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选择，从来不是轻易的选择。2018年以来，中国的媒体空间不断缩小，许多记者选择转行、沉默或离开，历史的车轮似乎不再向前，而是带着灰尘倒退。但柴静还在。她总是以最平静的语气，述说著天下最不公平的遭遇。她不煽情，也不喊口号，但她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这个听者听得热泪盈眶。我感激——感激有人还能实事求是地调查，还能用汉语说出这些故事。感激她以第一手的资料，让世界知道了当年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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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从一个消失的身影开始

那段影片，只存在了一个小时。

四分三十秒的预告片，在微信视频号上短暂出现后被删除，理由是「违规内容」。没有详细说明，也无从解释。那是柴静时隔多年，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片刻。一段关于恐怖主义与人性选择的纪录片预告，声音克制、画面节制，说的是复杂的问题，语气却是安静的。

很多人没有来得及点开就错过了。我是从海外平台上重新看到那段影片的。那时我一边看，一边往下滑留言。有一句话留得很简单：「谢谢你还在做新闻。」我记得那一瞬间，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好像某个曾经熟悉的声音，轻轻从远方传来，没有呼喊，只是平平静静地说了句「我还在」。

柴静曾是我开始学新闻的理由之一。她的语气总是不快，但句句都是想弄清楚一些什么——一场病、一场灾难、一种不被理解的选择。当她说话时，不会让你感到被教育，只是提醒你，有些问题，值得再问一遍。

多年来，她沉默了很久。这一次，她选择在世界的另一端，用纪录片回应现实中的暴力与恐惧。不是高声喧哗，也不是重返聚光灯，而是继续做她熟悉的事——看见、记录、追问。

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想留下记录。当许多声音消失了，我们总还能记得，那些曾经努力发声的人，还在某处继续发问。

二、她曾是这个国家的良知之声

柴静进入央视那年是2001年，她二十五岁，还没有新闻学位，却已经显出一种少见的敏感与洞察。她不是一张白纸地走入新闻现场。早在十八岁时，她就已经在湖南当地电台担任《夜色温柔》的主持人，凭著沉静的语调与真诚的语言，成为当时备受欢迎的声音。二十二岁，她主持了自己的电视节目《新青年》，开始学着将话语从深夜的电波带到明亮的镜头前。

这些早期的经历，未必耀眼，但却打下了她后来新闻风格的基础——节制、不抢话、不预设立场。她在《看见》中回忆，当时她还是临时工，没有央视的进台证。常常是剪片子剪到凌晨三四点，再让好心的导播从东门的铁栏间接过录影带。她回到家时，电梯早就停运，只能一阶一阶地爬上十楼。她没有抱怨，只是淡淡地写下来，像在描写一段再寻常不过的日常。

在央视的十年间，她主持《新闻调查》、《面对面》，后来又有了自己的访谈节目《看见》。她去过女子监狱、重症病房、矿山小镇和农村教室；报导过高考黑幕、艾滋病人权、同性恋者的隐痛，也报导过一个小女孩的死与一个女犯的沉默。这些题材在今天的中国电视新闻里几乎不可能出现，但在那个时期，她以极强的同理心和克制的语言完成了它们。

2012年出版的《看见》，成为她十年新闻历程的整理与反思。这本书没有口号，也没有总结性的结论，它只是安静地摆出一个个人物与事件，让读者自行体会其中的重量。她写双城小学的学生自杀事件，说：「我看见孩子死的地方，觉得疼。这种疼不应该被格式化。」她写女子监区的采访经历，提到那个杀夫的女囚对她说：「我没觉得你是在审问我。我只是觉得你真的在听。」

那样的语言，是新闻记者极少能保有的柔软。但也正是这份柔软，让她得以穿过冷硬的制度表面，看见人性深处的伤口。书里没有标语，没有指责，她几乎从不谈「应该怎样」，只是一再地提出问题。而这些问题，有时比答案更真实。

