,但也可能因配置错误导致意外中断。
以下是一些网友发布在推特平台的观察:
@whyyoutouzhele:8月20日0点34分左右,中国防火长城GFW突然开始屏蔽所有的境外443端口流量(也就是https访问)包括苹果,特斯拉,必应等网站流量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甚至完全的干扰或阻断。1点30,开始双向屏蔽所有443端口流量。1点38分,部分大公司开始恢复。1点50分:大量网站陆续恢复。
@gfw_report:我们观测到中国的防火长城 (GFW) 于北京时间2025年8月20日凌晨,对 TCP 443 端口进行无差别封锁。这对互联网造成短暂但大规模的影响。我们发现注入封锁的设备指纹与已知 GFW 设备不同,这可能意味着 GFW 尝试启用新设备,或在旧有设备上使用(错误的)新配置。 相关阅读:《2025年8月20日中国防火长城GFW对443端口实施无条件封禁的分析》
许多网友就断网事件发布了一些观点、猜想,有Reddit网友发问:“什么原因造成中国8月20日凌晨突发的网络大规模中断,境外443端口被全面屏蔽?”
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的评论:
juryxiong:见证历史:GFW屏蔽了所有来自境外的443端口访问。如果你生活在海外,或者正在翻墙,你将无法访问任何中国https网站。
gillwillchill:从时间上看,大概率是测试或演练。很多用非443的庆幸没受影响,而这种测试只测443就够了。
porkbelly2022:反正国内上网基本上是白名单制,被封的网站远不止黄赌和政治,很多相当普通的网站也统统被屏蔽,不知为何,离断网也就差一步了。
ARKIxyz:朝鲜化试运行测试。
mdbhx:昨晚零晨我正看着油管视频,突然断线了。我尝试重连也不行,然后换成了hy2协议就可以了。我还以为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没想到是gfw无差别屏蔽。
Ryan02I5:《护网行动》《重保演练》。
TOKAKATOK:他们在升版本吧。
Gfreedman9:这次事件不像是单纯事故,更可能是GFW在进行一次新级别的封锁演练。目的是在特定时间点大规模实验,可能是为了在国际或国内发生某些事件时,江油或阅兵失误之类能做到瞬间全网断联;这种演练本质上是网络版的战备演习:测试一旦发生政治突发事件如社会抗议、国际冲突,能否快速让全国进入内网模式。说白了,这其实就是一种数字铁幕的预演。
btrfs_convert:倾向于GFW运维事故,说不定是什么配置文件下发错误什么之类的,升级和测试没这么窝囊的。
walking_shadow:重大活动之前不都有例行的防火墙“升级”嘛……目测这词升级的时候配置配错了。
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执行总会因为各层级的各种短期目标而变形。更何况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一个极度的短期目标,那就是现收现付制度。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远举
近日,“社保新规”引发了广泛关注。202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一纸《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二)》规定,自9月1日起,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形式,都将被认定为无效。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用人单位按照行政机关的要求补缴后,如果用人单位已经把社会保险费以补助的方式,支付给了劳动者,可以要求返还。
说是新规,其实严格地来说并不是。人社部的官方微信曾回答过这个问题。根据相关的法律,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不缴社会保险,是无效的。之前也曾有多起,约定不交社保,最终用人单位败诉的案例。不过与此同时,也实际存在的是,很多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是承认这种约定的。
总体来说,社保部门的动作较为克制。前段时间,骑手、快递员的社保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其实社保部门一直在探索新办法,灵活地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强制性的一律按城镇职工全额社保。
从这个角度看,此次新规并不新,而是高法从自身工作需要,对法院工作面临的争议,从法律的技术层面,给出的回应。毕竟,相关法条是非常清晰的。
约定不交社保,一种情况是,用人单位根本没有出这一部分钱;另一种情况是,用人单位给了一部分给劳动者,但显然,金额没有交社保那么多。否则用人单位不会愿意承担风险。这就意味着,此次司法解释,会形成一种道德风险,员工最初和老板签订不交社保的协议,然后离职后要求用人单位补上,用人单位一开始就不得不交全额社保。这会导致用人单位的成本上升。考虑到社保占工资总额比例大,这就形成一种实质性的高额加税。
对于这个情况,相关的技术分析很多了。这里我想说说背后的局部和整体,长期和短期理性之间的博弈问题。
中国社会没有小政府的经验和常识,社会观念对政府的要求很多,对“政府来养老”是有高度社会期待的。但很多人收入不高,再加上人总是注重短期利益,而缺乏长期理性的,所以,无法做到计划性的长期养老储蓄。一边是无法自行储蓄养老,一边是对政府的期待,
很多人忽略了的是政府并不创造财富,“政府来养老”和“强制储蓄”,几乎是一个同义词。那么,一个几乎必然的结果就是,政府来强制储蓄。
这种强制储蓄,长远来看,劳动者未来的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与之相伴的医疗保险,也能为日常就医和重大疾病治疗提供了报销保障,减轻医疗费用负担。这就是社保政策的长期理性,这也是大家认同的选择。
不过,初心总是好的,但从顶层设计的初心,到具体执行,总是会在时间长河中因为各层级的各种短期目标而变形。更何况,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一个极度的短期目标,那就是现收现付制度。
根据《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
精算报告还显示,由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在职参保职工与退休人口的比值一直在下降。在2025年是2.7,就是2.7个在职职工对应1个退休人口,但到2060年,潜在支持率就降到1。如果考虑到实际缴费人数少于登记参保人数,一部分灵活缴费人员到了最低缴费年限就不缴费了,那么,潜在支持率就会进一步降低到0.89。
那么一个社保本身部门,就会想办法在自身范畴内解决问题,提升缴费人数。这是社保这种长期理性政策的短期理性。相对而言,正如前面所说,从实际执行看,社保部门相对比较克制。但对于司法部门来说,回应各层级法院面临的争议,这是一种短期的、局部的目标。
于是,这种局部的、短期的理性,很多时候,会同时损害政策的长期理性与短期目标。
1974年,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和后来成为副总统的切尼谈起了“较高的税率是如何导致较少的政府收入”这个话题。拉弗顺手在餐巾纸上画出了一条倒U形曲线。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
按照拉弗曲线,过高的税率会抑制税基扩展,进而损害税收总额。
一开始,税率增加,政府税收会增加,但随着税率上升,超过一定限度后,税收收入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减少。这是因为高税率降低了税后工资,会影响人们工作的积极性;高税率会降低投资收益,企业会减少投资,个人会减少培训投资,进而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高的税率,还会中止一些本来可以继续进行的交易,很多企业会经营不下去。于是,总税额开始减少,政府自身也会成为利益受损者。
这条倒U型的曲线最极端的两头,说明了一个最简单明了的道理,“当税率为零时,税收为零;但当税率为100%的时候,税收同样为零”。所以适度减税能激发经济活力。该理论构成里根经济学政策基石,里根经济学又为克林顿时代美国IT产业的爆发,打下了经济基础。
毋庸讳言,因为国内外的各种因素,中国经济现在仍处于承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都应降税以刺激投资、刺激经济、增加就业。这是短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面对司法解释引发的实际问题,当局部的、短期的目标伤害到全局性的短期目标,并最终损害长期目标时,就需要增强各部门政策的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协调性。这或许是此次司法解释背后的更深层次问题。
作者:秦晖
殿试
“功能性宗族”主要始于明清,明代其实都不是很典型,到了清代才开始多起来。这和中国当时以白银为标志的市场化有很深的关系,它与人们常说的反映了地理经济规律的“胡焕庸线”(不包括东北,清朝将东北视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闯关东”)呈正相关,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西北、华北鲜有“功能性宗族”的原因。
在这之后,朝廷就要考虑如何对待宗族了。虽说传统王朝的治理模式是儒表法里,但过于高调地与儒家伦理对着干也太拧巴了,何况朝廷也不想明目张胆地灭掉民间组织,以免引起强烈反弹。他们还是想把民间的家族认同拉到秦制的轨道上,于是朝哪个方向进行引导就成为了重要策略。
从明代开始,朝廷在一些地方推行“宗族里甲化”政策,也就是让宗族按照地域的辖区重新编组。在北方一些地区比如陕西、山西就有过这种情况。朝廷需要征粮,就在当地重新编组了里甲,仍然按姓编制,但同时又实行互保连坐,也有人把这叫做“宗族里甲化的治理模式”。
虽说表面上按姓氏编制,但内里体现的则是朝廷意志,一堆姓陈的人,本来“此陈”非“彼陈”,但还是被朝廷安排在一起,并在他们中指定了一个负责人。这个人并不一定是族中的长老,也不一定与本姓家族存在着血缘关系,他的作用是体现政府意志,而不是家族利益——交不上粮食,唯此人是问。
这种“宗族里甲化”其实已经抽掉宗族的了宗亲血缘关系,只留着薄薄的一层外壳,内里早已经被偷梁换柱,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政府的基层保甲制度。
更普遍的一种现象是推行所谓的“乡绅治族”。科举制度理论上倡导大家都学儒家经典,并以此为蓝本出题开考,不仅仅标准答案要往儒家靠,很多对应的称呼也是这么来的,比如:举人就是通过“乡举里选”,由德高望重的人推举上来的;最重要的考试叫“乡试”……但实际上,乡试的考试地点不在乡里而在省里;举人也不是靠推荐上来的,而是通过智力测验为朝廷挑人才。
所有的士子都是以个人的身份直接接受朝廷的选拔,再由朝廷给予以一定名分地位:在经济上主要是“优免权”,明初规定,家中有秀才的户籍不用服劳役;举人可以优免税赋400亩;进士可以优免2000亩;二品官以上可以优免10000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法律特权。
《范进中举》插画
一些有功名的人干脆做起了帮别人免赋税的营生。而“优免权”其实是以牺牲乡亲们的利益为代价的——如果有功名,就可以不交赋税,那么这个人的赋税就摊到那些没有功名的人的头上,实际上就造成了这些人和乡里的对立,因此科举制度历来都被一些有名的大儒痛骂,这并不是晚清西学传入以后才有的现象。
朱熹就骂科举骂得很厉害,尽管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后来成为科举的题库和标准答案,但是他本人痛斥科举制,认为科举不如西周的乡举里选,甚至不如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因为它完全不以道德为标准,不仅破坏了乡里的天然和谐,还造就了一批功名利禄之徒,为了在朝廷当官可以不顾乡里的利益。尤其是明代,乡绅的“优免权”扩张得特别厉害。
所谓的乡绅其实完全和乡里的组织无关,既不代表乡里,也不代表家族,基本上由体制内的候补官僚和退休官僚组成。秦制实行回避制,当官是要离开家乡的,不能在本地任职。但是在获得功名以后到走马上任之前这一段时间可以留在乡里,退了休也可以荣归故里,这就是所谓的候任官员和致仕官员,致仕和候任的官员就组成所谓的“乡绅”。
那么“绅权”对皇权有没有制衡呢?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都过于绝对,应该说这里有一个多和少的区别。从村里出去的举人,有没有为我们村着想?想不想荣耀故里?与一个从外面调来的公社书记相比,他可能是有乡里意识的,毕竟乡里还有些亲朋好友,要顾及一些面子;但是要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相比,肯定又差一大截。
毫无疑问,乡绅产生的机制是和血缘关系完全无关的,而儒家讲的“敬宗收族”,强调的是由长房嫡派大宗支的德高望重者,也就是所谓的长老来治族。可是朝廷不希望这样的现象发生,因为谁是长房嫡派大宗支,谁最年长,谁辈分最高,这些不是朝廷可以任命的。此风一开,“里甲化”的目的就很难达到了。
所以朝廷真正的努力方向是,让长房嫡派辈分最高的人只在一件事上体现价值——就是主持清明节祭祖,其他的一切族内事务均与他无关。真正控制宗族的是功名最高的人,而且朝廷常常有意识地扶植那些非嫡派出身、本来辈分不高的人为了朝廷的利益,夺取宗族的权利。
清初的“钱氏家变”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大家如果读过陈寅恪先生写的《柳如是别传》就知道,钱谦益当时是钱氏家族里的大宗,钱家在当时也是江南大族,族产之多首屈一指。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一个典故,钱本打算投湖殉国,柳如是说了句,“你殉国,我殉夫”,结果钱却以“水太冷,不能下”而放弃。
影视剧中的钱谦益与柳如是
剃发降清后,清朝虽然也给了他一个礼部侍郎的差事,但他没多久就称病告假,并私下里与黄宗羲、李定国等有联系。再加上有人给朝廷递折子,说他有反清倾向,更使朝廷对他的防范之心从未消失。
钱谦益死后,钱家的一个原本边缘的旁支,在背后势力的挑唆下起来夺权,把柳如是给逼死了,导致家族落入一个忠于清朝,但是按照宗族观念来讲,根本就不应该有继承权的旁支手中。
像这种“乡绅治族”,其实与宗族里甲化是同一种现象。明代也因为优免权最高导致乡绅和地方关系最紧张。明末清初,当时的中国除了流寇以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土寇,所谓的土寇就是在本地大宗搞的土围子,即地方豪强。
我曾专门写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明末清初的土寇里几乎没有乡绅,全是一些在地方上很有钱,但是没有功名的“平民地主”,这些非士绅的白丁富户更容易成为地方势力,河南的刘洪起、李际遇、箫应训都属于这一类人。
这些人的土地、佃户以及积累下的人脉资源都在地方上带不走,所以不会做流寇,有点像《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李家庄。他们一般来讲没有任何科举功名,按以前的说法叫“素封之家”,但在地方上经营多年,很有号召力,容易成为地头蛇,导致出现强龙和地头蛇的冲突。
在那个时代乡绅是不会,或者几率很小能成为地方小共同体的代表的。不过到了清朝,这个现象开始有一定的变化。
首先就是因为明代缙绅优免权的过分严重,清朝开始取消一部分缙绅,尤其是低级缙绅的特权。在明代,秀才的优免权对乡村平衡冲击很大,一开始,一个秀才可以免二丁差役、50-80亩的地税,后来这种福利逐渐扩大。但到了清代,秀才的优免权就已经缩小很多,使得他们不能不转向从小共同体以获得生存资源,这也使他们和地方小共同体的关系变得比明代要密切。
明代士绅家宴
其次因为清初的抗清运动都是这些士绅领导的,所以清初的“江南三大案”:哭庙案(顺治18年抗粮哭庙)、通海案(顺治16年明室遗民接应郑成功,株连甚广)奏销案(顺治18年清廷将上年未完成钱粮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溧阳一县管绅全部革除),都是打击汉族乡绅的,自然也打击了绅权。
如果说乡绅和地方利益还有某种联系,清代比明代更有根据。
不过即使如此,就这个体制而言,从科举制度中产生的乡绅,更多的成分不是乡里长老,而是国家的官僚,不管是候补的还是退休的,他们的待遇都是朝廷给的,而这些待遇又与乡里是对立的,他们的特权都是危及到乡里利益、以他人的损失作为代价的,他们的赋税优免其实就是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当时的趋势是,朝廷让这些人出面来组织、领导宗族,就是把宗族变成更近似于朝廷的一个基层分支或政权末梢,而不再是一个具有草根小共同体认同的组织。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地方公共事务和公共品供应的需求不断增加,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之间的张力逐渐有扩大之势。小共同体意识本来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它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
朝廷在北方搞的“宗族里甲化”,它的拟官方色彩要比南方更浓厚些。虽然北方没有族庙公产,没有祠堂,但也产生了一些别的组织形式。比如北方的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就特别厉害,产生了小刀会、大刀会、三合会、红枪会、哥老会、白莲教、天理教、一贯道等等,包括义和团也是这样。
从晚清到民国,华北地区普遍存在着红枪会、团练、拳坛等等,地方秩序的维护也依赖着地方豪强组织下的棍棒与拳脚。
当然从义和团的例子大家不难看出,朝廷对这种小共同体控制操纵力度要更大。朝廷、地方和民间对组织资源的争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存在的,当然,在压力之下,这三者之间有时也会出现不同的“两两组合”。
每更一图:
金雁/绘
CDT编者按:原文发布于作者微博,目前已不可见。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也因此,一个有正常认知与共情能力的人,有强烈的无力感,由此而觉得痛苦与压抑是正常的。我认识的不少朋友,包括我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情绪,有的甚至需要借助酒精,才能勉强地平息愤怒与缓解痛苦。在当下的环境下,如果有人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抑与有压力,还一味地岁月静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反而有更大的问题:看上去快乐平静,其实病得很重。退一步说,即便不是病得厉害,也是迟钝得可以。
摘自中国数字空间词条“开倒车”
很多人会将自身感受到的压力与痛苦转化成戾气,转移到自己欺负得起的个人身上,颇有那种要烂就大家一起烂的势头。这样的情绪我能理解,它是人性的弱点与本能使然,但这种摆烂的心态与举止我不赞成。因为这只会造成更大的雪崩,而真到那一天,自己也绝不无辜。网络公共领域的这种氛围,不能说对我毫无影响,有时不免也有厌倦之感,好在自从较少走心之后,很难再实质性地伤害到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历恶劣的环境,也许反而有助于个人的成长,焕发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就像《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那样。如果不是经历南北战争,恐怕郝思嘉到老仍是一位浅薄而幼稚的庄园主小姐。大浪淘沙之下,谁能真正经受得住冲刷,也是对自身的一场重大考验。我绝不是要为恶劣的环境做辩护,只是既然没法改变环境,就只能选择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与处理糟糕的环境对自己的影响。
与此同时,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就像一个人站在激流之中,只是单纯地站在那里,或早或晚会被激流冲走。所以,首先要学会在激流中站稳,保持稳定的内核,在站稳的前提下,记得寻找同道中人,一起为筑坝做出努力。不是使用蛮力,而是学会有策略的努力;水滴石穿的努力重要,战略与策略也很重要。不置一时之气,不被对方拉低而共同摆烂,更不为被打败几次而心生绝望,因为我们要在意的,不是一次战役的胜利与否,而是整场战争的最终结局。
作者:韩旭
“释永信案”是由当地公安局、民宗委和审计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的; 广西防城港“亮证逼迫让路”事件,也是由公安局牵头,联合有关方面组成“工作组”。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之类的联合调查机构,国人似不陌生。每遇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或者重大敏感事件,当地党政机关总会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案、事件进行联合调查,以视重视。这似乎成为官方对待热点或者重大敏感事件、回应社会关切的惯常做法。
成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或者“工作组”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可以充分体现和加强党的领导。调查组通常由党政和司法机关组成,对同级党委负责,便于党委统筹和协调,也便于党的领导。体现了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二是便于各部门间沟通协调,齐向发力,通力合作。成立“联合调查组”的案事件,通常涉及多个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案事件具有内容综合性和问题交叉性,成立联合工作组,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且可避免各单位之间的相互掣肘和扯皮,从而形成工作合力。三是调查报告具有权威性。因为是多部门联合调查得出的结论,远胜单一部门的调查结果。因此,该报告的公权力更强,权威性更高。
依法治国的核心要义是领导干部应当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其基本要求是各项事务的处理均应纳入法治轨道,以法律作为行事的基本规范。由此审视,普遍存在且长期流行的各种名义的调查组、工作组和专案组,其主体合法性存疑,有违法治精神,可能背离法治轨道。
一是有违职能分工和管辖原则。法治的基本特点的职能高度专业化,职能分工越来越发达。然而,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混淆了部门之间不同职责分工,没有了分工也就没有了彼此之间的监督制约。在涉黑涉恶案件办理中,不少地方成立了由当地公检法机关组成的“专案组”,由此导致“检察监督”和“审判中心”被虚置,有的仍然是“侦查中心主义”。案件办部已经沦为多部门“联合办案”,前一部门办案中的错误或者瑕疵,后一部门只能继续错下去,并为其“买单”。无数教训证明,“联合办案”是刑事司法出现冤错的体制原因。早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23条规定:“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二是对调查组或者工作组的调查结论无法提起行政诉讼予以权利救济。调查组或者工作组在联合调查之后出具的调查报告,一般都会有“事实认定”和“定性分析”,有的还可能有处理意见或者建议。它们往往成为有关部门处理决定的依据。有关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时不可能置联合调查报告于不顾。但这种调查究竟是属于行政行为还是刑事司法行为,性质并不明确。且多部门联合调查,既有行政部门,也有党的部门,甚至还有司法机关。因此,即使有关部门和人员对该报告不服,也不能对报告中的事实认定和定性分析提起诉讼,寻求权利救济,因为它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虽然调查组调查的案件是个案,调查报告可能直接成为案件处理的依据,但是它却规避了司法审查。即便存在错误,也难以得到纠正。
三是联合调查主体并非法定调查主体,所获材料的证据效力无法保障。如果是刑事案件,调查取证的法定主体应当是侦查人员。但是,在联合调查中,所有的证据材料都是以调查组或者工作组的名义获取的,主体包括了非法定的案件办理人员。若某事件经调查属于刑事案件,需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如原少林寺住持释永信。该调查报告作为定案根据,证据性质和效力存疑,甚至会被质疑。调查报告既非鉴定意见,也非证人证言,更非书证,究竟性质是什么,法律上并不清楚。如果作为案件处理的依据,其将以法律上何种名义出现,不无疑问。在联合调查组工作体制下,极有可能以“调查”代替“侦查”,非侦查人员行使了侦查办案之责,造成主体混淆,职能不清。
四是当事人的异议权和救济权无法实现。当事人即便对调查结论有异议,调查组人员也不可能出庭作证。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材料是由调查组中何人获取的。牵头单位人员的意见是否会取代其他单位人员的意见,也不得而知。无人会对辩护方的质疑和发问,进行解释和说明,异议方的发问权和质证权均落空。这不符合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改革需要,也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公正司法。
调查组或者工作组调查的案件,可能是行政案件,也可能是刑事案件。无论属于哪一类型,都应当以合法性作为基本前提。但是,在我国诉讼法和组织法上,我们均未看到这样的办案主体存在。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我们正在法治中国建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应当适应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亟待进行观念更新和理念重塑。
在笔者看来,调查组、工作组和专案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的背离,不利于法治中国建设,其主体合法性、职能分工性和权利救济性均面临困境。联合调查组大概是“文革”时代砸烂“公检法”的产物,当时有所谓的“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肃清“文革”遗毒,应先从肃清各种名义的“联合调查组”做起。依法治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需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各种名义的联合调查组当休矣!
