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东部一座绿树成荫的校园里，施工人员正夜以继日地建造一座庞大的环形建筑，两翼延伸的双臂长度堪比航空母舰。

在中国西南部一片昔日的稻田上，一座巨型X形建筑也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紧锣密鼓地施工。直到大约一年前，研究人员通过卫星图像发现了这一设施，其存在才被广泛知晓。

这两项巨型工程是中国迄今为驾驭核聚变能源所做的最具雄心的尝试，这种能源或将彻底改变人类文明。

核聚变是将原子聚合以释放巨大能量的过程，其使用的燃料资源丰富，不存在熔毁风险，也不会产生长期放射性废物。它承诺近乎无限的能源，不仅能满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激增电力需求，还能终结人类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正是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让地球面临危险的升温危机。

一个世纪前，科学家们首次构想出核聚变这种恒星能源的可能性。近几十年来，他们通过磁体和激光技术在实验室中重现核聚变过程，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迫使难以控制的原子发生聚合，远比核裂变（当前核能发电所采用的原子分裂技术）困难得多。

核聚变反应堆必须首先将氢加热到比太阳还高的温度，使其转化为物质的第四态等离子体，然后需要将这种处于剧烈状态的等离子体约束足够长的时间，直至原子发生聚变并释放能量。如今，中国、美国及其他国家正展开激烈竞赛，争相研发能够实现这一过程的设备，并确保其具备足够可靠性反复运行，最终为电网供能。

中美这两个世界超级大国正围绕未来能源主导权展开一场日益激烈的角逐。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致力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生产与出口；而其主要经济竞争对手中国已成为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领域的全球主要供应国。

核聚变可能会改变两国乃至全球的能源格局。任何一个率先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都能在全球范围内建造核电站，并与能源需求旺盛的国家建立新的联盟。但中美两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路径却截然不同。

联邦聚变系统公司表示，其在马萨诸塞州建造的实验装置将在2027年前实现一项关键成就：产生的能量超过运行该装置所需消耗的能量。这一突破将标志着核聚变有望在未来为数据中心、钢铁厂等设施提供电力。

中国顶尖的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也设定了类似目标——位于中国东部那座双臂形建筑之内的一个名为“夸父启明”(BEST)的新型装置，也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实现这一里程碑。

“时间非常紧张，”该实验室的科学家连辉表示。“即便如此，我们对实现BEST的研究目标仍充满信心。”

中国对科学研究及核聚变的重视源自国家最高领导层。

中国政府涵盖2026至2030年的五年规划承诺，将采取“超常规措施”，确保在核聚变能源及其他关键领域取得突破。中国国有核电企业正制定详细的核聚变研究提案，称其为“各大国未来科技竞争的主赛道”。

仅在20年前，中国在核聚变领域还微不足道，但其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逐步发展壮大。中国曾与法国密切合作，研发出最先进的托卡马克装置（一种环形核聚变设备），并成为由33个国家参与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项目的关键贡献者。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美研究人员开展联合实验，并盛赞两国在等离子体物理领域的“长期友谊”。

如今，中国的实验室和企业正在建设自主研发的尖端研究设施。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不仅在建造新型BEST托卡马克装置，还在附近建设一个占地约40公顷的综合园区，研究人员将在那里研发和测试能在核聚变装置极端条件下运行的组件。该所科学家还在规划另一台托卡马克装置，计划在21世纪30至40年代驱动一座示范性核聚变电厂。

ITER的英裔法国物理学家理查德·皮茨于去年1月参观了BEST项目现场，当时那里还只是一片空旷的平台；而如今，该设施已完成一半建设。

皮茨表示，中国从参与ITER项目中获益良多，现在正将这些知识应用于自主创新。“每次去那里，我都会被庞大的人力规模和极高的执行效率所震惊，”他说。

然而，即便核心技术可行，核聚变反应堆也无法为世界提供能源，除非企业能以经济可行的方式实现工业规模的建造与运营。

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吉米·古德里奇表示，在这方面，中国在工程和建设领域的专业知识赋予了其独特优势。“美国面临的风险是，我们可能率先找到可行的技术路径，但中国会比我们更快实现工程化和规模化应用，”他指出。

最近，联邦聚变系统公司得以窥见中国的推进速度。

对联邦聚变系统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尼斯·怀特而言，这绝非简单的逆向工程。如此迅速地整合供应链、调动制造专业知识来建造和测试这种磁体，展现了“令人惊叹的技术实力”。

