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间道IV：中国留子

CDT编者按：2025年5月20日，四川宜宾一家纺织厂发生火灾，事发后有网民称，该纺织厂一名员工被拖欠工资，他去找相关人士理论时发生争吵，遂持刀将对方捅伤，然后用汽油将车间布料点燃。随后，“前员工被拖欠800元工资后纵火”的消息在中国网络广传，这位纵火者的获得了不少网民同情，并被尊称为“800哥”，知乎上也出现了《大家怎么看待“800哥”事件？》的问答，但很快遭到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存档了这一问答，以下内容节选自该问答。

niro：一样是在四川，一个耳环230万，一个为了800工钱不惜纵火烧了厂房给自己讨说法。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出现工农阶级被欠薪然后讨薪无果的清况呢？
你不给他一个说法，他就给你一个说法。
他们不怕你拿起法律的武器，就怕你拿起武器。
无产阶级万岁
……分割线……
小伙子之前已经是一个输家了，一个连800都拿不出的输家。
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工厂老板也输了，输的更多，老板可能从无良资本家变成了无产阶级。
这一刻，他们是平等的了。

无言：在我看来，800哥是个英雄。
但你要说这是劳动者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那我只能说，这说辞夸大了。
一个800哥显然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去改变什么。
要想改变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那几座山，需要的绝不是一个两个800哥，而是无数个。

浪漫野猪突击手：我们公司有条铁的红线：
不能拖欠员工工资，越底层的越不能拖欠！
公司再困难，砸锅卖铁，也要在当月把上月工资付清
当然，“铁的红线”这玩意从来都不是天上掉的，也不可能是老板自己良心里长出来的，而是多年前有个被欠薪的员工真带刀找过他。
我有幸目睹过那把刀，一尺来长，磨得锤亮，看来是下了决心的，捅人绝对能对穿，三刀六洞。
从此以后，我们老板就变成了一个按时发工资的合格老板。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当法律的武器保护不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法律的武器？

非常君：恶意讨薪这个词真的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momo：你不能在你造反的时候才说这是工人运动。

Lvmarsa：你不能只在工人活不下去点燃工厂的时候，才讲法律。

宁朔将军司马伷：令人悲哀的是，他要工资法律不会帮助他，他烧工厂法律就来找他了。

Vino Forever酒鹰：当《劳动法》从法典到法院判执行都不能为民做主时，《水浒传》会成为所有底层民众的生存哲学。他纵火前还把工友全都叫到室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算心善。翻翻《水浒传》，800哥非常像被逼上绝路的武松。

黑衣大葛戈：你不能只有在自己厂子真被点了的时候才想起来有法律这种东西。

低配版海灵顿：跟春风法官一样。夜路走多了终会遇到鬼，蹦哒得多了终会踩到雷。你可以赖掉无数个800，但总会有一个800会让你把之前吃进去的都吐出来。你可以赢无数次，但你只能输一次。

在中国，有许多条路可以走。有的通向庙堂，有的归于江湖，还有一些，则蜿蜒于法条与现实的夹缝之间，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李金星，后来以笔名“伍雷”行走于世的那个山东人，就选择了这样一条路。

这条路，起初似乎是为了逃离一种他不再能忍受的生活，最终却将他带入了一个更加叵测的漩涡。

他的起点，与法律并无太多交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是山东章丘县（如今的章丘区）建设委员会里的：

一名普通科员。

日子在撰写材料、迎来送往和推杯换盏中一天天过去。

他后来回忆那段时光，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形容自己“整天写材料，说够了假话”，并且被当地人们几乎天天都在喝酒的氛围所裹挟。

这种按部就班、言不由衷的生活，让年近三十的他感到了深刻的厌倦：

改变的念头，像野草一样滋生。

转机出现在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单位旁边的书店里看到了律师资格考试的相关书籍。

这个发现，如同在密闭房间里打开了一扇窗。他决定，试一试。于是，一边应付着体制内的工作，一边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埋首苦读。

这并非易事，尤其对于一个非法律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但他坚持了下来。

2002年，恰逢中国将律师资格考试改为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第一年，他成功通过了这场被誉为天下第一考的测试。

拿到资格后，他几乎没有犹豫，递交了辞职报告：

离开了那个安稳但令他窒息的公务员岗位。

正式踏入了律师行业的大门。

最初的几年，他从实习律师做起，凭借着一股闯劲和或许是从体制内带来的某种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力，业务很快有了起色。

他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小科员：

逐渐成长为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

经济状况也随之改善，拥有了人生第一辆汽车——虽然只是一辆价值四万多元的夏利，但在当时，这足以让他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

他后来坦言，赚钱会带来一些快乐。那时的他，行事风格似乎还带着几分江湖草莽气，他自嘲有点像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尚未显露出日后那种死磕到底的决绝气质。

那时的伍雷，大概不会想到，这条看似充满希望的新道路，未来会布满如此多的荆棘与陷阱。

他更不会预见到，那个曾经让他想逃离的、需要小心翼翼说话的环境，有一天会以另一种更加严厉、更加不容置辩的方式：

来审视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

1

人生的航向，有时会因一阵突如其来的风而改变：

2007年，伍雷将事业的触角伸向了北京。

在那里开设了分所。

京城，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自然也汇聚了各种思潮和形形色色的人物。

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伍雷开始接触到一个与他此前生活经验迥异的世界。

那几年的北京，社会氛围相对而言显得较为活跃。各种法律研讨、公共讲座层出不穷，也聚集了一批热心于公共事务、积极介入社会问题的律师和学者。

伍雷发现，律师这个行当，并非都如他最初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围绕着案源和收费打转。

在北京，他遇到了一些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同行，这些人似乎更关心法律条文背后的公平正义:

更愿意为那些无权无势的弱者发声。

通过参与一些公共活动，比如反对某些地方野蛮拆迁的行动，他开始广泛接触到大量的:

上访者。

那些从全国各地涌向京城，试图为自己或家人的冤屈寻找一线生机的人们。

他听到了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接触了许多冤案的家属，比如后来广为人知的江西乐平案受害者的父母，他们的悲惨遭遇和坚韧申诉，给伍雷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和思想震荡。

这些亲身经历，让他对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在司法体系中可能遭遇的不公，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

这些人和事，像催化剂一样，加速了他思想的转变，也为他日后投身于疑难冤案的辩护埋下了伏笔。

2

真正让伍雷感到震动，并开始严肃思考律师在中国司法体制中的角色与风险的，是2009年爆发的李庄案。

当远在重庆的同行：

李庄律师。

因为在当地轰轰烈烈的打黑运动中担任一名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最终却被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逮捕并判刑。

整个中国律师界为之哗然，伍雷也深感震惊。

“重庆怎么能这样对待律师？”这是他当时反复追问的问题。当李庄最终被定罪判刑时，他后来在采访中表示，那是他：

第一次对中国的法治感到失望。

李庄案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激起了层层涟漪。此后，和许多对该案感到愤慨的律师一样，伍雷开始利用当时方兴未艾的新媒体平台——主要是微博：

公开发声，批评重庆方面的做法。

2011年，李庄案第二季（李庄被追加起诉漏罪，后检方撤诉）在重庆开庭审理时，伍雷更是积极参与其中。

他守在法庭之外拍照记录，撰写了大量关于庭审情况和案件疑点的博文，甚至直接给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其行为提出质疑。

伍雷认为，李庄案的发生及其后续发酵，使得原本相对松散的中国律师群体，在某种程度上第一次真正形成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开始更加自觉地关注整个行业的命运前途和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风云激荡的背景下：

死磕。

这个略带生猛气息的词语，开始在律师圈内流传开来，并逐渐成为一部分维权律师的标签。

这个词最早可能由资深律师迟夙生在2011年处理广西北海律师伪证案期间提出。到了2012年贵阳小河/黎庆洪案，死磕更是被一群律师演绎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

伍雷，因为深度参与了这两起标志性案件以及后续一系列维权行动，逐渐成为了：

媒体和公众眼中死磕派律师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谓死磕，并非一个精确的法律概念，而是对一部分律师在代理案件，特别是面对司法不公或程序违法时所采取的一种坚韧、有时甚至被视为挑战体制权威的抗争方式的概括。

这种方式的核心在于对法律程序和法条进行极致的：

较真。

抓住每一个可能的程序瑕疵或违法点，反复提出质疑、申请、控告，力求将法律规则运用到极限。

同时，他们高度重视并熟练运用新兴的：

网络自媒体平台。

如个人博客、微博等，进行所谓的：

网络揭露。

将案件细节、庭审实况（有时甚至冒着风险）、司法过程中的疑点和不公之处公之于众，试图绕过传统媒体的审查，直接诉诸社会舆论，以期形成压力，推动个案解决。

不仅如此，穷尽一切可能的法律救济途径也是其常用手段，他们会不断地向各级人大、政法委、检察院、纪委监委等部门：

举报投诉办案人员可能存在的违法违纪行为。

更有甚者，他们有时还会采取一些引人注目的：

行为艺术式的表达方式。

以示抗议或吸引关注。

例如，伍雷和另一位以风格强悍著称的律师杨金柱，就曾为了争取会见福建冤案当事人吴昌龙的权利：

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送去一袋红薯。

其象征意义引发诸多解读，但其挑战姿态十分明显。

死磕律师们常常宣称他们的策略是只磕程序不磕实体、只磕公权力不磕私权利，即主要针对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是否严格遵守了法律程序、是否存在权力滥用等问题进行攻击，而不是直接评判案件本身的实体是非（尽管程序问题往往与实体公正密切相关）。

这种策略意味着他们必须同时在法庭内外两条战线上作战：庭内进行严谨的法律抗辩和程序挑战，庭外则努力争取舆论支持和社会关注：

让社会当法庭。

伍雷本人后来在反思为何会走上这条充满争议和风险的道路时，曾流露出对体制内正常救济渠道有效性的深刻怀疑。

他在多年后自己面临处罚的听证会上就曾直言发问：

所谓正常途径哪里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这种对现有纠错机制效率的悲观评估，以及在目睹和代理了大量个案不公后产生的强烈正义感和无力感，共同促使他和其他一些律师，选择了这种更为公开、更具对抗性、也更能引发社会关注的死磕策略。

在他们看来，当法庭内正常的辩论和申诉难以奏效时，将案件的冤情和司法过程中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的审视，或许是推动问题解决的最后手段。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国司法系统自身在某些层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律师正当执业权利时而出现的限制和打压：

催生并强化了死磕现象。

3

李庄案之后，伍雷的律师生涯轨迹发生了显著的偏移。

他似乎找到了一种更契合内心召唤的方向，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到了刑事辩护领域，尤其偏爱那些疑难复杂、积重难返，甚至早已被外界视为铁板钉钉的冤假错案。

他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

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仿佛成为了他后半段职业生涯的行动指南和精神支柱。

为了将这份热情化为更系统、更持续的行动力，他在2013年底：

发起了一个名为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的民间公益项目。

据公开报道，这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力量自发组织的，专门致力于为那些身陷囹圄但坚称无辜的服刑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筛选案件线索、推动冤案复查与平反的机构。

这项工作极其繁重，行动每年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份承载着血泪与希望的申诉材料。

伍雷会组织起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律师、法学学者乃至一些富有经验的退休司法人员组成的专家团队，对这些材料进行初步的筛选和严谨的研判，从中找出那些确实存在重大疑点、具有平反可能性较大的案件。

一旦确定目标，便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本就有限的资源，进行深入的证据核查、法律论证、申诉材料撰写以及持续的跟进和呼吁。

其实，在这项拯救无辜者行动正式启动之前，他还曾与其他几位律师共同发起：

设立了超期羁押案件援助基金。

最初是聚焦于那些被长期违法羁押、诉讼程序莫名停滞不前的个体，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

后来，在2013年，随着福建吴昌龙冤案历经十二年磨难终获平反，这个基金也随之：

更名为吴昌龙基金。

其宗旨进一步扩展，旨在向那些因遭受漫长冤狱或在艰难申冤过程中导致生活陷入极度困境的人们及其家庭，提供人道主义的经济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重新融入社会。

一个标志性的例子是，2014年福建村民念斌在被关押八年后终获无罪判决，走出看守所时几乎一无所有，他便成为了吴昌龙基金的首位受益人，获得了一笔来自同行和社会关怀的、用于恢复基本生活的援助金。

这些年，伍雷的名字逐渐和一系列在中国当代法治进程中留下深刻烙印、引发广泛社会讨论的重大冤假错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他参与推动平反的案件，不少都曾是轰动一时、阻力重重、看似难以撼动的：

骨头案。

其中，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无疑是：

河北聂树斌案。

这位1995年因被控强奸杀人而被当地法院匆匆判处并执行死刑的青年工人，其命运在十年后因另一名嫌犯王书金的主动供述而陡然出现转机。

王书金在其他案件中落网后，竟供述自己才是聂树斌案的真凶。然而，即便真凶疑云浮现，聂树斌案的复查和平反之路却异常艰难曲折，又历经了长达十余年的漫长等待、法律博弈和社会呼吁。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洗冤接力中，伍雷是众多积极奔走呼号的法律人、学者和记者之一。

他不仅个人持续关注，还积极参与组织了相关的案件研讨会，与其他律师合作进行深入的证据分析和申诉材料的准备工作。

更重要的是，他充分利用自己当时在网络平台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持续不断地在微博等公共空间发声。

向公众介绍案情中的诸多疑点，剖析原审判决的瑕疵，并大声疾呼，恳请最高司法机关能够排除干扰，尽快启动再审程序。

这场跨越二十年的努力最终迎来了历史性的结果。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案进行异地复查，经过山东高院两年多的细致工作和严谨审查：

最终认定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撤销了原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的死刑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一个迟到了整整二十一年的清白，终于得以昭雪：

尽管这个正义是以聂树斌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伍雷为此案付出的不懈努力，无疑是推动这沉重历史一步的重要力量之一。

同样令人扼腕的还有：

福建念斌案。

这位福建平潭的普通村民，被当地司法机关指控于2006年7月因邻里纠纷，向邻居家中饮用水投入剧毒的氟乙酸盐（俗称“老鼠药”），导致邻家两名无辜儿童死亡。

此案在长达八年的审理过程中，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十次庭审，念斌四次被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则：

三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案件的核心症结在于关键的物证——从死者体内和现场提取物中检出的毒物成分——其鉴定结论一直存在重大争议，且鉴定程序饱受质疑。

辩护律师也反复提出，念斌在侦查阶段遭受了严重的刑讯逼供，案件证据链存在明显断裂。

伍雷虽然不是念斌的直接辩护人，但他对此案给予了长期的密切关注，并通过他所发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和个人网络平台，为念斌绝望中的家人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和声援。

他多次撰写文章，深入分析案情中的疑点和矛盾，呼吁司法机关必须坚守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终于，在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该案的终审判决，明确认定原判认定念斌犯投毒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依法宣告念斌无罪。

当念斌走出被关押了整整八年的看守所时，他形容自己早已“灵魂和肉体都已经分开”，其间的苦楚非外人所能想象。如前所述：

他后来得到了吴昌龙基金的援助，以维系基本生活。

目光转向海南：

陈满案则书写了另一段长达二十三年的漫漫申冤史。

这位原本在海口经商的四川人陈满，于1992年12月被当地警方指控在一场火灾中杀人并纵火，1994年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然而，陈满自始至终坚称自己无罪，认为自己是在刑讯逼供之下被迫做出了有罪供述。

在长达二十三年的铁窗生涯中，他和远在四川的年迈父母从未放弃过申诉的希望。此案因其极其漫长的申诉历程和原审判决中存在的诸多疑点而备受法律界和媒体的关注。

伍雷也积极参与了推动该案再审的工作，他与其他关注此案的律师、学者一道，共同呼吁司法机关正视问题，并通过网络平台等方式扩大案件的社会影响，争取舆论支持。

案件的转机出现在2015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罕见地就此案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

抗诉。

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再审。最高法院随后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异地再审。

经过浙江高院的审理，2016年2月1日，法庭公开宣判，撤销了原海南高院的终审裁定和海口中院的一审判决：

宣告陈满无罪。

当陈满走出监狱大门时，他已经在狱中度过了：

整整8437天。

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熬成了白发苍苍的中年人。

在福建，吴昌龙案更是伍雷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情感的案件之一。

吴昌龙被指控为2001年发生在福建福清市纪委的一起爆炸案的主犯之一，并被控犯有爆炸罪。

此案自发生起就疑点重重，包括吴昌龙等多名被告人自述在侦查阶段遭受了难以想象的严重刑讯逼供，主要定罪证据之间存在诸多无法解释的矛盾等：

吴昌龙因此蒙冤长达十二年。

期间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曾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发回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但福州中院两次重审竟然都维持了对吴昌龙的死缓判决。

伍雷是吴昌龙案进入申诉阶段后辩护律师团队的重要成员。他与其他几位律师一起，为了这个案件的平反四处奔走，不厌其烦地向各级司法机关提交申诉材料，一次次地揭露案件侦查和审判过程中的程序违法行为和证据矛盾之处。

为了争取律师本应享有的基本会见权利，伍雷甚至不惜与另一位以风格强悍著称的律师杨金柱一同，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前进行了一场颇具行为艺术色彩的抗议：

他们给法院送去了一袋红薯。

这一举动背后的象征意义引发了外界诸多解读（有说法称是讽刺某些官员吃地瓜长大的却忘了本，也有说法是暗示案件处理太软），但无论如何，其挑战不公、坚持权利的姿态十分鲜明。

正是他们这种不懈的努力和持续引发的舆论压力，最终对案件的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3年5月3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判认定吴昌龙犯爆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依法宣告吴昌龙无罪。

与吴昌龙同案被卷入福清纪委爆炸案的，还有一位名叫陈夏影的女性，她被指控犯有包庇罪。

与吴昌龙的命运相似，她的案件也经历了漫长的审理和申诉过程。在伍雷等律师的共同努力下，继吴昌龙被宣告无罪之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对陈夏影案也作出了再审判决，同样以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陈夏影无罪。

目光再投向东北，吉林金哲宏案也是伍雷拯救无辜者行动关注的重点之一。

这位原名金哲红的吉林省永吉县男子：

于1995年因被控杀害一名20岁的花季少女而被捕。

后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金哲宏自被抓之日起就始终坚称无罪，并表示自己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供才作出了有罪供述。在其漫长的二十多年服刑和申诉过程中，伍雷发起的“拯救无辜者”行动将其列为重点关注和救助的对象，为其提供了持续的法律支持和舆论呼吁。

此案同样存在诸多难以解释的疑点，如关键物证的缺失、现场勘查的不规范、口供的矛盾重重等。

经过金哲宏本人及其家人多年的不懈申诉，以及法律界的持续关注和推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在2018年决定对该案启动再审。

同年11月30日，吉林高院公开宣判，认为原判认定金哲宏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宣告金哲宏：

无罪。

此时，距离他最初被羁押，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三年。

除了这些最终得以沉冤昭雪的案件，伍雷还投入精力关注和代理了许多其他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

包括一些至今仍未获得平反的陈年积案。

例如，河北承德陈国清等四人抢劫杀害出租车司机案。此案发生在1994年，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朱彦强四名青年被认定为凶手。

案件经历了四次一审、四次二审的漫长拉锯，河北高院三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最终在2004年第四次终审时，在高院未再次发回的情况下直接改判四人死缓（陈国清、何国强、杨士亮）或无期徒刑（朱彦强）。

此案疑点重重，包括警方声称的关键物证带血刀具，其鉴定报告日期竟然早于刀具提取日期；被告人指称遭到刑讯逼供；缺乏可靠的目击证人等。著名刑法学者早在2001年就论证此案证据不足。

伍雷律师团队近年深度介入此案的申诉工作，尽管他本人已被吊销执照，但仍协调李仲伟、赵军等律师接力推进。他们紧扣证据疑点，反复向最高法、最高检申诉，并呼吁媒体关注。

虽然何国强、朱彦强等人已服刑二十多年后陆续出狱，但司法上的清白仍未恢复。陈国清因始终不认罪，仍在狱中服刑超过三十年，是四人中最后一位等待清白的人。

伍雷等人的持续努力，使得这起被称为：

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

的世纪疑案得以持续受到关注，申诉之路仍在继续：

又如，被称为“廊坊灭门案”的河北原伟东案。

此案涉及1995年和2000年两起共致6人死亡的灭门惨案。

原伟东等人于2001年被抓，被控参与两案。案件审理过程极为曲折，历经三次一审、两次二审：

原伟东等人多次被判死刑。

尽管原伟东在2000年灭门案中有铁证如山的不在场证明（案发时远在黑龙江老家缴税，有票证和派出所证明），最终在该案中获判无罪，但他仍被认定为1995年杨长林案的凶手，与另一被告汤凤武一同被判处死缓。

该案的核心疑点包括：原始卷宗和关键物证丢失；多名被告人声称遭受刑讯逼供：

汤凤武甚至哭诉被用辣椒水塑料袋套头、电击等酷刑。

唯一的幸存者兼目击证人张金萍的证言前后矛盾，且曾明确指认过已被证明无辜并获赔的村民赵某辉为凶手。

伍雷律师于2021年从年事已高的前辈律师吕宝祥手中接棒，开始协调洗冤团队跟进原伟东案的申诉。

尽管已被吊证，他仍积极为再审辩护出谋划策，推动多名经验丰富的律师组成辩护团，申请异地审理，并成功联系到赵某辉出庭作证。

伍雷本人也撰写多篇文章呼吁公正审判。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即使最高法指令再审，河北高院在2024年10月的再审终审裁定中，依然维持了对原伟东、汤凤武的死缓判决。

更悲惨的是，原伟东在漫长的羁押等待中罹患胃癌晚期，未能得到充分治疗：

于2024年底在看守所医院含冤去世，终年54岁。

距离他被抓已整整23年。

原伟东至死未能等到洗清罪名的那一天，其家属表示将继续申诉。

这些未竟的案件，仅仅是伍雷等洗冤律师们面对的众多困境中的冰山一角，也深刻反映了在中国推动冤案平反之路的极端艰难与漫长。

在专注于个案平反的同时，伍雷也积极参与了数起因涉及律师执业权利或具有重大社会影响而引发广泛关注的集体辩护案件。

这些案件往往不仅关乎个案当事人的命运，更直接触及了律师与司法系统之间的关系，成为了观察中国法治生态的重要窗口。

2011年的广西北海律师伪证案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杨在新、杨忠汉、罗思方、梁武诚等四名：

广西律师。

因在代理当地一起复杂的故意杀人案（裴金德案）过程中：

被当地警方指控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而遭到逮捕。

此举在全国律师界引发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是地方公权力对律师依法履职的严重干预和报复。

事件发生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律师自发组成：

北海律师团。

前往北海为四位同行提供法律援助和声。

伍雷是这个律师团中非常活跃的一员。他不仅参与了法律层面的辩护准备工作，更是在当地遭遇了巨大的阻力甚至人身威胁。

据多方报道，律师团成员在北海期间：

曾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围攻、殴打，住宿、出行受到干扰。

正常的会见和阅卷权利也难以保障。

伍雷本人也传出在冲突中受到攻击。面对困境，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博客和微博，几乎是实时地向外界发布在北海的见闻、案件的进展、遭遇的阻力以及对当地司法环境的批评，使得这起发生在边陲城市的事件获得了：

全国性的关注。

他还与其他律师一同，多次前往广西自治区司法厅和律师协会进行沟通、交涉，寻求上级部门的介入和对律师权利的保障。

北海案最终以四位律师被取保候审或判处缓刑告一段落，但其过程的激烈对抗和所暴露出的问题，被认为是“死磕”律师群体正式形成和其策略（尤其是网络动员策略）得以实践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紧接着的2012年，贵阳小河/黎庆洪案更是将“死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也让伍雷的“死磕”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此案原由贵阳市小河区人民法院审理：

被告人多达五十七人。

被指控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赌博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二十七项罪名：

