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6月4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2023年3月，一个冰冷的雨天。周锋锁开了三个多小时车，去纽约附近的一个城市。此前，有人在网上找到他，说自己有一些“六四”的文物要当面交给他。

匆匆一面，暮色中，他只看到对方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已不再年轻的中年男子。寒暄几句，对方递给他一个袋子，说：“我保存了这么多年，今天就交给你了。”两人握手告别，他未及细看东西，匆匆返回新泽西的家，已是深夜。

待他打开袋子，一大片红布倾泻而出。这是一面陈旧的旗子，红布上写了四个黑色的毛笔大字“西北大学”。旗子被揉的皱皱巴巴，沾染了大片及星星点点的血渍，已接近墨色。

这正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和旗子。隔了34年，在周锋锁的手上展开时，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颤栗。捐赠者告诉他，1989年6月3日深夜，面对全副武装的军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最后一刻紧急撤出时，一名清华大学的男生头部受了伤，鲜血涌出。交付他旗子的男子当时是清华的老师，情急中扯过旗子来，为这个男生包扎。当时还有一块白色的棉毛巾，浸透了血渍，也被一起保存了下来。

旗子和毛巾暂时被放在周锋锁家的地下室里。这是美国新泽西州一处蓝领社区的独栋三层小楼，除了后院一个长满蓬勃植物的花园，看起来朴素平淡。一层被他出租出去，租金补贴日常。地下室则成了他收集展示“六四”文物的地方。

纽约的“六四纪念馆”于2023年春天正式落成之前，这个装修整洁的地下室算是纪念馆的前身。里面的藏品，包括一顶蓝色的帐篷，是香港支联会1989年捐赠给天安门学生的。2022年初，一个陌生人专程赶来纽约交给了他，说是当年西安的一对情侣，最后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时，带走了这顶帐篷，一直保存了下来。

除了旗帜、帐篷等1989年的广场实物，还有一些艺术品，是1989年6月4日大屠杀发生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创作的。

其中一张水墨画，创作于1989年6月5日，作者不详。画面中间，平板车上躺着一个身中子弹的孩子，殷红的血从孩子的胸口流出。这个9岁的孩子叫吕鹏，是北京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根据中国人权网的资料，吕鹏是迄今为止所知年龄最小的天安门大屠杀受害者，于1998年6月3日半夜十二点左右，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被戒严部队多发子弹射中胸部，当场死亡。

“六四”纪念馆里展出的艺术作品《妈妈你帮我问一问》（受访者提供）

马少方是当年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曾在《历史在鞭打现实》一书中，这样回忆那一天他看到的这一幕：

“车至德胜门，我看到了这辈子最为惨烈的情景。一群人，泪流满面，他们抬着一个儿童的尸体，那孩子最多不会有十岁的年龄，他那么小，身上那么多枪眼，他浑身无力地躺在那破旧的木板上，阳光阴惨地照着他的脸，那张小脸，阴惨的白，小脸上的困惑，在我的眼里，却是一个天大的控诉。

人们抬着他，像抬着一个被枪杀的希望。而当希望被枪杀的时候，绝望就弥漫得无边无际。

这个可怜的倒在屠夫枪下的希望，终于被静静地置放在一队军车前，车上的军人看到这样的惨烈，也都羞愧地低下头去。人们先是眼泪，接着就是愤怒的声音。我流了泪，却再也愤怒不起来，我不知道当生命没有了尊严的时候，活着意味着甚么？

这十五年来，这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无法驱散。我总是在想，当那些子弹击中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一个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中国历史的心脏？”

—《历史在鞭打现实》，马少方，2004年

---

1989 我的少年记忆

1989年的春夏之交，当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最终招致共产党军队的屠杀之时，我还是西北一座小城里的中学生，十四、五岁的年龄，沉迷于浪漫主义文学，对外部世界一片懵懂。

“六四”的爆发，似乎提前结束了我的青春期，不光是我，还有那一代敏感的同龄人。今年5月，发表于自媒体“Women”上的一篇文章《十四岁女生的八九六四》，作者就是我认识的一位媒体同行，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女权主义者。1989年，她在湘赣交界处的一处南方小城上中学。我们相距上千公里，记忆却如此相似。我们的经历也足可证明，当年的学生运动，已远远超出天安门的范围，是一场漫卷了中国的几乎全民参与的运动。

她在文中写道：“那年发生的一切，并未一夕之间带来幻灭，而是潜入生命底层，指引此后的路途。”我深以为是。我们都在“八九”过后不久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工作后，经历了一段中国政治相对宽松的时期，都投身媒体和公民社会。我也曾在其他的同龄人，例如四川学者王怡等人的笔下，看到相似的表述，他曾经写道：“1989年6月，整个世界在我眼前突然崩溃了。”

1989年5月18日，中学生们在北京街头高举V手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声援进入第六天的学生绝食抗议。(AFP / Toshio Sakai)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八九一代——1989年发生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我们曾感受八零年代的理想主义余韵，又目睹了“六四”屠杀之后不久，邓小平1992年“南巡”掀起的全民经商热和“向钱看”，以及西方如何再次拥抱中国，还有后来发生的很多事。

而那个夏天，我们焦急地听美国之音，搜寻一切来自北京的学生运动信息。五月的一天，班长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去校门口的黑板报上，贴了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我至今清晰记得，那在一大张白纸上用蓝色钢笔描粗的内容：“打倒腐败，惩治官倒，声援静坐学生。”

我所在的县一中，坐落在一道山梁下，背后是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庄。“六四”过后的一个深夜，四层的教学楼上，被人偷偷挂上去了一个巨大的花圈。第二天课间，校长气急败坏地冲上来，让赶紧撤掉。没有人动，我们冷眼旁观。

校长是我的本家伯父，那年他大约有50多岁了，平时备受师生尊重。他是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右派，我后来关注“星火”案，在兰大右派名录的最末处看到了他的名字。如今想来，曾饱尝政治运动之苦的他，当时一定是担心极了，他要阻止事态发展，保护他自己，也保护老师和学生。

在屠杀还没有开始之前，广场上的运动正在热烈地进行。一天，受全班同学的委托，我去了镇上的邮局，寄出由我负责保管的14.5元人民币的班费。在邮局简陋的桌子上，我写下地址：“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收）”。邮局的人帮我办了汇款，非常顺利——没有任何人说，这个地址不够清楚，没法寄到。那一天，我们，包括邮局的工作人员，都深信不疑：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一定能收到这笔钱。

这就是1989年发生在我的家乡、甘肃一个小镇上的一幕。

一切开始转向，“六四”突然发生了。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放暴徒如何伤害解放军战士。“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单调高亢的声音，一遍遍重复，几乎有一个月时间，天天如此。

我的同学和当地师专的大学生联系，打算要做点什么。一天，我们戴上了自己做的白色小花，每人一朵，从学校走到家里。但最终，计划中的悼念活动被迫取消了，我们没有一个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悲伤。再后来，掩盖“六四”曾经发生的事实，成了这个政权至关重要的任务之一。抗争的烈焰已被扑灭，余烬也要被清理，“六四”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

后来我听到一句话：“谎言重复了1000遍，也就成了真理。”事实上，这个国家尽一切力量宣传的谎言，并没有成为所谓“真理”。34年过去了，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上，我听到一个刚离开中国不久的年轻人提起这句话。他说，至少，这句话对他并没有奏效。

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AFP / Leonard Munoz)

这个出生于1991年的年轻人，名叫董泽华。当他通过“翻墙”知道了“六四”的真相，就再也不能忘怀。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时，他穿上黑色的纪念T恤，独自去了天安门广场，结果被抓并判刑。同一天，还有另外两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在广场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当天被一起投入监牢。

