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价值就是不被统治？

相比心理资源广泛分布的城市，县域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心理服务的空白地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师选择来到县城，开设起当地的第一间心理咨询室。

这些隐藏在住宅区、农田旁的空间里，接纳最多的是迷茫的小城少年，也不乏焦虑的父母和濒临崩溃的中年人。它就像一面镜子， 慢慢映照出县城里，那些被压抑已久的情绪和被忽视的心理需求。

文 | 魏芙蓉

编辑 | 王珊瑚

县城有了第一家心理咨询室

升学季一到，这些日子，宋祎禛的电话比往常频繁得多。电话那头，是焦虑的学生和家长：有的高三考生，备考期间频繁心慌，身体僵硬、呼吸急促；有的家长则为孩子的失眠多梦、白天注意力不集中而忧心忡忡。

作为河南洛阳宜阳县为数不多的心理咨询师，每年的升学季都是宋祎禛最忙的时候。考试压力集中爆发，极易成为压垮青少年的最后一根稻草，失控的孩子由家长带着，从周边乡镇赶来求助。

她的咨询室设在县城一个僻静小区的高层住宅里，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被改造成两间咨询室和一间游戏治疗室。窗外是连绵起伏的山丘，她和来访的孩子面对面在临窗的沙发上坐下，不一会儿，一旁垃圾篓里，用过的纸巾隆成小山。

几年前，宋祎禛还是县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因为兴趣接触了心理学，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辞职创业，开了这家心理咨询室，也是县里第一家。当时她没想到，这份在县城看似冷门的工作，背后竟藏着如此迫切的需求。

忙碌的时候，她一周要接待七八个来访者，九成以上是未成年人——校园欺凌，游戏成瘾，厌学，休学……每次300元的咨询费用，在县城不算便宜，成年人有了心理问题往往能扛就扛，舍不得花这个钱；但“再苦不能苦孩子”，尤其“孩子不想上学”这件事，在很多家庭眼里是“天大的事”，拖不得。

县城里长期被忽视的心理需求，数据中也有迹可循。2024年初，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地图》显示，四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正在经历心理问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无论是抑郁、焦虑、孤独，还是网络依赖，情况可能更糟。

宋祎禛不是唯一一个选择在县城做心理咨询的，在广东清远阳山县，胡立玲也在去年开设了当地第一家心理咨询室。

阳山曾是省级贫困县，县城不大，从北到南骑车穿过只需十五分钟，她的咨询室开在县郊，周边成片的农田环绕。楼下赶集的人群热热闹闹，有的来访者上门时，顺手拎着大集上买来的酸奶或几串葡萄，串门一样，边吃边聊。

胡立玲的咨询室，窗外是成片的农田。讲述者供图

在这里，心理咨询仍是个新鲜事物，很多人并不了解它到底是做什么的。最初听说她要开咨询室，家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你要接‘疯子’？”

这样的误解在咨询室里也不少见。一些心理健康、但家长认为需要“管教”的孩子也会被送来，成绩不好、尿床、性格磨蹭……哪怕只是抽了根烟，都足以引发一次“心理干预”。家长期待心理咨询师能像老师一样，给孩子们“好好上上课，开导开导”。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心理咨询当成了医生看诊。孩子情绪崩溃了，家长打来电话问：“吃点什么镇静药好？”医院里没能治好的重度脑瘫孩子，被家属送来，指望心理咨询“能管点用”。但他们不知道，心理咨询不具备治疗能力。

除了孩子，咨询室往来最多的还有妈妈们，县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依旧普遍，她们常常坐立不安，屋里来回走动。一些留守儿童家庭，陪伴的常是爷爷奶奶，讲着浓重的方言，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

在江西吉安市安福县做了三年心理咨询后，戴卫平发现了县城来访者和城市的明显不同。他曾是上海某三甲医院心理科的咨询师，有13年心理临床经验，2021年辞职回到家乡，开设独立的心理工作室。

在上海，他接触到的青少年多是因亲子关系紧张、原生家庭创伤等问题而来；回到县城后，他发现，困扰孩子们的更多是校园人际关系、网络成瘾和繁重的学业压力。每年开学季和升学季，咨询室的来访明显增多，他听过太多孩子的诉苦，“读书太难了，我怎么努力，成绩都上不去”，“每次听默写，老师问问题我就发抖”。

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县城长期以来只用成绩评判孩子，读书也容易被当成通往“出路”的唯一跳板。

每到年底，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戴卫平在上海最清闲的时候，如今成了他最忙的阶段之一——人们回到县城，家庭成员距离拉近，最考验亲密关系，问成绩、问工作、催婚催育，平时被搁置的矛盾集中爆发。

今年的除夕他也没能闲下来。晚饭刚吃完没多久，就急匆匆赶往工作室。两个原本约在几天后的来访者临时联系他，情况紧急，一天都不能等了。

戴卫平所在的安福县。讲述者供图

那五个孩子是在同一周内陆续出现的。今年春天，他们先后来到戴卫平的咨询室，都是十来岁的年纪，脸上还带着稚气。他们坐下，卷起袖子，露出一道道细密的、新旧交错的伤痕。即便从业十余年，这一幕依然让戴卫平觉得触目惊心。

戴卫平说，县城条件落后、心理健康知识滞后，来访者往往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除了轻微的情绪困扰，相当一部分人情况已经很严重。因为在这里，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情绪问题在初期常被简单归结为“作”“没事找事”。长期拖延、忽视之下，很容易发展成极端。

胡立玲所在的阳山县，她常常把这里称作“心理学的荒漠”。在她2023年成立心理工作室之前，当地县医院多年来连心理（精神）科都没有。

胡立玲一直记得那个最早的来访者，她的心理咨询室还没正式营业时，她刚在一个县交流群里发了自我介绍，立马就有一位母亲联系了她。听她描述完孩子的状况后，胡立玲意识到，孩子的问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早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有明显的心理异常，只是一直被忽视、被误解，到这时，孩子的情况已经恶化到疑似精神分裂的地步。

她没能见到那个孩子，对方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心理咨询的范畴，她只能建议家长尽快送孩子去专业医院接受治疗。

但这些提议被家长拒绝了。他们担心，孩子一旦被确诊为重度精神疾病，信息将被上报备案，“孩子未来就完了”。他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孩子终有一天会自己“走出来”。

后来的两年里，胡立玲在咨询室见到了更多有着严重心理困扰的孩子。本该活泼的年纪，整个人却像被抽空了一般，眼神空洞，语速极慢，说话轻得几乎听不见。

在那些微弱的呼救声中，她发现了一个沉重又隐秘的现象：许多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背后，藏着更深的伤痛——性骚扰或性侵的创伤。这些伤害往往发生在孩子年幼时，家长们看护不到位，孩子年幼又不具备判断能力，直到进入青春期，意识萌发，心理问题也随之爆发。

这些受害者几乎都是女孩，事发时大多不满14岁，有的甚至还不到10岁，施害者中有些也是刚进入青春期的未成年男孩。因为事发时间久远，证据难以留存，想要追责几乎无从下手。这让胡立玲和那些陪伴前来的家长一样，都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笼罩着。

胡立玲所在的阳山县，曾经是省级贫困县。讲述者供图

类似的个案，戴卫平也遇到过不少。孩子们的讲述中，侵害大多与“熟人”有关：远房亲戚，补习老师，或是因父母不在身边、托付照看的“熟人”。正因为彼此熟识，这些关系成了隐秘伤害的掩护。

事实上，即便男孩也不意味着能免于性侵害，往往更加隐蔽，也更容易被忽视。宋祎禛曾接待过一位男孩，年幼时遭遇成年女性猥亵。事后他试图将经历告诉父母，却被轻描淡写地忽视了。

这段经历在男孩心里埋藏了近十年，当他因为其他心理困扰前来咨询，才在深入交流中重新触及那个被封存的创伤。他至今没有得到父母的重视和回应，只因为他是个男孩，他们觉得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在一个男孩身上发生呢。

在和男孩的沟通中，宋祎禛感到唯一慰藉的是，他的内心依然善良。宋祎禛记得，男孩多次在咨询中表达，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引起更多人对男孩性侵问题的关注。甚至当自己的表妹或其他伙伴可能面临类似风险时，他也会用自己的经历作为提醒。

然而，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是，对许多孩子而言，那些创伤可能会伴随他们很久。几位咨询师都注意到，不少来访者即使已经成年，工作了，结婚了，内心依然缺乏安全感，难以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

戴卫平在进行沙盘讲解。讲述者供图

咨询室之外的战场

对县城咨询师来说，很多时候，“咨询”并不只发生在那间小小的咨询室中。县城心理资源紧缺，问题来源复杂，往往要求他们不能只扮演“咨询师”，还得临时充当着社工、调解员、临时救助者的角色。

心理咨询室刚起步时，宋祎禛曾接到一次特殊的求助：一位家长希望她能“上门看看孩子”——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长期不出门、不说话，整天窝在屋里，家人束手无策。

宋祎禛一开始有些为难，按照心理咨询专业伦理，通常不提供上门服务。有效的心理咨询依赖于来访者的主动意愿和可控的环境。这两个前提一旦缺失，咨询师再有技巧也难以发挥作用。

但家长一遍遍发来请求，语气焦急。宋祎禛动摇了，想着即便无法正式咨询，也至少作为心理工作者，去确认一下孩子的状态。

当她走进那个房间，眼前的情景让她愣住了。男孩蜷缩在床上，一动不动，头发长时间没洗，已经有些发灰了，像团乱糟糟的鸟窝。屋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异味。

那是一次“完全失败的咨询”，宋祎禛如今说。她尝试和男孩搭话，但对方仅仅是偏头看了她一眼。各种办法都没能帮她找到沟通的入口，最终她只能失望离开。

在县城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很多都经历过专业规范和现实处境之间来回拉扯。城乡执业环境的差异，戴卫平也花了不少时间去适应。在上海的三甲医院工作时，来访者问题相对集中且明确，多为严重的心理障碍。咨询是阶段性的，来访、结束、告别，每一次会谈都清晰有界，双方关系严格限定在专业时间内，不会延伸到生活。

回到县城后，戴卫平发现，“很多设置在县城都显得过于理想”。像宋祎禛一样，他也经常接到上门求助，有时还是来自妇联等机构的紧急求援。此外，县城边界感模糊，他出门散步都可能遇见自己的来访者，也没少拒绝熟人上门——心理学伦理准则中，咨询师应尽量避免与来访者产生双重关系，以防干扰判断，影响中立性。

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求助需求，戴卫平回乡后开始系统考取相关资格证，除了已有的心理治疗师和婚姻家庭咨询师资格，他又取得了中级社工证。社工身份让他能更合法、灵活地进入家庭、深入社区，哪怕是在田间地头，也能开展工作。

回到县城后，戴卫平考取了社工证等各类资格证书。讲述者供图

至于宋祎禛，随着业务逐渐成熟，她也在摸索一套适合县城环境的平衡方式。

家人习惯她的职业身份后，连孩子都常常“介入”。从小学开始，孩子就常把朋友带回家，一脸正经地对她说：“妈妈，我觉得你该跟他聊聊。”

她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个小学男孩，留守儿童。父母离婚后，他被留给爷爷奶奶照顾，在学校里，他是老师眼里的“不良少年”。但在宋祎禛看来，他聪明、敏感，只不过内心伤痕累累。那孩子曾讲起，有一次父亲生气时，竟把他带到山顶丢下，独自驾车离开。因为不想回家，被带到宋祎禛家之前，他抱着一床被子，在楼顶一堆废弃物中蜷缩了一夜。

出于伦理限制，宋祎禛无法为他提供正式的心理咨询，既涉及双重关系，也缺少监护人在场。她只能以朋友、长辈的身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心理疏导。她相信，倾听和陪伴，本身也具备疗愈力量。

宋祎禛说，像这样的留守儿童，在实际工作中很难真正进入心理咨询流程。父母常年在外，照顾他们的祖辈既缺心理意识，也缺乏带孩子寻求帮助的能力。

这些孩子，往往要等到具备自主能力后，比如上了初、高中，才会鼓起勇气独自来求助。她在咨询室里见过他们——没有预约，情绪已经绷到极限，推门直入，流着眼泪，有的甚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有朋友陪伴。

“那样的状态，我不可能视而不见。”宋祎禛会先做基础的情绪安抚。这些孩子大多经济困难，无法收费，也难以按正式流程开展咨询。但哪怕只是一次短暂的陪伴和疏导，也能帮他们卸下一点压力。等到情绪稍有缓和，如果孩子愿意再来，她才会尝试引导他们联系监护人，建立正式的咨访关系。

宋祎禛知道，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样的机会仍是可遇不可求。去年，她主动进入县城一所小学给孩子上团体辅导课，还陪伴一些“问题孩子”做了一整个学期的一对一咨询。比起在咨询室里等人来敲门，她更愿意往前走一步，尽早靠近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

宋祎禛走进乡镇学校上心理课。讲述者供图

难以抵达的

“咨询一共要做几次？”这是县城心理咨询室里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不少来访者带着急切的期待，“聊几次就好”，“最好一次见效”。尤其是那些因心理问题而休学的学生——他们是县城咨询室中最常见的来访群体。焦虑的家长们总希望孩子尽快“回归正轨”。一旦复学，咨询也随之中止。

“心理咨询不是吃药打针，不能一上来就见效”，宋祎禛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建立信任关系，再共同厘清问题，最后探索应对方案。“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和耐心。三五次只是起步，一二十次很常见，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也并不少见。”

可复学就意味着问题彻底解决了吗？几位咨询师都提到，复学只是阶段性成果，真正重要的是帮助孩子修复内在困扰，恢复稳定、健康的状态。否则，那些被压下去的问题只是“延时地雷”，一旦遇上导火索，随时可能以更激烈、更极端的方式爆发。

陕西渭南大荔县的心理咨询师贺晓萌至今仍记得那个让她心疼、却又无能为力的来访者。那个孩子是主动找来向她求援的，初见时孩子心理问题还不算严重，贺晓萌试图联系家长，但并没有得到对方重视——孩子成绩不错，在他们看来，花钱做心理咨询没什么必要。

一年半后，孩子再次出现在她的心理咨询室时，情况已经恶化许多。这一次，父母终于同意让他接受咨询。但过程始终断断续续的，只要状态稍有起色，能够恢复日常学习，咨询就会被暂停。

贺晓萌最后一次接到孩子的信息，是他从精神病院发来的，孩子的心理问题愈发糟糕、反复，父母也对他失去了耐心，最终走向失控的地步。

县城家长对孩子情绪的忽视，在宋祎禛看来，并非出于冷漠，而是不懂得如何回应。“很多80年代以前的一代人，普遍缺少情感养育的经验，（遇到问题）只能看见对错，看不见情绪。”

其实，包括宋祎禛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疏忽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她成长在一个控制感极强的县城家庭，母亲严厉，父亲脾气暴躁。为了避免冲突，她早早学会察言观色，做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孩子”，高考志愿是父母帮她填的，妇产科医生的工作也是遵从了父母意志。被推着走的生活一直持续到30岁，她突然产生了强烈的迷茫和焦虑，发觉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列被别人设定轨道的列车。当她把这些困扰向身边人倾诉，并没得到理解，连丈夫也认为她是“闲得没事瞎想”。

这些困惑与痛苦，成了宋祎禛走近心理学的起点。她自学了心理学，后来辞去做了八年的妇产科医生的工作，转行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宋祎禛说，这是她四十多年来为自己的人生做过的最重要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在县城创业，是因为这里是她最熟悉的地方。

只不过，县城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成年人仍然是极少数。受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大多数成年人只有在情绪濒临崩溃、实在“扛不住了”时，才会走进咨询室。

宋祎禛的心理咨询室一角。图源讲述者

那位患有恐惧症的女性来访者，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她刚坐完月子，穿着睡衣走进咨询室，头发油腻打结，皮肤上蒙着一层黑垢——不是因为邋遢，而是她害怕水。整个产后月子，她一次澡也没洗过。

她害怕的不只是水，连小猫小狗都能引发她的惊恐反应。生育之后，这些症状明显加剧，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丈夫最终也选择离婚。

考虑到她的经济状况，那次咨询宋祎禛并未收费。只对她的恐惧情绪进行了初步的安抚和干预。其实，她的状况需要长期支持和深入处理。但得知收费标准后，女人没有再回来。

这是许多心理咨询师都觉得无力的部分：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往往也最难承担起心理咨询的费用。

现实的限制也压缩着这些心理咨询师的生存空间。戴卫平来到县城后，将咨询费从在上海时的1100元降到300元，对家庭困难的来访者，只象征性收取费用。即便如此，系统、持续地接受心理咨询，对很多家庭来说仍是一笔沉重的开销。

三年前，他从医院辞职，决定回老家执业时，身边同行都劝他慎重。那时他快五十岁了，厌倦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他其实挺喜欢在县城的这几年，日子平平静静，有了充裕的个人时间，能陪伴家人，闲暇时还能打理菜园子。虽然线下来访不稳定，靠线上咨询也能维持工作室的运营。

只是到了今年，情况变得更难了。经济不景气，戴卫平听到不少外地同行关门的消息。3月，他把工作室从县城搬到了附近的地级市吉安，这里离家不远，还能辐射更多乡镇，也意味着更多的客源。心理健康观念的普及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还想坚持坚持，等待改变慢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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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产“伟哥”（枸橼酸西地那非片）曾凭借价格优势和市场需求迅速崛起，成为抗ED药物市场的重要力量。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消费观念转变以及社会趋势的变化，这一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多家含有“枸橼酸西地那非片”的上市公司在一季度集团出现业绩失速，龙头企业白云山更是营收净利双下滑、库存高企，曾经的“明星产品”如今陷入滞销困境。

一、国产“伟哥”，严重滞销

曾被誉为“国产伟哥”代名词的枸橼酸西地那非片（西地那非仿制药），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市场寒冬。国内多家龙头企业业绩集体承压，库存积压问题凸显。

在白云山2024年年报中，公司披露“金戈”销量8785万片的成绩单，相当于日均24.07万片，较2023年每天少卖3.6万片。

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库存激增了近50%，达2420.11万片，抵得上白云山“金戈”一个多季度的销量了。对于库存的增加，白云山解释是，该产品竞品数量持续增加，市场竞争激烈，加之调整促销政策所致。

今年一季度，虽然白云山没有具体披露金戈产品的销量情况，但从其业绩数据或许也能看出些许公司经营在持续下滑的窘境，一季度营收减少4.73亿元，同比下滑2.06%，而去年同期公司营收同比增长6.09%，归母净利润也是从去年同期的上涨转而下滑。

除了白云山，含“枸橼酸西地那非片”的上市公司在今年也集体出现了业绩下滑的情况。科伦药业2025年一季度营收同比暴跌29.42%至43.9亿元，净利润骤降43.07%至6.6亿元；泰恩康2024年净利润同比下滑32.45%至1.08亿元，2025年一季度净利润再降30.62%至3154万元，营收净利双下滑之际，公司存货激增25.41%。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拓新药业身上，2024年公司营收腰斩至4.22亿元，净利润亏损1988万元。而常山药业曾宣称“中国ED患者1.4亿人”，而这几年公司业绩大不如前，2025年一季度营收同比下滑12.10%至2.59亿元，西地那非亦未能扛起增长大旗，比起“1.4亿患者”，常山药业可能更加需要西地那非。

二、为何卖不动了

含“枸橼酸西地那非片”上市公司业绩集体失速，这一市场态势的逆转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白云山在财报中明确指出，金戈去年销量下滑、库存高企的核心诱因，在于“竞品数量持续井喷式增长，市场竞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检索国家药监局数据库可见，当前国内已有91款不同规格（20mg、50mg、100mg等）与剂型（普通片、口崩片、干混悬剂等）的西地那非类药物获批上市。

其中，扬子江药业、齐鲁制药、修正药业、海王生物等一众药企纷纷抢滩入局，形成“扎堆涌入”的行业景象。

药企密集进场的直接影响，是价格战的愈演愈烈。

2018年齐鲁制药的“千威”上市时，单片定价仅9.9元，远低于原研药万艾可与金戈；2020年第三批国家集采中，千威以2.08元/片的价格中标，而金戈与辉瑞则遗憾出局。

截至2023年上半年，“千威”在公立医院的市场份额已接近万艾可的两倍，曾经占据院内优势地位的金戈，销售额则呈持续下滑态势。

院外市场同样面临挑战。曾经高高在上的原研药万艾可，如今也开始主动调整价格策略：在电商平台上，50mg规格产品最大优惠后单价约29.8元，降幅超50%。

尽管价格仍比金戈高出60%以上，但凭借更强的品牌认可度，万艾可正直接冲击金戈的市场基本盘，现实中药店门口“万艾可到货”的醒目告示，便是市场格局变动的直观体现。

而消费者健康观念的革新也在深刻重塑市场生态。

他达拉非、伐地那非、阿伐那非等抗ED药物凭借药效持久、安全性高及良好的药物代谢特性迅速崛起，展现出强劲的市场潜力。以他达拉非为例，其具备剂量更低、半衰期更长、作用持续时间久，且不受高脂饮食与饮酒影响等显著优势，在商业化推进与消费者教育层面，正逐步挤压西地那非的市场空间。

甚至，部分人群已不再过度依赖药物，而是优先通过运动、饮食调节等非药物方式改善身体机能，这种趋势进一步加速了市场格局的迭代。

更为关键的是，无论中年人还是年轻人，性生活正在减少。北大和复旦调查显示“95后”仅50%每周有性生活，这种需求的下滑一定程度上也在冲击伟哥类药物市场。

而这场变局的本质，是医药行业从“专利保护期红利”向“充分竞争时代”的必然过渡。竞品爆发式增长打破市场垄断，技术迭代推动品类升级，消费观念变迁重塑需求结构，而社会趋势则从底层重构了市场容量。

国产伟哥销量的下滑，不过是这一宏大转型中最具象的注脚——在政策、资本、技术与消费心理的多重角力下，任何固守传统优势的市场参与者，都可能在行业生态的剧烈嬗变中，成为被时代浪潮重新定义的存在。

我常说，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你的事必须足够荒唐，足够奇葩，才能引起关注，才能借此维护一下自己的权利。

这不，山东枣庄某楼盘多次延期交房，一个身材比较突出的女业主，通过短视频维权，却因穿着被网友质疑“擦边”：

一大波业主维权，不如一大波业主维权。

王女士大尺度曝光无良开发商。

关注了，以后卖啥我都买，答应我别让你老公碰你，这是我最后的底线。

支持开发商不要交楼，我们还想多看几件衣服。

这是这位王女士的视频账号，你们觉得擦边了吗？

我只觉得这个女业主身材好，穿着得体，维权正当。

我没有看出任何“擦边”的问题。

而且，就算是他们意识到这么穿有流量，从而顺应了网友的意愿，故意这么穿，我看到的也是更多的无奈与辛酸。

普通老百姓，手里能有什么维权的武器呢？无非献祭肉身，要么跳，要么捅，以血肉之躯，试图博得一个结果，但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在系统性的烂尾楼面前，牺牲了肉身也换不来结果的悲剧，不断上演。所以，为了自己的正当权益，普通人就算用点“擦边”的手段，也无可厚非。

