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中学生因检举同学被打伤的案件中，校方因鼓励检举被判定承担30%民事赔偿责任，举报人承担20%。在日前举行的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工作新闻通气会上，湖南省高级法院发布了上述案例。

案例显示，某中学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并鼓励学生举报。宋某发现同班同学周某在上课时玩手机后，从周某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老师为此奖励宋某一瓶牛奶。周某回到教室后发现自己的平板电脑和手机均不在书包里，在宋某承认其向老师举报自己后，周某将宋某的头、手等部位打伤。事发后，学校老师将宋某送往医院治疗。

经鉴定，宋某的人体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因周某在案发时系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未追究周某的刑事责任。宋某遂起诉要求周某、周某的监护人付某及所在中学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因宋某擅自将自己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而将宋某打伤，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宋某虽系为了遵守学校规定而将周某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但其擅自拿走他人平板电脑的行为亦有不妥，据此可依法减轻周某的民事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学校在事发后虽然及时将宋某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但学校老师在明知宋某拿走周某平板电脑上交的情况下，未正确引导宋某在发现其他同学违反学校规章制度时应如何处理，未指出宋某擅自拿走他人物品的行为不当，亦未及时与周某进行有效沟通，且学校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检举的做法也会引发学生间矛盾，故学校也应对宋某的损害结果承担一定过错责任。遂依法认定由打人者周某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学校承担30%的责任，举报者宋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

湖南高院称，该案典型意义在于，一个缺乏边界、鼓励检举的环境，将导致同学之间相互防备、猜忌，甚至引发肢体冲突，对青少年人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提出，学校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隐私权等基本权利。湖南高院认为，涉案学校为落实禁止携带电子产品的校规，通过物质奖励鼓励学生相互监督举报，其初衷在于维护教学秩序，但客观上形成了“以举报代管理”的治理效果。对学生而言，以遵守学校规定为由擅自搜查他人书包、取走他人物品的行为，实质上构成对他人财产权、隐私权、人格尊严的侵害。法院明确打人者、私自取走他人物品者及学校各方过错，依法划定各方责任，在有效化解个案矛盾的同时，也充分提示了学校在制度设置、日常监管和法治教育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推动校园管理从“结果应对”向“风险预防”转型，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典型意义。

近年来，有关“鼓励举报”的讨论并不鲜见。2024年底，青岛广播电视台旗下《正在新闻》报道，陕西省某中学在校内电子大屏上发布一则“表扬与倡导”公告，为了有效管控吸烟、携带违禁物品进入校园、在校园燃放烟花爆竹、乱扔杂物等不良陋习和违纪违规行为，学校发出了“检举举报公告”。一周来，学校收到书面、实名、匿名当面举报数十起，举报违纪违规学生数十人，绝大部分查证属实。现对敢于检举揭发违纪违规的学生予以表扬，后期对这些检举揭发者予以一定的奖励。

报道称，该中学工作人员表示，之前也倡导学生针对身边不良现象检举揭发，可以匿名向学校管理人员反映和检举，检举揭发者会被予以口头表扬。“是让学生对规则有敬畏感，要让他们知道，每个人在社会中既要自律，又要接受别人的评价和约束。”

2023年5月，厦门大学的新版教务系统中推出“可举报同学签到情况”的功能，引发广泛关注。据潮新闻报道，网传截图显示，通过教务系统，学生可以查看一同上课的同学的学院、专业、签到情况等信息，并可以反映“学生不在班级”“同学代签到”“学生早退”等情况。厦门大学教务处回应称，此事非学校行为，系委托公司收到部分老师反馈签到情况不准确的问题，私自在系统中加入该功能。当日学校接到学生反映后已及时联系该公司并关停该功能。

更早之前的2022年，澎湃新闻报道，新冠疫情期间，河南工程学院某学院推出举报奖励措施，发现有翻墙外出情况并进行举报的同学，奖励5000元。规定还显示，学生私自翻墙外出，给予劝退或开除学籍处分，同宿舍同学知情不报，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举报代管理”的危害