在中国西南部，核聚变雄心的另一条战线正以低调得多的方式快速推进。

该院一位资深科学家迅速呼吁中国跟进这一路线。

短短一年半后，一座庞大的X形设施在绵阳市郊拔地而起。

利弗莫尔实验室主任金伯利·布迪尔表示，绵阳设施的建设速度“令人惊叹”——她所在的实验室花了20年时间才建成点火设施并全面投入运行。不过，“要长期可靠、有效地运行这套系统，需要具备深厚的技术积累，而这些都是中国在推进过程中必须学习的经验。”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学家们有充分理由去保密。与利弗莫尔实验室的许多研究人员一样，他们也从事核武器研究，而激光聚变技术为在不引爆实际武器的情况下研究核爆炸条件提供了途径。

专家表示，在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治下，中国核武库迅速扩充，其军方正寻求在不违反全球核试验禁令的前提下，维护并可能升级核弹头的方法。

近几个月来，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透露，计划在四川省会成都再建一座激光点火设施——这将是一个比绵阳设施小、更偏向商业化的姊妹项目。

曾经默默无闻的武器设计师彭先觉，如今已转型为能源创业者，力推一个从未尝试过的聚变裂变混合反应堆构想。彭先觉在今年的一份提案中写道，中国应“力争在2040年前实现商业化应用”。

10月，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阿兰·贝库莱在成都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年度核聚变会议时，清晰地感受到了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分歧——会议上没有美国科学家的身影。

三位研究人员告诉《纽约时报》，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美国能源部不鼓励美国科学家参会。该部门未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现在具备了创新能力，”作为ITER首席科学家的贝库莱表示。“不再是简单的复制或重复。”

然而，随着能源安全对人工智能等产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政府和产业界的许多人如今将核聚变视为一场关乎全球影响力的生死战场。

“无论谁赢得这场竞赛并成功实现技术落地，都将为本世纪余下的时间奠定基础，”华盛顿研究机构“特别竞争研究项目”负责人伊利·巴伊拉塔里表示。

该部门表示，取消这一倡议的原因是，美国初创企业已在快速推进这类电厂的建设。

一些科学家认为，美国政府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投资者已向全球核聚变公司注入约140亿美元资金，其中76亿美元流向了美国企业。“这是一笔巨额资金，但要让这项技术最终落地，还需要更多投入，”麻省理工学院等离子体科学家乔治·泰南表示。

刘畅曾在美国能源部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担任物理学家多年。他表示，最近他试图为自己的团队招募一些年轻科学家，但实验室称没有相关预算。这类经历再加上家庭原因，促使他跳槽至中国顶尖学府之一北京大学。普林斯顿实验室发言人表示，该实验室不对人事问题发表评论。

刘畅表示，在美国，由于政府支持不足，许多核聚变研究人员转而加入初创企业。

他说，相比之下，中国官员正投入大量资源，寻求解决人类能源需求的“终极方案”。“他们真的能在重要领域投入资源。”

2013年，美国开始建设一代人以来的首批两座核反应堆。原子能时代回来了。果真如此吗？

受工期延误的困扰，它们已成为史上建造成本最昂贵的两座反应堆。核能似乎前途渺茫，至少在美国是这样。

但在同一时期，中国建设了13座类似的反应堆，另外还有33座正在建设中。而且，中国政府的核能雄心是全球性的。

中国正迅速成为世界核能行业的领军者，在建的反应堆数量与其他国家的总数几乎相当。到2030年，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预计将超过美国。美国是第一个利用原子裂变发电的国家，但核电站建设已经停滞了数十年。

中国的许多反应堆本质上是仿照美国和法国的设计，但中国成功地克服了工期延误、成本超支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多次阻断了西方国家扩大核能的尝试。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西方迟迟未能取得进展的下一代核技术方面实现了突破。中国也在大力投资核聚变——若能攻克可控难题，这将成为潜力无限的清洁能源。

中国政府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世界上的核能供应国，跻身美、俄、法、韩等极少数能设计并出口顶级核能技术的国家之列。

“中国人正在非常、非常迅速地行动，”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克·希布斯说，他著有关于中国核能项目的专著。“他们非常热衷于向世界展示其核能发展势不可当。”

随着美中在全球争夺主导地位，能源已成为地缘政治的一个战场。尤其是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已准备让自己成为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燃料的首要供应国。相比之下，中国则在光伏板、电池以及新能源车制造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将清洁能源视为一个数万亿美元的未来市场。但原子能领域的领导权竞争尚未见分晓。

全球对核能的兴趣正在复苏，尤其是有关气候变化的担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是因为核反应堆不像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那样，排放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而且能全天候发电，这与风能和太阳能截然不同。

特朗普政府想在2050年之前将美国的核电装机容量翻两番，并开发新一代的反应堆技术，旨在满足国内数据中心电力需求的同时，向海外能源紧缺国家出口技术。美国官员担心，如果中国主导核能出口市场的话，其全球影响力将随之扩张——因为核电站的海外建设将在国家间缔造持续数十年的深度合作关系。