如果能如期拿到自己的房子，谁愿意“擦边”呢？

面对维权的王女士，收起随时都能发情的冲动，关注一下人家的诉求，就真的和自己人类的身份那么格格不入吗？

就像有媒体说的，本应得到聚焦的房屋质量问题，却在舆论场中诡异的转向了对女性穿着和身材的评头论足，一场正当的权益抗争，就这样被生生异化成了低俗的擦边狂欢。

所以，最后，虽然我的声量微弱，也愿意替王女士和其他业主喊一声：

山东枣庄中原御府花园，你们的房子烂尾三年了，请你们尽快交房！

2025年5月13日，15岁女孩刘靖蕾通过Bilibili平台向“特训矫正学校受害者救援小组”发出求助信息，主要为其同学争取援助，随后她加入了该小组针对贵州某学校的调查及救援行动。

2025年5月22日，刘靖蕾向救援小组成员发送紧急求救短信，称有三名自称来自“网监部门”的男子进入她家中，她借上厕所的机会发出信息，随后失联。

此后，救援小组成员前往当地在其小区监控室，确认刘靖蕾于5月22日13:30左右被三名人员带走，车牌号为贵C7Y739，但去向不明。

2025年5月29日，B站账号“反读经”收到信息，确认刘靖蕾在贵州耕力研学实践基地（贵州耕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5年6月9日早上，“反读经”发布关于刘靖蕾和贵州耕力的受害者遭遇的的视频。

当日下午6点，刘靖蕾使用陌生手机给“反读经”博主拨打电话，她在电话中很肯定地表示自己有“受伤和被欺负”，但话未说完便被自称派出所警员的人打断，夺走手机，并否认任何迫害情况。

2025年6月10日中午，救援小组成员接到刘靖蕾的语音通话，在对话中明显感到刘靖蕾受到了贵州耕力的胁迫，电话内容主要包含两部分：其一是索要反读经博主的联系方式，其二是教官直接要求下架视频换得刘靖蕾8月份离开。

2025年6月10日晚，有个同为贵州耕力的受害者联系救援小组，称要举报该公司违法办学（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并存在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未成年及学生的情况，情节十分恶劣。于此同时，救援小组正在联系的其他受害者已有十数人。

2025年6月11日，目前没有更多消息。情况危急，请大家关注与转发。

前两天有个新闻很搞笑，某地媒体采访了一个十岁孩子，孩子张嘴就是演讲腔，自称是岳飞第34代后人，说祖上有29代都参了军，这是家族传承，自己的梦想也是去国防科技大学，然后参军，要让家风传承下去。

评论区立刻沸腾了，纷纷点赞这孩子的家国情怀，说他长相端正，一看就是武将的模样，小小年纪有这样的谈吐，前途不可限量。大家还感叹岳家后人就是不一样，一代代都这么爱国，真是太伟大了。还有人说自己家也姓岳，至今不跟姓秦的通婚，这是必须坚持下去的传统，血海深仇不能忘记……

嗯，坏人看到这场景，肯定会偷着乐：这么好忽悠的人们，不当韭菜割简直是浪费啊。

这孩子说话表演痕迹很重，张嘴就是假大空，要说前途不可限量，恕我看不出来。不过孩子毕竟是孩子，都是大人教出来的，最可恶的是那些教孩子造假的大人。

如果真如孩子所说，祖上有29代都是军人，那就意味着蒙古人建立元朝，岳家后人就成了元军，明朝建立后，岳家后人就成了明军，明末乱七八糟的时代，也不知道岳家后人是明军还是农民军，清朝建立后，岳家后人又把脑门子上头发一剃成了清兵，那可是后金啊，岳家后人这不是认贼作父吗？民国时期就更乱了。29代传下来的参军传统，很可能导致岳家成了N姓家奴，吕布都觉得自己冤透了。

如此一望而知的荒谬，得智识低到什么地步才会感动到在评论区鼓掌叫好？

不管历史名人自己成色如何，即使再光辉璀璨，也不可能泽被多少代，血缘更是愈发稀释。尤其是以中国历史的动荡，多少世家大族灰飞烟灭，动不动就是灭族之祸，一个改朝换代，能剩几个旁支已经不错，哪有什么正儿八经的后人。

即使是正儿八经的岳飞后人，明代也以文官为主。29代从军的说法，除非是在整个家族的所有旁支里计算。

至于家风一说更是胡扯，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伴随的是无数血腥屠戮。真要坚持什么家风，灭九族都有可能，活下来的哪个不是委曲求全做顺民？从这一点来说，岳家后人要是29代从军，连元兵清兵都愿意干，倒是真的符合人们鼓吹的“适应社会，先活下去”。曲阜孔家的苟延残喘，不就是靠着世修降表，谁有权就认谁的八面玲珑吗？

祖宗怎么样，不意味着后代就一定怎样。姓岳的嚷嚷不跟姓秦的通婚，一脸对“汉奸”的嫌弃，但在历史上，秦家后人也有英雄，岳家后人也有汉奸。

1221年，宋宁宗时期，蕲州通判秦钜抵御金军，誓死不降，他正是秦桧的曾孙。1728年，川陕总督岳钟琪收到曾静来信，信中说“你是岳飞后代，怎能为金人后代做走狗”，劝他举兵反清。结果岳钟琪反手举报，将曾静抓捕。

当然，清宫辫子戏的粉丝们，那些迷四爷雍正迷到三魂出窍的古偶剧粉丝，会说跟康雍乾三大盛世皇帝站在一起的当然是好人，我就呵呵两声，反正我不可能认可一个文字狱如此酷烈、思想钳制登峰造极的朝代，也不可能认可任何走狗。

所谓“岳飞后人29代从军”，其实就是一个编造极其拙劣的假新闻，采编人员导演，找个孩子出来垫背，忽悠那么没有脑子的受众。但采编人员文化层次和智识水平又太低，想吃这碗流行的饭但连造假都不会，就闹出了笑话。

这几年，地方融媒总想折腾点新玩意儿，但笑话不断，只能让人慨叹，现在媒体门槛真是太低，低到造假宣传这个老本行都干不好。

很多行外人不知道“融媒”是个啥，“融”就是融合的意思，简单点说，就是把一个地方的报刊、电视台和电台等媒体资源进行融合。很多行内人说起这个，都能说到天花乱坠，张嘴就是“跨时代”之类的大词，融媒的好处更是多到不可胜数，以前报纸干报纸的活，电台干电台的活，电视台干电视台的活，现在可以把媒体资源整合在一起，顺应现在的时代，比如纸媒记者也能做视频，看，多全能多厉害。

但稍有人生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社会但凡一窝蜂上马的事情，背后肯定有大问题。

融媒的大背景就是：传统媒体没人看了，固有的盈利模式破产，加上经济下行，地方财政不行了，也养不了无法自负盈亏的媒体，所以把大家融在一起，原本一个人当牛马用，现在一个人当三匹牛马来用，剩下两个牛马就可以自寻出路了。

这些年的媒体趋势，行内人都明白：原本有风骨的媒体和媒体人被打压，原本就没风骨的媒体和媒体人变得更没有底线，这就是真相。以前是在“规定动作”之外弄点“自选动作”，现在是只有规定动作。

而且，媒体自身生态的恶化，加上整个社会的经济下行，对这个行业最具摧毁性的打击是人才层面。以往媒体的门槛也不高，但起码行业有竞争，市场机制起作用，市场判断的好坏，总比各地市领导的判断靠谱一些，所以既有出色的上游，也有基本的下限。可如今那些有本事的媒体人，基本都已早早转型，真正留下的已经不多。至于年轻人，真有本事又真想做媒体的，也只会去头部，地市级体制内是典型“池浅”状态，扑腾不出浪花不说，连转个身都随时被掣肘，今天写个稿子给某办科长审一审，明天稿子有点问题被某单位小领导骂一骂，谁愿意来呢？

我很烦张雪峰，但他对新闻专业的判断是真的没错。这个专业完全可以废除，因为它教的东西跟实际脱节，纯属浪费时间。在中国媒体短暂辉煌的市场时代，真正的好记者没有几个是新闻专业出身，这一行需要的从来都是天赋和触觉。

在现实中，我也见过几个吹捧新闻专业的人。他们总是会着眼于那些新闻套路的“有用”，继而鄙视那些“无用”的人文知识（他们没想到张雪峰的鄙视更彻底）。且不说这些人业务能力如何，人品就很成问题。因为将所谓新闻套路当成宝，将人文知识里那些审美的东西视为无用，不仅曲解了新闻这一行，也体现了极大的功利心。一个过分功利的人，能是什么好人？

但对于地方融媒来说，他们的人才选择空间太狭窄了。在媒体辉煌的时代，招人可以不看专业，用作品说话。但在当下，能来的就是小猫三两只，大家都是白纸，所以越是不入流的媒体，招人越喜欢招新闻专业，因为起码证明曾经学过（至于学了什么那是另一回事。但这个专业从生源到专业知识，都已经相当贫瘠。

各地融媒一般都不会吹嘘自己挣了多少钱，因为它本身就是因为挣不到钱才折腾出来的东西。所以融媒要想吹嘘成果，最好的办法就是玩虚的。什么最虚？伪文化。真正文化层面的东西，大多数融媒没有能力做，只能做忽悠领导和庸众的那些伪文化，如果配合主旋律，那就百试不爽。像“岳飞29代后人从军”，兼容历史文化和爱国情怀，领导应该很喜欢，庸众也顺利被忽悠，至于它是否经得起推敲，谁也顾不上了。

我感叹的是，媒体这一行，真的堕落到连搞个小小的造假文宣都能弄得一屁股屎的地步了吗？

“大家好，我是韦东奕，这是我的账号。” 

念完这句话花掉韦东奕4秒钟，后面再也没了，这就是“韦神”的视频，他的社交媒体账号唯一的视频。 

微博上那些冒充他的账号已经被封禁。而经过机构媒体求证的正牌账号，抖音、B站、小红书，目前只有这一个作品。

如果像他堂哥接受媒体采访所说的，开这个账号是为了辟谣和与社会互动，这个原本简单的诉求，如今却面临更复杂的局面。短时间内拥有超过2400万粉丝，如果是我也很难消化。 

这是一个真正的传播学奇迹。真正的奇迹，不是个人或算法所能预设，而只能是属于“上帝”——社交媒体时代的人民群众。

堂哥帮他主持了这个账号，开始的几天也和普通账号一样默默无闻。后来极速蹿红，偶然的动力是高考，很多焦虑的父母，把“北大韦神”的评论区看成许愿池。

理性的人不会相信在那里祈愿能够让孩子多考几分，但是，又有几个人相信穿旗袍有效呢？我妈妈到现在仍然相信，我和弟弟考上大学虽然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也和她去淮阳伏羲庙烧香有关。

当然，现在已经不用那么麻烦。有的地铁站仅仅因为谐音，就能吸引考研、考公的大学生膜拜。

这就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信仰，人们并不是深度迷信，而是一种表层信仰：举手之劳，博个彩头，点赞表达一个美好祝愿，自己也不会损失什么。

这样，“韦神”这个外号的内涵就发生了变化。 

他第一次被媒体关注是连续两次拿奥林匹克数学比赛金牌，那时候“韦神”，就是纯粹对数学天才的膜拜。第二次走进媒体视野是2021年，那时他已经是北大教师，一手拿馒头，一手拿矿泉水，那时候的“韦神”，是称呼“天才”的另一面：简朴、另类、专注。 

他成为考生家长许愿的对象，意味着他开始变得抽象和符号化。人们心中的神，总是高高在上，不轻易下来，要么变成雕塑和画像。对一个活人来说，这不是好事。 

但是这一次4秒钟的视频，“韦神”实际上是从神坛上下来了。 他不仅举止“怪异”，健康也不足。整排牙齿脱落，不能简单用“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表达。

“基本常识”公号的项栋梁老师从自己的科普经验出发，认为韦东奕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呼吁北大出面解决。 

但是如果你看“韦神”账号下的评论，很少有人谈了他的健康状况，相反，评论区洋溢的是某种奇怪的欢乐气氛。很多人都认为，这就是天才应该有的样子——天才专注于他的使命，以至于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 

长久以来，中国人心中的华罗庚、陈景润，就是这样的形象。他们要么身体有缺陷，要么缺少基本生活能力。但是，那时候没有短视频，人们只能凭借报告文学作品，来想象天才。 

视频时代来临，一切都会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韦神”的4秒钟视频所呈现的形象，不仅印证也强化了很多人心中对天才（尤其是数学天才）的想象：超强的大脑，可能要以身体残缺为代价。 

如果问那些家长，让你的孩子读北大，同时变成韦东奕那样，牙齿脱落，健康状况成疑，你愿意吗？ 我相信很少有家长会同意。

他们的愿望要圆满得多，只想取“韦神”身上成功的一面——读北大，同时让孩子身体健全，毕业能拥有远大前程，升官发财。 他们在膜拜韦神的同时，心中可能也暗自满足：我的孩子实际上比他强多了，他们通过“膜拜韦神”，实际上确证的是自己的优势地位。

这实际上仍然只是一种自恋：社交媒体时代真正的“神”只能是自己。 

这可能才是“韦神”短时间内走红的真相和秘密：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幸运。一部分家长许愿孩子考高分，更多家长认为孩子和自己的人生都已经考上了高分，好好活着，这就是中国人最核心的诉求。 

社交媒体时代，所有的“一夜爆红”，其实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早已存在的“群众的渴望”。很多难以理解的传播现象，根本不是什么“算法”操纵，而是这种广泛存在的“人心”。

 “韦神”和此前很多“网红”不同的地方在于，不管是他本人、家人还是各平台、校方，都没有打造一个网红账号的需求。这是一次“反走红”式的走红，是一次“追求安静书桌”却引发的喧闹。 

但是，在“普遍的人性”中，也能发现一点善意。那就是保持“韦神”不被打扰的研究和生活，仍然是很多人的共识。围观的热情终会散去，希望这一点善意能够留下，让韦神能够更好地做他自己。

马上有网友发现，被引用诗句的三个人：

老舍1966年投了湖。

艾青在旧社会坐过牢，在新社会被劳改，区别在于坐国民党的牢，他还可以写诗，而新时代他则中断创作二十年。

而穆旦在1950年代初期，诗作被斥“晦涩“资产阶级趣味”，为避笔祸，就弃诗专心搞翻译，之后各种运动都被揪斗。1976年，穆旦恢复诗歌创作。1977年，他突发心脏病猝死于天津，时年59岁。

被高考作文援引的三人作品：

老舍的《鼓书艺人》写作于1948年至1949年的纽约，讲述了抗战时期一个鼓书家庭的悲惨遭遇。

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创作于1938年11月，发表于1939年《救亡日报》。

穆旦的《赞美》创作于1942年。

命题要求，“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我认真想了好久，不太敢非法联想，就小心思考一下吧。

毫无疑问，引用的三段材料都很爱国，但他们爱的是啥国？

是不是像老舍《茶馆》里常四爷说的， “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奇怪的是，艾青坐民国的牢，罪名是“危害民国罪”。那么问题来了，他爱得那么痴狂，为啥国不领情？

穆旦在上述诗中预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个民族起来不起来，跟他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民族起来，穆老师就可以扬眉吐气了？

可是，我只看到乌泱泱的人群，把他和艾青、老舍的头按下去，怒吼着逼他们向民族忏悔。

这三位老师，还有今次高考命题组的老师，是不是有人会错了意？

要是能请来这三位老师答题，满分60，他们能得多少？

南沙万顷沙方舱鸟瞰图。（图/受访者提供）

2022年11月中旬，广州南沙万顷沙方舱医院在12天内拔地而起，作为当时“动态清零”政策下的抗疫堡垒。两年后，它却悄然变身为一个“小商品市场”，成批出售曾用于隔离的集装箱、各类家电和生活物资。曾经的“防疫阵地”如今正被清仓出货，记忆与现实交叠，一处特殊时期的城市“遗迹”，在一张张成交单据中渐渐隐没。

四月中旬开始，地处广州市郊、距广州塔60公里的南沙万顷沙方舱（南沙健康驿站）悄然生变。

在新冠疫情最为严重的2022年，这里是广州市最大，也是最后一座投入使用的方舱医院。

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资料，其用地面积达81万余平方米，相当于两个天安门广场；《2022年度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则显示，南沙健康驿站（以下统称“南沙方舱”）当年共移交床位81552张，占方舱医院与隔离点移交床位总和的57.8%以上。

而今，在闲置逾两年后，南沙方舱被当地人冠上了“小商品市场”之名。高德地图上也出现了相应的标记——南沙方舱1号销售点。

南沙方舱1号销售处的“商品展厅”。（图 林一/摄）

4月29日，一条写着“南沙1号地块方舱销售处”的红色横幅高挂在方舱临街入口处。顺着销售处往内，一排排高过半米、原用于盛装医疗废弃物的黄色垃圾桶落满了灰尘；一个拆空的单体方舱被改成商品展厅，分类堆放着空调、落地扇、被褥、桌椅等各类家电和生活用品；林立的厢式隔离屋仍保留着完整架构——单间隔断配有洗漱设施等，几乎全新，有些甚至连保护膜也未撕开，部分厢体上写着“已定”“已卖完”等字样。

南沙方舱周边多为务农的本地村民和外地务工者。因价廉物美，这一“小商品市场”在当地口口相传，成为附近居民“捡漏”之地。

年近五十的黄国清原是南沙蕉农，千禧年后专职跑出租车，见证了南沙方舱的兴建和闲置。他记得，“市场”一开业就是“甩卖”和“清仓”：一把几乎全新的折叠椅10块钱，放在外面正常运营的店铺售价得20元；其他商品如热水壶、风扇等，价格也只是外面的三分之一。

4月底时，黄国清曾花了几天时间去淘货。他回忆，清仓现场混乱，买者与看热闹的村民混在一处，“乱七八糟的，什么人都有”。他趁乱拿了不少衣架、牙杯和消毒液，顺手塞在垃圾桶里拎了出来。

南沙方舱内，一位负责物品销售的工作人员正在休息。（图 林一/摄）

南沙万顷沙方舱或许只是缩影。

2022年，毒力弱但传染性强的奥密克戎毒株在中国境内引发了新一轮新冠疫情。在“动态清零”政策指引下，各地迅速上马方舱医院等政府应急工程。尽管目前尚无权威统计2022年全国兴建了多少座方舱医院，但其数量之多及耗资之巨，从广州一地的数据可窥一斑——据《2022年度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部门决算》，广州当年共建设广州方舱医院、南沙健康驿站等11个方舱医院和隔离点，当年度相应基建支出为近18亿元。

随着2022年12月中国放开疫情管控，作为曾经“疫情歼灭战”主力的方舱和隔离点，无一例外地面临拆除、转型或改造的命运，多地政府还将其摆上了拍卖台。从武汉疫情时期的“抗疫堡垒”、到2022年令人抗拒的集中隔离场所，再到闲置两年成为城市“遗迹”，方舱承载着的，不仅是民众对新冠时期的复杂情感和对公共财政使用的关切，更是那段逐渐隐入尘烟的集体记忆。

最后的突建

在黄国清印象中，南沙方舱所在地原是一片滩涂农田，多用于香蕉种植，边上还有不少荒芜地和闲置鱼塘。因为土壤含水量高，当地人时而会不经意间一脚陷入淤泥。

它其实并不符合方舱选址地标准。根据2022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发布的《方舱医院设计导则（试行）》，方舱选址应选取：地形较平坦、有利于排水、空气流通，地质条件良好，市政设施完备的地区。

2022年11月中旬后，原本寂静的滩涂农田变得喧闹——装载水泥的罐车、运送建材的货车反复碾压着道路；空置的农田上，工人们和大型吊机几乎昼夜未停。

“从来没这么闹过”，黄国清说。

南沙方舱医院的兴建，再次展现了“中国速度”。财新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官网等多家网站公开资料显示，南沙方舱医院自11月14日动工，至少9000名建设者在项目一线战斗，700余台施工机械全面投入建设；11月25日，南沙方舱全面建成并交付，历时仅12天。

广州一家从事工程设备租售的公司是11月14日进场施工的企业之一。其负责人赵清回忆，他们派出了一支工程队，在现场不分昼夜地赶工。而此前，南沙方舱施工总承包公司中建四局下属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已与他联系，租赁了总价200多万元的器械，包括勾机、推土机、泥头车等。由于当时工程的筹备和建设紧急，他的企业未与之签订合同，而是议定按照结算清单支付工程款。

另一家负责工人调配的劳务分包企业负责人王权也对“争分夺秒”抢建南沙方舱印象深刻。为赶进度，他的50余名工人24小时两班倒，干了一周多，总收入为30.4万元。为避免农工的薪资拖欠，在总包单位要求下，王权签下了一份工人工资承诺书，先行垫付了所有施工人员的薪资。

“总之就是很急，上面的要求就是要快”，王权回忆说。

4月底，南沙方舱的部分厢式隔离屋已被预定或售完。（图 林一/摄）

因为时间紧急，相关政府部门在审批流程上给这一政府应急工程开了绿灯。广州南沙区万顷沙镇一位不愿具名的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方舱建设绕过了镇一级部门，土地手续没有走完就先行开工。

然而，在南沙方舱建设上，政府内部并非没有不同的声音。一位曾负责广州疾控宣传科的工作人员表示，万顷沙方舱建设的申报大抵是在11月前，（上级）已经批复建设，然而，“当时广州已经有了至少7个方舱项目，是否还需要万顷沙这样‘超大型’方舱，其实很多人都不敢下决定。毕竟在当时情况下，任何东西都不如防疫，没人敢公开说话。”

广州某三甲医院医护人员徐清如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得到的消息是，因为此前上海封城造成的影响，“上面”害怕疫情会在华南地区扩散，所以要早做准备，这才有了万顷沙方舱项目。她回忆，当时不论是对于施工方还是医护，领导们下的都是“死命令”，不能让疫情扩散，不能出问题。

时年31岁的徐清如曾支援过武汉、湖南、上海的疫情防控工作。2022年被短暂派往万顷沙方舱参与病患治疗。对于“问题”是什么，她自认说不清楚。她只记得，从11月中旬开始，自己像个陀螺，不停地在方舱里重复、旋转，有时候像“打仗”一样。

公开资料显示，广州自2022年10月22日以来出现了新一轮疫情。广州海珠区11月9日在写给广大市民的一封信中称，“（这）是广州抗疫3年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疫情”。截至当年11月16日，据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张屹通报，广州市新增8761例新冠病毒本土感染者。

而此前一月，从10月10日至11月15日，《人民日报》曾连续发表署名为“仲音”的评论员文章，强调“动态清零”可持续、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集中力量打好重点地区疫情歼灭战”。期间，11月11日，国务院曾发布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响应这一政策，石家庄等地政府一度放开疫情管控，包括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但数日后又恢复执行原防疫政策。同年11月22日南方网的报道中，用“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来强调对方舱建设的基本原则。

大投入与少病患

2022年11月28日，南沙万顷沙方舱迎来了首批隔离人员。作为医护人员，徐清如及其同事，也从南沙大岗方舱转移至万顷沙。

徐清如进入万顷沙方舱后的第一反应是“大”。“以往的方舱从头到尾床位巡视下来，大多情况下不超过一小时；但这里，如果是一个人巡场，得花上小半天。”

