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在中国——捕获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Apple In China: The Captur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Company)，帕特里克·麦基著

十多年前，包括我在内的一些驻北京外国记者与一位中国高级外交官进行了一次长谈。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当时中国高官还在会见西方记者团成员。我们遇到的那位外交官迷人、风趣、英语流利。她面前的桌子上还有一部最新款的iPhone。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款苹果产品，是因为当时中国官方新闻媒体正在猛烈抨击这家总部位于加州库比蒂诺的公司，称其欺骗中国消费者。（事实并非如此。）有传言说，中国政府官员被告知不要炫耀那些美国的身份象征。这位外交官的装备证明，这个传言是错误的。

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经济现代化伴随着政治改革的同步进行，尽管后者有些滞后。但是，2012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出现打破了这些希望，他巩固了权力，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正如帕特里克·麦基在他睿智而全面的《苹果在中国》一书中明确的那样，苹果这家美国公司在现任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执掌下决定在中国生产约90%的产品，不仅给苹果公司也给美国带来了关乎存亡的脆弱性——同时为中国技术超越美国创新创造了条件。

麦基曾是《金融时报》报道苹果的首席记者，之前曾在香港报道过亚洲市场，他从我们直觉上认识到的事实出发——“苹果如何利用中国作为基地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并在此过程中将其未来不可避免地与一个无情的威权国家联系在一起”，以细致的报道为据，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如果没有苹果，中国就不会是今天的中国。”

苹果公司表示，自2008年以来，该公司已在中国培训了2800多万名工人，麦基指出，这个数字比加州的全部劳动力还要多。该公司在中国一年的投资就超过了拜登政府为促进美国计算机芯片生产而投入的“一代人只能遇到一次”的计划的总额——这甚至还不包括硬件的价值，麦基在书中称，把这部分算进去“这个数字要翻一倍以上”。

“这种快速的整合反映了技术和知识的转移是如此重要，”麦基写道，“以至于构成了一个地缘政治事件，就像柏林墙的倒塌一样。”

麦基有记者的技巧，可以用一些精心安排的细节来展现场景，他按时间顺序组织叙事，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史蒂夫·乔布斯领导下的苹果作为一个叛逆新贵的起源说起。在乔布斯被解雇和重新聘用之后，企业思想发生了转变，一家纵向一体化的公司被外包制造的诱惑所吸引，将其工程师派往国外培训低薪工人，教他们如何大量生产更复杂的电子产品。

本书进行到90页左右才真正开始谈及苹果在中国的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主要是因为一位中国学者所说的“低工资、低福利和低人权”。麦基讲述了一名苹果工程师拜访中国南方制造中心深圳的供应商时，震惊地发现这家“简陋”的工厂里没有电梯，楼梯的建造也很不规范，令人不安：比如，一楼和二楼之间有12级台阶（高度不一），然后是18级，然后是16级，然后是24级。

但在世纪之交，中国正处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寄望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外国投资者学习。从本世纪头十年开始，台湾大型供应商富士康为生产苹果电子产品的中国工人建造了一整套居住区。新装配线上的第一批产品是用所谓“中国速度”制造的iMac。

在中国工人开始大量生产苹果产品不到15年后，中国消费者也开始大量购买苹果产品。我当时在报道中国，对将苹果在中国的存在简化为富士康和其他供应商工人受压榨的流行叙事感到不满。是的，富士康工厂宿舍外面有防自杀的安全网；工资仍然很低。就连苹果也承认，其在中国的供应链存在令人担忧的滥用劳工行为。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苹果手机在中国象征着成功，有一种个人主义的、美国式的味道，这似乎让那位资深外交官和我开始在中国西南结识的富士康工人都很高兴。我们这些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人可以看到，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生活变得越来越自由和富裕。到2010年代中期，在将手机应用融入日常生活方面，美国似乎落后了。在中国，至少在大城市，我们已经生活在科技的未来。

但也有令人不安的时刻。习近平上台后，官方媒体针对苹果公司的西方“傲慢”进行宣传。苹果公司默许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将《纽约时报》的应用程序从中国的在线商店下架，并将中国用户的数据保存在中国而不是美国，这引发了对政府侵犯的担忧。随着习近平打击劳工权益活动，对苹果供应链的更多独立审计也停止了。

根据麦吉为撰写本书获得的内部文件，2015年，苹果是中国最大的企业投资者，每年的投资总额约为550亿美元。（库克本人告诉中国媒体，苹果在中国创造了近500万个就业岗位：“我不确定有多少国内或国外公司能说出这样的话。”）与此同时，习近平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那是他在未来十年实现技术自给自足的蓝图，它的实施有赖于苹果——麦基称其为“‘自主创新’的重大推动者”。

他写道：“苹果教会了供应链如何完善多点触控玻璃，如何制造iPhone的上千个部件，而苹果的供应商则把他们所知道的提供给以华为、小米、Vivo和Oppo为首的本土公司。”如今，其中一些高端产品的规格越来越领先于美国的设计，在许多主要市场的销量都超过了苹果。

有时麦基太过讲求全面。他勾勒了一些有趣的人物肖像，但这些人物在几段之后就消失了。我们不需要知道上世纪90年代中期苹果因为可能破产而聘请的那家律师事务所的全名，甚至不需要知道苹果进入中国之前的人事纠纷细节，尤其是当几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只被压缩到不到一页纸的篇幅。书中有一些中文拼写错误和偏差——事实上，王姓的发音并不是“Wong”。如果能有更多中国人的视角就更好了。