《看见》出版当年售出三百万册，对一本文字沉静、没有煽动性的记者手记而言，是极罕见的成绩。但那本书真正留下的影响，不在于它的销量，而是它所带来的一种记者典范。那种典范是：不在镜头前夸张表态，也不在观点上抢占高地，而是在现场，在故事里，与人一样地困惑与悲伤，却还愿意继续问下去。

在许多后来走上媒体道路的年轻人眼中，柴静不是偶像，也不是「成功案例」，她是一种可能性——在极其有限的空间中，一个人如何仍能保持诚实，并保有对人的尊重。

三、穹顶之下：曾经的巅峰与她的转折

2015年2月28日，《穹顶之下》在网路上首度发布。这部由柴静独立制作、旁白、采访、资金自筹完成的纪录片，关注中国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它不依赖央视的播出渠道，而是透过网路平台传播。短短24小时内，点阅量突破一亿人次。许多人把它称为「中国的真相时刻」。

影片开场的画面简单，是柴静站在黑色背景前，语气平静地说：「这是一场我和雾霾之间的私人恩怨。」她讲述了女儿出生时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并将这段个人经历作为她调查污染的出发点。片中穿插了她历时一年的调查、数十次采访与实地拍摄，数据丰富，结构清晰，语言平实。

对许多中国观众来说，这样一部能讲出真话、又富于情感和专业水准的影片，是新闻理想的一次罕见实现。时任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公开场合表示他看过这部片，还传了讯息感谢柴静。主流媒体也迅速跟进，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一些党媒甚至刊登了评论与专访。那一刻，似乎真有一种可能性浮现：中国的公共议题，也许能透过纪录片的形式，重新进入舆论场。

但这个窗口，几乎在同一时间关上。

影片上线不到48小时，各大平台开始悄然下架《穹顶之下》，无任何公告。搜寻结果被清空，原有链接跳转为「此内容违规」。这种变化之迅速，令人猝不及防。与此同时，质疑声音在网路上升高。有人批评影片引用的数据不够权威，也有人质疑她过于煽情；更有甚者开始挖掘影片背后的资金来源，认为她与境外非政府组织有联系，暗示她「接受美国资金」、「用环保包装政治议题」。

这些质疑迅速被放大，从对影片的技术讨论转为对柴静个人立场与忠诚的审判。一年后，她在美国产下女儿，再度被网民批评为「假爱国」、「消费中国」。而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与力度，都远超她当时所能预料。

从记者的角度看，《穹顶之下》原本是一场对专业能力与社会责任的回应，却在舆论与政策的双重压力下，变成一场公众与制度对她的集体否定。中国新闻环境自2010年代中期起愈趋收紧，《南方周末》等曾经以深度报导见长的媒体逐步式微，调查记者不是转行就是转身。柴静的遭遇，不是个例，而是一种走向的缩影：当一个记者试图在制度与民意之间找到缝隙，往往不是被理解，而是被怀疑。

《穹顶之下》后，柴静几乎完全淡出公众视野。她没有再出现在镜头前，也未接受任何主流媒体采访。直到多年后，她在海外重新出发，以「陌生人」的身份开始新的采访工作。

对很多人来说，那段沉默，是失望的象征。但对于像我这样曾因她的报导而走进新闻领域的人而言，那不是放弃，而是一次深刻的提醒：在言论空间逐渐萎缩的时代里，说话本身就变得困难，而选择继续说话，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四、离开之后，她选择了什么

2017年，柴静随丈夫的工作搬到西班牙巴塞隆纳。那是她第一次真正离开北京、离开中国媒体圈，也离开了她曾经熟悉的一切。她在后来的影片中提到，临行前，她将自己过去采访时穿的几套西装送了人，说那是一种「解甲归田」的仪式。她以为自己可以安静下来，过一段平常的生活。

但生活没有如她预想般沉静。搬家一个月后，巴塞隆纳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恐怖袭击，十三人死亡，超过百人受伤。那是她第一次那么靠近恐怖主义现场，距离近到能听见人们奔逃的脚步声，也近到能看见新闻里数据后面真正的人。她后来说，那件事深深刺痛了她。那种刺痛，不是来自于恐惧，而是来自于一个长期做记者的人本能的反应：事情发生了，必须弄清楚它为什么发生。