韩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看到四川大学法学院韩旭教授的一篇文章,评论了近年来关系公共利益的社会热点事件普遍以联合调查组通报收尾的现象,强烈推荐给大家:
韩旭老师主要从法治角度分析,我斗胆从其他角度做一些补充。
联合调查组,说白了就是“钦差大臣”模式,对于下级搞不定的民怨沸腾的事件,由上级派出钦差大臣来主持公道,充当青天大老爷的角色。周星驰电影里经常出现“八府巡按”主持平反冤案的情节,寄托的是古代劳动人民在常规渠道申诉无望后对公平正义的渴望。
文明社会,法治国家,本该有更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联合调查组模式除了背离法治精神,本身在揭示真相、保障公平正义方面也很难尽如人意。
第一,联合调查组是虚拟组织,实际上“无人负责”
当然,实际上每一次联合调查组都有人担任组长,各单位派出的调查组成员也都有名有姓,但问题在于,对外发布的通报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调查组成员署名,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调查结论真正负责。
举个现实的例子,曾经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县市多级调查组开展了多次所谓调查,发布了不下3次调查通报,其中内容都与江苏省联合调查组发布的最后一版通报不符。可以非常确定,前面几个版本由当地调查组发布的通报都是假的。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确认最后一版由江苏省联合调查组通报的结论就是真的呢?
还有一些事件上升到国务院派出联合调查组的程度,在中国的体制下已然是最高级别的重视,没有空间再提级调查了。可国务院联合调查组也同样没有公开的实际负责人,大家就只能将对“国家”的信任无条件投射到对调查组结论的信任。
但反过来,对调查组结论某些内容的质疑,是不是也会投射到对国家的信任之上呢?
没有具体的“人”来担责,表面上看是摒除了人为因素让结论更加权威,实际上却是让权威直面纷繁复杂的事实,直面舆论的审视与质疑。
第二,联合调查组从不邀请媒体加入,调查通报往往粗枝大叶,很难完整回应舆论
类似食用油罐车运输化工产品的事件、幼儿园孩子铅中毒的事件,由于关系到公共安全,天然地会引发全民关切与担忧。而要完整地回应舆论的关切与公众的担忧,并不是联合调查组发一个通报结论说“没事了已经处理好了”就能解决的。
要让公众真正信服一个结论,真正建立起对公共系统的安全感,需要有各个角度观察的可供核实的细节,需要一个各方面都合乎常识与逻辑的完整真相。
当下各地处理热点事件的调查组通报往往都是提供一个框架性的事实,提供一些定性的结论,对于很多有助于公众了解事件全貌的细节则一律欠奉。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调查组不用心,而是这些更细节的内容,天然地不适合由政府组织的联合调查组来发布,这应该是媒体的职责,应该是由很多家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市场定位的媒体来干的活儿。
可现实是,联合调查组在开展调查期间往往都是拒绝媒体参与的,或者只允许极少数央媒参与记录(而不是真正采访)。还有很多情况,成立联合调查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避免媒体“不受控地深挖”。
因此,近期多个公共事件的联合调查组通报后,由于缺乏可供核实的细节,也就留下了很多遐想与猜疑的空间。
第三,通报总是伴随盖棺定论与舆情管控,实际上拒绝了社会监督
很多时候,之所以成立联合调查组或者高级别调查组来处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网络舆论纷争不断升级,官方希望能够一锤定音盖棺定论,进而平息舆情。
因此,官方调查组发布调查通报的时候,往往会提前与相关部门协调好舆情管控措施,禁止对通报内容的质疑与追问。作为时事评论博主,我算是见得多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
真正坚固的真相,不怕追问,更无惧质疑。
但如果发布结论的同时禁止大家讨论和追问,那即便是100%的真相,也难免因拒绝监督的姿态而蒙上一层隐秘的阴影。
总而言之,联合调查组的模式对于避免地方势力干扰办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各地越来越熟练使用这一工具,其澄清真相和保障公平正义的功能也在逐渐面临新的挑战。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完全误会了联合调查组的初心,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0期:她妈妈是聋哑人,她爸爸是残疾人,他们说不出来,我们来说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7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8月9日—16日,这一周。
一则关于社会保险的法律解释引发了“全民强制社保”的网络热议,话题源头是最高法于8月1日发布的一则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其中提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论以何种形式约定不缴社保,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解释将从9月1日起施行)因此,许多解读者都认为,既然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的约定均无效,那用人单位出于合规考量,就必须给员工缴纳社保,也就衍生出了“强制社保”的结果。这类解读自然被官方批评是“误导公众、制造混乱”,因为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缴纳社保本就具有强制性。但显然有关的担忧也并非“狼来了”,例如已有上海包子铺打出新招聘,只要60岁以上的店员,因为“自带退休金,无需缴纳社保”。
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者和用人方之间就普遍存在着“不缴社保”的情况,而这也成了双方之间可弹性磋商的砝码 —— 不缴社保就多给点现钱,缴纳社保就少给点工资,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但强制社保的推行,意味着这些社会领域的灵活性消失了,以至于出现“就业者面临收入下降、失业风险”、“激励老年人再就业年轻人啃老”等担忧。当然,也有声音指出,强制社保的规定其实早已存在,如今是要求从“宽松执行”转向“刚性落实”,作为一种必要的兜底保障,它有利于劳动者的长远福利。但很快网民对于社保问题的讨论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假设“强制社保”真的很必要,那现有的社保制度本身,真的划算吗?足够公平吗?
在微博、知乎等平台流传着许多“自费买社保是否划算”的帖子,人们得出的结论几乎一致:社保(涵盖五险)中的养老保险存在着缴费限制、领取限制、类型差异、地区差异等,再叠加中国已出现的养老金亏空、经济衰退风险等,算来算去,虽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庞氏骗局”,但其收益性的确不容乐观,甚至比不上一些低风险的稳健理财方式。当然,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下的社保制度本身就存在严重不公,而养老金更是长期以来都在积累民怨。在“双轨制”改革前,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无需缴纳养老保险,退休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而普通企业职工则需自行参保,待遇更低。为了合理化制度差异,官方还创造了“视同缴费年限”这一概念,但它不仅埋下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也违背了平等原则,有人就问道:“某人补缴40年的个人社保费用才能获得与某领导同等的养老金待遇,这公平吗?”
除此之外,国家财政对于不同群体的养老补贴也存在巨大差异。广大农民群体不仅被排除在“视同缴费年限”之外,而且基础养老金水平极低,往往只有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的零头,这也让他们成为了“被遗忘的群体”。早在2014年,就有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城乡人均养老金水平相差24倍。如今在并轨改革十年之后,城乡之间、体制内外的养老金巨大差距依然存在,是两种国民待遇的延续,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2025年3月,总理李强宣布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最低标准提高人民币20元,个别地区农民的每月养老收入因此大涨14%,引部分网友调侃“表面施恩实则羞辱”。财新网就在一文中直白的点破了这种制度性不公——“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现收现付主导的职工养老体系的实质是乡村父母抚养的子女进城工作,给城里的退休职工养老。”
此外,随着中国迈入人口负增长和低生育率陷阱,年轻一代面临的负担也愈发沉重。近年来已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年轻人选择断缴社保,因为“生活压力大、看不到未来”,同时也“不信任社保的回报与意义”。而微信作者彭远文则表示,中国社保缴存比例过高,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浅了,抽水机抽得越来越急了”、“因为制度先天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制度执行越严格,问题就越严重”。也难怪有人最近将强制社保比喻为“收入税”,因为它暂时只是让人看到了强制与负担。诚如网友所言“年轻人一开始发现到老保障不了老年生活,后来才发现延长退休后活不到保险兑现,再后来才意识现在的社保实际上是一种税!”
本周,发生在澳洲的一起豪车交通事故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一名年仅23岁的华人女性杨兰兰驾驶劳斯莱斯迎面撞上了一辆奔驰车,导致对方受到重伤。有报道称,杨兰兰非常富有并拥有其他豪车。于是在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与杨兰兰有关的传言,且大都说她是一名“天龙人”、“贪二代”,甚至可能是“红二/三代”(因为名字是ABB组合),巨额财富或来源不明、来路不正。其中也有一些夸张的谣言,例如说杨兰兰被天价保释,金额高达7000万澳元(相当于4亿元人民币),例如说杨兰兰账户上拥有2700亿澳元存款(约1.35万亿人民币)。而“杨兰兰”一词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相关搜索包括“杨兰兰是谁”、“杨兰兰是谁的后代”等。
当然,杨兰兰本身的举止神秘也加剧了人们的猜忌,澳媒还发现杨兰兰的身份相当可疑,无社交媒体、无注册企业,甚至没有领英个人资料,是没有数字痕迹的“透明人”,这在网络时代非常罕见。也有人认为,杨兰兰或许并非什么“天龙人”,只是因为近年有大量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的巨额财富被转移至海外,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她的奢靡生活因此格外扎眼,进而成为人们新的怀疑焦点。讽刺的是,中国现行规定限制每个公民每年购汇额度为5万美元,最近甚至要求单笔向境外汇款超过5000元人民币就要核实汇款人身份。有网友调侃“财富可以低调,但不能神秘得像一场行为艺术”。与此同时,杨兰兰开始在墙内互联网上消失,相关微博话题及多篇微信文章遭到屏蔽,网络审查力度远远超过了李欣X(被网暴的大连工业大学女生)、董袭莹以及杨X媛(武大图书馆争议事件女方)等热点事件的主角。最终她也被送进了装有海量敏感词的信息黑箱里,而这恰暴露出一种吊诡:毕竟在中国,“不可言说之人”本身就享有不容触碰的信息特权。
8月12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公开发布《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提出从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居民个人使用贷款经办机构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业务)中实际用于消费,且贷款经办机构可通过贷款发放账户等识别借款人相关消费交易信息的部分,可按规定享受贴息政策。
8月11日黄岩岛“史诗级”对峙全程高能回顾。“轰!!!”一声巨响撕裂南海的宁静,万吨巨浪被钢铁舰艏劈开成两半!8月11日清晨 5时42分,我海军052D型 “桂林舰”(舷号164)与海警3104舰左右夹击,以雷霆之势正面撞退菲律宾海军 “苏禄安” 号巡逻舰,并当场驱离 35 艘菲方挑衅渔船!场面震撼,全程情节紧张刺激。
一个消息传来,今年9月1日政府将落实强制社保规定,有人形容为影响波及个体工商户的雇员。已有上海包子铺打出新招聘,要的是60岁以上的店员,他们带退休金,无需缴纳社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世相,有隐痛有讪笑,好像也抵消不了什么。强制社保在舆论场的评价,整体上是不高的,因为政策周边的疑问像泡沫一样增长。
之所以有人相信兰兰女士掌握着数以万亿的财富,是因为中国有数量众多的巨贪和巨富人士将家人或情妇安顿在海外,并源源不断从中国转移资产以维持其奢华生活。这些被转移到海外的巨额财富里,干净的当然也有,但比例只怕是微乎其微。这也很难责怪大家形成一种偏见:凡是遇到嚣张跋扈,巨额财富来源不明的年轻人,就默认其财富来路不正,见不得光。见不得人的兰兰,见不得光的财富,尽管目前还不能100%确定背后有犯罪行为,却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致判断。
岳阳日报报道,湖南岳阳湘阴县居民肖某良因网上发表有关评论被行政拘留一案,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记者从岳阳市委政法委了解到,目前,湘阴县公安局已履行再审判决,并按要求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针对该案涉及的执法司法行为,岳阳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启动调查程序,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8月,山东航空推出了新制服“青未了”,新制服供女性空乘自选裤装或过膝裙,高跟鞋也被更轻便的平底鞋代替。改换制服的本质,是将安全、实用与效率前置,而非审美。相较于裙装与高跟鞋,平底鞋和裤装可以降低颠簸摔伤风险、方便乘务员处理紧急情况,提高服务效率。接受采访的女性空乘人员告诉南风窗,这种职业精神,正是她们进入这一行业时的期待与自我要求。
如果有一所顶级院校的医学博士学位,可以通过伪造本科成绩申请入学,没有大学物理、化学基础也能通过平时考试,抄袭他人已经发表的论文也可以毕业,全程只要有人打招呼就能一路绿灯……你猜,会有多少权贵子弟走这条捷径?如果告诉你,这么一条漏洞比筛子还多的博士捷径,7年来只有董小姐这一位天选之女发现并走通了,你,信吗?没想到,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正式的调查处置问责通报称:对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其他学生的入学资格情况进行核查,未发现存在违规情形。
因为共享家园的代表人物@耀城正能量 已经在昨天宣布:共享家园干不下去了,全都拆了吧!项目失败的原因,视频里并没有详细解读。是有群众里的坏人“白天干活我睡觉,晚上米饭我框框造”?还是说这场行为艺术,终于发展到了最还原历史的一集?我们不得而知。没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为这位共享家园主理人的生计发愁/有网友发现,在操办共享家园大业之前,@耀城正能量 的饰演者王耀城,曾是一家小众独立时尚珠宝品牌的主理人。
因为被拘留,邓建国就成了“有问题的人”,他失去了工作。家里人不理解他,于是也只有离婚了。在申诉的过程中,周围的人可能也觉得他是“神经病”,于是他也就真的抑郁了。这是一个极端个案,但也是一种普遍的处境:在这片土地上,“发声”往往意味着很大的代价。权力的打压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来自社会(甚至包括自己家庭)的孤立。
我们通常持有的“帝国黄金时代”“黑暗时代”的观念,是帝国精英视角。事实上,帝国昌盛的时候,普通人不一定昌盛,帝国倒霉的时候,普通人也不一定倒霉。举个我们自己的例子,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存在,但历史的另一面是“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如果你是减掉的那一半可能就开心不起来了。
如今的新闻,火的快,过去的也快,上周的热点,这周已经没几个人记得。瓜田里生机勃勃,但同一个瓜秧下,吃瓜群众聚的快散的也快。但来去聚散之间,真相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就拿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事,到现在还在网上吵。尽管这事因为法院判决之后再度引爆,但网上还是质疑重重,对立双方人马仍各执一词。我在想这要是在以前,会不会有电视台把双方当事人请过来,做一期节目,双方坐一起把事说清楚,再请几个专家,几十个观众一起理性的说道说道。
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消息时,首先应该问一个问题:这个消息是应该被控制的吗?同样,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风传一时的谣言时,首先也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把可以抵御谣言的真相和事实告诉人们?后来,政府出面做了大量的辛苦的工作,也包括宣传上的努力,但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混乱结果,是已经注定了。就像有个医学专家说的那 样:"这3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3天宝贵的时间。"
他们以为让孩子去博物馆、去旅行,就能开阔视野,但如果看到一张旧日女工照片(而且这些女工作为开放初期的务工群体,早已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生转变和跨越,是时代的受益者)就以“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做牛马”来教育孩子,那么孩子逛再多的博物馆、去再多地方,也只能在父母的低层认知里打转。
连续几日的暴雨后,14位零工消失在上工路上。这是不久前的山西大同,2025年7月27日,一辆载有14人的中巴车在谷前堡镇附近因强降雨失联。救援队事后打捞出的10具遗体显示,遇难者均为前往摘辣椒的当地村民,大多是中老年女性零工。她们冒雨出发,只为挣一两百元贴补家用。看到新闻后,王欧心情复杂。他想起一年前的河南平顶山叶县,一辆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违规载人,导致因加班太晚而搭乘该车的8名女工遇难——连续两年,相似的悲剧背后,折射出太多农民工的脆弱与无奈。
老裁缝终于坐回缝纫机前,生计和尊严都回来了。两年前,听说广州有服装厂专收尿毒症病人,待业多年的43岁尿毒症病人张顺,从江西老家赶来。没带什么行李,除了三支缝纫用的旧锥子。厂里都知道来了个“狠人”——早七点多到,晚十点多才走。揽最多的货,布料把缝纫机桌面铺满,剩下的堆在腿上。踏板“踩到飞起”,“下一件永远要比上一件快。”再后来,他要和“普工组”的健康工人争货单,比试工作量。
斯塔西(Stasi),是Staatssicherheit的简写,意即“国家安全”。从1961年起,斯塔西就如影随形渗透到每一个东德人的生活里,监控思想,防止境外势力颠覆。同样斯塔西也会刺探西方国家情报,当中最有名的是他们安排间谍纪尧姆在时任西德总理布兰特身边,纪尧姆最终成为总理左右手,窃取西德不少最高机密。德国的朋友跟我说,以前斯塔西潜入异议人士家中,会刻意留下痕迹,如轻轻调整沙发的位置,让回到家的人体验到赤裸又深入脊髓的恶寒。这在德语中名为“Zersetzung”(心理侵蚀)。
朱令的骨灰今日安葬,受场地等诸多因素所限,仅邀请20多位亲朋参加葬礼。爱女已入土为安,特此公告。感谢救助基金以及海内外所有捐助者的帮助。感激公墓方关照,能够与姐姐吴今相伴。感恩国内外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和付出:亲朋挚友们为了帮助查找病因发起了首次网上救助行动;医护工作者们数十年如一日参与救治与护理……
最近都没怎么关注某些地区的“基孔肯雅热”,所以也没想到,人类奇葩行为,又进一步升级了。
给下水道的井盖装“纱窗”。
新闻里说他们的操作“硬核”,太谦虚了。这哪里是什么硬核,这简直就是无敌。只不过很好奇,雨水把垃圾、树叶带到纱窗上,那是不是本就容易内涝的地方,积水就更轻而易举了?