中国已在原子能竞赛中拥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它已经掌握了如何快速、低廉建设反应堆的技术。中国现在建设一个反应堆只需五到六年时间，这个速度是西方国家的两倍。

据《自然》杂志最近发表的数据，美国的核电成本在20世纪60年代后飙升，而中国的核电成本已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下降了一半，并已稳定下来。（美国本世纪只在佐治亚州韦恩斯伯勒的沃格特尔核电站建设了两座反应堆，总共耗时11年，耗资350亿美元。）

“我第一次得到这些数据时，看到中国的核电成本呈下降趋势，感到十分惊讶，”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研究员刘尚炜说。

刘尚炜指出，中国如何能在核能领域做得这么好，美国是否能迎头赶上，这是关键的问题。

现代核电站堪称地球上最复杂的建造工程之一。

反应堆压力容器（原子裂变在其中发生）的制造需要15厘米厚的特种钢材，需要在几十年里经受住连续不断的辐射轰击。然后，反应堆容器被安放在一个巨大的安全壳厂房里，厂房穹顶通常高达三层楼，直径超过美国国会大厦的穹顶，厂房穹顶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以防止发生泄漏事故。核电站使用的总长几千公里的管道和布线必须达到严格的安全标准。

为这些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项目融资异常困难。即使是微小的项目延误，例如需要在施工期间修改某个组成部分，也能导致借贷成本飙升。

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已攻克了这一复杂流程。

首先是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三个国有的核电集团用政府支持的低息贷款建设新反应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融资成本能占到造价的三分之一。中国政府还要求电网运营商以优惠价格收购核电。（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核电站的盈利状况，但政策制定者们已开始减少补贴，推动核电站实现经济竞争力。）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核电公司仅建造少数几种基于美国和法国设计的反应堆型号，并进行重复建设。

这使得建设商能完善施工流程，这“对实现高效规模化至关重要”，支持核能的研究机构——突破研究所的能源创新分析师江悦（音）说。“这意味着可以简化审批程序并优化供应链。”

中国政府制定了明确的核电扩张国家目标，这使得企业能放心地投资国内工厂建设和专业化工程技术团队。在上海附近一个庞大的综合体里，巨大的反应堆压力容器正被持续锻造出来，一旦新的项目建设需要，就能马上运到那里。专业的焊接团队不间断地从一个施工现场移动到另一个施工现场。

西方的情况一直有所不同。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利率上升，且监管机构频繁地收紧安全规定，导致工期延误，美国的核电建设逐渐陷入了近乎停滞的状态。1979年，三哩岛核电站反应堆部分熔毁后，公众对灾难性事故的担忧日益加剧，使情况雪上加霜。与此同时，私人开发商不断进行新反应堆设计试验，新设计需要不同的部件，且会带来新的复杂问题。美国的核电因缺少可预测性而走向衰落。

这种对比在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变得尤为明显，当时美国公用事业公司试图采用具有增强安全特性的AP1000新型反应堆来重振核电。建设商在这个全新技术上遇到重重困难，导致项目一再拖延，造价飙升。等到佐治亚州的这两座反应堆去年竣工时，大多数公用事业公司都不​​愿意再尝试建设新项目。

中国恰好在同一个时候开始建造AP1000反应堆。中国也面临了挑战，例如获得冷却剂泵的困难，以及难以预料的造价飙升问题。中国官员们不但没有放弃，而是深入研究问题症结，最终得出结论：必须调整设计，发展国内的供应链。

“中国人做得非常聪明，”核咨询公司Alva Energy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克雷伦斯坦说。“他们说，‘我们要暂停几年，吸取所有的经验教训’。”

美国能源部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现在正在建设九座该反应堆的改进型号CAP1000，所有这些项目都有望在五年内完工，而且造价大幅降低，。一些专家说，如果美国没有停止建设反应堆的话，可能也会取得类似的成就。

美国支持发展核能的人有时把核电成本高昂归咎于过于严格的安全法规。

中国有类似的安全要求。但专家指出，一个区别在于中国的审批流程是集中统一的，更具可预测性，而且来自反对者的挑战机会更少。据江女士的研究，中国目前在建的反应堆中，有63%在获得了安全监管机构批准后数周内破土动工。而在美国，核电项目通常需要获得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额外许可，这可能耗时数月甚至数年时间。

“中国在建设从大坝到高速公路再到高铁的大型工程方面是内行，而且管理这些项目的技能可用到别处，”咨询公司 Lantau Group的电力行业顾问余德伟(David Fishman)说。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在寻求遏制污染的过程中，寄望于核能发挥重要作用。

