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居”这个词了，在河北石家庄，似乎还带着九十年代的粗粝感。

昨天（6月10日），这种粗粝感终于扑到了调查记者身上。

一篇题为《被刑讯逼供致死者刘东林案后续：帮助家属的人被指居、记者被传唤、律师被调查》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

写信人叫刘安忠，一位74岁的四川农民。

他另一个身份，是六年前在石家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离奇死亡的刘东林之父。

这封信是写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勇检察长的，但字里行间，更像是一份写给所有人的求救书和绝望书。

信里说，就在昨天（6月10日）：

一位《北京青年报》的著名调查记者，被石家庄警方传唤。

他只来得及匆匆给同伴发了条信息，随后便音讯全无：

彻底失联。

刘安忠在信中称，这位记者之所以“进去”，是因为他曾因履行公务采访过刘家，但报道最终因：

河北官方力量的干预，没有发出来。

一篇没能发出来的报道，最终把记者自己送进了本该被报道揭露的地方。

这大概是2025年新闻界最黑色幽默的新闻。

这起事件的引信，早已被点燃。

根据刘父的公开信，石家庄警方不仅传唤了记者，更成立了一个“5.11”专案组，目标是：

将案件的代理律师、关注案件的4名记者，以及帮助过我们的两位石家庄正义人士（父子），列为嫌疑人调查，监听，要将这些人搞成“集团犯罪”。

风暴的中心，是刘东林之死。

根据媒体“新黄河”在今年5月12日发布的报道《命案“私了”：“指居”死亡之谜》，40岁的刘东林在2019年10月1日被石家庄警方从家中带走，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地点在石家庄第一看守所旁的银河宾馆。

这里被内部人士称为“石家庄市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

2019年10月8日，刘东林死在了这个办案中心：

仅仅一周后。

警方出具的死亡证明称，死因是：

肺栓塞病亡。

没有尸检，没有调查。刘东林的遗体被直接火化。

家属在一位名叫李某峰的“河北省政法委特聘专家”律师的协调下，与一个不知名的公安机关签下了一份“无异议”协议，拿到了一笔45万元的：

“救济款”。

协议里承诺不再追究。

新黄河的报道引述了与刘东林一同被“指居”的工友的控诉材料。

他们称，在银河宾馆内，他们遭受了殴打、擀面杖碾压小腿，甚至：

手摇发电机的电击折磨。

其中一位工友回忆，在刘东林死亡的当天清晨，曾听到他被带出房间，随后传来一声惨叫。

之后，一切归于沉寂。

直到五年后，2024年5月12日，新黄河记者刘成伟的报道，才将这起被“私了”的命案重新拉回公众视野。

刘东林的父亲刘安忠说，报道出来后，他们看到了希望。

5月21日，最高检的工作人员约见了他们的律师，听取了意见，并表示：

应勇检察长非常关注此案。

然而，事情很快滑向了他们“不可思议、白日恐怖”的方向。

刘父在公开信中披露了石家庄警方的雷霆手段，其时间线，令人胆寒：

5月11日，也就是新黄河报道发出的前一天，一位帮助过家属的石家庄正义人士：

被石家庄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指居。

5月22日，另一位曾帮助家属寻找证人的正义人士：

被石家庄公安以“妨害作证罪”指居。

刘父质问：案子检察院核查了近一年，还没立案，何来的“妨害作证”？

6月10日，前述《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被传唤后失联。

刘父在信中绝望地写道，他儿子刘东林就是死在“指居”期间。

他不敢想，那两位帮助他们的义士，如今同样被“指居”，将面临怎样的胁迫和恐惧。

而他们控告的石家庄公安相关人员：

依然安然无恙。

最让刘家人感到冰冷的，是官方态度的转变。

几天前还“非常关注”此案的最高检，如今在电话里变成了“不归其管”的搪塞。

家属的核心诉求——将此案“移送管辖”到河北省外办理，也石沉大海。

刘父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有力：

当地的检察院怎么办得了当地的公安？……案子一旦移出，没有了利益牵扯，案子必然会得到公正办理，相关的制造人命案的公安也将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似乎点中了要害。

作为回应，帮助他们的正义人士、报道此事的记者、代理此案的律师，都被打包进了“集团犯罪”的专案口袋。

一篇未发出的稿件，最终换来了一次失联的传唤。

刘东林案的雪球，正越滚越大，它所裹挟的，早已超出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它正在碾压每一个试图接近真相的人。