内涝和防蚊,他们选择了防蚊。
然后怎么办?反正小姨子大舅子多的是,给他们开的保洁公司派任务,最后落到保洁工头上,一个一个的去清理下水道盖板上积存的垃圾呗。
能让清洁工顶着高温在几吨的垃圾里翻手表,这点事,算什么。
经济流转了,垃圾也清理了,甚至工作岗位都增加了几个,简直就是天才啊。
只是我不明白,这样的代价和这样的成果之间,是否匹配?或者说,蚊子,又真的能够防住吗?
在某社交软件上,早就有网友对此提出了疑问:灭蚊,1个人干活,8个人围观,出9个人工资。
而另一地的广播电视台也发表了类似的内容: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拿起扫把清理下水道周边的树叶以及井盖里面的淤泥,他们默契配合工作,认真测量下水道井盖的尺寸,精心裁剪纱网,防止雨水进去孳生蚊虫……
看看这些用词,默契配合、认真测量下水道井盖的尺寸、精心裁剪纱网。估计用不了多久,新一批生产的井盖上,要增加防蚊窗纱了,成本提高,预算提高,皆大欢喜。
只不过一到了下大雨的时候,再也不用下水道检验城市的良心,因为井盖会教你做人。
可若真出现那种情况,给周边生活的人们造成损失,曾经拍屁股的那个人,又需要为此担责吗?
我想,大概率是不必的,因为他们是为了“防蚊”。
只要有了理由,尤其是为了公共安全,先别问做的事情合不合适,效果好不好,代价大不大。你只要知道,出发点是好的就够了。
这便是某些人的逻辑。
可我们都知道啊,“基孔肯雅热”这样的疾病,致死率非常非常低,跟流感的致死率都没法相提并论。而且,它也不会人传人,它只能通过蚊子传播。
所以,需要这般如临大敌的态度来对待吗?
今天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已经有网友称“还没下雨便出现积水”了。那些水,可能来自生活用水,也可能是一些工业、农业的渗漏。可无论是哪般,它都积存了起来,会成为蚊虫的另一个“家园”。
你根本无法彻底的杜绝蚊子,这一切,都将成为无用功,这就是大自然和现实,他会在蚊子该消失的时候让它消失,冬天来的时候。
不断有人在说传染病、疫情,可其实他们连“基孔肯雅热”的特征、危害以及传播介质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只是看到兴师动众,就感到害怕,也感到心安。
害怕,是因为这疫情;而心安,是有人在防疫。他们觉得,自己又白白捡到了一次“无代价的健康”。
殊不知,真正的传染病不只是蚊虫所带来,还有那些行为本身。那些行为之中,有人得到岗位,有人得到利益,还有人得到权力的快感。
国家卫健委领衔的调查组公开了董小姐一事的报告,对19个人处以党纪政纪处分,其中看起来处分最重的是董小姐的姑姑班晓娟教授。涉及到一个已退休院士,说是批评了一下。整体看,罚酒19杯,不喝也得喝,因为喝完事了拂尘去。
舆论对这个报告是不满意的,原因有二:一是全是纪律处分,没有治安处罚或追求刑责,比如伪造成绩单属于什么性质,调查组点到为止;二是这些托举东董小姐的院校骨干,凭什么那么干,调查组仅仅记录了董小姐的一路绿灯,没涉及谁是大王。
对于这两大疑惑,人们完全可以自己打圆场。例如,都是有头有脸的人,虽然没有点全名,但写到调查报告里近似公开羞辱,差不多得了;报告只是报告罢了,不是为了揭示真相,关系网中人,难得糊涂就好,吃饭砸锅的事不能干。
真相不是国字头调查组的首要任务,那从有破有立的角度看,它似乎也有考虑的。在“破”上蜻蜓点水,连一张纸的厚度都没破过,但在“立”上倒是很用心的。那就是,协和4+4没破有立,从而瓦解了舆论中最激烈最集中的质疑,拒绝翻旧账。
像百分之九十九的调查报告一样,如果把社会质疑比作1,官方最后给出的答案都是小于1的,绝不会大于1。官方调查组已经信了,公众只是要一个以调查为名包装的“糖果”,至于它能解渴还是能抗饿都不是关键。调查组的自在,和舆论的不自在形成持久张力。
这种张力属于体制内外的张力,属于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张力,比性别对立要重要得多,因为这种张力之下,无论男女,一律通杀。这也不是煽动对立,而是提示董小姐的调查看似圆满,实质上在人心上砸出了更大的坑,而这个坑会塌陷成无边黑洞。
执政党讲自我革命,从很高的高度追求自我革命,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对于党员数量过亿的全球第一大党,董小姐调查组的结论虽以党委名义做出,可仍免不了一个诘问:如此恶劣的教育舞弊案,有纪无法是不是背离了自我革命的要求?
杜绝用形式主义来治理形式主义,始终是执政党在维护形象和声誉上向民众作出的承诺之一。董小姐拿着伪造的成绩单,一路过关,所有的审核审查沦为形式,这种用学阀、官僚作风拿捏程序正义的形式主义,在调查组的结论中有任何触及吗?
在一个流行用调查组来“终结”民众反响强烈的社会事件时,已经制造了两个巨大的现实:调查组的结论并不被人们心悦诚服地认可与接受,调查组的工作成效收受到严重质疑已是常态;调查组自我赋权,为调查的权威性背书,问题是谁来审查调查组的结论?
教训的本身不该仅仅集中在如何查办上,这是明的事实,更应该集中反思暗的部分,亦即:19名党员干部为董小姐张罗锦绣前程,如果不是她因婚外情败露,她是不是就可以靠关系网络荣耀地生存下去?若不是董小姐自毁长城,调查组能有任何作为吗?
不同级别的调查组频繁涌现,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当代中国的政治景观。调查组模式看似解决了问题,可长此以往,却形成了用调查组来应对问题的习惯,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作风问题复发与反弹的表现,调查组就会沦为另一种形式主义。
舆论批评调查报告处罚轻微、避重就轻,对人命关天的教育舞弊高举低放,对董小姐打通关的高校腐败、医疗腐败视而不见,好像董小姐是天外飞仙而不是腐败土壤开出的花果,所有调查组组成单位又是如何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的?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吗?
从前,社会大众期待调查,热盼调查组,以为它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控权方式。可现在呢,民众在一次次失望后形成了新的舆论认知,认为调查组是另一种形式,是具体舆论事件中自我赋权而非自我革命的延续。董小姐这件事的社会反响郁结在此。
如果从上述角度看,以董小姐私情牵扯出的跨院校教育舞弊案,虽说宣布董小姐及其背后人等软着陆,不会得到更重的法律惩处外,从舆论不忿的指向看,其实象征着调查组在民意民心上的“硬着陆”。董小姐他们是被疼爱了,看透这一切的社会痛苦却在继续。
广东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各地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
什么给小孩子抽血,什么破门换锁,什么全城砍树冠,全城清理私人绿植,什么全市大扫除,什么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什么拆除冷巷,什么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什么入户排查积水……比新冠疫情时期生猛百倍。
新冠防疫的要点是封控,不让你们动。基孔肯雅防疫的要点是动你们。
上面所说那些还不算“防疫”狠招。真正的狠招是:全省各城都在疯狂喷药水消杀。
坐标广州,天河、越秀。
随便出门逛逛,不管哪条路,总能看到“消杀队员”们拿着喷枪在路边喷洒药水。
城中村更甚。穿环卫工制服的人三五成群,背着设备,举起喷枪,向两边墙壁和空中到处乱喷,不管有没有行人经过,反正朝你脸上头顶狂撒药水。
我回小屋子喂猫就遭遇了两三次这种“生化危机”,窄巷里白雾腾腾,怪啸连声,即使以百米冲刺速度屏住呼吸快步逃离,每次都鼻子堵塞、眼睛剧痛。
小区里当然也是这样。一早醒来,就听到远处喷枪的呜呜怪啸,然后就开始到处仙雾缭绕了。
我住在小区里。早几天晚上十点多,刚吃完饭在喝茶,听得窗外露台上忽然响起像冲击钻一样的厉啸声,以为什么鸟人居然胆敢深夜装修,开门出去一看,竟然是一个黑衣人带着一个穿环卫工服装的家伙,背着装备,拿着喷枪,沿着人行楼梯一直走上来,边走边到处乱喷。整个露台顿时毒雾弥漫,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这俩杂碎喷完露台喷走廊,沿着住户通道乱喷,再一层层往上走,每层楼都喷一遍。
问候完这俩杂碎的家人,我马上打电话报警。当然是没用的,警察例行嘻嘻哈哈,话术策应。次日,街道志愿者来检查卫生,我问那是你们街道安排的吗,回复说“会跟居委会反映的”,理由是附近出现一个病例,需要安排相关人员进入周边的居民楼消杀。
所以,现在不光每天早午晚在路边、街巷和小区空地消杀,还要随时进入居民楼消杀。
消杀喷的杀虫水,那是含毒农药。
即使是最良心的杀虫水,都是必然含有拟除虫菊酯的。尽管生产厂家声称拟除虫菊酯高效灭蚊和对人体低毒,但那就是一种不折不扣农药。
根据美国国家生物信息技术中心官网的介绍,除虫菊酯和拟除虫菊酯类会通过皮肤、黏膜、呼吸道等由人体吸收,近距离大剂量接触会导致儿童和成人哮喘病急性发作以至死亡,长期接触会导致肺炎、胸痛、癫痫,短期接触会导致头痛、肌肉颤抖、抽搐、昏迷等神经毒性症状。实验表明,拟除虫菊酯类会导致老鼠出现甲状腺癌、肝癌、混合性腺瘤。
根据该中心引述中国大陆一篇2016年的论文,暴露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下,会增加儿童患脑瘤的风险。
另一篇2012年的论文,显示暴露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下,会增加儿童患白血病的风险。
另一篇2019年的墨西哥论文,显示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具有遗传毒性,可诱导基因重排、改变基因表达并修改DNA,促成淋巴瘤和白血病。
广东和广州相关部门没有透露在每天多次的灭蚊喷雾中,具体使用拟除虫菊酯类下的哪种农药。
但长沙卫健局8月12日对光明网说过,他们使用的药物包括“氯菊酯、氯氰菊酯、醚菊酯等”。
根据相关研究,醚菊酯对人体存在低毒性,但氯氰菊酯对人体构成中等毒性,通过皮肤接触,会导致麻木、刺痛感、痒感、灼烧感、膀胱失控、运动失调、癫痫发作等症状,甚至有可能导致死亡。实验中还会使哺乳动物丧失生育能力。
这些灭蚊水、灭蚊喷雾里只有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吗?
当然不是。
根据中疾控网站去年9月一篇《登革热疫情防控,科学灭蚊是关键》的文章,指导各地疾控人员,可在屋顶平台、建筑死角、下水道等处喷洒或投放有机磷杀虫剂。
根据卫健委2024年3月发布、9月实施的《蚊虫化学防治技术标准》,可在居住区、人群临时集结地、蚊媒传染病流行区进行空间喷雾、热烟雾喷雾,可对蚊虫滋生的沟渠、积水等喷洒颗粒剂。这些喷雾和颗粒剂里,除了拟除虫菊酯类,还包括双硫磷、倍硫磷、杀螟硫磷、甲基嘧啶磷等,都属于有机磷农药。
根据上面贴出的中疾控指导性意见和卫健委的蚊虫防治标准,有机磷农药是必然会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一样,成为这次灭蚊运动喷撒药水的主要成分。
有机磷农药的主要特征就是强烈的臭味,如大蒜味等等。那次就在我窗外大量喷洒的,就具有近似于蒜的刺激性恶臭。有机磷农药的害处很多人都知道,就懒得找什么论文了,百度就可以了吧。
这位北京三甲副主任说:“有机磷对人体的危害十分巨大。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有敌敌畏、对硫磷等,它们进入体内后……出现神经功能紊乱、呼吸功能障碍等,患者主要临床表现有恶心、多汗、流涎、瞳孔缩小、支气管痉挛和分泌物增加、肌肉震颤、头晕、谵妄等,严重者可出现肺水肿、昏迷等症状,对患者生命产生巨大威胁。”
这位山东三甲副主任指出:“农药喷洒时皮肤黏膜直接接触是最常见暴露方式,其次是误服被污染的食物或水源。”
他的意思是,有机磷农药喷洒在皮肤黏膜上,会导致人体中毒;沾染到了水和食物,被人吃下去,同样会导致中毒。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网站的一篇论文,有机磷农药通过吸入的吸收最快,换言之,只要闻到就可能使人体中毒。
有机磷农药通过摄入、吸入或接触皮肤进入人体后,会抑制胆碱酯酶,导致神经过度活跃,中毒者通常会因无法呼吸而死亡。
《国家地理杂志》网站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痛苦的死法,你最终会窒息而死,因为你基本上瘫痪了。”
论文还告诉我们,美国在2005年已经停止在住宅区使用有机磷农药。
另一篇美国多家大学专家署名的论文和建议书告诉我们,中国目前使用的几种灭蚊药:
倍硫磷,在美国及30个国家属于高毒性农药,已被禁用。
双硫磷、在美国及28个国家属于高毒性农药,已被禁用。
杀螟硫磷(杀螟松),在28个国家属于高毒性农药,已被禁用。
只有甲基嘧啶磷属于中等毒性,还没被任何国家禁用。
有机磷农药部分清单,X就是被美国禁用,数字就是被多少个国家禁用,H就是高毒性。
就是这些被多个国家禁用,在很多国家只限于种植业使用的高毒性有机磷农药,却与所谓低毒的拟除虫菊酯农药一起,混合成灭蚊喷雾,堂而皇之在广东各个城市的街道和住宅区里到处喷洒,有些地方(如广州)竟然还公然进入居民楼里大量喷洒。
不是喷一次两次,而是反反复复地喷洒。据我所知,在广州的绝大多数地方,包括住宅区,一天就要喷两三次。街道上、绿化带等等究竟一天要喷多少次,就没空去数了。
在一线城市人来人往的公共区域、居民住宅区喷洒高毒性和低毒性的农药,不是只集中喷洒一次两次,而是全城每天至少要喷两三次,反复喷洒大半个月。我数学虽然不好,也算出来不止60次了吧,而且还会没完没了的一直喷下去。
行人走在街上,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当头喷洒。上述我在城中村小巷子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随着呜呜喷枪怪啸,低层住户随时随地就会从窗户外吹进来各种各样的农药,毒性颗粒会粘附在餐具、桌椅、床铺、饭菜、茶水上。沿街食店更是这样,锅碗瓢盘和食材,都会被肆无忌惮喷洒的农药污染。人吃进去喝进去,会否慢性中毒?这,难道还需要问吗?