“重要的不是让学校承担了多少比例的赔偿责任，而是通过责任划分揭示了用举报代替管理的破坏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碧告诉财新，在前述湖南这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法院站位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没有止步于对伤害他人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还进一步对冲突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陈碧认为，“以举报代管理”扭曲未成年人的认知和人格形成。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应考验人性的阴暗面，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要优先从正面引导。学校本应该通过完善校园管理制度、强化日常监督、加强心理疏导、增进沟通交流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管理和看护，重视育人树人，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用举报代替管理，制造学生对立。这种风气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塑造不利。

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控告和检举权利，然而举报泛滥则有可能摧毁社会信赖机制。陈碧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在《为什么我们需要警惕举报泛滥？》一文中探讨过举报泛滥问题。

举报在不同的法域中都是公民的权利。文章表示，《宪法》第41条将公民的控告和检举权利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处举报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体现出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也因此，这一条后来被作为《行政诉讼法》的宪法依据，也成为《国家赔偿法》中国家对冤假错案和违法行政行为进行赔偿的法律基础。行政法规领域，如《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都有举报投诉条款，举报对象的范围已不限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是延伸至所有的违法单位和个人。任何人发现他人违法，都可向行政机关举报。

近年来，举报从典型的公共领域，向内部领域蔓延。文章表示，在学校设置举报机制后，有老师性侵和潜规则被揭发，也有老师因学术不端被曝光。同时有些举报引发很大争议，例如在双减政策颁布后，仍有一个中学老师热心给学生补课，结果遭遇举报而被处分。“道德与法律，人情与制度的矛盾在此彰显，举报在此也暴露出它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

最令该文作者忧心的危险在于，举报泛滥对社会信赖机制的摧毁。国家的稳定存续和社会的良性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一些基本的良善美德的尊重和谨守，其中就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与体谅，包括不随意举报揭发他人，不利用公权力打压他人。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也是社会互信机制得以维续的基础。也正因此，学理上对法律和制度是否要鼓励举报，一般都会持相对审慎的立场。

“若每个人时刻都感到自己是活在他人的监视之下，且噤若寒蝉地担忧自己的一言一行日后都可能被举报揭发，一个自由、宽容和良善的社会也难以形成。”文章称，其原因就在于，如果公权机关本身不珍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与尊重，反而去纵容甚至鼓励人与人之间的举报揭发，其结果就会激发甚至释放出人性的卑劣和幽暗。

就前述案件折射出的校园举报泛滥，陈碧认为，可能来源于学校的管理思路简化。“为维持秩序就要求令行禁止，为令行禁止就要求强化监督，而最低成本的监督可能就是互相举报，这忽略了对未成年人心理和价值观的伤害。”她进一步说，在鼓励举报之下，未成年人可能会迷惑于人格尊严与权利边界到底还值不值得捍卫，朋友还值不值得信任，同时可能会引发不当竞争、报复陷害等危险行为。

对于校园举报行为的规制，陈碧认为，举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校园举报需要有规范的流程。比如对霸凌的举报、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举报，要确保学生遇到这样的情况能够有专门的受理部门或者人员，举报信息得到妥善处理和反馈。对于校风、校纪等学校管理制度层面的事项，由学校制定解决规则和机制，不鼓励举报。

“长期处在潜在举报的环境下，人们可能会自动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以虚假的形象示人。但这违反了教育的初衷，即把人当成人，而不是工具。教育工作在于培养，而非驯化。”她说。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中学生举报上交平板电脑

正文之前先表个态：

发动学生之间相互举报，还对举报者作出奖励，是最卑劣最下作的教育方式。

看到一个大快人心的判决，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帮忙分享给身边每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

这是由湖南高院通报的一起真实案例：

事情发生在湖南一所中学，这所学校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一经发现，马上收缴。当然，大家都知道，学生总会有各种办法偷偷带，偷偷玩，不可能完全禁绝的。