两个月后，她开始了调查。语言不是母语，资源有限，团队人数极少，制作经费来自个人积蓄，她还要学会在异国的环境中与受访者建立信任。《陌生人》这部纪录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的。

拍摄历时五年，走访多国，记录下前圣战分子、政治运动的见证者、战争受害者与移民家庭的故事。她第一次用英语工作，用异乡人的身份进入别人的生命。但她始终坚守一种姿态——不评断、不干预、不取悦观众。她只是问问题，听答案，将故事整理出来，像她过去在《新闻调查》里做的那样。

在一段受访者的话中，一位失去三岁儿子的父亲说：「什么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找真相？只能我去做吗？一个死去的三岁男孩的父亲？我受过什么训练呢？」柴静在纪录片里没有回答，但镜头轻轻地停留在她的脸上。那是一张熟悉却更沉静的面孔。她后来说，这句话抽打着她的心——她无法装作没听见。她说：「我是一个欧洲的陌生人，但二十年的职业训练教给我寻找答案。」

这句话，道出了她多年来的执著与选择。即使离开了语言熟悉的土地，即使失去了平台与光环，她仍然在做记者。不是因为有人要求她这么做，而是因为她知道，当有人愿意坦白说出伤痛，记录就是一种回应。正确的事情，也许无法即刻改变世界，但总不能没有人去做。

在新闻工作早已贬值为舆论工具的年代，在许多优秀记者选择沉默、转行、离开的背景下，柴静用《陌生人》回答了我们另一个问题：如果说出真相不再安全，那说与不说之间，我们要如何选择？她的答案，是继续做下去。

五、《陌生人》：她在世界边缘听见的声音

2023年8月13日，柴静在微信视频号「欧洲的陌生人」上发布了自己拍摄五年的纪录片预告片。她的声音和画面再次出现在中文互联网，距离《穹顶之下》已经过去八年。

这段四分三十秒的预告片，没有血腥镜头，也没有挑衅语言。它谈论的是恐怖主义，是一群在欧洲土壤中走向极端的年轻人。柴静站在镜头前说：「恐怖，要靠神秘才能够维持。曝光它，它就会失去所有的控制力。」

这样的说法，并不激进。它既不是控诉，也不是判断，更像是一个记者的工作态度——如果你无法阻止一件事情，那么至少应该弄明白它是怎么发生的。但这样的态度，在当下的中国舆论场中，却迅速遭遇寒流。

不到一个小时，预告片便被平台下架，理由是「影片涉及违规内容」。未曾说明是哪些内容违规，也未曾允许任何解释。下架之后，大量评论随即涌入她七年前的一条旧微博：「应该封杀她」、「女间谍」、「卖国求荣」、「接受西方资金的走狗」。有些言论来自真实用户，有些则明显是经过动员的匿名帐号。

在豆瓣，一位署名「向日葵人生」的用户发表长文，断言柴静「为了获得西方的认可，主动贬低中国人形象」，并将她比作「黄皮白心」的投诚者。影片的第一集尚未播出，关于她「立场不正」、「操弄情绪」、「收受外资」的定论已经占满网页。

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在当今的中国社交媒体环境里，一旦一个人被贴上「立场可疑」的标签，她的所有过往便会被重新定义。《穹顶之下》当年曾经激起的支持与赞赏，如今也被一笔勾销。「我从来不喜欢她」、「当年就知道有问题」、「她不可能洗白了」——这些话出现在评论区中，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正确。

但真正令人感到忧心的，不只是这些攻击本身，而是它们来得如此迅速、如此无需证据。纪录片预告片刚刚释出，第一集尚未播出，结论却已经形成。不是针对作品，而是针对人。不是怀疑，而是定罪。不是讨论，而是声讨。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记者要如何存在？不仅不能说出尖锐的批评，连温和的问题都被视为居心叵测；即便沉默，也会被认为是不够积极地赞扬。在极化与防卫性的语境里，连「试图理解对方」都会被当作背叛。