其中黎庆洪被指控为黑社会头目。

案件的复杂性和涉及人数之多，本身就极具挑战性。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最早介入此案的辩护律师周泽（他也是伍雷的好友）发出援助呼吁后，全国各地律师纷纷响应，最终组成了多达八十八人的庞大律师辩护团，堪称：

共和国第一刑事辩护律师天团。

伍雷是这个天团中的核心成员和积极发声者。从庭审一开始，辩护律师团就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死磕策略，对法院的管辖权、公诉人的回避资格、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性问题提出了密集而尖锐的挑战，导致庭审多次中断。

在庭审的第二天，当律师们就程序问题申请复议时，审判长未予理睬并试图强行推进庭审：

引发了律师们的集体抗议。

混乱中，审判长下令将伍雷以及另外两位律师刘志强、杨名跨强行带离法庭。

这一幕通过庭外律师的实时传播，迅速传遍网络，激起了更大的波澜。在长达四十余天的庭审过程中，法庭内外的对抗始终处于白热化状态。

庭外，伍雷等律师笔耕不辍，通过博客、微博等平台发布了上百篇关于案件的文章，包括伍雷亲自撰写的、充满激情的：

《松江怒吼》系列博文。

详细记录庭审辩论细节，揭露案件背后的疑点和司法程序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

这些文章获得了巨大的网络流量和公众关注，形成了强大的庭外舆论场。尽管黎庆洪最终仍被判刑，但小河案的辩护过程，尤其是律师们在程序正义上的坚守和利用网络进行抗争的方式，对后续类似案件的辩护产生了深远影响。

伍雷曾多次表示，小河案让他深刻感受到了刑事辩护的魅力与挑战，也更加坚定了“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的执业信念。

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随着名气的增大和介入案件敏感度的提升：

伍雷所面临的风险也日益加剧。

他开始代理一些被认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案件，这或许也为他最终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悬挂在伍雷北京那间简陋的“洗冤办公室”墙上的，是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

只向真理低头。

这幅字，既像是他对自己执业理念的公开宣告，也仿佛谶语般预示了他未来的命运。他努力地想只向真理低头，但在一个复杂的现实环境中，这句看似简单的格言，实践起来却可能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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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雷的声音，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庭之内。事实上，随着他在冤案平反领域声名鹊起，以及死磕策略的运用，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在公共平台上的持续发声：

他的新浪微博账号“@伍雷”，一度拥有数十万粉丝。

成为法律圈和关注中国公共事务网民的重要信息源和讨论阵地。

他在这里高频率地发布自己代理或关注的案件进展，分享庭审观察，评论热点司法事件，其言论常常尖锐、直接，充满激情，有时甚至被认为带有挑衅意味。

他毫不留情地批判他所认为的司法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从刑讯逼供的普遍存在，到证据规则的虚置；从司法程序的不透明、不公开，到法官、检察官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督；从律师辩护权利难以保障，到冤假错案纠正机制的失灵。

他对于通过体制内的“正常”申诉渠道寻求救济的效果深感悲观。他曾直言不讳地质问：

所谓‘正常’途径哪里可以有效解决问题？

他以自己代理吴小晖案申请会见的经历为例，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十一次申请，甚至向三级律协申请维权介入：

直至自己面临被吊证的威胁，仍未能见到当事人一面。

以此来说明律师在中国依法执业之艰难。

他为聂树斌、念斌、陈满、吴昌龙等冤案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苦难经历而痛心疾首，反复追问那些故意或过失制造了这些人间悲剧的办案人员为何鲜有被追究责任：

举国震惊人头落地无人追责，三言两语忠言逆耳却被吊证！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是他在得知自己可能被吊证后发出的感慨，充满了无奈与愤懑。

他甚至悲观地指出，在当时的环境下，律师的辩护行为本身就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

为政治犯辩护就会被视为政治犯，

为蒙冤的企业家辩护就可能自身也蒙冤，

为不公正的案件当事人辩护就会成为不公正司法的受害者。

他认为，这是因为司法系统中的某些力量不希望其所做的不公正之事被社会所知晓。

面对来自官方或体制内对其言论的批评甚至指控，伍雷坚称自己是在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以及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

他认为，如果这些权利只能秘密行使，那它们就形同虚设；言论自由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公开表达。

他反驳关于他“攻击当局和政府”、“抹黑司法形象”的指控：坚称自己的批评是为了推动司法公正，是为了帮助解决那些实实在在的冤案：

是忠言逆耳，而非恶意攻击。

他觉得，律师说话声音之所以显得尖锐，恰恰是因为司法现状与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然而，这种持续不断的、高分贝的呐喊，尤其是在网络空间这个日益受到严密管控的场域里，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代价一次比一次更加沉重，直至最终彻底 沉默：

第一次代价，发生在2016年底至2017年底，形式是停止执业一年。

这次处罚的直接诱因，据信源于他在南方某地代理的一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庭审结束后，审理该案的法院向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省司法厅和济南市司法局发出了一份司法建议书。

指称伍雷在庭审过程中存在不服从审判长指挥，违反法庭纪律和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等行为，建议山东方面对其进行处理。

收到这份来自外地的司法建议后，山东省和济南市的司法行政部门：

启动了对伍雷的处罚程序。

据伍雷本人事后透露以及一些报道显示，有关部门最初甚至考虑过直接吊销他的律师执照，后经过一系列内部程序，最终决定拟处以停止执业的处罚。

2016年12月2日，济南市司法局向伍雷发出了《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12月21日，济南市司法局就此举行了：

听证会。

根据当时参与听证的律师和媒体的记录，伍雷在听证会上情绪显得相当激动，

他详细陈述了中国刑事辩护律师，尤其是代理某些特殊敏感案件律师所面临的执业困境和巨大压力，并结合该案庭审的具体情况：

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认为法院的指控与事实不符。

其行为是在依法履行辩护职责。

他还提到了自己多年来为平反冤假错案所做的努力，言语中充满了委屈和不甘。然而：

他的陈述和辩解，并未能改变处罚的决定。

2016年12月28日，济南市司法局正式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给予伍雷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

这一处罚决定在中国律师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广泛的同情。消息传出后的短短数日内，就有接近五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联署签名，发表公开声明，对济南市司法局的处罚决定表示严重关切和异议，认为处罚决定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呼吁上级机关予以复查纠正：

伍雷本人对此处罚决定表示不服。

并依法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试图通过司法途径推翻该处罚决定，但最终未能获得法院的支持。

在长达一年的停业期内，伍雷无法以律师身份执业。他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反思、阅读，也继续关注着他所代理的案件的进展。停业期满后，他于2018年初办理了相关手续，恢复了律师执业资格。

然而，仅仅恢复执业一年多之后，第二次，也是更终极的代价，便降临了：

这一次，是吊销律师执业证书。

2019年7月22日，伍雷突然收到了来自山东省司法厅直接发出的《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

这一次，处罚的理由不再是庭审行为：

而是直接指向了他在互联网上的公开言论。

告知书称，伍雷“多次在微博（新浪微博‘@伍雷’账号已被注销）发表不当言论”，“否定当局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联署签名和发表公开信挑动对党和政府不满”，行为恶劣，后果严重，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及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等规定，给予其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告知书还特别列举了被认定为“不当言论”的几个具体实例，包括针对湖南律师文东海因代理某些案件及发表相关言论而被吊销律师执照事件，伍雷在其微博上发表评论：

称之为法治大倒退。

就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访民李淑莲（其在2009年被发现在当地政府安排的看管场内非正常死亡，家属认为是遭到殴打致死，多年上访要求追责未果）一案，伍雷在2018年给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写了一封公开信，详细陈述案情疑点，呼吁省委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真相，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这封公开信当时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传播。

此外，山东省司法厅还明确提出，伍雷此前已因在先前的某个案件中的违法执业行为受到过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此次再次出现应予处罚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因此决定加重处罚，直接吊销其执照。这实际上是将之前的停业处罚作为了此次吊证处罚的一个重要依据和加重情节：

收到这份几乎是宣判职业生涯死刑的告知书后，伍雷依法提出了举行听证会的申请。

2019年8月6日，山东省司法厅在济南组织了关于拟吊销李金星（伍雷）律师执业证书的听证会。

与两年前由济南市司法局主持的听证会相比，这次由省级司法行政机关直接举行的听证会，气氛显得格外紧张和肃杀。

据多位前往现场试图旁听的公民和律师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听证会举办地（山东省律师协会所在地）周边：

一早就被布置了大量警力。

包括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人员，对过往人员进行盘查。

数十名希望进入旁听席的公民和律师，均被工作人员以场地有限、未提前报名等各种理由拒绝入内。

伍雷方面依法申请的关键证人，如同案被处罚的湖南律师文东海，以及李淑莲案的当事人家属、李淑莲的女儿李宁，也未能获准出庭作证：

整个听证过程，几乎是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进行的。

伍雷委托了在中国律师界享有极高声望和专业能力的周泽律师（他也是伍雷的多年好友和战友）以及清华大学法学院著名行政法学教授何海波，共同担任其听证会的代理人。

在听证会上，周泽律师和何海波教授从程序和实体两个层面，为伍雷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

他们指出，山东省司法厅的处罚程序存在多处瑕疵，例如处罚依据的条款适用不当、将之前的处罚作为加重情节缺乏法律明确授权等。

在实体方面，他们逐一反驳了司法厅所认定的不当言论，强调伍雷的言论均属于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建议的权利范畴，其内容并未超出法律界限，不构成危害国家安全或恶意诽谤，更不是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

他们认为，对律师的网络言论动辄施以最严厉的吊销执照处罚：

是滥用行政权力，将对整个律师行业产生寒蝉效应。

严重损害法治精神。

伍雷本人也在听证会上作了最后陈述。据后来流传出的信息，他的陈述充满了悲情和不屈。他回顾了自己从一名基层公务员投身律师行业，尤其是后来专注于刑事辩护和冤案平反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对律师职业的热爱和对法治理想的追求。

他再次强调自己所言所行皆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和当事人权益，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非意图颠覆或破坏。他在陈述的最后，表达了一个沉痛的希望：

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因言获罪被吊证的律师。

然而，这场持续了数小时、充满了法律与权力交锋的听证会，并没有带来任何转圜的余地。

听证会于当天下午五点左右结束。

令人震惊的是，仅仅在听证会结束后的几个小时，当天晚上，伍雷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山东成思律师事务所）就收到了山东省司法厅送达的：

正式《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书的内容与之前的告知书基本一致：

维持了吊销李金星（伍雷）律师执业证书的决定。

从告知到听证，再到最终决定，整个过程显得迅速而决绝。这一次，连象征性的一年停业反思期都没有了。

伍雷在中国大陆从事了十七年的律师生涯，其中近十年都聚焦于最艰难、最危险的刑事辩护和洗冤工作，至此，被官方以言论不当为主要理由：

强行画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

吊销伍雷律师执照的决定，再次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法律界乃至国际社会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广泛的批评。

多家国际律师协会和人权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持续打压维权律师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敦促中国政府尊重律师的执业权利和言论自由。

这一事件被普遍解读为当局进一步收紧对法律专业群体的控制、压缩公民社会空间的一个标志性案例，是近年来针对特定律师群体进行系统性压制的延续和深化。

伍雷本人坚称自己无罪，认为吊销执照是对他多年来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不懈揭露司法不公行为的政治报复和迫害。这个结果，对他个人而言，无疑是其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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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律师执照，对于一个将辩冤白谤视为天职，将律师身份看作是实践法治理想载体的伍雷来说：其打击是毁灭性的。

他无法再以律师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无法会见在押的当事人，无法查阅案卷，无法进行他为之奋斗了十余年的核心工作：

他在中国大陆的法律执业之路，被彻底堵死。

随之而来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和无形的压力。最终，在吊证风波过去一段时间后，他被迫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离开生活和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故土，远赴日本。

一个曾经在体制内感到“说够了假话”而毅然出走，在北京初识理想主义并深受感召，在北海、贵阳等地庭审内外奔走呼号、不惧对抗的死磕律师，

一个发起拯救无辜者行动、让聂树斌、念斌、陈满、吴昌龙、金哲宏等一个个沉冤多年的名字重见天日的洗冤推动者：

最终自己也陷入了需要被洗冤的境地。

至少，在他自己、他的众多支持者以及许多国内外观察者看来，他成为了体制性打压下的牺牲品，一个因言获罪的典型案例。

他一直试图运用法律这把双刃剑，以法律条文和程序正义作为武器，去撬动那些僵硬的、看似牢不可破的个案堡垒，去挑战那些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和权力滥用。

他抠法条，讲程序，要求司法机关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将依法治国的口号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

但吊诡的是：

他最终被剥夺律师资格。

官方给出的核心理由，却并非他在法庭上的具体行为（尽管第一次停业处罚与之相关）：

而是他在体制外的、虚拟的网络空间里的言论。

那个他赖以揭露程序不正义、呼唤实体公正、动员社会力量的平台，反过来成为了终结他职业生命的关键证据。

这其中蕴含的巨大荒诞感和讽刺意味，令人深思。他为别人洗刷冤屈，最终自己是否被冤？

这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一个能被所有人接受的统一答案。但他的完整经历，从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法律实践者，到一个被体制边缘化、最终被彻底清除出去的：

麻烦制造者。

无疑在法治的现实语境下，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也更令人不安的问题，

在一个强调秩序和稳定的社会里，当一个律师试图将法律文本上赋予的权利——无论是法庭上的辩护权、还是法庭外的言论自由与监督权——运用到极致，去触碰那些强大的、不愿被挑战的既有权力格局或根深蒂固的潜规则时，他自身的命运将会如何？

法律，在这样的博弈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保护个体权利、约束权力的有效工具，抑或仅仅是权力可以随意解释和运用的统治工具？

伍雷的故事并非孤例。

在他之前、在他同期以及在他之后，还有一批中国的律师，特别是那些专注于人权案件、刑事辩护、群体性事件等敏感领域的律师，经历着或多或少相似的轨迹：

因为代理了“不该”代理的案件，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而遭遇来自有关部门的约谈、警告、年检考核刁难、停业处罚，乃至最终被吊销执照，更有甚者被控以各种罪名身陷囹圄。

这种针对特定律师群体的系统性打压，在某个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他们像是一群执着地试图用法律这根脆弱的杠杆去撬动现实巨石的人，

结果往往是杠杆折断，自身也被巨石碾压。

如今，身在异国他乡的伍雷，并未完全沉寂。

他依然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关注着太平洋彼岸那片他魂牵梦绕的土地上发生的法治事件和人权状况，继续为那些仍在困境中坚守的国内同行发声、呼吁。

他曾与一些同样经历过磨难、处境艰难的前同行合作，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直播带货，销售农产品。

这种看似与法律毫不相关的举动，既是一种帮助昔日战友拓展生计、保持与外界联系的守望相助，或许也是他本人在失去了传统战场之后，于新的环境下，寻找一种继续存在、发出微弱声音、保持抗争姿态的特殊方式。

他在被吊证后曾对媒体表示，无论有没有律师证，他仍然是中国人，他的价值根植于那片土地，那里还有很多蒙冤者、弱势者需要法律的帮助：

他相信自己仍然有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

只是，那个曾经可以让他意气风发地奔走于中国各大城市的法院、检察院、看守所之间，可以让他身着律师袍站在庄严或不那么庄严的法庭上，为当事人的自由和权利据理力争、慷慨陈词的职业平台，已经不复存在了。

那个以伍雷这个响亮的名字，在中国互联网上一度搅动风云、针砭时弊、引发无数讨论与争议的微博账号，也早已被彻底抹去痕迹，消失在庞大而冰冷的数字信息的洪流之中，仿佛从未存在过。

他当初离开体制，是厌倦了言不由衷。后来拿起法律作为工具，一头扎进故纸堆和看守所，试图为那些被遗忘的名字擦去尘埃。他奔走、发声，将一个又一个疑案推到聚光灯下，坚信程序和法条自有其重量。

最终，是他的言语，那些散落在网络上的文字，成为了他被剥夺律师身份的理由。并非因为他在法庭上的辩护失当而是因为：

他选择在公共空间评论是非、追问究竟。

那份来自千里之外的司法建议，那场不允许旁听的听证会，那份在听证会结束当晚便送达的吊销决定书共同构成了一个闭环：

他的律师执照被收回，微博账号被注销，过往的呐喊归于沉寂。

那个曾经穿梭于中国各个城市、试图在法庭内外寻求公正的人：

最后离开了这片土地。

这条从体制内蜿蜒而出的道路，最终通向了体制之外。李金星（伍雷）的故事，就这样成为了卷宗里新添的一页，至于这一页意味着什么，历史或许会有自己的记录方式。

近期，我们注意到「兰州远洋捕捞海棠作者」事件引发公众关注，部分作者面临刑事追诉，且多为年轻、贫困的弱势群体。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她们毫无招架之力，有的被取消研究生资格，有的被赶出学校，有些作者甚至出现了自毁倾向，令人痛心。

在此背景下，我们部分关心此事件的刑事辩护律师自愿组成法律援助团队（多执业于北京、上海等地），秉持法律人的专业精神与社会责任，决定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涉案作者及其家属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支持。

我们的援助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法律咨询：为涉案人员及其家属提供案件相关的法律问题解答。
2. 程序指引： 解释刑事诉讼流程、当事人权利义务等。
3. 刑事辩护（如符合条件）： 在遵守法律法规及律师执业规范的前提下，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或委托条件的当事人提供辩护代理服务。

法律援助专用微信及电话：13375411006

我们将在收到信息的24小时内与符合条件的求助者取得联系，评估具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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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中学生因检举同学被打伤的案件中，校方因鼓励检举被判定承担30%民事赔偿责任，举报人承担20%。在日前举行的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工作新闻通气会上，湖南省高级法院发布了上述案例。

案例显示，某中学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并鼓励学生举报。宋某发现同班同学周某在上课时玩手机后，从周某书包里搜出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老师为此奖励宋某一瓶牛奶。周某回到教室后发现自己的平板电脑和手机均不在书包里，在宋某承认其向老师举报自己后，周某将宋某的头、手等部位打伤。事发后，学校老师将宋某送往医院治疗。

经鉴定，宋某的人体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因周某在案发时系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未追究周某的刑事责任。宋某遂起诉要求周某、周某的监护人付某及所在中学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因宋某擅自将自己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而将宋某打伤，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宋某虽系为了遵守学校规定而将周某的平板电脑交给老师，但其擅自拿走他人平板电脑的行为亦有不妥，据此可依法减轻周某的民事责任。

法院同时认为，学校在事发后虽然及时将宋某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但学校老师在明知宋某拿走周某平板电脑上交的情况下，未正确引导宋某在发现其他同学违反学校规章制度时应如何处理，未指出宋某擅自拿走他人物品的行为不当，亦未及时与周某进行有效沟通，且学校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检举的做法也会引发学生间矛盾，故学校也应对宋某的损害结果承担一定过错责任。遂依法认定由打人者周某承担50%的民事赔偿责任，学校承担30%的责任，举报者宋某自行承担20%的责任。

湖南高院称，该案典型意义在于，一个缺乏边界、鼓励检举的环境，将导致同学之间相互防备、猜忌，甚至引发肢体冲突，对青少年人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提出，学校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隐私权等基本权利。湖南高院认为，涉案学校为落实禁止携带电子产品的校规，通过物质奖励鼓励学生相互监督举报，其初衷在于维护教学秩序，但客观上形成了“以举报代管理”的治理效果。对学生而言，以遵守学校规定为由擅自搜查他人书包、取走他人物品的行为，实质上构成对他人财产权、隐私权、人格尊严的侵害。法院明确打人者、私自取走他人物品者及学校各方过错，依法划定各方责任，在有效化解个案矛盾的同时，也充分提示了学校在制度设置、日常监管和法治教育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对于推动校园管理从“结果应对”向“风险预防”转型，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典型意义。

近年来，有关“鼓励举报”的讨论并不鲜见。2024年底，青岛广播电视台旗下《正在新闻》报道，陕西省某中学在校内电子大屏上发布一则“表扬与倡导”公告，为了有效管控吸烟、携带违禁物品进入校园、在校园燃放烟花爆竹、乱扔杂物等不良陋习和违纪违规行为，学校发出了“检举举报公告”。一周来，学校收到书面、实名、匿名当面举报数十起，举报违纪违规学生数十人，绝大部分查证属实。现对敢于检举揭发违纪违规的学生予以表扬，后期对这些检举揭发者予以一定的奖励。

报道称，该中学工作人员表示，之前也倡导学生针对身边不良现象检举揭发，可以匿名向学校管理人员反映和检举，检举揭发者会被予以口头表扬。“是让学生对规则有敬畏感，要让他们知道，每个人在社会中既要自律，又要接受别人的评价和约束。”

2023年5月，厦门大学的新版教务系统中推出“可举报同学签到情况”的功能，引发广泛关注。据潮新闻报道，网传截图显示，通过教务系统，学生可以查看一同上课的同学的学院、专业、签到情况等信息，并可以反映“学生不在班级”“同学代签到”“学生早退”等情况。厦门大学教务处回应称，此事非学校行为，系委托公司收到部分老师反馈签到情况不准确的问题，私自在系统中加入该功能。当日学校接到学生反映后已及时联系该公司并关停该功能。

更早之前的2022年，澎湃新闻报道，新冠疫情期间，河南工程学院某学院推出举报奖励措施，发现有翻墙外出情况并进行举报的同学，奖励5000元。规定还显示，学生私自翻墙外出，给予劝退或开除学籍处分，同宿舍同学知情不报，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举报代管理”的危害

“重要的不是让学校承担了多少比例的赔偿责任，而是通过责任划分揭示了用举报代替管理的破坏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碧告诉财新，在前述湖南这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法院站位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没有止步于对伤害他人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还进一步对冲突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陈碧认为，“以举报代管理”扭曲未成年人的认知和人格形成。任何制度的设计都不应考验人性的阴暗面，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要优先从正面引导。学校本应该通过完善校园管理制度、强化日常监督、加强心理疏导、增进沟通交流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管理和看护，重视育人树人，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而不是用举报代替管理，制造学生对立。这种风气对未成年人人格的塑造不利。

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控告和检举权利，然而举报泛滥则有可能摧毁社会信赖机制。陈碧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在《为什么我们需要警惕举报泛滥？》一文中探讨过举报泛滥问题。

举报在不同的法域中都是公民的权利。文章表示，《宪法》第41条将公民的控告和检举权利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需要注意的是，此处举报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体现出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也因此，这一条后来被作为《行政诉讼法》的宪法依据，也成为《国家赔偿法》中国家对冤假错案和违法行政行为进行赔偿的法律基础。行政法规领域，如《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都有举报投诉条款，举报对象的范围已不限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是延伸至所有的违法单位和个人。任何人发现他人违法，都可向行政机关举报。

近年来，举报从典型的公共领域，向内部领域蔓延。文章表示，在学校设置举报机制后，有老师性侵和潜规则被揭发，也有老师因学术不端被曝光。同时有些举报引发很大争议，例如在双减政策颁布后，仍有一个中学老师热心给学生补课，结果遭遇举报而被处分。“道德与法律，人情与制度的矛盾在此彰显，举报在此也暴露出它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

最令该文作者忧心的危险在于，举报泛滥对社会信赖机制的摧毁。国家的稳定存续和社会的良性运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一些基本的良善美德的尊重和谨守，其中就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与体谅，包括不随意举报揭发他人，不利用公权力打压他人。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也是社会互信机制得以维续的基础。也正因此，学理上对法律和制度是否要鼓励举报，一般都会持相对审慎的立场。

“若每个人时刻都感到自己是活在他人的监视之下，且噤若寒蝉地担忧自己的一言一行日后都可能被举报揭发，一个自由、宽容和良善的社会也难以形成。”文章称，其原因就在于，如果公权机关本身不珍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与尊重，反而去纵容甚至鼓励人与人之间的举报揭发，其结果就会激发甚至释放出人性的卑劣和幽暗。