于是，学校和老师们就想了个损招，鼓励学生互相举报，查实后除了收缴电子产品，还给举报者以表扬和奖励。

也不知道是出于个人恩怨还是为了那点奖励，就还真的有学生举报了：

A同学上课时发现B同学偷偷玩手机，等B同学下课出去后，A同学向老师举报了这一情况。不仅如此，A同学还直接打开B同学的书包，把“缴获的赃物”上交给了老师。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老师不但没有批评A同学擅自翻别人书包的行为，还给了其一盒牛奶作为奖励。

B同学回到教室后发现书包里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不见了，被大家告知是老师收缴了，A同学承认是他向老师举报的。得知真相的B同学勃然大怒，将A同学打破了头，打伤了手，经鉴定为“轻伤二级”。

这要是成年人，轻伤二级就足以构成故意伤害罪了，此案中B同学不满16周岁，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民事赔偿责任大概率是逃不脱了。A同学的家长把B同学一家和学校告上法庭，要求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治疗费等损失。

这就来到本案的高光时刻了：

法院审理认为，B同学把人打伤肯定是不对，应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A同学擅自开包“上缴”别人手机和平板电脑的行为也有不妥之处，自己也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还有学校和老师的责任！

法院认为，学校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检举的做法是引发学生矛盾的源头，在A同学擅自开包拿走他人财物的时候，老师没有及时教育引导，在收缴电子设备后也没有及时与B同学沟通，客观上造成了A和B直接对峙冲突的局面。因此，学校也应对A同学的损害结果承担一定过错责任。

最终，法院判决打人的B同学承担50%的赔偿责任，纵容举报的学校承担30%的赔偿责任，被打的A同学自己承担20%的责任。

没有和稀泥，没有息事宁人，没有偏袒同为体制内的学校，并且在判决书中斥责了学校发动学生相互举报的错误做法，法院的这一判决可谓大快人心！

湖南高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唐艳说，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学校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隐私权等基本权利。一个缺乏边界、鼓励检举的环境，将导致同学之间相互防备、猜忌，甚至引发肢体冲突，对青少年人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就……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鼓励民众互相检举告密，这本来应该是基本常识的观念，但此刻经由法官亲口说出来，还能体现在具体案件的判决之中，却莫名地让人泪湿眼眶。

夫妻父子之间互相检举揭发，老师同学之间互相举报上告，中学生们纠集起来闯进别人家里“收缴财物”……这样的人伦悲剧，中国人是扎扎实实吃过苦受过罪的，这是最不该被遗忘的惨痛历史教训。

回到这个案子来，假如是我来判的话，我会让学校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鼓励举报的卑劣做法承担首要责任，打人的同学承担20%责任，为自己的冲动暴力行为付出代价，举报后被打的同学自己承担10%的责任，记下一个“不能打着正义的旗号动别人东西”的教训。

在这个案子里，虽然举报是因A同学而起，但他其实是最大的受害者。学校的制度氛围和老师的物质奖励荼毒了这位少年的是非观念，为一盒牛奶的奖励又付出了被打到轻伤二级的健康代价，身体和心灵都饱受摧残。

一次和稀泥的判决会引发社会道德滑坡，一次重申常识坚守底线的判决也会让我们看到文明之光。再次恳请大家将本文分享给你认识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希望大家通过湖南高院通报的这起典型案例明白一个简单但极为重要的道理：

发动学生互相举报是错误的，学生因此而出了事学校是要承担责任的！

“百度副总裁女儿开盒他人”事件过去近两个月后，仍有开盒群成员公开辱骂受害者。许多群成员一直拒绝道歉。

作为威慑手段，开盒在饭圈斗争中极为奏效。双方为支持各自的偶像有过冲突，“但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开盒被掌握在少数未成年人手中，成为其在小圈子中提高地位的方式，和威胁异己者的手段。许多围观者否认是帮凶。