然而，就在这样的排斥与攻击声中，仍有人悄悄找到那段预告片，并在YouTube下方留言：「得知你还在做新闻，真的太好了。」、「老师还在，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这些声音微小，但持久。它们不喧哗，也不煽情，只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轻声说了一句：「我们没有忘记你。」

六、封禁与沉默的再度降临

她的书也被下架了。

本月，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发出一则简短的通知：柴静的《看见》因「品质问题」即刻停止发行、全面回收。通知没有具体说明所谓的「品质」指的是什么，也没有指出书中哪一部分需要被纠正或删除。就像是一个旧档案，被悄悄地拖进资源回收桶，盖上盖子，不留痕迹。

对熟悉这本书的读者来说，那不是一本主张激进立场的著作，也不是任何政治批判的合集。它只是一本新闻记者的工作笔记——一段段现场记录，一次次与人对话的回声。书里没有敌人，只有人的经历与选择：一名矿难遇难者的妻子如何撑起家庭，一位女囚如何回忆杀死丈夫的那一夜，一位男孩如何走进自杀的决定。

这样一本书被认定为「不再适合出版」，令人难以理解，但又似乎在今天的语境中变得理所当然。因为她是柴静，因为她还在说话。

从《新闻调查》时期起，她就以一种近乎固执的方式坚守着「人」的尺度。在那些宏大叙事与政绩报导之外，她总是试图找到受伤者的位置。2003年，SARS疫情爆发，她七次进入病区，不是为了成为「英勇记者」，而是因为她想知道，病人怎么过日子，医生晚上能不能睡觉。她写道：「不是我看到的多，而是我愿意一直看下去。」

而这样一个人，在今天的中国，被定义为「风险」的来源。

从《穹顶之下》遭到封禁，到《看见》被下架，从社交媒体对她的羞辱，到她个人形象的彻底被重构，整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间，她没有公开辩解过，也没有参与任何政治立场的对抗。她只是在异国他乡，继续记录人们的故事，用她能掌握的语言与方法，完成她认为需要做的事。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继续」，也被某些人视为「不够安分」。她的新纪录片《陌生人》刚发布预告，就被举报、删除、批判；网络舆论迅速将她贴上「女间谍」、「西方喉舌」的标签。一位中国记者，去了解欧洲恐怖主义的根源，在她自己的国家，却成了一种危险。

她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坚持了新闻的基本职责。但在一个只能有一种叙事的体系里，任何不合群的声音，哪怕再温和、再专业，也会被当成威胁。

我们见证了一个好人如何一步一步被推到语言的边缘。曾经，她的声音是电视里最平静也最让人信服的声音之一，是许多青年选择新闻道路的起点。她的问题从不尖锐，却总能穿透话语的表层，直指人的处境。这样的记者，不应该成为舆论的敌人。

但这也正是最大的悲哀——在当代中国，一个记者所能做的，不再是发现真相，而是挣扎着维持被听见的可能性。

而在我们这些读者眼中，她不只是记者。她是一种记忆，是一种新闻理想的见证。她让我们相信：在权力与沉默之间，曾经有人选择过诚实与温柔。

如今，她的名字仍然存在，只是不能被公开说出；她的书还被读著，只是不再出现在书店；她的纪录片仍在流传，只是不在她的祖国播放。

但她没有退场。

在欧洲的一个小公寓里，在语言不通、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她仍然举起摄影机、打开录音笔，去问那些她觉得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重回公众视野，只是因为她觉得那是对的。

而这份「觉得是对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珍贵的东西。

七、结语：她还在看见，我们不能装作没看见

一直以来，柴静对中国新闻人的影响都很大。很多人，比如我，就是因为她，才选择了读媒体专业。

当年还是学生时，我反复阅读《看见》，在夜深的时候看她的采访、重播她的提问。那不是单纯的学习，更像是一种指引——她教会我们怎么看、怎么听、怎么不仓促地下判断。她让我们明白，一个记者不应只是传声筒，更应是一个能和别人交换眼神的人。

