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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

前段时间有个消息，算是小规模地引爆了朋友圈和微信群，说最高法院出了一条司法解释，自今年9月1号起，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纳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很快社会上就把它解读为强制社保。不知道是谁还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家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整得相当危言耸听。大家普遍产生了担忧，就是在社保的重压下，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怕是没好日子过了，甚至要陷入倒闭潮。依我看，这种反应确实有点太过了，因为最高法院只是出了一条司法解释，换言之，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规定，相关的法条早就存在了，人家一直都要求用人单位给员工缴纳社保，最高法只是做了一个更明确的解释而已。

也就是说单从法律本身去看，国内一直实行的都是强制社保。但是法律中有一个理论叫无救济则无权利，就是说法条是法条，现实是现实，别管法条写得多么清楚多么全面，如果现实中的司法根本不管，那这个法条就等于是没有。有时候我就想，全世界所有国家如果都按照基本法办事，那大多数国家可早就成了共产主义桃花源了。强制社保也是如此，实际上在现实中，用人单位为了节省点成本，员工为了多拿一些到手工资，双方都会私下达成某种不缴纳社保的承诺。属于是把法条完全架空了，所以我预测至少短期内，该怎样还是怎样，不会突然给你搞一个180°大调头，哪怕长期去看，落实也是相当有难度的。

但是既然最高法特意做了一个解释，这就说明国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某一天给你搞个突然袭击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市场上的焦虑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也不用太久远，我记得也就是十几年前，社会上的主流声音都来自所谓的劳动法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是劳动法的坚定捍卫者，动辄就指责用人单位不缴或少缴社保，鼓吹连社保都缴不起，还开什么企业？甚至还有人亲自下场，帮助劳动者维护权益。但你看最近几年，这种观点的声浪明显下降了，相反的，社会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不缴纳社保的声音，更有不在少数的年轻人，人家就是不交社保，现在流行的说法是不是骑手更需要社保，而是社保更需要骑手。正是因为这种声音的存在，所以这一次的“强制社保”才会引起社会上的普遍不满。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和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业主共情这是一方面，但我想还有更重要的另一方面，这就要讨论一下我国的社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表面上看，这个问题还不简单么？说好听的，它是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说不好听的，那就是保险。但其实社保的属性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国社保有个显著特点，就是一个人不缴社保是很难生存的。最基本的如果不缴社保，那么退休之后你就没有退休金，我看现在年轻人都学精了，谈男女朋友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爸妈有没有社保，如果没有趁早拉倒。更可怕的是，如果没有社保，生一场大病更是有可能把家底掏空。就像我一直都没有社保，结果几个月前生病住院，四万多的医药费给我搞的都想跳楼了，要是没有各位老板的帮助，那我只能撸网贷了。

当然你会说不交社保，我还可以购买商业保险，同样具备以上功能，但问题是一方面，我国的商业保险还不够发达，而且另一方面，商业保险有很多不透明、或者说咱老百姓研究不明白的地方。买的时候给你忽悠得天花乱坠，结果一生病住院，这也不能报那也不能报，限制条件非常多。甚至有很多人身保险，都要调查你最近几年看病和住院的经历。所以和商业保险相比，国家的医保在这方面确实还是相当良心的。而且还要考虑到，直到今天，在我国很多大城市中，社保是和一系列资格问题挂钩的，没有社保就没法落户，甚至都办不了一张居住证，当然没有社保也没法买房买车上学。也就是说长久以来，我国的社保说是保险，但它其实有着某种强制性，什么东西有强制性？税收具有强制性。

但是我国的社保和税收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税收是赚得越多交的越多，就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虽然也经常被吐槽，有人说起征点定的有点低了，还有人说最高45%的边际税率有点高了。但说到底，累进税本就是国际上的基本套路，特别是发达国家，全都是这么玩儿的，咱们国家也没有搞特殊，你要是看看欧洲那些福利国家，说实话咱们国家的个税算是相当克制了。其实到了现实中，考虑到6000元的起征点，再加上五险一金各种税前扣除，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缴纳个税的资格。也就是说个税如果存在伤害，那伤害的也是中高收入者，国内的普通蓝领、各个领域的打工人，是享受不到个税伤害的。

但是社保则不然，因为社保存在着缴费基数的下限和上限，咱们就以北京为例，社保缴费基数的下限是6821元/月，上限是35283元/月，我们就看养老保险，个人缴存比例是8%。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0块钱，那么你自己也要缴纳6821×8%的养老保险，这就是545块6毛8，单单一个养老保险，你到手工资就不到2500了。但如果你一个月的工资高达10万元，你缴存的养老保险并不是8000元，而是35283×8%也就是2822.64元。所以你看越是收入低的人，社保占其收入的比例就越高，这和税收的情况正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社保主要伤害的是低收入者，所以社保不仅像是一种税，而且它更像是一种穷人税，显而易见让穷人多交税，背负更大的经济负担，这并不公平。

这还只是社保关乎公平的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更扎心了。直接上例子，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曾经在不经意间，公布过一份数据。说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除法都会算吧，根据以上这些数字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退休工资是7452元/月，企业单位的退休人员，退休工资是2326元。如果你什么都不是，比如说农民，那么你每个月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只有175块钱。这和全国范围内的数据也基本差不多，机关事业单位平均月养老金约为6000元，企业约为3000元，农民约为220元。

那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来自农村，父母都是农民，现在你去到大城市的一家企业打工，月薪是10000元。你的同学小黄也和你在一座城市，父母是体制内退休干部，小黄现在也在体制内，每个月工资是6000。你赚的比小黄多，个人缴纳的社保当然也比他多，可你们的父母呢？小黄父母加起来，一个月能拿20000退休金，而你的父母只有几百元，60多岁了还要种地操劳，这不就等于是你花钱养小黄父母么？

再往远看，几十年后，你退休能拿多少钱，小黄退休能拿多少钱？我国养老保险，个人缴存部分是工资的8%，企业缴存部分是16%。按道理讲养老保险是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你觉得你每个月自己掏了800，小黄只掏了480，那我退休金肯定也要比小黄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企业要赚钱，所以它给你缴纳养老保险，肯定是卡着10000元这条线，所以你一个月缴纳的养老保险就是2400元。但是机关事业单位则不然，可以这么讲，以实际工资为基数去缴纳社保，这是非常罕见的，一般都会以更高的基数去缴纳，比如说200%，甚至会按照300%的封顶线缴纳。如果是300%，那么单位给小黄缴养老保险，缴存基数就是18000，乘以16%这就是2880元，再加上小黄自己缴存的，加起来就是3360元。

不过缴费基数还只是一方面，除此之外，还有企业的企业年金和体制内的职业年金，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养老保险的一个补充。如果你在体制内工作，那么财政会给缴存8%，而缴存的基数和养老保险的缴存基数，一般都是一样的，如果是刚才的例子，基数也是18000。然后你个人再缴存4%，当然你个人的缴存基数仍然是6000。这么看的话，小黄每个月自己缴存的养老保险就是720元，还是要比你个人缴存的800元少。而且职业年金是强制性的。但是企业年金可就没有硬性规定了，企业和个人可以缴8%和4%，也可以小于8%和4%，当然也可以不缴。那么换你是企业主，你会给员工缴存这个东西吗？所以这么算下来，你每个月缴存的养老保险还是2400元，而小黄则是5040元。

所以综合起来，别看小黄现在赚的比你少，他个人缴存的养老保险也比你少。但他的退休金，完全有可能干到你的两倍。这就为什么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养老金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难道说体制内对社会的贡献就更大？那我就要呵呵了。所以打工人之所以担心强制社保，固然有着忧虑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不否认他们和小老板产生了共情，但更多的是和自己共情，是对不公平的愤怒。如果做不到一碗水端平，还请决策者三思。

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这是每个读书识字的中国人都熟悉的一句话。也可以说，这句话浓缩我们最普遍的历史意识，饱含着血泪和无奈。

鲁迅把它转译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悲愤的说法，中国古代的治乱循环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虽然鲁迅在那篇文章里呼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但人们好像很少听见这句，而只觉得“想做不得”和“暂时做稳了”的交替，是那样坚不可摧的封印。

之前有朋友问我，你是学历史的，怎么不大写历史文章？我心想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琢磨了一下，其实是我心里挡着一个想法，一个不太容易说明白的想法。我总觉得，历史锁死了我们的思想，思想作用于现实，又进一步锁死了未来。这里说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我们惯常接触到的被书写下来的历史。历史本身是丰富的，但历史书写经常是单一的、狭隘的、贫瘠的。

如果学习历史只能让人不敢想不敢做，倒不如无知点好。刘项原来不读书，乱拳打死老师傅。

但空着头去想，终究也难走得远。何况在这样一个所谓的知识大爆炸时代，谁愿意顶风做一个“无知人士”呢。所以更有效的做法还是去从真实历史中抽出另外一条丝线，去打开心里生锈的老锁，甚或去炸开几堵门，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最近就读到一篇很好的文章，文章结论大异于我们的“历史常识”。题目是“毁灭的回报”，讲的是帝国崩溃如何利好普通人的故事。The rewards of ruin，作者Luke Kemp。

文章开头引用了一首诗：

无人行走在山中野山羊与飞蛇之间，

在那生长着多汁植物的高原上，

如今只长着泪水的芦苇……

阿卡德已毁灭！

这是一首咏叹古代阿卡德帝国衰亡的哀歌，阿卡德帝国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已知的统一帝国，大概存在于四千多年前。这首诗让我想起我们《诗经》里的《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不同文化里的兴亡之感，想来也是没太大区别。

作者要说的却是，虽然阿卡德帝国崩溃了，但考古学家发现，当地居民的生活一直很正常，普通人甚至没有察觉到帝国的灭亡。

以前考古学家专注于研究那些辉煌帝国的灿烂成就，比如最早的文字，最早的法典，巨大的神庙，罗马的斗兽场，东方的长城。

但最近这些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提出新的问题：在这些帝国崩溃时，普通人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人们脑海中通常浮现的历史图像是，乱世之中饿殍遍地、流离失所……但考古学证据却是相反的，伴随着帝国的崩溃，普通人可能过得更好了。

我们通常持有的“帝国黄金时代”“黑暗时代”的观念，是帝国精英视角。事实上，帝国昌盛的时候，普通人不一定昌盛，帝国倒霉的时候，普通人也不一定倒霉。举个我们自己的例子，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存在，但历史的另一面是“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如果你是减掉的那一半可能就开心不起来了。

文章说，这种精英视角“不仅扭曲了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也影响着我们如今和未来对崩溃的想象与思考。”好像有点盼着崩溃的幸灾乐祸感，不是，作者当然承认，崩溃会带来苦难和暴力。

但有一类证据的存在，证明了历史往往是多面的，而我们低估了帝国的“稳定”“强大”对普通人造成的负担。

考古学家通过对古代人骨骼的检查发现，在帝国稳定的时候，统治阶层比普通人的身高高很多。而帝国消亡之后，同一地区的普通人身高开始增长，女性身高增长得更快。

数据显示，罗马帝国治下的普通人，他们的实际身高比理想状态足足矮了8公分。帝国崩溃之后，人们的身高又开始增长了，而且蛀牙和骨病减少了。

对此的解释是，帝国高强度、系统性的榨取消失之后，普通人可以吃得更饱。而且帝国统治时期，人们不得不种植单一税赋作物，现在可以多样化种植，食物更多元，身体就会更健康，而且肉也吃得更多了。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残酷的因素，就是战乱导致人口下降之后，留下来的人就更有议价权了，工价会上升。比如欧洲14世纪黑死病之后，人们的身高和工资普遍上升了。真是五味杂陈，弱者要想过得好，只能靠同类的减少。

由此我们获得了更合情理的历史图像。帝国是压在普通人头上的一座大山，它“保护”你不受别人欺负的代价是，它给你的压力会逐渐趋于你的承受极限，你的身高会向上转移。当这座大山崩溃是，假如你有幸捡一条命，那么你的小日子通常可以过得更好。

甚至有最近的例子，1991年索马里前政权崩溃之后，进入军阀割据，虽然冲突有所增加，但是从婴儿死亡率到极端贫困率，几乎所有生活质量指标都有所改善。这里不是为索马里的现状辩护，而是说人们容易放大“无国”的苦难，而忽视“有国”的苦难。

拉长时间来看，人类进入农业时代似乎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农业是和帝国一起出现的。农业时代的人类和从前相比，身高不仅下降了，骨骼变得更脆弱，牙齿出现更多蛀洞，而且由于人和动物挤在一起，传染病更多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是，今天男性的平均身高，仍然低于冰河时期的祖先。

这就是“文明”的代价。

假如我们问一个到处游荡的原始人，你会拥有更多更多的同类，你们会发明很多很多的新东西，但你们会互相厮杀，会吃的更少吃的更差，会被固定在一个地方没日没夜的干活……你猜他会怎么想。如果是我，我可能会说，算了，我们就这样混着得了，谁想进化谁进化去吧。

帝国崩溃，普通人过得更好了。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记录呢？答案很简单，普通人的生活无法留下记录。想想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都是征服者及其后裔留下的记录。

帝国不仅劫持了普通人的生活，而且劫持了普通人的记忆。

一个新王朝建立，或许会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但绝不会说王朝本身不应该存在。

自从有了历史书写之后，人类就开始发明历史了。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历史书上留下的形象，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但考古学家发现，拉美西斯最著名的一次军事远征，是公元前1274年针对赫梯人的战役（卡迭石之战），却因法老的无能而以失败告终。对此，拉美西斯只是将证据掩盖了起来。拉美西斯把别人的纪念碑抹平重新刻字，纪念自己在战场上没有赢得的“胜利”，由此打赢了历史这场仗。

世界上最早的一份和平条约，是公元前1259年由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帝国皇帝哈图西里三世签订的，一式两份，在埃及的版本中，是赫梯人认怂，在赫梯的版本中，是埃及人认怂。

旧帝国毁灭，新帝国兴起，历史书写却始终是精英视角。普通人要么干脆是文盲，好不容易出一个读书识字的，学习的也是那套帝国官方叙事。

现在历史学者对于从前流传下来的“黑暗时代”的说法已经持怀疑态度。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我们应当考虑“赞美崩溃”，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人类福祉的改善。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这种’1%视角’已经扭曲了我们对崩溃与历史的理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部属于’99%’的崩溃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帝国的兴衰，对过去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对今天的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欢迎崩溃或者加速崩溃，干这种事的往往是另外一群野心家，这些人也是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需要躲着的。而是说，我们哪怕无法为先辈拿回自己的食物、尊严和身高，至少也应该拿回一部分被劫持的记忆。普通人的生活，也自有其光辉。

文章末尾一句话更是发人深省，直接上英文吧：

We don’t need to fear ourselves or the absence of rulers; we need to fear power and those who try to grab it.

最后容我唠叨一句，只有好好读一些正经书正经文章，我们才有可能突破头脑中那些无法察觉的封印。你之所以觉得很多原本荒谬的事情理所当然，是因为轨道早已铺就，谁上去都会到这里来。你总得有一个新容器，才能装下新东西。

咱们开个栏目吧，一起读一些真正好的文章，就叫「西坡新知」。欢迎大家捧场。如果想要获取文章资源，后台留言加「西坡读写群」。

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发放条件，实质上是对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差别待遇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康有华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近日，有网友反映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被深圳卫健委告知无法领取育儿补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网友质疑称，根据广东省现行规定，非婚生育已可正常办理生育登记并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为何在育儿补贴申领环节却遭遇限制？

这一情况，与国家卫健委此前明确的“育儿补贴申领只需提供婴幼儿身份及抚养关系证明”的政策导向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最终实施细则仍需等待全国及各地的统一部署，但该事件所折射出的婚姻与生育权分离、非婚生子女权益保障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已引发公众的热烈讨论。

该事件中热议的育儿补贴政策，正是近期国务院发布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育儿补贴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

这一政策，也是我国在人口压力下出台的最新生育支持措施。其预期通过普惠性、直接性的现金发放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并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发挥鼓励生育、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

育儿补贴等一系列新政策，体现了我国的计划生育从抑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向，进一步落实了国家对生育、家庭和儿童权益等所应承担的保护义务，是促进人民福祉、保障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之举。

然而，政策的好意若要成为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仍需要防止执行实施过程中的扭曲和误解。当前育儿补贴发放可能存在的差别对待乃至歧视，必须通过法律专业的分析加以消除。

就此而言，该事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婚姻能否作为对生育以及儿童权利的限制。

婚姻并非生育权保护的前提

生育作为妇女的自然禀赋，毫无疑问应受到法律保护。而国家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并非以婚姻为前提条件，这尤其体现在我国宪法第48条：“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婚姻保护，则另行规定于宪法第49条。

即便不能完全将男性对生育的参与排除在外，生育过程的进行及其负担也主要由妇女作为个体承受，国家因而必须最大程度地尊重妇女对于生育的自主决定权，并为妇女的生育选择提供充分的保护。

如果我们聚集于生育本身，更会意识到生育的过程和结果与婚姻并无实质关联。婚姻与否，既无法减轻妇女生育期间的痛苦，也不会改变子女诞生的结果。将婚姻作为生育的前提，会压制妇女对生育的自主选择，有悖于宪法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要求。

在如今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引导下，婚姻与生育的解绑也更鲜明地体现在最近几年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中。如四川省2023年新发布的《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就不再以结婚作为办理生育登记的前提，保障未婚妇女平等享有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其自公布以来即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深圳卫健委所在地广东省2022年新发布的《生育登记管理办法》，同样也取消了生育登记与婚姻的捆绑；向深圳卫健委提出质疑的网友，更是指出其本人此前已经完成生育登记并享受了生育保险和津贴。

在此情况下，若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必要条件，不仅构成对妇女生育权的不当限制，也与当前生育政策发展方向相悖，存在违法增设社会保障获取条件的嫌疑。

社会观念中对未婚生育可能冲击既有婚姻关系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这种忧虑源于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维护和对社会稳定的考量。

然而，我们也不应将这种担忧情绪化地夸大，甚至将其作为限制妇女生育权的理由。未婚生育不能与出轨、背叛家庭等反面事例简单划上等号，现实中的许多伴侣即便相互忠诚也可能选择不进入婚姻关系。

非婚生育现象的增加，更多反映了个人选择权的扩展和社会包容度的提升，而非对婚姻制度的否定。维系婚姻关系内伴侣之间的彼此忠诚，已远远超出育儿补贴和生育政策的射程范围，更是生育权所不能承受之重。