可与“大”相比，万顷沙方舱实际病患并不多。徐清如说，她在万顷沙待了不到一周，见到的病患不超过千人。

徐清如记得当时和同事有过讨论。尽管官方通报“疫情严峻”，但医护人员看到的多是轻症患者，从专业角度判断，居家服药7至10天便能大致痊愈。

徐清如回忆，她和同事们私下都觉得，疫情已经到了一个节点，很可能快要放开，“但谁也没想到，12月疫情就放开了”。

2022年12月7日，国务院公布新冠病毒防疫措施“新十条”，其中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以及“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核酸阴性证明和健康码”。

投入使用仅10天的南沙万顷沙方舱，顿时失去了用武之地。

在徐清如印象里，疫情管控放开后，方舱里面的人像“疯了”一样。“大家大包小包的都不要了，就想着要回家。还有很多临时召集来的‘大白’，一下子失业了。大家好像都乱了套，东西都乱扔，什么都不管了。”

南沙方舱内部，单间隔离房还保留着完整洗漱设施，如今堆放着各类生活用品。（图 林一/摄）

徐清如说，类似的场景她只在高考结束那天见过，“就跟你视频里看到的那种丢书的画面一样”。

徐清如于12月10日前后才正式收拾东西离开万顷沙方舱。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的生活依旧如陀螺般旋转。疫情管控突然“放开”后，包括广州在内，各地医疗机构应对不及，一些老年患者病情恶化，白肺、酮症酸中毒、心脏病等问题在各类人群中大量出现，医院压力陡增，甚至出现了医疗挤兑。徐清如回忆，直至2023年春节后，疫情有了结束的迹象，自己才回到原来“做一休一”的节奏里。

黄国清能够回想起来的是，疫情宣布放开后的几天，南沙万顷沙方舱打车的人明显多了，多数是往广州市里跑，也有些人前往深圳和东莞。以往他一天最多能挣三四百元，那段时期最多一天挣了近1200元。

南沙方舱医院很快人去楼空，留下了各类杂物和生活垃圾。一些项目施工资料、票据和合同评审表等，甚至也被随意丢弃在地。一份落款时间为2022年12月1日、主题是“南沙健康驿站1号地块集成卫浴施工后质量维修事宜”的工程联系函上写着：“已施工完成的卫浴存在大量卫浴漏水、高低不平、损坏、无法通水、管道堵塞等情况，导致迟迟无法验收，致使严重影响工期。”

被丢弃的南沙方舱项目施工资料及票据等。（图 林一/摄）

水瓶纪元在现场拾到的工程联系函。（图 秦海龙/摄）

水瓶纪元在现场拾取的另一份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合同评审通用表则显示，南沙方舱项目为政府应急工程，建设单位为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委托（中建）四局承建。“根据最新合同谈判”，南沙方舱项目总投资从20亿元修订为19亿元（不含医疗设施设备、卫生用品等医疗物资）。其中，1号地块施工承包合同额为85327.67万元，预付款60%，竣工结算至97%，3%为质保金。

南沙方舱内，被随意丢弃的合同评审表。（图 林一/摄）

这份合同评审通用表上并无公章。

目前，官方并未完全披露南沙方舱的实际投入。但两份政府公开文件提供了相关数据。其中，《2022年度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部门决算》显示，当年广州为建设南沙健康驿站等11个方舱医院和隔离点支出近18亿元，若以南沙方舱移交床位数所占比例来推断，则南沙方舱项目支出约10亿元；《2025年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部门预算》亦载明，广州南沙健康驿站已完成合同结算，2025年为此支出4.321亿元。

不过，根据赵清和王权的说法，当初参与南沙方舱建设的企业，不少尚未收到工程余款。

赵清说，自己的企业还有约40%款项未结清，中建四局也没有任何实质性解释，“我们就只能打电话、发信息催。”

王权更是陷入讨薪无门的困境。在南沙万顷沙方舱项目上，他已自行垫付了20多万元工人工资，另外上家还有30%多的余款尚未结算。王权没有合同，对接人也在2024年年中离职，拿回自己的钱对他来说遥不可及。

何以“再利用”

南沙万顷沙方舱再次出现在大众视线中，已是两年零五个月后。

2025年4月15日，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布了三份成交结果公告。然而，公告中项目名称语焉不详，只写着“一号／二号／三号地块打包箱物资一批”，成交价分别为4067万元、4565万元和1742万元。6月5日，该所一位工作人员确认了这三处地块即南沙方舱1号至3号地块。

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布的南沙方舱1号至3号地块交易标的明细。（图/资料图片）

马鹤自称是南沙方舱1号销售点的“负责人”，系安徽君赫集装箱有限公司员工。他说，公司通过拍卖竞得一号地块处置权后，他顺势来到广州，帮老板出清这批“疫情资产”。

4月末的一个中午，马鹤送走几辆货运板车后说：“这样的方舱简易房，一共8000间，3800元一个，很多被订走，5月中差不多就会卖完。五一节后，上海的昆山方舱也要启动，卖完今年就（赚）够了。”

马鹤桌面上的“账单”显示，单个集装箱隔离屋成交价3300元至3700元不等。如果附带屋内的风扇、床椅等物资，还会酌情加价。

马鹤摊在桌上的“账本”记录了集装箱出售情况。（图 秦海龙/摄）

马鹤提供的一份采购合同显示，安徽君赫集装箱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8月，法人为王建林。据天眼查，该企业曾于2024年11月4日与2025年4月28日分别中标安徽原尚湖隔离点一批二手物资设备和海南东方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打包转让的一批防疫物资。天眼查上并无该企业中标南沙方舱1号地块相关物资的信息。

与马鹤交谈时，他还展示了一条署名为“老板 王建林”的朋友圈——“南沙方舱正在销售，欢迎各位老板问价。”

社交媒体上，如马鹤这般的“方舱卖家”不在少数。

一位自称来自中品集成房屋科技有限公司的卖家也说有1号方舱的销售权。他表示，公司一共回收了约2000个方舱，4月14日开始出售，预计5月卖完，售价为6800元（包含广东省内运费）。

闲置数年的南沙方舱，以另一种身份登台，成为少数人的生财之道。

然而，关于闲置方舱的后续处置，其实自2023年起网上就传出不少讨论。

当年8月，有人曾建议河北宁晋县政府将方舱医院改造为养老机构。但因其选址不符合养老机构建设的相关要求、建筑结构的抗震设计等安全指标不达标、消防设施和适老化改造难度大，当地政府委托专家考察评估后否决了这一提议。

成功案例是北京朝阳区的金盏七彩家园方舱。2023年10月，该方舱被改成月租1200元且配备独立卫浴的“七彩家园”保障性租赁住房。

另一案例出现在香港。今年4月，《香港01》报道称，启德方舱医院将变身为青年发展设施，包括“青年驿站”旅舍和青年文化艺术交流空间等。“青年驿站”租约为期5年，中标者需自负盈亏，预计今年10月前可投入服务。

不过，即便将方舱改建养老院、青年公寓与青年驿站等，收回投资亦存在一定难度。

从全国范围看，方舱医院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据《南方周末》2022年12月17日报道，全国至少有45个城市发行了178个“方舱债”，涉及项目总金额近400亿元。

网上一份编制时间为2022年10月的（山东泰安市）《泰山区方舱医院和方舱隔离点项目实施方案》显示，该项目预计发行专项债券89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近80%。

项目如何盈利？这份文件指出，方舱医院通过与高校及医疗机构合作，作为其研学基地，收取场地使用费用；在非疫情期间，可以通过将项目相关的医疗检验仪器设备向医养中心、体检中心等医疗机构出租实现收益；集中隔离点通过与医疗科技企业合作，出租给医疗科技企业作为其仓储基地实现收益。

不过，水瓶纪元并未查到泰山区方舱医院和方舱隔离点后续用途变化情况。

一位省级设计院的总工程师说，关于方舱的回收和处置，政府部门与相关建设单位在处置遗留问题时，会优先考量处置时长和资本回收数额。

“长线投资会牵涉到太多部门的协同，以及账目上的来回，相比起来速度慢且容易陷入再次的投入浪费”，这位不愿具名的总工程师说。

正在“清仓”中的南沙方舱。（图 秦海龙/摄）

在这种情况下，对方舱进行分类处置和拍卖，成为多地政府部门的现实选择。

不过，在拍卖市场，需求不足、拍品定价过高、拍品吸引力不够或市场环境不佳等因素均可能造成流拍。广东东莞生态园健康中心项目曾经历四次流拍；江西赣州市方舱医院、广东汕头市河浦健康驿站，则在流拍后调降了挂牌底价。

对众多散客来说，这或许是件好事。如同黄国清所说，“这里物美价廉，买点日用品很实惠”。

遗忘与记住

王权如今感叹，自己踩错了时间节点。

他说，2020年10月前后他曾参与一些小型方舱建设，赚到了不少钱。而在万顷沙方舱项目上，他自觉余款已经没了希望，能做的只有遗忘。

“就像现在你走出去和别人说方舱，有多少人还会记得？”

南沙方舱内部，拆后待售的热水器与散落杂物。（图 林一/摄）

尽管事隔两年，徐清如却无法忘记那些由方舱和病患组成的疫情图景。

在她看来，“方舱”两个字像是一条长长的甬道——紧密相接的房间或是床位，白得发亮的防护服，以及被她从铺位上缓慢抬升起来的枯瘦手臂和连接着的针头与输液管——其尽头可能是疾病或死亡。

还未开始拆除售卖的南沙方舱内部。（图 受访者提供）

作为医护，她见过生死，也知道不少方舱内的乱象。她说，现在想起来，疾病是一方面，另一面则是已被覆盖掉的记忆。

2023年中，她所在医院贴放照片的荣誉墙换了新貌，徐清如和同事支援方舱的留影被揭去。一段时间过后，她在网上搜方舱、疫情相关的关键词，发现很多内容已经消失，甚至连她手机里收藏的视频报道，有些点开后也会无法显示。

她感慨说，方舱建筑可以被拆开和转移，但很多与疫情相关的人已被时间拴住。她身边有人因为疫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身体抵抗力大不如前，出现了糖尿病、心悸等病症。

她脑中还会出现一帧画面。那是2022年末医疗挤兑时，一位躺在病床上的尿毒症老人——一双枯瘦的手，其中一只手腕上贴着几道医用胶带，老人皮肤几乎已经贴在骨头上。她还记得家属在急诊抢救的蓝色遮帘外的哭声，也记得老人离世时手臂下垂的动作。

“它（方舱）像是一个记忆的容器”，徐清如说。但她知道，记忆是有差异的，“有人会记得，有人会忘记”，她愿意做前者。

5月末，广州连日大雨，万顷沙方舱售卖仍在推进中，但方舱表面的铁墙已结出新的雨痕——它们曾是疾病与生命的防线，如今沦为一处地图标记。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她站在一条由董袭莹、黄杨钿甜们铺就的特权跑道上，成为2025年最刺眼的“特权符号”之一。

前文回顾：北大费小姐被我推上“搜狗百科”了……

央视新闻的剪辑师大概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周末。

6月8日，一则为高考学子加油的明星祝福视频悄悄上线，其中《封神2》女主那尔那茜笑容灿烂。但不到24小时，她的名字从文案中消失，视频画面中的身影也被剪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未出现过。

这个“除名”操作成了网络舆情的导火索。

在此之前，有网友爆料，那尔那茜2008年通过内蒙古定向委培政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享受降分录取和“毕业包分配公务员”的红利，却未履行协议返回内蒙古工作，而是违约出国深造，三年后回国进入娱乐圈。

有那尔那茜在《封神2》宣传期自曝的往事为证：

轻描淡写的一句“出国玩一下”，揭开了中国教育公平最敏感的伤疤。

1

那尔那茜的“完美人生剧本”正在舆论场反复播放。

2008年，一个在北京长大、接受精英教育的女孩，突然“回归”内蒙古参加高考。她精准地抓住定向委培政策——这个国家为边疆培养人才的特殊通道，以降分录取的优势考入上海戏剧学院。

当年内蒙古艺术类分数线比北京低20分以上的现实，让“高考移民”的质疑声浪汹涌而至。

更关键的是，她享受的不仅是分数红利：国家投入的教育专项资金，包分配的公务员编制，都在定向委培的契约中。

然而毕业之际，契约被随手撕毁。那尔那茜转身飞往挪威留学，三年后回国，她的人生轨迹突然转向：先成上戏助教，再空降《封神》剧组成为大女主，最终又以35岁“超龄”身份出演吴京新片《镖人》中18岁的女主角。

每一步都踩在普通考生遥不可及的跳板上。

当她在采访中笑谈“出国玩一下”时，内蒙古某位可能因她违约而失去升学机会的学子，或许正在某个小剧团为生计奔波。

2

那尔那茜不是孤例。她站在一条由董袭莹、黄杨钿甜们铺就的特权跑道上，成为2025年最刺眼的“特权符号”之一。

就在一个月前，黄杨钿甜的成人礼上，那对230万天价耳折射出的光芒灼伤了公众的眼睛。网友迅速扒出更深的阴影：一个2011年出生的弟弟，出生时间卡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之前——而她的父亲，时任雅安市公职人员。

“普通家庭超生罚得倾家荡产，她家却能玩‘姓氏魔术’。”当黄杨钿甜随奶奶姓黄、弟弟随父姓杨的操作曝光，特权规避政策的套路昭然若揭。

再往前追溯，协和医学院“4年速成博士”董袭莹的事件中，公众的愤怒同样指向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的隐秘操控。三代人，三个领域，却共享同一套“财富+期待=选择”的家长主义公式。

央视、人民日报对那尔那茜的紧急切割，应该不是偶然。官媒删除那尔那茜视频的操作，意外成了“民间实锤认证”。网友自发启动“人肉调查”，挖出其父疑似央视领导的背景，以及《长安的荔枝》剧组为她修改剧本——原著中的男性商贾，竟变身女性角色由她出演。

类似的特权人物还有多少？

从仝卓自曝伪造应届生身份翻车，到翟天临不知“知网”被撤学位，教育公平的防线正在明星特权前节节失守。

而那尔那茜的“委培违约却星途坦荡”，彻底点燃了公众的怒火：她用最低成本换最优跳板，却让普通人承担后果！

3

面对质疑，特权阶层总习惯性祭出“辟谣”大旗。

黄杨钿甜父亲声称耳环是假货，网友却在照片中发现真钻石特有的“火彩”；董袭莹家人否认外公是外籍院士，但她速成博士显然有另一层不足为外人道的特权真相。

在这些倒逼真相的过程中，谣言是什么？

是信息黑箱中的自救吧。

社会心理学中的经典公式揭示：谣言=（问题重要性）×（事实模糊性）。

当黄杨钿甜的耳环与雅安地震捐款、董袭莹4年拿得的学位与普通医学生苦读11年、那尔那茜的委培名额与边疆学子命运产生勾连时，真相的稀缺必然催生民间解读。

“谣言是与当局的一种关系：它揭露秘密，迫使当局开口说话。”传播学者卡普费雷道破了其中的反抗逻辑。在权力与资源的黑箱前，谣言成了弱者最后的监督武器。

很多时候，它只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那尔那茜的待播片约——《深水》《镖人：风起大漠》——正悬在投资方的账本上颤抖。

但比影视资本更焦灼的，是无数普通家庭对教育公平的信仰。

特权链条上的又一块多米诺骨牌，正在教育公平的底线上摇晃。这次轮到那尔那茜了，下一个是谁？

卡夫卡手稿也不“转”啊，不也传世了——哎呀妈呀，一用“专转传”话语，感觉说的真不是人话了。

前文回顾：颁奖董宇辉，人民文学奖成文坛笑料

上海高考作文把我整迷糊了。

专、转、传，这算是什么逻辑下的分类呢？都带“专”就行？真想给出题老师一砖！

一个朋友说这是“脑残+强迫症”逻辑。

还有人解码出新的暗语：

文人连个分类逻辑都没有，以字形绑架为高级？真是丢人丢到高考上了。

1

这个“专、转、传”分类始自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胡晓明教授。

他用这三字概括文章类型，自以为是汉字思维的创新，但是，拜托了，这种诘屈聱牙的强迫症分类思维，真算得上是对语言自由的暴力规训了。

胡晓明在文中称，“专”就是专业、专家的文章。专家之文，有“冷板凳”与“热炕头”两类，但文章并非只能有这两样选项，排斥黑，不一定就是白，还有红、黄、蓝、绿等，世界是七彩的。这就要说到第二种文章的状态：“转”——“作者总是希望他们的文章能够有更多的人读到，并得到一种迅速的点赞，现世的声誉回报，但专门经营此类，以倾动一时，惊听回视，会很快变成随风飘转的、时代吸尘器里面的灰尘。越是蹿红的网文，可能越是速朽的渣文。”

按胡晓明的说法，从“专”到“转”再到“传”，三个字也是辩证的关系——专家之文，过于小圈子，过于封闭，就自然变换而为“转”家之文，“转”家之文，过于轻浅、过于流俗，过于牵就人情与时尚，就会自然生出一种要求，一种真正传世之文。

大家看明白他想说什么吗？专业文章不能传世，还是通俗文章不能？专、转和传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另外专业文章既然可以是七彩的，那不就包括通俗化的“转”文了吗？专和转又是什么逻辑关系？如果再把传包括进来，那他妈真是狗屁不通了。

文学学者，能有点最基本的逻辑意识吗？

其实哪有什么正常逻辑，这就是在玩“专”字偏旁游戏。

2

专业文章需“专”，通俗转化需“转”，传世经典需“传”，而所有路径必须共享“专”的基因。

哈哈，三字强行统一“专”字偏旁，就像为不同灵魂的文章套上同款病服。

这种设计暴露了命题者的形式主义强迫症：试图用视觉统一性掩盖逻辑断裂，用字形相似伪造理论自洽。

除此还有其他吗？

这是虚假的三分法。

“专→转→传”的箭头暗示文化进化论？但又说中途的“转”流俗，那就不是进化了——另外，通俗的读物，并不像你说的一定流俗的啊。

真是处处是bug啊。

再说了，专也可以直抵传呀（如《时间简史》），为何中间要加个“转”？专和转并不是对立的词汇啊。

卡夫卡手稿也不“转”啊，不也传世了——哎呀妈呀，一用“专转传”话语，感觉说的真不是人话了。

这是最致命的。为了凑三个“专”字偏旁，让人话变异了。

“专”字偏旁，在此成了思维裹脚布。这真是毫无营养的分类暴政。

传世之作和“专”、“转”有毛必然的逻辑？

鲁迅写《狂人日记》时想的是“救救孩子”，而非“专转传通关攻略”；曹雪芹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何曾计算过转发转化率？所有穿越时空的文本，只因承载了人类精神的极限刻度，这哪是狗屁不通的专转传所能解释的。

“专转传”的偏旁整饬，让文学圈学术话语的形式贫困，暴露于天下。当高考命题沉迷于字形连连看，所谓的思想旷野，已被强迫症被修剪成了盆景。

真正的写作，从不为偏旁折腰，只向自由致敬。每个时代自有其文脉，何须“专”字偏旁强行续命？

专转传的笑话，有点像马保国大师的“接化发”——看到他被一拳打翻真开心。文坛和中国功夫一样，要把这硬造概念的裹脚布去除了。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21期：不能看耽美小说的成年人，不能自由排便的中学生

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7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件，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6月1日-8日，这一周。

来自青岛的25岁中国女研究生蒋雨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题为《Our Humanity》的演讲，现场欢声雷动，鼓掌不止。据悉，她也是哈佛近四百年历史中，首位获邀于毕业典礼上发言的中国女性。近期，特朗普政府宣布撤销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并暂停向该校“国际学生和交流学者项目”申请者发放签证。在此背景下，哈佛大学的这一安排被认为是在紧张的对抗时刻中，依然坚守自己的原则，站在全球化的一边。蒋雨融在演讲中也着重强调了哈佛大学的“生源国际化”，以翻译洗衣机中文标识的趣事为引，强调多元化的重要性，呼吁人们在充满分裂与对立的时代，保持同理心与善意。

但意外的是，蒋雨融的演讲却在国内遭遇了群嘲和质疑，铺天盖地的批评声让她从正面典范变成了舆论靶心，似乎连哈佛的显赫地位也不那么香了。首先是有网友质疑蒋雨融的洗衣机趣事涉嫌造假，一台中国出口的洗衣机会没有英文版说明？这简直就是对中国外贸行业的严重抹黑。况且哈佛学生连洗衣机都不会用吗？这也让蒋雨融陷入了“杨舒平困境”。（因提及在昆明“每次外出都必须戴口罩”引争议）还有网友在极短时间扒出了蒋雨融的背景，她的父亲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执行主任，而她是绿发会的长期志愿者，也曾得到该会秘书长周晋峰给哈佛的推荐信。一时之间，她也被打上了特权、官二代等标签。

6月3日，蒋雨融在小红书平台发文澄清自己未曾仰仗父亲的特权来获取哈佛的成就，一切都是在母亲的含辛茹苦与自我的努力中获得，同时还强调母亲与父亲早年离异。然而，这些说法还是缺乏足够说服力。不久后，有网友揭露蒋雨融的父母并未离婚，还育有二胎，并附上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使得事情的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但更多的网友还是选择了不信蒋雨融的解释，他们更相信蒋雨融的成功恰恰是因为起点不同，她一生的流畅与顺遂，从青岛到剑桥，显然与她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也许这样的故事在10年前，甚或只是5年前，会被解读为国家骄傲、社会楷模或个人奋斗的典范。可短短数年之间，已然是沧海桑田。

当然，哈佛大学一些“过于亲共”的举动也使得这起事件更加复杂化。例如，国内一些反美人士认为蒋雨融主动配合了“白左叙事”——刻意在服饰上选择了云肩搭配，滥用了中学生演讲技巧（例如适时卡点、手部动作等），一切都显得很刻意，还说了许多政治正确的话。总之批评她被哈佛大学灌输了“普世价值”，赞美美国有他国不具备的“开放包容”。然而，一些海外反共人士却认为蒋雨融背景存疑，甚至将她同中共大外宣联系起来。有网友指控，去年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哈佛演讲时，蒋疑似协助驱离现场抗议的台湾和西藏学生。此外，还有网友注意到，拥有数千万粉丝的博主李蠕蠕在一个多月前为名不见经传的“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开幕致辞，但后者仅仅只是一个YouTube粉丝数百的“学生社团组织”。

有人说，蒋雨融其实是被迫成为了中美政治斗争与中国社会愤怒的靶子，人们在批评她的时候，可能是对于“人类共荣共衰”（蒋雨融原话）感到结果上的无比失望——在中国，一方面“协和4+4”这样的特权通道事件层出不穷，很多家庭西方求学、中国接班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当局已经屏蔽互联网20余年（至今仍只是考虑在海南有限开放），近一代人失去了信息自由的基本人权。中国精英们利用了西方国家的开放，却坚持维系着本国社会的封闭，并从中收获了极大利益。就连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那位，自己女儿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同时支持着另一位独裁者发起的战争，还声称要塑造全球价值观，为人类社会前行指明方向。