就前述案件折射出的校园举报泛滥，陈碧认为，可能来源于学校的管理思路简化。“为维持秩序就要求令行禁止，为令行禁止就要求强化监督，而最低成本的监督可能就是互相举报，这忽略了对未成年人心理和价值观的伤害。”她进一步说，在鼓励举报之下，未成年人可能会迷惑于人格尊严与权利边界到底还值不值得捍卫，朋友还值不值得信任，同时可能会引发不当竞争、报复陷害等危险行为。

对于校园举报行为的规制，陈碧认为，举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校园举报需要有规范的流程。比如对霸凌的举报、对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举报，要确保学生遇到这样的情况能够有专门的受理部门或者人员，举报信息得到妥善处理和反馈。对于校风、校纪等学校管理制度层面的事项，由学校制定解决规则和机制，不鼓励举报。

“长期处在潜在举报的环境下，人们可能会自动约束自己的行为，或者以虚假的形象示人。但这违反了教育的初衷，即把人当成人，而不是工具。教育工作在于培养，而非驯化。”她说。

今天的文章要着重夸一夸京东外卖的兄弟义气。

大家都知道，做兄弟，最重要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打起仗来更要并肩子上。但兄弟义气的精髓显然不是有福同享，而是有难同当。

在东哥的坚强领导下，京东外卖把兄弟义气贯彻得那叫一个淋漓尽致：

一开始，京东携“商家零佣金”和“百亿补贴”强势杀入外卖战场，迅速做到了日均千万订单。广大用户在这一阶段也扎扎实实体会到了薅京东羊毛的实惠，10元、20元的神券那是真香。

那，这么厚的“羊毛”是从哪儿来的呢？

大部分消费者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京东要拿补贴开拓市场，羊毛当然是出自京东身上。嗯，这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在最初的几周里，用户收到的满11元减10元券、满20元减15元券，甚至无门槛20元券，的确是由京东平台全额承担的。但既然是好兄弟一起上战场，京东也不能剥夺餐饮商家好兄弟的立功机会啊。

于是几周之后，京东平台给商家提供了一个并肩作战的选择，商家可以自主选择承担大约30%的补贴。以10元的优惠券为例，平台出7元，商家出3元，大家一起出力打败邪恶的敌人。

请注意，京东特别强调了，这里由商家承担的部分是自主自愿选择的哦，商家不选也是完全可以的。只是，商家不跟京东并肩作战的话，平台就免不了要把他们雪藏保护起来，让这些商家不要冲在最前线受伤。

等到了4月，京东的订单量进一步上升稳固，商家们并肩杀敌的热情就更加踊跃了。于是京东顺势推出平台和商家真•并肩作战的选择，也就是外卖神券的补贴金额，由平台承担50%，商家承担50%，大家一起再接再厉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当然，一如既往，这个50%的商家承担份额也是自愿的。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要说京东公关的水平还是很厉害的，“参与分摊的商家获得优先推荐，不参与的被沉底雪藏”，到公告里就成了“商家自愿参与合作共赢的享受流量扶持、数据赋能”。我猜，在京东的眼里，商家都是兄弟，但愿意一起出钱打仗的就是好兄弟，毕竟还是有点区别的。

时间来到五月底，随着京东外卖的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留给商家兄弟们立功表现的空间也越来越大了。

据行业媒体雷锋网报道：

近日，京东外卖在多个城市调整了平台和商家承担补贴的比例，由原先的一半一半调整为由商家承担70%-80%。在“满11元减10元”的活动中，京东平台请客3元，商家买单7元，再贴上配送费，一起维持给到用户的补贴优惠。

有入驻京东平台的商家晒出了最新的结算页面截图：

不得不说，京东外卖真是太讲义气了！

卖饭卖菜本来是商家自己的事，京东免费提供平台给商家使用，还帮助商家搞促销、做推广，接订单，完全可以让商家全额承担优惠补贴的。但京东为了让好兄弟多赚钱，还主动承担了30%的补贴。餐饮商家赚了所有的钱，却只需要负担补贴的70%，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呢？也就只有京东外卖了吧。

受到京东外卖兄弟义气的感召，一些餐饮商家也是豁出命去，拿出真金白银来跟着东哥打这场外卖战役。

10块钱的麻辣鸭爪，宿州这家门店自愿承担活动补贴11.2元，配送服务费3元，实际收入−4.2元。

这位好兄弟，真正做到为东哥“两肋插刀”了。

哦对，说了半天忘记回答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了：

羊毛出在谁身上来着？

《潜夫论》中说，汉朝的渔民“网鱼不足供税，弃业浮游江淮”。也就是说，汉朝的渔民捕获的鱼，还不够交税，干脆选择躺平。

《盐铁论》中说：武帝时期“田渔重税，老弱转死沟壑，壮者散之四方”。《汉书》也记载：“关东流民二百万口”。也就是说，武帝时期，不仅税费高，生活成本也高，所以老百姓选择躺平，当“特种兵”。

《史记》还记载，武帝时期“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意思是说，商人也选择躺平，宁愿吃喝玩乐。

《汉书》同样记载：武帝后期“天下户口减半”。除了战死、逃亡、隐匿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年轻人选择躺平、不生孩子，因为孩子3岁就要交税。

这么多史料，都在说明武帝时期的一个社会现象，那就是百姓集体选择躺平。什么叫躺平，就在某种宏大背景之下，百姓放弃生产性努力的社会性退缩行为。

汉武帝，原名刘彘，彘就是猪的意思，古人认为贱名好养活。刘彘7岁被立为太子，改名刘彻，意思是通达天地。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对百姓而言，遇到一个不折腾的皇帝，日子就还能过下去，最怕的就是瞎折腾，尤其怕遇到一个翻天覆地的主。很不幸的是，刘彻通达天地的名字，就预示着他不是一个安分的主。

治大国如烹小鲜，除了好色之外，刘彻的爷爷和父亲，基本上不怎么折腾百姓，只折腾刘家自己人。而刘彻不这样，他始终认为自己通达天地，所以要干一番翻天覆地的事业。

《史记》记载，刘彻继位的时候，他爷爷和他父亲留给他的钱，多的穿钱的绳子都烂了，粮食多的在仓库里的吃不完都发霉。刘彻鄙夷他爷爷和父亲，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只知道搞女人，竟然还能攒下这么丰厚的家底。那么，自己通达天地，又不好色，岂不是无敌。

所以刘彻就开始东征西讨，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朝鲜，西通西域，让汉民族的版图得到了很大的扩充。公元前133年，刘彻23岁，汉帝国用兵30万，策划了马邑之谋，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也开启了刘彻的武功之路。之后的刘彻，举全国之力连续用兵，经常征用民夫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公元前124年，汉帝国连续出击漠南、漠北，国库数十年的积累被全部用尽。

漠北之战调动的军队超过了50万，征用的民夫估算超过了150万，匈奴大败、遁走漠北。刘彻北击匈奴的目的，如果从国家的利益，民族的生存安全等等方面来讲，这时候已经全部实现了。所以，这时候应该是一个让百姓重新休养生息的好时机。如果刘彻真这么做，那么他的“丰功伟绩”确实值得大书特书。

但刘彻不这样想，匈奴找不到了，就继续找，找到再继续打；秦始皇在泰山封禅了1次，那么他就要来6次；秦始皇巡游了5次，那么他就要巡游10次。总而言之，只有你不敢想的，就没有他不敢折腾的。但这一切，都需要钱。

众所周知，在农业社会，社会的财富几乎都来自土地，财富的总量基本是固定的，不在公家，就在民间。说直白一点儿，在农业社会，国库虽然没钱了，但钱财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勋贵集团和官员集团手中去了，当然，商人集团和地主集团也有，但他们的靠山同样是勋贵和官员。对于不忠于他的勋贵，刘彻是毫不留情，抄家灭族不计其数，但忠于他的勋贵和官员，是刘彻的基本盘，不能动。因此，汉武帝要想增加国库的收入，就只能加强对民间的搜刮，这就为百姓的集体躺平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重新启用法家，法家代表人物桑弘羊获得重用，他很快就开始了一系列疾风暴雨般的敛财，比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

所谓均输平准，就是朝廷直接经营大宗物资的买卖，比如丝绸、粮食等等，朝廷在每个郡设置一个均输官，全权负责大宗生意，直接催生了一批门阀世家。

所谓盐铁官营，就是朝廷直接垄断盐、铁、酒等等暴利行业，商人必需购买特许凭证才有权经营，这样朝廷空手套白狼就赚到了暴利，也催生了一批世家门阀，比如桑弘羊自己家就是著名的大盐商、大酒商。

所谓告缗算缗，这是对中产阶层的精准收割。河南有个商人叫卜式，他为了拍刘彻的马屁，主动捐出了一半的身家，汉武帝给他赐爵左庶长，希望天下的人都效仿他，可惜应者寥寥，于是算缗令和告缗令出台。

“算缗令”规定，无论是商人、手工业者，还是普通百姓，所有人都必须如实向官府申报家产并交税，对商人的财产税是6%，车船税是每年120钱，不是商人的减半收取。毫无疑问，算缗令对商人、手工业者极为不利，所以他们纷纷隐匿财产。

于是，告缗令出台。就是鼓励群众举报那些隐匿财产的人，一经发现，财产全部没收充公。举报者可以获得被举报之人一半的财产。可是，举报之人获得财产之后，也不愿意交税，也隐匿财产，于是他又被另外的人举报。如此循环往复，整个汉帝国，中产之家悉数破产，而汉武帝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不计其数。

刘彻开始搞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的时候，那些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幸灾乐祸；当刘彻开始搞算缗告缗的时候，那些底层农民开始幸灾乐祸。

刘彻知道，中国老百姓都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只要你过的比我惨就是晴天，于是口钱和算赋加倍。口钱和算赋，就是人头税，征收对象分别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刘彻之前，“口钱”的征收标准是：7-14岁的未成年人，每人每年20钱；14-56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40钱。刘彻时期，“口钱”起征的年龄下调到3岁，每人每年增加3钱；对成年人的征收额度，直接提高300%！

文景时期，底层百姓辛苦劳累一辈子，也只能勉强饿不死而已。而刘彻把税率提高了300%之后，《汉书》记载，生下孩子就杀掉，以及人相食的惨剧不计其数。

在这样一连串的组合拳之下，世家门阀继续过着逍遥的日子，在百业凋零的情况下，人工更加便宜，大批百姓为奴为婢，于是世家门阀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好。而普通商人、手工业者和底层农民，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劳动积极性一落千丈，被逼选择躺平，要么吃喝玩乐，要么自我绝育，要么为奴为婢。就这样，武帝晚年，百姓选择躺平、天下户口减半。

参考书目：《汉书》、《史记》、《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近来有一出港剧《执法者们》挺火，当然，它其实并非纯正港剧，而是合拍剧。根据这些年的经验，合拍剧的质量都不怎么样，普遍剧情生硬、枝蔓过多、滤镜离谱，《执法者们》也有这些毛病。不过有个细节相当不错，让我看到了旧日港剧乃至旧时香港电视的影子。

70后和80后的珠三角人，最大幸运可能就是每日能同步看到香港电视台。六点钟看亚视本港台新闻，六点半转无线翡翠台新闻，七点多看《今日睇真D》和《城市追击》，八点开始三档剧集，先是半小时情景剧，然后是两部正剧……周末还有《劲歌金曲》，白天还有各种新闻和旅游节目。

所以，如果说“香港记忆”只是港剧港乐和港产片，那就会误解香港。真正的香港价值，藏在那些新闻资讯节目里。比如台风过境，香港电视台的滚动新闻报道十分详细，但从不会有“各级领导十分重视”“领导班子分头赶赴现场”之类的官话套话，只有台风情况、受灾消息、实时路况和滚动播报的庇护场所。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新闻和不一样的社会价值观。当然，港剧也令许多人受益，正是《妙手仁心》《壹号皇庭》等职业剧，让无数人立志要当医生或律师。

《执法者们》有这么一段情节：因为大量枪支流向市面，香港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并且将三位一线执法者（黄宗泽饰演的警察、马国明饰演的ICAC，陈豪饰演的检控官）叫到现场，咨询是否应该采取紧急措施，赋予警方更高的监听权，任意监听任何人。

马国明（代表ICAC）认为应该监听，非常时期应该使用非常手段。陈豪则从法律角度提出反对意见，这段台词相当精彩：“第一、权力易放难收，放大监听权力，会令更多执法部门不断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还没有一个有效把关机制的情况下，这样只会导致人心惶惶，每个人每一秒都不知道谁在监听谁。第二、监听的内容是不是真的能够拿来做呈堂证供，如果是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有需要重新编写和定义证据法。第三是平衡公众利益，目前情况并不构成给予执法人员如此之大权力的合理原因。”剧情选择了黄宗泽提出的折中方案，即扩大监听权，但设立期限，同时接受监督，发现权力滥用将即时终止这一权利。

这个讨论过程本身就体现了对法治的尊重，尤其是陈豪这段台词，是典型现代文明理念的呈现：权力是有边界的，一旦肆意放权，就会导致权力拥有者的膨胀，所谓“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就会异化为“掌权者肆意决定何为非常时期”，继而异化为“天天都是非常时期”。一切还应以法律为基准，如果需要行“非常之事”，应该要做的是先修订法律，走正常程序。

但很可惜，在弹幕里，最常见的说法还是“非常时期就应该用非常手段，不能太迂腐”。在许多人看来，权力的扩张无所谓，关键是得“雷厉风行”，必要时得“不惜一切代价”。但“雷厉风行”是否遵守法治和程序，他们不管，也不知道“不惜一切代价”时自己是否就是代价。

对权力的警惕，是现代文明社会正常人应有的意识。如果在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懂得“权力易放难收”这个道理，就会对权力形成制约，使得掌权者无法为所欲为。

但生活在前清时代的人恰恰相反，他们如同巨婴，巴不得权力没有边界，包办每个人的一切。这种依赖性实际上是一个饮鸩止渴的过程，意味着自身权利一步步被权力所侵蚀和吞噬，但他们显然不明白，只会更加巨婴、更加依赖。

巨婴没有基本的现代人意识，也没有常识和逻辑。他们期待权力无所不能，继而顶礼膜拜。即使他们的一生都在挣扎，付出巨大努力也只不过是内卷中的牺牲品、“人上人”的垫脚石，始终为了极其有限的生存资源而拼争，不惜放弃尊严和基本道德，但他们仍然会因为权力的某些“包办”或“代劳”而感激涕零。

这样的巨婴当然很可笑，他们面对自己看不惯的东西，总是第一时间搬出“国家该管管了”。他们见到不顺着自己意思的观点，张嘴就是“你是不是收了钱”“你是资本的狗”“你是间谍吧”。他们面对观点的分歧，只会用毫无根据地曲解或指控对方。比如张学友东莞演唱会与高考时间撞期这事儿，他们张嘴就是“戏子误国”，建议查查东莞文旅，面对反对意见，他们除了谩骂，就只会说“你肯定没孩子，等你有孩子就知道了”“你孩子高考时，旁边也开演唱会，看你急不急”“支持开演唱会的都是没经历过高考的”……他们的脑回路就是二极管，在他们眼中，认为“演唱会无需为高考让路，应根据场地周边情况具体分析”的人，就是“觉得高考完全不重要”。

他们真的以为，自己的事情大过天，高考是孩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一切都应该为他家孩子让路，哪怕各地都采取了各种保护措施，他们仍然觉得不够，非要对着1.6公里外的室内场馆夜间演唱会发难。他们认为权力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却不明白，今天权力可以打着为他们好的旗号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合法权利，明天就可以反过来剥夺他们的权利。

他们也很鸡贼，只敢在高考这样的当口质疑他们眼中的“戏子”。他们从来不敢问，是谁让学生如此内卷，是谁让高考如此残酷，是谁让那么多人大学毕业仍然找不到工作，是谁让他们的一生如此焦虑，是谁让他们连现代文明社会起码的常识和逻辑都没有。

有些巨婴会觉醒，有些巨婴一辈子都在捍卫自己的巨婴身份和让他成为巨婴的人。他们很可怜，但并不值得同情。

2025年5月19日，在杭州智力运动学校就读的泉州9岁围棋少年朱某鑫疑似跳楼自杀。在他生前，其父对他长期殴打、辱骂，孩子身上布满瘀伤。此前一天，5月18日，青岛一名9岁男童疑因游戏充值被父亲殴打数小时，送医时已无生命体征。数天前的5月上旬，温州9岁女孩被母亲打骂管教时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目前，三起事件中的施害当事人都已被刑事拘留，具体细节尚未披露。父母的手，何至于如此之毒？他们究竟是失手、情绪失控，还是存在长期的故意伤害和虐待？从学校、医院到社区，公安、检察机关和民政、妇儿部门，如何尽到相应的报告和监管职责？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就此采访了两位法学学者和一位检察官。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教授张善根长期从事未成年人保护研究，担任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师张丽霞近年参与反家暴相关课题，对全国反家暴实施情况和学校强制报告落实情况做了深入的走访和调研。北京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吴宜远和同事则在工作当中，接触过未成年人被家暴、性侵、遗弃的实际案例。他们一致呼吁：发现未成年人被家暴，不光学校、医院、社区有义务报警，普通的陌生人也可以第一时间报告，避免孩子落入暴力的深渊。

在报警、物理隔离甚至撤销监护权之外，更重要的是培养家长健康的人格和正确的教育理念——学会做合格的父母，要从学会“做一个人”开始。

南方人物周刊：我们一般认为的家暴都是殴打行为，那语言暴力、精神羞辱算不算？

张丽霞：《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家暴不仅包括打人、捆绑这些身体上的伤害，还包括经常性的谩骂、恐吓这类精神上的折磨。有些地方的规定更具体，比如重庆、江苏把侮辱、诽谤、跟踪、骚扰、散布隐私这些言语和行为都算作精神暴力。江苏还特别提到“冷暴力”，比如故意漠视、孤立对方也属于家暴；重庆则强调，通过网络进行精神或经济控制，也算家暴。另外，像广东明确规定，孩子哪怕只是目睹家庭暴力，也会被认定为受害人，说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越来越重视。

南方人物周刊：涉及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施害方，根据施害程度，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张善根：家庭暴力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涵盖范围较广。因此《反家庭暴力法》并没有直接规定施害方的法律责任，而是通过法律指引，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加以规制。家暴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构成治安处罚标准的，可以进行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据《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虐待罪是指经常以打骂、冻饿、限制自由、凌辱人格等各种方法，从肉体和精神上折磨、摧残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行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不光是身体伤害，导致孩子有创伤性应激反应、抑郁等精神障碍，都可以作为“情节恶劣”的判定标准，但家暴和虐待导致的精神伤害在认定和赔偿上都有难度。

南方人物周刊：舆论关注到的往往是极端恶性案件。但从整体来看，家暴未成年人的现象中，报警、进入司法程序的似乎不多。为什么？

张善根：在犯罪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犯罪黑数”，是指在实际发生的犯罪行为中，因各种原因没有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之中的犯罪。家庭暴力的统计中“犯罪黑数”现象可能更为明显，家庭暴力的实际数量要远高于进入法律系统的数量。

首先，家庭暴力如果是一次两次，受害者基本不会考虑去主张权利。只有到非常极端的程度，或许才会考虑。尤其是未成年人，他都不知道去哪里寻求救助。另外就是中国传统的“家文化”，认为父母管教孩子理所当然，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棍棒之下出人才”。家里有暴打孩子的情况，也是家里的“丑事”、糟心事，不想被暴露。

张丽霞：如果在实施家暴行为时有录像、照片或者录音，又或者有就诊记录和报警记录、询问笔录，公安部门出具了告诫书，就能够认定存在家暴行为。但在这类案件中，最大的难点往往是取证太难：家暴多发生在封闭的家庭空间，孩子本身又处于弱势，很难自己说清楚或收集证据。

我们调研时碰到一个案例。警察出警了，可一到现场，施暴的家长就说：“我就是教育孩子，情绪激动了点。”再问孩子，孩子也说：“没事儿。”这让执法人员很为难，现场没法取证，也判断不出到底有没有达到立案的标准。

尤其是精神暴力，没有明显伤害，很容易被忽视。再加上有些家暴是长期存在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可能会变得麻木，甚至觉得这是正常的，也不觉得能改变，这让外部干预变得更难。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师张丽霞 图/本刊记者 邓郁

南方人物周刊：国家推出了强制报告制度，整体执行情况如何？2025年审理的上海3岁男童黄梓澈被生父女友长期虐待致死案，就是由医院发现伤情并报告公安机关的。

张丽霞：《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得很清楚：只要发现可能伤害到未成年人，或者侵犯他们合法权益的情况，任何人、任何单位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相关部门举报。像学校、医院这些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机构，一旦发现有上述情况，必须依法上报，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

很多人都对电视剧《无尽的尽头》中的一段印象深刻：取材于真实案例的父亲为了讨好继母而殴打两个孩子，最后把孩子从游船上推下水，导致一死一重伤。剧中的邻居、老师、医生，甚至孩子的亲奶奶，因为各自的私心和某些原因，都没有及时帮忙或者报警。

在现实当中，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还不太均衡。根据我们的调查和访谈，医院这边做得比较好，像发现未成年人被性侵或异常受伤时，基本有直接报警的机制，处理也比较及时。但一些学校在识别风险和报告方面意识还不够强，经常把家暴当成“家长管得严”，不知道该不该干预。

有的事件里，家长还会到学校质问老师“为什么要报告？”老师面临着非常大的精神压力。再加上学校一般要层层上报，涉及班主任、年级组、德育校长等。虽然流程规范，但遇到紧急情况就可能耽误处理的时间，需要优化，让反应更快、更有效。

南方人物周刊：《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处分。是否有一些未履职的机构因此受到处分？像杭州围棋少年的这起事件，如果朱某鑫所在的学校尽早报警，会不会避免（延缓）悲剧的发生？

张善根：处分的事例是有的。例如2020年年底，山西榆次某小学生在家中被其父和奶奶殴打致死。检察院办案时发现，班主任曾发现该生被殴打的状况，但学校未按照规定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于是检察院向学校、教育局公开送达了检察建议，要求督促涉案学校依法依规查处有关人员。其他地方也有学校因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瞒报教师侵害学生案件的线索，校领导因此受到处分。

朱某鑫所在的杭州这个学校属于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是有法定的强制报告义务的。但这里存在一个“责任稀释”的问题。因为只有未报告导致严重后果时，才承担法律责任。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这个父亲的殴打行为可能是很多次，你没法认定学校是哪次没报告导致了他最后的自杀。

这个事件会促使我们去反思，要运用“逐案倒查”。比如他家周围很多人都目睹过父亲的暴力行为，有人制止过，可能村居委、学校也介入过，但是不是都没有报告公安部门？这就逆向激发大家的履职意识，平时应该如何更好地履行报告义务。

张丽霞：从立法本意来看，我国已经明确建立了强制报告制度：只要发现未成年人受到侵害，任何人、任何单位都应该及时报告。虽然在实际操作中，这项制度主要针对经常接触孩子的群体和单位，对普通公众来说更多是道义上的倡导，没有明确的法律后果。但法律明确“发现疑似侵害也可以报告”，就是鼓励大家多一份责任心，哪怕只是怀疑，也应该及时反映。

南方人物周刊：像围棋少年事件，如果我是个目睹其父当场施暴、看到孩子身上有伤的路人，我也可以去报告，警方也应该受理？

张丽霞：是的。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可能构成犯罪的情况，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相关机关必须受理并依法处理。

南方人物周刊：在防范和阻止未成年人受家暴和侵害方面，国外有什么经验可供借鉴？

张丽霞：在一些国家，针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问题，普遍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常态化报告机制，启动快、覆盖面广。虽然在这种高频报告下，确实会出现一些误报或错报，但也正说明整个响应机制要更高效，不仅要第一时间接到信息，还得有能力快速判断哪些是真正的风险，做好分级处理，避免资源浪费，也不漏掉真正需要干预的孩子。