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

结婚登记不应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前置条件，其根本依据在于宪法和法律对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我国宪法确立了儿童保护原则和平等原则，明确禁止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民法典第1071条更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这一消除对非婚生子女歧视的立法范例，甚至可追溯至1950年的婚姻法第15条。

上述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父母婚姻状况作为儿童权益保障标准的合法性。

育儿补贴作为普惠性政策，其核心在于保障儿童发展权益，确保每一位儿童都切实受益，发放标准应当严格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非评判父母婚姻状况或变相审查父母的婚姻关系。

既然政策发布时已经明确无论是否一孩家庭都能平等享受育儿补贴，更无其他理由剥夺非婚生子女家庭的育儿补贴。况且无论是否婚生，子女都无法选择其出身的家庭和环境，社会也不可能因为歧视而取得进步和发展。

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其合法权益的实现，不应受父母婚姻状况的影响。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发放条件，实质上是对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差别待遇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

对生育的担忧在于其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正是国家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提供兜底性支持的根本原因。婚姻制度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育带来的各种压力，但绝不能异化为限制公民行使生育权利的门槛，更不应导致对未婚生子女的歧视对待。

国家唯有保障生育自主、坚持平等原则，才能真正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8月12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公开发布《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提出从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居民个人使用贷款经办机构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业务）中实际用于消费，且贷款经办机构可通过贷款发放账户等识别借款人相关消费交易信息的部分，可按规定享受贴息政策。

另外，财政部等九部门同日公开发布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其中明确，对于经办银行向服务业经营主体发放的贷款，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对经营主体进行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年贴息比例为1个百分点，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分别承担贴息资金的90%、10%。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

两项政策的核心是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与消费相关的领域，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提振个人消费和服务业经营的活力，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

• 针对居民个人用于消费的贷款（不包括信用卡）。
• 重点领域包括家用汽车、教育、文化旅游等，单笔消费用于贴息的上限为5万元。
• 贴息比例为年利率的1%，最高不超过贷款利率的50%。
• 借款人在一家机构的贴息上限为3000元。

2.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

• 适用于餐饮、旅游等八大服务行业。
• 自2025年3月16日至12月31日期间签署的合规贷款。
• 贴息比例为1%，政策覆盖21家全国性银行。
• 贴息期限最长为一年，单户最高贷款规模贴息可达100万元。

该贴息/补贴政策推出后在微博、推特平台引发了网民嘲讽，一些网民认为此类贷款补贴如同笑话，“在加工资，和发福利前，他们选择了放贷”。之前，有网友在评论“全民强制社保”时，也发表了类似观点。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民评论：

海盗糖包：哈哈。为了消费，把贷款做成了消费。还是发钱实在。

凉风有信0324：原来之前人们不爱消费是因为没有贴息啊，一直以为是余额不足呢。

我是恁爹耶：塔又不急，我们急个卵。

小喵不吃鱼尾巴：多送点保时捷五元优惠券，大家就都能买得起啦。

KNCQR147411：提振消费给出贷款补贴，放美国要被新闻联播连续放一年。

澳洲扒鸡 :哈哈，花五块钱买鱼饵，咱一起出海钓金枪鱼呀。

然酱的小面包干：双休就能促进消费。

淇淇牌赚钱公司：笑死，一个个深渊债务等着你，哪个人想的这么绝。

富尼法号涩涩：很努力地绕开直接发钱这条路。

buckyloos2：继续榨，还不够，骨头磨成粉也能用。

yingz1981：他们什么时侯都会这样选择的。你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罢了。还指望什么呢？

ShwetaG29822558：你不花钱，政府替你贴；但前提是——你得先欠债。

暂时想不出名字就这么着：什么时候先把国补落实到位，河北国补天天抢都抢不到。

财班嘟嘟：贴息固然是好事儿，还是多想想怎么贴“本金”才是正道。

山谷里的知识点：实实在在提高大家收入才是真的！贷款都要还的，现在这个经济情况，贷款真的要谨慎。

数码科技小张：努力让人人都背上贷款。

这个方糖不太圆：免税比这靠谱吧。

山隹木四水：我差的是本金，不是息。

经济新视界：居民想要的是去杠杆，降负担，金融部门可以提供的却一直是让你上杠杆、加杠杆。 // 张小马打豆豆：你不加杠杆，黄四郎怎么去杠杆。

你听下雪了a：怎么总想着想掏空穷人。

对于他来说，最务实的生存法则是，“可以病，不能病态，也不能太病。”他反复把这句话解释给新来的年轻人：“我们是有病，但不能病恹恹躺平，肾坏了脑子没坏；也得照顾好身体，身体是本钱，本钱没了，都是白玩。”

文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 实习生 罗丽娟

编辑 丨陈晓舒

校对 丨赵琳

老裁缝终于坐回缝纫机前，生计和尊严都回来了。

两年前，听说广州有服装厂专收尿毒症病人，待业多年的43岁尿毒症病人张顺，从江西老家赶来。没带什么行李，除了三支缝纫用的旧锥子。

厂里都知道来了个“狠人”——早七点多到，晚十点多才走。揽最多的货，布料把缝纫机桌面铺满，剩下的堆在腿上。踏板“踩到飞起”，“下一件永远要比上一件快。”再后来，他要和“普工组”的健康工人争货单，比试工作量。

“风吹不着，雨打不着，让咱们病人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张顺一直记着员工大会上，主管说过的话。

这家“收留”尿毒症患者的工厂，其实是广州城郊的一家民营透析中心开的。二三层是透析室，四层就是服装厂。尿毒症工人——最大的60岁、最小的18岁，每日上上下下，把服装厂里挣到的钱用来交透析费，透析完的身体再继续投入工作。

在广州这不是个例。3年来，边打工边透析的外地尿毒症病人，占据数十家民营透析中心近半数床位。他们在这座城市，开辟出以工养医的生存路径，也过上抱团取暖的集体生活。

但这不仅仅是尿毒症病人希望以更“体面”的方式生存的故事。

根据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系统统计，截至2024年底，我国有超200万尿毒症病人，其中大陆地区透析患者总数达118.3万例，年新增患者约2万人。大量乡镇县城尿毒症病人，仍面临着就业、就医和经济上的困境。

在广州这个生态圈里，民营透析中心和病人彼此依存。一方面，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食宿、就业、补贴等福利，为病人提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靠福利吸引来的病人，又为透析中心带来医疗营收。

与此同时，这个生态圈也处在规则的灰色地带。

夜里十点半，张顺在加班。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病人与工人 

距离广州市中心20公里，一家五层民营透析中心临街坐落，日晒雨淋后，招牌褪成灰蓝色，在往来的车流中并不打眼。每个清晨，一群尿毒症工人簇拥着钻进这栋楼，天黑，又四散消失在背后的握手楼群中。

楼内运转着一个精密的医疗工业系统——四层是服装厂，58名尿毒症工人在此工作，日产能最高可达两千件；二三层是透析室，50台透析机并列排开，可供200人轮班透析；一楼是理疗室，为病人提供推拿按摩服务。电梯入口，挂着街道办事处颁发的“爱心工厂”证书，上面写着“帮助病人回归社会”。

餐饮、手工、医疗耗材组装，广州几家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就业类型各异。张顺所在的服装厂，开办得早，规模较大，在圈里小有名气。

每早八点半，四楼工厂里，随着缝纫机的声音吱吱呀呀响起，58双黑瘦的手忙碌起来。技术好的车裤子，细心的剪线头，眼力好的查货，年纪大的打扫地面的废布条，最后熨烫、打包。这天，共产出1000多条裤子。工人们比画着过大的裤腰，猜测，这批货最终要发往海外。

除了速度慢，外行人也能一眼看出工厂的特殊。

每一双劳作的手臂上，用于透析的血管丘陵一般凸起；零星的水杯里混着蛋白粉，防止手脚抽筋耽误干活；头部车间里，十几名健康的熟练工人带动产量，近九成肾友工人堆积在尾部，干技术门槛低的碎活，他们围坐在一张方形大桌子边，穿腰带，钉扣子，挂吊牌，货不够分时，“把活儿让点儿给家里有小孩的”，大多只拿底薪维生。

尿毒症病人透析中，枕边备着速效救心丸、防止低血糖的彩虹糖。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中午十二点，张顺乘电梯下到三楼透析室，从工人变成病人。为了确保每个工种都不缺人，工人们分早中晚三个批次离岗透析。

透析室里，透析机通过两根针连接他的身体，血液经过一个针眼流入小拇指粗的透析管，透析机代替衰竭的肾脏，把体内淤积的水分混带毒素甩出，最后干净的血液再从另一个针眼输回身体。除了换肾，这是尿毒症病人维持生命的主要方式，血液透析。通常一周三次，一次四小时，直到生命终结。

“存不到钱，但能养活自己”，工厂包吃住的情况下，叠加每月400元的“控水奖金”，工人们的工资能基本覆盖医疗和生活支出。

作为“劳模”，张顺收入最高，月平均工资在4500元左右。近三个月，除去透析费、药费和生活费，结余下的1000多元，他都用来打营养针，238元一针，相当于缝600条裤脚的工钱，一星期一针，“打完有力气继续挣钱。”

得病前，张顺在沿海各地的制衣厂打工，用几十年劳作，换来县城的一套房；得病后，他又在各地辗转求医，积蓄、工作、婚姻，连同残存的排尿能力一起流失。最后，需要终身透析的他，困在老家，坐吃山空。

与张顺一样，工友们的面目是相似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乡镇或县城郊区，年龄大多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换肾，需要终身透析。时间拉长一些，他们曾经从事各行各业，用当外卖员、长途车司机、装修工人、流水线工人的收入，支撑起一个家庭的运转，得病后，被劳动市场淘汰，面临经济压力。他们希望自力更生，不做家人的负累。

具体来说，钱是一点一点流走的。

透析前的漫长时间里，“死马当活马医”的钱，已经让一些家庭掏光家底。慢性肾脏病分为五期，不可逆地向前发展，周期慢的长达20年。

2012年，血液透析被纳入大病医保，大部分地区报销比例提升至九成左右，极大减轻了尿毒症患者的负担。但是，透析自付部分、并发症、用药、交通、在透析中心附近租房等费用叠加，对于失去收入来源的病人，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光是血液透析的自付部分，不同省市县、不同医保类型，报销程度都不同，患者的医疗负担也因此相差较大。一些地区的透析费仅能报销七成左右，患者每年需自付3万-4万元。部分地区设有报销上限，超出部分需患者自行承担。一位湖南籍工人透露，老家每月报销限额在4000元左右，额度经常不够用，“后来，我不得已把每周3次透析改为2周5次，每月仍要自付2000多元。”这笔支出，几乎相当于这个农村家庭整月的收入。

工厂考勤表，标注着工人离岗透析的时间点。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生计和尊严

来广州之前，工人们怀揣着一堆求职不得的经历。

偏见、比常人差的体力、被透析耽误的工时、雇主怕出意外担责等，使他们的就业之路困难重重。于是他们隐藏身份，带袖套、穿长袖，“小偷一样”工作，最后纸还是没包住火；许多基层公立医院，只在白天开放透析，工作和透析时间冲突，病人们选择上夜班，连续几个月通宵，“身体遭不住了”；有人干脆做日结搬运工，用工时段灵活，但手臂上透析用的血管，因用力过猛堵塞了。

最后，他们退回到一方床位上。

关于老家的生活，工人们多多少少描述过这样的画面——日子长在两张床上，一张床在家，床边窗户紧闭，白天黑夜，风晴雪雨，生活没什么分别；另一张床在医院，“黑麻麻的病人钉在越来越挤的透析室”，直到病人一波波被更替。

连接两张床的，是一辆风雨无阻，每周三次往返“续命”的电动车。由于基层医疗资源覆盖不足，在偏远地区，有的电动车需要跋涉到市级医院。根据国家卫健委2025年发布的数据，目前，全国仍有72个常住人口超过10万的县，公立综合县医院不具备血液透析服务能力。

于是，经年累月，与钱一起丧失的，还有尊严和体面。

他们或许还能活很久，但因疾病，很多生的权利提前丧失了，不仅是婚姻、社会关系，还有工作机会，这些和病痛一样难以承受。

张顺就曾面临这种处境。离异、无业，儿子尚未迈入社会。邻居眼里，当年意气风发的老裁缝，变成了总穿长袖衬衫的无业游民，没人知道，长袖下面是越来越密集的针眼，像给往后人生打出的一串省略号。

他想去大城市打工挣钱，但医保报销是个问题。“异地就医”手续繁杂，高额垫付费用难以承担。另一种思路，放弃老家医保，购买大城市的医保，也难办——“五险一金成套下来得一千多元”，更重要的是，得在当地有正经工作，打零工不算。

2021年，生活像是开了一道口。

那年9月，国家医保局在全国启动5种门诊慢特病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尿毒症透析是其中一种，相关费用的实时报销在各地逐渐普及。

不久后的2022年1月，广东省率先开放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保的户籍限制，这意味着，在广东打零工的尿毒症病人，如果来自医保报销程度低的地区，可选择在广东就地参加职工医保，且不与其他险种挂钩。3年后的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文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医保的户籍限制，以推动参保公平，目前部分地区仍有居住证等条件限制。

两项医保政策的开放，让作为“试验田”的广州，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参保就医的地域和身份限制，透析病人得以前来谋生。

“黑麻麻的，浑身中药味，甚至没有去考察透析室，直接杀到车间试缝纫机。”老员工都记得当年张顺冲进工厂，着急挣钱的样子。“我只想努力挣钱，比之前过得好。”

隔天在宿舍醒来，“熟悉的感觉回来了。”握手楼群，窗户挨着窗户，天没亮，稀稀拉拉的声响就钻进耳朵，接着晚归人的脚步声的，是清洁工、外卖员、工厂工人电动车滴滴的启动声。他起床上班，走在这群人中——得病前他是其中一员，现在，他“回归正常人的世界了”。

张顺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张顺对桌的邱秀兰，比他晚一拨儿到。

邱秀兰今年35岁，因病被雇主辞退后，她在云南家中“躺了”5年，靠在电子厂工作的丈夫供养自己和两个小孩。“大部分尿毒症家庭，婚姻都不会持久的”，丈夫有了新的感情，她不反抗，“我什么价值都提供不了”，何况，每月总归是要管他伸手要钱。

丈夫不同意邱秀兰外出打工，“别累死在外面。”“我宁愿累死，也不要病死”，临行前，她给院里安上监控，想孩子时能看上一眼。然后，在一个清晨的狗吠声中悄悄出了门。

在工厂里，她一步步学技术，一年内成为车间主力，第一个月赚的3600元，除去医疗和日常开支，她把剩下的寄给老家的孩子，另一笔攒下的钱用来张罗公公的葬礼。丈夫照常不联系她，不过现在无所谓了，她能养活自己。

当生活趋向平稳后，她把更多的年轻女性同乡带出来。

18岁的叶晓敏是其中之一，她是县城医院里年龄最小的尿毒症病人，辍学后，没机会迈入社会。父母都是务工人员，收入并不高，她还有两个正上学的兄妹。因为家住得偏远，母亲不得不在县城医院附近租房照顾她。透析费和租房费，给家里带来很大压力。

压力还来自对未来的迷茫。“我年纪小，每次进透析室，其他病人都用可怜的眼神看我，好像能看穿我的一生。”县城小社会里，她避着人走路，大部分时间沤在出租屋里，就这样过了三年。“我不甘心一辈子这样。”当地医院的透析群里，她加上邱秀兰的微信。

叶晓敏爱学习，能吃苦，一进厂就要求去头部车间学技术活。邱秀兰教她用缝纫机，从走直线、打圈，再到打边。她还用剩余的布料给叶晓敏缝了坐垫，“坐着不累”，厂里发的1000元介绍费，邱秀兰也“分享”给叶晓敏一半。很快叶晓敏学会了车整条裤子。

她们彼此陪伴，挨着床位透析，又一起上班，自食其力付医药费。

10平方米的宿舍里，她们和另一位云南老乡合住，两张上下铺的床，多出的床位码满药，窗台上晾着粉格子样式的枕巾，那是用厂里的废弃布料缝制的。下班后的夜晚，微风顺着楼群间的缝隙吹进来，满屋都是洗衣粉的味道。

像窗台上被拼接晾起的布料，三个被疾病磨损的身体，在这个能够到的“最宽广”的地方，重建起“体面”的生活。

邱秀兰和叶晓敏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老板的生意

“我开厂的目的很简单，通过帮助他们，增加病人数量。”五楼办公室里，兼任透析中心老板和服装厂厂长的贺军坐在监视器前。他按动遥控器，屏幕里十三个画面依次切换，工厂和透析室尽收眼底。

2017年，为缓解公立医院床位压力，推进分级诊疗，原国家卫计委正式允许社会资本进入透析领域，也是那一年，贺军从公立医院提前退休，创办了这家民营血液透析中心。据中国非公医疗机构协会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共有独立透析中心611家，约占全国透析服务机构总量的十分之一。其中，广东是全国独立透析中心数量最多的省份，占96家。

但分级诊疗效果仍难以实现。“本地人更信赖公立医院，公立医院依然一床难求，民营透析中心大量机器闲置。”于是，多家民营透析中心通过发放福利吸引客源。所谓的福利包括，包吃住、安排就业、发补贴等，补贴金额从几百到小几千元不等，“不提供住宿和就业的，补贴高一些。”

激烈竞争下，一些民营透析中心还会通过中介触达外地客源，这些“透析头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对接外地尿毒症病人，有时还负责去车站接人、安顿食宿和介绍工作。当病人透满三个月，他们从透析中心处按人头拿介绍费，金额在百元到千元不等。

凭借商人的敏锐和冒险精神，2022年，看准尿毒症病人就业难的痛点，贺军在透析室楼上办起制衣厂，帮助病人以工养医。此后，靠安排就业吸引来的透析患者，占据了客源总数的大半，一度萧条的透析中心得以起死回生。

其实，工厂本身难以盈利。工人们戏称，下楼透析才是“体现价值”的时候。

“价值”可以量化为数字。据2025年7月15日实施的《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泌尿系统透析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血液透析费”项目的全省最高限价为每次390元，各地市据此合理制定具体价格。不考虑用药和其他治疗项目，如果按每周血液透析3次计算，月人均血液透析费用约为4000元到5000元。医保报销的九成左右费用，通过医保经办机构拨付给透析中心。