多年以后，她离开了中国，但没有离开新闻。她现在在做的事情，也许更艰难，也更了不起。她与前圣战分子对话、采访俄乌战争的亲历者、访问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见证人、还有那位双面间谍的女儿——这些都是珍贵而不可能在墙内完成的选题。她也报导了朱令案，访问了美国外交官夫人庄祖宜。她说：「我是受过训练的，是专业的人。」

看见她这样说、这样做，让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希望——原来在这个被审查与怀疑吞噬的时代里，还有人记得什么是新闻，还有人记得为什么我们当初选择了这条路。这样的坚持，不是高调的反抗，而是一种不变的坐标。它告诉我们：无论环境多坏，有意义的事情，依然值得去做。

我曾看过她采访杨斌。那位曾经被体制表彰的明星检察官，因为提出对司法制度的批评，被排挤出局，最终在海外法学院访学。他说：「我们之所以一路溃退，是因为过于恐惧。」这句话很重，也很准确。当恐惧取代了信念，连最基本的发问都变成一种风险时，我们距离崩坏也就不远了。

韩秀也接受过柴静的采访。她说，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中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

但正确的选择，从来不是轻易的选择。从2018年以来，中国的媒体空间不断缩小，许多记者选择转行、沉默或离开，而言论的空间也不断被压缩、改写。历史的车轮似乎不再向前，而是带着灰尘倒退。

但柴静还在。她总是以最平静的语气，述说著天下最不公平的遭遇。她不煽情，也不喊口号，但她的每一句话，都让我这个听者听得热泪盈眶。我感激——感激有人还能实事求是地调查，还能用汉语说出这些故事。感激她以第一手的资料，让世界知道了当年发生的一切。

人们不会忘记她的报导，不会忘记她记录过的人与现场，也不会忘记她那种深深的尊重与诚实。

在那个只有一种声音被允许存在的体制里，我想起曾经看到过的一句话：

「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被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那么，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的世界，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如今，她还在看见。而我们，也不能假装没看见。

不能假装没看见她所记录的一切，也不能假装没看见这个时代对她的对待。

她从未辜负资料提供者对她的信赖。她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骨头。她从未沉默，而我们，应该记住她，也记住那种愿意「一直看下去」的勇气。

作者：鹿娜的彼岸王国。你好，我是 Luna，是一位公民记者，也做新闻和研究新闻史。我目前我正在学习媒体、民主与人权专业。本部落格主要分享有关亚洲地区的民主与人权故事。

2025年5月21日，中国数字时代（CDT）通过检索发现，知名记者、主持人柴静的自传《看见》的豆瓣页面已被删除。根据互联网档案馆（Wayback Machine）的记录，《看见》的豆瓣页面在5月17日仍可访问。

此前一周，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公司于5月15日向淘宝、京东等多个电商平台发布通知，称因“质量问题”，《看见》一书已停止出版发行，并已全网下架、召回。

柴静于2001年至2014年供职于中国中央电视台，先后在《新闻调查》《面对面》《看见》等栏目担任记者与主持人，参与报道了非典疫情、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等重大新闻事件。2012年12月，她出版自传性作品《看见》，讲述其在央视担任记者的心路历程。该书销量超过100万册，成为当年最畅销书籍之一。离开央视后，柴静于2015年2月28日推出独立制作的空气污染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该片在发布后48小时内播放量突破2亿次。但几天后的3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指令，要求各新闻媒体不得报道《穹顶之下》相关内容。人民网、新华网等官媒随即撤下该片并删除几乎所有相关文章。

2017年，柴静随家人移居西班牙。2023年，她开设个人YouTube频道，并于同年8月17日推出独立制作的六集系列纪录片《陌生人——对话圣战分子》。她持续在频道上更新内容，近期视频包括访谈参与俄乌战争的中国人、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之女李南央，以及对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唱红打黑”时期的回顾，引发广泛关注。