但这些都是对这部极具说服力的作品的吹毛求疵，它揭露了这家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公司与一个全球大国之间令人不安的密切关系。中国可能使苹果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之一，但这种利用是双向的：这不仅仅是中国制造苹果的故事，也是苹果制造中国的故事。考虑到习近平的威权统治，这一制造业的巨大成就给整个世界带来了令人担忧的后果。

《苹果在中国：捕获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 作者：帕特里克·麦基 | Scribner出版社 | 437页 | 32美元

五十年前，我的父亲，一名美国战地记者，翻过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围墙，爬上了一架从使馆屋顶起飞的直升机。

“我最后一次看到西贡是通过直升机的尾舱门，”他在《芝加哥每日新闻》上写道。“然后，门关上了——美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章就此合上了。”

我父亲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共产主义洪流可能会席卷亚洲。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他写了一本书，名为《不能没有美国人》(Not Without the Americans)的书，这其中并无多少讽刺意味。

这本书的名字在今天似乎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在那个时代，带着家长式优越感的美国人对自己存在缺陷的民主充满信心，企图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在最后一批美国军队从越南撤出半个世纪后，很明显，亚洲正在学着适应一种新的现实，即便不是全然摆脱了美国的影响，也已然学会与另一个大国共处：中国。

北京的印记无处不在，在有争议的南海水域，脆弱的珊瑚礁被用来建造中国的军事基地；在尼泊尔的偏远村庄，中国商品正通过中国修建的道路涌入当地市场。

特朗普总统在关税问题上的反复，美国外交影响力的减弱，以及美国援助机构的解散（还包括该机构在亚洲的数百个项目）让人感觉像是又一次撤退，而且这一次甚至不是迫于军事压力。

3月下旬，缅甸发生地震，造成3700多人死亡，美国的援助速度比中国慢了不少。然后，美国还解雇了正在当地工作的美国援助人员。

“美国曾经代表着希望和民主，但现在，在我们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见了，”地震震中实皆的居民昂奈桑说。“中国迅速提供了帮助。”

但昂奈桑随后对北京在缅甸的意图提出质疑。他担心中国会掠夺缅甸的自然资源，并请求美国提供帮助。四年前，一个军政府推翻了缅甸的民选领导人时，一个支持民主的抵抗组织曾经恳求美国做点什么，哪怕做点什么也好，来击退独裁者。

华盛顿不会插手缅甸事务——对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而言，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自己陷入另一个东南亚泥潭。但是，美国的理想和形象，即使当它的基本制度可能在国内受到威胁的时候，仍然能在海外引起共鸣：好莱坞、牛仔裤、那些朦胧的自由概念。

今年3月，我采访了柬埔寨国防部副部长素切特将军。美国曾帮助翻新当地一个军事基地的部分设施，但柬埔寨政府后来转而求助于中国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造。美国建造的设施被夷为平地，4月初，中国军官出席了这座中国建造设施的揭幕仪式。

当我们走出采访现场时，花了一个小时为柬埔寨独裁领导人辩护的素切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臂。

“你们美国的民主，现在有点困难了吗？”他带着令人吃惊的关切问道。

我含糊地应了一声。他并未就此打住。

他说，柬埔寨仍在从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破坏中恢复。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激进的共产党人将柬埔寨社会夷为废墟，导致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

他说：“我们正在像美国一样发展民主，但首先我们需要和平与稳定。”

在柬埔寨，一个世袭独裁政权抹杀了政治反对派，扼杀了言论自由，我怀疑它是否真的走上了民主的轨道。1975年，柬埔寨人接受红色高棉的一个原因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残酷轰炸蔓延到了柬埔寨。

尽管如此，国防部副部长对美国民主的提及意味着一些关于理想的持久的东西。素切特说，他希望美国人一切顺利，他劝我相信，柬埔寨也希望与美国人站在一起，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并非如此。

大约25年前，在美国人从现在的胡志明撤离的上一个重大周年纪念日前夕，我遇到了范春隐，他是我父亲的一位越南记者同事。隐叔——他让我这样称呼他——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外国记者、间谍和偶尔出现的小说家（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常在这里喝加了炼乳的浓咖啡。

他因肺气肿而呼吸急促，数年前，我父亲也是死于这种与吸烟有关的疾病。隐叔瘦削的手腕上戴着一块大手表，他说那是我父亲送给他的礼物。

”比奇先生是一个爱国者，”他用法语发音说出我父亲的姓氏。

隐叔也是一个爱国者。他曾是《时代》杂志的记者，暗地里却是北越军队的上校，他用隐形墨水向共产党人传递情报。他认为越南应该争取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成为帝国博弈的棋子。

尽管隐叔多年来一直忠诚从事地从事间谍活动，但可能因为长期与美国人打交道而受到影响。他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从未达到他所希望的高度。他的儿子在美国学习，就像曾经的他那样，然后回了国。

隐叔告诉我，在越南战争即将结束的一天，我父亲曾想上战场看看。作为一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我父亲被战壕吸引，那里挤满了被征召入伍的年轻人，这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失败的代名词。隐叔叫我父亲去别的地方。

那天，北越军队袭击了我父亲在隐叔的劝告下没有去的那个地方。我父亲活了下来，美国士兵死去了。

“我喜欢美国人，”隐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