“单人月毛利润在2000元左右。”贺军说。“毛利润”指从医疗上赚到的钱，减服装厂“贴出去的钱”。

“终究不是慈善，我能提供的很有限”，晚上十点，五楼办公室里，监视器的蓝光打在贺军脸上，屏幕一角，张顺佝着身子加班，夹在缝纫机上的小夜灯，把他的脸映得黑亮。贺军坦率地说，“只能是给他一个好身体，再给一个工作机会，让他能回归社会，自食其力。”因为担心出意外，他通常等到张顺下班才离开。

这样的生态圈里，民营透析中心和病人是彼此依存的。一方面，民营透析中心提供的食宿、就业、补贴等福利，为病人提供生存空间；另一方面，靠福利吸引来的病人，又为透析中心带来医疗营收。

也正因为这样的福利，使这个生态圈始终处在规则的灰色地带。这背后，是一个争议已久的话题——发放福利是否合规？一些外省案例中，已有类似行为被有关部门叫停整改。

有律师认为，发福利不仅涉及不正当竞争，也可能属于医保基金的不合理使用。有业内人士抱怨，个别透析中心每月补贴高达两千元，类似“花钱买病人”。但也有律师称，民营透析中心“让利”患者，属于市场行为，不该被过多干涉。总之，“不能在明面上说”的福利，给圈里人带来隐隐的不安全感。

“什么规则，没有规则，规则就是活下去”，缝纫机边，张顺快速输出，语速和针脚一样密。他听说过类似传言，比起老板，他更担心工厂的存续。厂里缺货源，发不出工资的那个月，他借给贺军数万元维持运转。他想在这里干一辈子。

而贺军则更希望得到一些政策扶持，比如，有关部门能提供一栋廉租房，作为病人的宿舍。有律师表示，目前法律上没有专门针对尿毒症病人的用工规范，如果给企业以雇佣残疾人一样的政策优惠，或许能提高雇佣积极性。

“如果这样的就业模式，能从广州推广出去，我们找工作就没这么难了。”一位工人病友说。

尾部车间里，尿毒症工人在剪线头。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扳命”

“在这里没有失落感，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从第一批尿毒症病人来到广州，已经过去近五年。他们早就把自己连根拔起，一些人离家前，把户口本从父母处分割出来，怕出事后连累家人。

在这片开辟出的领地上，尿毒症病人建立起自己的语言体系，健康人叫“正常人”，健康的工人叫“普工”，而病人间互称“肾友”，一些病友继而发展成情侣，圈里叫“透析搭子”。分散在不同透析中心的老乡会彼此惦记，“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就怕人消失了。”

日子是共同过的。下班路上，小瓶冰镇矿泉水一个传一个，轮着喝一瓶；宿舍里，一人生病，其他人帮着送医院；钱被借来借去，肾友来来往往，有的去了别的透析中心，有的后来去世，这些钱不一定都还得上。张顺赚到的钱，请肾友吃过饭，帮回家探亲的肾友报销过飞机票。赚得最多的那个月，他捐出去1000元，街道颁发的爱心证书至今放在每日通勤的公文包里，把包的四个角撑得周正。

与老家相比，唯一没变的是眼前的死亡风险。毕竟，透龄、肤色和手臂上针孔的密度，年轮一样呈现着剩余生命的刻度。

从医学上来说，年轻尿毒症病人的生存期，通常为5年到20年，受年龄、病情等因素影响，部分可达20年以上。根据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我国透析患者平均年龄为56.9岁。

风险的形式是具体的。透析过程中出现的低血压、肌肉痉挛、低血糖等情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抢救，重则危及生命。张顺透析时不睡觉，“怕出意外醒不来”；一位透龄长的病人手里攥着速效救心丸，四小时透析过程中，他不断地睡过去，醒来后又在枕头缝里翻找药瓶，“这药跟钱似的，可以不用，但得有心里才踏实”；“扳命”，病床上一位贵州患者用方言形容透析，这个词原意指离开水的鱼拼命摆动尾巴。

这里的确出现过死亡的案例：高龄病人透析后晕倒死亡了；清晨宿舍里，工人被发现时已经不幸离世。作为“高危”群体，他们的死因难定。家属来闹，工厂赔钱，遗体被领走，之后的事大家不愿多讨论。直到一切恢复如常，传言湮灭在工厂机器的运作声中。

即便是这样的风险，大家也都选择用集体主义的方式应对。

两年前，病人们自发成立互助基金，每月一发工资，就往里面存十块钱。起初只有厂里员工参与，后来逐渐扩展到外面的透析中心，甚至是线上的肾友微信群。发起人张永宏记过一笔账，先后有上百位病友参与互助，最多的时候，基金里有过8000元。它让贫血的女孩输上了血，也救过返工路上出车祸的肾友，“没这笔钱，人就没了。”

每逢生日，病友一起庆祝又活过一年。“老东北”“桂林仔”“云南妹”……围坐一圈，用厂里发的两百元生日奖金吃饭喝酒。祝酒词里，大家心照不宣，不谈因疾病而雷同的过去，更不兴聊未来，活在当下的日子里，日常琐碎才是下酒料。酒桌上，脸色乌黑，五官的界限都因此模糊起来的，是透龄长的，他们放得开、喝得多，给年轻人斟酒时，手里的酒瓶被慎重地掂来掂去，倒倒停停，“他们路还长，得控制。”

结束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八点，透析床位上叶晓敏打着哈欠，邻床邱秀兰已熟睡。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对于年轻的工友，人生的确有更多可能性。

“从透析的第一天，我就没有打算透析一辈子。”叶晓敏非常肯定地说。18岁的她，大概率会活过厂里年老的工人；或者，按照她的预设，活到医学进步，治愈疾病，“换不起人肾，换个猪肾也行”，但这是一项遥远的技术，称为“异体猪肾移植”，目前全球仅实验三例，均未完全成功；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活到攒够钱换肾，那才是透析圈里所谓的“终极上岸”。目前，受制于数十万元的费用和受限的肾源，我国超200万名尿毒症患者中，每年能完成肾移植手术的仅5000例。

透析室里，年轻的工人隔床平躺，聊起对未来的规划，关于遥远的医疗技术，关于换肾的价格，关于如何挣更多的钱，关于病好后和“正常人”一样恋爱、结婚。有时有人聊到血压升高，透析机发出滴滴的警报声。

目前的工作，是支撑这些“可能性”的支点。

厂里35岁以下的肾友占了三分之一，初中、技校、大学辍学的都有，许多人在这里才第一次迈入社会。他们大多进入头部车间学技术活儿，干得上心，总拿全勤奖，在各个车间里当上小组长。

透龄长的，没这些念想，工作只为维生。日复一日，他们围在尾部的大方桌边干碎活儿，平均工资不超过2000元，基本抵消开支。午休时间，大桌子变成床，他们直直躺着，睡得踏实，像一排搁浅的鱼。即便底薪连降三次，直到没有，也有人继续待着。他们或许做过其他尝试，发现活路不多，于是不再折腾。

命运无力逆转，不妨舒坦活一日算一日，“不当家里负累就成。”

在这样的尾部车间，工人流动率极高，据贺军统计，来来往往有过百来人，大部分不超3个月就离开，通常，他们在提供不同福利的透析中心间试探、流转。

张顺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

透析室门口的储物间，工人离岗透析时，把物品存放在里面。柜门上的人名换了一波又一波。新京报记者 吴瑜 摄

对于他来说，最务实的生存法则是，“可以病，不能病态，也不能太病。”他反复把这句话解释给新来的年轻人：“我们是有病，但不能病恹恹躺平，肾坏了脑子没坏；也得照顾好身体，身体是本钱，本钱没了，都是白玩。”

靠着这样的法则，他过上自足的生活。去年挣了四万多元，攒下两万，打营养针和住院，都没愁过钱；旧宿舍又黑又暗，他自费800元住进大单间，有两扇大窗户，握手楼间距近，阳光照不进屋里，但“有窗户才像人住的地方”。总有外面的透析中心打来电话挖人，他不为所动，“不想像商品一样被换来换去”，稳定才是安全感。

顺利的话，人生将这样有序地运转下去。就像床边桌上，永远码着药片、枸杞、眼药水、矿泉水、创可贴，生活就围绕这些物件展开。

早起，来一片药“抗病毒”；一把枸杞明目，再滴上眼药水，尿毒症影响视力，可他“靠眼力挣钱”；塞进包里的矿泉水，是两天的饮水量，一口都多不得；最后，用创可贴把胳膊上的针孔盖严实，“房东看到不敢租给你的。”

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他出门上班，新的一天，周而复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顺、邱秀兰、叶晓敏、贺军为化名）

这位较真的家长，发现校服质量有问题（材质和标签上宣称的不符），录了一个视频，点击量11万。

和学校沟通无果，他又做了一个视频。然后校服生产商举报了他，当地公安把他拘留了七天。

现在法院判他无罪，当地警方违法，对他进行国家赔偿，金额是3200元。这个金额是根据相关法律测算的，本身并没有问题。

但是，这位男子已经失去了一切。画面中他悲苦的脸庞，实在触动人心。我认为，这就是“典型中国人”，在这副面孔中，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上次让我有这种感觉的，是“鸿毛药酒事件”中从拘留所出来的那位医生。

因为被拘留，邓建国就成了“有问题的人”，他失去了工作。家里人不理解他，于是也只有离婚了。在申诉的过程中，周围的人可能也觉得他是“神经病”，于是他也就真的抑郁了。

这是一个极端个案，但也是一种普遍的处境：在这片土地上，“发声”往往意味着很大的代价。权力的打压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来自社会（甚至包括自己家庭）的孤立。

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大家可以回味一下，一个不小心说出真相的人，是如何一步步被周围的人指证为“疯子”的。

对此我也有一点体会。因为过去几年写的一些文章，我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敏感的”。据说成都某机构举办活动，特别提示不要我过去。我觉得很好玩。“难道我自己的书店是一个文化特区？”

很多人处在一种发声的阴影之中，这个阴影就会不断扩大——实际上它已经无边无际了。

本文的截图，来源于凤凰网的视频，这个视频的转发和点赞量很大，但是它的评论数却还不到5，显示出来的几条，不过是“🙏”这样的表情符号，这本身就是一种嘲讽。

可以尝试把自己放在这位男子的身边。你是属于他的“单位”，“家庭”，孩子就读的学校，校服生产商，或者是当地警方？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CDT编者按：原文发布于2015年8月20日，天津港危化品仓库爆炸事故发生于201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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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爆炸事件。这些天，大家该说的都说了。

只有一事始料未及：这一次，舆论危机为何如此深重？

爆炸的第二天，我在微信里写道：“参见我13年前的告诫吧，作为学者，能说的其实已经不多”。然后，我把《流言止于公开》那篇谈话（参见附录）重发在朋友圈，也发给了一些我熟识的领导，期待万一有什么人能够拯救这场行将来到的舆论危机。

但显然，可能来的还是来了。这场业已来到的舆论危机，其杀伤力比之爆炸本身，有过之而无不及。

学者总以为，学术的告白一定有人会听，听了一定有人会做。其实未必。

转眼，已是头七。

大概不能为天津港做什么了，下面这些基于灾难传播常识的笔记，权当是写给下一个天津港：

一、传播的原则是什么？

不管是新闻、宣传、政府公关，其基石都是“公开性”。

在危机面前，公开性是公信力之父，而公信力，则是人心变乱中一切号召力的来源。

SARS那年，违反了公开性原则，结果天灾转为了人祸，贻害国家不算，大小官员还搭上了自己，包括部长级高官。后来，2003年4月20日，卫生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披露北京SARS疫情真实数据，SARS作为社会危机戛然而止。信息公开与否，是在灾难中治乱的关键，这一点已很清楚。

SARS五年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在理论上，“公开”成为常态——虽然对信息公开的履行并不完美。十年后，《求是》刊发国家领导人的文章，回顾十年前：“非典之前的疫情，各地想办法捂着、堵着，信息被严格管制。那年4月20日之后，政府和媒体放开了。”

今天，公开性已经不算是知识，而是常识。

汶川地震那一年，我们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公开时刻——汶川地震的传播学遗产》，不过我想，没有多少干部会去读吧。很多领导喜欢的读物是舆情技术，这类作品，读的人糊涂，写的人又何尝不是装糊涂。

到了天津港爆炸这一次，在事件的最初几天，再次忘记了公开性（尤其是天津），结果，这种不应该有的人祸点燃了场外议题，引发次生灾难于人心民意！

爆炸的第二天，我写道：时光向前，而风景向后。不幸而言中。 爆炸的现场犹可清理，受伤的家庭犹可抚慰，可是由忤逆民意导致的对国家形象的伤害，谁能只手弥补？ 这是所谓“相关领导”阶层又一次“败事有余”的教科书般的实例，此事件当事者的结局当可预测。

二、如何应对谣言？

谣言本不必有，不公开的事情多了，世上也就有了谣言。周晓虹在《传播的畸变》一文中定义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流言（gossip）和谣言（rumor）都是社会大众中传播的未被确证的信息。

美国学者对战时谣言的分析，指出了形成谣言的两个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并且，大部分谣言都是集体创作。

有一些所谓谣言，日后不断被证明只是不被认可的真相披露，问题是，这样的事例太多。于是辟谣成为需要举证自清的一方，而与此同时，网络交流成为了信息短缺的社会唯一的选择。

恰如Rasnow所说，谣言是一种公共的信息交流，反映了个人对于某一社会现象的假说。

我在分析SARS中的网络流言现象时，也曾说过：“从理论上来说，作为一个‘平权化的媒介平台’，……它无非是给无权无势、一时缺乏消息来源的大众一种信息传通的基础平台：从开始时期对消息封锁的打破到后来的添油加醋，从描述事实到盲目议论，从透视真相到风传谣言，诸如此类。”

还有一些谣言，被证实确是谣言。但社会却似乎并不认为这些谣言就毫无意义：人们一般向当局或是媒介吁请真相，把证实的责任交付给它们，但谣言却打击了这一过程，胡泳把谣言理解为一种“社会抗议”。

我一直认为，面对谣言，最有效的措施就是：1、呼应大众对于危机事件关键要素的重要性认定（如网民所言，该递上真相时，别忙于递纸巾），2、提供正当、清晰、全面、权威的信息以覆盖谣言，与此同时，3、在探索真相、寻求解决方案方面与社会公众保持密切互动，4、并在深化议题方面提升国家与社会对话的品质。

如何应对谣言？这就是答案。

至于删帖、封号之类，用来制止有意图的违法行为时，是有效的；可是，用于一般社会公众心理则不行：

举凡一切好奇、恐慌、抗议，或可被抵消，但无法被删除。

三、如何面对新闻界？

新闻界的本质，并不是一个自足的本体，而是沟通国家与社会民意的中介体。除了履行媒介-信道的职责，新闻界没有多少自己的利益，也没有显在的企图心。好的治理者看待新闻界是中性的，更好的治理者看待新闻界是良性的。

灾难发生后，新闻界闻风而来，原因只有一个：受众的惊恐需要信息、意见来抚平。而这一点，也正是政府的意图所在，不是吗？因此，以下技术性问题是不言自明的：

所有记者均有权报道吗？是的，而且应该迅速建立临时新闻中心，以统筹服务林林总总的新闻媒体。

对不同的新闻媒体可以区别对待吗？可以，但应以不妨碍泛在的新闻报道权为前提。

外国新闻记者有权报道吗？是的，如果他们确实是记者。

新闻记者、外国记者也会信谣、传谣吧？是的，如果他们得不到态度诚实的信息发布，那么新闻界就会转而报道所谓“未经证实的”道听途说；抛开新闻伦理的纠葛不谈，那种对“未经证实的信息”的关注，其目的大多仍是要敦促权威信息的发布。

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从事新闻工作时期，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写道：“要是个别的人，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居民成了某种异常可怕的灾难的牺牲品，而又没有人谈论这种灾难，没有人把这种灾难看做一种值得分析和讨论的对象，那么，受难的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不是别人无权谈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别人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因而不愿意谈论这个问题。”

四、如何发布新闻、危机公关？

天津港爆炸事件，八次新闻发布会，五次效果不佳。有一些发布会的场景，甚至成为引爆民间舆论的新导火索，这是很不应该的。由于语境受限制，这里就不具体评述当事人和具体议题了。但是围绕着政府危机公关和新闻发布会，有几个相关禁忌，须当说明：

新闻发布会，应该是有准备的新闻发布，不是仓促上阵、手足无措的见面会。这种有准备，不是限指事实、数据，而是洞悉新闻价值的议题准备、以及直面这些议题的心理准备。形象地说，你不能一问三不知，不能搪塞推诿，不能莫名终止发布会，不能夺路而逃。

新闻发布会，应该是有诚意的新闻发布。对于已经收集到的事实数据，应该发布；对于不断确认中的事实数据，应该做动态的发布；对于未来才能确认的事实数据，应该对发布本身作预告性的发布；对于确定无法发布的事实数据，应发布歉意和承诺。各类事实、数据，可以与新闻界相支持，可以与公众信息相印证，以最终形成政府发布的权威度。

此之谓“正心诚意”。

重大危机应对的原则之一，是让首席长官出场；危机公关传播，也是如此。天津港爆炸事件，前几次发布会上，屡见主官、责任官员缺席或失语，这是危机公关的大忌。

新闻发言人应该是受组织委派的、受过系统新闻及公关训练的专业人员，而非是一个官员级别。很难想象，一个业余人士能够理解专业记者所需，并且作专业化的应对。

关于新闻发言人去行政化这一点，我在很多场合提过建言。此外，新闻发言活动应该是一个基于轮式沟通的团队工作系统，而非一盘散沙，各自说话。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我猜，这些领导，一定也是上过新闻素养或危机公关培训班的。他们一定知道，危机事件中，新闻热点的来源大多涉及以下方面：威胁群体利益；侵犯基本价值；唤醒刻板成见。

是的，这三者，正是爆炸过后，新闻热点仍然层出不穷的原因。

五、如何网络执政？

毋庸讳言，每次伴随着灾难事件的发生，会有敌对势力试图借网络舆论造势，也会有些人罔顾法律责任，在网上妄语胡言。

但是，在灾难面前，网络舆论的问题主体，还是不明流言纷飞、舆论监督日盛、民间议政杂出，这些挑战，本质上还是法治框架内的现实治理问题。还记得，在所谓官官相护的网络流言纷飞之际，相关部门没有站出来以行动来辟谣、也没有发布信息来披露政府的调查行动，直到李克强总理16日下午赶赴天津，亲自说出“要彻查追责、公布所有调查结果，给死难者家属一个交代，给天津市民一个交代，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给历史一个交代。”这句承诺，给公众带来了最初的安慰，也遏制了流言的进一步生发。更好的辟谣来自《天津日报》直到18日才以“快讯”发布的旧闻：瑞海公司董事长于学伟、副董事长董社轩等10人在13日上午已被控制。两者相互印证，网上关于官官相护的议论方见平复。