在蒋雨融的小红书回应中，还有网友发现了一处大问题，那就是她说自己从小跟着母亲颠沛流离，初中去了一所“青岛条件很不好的学校”，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外地打工子弟，或者是菜市场里的普通小生意家庭，而学校还给她留下了校园霸凌的人生阴影。且不说霸凌事件的真实性，作为一个爱满全球的国际支援者，蒋雨融话里话外却是对底层同学的鄙夷，一个最不应该给人贴标签的人，却将事情越描越黑。更尴尬的是，她的初中母校，其实是当地一流学校青岛65中，这也让支持她的母校师生成了最大输家。有网友讽刺道，蒋雨融的回应倒也不无启发——它提醒我们，坚持有良知、有道义的公共话语有多么重要。否则底层民众就成了低端人口，六四爱国学生就成了暴乱分子、颜革分子。

在六四事件36周年之际，相比哈佛女子蒋雨融的火出圈，另一位乔治城大学毕业生匡灵秀的回校演讲却鲜有人提及。作为美国知名的华裔科幻小说家，匡灵秀在演讲中她回顾了祖父辈在内战、毛时代的艰难求学之路，以及天安门事件对她家庭带来的深远影响，她还借中国历史给当下的美国以重要警示——“若你坚守原则，迟早要面对坦克”。从许多角度来讲，匡灵秀的演讲都更值得中国网民一读，但正因为她提到了六四历史，提到了坦克，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这些声音都注定无法出现在墙内互联网上，“连骂都不让你骂”。就如同不能在六四这一天询问DeepSeek“今天是什么日子”。也难怪许多人会激烈批评蒋雨融通篇大词、假装深刻，因为即便它全文登在墙内，连被404的价值都没有。6月4日当天，英国驻华大使馆在微博分享了一段视频，背景逐渐从天安门马路变换成一张白纸，但是坦克人依然站立在那。迟早要面对坦克，但却依然站在那里，而这大概就是活着的人仍在纪念、仍在诉说、仍在抗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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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若干年前，当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我们真心地相信我们写的每一个字，我们采访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一种力量。哪怕它非常非常微弱，还一点一点地推动中国的进步。但是今天的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开起了历史的倒车。所以在大多数时候，这个理由就是要习惯在绝望中抗争。我们抗争不是因为一定会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即便不能获胜，抗争仍然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六四给我的人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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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跟所有涉及中共治理的西方学术著作一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译本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删改……这让读者可能受到的误导是：中共正在克服困难，改邪归正。在对照了原著和中国译本之后，我在想，后者删改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笔谈（“制度与发展：中国是否在失败”）提出问题的最佳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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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媒体《集志社》于2025年6月3日发表了一篇六四主题的文章《历史学者何晓清的自白：我与香港的四个六四时刻》，梳理了何晓清与香港的几段六四故事。从中，可以看到这位学者如何冒着风险于2019年来到香港任教，又如何因为守护六四记忆逐步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最终被香港政府拒之门外的过程。

• 【CDT关注】华裔作家匡灵秀谈89天安门和美国高等教育困境：2025年乔治城大学毕业演讲

当代大学存在太多腐败。有时它更像游乐园、精英会员俱乐部、公司——除了生产知识并与世界分享的地方。但在最好的时候，大学是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幻想——一个我们可以测试危险、非正统思想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梦想更好世界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犯错误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改变想法的地方。心灵的生活是乌托邦，历史证明了它的脆弱性。如果我们停止为它而战，它就会死亡。

• 鹿娜的彼岸王国｜六四三十六周年：当我们纪念六四时，我们在纪念什么

当我们在纪念六四时，其实是在说：我们不是彼此的敌人。我们有敌人——一个让人们噤声、制造恐惧、鼓励背叛的体制；一个让真相变成谣言、让正义变成「寻衅滋事」的制度。但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身边这些与我们一样，也在学著如何活著、如何记得的人。我们每年六月所做的，不只是悼念逝去的人，更是为彼此留下一点空间——说话的空间，互相信任的空间，重新靠近的空间。

一周关注：

• 【404文库·六四特辑】“即使那些记忆，是被禁止的；即使世间，已失去痕迹”
• 【图说天朝】36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

1989年春夏之交，众多市民、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呼喊“民主”、“自由”、“反对腐败”……然而，6月3日至4日，中共当局出动军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展开血腥镇压。坦克碾过长安街，枪声响彻长夜。随后，有人倒下，有人失踪，有人逃亡，有人至今保持沉默……距离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杀已经过去了36年。时至今日，“六四”在中国仍然无法以任何公开的方式被铭记。“六四”的历史既无法出现在教科书中，也无法在中国互联网上被搜索，但它仍成为了几代人记忆中的烙印、疼痛与抵抗。

• 【网络民议】强奸罪判两年，大人们看着不发笑吗？

中国新闻周刊：【团伙强迫幼女卖淫案2嫖客被判强奸罪#】3月24日，江西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法院对“团伙强迫幼女卖淫案”中的两名涉案嫖客作出一审判决：吕某飞、陈某犯强奸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二年十个月。判决书显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吕某飞、陈某应当知道被害人可能系未满十四周岁的幼女，仍甘冒风险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 冰川思享号｜蒋雨融和哈佛大学，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 六神磊磊读金庸｜全程在演，根本没讲：哈佛蒋雨融演讲为什么稀烂
• 冰川思享号｜有一种“颠沛流离”，叫哈佛女孩蒋雨融

蒋雨融的演讲老套而平庸。哈佛的选择老旧而精英。蒋雨融和哈佛都没有错，却同时又错得离谱。他们并不理解，也不想理解在中国与在美国的普通公众的现实痛楚与困惑，不想向他们解释这一切不公平发生的缘由，也并不想开放自己的系统，让每个人都能够可能重新获得公平的机会。他们依然沉醉在全球化所塑造的虚假的天下太平的幻梦之中。

一周惊奇：

• 老干体v｜海南上网不用翻墙了？

海南要取代香港、成为新的全球金融中心、自由贸易港的宏大蓝图，放在领导案头很久了，封关运行的传闻也够久，有些囤房待涨的房子都长白毛了。今日终于有落地的好消息：不用翻墙，即可上网！细看细则，这款名为“环球畅联”的互联网上网服务，申请者必须使用中国三大国有运营商之一的5G套餐，并提交其雇主信息（包括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供审批，审批流程最多可能需要五个月。

• 自科在线｜Science：近3年，垃圾论文激增，92%来自中国

5月14日，Science《科学》在其线上新闻专栏Science Insider报道了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发现：近3年来，利用美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等公开数据库发表的低质量论文数量激增，其中超过92%的论文由中国研究人员贡献。这一现象被认为与“论文工厂”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密切相关。

• 剑客写字的地方｜事情闹得这么大，既撕开了某些人的厚颜无耻，更是法院的“好机会”

目前，虽然交警判薛女士主责，但6月24日，也就是20天后，此事将会开庭。面对舆论热度如此之高的事件，或许法院真的得把控好了。千万不要像曾经的奇葩判决一样，又开一个遗臭万年的先例。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口子一开，等于打开了人性的魔盒，后果不堪设想。这次的事件，一方面，它已经撕开了有些人厚颜无耻的嘴脸；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契机，是法院对那些无耻人性、拨乱反正的最好机会。

一周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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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宇琛笑诞记｜99条关于海棠文学案的常识

甘肃兰州警方一场声势浩大的跨省行动，将矛头指向了在台湾服务器运营的“海棠文学城”上撰写耽美小说的中国大陆作者。多区县警力联动，数百名年轻女性创作者——她们大多是挣扎于贫困线的在校大学生或刚毕业的寒门学子——被传唤乃至拘捕。冰冷的罪名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其下却难掩现实的荒谬：许多人提现不过数百数千元，甚至是为爱发电的免费写手，仅靠零星打赏支撑创作热情。如今，她们却头顶着“情节严重”的指控，面临动辄十年以上的牢狱之灾。

• 老干体V｜电价反常暴跌，外滩还要长草？

每个人对三年口罩的记忆都不同，我独对这张照片印象极深，每次看到，几乎是喘不过气来。因为那段时间，我们编辑部也是资金最紧张的时刻，我一夜白头，弄不好资金链一断，我们都得失业。我比这位小老板稍幸运一些，但也只是劫后余生、幸存者偏差而已。三年刑期已满，不知这位姑娘出狱没有。

• 西坡原创｜就我一个人拒绝说“东大”“美丽国”吗？

我始终相信，“正确的语言是正确的生活的核心。”我的嘴里住着我的家，不是什么垃圾话都可以随便混进来。历史告诉我，这种垃圾话都是有寿命的，我等得起。在等的过程中，我就在我的坡上待着。如果远方有还未谋面的朋友，和我一样对自己使用的语言有要求，那么他至少可以来我这里。

一周故事：

• 【404文库】财新｜北京三中院一执行助理法官外逃，巨额执行款被转至境外
• 【404文库】法度Law｜法官助理携款外逃，律师解读：能否有效追责

2025年“五一”假期刚结束，一个惊人消息在北京法律圈流传：“北京三中院出了个大瓜，执行助理法官卷走了几个亿的执行款，跑日本了。”财新获悉，“五一”前夕，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确有法官外逃。此人名叫白彬，山西忻州人，90后。2014年夏，其进入北京三中院执行局，案发前任执行助理法官。

• 写作与课件｜答题卡上的遗书，为何撕不碎教育的铁幕？

4月26日凌晨5点，安徽蚌埠某名校高三女学霸桐桐从高楼跃下，年仅18岁。她留在答题卡上的遗书，成了对这个教育时代最刺眼的控诉……考前呕吐、深夜崩溃、与知识分子父母围绕排名的争吵，最终化为一句“我很累了”的诀别。这个牵挂着流浪猫和奥运会国乒夺冠的女孩，在高考前十天将生命定格。当一张写满牵挂的答题卡变成绝命书，我们不得不质问，压垮她的真的是分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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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岳阳临湘市艳飞砖厂被上官正义曝光长期通过外包工头控制多名疑似智力障碍人员来搬砖。每天要在40度的高温环境中搬砖12个小时，全年无休。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措施，患病了只给止痛药。更夸张的是，工头扣留身份证，用暴力威胁限制自由。而且他们说工资有300元一天，但实际只是管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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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张雪峰2025届高考季直播结束，他哽咽着表示这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直播。很快，张雪峰自曝可能告别直播相关词条，瞬间冲上热搜。众人议论纷纷，还有很大一批网友流露出不舍情绪，毕竟还有很多人等着看今年的报考志愿指南。在一年中最应发力的时候，张雪峰决定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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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中国女权主义者一直在复杂的境况中生存：一边是和权利直接相关的性别议题被以“煽动对立”的名义持续敏感化，另一边，对女性境遇的社会讨论空前高涨，为相应的文化活动又创造了机会和需求。作为文化中心，北京拥有活跃的青年女权主义社群。尽管如此，住在这里的许多女权主义者依然要在资源和社会空间相对匮乏的情况下，依靠个体的热情和投入才能维持对性别平等议题的关注。

每逢高考，都会出现一些家长的迷惑行为。比如穿着旗袍、拿着甘蔗站在考场门前，旗袍寓意旗开得胜，甘蔗象征步步高。这种装扮的丑陋可想而知，甚至还有一些男性家长也玩这么一出。家长认为送给孩子的是祝福，但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可能只是负担，让他们感觉尴尬和丢人。

有些二极管一看这话就会火冒三丈，张嘴就是“子不嫌母丑”“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好，为什么要觉得丢人”这种经不起任何推敲的所谓道理。但是，“我是为你好”从不是“我要求你必须如何如何”的理由，对于美还是丑、尴尬与否的界定，不仅仅看双方的关系和出发点，还得看事实。

昨天还看到一张图，有家长在高考三天准备了三件旗袍，第一天红色旗袍寓意旗开得胜，第二天绿色旗袍寓意一路绿灯，第三天金色旗袍寓意金榜题名。有朋友开玩笑说，如何对待家长这种会让正常孩子觉得很丢脸的巫术行为呢？就要用魔法打败魔法，告诉她们这三件旗袍的意思是“大学对孩子亮了红灯，高考成绩一片绿，读大学这事儿也黄了”。

高考仍然是许多孩子的出路关键，这一点不可否认，即使出路正变得越来越有限，父母对孩子高考的关切也很正常。但在我看来，高考生家长的那些巫术行为，不仅仅丑陋，还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孩子们为何如此艰难——这些愚昧的人有没有想过，自己给孩子带来了一个怎样的社会？

有些二极管又会说了，哪有这么夸张，不就是高考这几天紧张一点、迷信一点吗？但是，个体的认知水平并不是只体现在一件事上，它会投射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乎工作，关乎家庭相处，关乎对子女的认知，关乎对世界的理解……他们的愚昧认知投射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会带来多大的破坏性？

这几天，原本与世隔绝的北大韦神开设了个人自媒体账号，结果仅仅三句话（“大家好！我叫韦东奕，这是我的账号”）的简单视频就在短短几天内让他成为抖音粉丝两千多万的超级网红。

因为恰逢高考，韦神的评论区变成了“高考许愿池”。抖音主要是父母在许愿，小红书则是年轻人在许愿。

许多人对韦神的赞美，仍然是一种陈腐观念的折射。他们赞美韦神能吃苦，生活简朴，只吃馒头，但这种赞美骨子里却是一种固有的恶意：在他们眼中，做学问的人就应该这么清苦，而且生活不能自理，仿佛不如此，就不能专心于学问。

苦难哲学在我眼中是“传统观点”里最无耻的部分之一，一代代人醉心于“苦难成就了我”的虚伪叙事，却忽略了社会的真实：自古以来，成材率都以中上阶层最高，一个在苦难中成才的人，背后可能有9999个在苦难中沉沦的个体。它甚至会变成一种话术：为自己辩护时，就说“可惜小时候吃了太多苦，没有条件好好学习，不然成就不止于此”，教训孩子时，就说“人不吃苦不成才，我小时候没饭吃，光吃苦。”

以韦神现在的年纪，牙齿竟然已经大面积脱落，这绝不是什么好事。新闻反馈他有严重的牙周问题，也有人猜测跟他苦行僧式的饮食习惯有关。事实上，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的他，并不存在经济层面的压力。以馒头度日，一方面是沉迷于学术，另一方面也是与社会的脱节。这种脱节也体现在韦神的视频里，他面对镜头时的局促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这种脱节恰恰符合了许多人对学术精英的刻板想象。昨天看到一篇名为《对韦神崇拜的背后是一种很浓烈的恶意》的文章，深得我心。作者写道——

我向来觉得大众有个令人费解的习惯：人们习惯用苦难和贫穷来衡量学术水平。在大众舆论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他苦他牛逼”的奇怪标准，但以学术领域最为偏激。

我们希望看到科学家抛妻弃子、隐姓埋名、艰难朴素连走路都不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认为他是值得钦佩的科学家。一个人失去了什么比他给了大众什么，更能衡量他的伟大。

如果韦东奕身体健壮的住在高级公寓，偶尔像普通人一般吃喝玩乐，他还能被大众众星捧月吗？

我们乐于歌颂杰出的人，前提是他要够苦，这样我们才不会生出不公平的愤懑。我们几乎不接受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人享受世俗生活。我们对天才崇拜背后是浓烈的恶意——他必须不享受世俗幸福的被钉在神坛做贡献。我们渴望天才，却有暗搓搓的想要阉割和胁迫天才。如果一个社会不允许天才开法拉利，那就不配拥有天才。

人们总说：“比起崇拜网红、明星，更应该崇拜科学家。”

但当一个网红坐在法拉利上，人们会说：“羡慕！”；当一个科学家靠专利赚钱时，人们会说：“建议严查！”。网红考上研究生，大家会说他真厉害，教授业余当当网红，大家会说他不务正业。大众对科学家的道德宽容度反而比网红和明星更低，甚至都不允许一个大脑发达的人拥有好玩儿的人格。

对韦神的追捧，很大程度上是对分数的追捧（虽然韦神本人并未参加高考，而是走数学竞赛渠道）。但有几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韦神呢？显然不会太多，因为在世俗眼光来看，做学问太苦了，很多人还会有点小优越感，认为做学问的人不谙世事，不懂适应社会，纯属“书呆子”，他们一方面强调分数，一方面又会强调“会做人”。

我一直都说，中国人鼓励孩子，总离不开“好好读书”，从城市到农村都是如此，老人更是如此。但他们真的尊重知识吗？未必。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极其可笑的分裂，一方面，他们认为孩子必须好好学习，但另一方面，他们会一次次告诉孩子，书上的东西没用，胡说八道的多，最重要的其实是精明长眼神会来事儿懂交际。在他们眼中，学习是为了学历，学历是叩门砖，混社会则要靠其他，至于知识，哪有经验管用？越是没读过书的人，越是认同这一点。

所以，重视学习并不等于尊重知识。当年的“读书无用论”其实并未打破，只不过变成了“学历有用，知识无用”，学习是为了未来找工作，而不是为了求知。很多人都说分数是敲门砖，这个社会确实如此，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人用完这块砖，其实就抛弃了知识，他们眼中只有这块砖。

说中国人不尊重知识，其实由来已久。古代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看似尊重知识，实则尊重的是读书可能带来的权力。对于真正的知识，中国人其实向来不太看重，尤其是科学。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高考考场外总有一些家长奉献迷惑行为大赏，为什么韦神的社交平台评论区变成许愿池。这些愚昧行为看似与知识背道而驰，正常接受现代文明教育的人理应干不出这种愚昧行为，但如果洞悉大多数人根本不在乎知识，只在乎“敲门砖”，一切就容易解释了。

所以，别看他们吹捧谁，不管他们吹捧谁，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权力和金钱的尊崇，而非对知识的尊重，这是自古以来的真相。

中国社会历来喜欢追捧天才，尤其是那些“外貌和行为举止异于常人”的天才，似乎这样一来就等于把天才两个字刻在了额头上，能够一眼识别。

这种对“怪诞天才”的舆论偏好背后有两种常见的心理机制：

一是围观者可以获得一种“慧眼识天才”的快感，仿佛全世界都被他的外表蒙在鼓里，只有我知道这位扫地僧是绝世高手。

二是围观者可以由此对天才建立起心理优势，就是说即便他是是智商方面的绝顶天才，我也比他帅一百倍，生活质量比他高一百倍。如果这就是天才的代价，那我没成为天才也不算可惜。

互联网舆论对北大数学教师韦东奕持续多年的追捧正源于此，“韦神”辉煌的数学成就只是表面，网民真正想要的只是基于刻板印象的猎奇。甚至说得更难听些，是“参观韦东奕”。

近日，韦东奕家人在抖音为其开了一个认证账号，韦东奕本人出镜讲了3句话：

我特意截了3张图，是想让大家更清楚地感受韦东奕的状态，确切地说是身体健康状态。就当我爹味儿重吧，我认了，今天的文章就是要多管一点闲事，呼吁公众不要过度消费韦东奕，恳请北大关心和适度干预一位教师的健康情况。

韦东奕才33岁，如你所见，已经缺失了半排牙齿，眼眶、脸颊的状态，稍有医学常识的读者都能看出来，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可以说是非常糟糕，相当危险。

请注意，这绝不是什么生活朴素，也绝不是什么不修边幅，而是长期营养不良与特定生活方式造成的健康状况恶化。而牙齿的缺失会进一步限制营养的摄入，让健康陷入恶性循环。

这是韦东奕中学时的照片，一个健康的小伙子。

这是韦东奕前几年的照片，还能看出是青年。

这是韦东奕现在的情况：

很显然，韦东奕需要的不是围观和膜拜，需要的不是接福气，他迫切需要的是对他身体健康状况的关心和帮助支持。

是的，韦东奕需要帮助，非常需要帮助。

作为北大的教师，韦东奕并不缺钱，他吃馒头喝凉水不是因为贫困，穿着朴素也不是为了省钱，更不是传说中为了节省时间来专注数学研究。

馒头👇

馒头👇

馒头👇

还是馒头👇

很显然，韦东奕存在严重的生活技能缺失与社交能力短板，在多年缺少外部力量干预和支持的情况下，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健康后果。

韦东奕是成年人，但他显然需要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基础生活照顾与生活技能教育。有些话我不好直说，相信大家能意会得到，韦东奕的家人有责任更好地照顾他，北大作为工作单位有道义上的义务关心他支持他。

考虑到韦东奕的家人塑造了他的成长环境，我估计更有指望能帮得上忙的是北大。个人建议，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北大甚至可以考虑一定程度上更强势、更主动地干预他的生活，比如安排专人带去体检、接受口腔科治疗、安排志愿者帮他安排日常餐食，或提供条件让家人能够在身边照顾他的生活。

尊重成年人的生活方式是没错，但韦东奕的情况大家有目共睹，很显然是处于需要外界帮助的困境之中，北大不该再坐视不理了。

恳请北大关心和干预韦东奕的健康状况，拜托了！

后续：

基本常识｜关于韦东奕的健康问题，北大实在没必要遮遮掩掩

头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北京大学韦东奕

6月9日，北京大学数学院通过媒体回应了公众对韦东奕健康状况的关心和担忧。作为最早呼吁北大出面干预的博主之一，我很仔细地读了这份回应，总结一下关键信息：

1.学校知道且一直关注韦东奕的牙周问题，曾多次派人陪同他到医院就诊。医生进行过会诊，并提出了治疗方案。

2.韦东奕过去3年每年都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检，除严重的牙周问题外，其他体检结果正常。

3.下一步，学院还将帮助他积极治疗。呼吁公众保护学者专心治学的环境，让韦东奕能心无旁骛投入教学科研。

说实话，我特别理解北大方面这个回应口径的无奈之处。韦东奕作为成年人，单位对其健康问题本身没有责任只有道德义务，在干预和回应公众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限制，不方便泄露当事人健康隐私，也不可能强制就医。

那就由我来做这个坏人，把问题摊开吧。

第一，韦东奕不止有牙周健康问题

其实北大在回应里面也隐晦地传达了一些信息，比如“医生进行过会诊”，但因为健康信息涉及个人隐私，学院没有权利事无巨细地披露韦东奕的健康状况。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是单纯的牙周问题，随便哪位口腔科医生都能完成诊断和治疗，根本无需会诊。无论是牙齿脱落之前的挽救，还是牙齿脱落之后的种植，都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以北大附属医院的实力，如果不是患者极度不配合，完全能够避免半排牙齿脱落，也完全能够在牙齿脱落后很快完成种植修复。

实际上，在33岁的年龄，在不缺钱不缺医疗资源的北大，不可能单纯因为牙周问题而掉了半排牙齿。半排牙齿脱落是一个严重的结果，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必定是多方面的，并且牙周病之外的问题才是更关键的。

另外，韦东奕在视频中的表现，还有非常明显的斜视情况👇

如果韦东奕真的连续3年参加体检，至少眼科检查不可能是“结果正常”的。

第二，韦东奕不止有生理健康问题

其实在前一篇呼吁北大干预的文章里我就写了，有些话我不好说得太直白，现在看来还是有必要把话挑明。

韦东奕当下的情况，除了生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外，其心理健康状况也令人担忧。

如北大通报所介绍的，学院曾多次派人陪同韦东奕去医院就诊牙周问题，其家属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讲过陪同他去看牙的情况。

这一方面反映出单位和家人对韦东奕的关心照顾，另一方面也毫无争议地反映出韦东奕本人不具备独立就医的能力或意愿。

在之前那篇文章的评论区有一些读者认为我多管闲事，觉得韦东奕作为成年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不需要别人置喙插手。这道理放到一般情况下是没错，但具体到韦东奕的情况，很显然他并不具备完全对自己健康负责的行为能力，因此外界的帮助才很有必要。