如今，35年过去了，纵使这个国家拿出洪荒之力，要让人们忘记“六四”的存在，忘记屠杀，忘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曾经发生的一切。但事实上，记忆自有它顽强的走向，因为那个巨大的历史伤口，始终都在那里。35年，政治高压而时间无情，但关于“六四”的记忆并未曾断绝。

本文涉及的人物：

林培瑞：

出生于1944年，1989年在北京目睹大屠杀发生后悲伤一刻的美国汉学家。

周锋锁：

出生于1967年，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清华大学学生。

作者江雪：

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1989年时是中学生，后来一直做记者、编辑。

邹幸彤：

出生于1985年。香港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因坚持纪念“六四”及相关工作，如今在狱中。

晓明：

出生于1989年，在妈妈肚子里经历了“六四”胎教。

董泽华：

出生于1991年，因为在天安门广场穿黑衫纪念“六四”三十周年而被判刑。

曾雨璇：

出生于200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法律博士的中国女生，2023年“六四”前因计划展示”国殇之柱” 横幅，被判监禁6个月，后遣送回大陆，失联至今。

---

纽约“六四”纪念馆 ：“我们终于有了这一席之地，不再怕被驱赶”

五月的一个下午，走出纽约曼哈顿的34街地铁站，人流如潮水。第六大道和34街的转角，门牌号“894”，是一幢深灰色的七层建筑。推开一扇普通的黑色铝合金门进去，上电梯，“六四纪念馆”就在四楼。

六四纪念馆决定从7月19日起，增加每周三下午12时至4时对公众开放。原有的每周日下午12时至4时的开放时间继续保留。和此前一样，每一个成年参观者均需在一份参观规则上签字表示同意。请您在来访之前，阅读“开馆公告”以获知注意事项：https://t.co/AxeD50cqrx。我们期待您的光临。 pic.twitter.com/BrspAGXI8N

— 六四纪念馆 June 4th Memorial Museum (@64museum) July 16, 2023

周锋锁背一个双肩包，步履匆匆地从Penn Station （纽约宾州车站）出来，七八分钟时间，便穿街走巷到了“六四纪念馆”楼下。他平时住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坐火车加步行到这里，已十分习惯。

能在纽约的“心脏”部位找到一处“六四纪念馆”的地址，于他已十分快意。何况第六大道这个“894”的门牌号，简直如同天赐。新冠疫情中，很多企业都搬离纽约，市中心的商业房产租金大幅下降，这也给了他们机会。最终，2022年2月，“六四纪念馆筹委会”以每月约一万美元的租金，租下了这个地方，面积大约2200平尺（约合204平米）。

此刻，站在玻璃窗前，脚下纽约人潮如海，不远处就是时代广场，而“六四”纪念馆从此就停靠在了这里。周锋锁为此颇为激动。“今年是历史的一刻。我们在曼哈顿有了立足之地。不像过去，经常处于被驱赶的境地。”

和其他“民运人士”惯用昂扬词语不同，周锋锁并不讳言失败。“要习惯去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现状。” 他说，这是一个事实，过去很多年，“民运”在海外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很多活动，参与者寥寥，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人。“那怎么办？还得坚持。”他说。

作为当年被通缉的天安门学运领袖，他坐牢，流亡，1996年到美国，先为生计匆忙。后来，创办“人道中国”，关注国内的政治犯，“不想让他们孤立无援”。近年来又接手了“中国人权”的工作。四处奔走之时，“失败感”常袭上心头。2008年，在旧金山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他被一群持红旗的人围住殴打，差点受重伤。还有一次做活动，地方都租好了，又遭人上门驱赶。

这次“六四纪念馆”在纽约找地方，一开始，在几个街区之外，找到一处，房东是台湾人，本来已谈好了，但对方知道要开设的项目和“六四”有关，就“不敢租了”。如今这个地方，他们想在建筑外面打出“六四纪念馆”的标识，以被更多人看到。但谈判了好几次，还是被拒了。

但他一直有耐心，如今甚至多了一些乐观。他回忆说，自己当年刚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讲“六四”，也很紧张，慢慢的，发现当自己讲出来的时候，很真实，清晰，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也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他觉得这和自己成为基督徒有关。“圣经里，摩西说：我口舌笨拙。上帝告诉他，当你开口讲话，我会告诉你做什么。”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听到那么多声音，现在都在我心里，就想着把它讲出来。”他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每年纪念六四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但也有新生的感觉。”

1989年，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至今，他还这样说： “物理上有一个黑洞的存在，是很多重力集中的结果，有无比的吸引力。”他认为，六四就是一个有巨大引力的事件。

“几百万人在一起的强度。有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它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认同普世价值和人的自由、尊严。”

“无论如何，六四还是中国人在全世界辨识度最高的一个抗争形象。”纪念馆馆长于大海说。当年“六四”发生的时候，他在美国求学，“六四”的爆发影响了一生。如今，他认为，只要纪念馆在这里，“就是一个是物理性的历史伤口”。他为即将开张的事情奔走着，设计展板，安放每件文物，修空调，种种琐碎之事，都要自己一一去做。

时光无情，而中国政治愈发高压。2021年，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港大校园里的“六四”国殇纪念柱也被迫移除。有更多与“六四”有关的人与事，正在凋零。从这个意义上，“六四纪念馆”也是和时间的赛跑。那些历史的见证物，如果无处安放，终究也会流失。纽约的“六四纪念馆”筹建后，有香港人寄来一大箱收集的关于“六四”的东西，包括当年的报纸。如今，纪念馆里专门设了一个香港主题的展览。

2021年6月1日，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尖沙咀“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AP / Vincent Yu)

玻璃墙上挂着的“六四纪念馆”几个字，是鲍彤2021年写的，他是赵紫阳当年的政治秘书，2022年11月去世。

纪念馆入口处，放着一个粗笨厚重的油印机，估计有50公斤重。推印的那一面，蓝墨色还在。这是让周锋锁最为动情的藏品，2022年第一次见到时，他形容自己的心情，“犹如故友重逢。充满喜悦，又难以置信。”

油印机是新闻自由的象征。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新闻自由”的口号被喊了无数遍，纪念馆里也收藏有多张关于“新闻自由”的传单，其中一张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落款是1989年5月22日。题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决争取新闻自由？”

1989年5月22日，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记者举着“取消军管，保卫首都”的横幅，带领游行队伍向天安门广场游行，以支持支持民主的学生。(AFP / Catherine Henriette)

这些传单意图唤起民众，也向最高统治者喊话，表达的是那个时代最迫切的声音。1989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周锋锁的工作之一就是油印这些传单。他一直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高速油印机”，一晚上可以推转好几百次，工作效率非常高。

“六四”凌晨，枪弹坦克的围攻追逐中，从纪念碑最后撤退时，这台油印机也是他最清晰的记忆之一。当时那么危急，走在最后面的几个同学也不肯放弃这个油印机，说：“这是好机器。抬回去继续战斗！”“是的，继续战斗！”那时候他也这样想。

33年后，当他终于再见到这个油印机时，翻来覆去，找到了暗藏的金属标签，“孔雀21型速印机 湖北江汉工业公司 87年7月 机号0159”。果然是那台效率超高的“速印机”，与记忆完全吻合了。

油印机的捐赠者，是当年清华的一个年轻教师。这台油印机一直被他放在母亲处保存，后来母亲去世，姐姐放在租来的储藏室里，继续保存。2022年，姐姐费尽周折，把它带到美国。出关时，为了安全，拆掉了所有标志，只说是“工业样品”，还好，没有遇到太大麻烦。但姐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路紧张，终于平安运到了美国。

捐赠者自己写下了一段回忆，也是历史的证词：

“六四凌晨五点左右，坚守了一夜的学生用口头表决撤还是不撤，正在争论的时候，子弹从头上飞过，打在纪念碑和学运之声广播台的喇叭上。一队侦察员率先登上纪念碑的最高层，从上往下驱逐学生。当时清华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断后。