所以,这一场场的灭蚊运动,究竟是在灭蚊,还是在灭人?
再说,喷洒高毒性农药再多,就能灭得了蚊子吗?现在全世界哪座城市能彻底消灭蚊子的?
只要有水、有植物,蚊子就能存活。居民家里和天台的积水盆栽都去掉了,旋即台风“杨柳”席卷广东,一夜间又积水遍地,紧接着热带低压又裹挟数天风雨。废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清除积水,又有何用?
广东位处珠江三角洲,西江、北江、东江诸多支流汇聚,还有无数的河涌,无数的池塘,无数的天然湖人工湖,无数的水库。只要有这些水系,就会有无数的蚊子。只发动群众清理积水有什么用?再牛逼,你能让珠江断流?能排干所有湖泊和水库?别的不说,那先把广州的麓湖、流花湖、荔湾湖、东山湖、海珠湖、白云湖统统排干吧,里面的积水可多得很,不排干不足以灭蚊子哦。
广州有座白云山,上面覆满植被和草丛,被称为“城市山岳型森林生态风景区”,离市区极近。市区的蚊子就算全毒死了,白云山上的蚊子可多得很,什么时候飞下来叮几个人,不定又得闹“疫情”了。真想灭尽蚊子,是不是该发动全市公务员和编制内人员集体上山,每天从头到脚给整座白云山喷三遍农药?
广州成为白雾缭绕的“仙城”,已经很多天了。
这些“仙雾”,是由有机磷类、除虫菊酯类,以及吡丙醚、残杀威、噁虫威(见卫健委蚊虫防治标准)等等高毒性、中毒性和低毒性农药混合而成。喷洒一天两天,对人体影响不大。喷洒五天七天的,可能对人体也只有微量影响。
但现在已经喷洒快一个月了。再这么继续搞下去,是要让全广州1900万常住人口陪着蚊子腾云驾雾,一起“仙去”吗?_
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
前段时间有个消息,算是小规模地引爆了朋友圈和微信群,说最高法院出了一条司法解释,自今年9月1号起,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纳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很快社会上就把它解读为强制社保。不知道是谁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家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整得相当危言耸听。大家普遍产生了担忧,就是在社保的重压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怕是没好日子过了,甚至要陷入倒闭潮。依我看,这种反应确实有点太过了,因为最高法院只是出了一条司法解释,换言之,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规定,相关的法条早就存在了,人家一直都要求用人单位给员工缴纳社保,最高法只是做了一个更明确的解释而已。
也就是说单从法律本身去看,国内一直实行的都是强制社保。但是法律中有一个理论叫无救济则无权利,就是说法条是法条,现实是现实,别管法条写得多么清楚多么全面,如果现实中的司法根本不管,那这个法条就等于是没有。有时候我就想,全世界所有国家如果都按照基本法办事,那大多数国家可早就成了共产主义桃花源了。强制社保也是如此,实际上在现实中,用人单位为了节省点成本,员工为了多拿一些到手工资,双方都会私下达成某种不缴纳社保的承诺。属于是把法条完全架空了,所以我预测至少短期内,该怎样还是怎样,不会突然给你搞一个180°大调头,哪怕长期去看,落实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但是既然最高法特意做了一个解释,这就说明国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某一天给你搞个突然袭击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市场上的焦虑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也不用太久远,我记得也就是十几年前,社会上的主流声音都来自所谓的劳动法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劳动法的坚定捍卫者,动辄就指责用人单位不缴或少缴社保,鼓吹连社保都缴不起,还开什么企业?甚至还有人亲自下场,帮助劳动者维护权益。但你看最近几年,这种观点的声浪明显下降了,相反的,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不缴纳社保的声音,更有不在少数的年轻人,人家就是不交社保,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不是骑手更需要社保,而是社保更需要骑手。正是因为这种声音的存在,所以这一次的“强制社保”才会引起社会上的普遍不满。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和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业主共情这是一方面,但我想还有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这就要讨论一下我国的社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表面上看,这个问题还不简单么?说好听的,它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说不好听的,那就是保险。但其实社保的属性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国社保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一个人不缴社保是很难生存的。最基本的如果不缴社保,那么退休之后你就没有退休金,我看现在年轻人都学精了,谈男女朋友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爸妈有没有社保,如果没有趁早拉倒。更可怕的是,如果没有社保,生一场大病更是有可能把家底掏空。就像我一直都没有社保,结果几个月前生病住院,四万多的医药费给我搞的都想跳楼了,要是没有各位老板的帮助,那我只能撸网贷了。
当然你会说不交社保,我还可以购买商业保险,同样具备以上功能,但问题是一方面,我国的商业保险还不够发达,而且另一方面,商业保险有很多不透明、或者说咱老百姓研究不明白的地方。买的时候给你忽悠得天花乱坠,结果一生病住院,这也不能报那也不能报,限制条件非常多。甚至有很多人身保险,都要调查你最近几年看病和住院的经历。所以和商业保险相比,国家的医保在这方面确实还是相当良心的。而且还要考虑到,直到今天,在我国很多大城市中,社保是和一系列资格问题挂钩的,没有社保就没法落户,甚至都办不了一张居住证,当然没有社保也没法买房买车上学。也就是说长久以来,我国的社保说是保险,但它其实有着某种强制性,什么东西有强制性?税收具有强制性。
但是我国的社保和税收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税收是赚得越多交的越多,就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虽然也经常被吐槽,有人说起征点定的有点低了,还有人说最高45%的边际税率有点高了。但说到底,累进税本就是国际上的基本套路,特别是发达国家,全都是这么玩儿的,咱们国家也没有搞特殊,你要是看看欧洲那些福利国家,说实话咱们国家的个税算是相当克制了。其实到了现实中,考虑到6000元的起征点,再加上五险一金各种税前扣除,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缴纳个税的资格。也就是说个税如果存在伤害,那伤害的也是中高收入者,国内的普通蓝领、各个领域的打工人,是享受不到个税伤害的。
但是社保则不然,因为社保存在着缴费基数的下限和上限,咱们就以北京为例,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是6821元/月,上限是35283元/月,我们就看养老保险,个人缴存比例是8%。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0块钱,那么你自己也要缴纳6821×8%的养老保险,这就是545块6毛8,单单一个养老保险,你到手工资就不到2500了。但如果你一个月的工资高达10万元,你缴存的养老保险并不是8000元,而是35283×8%也就是2822.64元。所以你看越是收入低的人,社保占其收入的比例就越高,这和税收的情况正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社保主要伤害的是低收入者,所以社保不仅像是一种税,而且它更像是一种穷人税,显而易见让穷人多交税,背负更大的经济负担,这并不公平。
这还只是社保关乎公平的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更扎心了。直接上例子,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曾经在不经意间,公布过一份数据。说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除法都会算吧,根据以上这些数字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退休工资是7452元/月,企业单位的退休人员,退休工资是2326元。如果你什么都不是,比如说农民,那么你每个月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只有175块钱。这和全国范围内的数据也基本差不多,机关事业单位平均月养老金约为6000元,企业约为3000元,农民约为220元。
那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来自农村,父母都是农民,现在你去到大城市的一家企业打工,月薪是10000元。你的同学小黄也和你在一座城市,父母是体制内退休干部,小黄现在也在体制内,每个月工资是6000。你赚的比小黄多,个人缴纳的社保当然也比他多,可你们的父母呢?小黄父母加起来,一个月能拿20000退休金,而你的父母只有几百元,60多岁了还要种地操劳,这不就等于是你花钱养小黄父母么?
再往远看,几十年后,你退休能拿多少钱,小黄退休能拿多少钱?我国养老保险,个人缴存部分是工资的8%,企业缴存部分是16%。按道理讲养老保险是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你觉得你每个月自己掏了800,小黄只掏了480,那我退休金肯定也要比小黄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企业要赚钱,所以它给你缴纳养老保险,肯定是卡着10000元这条线,所以你一个月缴纳的养老保险就是2400元。但是机关事业单位则不然,可以这么讲,以实际工资为基数去缴纳社保,这是非常罕见的,一般都会以更高的基数去缴纳,比如说200%,甚至会按照300%的封顶线缴纳。如果是300%,那么单位给小黄缴养老保险,缴存基数就是18000,乘以16%这就是2880元,再加上小黄自己缴存的,加起来就是3360元。
不过缴费基数还只是一方面,除此之外,还有企业的企业年金和体制内的职业年金,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养老保险的一个补充。如果你在体制内工作,那么财政会给缴存8%,而缴存的基数和养老保险的缴存基数,一般都是一样的,如果是刚才的例子,基数也是18000。然后你个人再缴存4%,当然你个人的缴存基数仍然是6000。这么看的话,小黄每个月自己缴存的养老保险就是720元,还是要比你个人缴存的800元少。而且职业年金是强制性的。但是企业年金可就没有硬性规定了,企业和个人可以缴8%和4%,也可以小于8%和4%,当然也可以不缴。那么换你是企业主,你会给员工缴存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么算下来,你每个月缴存的养老保险还是2400元,而小黄则是5040元。
所以综合起来,别看小黄现在赚的比你少,他个人缴存的养老保险也比你少。但他的退休金,完全有可能干到你的两倍。这就为什么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养老金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难道说体制内对社会的贡献就更大?那我就要呵呵了。所以打工人之所以担心强制社保,固然有着忧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不否认他们和小老板产生了共情,但更多的是和自己共情,是对不公平的愤怒。如果做不到一碗水端平,还请决策者三思。
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这是每个读书识字的中国人都熟悉的一句话。也可以说,这句话浓缩我们最普遍的历史意识,饱含着血泪和无奈。
鲁迅把它转译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悲愤的说法,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虽然鲁迅在那篇文章里呼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但人们好像很少听见这句,而只觉得“想做不得”和“暂时做稳了”的交替,是那样坚不可摧的封印。
之前有朋友问我,你是学历史的,怎么不大写历史文章?我心想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琢磨了一下,其实是我心里挡着一个想法,一个不太容易说明白的想法。我总觉得,历史锁死了我们的思想,思想作用于现实,又进一步锁死了未来。这里说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我们惯常接触到的被书写下来的历史。历史本身是丰富的,但历史书写经常是单一的、狭隘的、贫瘠的。
如果学习历史只能让人不敢想不敢做,倒不如无知点好。刘项原来不读书,乱拳打死老师傅。
但空着头去想,终究也难走得远。何况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知识大爆炸时代,谁愿意顶风做一个“无知人士”呢。所以更有效的做法还是去从真实历史中抽出另外一条丝线,去打开心里生锈的老锁,甚或去炸开几堵门,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最近就读到一篇很好的文章,文章结论大异于我们的“历史常识”。题目是“毁灭的回报”,讲的是帝国崩溃如何利好普通人的故事。The rewards of ruin,作者Luke Kemp。
文章开头引用了一首诗:
无人行走在山中野山羊与飞蛇之间,
在那生长着多汁植物的高原上,
如今只长着泪水的芦苇……
阿卡德已毁灭!
这是一首咏叹古代阿卡德帝国衰亡的哀歌,阿卡德帝国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已知的统一帝国,大概存在于四千多年前。这首诗让我想起我们《诗经》里的《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不同文化里的兴亡之感,想来也是没太大区别。
作者要说的却是,虽然阿卡德帝国崩溃了,但考古学家发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直很正常,普通人甚至没有察觉到帝国的灭亡。
以前考古学家专注于研究那些辉煌帝国的灿烂成就,比如最早的文字,最早的法典,巨大的神庙,罗马的斗兽场,东方的长城。
但最近这些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提出新的问题:在这些帝国崩溃时,普通人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人们脑海中通常浮现的历史图像是,乱世之中饿殍遍地、流离失所……但考古学证据却是相反的,伴随着帝国的崩溃,普通人可能过得更好了。
我们通常持有的“帝国黄金时代”“黑暗时代”的观念,是帝国精英视角。事实上,帝国昌盛的时候,普通人不一定昌盛,帝国倒霉的时候,普通人也不一定倒霉。举个我们自己的例子,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存在,但历史的另一面是“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如果你是减掉的那一半可能就开心不起来了。
文章说,这种精英视角“不仅扭曲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也影响着我们如今和未来对崩溃的想象与思考。”好像有点盼着崩溃的幸灾乐祸感,不是,作者当然承认,崩溃会带来苦难和暴力。
但有一类证据的存在,证明了历史往往是多面的,而我们低估了帝国的“稳定”“强大”对普通人造成的负担。
考古学家通过对古代人骨骼的检查发现,在帝国稳定的时候,统治阶层比普通人的身高高很多。而帝国消亡之后,同一地区的普通人身高开始增长,女性身高增长得更快。
数据显示,罗马帝国治下的普通人,他们的实际身高比理想状态足足矮了8公分。帝国崩溃之后,人们的身高又开始增长了,而且蛀牙和骨病减少了。
对此的解释是,帝国高强度、系统性的榨取消失之后,普通人可以吃得更饱。而且帝国统治时期,人们不得不种植单一税赋作物,现在可以多样化种植,食物更多元,身体就会更健康,而且肉也吃得更多了。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残酷的因素,就是战乱导致人口下降之后,留下来的人就更有议价权了,工价会上升。比如欧洲14世纪黑死病之后,人们的身高和工资普遍上升了。真是五味杂陈,弱者要想过得好,只能靠同类的减少。
由此我们获得了更合情理的历史图像。帝国是压在普通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它“保护”你不受别人欺负的代价是,它给你的压力会逐渐趋于你的承受极限,你的身高会向上转移。当这座大山崩溃是,假如你有幸捡一条命,那么你的小日子通常可以过得更好。
甚至有最近的例子,1991年索马里前政权崩溃之后,进入军阀割据,虽然冲突有所增加,但是从婴儿死亡率到极端贫困率,几乎所有生活质量指标都有所改善。这里不是为索马里的现状辩护,而是说人们容易放大“无国”的苦难,而忽视“有国”的苦难。
拉长时间来看,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似乎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农业是和帝国一起出现的。农业时代的人类和从前相比,身高不仅下降了,骨骼变得更脆弱,牙齿出现更多蛀洞,而且由于人和动物挤在一起,传染病更多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是,今天男性的平均身高,仍然低于冰河时期的祖先。
这就是“文明”的代价。
假如我们问一个到处游荡的原始人,你会拥有更多更多的同类,你们会发明很多很多的新东西,但你们会互相厮杀,会吃的更少吃的更差,会被固定在一个地方没日没夜的干活……你猜他会怎么想。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说,算了,我们就这样混着得了,谁想进化谁进化去吧。
帝国崩溃,普通人过得更好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记录呢?答案很简单,普通人的生活无法留下记录。想想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都是征服者及其后裔留下的记录。
帝国不仅劫持了普通人的生活,而且劫持了普通人的记忆。
一个新王朝建立,或许会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但绝不会说王朝本身不应该存在。
自从有了历史书写之后,人类就开始发明历史了。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历史书上留下的形象,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但考古学家发现,拉美西斯最著名的一次军事远征,是公元前1274年针对赫梯人的战役(卡迭石之战),却因法老的无能而以失败告终。对此,拉美西斯只是将证据掩盖了起来。拉美西斯把别人的纪念碑抹平重新刻字,纪念自己在战场上没有赢得的“胜利”,由此打赢了历史这场仗。
世界上最早的一份和平条约,是公元前1259年由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帝国皇帝哈图西里三世签订的,一式两份,在埃及的版本中,是赫梯人认怂,在赫梯的版本中,是埃及人认怂。
旧帝国毁灭,新帝国兴起,历史书写却始终是精英视角。普通人要么干脆是文盲,好不容易出一个读书识字的,学习的也是那套帝国官方叙事。
现在历史学者对于从前流传下来的“黑暗时代”的说法已经持怀疑态度。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我们应当考虑“赞美崩溃”,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人类福祉的改善。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这种’1%视角’已经扭曲了我们对崩溃与历史的理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部属于’99%’的崩溃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帝国的兴衰,对过去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对今天的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欢迎崩溃或者加速崩溃,干这种事的往往是另外一群野心家,这些人也是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需要躲着的。而是说,我们哪怕无法为先辈拿回自己的食物、尊严和身高,至少也应该拿回一部分被劫持的记忆。普通人的生活,也自有其光辉。
文章末尾一句话更是发人深省,直接上英文吧:
We don’t need to fear ourselves or the absence of rulers; we need to fear power and those who try to grab it.
最后容我唠叨一句,只有好好读一些正经书正经文章,我们才有可能突破头脑中那些无法察觉的封印。你之所以觉得很多原本荒谬的事情理所当然,是因为轨道早已铺就,谁上去都会到这里来。你总得有一个新容器,才能装下新东西。
咱们开个栏目吧,一起读一些真正好的文章,就叫「西坡新知」。欢迎大家捧场。如果想要获取文章资源,后台留言加「西坡读写群」。
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发放条件,实质上是对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差别待遇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康有华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近日,有网友反映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被深圳卫健委告知无法领取育儿补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网友质疑称,根据广东省现行规定,非婚生育已可正常办理生育登记并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为何在育儿补贴申领环节却遭遇限制?