在一些国家的家暴干预实践中，已经建立了家庭暴力的“致死性风险评估”机制，用标准化问卷快速判断受害人是否面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风险，帮助尽早识别高危个案、及时干预。对于那些初看只是轻微暴力或教育方式不当的情况，一般不会立刻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先引导家长参加亲职教育、冲突管理等课程，帮助他们调整行为。之后还会有跟踪评估，观察家庭教育有没有实质改善，必要时再启动司法程序。

南方人物周刊：据了解，上海青浦区试点“儿童安全码”，通过大数据分析异常就医、教育记录，自动触发预警。这样的做法值得推广吗？

张丽霞：这是很好的实践探索。“儿童安全码”通过整合就医、教育等信息来智能预警未成年人的异常情况，确实能提高发现问题的效率，也有助于各部门联动处理，值得探索和推广。但在应用过程中也要注意，不能采集过多个人信息，要保护好孩子的隐私；同时要防止误报太多、干预过度，让家庭和学校陷入不必要的压力。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孩子身边最亲的人存在暴力倾向，拘留几天后又回来了。还有什么办法保护孩子，比如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能起到威慑和约束作用吗？

张丽霞：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法院根据反家暴法作出的民事裁定，其核心功能包括禁止施暴者的暴力行为、限制接触骚扰，禁止其接近受害者住所、学校或工作单位，并为受害者提供临时住所保障等。不光受害人本人，公安、妇联、居委会等也都能帮忙申请。在重庆巴南，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流程（从申请到签发）最快压缩到了20分钟。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些被申请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太当回事。比如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些施暴者觉得人身安全保护令“只是一张纸，撕了便是”。为此，有律师特意多复印了几份，告诉其他近亲属，“撕了没关系。但如果继续拒绝执行，要承担法律后果。”需要注意的是，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行为在一定情形下可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张善根：2025年3月底，上海发布了《上海市妇女儿童权益司法保护工作白皮书》。当中提到，上海市2020年未成年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只有3起案件，到2024年就有41起。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这种方式去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

南方人物周刊：大家看到泉州棋童被长期殴打后自杀的新闻都非常痛心和愤慨，认为这样的父亲“不配做父母”。那么这类现象发生后，谁来评估监护人的监护能力，谁来决定是否剥夺他的监护权？

张丽霞：这个问题关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监护能力评估与监护权撤销。一旦发生遗弃、性侵、虐待未成年子女，或者监护人失踪、无法取得联系，将未成年人置于无人监管和照看的状态，导致未成年人面临死亡或者严重伤害的危险等，都能构成撤销监护权的判断依据。

在我国，监护能力评估这块还在慢慢完善当中。一些地方近年开始试点多部门协作。至于撤销监护权，根据《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只有法院有权裁定撤销监护人资格。申请人可以是孩子的亲属，也可以是检察机关代表孩子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支持起诉的单位。

南方人物周刊：当父母和其他近亲属都不具备监护能力，国家监护怎样来兜底？

张善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严重伤害或者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时，需要被紧急安置，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可以采取委托亲属抚养、家庭寄养等方式进行安置，也可以交由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或者儿童福利机构进行收留、抚养。

如果监护人资格已经被撤销，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长期监护，通常也是在福利院这样的机构。另一种情况就是民政部门进行收养评估后，可以依法将其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收养。

南方人物周刊：在一些网络讨论中有人提到，收养和寄养是一种解决之道，不过孩子也会面临对新环境的不适应，甚至可能面临新的心灵创伤。

张善根：对。在国外有寄养制度，我国也有相关制度，但因国情不同，寄养制度是不发达的。实际上我国民政部门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也建立了一些资源库。一旦遇到有需要的情况，公安机关可以直接把孩子送到经过特定程序委托的寄养家庭。对寄养和收养家庭的资质、抚养能力，当然也需要专业评估。在孩子面临“人身安全威胁”和“环境不适应”的两难时，只能“两害取其轻”。

南方人物周刊：有的案件里，明明一方更有爱、更疼孩子，但因为种种原因，离婚时孩子还是被判给了存在家暴倾向的另一方。

张善根：是的。孩子由谁抚养，应当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为原则进行裁定。而不能仅看谁经济条件好，就把孩子判给谁。打比方说，如果能够举证父亲有这种家暴倾向，不利于孩子成长，那么母亲即使是经济条件不好，但能够更好地照顾未成年人，可以去主张并获得抚养权。从权利救济的角度，女方可以通过各种平台去求助，比如说去找妇联，妇联会帮助你寻求司法救济。但很多家庭中的弱势方会选择自己去承受这一切，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是现实中遇到的一个很重要和紧迫的问题。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教授、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会长张善根 图/沈煜

南方人物周刊：需要去考虑孩子在这些事件/案件中的个人意愿吗？

张丽霞：家暴这样的创伤事件，孩子才是真正经历一切的人，他们有权参与、有权表达，不能被忽视。听孩子的意见，不只是程序上的一步，而是对他们的尊重，也是做出合适决定的关键。特别是在确定谁来照顾他们时，孩子的想法关系到他们的安全感和适应能力。如果觉得孩子太小，缺乏判断力，还是在以成年人的角度来代替孩子做决定，完全不听他们的声音，可能做出的决定他们接受不了，也会造成新的伤害。所以，需要综合孩子和负责任的监护人、相关机构的意见。

南方人物周刊：长期处于家暴环境中的孩子，心理上会遭受哪些影响？

吴宜远：有研究指出，家庭暴力会对青少年的人格和性格造成深远的伤害，如人格缺陷、心理扭曲、孤独感、暴力倾向、反社会心理等诸多不良问题。

就我们的办案经验和观察，被侵害的孩子可能“恶逆变”，从被侵害者发展成为侵害者。在一起寻衅滋事案件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一名女孩，她在学校当寝室长，同学如果不做值日、不按时晚睡，她会扣同学的钱，不让他们睡觉，或者要求同学“这有几桶泡面，把这几桶泡面全部吃下去”，作为对室友的惩戒。

我们在提讯时，女孩说她的本意是在管教、帮助室友，希望他们可以变好。回溯女孩的成长经历才发现，他的父亲在管教女儿时，会把女孩的头按到水盆里让她冷静，说“我是在教育你，我爱你才会管你！”这位父亲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说自己整个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女孩也把这种控制认为是一种爱，以致实施了犯罪。这就是一个“恶逆变”（被害人受侵犯以后，在不良心理和其他因素推动下，所导致的从被害者向施害者方向的转化）。后来我们以寻衅滋事罪起诉，这个女孩被判了缓刑。

张丽霞：有些家庭暴力真的会一代传一代。我经常给学生在课堂播放的一个影视片段，是一个家暴父亲被送上法庭，孩子的奶奶在现场情绪崩溃了，说“他就是这么被打大的”，那一瞬间让人特别震撼。很多研究说过，孩子长期在家暴环境中长大，很容易把暴力当成一种“正常”的沟通方式，长大后不是去打别人，就是继续被打。这种模式不只是伤害一个人，而是让家庭关系、情感表达都变得扭曲，一不小心就变成代代相传的恶性循环。

吴宜远：另一种情况是，在家庭中绝对地服从和听从于自己父母的孩子，他们很有可能会在其他地方绝对地听从和服从于其他人。当他们被欺凌又没有反抗能力时，他们不敢表达，不敢向父母或其他成年人寻求帮助；还有一部分可能因为缺爱，觉得自己没有被爱过，他们希望去寻找更多的爱，那可能就更容易遭遇性侵。

2024年，在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六一检察开放日”活动中，该院未检检察官助理吴宜远为未成年人作普法宣讲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几位受访者多次谈到《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怎么理解和贯彻这个原则？

吴宜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本质要求是以未成年人权利为本位，在权衡各方利益时将未成年人的利益放在更加特殊、优先的地位，选择对未成年人最为有利的做法。

我们曾经经办过一个案子。离异家庭中一个妈妈带孩子，因为新冠疫情期间经济收入骤减，压力很大。爸爸没和妈妈商量就给孩子买了手机，孩子老玩游戏，她心里积压了很多愤怒和委屈，便拿手机打孩子的胳膊、腿、背，孩子身上有明显的淤青挫伤，爸爸发现后就拍照、报警了。

我们先是羁押了这个妈妈，但这个妈妈和最近几起新闻事件中的父母不同：她属于一时情绪的失控、管教方式不当，虽然造成了伤情，但和孩子的感情基础很好，爸爸也表示妈妈平时对孩子很用心负责。综合考虑案件情节、嫌疑人的悔过态度及再犯风险，尤其是孩子多次表示想见妈妈，想让妈妈陪自己。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对妈妈采取了取保候审。

同时，我们第一时间委托司法社工对孩子开展救助，检察官多次与社工一起前往孩子家庭，评估其家庭环境与心理状况。妈妈被取保候审后，救助工作仍在继续，侧重点调整为妈妈的监护情况、二人亲子关系的动态评估。这些工作的核心都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

孩子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他们面临的挑战太多了。刑事法律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关键一环，但也是最后一环。

张丽霞：家庭有时是未成年人受伤的源头，有时又是他们康复和获得支持的重要依靠。在家暴案件中，虽然施暴者可能受到法律惩罚，但与孩子之间的血缘和监护关系往往难以彻底切断，刑满释放后再次伤害的风险依然存在。

我们调研中就遇到一个典型案例：一位母亲因虐待子女被判刑，服刑期满后还是要回归家庭、再次与孩子接触，大家都在担心如何帮助孩子安全过渡、避免再受伤害。当事人虽然表示“认罪受罚”，但情绪上仍存在明显对抗心理，并表达出对举报人或者司法机关的强烈不满，声称将来要“讨回公道”。司法处罚虽然能暂时止暴，但真正长期的保护，还需要对父母和孩子都做心理建设。相比公检法人员，社工、调解员、心理咨询师常常更有亲和力，沟通能力也更强，更适合做家庭关系的缓和和情绪支持。所以我们也呼吁多部门的联动，借助各方资源。

2025年4月，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教师张丽霞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有关内容 图/受访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媒体报道，围棋少年朱某鑫的爸爸经历过两次婚姻失败，经济状况差，性格暴戾。还有一些事件当中的父母笃信自己动机是好的，“孩子不能惯”，采取的方式却是暴力的、失控的。家长要怎样培育自己和孩子的心理，塑造健康的人格？

张善根：这里有几个层面，首先，中国过去是父权社会，现在往平权社会发展，但很多人观念还没有根本的扭转。

第二是当下教育当中有非常不正常的趋势和风气，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非要对标最高端的层次，学科要得多少分，各项要拿冠军、争第一，一旦不行就棍棒相加，以爱的名义来实施暴力，实际是从所谓的“亲情制高点”掩盖侵犯儿童的事实，这是非常可怕的。

很多家长教育子女的能力存在明显的短板。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要细心浇灌的过程，需要有耐心。当前家长普遍缺乏更好的与孩子沟通的能力。你愿不愿意去学习做个合格的父母？有的家长人格和心智不稳，一旦面临生存压力、教育内卷，会把自己的恐慌、无能转嫁到孩子身上。

实施《家庭教育促进法》，除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也要培养家庭成员之间的教育，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不同代际之间，都要学会理解和善意的对待。家庭教育是终身教育，它不是某个特定阶段的教育，而是要贯穿在整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不断强化和训练这种责任能力。

那篇写孩子拉不出屎的文章被删了。虽然我早有预感，但自己辛辛苦苦写的文章就这样被删了，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那篇文章讲的是，在被精密切割的作息表里，一个中学生连上厕所的自由都失去了；讲的是在被严格管理的制度中，一个孩子必须克制身体最基本的信号，才能不被扣分、不被批评；讲的是，孩子不再被当作人看，而是一张张答卷、一个个分数、一个个升学数据。

文章没有脏字，没有煽情，也没有影射谁。但它太真实了，真实到让人不舒服，真实到系统本能地想把它藏起来。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有11万人在那天点开它，几十个素不相识的读者打赏、留言、说“谢谢你说出来”。它写的是孩子们想上厕所而不得，是他们弯着腰、憋着肚子、无声隐忍的日常。

但它消失了。（被删的那篇文章在我的知识星球上还有留存）

也许是被机器删的，也许是被人删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被删的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个社会本该拥有的反思能力。

当一个孩子，每天从早学到晚，却连一节能放心去厕所的课间都没有；当一个十三岁的学生在监控下不敢抬头、不敢走动，更不敢站起来去上厕所；当家长、老师、制度、考试，把一切压在他们肩上，唯独忘了，他们也是人，能饿、能渴、会累，也需要排泄。

是的，那篇文章讲的是拉屎，但更讲的是一个社会是否还愿意承认孩子有身体有尊严，一个社会是否为了所谓宏大的愿景而牺牲一个个微小个体的真实需求。

我不是医生，也不是专家，我只是个写字的人。但我知道，一个系统如果连孩子的屎都管不好，它一定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

它的问题从来不是厕位不够、作息不合理这些表面操作，而是根子上的价值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被当“人”来看？一个孩子的基本生理需求，能不能被当成一件重要的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这个系统无论教出多少状元、拿到多少奖牌，都是失败的。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失败。不是没考上清北，不是数学没学好英语没背完，而是我们把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教成了不敢说话、不敢示弱、不敢表达身体感受的大人。他们习惯了隐忍，把不舒服藏起来，把尊严让出去，把情绪压下去。他们未来走上社会，或许也会对下一个孩子说：忍一忍就过去了。可这一忍，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痛，传了下去。而那最初的一点疼痛，明明可以被好好看见，好好对待的。

如果我们连一个孩子要不要上厕所这件事，都要靠忍耐和压抑去解决，那我们到底在教什么？

我们说教育要培养健全人格，要发展全面素质，可什么是人格？什么是全面？不是把人训练成标准答案的机器，也不是把每一分钟塞得满满的行军表，而是让他在身体上舒展、情绪上安定、心智上自由。

可我们教孩子的是另一套东西。我们教他们讲纪律，却不教他们怎么识别身体的信号；我们教他们守规矩，却默认上厕所是一种破坏；我们教他们“追求卓越”，却从来不告诉他们：你饿了可以吃，你累了可以休息，你想上厕所，不需要请示任何人。我们甚至羞辱了这些最正常的需求，把一个孩子想上厕所的自然反应，硬生生训练成一种隐秘的羞耻。

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整个教育系统在无声中制造创伤。一点点，一天天，从不被允许的厕所、不被承认的情绪、不被理解的痛苦开始，孩子们逐渐学会了“吞下去”这三个字。他们变得沉默，变得怕麻烦，变得太懂事了。可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这么懂事、这么“听话”的下一代吗？

有人说，这一代的孩子太娇气了。我不认同。真正娇气的是那些自诩成熟的人，对权力俯首帖耳，对现实视而不见。你说孩子们娇气，可他们一天到晚不喝水、不吃饭、不能上厕所，不敢喊痛，不敢哭，你让我看看，到底是谁更脆弱？

我写那篇文章，不是为了发泄情绪，而是因为我不想假装这些事情无关紧要。我写，是希望还能有人记得，教育从来不只是“成绩”这两个字，它应该是把一个孩子，平安地、完整地、尊重地，带进世界的方法。

而当我们连最基本的尊重都做不到时，我们到底在把孩子送去哪里？

你可以删掉它，但你删不掉孩子们的痛苦，而我，也删不掉心里那股怒。

所以我还会写，还会说，还会提醒那些早已习惯这一切的人——

教育如果忘了孩子是一个人，那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如果你看到这里，如果你还记得那篇文章，也有过一瞬间的共鸣，我只求你帮我把这篇文章留下来。

写下这些，是希望那个孩子不要再学会你曾经学会的那一套；是希望他知道，他可以说“不舒服”，可以说“我要去厕所”，可以说“我受不了了”，这些不是软弱，是一个人该有的本能和权利。也是希望你自己，哪怕已经长大成人，也别再忘记那个曾经被迫忍耐的小小自己。他不该被忘记，你也不该一直沉默。

这不是关于排便的文章。这是关于我们还愿不愿意把教育，重新放回“人”的尺度上。

谢谢你读到这里。如果你愿意，就像上次那样，留个言，转个发，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让这个社会里，那些最小、最真的事，别再被轻易忽略。

谢谢你还愿意听这些微小的声音。我们一起，把它留在这个时代。

如厕第一，老师第二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最近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示了一款能监控Telegram的工具，据称该工具目前已收集超过300亿条消息，监控了7000万个Telegram账户，以及39万个公共频道和群组。此外，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也展示了一款可自动检测翻墙行为的工具。

以下是这篇报道的中文翻译：

中国新一代监控工具借力AI，重点监控Telegram和VPN用户

作者：Yuanyue Dang

在北京举行的年度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参展商表示，中国未来的警务工作将由人工智能监控工具驱动，这些工具不仅可以监控Telegram和VPN用户，还能利用受DeepSeek启发的模型分析案件线索。

这些监控设备本周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警用装备博览会上展出，该展会于周六（5月17日）落幕，是国内同类规模最大的警用科技展。展会为来自全国的警用和防务设备供应商提供了与公安部门争取订单的机会。

参展商包括隶属于中国最高警务机构公安部的研究所，以及多家民营企业。

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展会上各类产品的重要卖点，包括监控工具、刑事侦查设备和无人机干扰装备。其中一项展出的技术是公安部第三研究所推出的“个人极端行为多维情报分析”。

据该研究所介绍，中国在对“个人极端事件”进行预警时面临安全挑战。该所已开发出AI模型，通过分析购物记录、搜索历史和社交媒体帖子，识别高风险人群。

研究所表示，这款工具基于中国初创公司Dify的AI代理服务开发，Dify是一个开源大语言模型（LLM）应用开发平台。

过去一年中，发生了多起“独狼”袭击事件，令中国社会震惊。最严重的一起发生在去年11月，珠海一名男子樊维秋驾驶SUV冲入体育中心外人群，造成至少35人死亡、43人受伤。樊维秋已于今年1月被执行死刑。

自那起事件后，北京方面多次强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要求地方官员识别可能实施此类“极端事件”的人员。

该官方研究所还展示了AI辅助的手机取证工具和逃犯追踪系统。

许多厂商将警用设备的安全性作为主要卖点之一。

有公司宣称，其工具可以监控警用设备的使用情况，特别是上网行为，从而能够迅速发现“涉密信息的非法发布、传输、存储或处理”，以此“确保国家机密和警务工作的保密性与安全性”。

去年，北京对一项旨在保护国家机密的法律进行了重大修订，扩大了其适用范围。

随后出台的政府规定，要求厂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创新安全保密产品和涉密技术装备”。

这些规定于去年9月生效，并承诺对“对相关技术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给予奖励。

保密也是今年展会的一个主题。

参观者需通过扫码申请才能入场，必须实名登记并提供身份证号码，通过审核后方可进入展会。

展会上，许多潜在买家身着警服，一些展商要求参观者出示警官证后方可拍摄产品。在某些情况下，产品说明书仅限执法机构购买的设备随同发放给警员。

展厅内一条醒目的标语写道：“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展示了一款号称可以监控Telegram（一款以隐私和安全著称的即时通讯应用）的工具。该所称，该工具可监控用中国手机号注册的Telegram账户，而中国手机号有严格的实名制要求。

据该机构介绍，目前该工具已收集超过300亿条消息，监控了7000万个Telegram账户，以及39万个公开频道和群组。

该机构的宣传视频展示了如何通过入侵的中国手机号登录Telegram，监控群聊中的毒品交易。

他们还表示，可以监控Telegram上涉及政治及香港相关话题的消息。研究所称，2019年香港反政府抗议者广泛使用Telegram，是开发该工具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大陆，用户需通过VPN访问Telegram及《南华早报》网站，但来自南京的一家科技公司展示了一款能够检测此类行为的工具。

还有多家公司推广面向警务的大模型，并强调其产品基于如DeepSeek等中国开源大模型。这些AI模型据称可帮助警方更高效地分析线索、管理设备、勘查案发现场和审讯嫌疑人。

一家北京公司宣称，其AI工具可对嫌疑人进行实时心理测试，实现“智能审讯”，并迅速“突破心理防线”。

华为、科大讯飞、海康威视等大型科技公司也在展会上推广自家AI模型，宣称适用于执法场景。

“死在了20191219”，23岁的年轻人胡乐在微信签名上这样形容自己。

5年前的这天，胡乐17岁，在北京市房山区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幼教专业读高二，他在学校礼堂举办的“真人图书馆”活动上，讲述了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的相关话题。两天后，胡乐被学校劝退，他的母亲曾下跪向学校求情，仍于事无补。

在网络上，有人用“玫瑰少年”形容胡乐。这是为纪念叶永志，一位因不同的性别气质表达遭遇校园暴力后不幸离世的台湾少年。而胡乐自小白皙清秀，说话温柔，喜欢和女生一起玩，他在初中时被男同学嘲讽、孤立。因有过类似经历，他才在主题发言活动上，懵懂表达了自己的性别意识。

被迫退学后的5年间，仅有一张初中毕业证的胡乐艰难求职，至今仍未等到校方的正式道歉，工作屡屡受挫，抑郁反复发作。只因一个懵懂的表达，少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突如其来的劝退

2025年春，胡乐频繁穿梭于房山区的家和朝阳区、丰台区等多家公司。4月至5月，他每天都要反复刷新招聘软件，先后参加了十几家公司的面试。5年前，因为一次发言被学校劝退后，他内心时刻充满戒备。当hr问及学历，他只模糊回答，2018-2020年，在一所技校就读。

所幸，尚未有人进一步追问他在这所学校的经历。不过，当他提及自己在餐饮、医美、物流等行业工作过，但最长工作年限不到半年后，有些面试便不了了之。在面试官看来，这样的员工有很强的不稳定性。

23岁的胡乐对每份求职报以厚望。3月，又一次面试失败后，他察觉自己有轻生念头，想要自救，他喊朋友出来吃饭。朋友刘明珂记得，胡乐心情低落时约她吃饭，会止不住手抖，四处张望，说话言语断裂。

缠绕胡乐5年的噩梦，发生在2019年12月18日，一个寻常的周三，下午1点多，在学校容纳7、800人的礼堂中，进行着一场“真人图书馆”的主题分享活动，现场坐满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和老师，学生家长、系领导也在。

当就读于高二年级幼儿教育专业的胡乐被抽中，走上舞台时，他心情紧张、兴奋，他并未多想，即兴发言：

“我就想借这个话题，改变现在一些大家的认知，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出一份力量” 、“我敢到大家面谈公开这件事情，就说明我之前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我也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个寸头，穿蓝黑校服，衣服左下角贴一张红色号码牌的17岁少年，语气热烈。

当胡乐说这番话时，他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领导们表情不太对劲，但他没有停止。前排同学讨论，有人问“1802班（胡乐所在班级）是哪个班”，有男生倒喝彩说“下来吧”。

两三分钟的发言结束，胡乐弯腰鞠躬，离场。离开礼堂时，他才想起自己本是想分享“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这一话题，因为太紧张根本没讲。

但如今，胡乐觉得“幸好没讲”。那天发言结束后，他被一位老师叫到办公室谈话。又过了一天，周五，胡乐被学校劝退。此后，他和父母联系过3家职校，都以不接受转校生为名拒绝了他，胡乐也迟迟等不来学校曾允诺的帮助转学。

2021年1月24日，胡乐将此事在微博曝光，此时他已失学2年，患上抑郁。始终未等来学校的道歉和赔偿，他开始了艰难的打工生涯。

“玫瑰少年”

在“真人图书馆”活动上发言前，胡乐并未想过在学校公开反对歧视性少数群体。

胡乐自小长相清秀，说话温柔，他对男生热衷的体育活动不感兴趣，只喜欢和女生玩。这让他初中时，被班上的男生排挤孤立，嘲笑是“娘娘腔”。当他向老师反映，只得到“为什么欺负的是你”的回应。胡乐入校时，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后来慢慢掉队。

中考后，胡乐的分数只够进入中专。父母先是将他送入一所职校学习计算机，他不喜欢这个专业，向父母提出要转学，后来父母考虑到幼教将来是个吃香的职业，将胡乐送入房山区另一所职校学幼教专业。