清华的学生领袖周锋锁要我们帮着把油印机抬走，我们抬到广场边上。一个同伴，也是清华教师，有自行车，就把油印机放在自行车货架上。从广场一直推到西单。期间，和戒严部队的一辆坦克对峙了一次。当时，我们在长安街的车道侧边走。

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步行的同学都跑到人行道上去了。我们两人和自行车就孤单单地在坦克的前面。我直勾勾看着坦克。坦克在到我们跟前时，停下来掉了头，同时有士兵冲我们扔了一颗手榴弹。不是杀伤性的，但冒出很有味道的黄烟来……后来知道这是呼吸系统毒气弹。

在同一地点，北京商学院19岁女生龚纪芳就因为吸入过多毒剂而中毒昏迷，窒息死亡。”

纪念馆的玻璃墙上，展出着一件白色的女式衬衣，那是年轻的《解放军日报》记者江林的，当年她在天安门采访，白衬衣上的血如今已是黑色。

还有一个红袖带，是当年“清华纠察指挥队”的，如今也是珍贵的文物。还有一封信，内容是一个军人，向当时广场上的大学生致敬。

收集这些文物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故事。周锋锁说，一次，听到“六四纪念馆”在筹建的消息，一位朋友专程飞到纽约，送给他一本自己当年“六四”期间的日记。今年5月22日，他在温哥华参加活动，有人当面赠送他一张当年“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告人民书”的传单，前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但看得出时间，正是35年前的5月22日。

两天后，他这把张传单带到了伦敦，和另外几件“六四”文物一起，在英国议会做了展览。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的学生，也邀请他去交流，并做展览。年轻人的热忱，让他深深感动。

伦敦大学史密斯学院的八九民运摄影展海报。（受访者提供）

八九的旗帜在英国议会展出。（受访者提供）

35年了，记忆就这样斑驳地传递着，在全世界。

“就像这个油印机，其实一直在等待着，有一天能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周锋锁说，他觉得，纪念馆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是带有使命感的。要为了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把这么多年无数人的心血，保存下来。

---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

2023年3月，我漂泊到纽约。作为一个记者，第一次，因为离开了中国，我才有了可以公开纪念“六四”，且不用恐惧警察上门的机会。

6月4日这天，“六四纪念馆”正式开放。这一天，79岁的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专程从加州赶来。开幕仪式上，他朗诵了自己的一篇短文：“为什么要记得六四？”

此前，我看过他在家中拍摄的视频，是用中文读诵的。视频下方摇曳的白玫瑰，是他的太太童屹亲手种的。童屹是当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积极的“六四”参与者，曾在中国被劳教，饱受屈辱，1997年到达美国。

“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是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困扰着刘晓波，直到他去世；亡灵们也将困扰我们，直到我们也去世。”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 自己有什么记忆……”

那一刻，小小的纪念馆里，挤满了人，林培瑞教授在诵读中，声音哽咽，红了眼眶。1989年6月4日那天，他就在北京，目睹了普通中国人在那个时刻难以言说的愤怒与无助，他也是帮助著名科学家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的关键人物。

或许是被林教授的苍苍白发触动，我在玻璃门外，一瞬间泪如雨下。也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30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在思想上深受那一年影响的记者，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心中没有恐惧地纪念“六四”，也让眼泪肆意流淌。

1989年以后，“六四”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敏感词之一，每年“六四”前后，政府都如临大敌，而媒体都会主动地加强“自我审查”，不敢有任何关于“六四”的信息成为“漏网之鱼”。在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上，有时能看到闪烁的蜡烛，或者一朵白花，你就知道，有一些人，还记得“六四”。但近些年，就连烛光或花，也很容易被审查机器识别出来而屏蔽。

我曾和朋友在家中烛光聚会，或者在这一天独自沉默禁食，但从来没有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没有忧惧地纪念“六四”。

2014年5月，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十多名知识分子，在北京的家中纪念“六四”，因为聚会的照片发到了网上，多人被抓捕。这也成为浦志强律师的罪证之一，他因此被判刑入狱。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当地的城市办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草根媒体。他每年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前几年的一个6月4日，他在微博上发了条“今日无话可说，休息”。几分钟后，警察就出现在了他的门前。我的另一位律师朋友常玮平，闻讯赶到现场，为了他和警察据理力争。最终，警察没有带走他。但几年后，常玮平律师因为投身公义，而被判刑4年，至今还在狱中服刑。

我记得，1992年，“六四”的肃杀尚未过去，我到西安上大学。那时候同学们都在流传：男生宿舍的楼管大叔，原本是学校的老师，因为当年参加了“六四”，不能再当老师。还有学校后门那里的补鞋匠，也是同样的遭遇……

在我所在的城市西安，一位叫李贵仁的出版人，因参与“六四”，以及在“六四”屠杀发生后写罢工宣言，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始终被处在监控之下，直到2020年去世……事实上，除了那些媒体上被人们知道的公众人物，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人为了不肯遗忘“六四”而付出他们的代价。

也可以说，对1989后的反对者来说，“六四”是一个共同的精神密码。

“六四纪念馆”里，挂着一副书法“爱国无罪”，写字的人是宁先华。这个壮实的男子，是1989年的沈阳民运领袖。 他在“六四”后一度失去自由，被释放后在中国从事“民主党”的工作，2007年，再次被判刑12年。后经减刑，于2016年出狱。2017年，他辗转离开中国，如今，在纽约从事着一份体力工作。纪念馆开幕的这天，他是现场的义工。

---

年轻一代蛛丝马迹的记忆 以及“我们这代人不喜欢大词”

“你是怎么知道六四的？”

2023年春天，坐在曼哈顿中城附近的一家日本文具店里，我问晓明。晓明是纽约民主沙龙（后改为“热风”）的发起人。2023年3月25日，沙龙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在“六四纪念馆”举办的。

1989年的秋天，晓明出生在中南某城市。天安门运动轰轰烈烈进行时，他还在母亲肚子里。母亲那年25岁，每天穿过市中心去上班，路上被抗议的学生占领了，下班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坐上公交车回家。母亲喜欢看热闹，说她一边走，一边听学生演讲，也不觉得累。她也听美国之音。晓明笑着说，这都是他的“胎教”。

但他第一次知道“八九六四”，还是在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上。那天，体育老师来代课，按照官方的定义讲了一段，说军人被吊起来烧等等。他回去问了家里人，小姨才告诉他，当年有一个领导人叫胡耀邦的，去世了，学生们因为腐败很气愤，“搞了这个活动”。

只言片语，却唤起了他的好奇。2008年，他上了大学，但学校里很少人谈及“八九”。再后来，他读《城市画报》，看到查建英的一个专访，她说现代的流行文化，“八九”是一个转折点。“八九”之前是理想主义的，“八九”之后全部是流行文化了。他对此感到不确定，不知道“八九”为什么会是个分水岭，“一直希望有机会能问问她”。

他喜爱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也关注很多历史的细节。但在“墙内”，因为长期的屏蔽与审查，相关的信息总是零碎的。他看到一本纸质的杂志提到《河殇》，也在豆瓣上看到批判《河殇》的书，但只有一些评论和只言片语，始终看不到《河殇》的片子。

有一段时间，他读了北大教授钱理群的文章和书，印象深刻。他记得，钱理群在国外出版的书里谈及“六四”，并有一个回忆的细节：开枪之后，他在未名湖畔遇到学者吴组缃，吴低沉地说了一句：“共产党完了”。

这些都是蛛丝马迹。可“六四”那一天以及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满怀着好奇。一直到2012年8月，他到美国来读研究生，没有了防火墙，才终于有了机会。