“我把这个人开（开盒）了。”网络多人交流群中，“妳的眼眸是世界上最小的湖泊”（以下简称“妳的眼眸”）撂下这句话。

跟着发来的详细信息包括姓名、电话号码、具体到村的地址，同地址其他6名关联成员的真实姓名及手机号，还有QQ号、微博ID、微博链接地址、微信ID，铺满整个对话框。

紧接着，另一条微博也被“妳的眼眸”转了进来。“这个人也让我开了，但是我总感觉这个人是买的号。”

随即是第三条微博，第三份开盒信息……

包括群主在内的几名成员出来捧场，根据开出的个人信息做出评价与调侃。不管其他人如何回复，“妳的眼眸”的对话主线始终保持在转发新的微博，锁定新的开盒目标，抛出开盒者信息，这一连串动作上。

开盒指通过网络非法搜索、挖掘个人隐私信息，并在网上公布，是一种网络暴力行为。2025年3月一场舆论风波中，藏在“妳的眼眸”背后的开盒者暴露了真实身份：她是百度副总裁谢广军的女儿小谢，今年13岁。

人们事后发现，被小谢开盒的受害者人数众多，涉及多个领域，持续时间漫长。一些受访的受害者们感到不安甚至恐惧，开盒被掌握在少数未成年人手中，成为其在小圈子中提高地位的方式，和威胁异己者的手段。

开盒者将现实世界里他人的个人信息，当做互联网上的攻击武器，事发后亦鲜少为此负责。而许多网络围观者也认为，自己不是开盒的帮凶。

在粉丝群里炫耀“战绩”

上述开盒者所在的群，名为“太中真爱粉交流群”。

“太中”是日本动漫《文豪野犬》里热门人物太宰治和中原中也的CP名，“真爱”属于反语，群中聚集的更多是厌恶“太中”的人们。受害者张琪解释，这个群主要用于发泄，“每天骂他们讨厌的角色，开盒他们想要开的人”。 

“她（小谢）混的圈子比较多，也开了不少各个圈子的人。”另一位曾被开盒的受害者王露说。根据受害者们汇总，小谢有多个公开个人照片的微博小号，她喜欢韩国明星及日本动漫，这些喜好决定了她的开盒范围，受害者大多属于其中一个圈子，但有着和她不同的喜好。

据被开盒者李杭了解，入这样的开盒群有门槛限制，需为喜欢的人花过钱，证明自己的粉丝属性。“审核是比较严的。所以他们里面一般都是真心喜欢（该人物）的，大部分不会泄露这里面的信息。” 

一名群成员将群信息录屏偷偷发给了张琪，并要求身份保密，她因此得以了解这一隐秘角落。据张琪了解，开盒被群成员视为有用的技能，开盒者在群中会受到追捧，能在粉丝间占据更高的位置。这一点得到了多名受访者的证实。

会开盒的“妳的眼眸”是群里的话题主导者，不断转发微博，目前部分被转发的微博已删除或无权查看。过程中，她还会评价关于开盒的行为，“srds（虽然但是）开盒又咋了，哪家冰清玉洁没开过盒”。

群里其他人附和着她的说法，也有人回复“别开我”。

“他们那群人以开盒为荣，把开盒信息发群里可能是想炫耀自己的‘战绩’。”2025年3月下旬，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到该群一位管理员，其表示在“百度副总裁女儿开盒”事件引起关注后的3月16日下午才入群，3月17日群就解散了，她在群里“只和群主比较熟，其他只是互关”，并不认识小谢。

群聊记录显示，在大家的闲聊中，有群成员主动将一些微博页面转发进群，向小谢提出针对特定网友的开盒请求。其中一次，小谢表示无能为力，回复“开不了，群友早试过了”。但大多数时候，她都能提供详尽的信息。

“他们说她开盒和喝水一样简单。” 据受害者任雨了解，群成员平时会吹捧小谢，“他们嘴还挺严的，不会把开盒放在明面说，但在群里会让她帮忙开人。他们就是明知道这是违法行为，还在吹捧，觉得能开盒别人很厉害。”

群成员们会互相交流开盒方法。有人发截图询问小谢，信息是否来自海外社工库，得到其肯定答复。两人在交流中发现，彼此使用的社工库并不相同，双方交换了途径。根据百度在3月安全沟通会上披露的内容，小谢的开盒信息来源于海外社交平台一个名为“天网社工库”的群组，系通过非法手段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库。