有网民已整理并分享了《看见》的电子书资源链接。

CDT编者按：“青春杭州”是共青团杭州市委员会的官方账号。原文发布于201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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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1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九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3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就往边上一躺就睡了。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4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5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陆海空军刑法》第九十七条，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是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已经几乎已成粉末，高秉涵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是一个……我是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的人的刽子手。”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6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个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7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15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里，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28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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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柱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我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竟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他能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时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四十四公斤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的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骨灰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9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萱，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菏，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个小狗，来了一个新的，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个狗他要去他原来的狗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最后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近期两岸紧张局势再度引发关注，在台海战争的阴影笼罩下，柴静通过一期节目回望了一位九旬老兵的内战记忆，通过这段尘封于历史之中的深重苦难，引发了观众们对两岸未来的深入思考。

（节目简介）13岁时高秉涵从山东出发，走了14个月，上万公里，在厦门踩着尸体，登上了从大陆开往台湾的最后一班船。2011年，央视没有人敢批准这个采访，柴静以个人身份去台湾拍摄。节目终于播出时她以为历史终结，内战已成过往。但是，14年后，90岁的高先生联系了她，讲述完整版本的内战往事，因为两岸正笼罩在又一场战争阴云之下。

高秉涵先生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提醒人们战争并非遥远的教科书条目，而是与无数个体和家庭紧密相连的鲜活历史，其痛苦影响深远。他那句“政治是无情的，忘记苦难历史的人，必将成为下一次苦难的受害者”，是对当下所有人的沉重警示。

家庭悲剧与逃亡起点

1948年，13岁的高秉涵遵母命，在国共内战爆发时从山东逃亡。他的父亲因国民党身份被处决，更令人唏嘘的是，他的两位姐姐都是资深共产党党员，其中一人曾获毛泽东表扬。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令一家人骨肉分离。母亲给他象征仇恨的血衣绳子，叮嘱”跟着帽檐有太阳的人走”，这成为他们最后一面。

战争下的军队瓦解与人性扭曲

高秉涵随着国民党军队撤退，亲身经历了军队的混乱和失序。北方部队南下后举步维艰，军纪败坏，随意抓捕平民充当挑夫。年仅13岁的他，曾以军法官身份亲手处决过试图逃跑的挑夫。部队还放火焚烧村庄，破坏水井。部队还焚烧村庄、破坏水井。逃亡路上充满恐惧与饥饿，他多次濒临死亡，支撑他的唯一信念是再见母亲，在极端环境下他也曾遇到过施以援手的解放军士兵。

登上末班船与台湾生活

经过14个月跋涉，高秉涵抵达厦门，踩着尸体登上最后一班驶往台湾的船。抵达台湾后，他睡在火车站长凳上，与野狗抢食垃圾。台湾岛屿涌入大量人口，资源紧张，高秉涵凭借母亲留下的初中肄业证明，他考入学校并最终成为军事法庭法官。

军法官的良心挣扎

在金门任法官期间，他首个案子是判处一名为看望病重母亲而擅自离队的士兵死刑。他内心痛苦，认为换成自己会逃得更快。尽管试图抗拒，但在上级命令下，他不得不执行，理由是“军人离阵脱逃者一律死，杀一儆百”。他在行刑前为士兵准备酒菜，并请求延迟几分钟行刑，希望让对方少受痛苦。这一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政治和战争对人性的巨大压迫。

乡愁与归家之路

蒋介石去世后，老兵们反攻大陆的希望破灭。解严后，他们发起”想家”运动。高秉涵通过美国转寄信件回乡，却得知母亲已去世。1991年两岸开放探亲后，他终于回到老家，但已物是人非。他在档案馆找到了父亲被处决的档案，罪名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同批有被注“杀错了”的人。他认为父亲的死是历史革命的必然，没有个人仇恨。他拜访了被母亲怀疑是举报人的唐叔，展现了他超越个人恩怨的人性。

人性坚守与和平呼唤

高秉涵珍藏母亲遗物，并帮助台湾老兵将骨灰带回大陆安葬。他因亲历战争残酷而极度恐惧战争，深信”不战最好”。面对当前局势，他建议两岸应多交流，“因为咱们是兄弟”。。他认为个体不应依附权力，而应用行动去减少大时代下人的痛苦，要看到自己的责任，他对年轻一代寄予厚望。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被贴上“统战”标签时，他表示自己展现的是人性，台湾养大了他，山东是他的根，两边都是他的母亲，“不放弃，永远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