“我一下飞机，就打开YouTube，先搜索赵紫阳当年在广场上，具体给学生说了什么。后来，我又一口气看了三个小时卡玛的《天安门》纪录片。”晓明回忆。

他说，最初他受这个纪录片影响，觉得学生不应该绝食，应该“见好就收”。一直到2022年，一个年轻人的媒体“文宣中国（公民日报）”每天发学者吴仁华收集的“六四”历史，包括清场记录，每天有一个大事记。“我通过这个大事记，才了解到，绝食把单纯的学生运动，变成了全国各阶层的一个运动。我也慢慢认识到，它其实是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导层，也不可能让学生们在广场上能进能退，说撤就撤。”

2015年左右，出国两年后，晓明遇到了第一个“六四”亲历者。那是他的一位同事，1991年毕业于北大。通过听他对自己亲历的讲述，晓明更清楚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晓明记得，也是在这一年前后，纽约文化沙龙邀请了《天安门对峙》一书的作者，讲了1989年的整个经过。“当时，我对对话团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对话团是一种比占领广场更温和的方式。”他回忆。

2023年底，他又看了一遍卡玛的纪录片。此时，已是白纸抗议发生之后，通过片子，他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链接。 “当年学生们喊的口号，和白纸喊的口号惊人一致。”

他记得，在纽约，大家声援白纸抗议时，提出的诉求里就有“反对警察暴力，保障人民权利”。他在纪录片中也看到，当年广场上献花的时候，人们喊的也是反对暴力，保障人民权利。

白纸抗议发生后，纽约的一些活动，晓明也参与其中。他发现，关于“六四”的记忆还是断代的。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女生，举着赵紫阳的像，说这是1989年的一个象征。当时周锋锁也在现场，但她完全不知道当年还有那些著名的学生领袖，以及其他的抗争者。

2022年11月，为声援白纸抗议而发起的纽约万圣节游行前后，周锋锁和晓明等年轻人相识，那之后，他们都彼此希望保持一种链接。当时，在周锋锁家里的聚餐，也成了这种链接的一部分。

晓明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把大家聚起来。早先年，他读钱理群关于“民间思想村落”的文章，知道了在文革后期，中国有很多民间的读书会，大家彼此分享思想，他觉得很受吸引。最终，晓明和他的伙伴们决定创办一个沙龙。沙龙第一期，就邀请了胡平等人，讲他们1980年参加北京海淀区民主选举的往事。

议题的选择，也透露出来晓明对历史的兴趣和关注。

当时“六四纪念馆”已经租下来了，第一期沙龙就在纪念馆里举行。虽然这段历史已经久远，但还是吸引了二、三十人参加。在沙龙最后的提问阶段，一位女士的提问，是关于“白纸抗议”中的年轻人。而这位女士，正是“六四”的见证者、如今居住在纽约的作家查建英。

沙龙开始，晓明先强调了一遍沙龙公约，内容是反对性骚扰和性别暴力，这是新鲜的事情。晓明解释，起因是在当初白纸抗议的海外游行中，伦敦的一些社群讨论到“如何缔造一个不厌女的集会空间”，于是，大家一起思考讨论后产生了这个公约。每次活动，都会在开场时说一下。“这是在美国。也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至于其他的老一辈人会觉得多余吗？他们没有说。我也不管。我想，您到我（沙龙）这里来，就要守我这里的规矩。”他说。

毕竟不同世代之间有代沟存在。晓明说，因为一些价值观不同，一些年轻人拒绝和老一辈抗争者对话，但他认为，不同世代之间，虽然观点不同，还是可以对话的。不过他也确实通过一些小事，发现彼此之间的沟通有很大困难。

他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中领馆抗议，现场有人提议，“我们唱国歌吧”。但他们的社群有一个规矩：考虑到在抗议现场可能有维吾尔人，香港人，大家各有创痛，所以不唱国歌，可以唱国际歌。“但当时有一个前辈把我拉过去，质问我，你们为什么唱国际歌？国际歌是共产党的歌！你是谁？我解释了半天，对方也听不进去。”

晓明说，还有一次活动，他向另一位民运前辈借音箱，对方也是很警惕。一直追问他“你是什么组织的？” 他说，我没组织，我是某某某，并做了解释。但对方最终没有借给他们。

“一代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老一辈人会觉得一定要有个人要振臂一呼。其实今天我们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每个人要有个体的生命。”晓明说。另外，他觉得最大的区别还是话语不同。

“老一代人喜欢用反共这样的词，我不喜欢。因为这样的词，可能在美国会代表右翼、保守，政治光谱还是不同……而且他们用大词特别多。我特别害怕大词。说一些大词，我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他认为，自己受到八九一代和自由派的启蒙，但人在美国，也接受了进步的种族和性别的观念，话语上和传统的“民运”其实有很大不同。

说起周锋锁，他觉得，“他不会把他的意见强加给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事情，他一直很愿意帮忙。”

2023年“六四”，因“六四纪念馆”的发起人王丹被指控性骚扰，民主沙龙发公开声明谴责，此事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6月11日，民主沙龙的活动改在了外面举行，周锋锁还是参加了这次活动。2023年11月，民主沙龙改名为“热风”，名字的来源是鲁迅的一篇文章。

“很多人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我，不是这样。除了民主自由之外，我还想到另外一些东西，那就是包容多元。我做热风，就是希望做成一个多元包容的地方。我不想沉迷于过去的运动，也不想被贴上‘白纸一代’的标签。在我一直希望看到新的运动，并能参与其中。” 2024年5月，晓明这样说。

“可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骄傲，这一代人的是什么呢⋯⋯无论如何，我还是一直愿意去听大家说。”2023年的一次采访中，周锋锁曾这样告诉我。

---

行动的价值 ：“极权下的反抗 六四依然是最大公约数”

“很多人纪念六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会到天安门广场去。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而且你那么年轻，六四发生时，你还没有出生……”

2023年6月4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间隙，我问董泽华。他是一个说话斯文的年轻人，长发扎了个小小的马尾。

“你的问题和我当年被抓时警察问的问题一样……”他笑起来。

1991年，董泽华出生于西安。他的父母都在国企工作，家境算是“小康”，不用为未来的生活担心。但从小他就觉得不快乐。“我喜欢留长头发，但从小到高中，都被老师揪出去，强迫剪头发。和监狱里一样。”在他的记忆中，学校的应试教育，从小长大的经历，以及工作后被克扣工资，遭遇诈骗，去报警时警察的毫不理睬，都让他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他在高中的历史课本看到，“1989年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但没有说是什么。一直到上了大学，他学会了翻墙，看到了外网的消息，才知道“六四”死了那么多人。“看了后，颠覆了自己的世界观”。

他对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宣传的一切产生了怀疑。“在我知道八九的真相后，明白了，这个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它不诚实，会在很多方面给你撒谎。例如大跃进、文革，每件事都在撒谎。你会看到，社会底层一些的人，心里一直有一种怨气在积累。”

他告诉我，确实有很多人问过他：你出生在1991年，和1989年没关系，为什么会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但第一个问他的人，还是北京的警察。

而他告诉警察的，是一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理由：因为他做了一个梦。

他告诉我，这并不是他对警察虚与委蛇，而是真实的。2019年，是“六四”30周年，算是大日子，从五月份开始，在墙外就有铺天盖地的报道，他记得也是在那一年，BBC记者曝出了关于“六四”凌晨非常清晰的视频。

他说，也许是“日有所思，也有所梦”。五月底的一天，他真的梦见一个短头发、白衣服的女孩，哭着对他说：你能不能带一束花去广场看看我？

他说，自己也无法解释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但他因此决定，一定要去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

2019年6月4日中午，董泽华坐火车抵达北京，并发了一条推特。随后，他刷身份证走进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但是，“实在是怕被警察早早发现了，所以我手中并没有拿一束花。”

他穿着“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黑T恤在广场拍了照，但因为外面穿了衬衣，一开始并没有被发现。他在广场呆了几个小时，看到另外一个男生，也穿黑衣，是一件搞笑的文化衫，有江泽民的头像，被他认出来了，就打了招呼。后来，他们成了法庭上的“同案”。