这一情况,与国家卫健委此前明确的“育儿补贴申领只需提供婴幼儿身份及抚养关系证明”的政策导向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最终实施细则仍需等待全国及各地的统一部署,但该事件所折射出的婚姻与生育权分离、非婚生子女权益保障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已引发公众的热烈讨论。
该事件中热议的育儿补贴政策,正是近期国务院发布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育儿补贴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
这一政策,也是我国在人口压力下出台的最新生育支持措施。其预期通过普惠性、直接性的现金发放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并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发挥鼓励生育、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
育儿补贴等一系列新政策,体现了我国的计划生育从抑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向,进一步落实了国家对生育、家庭和儿童权益等所应承担的保护义务,是促进人民福祉、保障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之举。
然而,政策的好意若要成为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仍需要防止执行实施过程中的扭曲和误解。当前育儿补贴发放可能存在的差别对待乃至歧视,必须通过法律专业的分析加以消除。
就此而言,该事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婚姻能否作为对生育以及儿童权利的限制。
婚姻并非生育权保护的前提
生育作为妇女的自然禀赋,毫无疑问应受到法律保护。而国家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并非以婚姻为前提条件,这尤其体现在我国宪法第48条:“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婚姻保护,则另行规定于宪法第49条。
即便不能完全将男性对生育的参与排除在外,生育过程的进行及其负担也主要由妇女作为个体承受,国家因而必须最大程度地尊重妇女对于生育的自主决定权,并为妇女的生育选择提供充分的保护。
如果我们聚集于生育本身,更会意识到生育的过程和结果与婚姻并无实质关联。婚姻与否,既无法减轻妇女生育期间的痛苦,也不会改变子女诞生的结果。将婚姻作为生育的前提,会压制妇女对生育的自主选择,有悖于宪法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要求。
在如今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引导下,婚姻与生育的解绑也更鲜明地体现在最近几年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中。如四川省2023年新发布的《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就不再以结婚作为办理生育登记的前提,保障未婚妇女平等享有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其自公布以来即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深圳卫健委所在地广东省2022年新发布的《生育登记管理办法》,同样也取消了生育登记与婚姻的捆绑;向深圳卫健委提出质疑的网友,更是指出其本人此前已经完成生育登记并享受了生育保险和津贴。
在此情况下,若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必要条件,不仅构成对妇女生育权的不当限制,也与当前生育政策发展方向相悖,存在违法增设社会保障获取条件的嫌疑。
社会观念中对未婚生育可能冲击既有婚姻关系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这种忧虑源于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维护和对社会稳定的考量。
然而,我们也不应将这种担忧情绪化地夸大,甚至将其作为限制妇女生育权的理由。未婚生育不能与出轨、背叛家庭等反面事例简单划上等号,现实中的许多伴侣即便相互忠诚也可能选择不进入婚姻关系。
非婚生育现象的增加,更多反映了个人选择权的扩展和社会包容度的提升,而非对婚姻制度的否定。维系婚姻关系内伴侣之间的彼此忠诚,已远远超出育儿补贴和生育政策的射程范围,更是生育权所不能承受之重。
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
结婚登记不应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前置条件,其根本依据在于宪法和法律对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我国宪法确立了儿童保护原则和平等原则,明确禁止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民法典第1071条更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这一消除对非婚生子女歧视的立法范例,甚至可追溯至1950年的婚姻法第15条。
上述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父母婚姻状况作为儿童权益保障标准的合法性。
育儿补贴作为普惠性政策,其核心在于保障儿童发展权益,确保每一位儿童都切实受益,发放标准应当严格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非评判父母婚姻状况或变相审查父母的婚姻关系。
既然政策发布时已经明确无论是否一孩家庭都能平等享受育儿补贴,更无其他理由剥夺非婚生子女家庭的育儿补贴。况且无论是否婚生,子女都无法选择其出身的家庭和环境,社会也不可能因为歧视而取得进步和发展。
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其合法权益的实现,不应受父母婚姻状况的影响。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发放条件,实质上是对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差别待遇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
对生育的担忧在于其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正是国家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提供兜底性支持的根本原因。婚姻制度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育带来的各种压力,但绝不能异化为限制公民行使生育权利的门槛,更不应导致对未婚生子女的歧视对待。
国家唯有保障生育自主、坚持平等原则,才能真正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8月12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公开发布《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提出从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居民个人使用贷款经办机构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业务)中实际用于消费,且贷款经办机构可通过贷款发放账户等识别借款人相关消费交易信息的部分,可按规定享受贴息政策。
另外,财政部等九部门同日公开发布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其中明确,对于经办银行向服务业经营主体发放的贷款,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对经营主体进行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年贴息比例为1个百分点,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分别承担贴息资金的90%、10%。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
两项政策的核心是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与消费相关的领域,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提振个人消费和服务业经营的活力,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
• 针对居民个人用于消费的贷款(不包括信用卡)。
• 重点领域包括家用汽车、教育、文化旅游等,单笔消费用于贴息的上限为5万元。
• 贴息比例为年利率的1%,最高不超过贷款利率的50%。
• 借款人在一家机构的贴息上限为3000元。
2.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
• 适用于餐饮、旅游等八大服务行业。
• 自2025年3月16日至12月31日期间签署的合规贷款。
• 贴息比例为1%,政策覆盖21家全国性银行。
• 贴息期限最长为一年,单户最高贷款规模贴息可达100万元。
该贴息/补贴政策推出后在微博、推特平台引发了网民嘲讽,一些网民认为此类贷款补贴如同笑话,“在加工资,和发福利前,他们选择了放贷”。之前,有网友在评论“全民强制社保”时,也发表了类似观点。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民评论:
海盗糖包:哈哈。为了消费,把贷款做成了消费。还是发钱实在。
凉风有信0324:原来之前人们不爱消费是因为没有贴息啊,一直以为是余额不足呢。
我是恁爹耶:塔又不急,我们急个卵。
小喵不吃鱼尾巴:多送点保时捷五元优惠券,大家就都能买得起啦。
KNCQR147411:提振消费给出贷款补贴,放美国要被新闻联播连续放一年。
澳洲扒鸡 :哈哈,花五块钱买鱼饵,咱一起出海钓金枪鱼呀。
然酱的小面包干:双休就能促进消费。
淇淇牌赚钱公司:笑死,一个个深渊债务等着你,哪个人想的这么绝。
富尼法号涩涩:很努力地绕开直接发钱这条路。
buckyloos2:继续榨,还不够,骨头磨成粉也能用。
yingz1981:他们什么时侯都会这样选择的。你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罢了。还指望什么呢?
ShwetaG29822558:你不花钱,政府替你贴;但前提是——你得先欠债。
暂时想不出名字就这么着:什么时候先把国补落实到位,河北国补天天抢都抢不到。
财班嘟嘟:贴息固然是好事儿,还是多想想怎么贴“本金”才是正道。
山谷里的知识点:实实在在提高大家收入才是真的!贷款都要还的,现在这个经济情况,贷款真的要谨慎。
数码科技小张:努力让人人都背上贷款。
这个方糖不太圆:免税比这靠谱吧。
山隹木四水:我差的是本金,不是息。
经济新视界:居民想要的是去杠杆,降负担,金融部门可以提供的却一直是让你上杠杆、加杠杆。 // 张小马打豆豆:你不加杠杆,黄四郎怎么去杠杆。
你听下雪了a:怎么总想着想掏空穷人。
对于他来说,最务实的生存法则是,“可以病,不能病态,也不能太病。”他反复把这句话解释给新来的年轻人:“我们是有病,但不能病恹恹躺平,肾坏了脑子没坏;也得照顾好身体,身体是本钱,本钱没了,都是白玩。”
文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 实习生 罗丽娟
编辑 丨陈晓舒
校对 丨赵琳
老裁缝终于坐回缝纫机前,生计和尊严都回来了。
两年前,听说广州有服装厂专收尿毒症病人,待业多年的43岁尿毒症病人张顺,从江西老家赶来。没带什么行李,除了三支缝纫用的旧锥子。
厂里都知道来了个“狠人”——早七点多到,晚十点多才走。揽最多的货,布料把缝纫机桌面铺满,剩下的堆在腿上。踏板“踩到飞起”,“下一件永远要比上一件快。”再后来,他要和“普工组”的健康工人争货单,比试工作量。
“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让咱们病人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张顺一直记着员工大会上,主管说过的话。
这家“收留”尿毒症患者的工厂,其实是广州城郊的一家民营透析中心开的。二三层是透析室,四层就是服装厂。尿毒症工人——最大的60岁、最小的18岁,每日上上下下,把服装厂里挣到的钱用来交透析费,透析完的身体再继续投入工作。
在广州这不是个例。3年来,边打工边透析的外地尿毒症病人,占据数十家民营透析中心近半数床位。他们在这座城市,开辟出以工养医的生存路径,也过上抱团取暖的集体生活。
但这不仅仅是尿毒症病人希望以更“体面”的方式生存的故事。
根据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系统统计,截至2024年底,我国有超200万尿毒症病人,其中大陆地区透析患者总数达118.3万例,年新增患者约2万人。大量乡镇县城尿毒症病人,仍面临着就业、就医和经济上的困境。
在广州这个生态圈里,民营透析中心和病人彼此依存。一方面,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食宿、就业、补贴等福利,为病人提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靠福利吸引来的病人,又为透析中心带来医疗营收。
与此同时,这个生态圈也处在规则的灰色地带。
夜里十点半,张顺在加班。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病人与工人
距离广州市中心20公里,一家五层民营透析中心临街坐落,日晒雨淋后,招牌褪成灰蓝色,在往来的车流中并不打眼。每个清晨,一群尿毒症工人簇拥着钻进这栋楼,天黑,又四散消失在背后的握手楼群中。
楼内运转着一个精密的医疗工业系统——四层是服装厂,58名尿毒症工人在此工作,日产能最高可达两千件;二三层是透析室,50台透析机并列排开,可供200人轮班透析;一楼是理疗室,为病人提供推拿按摩服务。电梯入口,挂着街道办事处颁发的“爱心工厂”证书,上面写着“帮助病人回归社会”。
餐饮、手工、医疗耗材组装,广州几家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就业类型各异。张顺所在的服装厂,开办得早,规模较大,在圈里小有名气。
每早八点半,四楼工厂里,随着缝纫机的声音吱吱呀呀响起,58双黑瘦的手忙碌起来。技术好的车裤子,细心的剪线头,眼力好的查货,年纪大的打扫地面的废布条,最后熨烫、打包。这天,共产出1000多条裤子。工人们比画着过大的裤腰,猜测,这批货最终要发往海外。
除了速度慢,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工厂的特殊。
每一双劳作的手臂上,用于透析的血管丘陵一般凸起;零星的水杯里混着蛋白粉,防止手脚抽筋耽误干活;头部车间里,十几名健康的熟练工人带动产量,近九成肾友工人堆积在尾部,干技术门槛低的碎活,他们围坐在一张方形大桌子边,穿腰带,钉扣子,挂吊牌,货不够分时,“把活儿让点儿给家里有小孩的”,大多只拿底薪维生。
尿毒症病人透析中,枕边备着速效救心丸、防止低血糖的彩虹糖。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中午十二点,张顺乘电梯下到三楼透析室,从工人变成病人。为了确保每个工种都不缺人,工人们分早中晚三个批次离岗透析。
透析室里,透析机通过两根针连接他的身体,血液经过一个针眼流入小拇指粗的透析管,透析机代替衰竭的肾脏,把体内淤积的水分混带毒素甩出,最后干净的血液再从另一个针眼输回身体。除了换肾,这是尿毒症病人维持生命的主要方式,血液透析。通常一周三次,一次四小时,直到生命终结。
“存不到钱,但能养活自己”,工厂包吃住的情况下,叠加每月400元的“控水奖金”,工人们的工资能基本覆盖医疗和生活支出。
作为“劳模”,张顺收入最高,月平均工资在4500元左右。近三个月,除去透析费、药费和生活费,结余下的1000多元,他都用来打营养针,238元一针,相当于缝600条裤脚的工钱,一星期一针,“打完有力气继续挣钱。”
得病前,张顺在沿海各地的制衣厂打工,用几十年劳作,换来县城的一套房;得病后,他又在各地辗转求医,积蓄、工作、婚姻,连同残存的排尿能力一起流失。最后,需要终身透析的他,困在老家,坐吃山空。
与张顺一样,工友们的面目是相似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乡镇或县城郊区,年龄大多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换肾,需要终身透析。时间拉长一些,他们曾经从事各行各业,用当外卖员、长途车司机、装修工人、流水线工人的收入,支撑起一个家庭的运转,得病后,被劳动市场淘汰,面临经济压力。他们希望自力更生,不做家人的负累。
具体来说,钱是一点一点流走的。
透析前的漫长时间里,“死马当活马医”的钱,已经让一些家庭掏光家底。慢性肾脏病分为五期,不可逆地向前发展,周期慢的长达20年。
2012年,血液透析被纳入大病医保,大部分地区报销比例提升至九成左右,极大减轻了尿毒症患者的负担。但是,透析自付部分、并发症、用药、交通、在透析中心附近租房等费用叠加,对于失去收入来源的病人,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光是血液透析的自付部分,不同省市县、不同医保类型,报销程度都不同,患者的医疗负担也因此相差较大。一些地区的透析费仅能报销七成左右,患者每年需自付3万-4万元。部分地区设有报销上限,超出部分需患者自行承担。一位湖南籍工人透露,老家每月报销限额在4000元左右,额度经常不够用,“后来,我不得已把每周3次透析改为2周5次,每月仍要自付2000多元。”这笔支出,几乎相当于这个农村家庭整月的收入。
工厂考勤表,标注着工人离岗透析的时间点。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生计和尊严
来广州之前,工人们怀揣着一堆求职不得的经历。
偏见、比常人差的体力、被透析耽误的工时、雇主怕出意外担责等,使他们的就业之路困难重重。于是他们隐藏身份,带袖套、穿长袖,“小偷一样”工作,最后纸还是没包住火;许多基层公立医院,只在白天开放透析,工作和透析时间冲突,病人们选择上夜班,连续几个月通宵,“身体遭不住了”;有人干脆做日结搬运工,用工时段灵活,但手臂上透析用的血管,因用力过猛堵塞了。
最后,他们退回到一方床位上。
关于老家的生活,工人们多多少少描述过这样的画面——日子长在两张床上,一张床在家,床边窗户紧闭,白天黑夜,风晴雪雨,生活没什么分别;另一张床在医院,“黑麻麻的病人钉在越来越挤的透析室”,直到病人一波波被更替。
连接两张床的,是一辆风雨无阻,每周三次往返“续命”的电动车。由于基层医疗资源覆盖不足,在偏远地区,有的电动车需要跋涉到市级医院。根据国家卫健委2025年发布的数据,目前,全国仍有72个常住人口超过10万的县,公立综合县医院不具备血液透析服务能力。
于是,经年累月,与钱一起丧失的,还有尊严和体面。
他们或许还能活很久,但因疾病,很多生的权利提前丧失了,不仅是婚姻、社会关系,还有工作机会,这些和病痛一样难以承受。
张顺就曾面临这种处境。离异、无业,儿子尚未迈入社会。邻居眼里,当年意气风发的老裁缝,变成了总穿长袖衬衫的无业游民,没人知道,长袖下面是越来越密集的针眼,像给往后人生打出的一串省略号。
他想去大城市打工挣钱,但医保报销是个问题。“异地就医”手续繁杂,高额垫付费用难以承担。另一种思路,放弃老家医保,购买大城市的医保,也难办——“五险一金成套下来得一千多元”,更重要的是,得在当地有正经工作,打零工不算。
2021年,生活像是开了一道口。
那年9月,国家医保局在全国启动5种门诊慢特病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尿毒症透析是其中一种,相关费用的实时报销在各地逐渐普及。