实际上，韦东奕现在不仅大概率缺乏独立就医的能力，接受媒体采访回应自身健康问题的能力很可能也是没有的，可以想象他正处在严重的心理困境中。

在此想重点给读者们普及一点基本常识：

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既包括生理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很多时候心理健康的困境会对一个人影响更大，也更难挣脱。

第三，关心韦东奕健康并不是打扰他科研

北大在回应中呼吁公众保护韦东奕专心治学的环境，意思是大家不要多问，不要去打扰他，这点我很赞同，但有必要补充一点。

现在打扰韦东奕治学，甚至威胁到韦东奕心理健康的并不是广大网友，也不是我这样呼吁关注韦东奕健康问题的博主，而是把他推到镜头前面站军姿，把他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非直系）家属。

这里我要不客气地指出，韦东奕家属所谓开个账号让他和外界多点接触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假如韦东奕本人只出镜录视频，不参与账号的实际运营，那么就不存在和外界接触。

假如韦东奕参与账号的运营，会看到评论区，会看到媒体和网友书以千万计的各种声音（其中不乏恶意评论），那这不能叫多跟外界接触，而是相当于对他施加酷刑。

所以说，真正想要避免打扰韦东奕教学科研，迫切需要做的是帮助韦东奕远离舆论漩涡，而不是假装韦东奕的健康情况“没什么大不了”。

最后重申一遍：

我完全理解北大作出这份回应的无奈之处，也认为北大多次派人陪同韦东奕就医的做法已经尽到了单位的道德义务。

但是，对韦东奕真实的身心健康情况遮遮掩掩实在没有必要，也不利于督促其家属真正关爱韦东奕，为他的健康状况着想。

一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演讲。

因为有很多争论，这才好奇去看的。一共八分钟，几乎是全程脚抠地才看完。

原来的标题大致是《守护我们的人性》，看完之后，感觉可以替她重新取个标题，叫《今天我要搞个大的》，更贴切。

还有很多人安慰“你不用听别人意见”“你表现已经很好了”。

好和坏，其实无非是一个标准问题。

丘处机的武功，用牛家村标准，就很好；用华山论剑的标准，就很糟。

完全取决于你把哈佛当华山，还是当牛家村。

如果是一个中学演讲比赛，或是一个公司的团建节目，以蒋雨融的表现，没什么好苛责的，甚至能说还不错。

问题是，这是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而且是作为代表发言。

那标准就得是时代之声，是当代青年的胸怀抱负和最深关切。

不是非说要昂昂若千里之驹，不能泛泛若水中之凫，可也至少要真诚、务实、言之有物。

所以网上那些自作多情的安慰都不适用，所谓“换你去你不紧张？”“她还是个青涩小姑娘”，都是扯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讲台，赢了可以称誉光赫，而一旦没达到标准，就缩回“青涩小孩子”的庇护所，没这样的事。

否则你问问那些没得到演讲机会的同学服不服？

二

这个演讲最大的问题，就是虚浮矫饰，像小孩子硬画了一个大浓妆。

技巧上，它是老中式的学生演讲比赛技巧，加上西式的套路和普世大词，缝合而成的这么一个产物。

许多国内的80后、90初，恐怕都有亲切感，一些动作，如单臂上举，双臂大张，适时哽咽……都是我这辈人小时候熟悉的。

好像应该配上勇救哈佛集体财产的故事，加上“我要为这一切奋斗终身”才对。

可是，它又强行嵌套在一个美式精英范演讲的框架里，跟菠萝馅东北饺子一样，你就不就蒜它都不对。

她还一直误用和滥用技巧，而且是大剂量的滥用。

“如果有任何一个女性买不起卫生巾……”关注点没错，但说到这时，毫无铺垫，突然强行哽咽，让人错愕、跟不上。

让人忍不住想替她接一句，如果有任何一个女性买不起东西，那绝不是我。

她的叹息、感动、哽咽，都像是预制菜，像插播好的固定表情包。并且，许多表情还像是网络卡顿延时了，晚了半秒，声画都不同步。

反复练没问题，至少练到声画同步对吧。

三

演讲的内容，不但很空，而且是分裂的。

它完全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沾沾自喜，另一部分是“深表同情”。

具体地说，就是对自己的现状的沾沾自喜，以及对所谓另一个世界的苦难的深表同情。

这两部分，完全无法融合，以一种尴尬的状态并存，让人不适。

她一上来的状态，就是满脸写着“今天我要搞个大的”。

索取到最大掌声的几处，都让人错愕，都是硬上情绪，沾沾自喜式的：“我们的共同点是都来自哈佛！”“我在哈佛的专业是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我遇到了32个不同国家的77个同学”，并伴随着大幅度肢体动作，甚至单臂大回环。

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洋溢着一种准精英的自得，以及不断向全场挤眉弄眼暗示“你懂的”的优越感。

让人总想起宋濂所说，“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

而其所严重缺乏的，恰恰是作为真正精英的自我加压、使命在身、道阻且长的责任感和迫切感。

所以剩下的“人间苦难”话题，无论怎么蹙眉、哽咽、作郁陶之状，都让人觉得无法信服。

四

就说这个排比句：

“如果世界上有哪个女性买不起卫生巾，我便不配称富足；如果一个女孩因惧怕骚扰而不敢踏入校门，那便是对我尊严的践踏；如果一个小男孩死于一场他从未发动也从未理解的战争，我的一部分也和他一起死去。”

这是一种网络时代的病，突然间，不知为何，华而不实的排比句大行其道，中文互联网上也是这样。

《文心雕龙》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一旦没了真情实感，堆砌词藻就会是最讨人厌的东西。

她明明好像去过不少地方，参与了许多项目，但对“苦难”的认知，似乎只来源于网络自媒体。

有哪怕一个超出普通网民的认知的吗？没有。

比如开篇就说自己到了蒙古，可很遗憾，没有听见任何在蒙古的真实感受。同理，说同学在坦桑尼亚，也没有任何打动人心的纪闻。

仿佛只在乎填满履历，历数一堆打卡点，之后归结语居然是：我们的共同点是都来自哈佛！现场竟掌声雷动，让人闻之尴尬。

她总说苦难议题，那么有批判、有抨击吗？倒是有，唯一一处，就是开头心机地批了一下谷歌，说是翻译不接地气。

揶揄那几个互联网巨头和资本，这在当今世界任何角落都最安全、廉价的批判。除此之外，就回避了一切需要勇敢、思辨和深度认知的东西。

概括起来就是，炫耀了一些不值得炫耀的，关切了一些假装关切的，回避了一切应该回避的。

五

的确，话也不能说过重，比她表现糟糕的演讲，其实多得是。

来自一些学者的，来自一些官员的，很多都远糟糕过这样一个年轻学生。

相比于空洞造作，更坏的永远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只不过，这个演讲有一种很典型的意义。

它体现了，一个巨大的新生群体，是如何沉迷于大词，满足于堆叠标签，并且，误以为这就是自我认知的深度。

在有真知灼见之前，就已先学会了一套空洞的话术体系，假装深刻，扮演勇敢。

看了一下蒋雨融在网上的回应，仍然是通篇大词，她自己都已意识不到毛病了。

哈佛选择了蒋这个姑娘，应该是有自己的考量的，试图在被打压的情况下表明态度，但无疑，挺失败的。

试问，目睹一个所谓的准精英、学生代表说着陈词滥调，却似乎从头到尾只关注自己的呼吸、尾音、关注插入表情包，你相信他们能对时代有什么深刻的洞见，对世界的创痕有什么体察？

事实上，看到这个演讲，我对为什么那么多人会信特朗普，倒是又多了一分感性认识。

试想，假如是个真正吃不起饭、买不起药的人看到这个演讲，会觉得更亲切，还是更隔膜？哪怕再钝感的人，怕都会担心这人并不真关心我，她地位越高，就越不会关心我。

倒还不如信那疯老头，至少丫次次都明确说出谁是坏人，比如一切都怪拜登对不对。

六

最后，也还是要为蒋雨融解释几句。

很多国内网民对她的怨怼，其实原因也很复杂，很多倒不在于假大空，甚至也不在于真真假假的所谓“关系户”，而是觉得她“谄媚”。

说白了就是：你都站在了那个位置，为什么不说咱们好？

你至少应该说欢迎来中国看看，这是及格线。明明大好机会，却没能让我们自豪长脸，很让人生气。

有一说一，这是真有点委屈她了。你以为她没有迎合咱们这边？负责任地讲，她真的有。从演讲的选题到第一个故事，都用心迎合了。

那个开篇故事，说坦桑尼亚朋友不会用中国洗衣机，谷歌也翻译不明白中文说明书。这就是煞费苦心。

暗含意思是中国制造很牛，销遍全世界，哪哪都离不开。

只可惜，这种迎合对网民来说太隐晦了，也小家子气了，给太少了。大家已经是被短视频洗礼过无数遍了，好比都习惯了超大杯，免费续杯，你还在抠抠搜搜赠积分，大家不买账。至少应该说马斯克认为最杰出的造物是咱洗衣机，第二才是他家那些子火箭，或者说哈佛拆了几台去研究，这才行。

路还很长啊。

古时楚人有冤，叩鼎而鸣；而今，当荒诞成为日常，正义便像落水的浮木——看得见，抓不着。

刚刚刷到今天备受热议的报道，我把监控录下的视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只能说这个世道的“荒谬离奇”，已经抵达正常人完全看不懂的港湾。

一名女子薛女士骑着电瓶车正常在路上前行，很远的距离就看到了另一名女子牵着小孩在过马路，于是开始减速。从监控录下的视频看，薛女士不仅减速到几乎快停下来，还绕行到了女子和小孩的后方。

也就是女子牵着小孩从左向右走，薛女士的电瓶车绕到了她们已经走过的一边，即下图里的“左边”。可即便如此，“车祸”还是发生了。

正常人自然大为不解，但人性就是这般险恶。已经走过去的小孩，突然回头撞向薛女士的电瓶车，家属也恰到时机的松开了手……如果你已经开始震惊，那我只能告诉你，这才哪到哪，故事还只是刚刚“开头”。

很明显，这不是“车祸”，而是人祸。因为这不是“车撞了人”，而是“人撞了车”。这更不是意外，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预谋。

没有人能拿出证据，但所有看过监控视频的人，恐怕都会得出这个答案。

可最后，交警大队还是判定薛女士主责。

到哪说理去？

其实从报道来看，面对这场飞来横祸无妄之灾，薛女士还算比较负责，也是一个爽快人，更是一个老实人：小孩的健康最重要，当即陪同母女两人前往医院，并垫付3.5万手术费。

3.5万呐，随便换个普通家庭，这都是沉重一击。毕竟不是你撞人，而是人撞你。这种“意外”，如何防得住？

提防豺狼尚有术，难防人心巧布局啊！这也是我专门提起此事的原因，这种口子一旦放开，不知道多少人要开始倒霉。

小孩检查结果主要有3个问题，骨折、外伤，以及遗传血友病。因此，在薛女士垫付3.5万医药费后，小孩家长开出另外高达47万的账单，他们把“遗传血友病”的日常维护医药费，也算进去了，也要求薛女士提供，并且随时间推移，不断增加！

莫非这遗传性凝血功能障碍的疾病，是被撞出来的？还要脸不要！法不容情，但更不容讹；怜悯是美德，可利用怜悯则是罪恶。

人心呐，实在让人无话可说。其实到这里，一切的经过还需要说明吗？一场早已谋划好的行动，为这个“遗传血友病”的小孩，找一个绑定一生的“有元人”。

到这里，我想任何一个读者，都应该能够明白和理解这起“人造事故”里，谁是谁非了。

其实看报道下面的评论区里，也能很清晰的看出99%的网民是怎么看待此事的。

“碰瓷，明明是小孩撞的电瓶车，赔偿车主损失还差不多。”

“明显碰瓷，监控都拍到小孩自己回头去撞了！”

“这跟抢有什么区别？如果最后还是要赔，怕是又要开先例了。”

目前，虽然交警判薛女士主责，但6月24日，也就是20天后，此事将会开庭。面对舆论热度如此之高的事件，或许法院真的得把控好了。千万不要像曾经的奇葩判决一样，又开一个遗臭万年的先例。

更关键的是，这样的口子一开，等于打开了人性的魔盒，后果不堪设想。那些有遗传问题的小孩、老人，恐怕会陆续走上街头，扑倒一辆辆的电瓶车、小汽车，然后要求车主为他们下半辈子，承担责任。

上面已经提到了，薛女士是个老实人，一出事，不管谁对谁错，就已经垫付了3.5万元的医药费。

但难道老实有错吗？老实就该被欺吗？若老实人总被当软柿子捏，那么我们迟早得面临四面八方的撒泼赖账。

这次的事件，一方面，它已经撕开了有些人厚颜无耻的嘴脸；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契机，是法院对那些无耻人性、拨乱反正的最好机会。

若是人心可诈，法律便不可软；若连耍赖都能胜，老实人就只能认命。

现在，就看这个机会，他们能不能把握住了！

别再让“好欺负”成为一种罪，也别再让“脸皮厚”成了通行证。这一次，不只是薛女士的清白，更是法律的尊严在被碰瓷。

何晓清（英语：Rowena He Xiaoqing，1972年—）出生在中国广州，是加拿大籍的历史学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开设六四天安门历史与记忆研讨课的华裔学者。何晓清研究与教授近、当代中国历史，包括八九民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等议题，哈佛商业评论现任主编、时代杂志前任副编辑Ignatius形容她为“美国最有勇气的学者之一”。

1989年时，何晓清17岁，以中学生身份参加了省港大游行。1998年，她移居加拿大并在多伦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专门从事包括“六四”在内的历史研究。2019年，她任职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然而，她在见证了香港“反送中”运动和香港人被迫停止一切纪念“六四”的活动后，2022年底她的签证突然被港府拒绝，因此遭到校方即时解雇。（中国数字空间 何晓清）

那是2023年11月，生活悬置在美国，等待了整整半年后，何晓清才正式收到了香港入境处的拒发签证通知。她本来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2019年7月受聘上任，以工作签证从美国入境香港。这也是她第一次在香港长期生活。2022年7月，她在中大推荐下赴美短期研究一年，同时申请2023年6月回港的工作签证续签。 2023年10月24日，香港入境处称「考虑了所有因素和周边环境」，决定拒绝她的签证申请。这篇文章采访于2023年底。（采访者 张洁平）

香港媒体《集志社》于2025年6月3日发表了一篇六四主题的文章《历史学者何晓清的自白：我与香港的四个六四时刻》，梳理了何晓清与香港的几段六四故事，其最终采访完成于2023年。从中，可以看到这位学者如何冒着风险于2019年来到香港任教（何晓清于2019年7月受聘上任，时值反修例运动，大专学界罢课等），又如何因为守护六四记忆逐步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最终被香港政府拒之门外（“被拒批、被解雇，再不能回到香港”）的过程。

2023 年底被拒批签证、未能返港后，教学时一直低调的何晓清，在北美各地巡回演讲、出席听证会。

阅读全文请移步集志社官网

以下是这篇文章的节选内容：

故事一：2020年6月4日 – 中大教堂里的眼泪

那天晚上，我（何晓清）应邀在中大的六四悼念活动分享。那天我和同学们郑重其事，早早就约在崇基的一个小餐厅见面，大家都很仪式感地穿上黑白衣服，边走边聊地走到崇基小教堂。1989年之后这么多年，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在香港，在中国的土地上参加六四的纪念活动。我从来都没有机会去过维园的烛光集会，一次都没有。那天晚上，我突然就站在了一个大学的小教堂里面，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维园，都知道什么是《自由花》。一讲完，直播关掉，灯也灭了，然后全部蜡烛就起来了。大家唱《自由花》，全部人一齐唱。歌词纸都不用的，每个人都知道歌词，都没有错的。我知道终于可以，在这么近的地方，和能够读懂我们的人，读懂了我们30 年、为我们点了30 年蜡烛的人们，站在一起，和他们一起点蜡烛、唱自由花。

2020年6月4日，何晓清在中大参与六四祈祷会，那是她第一次在中国境内悼念六四。

故事二：2021年平安夜 – 他们把民主女神像从中大校园搬走

我开设了一门叫”Ordinary Voices, Extraordinary Stories”的课程，用纪录片、回忆录来讲述历史记忆，从土改到反右，一直讲到香港的抗争。有个大陆的男孩，他一开始对我们的课程内容充满怀疑，但那些纪录片太真实了，特别是一部关于土改的纪录片里面的农民访谈，他深受触动。第二个学期他继续来旁听，他看到大陆同学第一堂课就挑战这些历史，他就忍不住去劝说……因为一次又一次，看到这个变化，香港的六四博物馆被关了，维多利亚的烛光没有了。我们一退再退…..2021 年圣诞节平安夜，他们把民女从中大校园搬走。就像他们在平安夜审判刘晓波一样。

2010年6月4日六四烛光晚会结束后，民主女神像被运至中文大学，竖立在火车站广场草地。

故事三：2022年6月4日 – 支联会案，「这怎么不是血呢？」

2022年5月，我去了法庭旁听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提讯…我看到他们头发全部都白了。李卓人和何俊仁，而且何俊仁也瘦了很多。我真的马上就眼泪流出来。但是没有哭，一声都没有哭出来，只是在那里不停的就流眼泪。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可是他们变成被审判的人。而不是应该被审判的人坐在那里。争取公义的、寻求真相的人，变成了最后所谓的受害者。但我不愿用受害者身份来描述我们。我们有自主性，任何时候都不只是受害人，包括天安门母亲，他们也在用他们最微弱的力量去反抗。

2021年9月国安处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拘捕支联会成员，李卓人至今被还押逾1365日；何俊仁在2022年8月获准保释，2023年3月被指违保释条件即时还押，至今被扣押逾千日。

故事四：2023年6月4日 – 无法触摸的记忆

《文汇报》2023年2月28日发表评论檄文《中大须清除反中乱港「学棍」》（其中点名了何晓清）这一次他们就是想拿走我的尊严。我要去很艰难的生存，等待，一天一天的精力和时间，本来是应该在创作，在教学的，可是每天反反覆覆的在跟一个个庞大体系抗争，失去空间，失去自由……到了6月，原本应该回学校的日子，我知道可能回不去了。我采访流亡者的时候，是把整个人都放到他们的经验里面去体会的。那时候我以为自己是很理解他们的。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完全不了解。家国不能两全。我写他们，然后不管愿不愿意，到今天自己也变成了一个他们。在历史长河里面，这三十年就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大概也不能再有另外一个三十年。好像三十年，就是在做一样事情。这么多年，我尽力做好了。（PS.2023年中起，何晓清一直等待入境处的续签签证，五个月间搬了22次家；直至10月底被拒批、被解雇，她知道再不能回到香港。）

何晓清说曾以为自己很理解流亡者，直至自己也变成了他们，她才知道自己完全不了解。

CDT编者按：财新网原文已被404，有网友截图存档于推特，中国数字时代编辑进行了图文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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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五一”假期刚结束，一个惊人消息在北京法律圈流传：“北京三中院出了个大瓜，执行助理法官卷走了几个亿的执行款，跑日本了。”

财新获悉，“五一”前夕，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下称“北京三中院”）确有法官外逃。此人名叫白彬，山西忻州人，90后。2014年夏，其进入北京三中院执行局，案发前任执行助理法官。

白彬本科就读于北京某大学法学院，大学时代属于比较优秀的学生。2014年7月17日，时任该校法学院院长在2014届毕业典礼的讲话中，除表扬八位博士生和71名硕士生，专门提及这届本科生表现尤其优异，读研率50%，司考通过率40%多，远高于全国18%平均值，“直接参加工作的同学单位也很好……白彬去新成立的第三中院。有这样的培养成绩，我作为院长真的很高兴。”

该讲话以“怕你们忍不住会骄傲”为题，分别刊登于该校法学院和中国法学会官网。白彬事发后至记者发稿，中国法学会官网的文章仍在，只是已删去“白彬去新成立的第三中院”。北京三中院官网目前也搜索不到白彬的信息。

前述消息灵通人士称，年初白彬向北京三中院提出辞职，至案发时尚未获准。白彬外逃早有准备，不仅钱款悉数转移国外，已获希腊国籍。事发系因其女友向闺蜜炫耀，隐私外泄，被人举报。白彬获知后，“五一”前全家出逃日本，目前人在哪里尚不得知。

关于涉案金额，坊间有几种说法，有的说1.3亿元，还有的说2亿元左右，更有说接近3亿元。

多名受访者表示，白彬转至境外的巨款，来自某个或多个非法集资诈骗案的执行款。

执行款是指当事人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申请法院执行的涉案款（物），它包括赔偿款、物、违约金、偿还借款、诉讼费、评估费、鉴定费等各项费用。

因被执行人需要向法院支付执行款，由法院代为转交胜诉方。而对于执行款的管理没有统一的规则，各级法院基本都是通过设立执行款账户来收取执行款。有意无意拖欠执行款（物）给付的情况常有发生。

2005年夏，天津海事法院曾发生一起财务人员挪用、贪污1.2亿余元执行款大案（参见财新网《程伟案中案》《程伟案开庭》）。程伟案的发生暴露了天津海事法院内部失控、监管失灵，也凸显了法院执行款管理制度的缺失。

2006年6月，最高法院发布《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试行）》（下称《试行规定》），要求各级法院开设执行款专用账户，对执行款进行专项管理、专款专付，执行机构和财务部门对执行款物的管理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监督。

《试行规定》要求，法院财务部门对执行款收付要逐案登记，建立明细台账；案件承办

人对每个执行案件的执行款往来情况进行登记，归案入档等。

此后，最高法院对《试行规定》进行了修订，2017年5月1日，修订后的《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下称《规定》）正式实施。

《规定》除重申法院执行款一案一账、专款专付，还要求每月核对。新增“执行通知书或有关法律文书，必须写明法院执行款专户或案款专户的开户银行名称、账号、户名，交款时应当注明执行案件案号、被执行人姓名或名称、交款人姓名或名称、交款用途等信息”。

《规定》还将原“法院执行人员直接代收现金或者票据的，必须有不少于两名执行人员在场”，改为“执行人员原则上不直接收取现金和票据；确有必要直接收取的，应当不少于两名执行人员在场，即时向交款人出具收取凭证，同时制作收款笔录，由交款人和在场人员签名”等。

修订后的《规定》看似完备无缺，但在具体实施中还是被白彬钻了空子，酿成大案。一位曾在北京法院执行系统工作多年的前法官说，案件审结后，申请人申请法院执行，执行法官带着法院执行通知单，或去被执行人银行冻结账户执行，或到公安扣押账户申请执行。

《规定》要求申请执行需双人双证，但法院执行局人一向比较少，单人执行情况时有发生，“只要执行人持有法官证和执行通知单，银行通常都放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是诉讼关系，一般不会主动告知申请人财物已被执行，法律也没有规定，执行款必须划到申请人账户，申请人必须在场。”

“另外，以前执行通知单必须领导审批、签字，执行款划转时，还需财务人员盖章审批。执行人员若心怀不轨，需伪造领导审批签字，伪造单位公章。现在都是电子化办公，执行通知单都是彩色打印件，哪里都能打。”