当他在广场上试图采访一些外国游客，听他们对“六四”的看法时，警察来了。最终，董泽华和另外两个当天在广场上悼念的年轻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分别由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判刑六到七个月。

2020年1月3日，董泽华出狱，其后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封锁。2022年10月，他离开了中国。在纽约，他和另一名自己的“同案”重逢。此后不久，“白纸抗议”在国内爆发，在纽约声援“白纸行动”的万圣节游行中，他遇到了自己的老乡、很多次在“六四”新闻中看到的周锋锁。

如今的董泽华，在一家仓库做着体力工作，但没有停止思考。他说，其实白纸的抗争者，和八九一代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责任感。“是人的基本良知的驱使。他说，自己很敬佩周锋锁等前行者的坚持。“一个人一生坚持做一件事，太不容易了。

周锋锁在英国议会展示“天安门自由女神”像。（受访者提供）

2024年的这个春天，“六四”35周年在即，周锋锁奔走四方，脚步匆匆。他去了欧洲、加拿大等多个地方，也去多个大学参加纪录片《幸彤在监狱》的放映。邹幸彤是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2021年6月，因始终坚持对六四的纪念，被香港警方拘捕，至今还在狱中。

周锋锁最挂念的一个人是曾雨璇。曾雨璇今年24岁，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法学博士生。2023年六四前，她和周锋锁联系，愿意参与在香港展示“六四国殇纪念柱”的直幡。后被指控煽动罪，由香港法院判刑6个月，刑满后，被遣送回大陆，从此失联至今。

5月28日，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在学生举办的“六四”3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除了刘晓波的头像，也摆放着邹幸彤、曾雨璇的照片。在开场白中，周锋锁说，自己要向在2023年白纸抗议中被抓的李思琪致意。因为这里正是李思琪的母校。

也是在同一天，在香港，警方首次以违反“基本法”的23条为理由，抓捕了6个人，称他们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在社交媒体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贴文”，其中一人就是原本已失去自由的邹幸彤。

这个所谓的“敏感日子”，正是“六四”。

“在香港，六四已经极速从公众的良知底线到公认的危险红线。”邹幸彤曾在法庭陈情书中这样写到。在法庭上，她也曾这样表达：“当权力的行使是基于谎言，生而为人，我们只有不服从。”

无论如何艰难，35年之后的今天，关于“六四”的记忆依然在星星点点艰难地传承。“极权之下的抗争，六四依然是最大的公约数。”周锋锁如是说。他说自己对未来有信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晓明为化名。）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女脱口秀演员们》是歪脑制作的播客节目“你那边几点”的一期故事，发表于2025年3月4日。“你那边几点”播客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嘉宾，探讨共同关心的话题。关于墙内脱口秀行业面临的审查和海外脱口秀社群的发展，CDT在2023年终专题中作了回顾。

近几年在中国，脱口秀尤其是单口喜剧，成为备受年轻人喜欢的娱乐方式，线上综艺和线下演出蓬勃发展。同时也多次掀起舆论风波。言论审查一直是高悬在脱口秀行业从业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时，在海外，年轻华人纷纷拥抱这一冒犯的艺术，用中文或英文表演单口喜剧，华语脱口秀俱乐部也在世界各地涌现，那么在中国国内和海外讲脱口秀有哪些不同？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在海外讲脱口秀就完全自由了吗?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女脱口秀演员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0:00
Victoria、Vickie、Blank的喜剧经历
10:12
审批与自我审查
17:20
常遇到会举报的观众吗
25:14
在国外都讲什么段子
28:16
如何看待脱口秀被视为“冒犯的艺术”
31:24
怎样才算一个优秀的脱口秀表演
35:46
女性脱口秀演员遇到的困难
45:44
会特别讲女性主义的段子吗
54:57
未来的喜剧计划

文字稿：

Victoria：

你先把观众逗笑逗笑了以后最后那个底，你可以说一些你想说的话。

Blank：

我觉得脱口秀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在讲自己的观点，但是它是用好笑作为一个能让你听进去的工具。所以我是觉得是有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好笑吧。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识。中国喜剧就是要完蛋了。

Vickie：

就是必须稿子要审批。连Opic Mic稿子都要拿去审批。这是对于脱口秀来说，这是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片头：

不同时区，不同生命体验。相通的情感和语言，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每期我们会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观察相似议题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主持人Freya：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你那边几点》。我是歪脑驻台湾的特约记者Freya。近几年在中国，脱口秀尤其是单口喜剧，成为备受年轻人喜欢的娱乐方式，线上综艺和线下演出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多次掀起舆论风波。言论审查一直是高悬在脱口秀行业从业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时在海外年轻华人纷纷拥抱这一冒犯的艺术，用中文或英文表演单口喜剧，华语脱口秀具乐部也在世界各地涌现，那么在中国国内和海外讲脱口秀有哪些不同？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在海外讲脱口秀就完全自由了吗?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华人脱口秀演员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他们分别是现在在华盛顿的Victoria Hi Victoria,你好。

Victoria：

大家好。我在华盛顿DC现在9点05分早上。

主持人Freya：

你好，然后我们欢迎还有在伦敦的Blank, Hello Blank.

Blank：

你好，我现在在伦敦。现在是下午的两点。

主持人Freya：

以及还有来自台湾在上海待过十年。目前在纽约的Vickie. Hello Vickie.

Vickie：

Hello, 大家好。其实我现在人在密西根，也是早上九点。

主持人Freya：

好欢迎大家。首先还是请你们先各自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哦，尤其是跟喜剧脱口秀表演相关的一些经历，你们从事脱口秀表演的初衷，你们讲脱口秀的一个简单的经历的介绍。Vickie，你开始吧。

Vickie：

好，我是大概7年前开始讲脱口秀，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讲英文脱口秀为主，讲这么多年来，从上海开始，然后回到台北，然后现在到纽约。最酷的经验应该是帮Asuko Katsuka，她是一个台日混血在美国长大的脱口秀演员，我在台北帮她做过开场。用英文讲，我现在在纽约。算是主办两个秀。一个秀是我自己制作的，叫做Wayne’s World Comedy，然后大概一个月一次。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是Women’s Comedy Collective的，其中一个主持人那我们大概也是每个月大概有一两场的表演。

主持人Freya：

那你之前起步是在上海，是吗?然后之前在上海工作十年，从那里开始讲脱口秀然后在上海讲了很久。能简单聊一聊就是当时为什么是是有一个喜剧的启蒙，或者是说你当时开始从事脱口秀表演的初衷，以及在上海稍微讲一下这个经历。

Vickie：我当初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就只是很喜欢去看表演。然后那个时候上海有一个 Comedy Club叫做 Kung Fu Comedy，然后我去看了很多场表演，但是一场，一场看下来就是2017年。那个时候大部分讲脱口秀的还是白人，男性为主，特别是英文场。然后我就听了很多老外抱怨中国女生很神经病之类的。啧，一些笑话就刻板的，因为听不下去。然后对一些刻板印象我就听不下去。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既然我能讲英文，我是不是也应该上台反驳一下。这是当初的一个小小的初衷然后。所以在上海讲了几年，在上海讲了五年，然后两年前回到台湾然后今年才搬到纽约。

主持人Freya：

来，Victoria，你简单介绍一下你的经历呢?

Victoria：

我的经历非常的短其实。我严格来说，我觉得我算是个脱口秀长期爱好者，那我之前是在香港，然后在香港的时候，我其实一直也是看线下的广东话脱口秀的，那个时候就萌生了想讲的意思。但是当时呢，香港没有这个普通话的脱口秀具乐部，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讲。我是今年3月刚刚来的美国。那来了以后就发现美国这儿有普通话的脱口秀具乐部。我就开始讲，我开放麦讲了没有多少场，女权脱口秀讲过一场。然后我在正常的脱口秀讲过两场。我从其实就只讲过三场。

主持人Freya：

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非常非常非常年轻，但是是一个非常长久的行业观察者是不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国内脱口秀节目?