在学校，为不像以前那样被欺负，他不太展露头角，特地加入一些小团体以保护自己。学校虽施行军事化管理，早五晚九，但手机自由，氛围还算轻松。此前，胡乐做过最“出格”的事，无非是在学校偷偷点外卖。他小心过着一种不会出差错的日子。

幼教专业女生居多，胡乐所在的班级只有2名男生，他没有再遭遇霸凌，可以放心和女生相处，还交到了“可以一辈子联系的好朋友”。青春期后，他少有地在学校感到被接纳，也渐渐接受了自己不同的性别气质。

悄悄搭建的安全小圈子之外，在网络上看到性少数群体的遭遇，让胡乐不安。2019年10月，胡乐看到一条新闻：南航某空少被恶意描述为“骚扰醉酒男同事”，引发热议后被停飞。而网络上充斥着对此人“恶心”的评论。

胡乐记得，学校老师提前两个月通知 “真人图书馆”主题发言活动。他曾上网查阅，了解到活动发源于丹麦，初衷是通过交流，打破刻板印象，消除偏见和误解，现场会随机抽取幸运观众上台。若有机会上台，他打算反对对于性少数群体的歧视，还将自己的想法分享给朋友，朋友也表示支持。

他没想到自己真的会被选上，发言结束时，“全场都亮了”，他听到台下欢呼声、喝倒彩声夹杂，胡乐认为同学并无恶意，没有在意。

走下演讲台后班主任的问话，他将其理解为一种老师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关心。直到2019年12月20日，母亲被请来学校，走进系主任的办公室，胡乐才隐约意识到，事情可能与自己在真人图书馆活动上的发言有关。

他站在门口紧张等待了大约十几分钟，之后被叫进办公室，看见班主任、一男一女两位系主任。据胡乐回忆，老师们称他在演讲上的有关发言，有损学校名誉。且因为胡乐的发言，学校将来也不便为其分配幼教工作。系主任希望胡乐能够主动退学，否则一个月后，他就会被自动开除，并承诺，如果自行退学，可以帮忙解决转学问题。

听闻消息后，胡乐的母亲崩溃，跪下，给系主任“磕了好几个头”，求学校不要劝退孩子，再给他一次机会。胡乐心疼母亲，他想拉母亲起身，但怎么都拽不起来。尽管自认没做错什么，他开始随母亲一同向老师致歉。

当天回家后，胡乐“被吓到”躺在床上浑身疼痛，之后连发了一个礼拜的40度高烧。那时，他差2个月才满18岁。12月份的冬天，“更多的是心凉”。

2020年1月2日，胡乐再次去到学校沟通，交涉无果。6天后，1月8日，胡乐的母亲替胡乐在自愿退学单上签了名。

被劝退后的第一年里，看着周围的同龄人都有书读，他也期待能够重返校园。学校曾允诺为其转校，但没有下文。2020年9月秋季开学，仍未找到学校后，胡乐再次拨打校方电话。他保留的一条2020年9月与校方的通话记录显示，该老师回应：当时已过新学期的招生阶段，询问转学结果时，对方表示，可能是“忘了”。这个回复，让仍抱有期望的他愤怒，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同年10月，胡乐收到了校方退还的教材费和职业装费。

又等待了2个多月，胡乐决定“鱼死网破”。2021年1月24日，他将自己的经历发在微博上，阅读量很快破了七百万，海报新闻等媒体对胡乐被劝退的经历进行报道，并帮助他拨打了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询问与校方的协商结果。

胡乐第一次等来校方的正式回应。据12345客服反馈，校方承认对胡乐进行了劝退，给出的理由是：该生身为幼教专业学生，毕业后将进入幼儿园就业，会对幼儿身心健康发育造成一定影响……鉴于胡乐的言论已影响到学生本人，且在校园产生一定的影响。经系部学生处及校领导多次商讨、研究决定，对胡乐进行劝退处理。

对于胡乐来说，这次曝光就像是一场情绪宣泄。

他没想到的是，除了理解，新一波的恶意也随之而来。有人将“宣扬”的帽子扣在他头上，说他“活该”、“恶心”、“不正常”。甚至他所认为的“大家族”，也有人表示不理解。这些声音，加之自己的经历，愈发让他感到孤立无援。最初，胡乐会一一针对攻击他的留言回怼，解释自己只是想反歧视。在2021年1月25日回应网友的微博中，他仍坚持，“我就是想让这个学校给我道歉，给予精神赔偿。”

图 ｜ 2024年1月21日，胡乐发表在微博上的手写公开信

陷入困窘的家庭

2019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劝退，让原本平静的胡乐一家掀起波澜。周五当天，胡乐和母亲在回家路上大吵一架，胡乐母亲认为学校有问题，但儿子也同样不对。

胡乐成长在一个传统保守的家庭。小时候，他随姥姥姥爷生活在北京房山区农村，他的父母在镇上打工，两三周回家看孩子一次。姥姥姥爷的宠爱，难以抹去父母无法长伴身边的失落感。直到小学毕业后，他搬到镇上和父母一起居住，但和父母的隔膜已经定型。

疫情期间，胡乐长久待在家中和父母相处，一言不合会吵架，而那前后，这个农村家庭面临新的挑战，父母替家里一位借贷的朋友做担保人，亲戚负债后，父母还需替人还债，加上儿子转校后又被被学校退学，父亲与胡乐的争吵更是一触即发。

等待复学无望，家庭关系矛盾，胡乐发现自己“长期情绪低落、总是想不开、集中不了注意力”，2020年9月，胡乐独自去首都医科大学复兴医院精神科进行检查。结果显示，他患有重度抑郁、轻度焦虑和双向情感倾向。此后，他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但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令他变得嗜睡，即便很早休息，他也会睡到中午才起。

除嗜睡外，胡乐开始接连几个小时地玩游戏，刷视频软件……他曾向母亲坦白自己的抑郁症，母亲给钱让胡乐去看病，但母亲觉得“你装的吧”的说法，仍会刺痛他。几个月后，胡乐选择停药。

图 | 2020年9月，胡乐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的病历

停药后，体内的神经递质和激素，仍然操纵着他的大脑。他想过要了断自己，控制不住地想去买农药，“喝洁厕灵”，他在朋友圈表达了想要轻生的念头，几小时后，警察上门。胡乐猜测应该是朋友看到后担心他自杀报的警，“不止一两次”， “反正我就是不想活了”。

抑郁也影响着他的工作。一次上班时，胡乐突然情绪崩溃，拿头用力地撞桌子。领导看到后，说影响不好，给了胡乐钱，辞退了他。他曾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控制不住地用头撞向墙面，“长了大包，也没有特意去管它，过几天就自然消肿了”。2024年3月，还有一次“冲动用头撞铁柱”的行为。胡乐说起这件事来轻描淡写。

包括疫情期间常赋闲在家的4年里，胡乐断断续续换了10多份工作。每份工作持续的时间长则几月，短则几天。2024年一年，他只上了4个月的班。攒到钱后，他就离开北京这个事发地，去武汉、青岛、杭州、苏州等地。江南水乡和青岛大海让他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借此“不让自己死掉”。

2025年年初，胡乐母亲给了胡乐一笔钱，希望他能用这笔钱支撑他生活、工作。胡乐的父亲是工人，是家中主要经济来源，母亲做一份私人会计工作，月入3千元。她年过50，又有高血压，一家三口和胡乐的外婆租住在房山区一栋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如今，他们只希望儿子能找一份工作坚持下去。

5年过去，身边人希望他 “不要活在这个阴影里”、 “要过好自己的人生，尽量将对你个人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话虽如此，未等来道歉和精神赔偿，这件事就永远无法尘封。胡乐尝试告诉自己，“我生活中可以有它，但不能全是它”，但夜深人静，他又忍不住回想起，“我是只听结果的一个人”。拾起、放下，胡乐在其中沉沉浮浮。

现在，胡乐回过头来看，觉得自己当时“比较单纯吧”，“后悔了”。他最近的愿望是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过正常人的生活”，但一切的前提是，他得到应有的道歉和赔偿。

前段时间，他在微信签名后又加了三个字——“等复活”。

据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

中国老百姓一直有一个盛世梦。以国富兵强的标准来看，历史上有过几段盛世。但若以国强民富的标准来看，那恐怕从未有过盛世，比如所谓的乾隆盛世。

1793年9月14日，82岁的乾隆皇帝接见了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英国使团一路的见闻，以及和乾隆皇帝的会面，被后世反复解读研究，

因为他们的见闻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司法、社会、军事、医学、教育等等方方面面，又因为清朝不能随意出版，民间识字率又低，所以使团的记录，恰似一面历史的棱镜，折射出了所谓"乾隆盛世"的复杂光谱。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一书中写道：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京城，没有看到任何丰衣足食的证明，都很难看到树。运河两边的村镇，触目所及之处皆是贫困落后的景象，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约翰·巴罗还写道：官员们把持着所有赚钱的行业，他们像蜘蛛一样编织着利益网络。

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中国的农民的非常贫困，他们像苍蝇一样聚集在官道两侧，只为争夺我们丢弃的茶叶渣。但同时，斯当东又一针见血的指出，在中国，有钱无权不足贵，只有财产没有权力是靠不住的。因此，大清几乎所有的富人，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因为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便很容易化为乌有。

使团正使马戛尔尼，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他到访过彼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经济体，见识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他在日记中一语道破了乾隆盛世的真相：所谓的盛世京城，城墙内是琉璃瓦的宫殿，城墙外是连树皮都被啃光的流民。

看看，三个外国人，不愧是见识过全球的风貌，眼光毒辣，一次访问、一次谒见，就窥见了中国两千年历史深处的奥秘。

使团记录了他们与清朝官员的交往情况，比如王大人一人就餐，都需要几荤几素，非常奢靡。官员们出行必须前呼后拥、士兵开道，还要坐4人抬的轿子，他们陪同使团去商店买东西，也不用付钱。官员们还拥有随时对下属打板子的权力，这在使团看来是奇耻大辱，但官员们却不以为然。

据历史学者们的考证：大清官员们的灰色收入，可达正俸的100多倍，冰敬、炭敬、节庆寿礼、养廉银等等，只得取之于民。大清整个官僚系统，其实就是一个吸血系统。

乾隆时代，物质生活的二律背反，只是乾隆盛世的只是一个方面，还有精神方面的二律背反。

使团的见闻非常丰富，第一件便是找领航员。英国人不认识大清的航线，请求当地的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使团成员记录了这个过程：总兵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来了一伙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过的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一个一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哀告，离家远行会给家庭带来灾难，但总兵根本不为所动，还命令他们在一个小时后准备妥当。

约翰·巴罗看到这一幕后说：这在英国根本无法想象，我们都被伏尔泰骗了（伏尔泰主张开明君主制），清廷的法治根本没有给予百姓什么保护。

而且为保障使团船只沿运河和内河航行，需要500个民夫拉纤，但因为没有收入，或者极低的收入，导致夜里经常有人逃跑，第二天就需要重新征调一批，两岸还有士兵监工，防止他们偷懒或者逃跑，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监工非常相似。

使团考察了大清的民事诉讼，他们发现大清的百姓都不愿意打官司，大清没有正式的律师，只有类似的讼师，而且打官司的成败，经常与他们送礼的多少有关。

使团还考察了大清的文化，发现知识分子都在钻研训诂学，也就是研究古文字，其它一概不敢涉足。为此，斯当东评价说：他们已经被彻底阉割掉了。

使团也记录了皇宫的情况：富丽堂皇、包罗万象，有各种奇珍异宝、珍禽异兽，甚至还有大象。当然，里面最多的是太监，宫殿里满是这种人，非常的惨无人道，他们情感残缺，但又利欲熏心，毫无同情心，在博得主子的欢心之后，就可能引发国家的灾难。

最后，乔治·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还指出了一个奥秘，他说：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中国的皇帝已经把他的子民完全驯服了，他们的一切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使团记录的这些吊诡的二律背反，恰恰说明，所谓的乾隆盛世，表面看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巅峰，但英国使团的记录中，这个巅峰却更像是万丈深渊里的最后一块垫脚石。

《看见》，看不见。

“百度副总裁女儿开盒他人”事件过去近两个月后，仍有开盒群成员公开辱骂受害者。许多群成员一直拒绝道歉。

作为威慑手段，开盒在饭圈斗争中极为奏效。双方为支持各自的偶像有过冲突，“但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开盒被掌握在少数未成年人手中，成为其在小圈子中提高地位的方式，和威胁异己者的手段。许多围观者否认是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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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这个人开（开盒）了。”网络多人交流群中，“妳的眼眸是世界上最小的湖泊”（以下简称“妳的眼眸”）撂下这句话。

跟着发来的详细信息包括姓名、电话号码、具体到村的地址，同地址其他6名关联成员的真实姓名及手机号，还有QQ号、微博ID、微博链接地址、微信ID，铺满整个对话框。

紧接着，另一条微博也被“妳的眼眸”转了进来。“这个人也让我开了，但是我总感觉这个人是买的号。”

随即是第三条微博，第三份开盒信息……

包括群主在内的几名成员出来捧场，根据开出的个人信息做出评价与调侃。不管其他人如何回复，“妳的眼眸”的对话主线始终保持在转发新的微博，锁定新的开盒目标，抛出开盒者信息，这一连串动作上。

开盒指通过网络非法搜索、挖掘个人隐私信息，并在网上公布，是一种网络暴力行为。2025年3月一场舆论风波中，藏在“妳的眼眸”背后的开盒者暴露了真实身份：她是百度副总裁谢广军的女儿小谢，今年13岁。

人们事后发现，被小谢开盒的受害者人数众多，涉及多个领域，持续时间漫长。一些受访的受害者们感到不安甚至恐惧，开盒被掌握在少数未成年人手中，成为其在小圈子中提高地位的方式，和威胁异己者的手段。

开盒者将现实世界里他人的个人信息，当做互联网上的攻击武器，事发后亦鲜少为此负责。而许多网络围观者也认为，自己不是开盒的帮凶。

在粉丝群里炫耀“战绩”

上述开盒者所在的群，名为“太中真爱粉交流群”。

“太中”是日本动漫《文豪野犬》里热门人物太宰治和中原中也的CP名，“真爱”属于反语，群中聚集的更多是厌恶“太中”的人们。受害者张琪解释，这个群主要用于发泄，“每天骂他们讨厌的角色，开盒他们想要开的人”。 

“她（小谢）混的圈子比较多，也开了不少各个圈子的人。”另一位曾被开盒的受害者王露说。根据受害者们汇总，小谢有多个公开个人照片的微博小号，她喜欢韩国明星及日本动漫，这些喜好决定了她的开盒范围，受害者大多属于其中一个圈子，但有着和她不同的喜好。

据被开盒者李杭了解，入这样的开盒群有门槛限制，需为喜欢的人花过钱，证明自己的粉丝属性。“审核是比较严的。所以他们里面一般都是真心喜欢（该人物）的，大部分不会泄露这里面的信息。” 

一名群成员将群信息录屏偷偷发给了张琪，并要求身份保密，她因此得以了解这一隐秘角落。据张琪了解，开盒被群成员视为有用的技能，开盒者在群中会受到追捧，能在粉丝间占据更高的位置。这一点得到了多名受访者的证实。

会开盒的“妳的眼眸”是群里的话题主导者，不断转发微博，目前部分被转发的微博已删除或无权查看。过程中，她还会评价关于开盒的行为，“srds（虽然但是）开盒又咋了，哪家冰清玉洁没开过盒”。

群里其他人附和着她的说法，也有人回复“别开我”。

“他们那群人以开盒为荣，把开盒信息发群里可能是想炫耀自己的‘战绩’。”2025年3月下旬，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到该群一位管理员，其表示在“百度副总裁女儿开盒”事件引起关注后的3月16日下午才入群，3月17日群就解散了，她在群里“只和群主比较熟，其他只是互关”，并不认识小谢。

群聊记录显示，在大家的闲聊中，有群成员主动将一些微博页面转发进群，向小谢提出针对特定网友的开盒请求。其中一次，小谢表示无能为力，回复“开不了，群友早试过了”。但大多数时候，她都能提供详尽的信息。

“他们说她开盒和喝水一样简单。” 据受害者任雨了解，群成员平时会吹捧小谢，“他们嘴还挺严的，不会把开盒放在明面说，但在群里会让她帮忙开人。他们就是明知道这是违法行为，还在吹捧，觉得能开盒别人很厉害。”

群成员们会互相交流开盒方法。有人发截图询问小谢，信息是否来自海外社工库，得到其肯定答复。两人在交流中发现，彼此使用的社工库并不相同，双方交换了途径。根据百度在3月安全沟通会上披露的内容，小谢的开盒信息来源于海外社交平台一个名为“天网社工库”的群组，系通过非法手段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数据库。

“很多人因为自己或者自己的朋友会开盒引以为豪，在网上这种现象非常常见。”该事件的一名观察者称，“现在互联网上很多人都手握开盒途径，外网上也有很多付费开盒的。”二次元和饭圈开盒事件频发。她曾在微博一个“厕所号”里，发现有人发了很多免费开盒链接，试图采取行动阻止未果。

被开盒者赵若涵后续了解到，有些开盒者会收费开盒，并通过人际传播的方式扩散信息。即便开盒报价较高，也有人愿意支付。有些开盒者会通过朋友圈宣传微信，招揽业务。上述交流群有人被发现曾贩卖开盒途径，小谢也曾表示要帮人开盒赚钱。

她所说的赚钱方式，是帮助其他成员制作AI脱衣照。在上述观察者掌握的群聊截图中，她的另一账号“堙灭爱与死亡”曾在粉丝群发布某素人女生的AI裸照，该女生被视作其“对家”粉丝。小谢在群聊中披露，自己是从对方的QQ中找到了其真人照片，并用AI制作对方的裸照。

她在群中发布了AI程序页面，称“脱一次一积分，我积分都花光了，要花钱充”。

根据群聊记录，这一技能被视为强有力的“威慑武器”。更新的群公告称，如粉丝在控评斗争中“控不过去”，可以“扒”对家照片，找“堙灭爱与死亡”帮忙制作脱衣裸照，一次向其支付5元。

交流群中，发言人以朋友会开盒为荣。该记录为受访者收集并添加标注。（受访者供图）

“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开盒在饭圈斗争中极为奏效。

李杭曾在微博给小谢喜欢的韩国明星“刷黑料”，他喜欢的明星是其对家。两家粉圈素有冲突，散布不利于对方的信息是粉丝们的常见手段。李杭的行为很快被发现，随后遭到开盒。

有人搜索李杭的手机号，向他发送微信好友申请，并将他的微信主页截图到微博，这意味着他的信息遭到泄露。李杭事后得知，他的真实信息被全部公布在“对家”的粉丝群，“群里面已经把我开得彻底了”。

但在群聊以外更广泛的互联网空间，这些信息没有完全公开，而是作为威慑手段，意图阻止李杭再发布不良信息。“他们说，如果我再去他们广场上扒黑料的话，就把我那些信息全部爆出来。” 

李杭因此感到恐惧，停止了自己的行动。他当时并未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对他来说，“开盒威胁”属于饭圈习以为常的手段，“我们粉圈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我会觉得报警可能也没什么用”。他能想到的唯一方法是退让和噤声，并且设置电话和信息拦截，只有本地人才能打通他的电话。

“非常恐怖。”他退了网，不再玩微博。后来他总会想到此事，担心自己的隐私被暴露，照片被恶意P图侮辱，吃不好睡不好。

有着同样心情的，还有另一名“对家”粉丝赵若涵。她在一天凌晨接到朋友电话，称有人在微博公开了她的真名及身份证号，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她嘲笑，“真的被吓傻了”。 

赵若涵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不理解自己因何而被针对。她猜测，是因为被开盒的两天前，她曾在微信上因粉圈事情和别人“小吵了两句”。“这个人有我的微信号，微信号也是可以开盒的。”

她用了一场刻意为之的赛博死亡，来终结这场开盒危机。赵若涵将自己的账号给了别人，接手者发布“此号已易主”的动态，还有人转发这条微博，喊她的大名，叫她“一路走好”。她此后没再打开微博，“不敢看，怕哪天刷着刷着又看到自己名字了”。

根据受害者们的表述，她们被锁定为开盒对象的导火索极小——在微博发表不同观点、与“对家”粉丝发生争执，甚至可能仅因喜欢对方讨厌的角色而遭攻击。任雨喜欢日本漫画《蓝色监狱》中的角色“洁世一”，王露则是日本动漫《名侦探柯南》中女主角小兰的粉丝，她们都曾被小谢开盒，个人信息被公开在她不同微博账号上。

被开盒的受害者们，会被短信电话骚扰轰炸，在几分钟内收到大量垃圾信息。“一次性会收到超级多不知道什么App的验证码。”任雨说，这些信息不定时出现，就像不知何时爆炸的炸弹，一出现她的手机就“嗡嗡”响个没完，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

除了恐惧与不安，上述二人在事发后都表达了自己的不解。她们自认同小谢“完全没有交集”，也并无直接冲突，不知道自己为何被选中。事后分析，她们都曾和讨厌自己喜爱角色的粉丝在微博有过冲突或口角，“但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很难想象就因为这个开盒别人。”任雨说。

王露称其在网上不爱参与骂战，她猜测自己并非被小谢针对，“可能开了很多粉丝，但只是把我（的信息）开出来了，于是她就把我挂出来了。”将她挂出的那条微博，并没有引发波澜，甚至没有让被挂者本人警觉，底下只有条机器人评论。“可能她的开盒行为已经持续了好久，只不过大家一直都没有发现而已。”

微博网友张晓婷并非上述几个圈子的粉丝，她被开盒，仅因曾为遭受网暴的素人孕妇发声。该孕妇因吐槽韩国明星行程的言论，被小谢开盒后遭到大量谩骂，也是此次风波的起因。张晓婷将看到的谩骂截图，发微博鸣不平，要求粉丝给孕妇道歉。

“可能是我的账号权重比较好，也就冲上了热搜。”那条微博获得了两万多点赞、一千多次转发与一千多条评论，也被小谢及其同好关注。

粉丝们根据她主页展示出来的属性，有针对性地攻击，要她删帖。张晓婷回忆，IP地址、手机型号、发布内容和喜欢的明星都是攻击的参考项，“他们也挺无能狂怒的，譬如IP地址如果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就说‘你不回去种地，也敢来跟我讲话’。” 

张晓婷IP地址在上海，手机是最新款iPhone，喜欢的明星有好几位且是大流量，“他们没办法来攻击我这方面，就只能说要开我盒，让我删帖。”

时隔近两月，仍有开盒群成员公开辱骂受害者。（资料图）

“被连坐了”

张晓婷并未删帖，相反，她报了警。

报警后张晓婷了解到，谩骂者群体中相当一部分是未成年人，包括中专生、职高生和初中生。她在家人陪同下，记录了谩骂者的网址与ID，到公证处做公证，再由公证处调解员陪同报警。在警方帮助下，他们给开盒群的群管理员打电话，要求手写书面道歉，“打过去一打一个中专的，一打一个职高的”。

张晓婷得到了8封手写道歉信。道歉者均否认自己有过开盒行为，只是在群中“看见信息”“并未制止”。有人写道：“回想起这次开盒事件，我当时的言行太过冲动，完全没考虑您的感受。我转发了你的主页到微博群里。”

上述群管理员向张晓婷写了道歉信。在她看来，自己只是加入该群，就被认为是加害者，这完全是“无妄之灾”，是没道理地“被连坐了”。

核心参与者小谢噤了声，清空微博，在互联网上消失无踪。谢广军在朋友圈道歉，称女儿近日在网上与人争执，情绪失控下，把海外社群网站上的他人隐私信息发布在自己的账号上，进而导致自己的个人信息也被曝光，引发大量负面言论扩散。