“很多人因为自己或者自己的朋友会开盒引以为豪，在网上这种现象非常常见。”该事件的一名观察者称，“现在互联网上很多人都手握开盒途径，外网上也有很多付费开盒的。”二次元和饭圈开盒事件频发。她曾在微博一个“厕所号”里，发现有人发了很多免费开盒链接，试图采取行动阻止未果。

被开盒者赵若涵后续了解到，有些开盒者会收费开盒，并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扩散信息。即便开盒报价较高，也有人愿意支付。有些开盒者会通过朋友圈宣传微信，招揽业务。上述交流群有人被发现曾贩卖开盒途径，小谢也曾表示要帮人开盒赚钱。

她所说的赚钱方式，是帮助其他成员制作AI脱衣照。在上述观察者掌握的群聊截图中，她的另一账号“堙灭爱与死亡”曾在粉丝群发布某素人女生的AI裸照，该女生被视作其“对家”粉丝。小谢在群聊中披露，自己是从对方的QQ中找到了其真人照片，并用AI制作对方的裸照。

她在群中发布了AI程序页面，称“脱一次一积分，我积分都花光了，要花钱充”。

根据群聊记录，这一技能被视为强有力的“威慑武器”。更新的群公告称，如粉丝在控评斗争中“控不过去”，可以“扒”对家照片，找“堙灭爱与死亡”帮忙制作脱衣裸照，一次向其支付5元。

交流群中，发言人以朋友会开盒为荣。该记录为受访者收集并添加标注。（受访者供图）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开盒在饭圈斗争中极为奏效。

李杭曾在微博给小谢喜欢的韩国明星“刷黑料”，他喜欢的明星是其对家。两家粉圈素有冲突，散布不利于对方的信息是粉丝们的常见手段。李杭的行为很快被发现，随后遭到开盒。

有人搜索李杭的手机号，向他发送微信好友申请，并将他的微信主页截图到微博，这意味着他的信息遭到泄露。李杭事后得知，他的真实信息被全部公布在“对家”的粉丝群，“群里面已经把我开得彻底了”。

但在群聊以外更广泛的互联网空间，这些信息没有完全公开，而是作为威慑手段，意图阻止李杭再发布不良信息。“他们说，如果我再去他们广场上扒黑料的话，就把我那些信息全部爆出来。” 

李杭因此感到恐惧，停止了自己的行动。他当时并未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对他来说，“开盒威胁”属于饭圈习以为常的手段，“我们粉圈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我会觉得报警可能也没什么用”。他能想到的唯一方法是退让和噤声，并且设置电话和信息拦截，只有本地人才能打通他的电话。

“非常恐怖。”他退了网，不再玩微博。后来他总会想到此事，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暴露，照片被恶意P图侮辱，吃不好睡不好。

有着同样心情的，还有另一名“对家”粉丝赵若涵。她在一天凌晨接到朋友电话，称有人在微博公开了她的真名及身份证号，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她嘲笑，“真的被吓傻了”。 

赵若涵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不理解自己因何而被针对。她猜测，是因为被开盒的两天前，她曾在微信上因粉圈事情和别人“小吵了两句”。“这个人有我的微信号，微信号也是可以开盒的。”

她用了一场刻意为之的赛博死亡，来终结这场开盒危机。赵若涵将自己的账号给了别人，接手者发布“此号已易主”的动态，还有人转发这条微博，喊她的大名，叫她“一路走好”。她此后没再打开微博，“不敢看，怕哪天刷着刷着又看到自己名字了”。

根据受害者们的表述，她们被锁定为开盒对象的导火索极小——在微博发表不同观点、与“对家”粉丝发生争执，甚至可能仅因喜欢对方讨厌的角色而遭攻击。任雨喜欢日本漫画《蓝色监狱》中的角色“洁世一”，王露则是日本动漫《名侦探柯南》中女主角小兰的粉丝，她们都曾被小谢开盒，个人信息被公开在她不同微博账号上。