Victoria：

我国内脱口秀节目的话，就是从今晚80后我就开始关注了，就是李诞的那个节目。

主持人Freya：

那算是最早之一的脱口秀，的电视节目。

Victoria：

是的然后，如果要说喜剧启蒙的话，我可能会更早一点，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相声和小品还有就是曲艺杂谈，那个节目我还试着去表演过里面的一些作品。所以我那个时候可能我怀疑就已经种下了什么喜剧的种子。后来又喜欢情境喜剧就看了很多部，我觉得第一次接触线上的脱口秀，应该是看黄子华的那个线上专场，他那几套的专场香港，

主持人Freya：

那也算是华人里面，脱口秀比较早的了，

Victoria：

对，o g 嘛，就是广东话，普通话，黄子华。应该都算是o g,

主持人Freya：

然后blank，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几句的经历吗?

Blank：

这开始是在差不多四五年前，我在国内是先开始讲中文单口喜剧，在沿海地区。大概讲了一年多，然后后面因为出国留学，然后就来到了英国伦敦，学习的同时也就顺便去参与了一下当地的英文演出，然后到现在为止，到年底的话，已经在英文演出三年了。

主持人Freya：

已经三年了，相当丰富的一个从业的经历。

Blank：

相对吧。在国内我是只用中文，然后出国以后我刚开始是用中文，后面发现英文的这个环境，机会更多，我也更喜欢。所以现在我目前是只用英文来演出。

主持人Freya：

嗯， 那这个具体的我们后面再聊一聊。过去一两年，国内脱口秀行业发生了蛮多事件的。就包括池子被封杀 ，House的事件，以及后来笑果被巨额罚款啊，等等以及最新的杨笠的事件等等。那你们是怎么看待呢?首先，Victoria，你是做一个行业很早就开始看，尤其是线上的节目啊之类的。你怎么看待国内脱口秀市场的这些浮浮沉沉，还有近两年的这些被封杀的事件呢？

Victoria：

嗯， 肯定是觉得愤怒的。当下。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我觉得House的段子根本就算不上犯了什么禁忌。这是我第一个想法。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对整个行业造成这种负面，所以他对笑果罚款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然后我当时还在香港，香港也在经受一次这种脱口秀受到政治环境影响的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刚好是19年以后。19年以后，我去线下的专场去听的时候演员很显然会有很多政治的考量。比如说大家在喊一些敏感词的时候，大家就会说我们还是要表演的，你们不要再说了这种话，就是这种寒蝉效应。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

主持人Freya：

Blank，你是自己之前有在国内讲过。然后也会跟一些国内喜剧圈的同行有一些交流。比如说，你观察，看他们在国内喜剧圈的同行。最近就是近两年有受到或多或少的这些影响吗？

Blank：

有的，就是就这些报导里面，有一些算是我的朋友，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一个共识中国喜剧就是要完蛋了。就是中国喜剧没有未来，就大家都是能过一天。是一天都是比较悲观的态度。对，就这件事情只能说出乎意料，但是又没有那么出乎意料。就是大家都知道，这迟早一天会来，因为在国内做喜剧本来就是一个危险行业吧。只不过没有想到就是这一块石头会落到谁身上?

主持人Freya：

那像他们的话，就是还在坚持，还是说有改行，还是怎么样就是这些事件越来越升级，之后会有，就是像刚刚Victoria所讲的寒蝉效应，自我审查吗?

Blank：

就我觉得也是跟个人不同，就看每个人的追求是不是一样的，就有些喜剧演员，大家就这样一些观察类的段子，对他们来说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些人，如果是想要表达自己观点的，那对他们来说肯定是更加寒心，毕竟也是要吃饭的做一套，然后自己真正怎么想那也很难说，就他们有些人也可能就私下会创一些别的场，也有可能就是他们也就把这个想法埋在自己心里。这也都不太一样。

主持人Freya：

嗯，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对于喜剧的追求和理想的期待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反应也会是不一样的。

Blank：

是的。

主持人Freya：

那Vickie你在上海讲脱口秀的时候其实你是蛮早开始在上海讲那个时候的话。你有经历，或者是看到过类似的就是审查引发的事件吗?

Vickie：

我觉得自我审查我是从第一次开放麦开始就有的。我特别是身为台湾人在中国国内讲脱口秀。我从一开始就是有被警告说那个不要讲台湾，天安门Square，这些东西都不要提。那个时候刚开始，真的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情，因为我们都是毕竟特别是英文喜剧没有什么钱可以赚，大家在这边不算是工作，大家都是兴趣，那怎么样去保护这个群体，确保说大家都还有场子可以讲，大家是出于一种互相照顾的心情在自我审查，那我自己后来是经过了就偶尔会说 哦，那个现在具乐部被公安来查，然后可能接下来这几个月要低调一点，然后可能过几个月就风头过了，又好一点。但是House那个时候事情发生，那时候我已经人不在中国，那我身边的朋友通常都是蛮悲观的。他们都还是有继续在做喜剧表演，但是就是必须稿子要审批。连开放麦稿子都要拿去审批。这是对于脱口秀来说。这是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你等于是把这个format整个打乱掉。我自己本身我身边有喜剧演员是被请去喝茶过的，那我自己也被请过喝茶还不是为了讲话我是。

我身边有一个演员朋友在上海封城之后帮我订了一件T恤。上面就英文写 Shanghai Lockdown Survivor哦。然后就为了这件T恤被请。到公安局去签了一个声明。说什么我绝对不会在公共场合穿这件衣服之类的。

主持人Freya：

天哪，那这件T恤的话是怎么被得知的?当然这是有点题外话了，就还蛮荒唐的。

Vickie：

啊，真的很荒唐。我那时候被请去的时候他们是直接给我看一个名单。名单上面就有我的英文名，因为是我朋友帮我订的。他就没有用我中文名然后我就想说是谁听说?我根本还没见到。那个时候已经打包，被送到纽约去了。本来还觉得整个事情很莫名其妙。可能是他们诬赖我，而且身为台湾人进中国的公关局是很令人紧张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Freya：

对啊，这也算是一个非常荒唐又独特的事件。

Vickie：

是他们应该是直接从淘宝的卖家那边拿到名单。然后一个一个帮我订的那个朋友，他也被请去喝茶。而且被请去喝茶的时候是上海封城快要一周年的时候，所以他们可能因为白纸运动的关系，很担心有人会想要一周年的时候，想要再闹什么其他的事情，那个比较是想要洗去我们的记忆对。

主持人Freya：

啊就是回到我们脱口秀这个本身啊，就是稿子要审批，然后在一些采访中就是行业从业者一些脱口秀具乐部的负责人啊，或者是演员都不止一次提到。就是每次表演之前演员的读稿视频，表演文本都只有在报批准之后演出才可以公开售票，就是类似的这种内容的报批审核还有现场监督。Vickie，你当时已经有吗?就是你当时的具乐部就已经需要内容提前报批了吗?还是只是说敏感议题不能碰?

Vickie：

英文的场子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卖票，因为大概18年以后，上海那边至少是开始会查演员的签证，那我们大部分我是台湾人，所以我就是一个灰色地带，我算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这个吵不完。但是大部分的外国人是拿工作签证可能是教书，可能是上班，但是没有人是拿表演签证。所以，严格来讲，我们是都不能卖票的，对，所以我们还没有，我只有一次表演碰到是有卖票，然后事后被查到我们稿子没有审批，然后主办人有被请去喝茶，但是那个是比较少数。英文场算是好处吗?没有钱可以赚，但是相对的，至少我那个时候的审查是比较稍微少的。

主持人Freya：

但是在当时就是英文之外，脱口秀具乐部，他们都是已经开始提前报批了是吗?