写于2025年6月11日

编者注：本文已被微信平台404，但腾讯新闻等平台仍可正常浏览

如果法官携数亿元执行款外逃境外，法律能否实现有效追责？

日前据媒体消息，某法院执行局一法官助理全家外逃境外前，已将多达亿元的执行款转移国外。而且已获外国国籍。

那么，对于携款外逃的公务员，法律能否要求将其引渡回国？

“法度Law”注意到，北京恒都律师事务所柯锦雄律师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并非绝对不能。柯锦雄表示，作为执法司法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引渡是国际上较为正式、法律制度较为完备的追逃手段，引渡的依据一般而言就两类，一类是多边条约当中的引渡条款，一类是双边签订的引渡条约。

柯锦雄称，公务员卷款外逃一般是涉嫌贪污罪等职务犯罪，既没有特定的包含引渡条款的多边条约，也没有双边引渡条约，因而缺乏引渡的依据。但是缺少国际法的依据是不是就完全不能要求日本引渡呢？也不一定，根据我国《引渡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请求国应当作出互惠的承诺。也就说是，中国依然可以向日本提出引渡请求，但同时需要作出互惠承诺。然而，实践当中，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成功引渡的案例不多，在追讨的四种方式当中，其实更多的是劝返。所以希望从日本能引渡回来，难度很大。

若双方没有引渡条约，贪污分子就可以逍遥法外吗？

柯锦雄表示，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后新增的特别程序——缺席审判程序。对于逃往日本的腐败分子，只要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可以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被告人未按要求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处理。

若缺席审判程序启动，该法官助理将面临何种法律裁决？

北京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景峰律师告诉“法度Law”，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包括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本案中，法官助理携执行款外逃涉嫌贪污罪，符合缺席审判的案件范围。

魏景峰表示，结合案件情节，该法官助理可能涉嫌贪污罪和洗钱罪。根据《刑法》第三年八十三条规定，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且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可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本案中 “数亿元” 属于 “数额特别巨大”，可能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此外，魏景峰表示，法官助理还涉嫌洗钱罪，属于新增的自洗钱行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跨境转移资产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本案是法官助理先将执行款转至自己名下，然后再转移境外。当法官助理将执行款转至自己账户名下的时候，贪污罪已经既遂。其后又将赃款转移境外的行为，构成洗钱罪，属于自己替自己洗钱，即自洗钱行为。依法应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法官助理可能同时构成贪污罪与洗钱罪，应数罪并罚。

此事是否会牵扯该法院执行局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北京市合弘威宇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蒋崴律师向“法度Law”表示，考虑到该案件涉及的金额巨大、影响极为恶劣，若经查证属实，必然将引发多重法律追责程序，下到经手同案执行的执行法官、书记员，上到该院执行局局长、分管副院长将面临监管失职审查，甚至承担玩忽职守或撤职等政务处分，若发现上述人员协同转移资金将按贪污共犯追责；此外，法院政治部及出入境管理部门也会因违反《法官法》监管责任及《关于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因私事出国(境)管理的暂行规定》被问责。

除追责外，蒋崴表示，法院系统也应对执行款物全覆盖复查、关键岗位人员护照集中管控、全员财产申报核查，找出可能存在的其他漏洞，并在法院系统内互相学习，该事故不应只是追究个人责任，更多的是从中吸取经验，查补制度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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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中国民主季刊》2025年第二期刊发了笔谈“制度与发展：中国是否在失败”。其中长平谈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译本的大量删改。言论自由和出版审查一直是中国数字时代关注的重点。经过《中国民主季刊》编辑部同意，我们转发这部分内容。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原版及中国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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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季刊》编者按：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一度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经济总量、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都大幅提升。然而，从2012年左右开始，经济增速开始明显放缓。新冠疫情以来，人们终于惊讶地发现经济似乎陷入了停滞、无力复苏。无论国内、国际，许多人都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在目前政权、体系下恢复活力的信心。

巧合的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颁给了三位研究政治、经济制度对于国家贫困与富裕影响的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吉姆·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消息公布后，迅即引起国内不少网民的关注和讨论。

在2013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区分了包容性与榨取性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前者与民主、法治、财产权的保护等联系在一起，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后者与专制、国家权力不受限制、财产权没有保障等联系在一起，导致国家的衰败和贫困。两位作者预言中国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视角是否可以用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不包容性是否、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目前的困境是否与制度性的榨取、掠夺有关？哪些因素在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是否已经登顶、国家可能从此转向衰败？

就这些重要问题，《中国民主季刊》邀请到了罗斯高(Scott Rozelle)、史鹤凌、罗根·赖特（Logan Wright）、莫之许、长平等5位专家与观察人士进行讨论，并请达隆· 阿西莫格鲁教授本人做了回应。