不久后的2022年1月,广东省率先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保的户籍限制,这意味着,在广东打零工的尿毒症病人,如果来自医保报销程度低的地区,可选择在广东就地参加职工医保,且不与其他险种挂钩。3年后的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医保的户籍限制,以推动参保公平,目前部分地区仍有居住证等条件限制。
两项医保政策的开放,让作为“试验田”的广州,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参保就医的地域和身份限制,透析病人得以前来谋生。
“黑麻麻的,浑身中药味,甚至没有去考察透析室,直接杀到车间试缝纫机。”老员工都记得当年张顺冲进工厂,着急挣钱的样子。“我只想努力挣钱,比之前过得好。”
隔天在宿舍醒来,“熟悉的感觉回来了。”握手楼群,窗户挨着窗户,天没亮,稀稀拉拉的声响就钻进耳朵,接着晚归人的脚步声的,是清洁工、外卖员、工厂工人电动车滴滴的启动声。他起床上班,走在这群人中——得病前他是其中一员,现在,他“回归正常人的世界了”。
张顺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张顺对桌的邱秀兰,比他晚一拨儿到。
邱秀兰今年35岁,因病被雇主辞退后,她在云南家中“躺了”5年,靠在电子厂工作的丈夫供养自己和两个小孩。“大部分尿毒症家庭,婚姻都不会持久的”,丈夫有了新的感情,她不反抗,“我什么价值都提供不了”,何况,每月总归是要管他伸手要钱。
丈夫不同意邱秀兰外出打工,“别累死在外面。”“我宁愿累死,也不要病死”,临行前,她给院里安上监控,想孩子时能看上一眼。然后,在一个清晨的狗吠声中悄悄出了门。
在工厂里,她一步步学技术,一年内成为车间主力,第一个月赚的3600元,除去医疗和日常开支,她把剩下的寄给老家的孩子,另一笔攒下的钱用来张罗公公的葬礼。丈夫照常不联系她,不过现在无所谓了,她能养活自己。
当生活趋向平稳后,她把更多的年轻女性同乡带出来。
18岁的叶晓敏是其中之一,她是县城医院里年龄最小的尿毒症病人,辍学后,没机会迈入社会。父母都是务工人员,收入并不高,她还有两个正上学的兄妹。因为家住得偏远,母亲不得不在县城医院附近租房照顾她。透析费和租房费,给家里带来很大压力。
压力还来自对未来的迷茫。“我年纪小,每次进透析室,其他病人都用可怜的眼神看我,好像能看穿我的一生。”县城小社会里,她避着人走路,大部分时间沤在出租屋里,就这样过了三年。“我不甘心一辈子这样。”当地医院的透析群里,她加上邱秀兰的微信。
叶晓敏爱学习,能吃苦,一进厂就要求去头部车间学技术活。邱秀兰教她用缝纫机,从走直线、打圈,再到打边。她还用剩余的布料给叶晓敏缝了坐垫,“坐着不累”,厂里发的1000元介绍费,邱秀兰也“分享”给叶晓敏一半。很快叶晓敏学会了车整条裤子。
她们彼此陪伴,挨着床位透析,又一起上班,自食其力付医药费。
10平方米的宿舍里,她们和另一位云南老乡合住,两张上下铺的床,多出的床位码满药,窗台上晾着粉格子样式的枕巾,那是用厂里的废弃布料缝制的。下班后的夜晚,微风顺着楼群间的缝隙吹进来,满屋都是洗衣粉的味道。
像窗台上被拼接晾起的布料,三个被疾病磨损的身体,在这个能够到的“最宽广”的地方,重建起“体面”的生活。
邱秀兰和叶晓敏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老板的生意
“我开厂的目的很简单,通过帮助他们,增加病人数量。”五楼办公室里,兼任透析中心老板和服装厂厂长的贺军坐在监视器前。他按动遥控器,屏幕里十三个画面依次切换,工厂和透析室尽收眼底。
2017年,为缓解公立医院床位压力,推进分级诊疗,原国家卫计委正式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透析领域,也是那一年,贺军从公立医院提前退休,创办了这家民营血液透析中心。据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独立透析中心611家,约占全国透析服务机构总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广东是全国独立透析中心数量最多的省份,占96家。
但分级诊疗效果仍难以实现。“本地人更信赖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依然一床难求,民营透析中心大量机器闲置。”于是,多家民营透析中心通过发放福利吸引客源。所谓的福利包括,包吃住、安排就业、发补贴等,补贴金额从几百到小几千元不等,“不提供住宿和就业的,补贴高一些。”
激烈竞争下,一些民营透析中心还会通过中介触达外地客源,这些“透析头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对接外地尿毒症病人,有时还负责去车站接人、安顿食宿和介绍工作。当病人透满三个月,他们从透析中心处按人头拿介绍费,金额在百元到千元不等。
凭借商人的敏锐和冒险精神,2022年,看准尿毒症病人就业难的痛点,贺军在透析室楼上办起制衣厂,帮助病人以工养医。此后,靠安排就业吸引来的透析患者,占据了客源总数的大半,一度萧条的透析中心得以起死回生。
其实,工厂本身难以盈利。工人们戏称,下楼透析才是“体现价值”的时候。
“价值”可以量化为数字。据2025年7月15日实施的《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血液透析费”项目的全省最高限价为每次390元,各地市据此合理制定具体价格。不考虑用药和其他治疗项目,如果按每周血液透析3次计算,月人均血液透析费用约为4000元到5000元。医保报销的九成左右费用,通过医保经办机构拨付给透析中心。
“单人月毛利润在2000元左右。”贺军说。“毛利润”指从医疗上赚到的钱,减服装厂“贴出去的钱”。
“终究不是慈善,我能提供的很有限”,晚上十点,五楼办公室里,监视器的蓝光打在贺军脸上,屏幕一角,张顺佝着身子加班,夹在缝纫机上的小夜灯,把他的脸映得黑亮。贺军坦率地说,“只能是给他一个好身体,再给一个工作机会,让他能回归社会,自食其力。”因为担心出意外,他通常等到张顺下班才离开。
这样的生态圈里,民营透析中心和病人是彼此依存的。一方面,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食宿、就业、补贴等福利,为病人提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靠福利吸引来的病人,又为透析中心带来医疗营收。
也正因为这样的福利,使这个生态圈始终处在规则的灰色地带。这背后,是一个争议已久的话题——发放福利是否合规?一些外省案例中,已有类似行为被有关部门叫停整改。
有律师认为,发福利不仅涉及不正当竞争,也可能属于医保基金的不合理使用。有业内人士抱怨,个别透析中心每月补贴高达两千元,类似“花钱买病人”。但也有律师称,民营透析中心“让利”患者,属于市场行为,不该被过多干涉。总之,“不能在明面上说”的福利,给圈里人带来隐隐的不安全感。
“什么规则,没有规则,规则就是活下去”,缝纫机边,张顺快速输出,语速和针脚一样密。他听说过类似传言,比起老板,他更担心工厂的存续。厂里缺货源,发不出工资的那个月,他借给贺军数万元维持运转。他想在这里干一辈子。
而贺军则更希望得到一些政策扶持,比如,有关部门能提供一栋廉租房,作为病人的宿舍。有律师表示,目前法律上没有专门针对尿毒症病人的用工规范,如果给企业以雇佣残疾人一样的政策优惠,或许能提高雇佣积极性。
“如果这样的就业模式,能从广州推广出去,我们找工作就没这么难了。”一位工人病友说。
尾部车间里,尿毒症工人在剪线头。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扳命”
“在这里没有失落感,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从第一批尿毒症病人来到广州,已经过去近五年。他们早就把自己连根拔起,一些人离家前,把户口本从父母处分割出来,怕出事后连累家人。
在这片开辟出的领地上,尿毒症病人建立起自己的语言体系,健康人叫“正常人”,健康的工人叫“普工”,而病人间互称“肾友”,一些病友继而发展成情侣,圈里叫“透析搭子”。分散在不同透析中心的老乡会彼此惦记,“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就怕人消失了。”
日子是共同过的。下班路上,小瓶冰镇矿泉水一个传一个,轮着喝一瓶;宿舍里,一人生病,其他人帮着送医院;钱被借来借去,肾友来来往往,有的去了别的透析中心,有的后来去世,这些钱不一定都还得上。张顺赚到的钱,请肾友吃过饭,帮回家探亲的肾友报销过飞机票。赚得最多的那个月,他捐出去1000元,街道颁发的爱心证书至今放在每日通勤的公文包里,把包的四个角撑得周正。
与老家相比,唯一没变的是眼前的死亡风险。毕竟,透龄、肤色和手臂上针孔的密度,年轮一样呈现着剩余生命的刻度。
从医学上来说,年轻尿毒症病人的生存期,通常为5年到20年,受年龄、病情等因素影响,部分可达20年以上。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我国透析患者平均年龄为56.9岁。
风险的形式是具体的。透析过程中出现的低血压、肌肉痉挛、低血糖等情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抢救,重则危及生命。张顺透析时不睡觉,“怕出意外醒不来”;一位透龄长的病人手里攥着速效救心丸,四小时透析过程中,他不断地睡过去,醒来后又在枕头缝里翻找药瓶,“这药跟钱似的,可以不用,但得有心里才踏实”;“扳命”,病床上一位贵州患者用方言形容透析,这个词原意指离开水的鱼拼命摆动尾巴。
这里的确出现过死亡的案例:高龄病人透析后晕倒死亡了;清晨宿舍里,工人被发现时已经不幸离世。作为“高危”群体,他们的死因难定。家属来闹,工厂赔钱,遗体被领走,之后的事大家不愿多讨论。直到一切恢复如常,传言湮灭在工厂机器的运作声中。
即便是这样的风险,大家也都选择用集体主义的方式应对。
两年前,病人们自发成立互助基金,每月一发工资,就往里面存十块钱。起初只有厂里员工参与,后来逐渐扩展到外面的透析中心,甚至是线上的肾友微信群。发起人张永宏记过一笔账,先后有上百位病友参与互助,最多的时候,基金里有过8000元。它让贫血的女孩输上了血,也救过返工路上出车祸的肾友,“没这笔钱,人就没了。”
每逢生日,病友一起庆祝又活过一年。“老东北”“桂林仔”“云南妹”……围坐一圈,用厂里发的两百元生日奖金吃饭喝酒。祝酒词里,大家心照不宣,不谈因疾病而雷同的过去,更不兴聊未来,活在当下的日子里,日常琐碎才是下酒料。酒桌上,脸色乌黑,五官的界限都因此模糊起来的,是透龄长的,他们放得开、喝得多,给年轻人斟酒时,手里的酒瓶被慎重地掂来掂去,倒倒停停,“他们路还长,得控制。”
结束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八点,透析床位上叶晓敏打着哈欠,邻床邱秀兰已熟睡。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对于年轻的工友,人生的确有更多可能性。
“从透析的第一天,我就没有打算透析一辈子。”叶晓敏非常肯定地说。18岁的她,大概率会活过厂里年老的工人;或者,按照她的预设,活到医学进步,治愈疾病,“换不起人肾,换个猪肾也行”,但这是一项遥远的技术,称为“异体猪肾移植”,目前全球仅实验三例,均未完全成功;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活到攒够钱换肾,那才是透析圈里所谓的“终极上岸”。目前,受制于数十万元的费用和受限的肾源,我国超200万名尿毒症患者中,每年能完成肾移植手术的仅5000例。
透析室里,年轻的工人隔床平躺,聊起对未来的规划,关于遥远的医疗技术,关于换肾的价格,关于如何挣更多的钱,关于病好后和“正常人”一样恋爱、结婚。有时有人聊到血压升高,透析机发出滴滴的警报声。
目前的工作,是支撑这些“可能性”的支点。
厂里35岁以下的肾友占了三分之一,初中、技校、大学辍学的都有,许多人在这里才第一次迈入社会。他们大多进入头部车间学技术活儿,干得上心,总拿全勤奖,在各个车间里当上小组长。
透龄长的,没这些念想,工作只为维生。日复一日,他们围在尾部的大方桌边干碎活儿,平均工资不超过2000元,基本抵消开支。午休时间,大桌子变成床,他们直直躺着,睡得踏实,像一排搁浅的鱼。即便底薪连降三次,直到没有,也有人继续待着。他们或许做过其他尝试,发现活路不多,于是不再折腾。
命运无力逆转,不妨舒坦活一日算一日,“不当家里负累就成。”
在这样的尾部车间,工人流动率极高,据贺军统计,来来往往有过百来人,大部分不超3个月就离开,通常,他们在提供不同福利的透析中心间试探、流转。
张顺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
透析室门口的储物间,工人离岗透析时,把物品存放在里面。柜门上的人名换了一波又一波。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对于他来说,最务实的生存法则是,“可以病,不能病态,也不能太病。”他反复把这句话解释给新来的年轻人:“我们是有病,但不能病恹恹躺平,肾坏了脑子没坏;也得照顾好身体,身体是本钱,本钱没了,都是白玩。”
靠着这样的法则,他过上自足的生活。去年挣了四万多元,攒下两万,打营养针和住院,都没愁过钱;旧宿舍又黑又暗,他自费800元住进大单间,有两扇大窗户,握手楼间距近,阳光照不进屋里,但“有窗户才像人住的地方”。总有外面的透析中心打来电话挖人,他不为所动,“不想像商品一样被换来换去”,稳定才是安全感。
顺利的话,人生将这样有序地运转下去。就像床边桌上,永远码着药片、枸杞、眼药水、矿泉水、创可贴,生活就围绕这些物件展开。
早起,来一片药“抗病毒”;一把枸杞明目,再滴上眼药水,尿毒症影响视力,可他“靠眼力挣钱”;塞进包里的矿泉水,是两天的饮水量,一口都多不得;最后,用创可贴把胳膊上的针孔盖严实,“房东看到不敢租给你的。”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他出门上班,新的一天,周而复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顺、邱秀兰、叶晓敏、贺军为化名)
这位较真的家长,发现校服质量有问题(材质和标签上宣称的不符),录了一个视频,点击量11万。
和学校沟通无果,他又做了一个视频。然后校服生产商举报了他,当地公安把他拘留了七天。
现在法院判他无罪,当地警方违法,对他进行国家赔偿,金额是3200元。这个金额是根据相关法律测算的,本身并没有问题。
但是,这位男子已经失去了一切。画面中他悲苦的脸庞,实在触动人心。我认为,这就是“典型中国人”,在这副面孔中,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上次让我有这种感觉的,是“鸿毛药酒事件”中从拘留所出来的那位医生。
因为被拘留,邓建国就成了“有问题的人”,他失去了工作。家里人不理解他,于是也只有离婚了。在申诉的过程中,周围的人可能也觉得他是“神经病”,于是他也就真的抑郁了。
这是一个极端个案,但也是一种普遍的处境:在这片土地上,“发声”往往意味着很大的代价。权力的打压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来自社会(甚至包括自己家庭)的孤立。
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大家可以回味一下,一个不小心说出真相的人,是如何一步步被周围的人指证为“疯子”的。
对此我也有一点体会。因为过去几年写的一些文章,我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敏感的”。据说成都某机构举办活动,特别提示不要我过去。我觉得很好玩。“难道我自己的书店是一个文化特区?”
很多人处在一种发声的阴影之中,这个阴影就会不断扩大——实际上它已经无边无际了。
本文的截图,来源于凤凰网的视频,这个视频的转发和点赞量很大,但是它的评论数却还不到5,显示出来的几条,不过是“🙏”这样的表情符号,这本身就是一种嘲讽。
可以尝试把自己放在这位男子的身边。你是属于他的“单位”,“家庭”,孩子就读的学校,校服生产商,或者是当地警方?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CDT编者按:原文发布于2015年8月20日,天津港危化品仓库爆炸事故发生于2015年8月12日。
天津港爆炸事件。这些天,大家该说的都说了。
只有一事始料未及:这一次,舆论危机为何如此深重?
爆炸的第二天,我在微信里写道:“参见我13年前的告诫吧,作为学者,能说的其实已经不多”。然后,我把《流言止于公开》那篇谈话(参见附录)重发在朋友圈,也发给了一些我熟识的领导,期待万一有什么人能够拯救这场行将来到的舆论危机。
但显然,可能来的还是来了。这场业已来到的舆论危机,其杀伤力比之爆炸本身,有过之而无不及。
学者总以为,学术的告白一定有人会听,听了一定有人会做。其实未必。
转眼,已是头七。
大概不能为天津港做什么了,下面这些基于灾难传播常识的笔记,权当是写给下一个天津港:
一、传播的原则是什么?
不管是新闻、宣传、政府公关,其基石都是“公开性”。
在危机面前,公开性是公信力之父,而公信力,则是人心变乱中一切号召力的来源。
SARS那年,违反了公开性原则,结果天灾转为了人祸,贻害国家不算,大小官员还搭上了自己,包括部长级高官。后来,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披露北京SARS疫情真实数据,SARS作为社会危机戛然而止。信息公开与否,是在灾难中治乱的关键,这一点已很清楚。
SARS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在理论上,“公开”成为常态——虽然对信息公开的履行并不完美。十年后,《求是》刊发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回顾十年前:“非典之前的疫情,各地想办法捂着、堵着,信息被严格管制。那年4月20日之后,政府和媒体放开了。”
今天,公开性已经不算是知识,而是常识。
汶川地震那一年,我们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公开时刻——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不过我想,没有多少干部会去读吧。很多领导喜欢的读物是舆情技术,这类作品,读的人糊涂,写的人又何尝不是装糊涂。
到了天津港爆炸这一次,在事件的最初几天,再次忘记了公开性(尤其是天津),结果,这种不应该有的人祸点燃了场外议题,引发次生灾难于人心民意!
爆炸的第二天,我写道:时光向前,而风景向后。不幸而言中。 爆炸的现场犹可清理,受伤的家庭犹可抚慰,可是由忤逆民意导致的对国家形象的伤害,谁能只手弥补? 这是所谓“相关领导”阶层又一次“败事有余”的教科书般的实例,此事件当事者的结局当可预测。
二、如何应对谣言?
谣言本不必有,不公开的事情多了,世上也就有了谣言。周晓虹在《传播的畸变》一文中定义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流言(gossip)和谣言(rumor)都是社会大众中传播的未被确证的信息。
美国学者对战时谣言的分析,指出了形成谣言的两个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并且,大部分谣言都是集体创作。
有一些所谓谣言,日后不断被证明只是不被认可的真相披露,问题是,这样的事例太多。于是辟谣成为需要举证自清的一方,而与此同时,网络交流成为了信息短缺的社会唯一的选择。
恰如Rasnow所说,谣言是一种公共的信息交流,反映了个人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假说。
我在分析SARS中的网络流言现象时,也曾说过:“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平权化的媒介平台’,……它无非是给无权无势、一时缺乏消息来源的大众一种信息传通的基础平台:从开始时期对消息封锁的打破到后来的添油加醋,从描述事实到盲目议论,从透视真相到风传谣言,诸如此类。”
还有一些谣言,被证实确是谣言。但社会却似乎并不认为这些谣言就毫无意义:人们一般向当局或是媒介吁请真相,把证实的责任交付给它们,但谣言却打击了这一过程,胡泳把谣言理解为一种“社会抗议”。
我一直认为,面对谣言,最有效的措施就是:1、呼应大众对于危机事件关键要素的重要性认定(如网民所言,该递上真相时,别忙于递纸巾),2、提供正当、清晰、全面、权威的信息以覆盖谣言,与此同时,3、在探索真相、寻求解决方案方面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互动,4、并在深化议题方面提升国家与社会对话的品质。
如何应对谣言?这就是答案。
至于删帖、封号之类,用来制止有意图的违法行为时,是有效的;可是,用于一般社会公众心理则不行:
举凡一切好奇、恐慌、抗议,或可被抵消,但无法被删除。
三、如何面对新闻界?