Vickie：

这个我不清楚。

Blank：

这个我可能会再理解。对，就这个，报批是都有报批的，主要是它的力度，不太一样。虽然我最开始演出的时候就在house，这个各种事情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一样都是要报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很正常的是那种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交一份绿色的稿子，然后我们演一份另外的稿子报批，也就等于是做个形式，大家也都是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大家有关部门他们其实也都是做做样子，不会真的去审查，就我们从小到大，我觉得就比如说要录的通知书之类的这种官方程序的时候，都稍微收着点说，然后实际上做的都是另外一回事的。

Victoria：

对，我就是很好奇，因为我就是听一个线上的脱口秀演员说现在的报批时间要一个多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之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时间上的报批时间，有没有什么大概的，我觉得一个多月对两到两个月之间对我来说太可怕了，因为他这样子的话相当于他准备一篇稿子。他要一个多月以后才能讲。

主持人Freya：

对，就像刚刚blank.你说的，你有看到说这个暴批以前可能是比较行事，走流程的，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紧，然后现在是大概是一个什么程度。

Blank：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就是house事件应该算是一个分水岭，出事了之后那阵子肯定是最严的。现在可能是稍微又放宽了一些，但是我经验仅限于非上海，北京的地区。上海，北京应该还是最严的地方，就一般还有那个上海封城的时候。那时候上海市政府有说就是明明禁止各单口演员都不能开这个相关的玩笑。一般我觉得就是出事的时候风头就会紧一点，然后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就会松一下。就跟中国的其他事情一样。

主持人Freya：

概括得很很准确，那，除了这个内容的审查，报批，其实还想谈另外一个方向的一个限制吧。就是现场监督或者说有时候是官方组织，有时候甚至不是官方组织，而是一些热心群众，比如说house事件，就是一个现场的观众后来在微博举报这类似的这种现场的监督，还有观众的举报，你们是怎么看待的？就是比如说Blank你的观察下这种在于从业者来说，是经常遇到的吗？

Blank：

对我来说就是真正的来自官方机构的相关人员，并没有那种群众更加可怕，因为我觉得官方人员就是我在现场，在国内现场也有见到过，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来审查的时候，大家也就是领一份薪水，然后大家也就是做做样子，当然也有他们是真心想要为部门服务的。但我觉得更可怕的还是那种就是应该是House事件之后，我在微博上有看到那个文章，就有些有观众就什么自愿参加了很多当志愿者，去剧场里面去看了点演出，然后分享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觉得这种自愿式的红卫兵对我来说是更加可怕的一些。

主持人Freya：

那，Victoria，你有补充吗?就是从你的观察来说，就是随着脱口秀越来越流行，然后观众群体也是各种都有，然后你会有看到观众去举报脱口秀演员这种就是这几年是越来越多了吗?

Victoria：

我觉得首先就是有举报的可能性。这件事情对演员和观众之间的信任感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因为脱口秀其实最重要的尤其是线下是你和观众之间那种互动，那种默契嘛。但是你知道底下有可能做了一个举报你的观众，你讲话不由自主的其实就是会担心，这种审查真的是很不自觉的，然后我最近看的一个专场那个演员他是在美国讲的，但是他依然在讲完以后说你可以打我，你可以骂我，但是请不要举报我。然后最后讲了house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对所有的演员应该是有影响。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刘洋的那个易海洛斯专场还读了一张，一段特别大的免责声明，就是说我刚才讲的什么什么是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就很夸张，对。然后我就听说国内的话应该是，我觉得上海可能甚至比北京更严重一点。我听说是这个样子具体为什么我就不好说。

主持人Freya：

对，Blank说的这种可能对于从业者演员来说，是比从上到下的审查是更加可怕的。那再说说到海外，其实现在海外的话也是越来越多年轻的华人开始尝试脱口秀。中文的脱口秀具乐部也非常之多。那，Blank，你是去英国留学之后先讲中文单口，后来专注英文的，你刚刚在一开始有提到，那为什么后来就是完全专注英文的呢?其实中文脱口秀在我们看来好像蛮多蛮繁荣的，你所经历的就是海外的中文喜剧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呢?是是乌托邦的美好的吗?还是说会有一些还是比较复杂的不一样的、参差不齐的?

Blank：

我这个要是说了，对我们这边当地的组织的频道可不太好，但没事，我继续。就我觉得是反过来的，就是我来这边追求的是一个想要自由表达的环境，但我来这边发现他们想要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觉得既然都出国了，就大家都已经没有文化之类的审核的限制。我本来以为大家会更加的畅所欲言，能够讲更多真正好笑的东西。但我觉得这边的单口喜剧他们还是搞笑为主吧。就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起更像是年轻，因为英国这边和美国不太一样。我觉得美国这边应该有很多真正的移民。英国这边还是留学生比较多，观众群体也是比较基本上是18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大家就是在一起团建一下，突突乐，并没有真正的对单口喜剧有很深的追求。所以我就放弃了在中文喜剧这边继续深造。

主持人Freya：

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后面会再聊。一聊就是一个脱口秀表演，目的是为了纯搞笑，还是说其实应该有更高，更不一样的东西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表演。这我们后面再说。然后，Victoria，你在美国的观察是怎么样子的呢，就是中文单口喜剧的环境。

Victoria：

美国的话很神奇。我开始去听他们第一场线下专场，可能就是大概4个月前吧。然后我就加入了那个具乐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每一次线下都会多那么几十个观众，然后多那么几个演员就每一场多几个，每一场多几个。一开始我们具乐部人特别少，可能就四五个吧。到现在已经有十四五个人了。这个发展就在这几个月内发展的特别的快。我觉得是跟那两个脱口秀节目的出圈是非常有关系的。大家都想来听脱口秀了。所以这个事情，因为本身其实DC这个地方跟纽约不太一样，它没有纽约华人多，但是我们这边的主要组成人员其实留学生还是很多的，就是说工作的人还是偏少一点。所以你平时讲的那个话题吧呃，你讲太职场或者太成人的话题有时候下面观众可能听，不懂给的反应会不够多。你就是得找这种更general的话题比如说啊，去餐厅吃饭呀，去租房呀，下面的笑声会多一点那长期以往的话。他这样子你，因为你渴求观众的笑声。嘛再加上你可能讲政治的东西都有两个concern。一种是你真的怕下面的人会是有小粉红。这个是真心害怕的就甚至不是说脱口秀的管理人员在审查你的稿子。你自己都会害怕这件事情。第二个的话就是渴求笑声，那么你想讲大家都能get到的话题，那你自然而然就会往更加往更大众的那个话题去靠，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厉害的脱口秀演员。他可以什么话题都可以让大家笑，因为我发现就是说这个话题的选择非常重要。所以后来我的话题我一开始讲的是我一开始去是去女权脱口秀讲的。所以我讲的是一个爹味的一个话题嘛，就是说讲是吐槽男人的在女权脱口秀反应特别好。当然女权脱口秀本来那个环境也是好，就是他们对于政治类的以及这种性别类的笑话容忍度和这种接受度也是更高的，我同样的一个段子后来就去普通场讲下面黑压压的全是男的，第一排然后我当时讲的时候本来就有点怕了，讲完以后觉得好几个我应该想的包袱的地方，下面没有反应，他们就是没有笑。后来我就换段子了。我就不那么爱讲女权的了在普通场。

主持人Freya：

了解，这个跟刚刚Blank所讲的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观察，就是在海外讲中文脱口秀其实也并没有一个完全自由的一个空间，还是会有很多的担忧，顾虑，或者说从受众的角度，或者是同行的从业者的角度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喜剧，追求或者是价值观，是这样子吗?就是在海外的这样一个中文脱口秀的圈子。

Victoria：

是的，即便没有审查，但是大家其实对话题都是有筛选的，没有那么的自由，我觉得。所以我之后也萌生了想去讲英文脱口秀的想法，但是现在就是一个想法。我觉得中文脱口秀这边，一个是听众真的是少，海外华人圈子就毕竟只有那么多嘛。对，第二个就是真的是我想脱离这种自我审查的或者这种话题限制的，这种讨厌的境地，我其实还挺不舒服的。

主持人Freya：

嗯，那Vickie你从上海讲了好几年，然后后来回到台湾，然后又去美国，之后继续讲。就是一开始会不适应，就是不再需要自我审查，不再需要顾及那些敏感议题之类的吗?以及你现在在美国一般脱口秀都会讲哪些主题内容呢?