但是，无疑，要彻底扭转这一网络舆论，只能靠国家来兑现总理“彻查追责”的诺言，而非“人民时评”有关网民“不要被各种“负面猜想”牵着鼻子走“的告诫。

我们要记住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孤立存在的网络执政。

网络空间的问题，其实只是现实问题的延伸；网络政治，只是现实政治的镜像；网络执政这个概念，只能落实于现实执政的改革。

简言之，没有痛下决心的社会管理创新，没有不断趋于良善的现实治理，就不会有网络舆论的大治。

这个道理如同：对着镜子，我们可以正衣冠；但衣冠不整时，我们不必去正镜子。

2015年8月19日星期三

于南京花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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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流言止于新闻的公开 ——关于网络传播时代的广州城市危机的谈话

2003 年2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就广州因非典型肺炎事件而爆发的城市危机问题，和杜骏飞老师作了题为“网络传播时代与流言控制”的访谈。以下是谈话实录的 整理稿：

【《南方周末》记者问】（以下简称“问”）：这次关于"非典型性肺炎"的各种传言，由广州开始，迅速波及了海南、福建、湖南等地方，并且也引起了 这些地方的抢购白醋和板蓝根的风潮。除了以口传口以外，应该说，网络的各种平台都在其中扮演了很特殊的角色，作为网络传播学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杜骏飞答】（以下简称“答”）：扮演角色？不，网络没有“扮演”角色。在这次事件里，它只是再次完整的表现了自己。作为一个"平权化的媒介平台"，它起到了 它该起到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对于像广州城市危机这样的社会事件来说，网络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给无权无势、一时缺乏消息来源的大众一种信息传通 的基础平台：从开始时期对消息封锁的打破，到后来的添油加醋，从描述事实到盲目议论，从透视真相到风传谣言，诸如此类。

实际上，这都是网 络的强渗透性所决定的，也是可以在事前完全可以预料到的。看起来，当地政府和有关宣传部门，显然对这一传播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其结果呢，就是我们的政府机 构也好，传统媒介机构也好，总是大惊小怪：事先，藐视网络信息势力的强大——比如企图封锁消息、采取鸵鸟政策，事后，又对于网络的负面影响怒不可遏。这是 缺乏常识的表现。

【问】：似乎，在网络上会特别容易孳生这种不正常的流言和信息恐慌，这是偶然的、还是由网络的特性决定了的？

【答】： 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从理论上说，网络在传播学意义上的信息“把关人”效应注定只能是很宽松、很弱的。尽管不少BBS论坛都有不许发布色情、暴力和反动 信息的要求，但是，在遵循这个要求的前提下，各类流言和假信息还是可以出现在网络上。如果说传统媒体的把关逻辑是“只有……才能发布”，那么网络媒介的把 关逻辑就是：“只要不……就能发布”。明显看得出，后者的要求比前者宽泛很多。在这种氛围中，网络形成了自身的媒介文化体系：新闻的议题通常是受众群体自 己设置的，而不是总编和宣传部长。所以一旦有了迎合了某种信息需要（这一点很重要）的流言蜚语，其传播就会而势不可挡。

【问】：在恐慌发生以后，除了扩散这种情绪之外，网络是否也应该有某种机制能够控制并且平息各种不正常的恐慌？

【答】：从互联网本身来看，它在技术上的设计，本来就是充分分散的和反控制的。扩散消息是它的优势，控制消息却不是。这就是任何"重要消息"的传播，在网络上都难以阻挡的原因。

当然，由于网络传播的社会作用，多是在虚拟社区里实现的，因此通过社区的技术过滤和人工手段，确实是可以起到一点间隔效果的，而事实上，这次事件里，据我所 知，至少有几个大型社区已经设置了关键词过滤，然而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社区控制了，其他社区跟进，国内社区过滤了，国外社区跟进，BBS删帖，手机短信跟 进。一味强调对网络传播作某个方面的控制的结果，总是会吸引更多的好奇，萌生更多的谣言，产生更多的反制力，然后就会产生“雪崩效应”——恐慌会像雪崩一 样愈演愈烈。

【问】：那么，堵塞网络上的这种愈演愈烈的恐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答】：众所周知的是，网络作为信息 媒体，是有优势，但它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始终比传统媒体相差很多，这一点，当我们作媒体信息发布效果的对比时，一望即知。因此，对网络谣言的最好控制，就是 在尽可能早的事件前期，在传统媒体上，始终力求信息的公开化和及时化——如此，网络谣言才可能会失去孳生的土壤和传播的市场。

【问】：我理解您的意思是：信息公开，这是一种媒介机制的预前反应，而预前反应是成本最小的控制措施，可以这样说吧？

【答】：不错。谈到预前反应——对于网络流言的最根本的预前措施，只能是传统媒体的新闻信息公开机制。但是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的传统媒体机制里很难改善的问题。

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消息时，首先应该问一个问题：这个消息是应该被控制的吗？同样，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风传一时的谣言时，首先也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把可以抵御谣言的真相和事实告诉人们？

我 一直在跟踪这个事件的发展，从报道中我注意到：广东是从去年底出现非典型肺炎病例的，春节前后，广州地区开始出现本地病例。那么，为什么在官方和传统媒体 上一直没有采取预警市民的宣传？后来，2月8日，"广州发生致命流感"这样的消息以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的形式传播（光是8日到10日，广州的手机短信量就 增加了500万条），有关方面竟然会不知情，竟然会不明白：不作传播上的积极应对将会暴发诸多不良的猜测和流言。——令人难以置信！然后，2月10日上 午，才有媒体含糊其词地报道：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这算是什么“新”闻？大众的知情权和新闻的公开性原则何在？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又何 在？！

后来，政府出面做了大量的辛苦的工作，也包括宣传上的努力，但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混乱结果，是已经注定了。就像有个医学专家说的那 样："这3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3天宝贵的时间。"很对，作为非专业人 士，这个医学专家显然更知道什么是传播。

你想，当人们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上能够告诉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时，没有发现任何消息，你会怎么办？在这种情形下，个别网站上开始出现可怕的字眼：禽流感，炭疽……

(10 日晚间，我甚至还看到说“巴西的先遣队员患炭疽病”的荒谬传闻)，然后流言散布到全国各虚拟社区，这值得奇怪吗？一点也不。当主流的和安全的信道被阻塞 时，受众会有什么反应？只有上网——即使那里有谣言，但是毕竟也可能会有真相，尤其重要的是，人们毕竟可以在那里得到渴求的"任何信息"。

【问】：回到操作层面，如果我们必须直接在网络上对网络谣言加以遏制，政府应该作什么样的应对呢？

【答】：显然，当网络谣言盛行时，我们确实也要力争合理的使用网络媒体本身的力量，其前提是要公正和有科学性——我想，以下方法可能是有效的网络危机公关手段：

1.在第一时间向各社区网站管理人员发布强调权威信源的消息；

2.此后，在主流门户网站和新闻网站发布成系列的新闻专题；

3.设置有关事件的专题网站，并且加大发布信息的背景纵深、保持信息的高频度更新；

4.举行网上记者招待会或举行专家主题聊天；

5.充分利用新闻组、虚拟社区内的在线通告；

6.在重要的或流言极其泛滥的BBS站点首页，设置指向权威消息和权威网站的链接。

【问】： 前面，您谈到知情权。——我注意到：某些网络论坛对于广州的事件反应似乎过于激烈和充分，比如竟然还有人把相关的病因调查报告扫描到网络社区。从中可以看 出，中国网民对于突发事件所要求的知情权比我们所预想的要来得更强烈，您如何看待正式信息渠道的设置和网民的反应之间的这种差距？

【答】： 中国的网民对于突发事件所要求的知情权，并不过分，和世界其他地区也没有区别。如果说有区别，那也是被激发出来的反制能力。网络传言的过度丰富，是建筑在 传统信源过度封锁的基础上的——过度的信息不对称才会导致信息的反制力量，网络就是大众对抗信息封锁的利器。就像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所说，社会体系部 分地是由不同旨趣间的紧张态势所形成的——权力总是蕴育着反权力。

试想，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对于这样攸关市民生死的事件，态度上能更积极，信息披露能更彻底、更及时、更有公信力，传播策略更科学，网民还会产生什么过度的好奇、要求什么过分的知情权吗？我看不会。

作为研究者，我本人一直在关注虚拟社区的不良信息与社会控制问题，也观察了国内外不少相似的案例。我以为，从根源上说，要想彻底控制网络负面信息的危害，只有在政府和传统媒体的信息的公开性上有所进步。

想问理由吗？根本理由只有一个——从传播路径的丰富上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在网络时代，传播的风也许会足够的大，最后，那些沉重的控制之墙，不仅会被穿越，甚至会被推倒。我想，这类结果在社会学总体意义上，总有一天可能会是崩溃性的。

在这次广州的危机事件中，有个博士在报纸上说，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发生疫情不可能的。——这话很有趣。同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对于5000多万 人口的中国网民来说，如果正常的信息渠道不畅通，那么，不产生网络流言是不可能的；不发生混乱的流言和引发舆论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谣言也是不可能的。一方 面，我们不能对这种完全可以避免的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的传播危机坐视不管；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尊重基于基本人性的传播学规律。

道理就是这样：在网络时代，如果缺乏绝对意义上的智者，那么，流言只能止于新闻的公开。

最近澳洲的杨兰兰很火，因为一场“豪车车祸”。

23岁的杨兰兰女士，开着劳斯莱斯，和奔驰相撞，导致奔驰车司机重伤——而另一边，杨女士被迅速保释。

可是警方却发现，该女子在澳洲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事发一周后，当地媒体也没有扒出来她的更多信息……

一时间，神秘的杨女士，在网上火了……

而这个事情，确实也让不少人围观侧目。

第一，开着劳斯莱斯的杨小姐才只有23岁，而且又是酒后驾驶，还出了车祸，而跟她相撞的奔驰车司机是一名电台主持人的司机，而这次车祸事故导致了这名司机脊椎、肋骨和两侧股骨均断裂。

然后警方称，杨小姐没有受伤，然后他们现场对杨小姐进行呼气测试，结果呈阳性——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第一关注点，其实不是在“杨小姐是谁”这一点上，而是不禁感慨“两车相撞，奔驰车车主受伤，劳斯莱斯车主毫发无伤，这劳斯莱斯的质量真好”。

第二，就是车祸发生后，杨小姐是迅速被保释出来了——“迅速”这个副词，就用得非常巧妙。

第三，根据当地的媒体报道，事发一周之后，这个杨小姐的身份依旧是个谜：没有媒体找到她的社交账号，也没有挖出来她注册过企业，甚至也没有找到她的领英个人资料——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杨小姐在网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在人均互联网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第四，杨小姐当时出车祸的那辆劳斯莱斯，是2025款车型，零售价超过100万美元，也就是将近718万人民币。

不管怎么说，这位杨小姐在财富上肯定是很有实力的，可是事发一周后都能如此神秘，这就挺匪夷所思的。

但可能也是因为太神秘了，所以这两天，网上就传出了两个很搞笑的“谣言”。

一个是说“杨小姐当时车祸的保释金是7000万澳元”——为什么我会觉得这是谣言，是因为7000万澳元等于3亿多的人民币。

而你要知道，澳大利亚的交通肇事案件的保释金数额，通常是5000澳元至2万澳之间。当地最高纪录的保释金是500万澳元，是2023年一起贩毒集团头目案件；当地交通事故领域最高记录保释金是200 万澳元，是2023 年悉尼保时捷酒驾致死案——而杨小姐这个车祸目前并未致死，保释金额不可能破最高纪录，甚至还超出那么多倍。因为这个已经远超司法实践了，也已经被多家法律专家和主流媒体证伪了。

另一个是说“杨小姐有2700多亿的澳元存款”——首先我觉得这个说法本身就非常离谱。2700多亿澳元，差不多是1.3万亿的人民币了——这个资产都超过亚洲首富了，并且从常识出发，这也肯定是不可能的。

首先，这个杨小姐才23岁，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就算家里人的，也不太可能；

其次，如果她真有这么多财富，那么她的个人信息是不可能这么神秘的，不可能连查都查不到的；

再想想，如果你都查不到她的个人信息，那你是怎么查到她一共有多少资产的呢？对吧？！

所以这个数字，很明显就是有人信口雌黄编出来的，因为一般来说，身份是很容易查，财富才是很难查的，比如前阵子的某事件。

所以这个保释金和存款说法，都是假的，包括她的住宅信息目前都是没有核实的。

目前唯一证实的信息，就是正规媒体所报道出来的，关于她出车祸，然后那辆劳斯莱斯的信息。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杨小姐肯定是很有实力的，只是有多少实力，大家都不知道罢了。

关键是，她这么年轻，这些实力应该也不是自己挣的——其实目前事情的突破口，不在于这个“财富”上，而是在于这个人本身的“身份”上。

她到底是谁？！

神秘到这种程度，确实引起了无数人的兴趣，所以我也很期待，接下来杨小姐事件的后续，会不会露出她的“庐山真面目”……

这几天在朋友圈和群里看到朋友的两段记录，颇为感触。

一段来自我的一位广州朋友。她是一个相当厉害的妈妈，经常一个人驾车带两个孩子长途旅行。上个月，她第一次出国，就带着孩子去欧洲自驾游，出发前向我咨询了不少问题。我一一回答之余，还告诉她，在申根区开车，只要遵守路权法则，就会发现自驾很简单，行驶会相当顺畅，驾驶感受非常轻松。路权法则并不是一味礼让，而是每个人遵守规则。所谓自由，不是很多中国人张嘴就来、特别警惕的“无法无天”，而是“绝大多数人都遵守规则，我的自由和权利就不会被侵犯”。至于其他方面，也不用担心遇到困难，因为大多数人都非常友善，随时会提供帮助。她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旅行，也在朋友圈提到在欧洲自驾真的比国内更轻松。

在她的这条朋友圈里，亲戚的几个提问（“没空调热不热、吃得是不是很差，社会是不是很乱”），显然是长期妖魔化的成果。许多人从未真正看过世界，只需要报纸电视抖音，就可以深信不疑，得出根深蒂固的印象。很值得庆幸的是，她的孩子去看过真正的世界，有了不一样的认知。

但是，带着孩子出门增长见闻，就一定会看到真正的世界吗？也未必。

我的朋友宋金波去了趟深圳博物馆，在群里发了这么一段——

深圳博物馆谈不上惊艳，但也不虚此行。除了两个厅的野生动物标本，还有东西方陶器展和深圳改开史，都值得一看。

陶器展我最爱的希腊黑绘前，一位六十不到微弱湖南口音的老兄边看边大声宣布：“做得这么精致啊，这么精致不可能是真的，那时候怎么做得到，一定是现在做的仿制品”……忍不住对他说了句“是真的”。他反复看了看我，大概信了，含混地喟叹：“居然是真的啊……现在人做事情做不到这么耐心了呀……唉，可惜这是外国人做的”。他大概四五岁的小孙女脆生生说：“爷爷，虽然是外国人，但那是人类做的呀。”爷爷继续哼哼唧唧：“什么人类，什么人类，是外国人。”

深圳改开展里有张很大的深圳女工合影照。我正一个个面孔端详，一位黑衣女士大声喊叫她七八岁的儿子：“快来看！”我以为她要说什么……结果是“你如果学习不好，就会像她们一样，你知道吗，就要去做牛马……”

截图里的那个爷爷，在现实中很常见，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就是“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虽然世界上还有许多许多国家，实际上千差万别，但在他们的意识中都是一样的。对于人类文明的成果，他们或是不认同，或是认为只属于中国，即使万不得已承认来自“外国”，也要来一句“可惜了”。

这种认知的狭隘会制造价值观的狭隘，所以必然会有“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要去做牛马”的观念。事实上，有几个中国孩子没听过父母说“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扫大街”之类的话呢？

中国人说起“职业不分贵贱”，往往会报以嘲笑，并用“社会经验”否定这一说法。强调所有职业的“平等”确实很荒谬，但他们先行曲解了“贵贱”一词。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不同职业都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差异是全方位的。有些看起来更体面，有些没那么体面，有些收入高，有些收入低，这都是事实。所以，职业的差别是存在的，不同价值观下的高低也是存在的，有条件的家庭希望孩子去当律师当医生，而不是当收银员，当然是正常思维。但“职业不分贵贱”的“贵贱”，本质上指的是人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职业差异的前提下，个体当然有收入、阶层上的差异，但享有的社会基本权利却应该是一致的。比如富人家孩子和穷人家孩子都有受教育的底线权利，无非是富人家孩子可以在这个底线之上有更多选择，既可以去免费公立也可以去贵族私立，这就是“不分贵贱”。

但很显然，中国社会确实没有多少“职业不分贵贱”的空间。一个公务员和一个外卖员，在社会地位上确实差别极大，前者并不仅仅拥有体面。

我生于80年代，当年的社会教育和现在孩子接受的社会教育，在许多方面没有本质差别。“你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只能扫大街”之类的话，在中国家庭出现的频率极高。但以这种方式教育孩子，只会加固孩子的等级意识，无法学会真正尊重他人。

许多中国人谈“尊重”，往往与权力挂钩，尊重的程度会与对方的社会地位、身家和话语权成正比。即使“不要随便得罪人”的社会经验，也不是出于对底层的尊重，而是仅仅担心“有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对职业的贵贱判断，也是一种思维传统。这种教育方式越普遍，凡事仅以功利衡量、不懂得尊重他人的孩子就会越多。

当然，情况肯定会有所改观，虽然是被动的——985名校毕业生送外卖也不是新鲜事，外卖骑手里的本科率越来越高。所以，如果父母说“不好好学习就只能送外卖”，可能对孩子已经失去鞭策作用，只是在预言未来。

我一直赞同“相互配得上”的说法（虽然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同意），“不好好学习，就只能扫大街、送外卖”的观念，正是越来越多大学生只能送外卖的重要“土壤”，因为一个崇尚权力、以权力和金钱衡量地位的社会，只会让人们的空间越来越逼仄，这是无解的恶性循环。

去博物馆增长见闻，是如今许多父母热衷的事情，哪怕不少人只是跟风。他们以为让孩子去博物馆、去旅行，就能开阔视野，但如果看到一张旧日女工照片（而且这些女工作为开放初期的务工群体，早已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生转变和跨越，是时代的受益者）就以“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做牛马”来教育孩子，那么孩子逛再多的博物馆、去再多地方，也只能在父母的低层认知里打转。