新闻界的本质,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本体,而是沟通国家与社会民意的中介体。除了履行媒介-信道的职责,新闻界没有多少自己的利益,也没有显在的企图心。好的治理者看待新闻界是中性的,更好的治理者看待新闻界是良性的。
灾难发生后,新闻界闻风而来,原因只有一个:受众的惊恐需要信息、意见来抚平。而这一点,也正是政府的意图所在,不是吗?因此,以下技术性问题是不言自明的:
所有记者均有权报道吗?是的,而且应该迅速建立临时新闻中心,以统筹服务林林总总的新闻媒体。
对不同的新闻媒体可以区别对待吗?可以,但应以不妨碍泛在的新闻报道权为前提。
外国新闻记者有权报道吗?是的,如果他们确实是记者。
新闻记者、外国记者也会信谣、传谣吧?是的,如果他们得不到态度诚实的信息发布,那么新闻界就会转而报道所谓“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抛开新闻伦理的纠葛不谈,那种对“未经证实的信息”的关注,其目的大多仍是要敦促权威信息的发布。
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从事新闻工作时期,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写道:“要是个别的人,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居民成了某种异常可怕的灾难的牺牲品,而又没有人谈论这种灾难,没有人把这种灾难看做一种值得分析和讨论的对象,那么,受难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不是别人无权谈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别人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因而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
四、如何发布新闻、危机公关?
天津港爆炸事件,八次新闻发布会,五次效果不佳。有一些发布会的场景,甚至成为引爆民间舆论的新导火索,这是很不应该的。由于语境受限制,这里就不具体评述当事人和具体议题了。但是围绕着政府危机公关和新闻发布会,有几个相关禁忌,须当说明:
新闻发布会,应该是有准备的新闻发布,不是仓促上阵、手足无措的见面会。这种有准备,不是限指事实、数据,而是洞悉新闻价值的议题准备、以及直面这些议题的心理准备。形象地说,你不能一问三不知,不能搪塞推诿,不能莫名终止发布会,不能夺路而逃。
新闻发布会,应该是有诚意的新闻发布。对于已经收集到的事实数据,应该发布;对于不断确认中的事实数据,应该做动态的发布;对于未来才能确认的事实数据,应该对发布本身作预告性的发布;对于确定无法发布的事实数据,应发布歉意和承诺。各类事实、数据,可以与新闻界相支持,可以与公众信息相印证,以最终形成政府发布的权威度。
此之谓“正心诚意”。
重大危机应对的原则之一,是让首席长官出场;危机公关传播,也是如此。天津港爆炸事件,前几次发布会上,屡见主官、责任官员缺席或失语,这是危机公关的大忌。
新闻发言人应该是受组织委派的、受过系统新闻及公关训练的专业人员,而非是一个官员级别。很难想象,一个业余人士能够理解专业记者所需,并且作专业化的应对。
关于新闻发言人去行政化这一点,我在很多场合提过建言。此外,新闻发言活动应该是一个基于轮式沟通的团队工作系统,而非一盘散沙,各自说话。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猜,这些领导,一定也是上过新闻素养或危机公关培训班的。他们一定知道,危机事件中,新闻热点的来源大多涉及以下方面:威胁群体利益;侵犯基本价值;唤醒刻板成见。
是的,这三者,正是爆炸过后,新闻热点仍然层出不穷的原因。
五、如何网络执政?
毋庸讳言,每次伴随着灾难事件的发生,会有敌对势力试图借网络舆论造势,也会有些人罔顾法律责任,在网上妄语胡言。
但是,在灾难面前,网络舆论的问题主体,还是不明流言纷飞、舆论监督日盛、民间议政杂出,这些挑战,本质上还是法治框架内的现实治理问题。还记得,在所谓官官相护的网络流言纷飞之际,相关部门没有站出来以行动来辟谣、也没有发布信息来披露政府的调查行动,直到李克强总理16日下午赶赴天津,亲自说出“要彻查追责、公布所有调查结果,给死难者家属一个交代,给天津市民一个交代,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这句承诺,给公众带来了最初的安慰,也遏制了流言的进一步生发。更好的辟谣来自《天津日报》直到18日才以“快讯”发布的旧闻: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副董事长董社轩等10人在13日上午已被控制。两者相互印证,网上关于官官相护的议论方见平复。
但是,无疑,要彻底扭转这一网络舆论,只能靠国家来兑现总理“彻查追责”的诺言,而非“人民时评”有关网民“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着鼻子走“的告诫。
我们要记住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孤立存在的网络执政。
网络空间的问题,其实只是现实问题的延伸;网络政治,只是现实政治的镜像;网络执政这个概念,只能落实于现实执政的改革。
简言之,没有痛下决心的社会管理创新,没有不断趋于良善的现实治理,就不会有网络舆论的大治。
这个道理如同:对着镜子,我们可以正衣冠;但衣冠不整时,我们不必去正镜子。
2015年8月19日星期三
于南京花神湖
附录:
2003 年2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就广州因非典型肺炎事件而爆发的城市危机问题,和杜骏飞老师作了题为“网络传播时代与流言控制”的访谈。以下是谈话实录的 整理稿:
【《南方周末》记者问】(以下简称“问”):这次关于"非典型性肺炎"的各种传言,由广州开始,迅速波及了海南、福建、湖南等地方,并且也引起了 这些地方的抢购白醋和板蓝根的风潮。除了以口传口以外,应该说,网络的各种平台都在其中扮演了很特殊的角色,作为网络传播学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杜骏飞答】(以下简称“答”):扮演角色?不,网络没有“扮演”角色。在这次事件里,它只是再次完整的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平权化的媒介平台",它起到了 它该起到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对于像广州城市危机这样的社会事件来说,网络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给无权无势、一时缺乏消息来源的大众一种信息传通 的基础平台:从开始时期对消息封锁的打破,到后来的添油加醋,从描述事实到盲目议论,从透视真相到风传谣言,诸如此类。
实际上,这都是网 络的强渗透性所决定的,也是可以在事前完全可以预料到的。看起来,当地政府和有关宣传部门,显然对这一传播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其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政府机 构也好,传统媒介机构也好,总是大惊小怪:事先,藐视网络信息势力的强大——比如企图封锁消息、采取鸵鸟政策,事后,又对于网络的负面影响怒不可遏。这是 缺乏常识的表现。
【问】:似乎,在网络上会特别容易孳生这种不正常的流言和信息恐慌,这是偶然的、还是由网络的特性决定了的?
【答】: 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从理论上说,网络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把关人”效应注定只能是很宽松、很弱的。尽管不少BBS论坛都有不许发布色情、暴力和反动 信息的要求,但是,在遵循这个要求的前提下,各类流言和假信息还是可以出现在网络上。如果说传统媒体的把关逻辑是“只有……才能发布”,那么网络媒介的把 关逻辑就是:“只要不……就能发布”。明显看得出,后者的要求比前者宽泛很多。在这种氛围中,网络形成了自身的媒介文化体系:新闻的议题通常是受众群体自 己设置的,而不是总编和宣传部长。所以一旦有了迎合了某种信息需要(这一点很重要)的流言蜚语,其传播就会而势不可挡。
【问】:在恐慌发生以后,除了扩散这种情绪之外,网络是否也应该有某种机制能够控制并且平息各种不正常的恐慌?
【答】:从互联网本身来看,它在技术上的设计,本来就是充分分散的和反控制的。扩散消息是它的优势,控制消息却不是。这就是任何"重要消息"的传播,在网络上都难以阻挡的原因。
当然,由于网络传播的社会作用,多是在虚拟社区里实现的,因此通过社区的技术过滤和人工手段,确实是可以起到一点间隔效果的,而事实上,这次事件里,据我所 知,至少有几个大型社区已经设置了关键词过滤,然而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社区控制了,其他社区跟进,国内社区过滤了,国外社区跟进,BBS删帖,手机短信跟 进。一味强调对网络传播作某个方面的控制的结果,总是会吸引更多的好奇,萌生更多的谣言,产生更多的反制力,然后就会产生“雪崩效应”——恐慌会像雪崩一 样愈演愈烈。
【问】:那么,堵塞网络上的这种愈演愈烈的恐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答】:众所周知的是,网络作为信息 媒体,是有优势,但它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始终比传统媒体相差很多,这一点,当我们作媒体信息发布效果的对比时,一望即知。因此,对网络谣言的最好控制,就是 在尽可能早的事件前期,在传统媒体上,始终力求信息的公开化和及时化——如此,网络谣言才可能会失去孳生的土壤和传播的市场。
【问】: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信息公开,这是一种媒介机制的预前反应,而预前反应是成本最小的控制措施,可以这样说吧?
【答】:不错。谈到预前反应——对于网络流言的最根本的预前措施,只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信息公开机制。但是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的传统媒体机制里很难改善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消息时,首先应该问一个问题:这个消息是应该被控制的吗?同样,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风传一时的谣言时,首先也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把可以抵御谣言的真相和事实告诉人们?
我 一直在跟踪这个事件的发展,从报道中我注意到:广东是从去年底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春节前后,广州地区开始出现本地病例。那么,为什么在官方和传统媒体 上一直没有采取预警市民的宣传?后来,2月8日,"广州发生致命流感"这样的消息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的形式传播(光是8日到10日,广州的手机短信量就 增加了500万条),有关方面竟然会不知情,竟然会不明白:不作传播上的积极应对将会暴发诸多不良的猜测和流言。——令人难以置信!然后,2月10日上 午,才有媒体含糊其词地报道: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这算是什么“新”闻?大众的知情权和新闻的公开性原则何在?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又何 在?!
后来,政府出面做了大量的辛苦的工作,也包括宣传上的努力,但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混乱结果,是已经注定了。就像有个医学专家说的那 样:"这3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3天宝贵的时间。"很对,作为非专业人 士,这个医学专家显然更知道什么是传播。
你想,当人们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上能够告诉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时,没有发现任何消息,你会怎么办?在这种情形下,个别网站上开始出现可怕的字眼:禽流感,炭疽……
(10 日晚间,我甚至还看到说“巴西的先遣队员患炭疽病”的荒谬传闻),然后流言散布到全国各虚拟社区,这值得奇怪吗?一点也不。当主流的和安全的信道被阻塞 时,受众会有什么反应?只有上网——即使那里有谣言,但是毕竟也可能会有真相,尤其重要的是,人们毕竟可以在那里得到渴求的"任何信息"。
【问】:回到操作层面,如果我们必须直接在网络上对网络谣言加以遏制,政府应该作什么样的应对呢?
【答】:显然,当网络谣言盛行时,我们确实也要力争合理的使用网络媒体本身的力量,其前提是要公正和有科学性——我想,以下方法可能是有效的网络危机公关手段:
1.在第一时间向各社区网站管理人员发布强调权威信源的消息;
2.此后,在主流门户网站和新闻网站发布成系列的新闻专题;
3.设置有关事件的专题网站,并且加大发布信息的背景纵深、保持信息的高频度更新;
4.举行网上记者招待会或举行专家主题聊天;
5.充分利用新闻组、虚拟社区内的在线通告;
6.在重要的或流言极其泛滥的BBS站点首页,设置指向权威消息和权威网站的链接。
【问】: 前面,您谈到知情权。——我注意到:某些网络论坛对于广州的事件反应似乎过于激烈和充分,比如竟然还有人把相关的病因调查报告扫描到网络社区。从中可以看 出,中国网民对于突发事件所要求的知情权比我们所预想的要来得更强烈,您如何看待正式信息渠道的设置和网民的反应之间的这种差距?
【答】: 中国的网民对于突发事件所要求的知情权,并不过分,和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区别。如果说有区别,那也是被激发出来的反制能力。网络传言的过度丰富,是建筑在 传统信源过度封锁的基础上的——过度的信息不对称才会导致信息的反制力量,网络就是大众对抗信息封锁的利器。就像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所说,社会体系部 分地是由不同旨趣间的紧张态势所形成的——权力总是蕴育着反权力。
试想,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对于这样攸关市民生死的事件,态度上能更积极,信息披露能更彻底、更及时、更有公信力,传播策略更科学,网民还会产生什么过度的好奇、要求什么过分的知情权吗?我看不会。
作为研究者,我本人一直在关注虚拟社区的不良信息与社会控制问题,也观察了国内外不少相似的案例。我以为,从根源上说,要想彻底控制网络负面信息的危害,只有在政府和传统媒体的信息的公开性上有所进步。
想问理由吗?根本理由只有一个——从传播路径的丰富上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在网络时代,传播的风也许会足够的大,最后,那些沉重的控制之墙,不仅会被穿越,甚至会被推倒。我想,这类结果在社会学总体意义上,总有一天可能会是崩溃性的。
在这次广州的危机事件中,有个博士在报纸上说,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发生疫情不可能的。——这话很有趣。同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对于5000多万 人口的中国网民来说,如果正常的信息渠道不畅通,那么,不产生网络流言是不可能的;不发生混乱的流言和引发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谣言也是不可能的。一方 面,我们不能对这种完全可以避免的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的传播危机坐视不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尊重基于基本人性的传播学规律。
道理就是这样:在网络时代,如果缺乏绝对意义上的智者,那么,流言只能止于新闻的公开。
最近澳洲的杨兰兰很火,因为一场“豪车车祸”。
23岁的杨兰兰女士,开着劳斯莱斯,和奔驰相撞,导致奔驰车司机重伤——而另一边,杨女士被迅速保释。
可是警方却发现,该女子在澳洲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事发一周后,当地媒体也没有扒出来她的更多信息……
一时间,神秘的杨女士,在网上火了……
而这个事情,确实也让不少人围观侧目。
第一,开着劳斯莱斯的杨小姐才只有23岁,而且又是酒后驾驶,还出了车祸,而跟她相撞的奔驰车司机是一名电台主持人的司机,而这次车祸事故导致了这名司机脊椎、肋骨和两侧股骨均断裂。
然后警方称,杨小姐没有受伤,然后他们现场对杨小姐进行呼气测试,结果呈阳性——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关注点,其实不是在“杨小姐是谁”这一点上,而是不禁感慨“两车相撞,奔驰车车主受伤,劳斯莱斯车主毫发无伤,这劳斯莱斯的质量真好”。
第二,就是车祸发生后,杨小姐是迅速被保释出来了——“迅速”这个副词,就用得非常巧妙。
第三,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事发一周之后,这个杨小姐的身份依旧是个谜:没有媒体找到她的社交账号,也没有挖出来她注册过企业,甚至也没有找到她的领英个人资料——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杨小姐在网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在人均互联网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第四,杨小姐当时出车祸的那辆劳斯莱斯,是2025款车型,零售价超过100万美元,也就是将近718万人民币。
不管怎么说,这位杨小姐在财富上肯定是很有实力的,可是事发一周后都能如此神秘,这就挺匪夷所思的。
但可能也是因为太神秘了,所以这两天,网上就传出了两个很搞笑的“谣言”。
一个是说“杨小姐当时车祸的保释金是7000万澳元”——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是谣言,是因为7000万澳元等于3亿多的人民币。
而你要知道,澳大利亚的交通肇事案件的保释金数额,通常是5000澳元至2万澳之间。当地最高纪录的保释金是500万澳元,是2023年一起贩毒集团头目案件;当地交通事故领域最高记录保释金是200 万澳元,是2023 年悉尼保时捷酒驾致死案——而杨小姐这个车祸目前并未致死,保释金额不可能破最高纪录,甚至还超出那么多倍。因为这个已经远超司法实践了,也已经被多家法律专家和主流媒体证伪了。
另一个是说“杨小姐有2700多亿的澳元存款”——首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就非常离谱。2700多亿澳元,差不多是1.3万亿的人民币了——这个资产都超过亚洲首富了,并且从常识出发,这也肯定是不可能的。
首先,这个杨小姐才23岁,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就算家里人的,也不太可能;
其次,如果她真有这么多财富,那么她的个人信息是不可能这么神秘的,不可能连查都查不到的;
再想想,如果你都查不到她的个人信息,那你是怎么查到她一共有多少资产的呢?对吧?!
所以这个数字,很明显就是有人信口雌黄编出来的,因为一般来说,身份是很容易查,财富才是很难查的,比如前阵子的某事件。
所以这个保释金和存款说法,都是假的,包括她的住宅信息目前都是没有核实的。
目前唯一证实的信息,就是正规媒体所报道出来的,关于她出车祸,然后那辆劳斯莱斯的信息。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杨小姐肯定是很有实力的,只是有多少实力,大家都不知道罢了。
关键是,她这么年轻,这些实力应该也不是自己挣的——其实目前事情的突破口,不在于这个“财富”上,而是在于这个人本身的“身份”上。
她到底是谁?!