“作为未成年人，女儿的心智尚未成熟，在冲动中做出了错误决定，伤害他人的同时，也因这场风波承受了远超年龄的压力与伤害。”谢广军说。

多名参与开盒者表示自己被反向网暴。上述观察者说，有名被认为开盒他人的粉丝喊冤，称曝光的个人信息并非其开盒所得，而是对方自己发在微博里的。

有网友通知这名粉丝所在学校并报警。上述观察者说，后续有老师和警察去找她，给她做心理疏导。

另一名成员曾在群里说，“如果我的同担会开盒我会高兴得飞起来”。事发后，她发微博表示自己遭受了网暴，成为了被开盒的受害者。她因微博名在各大平台上广泛传播，“受到了很多的骚扰，包括但不限于短信轰炸、评论造谣和微博辱骂”。她展示了自己收到的部分垃圾短信以及被骂截图。

曾与小谢交流开盒方式的那名群成员始终拒绝道歉，包括她在内的部分群成员坚持称没有参与开盒行为，并且认为受害者是在造谣。她们发表的一些认为“自己没错”的言论，也得到了包括上述群管理员在内的多名群成员的支持。

2025年5月，事发近两个月后，仍有群成员在微博发言，辱骂受害者：“（小谢）开她开错了，结果这木竹要所有看过那个信息和出现在录屏里的人道歉。”

“（小谢）开完盒之后直接把信息发到我们群里了。”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上的一名群成员称没有参与开盒，认为自己并不是开盒者的帮凶。

事实上，她曾在群里多次应和小谢的开盒行为，事件发酵之后，也发过微博为自己的不当言论道歉，说已进行过深刻反思，给受害人手写了道歉信，但“网友并没有放过我”。

“连我的ID都不打码就挂到别的平台很好玩吗？你们这真的不算骚扰别人吗？”她在自己的一条“站在窗户边”的微博视频评论区留言道。

（应受访者要求，张琪、王露、任雨、李杭、赵若涵、张晓婷为化名）

从一位医生的出轨丑闻到中国最顶级医学院整整一项招生计划陷入舆论风暴，4月末，中日友好医院的前副主任医师肖某，和协和医学院毕业生董某某，成了全国最有名的医生，尽管此时他们恐怕希望自己默默无闻。

5月15日，丑闻曝光不到三周，政府机构的初步调查结果公布，通告核实了肖与董的不当关系，同时确认在24年7月的一次手术中，肖确实“擅自离开手术室并带走手术助手”。

此前检举曝光的内容里，上述发生在手术室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可算是肖某争议最大的行为之一。肖后来称自己只是离开20分钟吃降压药，冲突是由于护士有问题。这些辩解颇为荒唐，例如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离开时沟通过还会回来以及大概要回来多久。

此前中日友好医院是解除聘用关系，这应是医院能对肖做出的最严处置，这次调查通报，肖被进一步吊销医师执照，5年禁止从业，也可以说是相关政府机构能给出的顶格处罚。给出的处罚原因不仅有擅自离岗的违规行为，还有与董的不当关系。由于董当时是肖指导的规培生，发生不当关系存在严重利益冲突。被认定“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和医学伦理规范”，没半点冤枉。

总体而言，肖的处罚都是基于此前检举内容，此前媒体报道里也基本都核实过，并无令人意外的情况披露。但董的处罚却不同，出现全新信息：入学资格造假。

肖董二人不当关系被举报后，人们发现董毕业于协和4+4，这个与中国传统医学教育差别不小的学制，让4+4成了舆论焦点。

此前网络舆论质疑董毕业的巴纳德学院是否是好学校，是否有资格报考4+4。这些都属于谣言，巴纳德学院确实是美国排名靠前的文理学院，毕业证来自哥伦比亚大学，也符合协和“4+4”2019年境外招生标准：2018至2019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或Time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的本科毕业生。

但是，这次调查披露报考4+4必须修完的“66学分的医学预科课程”里，董的“大学物理AI、大学物理AⅡ、有机化学B、无机化学B等4门课程，共计16学分系伪造”。

这也意味着董本来不具备报考4+4的资质。

丑闻曝光后，董的毕业论文、学术论文引发关注，包括毕业论文是否存在抄袭，学生署名膀胱癌诊疗指南第一作者。这些都让4+4陷入更大非议，此次调查也基本坐实董的论文不规范问题，包括毕业论文存在内容抄袭，不当署名，重复发表。

最终结果是董与学历相关的学位证、毕业证，与行医相关的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均被撤销。

这应该也是董可能受到的顶格处罚，亦不冤枉。与学历相关部分，入学资格与论文均有问题，被撤销不奇怪。行医相关的资格证本就基于她的学位，学位被撤销后自然也应受影响。此外，与肖的不当关系，以及被检举的拒绝科室轮转等都让处罚董的行医资格合情合理。

肖董两位当事人都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一切是否就尘埃落定了呢？或许在此刻，我们需要思考，原本属于桃色新闻的肖董丑闻，为何会在这个注意力日渐短暂的时代，不仅成为整个中文网络乃至社会最关注的话题，还在一周多的时间里一直热度不减。

最初的热门无疑有桃色新闻本就更引人关注的因素，毕竟大家都对“时间管理大师”好奇。

可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被人们持续关注，显然不是靠肖某的时间管理能力。个人认为，是因为肖董的丑闻戳中了当代社会最令人焦虑的两大话题：医疗和教育。

医疗与教育，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可这又是两个总令人难以满意的领域。这当然有领域特殊性的因素，像是医疗，生老病死是再好的医疗条件都无法打破的自然规律，必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结局。而教育，很多人处于既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更好的教育，又恐惧自己学得不够的夹缝状态。就算那些考上顶级名校的天之骄子，恐怕也不免会不满自己活得太卷，太累。

但医疗与教育的焦虑，还有很大一部分源自两大痛点：质量与公平。肖董二人偏偏同时踩中两大痛点。

什么是医疗里的质量？医生不在手术途中出于个人感情问题和同事大吵大闹，突然甩手不干，这应该是所有人对医疗质量的最低预期了——或许绝大部分人都没法把自己的预期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因为这就是离谱。

如此突破人们对医疗基本质量预期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而且还发生在一家顶级医院里。这当然会引发广泛关注与不满。

医疗、教育的质量与公平问题，也是为什么协和4+4转眼间陷入肖董二人桃色新闻曝光后的舆论风暴中心。

模仿美国医学院教育的协和4+4，可以说是脱离中国主流教育体系包括医学教育体系的小众存在。随着肖董丑闻，这个过去鲜为人知的4+4一夜成名，而大家对它的种种质疑，也多是基于质量与公平的疑虑。

别人读医是5+3+3或是8年制，董本科读了4年经济，再读4年医就是医生，水平能行吗？这是对4+4质量的担忧。

别人辛辛苦苦读医很多年，要进个好一点的医院还很难，4+4就读了4年医学院，去的医院都很好。这是对公平性的不满。

更不应忽视的是，在教育领域，质量与公平有关联。我们对名校有很高的质量预期，比如协和毕业的学生在公众眼里就该是非常优秀的医生。这种预期也意味着名校毕业生带有光环，会有更多机遇——拿着协和的文凭，就是比普通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更有机会入职理想的医院。

也正因此，评价协和4+4或者任何一个名校的新教育项目、新学制，都应顾及质量与公平性两个方面。

协和4+4好不好，对不对，不是董一个毕业生决定的。应该看的是，第一，作为发医学博士文凭的专业，协和4+4是否在培养且能培养合格的医学博士，这是我们对它的质量期许；第二，作为一流名校，协和4+4的入学名额，作为稀缺的，可能改变学生一生走向的教育资源，是否做到且能做到公平分配。

教育里的质量与公平在具体评判时并不容易。一个班上的学生，成绩总会有参差不齐，不能仅因某门课稍微差一点就说这个学生不行；就公平性而言，也需考虑标准测试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学生的才能、潜力。高考只是在很多人眼里最公平，不代表它真的最公平。

可一些基本的质量、公平标准还是应该遵守。

而在调查通告里，教育公平性上，伪造预科选修课程，不符合申请资格却被录取；教育质量上，毕业论文抄袭、学术论文署名不当。

这些当然是董的行为，可是作为学校，协和有责任去审核、制止那些不当行为。

伪造学分可以说是整个调查通告里最令人惊讶的信息。协和4+4陷入争议后，不少为4+4辩护的人都提到选拔过程严格。学生要修医学预科，还有参考美国医学院入学测试MCAT的笔试，以及协和内部专家的面试。

如果真能照此执行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录取学生的质量，可是为什么一个四门预科课程造假的学生能蒙混过关？个人经历，无论是出国留学还是国外毕业后工作，学历、成绩单都需要学校出具的正式文件。我实在无法理解，伪造学分怎么就没在申请过程中被查出来。

卫健委的调查不过两周，就查出学分造假，可能也就是与董的本科学校核实，协和在招生时连这都不做的吗？如果董真的没学过大学物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又如何考过了据称模仿MCAT，数理化都要考的4+4笔试？

如果连如此荒唐的学分造假都不设防，又何来公平性的保障？

至于董的论文问题，一些专业人士也提到中国医学教育里对学术研究的要求过高，逼着医生、医学院学生发论文。这种偏颇的评价机制固然有问题，可解决问题的方式应该不是默许以各种学术不当的行为来凑论文。而且别忘了董就读的是国内顶级医学院。就算当下过度侧重论文的评价方式有错，毕业论文抄袭，署名不当，似乎也有违顶级学府的身份。

如今被顶格处罚的是肖董个人，按他们的行为，如此重罚并无不妥。但回过头，当初真正引发广泛关注与质疑的，又岂是这两人的个人行为？难道不是与两人背后的一家顶级医院与一家顶级医学院，两个机构的某些作为与某些不作为。

诚然，董一个人的过失不决定协和4+4的是非对错，更不能代表被波及的中日友好医院与协和。但在肖董二人的荒唐闹剧之下，无论协和还是中日友好医院，说是都有些令人失望的地方，恐怕并不过分。

关于4+4，通告里的一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会同教育部对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进行全面评估，督促改革完善”，留下了各种猜测空间。个人观点，与其坚决指责4+4不好或坚信4+4就是正确的学制，不如希望尘埃落定后，无论是否还有4+4，教育都能关注质量与公平，而公开透明或许是追求质量与公平道路的最好方式。

国家卫健委重拳出击，广大群众吃了好久的瓜，在昨晚（5月15日晚）终于尘埃落定。

而且这次取消可谓有理有节，处分肖大夫不是因为他的医术，而是他把手术台上的病人晾在那的行为破了医生的底线；处分董小姐则是因为她的学历造假实锤，论文造假实锤。

01

经查，董小姐的入学资格存在造假行为。

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2019年境外招生对象应是2018至2019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或Time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的本科毕业生，还必须按照试点班入学课程要求修完总学分不少于66学分的医学预科课程。

董小姐报名时提供的大学物理AI、大学物理AⅡ、有机化学B、无机化学B等4门课程，共计16学分系伪造，不符合当年报考资格。

同时，董小姐2023年博士学位论文主体部分（综述除外）与同年毕业的北京科技大学他人学位论文重复率超过20%，存在抄袭剽窃学术不端行为，情节严重。而且，董某莹以第一作者或共同第一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有3篇属于不当署名、1篇属于重复发表，存在科研诚信问题。

董小姐的博士毕业证和学位证，以及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均被撤销，当然相比沉没成本更大的肖大夫，尚未开始医生职业生涯的董小姐明显损失略小——反正还可以去国外混，哥大巴纳德学院的学历还在，不是么？

而且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卫健委表示，对此次事件涉及的相关单位、人员开展深入调查，对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将严肃追责问责，调查情况将向社会公布。

我判断，经此一事，王辰院长力推的医学院“4+4”培养模式必将寿终正寝，这也意味着这个难得的教育改革实践，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02

凭心而论，舶来品“4+4”不是一个坏制度，须知医疗教学水平最高的美国就没有医学本科，要申请医学院，就要在美国本科里修完几门特定课程，而且要求的考分非常高。

据美国US NEWS报道，美国医学院的平均录取率仅为5.5%。很多排名靠前的学校GPA（平均学分绩点）在3.9以上，MCAT（美国医学研究生院入学考试）在520以上。一些学校常收到15000+以上的申请，比如乔治城大学、杜兰大学、德雷塞尔大学、塔夫斯大学等等大学的医学院。

在协和王院长介绍“4+4”好处的文章里，他说道：

4＋4”学制的临床医学教育模式肇始于上世纪初的北美，是世界医学教育主流模式中的一种。该模式是从各大学多专业本科生有志学医者中，择其优秀者，完成本科教育后进入医学院学习临床医学，毕业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M.D.）。此模式之学制含本科教育4年，医学院教育4年，故名“4＋4”学制。

据王院长称，这种模式将医学教育定位于在多学科背景的本科教育基础之上的研究生教育。“4＋4”所设计的从众多大学招收不同学科背景的本科生，到医学院聚合到一起，上学时同学之间相互影响，做医生后同事之间相互启发、协同，与各业界广泛交流交融，才能赋予医学生群体、医生整体和医学界多学科的背景与属性，具备多学科的素养和能力。

很显然，初衷和目的都是好的，但在执行中却发生了如此之大的丑闻。借用一下航空安全中的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北京协和医学院从2018年开始搞的“4+4”试点模式，经不经得起倒查？一旦倒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呈现给大家？说实话，我并不乐观。

创新的人才培训选拔模式遇到赤裸裸的入学造假和论文造假，播下了龙种收获了跳蚤，结果玷污了初衷，这才是让人最难过的。然而，纵观历史，这也不过是近两千年来选拔人才遇到的纠结和矛盾。

汉代的察举制其实就是现代的推荐制，在这种制度下你不能说推举出来的都是无能之辈，虽然察举到最后必然形成豪族垄断仕途，最终发展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度。

隋唐之后的重大改革，就是逐渐淡化察举制度，而改之以考试制度，这种举措能让唐太宗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也能让两宋百年文华绝代，等到明清两代发展成八股文皓首穷经，考出来的腐儒们即使挽救不了大厦将倾的颓败帝国，也不能否认一千多年的考试远比察举来得公平许多。

03

时至今日，1978年恢复的高考制度已成全民信仰，也是所谓最后的公平，这里面的意味相当深长：人们不再相信任何人在推举推荐的时候能秉持公心。协和的“4+4”制度，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王院长引进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不可谓不周全严格，比如要求名校毕业（而且是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比如要求两位副教授以上的生物学医学副教授的推荐信，又比如最后毕业要求的论文。

然而，这些外表看上去周全的制度，其实到处都是漏洞，也无非可以等同于汉代举孝廉时要求的“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

每一条都彰显明德，每一条也都是人情世故。名校毕业可以先进社区大学再转学，副教授推荐信如探囊取物，毕业要求的论文可以抄袭，可以代写，甚至还可以买来。至于入学后受到的呵护和栽培，并不能体现学生个体能力，只能反映他的家庭背景。

这些关卡上都有从招生办到评审委的把关，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作为没有超出社会上那些愤世嫉俗者们的想象，这些学术界的专家教授们确实在每一个关口都徇了私、舞了弊。就像汉代举孝廉最后也落得被民间编成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这种信任的彻底丧失和学者们的道德沦陷，比几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处士混进医生队伍更令人痛心。这意味着我们在所有的关卡上，只要不是高考那种糊了名的考试，都有极大的概率在暗中进行勾兑和交易；只要是公共资源，就有极大的概率被用来寻租。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意味着所有的选拔都只有考试这一种模式才能让大众心服口服。

所以在这件事上，社会已经不可能期盼最优解：“4+4”的选才制度能选拔出真正的复合型多学科背景人才；或者次优解：加大管治和监督成本，来监督这种制度按照初衷运行，因为你不能保证董小姐们的家族搞不定监督的人；只能寻求千年来的解法：一考定职业，所有考试必须统一命题，糊名考试。

这样，虽然未必能选拔出最佳人才，但至少能防范出现彻头彻尾的水货和混子。以僵化为代价寻求相对公正，就是道德失范后，社会要承担的后果了，社会也只好承担这样的后果。

5月15日，国家卫健委通报了董某莹事件的调查结果，证实了董某莹在协和4+4医学博士招录中成绩造假，毕业论文抄袭，予以撤销学历学位和医师资格。

然后，就没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

如果换作是我，假造一套资料说我是耶鲁大学金融专业的本科生，大学期间选修了物理化学生物等一系列课程，成绩都很优秀，现在申请去协和医学院读4+4的医学博士，你觉得我能被录取吗？

首先，协和4+4每年只从全球前50的大学招录30名精英学生，申请人数想必也不超过1000人，资料审核工作量并不大。学生报名时提交的学历、学位证书，还有各科成绩单，发一封邮件找学校核实一下，我作为普通人立马就露馅儿了。

那么，伪造学历成绩信息的董小姐，是怎么通过申请资料审查的？是谁放她过的？

然后，就算协和的招生办善良又天真，完全没想到会有坏人造假，没有核实我提交的成绩真假，但招录的面试环节总归是有的吧？

一名经济学的本科生，大学物理、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课程完全没学过或者不及格，能跟面试的教授聊得起三羧酸循环，能读得出二甲双胍的化学式吗？

成绩好不好的，毕竟还需要专门考试才能测出来，但作为一个没有学过有机化学的普通人，专业面试聊3句话就被赶出去。

那么，4门基础课16个学分纯靠伪造的董小姐，是怎么通过面试的呢？是哪些人面试的？

再有，假设我天赋异禀临场应变能力超绝，硬是靠口才又闯过了面试这一关，混进了协和。那我在协和读博的4年，总要做实验，总要考试的吧？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这些基础的学科知识与实验技能没有经过训练，过个层析柱不知道怎么装料，跑个凝胶电泳不知道样品往哪儿滴，作为普通人在协和4年肯定跟不上课程，做不完作业，通不过考试。

那么，董小姐是怎么在中国顶级医学院校完成4年学业的呢？她的导师就从来没有察觉过异常吗？

好，假设我入学后痛定思痛，课余时间恶补了那些理化生的基础课程，或者平时考试都作弊抄袭，愣是把这4年混过去了，还能在毕业典礼上获得院长的点名表扬。但我毕业论文怎么办呢？

一名博士生的毕业论文，要么是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发明设计，要么在某个细分领域把人类的知识边界往前推进一点点，总之得是个正经的研究项目。

我当然可以抄袭别人已经发表的专利来拼凑一篇，或者让做教授的姑姑把她学生的论文抢过来给我用，但博士毕业论文还得送外审，还得有盲评，最最关键的，还会查重啊。

作为一个普通人，把查重率超过20%，大量抄袭已发表专利文章的博士毕业论文交上去，那跟直接放弃学位也没什么区别了……

那么，董小姐抄袭的毕业论文，是怎么通过重重评审拿到博士学位的呢？评审论文的负责人是谁？论文查重的负责人是谁？

一个不学无术的普通人，要想光凭自己造假就能一路闯过这么多关卡，在中国最顶尖的医学院校拿到博士学位，是完全、肯定、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在入学申请材料审查、面试、日常考试、毕业论文评审、答辩这些环节，必定有至少一位足够影响力的领导干部和数十位知情配合的教职员工，才有可能把董小姐一路包庇到博士毕业。

绝对不可能仅靠董小姐自己和家人造假就能骗到一个协和的医学博士学位。绝对有领导干部的干预，绝对有执行人员的渎职。

作为一名成熟的科普博主，我极少会用这样绝对化的表述，因为很容易被起诉侵权。但这回我一定要用，起诉我也好，抓我也好，我认了。

某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耍点特权，走个捷径，骗个普通学位，我姑且可以容忍。但你骗一个医学博士学位，还要去一线给患者做手术，我忍不了！

而且，说真的，董小姐一家虽然有点权力资本，但在北京城也算不得什么高官巨富。

以董家的背景都能把通过背后运作硬生生把一个不学无术的女儿打造成协和4+4的医学博士，你告诉我那200多位学生里就她一个人是这么干的？

那真是天大的笑话！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既然造假的人查出来了，那些包庇造假，协助造假的人应该也不难查。

不养懒汉养酷吏

前几天一篇关于男性子宫肌瘤患者护理的文章成为热点，据称当事人已经在本单位被处罚。这种搞笑的论文内容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曝光了，之前还有女性前列腺癌患者、大鼠生小鼠的奇葩论文。圈外人看来这些内容确实很搞笑，仔细想想却很让人笑不出来。

这种种搞笑论文的背后，是医疗圈学术造假的泛滥，目前看来也没有短期立刻改善的可能。乱象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我这里重点探讨两个方面。

学术造假的驱动力

要理解学术造假的根源，首先要看驱动力在哪里。

在中国医疗系统，职称晋升是医生职业发展的关键通道，而论文发表则是这个通道上的重要“门票”。无论是临床医生还是护理人员，若想从初级晋升到中级、高级职称，往往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更有甚者，一些医院将论文数量和奖金、评优挂钩。

这种评价体系导致论文成了“刚需”，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不一定是真实学术追求的体现。

当写论文的目的变成“为了晋升”“为了奖金”，而不是“为了探索”“为了总结经验”，造假就不再令人惊讶。买论文、代写、伪造数据、拼接文献，甚至直接复制粘贴，已成为一条灰色产业链。

互联网平台和中介公司应运而生，提供从写作到发表的一条龙服务。只要愿意花钱，就能拿到一篇挂名的“核心期刊文章”。而这种文章的内容质量，是否存在事实错误，是否真的对学术有贡献，已经不再重要。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机制并未能真正激发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研究热情。相反，它压抑了他们的本心。

在许多医护人员访谈中，他们最常提及的心理满足感，往往来自“帮助患者、看到病情好转”，而非发表论文。一个医生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夜班不断，本已身心俱疲，若再被强迫挤出时间写“无意义的论文”，必然导致对学术的抵触和敷衍，甚至催生走捷径的冲动。

内在动机的缺失、外在压力的强化，正是当前学术造假泛滥的根本土壤。

学术造假之所以屡禁不止，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惩罚机制的失衡。目前中国对学术造假的处理，多停留在基层个体的惩处。比如“男性子宫肌瘤”事件，涉事护士或许会被问责，可能会有院内通报，甚至被暂停职称申报资格。但我们看到太多更严重的造假案例，涉及高级别官员、知名院士、大学校长，却最终不了了之。

以往曾有某著名高校校长被曝光十多篇论文存在重复发表、数据造假等问题，舆论哗然，最终并未见到有实质性问责。一些知名学者被揭露抄袭、论文代写，却依然稳坐院士等高位。相反，很多年轻医生、护士甚至研究生因为一篇论文的失误或被代写，可能前程尽毁。

学术造假的普遍性，结果是不少人的学术和社会地位是靠造假获得的。在其上升过程中已经与权力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或者其本人就是权力的代表。这些高位造假者不仅会妨碍对自己的学术监督，也缺少真正打击系统性学术造假的决心。

更重要的是，高位造假的危害远大于基层造假。一位护士论文造假，不管论文多么荒唐，其影响有限；一位院士或校长操控课题造假，影响的可能是国家政策走向、行业技术标准，甚至国家财政资金的流向。这种系统性、结构性的造假才是最危险的病毒。

权力过度介入学术评价

不管是奖励机制的失调还是惩罚机制的不公，两者都来源于权力的过度介入——科研论文本质是一种学术活动，而学术活动的活力根源是学术自由。在学术资源的建设和分配上，权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深度介入学术水平的评价，以及将学术水平和过高的特权挂钩，就很容易催生腐败。

此外，权力对学术自由的过度介入也会引来反噬。很多学术造假不能被追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一些权势人物被裹挟在里面，让监督机制投鼠忌器。

国内医疗界学术造假的泛滥，肯定不是中国医生护士格外喜欢造假，关键还在于我们的晋升机制。我曾经和国外的同事介绍过中国医生的终身晋级“游戏”，有些人表示如果自己也在这样的体制里面，很难保证不会走捷径。

一些国外的医生职业路径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没有这个晋级“游戏”。与国内不同，这些国家的医生在完成专业医生培训，并通过专业认证后，就是这个专业的最高职称。