太阳能和风能是中国增长最快的两种能源，占其零排放电力的大部分。但由于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不能全天候运行，它们需要有能按需运行的电厂作为辅助。目前，中国主要用煤炭发电来完成这个任务。增加核电能力能帮助取代煤炭，平衡可再生能源发电。

中国的核电扩张仍面临障碍。尽管政府往往对核电站的问题讳莫如深，但重大事故可能引发公众对该技术的抵触情绪。中国政府曾在2011年叫停了内陆大部分地区的新反应堆建设，因为担心反应堆的用水问题。如果这项禁令持续存在，可能会制约核电行业的发展。

但就目前而言，中国正在加速推进核能建设，计划在本世纪中叶建成数百座反应堆。

在美国，核能是少数获得两党政客支持的能源类型之一，尤其是在电力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就连像阿尔·戈尔这样曾经担心灾难性事故和放射性废物的环保主义者，也开始对这项技术产生兴趣。

但美国正在走一条截然不同的核能发展道路——更多地依赖私营部门创新，而不是政府支持。

数十家初创企业正在研发新一代的小型反应堆，它们比庞大的老式反应堆造价更低。谷歌、亚马逊以及OpenAI等科技公司正为Kairos、X-Energy、Oklo等核能初创企业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以帮助为这些大公司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电力。初创企业的早期项目正在怀俄明州、得克萨斯州和田纳西州进行，但预计在2030年代之前鲜有（如果有的话）反应堆建成。

特朗普政府正寻求通过缩小国家核管理委员会（简称NRC，负责反应堆建造前安全认证的机构）的监管范围来加快反应堆的建设。批评该机构的人士称，NRC过于守旧，对本就不容易发生熔毁的新一代反应堆的认证工作处理不力。

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表示，政府正押注涌入核能项目的民间资本能激发美国创造力，推动美国反超中国。“创业型资本竞争是美国优势所在，我认为这是相对于中国的优势，”他在接受采访时说。

但一些支持发展核能的人担心，美国过多地寄希望于技术突破，而不是像中国那样专注于建设核电站所需的稳定政策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美国已没有制造反应堆压力容器的重型锻造企业，而中国有三家。新一代的先进反应堆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善，这将让美国远远落在后面。

“看看有这么多的设计方案，尤其是在美国，你心里会想，‘啊，上帝帮帮我们吧’，”牛津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菲利普·安德鲁斯-斯皮德说。“我认为，缩小可能的选择范围是明智之举。”

特朗普政府能否兑现承诺还有待观察。尽管美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快了核能项目的审批速度，增加了国内的核燃料供应，但一些推动新反应堆建设的关键政府工具——例如能源部的贷款办公室——因人员裁减已受到重创。简化安全监管的努力也可能引发争议。如果人工智能热潮降温的话，科技巨头对核能的兴趣也可能会消退。

“美国完全有能力发展核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负责全球创新政策的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说。“但问题在于：我们是要仅仅建造几座为数据中心供电的小型反应堆，还是会看到整个政府采取严肃认真的行动，将核电重新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电力来源？”中国正在采取第二种做法，他补充道。

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发展本国的核电站上。但中国已在巴基斯坦建设了三座反应堆，而且中国政府的最终计划是向全球出口核能技术。

核能被广泛视为一个战略资产。向其他国家出口反应堆将围绕电站建设、核安全以及燃料管理等建立深厚的合作关系网。虽然俄罗斯目前在该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日益提升的技术实力将缩小其与俄罗斯的差距。

竞争正在加剧。受更低成本许诺的吸引，英国官员曾在2015年开始计划在埃塞克斯附近建造一座由中国设计的反应堆。但该项目遇到了政治阻力，今年，英国公司已转向美国，签署了为小型反应堆建设投入数十亿美元的联合协议。

但中国正在努力削弱美国的技术优势。中国已经建造了其所谓世界上的第一座“第四代”反应堆，即一种气冷反应堆，除发电外，还能为重工业供热、提供蒸汽。中国也在进行技术研发，或让反应堆用更少的铀，例如钍反应堆，或者对乏核燃料进行再循环利用。这表明中国认识到国内没有足够的铀资源来支撑传统反应堆的大规模扩建。

即使美国公司和实验室仍处于创新前沿，最近已有报告警告称，中国在广泛部署下一代反应堆的能力上已领先美国10到15年。

这幕场景似曾相识：美国发明了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但中国是第一个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主导全球市场的国家。

“当中国决定开始出口核反应堆时，他们将成为我们的强劲对手，”保守派智库国家利益中心主席保罗·桑德斯说。“也许我们能说服一些盟友不要购买中国的反应堆，但还有很多能源需求正在增长的国家，”他说。“如果美国不做好准备的话，我们将无法参与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