神秘到这种程度,确实引起了无数人的兴趣,所以我也很期待,接下来杨小姐事件的后续,会不会露出她的“庐山真面目”……
这几天在朋友圈和群里看到朋友的两段记录,颇为感触。
一段来自我的一位广州朋友。她是一个相当厉害的妈妈,经常一个人驾车带两个孩子长途旅行。上个月,她第一次出国,就带着孩子去欧洲自驾游,出发前向我咨询了不少问题。我一一回答之余,还告诉她,在申根区开车,只要遵守路权法则,就会发现自驾很简单,行驶会相当顺畅,驾驶感受非常轻松。路权法则并不是一味礼让,而是每个人遵守规则。所谓自由,不是很多中国人张嘴就来、特别警惕的“无法无天”,而是“绝大多数人都遵守规则,我的自由和权利就不会被侵犯”。至于其他方面,也不用担心遇到困难,因为大多数人都非常友善,随时会提供帮助。她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旅行,也在朋友圈提到在欧洲自驾真的比国内更轻松。
在她的这条朋友圈里,亲戚的几个提问(“没空调热不热、吃得是不是很差,社会是不是很乱”),显然是长期妖魔化的成果。许多人从未真正看过世界,只需要报纸电视抖音,就可以深信不疑,得出根深蒂固的印象。很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孩子去看过真正的世界,有了不一样的认知。
但是,带着孩子出门增长见闻,就一定会看到真正的世界吗?也未必。
我的朋友宋金波去了趟深圳博物馆,在群里发了这么一段——
深圳博物馆谈不上惊艳,但也不虚此行。除了两个厅的野生动物标本,还有东西方陶器展和深圳改开史,都值得一看。
陶器展我最爱的希腊黑绘前,一位六十不到微弱湖南口音的老兄边看边大声宣布:“做得这么精致啊,这么精致不可能是真的,那时候怎么做得到,一定是现在做的仿制品”……忍不住对他说了句“是真的”。他反复看了看我,大概信了,含混地喟叹:“居然是真的啊……现在人做事情做不到这么耐心了呀……唉,可惜这是外国人做的”。他大概四五岁的小孙女脆生生说:“爷爷,虽然是外国人,但那是人类做的呀。”爷爷继续哼哼唧唧:“什么人类,什么人类,是外国人。”
深圳改开展里有张很大的深圳女工合影照。我正一个个面孔端详,一位黑衣女士大声喊叫她七八岁的儿子:“快来看!”我以为她要说什么……结果是“你如果学习不好,就会像她们一样,你知道吗,就要去做牛马……”
截图里的那个爷爷,在现实中很常见,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就是“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虽然世界上还有许多许多国家,实际上千差万别,但在他们的意识中都是一样的。对于人类文明的成果,他们或是不认同,或是认为只属于中国,即使万不得已承认来自“外国”,也要来一句“可惜了”。
这种认知的狭隘会制造价值观的狭隘,所以必然会有“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要去做牛马”的观念。事实上,有几个中国孩子没听过父母说“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扫大街”之类的话呢?
中国人说起“职业不分贵贱”,往往会报以嘲笑,并用“社会经验”否定这一说法。强调所有职业的“平等”确实很荒谬,但他们先行曲解了“贵贱”一词。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不同职业都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差异是全方位的。有些看起来更体面,有些没那么体面,有些收入高,有些收入低,这都是事实。所以,职业的差别是存在的,不同价值观下的高低也是存在的,有条件的家庭希望孩子去当律师当医生,而不是当收银员,当然是正常思维。但“职业不分贵贱”的“贵贱”,本质上指的是人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职业差异的前提下,个体当然有收入、阶层上的差异,但享有的社会基本权利却应该是一致的。比如富人家孩子和穷人家孩子都有受教育的底线权利,无非是富人家孩子可以在这个底线之上有更多选择,既可以去免费公立也可以去贵族私立,这就是“不分贵贱”。
但很显然,中国社会确实没有多少“职业不分贵贱”的空间。一个公务员和一个外卖员,在社会地位上确实差别极大,前者并不仅仅拥有体面。
我生于80年代,当年的社会教育和现在孩子接受的社会教育,在许多方面没有本质差别。“你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扫大街”之类的话,在中国家庭出现的频率极高。但以这种方式教育孩子,只会加固孩子的等级意识,无法学会真正尊重他人。
许多中国人谈“尊重”,往往与权力挂钩,尊重的程度会与对方的社会地位、身家和话语权成正比。即使“不要随便得罪人”的社会经验,也不是出于对底层的尊重,而是仅仅担心“有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对职业的贵贱判断,也是一种思维传统。这种教育方式越普遍,凡事仅以功利衡量、不懂得尊重他人的孩子就会越多。
当然,情况肯定会有所改观,虽然是被动的——985名校毕业生送外卖也不是新鲜事,外卖骑手里的本科率越来越高。所以,如果父母说“不好好学习就只能送外卖”,可能对孩子已经失去鞭策作用,只是在预言未来。
我一直赞同“相互配得上”的说法(虽然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同意),“不好好学习,就只能扫大街、送外卖”的观念,正是越来越多大学生只能送外卖的重要“土壤”,因为一个崇尚权力、以权力和金钱衡量地位的社会,只会让人们的空间越来越逼仄,这是无解的恶性循环。
去博物馆增长见闻,是如今许多父母热衷的事情,哪怕不少人只是跟风。他们以为让孩子去博物馆、去旅行,就能开阔视野,但如果看到一张旧日女工照片(而且这些女工作为开放初期的务工群体,早已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生转变和跨越,是时代的受益者)就以“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做牛马”来教育孩子,那么孩子逛再多的博物馆、去再多地方,也只能在父母的低层认知里打转。
如果父母、长辈都是走到哪里都背着井的青蛙,那何必浪费钱带孩子出门呢?刷抖音就好,里面什么兴奋剂都有。
9月1日就要实行“强制社保”: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任何“不缴社保”约定都属无效,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兹事体大,需要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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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餐饮店老板发的视频,下面有几千条留言,其中一条留言说“这是危机的开始。”我朋友圈有篇文章刷屏了,题为《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
“强制社保”表面看是保护劳动者权益,但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政策初衷恐怕也令人生疑,让人想起三个月前“骑手社保风波”中那句“是骑手需要社保,还是社保需要骑手”。
我知道,有人会说:全世界社保都是强制缴纳,这有什么问题?以前可以钻空子,现在把漏洞补上了,这有什么不对?
这个是好问题,所以问题不在强制,而在于社保制度本身。关于中国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金制度的问题,我过去谈了很多,但在“强制社保”面前,最值得谈的“中国社保缴存比例过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又被大众忽略的问题。
首先要说中国社保的存缴比例非常高。以前我也不知道,到了加拿大,一比较才发现中国社保缴存比例高得离谱。以养老保险为例,加拿大雇主和员工分别5.95%,合计11.9%,加拿大隔壁的美国是分别6.2%,合计12.4%,中国是企业16%员工8%,合计24%,是两个发达国家的两倍。加上其他“四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接近甚至超过50%,放到全世界,即便跟北欧高福利国家比,也是一个高得吓人的比例。
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下面我分五点来谈,姑且名之“五宗罪”。
第一宗罪:造成企业的沉重负担
这个负担有多重?正如开头的案例所说,它可以让一家企业关门。这不是夸张的说法,早在2016年,财税专家李炜光就提出了“死亡税负”一说,直指中国企业税负太重,对利润率不够高的企业就意味着死亡。当时很搞笑,国家税务总局转载文章反驳,说中国企业税负并不高,但李炜光说的“死亡税负”不是指各种企业税,而是指社保。社保也可以视为一种税,李炜光原话:“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会计记账上,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它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
之前我让DeepSeek算过,假设营收一亿,利润三千万,工资成本40%,中国加拿大企业税负各自多少?
看到了吧,如果不算社保,中加企业税负差不多,一旦加上社保,中企是加企的差不多两倍,其中社保是加拿大的3.17倍,加上公积金是3.8倍。老老实实交社保可以把一家企业交倒闭,就在于此——把上面的利润改成10%(很多企业还没有达到这个利润率),马上就亏本了。
社保负担如此之重,一个企业怎么生存?国家的经济怎么发展?它不仅仅是老板操心的事情,也与普通人休戚相关,正如开头那篇《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一文中说的,包子铺关门,5个伙计自然也就失业了,即便以后继续,老板也会考虑多雇佣退休老人,因为这样不用交社保。
第二宗罪:造成普通人的沉重负担
社保除了企业要承担,员工也要承担相应的一部分,这是其一。
但不仅于此,社保的高存缴比例还体现在体制内。单就养老保险而言,体制内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单位16%加个人8%之外,还有职业年金单位8%个人4%,两者合计高达36%,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少有的高存缴比例。此外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与企业一般按下限各5%缴纳不同,体制内一般按上限各12%缴纳,合计24%,仅此两项,就达60%。不要忘了,体制内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这些都是由纳税人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企也有额外企业年金,比如大家熟知的银行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消费者对定价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更多选择,本质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税,姑且可称之为“国企税”。所以,国企畸高的缴存比例,是由普通消费者承担。
概言之,社保的高缴存比对体制内是优厚的福利,对体制外是沉重的负担,而前者的福利正是后者的负担。你可以这么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体制内量身定制的。
第三宗罪:扭曲了劳动力市场
这点就不需要展开说了,人人都明白。为什么这些年大家拼了命也要进体制内?因为体制内福利好啊。最大的福利就是前面说的高存缴比例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和公积金。
这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今年高考录取,公费师范生和公安警校的录取分数甚至超过了985/211院校,大家想进体制内已经疯狂到了何等程度?
这是多么不正常的现象?要知道,真正创造财富,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民营企业啊。还记得体制内抢着“下海”的年代吗?那才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时候。现在,再没人想“下海”,都在想着“上岸”。
我们不能责怪普通人短视、没有冒险精神,这背后是制度的指挥棒在起作用,是民营企业沉重的社保负担VS体制内优厚的福利待遇,最直接的根源是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
第四宗罪:造成了代际不公
这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条视频《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点进去看,留言有1.2万条。
另外一篇火爆全网的文章叫《爷爷每多活一天就能给家里带来566元的收入》:爷爷一个月退休金17000元,是全家的经济支柱,所以全家都把爷爷当成宝好生伺候。
这样的内容以前也有,但今年特别多,特别容易火,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情绪。很多上班族的工资收入还没有退休老人的退休金高,你让他们心理怎么平衡?而且不能把这归结为“嫉妒”,最令人难以平复的还在于:这些退休老人高昂的养老金正是由辛苦上班收入微薄的在职年轻人负担的。上面那句“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中国的养老制度是“现收现付”。
同样,这也是拜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所赐。
第五宗罪:阻碍了制度改进
《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下面有一条点赞很高的留言是这样的:“父母那一辈交公粮养他们,现在我们交社保养他们。”这句话太精准了,一句话概括了这几十年中国的养老制度现实。
我之前写过,中国养老制度是中国作为身份社会最显著的体现,根据城乡之间和体制内外,划分成了体制内-企业职工-农民三种身份,不同身份适用不同的制度设计,最终结果天差地别,三种人的养老收入比:1:15:30。这在全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而我之所以说上一句话特别精准,不仅在于善于概括,而且还指出另外一个现实:最惨的两代人往往是一家人。一代是50后60后的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不到200元,一代是80后90后从农村进城的青壮年,他们背负房贷,养育孩子,一边交着高存缴比例的社保养着城里的老人,一边还要从有限的收入中省钱接济农村的父母。
中国的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制度,很多年前就在喊“降高扩中拔低”,现实情况是绝对差距越来越大。养老制度作为一个福利制度,本意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但现实适得其反,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中国不同阶层的退休收入比在职收入的差距更大。这方面我过去已经谈得非常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最下面的系列文章合集。
而高存缴比例同样难辞其咎,正是因为过高的存缴比例,导致中国养老三根支柱中的“基础养老保险”一只独大,只此一项,就让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甚至超过100%(高于北欧高福利国家水平)。所以,降低缴存比例,降低替代率是改进中国养老制度非常关键的一环,也就是说,应该先降低存缴比,再来严格执行。很多人觉得你怎么可以“虎口夺食”?但这是制度改进的必由之路,绕不过去的。
姑且谈这五点,实际上社保高存缴比的弊端远不止五点。
说完“五宗罪”,再说“强制社保”。现在回答开头那个问题了:全世界社保都是强制缴纳,为什么中国“强制社保”就有问题?——因为制度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制度执行越严格,问题越严重。
“钻空子”一般意义上不是一个好词,但在面对一个有问题的制度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有灰色地带,才有腾挪空间。但现在空间一点点被堵死了:先是2019年之后,社保从人社部门改由税务部门征收,之前企业还可以按最低标准缴纳社保,之后这个空子被堵上了;9月1日开始执行的“强制社保”,又堵住了雇主与员工自主商议的空子。可以说,这是最后一个空子,从此以后,中国社保制度的弊端将被放到最大。
如果存缴比例没那么高,如果不是现收现付,如果养老金不是那么悬殊,哪怕任何一个“如果”成立,“强制社保”都没那么可怕——但是,没有“如果”。我正在看见: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浅了,抽水机抽得越来越急了。
Vintage、绅装骑行、主理人……每年一次,上海的小布尔乔亚们都要创造新词新活动来宣示复古主权。
但在共享家园面前,这些雕虫小技都是班门弄斧。
当你和我一样,打开象征商品拜物教的短视频软件,在消费主义横流的奶头乐作品中刷到这样一条上世纪新闻,你自然也会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复古。
叠穿靛蓝中山装,斜挎军绿帆布包。如果厅局风是时尚,那它一定是一种可持续时尚。
这是一个相亲该不该AA可以评论区吵500条的时代,但在@耀城正能量 心里,这也是一个任何动产不动产都能全部拿出来共享的时代。
今年6月12日,@耀城正能量 在抖音发布视频,给出了共享家园的准确定义。
加入他的共享家园,每天早上从共享大山的共享农村自建房醒来,在共享的2000亩牧场里放个共享的牛,然后去共享的菜地里挖共享的粮,最后在共享的食堂里来顿大锅饭。
而他资助了这一切。毋庸置疑,他是共享家园的主理人。
虽然没说具体穿越回哪年,但评论区的网友们早已神往,并给出高度评价。
连真正出身于共享之国的博主巴博斯,也点击推荐,意图将这伟大的信念发扬光大。
在@耀城正能量 的视频中,他还提到自己是全国第一个开发如此复古潮流之人。
“谁杠也没用。”
可惜的是,共享的理念早在18世纪就传遍世界,任谁也无法垄断。
3月,就有弗雷尔卓德弟兄建设共享村庄,让啤酒瓶盖子也实现了共享化。
你说这事闹的。
现如今,已经很难找到谁才是第一个共享家园的发明者。
因为共享家园的账号和视频已经遍地开花,分不清谁真谁假。
有人甚至提议把他们聚在一起,比比谁才是共享思考的正牌传承人。小共享带动大共享,不失为一种思考。
不少网友至今没能想明白,共享家园和不发工资的共享办公的关系。这是他们站位的问题。
但这一切都不再重要。
因为共享家园的代表人物@耀城正能量 已经在昨天宣布:共享家园干不下去了,全都拆了吧!
项目失败的原因,视频里并没有详细解读。
是有群众里的坏人“白天干活我睡觉,晚上米饭我框框造”?
还是说这场行为艺术,终于发展到了最还原历史的一集?我们不得而知。
没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为这位共享家园主理人的生计发愁/有网友发现,在操办共享家园大业之前,@耀城正能量 的饰演者王耀城,曾是一家小众独立时尚珠宝品牌的主理人。
或许,从“衣食住行全不花钱”的共享家园,回到“衣食住行全部花钱”的不共享家园,才是这位前主理人的最终归宿。
仇富是不对的。
但对于一名23岁在海外住豪宅、开劳斯莱斯还酒驾的年轻人来说,公众对其财富来源表现出强烈好奇与追问,也是很合理的。
近日,澳大利亚悉尼,一位名叫杨兰兰(音译)的华裔年轻女性酒后驾驶一辆劳斯莱斯肇事致人重伤,之后被迅速保释。警方核查发现,该女子在澳洲并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与其奢华的生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极不相称。
澳洲媒体对此事和此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是我们极为罕见地能够看到这类事件的原因。而中文网络则流传着近乎天方夜谭的传言:
传说这位年轻人名下财富高达一万多亿人民币,3亿多的保释金几分钟就付出来了。
严肃地说,这传言中的数据肯定是错误的,编造数字的人对于大额财富缺乏基本的认知。但是,这离谱的数字背后其实也有着离谱的现实:
年纪轻轻,独居海外,生活奢华,财力极其雄厚,更重要的是,对他人生命展现出近乎漠视的态度。肇事致人重伤后淡定若无其事,一切用钱摆平。
种种迹象都表明,兰兰小姐与我们常规人类似乎并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并不共享同一套社会规则。
其实,之所以有人相信兰兰女士掌握着数以万亿的财富,是因为中国有数量众多的巨贪和巨富人士将家人或情妇安顿在海外,并源源不断从中国转移资产以维持其奢华生活。
这些被转移到海外的巨额财富里,干净的当然也有,但比例只怕是微乎其微。这也很难责怪大家形成一种偏见:
凡是遇到嚣张跋扈,巨额财富来源不明的年轻人,就默认其财富来路不正,见不得光。
兰兰女士在镜头面前始终不愿以正脸示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点。
见不得人的兰兰,见不得光的财富,尽管目前还不能100%确定背后有犯罪行为,却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致判断。
海外贪二代的存在,不只是以天地悬殊的财富刺痛我们的神经,更在多个方面切实伤害我们每一位勤勤恳恳工作纳税的中国人。
第一,很多贪二代在海外,本身就是贪腐链条的重要一环,行贿者将巨额资产在海外交付给贪二代,贪腐官员则在国内以更多的财政资金和公共利益回馈。
第二,巨额的由中国人创造的财富,被巨贪巨富聚敛之后以非法渠道转移到海外,既没有参与国内财富流通,也没有在海外投资产生利润回流,是非常纯粹的掏空中国的行为。兰兰女士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掌握万亿财富,但这些年来中国巨贪巨富们累计转移到海外的资产又何止万亿?
第三,贪二代们生活在海外,甚至出生在海外,让仍然在国内聚敛财富的巨贪硕鼠们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更加贪得无厌欲壑难填。
最讽刺的是,中国每位普通人一年能够合法换汇的资金额度是5万美元,可能都不够支付兰兰女士肇事伤人保释金的零头。
他们的钱,是怎么转移出去的呢?金融监管部门真的不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