如果父母、长辈都是走到哪里都背着井的青蛙，那何必浪费钱带孩子出门呢？刷抖音就好，里面什么兴奋剂都有。

9月1日就要实行“强制社保”：根据最高法司法解释，任何“不缴社保”约定都属无效，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兹事体大，需要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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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餐饮店老板发的视频，下面有几千条留言，其中一条留言说“这是危机的开始。”我朋友圈有篇文章刷屏了，题为《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

“强制社保”表面看是保护劳动者权益，但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政策初衷恐怕也令人生疑，让人想起三个月前“骑手社保风波”中那句“是骑手需要社保，还是社保需要骑手”。

我知道，有人会说：全世界社保都是强制缴纳，这有什么问题？以前可以钻空子，现在把漏洞补上了，这有什么不对？

这个是好问题，所以问题不在强制，而在于社保制度本身。关于中国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金制度的问题，我过去谈了很多，但在“强制社保”面前，最值得谈的“中国社保缴存比例过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又被大众忽略的问题。

首先要说中国社保的存缴比例非常高。以前我也不知道，到了加拿大，一比较才发现中国社保缴存比例高得离谱。以养老保险为例，加拿大雇主和员工分别5.95%，合计11.9%，加拿大隔壁的美国是分别6.2%，合计12.4%，中国是企业16%员工8%，合计24%，是两个发达国家的两倍。加上其他“四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接近甚至超过50%，放到全世界，即便跟北欧高福利国家比，也是一个高得吓人的比例。

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下面我分五点来谈，姑且名之“五宗罪”。

第一宗罪：造成企业的沉重负担

这个负担有多重？正如开头的案例所说，它可以让一家企业关门。这不是夸张的说法，早在2016年，财税专家李炜光就提出了“死亡税负”一说，直指中国企业税负太重，对利润率不够高的企业就意味着死亡。当时很搞笑，国家税务总局转载文章反驳，说中国企业税负并不高，但李炜光说的“死亡税负”不是指各种企业税，而是指社保。社保也可以视为一种税，李炜光原话：“劳务税即五险一金，2016年中国总税率68%，其中48.8%是劳务税，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16.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在会计记账上，五险一金当作职工福利，但它其实是作为企业的一个税费。”

之前我让DeepSeek算过，假设营收一亿，利润三千万，工资成本40%，中国加拿大企业税负各自多少？

看到了吧，如果不算社保，中加企业税负差不多，一旦加上社保，中企是加企的差不多两倍，其中社保是加拿大的3.17倍，加上公积金是3.8倍。老老实实交社保可以把一家企业交倒闭，就在于此——把上面的利润改成10%（很多企业还没有达到这个利润率），马上就亏本了。

社保负担如此之重，一个企业怎么生存？国家的经济怎么发展？它不仅仅是老板操心的事情，也与普通人休戚相关，正如开头那篇《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一文中说的，包子铺关门，5个伙计自然也就失业了，即便以后继续，老板也会考虑多雇佣退休老人，因为这样不用交社保。

第二宗罪：造成普通人的沉重负担

社保除了企业要承担，员工也要承担相应的一部分，这是其一。

但不仅于此，社保的高存缴比例还体现在体制内。单就养老保险而言，体制内除了基本养老保险单位16%加个人8%之外，还有职业年金单位8%个人4%，两者合计高达36%，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少有的高存缴比例。此外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公积金，与企业一般按下限各5%缴纳不同，体制内一般按上限各12%缴纳，合计24%，仅此两项，就达60%。不要忘了，体制内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这些都是由纳税人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企也有额外企业年金，比如大家熟知的银行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消费者对定价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更多选择，本质上也可以视为一种税，姑且可称之为“国企税”。所以，国企畸高的缴存比例，是由普通消费者承担。

概言之，社保的高缴存比对体制内是优厚的福利，对体制外是沉重的负担，而前者的福利正是后者的负担。你可以这么认为，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体制内量身定制的。

第三宗罪：扭曲了劳动力市场

这点就不需要展开说了，人人都明白。为什么这些年大家拼了命也要进体制内？因为体制内福利好啊。最大的福利就是前面说的高存缴比例的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和公积金。

这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今年高考录取，公费师范生和公安警校的录取分数甚至超过了985/211院校，大家想进体制内已经疯狂到了何等程度？

这是多么不正常的现象？要知道，真正创造财富，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民营企业啊。还记得体制内抢着“下海”的年代吗？那才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时候。现在，再没人想“下海”，都在想着“上岸”。

我们不能责怪普通人短视、没有冒险精神，这背后是制度的指挥棒在起作用，是民营企业沉重的社保负担VS体制内优厚的福利待遇，最直接的根源是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

第四宗罪：造成了代际不公

这是前段时间非常火的一条视频《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点进去看，留言有1.2万条。

另外一篇火爆全网的文章叫《爷爷每多活一天就能给家里带来566元的收入》：爷爷一个月退休金17000元，是全家的经济支柱，所以全家都把爷爷当成宝好生伺候。

这样的内容以前也有，但今年特别多，特别容易火，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情绪。很多上班族的工资收入还没有退休老人的退休金高，你让他们心理怎么平衡？而且不能把这归结为“嫉妒”，最令人难以平复的还在于：这些退休老人高昂的养老金正是由辛苦上班收入微薄的在职年轻人负担的。上面那句“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中国的养老制度是“现收现付”。

同样，这也是拜过高的社保缴存比例所赐。

第五宗罪：阻碍了制度改进

《加班回到家，我交的社保在翩翩起舞》下面有一条点赞很高的留言是这样的：“父母那一辈交公粮养他们，现在我们交社保养他们。”这句话太精准了，一句话概括了这几十年中国的养老制度现实。

我之前写过，中国养老制度是中国作为身份社会最显著的体现，根据城乡之间和体制内外，划分成了体制内-企业职工-农民三种身份，不同身份适用不同的制度设计，最终结果天差地别，三种人的养老收入比：1:15:30。这在全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而我之所以说上一句话特别精准，不仅在于善于概括，而且还指出另外一个现实：最惨的两代人往往是一家人。一代是50后60后的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不到200元，一代是80后90后从农村进城的青壮年，他们背负房贷，养育孩子，一边交着高存缴比例的社保养着城里的老人，一边还要从有限的收入中省钱接济农村的父母。

中国的社保制度，尤其是养老制度，很多年前就在喊“降高扩中拔低”，现实情况是绝对差距越来越大。养老制度作为一个福利制度，本意应该是缩小贫富差距，但现实适得其反，反而拉大了贫富差距：中国不同阶层的退休收入比在职收入的差距更大。这方面我过去已经谈得非常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最下面的系列文章合集。

而高存缴比例同样难辞其咎，正是因为过高的存缴比例，导致中国养老三根支柱中的“基础养老保险”一只独大，只此一项，就让体制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甚至超过100%（高于北欧高福利国家水平）。所以，降低缴存比例，降低替代率是改进中国养老制度非常关键的一环，也就是说，应该先降低存缴比，再来严格执行。很多人觉得你怎么可以“虎口夺食”？但这是制度改进的必由之路，绕不过去的。

姑且谈这五点，实际上社保高存缴比的弊端远不止五点。

说完“五宗罪”，再说“强制社保”。现在回答开头那个问题了：全世界社保都是强制缴纳，为什么中国“强制社保”就有问题？——因为制度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制度执行越严格，问题越严重。

“钻空子”一般意义上不是一个好词，但在面对一个有问题的制度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有灰色地带，才有腾挪空间。但现在空间一点点被堵死了：先是2019年之后，社保从人社部门改由税务部门征收，之前企业还可以按最低标准缴纳社保，之后这个空子被堵上了；9月1日开始执行的“强制社保”，又堵住了雇主与员工自主商议的空子。可以说，这是最后一个空子，从此以后，中国社保制度的弊端将被放到最大。

如果存缴比例没那么高，如果不是现收现付，如果养老金不是那么悬殊，哪怕任何一个“如果”成立，“强制社保”都没那么可怕——但是，没有“如果”。我正在看见：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浅了，抽水机抽得越来越急了。

Vintage、绅装骑行、主理人……每年一次，上海的小布尔乔亚们都要创造新词新活动来宣示复古主权。

但在共享家园面前，这些雕虫小技都是班门弄斧。

当你和我一样，打开象征商品拜物教的短视频软件，在消费主义横流的奶头乐作品中刷到这样一条上世纪新闻，你自然也会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复古。

叠穿靛蓝中山装，斜挎军绿帆布包。如果厅局风是时尚，那它一定是一种可持续时尚。

这是一个相亲该不该AA可以评论区吵500条的时代，但在@耀城正能量 心里，这也是一个任何动产不动产都能全部拿出来共享的时代。

今年6月12日，@耀城正能量 在抖音发布视频，给出了共享家园的准确定义。

加入他的共享家园，每天早上从共享大山的共享农村自建房醒来，在共享的2000亩牧场里放个共享的牛，然后去共享的菜地里挖共享的粮，最后在共享的食堂里来顿大锅饭。

而他资助了这一切。毋庸置疑，他是共享家园的主理人。

虽然没说具体穿越回哪年，但评论区的网友们早已神往，并给出高度评价。

连真正出身于共享之国的博主巴博斯，也点击推荐，意图将这伟大的信念发扬光大。

在@耀城正能量 的视频中，他还提到自己是全国第一个开发如此复古潮流之人。

“谁杠也没用。”

可惜的是，共享的理念早在18世纪就传遍世界，任谁也无法垄断。

3月，就有弗雷尔卓德弟兄建设共享村庄，让啤酒瓶盖子也实现了共享化。

你说这事闹的。

现如今，已经很难找到谁才是第一个共享家园的发明者。

因为共享家园的账号和视频已经遍地开花，分不清谁真谁假。

有人甚至提议把他们聚在一起，比比谁才是共享思考的正牌传承人。小共享带动大共享，不失为一种思考。

不少网友至今没能想明白，共享家园和不发工资的共享办公的关系。这是他们站位的问题。

但这一切都不再重要。

因为共享家园的代表人物@耀城正能量 已经在昨天宣布：共享家园干不下去了，全都拆了吧！

项目失败的原因，视频里并没有详细解读。

是有群众里的坏人“白天干活我睡觉，晚上米饭我框框造”？

还是说这场行为艺术，终于发展到了最还原历史的一集？我们不得而知。

没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为这位共享家园主理人的生计发愁/有网友发现，在操办共享家园大业之前，@耀城正能量 的饰演者王耀城，曾是一家小众独立时尚珠宝品牌的主理人。

或许，从“衣食住行全不花钱”的共享家园，回到“衣食住行全部花钱”的不共享家园，才是这位前主理人的最终归宿。

仇富是不对的。

但对于一名23岁在海外住豪宅、开劳斯莱斯还酒驾的年轻人来说，公众对其财富来源表现出强烈好奇与追问，也是很合理的。

近日，澳大利亚悉尼，一位名叫杨兰兰（音译）的华裔年轻女性酒后驾驶一辆劳斯莱斯肇事致人重伤，之后被迅速保释。警方核查发现，该女子在澳洲并没有工作和收入来源，与其奢华的生活和极为雄厚的财力极不相称。

澳洲媒体对此事和此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是我们极为罕见地能够看到这类事件的原因。而中文网络则流传着近乎天方夜谭的传言：

传说这位年轻人名下财富高达一万多亿人民币，3亿多的保释金几分钟就付出来了。

严肃地说，这传言中的数据肯定是错误的，编造数字的人对于大额财富缺乏基本的认知。但是，这离谱的数字背后其实也有着离谱的现实：

年纪轻轻，独居海外，生活奢华，财力极其雄厚，更重要的是，对他人生命展现出近乎漠视的态度。肇事致人重伤后淡定若无其事，一切用钱摆平。

种种迹象都表明，兰兰小姐与我们常规人类似乎并不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并不共享同一套社会规则。

其实，之所以有人相信兰兰女士掌握着数以万亿的财富，是因为中国有数量众多的巨贪和巨富人士将家人或情妇安顿在海外，并源源不断从中国转移资产以维持其奢华生活。

这些被转移到海外的巨额财富里，干净的当然也有，但比例只怕是微乎其微。这也很难责怪大家形成一种偏见：

凡是遇到嚣张跋扈，巨额财富来源不明的年轻人，就默认其财富来路不正，见不得光。

兰兰女士在镜头面前始终不愿以正脸示人，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点。

见不得人的兰兰，见不得光的财富，尽管目前还不能100%确定背后有犯罪行为，却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致判断。

海外贪二代的存在，不只是以天地悬殊的财富刺痛我们的神经，更在多个方面切实伤害我们每一位勤勤恳恳工作纳税的中国人。

第一，很多贪二代在海外，本身就是贪腐链条的重要一环，行贿者将巨额资产在海外交付给贪二代，贪腐官员则在国内以更多的财政资金和公共利益回馈。

第二，巨额的由中国人创造的财富，被巨贪巨富聚敛之后以非法渠道转移到海外，既没有参与国内财富流通，也没有在海外投资产生利润回流，是非常纯粹的掏空中国的行为。兰兰女士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掌握万亿财富，但这些年来中国巨贪巨富们累计转移到海外的资产又何止万亿？

第三，贪二代们生活在海外，甚至出生在海外，让仍然在国内聚敛财富的巨贪硕鼠们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更加贪得无厌欲壑难填。

最讽刺的是，中国每位普通人一年能够合法换汇的资金额度是5万美元，可能都不够支付兰兰女士肇事伤人保释金的零头。

他们的钱，是怎么转移出去的呢？金融监管部门真的不知道吗？

湘阴县居民肖某良因网上发表有关评论被行政拘留一案，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记者从岳阳市委政法委了解到，目前，湘阴县公安局已履行再审判决，并按要求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针对该案涉及的执法司法行为，岳阳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启动调查程序，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6月份，湖南湘阴人肖新良拿到了一份判决，撤销了他曾接受的行政拘留处罚。

两年来，他经历2次上诉，3次判决。而这份他求改判的行政处罚，最初只是因为在一段30秒视频的下方，发布了一条12字评论。

2023年7月5日，在湘阴县经营着一家家具店的肖新良，刷短视频时，发现了一条30秒消防车救援画面，上写“三井头步行街在四楼上做事的一个人，滴到二楼的一个做事的人身上两人一起受了”。

视频中的事故中，有人从4层坠到2层脚手架上，消防员正在组织救援。当时，湘阴县部分街区正在进行集中整治改造。

肖新良在评论区留言“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

这条12字的评论，收到了6个点赞和1条留言，一个湖北的网友“蒋建良”在评论下留言“那你就不晓得吧！他好多姨妹子、舅子都是做广告公司的”。

“这个‘他’，我觉得说的就是当时的湘阴县县委书记李镇江，统一招牌的事就是他上任后才开始的。”肖新良说，这个县委书记2024年7月被“双开”。

他没想到，这条12字的评论，给他带来了麻烦。7月7日，肖新良接到了公安局的传唤，在询问取证后，湘阴县公安局以其发表的评论为“不实言论”“在网络上起哄闹事”为由，认为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其处行政拘留五日。

对处罚决定不服的肖新良，被释放后向汨罗市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2023年12月27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并做出了“驳回肖新良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肖新良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4年4月1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5年6月2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原一、二审判决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至此，肖新良曾接受的行政处罚被撤销，并获赔人身自由赔偿金。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指出：“肖新良发表该评论虽不当，但该评论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对象，其评论下有六人点赞、一人评论，社会不良影响轻微，可以予以批评教育，但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寻衅滋事的证据不足。被申请人湘阴县公安局以肖新良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过罚明显不当。应予撤销。”

综合自岳阳日报、新湖南、岳阳政法、大象新闻、中国新闻网

原标题：《“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男子发12字评论被拘，当地启动调查》

法院认为，本案中未存在

侵犯当事人财产权的情形

7月10日，民企老板范海生收到了沈阳高新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法院决定赔偿范海生人身自由赔偿金100810.2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以作为其被错误羁押212天的补偿。

范海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一赔偿金额与其申请的数额相差甚远，“这几年打官司的律师费就花了30多万元，赔偿款不到律师费一半”。

据范海生介绍，8月7日，其代理律师向沈阳中院提交了国家赔偿复议申请书，请求法院支持其提出的1000万元财产损失赔偿及2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申请诉求。

2021年3月25日，时任北京中科普金特种材料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的范海生，在其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家中被沈阳市公安局干警带走。随后他因涉嫌假冒专利罪于当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1日被批准逮捕。

报警方为沈阳融荣公司的负责人，双方因一款由中科院金属所授权的不锈钢产品专利发生异地纠纷。该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向沈阳市公安局报案，公安机关当日立案。

2021年10月22日，范海生被沈阳高新区法院采取取保候审措施。一年后，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

2022年12月28日，沈阳高新区法院一审判决范海生犯假冒专利罪，单处罚金35万元。判决书中提到，案件审理中，法院建议公诉机关对北京中科普金公司追加起诉，公诉机关《复函》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北京中科普金公司涉嫌单位犯罪。

范海生上诉后，2023年7月24日，沈阳中院以原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2024年6月27日，沈阳高新区检察院作出《撤回起诉决定书》，理由是“案情变化”。同日，沈阳高新区法院准予撤回起诉。

2024年7月24日，沈阳高新区检察院作出《不予起诉决定书》。至此，本案暂告段落，范海生也重获自由。从刑拘之日起至被取保候审，范海生被羁押212天。

2025年4月28日，范海生向沈阳高新区法院申请国家赔偿，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财产损失共计1029.8万余元。

两个多月后，沈阳高新区法院作出赔偿决定。法院认为，本案中，范海生因涉嫌假冒专利罪被提起公诉，高新区法院以其犯假冒专利罪，单处罚金35万元。该案重审期间，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并作出不起诉决定书，范海生有权获得国家赔偿。

法院称，在刑事诉讼中，从侦查、逮捕到审判，是证据要求的由低到高的过程，也是赔偿归责原则由宽到严即违法归责到结果归责的过程，虽然高新区法院未对范海生作出逮捕，一审也未判处限制范海生人身自由的实刑，但根据上述规定，适用后置吸收原则，应由高新区法院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对范海生被羁押期间遭受的损害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关于人身自由赔偿金，沈阳高新区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计算标准，按每日475.52元核算，合计100810.24元。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赔偿决定书中提到，根据相关规定，无罪或者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六个月以上，属于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精神损害抚慰金一般应当在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下（包括本数）酌定。