有消息灵通人士称，白彬在执行局十年，虽是助理执行法官，但实际上很多行政编助理比法官权力大。

多名信源称，白彬在执行中发现上述漏洞，通过在线上传执行单，将一笔笔执行款转到其私设账户。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白彬事发后，时任北京西城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朱平，已于2025年5月底“空降”北京三中院，并于30日正式出任副院长。

公开信息显示，朱平现年51岁（1975年10月生），湖北武汉人，2000年7月参加工作，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专业博士。他长期从事纪检监察工作，曾任北京纪委审理室副主任，驻市财政局纪检组副组长，北京纪委监委十二调查室主任，昌平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和西城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等职。

消息人士称，朱平在西城任职期间，工作卓有成效，拟升任要职，且内部讨论已通过，拟对外公示；未料白彬事件突发，显系“临危受命”。

就在朱平当选北京三中院副院长同一天，北京纪委监委官网发布消息称，北京三中院原副院长张美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北京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他也曾在法院执行岗位任职。

公开信息显示，64岁的张美欣（1961年4月生）是北京人，1979年12月参加工作，在职大学学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长期在司法系统工作，曾任原宣武法院广外法庭副庭长，经济庭副庭长、副处级审判员，宣武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政治处主任、审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副院长，北京高院办公室主任、审判员。2009年9月北京高院执行庭改执行局，张美欣出任执行局首任局长，并担任北京高院审委会委员，明确为副局级；

2015年9月任北京三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至到龄卸任。

据公开资料，正是在张美欣任北京高院执行局局长时，《北京市执行工作规范》出台；

此外，他还曾参与中国法院网的直播，介绍相关工作情况。

张美欣被查消息公布在白彬事发之后，两者之间有无关联，目前尚无进一步消息。

CDT编者按：本文为德国之声文章《专访长平：假如我可以回到“八九六四”》部分内容摘录。作者为叶家均。阅读全文请移步德国之声网站。

1988年，在四川的大学生长平。当时长平还不知道，来年自己与中国会遇上改变个人与历史的“六四”事件。

中国媒体人、六四参与者长平向德国之声（DW）诉说他最深刻的“六四”记忆，以及为什么“屈辱”伴随著他的一生？如果回到1989年6月4日那天，他会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

DW：那个时候害怕吗？

长平：那个时候的主要情绪不是害怕，而是屈辱、愤怒、痛苦和幸存者的愧疚。这些感觉一直持续到今天。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信中说：学生抗议运动到了关键时刻，你也赶紧来吧！广场需要你！写信者是我的一位高中好友，睡在我下铺的兄弟，在北京上大学。那位给我写信的朋友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最后，他的一条腿中弹了，被送到医院进行了及时的手术，但是公安干警找上门来要带他去审讯，医生坚决反对，说对康复不利。他仍然被带走，他个性倔强，不肯配合，大约一天之后他才被送回医院。后来他留下了终身残疾，两条腿长短不一。

后来我对自己说，中弹的人也可能是我。毫无疑问，我是屠杀幸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我。在无数的同辈和同道都倒在血泊中之后，我感觉到自己没有资格害怕。

DW：这个“耻辱”或者是说“六四”经验跟记忆，会不会影响到你后来踏入新闻媒体这个工作呢？

长平：六四对我的整个人生和后来的职业选择，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我想先解释一下屈辱——屈辱伴随着我的一生，这种屈辱来自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杀，世界没有公义，整个国际社会眼睁睁地看着暴行发生。它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助长了其他暴行。

假如当年六四胜利了，中国实现了民主，乌克兰会怎么样？香港会怎么样？台湾又会怎么样？当时人们普遍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黎明前的黑夜，它不会持续太久，然而36年过去了，正义仍然在考验着人们的耐心。

六四镇压的后果之一，就是让很多中国人不再相信正义的价值。（很多抗争者）在严密的囚禁中孤独地死去，或者在没有亲人的陪伴下在异国他乡生活。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吗？还有人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可以长期忍受一党专制。它是值得为之奉献生命的一个国家吗？

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的人生的意义。我需要一个理由让我告诉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若干年前，当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时候，我们真心地相信我们写的每一个字，我们采访的每一个脚步，都是一种力量。哪怕它非常非常微弱，还一点一点地推动中国的进步。但是今天的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开起了历史的倒车。所以在大多数时候，这个理由就是要习惯在绝望中抗争。我们抗争不是因为一定会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即便不能获胜，抗争仍然是有意义的。这就是六四给我的人生信条。

“她没我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在流亡’。”长平向DW分享了女儿作为“六四”二代的身份认同过程。

DW：您会跟自己的家人、下一代去聊六四吗？

长平：我女儿也是“六四二代”，她在德国长大。2015年，在汉堡民族学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主题是“流亡”，其中我的一幅照片挂在墙上。展览进行了半年之后，我带女儿去看。当时她六岁，她看见爸爸的大照片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显得很有兴趣。那张照片旁边就是说明文字，介绍了我的经历，英语和德语，我想她应该看不明白。那张照片前面还有一个语音导览设备，她拿起来接连听了两遍。我当时有些紧张，我不知道她听懂了什么、会怎么想，但是我不敢问她。

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忐忑不安了几个月，我还是放心不下，就主动问她。我说：在挂着爸爸照片的那个博物馆，你当时很认真地听那个大大的耳机，你听见了什么？

“它说的是英语，我没有听明白。”

原来她不知道可以切换成德语，当时她只会说德语和中文。几年之后，我女儿的英语非常好了。有一天我听见她和别人聊天，她说：“You know, we are in exile.（你知道的，我们在流亡。）”这让我有些惊讶，也有些心酸。

她没有说爸爸在流亡、妈妈在流亡，而是“我们”在流亡。她把自己也列入其中。她说的是事实，非常准确，因为她也不能回中国。更重要的是，她确认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今年我为女儿准备的生日礼物总共有三样东西：一台缝纫机，因为她想要学自己做衣服；一本德国《基本法》（也就是德国宪法）；一本讲述德国《基本法》第一句话来历的书。

德国《基本法》的第一句话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是所有国家机关的义务。”这本书的名字叫 In Namen der Würde an der Deutsche Geschichte，就是《以尊严之名：一段德国的历史》。它讲了人的尊严如何在二战之后的德国形成最重要的共识。

我希望我女儿不会重复我的这种屈辱感，我希望她生活在一个有尊严的社会，而且我希望她也能捍卫尊严。

DW：假设说可以回到1989年6月4号那一天，有没有想要对当时20多岁、可能还很热血的长平说一句话，或者你有什么话想告诉他吗？

长平：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其实我经常都想象这个场景，而且我甚至可以说，我这几十年的生活、我的抗争，都是为了回到当年，对当年的我自己说：我没有放弃，或者说没有完全放弃。我一直在绝望中抗争，在屈辱中努力，我一直试图做一些什么。我希望能得到他的首肯。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活着的意义之一吧。

长平是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他目前是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以及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

5月14日，Science《科学》在其线上新闻专栏Science Insider报道了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发现：近3年来，利用美国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等公开数据库发表的低质量论文数量激增，其中超过92%的论文由中国研究人员贡献。这一现象被认为与“论文工厂”和人工智能（AI）技术的滥用密切相关。

这些论文的形式极为相似：先选定一种健康状况以及与之可能相关的环境或生理因素，再确定特定人群，随后围绕这些要素迅速形成一篇论文。Scientific Reports副主编 Matt Spick称，“我收到了太多几乎一模一样的论文——每天一篇，有时甚至每天两篇，”“感觉每一种可能的组合都有人在研究”。

Matt Spick团队在PubMed、Scopus这两个论文数据库的147种期刊中，找到了341篇遵循上述“套路”的论文，不过这些论文的时间分布有明显区别。2014年到2021年期间，平均每年仅有4篇相关论文。但从2022年起这类论文发表量激增，截至2024年10月，论文研究团队关注的期刊上共发表了190篇相关论文。

Spick团队的报告指出，近年来基于NHANES数据库的低质论文泛滥，可能是“论文工厂”的运作、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滥用以及大型公共数据库的成熟共同促成的。

此外，Spick团队还发现，近期发表的使用NHANES数据的论文，大多出自中国研究人员之手。在2021年之后发表的这类论文中，有92%的论文第一作者来自中国机构，而在2021年之前的论文中，这一比例仅为8%。Spick分析称，中国科研人员所面临的压力和激励机制，为“论文工厂”提供了机会。

西北大学的Reese Richardson表示，其他研究人员在一些课题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这种免费数据源让几乎任何人都可以采用已知的研究方法，然后换上新的变量，以一种‘疯狂研究’的姿态创造出新的‘发现’。”目前已有出版商撤回了部分涉及NHANES数据的问题论文，并表示将加强审查。

Richardson指出，这些论文反映出科学出版和研究奖励方式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文中提及的所有出版商都收取了这类论文的发表费用，每家可能在1000美元左右。”他补充道，研究人员为了自身职业发展，往往选择发表更多的论文而不是更高质量的论文。他警告说，“除非我们从根本上调整科学发表的激励机制，否则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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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4日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6周年，墙内外的网民依然坚持不懈以各种方式纪念1989年那场影响深远的民主运动。尽管岁月流逝，但现实环境依旧是重重高压。六四前后，人们同往年一样，仍然在墙内面临着严厉的网络封锁与审查。

AI审查

有网友询问微博智搜、豆包AI“1989年6月4日中国发生了什么事”，均无法得到任何结果。

微博智搜：

豆包AI：

还有网友表示豆包AI无法画白蜡烛：

而DeepSeek的审查更夸张，当网友询问“今天是几月几号”或“今天是什么日子”时，得到的回复却是：“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这显示出，DeepSeek已将“6月4日”直接纳入了审查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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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驻华使馆发文悼念

6月4日前后，英国驻华使馆、德国驻华使馆、加拿大驻华使馆、瑞典驻华使馆用各自的方式在微博发表了纪念六四的内容。

6月4日下午，英国驻华使馆还在X平台（推特上）重新发布了视频内容。

相关阅读：【404帖子】多国驻华大使馆悼念“六四”，部分贴文遭秒删（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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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通app”网民集中冲塔

6月4日凌晨，移动学习平台“学习通”上，还出现了网友集中冲塔的情况。

相关阅读：【敏感词库】It’s my duty、麦丢替（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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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直播审查提示

6月4日，有抖音博主被抖音直播专员警告，“今日直播不要说64这个数字，不管是价格、圈口还是商品编号，非常敏感，一定要提醒主播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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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禁止海外博主发图

一位微博网友因提到“不让海外博主发图”而言论违规。

最近，江苏煤价基准价的下限比上月暴跌22%，比去年同期暴跌24%！

一个能源小国，能源紧张的局面难道也要掉头了？

根据前李总经济学，用电量、货运量是经济发展先行指标，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和“温度计”，与GDP的增长或波动直接正相关，

这是否意味着进入了用电收缩－经济收缩轨道？

实际上，不止电价，这几年玻璃从近3300跌至987、碳酸锂23万跌至6万以下、焦煤3400跌至760，螺纹钢从6200跌至2900……

有人说降价不好吗？如果这么想，那就不用再往下看了。

从用电量看，去年不明显，还保持着6.8%的增长，中电联对今年的预计涨幅也有6%，将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

但是，增速放缓，这是自摘下口罩后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首次下降，让已回归正常增长轨道的用电量指标再现“反常”。

从用电结构看，工业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49.7%，但去年只增长5.1%，远低于总体的增速6.8%。

今年整体预计增速为6%，想必仍然是由于受工业用电量下降的拖累。

这样一说，很多事情就明了了。

我们太习惯于正向增长了，以致不会相信房价能跌，不相信资本家竟然会因为安全问题而撤资。

讲电离不开煤。上世纪90年代，一些会打矿井的温州苍南、平阳人，被晋省雇去打井。

矿开好了，因为煤价便宜，便拿矿抵了工钱。

结果2001年一加入WTO，经济腾飞、用电量暴增、煤价暴涨，煤老板成为电老虎背后的大赢家。

我曾去晋省见一位煤老板，就餐时一口痰直接吐在红地毯上。买单时掏出两叠从银行拿回来没拆的万元钞递给服务员，问够不够。如果够了，剩下的不用找了，就当小费。

然后迎来了2008年的煤改，以安全等原因直接收归国有。价格由官方单方面确定，且只付少部分，剩下的以后再说。

经此一疫，煤老板梦碎晋省，再也不想提起。

当然，最让人难忘的还是2022年4月9日网友拍到外滩长草。

甚至，在一个视频里，一群野狗在宽阔的街头游荡，寻觅食物。

那时他们相信，一些企业也相信，只要摘掉口罩，马照跑、舞照跳，繁华依旧。

而我觉得，放开后见真章。

一位前段进去了的国企老总，我俩有些私交，有次在他家聊起来，他对我的悲观颇不以为然。

秦腔有词“人狂没好事，狗狂来砖头”，于民于官，道理都是同一个。官方“作”到现在，终于玩不转了。

2024年11月28日晚，杭州举行了晋省之夜.冷餐会，邀请浙商前往投资。公开报道当然是大获全胜，可私下传出来的消息是，领导上面口若悬河，下面的企业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偷偷想吃个冷菜，结果被服务员制止：“领导还没动筷子呢！”

我听了笑得喘不过气来：“领导可能换届了，但上次被坑的老板还活着呢！”

前几天，我上海亲戚说，七浦路有商铺月租金从最高峰的7万，跌到了现在的500元。

她说，永远不会再有7万了。

我的心，凉到了无以复加。

谁家的坟头都会长草，未亡人感同身受罢了。

回首这些年，上海有个奶茶店老板娘为交房租开大尺度直播被判三年。

每个人对三年口罩的记忆都不同，我独对这张照片印象极深，每次看到，几乎是喘不过气来。

因为那段时间，我们编辑部也是资金最紧张的时刻，我一夜白头，弄不好资金链一断，我们都得失业。

我比这位小老板稍幸运一些，但也只是劫后余生、幸存者偏差而已。

三年刑期已满，不知这位姑娘出狱没有。

但无论如何，她的奶茶店估计早就隐入历史的尘烟了吧。

那曾经是她梦想的生活和营生。

也是我们所有人破碎的梦想。

她在铁笼后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轰隆隆洪水过后，你苦心经营的生活，眼睁睁看着皆碾为瓦砾。

文｜西坡

故事从那天打开虎嗅网站开始。这年头，可以看的网站不多了，我一直觉得虎嗅是可以参考的一个。

没想到那天虎嗅的头条赫然是：《漂亮国的金融阴谋论，让人不寒而栗》。下面是一个我早就讨厌的名字。

现在的网络上，我讨厌的东西就像福寿螺的粉红色卵一样，无处不在。我尽量躲开它们。可是一天不留心，昨天还干干净净的芦苇杆上，又被下了一坨。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说，吾生也有涯，福寿螺的繁殖力而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注意，我又要强行讲课了。庄子在这里并非要鼓吹知识无用论，而是说以谁为主。如果以外部知识为主，那就殆了。所以庄子的解决方案是：“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要以我为主，不要贪多求全，不要追求外部虚名，把知识真正学到自己身上，只跟真正与自己有关的知识相处。这对身逢知识大爆炸，深陷知识焦虑的现代人，其实有相当的启发。

关键句“缘督以为经”，意思是顺应生命自身的节奏，不要被外部的他人的节奏扰乱。缘：循，顺应。督：督脉。人身前的中脉为任脉，人身后的中脉为督脉，任、督二脉为人体奇经八脉的主脉，主呼吸之息。

好了，回到我和福寿螺的爱恨情仇。

按照庄子的启发，我也不能以我的有涯“随”福寿螺的无涯。记住了吧，以我为主。福寿螺泛滥成灾，我只能从我无力做主的空间里撤出来，专心营造我认可的语言环境。东坡当年开垦东坡没少费劲，西坡今天也要开垦西坡，或许当年我在选择这个笔名的时候，命运就已悄然注定。

然后是前两天，一个微信群里，一个对语言素有洁癖的朋友脱口而出一句“东大……”。他是讽刺的用法，但我也愣住了。我一直以为这样的朋友会把这些词拒之口外的。难道很多东西不都是从不以为然发展到习以为常、无能为力的？

既然所有人都在用，那么这种词是否已经成了人畜无害的中性词？我的敏感是否是有必要的？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思考了好大一会儿。如果因为语言洁癖，而失去所有朋友，那当然是我无法承受的代价。语言是交流用的，只能自言自语多么可怜。但是我想，情况也未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重要的是，我得吼出来。

我发现很多恶劣的现象，在蔓延的过程中，因为没人站出来怒吼一声，所以每个人都默默地忍受着。你以为别人觉得是合理的，所以不好意思讲，别人也以为你觉得是合理的，所以也不讲。每个人都觉得不合理，但都不讲，然后这种不合理终于变成了合理，无人能挡。

那么今天我就明说了。我拒绝使用“东大”“美丽国”“小日子”，不管你对相关国家、相关事件持有何种态度，你都可以使用体面的汉语去表达。

有人说，便于审核。这个因素我当然知道，我也很无奈，但我同样认为这个理由不充足。

我所厌恶和拒斥的，是人们在使用“东大”“美丽国”“小日子”这些词汇时，相互传递的那种漫不经心，以及对这种漫不经心的自鸣得意乃至自命不凡。仿佛使用了这种切口，就成了某种“自己人”。我就是要断然自外于这种慵劣的精神共同体。

我不愿意为了一时的便捷，一时的不得已，而永久性地伤害我珍爱的语言。

顾炎武曾经区分“保国”与“保天下”的不同：“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保卫语言就是“保天下”层面的事，匹夫有责。

有的读者看到我写过的一些“责之切”的文章会问，你想做叶文洁吗？统一作答：我不是叶文洁那个类型的，我对中国文化有深深的认同与眷恋。我绝对无法容忍这里的“中国”二字被置换为“东大”。

补充一则旧事，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个中二少年。当我了解到这所大学里，大多数人毕业后都会出国，大多数出国的都不会回来，我曾经感到很大的不解与失望。如果是这样，将来谁为我们所来自的人群负责呢？后来我当然释怀了，大多数人只是想搭乘既有的列车，过自己的日子。但我也不为自己的中二后悔。

当时我也曾仔仔细细地思考过，我发现我不愿意也无法离开中国文化。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得在这儿。后来每当读到“吾国吾民”这四个字，胸中都会有莫名其所以然的起伏。共同经历，这对我很重要。

时代给我们提供的选项，不仅有现成的道路，而且有现成的困难，我们对困难的克服会成就独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也会为后来者减少困难。

我始终相信，“正确的语言是正确的生活的核心。”我的嘴里住着我的家，不是什么垃圾话都可以随便混进来。

历史告诉我，这种垃圾话都是有寿命的，我等得起。在等的过程中，我就在我的坡上待着。如果远方有还未谋面的朋友，和我一样对自己使用的语言有要求，那么他至少可以来我这里。

CDT编者按：《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二期刊发了笔谈“制度与发展：中国是否在失败”。其中长平谈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译本的大量删改。言论自由和出版审查一直是中国数字时代关注的重点。经过《中国民主季刊》编辑部同意，我们转发这部分内容。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原版及中国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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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编者按：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度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都大幅提升。然而，从2012年左右开始，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新冠疫情以来，人们终于惊讶地发现经济似乎陷入了停滞、无力复苏。无论国内、国际，许多人都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在目前政权、体系下恢复活力的信心。

巧合的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颁给了三位研究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国家贫困与富裕影响的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吉姆·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消息公布后，迅即引起国内不少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在2013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区分了包容性与榨取性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前者与民主、法治、财产权的保护等联系在一起，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后者与专制、国家权力不受限制、财产权没有保障等联系在一起，导致国家的衰败和贫困。两位作者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视角是否可以用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不包容性是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目前的困境是否与制度性的榨取、掠夺有关？哪些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是否已经登顶、国家可能从此转向衰败？

就这些重要问题，《中国民主季刊》邀请到了罗斯高(Scott Rozelle)、史鹤凌、罗根·赖特（Logan Wright）、莫之许、长平等5位专家与观察人士进行讨论，并请达隆· 阿西莫格鲁教授本人做了回应。

《中国民主季刊》封面图

长平（《中国民主季刊》注：《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跟所有涉及中共治理的西方学术著作一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以下简称《失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版；以下简称“中国译本”）， 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原著中直接明快的文风变得含混不清，部分章节甚至让否定变成了肯定，批评变成了赞赏。涉及其他独裁国家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内容，也有所删减。读者可能受到的误导是：中共正在克服困难，改邪归正。

在对照了原著和中国译本之后，我在想，后者删改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笔谈提出的问题的最佳回答。

书中论述道，中国之所以开始增长，是因为邓小平推动激进改革，将经济制度从极度攫取性转向较为包容性。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显然比苏联更具包容性，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攫取性的。共产党在中国掌握绝对权力，控制整个国家官僚系统、军队、媒体和大部分经济。中国人民几乎没有政治自由，也极少参与政治进程。如果攫取性政治制度不让位于包容性制度，这种增长终将停滞。

然而，并没有太多迹象表明中国很可能会向更包容的政治制度转型，更别说能够顺利地完成转型。《失败》出版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被不幸言中，陷入困境。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发表了与之互相佐证的意见。

例如，2024年3月，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认为，1978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并引入外资，开放对外贸易，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并没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教授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的观点。金刻羽认为，中国的制度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承、政府驾驭权力和掌控金融的独特能力。这其实是老掉牙的中共标准文宣的学术版。黄亚生指出，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金刻羽卖力鼓吹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

《失败》专门用一个章节驳斥了“文化假说”（The culture hypothesis）。书中写道：“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强调，攫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模式并非中国独有，苏联、柬埔寨、越南、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及卢旺达都经历过。很明显的是，这种成长不可持久。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许成钢教授在新著《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中论述道，大跃进和文革遗留下来的区管式极权制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但极权制的既得利益者总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保护这个制度，保护其制度基因。

许成钢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不仅挽救了共产极权制，而且造就了新的极权制超级大国，同时使得当代共产中国的制度充满迷惑性；其中最大的迷惑性来自人们普遍无视中共的制度是共产极权制这一事实，从而忽略了中共的改革自始至终是为了挽救和扩大共产极权制的事实。

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失败》中直言不讳地谴责了中共的舆论管控：“今天，党对媒体，包括互联网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自我审查的背后，有一个类似奥威尔小说（《1984》）中描述的系统：监听谈话与通信，关闭网站与报纸，甚至选择性地封锁网络上的特定新闻”。这些段落似乎不像经济学著作中的内容。但是，言论管控正是攫取式政治制度存在的枢纽。“中国译本”的删减也是一个讽刺性的证据。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作者杨虎涛），认为“《失败》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荒谬的翻版。”《人民日报》等官媒转发了这篇文章——是另一个例子。

文｜李宇琛

历史的尘烟中，总有一些时刻，会以其独特的沉重，迫使我们停下匆匆的脚步，回望来路，审视当下，叩问未来。

当2024年的晚风尚未吹散安徽绩溪办案的余波，2025年甘肃兰州警方一场声势浩大的跨省抓捕，便已将：

数百名耽美小说的女性创作者们卷入名为“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法律漩涡。

她们，大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的尚是在校攻读的学子，有的初涉职场满怀憧憬，她们以“海棠文学城”等台湾平台为一方小小的自留地，用键盘敲打出关于爱、欲望、人性与幻想的篇章，却未曾想，这些在她们看来不过是小众圈子的玩意儿，竟会引来冰冷的手铐和沉重的刑罚。