《中国民主季刊》封面图

长平（《中国民主季刊》注：《德国之声》专栏作家，《中国数字时代》执行主编）：跟所有涉及中共治理的西方学术著作一样，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以下简称《失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版；以下简称“中国译本”）， 对原著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原著中直接明快的文风变得含混不清，部分章节甚至让否定变成了肯定，批评变成了赞赏。涉及其他独裁国家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内容，也有所删减。读者可能受到的误导是：中共正在克服困难，改邪归正。

在对照了原著和中国译本之后，我在想，后者删改的部分，其实就是这个笔谈提出的问题的最佳回答。

书中论述道，中国之所以开始增长，是因为邓小平推动激进改革，将经济制度从极度攫取性转向较为包容性。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显然比苏联更具包容性，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攫取性的。共产党在中国掌握绝对权力，控制整个国家官僚系统、军队、媒体和大部分经济。中国人民几乎没有政治自由，也极少参与政治进程。如果攫取性政治制度不让位于包容性制度，这种增长终将停滞。

然而，并没有太多迹象表明中国很可能会向更包容的政治制度转型，更别说能够顺利地完成转型。《失败》出版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被不幸言中，陷入困境。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发表了与之互相佐证的意见。

例如，2024年3月，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认为，1978年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引入了市场改革，鼓励创业，并引入外资，开放对外贸易，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并没有什么不同。

黄亚生教授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的观点。金刻羽认为，中国的制度得益于儒家思想的传承、政府驾驭权力和掌控金融的独特能力。这其实是老掉牙的中共标准文宣的学术版。黄亚生指出，中国今天的许多问题都是金刻羽卖力鼓吹的“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

《失败》专门用一个章节驳斥了“文化假说”（The culture hypothesis）。书中写道：“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前的贫穷与中国文化没有关系，而是毛泽东以惨烈的方式管理经济和控制政治的结果……同样的，现在中国的成长与中国人的价值或中国文化的改变无关，而是源自邓小平和他的盟友推动改革所引发的经济转型过程。”

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强调，攫取式制度下的成长模式并非中国独有，苏联、柬埔寨、越南、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及卢旺达都经历过。很明显的是，这种成长不可持久。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许成钢教授在新著《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中论述道，大跃进和文革遗留下来的区管式极权制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基础。但极权制的既得利益者总是努力以各种方式保护这个制度，保护其制度基因。

许成钢教授还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不仅挽救了共产极权制，而且造就了新的极权制超级大国，同时使得当代共产中国的制度充满迷惑性；其中最大的迷惑性来自人们普遍无视中共的制度是共产极权制这一事实，从而忽略了中共的改革自始至终是为了挽救和扩大共产极权制的事实。

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失败》中直言不讳地谴责了中共的舆论管控：“今天，党对媒体，包括互联网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自我审查的背后，有一个类似奥威尔小说（《1984》）中描述的系统：监听谈话与通信，关闭网站与报纸，甚至选择性地封锁网络上的特定新闻”。这些段落似乎不像经济学著作中的内容。但是，言论管控正是攫取式政治制度存在的枢纽。“中国译本”的删减也是一个讽刺性的证据。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作者杨虎涛），认为“《失败》一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荒谬的翻版。”《人民日报》等官媒转发了这篇文章——是另一个例子。

被告人说自己遭刑讯逼供，辩护律师要求调取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被拒，律师在法庭上能对办公机关提出批评吗？

辩护律师能在法庭评论说，在案证据违背逻辑、违背法律、违背生活常识吗？

辩护律师能在法庭上批评办案机关小案大办、有罪推定吗？

你可能会说，你这都是常识问题！庭审中，律师发现问题，当然需要指出来啊。难道辩护律师要说，你这么做没问题，你这么做很对吗？

你要注意了。安徽芜湖律师戈运龙，就是因为开庭时这么说了，被办案机关认为，言语不当，诋毁司法机关，要求司法局给与处罚，暂停执业6个月。

先说第一个问题：戈运龙律师到底说了什么？

戈运龙律师把书面辩护词发给了几位全国知名的刑辩律师，周泽、斯伟江、刘昌松等。

周泽的看法是：其中有些言词虽然有点激烈，但仍然属于正常的辩护意见范畴。

刘昌松律师的看法是，他的辩护是专业的、尽职的，整体比较理性、温和，个别地方措词稍激烈。

比如：

那么，戈运龙律师在法庭上怎么说的？

与戈运龙律师共同辩护凤海飞案的徐冯彬律师称，“戈律师被投诉的案子，是和我一同办理的，我全程在场。我可以证明，戈律师的庭审发言并不出格，办案过程也很认真负责。”