法院称，综合考虑范海生的羁押时间、纠错过程、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确定为5万元，此外应当在范海生住所地所在社区为范海生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法院认为，关于范海生提出的财产损失1000万元，因未对范海生实施侵犯财产权的行为，范海生的该项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决定不予支持。

记者：陈威敬

编辑：胡克非

运营编辑：肖冉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29期：从“不让生”到“哄着生”，转了一圈又回原点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9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1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2025年7月22日，14岁女生赖某某在四川江油市一废弃楼房内，遭到多人围殴约4小时。几人的施暴手段包括轮番掌掴、踢踹头部/膝盖，并使用废弃水管殴打，还强迫赖某某脱下衣服。赖某某在被打过程中求饶，并称“我爸爸会报警的”，反遭到施暴者的嘲讽：“又不是没进去过！20分钟就出来了”。毫无忌惮的施暴者还将打人过程拍了下来，上传到网络上，引发了全网愤怒。网传消息还指，受害女生的母亲为聋哑人士，而受害人已多次遭同一批人欺凌，包括手机被抢走、长期在校被孤立。据悉，在事发当晚，受害女生父母就已报警，并多次去学校进行维权，但直至8月2日，施暴者才被传唤到案。

8月3日，一段视频还显示：被霸凌女生的父母跪在一位领导面前求公道，身边还有当地市民陪同。可这位领导拿着喇叭、站得笔挺的，对脚下反复磕头的两人视若无睹，活脱脱一副官老爷的作派。另一段视频中，疑似聋哑的受害女生母亲在维权现场因无法自由表达而竭力悲吼，最终情绪激动到晕倒。这些画面刺痛了无数网友，有网友说“孩子父母用如此卑微的方式跪求正义，那位官老爷却始终没有正视他们”、“她母亲因聋哑不能言，这不正是网上被捂住嘴、掐住脖子的我们吗？”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四川@江油公安 于8月4日发布了一则通报，此时距案发已经过去了十余天。

江油公安的通报称，“全部涉案人员均已到案”（但未说明到案时间），受害女生赖某某被鉴定为轻微伤。施暴者为刘某甲（15岁）、彭某某（14岁）、刘某乙（13岁）三名女生，其余为同行人员。公安机关年满14岁的两人做出了治安处罚决定，并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其余人员仅批评教育。对于这一处理结果，很多网民并不满意。例如，有网友就提到，如此清晰的校园暴力案件，警方本应第一时间行动，控制嫌疑人，保护受害人，而不应该等到舆论发酵后才被迫“亮剑”。还有网友指出，“责令道歉、赔偿损失”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早有明确规定，这难道不就是受害者家属想要求得的一部分公道吗？

8月4日中午，江油市政府在当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几百名市民挤满现场，质问声此起彼伏。有人直接指出官方的说辞与受害人家属说法存在诸多冲突。现场官员的回应未能平息怒火，引来全场“下去！下去！”的喊声，有人险些被民众围殴。4日下午，越来越多的江油市民聚集在市政府门口加入抗议，要替弱势者“讨一个公道”，示威规模迅速扩大，当地政府如临大敌，调集大批警力进驻维稳，并直接抓走一些抗议市民，现场气氛骤然紧张。之后随着事态的升级，警方的镇压力度不断加大，甚至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围观民众实施暴力——有人仅因为仗义执言就被一名黑衣男子（有网民指认是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指挥众警察抓捕。

傍晚时分，大批市民继续在街头与警方对峙，其中包括不少学生。有人开始高喊“还我民主”、“拒绝霸凌”、“团结”等口号，甚至还有人带头高唱起国歌，抗议活动进入高潮。随着当地警方开始强力清场，双方终于爆发激烈肢体冲突，但手无寸铁的民众遭到单方面殴打。视频显示，有人倒地后仍被警方“连续6棍”抽打，现场充斥着各种过度使用暴力的画面。凌晨过后，当地一边增派警力，一边实施武力清场，甚至有人拍到军用信号干扰车出现在街头。到了第二天，江油整座城市呈现出戒严状态，市内多条要道实施交通管制。直至6日，当地仍有市民零星聚集，但大规模抗议已被铁腕手段彻底扑灭。

中国数字时代注意到，4日—5日微博平台上虽出现了与江油事件有关的热搜话题，但很快就被撤下榜单，其中“#江油霸凌#”、“#江油警察打人#”等话题遭到封禁。而其他一些相关话题，则明显开启了评论审查，以至于有网友调侃是“线上线下维稳相配合”。讽刺的是，就在5日当天，热映电影《南京照相馆》仍高居热搜，其一句民间宣传语是——“它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经历了什么”。有网友冷嘲：“我觉得《江油照相馆》的效果更好。”的确，当现实版《江油照相馆》上演时，我们看到——孩子遭霸凌、父母在申冤、声援者被抓，而那些在街头抗议中被制服在地的市民，有些人的牢狱时间，或许比霸凌者都还要长。

网上有不少声音称赞“四川多义人”，毕竟这段霸凌视频，在中国的惨剧名单里并不是最惨的，只是很多江油市民愿意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孩子站了出来。无独有偶，去年8月成都城管欺压一名小贩导致了上千人抗议，最终警方迫于压力释放了小贩，这种拒绝冷漠、敢于抗争的集体行动，其实早就有过预演。当然，更多声音所疑惑的是，一个普通的霸凌事件是如何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的？如果当地警方在事发之后第一时间抓人，如果那名领导在受害者家属下跪时“影帝上身”，如果民众的抗议没有发生在成都世运会前夕，可能事情都不会发展到后来的程度。只是，这些“如果”都没有发生。

还有一种解释是，这与中共当下“刚性治理”的模式密切相关。在这种模式下，禁言删帖捂嘴抓人彻底常态化，暴力维稳也就成了一种日常手段，而非最后手段。因此，当局一旦认定局势失控，就会迅速将其上升为维稳状态，不惜以高昂成本进行压制。同样，悲观者也注意到，当局的镇压能力近年来在不断强化——不到24小时，就能完成警力调集、精准抓捕、全面清场、全程戒严、交通封锁。那么，以后这类偶发的民意事件，真的还能推动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吗？但无论如何，在这个炎热夏天的江油，还是让世人看见，专制洗脑无法剥夺人内心的良知、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公义的渴望。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次罕见的、针对素未谋面弱势个体的集体发声。正如那句让无数人泪目的话：“她妈妈是聋哑人，她爸爸是残疾人，他们说不出来，我们来说！”

一周荐读：

• 【CDT报告汇】“中国版AI安全”：政治安全高于技术风险（外二篇）

AI（人工智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主要包括隐私问题、传播虚假信息、算法偏见和失业问题等。因此，“AI安全”议题逐渐走入人们的视线，各国也对此加紧进行立法和技术治理的研究。2025年7月30日，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 (China Media Project) 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安全》的文章，对“中国版AI安全”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一些西方AI政策研究人员和开发者认为中国在安全方面的观点正在与他们趋同，但作者对此进行了驳斥，并认为这种看法非常片面，需要谨慎考量。

一周关注：

• 【CDTV】四川江油市民声援被霸凌少女，遭警察暴力镇压维稳
• 【敏感词库】江油霸凌、江油霸凌者喊话又不是没进去过
• 【404文库】听澜的杂谈｜服务人民的人，是怎么接受人民的下跪的
• 【404文库】飞蛾逐日｜四川江油多名市民声援受霸凌女学生，被警方指挥黑衣人员带走
• 【404文库】飞蛾逐日｜昨晚的酱油没有照相馆
• 【404帖子】知乎｜如何评价江油霸凌事件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 【404帖子】知乎｜江油霸凌事件是怎么到这个地步的？
• 【404文库】也也的批判诗30｜江油的妈妈
• 读宋史的赵大胖｜忍不住，还是想对未成年人霸凌说几句
• 之木05｜迟到了十二天的正义——一些关于江油十四岁女学生在校外被殴打事件的疑问与思考
• 特正经的张某某｜校园霸凌与家暴，本质上都是一种语言障眼术
• 星球商业评论｜江油除了肥肠我们还应该想点什么

2025年8月2日，一段发生在四川江油的未成年霸凌视频在中文互联网上被传播。视频中，一名少女在空旷的建筑楼里遭到另外多名同龄女生辱骂、强迫脱衣、飞踹、扇脸等暴力霸凌对待。在被霸凌的少女提出要报警之后，一霸凌者更是嚣张表示：“又不是没去过，以为我们怕你（报警）吗？没得20分钟就出来了”。该视频最初通过江油市民微信群被传播，之后在微博、抖音等平台也被广泛关注。

• 基本常识｜防城港亮证女事件通报回避了五大问题，急需提级调查！
• 【404文库】卖杏花｜中国权力体系下的“五服”与“亮证”
• 基本常识｜防城港公安，到底是姓公还是姓侯？
• 澎湃新闻｜“奔驰女司机亮证逼迫让路”事件5个未竟之问
• 衣者朝新｜若人人都不做“省油的灯”，世道会太平很多
• 星球商业评论｜还好她只是掏出了证件

针对网传奔驰女驾驶员在会车纠纷时亮出执法证一事，防城港市8月3日发布了第一份官方通报，回应了一些公众的疑问，堪称少有的反应迅速、通报详细，这点值得表扬。然而，看通报不仅要看它说了什么，还要看它没说什么。假如防城港这份通报内容全是真的，那它就暴露了更多的问题：第一，亮证女侯某某涉嫌违法犯罪，为什么没有处理？第二，侯某某丈夫所处消防支队的管理责任为什么没有追究？

一周惊奇：

• 智谷趋势｜最严红线来了，国家要求“强制交社保”，什么信号？
• 格隆汇图解天下｜社保新规，对我们会有哪些影响？

最近，最高法发布了一则司法解释，引发了轰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不管是用人单位故意不缴社保，还是有些劳动者为了多拿工资和用工单位达成不交“五险一金”约定，9月1日之后，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在法律上都是无效的。

• 财新｜河南周口六院妇产科主任坠楼事件：有患者称网暴视频广为传播

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某某于医院坠楼身亡，此事不但令医界震惊，更引发更大范围的舆论追问。有患者对财新表示，邵医生生前曾遭受网络暴力，带有侮辱性语言的视频已经在周口当地广泛传播。8月5日，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称，2025年8月1日20时38分，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发生一起坠楼事件，经核实，坠楼者为该院医生邵某某，女，57岁。

一周讽刺：

• 历史讲解员王汉周｜人人都在等老皇帝死……

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将萧衍困在台城里面。南梁贵族和宗室组成的援军包围着建康城，却顿兵不前，驻足观望，只想保存实力以夺取皇位。人人都在等老皇帝死。此时米的价格一升涨到七八万钱，以致造成人吃人的情况，健康城饿死的人达到十之五六。皇亲国戚、豪门大族的人都得自己出去采野生的稻子吃，一时间因饿死倒毙在水沟和山谷中的人不计其数…..

一周言论：

• 【404文库】黑噪音｜我们还有批评《南京照相馆》的权利吗？
• 开塞录｜我们是不是对国耻有什么误解

我还是那个看法：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制造仇恨，更不是在宏大叙事的笼罩下，却忘记了让自己文明和进步。无论是乘电梯还是开车，都请记得对面是你在爱国热情当中想要捍卫的、爱护的同胞；只有学会了爱身边的人，铭记历史才会有真正的意义。否则，仇恨只会制造出野蛮。

• 工劳小报｜别让工钱飞

每个月的工资，你能按时、如数拿到手吗？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奇怪，不拿工资谁还上班呢？何况《劳动法》白纸黑字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然而，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看身边，司机、教师、医护、工人、快递员、乃至各行各业的白领，都正在承受着被拖欠工资的风险。拖欠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

一周故事：

• 【404文库】冷杉RECORD｜成为幸存者的十年

第一次见到张梦凡时，央视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眼睛周围的皮肤，看上去特别薄。后来才知道，那是擦眼泪擦出来的。镜头前的张梦凡从不落泪，实在控制不住，就低着头一言不发。透过反光玻璃，可以看到那张憋得通红，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和红了的眼眶。可再一抬眼，他又变回那个平静的讲述者。那次采访，距离2015年8月12日的爆炸，过去不足20天。

• Vista看天下｜“好丈夫、好同事也会偷拍”，是这热搜里最刺眼的事

偷偷举起的摄像头，正让日常生活的信任变得脆弱。近期，据《南方都市报》、光明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一个名为“MaskPark树洞论坛”的境外平台涉嫌组织传播违法色情信息，其中涉及大量偷拍视频，引发公众讨论。这不是公共领域内对偷拍的第一次讨论。每次讨论中，偷拍者都被认为是“工作不顺”“生活极度无聊”“没素质”的存在，但实际上，他们却可能是好爸爸、职场精英、班级里的乖学生……

• 學人Scholar｜逝者许倬云：我真正的归属，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

许倬云，1930年生于中国福建厦门，祖籍江苏无锡，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学贯中西，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其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社保税”

文｜李宇琛

如果因为这个故事，我的声音就此消失，我不会后悔。这是一个关于南方小城的故事，在昨天发生了一些事情。

故事从一段晃动的影像开始。你知道的，现在的故事，总是从影像开始。

手机屏幕上，像素像一群受惊的蜂，抖动着。一个女孩的脸，然后是两个，三个。一个蹲着，两个站着。一些粗暴的动作，像廉价电影里排练失误的场景。失真的声音里，哭喊和嘲笑缠绕在一起。

“你以为我们怕吗？又不是第一次。”

这句话，比画面里任何动作都更刺耳。

然后是另一句，像一句谶语，在城市的角落里悄然流传：

有人说，有些影子在阳光下稍作停留，二十分钟，就回到了阴影里。

二十分钟。一支烟燃尽的时间，一首歌放完的时间。

二十分钟，就能从光亮处全身而退，像一阵风吹过，了无痕迹。

那一刻，这座城市里许多人，都觉得空气变得不真实。

我们每天在信息的河流里游荡，寻找意义，寻找某种能让自己心安的东西。但那天，人们看到的，是一对沉默的父母。

在那个庄重的建筑前。那个女人，那个女孩的母亲，她无法说话。

她只能用身体的姿态，向这片土地提出一个无声的问题。

她的沉默，比所有人的喧哗加起来，还要震耳。

那个画面，像一根小小的刺，扎进了许多人的心里。

你看，人们就是这样。

他们可以忍受生活的沉闷，忍受工作的疲惫，忍受河水的浑浊。但他们无法忍受一个母亲无声的眼泪。

于是，人潮像溪流，汇聚成河。

一开始，只是涓涓细流。有带着孩子的父母，有下班的工人，有像我一样无所事事地寻找着什么的旁观者。

他们只是想为那个母亲说几句话，为那个被伤害的女孩讨一个说法。他们甚至还很耐心地，对着那些穿着制服的人，试图解释一种叫做“公道”的东西。

天黑了。

你知道，天一黑，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

一些更深的黑色，从夜色里分离出来，没有表情，轮廓模糊。

它们一来，空气就冷了，凝固了。

人群的嘈杂，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慢慢拧小了音量。

扩音器里的声音也变了调，生硬，冰冷，不带一丝温度。

然后，那些影子动了。

我看到镜头在抖。有人一直在拍，人们总是相信，镜头不会说谎。

我看见他们融进人群，像水滴汇入大海。然后，一些声音突然哑了，一些举起的手臂垂落，一些身影被黑夜吞没。

人群骚动起来，愤怒的质问像石子投进深潭，只泛起几圈涟漪，就归于沉寂。

“为什么？”

“因为妨碍了通行。”

后来，一个简单的解释，就定义了那个夜晚。一场关于公道的声讨，就这样变成了一场交通疏导。

车来了。

一辆笨重的卡车，它的车厢密不透风，像一个移动的铁盒。

一些人，那些几小时前还在为别人呐喊的人，被装了进去。

那一刻，我觉得镜头里的世界荒诞得像一场梦。有人在低声咒骂，有人在压抑地哭泣。

然后，有人唱起了一首老歌，一首关于家和远方的歌。

歌声沙哑，不成调子，在沉闷的空气里挣扎。

他们在对谁唱呢？是对那些黑色的影子，还是对自己？他们想用这首歌提醒什么？或者，他们只是在寻找一句熟悉的旋律，来抵抗这片无边的黑。

夜更深了。

手机屏幕上的光，开始变得断断续续。

我看见一辆奇怪的车缓缓驶过，它经过的地方，所有的光点似乎都黯淡了下去。

我看见混乱中跌倒的身影，看见一束想冲破黑暗的光（也许是某个手机的闪光灯）亮了一下，又迅速熄灭。

一切都结束在凌晨。

路上重新变得平静，街道被冲洗得干干净净。

一份简短的说明出现了，文字平整，没有波澜。犯错的孩子去了该去的地方，传闲话的人受到了教训。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符合所有程序。

只是，那份说明里，没有提那些模糊的黑色影子，没有提那个移动的铁盒，也没有提那些消失的面孔去了哪里。

他们去哪儿了？他们还在寻找那个答案吗？

我还在信息的河流里寻找，寻找那个女孩，寻找那个无声的母亲，寻找那些消失的面孔。我在无数的ID和头像里，试图辨认出他们。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们。也许，那个夜晚的一切，都只是这座城市在闷热的夏夜里做的一场集体噩梦。也许，我给你讲的这个故事，从未真正发生过。如果因为这个故事，我的声音就此消失，我不会后悔。

立于尘

写于2025年8月5日

【江油的妈妈】

江油的一个妈妈不会说话，也听不见

但是能看见

只看了那么一小会儿

天就塌了

天塌了！那么多踢踹…棍棒…耳光…

噼里啪啦掉下来

全都砸在女儿身上

天上飞来飞去的

应该都是天使啊，怎么放出来那么多小恶魔

大火在嗓子里猛烈燃烧

江油妈妈吐不出来

一个江油妈妈吐不出来

十万个江油妈妈帮她一起吐

吐出一大片火海

（也也2025.8.5）

【你好，谋杀者】

七月的草木已茂密

谋杀者隐匿之中

风吹草低

还是不能轻易发现它们潜行的脊背

或者脊背上隐隐约约的花纹儿

我把我的女儿放在我的肩头

我激起我的轻功草上飞

为了不让我的女儿惊恐

我不停的施展我拙劣的口技

“噗啦啦，噗啦啦，噗啦啦”

我让我的女儿误以为她的爸爸

是在模仿一只鸟

你好，谋杀者

求你放过我的女儿

这绝对是我最后的底线

（也也）

揣测动机这种事情我很少去做，因为主观因素很难证实，讨论公共问题应该尽量避免诛心。但有的时候，某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某种强烈的倾向性，你就很难不去质疑它的动机……