被开盒的受害者们，会被短信电话骚扰轰炸，在几分钟内收到大量垃圾信息。“一次性会收到超级多不知道什么App的验证码。”任雨说，这些信息不定时出现，就像不知何时爆炸的炸弹，一出现她的手机就“嗡嗡”响个没完，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

除了恐惧与不安，上述二人在事发后都表达了自己的不解。她们自认同小谢“完全没有交集”，也并无直接冲突，不知道自己为何被选中。事后分析，她们都曾和讨厌自己喜爱角色的粉丝在微博有过冲突或口角，“但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很难想象就因为这个开盒别人。”任雨说。

王露称其在网上不爱参与骂战，她猜测自己并非被小谢针对，“可能开了很多粉丝，但只是把我（的信息）开出来了，于是她就把我挂出来了。”将她挂出的那条微博，并没有引发波澜，甚至没有让被挂者本人警觉，底下只有条机器人评论。“可能她的开盒行为已经持续了好久，只不过大家一直都没有发现而已。”

微博网友张晓婷并非上述几个圈子的粉丝，她被开盒，仅因曾为遭受网暴的素人孕妇发声。该孕妇因吐槽韩国明星行程的言论，被小谢开盒后遭到大量谩骂，也是此次风波的起因。张晓婷将看到的谩骂截图，发微博鸣不平，要求粉丝给孕妇道歉。

“可能是我的账号权重比较好，也就冲上了热搜。”那条微博获得了两万多点赞、一千多次转发与一千多条评论，也被小谢及其同好关注。

粉丝们根据她主页展示出来的属性，有针对性地攻击，要她删帖。张晓婷回忆，IP地址、手机型号、发布内容和喜欢的明星都是攻击的参考项，“他们也挺无能狂怒的，譬如IP地址如果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就说‘你不回去种地，也敢来跟我讲话’。” 

张晓婷IP地址在上海，手机是最新款iPhone，喜欢的明星有好几位且是大流量，“他们没办法来攻击我这方面，就只能说要开我盒，让我删帖。”

时隔近两月，仍有开盒群成员公开辱骂受害者。（资料图）

“被连坐了”

张晓婷并未删帖，相反，她报了警。

报警后张晓婷了解到，谩骂者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是未成年人，包括中专生、职高生和初中生。她在家人陪同下，记录了谩骂者的网址与ID，到公证处做公证，再由公证处调解员陪同报警。在警方帮助下，他们给开盒群的群管理员打电话，要求手写书面道歉，“打过去一打一个中专的，一打一个职高的”。

张晓婷得到了8封手写道歉信。道歉者均否认自己有过开盒行为，只是在群中“看见信息”“并未制止”。有人写道：“回想起这次开盒事件，我当时的言行太过冲动，完全没考虑您的感受。我转发了你的主页到微博群里。”

上述群管理员向张晓婷写了道歉信。在她看来，自己只是加入该群，就被认为是加害者，这完全是“无妄之灾”，是没道理地“被连坐了”。

核心参与者小谢噤了声，清空微博，在互联网上消失无踪。谢广军在朋友圈道歉，称女儿近日在网上与人争执，情绪失控下，把海外社群网站上的他人隐私信息发布在自己的账号上，进而导致自己的个人信息也被曝光，引发大量负面言论扩散。

“作为未成年人，女儿的心智尚未成熟，在冲动中做出了错误决定，伤害他人的同时，也因这场风波承受了远超年龄的压力与伤害。”谢广军说。

多名参与开盒者表示自己被反向网暴。上述观察者说，有名被认为开盒他人的粉丝喊冤，称曝光的个人信息并非其开盒所得，而是对方自己发在微博里的。

有网友通知这名粉丝所在学校并报警。上述观察者说，后续有老师和警察去找她，给她做心理疏导。

另一名成员曾在群里说，“如果我的同担会开盒我会高兴得飞起来”。事发后，她发微博表示自己遭受了网暴，成为了被开盒的受害者。她因微博名在各大平台上广泛传播，“受到了很多的骚扰，包括但不限于短信轰炸、评论造谣和微博辱骂”。她展示了自己收到的部分垃圾短信以及被骂截图。