再说第二个问题：戈运龙律师能不能这样说？

《律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

也就是说，戈运龙律师的发言，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

如果仅仅因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辩护意见，让办案机关不高兴，就要给予处罚，这就无异于废除辩护制度，甚至于废除刑事审判制度了。

就戈运龙律师的发言，我倒是想知道，律师要求调取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这个要求合情合法合理，为什么不给调呢？

第三个：为什么要关注这件事？

戈运龙律师的遭遇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我是觉得，即使你不是律师，也应该关注这件事。很简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不是他个人的利益，而是所有人的权利。没人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打官司，你肯定不希望自己的律师在法庭上只会说，对对对，好好好。

办案机关自己不爽，就投诉辩护律师，将毁掉辩护制度甚至是律师制度。

没有人拥有免予批评的自由，每个人、每个单位都要接受监督、接受批评，尤其是权力机关，更要接受批评，更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坚守法治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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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5月19日，湖北武汉警方通报了硚口区崇仁街爱国社区发生的枪击案，但全文未提及现场发生了枪击。微信公众号“鸡蛋bot”发布的有关消息遭到删除。

另据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所发的多条推特，现场有两人倒地，另有一人浑身是血仰面坐在椅子上。现场附近的一段监控视频录到了多声枪响。

5月18日，网传湖北武汉市硚口区一餐馆附近疑似发生枪击事件，有人员中枪，引发关注。

据网传消息，事发地疑似为硚口区崇仁街爱国社区一临街餐馆门口，事发时间不详。网传聊天记录显示，疑似目击者表示，嫌疑人持枪作案，有食客中枪；网传视频显示，有3人受伤卧倒，现场有血迹。

18日晚间，事发地附近一商家告诉笔者，现场疑有3人中枪，嫌疑人作案后逃离，不知是否归案，“（嫌疑人）当时就跑了。”

对此，武汉市硚口区政府值班室一工作人员回应称，对于现场伤亡、嫌疑人是否被控制等情况，其不便答复，“可以直接问公安局，这块公安局已全部接管、控制了。”

随后，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汉中派出所一工作人员表示，若想咨询相关事件详情，需联系上级宣传部门。

此外，笔者还致电咨询了武汉市硚口区汉中街道办事处、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及武汉市急救热线，均未果。

截至发稿，当地官方尚未对上述事件发布相关情况通报。

马克思的祖先来自中国。马克思的祖先是在元朝随蒙古大军从中国到达欧洲的。马克思的祖先在中国是回族人，再往前追溯也是周朝犹太人°的后裔。世界上的回族人和犹太人在历史上曾经有共同的源头，源于华夏族群。

马克思的家族具有穆斯林文化传统。有关马克思的文献中没有发现马克思吃猪肉的记录。马克思不吃猪肉的原因是，他遵守了古兰经的规定。古兰经说猪肉是肮脏的，非法的。古兰经禁止吃猪肉。马克思的妻子马燕妮也是来自穆斯林家族。按照穆斯林文化习俗，如果夫妻两人有一方是穆斯林，另外一方一般也是穆斯林。如果婚前不是穆斯林，婚后也会遵循穆斯林文化习俗。马克思的妻子马燕妮来自穆斯林家族，马克思在生活上也会遵循穆斯林不吃猪肉的习俗。马克思死后，墓前没有石人、石马，符合穆斯林的简葬习俗。马克思的家族是回族。在中国的民族认定中，70万犹太人曾经被认定为回族。如今世界回族人中有许多是犹太人。

马克思的父亲海因利希，原本叫做希尔谢·哈列维·马克思，是犹太教士。马克思的爷爷也是犹太教士，也是梅因兹（Mainz）著名犹太教士哈列维的后裔。哈列维之子敏兹是帕都亚的犹太教典学校负责人。马克思的母亲普列思博克同样是著名学者与贤人后裔的拉比之女。

拉比（Rabbi）是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塔纳赫》、《塔木德》等犹太教（Judaism）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者，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2～6世纪曾作为口传律法汇编者的称呼。后在犹太教社团中，指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熟悉《圣经》和口传律法而担任犹太教会众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的人。

在纳粹德国期间，欧洲的回族人和犹太人受到严重迫害。马克思的后裔家族逃亡到世界各地。在马克思的后裔中，生活在马来西亚的约有8000多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马克思一生共有过6个孩子。1858年，他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对于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最愚蠢的莫过于结婚生子，使自己被家庭琐碎的小事束缚起来。”