在防城港奔驰亮证姐事件中，防城港公安部门的一系列做法，让人很难不去猜测，这里的公安系统到底是姓公还是姓侯。

8月6日，也是在亮证事件发生15天后，防城港公安部门终于发布通报，对侯某某非法持有行政执法证件，冒充国家工作人员威胁群众的行为做出行政处罚，拘留5天。

正义迟到了还算不算正义我们姑且不论，但防城港公安在通报里隐藏违法人员侯某某的全名，却把受害者“平头哥”真名暴露出来的做法（几小时后已修改隐藏），简直是不可理喻，无论如何都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借口，只能去揣测他们的动机：

替亮证姐侯某某报复持续维权把事情闹大的“平头哥”，以及震慑潜在的不听话的“刺儿头”。

除此之外，真的找不到别的解释了。

按道理，按规定，肯定是要把所有涉案人员的姓名打码处理的，毕竟违法人员也有人权，也有隐私权，受害者就更不用说了，应该是重点保护的对象。

你要说他们粗心，草台班子忙中出错，那也是说不通的。且不说从上一轮通报到现在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一个拘留5天的简单通报写800遍都够用了。再说这件事情的舆论影响力如此之大，这份通报绝对是经过了从派出所到市局再到分管市领导以及宣传部层层审核之后才发出的，没理由这个环节里的所有人都没注意到这么明显的，一个名字打码一个名字没打码的错误。

你要说是案情需要或者舆情需要，那更是不可能的。所有人都想知道的是亮证姐的全名，想要查询她到底有怎样的背景和社会关系，受害者更为人所知的是“平头哥”这个网名。“平头哥”真名叫什么对公众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的遭遇是我们每个平头老百姓都可能经历的，这也是此次小小特权事件引发众怒的最重要原因。

所以，无论如何，平头哥作为受害者的真名都是不应该出现在通报里的。

除非，有人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报复他，威胁他。

之所以这么去揣测防城港公安系统，是因为整件事情的处理中，他们已经是第三次表现出来强烈的偏向性了。

第一次，平头哥去派出所报警，说自己受到亮证威胁以及有人涉嫌假冒执法人员时，当地派出所就很不合理地把事情定性为一般纠纷，对有人假冒执法人员的线索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这很明显是偏向了亮证姐侯某某一边，但我们仅凭一件事还不能确认。

第二次，侯某某去派出所报警，声称有人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头像和车牌，当地公安不仅第一时间受理案件，而且在深夜（晚10点后）派出一位民警一位辅警陪同她上门勒令删除视频，还威胁拘留平头哥。

而且，第一次平头哥报警时，公安机关以不知道亮证姐的真实信息为由拒绝开展调查。在侯某某报警时，公安必定已经知道她的身份信息，而且人已经到派出所“自首”了，到这时公安仍然对其涉嫌假冒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

同一个案件，涉事双方先后报警却得到了天差地别的待遇，这很明显是偏向了亮证姐侯某某一方，但这时我们还不能确认。

直到第三次，也就是今天，一份显然会引发全国舆论关注的处罚公告，防城港公安居然给违法人员姓名打码，反而把受害者全名暴露出来，这其中的偏向性可以说是毫不掩饰了。

原本，对于亮证姐侯某某有着怎样的强大背景我还半信半疑，只是基于常理去分析当地第一次通报存在的漏洞。

到这里，你再跟我说亮证姐的背景只是她老公，一位二级消防士，打死我都不会信了。

请问防城港公安，你们到底是姓公还是姓侯？

原标题：那些担心绝后的人，或许绝后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

肯定有人会说，这个标题太过“偏激”了。“偏激”这个词，在中国社会被滥用的频率实在太高，而且总是双标。只要对社会话题有不同看法，甚至仅仅是讲述文明世界应有的常识，哪怕逻辑和依据再充分，总会有人说“你太偏激”。可与此同时，这些人可以对金钱盲信、对权力盲目崇拜、对“传统”盲从，连乡下神棍和国学骗子都能成为他们的人生指南。他们对文明和科学的抵触甚至痛恨，跟清朝人差不多，但从不会说自己极端偏执，因为他们还会滥用辩证法。

这个标题只是陈述一个事实。根据媒体报道，河南周口市妇产科邵医生坠楼自杀，其丈夫表示邵医生受困于三起医疗纠纷，“三个账号连续7个多月的网暴，让她陷入极度无助、求告无门的感觉。”

第一起医疗纠纷缘起一名产妇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宫保命，家属签署同意书后，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邵医生丈夫称：“事后，家属称其为娶媳妇花费50多万，如今生下女孩，产妇子宫又被切除，觉得家里绝后了，便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

三起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在抖音上相遇，互相关注并推荐，动静越闹越大。邵医生曾经报警，但警方未予立案。第二次报警，警方终于立案，但并未明确如何解决，也没有第一时间联系网暴者下架视频。可笑的是，在邵医生自杀后，面对舆情，网暴者的视频迅速下架。

虽然事件仍在调查中，但综合目前各种信息，可以发现还是那个熟悉的套路：按闹分配，外加“明明可以马上处理，但就要等事情闹大了才处理”的不作为。

有人认为，这事儿的最大问题在于不作为，在于对网暴者的纵容，但我还是坚持“互相配得上”的观点。网暴者看似少数，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观点，在现实中可一点也不缺支持者。比如对cosplay的网暴，是因为很多人看到cosplay就联想到日本，继而认为玩这个的都崇洋媚外。拿邵医生这事儿来说，对“绝后”担忧的也从来不是少数人，只是“暴”的方式和对象不同。

我有一位朋友，完美实现了“离开县城去城市，离开北方去南方，最后出国”的人生三部曲。她在陕西县城长大，毕业后在家人建议下考了家乡的公务员，第一次婚姻嫁给了同事，公公是县城里的一个实权正科级干部。生下女儿后的第一天，公公在病房里用开会讲话的语气说：“现在生了第一胎，第二胎要快点提上日程，你们要早做打算，认真对待，务必生个男孩。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能绝后。”

我有个经验，话语中一旦出现“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能（不会）如何如何”，基本就说明说话的人是个过度自信的傻子，比如我之前就见过有人说“像我们这种夫妻都是公务员的家庭，不管国家经济怎么样，我们都不可能受到任何影响，国家肯定会把我们的待遇管起来的”。这种县城婆罗门式的“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能绝后”，同样愚蠢得很。他跟网暴者其实没有区别，不过只是关起门来暴自己的儿媳妇。

朋友曾经回忆，那一刻气得浑身发抖。后来，在种种不愉快之下，她不顾家人反对选择离婚，只身南下，在职场上小有成就，之后又独自前往海外读书和生活。

不生孩子叫“绝后”，只生女儿叫“绝后”，在中国社会一点也不少见。多少人被父母逼婚时，没听过“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你就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非要让我们家绝后吗”之类的话？

正是因为远离文明、智识和认知停留在前清时代的人实在太多，才滋生了网暴的土壤，也滋生了不作为的土壤——不作为从不仅仅是一种行政层面的“懒”，本质上也是一种认知契合。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小事”，个体的“合法权利”不算什么，是因为他们并不懂得应该尊重和保护什么，同样道理，担心“绝后”、看不惯cosplay乃至反感那些正常的人生选择和生活，反感文明，本质也是不懂得尊重的狭隘粗鄙。在现实中，越是这些狭隘粗鄙的人，越喜欢在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时来一句“国家该管管了”，但当他们说出那些与文明世界背道而驰的极端话语时，就会觉得自己才是大多数。

生育是人的自由，但说实话，在一个整体认知水平与正常文明有相当差距的社会，很多人其实真的不配生孩子。那些坚信成为“人上人”才能获得好的生活的人，那些对权力无比畏惧又无比膜拜的人，那些为了钱不择手段的人，那些时刻都在算计和阴谋论的人，那些崇尚狭隘极端民族主义、实则对世界文明一无所知的人，乃至那些习惯随地吐痰、开车时互不相让、排队时非得想办法插队才开心的人，只会将孩子教育成与自己一样的人。他们还会觉得这是好事，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不这样就会吃亏。

从这一点来说，那些担心绝后的人如果真的绝后，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生得越多、灌输越多，社会就会越危险。可惜的是，历史和现实早就告诉我们，逆淘汰才是社会常态，就像前些年，勇于称自己是最后一代的，反而是那些有着正常三观和清醒认知的少数年轻人。

广西防城港市民李先生可能也没想到，自己挺身而出举报亮证姐的故事，最终会以伦理亲情剧收场。

这两天乃悟都沉浸在这部剧里不能自拔。事情大致经过大家都知道了，乃悟不介意再说一遍。

7月22日下午，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镇的一处村道，李先生驾驶着自己的哈弗SUV和一位奔驰女车主对向行驶，堵在路上互不相让。

奔驰女车主侯女士先是要求李先生倒车，遭到拒绝后，侯女士说你不后退我就拿证咯。说到做到的侯女士真就拿出一本行政执法证向李先生“亮证”，随后，坐在副驾驶的随行男子，利索地报出了李先生的住址和姓名。

李先生长期在外地，对方能这么快祭出他的个人信息，只有两个可能，第一李先生是大明星，第二就是通过公权查了车牌号。

李先生迅速排除了第一个可能，然后头铁的他就去当地纪委举报，随后又在派出所报警，最后又打了12345投诉，上月底还把行车记录仪里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视频发布当晚，侯女士报警说自己车牌信息被发上网，持续受到多省12123平台违停挪车信息。随后两名民警带队一行五人，找到了李先生家里。李先生本人不在，大家伙就和李先生的母亲进行了友好交流，然后打电话给李先生。

按李先生的说法，民警说他已经涉嫌违反治安管理条例，侵犯奔驰女车主隐私，要立刻下架视频并道歉：

否则会被拘留。

李先生不得不把视频删了，打上马赛克，再发一次，结果获得了更多关注。有记者给防城港公安部门打电话，结果工作人员还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喂，听不到，电话坏了。”

如果你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不如多学学当年河北的马科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防城港市终于成立了调查组，前天公布了调查结果。2500字大致意思是奔驰车主侯女士是个民营汽配中心员工，亮证的证件是她老公，防城港市上思县某镇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黎先生的。

目前，有关单位已经对他乱扔工作证件进行立案调查了。而侯女士车上的人（她爹）之所以能流利报出李先生的住址和姓名，是因为侯家和李先生，其实是：

没出五服的亲戚。

其次，李先生也报警了，但警方没有出警是因为值班民警认为双方没有产生肉体伤害等冲突，属于一般纠纷。如果怀疑对方涉及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等问题，应该找相关单位举报。调查组认为符合警务规范，当然，带侯女士上门要求删视频，也符合规范。只不过表述不够严谨，他们已经严肃批评民警了。

最后，假装电话坏了，挂断记者电话那个工作人员，毫无疑问，是个辅警。已经让她写检查了。

这个通报是如此有意思，乃悟翻来覆去一直看，有很多疑问没有答案。

按照通报里的说法，侯某拿出证件是想吓唬自己的亲戚李先生。广西那边是有什么特殊习俗吗，都认出亲戚了不上去约个公文包畅饮，反而去车里掏证？

再说了，李先生事后也回应称，他不认识侯女士，其父母也不认识。按照通报，侯女士父亲的家距离李先生父母的家，距离不超过：

800米。

这么近的亲戚，开大奔还有执法证，你一个干托儿所的个体户怎么就不认识？

还有，事情发生后，李先生先报警，警察没有出警，让李先生去找有关部门投诉。李先生也找过乡纪委，但乡纪委让他找派出所。他也打过12345,12345说李先生没有提供对方具体单位，如果感到威胁可以报警处置。

为什么同样涉及泄露隐私，侯女士一报警，警察就上门了？这些单位当时是怎么确定侯女士到底是不是执法人员的？如果她不是，是否涉嫌假冒公职人员？《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2条明确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要处十到十五日的拘留。

再比如，通报没有发布前，李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地公安局长曾告知他，侯女士的证件：

假的。

然而到了通报里，又变成真的了。

官方通报发布后，乃悟在一些评论区看到很多广西IP的网友，极力劝大家相信通报，不要传谣信谣，并为防城港市积极回应网友关切点赞。

好了好了，老表们，我凑合凑合信了还不行吗？

校园霸凌时时出现。而且常常和大人世界一样残忍惨烈。

这次轮到四川江啊油啊。在所有校园霸凌视频中，它并不是最残忍的。

它的特殊之处是这两个：家庭背景太特殊，双重的被侮辱和被伤害；施暴者的“又不是没进去过”太嚣张太露骨，直抵人心最愤懑之处。

它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四川父母们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孩子站了出来。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不再重复。

我看到视频里有一个妈妈在说：“孩子的父母说不出来，我们帮她说！”

这可能是响彻江湖的“老子蜀道山”第一次登上了宏大战场。

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们这片土地上很多事情很奇怪。

明明有相关法规，为什么总是不直接依法处理即可，偏要另起炉灶、“酌情”处理？“酌”来“酌”去，把事情搞成一团乱麻，也让法规悬置，违法者不畏惧，围观者不信任。

高铁霸座、不敢扶的老人、碰瓷、公交车强迫让座、广场舞噪音、机动车道暴走团、高空抛物……哪一项没有量身定制的法规？

然而，它们竟然成为整体性的社会困扰。

而所谓“校园霸凌”，以及“家暴”，又为什么要把它们从“暴力伤害”中单列出来，仿佛事情发生在学校、发生在家庭中，就改变了“故意伤害他人罪”的本质。

铁锅煮的饭叫饭，电饭煲煮的叫面包？在东北煮叫五常大米，在四川煮就变成了陕西𰻝𰻝面？

校园霸凌，听起来就像是同学纷争；家暴，听起来就像是亲人矛盾。——这就强行把法律问题神不知鬼不觉转化成情感问题、道德问题。

尤其在这样一个乡土中国，非常配套。

这已经很……

更进一层的是：既然此处可搅和在一起，那么别的地方又有何不可？

既然此处可用障眼术，别处又有何不可？

讲完。

梁武帝萧衍：唯一放纵一次的欲望，就出了大事。

01

梁武帝萧衍自始至终都没有反省过自己的恶，他始终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这个83岁老头的信佛。

他曾不允许自己产生欲望。

食物催生饕餮，古语云：“醉浓饱鲜，昏人神志”。

所以他一天只吃两顿饭，顿顿都是豆羹菜蔬，有时中午忙过了饭点，漱漱口就不吃了；

“酒为色媒人”，酒能催生欲望，声色犬马，人之大欲。

他50岁后断了房事，不再宠幸妃子，也不喝酒；

他每天凌晨3点多就起床办公，下午才休息。

没有娱乐活动，没有享受，一床被子盖两年，一顶帽子带三年。

他布衣木屐，整日正襟危坐，见宦官都如同见宾客般恭谨。

萧衍日复一日与人性做斗争，将欲望死死锁在大坝里，就为了符合一个佛教徒的标准，符合臣民对圣明君主的全部想象。

但就人性而言，当你强行违背自己的意愿，一直在做理智的事，内心就会在黑暗的角落里积压一笔，萧衍积压了一笔又一笔。

直到一个梦闯入他的世界。

02

公元547年正月一天，萧衍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中原牧守皆以地来降，举朝称庆”，他梦见中原地区的太守都匍匐在自己脚下，朝廷为此举行盛大的欢庆仪式。

萧衍从梦里笑醒了，这个梦在这个清修者的潜意识里划了道口子，野心欲望随之蓬勃而出。

他记起二十几年前，曾派陈庆之送北魏宗室去洛阳继位，以期接收北魏国祚；

发动和北魏的战争，攻城略地，可惜都功败垂成。

他想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手握重兵，大杀四方，众心归附的英雄往事，太美好了。

他止不住的一遍遍回味这个美梦，天亮后，迫不及待地跟宠臣朱异分享了喜悦。

奇迹发生了，东魏叛将侯景来降，带来了河南地区的13州领地，那是中原大块肥美的疆土，而降书署名日期正是做梦的当天。

太神奇了，冥冥中有天意。

03

萧衍未遂的野心重新开始蠢动，它曾被高高挂起，在南梁歌舞升平里被保存了二十多年。

欲望迅速替萧衍做出了判断，接应侯景的投降。

却遭到了重臣激烈反对。

已经退休的老宗室萧介特意进宫苦劝萧衍，接纳邻国叛臣的行为，最终都没啥好果子吃。

梁与东魏已经和平相处了十多年，收容叛徒会再起战端。

萧衍也开始担心，国家原本如金瓯一块，万一因此而有所损伤…那个靠揣摩萧衍心思上位的朱异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若拒而不内，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于是一锤定音。

萧衍太信任自己对欲望的驾驽能力了，那数十年如一日的对人性的把控，让他建立了无比的自信，他相信有能力去承受唯一放纵一次的欲望带来的风险。

他立即派侄子萧渊明带着数万大军前去接应侯景，并任命侯景为大将军，都督黄河南北诸军事，封他为河南王，代表朝廷便宜行事。

涡阳之战后，侯景被东魏打的队伍分崩离析，在逃亡中已经失去河南十三州的管辖权。

萧衍还是陷在那个梦的余韵里，侯景是神迹，是一统天下的祥瑞。

他对侯景的纵容程度无以复加，对侯景侵占寿阳招兵买马的行为不闻不问，不断顺应侯景的请求往寿阳输送布匹兵器，帮侯景在南梁扎下了根。

后来侯景要女人，侯景提出要与王谢大家联姻的要求，萧衍实在做不到，这就惹毛了侯景。

后来，萧衍为了换回被俘虏的侄子，答应东魏换俘虏的请求，准备出卖侯景。

而书信被侯景截获，顿时滔天大祸立至。

地方官们一封一封往建康的疯狂预警，侯景要反叛。

朱异隐瞒了侯景即将作乱的事实，因为他收取了侯景的贿赂。

04

侯景反叛，从寿阳发兵，短短数月包围建康。

饱受朝廷压迫的小民，等侯景军至，一呼百应，开始不过8000千，等到渡江包围健康，已有十万之众。

萧衍听说侯景造反后，笑着说，他有什么能力，我拿只扫帚就能把他打趴下。

可83岁的他忘了，自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挥军大战四方的萧衍。

朱异当权，国内矛盾太多，小民负担太重，南梁表面看上去其乐融融，实则暗流汹涌。

这个83岁的老人思维已然固化到听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

欲望肆无忌惮的时候，诸恶皆生，猛烈报应会随之而来。

再后来，太清三年（549）三月，侯景攻陷台城，将萧衍困在台城里面。南梁贵族和宗室组成的援军包围着建康城，却顿兵不前，驻足观望，只想保存实力以夺取皇位。

人人都在等老皇帝死。

此时米的价格一升涨到七八万钱，以致造成人吃人的情况，健康城饿死的人达到十之五六。

皇亲国戚、豪门大族的人都得自己出去采野生的稻子吃，一时间因饿死倒毙在水沟和山谷中的人不计其数。

萧衍呼喊着佛号，希望佛祖能够惩罚侯景，但是佛祖和他的援军一样，都抛弃了他。

城破之时，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血汁漂流，惨不忍睹。

侯景又东掠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南史·侯景传》）。

所有人用性命为萧衍这个仅仅爆发一次的欲望买了单。

面对满目疮痍的河山，嗷嗷待毙的小民，萧衍安慰自己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他自始至终就不知道自己错了。