曾与小谢交流开盒方式的那名群成员始终拒绝道歉，包括她在内的部分群成员坚持称没有参与开盒行为，并且认为受害者是在造谣。她们发表的一些认为“自己没错”的言论，也得到了包括上述群管理员在内的多名群成员的支持。

2025年5月，事发近两个月后，仍有群成员在微博发言，辱骂受害者：“（小谢）开她开错了，结果这木竹要所有看过那个信息和出现在录屏里的人道歉。”

“（小谢）开完盒之后直接把信息发到我们群里了。”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的一名群成员称没有参与开盒，认为自己并不是开盒者的帮凶。

事实上，她曾在群里多次应和小谢的开盒行为，事件发酵之后，也发过微博为自己的不当言论道歉，说已进行过深刻反思，给受害人手写了道歉信，但“网友并没有放过我”。

“连我的ID都不打码就挂到别的平台很好玩吗？你们这真的不算骚扰别人吗？”她在自己的一条“站在窗户边”的微博视频评论区留言道。

（应受访者要求，张琪、王露、任雨、李杭、赵若涵、张晓婷为化名）

经过了持续大半年的劝导，太太终于同意我给她换一台新手机，用来替换掉手上这台已经被生活摧残得不灵光的旧手机。一开始她很不愿意，一来觉得还能勉强接着用，其他开销的优先级都远高过于她自己；二来也是从小到大被上一代人灌输的那种「自己不配」的心态，总说算了算了。直到最近聊到自我能量的进出，她才终于把自己的优先级往前挪了挪，我也才有机会给她换新。

挑型号的时候，为了避免她有价格上的心理压力，也因为她多次强调不要高配置，加上她大部分的使用场景里没有很明显的电量焦虑，所以我推荐了 iPhone 13 mini 给她。她之前也在店里上手试过，小巧的手感和屏幕尺寸都很合适。尤其是把 mini 和现在用的 7P 放在一起时，mini 这个与 6s 相当的体型里装着和 7P 一样尺寸的屏幕，平衡的尺度是拿捏得相当好的。

于是她同意了。

上周一看了下取货信息，显示深圳益田店里没有现货，要从广州寄过来，于是我就计划周五再下单，周六可以直接寄到家里。但周五我再看的时候发现，已经变成了店内有现货，于是我果断下单，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直接去店里提了。

为什么选白色？

其实一开始也看了别的颜色，曾经犹豫过红色、粉色和绿色。但实际看下来以后，一是觉得这一款的红色不够正，绿色又偏黄有军绿色的感觉，粉色又太淡了，质感不足；二也是觉得为什么女生非得是红和粉呢？所以最后，按照实际的颜色表现，挑了她觉得真机表现最好看的白色款。

其实她之前的 7P 也是黑色款，并没有选那些所谓的女性颜色。

这也是我多年来对一些数码厂商的做法表示高度质疑的点：女性一定得被特殊处理么？

如果女性就得用女性手机，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就应该有所谓的男性手机。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个厂商会这么做产品和宣传，唯独把女性作为一个单独的点拿出来营销。当我们习惯了「女生是粉色，男生是蓝色」的时候，其实忽略了在一百年前，蓝色是女性的颜色，而男性是拥有红色的。颜色和性别的关系，完全是被文化构建出来的，是纯属虚构的产物。

任何人选择一款产品，应该是基于自己的需求，而不是被文化构建，更不该被消费主义用概念绑到某个象征的座位上。设计师在考虑产品的时候，重点的也该是产品如何满足场景中人的需求。人与人之间客观的差异应该被看到和重视，但为了细化市场而刻意构建差异以降低设计的包容性，这是不该鼓励的。

至少我们可以从挑选颜色开始，把「粉色适合你」换成「你喜欢哪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