只要没有违法犯纪被吊销执照，这个职业资格终身有效。医生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收入会有所增加，有的医疗机构还提供合伙人的机会，但那大多是限于固定职业场所的忠诚度奖励，与职称和论文无关。

但在当前大多数国内公立医院均为亚专科模式的情况下，借鉴这种职业模式有很大障碍，需要医保、医学教育和医疗资源调配多方的努力，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才有可能逐渐实现。此外，还要考虑现有的职业资格如何认定，总不能取消职称评定后人家好不容易取得的高级职称就不认了。总之任重道远。

像男性子宫肌瘤患者这样的造假论文层出不穷，主要是一个制度问题，权力的过度介入在其中是关键因素。解决之道虽可以借鉴他国，但还要结合我们自己的问题通盘考虑，这会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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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搞笑论文的背后，是医疗圈学术造假的泛滥，目前看来也没有短期立刻改善的可能。乱象背后的原因是多样的，我这里重点探讨两个方面。

学术造假的驱动力

要理解学术造假的根源，首先要看驱动力在哪里。

在中国医疗系统，职称晋升是医生职业发展的关键通道，而论文发表则是这个通道上的重要“门票”。无论是临床医生还是护理人员，若想从初级晋升到中级、高级职称，往往需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更有甚者，一些医院将论文数量和奖金、评优挂钩。

这种评价体系导致论文成了“刚需”，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任务，而不一定是真实学术追求的体现。

当写论文的目的变成“为了晋升”“为了奖金”，而不是“为了探索”“为了总结经验”，造假就不再令人惊讶。买论文、代写、伪造数据、拼接文献，甚至直接复制粘贴，已成为一条灰色产业链。

互联网平台和中介公司应运而生，提供从写作到发表的一条龙服务。只要愿意花钱，就能拿到一篇挂名的“核心期刊文章”。而这种文章的内容质量，是否存在事实错误，是否真的对学术有贡献，已经不再重要。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机制并未能真正激发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研究热情。相反，它压抑了他们的本心。

在许多医护人员访谈中，他们最常提及的心理满足感，往往来自“帮助患者、看到病情好转”，而非发表论文。一个医生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夜班不断，本已身心俱疲，若再被强迫挤出时间写“无意义的论文”，必然导致对学术的抵触和敷衍，甚至催生走捷径的冲动。

内在动机的缺失、外在压力的强化，正是当前学术造假泛滥的根本土壤。

学术造假之所以屡禁不止，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惩罚机制的失衡。目前中国对学术造假的处理，多停留在基层个体的惩处。比如“男性子宫肌瘤”事件，涉事护士或许会被问责，可能会有院内通报，甚至被暂停职称申报资格。但我们看到太多更严重的造假案例，涉及高级别官员、知名院士、大学校长，却最终不了了之。

以往曾有某著名高校校长被曝光十多篇论文存在重复发表、数据造假等问题，舆论哗然，最终并未见到有实质性问责。一些知名学者被揭露抄袭、论文代写，却依然稳坐院士等高位。相反，很多年轻医生、护士甚至研究生因为一篇论文的失误或被代写，可能前程尽毁。

学术造假的普遍性，结果是不少人的学术和社会地位是靠造假获得的。在其上升过程中已经与权力形成了盘根错节的联系，或者其本人就是权力的代表。这些高位造假者不仅会妨碍对自己的学术监督，也缺少真正打击系统性学术造假的决心。

更重要的是，高位造假的危害远大于基层造假。一位护士论文造假，不管论文多么荒唐，其影响有限；一位院士或校长操控课题造假，影响的可能是国家政策走向、行业技术标准，甚至国家财政资金的流向。这种系统性、结构性的造假才是最危险的病毒。

权力过度介入学术评价

不管是奖励机制的失调还是惩罚机制的不公，两者都来源于权力的过度介入——科研论文本质是一种学术活动，而学术活动的活力根源是学术自由。在学术资源的建设和分配上，权力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深度介入学术水平的评价，以及将学术水平和过高的特权挂钩，就很容易催生腐败。

此外，权力对学术自由的过度介入也会引来反噬。很多学术造假不能被追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一些权势人物被裹挟在里面，让监督机制投鼠忌器。

国内医疗界学术造假的泛滥，肯定不是中国医生护士格外喜欢造假，关键还在于我们的晋升机制。我曾经和国外的同事介绍过中国医生的终身晋级“游戏”，有些人表示如果自己也在这样的体制里面，很难保证不会走捷径。

一些国外的医生职业路径与国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没有这个晋级“游戏”。与国内不同，这些国家的医生在完成专业医生培训，并通过专业认证后，就是这个专业的最高职称。

只要没有违法犯纪被吊销执照，这个职业资格终身有效。医生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收入会有所增加，有的医疗机构还提供合伙人的机会，但那大多是限于固定职业场所的忠诚度奖励，与职称和论文无关。

但在当前大多数国内公立医院均为亚专科模式的情况下，借鉴这种职业模式有很大障碍，需要医保、医学教育和医疗资源调配多方的努力，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才有可能逐渐实现。此外，还要考虑现有的职业资格如何认定，总不能取消职称评定后人家好不容易取得的高级职称就不认了。总之任重道远。

像男性子宫肌瘤患者这样的造假论文层出不穷，主要是一个制度问题，权力的过度介入在其中是关键因素。解决之道虽可以借鉴他国，但还要结合我们自己的问题通盘考虑，这会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先声明一下，本文要写的内容没有任何实证，纯属基于常识的推理。期待掌握执法权的主管部门和拥有调查权的官方媒体找出证据来。

我们都知道，世间是存在巧合的。

世间出轨的男女千千万，被当事人曝光到网上引发公众关注，纯属巧合。姑且把概率设为万分之一。

刚好，这位飞扬跋扈到在手术室里耍性子的女医生，是中国顶级协和医学院4+4学制的博士，即便在中日友好医院里也是令人羡慕的履历了，这就更巧合了。姑且把这个概率设为百分之一。

而且，这位医生的妈妈、姑姑和一大帮亲戚在北京科技大学当院长教授，而国家卫健委查明她的博士论文刚好跟北科大一名残疾学生的科研成果高度重合，你说巧不巧？顶级医院的医生里，毕业论文抄袭的概率，我们设为百分之一不过分吧。

更绝的是，董某莹不仅毕业论文抄袭，连入学的申请资料也是造假的。国家卫健委查明，其入学协和医学院的时候，有4门课程的成绩是伪造的，也就是根本没上过这些课。毕业论文造假的博士入学资料也是伪造的，这种概率我就估个十分之一吧。

以上这些巧合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我估算的概率差不多是十亿分之一。虽然真的很离谱，但我还是可以强迫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巧合，毕竟中国真的有14亿人，出一个董某莹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告诉我，已经运行了7年，每年招录30名学生的协和4+4医学博士项目里，200多位学生里，只有董某莹这一个人入学资料造假，而且刚好被发现了，那这个概率还要乘以200分之一。

也就是概率低至2000亿分之一！

这我是绝对不敢相信的。因为，有科学研究表明，智人这个物种有史以来存在过的个体总数不超过1000亿。

骗我可以，但你拿2000亿分之一的概率来逼我相信，这也太不尊重人了……

我拒绝相信协和4+4项目开设以来招收的200多名学生里，只有董某莹一个人的资料是伪造的。

我不信！

2024年1月3日，董文卉在日记中写道：

“死过了，丧失意识的感觉，濒临死亡的滋味。恐惧、害怕、无助彷徨，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威胁，有家不可回。自由！自由！不知是麻木了还是成长了，面对同事的询问，轻然带过……身体的痛和伤疤时刻提醒着我。……遇见讨厌的人和危险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远离。”

施暴者是与她同居5年的男友师佳豪。

半年后的6月20日晚，西安灞桥区一处僻静十字路口的车内，师佳豪从主驾驶脚垫处取出一把40公分长的双刃匕首，捅向董文卉颈部，她因出血过多死亡。师佳豪用提前准备好的棉被盖在她身上，开车前往派出所自首。

经警方侦查证明，董文卉曾在车上向师佳豪提出分手。

这并非是一起单纯的激情杀人案件。在遇害前，董文卉经历了漫长的家暴，包括殴打、语言威胁和经济压迫。她曾试图求援但无果，无助感让她变得沉默寡言，转而试图通过书写日记、学习非暴力沟通，以期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但暴力从不会因受害者自我反思而止步。

本不该由她一人来独力抵抗这场加害。

房间里的哭声

董文卉开始写日记是在一次流产之后。

2023年12月初，这一年董文卉30岁，她专程前往10公里外的医院接受药物流产，因为她本职是护士，因此刻意避开了自家工作单位，对家人更是守口如瓶。

董文卉本职是护士，之前在西安市灞桥区唐都医院工作。（图_网络）

新年伊始，或许是想摆脱过去的阴霾，她在日记开头写下寄语：“每天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天，多发朋友圈，多发抖音，给自己留一些美好的回忆。”然而事与愿违。新年的第三天，日记本上再次记录下了她被持刀威胁的恐惧和无助。

董文卉家的菜刀，母亲称女儿说过是师佳豪买的。（图_作者/摄）

2024年1月24日，她称自己被师佳豪勒脖子、拳脚相加，“项链也被扯断，顶着眼睛上的红斑、脖子上的伤，还要去上班……”这董文卉日记的最后一篇，但暴力没有因为她停止记录而结束。

2024年1月24日，董文卉记录下最后一篇日记。（图_作者/摄）

2024年3月26日凌晨，刚过12点，董文卉罕见地给父亲董君强打了电话。早已入睡的董君强没有接到电话。他后来才意识到，那通电话是女儿发出的求救。

当天早上，董君强回电话问女儿要不要回家吃饭，她答应了。“她平时在医院有晚班，我们（一般）不叫她，怕打扰她休息。”那天，董文卉难得上午就回到家，但进门就戴着口罩，径直躲进了房间里。老两口在门外听到了女儿的哭声。

“她脖子上有伤，手腕上也有”，董君强翻出手机里的照片，那是董文卉手腕上的一团淤青，另一张照片里，是白色的钢管折叠椅，“（手腕上）就是拿这个有靠背的椅子打的，椅子都打坏了”。

董文卉脖子上的淤青（图_抖音@董文卉姐姐）

在父母的追问下，董文卉终于松口，承认自己有一个已经同居五年的男友，昨晚动手打了她，并且还待在她自己买的小公寓里没走。

董君强和妻子、儿子当即带着董文卉回到公寓。在楼下，董文卉拦住气冲冲要上楼的弟弟，“她说，你不能上去，他啥事都能干出来”。董君强在楼下报警，董文卉给父亲指认了师佳豪。“那个恶魔当时就从电梯里出来，我第一次见他，都不认识。他当着派出所警察的面就说，‘这事你看咋办？’，一点都不惭愧。”

3月26日下午，董文卉和师佳豪去派出所做了笔录。但直到3个月后董文卉被杀害，家人们才重新了解到当天讯问的细节：师佳豪向警方承认，自己在3月25日晚用折叠凳和拳头殴打董文卉，扇她耳光，造成其全身多处淤青损伤。

笔录中还提到，董文卉此前也多次被殴打。2023年初，师佳豪曾用烟头烫伤她的胸口，留下了疤痕，原因只是他发现董文卉的抖音上有和他人互相访问、点赞的记录。

京师律师事务所提交给检察院的《律师意见书》。（图_抖音@董文卉的爸爸）

两次报警 施害者威胁撤案

报案那天，是董文卉父母第一次见到师佳豪。他留着光头，人很瘦，“站姿松松垮垮的，说话也流里流气，看着就不像好人”，董文卉的母亲马艳茹说道。

她几番盘问得知，师佳豪是咸阳永寿县老家隔壁村的，开货车营生，原本是给董文卉介绍相亲对象的中间人，和董文卉同龄，当时他已经结婚，还有两个儿子。“我女儿和介绍的男娃加上微信，聊了几天感觉不合适，就把人家删除了。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想把人家加回来，通过师佳豪问联系方式时，他就给挡住了。”

董文卉告诉父母，自己起初不知情，后来劝师佳豪不要离婚，但他不听。2019年11月，他搬进董文卉的家，和她同居至今。

报案当晚，师佳豪被留在派出所，董文卉回到家，父亲马上给她换了门锁，让她不要再和师佳豪有往来。第二天，董文卉却主动去撤了案。“师佳豪微信和她说，嫌给他留案底，威胁她把案子撤了”，马艳茹气愤地说。

在甘肃工作的姐姐董娜知道董文卉曾被师佳豪持刀威胁后，觉得事态严重，她尝试了加西安区号远程报警。但接警员说，“没有出事，他们管不了。”两次报警对师佳豪的震慑程度极为有限，这或许影响了董文卉后来的选择。

一个月后，董君强再次撞见师佳豪并发生冲突，他提出要报警，电话还没接通，就被董文卉劝住了。董君强指着当天的110通话记录回忆到，“她说等会要上晚班，去不了派出所，没打通就挂了。”

长期为受暴妇女提供援助的志愿社工林莫解释：“家暴受害者往往会陷入一种习得性无助，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对抗、逃离施暴者，只能顺从对方，这是受暴妇女比较常见的心理状态。”她表示，如果受害人之前的求助行为没有得到有效的反馈，比如报警后，师佳豪并没有受到惩罚，这会进一步加深她的无助感。经了解，除报警外，董文卉没有寻求过妇联、社工人士等介入帮助。

家人介入无果 “不结婚就你死我活”

那一次，董君强再次撞见师佳豪是个意外。他本以为女儿已经和这个危险的人断绝了联系。出于担心董文卉的安危，老两口和女儿见面比过去更频繁。

2024年5月6日，董君强和妻子临时想去看女儿，一上楼，看到楼道口有一地烟头，夫妻俩揣揣不安。进了女儿家，看到董文卉正在吃饭，而师佳豪正从房里的卫生间出来。董君强猜想：“就是他在外头蹲守，（才）抽下十几个烟头。”

2024年5月6日，董文卉家人拍下的师佳豪的身影。（图_网络）

看到对女儿施暴的人又来了家里，董君强气不打一处来。他下意识迁怒于女儿不争气，踢了董文卉一脚，逼她表明态度，要求她不再和师佳豪来往，但董文卉不说话。“她一直哭，我打了她，她哭着说‘谁都可以打我’，她想给楼上跳下去，（但是）她害怕的。”

师佳豪跪下拦着董君强，不让他打女儿，求夫妻俩允许他们在一起。董君强强硬的说：“除非我死了，只要我睁着眼睛，你俩绝不可能在一起。”师佳豪随即站起来，狠狠拽开董君强，他胳膊上也被拽得留下淤青。师佳豪用更强硬的语气告诉董家人，他非董文卉不娶，否则就你死我活。“我说你结过婚，你们不合适，他就说他已经离婚了，孩子他也不要，就要和我女儿结婚。”

父母这里走不通，师佳豪给在甘肃的姐姐董娜打电话，要求她劝父母同意两人结婚。“那是我第一次和他说话，他特别猖狂，说必须和我妹结婚，不然就你死我活。”

“你死我活”，这句话对董文卉而言并不是单纯的“放狠话”。

马艳茹听女儿说过，师佳豪曾经把刀架在脖子上威胁她，那是一把刀背格外厚实，用来剁肉骨头的老式菜刀。董文卉告诉母亲，刀是师佳豪买的，家里的墙上还有他砍下的四道刀印。

董文卉家墙面上留下的刀印（图_作者/摄）

施害者预谋行凶 曾“预告”有两把刀

董君强后来听亲戚提起，师佳豪父亲早就给董家人“预告”过有两把刀。

董文卉的姑姑告诉水瓶纪元，她和师佳豪父亲住在一个村，她丈夫还曾找师佳豪拉鱼苗。大约在2024年5月的某天，吃午饭时，师佳豪的父亲突然来她家里，对夫妻两人说，师佳豪准备了两把刀。“说完他就走了，我和我掌柜（丈夫）啥也没说。”

2025年3月1日，笔者走访师佳豪老家村庄，这里和董文卉家的村子隔一条国道，车程只有十分钟的距离。师佳豪的父亲过年后已经搬去市里，村民邻里提起师佳豪讳莫如深，闲聊许久才捂着嘴说：“佳豪杀人了，在监狱里。”

熟悉师佳豪父亲的村民介绍，师佳豪家有兄弟两人，他是老大。父亲是本地农民，心脏不好，母亲在城里的火锅店打工，夫妻俩都60来岁。村里熟悉的人知道师佳豪去年因杀害女友入狱。“本来是给另一个男娃介绍（董文卉），后来佳豪和她好上了。那个女子是个医院的护士长，就是对面村的，在西安买了单元房，一个月挣一万多”，村民说。

行凶案发前，师佳豪靠开车拉货谋生，不常回家。村里人看来，他的生活不错，有过一个文静的老婆，“乖得很，是个文员”。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今年已经上二年级，小儿子在读幼儿园，两个孩子只差一两岁。2020年5月，他和前妻离婚，“他偷偷离的婚，家里人都管不了他，孩子现在是他媳妇在管”，知情村民说。

关于师佳豪的行凶动机，与师佳豪一家相识多年的村民猜测，师佳豪家人对董文卉似有怨气，认为儿子是为了她抛妻弃子离婚，后面她却不愿意和师佳豪结婚了。

水瓶纪元通过社交平台联系到师佳豪的弟弟，就其作案动机，两人是否存在其他经济纠纷，师佳豪是否曾告诉家人自己持刀威胁董文卉等情况提问，对方表示无可奉告。

父母接力守护 仍无力制止悲剧发生

从2024年5月6日，双方爆发激烈的冲突开始，董君强夫妇就守在女儿的小公寓里，偶尔还接送她上下班，以防师佳豪再来纠缠。董君强对那天动手打了女儿感到无法释怀，“她姐和她弟小时候都因为不好好学习挨过打，只有她，什么都优秀，一点不让人操心。他爸那天踢了她一脚，是第一次打她，他后悔得很。”马艳茹说。

过去，董文卉一休假就会回家，帮妈妈收拾家务，陪小外甥女萌萌玩。日记中她说：“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总是愉快的，尤其是萌萌回来后……想带娃去逛街，一起吃好吃的，一起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她的抖音账号里，也有一大半是家人和外甥女的欢声笑语。马艳茹细细回想女儿的日常生活，“她工作不顺心，护士长有点打压她，准备职称论文有困难，回来都会给我讲。但（师佳豪）这个事，她一点都不给我们说。”

一家三口共处一室，董文卉却比任何时候都沉默，下了班就躺着看手机，偶尔说话也是让他们离开。

在这期间，董娜收到过妹妹突然发来的微信，询问她的工作单位，董娜没有多想就回复了具体信息，她后来才怀疑，手机对面的可能是师佳豪。“以前单位会登记信息，这些都发在家庭群里，不会私聊，我妹那是有记录的。他还问了我弟、我弟媳妇，一家人的情况他都了解的特别清楚。”

2024年6月19日，董君强夫妻又连续守了10天，暑假出去旅游的孙子晚上就要到家，两人下午便回去提前打扫。另一方面，跟女儿的沟通受挫，也让他们觉得在女儿的小公寓里闷得心烦。

悲剧发生在所有人都松懈的时刻。2024年6月20日晚上10点左右，董君强坐在沙发上，正在看儿媳和孙子的旅游照，突然接到了警方语焉不详的电话。他匆匆赶往派出所，警察告诉他，他的女儿被杀了。

“我当时就明白是师佳豪，他之前就在门口蹲过点！”董君强哭得嗓音嘶哑。案发后，董娜猜测，妹妹最后一段时日的沉默和回避，是为了维护家人的人身安全。她不敢再和家人朋友倾诉，也不敢一走了之。“她一个人走很简单，但他（师佳豪）知道我们一家人在哪，她没有办法。”

家人在家中为董文卉设置灵位。（图_抖音@董文卉的爸爸）

被忽略的经济控制 七成收入供给施害者

董文卉离世后，家人在她房间里找到日记本、平板电脑、被扯断的金项链，还有一本存折。

被扯断的金项链（图_作者/摄）

董文卉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家人们都觉得她有能力有主见。2016年，从医学院毕业后，董文卉留在三甲医院当护士。“2018年她就自己在单位旁边买了个小房子，交了两万定金后才和我们说的。”母亲怕她给自己太大压力，本不支持她省吃俭用买房，但董文卉很快有了新的目标，还想换个更大的房子，所以一直在存钱。

马艳茹揪了下穿在腿上的睡裤说，“这是她没来得及取的快递，这裤子才十几块，她就这么节省的一个人”，说着擦了擦眼泪。

但让家人感到不对劲的是，董文卉的钱存在一本存取不方便的存折，和一家人从没听过的信用合作社的银行卡里，而不是另一张绑定了手机的常用银行卡。后来，他们翻阅董文卉平板电脑发现，2023年3月，她在小红书发帖纪念过“人生第一本存折”，帖子里还回复网友为什么用存折的疑问，她回答：“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知道了就惦记上了。”

董文卉在社交平台晒存折，回复网友“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图_作者/摄）

董君强怀疑，女儿把钱藏起来，就是为了防着师佳豪。“他看我娃条件好，起了歪心思。她一个月收入能有一万多，公积金就有2400，每月还1100月供都用不完，她生活又节省。师佳豪一个拉车的，疫情的时候没活干，他哪来的钱生活？”

2024年5月6日，双方在董文卉家发生争执时，师佳豪曾声称自己付出太多，不能分开。董君强问他，女儿有没有花过他的钱，有的话都还给他，“他说没有花过”。

根据银行流水、转账记录，他们估算出董文卉收入和存款的差额，发现两人同居其间，董文卉约70%收入用于支付师佳豪的开销。代理律师欧阳一鹏在交给检察院的《律师意见书》中提出，这一事实符合《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利用经济控制实施虐待"的情形。

董文卉的家人估算她收入和存款的差额。（图_抖音@董文卉的爸爸）

董君强捏着女儿被扯断的金项链垂泪，这是董文卉嫌贵，犹豫了很久才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

被反家暴安全网遗漏的人 受暴者自救更需他助

案发后，师佳豪以故意杀人罪被移送审查起诉。

代理律师表示，根据董文卉的报警记录、日记、银行流水等证据，师佳豪在同居期间对董文卉施加长期系统性家庭暴力，包括肢体暴力、精神暴力以及经济压迫，因此他向检方提出对“虐待罪”进行补充侦查的建议。

尽管师佳豪和董文卉之间并没有婚姻关系，但长期同居伴侣，属于《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家庭成员”范畴。他认为，杀害家庭成员属加重情节。最终爆发剥夺被害人生命的后果，是长期系统性家暴行为升级的结果。

而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写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中，明确规定了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都属于家暴的类型。师佳豪对董文卉进行持刀威胁，言语恐吓要伤害董文卉及其家人等行为，符合精神暴力中“有意惊吓或恐吓受害者”之情形；“剥削、损害受害者的财产或收入”则属于经济控制的表现。

也许是仅有的报警求助的尝试未能改善董文卉的处境，她开始寻找另外的方式来抵抗和消化暴力对她的伤害。她曾在日记里留下自我鼓励的话语：“……我必须拯救自己，不再过这种被人拳脚相加猪狗不如的日子。”她告诉自己要好好生活，在日记中写道：“每天下班后做一顿晚饭，享受美食，洗碗、拖地、洗漱，这些都能让我沉浸其中，放空自己，活在当下，酷一点吧！”

董文卉家的书架上有一本《非暴力沟通》，留有许多她勾画阅读过的痕迹。日记本后面写了十多页的读书笔记，“（要用）思维来反抗，消除这种情绪上的痛苦。思维空白，爱、喜悦、短暂的宁静。”

董文卉家书架上的书籍《非暴力沟通》（图_作者/摄）

当家暴发生，没有来自公权力系统性的支持介入，受暴者仅依靠自我反思、向内寻求平静、向施暴者寻求和解的努力注定会化为泡影。无人知晓董文卉出于何种考量，决定坐上长期对自己施暴的男友的车。但在她的自我表达中，她一直坚持保护自己，远离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的人，直到她的生命被剥夺。