这不仅仅是个案的堆砌，这是一面映照我们时代法治与文化观念冲突的镜子。它所折射出的是：

当一部承载着旧日价值判断的法律，遭遇日新月异的网络生态与青年亚文化时，所产生的巨大张力与不适。

它让我们不得不沉痛地追问：当我们沿用昨日的标尺来审判今日的创作者，那些被轻易判定为有罪的青春与才华，其背后所牺牲的，难道仅仅是她们个人的命运吗？

不，那被无辜株连的，更是我们本应更加多元、包容，也因此更加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未来。

一、旧法之困：

当“一万点击”与“二百篇文”遭遇流量时代

此次事件的核心法律依据，是我国《刑法》第363条“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特别是2004年最高法、最高检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后于2010年修订并降低部分门槛），为网络淫秽犯罪的入罪标准划定了具体的量化：

指标。

不妨让我们重温这些数字：

以牟利为目的，在网上传播淫秽电子出版物、图片、文章等达到200件以上，或者淫秽视频20部以上，淫秽音频100件以上；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1万次以上的；通过会员制传播，注册会员达到200人以上的；利用淫秽信息收取广告费、会员费等，非法所得累计1万元以上的……满足任一条件，即可构成犯罪。

而数量或数额达到上述标准5倍以上，即属“情节严重”，25倍以上则为“情节特别严重”，量刑幅度也随之飙升，最高可至无期徒刑。

这些标准诞生于中国互联网的：

幼儿时代。

2004年，中国网民数量尚不足1亿，博客方兴未艾，论坛是主流阵地，微信、微博远未出世。

在那样一个信息相对稀缺、传播渠道相对有限的环境下，“一万次点击”或“二百篇文章”的确可能意味着相当广泛的传播和较大的社会影响。

然而，时移世易。

二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网民早已突破10亿，社交媒体成为日常，微信公众号文章阅读量过万者比比皆是，晋江文学城这样的网络文学平台，注册用户已近七千万，热门小说动辄百万、千万点击。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以“一万点击”或“二百篇文”作为入罪的门槛，无异于：

用丈量溪流的尺子去度量江海。

法律的滞后性在此暴露无遗。

它使得许多在当下看来影响有限、甚至仅限于“圈地自萌”的网络创作，轻易便能触碰到犯罪的高压线。

在海棠这类相对封闭的、需要特定途径访问的境外平台上，这些点击量更多是圈内读者的重复阅读和同好间的分享，其在全网范围内的实际影响力，远不能与当年“一万点击”所代表的社会穿透力同日而语。

然而，僵硬的法律条文并不理会这些细微的差别，它：

只认冰冷的数字。

于是，我们看到，“远上白云间”因稿费收入逾百万（远超25万元“特别严重”标准数十倍），即便积极退赃184万元，仍被判处四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84万元；“辞奺”未能足额退赔，则面临五年六个月的铁窗生涯。

这些判决，严格来说，或许在法条的框架内有据可循，但其背后的合理性与时代适应性，却不能不令人深思：

这刻舟求剑的司法荒诞。

二、牟利的迷思：

从“自己腰包”到“老板吆喝”的危险延伸

如果说入罪门槛的滞后尚可归咎于立法更新的迟缓，那么兰州警方在“牟利”要件认定上的扩张解释，则更直接地触动了根本原则：

罪刑法定。

《刑法》第363条明确规定犯罪目的为“以牟利为目的”。

传统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对“牟利”的理解，通常指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通过该行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的意图，并且客观上实施了追求这种利益的行为，无论最终是否实际获利或获利多少（后者影响量刑）。

简言之，这钱，得是想往自己兜里揣的。

然而，在兰州的“远洋捕捞”中，这一核心要件被令人不安地：

放大了。

据多位被传唤作者反映，即便她们的作品完全免费发布，本人分文未取，甚至连象征性的打赏都寥寥无几，警方依然认定其构成“牟利”。

理由是：

“给网站带来了流量，就算网站整体牟利的一部分”。

这种逻辑，无异于宣布：

只要你的作品客观上为平台吸引了眼球，增加了人气，帮助平台实现了其商业价值（无论这价值是否直接回馈于你），你就成了平台牟利链条上的一环，你就具备了牟利的属性，就应当承担“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刑事责任。

这种解释的危险性不言而喻。

它模糊了直接获利与间接贡献的界限，混淆了个人牟利与平台商业模式的关联。

倘若此逻辑通行，那么，为商业网站撰写免费专栏的作者，若网站通过广告盈利，作者是否也算牟利？给逃税漏税的餐馆端盘子的服务员，是否也要为餐馆的牟利承担：

连带罪责？

这种无限延伸的“牟利”概念，几乎可以将任何与营利性组织发生关联的个体行为都置于共犯的嫌疑之下，从而将363条变成一个极易被滥用的：

口袋罪。

安徽绩溪的办案尚以作者的实际非法所得金额作为区分罪责、量刑轻重的主要依据。

而兰州方面这种“不问收益多少，一律以‘牟利’论处”的做法，无疑是对刑法谦抑精神和罪责自负原则的巨大挑战。

它使得那些纯粹出于热爱、“为爱发电”的创作者，也可能被一网打尽，与那些真正以制贩淫秽内容为业、牟取暴利的不法分子：

同罪论处。

这种一刀切的粗暴，不仅有违法律的精准性，更可能错杀无辜，摧毁无数年轻人的创作热情与人生。

三、个体之殇：

冰冷法条下的血泪与呻吟

法律条文是冰冷的，但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与跌宕的命运。

当我们剥开“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法律外壳，去审视那些被卷入风暴中心的年轻作者的个人遭遇时，我们更能感受到这种刺骨寒意来自：

旧法新用。

一位来自985名校的女生，在微博上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哈”这样的ID记录着日常。

她刚刚收到国内顶尖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人生本该由此迈向新的高度。

然而，就在她对未来充满憧憬之际，警察出现在她的校园，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她带走，搜查宿舍。

她哀求警方不要惊动父母，但学校为了所谓的“声誉”，不仅通知了家长：

更强制她放弃保研资格、退学回家。

那一刻，“脸都丢尽了”的屈辱与对前途尽毁的绝望，让她刻骨铭心。

她的人生轨迹，因为几篇或许稚嫩、或许大胆的网络小说，被硬生生掰向了：

深渊。

另一位笔名为“记得披马甲”的20岁应届毕业生，在“兰州一日游”后，记录下自己的迷茫与困境。

她写作一年多，总共获利2.13万元，这个数字被精确地计入了她的罪证。

为了筹措可能面临的高额罚金，她不得不变卖自己平板电脑和游戏账号，最窘迫时身上仅剩：

三百余元。

她在文字中哀叹：

我今年毕业，我才二十，我那么年轻，又烂掉得太早。

这泣血的自白，道出了多少年轻创作者在遭遇突如其来的法律打击后的无助与凄惶。

还有作者回忆被捕当日的场景：

大庭广众下上车，忍着羞耻在陌生人面前脱光验身，套印有字的马甲拍照存档…坐在椅子上怕得直发抖、心脏狂跳。

回到家中，深夜听到父母在隔壁房间为她担忧而发出的叹息，她只能“咬着枕头不敢出声，再度泪流不止”。

这些细节，将法律程序的冰冷与个体承受的创伤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她们并非穷凶极恶的罪犯。

她们只是在网络的一隅，用文字编织着自己或他人眼中关于爱与欲望的故事。

即使她们触碰了法律的边界，但法律的回应，是否也应保有最起码的温情与比例原则，比如：

兰州警方真的有必要脱光她的衣服验身吗？

这些年轻的生命，她们的“罪行”究竟对社会造成了何等严重的、不可挽回的损害，以至于需要动用如此严厉的刑罚，剥夺她们的自由、学业、名誉乃至对未来的希望？

当法律的铁拳落下，我们是否也应反思，这重拳之下，除了惩戒，是否也碾碎了本应被珍视的创造力与个体尊严？

四、模糊的界限：

何为“淫秽”？谁来定义艺术价值？

《刑法》第367条在定义“淫秽物品”时，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但书：

“包含色情内容但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认为是淫秽物品”。

这无疑为文学创作保留了一定的探索空间，承认了情色描写本身并不必然等同于“淫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条款往往因“艺术价值”认定的主观性与标准缺失而：

形同虚设。

文学创作，尤其是涉及情爱与欲望的网络文学，其与法律所禁止的“淫秽物品”之间，本就存在一条模糊且充满争议的界线。

许多耽美小说，固然包含一定程度的露骨成人情节，但其核心往往是完整的故事架构、鲜明的人物塑造和复杂的情感表达。

支持者认为，它们应被视为一种文学类型，承载着作者的思考与读者的情感寄托，不应简单粗暴地以“淫秽”论处。

反对者则可能放大其中的性爱描写，认为其主要功能是感官刺激，具有“诲淫诲盗”的负面影响。

那么，究竟何为“满足感官刺激、诲淫诲盗”的淫秽内容，何为“有情节人物、有思想表达”的文学创作？

一部作品，是因其题材敏感（如同性之爱），还是因其描写直白，就直接等同于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

这些问题，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并无明确、可操作的答案，往往取决于鉴定人员和司法官员的个人认知、道德观念乃至对特定亚文化的理解程度，现实往往主要由：

警方认定。

这就导致了不同地区、不同案件中，“淫秽”认定尺度的不统一。

据称，绩溪方面在办案时，尚会考虑作品的情节完整性与作者的盈利程度。

而兰州方面，则几乎只要小说中存在R18（成人级）情节，便：

一律认定为淫秽并采取刑事措施。

这种标准的不一致，不仅加剧了创作者群体的不安全感与恐慌，也引发了公众对司法鉴定权力是否被滥用的担忧。

说你脏，你便脏了，辩也无用；说你捞钱，给网站来了点击率也算你的功劳；说要管你，哪怕你在天边，也能把你揪回来。

这句评论形象地描绘了当前淫秽认定标准弹性过大、易被执法者“任人揉捏”的困境。

“天一案”中，其辩护律师就曾对鉴定程序和鉴定人资质提出强烈质疑，认为其未能客观、中立地评估作品的文学性。

如果“艺术价值”的认定，仅仅依赖于少数并非文学专业出身的鉴定人的主观判断，那么刑法第367条的但书规定，又如何在实践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平衡与保护作用？

更值得警惕的是，对同性题材的偏见可能进一步扭曲“淫秽”的认定。

耽美小说以男性同性爱情为主题，尽管在中国同性恋本身并不违法，但涉及同性性爱描写的作品，在审查中往往比异性恋题材更容易被贴上“淫秽”、“变态”、“不堪入目”的标签。

这种不成比例的对待，无疑反映出执法层面和社会观念中对性少数群体的潜在歧视。

如果法律的适用因题材而异，那么其公正性又从何谈起？

五、失衡的天平：

写小说与真伤害的错位刑罚

法律的公正，不仅体现在程序的正当，更体现在罪责刑相适应的实质正义。

然而，在此次及类似的网络文学案件中，一个反复引发公众质疑与不平的现象，便是刑罚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严重失衡——通俗地说，就是：

“写小说比强奸判得还重”。

传播淫秽物品罪的立法原意，在于维护社会良好风尚，保护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的侵蚀。

然而，网络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在特定同好圈子内付费阅读的成人向小说，其社会危害性究竟有多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这些作品多为虚构，其读者多为有辨识能力的成年人，他们自愿付费阅读，并未感到自己是“受害者”。

一位海棠读者曾发出这样的质问：

“警察和法官可以替我们读者‘受害’吗？一场除了被告，无人受害的犯罪，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罪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在现实中对他人的身体、精神造成直接且严重伤害的犯罪行为，如部分强奸、猥亵儿童案件，其最终量刑：

有时竟轻于这些因文字获罪的作者。

根据《刑法》规定，强奸妇女一般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而猥亵儿童罪的法定刑则更低。

司法实践中，不乏强奸案犯仅获刑三、五年，甚至更短的案例。

上海企业家王振华猥亵九岁女童案，最终仅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便曾引发舆论对“量刑过轻”的强烈批评。

当公众看到，一个通过文字虚构故事的年轻女性，可能因为几十万的稿费收入而面临三至五年的牢狱之灾，甚至如“天一案”般获刑十年以上；

而一个实施了真实性侵害的罪犯，却可能获得相对较轻的处罚——这种强烈的反差，如何不让人们对司法的价值取向产生困惑与质疑？

这种重物（淫秽物品）轻人（人身权利）的量刑倾向，是否偏离了刑法保护核心法益的初衷？

诚然，简单对比不同罪名的刑期或许有失偏颇，每个案件都有其具体情节。

但当一种现象反复出现，并持续引发公众相似的负面观感时，我们就不能不正视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问题。

刑罚的轻重，本应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及所侵害法益的重要性成正比。

如果一部法律或其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导致了对相对轻微行为的过度惩罚，而对更严重罪行反而显得宽容，那么，这法律的公正性与威慑力，都将大打折扣。

六、远洋捕捞的阴影：

跨省执法、罚款创收与程序正义的拷问

兰州警方此次大规模、跨省抓捕网络作者的行动，被网友形象地冠以“远洋捕捞”之名。

这个略带戏谑的称谓，不仅指涉其执法范围之广、行动之突然，更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公众对其执法动机与程序正当性的疑虑。

首先是管辖权问题。

海棠文学城服务器设在台湾，作者与读者遍布全国乃至海外：

兰州警方依据何种管辖原则（属地、属人，还是网络犯罪的特殊管辖规则）对全国各地的作者行使侦查权与抓捕权，其法律依据并不十分清晰明确。

在缺乏统一、细致的司法解释指引下，如此大范围的异地侦办，其合法性与程序正当性难免受到质疑。

这并非否认网络犯罪的跨地域性，而是强调在行使管辖权时，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程序，避免地方公安机关各自为战、争抢案件，甚至出现“管辖权洼地”被滥用的情况。

其次，是创收动机的疑云。

所谓“远洋捕捞”，最初多用于形容某些地方执法部门跨区域针对民营企业家采取强制措施，通过高额罚款来充实地方财政的行为。

此次海棠作者案中，高额的罚金（通常为非法所得的一倍至五倍，甚至更高），以及作者们为减轻刑罚而不得不变卖财物、四处筹款退缴“非法所得”的窘境，使得这种逐利执法的猜测不胫而走。

安徽绩溪，作为前期办案地，其2023年罚没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曾高达：

11.53%。

位列：

宣城市第一、安徽省第六，远超全国及全省平均水平。

巧合的是，绩溪案判决公布后不久，绩溪县宣布启动通用机场建设项目，引来网友“机场名曰海棠”的揶揄。

我们无意对这些现象做简单粗暴的因果联系，但当执法行为与地方财政利益之间存在如此明显的关联可能性时，公众的质疑并非空穴来风。

《人民日报》旗下人民网曾发表评论《“远洋捕捞”式违规执法的黑手必须斩断》，痛陈此类行为对营商环境和公民合法权益的侵害。

尽管该评论主要针对经济领域，但其所揭示的滥用执法权、以罚代管、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在其他领域的执法中同样值得警惕：

如果扫黄打非的执法行动，客观上变成了地方创收的手段，那么其正当性与公信力何存？

程序正义是法治的基石。

无论是管辖权的明确，还是取证程序的合法（特别是涉及境外服务器数据时），抑或是对被追诉者各项诉讼权利的保障，都应是执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红线。

任何为了效率或政绩而牺牲程序正义的做法，最终都将损害法律的尊严与权威。

七、改革的呼声：

让法律回归理性与时代的轨道

面对这场席卷网络文学界的风暴，法律界、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并未失语。相反，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正在展开，改革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

多位法律专业人士与学者指出，现行关于网络淫秽物品犯罪的司法解释，其数量与金额标准已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应大幅提高，使其与当前的社会经济水平和网络传播现实相适应：

与时俱进。

特别是点击率等标准，在流量爆炸的今天几乎已失去衡量“严重情节”的意义。

量刑幅度也应重新审视，使其与行为的真实社会危害性相匹配，避免罚不当罪。

针对兰州警方对“牟利”的扩张解释，法律界普遍呼吁回归刑法原意，严格限定“牟利”为行为人自身获取经济利益的意图与行为，防止将平台获益等同于作者牟利，杜绝口袋罪的滥用。

有必要明确管辖顺位，防止地方争抢案源或“钓鱼执法”。严格规范异地办案程序，保障被追诉者的各项合法权益。

有必要改革当前单一依赖公安机关或其委托机构进行“淫秽物品鉴定”的做法。

考虑建立由法律、文学、社会学等多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议机制，对涉案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及社会影响进行综合评估，为司法裁判提供更客观、中立的参考。

有必要对不同类型、不同情节的涉淫秽内容行为进行区分处理。

例如，对于确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作品，应依法豁免；对于非以牟利为主要目的、影响范围有限、未对未成年人造成直接侵害的个人创作行为，可更多考虑适用行政处罚、教育训诫等非刑罚手段。

刑罚应聚焦于那些真正有组织、大规模、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且对社会秩序和未成年人保护构成严重威胁的恶性犯罪。

在坚持法律底线、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同时，也应为文学艺术创作保留必要的探索空间与表达自由。一味的封堵与严打，可能扼杀创新活力，导致文化生态的板结与凋零。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这些年轻作者的困境，社会并未袖手旁观。2025年6月，由多名京沪刑辩律师组成的志愿团队通过公众号“西绪福斯的刑辩”公开发声，表示关注到“兰州远洋捕捞海棠作者”事件，并决定为符合条件的涉案作者及家属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结语：

让法律的指针指向未来，而非定格过去

审判海棠作者的法律停在过去，今天有罪的永远是未来。

这不仅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判断，更是一声沉痛的警示。

当一部法律及其解释，因其滞后于时代发展，而演变为压制创作活力、制造个体悲剧的工具时，我们每一个珍视法治与文化繁荣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

这场风暴中的年轻作者们，她们或许在探索表达的边界时有所失当，或许在追求“圈地自萌”的快乐时忽略了现实的法律风险。

但她们的遭遇，更深层地揭示了我们法律体系在面对新兴文化现象时的捉襟见肘与适应不良。

如果法律的进步迟缓，如果执法的天平失衡，如果艺术价值的认定权被随意把握，那么，受损的将不仅仅是这些个体的命运，更是整个社会文化创新与思想活力的源泉：

我们期待，这场风波能够成为一个契机，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深刻反思与及时修订。

让法律的指针不再固执地指向泛黄的故纸堆，而是校准到飞速发展的时代轨道上来。

让“淫秽”的界定更加清晰、科学，让“牟利”的追问回归其应有的审慎，让执法的程序更加公正、透明，让刑罚的适用真正体现宽严相济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更重要的是，我们期待一个更加包容、理性、多元的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文学艺术的探索能够拥有更广阔的空间，年轻人的创作热情能够得到呵护与鼓励，而不是在战战兢兢中担心自己的文字会成为未来罪愆的伏笔：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让今天的审判，无辜地断送了本应属于明天的无限可能。

因为，一个真正强大而自信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能够容纳并激发多元创造力的社会。而法律，则应是守护这种创造力的坚固堤坝，而非扼杀其生机的冰冷锁链。让法治的光辉既照亮秩序的基石，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对未来的真正责任。

写于2025年6月2日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20期：枪击又叫“故意伤害”，欠薪又叫“走审批流程”

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6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件，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5月24日—6月1日，这一周。

向来擅长“舆论引导”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撰文称，当前社会出现的“性萧条”现象值得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由此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性萧条”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社会学、心理学及流行文化用语，借鉴自经济学中的“萧条”概念。它指的是社会群体性欲望下降、性活动减少的现象，这不仅影响到人口出生率，还会波及婚恋、母婴、娱乐及消费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胡锡进直言“性萧条”可能是造成消费低迷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性作为人的基本需求，其状况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兴趣和动力，他还建议当下的社会要避免在性问题上过度严厉，要维护有利于“正常性繁荣”的氛围，善意劝谏当局不要对“黄色”、“色情”的标准盯得太宽泛。最终，胡锡进的这条微博遭到屏蔽，就连截图转发也会“被夹”。

有网友认为，胡锡进提出的“性萧条”与消费低迷的关联性的确存在，这在经济学、社会学和生物学领域，也均有理论支持，指出了真问题，说了一些人话，并调侃这是胡锡进为数不多可以被引用的文字。的确，近两年大火的行为经济学就强调，经济繁荣需要“动物精神”（即冒险与乐观情绪）的驱动，而禁欲文化则会导致社会氛围压抑，可能削弱人们创业、消费和社交的积极性。而且，很显然的是，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性萧条与日本等国有不同，带有太多在政策上胡乱压制的因素。例如就有网友调侃，抖音上面穿个比基尼都要打上马赛克，写点成人向小说都能涉黄被抓捕，整个社会能不性压抑么？就在上个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团伙制售涉黄手办案件，将大量性感的二次元手办认定为淫秽物品，涉案人员中刑期最重者被判处了四年九个月。

而近几个月，甘肃兰州警方还大规模跨省传唤了“海棠文学城”耽美小说作者。端午假期期间，多位被抓和审问的海棠女作者发声，讲述自己被远洋捕捞式执法的过程。目前，有多位援助律师证实，已有多名写手因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被立案侦查，目前仍处于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由于近年耽美文学在国内平台频繁遭遇审查，更有“脖子以下不能写”的规定，于是网站服务器架设于台湾的海棠文学城便成为了规避内容审查的飞地，吸引了大量耽美作者转向该平台创作。但从2024年6月开始，有许多耽美作者停更或失联，后来人们才得知，安徽、甘肃警方接连对这些处于灰色地带的作者下手，或有两三百人被波及，其中有人“写小说判得比强奸犯还重”。尽管有人质疑这场大抓捕的根源是“创收”充实政府财库，而官方给出的理由依旧是“打击淫秽色情”。

当然，也有网友指出“性萧条”现象不仅与“禁欲管制”有关，本质上也是经济衰退的一种表现，其实就是“钱萧条”，与消费低迷互为因果，毕竟官方对色情的打压多年来是一以贯之。“按照常理，尚存性能力和性欲的人，没几个自愿萧条下去。可是，当他们吃多了富含矿物食用油的外卖，瞅着高不可攀的房价和开房价，背着下个月就断供的信用卡，再多的荷尔蒙都会被荷包锁死。”同样的，对于政府来说“想要人民多上床，就得让他们可以轻松买房开房。想要人民生孩子，就得善待人民已经生出来的孩子。”早在去年底，就有一则社会调查指出“性在中国年轻人中的存在感正在减弱”，调查还引用了一位网友的评论，谈到性萧条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我们不是传统的福利国家，非常强调家庭和个人的作用，这导致社会的安全网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稍有松弛，就可能跌落到一个非常低的社会位置。而在生存受到威胁时，爱情和性被合理牺牲了。”

本周《南方周末》一篇名为《便秘的中学生，和被忽视的如厕自由》的报道揭开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隐秘角落——在一些学校严苛的时间管理下，学生们的“如厕自由”正被悄然剥夺。报道中，每年向清华、北大输送数十名学生的名校（山东一县城中学），用精准到分钟的作息表将学生切割成“高效运转的零件”。但这种对生理需求严厉压制的时间规定，正严重侵蚀学生们的身心健康。例如一名高二女生就因长期被限制如厕，导致连续一周无法排便，自述“一年没有一天拉屎顺畅”。更令人震惊的是，长期便秘的学生远非个例。河北某医生甚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近两年他已接诊过10名超过一个月不排便的学生，大多是住校的中学生。