马克思先后遭到德国、比利时及法国政府的驱逐。最后，他来到了伦敦，从事他那伟大的工作，抚育孩子。长子海涅出生不久便夭折了，马克思把孩子的死视为“资本主义罪恶制度下，穷人悲惨境遇的牺牲品”。两年后，又遭次子弗朗西斯卡夭折。1852年，马克思在书信中写道：“我的妻子病了，女儿珍妮病了，我无法而且从来无法请医生为她们诊治，更无钱买药。上周，我还能为孩子们买土豆和面包，可今天，我又能为他们买什么呢？”

马克思喜欢炒股。1864年6月，马克思给菲利普写信说，他在伦敦股票市场上赚了400英镑。同年7月4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最近的十天里，如果我有钱的话，那么我就能在股票市场上发了一笔。现在时机已经来了，只要有一点脑子和少量的钱，就能在伦敦股市赚大钱。”炒股票亏钱后依旧不愿意出去找工作。写作是他的最大兴趣。

马克思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基本上相信人有来世。马克思给他的女婿信中写道：“我将一生奉献给了革命斗争。为此，我并不后悔。如果有来世，我还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不会再结婚了。但是，今生我非常想将我女儿从困苦生活的境遇中解脱出来，而不要像她母亲那样，为了生计而身心疲惫。”如果马克思往生后能够转世为人，可能不会再结婚。

马克思和其忠实的管家海伦·德穆恩曾有过一个私生子腓特烈。1851年，腓特烈·德穆恩出

生不久，就被托付给一对工人夫妇收养。腓特烈的学费由恩格斯提供。恩格斯一直自称是腓特烈的父亲。1895年，恩格斯在去世之前，将真相告诉了腓特烈和埃莱诺。他们同父异母，埃莱诺和腓特烈后来成了挚友。腓特烈在伦敦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腓特烈于1929年去世，享年78岁。他是马克思的子女中是惟一活着看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人。

马克思的女儿去世后，其中有的后裔也转世为人。中国广州武台寺印幸法师°的前世曾经是马克思的女儿。关于马克思及其女儿与中国印幸法师前世的关系，印幸法师将会写文章进行说明。

《俄罗斯报》记者切尔卡希在伦敦乘坐出租车时，发现司机安东尼·马克思是马克思的后裔。他车上挂的卡尔·马克思的小幅画像，镶在精致的铜框里。司机与马克思长得很像。司机说马克思他是他的高祖。马克思的女儿是司机的曾祖母。

马克思一生经历长达四十年的流亡生活。1843年他被迫卸任《莱茵报》主编，带着一家老小走上流亡之路。1848年12月，普鲁士政府剥夺了马克思的国籍。从此马克思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没有国籍的生活，直到去世。“我是世界公民。”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也是马克思流亡生涯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的祖先是来自中国元朝的穆斯林。如果再往前追溯，马克思的回族马姓氏族源于西周周文王的后裔，也是西周犹太人族群的后裔。西周犹太人族群中的马氏家族属于西周王族的一支。西周第一个国都是耶路撒冷。中国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成王分别是《圣经》和《古兰经》记载的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马克思的回族马姓氏族在西周时期属于以色列犹太人族群。

CDT编者按：该帖为图片，据推特用户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称，图片在微博平台遭到删除。

贪官都是怎么悄悄收钱的

低层次：

1.现金红包、招采回扣、贵金属。

2.街上基本无人问津但是长期存在的精装修茶叶礼品店，一盒茶叶5K 起步，你猜猜什么人会去买？某些人的小舅子/小姨子/妹夫又是什么角色？

3.每逢节假日就有人大量购入百货、超市、电器城的不记名购物卡，然后这些卡都去哪了？

4.某地产商突然有几套低价出售的1折房源，你or妻子or亲戚很幸运的抽中了被销售名额。

中层次：

1.突然有人设立奖学金，自家的孩子刚好今年又在学校被评为三好，顺利保送名贵私校。

2.今年本地有企业顺利上市，自家的小舅子/小姨子/妹夫在上市前刚好是股东，然后在估价出来后转卖掉股份。

3.别墅、豪宅，特别是国外的，自己的老婆孩子只是住过，有钥匙，装修也是提供了参考建议，但是产权完全是其他人的哦。

高层次：

1.某部电影投资5亿，票房做到4亿，有投资人是X属XX群岛的离岸投资公司；

2.某币、某股突然暴涨，持币or持股者疯狂出货，通过在香港注册的投资公司，再溯源实际控制人发现又是X属XX群岛的离岸投资公司。

3.澳门某场内，突然有客户在一夜狂赢数千万。

4.某士得，清乾隆款青花折枝花卉梅瓶拍价1.2亿，拍得者和该件宝贝的拥有者均为神秘客户，台前叫价的都是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