日记的最后，她写到：“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人间水火……你只是你自己，你不是任何人，你才是最重要的！保持清醒、独立、永远！”

董文卉部分日记（图_作者/摄）

（应受访者要求，董君强、马艳茹、董娜、林莫为化名）

公元1085年，司马光完成了他的《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一部古代权力游戏的巨著，一经面世，便让帝王们爱不释手，宋神宗评价它“有资于治道”，也就是对于他的统治很有帮助。

九百年后，柏杨先生耗时十年把他翻译成了白话文，并批注了自己的观点，让这部帝王将相的家学，终于可以让现代的普通人一窥其中的隐秘。

《资治通鉴》专攻帝王统治，因此被批评为“训马术”，梁启超称之为“帝王教科书”。但是，我们也不能苛责司马光，他有他的历史局限性，毕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资治通鉴》虽然讲了1300多年的历史，洋洋洒洒很多案例，但归纳下来，核心命题其实只有四个：一是如何用谎言编织天命，二是如何用暴力维持秩序，三是如何用仇恨转移矛盾，四是如何用希望凝聚人心，合称帝王统御四术。

第一、谎言。

《资治通鉴》的开篇，讲了日食三足乌的异象。这种将自然现象和天命相勾连的统治叙事，便是权力合法性的原始来源。《资治通鉴》中那些被谎言编织的历史叙事，本质上都是为帝王统治背书。比如刘邦的赤帝斩白蛇，便开创了君权神授的叙事传统。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将皇权的合法性提升到了宇宙元规则的高度，并通过科举制度和礼教等级，塑造成了古代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人人默认皇帝就是天子，是天命所归。

统治谎言的高级形态是编织天命，一般形态是愚民。愚民政策的理论依据，应该归于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比较典型的操作就是修书焚书，比如秦帝国焚书坑儒，汉帝国废黜百家，以至于诸子百家大部分都只剩下了只言片语。

第二、暴力。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天下兵器熔铸成了十二个金人，这个举动的象征意味非常浓厚，它揭示了暴力在统治秩序中的双重属性，既是破坏旧秩序的工具，也是维持新秩序的基石。

暴力往往披着法律的外衣，先秦商鞅的连坐之罪，汉代张汤的腹诽之法，唐代来俊臣的《罗织经》等等，都有法律作为支撑，并以此将暴力威慑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暴力逻辑，实质是权力仪式的展演。恰好印证了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的洞见：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

暴力的运用在明代达到了巅峰，帝王的爪牙遍布街巷，百姓的窃窃私语都能成为罪证。但暴力从来都是双刃剑，无论是秦帝国，还是隋王朝，最终都引发了全国性的暴动。这些历史教训，恰好印证了罗马著名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警告：再强大的暴力，也无法永久压制被统治者的怨恨。

第三、仇恨。

矛盾转移的案例，在《资治通鉴》中屡见不鲜，主要分成两种，一种是内部之间的转移，一种是向外部转移。

内部转移方面，比如桑弘羊为顺利推行盐铁官营，他刻意激化商贾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从而成功的将各大盐场和矿场收归官有。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主张改革吏治和监察，王安石主张改革经济和财政，但司马光却被刻意描述成了反对改革的守旧势力，从而成功转移了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社会阵痛，比如《青苗法》的层层摊派和强制贷款。这种制造内部仇恨的策略，印证了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论断：统治者必须防止被统治者形成共同的意志。

制造外部的群体性仇恨，才是统治艺术的关键一招。《资治通鉴》中那些和亲故事和边境战争，常常被用来转移内部的危机，正如霍布斯所说：共同的仇恨是维持团结最有效的粘合剂。

《治治通鉴》之后，南宋便诞生了最经典的案例，以至于百姓的集体记忆里只有靖康之耻，以及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党争，从而忽略了根本矛盾。靖康之耻和党争都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的真相，真相是南宋内部夸张的土地兼并和通货膨胀。为缓解土地兼并，南宋末年贾似道进行了公田改革，也就是设置了各级官员拥有田地的上限，超出限额部分的三分之一要卖给朝廷，朝廷再租给百姓，仅镇江就收回田地17万亩，也就是镇江官员至少拥有田地51万亩，占了彼时镇江耕地总数的29%，而彼时镇江的人口总数约25万，官员占比约0.03%。可以想象，南宋末年的土地兼并有多么猛烈。但夺人钱财有如杀人父母，所以元军一来，那些官员便纷纷献城投降，留下文天祥在零丁洋里叹零丁。

第四、希望。

从《礼记》的天下为公，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儒家大同社会的精神想象，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绵延不绝的希望源泉，成功的把现实的苦难包装成了美好的愿景。比如汉武帝元狩三年，黄河决口，朝廷赈灾时，首先要宣读汉武帝的诏书，这样的仪式展演，便成功的将灾难转化成了朝廷仁政的表演。类似的表演，在《资治通鉴》中反复上演。

科举是希望管理的巅峰之作，这种学而优则仕的希望机制，让读书人不停的进行自我规训，从而成了维护皇权统治最忠实的附庸。但实际上，这个希望渺小的可怕，科举录取人数最多的南宋，平均每年仅有180人，其余朝代少则仅有10余人，因为大部分官员走的并不是科举之路，而是恩荫之路。而且，科举这条底层百姓的希望之路，不但异常狭窄，还被人把持，屡屡发生科举舞弊。

《资治通鉴》揭示的统御四术，环环相扣，如同四季更迭，是帝王统治最隐秘的法则。但历史也一再昭示：任何依赖统御四术的统治终将被反噬，当谎言透支了公信，当暴力迎来了反抗，当仇恨瓦解了共识，当希望走向了幻灭，《资治通鉴》中循环上演的权力游戏，便会迎来大结局。

参考书目：《资治通鉴》（柏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儒法国家》

自2025年5月10日起，办理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回到夫妻一方户籍所在地，可以全国通办了。与此同时，领结婚证也不需要再提供户口簿了，凭身份证就能办理。

中国人这些年早已习惯“网上办事”。感受最深的是疫情期间做核酸检测、赋健康码，不管你户籍在哪，无论你人在天涯海角，统统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从来没有说你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做核酸的。

同样是和身份挂钩的事务，结婚登记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能实现全国通办呢？

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也能借此观察到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在治理社会和服务公民时存在的很多特色难题。

第一个原因：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时间很晚

一说到中国大家都能想到历史悠久，这没错，中国处于“前现代”社会的时间确实很悠久。但要说到“现代化”社会，中国的历史就……

不到三十年而已。

是，改革开放都四十多年了，可你仔细回想一下，中国人开始过上脱离组织和单位的“现代生活”，政府真正走出意识形态窠臼，开始专注建立社会文明秩序，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才开始的。

作为现代文明生活的一个缩影，人口开始大规模跨省自主流动，青年男女开始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恋爱结婚，也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

从那时起，婚姻登记信息的跨省打通才具备了现实的意义，即夫妻双方均不在户籍所在地且脱离“组织”而存在的情况。

于是问题就来了：

在此之前的很多年里，婚姻登记的方式经历了多次更迭，各地受理婚姻登记的部门也有很大差别。有的是在乡镇政府登记，有的是在县市民政局登记，大型厂矿农场等国企也能发结婚证，特殊年代还有在革委会、军管会办理结婚的，国际交流变多后驻外使领馆也可以登记结婚……

前三十年的婚姻登记信息不能说是一盘散沙，起码也算是几十团乱麻。

其实也不止是结婚信息，包括出生人口登记也是乱七八糟。作为85后，我本人的实际出生日期就跟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差了一年多。八零后户口上名字错误、生日错误的一抓一大把。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之前结的婚，国家和社会也得承认不是？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婚姻登记信息数据库，也得把这些乱麻一样的数据理顺了放进去才算完整。

实际上，中国是2004年才开始逐步推行婚姻登记档案的数字化管理，直在2012年才启动全国婚姻登记系统联网工程。但直到2025年，31个省份才基本完成历史档案电子化，累计补录1.2亿条数据。

之所以说基本完成，是因为历史上那些纸质档案还有15%左右没有完成电子化，还在持续归档中。只是对于那些八九十岁的人来说，婚姻登记信息查重的需求就不那么紧迫了。

第二个原因：中国有300多个决策单元

前面写了，中国是从2004年开始婚姻登记档案电子化管理的，到今年也超过20年了。按理说，即便是十亿级的数据量，也不至于要20年之久才能完成吧？这怎么都不像是中国速度啊。

其实，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只是工作难度的一小部分，把全国的婚姻登记信息联网起来，最难的其实是各个地区不同系统、不同存储格式的兼容打通。

有同学可能想到了：只要让每个省市采用同一套系统，按同一个标准的格式来存储信息，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想法很好，但是也很天真。

中国迄今以来，真正做到了全国统一的政务信息系统少之又少，绝大部分政务信息，比如工商、税务、房地产、环保、统计等领域，都是每个省或者每个市有一套单独开发运营的系统，这些彼此独立的系统再通过复杂的接口汇总到国家层面。

例如房地产信息登记系统，中国几乎每一个地级市都是独立招标找软件外包公司开发的。中国有300多个地级行政单位，相应的也就有300多个决策单元，至少300多个不同的房地产信息登记系统。

想要精确查询一个人在全国范围内有多少套房，需要注册登录300多个房地产信息登记系统才能得出结论。

房产尚且如此，婚姻登记信息更是艰难。

2019年，河南省驻马店市女子尚某和男友到当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震惊地发现自己早已经在系统里登记为已婚状态。还有更夸张的，报案之后在其他省查询发现，她在2004年至2005年在山东、河北、安徽、江苏先后和5名不同的男子办理了结婚登记。原来是有人冒用尚某的身份证、户口本信息结婚，并且利用不同省份信息不联通办理了重复结婚。

在结婚登记信息系统互为孤岛的时候，理论上一个男人最多可以在中国拥有30多位妻子，还都有结婚证。

每个省市的人都需要办结婚登记，遵循的也是同一部《婚姻法》，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做好顶层规划，让每个省市都采用同一套系统呢？类似的问题，在无数个其他政务领域也都存在。

这个事情，归根结底是不想要，而不是做不到。

一方面，中国其实更多是靠文件治国而不是靠法律治国。每一个社会管理领域的调整都是由中央下发一个原则性导向性的文件，各地再根据自身的情况和地方领导的意志落实一套本地的方案，开发和运营一套本地的系统。

例如此前各个城市的房地产限购政策就需要本地的房地产信息登记系统配合，如果只有一套全国通用的系统，管理权限上收，每个城市就无法单独出台限购规则。

以上还是明面上的需求，实际上还有暗地里留给地方权贵人士违法修改系统信息的需求，让一个地级市管着一套独立的系统，实质上就是赋予了当地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干预这套系统的权限，也确保了他们无法越权插手干预其他城市的系统。

把分散的系统全部打通，把修改系统的权限收到国家层级，也就意味着把地方上单独出政策和暗箱操作的权力给剥夺了，阻力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在建设系统的时候，如果是全国层面统一招标建设一套系统再分给各省市使用，事实上也就剥夺了各地分别招标建设的寻租空间，地方层面是肯定不乐意的。

现实中，那几家超大型的专做政务系统开发的软件外包公司，都是拿同一套代码换不同皮肤，重复卖给数十个省份，甚至数百个城市。

你想让30多个省300多个市把系统全部打通，要么就是让一部分城市重建系统，最终大家都用同一套，要么就在不同系统之间铺设结构复杂的“信息立交桥”，勉强让大家彼此能连接得上。

现实中，绝大部分情况都是选择了更复杂更费钱更难用更脆弱的后一种解决方案。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要难得多。

第三个原因：中国所有事情都需要考量舆情

婚姻登记信息打通之前，有一部分人利用各省信息不连通的漏洞，在不同省份重复结婚，以及任意修改婚姻登记信息。你可以想想，能这么做，敢这么做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想要把婚姻登记信息全国打通并开放公众查询，就不得不考虑这些情况曝光出来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想象，任何一次曝光都会掀起汹涌舆情。

所以在现实中，即便是技术上已经能够把婚姻登记系统全国打通，在面向公众开放之前，也还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逐个清理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我估计这部分花的时间只怕比技术操作还要多得多。

原本是一部分人违法犯罪的问题，信息打通之后该罚的罚，该判的判就是了。但在这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会把它当作一个舆情问题，静悄悄地解决掉再上线新系统。

综上，把婚姻登记信息全国打通花了这么多年时间，一方面是因为整理纸质档案等的确工作量巨大，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我们面临一些特色的困难。

这些困难，还存在于很多很多领域。

国家底气系列

我对印度这个国家实在是没什么好印象：

种姓制度，堪称当今世界最为腐朽的传统糟粕。这种按照血缘出身将人分出贵贱等级的做法，每存在一天都是人类现代文明的耻辱。

社会治安，几乎是噩梦般的存在。骇人听闻的强奸案，防不胜防的盗窃抢夺，不可信赖的警察系统，让印度成为国际旅客的玩儿命圣地。

公共卫生，虽然中文世界流传的“干净又卫生”不能代表印度所有的地方，但该国公共卫生状况整体之恶劣还是全球知名的。

此外，还有诚信缺失、盲目自大等族群文化问题，也让人很难对印度国民产生好感。

但是！我不喜欢印度，我能看到印度存在的各种问题，却从不会蔑视这个国家，更不敢忽视印度人这个庞大到冠绝全球的族群。

无论是在国家竞争的宏观层面，还是我们作为个体在“地球村”寻求发展的微观层面，印度人都是绕不开的存在，也绝对会成为中国的长期主要竞争对手。

忽视印度，将是极其危险的战略误判，蔑视印度，必定会因傲慢无知付出沉重代价。

作出这样的判断，当然绝不是单纯因为印度人口世界第一，而是基于多个因素的综合考量：

第一，印度人之中肯吃苦肯拼搏肯创新的人才绝不比中国少，甚至因为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种姓制度的存在，很多中下层印度人的努力程度已经远远高于中国人。

稍有基本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不同族群的先天智商是没有显著差别的，基础环境与后天努力共同决定了发展的高度。印度当前在基础环境方面相比中国还是落后一截，但差距正在缩小，在后天努力的追赶之下，很难说中国相对印度的领先优势还能维持多久。

第二，因为英语普及率和族群抱团文化等因素的叠加，印度裔移民在全世界众多主要国家的占比正快速提升，在科技、教育、商业等领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对于个体的中国人来说，参与国际竞争时难免会被拿来与印度人做比较，很遗憾的是，中国人的印象分相比印度人并不占优势。

对于中国来说，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全球各个领域的影响力正在持续提升，且因为发展阶段的差异，其提升速度在当前比中国要快得多。

第三，因为发展生态位高度重合以及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印度政界整体上对中国高度警惕，印度民间对中国的仇视心态极为突出。

这一边，中国人整体上对印度持嘲讽、蔑视和厌烦的态度。

那一边，印度人整体上对中国持追赶、警惕和仇视的态度。

再不修正对印度的认知，继续沉溺于从印度人身上找优越感的话，就很危险了。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抑郁风险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学生手机沉迷现象严重，初中阶段尤为突出。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3~2024）》，当中《2024年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心理健康报告》（下称“报告”）披露上述信息。

该研究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委托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与北京成英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展。调查采集有效样本13992份，对象涵盖小学五年级到高二年级的学生，平均年龄14.6岁，其中男生占50.2%，汉族占75.7%，住校生占65.4%。

报告指出，农村学生抑郁风险检出率高于以往中国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其中，21.5%的农村学生有轻度抑郁风险，8.1%的农村学生有抑郁高风险，抑郁风险检出率是城市学生的1.5至2倍。抑郁风险反映存在抑郁情绪的可能性，不等同于临床评估诊断的抑郁症，也非患病率。

农村学生问题行为发生率突出，例如“不做作业或抄作业”、“骂人或说脏话”的行为发生率均超过半数，“与人争吵”的发生率也达46%。分年级来看，初三、高一、高二年级学生不做作业或抄作业的发生率均超过60%。

而学生的学业表现与其心理健康状态紧密联系。根据学生的自我报告，39.3%的农村学生成绩处于60-70分区间，15.8%日常成绩不及格。随着分数的降低，抑郁风险检出率升高。

报告解释，60-70多分的成绩，实际上意味着存在一定的学习问题，有相当部分的所学内容没有掌握；日常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则意味着严重的学习问题。

研究还发现学生手机沉迷现象严重，初中阶段尤为突出。46.1%的学生倾向于不能忍受没有手机，43.8%的学生倾向于即使未使用手机也会一直想着它，均高于全国青少年水平。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农村学生的手机沉迷倾向存在差异，初二女生表现出更强烈的手机沉迷倾向。

蓝皮书中另一专题报告《2024年不同人群短视频使用强度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农村户口、父母学历低或家庭经济状况差的青少年和大学生，以及中等学历、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的成年人，短视频使用强度更大；社会关系不佳，如留守青少年、父母关系不睦、师生或同学关系差的青少年或大学生，短视频使用强度也更大。长时间使用与更高的抑郁、焦虑得分及更低的自我满意度相关，青少年中，这一关系呈线性趋势。

家庭支持的薄弱增加了农村学生心理健康风险。报告指出，父母离异的学生抑郁高风险率（10.0%）高于父母结婚家庭（7.5%）。父母关系越差的学生抑郁风险越高，父母关系非常和睦的学生抑郁风险检出率最低，父母关系很不和睦的学生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最高。

另外，父母长期外出、学生住校也会增加风险。相比于父母都在家、父母只有一方外出的学生，父母均外出的学生抑郁高风险率最高。

亲子沟通是父母提供有效支持的重要途径。当学生认为父母不了解自己遇到的困难时，其抑郁高风险检出率为认为父母了解的学生组的7倍。

与此同时，农村教育系统可以为学生提供的心理支持不足。在农村学校，心理健康师资普遍短缺。报告指出，79.7%的农村学校配备心理教师，但多为兼职，仅有少数学校有专职心理教师。

报告提出，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处在这一时期的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对其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相比城市青少年，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对突出，主要表现在抑郁风险更高、学业适应困难、心理创伤发生率高、行为问题显著以及积极心理品质有待提升等方面。

大规模留守儿童因家庭结构破碎与情感支持缺失陷入困境，农村学校面临专业心理师资匮乏、课程体系薄弱的现实，叠加贫困、校园欺凌、低龄寄宿等压力源，形成系统性风险，亟需社会广泛关注与支持。

报告建议，应全面提升农村教师心理健康素养，建设农村学校心理健康工作队伍，强化家庭支持，促进家庭功能，借助新技术推动优质资源援助农村地区，加强心理课的活动设计与推广。

马克思的祖先来自中国。马克思的祖先是在元朝随蒙古大军从中国到达欧洲的。马克思的祖先在中国是回族人，再往前追溯也是周朝犹太人°的后裔。世界上的回族人和犹太人在历史上曾经有共同的源头，源于华夏族群。

马克思的家族具有穆斯林文化传统。有关马克思的文献中没有发现马克思吃猪肉的记录。马克思不吃猪肉的原因是，他遵守了古兰经的规定。古兰经说猪肉是肮脏的，非法的。古兰经禁止吃猪肉。马克思的妻子马燕妮也是来自穆斯林家族。按照穆斯林文化习俗，如果夫妻两人有一方是穆斯林，另外一方一般也是穆斯林。如果婚前不是穆斯林，婚后也会遵循穆斯林文化习俗。马克思的妻子马燕妮来自穆斯林家族，马克思在生活上也会遵循穆斯林不吃猪肉的习俗。马克思死后，墓前没有石人、石马，符合穆斯林的简葬习俗。马克思的家族是回族。在中国的民族认定中，70万犹太人曾经被认定为回族。如今世界回族人中有许多是犹太人。

马克思的父亲海因利希，原本叫做希尔谢·哈列维·马克思，是犹太教士。马克思的爷爷也是犹太教士，也是梅因兹（Mainz）著名犹太教士哈列维的后裔。哈列维之子敏兹是帕都亚的犹太教典学校负责人。马克思的母亲普列思博克同样是著名学者与贤人后裔的拉比之女。

拉比（Rabbi）是接受过正规犹太教育，系统学习过《塔纳赫》、《塔木德》等犹太教（Judaism）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中传授犹太教教义者，主要为有学问的学者。2～6世纪曾作为口传律法汇编者的称呼。后在犹太教社团中，指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熟悉《圣经》和口传律法而担任犹太教会众精神领袖或宗教导师的人。

在纳粹德国期间，欧洲的回族人和犹太人受到严重迫害。马克思的后裔家族逃亡到世界各地。在马克思的后裔中，生活在马来西亚的约有8000多人，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马克思一生共有过6个孩子。1858年，他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对于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最愚蠢的莫过于结婚生子，使自己被家庭琐碎的小事束缚起来。”

马克思先后遭到德国、比利时及法国政府的驱逐。最后，他来到了伦敦，从事他那伟大的工作，抚育孩子。长子海涅出生不久便夭折了，马克思把孩子的死视为“资本主义罪恶制度下，穷人悲惨境遇的牺牲品”。两年后，又遭次子弗朗西斯卡夭折。1852年，马克思在书信中写道：“我的妻子病了，女儿珍妮病了，我无法而且从来无法请医生为她们诊治，更无钱买药。上周，我还能为孩子们买土豆和面包，可今天，我又能为他们买什么呢？”

马克思喜欢炒股。1864年6月，马克思给菲利普写信说，他在伦敦股票市场上赚了400英镑。同年7月4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在最近的十天里，如果我有钱的话，那么我就能在股票市场上发了一笔。现在时机已经来了，只要有一点脑子和少量的钱，就能在伦敦股市赚大钱。”炒股票亏钱后依旧不愿意出去找工作。写作是他的最大兴趣。

马克思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基本上相信人有来世。马克思给他的女婿信中写道：“我将一生奉献给了革命斗争。为此，我并不后悔。如果有来世，我还会这么做的，但是我不会再结婚了。但是，今生我非常想将我女儿从困苦生活的境遇中解脱出来，而不要像她母亲那样，为了生计而身心疲惫。”如果马克思往生后能够转世为人，可能不会再结婚。

马克思和其忠实的管家海伦·德穆恩曾有过一个私生子腓特烈。1851年，腓特烈·德穆恩出

生不久，就被托付给一对工人夫妇收养。腓特烈的学费由恩格斯提供。恩格斯一直自称是腓特烈的父亲。1895年，恩格斯在去世之前，将真相告诉了腓特烈和埃莱诺。他们同父异母，埃莱诺和腓特烈后来成了挚友。腓特烈在伦敦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腓特烈于1929年去世，享年78岁。他是马克思的子女中是惟一活着看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人。

马克思的女儿去世后，其中有的后裔也转世为人。中国广州武台寺印幸法师°的前世曾经是马克思的女儿。关于马克思及其女儿与中国印幸法师前世的关系，印幸法师将会写文章进行说明。

《俄罗斯报》记者切尔卡希在伦敦乘坐出租车时，发现司机安东尼·马克思是马克思的后裔。他车上挂的卡尔·马克思的小幅画像，镶在精致的铜框里。司机与马克思长得很像。司机说马克思他是他的高祖。马克思的女儿是司机的曾祖母。

马克思一生经历长达四十年的流亡生活。1843年他被迫卸任《莱茵报》主编，带着一家老小走上流亡之路。1848年12月，普鲁士政府剥夺了马克思的国籍。从此马克思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没有国籍的生活，直到去世。“我是世界公民。”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也是马克思流亡生涯的真实写照。

马克思的祖先是来自中国元朝的穆斯林。如果再往前追溯，马克思的回族马姓氏族源于西周周文王的后裔，也是西周犹太人族群的后裔。西周犹太人族群中的马氏家族属于西周王族的一支。西周第一个国都是耶路撒冷。中国的周文王、周武王和周成王分别是《圣经》和《古兰经》记载的扫罗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马克思的回族马姓氏族在西周时期属于以色列犹太人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