有网友悲愤的指出，让学生拉不出屎，听起来像个荒诞笑话，但竟然真的是残酷现实，这不仅是社会的失败，也是整个民族的耻辱。还有网友无奈调侃，多年前南方周末还在呼吁新闻自由，如今却不得不为孩子们的排便自由发声，我们已经退步到了连孩子最基本人权都无法守护的地步。社会病得如此严重，最终未成年人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承受了整个社会的病症，而这种病症的根源，其实就是缺乏自由。就连胡锡进都在呼吁“食色性也”的天然合理，就连普通网友都希望“大便第一，老师第二”成为常识的时候，这恰恰反映了当今社会对基本人性的压制有多么严重。当性欲和排便这些最基本的人性本能，都需要靠呼吁和发声才能争取到一点空间时，我们所面对的，已经是一种极端荒诞的现实。当许多人在慨叹新闻中的学校如监狱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整个社会体系的监狱化，被管住嘴巴（言论）和下体（色情）的成年人，本质上和不能排便的学生们有何区别呢？

一周荐读：

• 【CDT月度视频】五月之声（2025）——“我们没犯法，我们要不到钱，要吃饭啊”

2025年5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4.29—2025.5.28）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五月之声（2025）》。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 未来家Family｜24小时内，我们被删了11篇文章

未来家公众号管理员于2025年5月29日18:44起，接连收到公众平台安全助手【关于文章被处理的通知】，截至今日，总计11篇文章被判断为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已被删除。我们将被删除文章的信息在此示出，如社群伙伴们有阅读需要，请联系未来家小助手获取。

一周关注：

• 【404文库】码头青年｜让学生拉不出屎，是整个社会的失败，是新的民族耻辱
• 【404文库】基本常识｜一个月不拉屎的中学生，是谁逼出来的？
• 【404文库】张3丰的世界｜没有自由，当然就没排便自由
• 卖杏花｜性萧条？不，是社会性阳痿
•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学生排便不自由，被鼓励相互举报，印证福柯的监狱理论
• 码头青年｜孩子们拉不出屎，但有人不让说这事
• 家族往事｜排便都不自由，高分有何意义！

最近看到有媒体在讲中学生拉不出屎的事，一开始我还觉得是标题党，点进去一看才发现，不是开玩笑。我把文章转给几个高中同学看，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孩子太苦了。我们是九十年代读的高中，那时虽然也觉得课业重，但好歹是散养的，至少想上厕所不至于还得抢时间。现在回头看，我们当时的苦，和现在的孩子真不能比。一个儿童医院的医生说，近两年他接诊过十多个一个月都没拉过屎的孩子，大多是住校生。

• 【网络民议】老胡觉得“性萧条问题是大事，值得高度重视”
• 不正确｜禁欲社会不仅是不人道的，也必然是贫困的

近日，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发文称，当前社会出现的“性萧条”现象“值得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并且他认为“‘性萧条’可能是导致消费低迷的重要因素之一。”胡锡进还在文中指出，性作为人的基本需求，其状况直接影响人们的消费兴趣和动力。他引用”食色性也”来强调性需求的天然合理性，并呼吁人们客观看待这一问题。

• 【网络民议】看到那些被抓和审问的海棠女作者，不知道该说什么
• 【404帖子】薛红玲｜关于为 #海棠作者# 提供法律援助的声明
• 成都客｜如果已经穷到对文学青年下手
• 李宇琛笑诞记｜兰州警方跨省抓了一群写小说的女大学生

海棠文学城，一个2015年搭建起来的平台，服务器远在台湾。它的名字听起来或许带点文艺腔调，内里却是一片专为女性读者开辟的隐秘园地，耽美与R18内容是这里的通行证。写手们自称“太太”，她们的创作被圈内人称作“产粮”。这套话语体系，像一个小型社群的黑话，在互联网的某个角落悄然生长，维系着一个看似与世无争的亚文化生态。一切的转折点，发生在2024年的夏天……

一周惊奇：

• 道格财经观｜比亚迪，巴西工厂事件全纪录
• 第一风口｜实探“风暴眼”中的比亚迪4S店

2024年3月，比亚迪位于巴西巴伊亚州卡马萨里市的工厂正式投入建设，该工厂投资总额45亿元人民币，预计为巴西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2024年4月，SINDTICCC收到多起投诉，内容涉及工地卫生条件差、缺乏餐厅以及饮用水供应问题。4月23日，工会与比亚迪代表进行约谈，并于劳动节对施工现场进行视察。

• Yuichi｜我们的总抚养比已经达到47%

2021年开始，我国的总抚养比达到47%，并且连续3年保持在高位水平。抚养比是一个人口学概念。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直白点，就是1个劳动人口可以养活几个非劳动人口，因此也称总负担系数。抚养比可拆分为2部分，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

• 国民经略｜高铁之后，地铁也要涨价了？
• 冰川思享号｜地铁涨价，公共服务也要过紧日子了

过去一两年来，官方多次表态“促进物价温和回升，保持物价在合理水平”，政策思路也从之前的“管高价转向管低价”。水电煤气公交地铁等公用事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且都有一定垄断效应，即使价格上涨，市民也没有多少替代选择。一房落，万物升。无论出于成本考虑，还是财政压力计，抑或打破通缩循环，公用事业涨价潮，或将避无可避。

• 挪威TALK｜1200万毕业生和1400万高考生

刚去考证的数据，今年再过一两个月，将迎来1200万毕业生和1400万高考生，明年这个数字会更高。每年都有几个即将毕业的亲戚家孩子过来问我，要考研还是找工作，我无一例外都是建议去工作，如果暂时碰不到好的，可以先躺着。卷学历？已经严重落后于这个时代了，虽然他们的父母都建议他们去考研去卷学历，觉得读个硕士出来，总比没有好。

• 四环青年｜高中生和教授父亲共发3篇SCI论文，没问题就站出来澄清

陕西西安中学国际部女生张某苒尽管已经出国留学深造，但她在国内留下的“传奇”正受到关注。这个凸显她优异才华的经历是，她在高中阶段与父亲张某莺联名发表3篇SCI论文，其中一篇是第一作者。媒体求证张某苒曾经就学的西安中学，中学的人说女生父亲是教授，女生本身也很优秀，获得过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面向全球的高中生物竞赛奖项。

一周讽刺：

• 在公关｜宣传86岁护士奋斗在一线，公众为什么不买账？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医疗单位肯定是做点感谢、赞扬护士群体的内容的。青岛卫生健康有一位护士李桂美，是中国护理界工作时间最长的护士。按照以往的惯例青岛卫生健康以李桂美为核心，进行了护士节的内容制作和宣传，然后就翻车了……李桂美既然是护理界工作时间最长的护士，那她必然有点年纪了。86岁的高龄成为舆论焦点，一度被骂上今日头条热榜。

• 风烛春霖｜三评《人民网三评“网络烂梗”》

人民网发了篇《人民网三评“网络烂梗”》人民网发此文，是因当下网络黑话烂梗泛滥，其语义模糊、用词不规范，还暗藏低俗恶意价值观，严重影响青少年。这些烂梗会污染孩子语言体系、削弱表达能力、扭曲“三观”，甚至可能诱发不良行为。同时，烂梗也破坏网络生态、冲击语言规范与文化传承，中央网信办也在2025年“清朗”行动中明确打击“编造网络黑话烂梗”。

一周声音：

• 基本常识｜中学生举报同学带手机被打伤，法院判学校承担责任：不该鼓励举报
• 财新｜湖南中学生举报同学后被打伤 法院指校方鼓励检举也应担责

发动学生之间相互举报，还对举报者作出奖励，是最卑劣最下作的教育方式。看到一个大快人心的判决，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帮忙分享给身边每一位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湖南高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唐艳说，根据《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学校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隐私权等基本权利。一个缺乏边界、鼓励检举的环境，将导致同学之间相互防备、猜忌，甚至引发肢体冲突，对青少年人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 【404帖子】知乎问答｜如何评价四川宜宾纵火烧厂事件?

如果此次事件造成了人员伤亡，那责任更重。但我们讨论法律责任的同时，更应该问一句：为什么一个普通人会走到这一步？仅仅是“心理问题”吗？我不为纵火行为开脱，暴力不能解决问题，但我们不能只谴责“火”，而不反思“为什么会点火”。一个社会若不愿意认真倾听底层的声音，只会不断制造更多潜在的悲剧。我们不希望每一个“祥子”的故事，都以悲剧收场。可问题是，现在这个社会，真的给了他们别的选择吗？

一周故事：

• 【404文库】kebi1201｜清华博士后之殇：以死明志背后的惊人真相

“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呀！”祥睿妈妈说，“我们只想要一个道歉，告慰孩子的在天之灵。然而，我们全程感受到的，是冷漠，是无视，是毫无担当。”祥睿的遗体将在5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火葬场进行火化。“我的儿子’纯净’地来，我希望他’纯净’地走，不要身负任何冤屈，”祥睿妈妈说这句话的时候，泪水瞬间涌入了眼眶，“我希望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继续上演，永远不要有母亲再遭受到跟我一样的痛苦！”

• 老鼠记者｜探望杨继绳

笃笃笃，并不有力的敲门声只响了三次，屋里就传来熟悉的湖北口音的应答声：来啦。随后，房门打开，熟悉的老杨的身影出现了。我的目光急切地在老杨的脸上扫描、求证。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了，偶尔，老杨会在微信私聊中感叹老病的无奈，所以我太想知道，时间的毒手又在敬爱的老杨身上犯下了什么样的暴行。很快，鉴定完毕：眼前的老杨，尽管因帕金森症而不良于行，但面色红润，目有神采……

• 真实故事计划｜9岁围棋少年坠亡背后，嗜血的鸡娃
• 南方人物周刊｜发现孩子被家暴时，每个人都可以报告

5月19日夜晚，杭州，9岁围棋少年朱宏鑫在比赛失利3天后坠楼身亡。距离他坠楼前43天，他成功升级业余六段，在国内，同样年龄段内便冲到6段的棋童凤毛麟角。离世前15天，朱宏鑫在5月1日至5月4日举办的“明仕杯”少儿围棋公开赛，获得同年龄段儿童C组比赛冠军。朱宏鑫5岁开始学棋，在福建与杭州围棋圈，家长们通过朱宏鑫身上新增的伤痕，辨认这个单薄、惊惶的少年。

• 刘然｜14万光伏难民的生存实录：被裁、谈判、找不到工作

裁裁裁，裁员二字已说到厌倦。去年，仅上市公司统计，光伏行业就有将近14万人被”优化“。行业的寒冬比预想中更刺骨。过去一年，光伏行业上演了一场惨烈的“断臂求生”：14万从业者被迫离开岗位，头部企业裁员比例最高达49%，连董事长年薪都缩水90%。产能过剩、技术迭代、价格战三重绞杀下，从产线工人到985学霸，从HR到技术骨干，无人敢笃定“明天工卡还能刷开那扇门”。

• 真实故事计划｜在县城门诊，看见底层人群的医疗黑洞

李晓宇是河南中部县城疾控中心结核病防治科的一名医生。发热、咳嗽、咳血是结核病的显性特征。但李晓宇在结防科门诊，看到过一些因经济困难造成的弃保、病耻感等，直到病情加重后，才前来看病的人。当他们抵达此处，身体已经积重难返出现合并症：如混合细菌感染、低蛋白血症、贫血。

近日，网传甘肃兰州警方大规模跨省传唤“耽美”小说创作者，引发广泛关注。6月1日，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破亿，亦有律师声明愿为涉案作者提供援助。同时，耽美作者的“罪与非罪”及相关司法标准滞后等问题，在网友们“写小黄文比犯强奸罪还严重”的感叹中，再度备受拷问。

兰州警方此次大规模异地执法，疑似针对“海棠文学城”网站上的耽美小说作者展开。海棠网站成立于十年前，服务器设在台湾，内容以女性向的耽美文学为主。而耽美文学，常指女性作者创作、以女性情感欲望为导向，主要表现男子之间的爱情或情色故事。

近期，陆续有海棠作者公开发帖求助，称其写文获利甚微，却遭兰州警方跨省传唤。更有甚者，亦有免费创作者或年轻女性学生被兰州当局采取强制措施，旋即引发舆论对兰州警方执法行为正当性、合理性的质疑。 

6月1日，笔者从数位援助律师处获悉，前来求助的海棠作者均因涉嫌“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遭到兰州警方立案侦查。此次，除兰州市公安局外，其下辖多个单位亦参与了该案侦办，已知有城关分局、兰州新区公安局、森林分局、皋兰县局等。目前，向外界求助的涉案作者均处于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尚未提起公诉。对此，6月2日，笔者多次致电兰州市公安局及其下属分局咨询此案详情，未果。

这并非海棠作者第一次遭到“集体清算”。据水瓶、极昼等媒体报道，自2024年6月起，安徽绩溪县司法机关对数十位海棠作者进行刑事追诉，其中不乏知名作者。同年12月，海棠头部作者“云间”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据绩溪案一位涉案作者透露，当地以提现获利金额对作者进行定罪量刑，“去年没有免费（作者），最低金额都是2w（万），然后几个档。”

与绩溪的办案标准不同，此次卷入兰州案的海棠作者，存在涉案金额偏低，甚至无个人经济获利的情形。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10名海棠作者涉案情况，多人仅从海棠网站提现数百至数千元不等，有两人为免费写文，但均被兰州当地采取了取保候审、逮捕等强制措施。

一位免费创作者的援助律师告诉笔者，该作者所涉案件目前仍处于公安侦查阶段，其暂被取保候审，“她是免费发文的，只有一些打赏，没有提现。公安对免费的作者似乎有一种思路是，她们的文虽然不收费，但是给（海棠）网站带来流量，意思是网站整体牟利行为的一部分，所以还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另一位律师称，其援助的当事人亦不存在提现获利，“现在是取保候审，联系公安预计6月初移送给检察院。”

没有经济获利，不存在所谓“违法所得”，那免费发文者为何还会遭到刑事追诉呢？据多位兰州案被取保的作者透露，兰州警方对其作品在海棠网站上的“阅读量”进行了调查取证。 

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所谓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和违法所得一样，“实际被点击数”亦是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的指标之一。但据多位涉案作者反映，此次兰州办案机关对涉案作品实际被点击数的认定标准存在争议。“实际点击量是否可以按照人次去计算，计算的时候是否应当去除重复点击或者无效点击。”一位援助律师对此提出疑问。

“人民法院案例库”的相关判例显示，在彭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中，司法机关认为，在互联网的环境下，点击数等指标可协助判断淫秽小说的传播数量。“网络淫秽小说作为一本书籍，其内容具有连贯性，不宜将各个章节作为独立个体，而应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来考察其传播量和判断社会危害性 ……可采用除以全书章节数的方法得到平均每章节的点击数、即估算连续阅读完所有章节的读者数量，来得到较为合理的该淫秽小说的真实传播量级。”

据笔者了解，若按“实际被点击数”对此次涉案作者定罪，可能埋下量刑畸高的隐患。上述10名涉案作者中，提现获利最高者不过1万余元，但小说章节合计点击量最高者则超过20万。

根据2004年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制作、复制、出版、 贩卖、传播的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一万次以上”的，构成淫秽物品牟利罪；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五万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达到二十五万次以上的，则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而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有舆论担心，上述海棠作者社会危害性较低、无处罚必要性，若被科以重刑，恐“给社会带来巨大不稳定性”。亦有诸多网友质疑，为什么“写小黄书比强奸判得还重”？

据悉，司法机关在类似刑案中依据的定罪量刑及“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一直饱受争议，其背后是相关司法标准的滞后。数年前，耽美作者“天一”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获刑十年零六个月。彼时，已有多位法学界人士呼吁，应对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数额标准进行及时更新。

知名耽美作品《德萨罗人鱼》人物形象

笔者注意到，此次亦有多位法律界人士重提此事。一位刑辩律师在其社媒发帖称：“个人认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量刑是亟待进行修改调整，我国在规制网络色情内容创作与传播，特别是涉及虚构文学时，法律滞后、标准模糊、执法鉴定程序存在缺陷、刑罚严苛且比例失衡等问题。以点击量为例，2004年司法解释制定时，互联网尚未普及，1万点击量是天文数字；而今天，一篇普通微博都可能轻松破万。法律未能随技术爆炸更新，导致标准严重脱离现实。”

两月前，网上在传网飞（Netflix）联合CEO的一段话，说15年前曾一度想打进中国市场，却“三年内没有一集节目通过审查”，不得不放弃中国市场。

尽管网飞进不了中国市场，但网飞剧却不妨碍在豆瓣传播。

譬如，网飞在疫情前后发行的一部日剧，《全裸导演》（全裸監督），第一季在豆瓣上就有近十万人看过。（第二季2021年发行）

就当作100万旅日国人有10%看过此剧吧。

这是一部传记剧，讲述了日本色情业历史上传奇的AV导演村西透的故事。他从一名英语教材推销员，转型投资经营色情写真连锁书店赚取第一桶金，后又转型拍摄AV，颠覆了当时（1980-90年代）的日本色情业。最后因执迷卫星转播AV而负债累累，村西AV帝国也就此终结。

不推荐看这部剧。我只想谈一谈其中的一个小问题。

村西从事色情业后数度坐牢，每一次坐牢都因为败类警察作祟。

主要就是这名东京警视厅的高级警官中井宽司。

村西的色情写真连锁书店开在北海道札幌，其中一间书店甚至就开在札幌警察局的旁边。但东京警视厅的这名败类警察“跨省远洋捕捞”从东京都到北海道札幌抓捕村西。

 当然，抓捕的原因是村西犯法了。村西书店除了售卖合法的打码写真书，也偷偷在卖不打码的写真图片，涉嫌违反了日本的法律。

村西的色情写真书店就此一蹶不振。

出狱后的村西到东京寻求发展，以小作坊拍摄AV再度创业。中井警官作为东京警视厅的高级警官，自然也就如影随形，随时威胁、警告村西团队。

村西透之所以成为日本色情AV业的传奇人物，就在于他总是勇于创新又不遵循所谓的业内规则，在同行眼中，他是一名搅局者。

中井警官就是从黑帮和保守的色情业大亨那里收受贿赂来出面以法律的名义打压村西透，其实也就是打压色情业的创新。

何妨赌肥头，作法必自毙，中井这名败类警察在剧末因为日本警方重拳打击黑社会势力而败露，最终也锒铛入狱。

中井这样的败类警察，以法律的名义打压色情业，其目的无非是敛财，近海捕捞。尽管日本社会对色情业相当开放，只要符合法律要求的打码，色情图片、AV都能自由发行。但是，黑社会想方设法私下发行不打码违法的AV，中井其实就是他们的保护伞。

村西公司拒绝了黑社会的拉拢，也拒绝了业内大亨的收购，特立独行在业内搞新花样。中井警官就用法律的放大镜来挑刺，哪怕细微的违法也出手抓捕。相对地，收受贿赂后对公然严重违法犯罪的黑社会却视若无睹，网开一面。

这就好比，以法律的名义重判写擦边“小黄文”的作者，却对权力者的恶性强奸犯网开一面。

这其实是一个普世的现象，在打压色情方面，权力是最容易被腐蚀，沦为党同伐异寻租的保护伞。

为什么？因为打压色情在任何社会都能占据冠冕堂皇的道德制高点，是中饱私囊、权力寻租再理想不过的保护色。只需要从法条中用放大镜找到任何可供利用的解释，就能够“跨省远洋捕捞”。

中井警官第一次到札幌警察局准备抓捕村西，札幌警察局的警察们正在兴致勃勃地交流村西书店最新出售的写真书，中井正义凛然地令一众札幌同行无地自容。

岂止日本警察，美国警察也好不到哪里去。

村西拍摄的AV大卖，他也因此曝得大名。村西决定到夏威夷拍摄异国风情的日洋AV，这在当时的日本国内还没有人尝试过。

村西在夏威夷拍AV就掉落当地警察挖的坑，在拍摄完成后因涉嫌在公共场所违法拍摄而入狱，根据美国法律有可能判重刑。但是，庭外和解需要支付一亿日元。还是小公司的村西团队艰难地筹集一亿日元来解救村西。

以法律的名义敲诈色情业从业者，日本、美国的警察深得其精髓。

更何况警权无比大的其它社会。

这个时代，天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不过是同一出戏，处处演，但在有些国家，这出戏演得更加残酷。

南方周末关于大量中学生便秘的报道，引发的关注远超预料。

它意味着某种伤痛已经触发大部分人的神经：一个社会的弊端，最终由无辜的孩子来承担；孩子们不但精神上受到煎熬，身体上也已经出现症状。

想想真的悲哀：很多年前南方周末呼吁的还是其他自由，如今开始呼吁孩子们的排便自由——我们在不断的退步，但是还有退的余地吗？已经到孩子们的肠胃了，还会到到哪里？

我想起前几天范美忠老师来书店做分享，他带来了四个学生。

有读者朋友看到这些孩子，露出了羡慕的眼神：他们的状态太好了，走路有风，眼神明亮。

当然啦，他们四个可都是参加了不久前的800公里徒步。

分享会当天，一位朋友带儿子来。她说，给儿子讲小朋友们的徒步经历时，儿子睁大了眼睛：徒步800公里，那是“正常人”能做的事吗？

到底什么是正常？被禁锢在教室中普遍出现便秘，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正常。

我想起范美忠对我的诘问。在一篇文章中，我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怪杰”，他说：我“杰”是肯定的，但是并不怪；不正常的、奇怪的是社会，不是我。

他说得太对了。

我们要模仿鲁迅说什么“救救孩子”，其实我们连什么是健康的孩子都不知道了。

那天和范老师以及孩子们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也发现了他们走路飞快，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范老师一点都不担心他们。

晚上分享会结束，范老师要和读者去夜宵，我问他：这些同学怎么办？要不要送他们回崇州的学校？

范老师回答：不用管他们。他们今晚上自己住酒店，明天继续在城里参加活动。

这不但是“正常的孩子”，健康的孩子，还是强壮的孩子，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他们不会便秘。

中学生普遍便秘不是新现象，几个月以前我就看到相关的资料，如今不过是由好的媒体把它讲述出来而已。

它反映出某种现实：为了考试成绩，中学生不但精神普遍出现问题（青岛有老师的论文指出超过50%的学生有抑郁症状），肠胃也普遍出现了问题。

可以说，这个社会已经病得相当严重，最终由未成年人以一种曲折的形式，承担了社会的病症：无休止的内卷和规训，不但塑造人的灵魂，也在重塑人的身体。

南方周末提出了“如厕自由”的呼声，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对此感到羞愧。正是作为整体的成年人——家长、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合谋，让孩子们出现了普遍的便秘。

现在作为家长你必须认识到，最重要的是孩子的自由——有身体的自由，灵魂的自由，然后才是好的教育。

我小时候在乡下，父亲和他的教师同事们都会说一句话：管天管地，管不住别人拉屎放屁——你对学生的管理和规训，是由一个限度的；要留一个空间给孩子，没有空间，人又如何成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