将欲望锁的死死的，而不找个渠道倾泻出来，其实是失去了和欲望的对抗能力。

哪怕当时夜夜宠幸妃子，用金玉装饰楼台，搞酒池肉林日日放纵，也比拿南梁百万人的性命做赌资，比“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要好上十万八千倍。

这唯一放纵一次的欲望，破国灭家，全盘皆输。

佛法说无欲则刚，众邪魅皆从欲而来。

所以这个梦，大概率是魔鬼给的吧。说到底，一切都是权力者自己的游戏。

9月1日，我国将全面实施社保新规，按照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缴纳社保，强制性缴纳。

之前如果不想缴纳社保，可以和公司签订协议，约定不缴纳社保，单位给与一定的现金补贴。现在强制缴纳，也就是说，从今往后，不管你和公司签订了什么“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在法律上一概不算数，而且你还可以告公司，要求赔偿。

很多人说，这是对打工人的重大利好，但，真的是好事吗？

要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缴纳社保的钱就是我们自己的工资。公司的用人预算成本不会根据社保的变化而变化，当社保变成强制性缴纳的时候，最后压低的会是员工的工资。

打个比方，2024年上海最低工资标准2690元，按照上海社保缴费下限7384元，需要给每一位劳动者缴纳的五险一金费用为2941元，包括公司缴纳的2029元和自己缴纳的912元，也就是到手工资只有1778元，比公司缴纳的社保还少了250元。

一旦社保变成强制性缴纳，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工资可能会被压低。

另一方面，这可能会导致大量的正式工作的流失。

工厂为了降低成本，会更坚定搞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把员工关系转到第三方，绕过强制性社保的规定。

那么，有正式合同工的工作越来越少，保障也越来越好，但是门槛越来越高。

既然，这不是一件对于全民皆大欢喜的事情，为什么要推出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保池子里的钱真的不够了。

我们的社保采用的是“现收现付”的模式，也就是当期的社会保障支出由当期的社会保障缴费来支付。这对应的就是我们15-59岁劳动力适龄人口数量，以及60岁以上退休人员数量的变化趋势。

目前，退休的人越来越多，新增劳动力越来越少。依据目前的劳动力人口和退休人口推算，2022年开始至2036年，我国将开启长达15年的大退休潮。每年有超过2000万老人退休，而在这15年间，净减少劳动力人口数量达1.47亿人，意味着平均每年减少的劳动力人口数量约1000万，新增退休人员几乎是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的2倍。

也就是领钱的人越来越多，交钱的人越来越少，出的多进的少，最终的结果就是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2019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过一篇报告：《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 2019—2050》，结论是，到 2027年，养老金累计结余达到峰值，此后每一年入不敷出。到2035 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会全部耗尽——这意味着，届时或将无养老金可领。

而且，目前年轻人对缴纳社保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大，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超过60%的受访90后表示，高昂的生活成本是他们考虑推迟或放弃缴纳社保的主要原因。在他们工资越来越低，生活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谁愿意去赡养别人的父母呢？

最后，真正的保障不是拿我的钱，去供养别人。全民缴纳社保没问题，但是也希望可以做好就业保障，不能因为强制缴纳社保导致大量的劳动者失业降薪，并且社保基数也要符合劳动者的真实收入情况。

近期，四川省江油市发生了一起未成年霸凌事件，相关视频在网上传播。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少女在空旷的建筑楼里遭到另外多名同龄女生辱骂、强迫脱衣、飞踹、扇脸等暴力霸凌对待。在被霸凌的少女提出要报警之后，一霸凌者更是嚣张表示：“又不是没去过，以为我们怕你（报警）吗？没得20分钟就出来了”。在该事件引发当地广泛关注后，被霸凌女生的父母（网传被霸凌女生的母亲是一名聋哑人）以及当地市民对于官方的处理结果并不满意。

8月3日，在警情通报发出的前一天，被霸凌女生的父母前往有关部门，用沉重的方式祈求公义——下跪。8月4日，江油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该事件发生在2025年7月22日，涉事女生都是十四五岁的初中生，对施暴的两名女生的处理方式是“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这一处理结果也让不少网民认为“处罚过轻”、“连道歉、赔偿都没有”。当天，许多得知相关消息的江油市民自发聚集到江油市市政府门前声援被霸凌女生一家，要求当局“给一个公道”。

随着聚集人数越来越多，当局立刻出动大量警力抵达现场维稳，许多市民遭抓捕。随着事态升级，警方的镇压力度不断加大，甚至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围观民众实施暴力，造成多人受伤。最新消息显示，当局已在江油市内实施戒严，并将多条道路彻底封闭，防止人群再次聚集。还有网友拍摄视频称，疑似有特警车队从成都出发，正向江油方向行进，相关情况有待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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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绵阳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网传的“江油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打人”、“施暴者父亲为律师”、“施暴者亲妈是江油市一级警督”说法均为谣言，已对2名造谣者进行了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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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注意到，8月4日晚—8月5日上午，微博平台一度出现了“#14岁女孩遭殴打两人被送学校矫正#”、“#江油霸凌#”、“#律师回应14岁少女校外被殴打#”、“#江油官方辟谣施暴者为官二代#”等热搜话题，但很快就被撤下了热搜榜。

目前，一些相关话题已经遭到了封禁。如“#江油霸凌#”、“#警方通报14岁女孩校外被殴打#”、“#江油被殴打未成年曾多次被霸凌#”、“#江油霸凌者喊话又不是没进去过#”。

此外，据@whyyoutouzhele的推特消息，“#江油警察打人#”、“#江油校园霸凌#”、“#江油打人#”话题也遭到封禁。

个别话题疑似遭到软屏蔽，仅显示1-2条搜索结果。如：“#江油被霸凌女孩的母亲系聋哑人#”、“#四川江油发生未成年人霸凌事件#”。

另外，有部分话题均出现了阅读量高、讨论量低的情况，疑似是互动评论遭到限制。如“#14岁女孩遭殴打两人被送学校矫正#”、“#警方通报网传江油霸凌者父母职业#”、“#2人编造江油霸凌事件谣言被处罚#”、“#江油官方辟谣施暴者为官二代#”、“#殴打14岁少女未成年施暴者被行拘#”、“#江油霸凌施暴者家属仍未道歉#”、“#未成年人作恶轻罚的日子要到头了#”等。

01

我在西藏的时候，学校非常重视校园霸凌的问题，几乎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书记或者校长都要跟孩子们强调，每次乡里组织的法制讲座，派出所的所长也会给学生重点讲述校园霸凌的形式和应对方法。

你说孩子中间有这种霸凌的苗头吗？我明确告诉你，有的，能看出来，家里比较穷的孩子，或者父母生病的孩子，或者身体、长相上有某些小缺陷的孩子，有时候会遭受到其他同学的嘲笑，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会被拿出来进行针对性地嘲讽和辱骂。

这种时候，就需要老师进行及时地制止和正确地引导，有时候孩子哭着跟我控诉，某某同学骂他生病的父母的时候，我会专门在课前集中给他们态度不那么温和地讲清楚：“同学之间吵架在所难免，但是谁也不能骂对方的父母，也不能骂同学的生理缺陷，更不能几个同学联合起来欺负一个同学。”有没有效果，我不知道，但是至少我目光所及的地方，没有这种明显的霸凌行为存在。

我想用这个亲身经历给大家，校园霸凌这种事情，极其容易出现苗头，并不会因为学校周周讲、民警搞培训就销声匿迹，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监督力量来共同保障的一件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苗头直接掐死，不要等事情严重化以后再来处理。

02

通告上写得很清楚，实施霸凌的两个人，一个15岁，一个14岁。

我在网上看见过一个视频，但是不确定是不是这一则《警情通报》里面说的这个殴打事件，但是打人者的口音倒是我们四川话。

视频里，打人者下手非常狠，也非常从容，看上去完全不像是第一次打人的样子。她们遭受到的处罚是“治安处罚”，“送往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

我不太了解现在的“专门学校矫治教育”是什么样的程序，但是我认为这个处罚轻了，达不到“治病救人”的效果，甚至可能成为这两个打人者今后继续称王称霸的资本。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法律不支持对她们进行从重处罚的话，我希望法律能够支持受害者家属对这两个施暴者的家庭提起高额的民事索赔。

索赔的金额，根据施暴者家庭收入的标准来设定，免得出现“有钱人掏十万零花钱出来打人玩儿”这种荒唐的结果。

03

我还想说说验伤的标准。

我一直对现行的伤情鉴定持保留意见的，这种标准更多的是参考“一个人有没有丧失劳动能力”来执行，没有充分考虑到被加害人在受伤过程中遭受的其他折磨。

就拿通报里面这个鉴定来说，“辱骂、威胁和殴打，并上传网络”，即便是不看视频你也能想象到，当时受害者的心理受到的创伤有多大。而通报里面说的，“头皮、双膝等多处挫伤”，也能让人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

但是这样我们看起来非常残忍的“行刑式”殴打，鉴定出来的结果是“轻微伤”，根本够不上刑事犯罪。

我想，这可能也是那个15岁的加害者只是遭受到治安处罚的原因。

我是个法盲啊，但是我从人性的角度想提一个建议。

伤害鉴定能不能分成两个大的类别，一种是劳动能力鉴定，就是这种事情造成的躯体后遗症有多大，肢体有没有残疾，功能有没有受损；一种是心理创伤评估，主要用于故意伤害，需要专业机构评估受害人遭受到的伤害究竟有多大。

我这么说吧，你在大街上走着走着，被一辆电动车撞飞了，跟几个人逼着你跪下，扯着你的头发持续扇耳光，虽然结果都是头皮和膝盖挫伤，但是对于受害者来说，两种情况遭遇的心理损伤是完全不一样的。

04

我在网上还看到一段视频，有人说跟这起事件相关，但是没有看到官方的说法，就全当我另起一行说一个不相干的事情吧。

视频里，一对夫妇跟一个站得笔挺的、拿着喇叭的人下跪。

关于下跪这件事，我一直是很反对的，原因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明白。但是我想跟拿着喇叭的人说两句：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也不管你当时在干什么，如果你面前有两个人跪着，你不要站得那么笔挺。

我不是说你也得跪下还礼，我的意思是，你起码得有一个第一时间把人扶起来、表示自己接不住的态度，不要让人看起来你是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

往唯物主义来说，这种图片传播出来对形象不好。

往唯心主义来说，折寿，你服不住。

往我个人的价值观来说，如果一定要下跪，跪的不应该是那对夫妇。

熟悉的一幕，似乎又要出来了？

看来他们对这事儿，很上瘾。

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刚刚报道，近期，广东佛山等地发生输入病例引发基孔肯雅热本地传播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发现，福建省福州与泉州两地分别在7月29日与31日发布健康提示，提醒返榕、返泉人员进行14天自我健康监测，其间若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等疑似症状，请立即就医并告知旅居史。

针对基孔肯雅热的自我健康监测指什么，具体应该怎么做？8月4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致电泉州市疾控中心咨询，工作人员表示，对于自我健康监测，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并不需要特别向社区报备。

“如果从佛山市等正在发生暴发疫情或存在较高的基孔肯雅热感染风险的地市返回，建议多注意自身健康状况，出现头疼、发热等症状，需要去正规医院就诊。此外，返回后也要注意防蚊虫叮咬，以防将可能的病原体通过蚊虫传播给他人。”工作人员进一步提示。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赵卫告诉记者，对于“自我健康监测”的要求，与“居家隔离”不同，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正常上班、上学。

此外，针对基孔肯雅热的自我健康监测要特别避免蚊虫叮咬，注意辨别典型的危险信号，包括发热、关节痛、皮疹等疑似症状，一旦发现此三大症状之一，应立即就医并告知旅居史。

按照官方的解释：对于自我健康监测，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并不需要特别向社区报备。

按照专家的说法：对于“自我健康监测”的要求，与“居家隔离”不同，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正常上班、上学。

但问题是，我们有些地方领导很善于“层层加码”。政策的走形和变味，早已屡见不鲜。

需要时刻警惕的是，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地方跟进？会不会有些地方为了“政绩”，为了“乌纱帽”而层层加码，提高管控手段？

绝不是危言耸听。

7月26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南沙社区居民委员会在其公众号“均安绿岛南沙”发布《关于南沙社区基孔肯雅热临时核酸检测点通知》，如社区群众身体发现发热、急性关节痛、皮疹等不适情况，可携带身份证到检测点免费开展检测工作。

媒体报道后，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南沙社区居民委员会删除了该通知。

7月28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致电该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核酸检测遵循自愿原则，对有相关症状的群众提供免费服务，并非强迫，而且主要面向的也是发现病例几十米范围内的租户。

看，这就是典型的加码。

然而加码背后没有利益再催动吗？绝不可能！

对于基孔肯雅热是不是应该核酸检测，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医学科主任医师潘兴飞向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明确说：

基孔肯雅热没有“人传人”迹象，核酸检测的目的，是对基孔肯雅热进行确诊，而非筛查。“也就是说，无症状的普通人群无需进行核酸检测。”

疫情三年，尽管对经济与民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总有些人在通过疫情大发国难财……或者获得巨大成就和巨大利益。

对这种现象，对这类人，我们必须要警惕。有不是“畜生”怀念那该死疫情三年呢……

CDT编者按：作者称原文因遭到审查而无法推送。

这两天，很想写写遇“五服”而亮证那事，最终鸽子了。如果你写过几百篇推送即被404的文章，你或许会原谅我的懈怠。

要说用“五服”来描述表亲，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在我老家的村庄和亲戚圈层里，出过官员，也闹过土匪，遇五服之内的同乡挡了道，立马亮证或亮枪的还真没听说过。

村里有一位在公路部门做官的，大概一二十年前回村，逢大雨，车轱辘打滑到泥窝里， 他敲了几家门，想喊几个精壮男子帮抬车， 却因为一个人都不认识，就没人应承，于是尬了好久。

“他公路局的，自己营里的路都修不好，也算活该。”一个老人跟我聊这事儿，哈哈大笑。

对乡情比如“五服”的敬畏，按照费孝通的说法，属于“差序格局”。西方的进化心理学说得更赤裸裸：基因会操控碳基生物的心智与行为，以存续基因自身。

基因还会精算，你救四个落水的表兄弟，在心理上等同于救一个亲弟弟。

只是基因的秘密被不断剥落，最终都可见一个丛林规则的内核，“差序格局”越来越hlod不住当下的中国，就是在乡村，熟人社会的伦理和规则也不断崩塌。

“我是你二大爷呀”“你妈是我大姨”“你咋连我都不认识了，我跟你四年级同桌呢”……

越来越没有一张行政执法证好使。就是你拿不出正规的证，弄个乡镇综治办的证，在辖区内也尽管横着走。

城市会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多少。在我所处的中部某省会城市，不少街道办的门口，成排停着电瓶“执法车”，连车牌都懒得挂。

回到事发现场，为什么血亲和乡情向亮证低头？恐怕是因为生存资源的分配和规则，已剧变到让人害怕的地步。

在万恶的|社会，绝大多数人和家庭都无法脱离“差序格局”而生存，即便你一时富贵，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也朝不保夕。出于最世故的盘算，你也不敢轻易背弃以“五服”为圆心的同心圆。

到了新时代，随着承平期越来越长，社会阶层不断固化，权力和金钱的交易机制不断完善，人和家庭的生存，都越来越没法、也没必要托庇于“五服”。故乡，也成为穷亲戚的代名词。谁考公上岸，谁捉一把改革春风捞到快钱，谁就是人上人。

村头巷尾的二大爷三大妈四弟五妹的，亲一点的打几句哈哈，不那么亲的猛踩一脚油门，溅他们一身故乡的泥浆他们也没处说理。

“差序格局”空前地媚权拜势，体制内人士更能调配权力资源，商人群体则以金钱批发或零购权力，这两种人就会更有安全感、获得感和配得感。

具象来说，我车上放着一张辖区内所有私营场所老板都毕恭毕敬的消防执法证，那么我管你丫五服还是十服，今天都得给我服。你跟我五服，只会影响我亮证开罚单的手速。

一个“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在某镇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消防队伍改制前后，此人的衔级和官场“差序格局”情况，才是破题的要害。

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民营汽车配件公司的员工拿着丈夫的执法证恐吓良民，居然连行政拘留都舍不得开给她，也正好解释了她的安全感、获得感和配得感何以如此强大。

在我粗浅的法律思维里，一个人拿着近亲属的证件招摇撞骗，应该比陌生人处罚得更重，就像官员贪污相同的金额，就应该比小偷罪更大。

这是污染一碗水，跟污染水源的区别。可事实上，我想多了。

严惩她和丈夫并不难，但那张执法证的神力也会随之减损，让同志们下一次在街面和路边亮证前心生踌躇，长期以往，官将不官。

要是做官不能欺负老百姓，那做官还有什么意思呢？

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评这事儿之时，传来消息，许倬云老先生去世了。我读他的东西不多，就一本《万古江河》，还有若干篇媒体对他的访谈。

他的人生经历很值得尊敬，以残躯辗转于乱世求学求生，最后卓有成就。然而，就我看到的他的思维和观点，却非常糟糕。

至少，我不认为他能解答一下中国权力体系下的“五服”与“亮证”之惑。一个对现实漠然和温吞的历史学家，很可能没研究好历史。

这也是很多中国文史哲大家的通病——他们已经无力与历史原料短兵相接。

他们更习惯于高台教化，凌空蹈虚，以万古、以江河来隐喻赤裸裸血淋淋的历史，滥施温情与理解，为这国一层层蒙上玫瑰色的罩纱。

以我去年的一条朋友圈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