Vickie：

是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我是在台湾长大嘛，所以从小是没有言论自由，这方面的限制，然后到上海学的自我审查。刚回到台北的时候，我是发现我完全没有政治色彩的段子，而且我发现我还抓不到那个感觉，不太会写。然后开始练习写政治方面的段子，然后演变到现在我在纽约有时候纽约，我真的，我就会跟观众开玩笑说我这边当作是Pro Taiwan的TED Talk。我上台，我会硬要讲。我要讲台湾现在在奥运为什么是中华台北而不是台湾国旗，巴巴巴巴巴这类的。我会想要特别是我知道，因为台湾小，然后可能很多美国人可能在新闻里面有听到台湾，但是不一定生活中有认识台湾人。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些场子想说让他们多认识一下台湾写了更多，因为我在中国国内当然没有办法写任何关于台湾的段子。所以我自己的不管是身份认同还是一些一刻板印象或是文化上面的一些笑话是本来是完全没有的，但过去这一年我就写了不少。一方面是想要帮台湾做一点宣传吧，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就在中国那么多年没有办法写这些， 没有办法讲这些，其实是蛮压抑的，虽然当下是告诉自己说我是为群体好，我是要保护其他的演员。但是现在会觉得说既然能讲我要多讲。不过我上个月我参加了 Crazy Lap拉风喜剧的一个表演。他们大部分在纽约。他们是做中文场而且做得蛮好的中文场做得很大。但是他们每个月有一次英文场。然后我就受到邀约去讲，他们一邀我就问说，那我可以讲台湾的段子吗?然后邀我的那个演员就说还是不好吧，那个场子里面不知道观众的接受度怎么样，还是少讲一点。所以，就算只要是中国人主场，就算是讲英文，就算是人在美国，还是有一个自我审查的元素在。我就觉得那如果当下场子后来讲得很顺，没有问题，然后也没有人抱怨什么，没出事。但我自己上台之前，我是那个在上海上台。之前，那种忐忑又回来了，就注意我的言行。那种感觉，坦白说，那感觉蛮不好的。

主持人Freya：

所以，其实大家的观察都会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就是即使在海外，都还是有时候是出于习惯或者是出于别的原因，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料靠完全摘掉。但是脱口秀，脱口秀其实它是被称为冒犯的艺术。你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或者说，你们认为什么样的表演才是优秀的脱口秀表演?在国内的话呢，就像刚刚我们所讨论的冒犯很多是不被允许的。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演员的冒犯，就只剩下自我搞笑自我冒犯了。我不知道你们的观察是怎么样子的，那还是Blank你先来聊一聊首先

Blank：

我是觉得就是作为冒犯的艺术。我倒是没有觉得它是冒犯的艺术，只不过是在国内感到被冒犯像是被呼吸一样简单，就是就是大家都很容易，就是大家对于冒犯的这个阈值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大家都不愿意，都不太爱听，就是对自己不太好的话。所以大家都说我被冒犯了，我被冒犯了。但说实话，我们脱口秀就只是正常的出一些和常人讲的不太一样的，一些小小的意见吧，不同的观点。但是在国内这个我觉得国内大环境，所有人都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但凡是和我想的不一样的就是冒犯，就是敌人然后所以这也就导致了脱口秀刚好又是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艺术，就其他的艺术像是画画呀或者是音乐呀。这些门槛比较高，大家不太能理解它里面的冒犯性。但语言的话就大家都能听，懂，然后一下子大家就都能欣赏这门艺术了，然后就会都觉得冒犯。所以我并不觉得它很冒犯啦，说实话。

主持人Freya：

那你认为就是一场优秀的脱口秀表演，它最需要具备的特质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脱口秀核心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呢?

Blank：

我觉得脱口秀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在讲自己的观点，但是它是用好笑作为一个能让你听进去的工具。所以，我是觉得是有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好笑吧。

Vickie：

哇，Blank，这个说的好好对。

主持人Freya：

就是思想和观点。所以，Vickie，你也是赞同的是吗?你的看法呢?

Vickie：

我觉得BEN刚才说的这个好棒，幽默是一种工具，其实我当然我在现在人在美国然后讲脱口秀。我自己段子里面有提到说哦，我之前在中国开始讲脱口秀。所以讲完之后很多演员会跑上来问我说哎呀，你在中国讲不是什么都不能讲吗?我就说你们老外有时候也很笨，其实就是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相对于美国一般的演员，我可能我的段子冒犯的内容相对少，但是我的观察我觉得可能比他们一针见血，因为我必须要找到在审批下面可以存活的段子，其实对写作来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的挑战，当然能不要有这个挑战是最好的。当然最好的情况下是什么都能写，什么都能讲。但是我自己当初是一直把审批的这个挑战，当作是就是写作的一个⋯⋯

主持人Freya：

创作的一个挑战， 一个锻炼。

Vickie：

对。 就像你写诗，你押韵有一定的一些规则，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是给自己定了这些规则。我在这个规则下面操作那，看，我能做得多好。这也是一种不同的锻炼。

主持人Freya：

那Victoria呢，从你的角度，你会觉得什么样就是是一个优秀脱口秀表演。

Victoria：

嗯， 我最早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讲脱口秀?我是为了表达的，就是我并不是说我是为了说让大家发笑，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工具，就是像刚才两位前辈说的都是工具。但是我现在讲开了，以后才发现好笑确实是唯一的标准，因为你现场的观众其实不笑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听你说话的。我发现先得让他们笑，然后你才能顺便把你想讲的东西带出来。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就你先把观众逗笑，是毫无章法的，你什么表演很强啊，文本很高级啊，或者你演杂技学猫叫学狗叫都可以，你先把它逗笑，逗笑了以后，最后那个底你可以说一些你想说的话，但可能那个表达也要很克制吧，不能让它变成一个演讲。这是我对一个好的脱口秀表演的一个认知。其实我认知上向上冒犯这件事情，是不能冒犯弱势群体的，就是你得冒犯比你更大的一个东西，更权威的东西，或者是一切制度，一切不合理的定义这些事情我觉得是可以冒犯，但是你不能去冒犯残疾人呀这些或者说racist，这都不行。所以冒犯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一个向上冒犯的东西。第二个我觉得刚才blank讲得特别好。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中国特别强调冒犯的艺术。这五个字是因为中国的观众太容易被冒犯了，而每一场之前如果告诉大家 OK。脱口秀是个冒犯的艺术。如果大家被冒犯了，请不要觉得意外。这就是脱口秀的本质。我觉得这是中国经常说这五个字的原因。本质上就是想安抚一下大家。你们如果生气了，不要生气。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在中国。是这个意思最后就能嘲笑的就只有自己了，因为嘲笑自己。观众是可以会笑的只能扮演一个小丑。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挺可悲的。

主持人Freya：

嗯，很有意思的解读，尤其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一些，不是所有啦，但是很多很火的国内脱口秀演员，他们其实因为对别的冒犯，就像你说，对更大的东西表达冒犯，其实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很多时候都剩下了，比如说扮丑啊，或者是怎么样啊之类的一个自我的冒犯。这个其实是也是一种自我审查，或者是一个比较残缺的一个脱口秀表演吗?是这样子的吗?

Vickie：

我觉得其实国内现在这样子的情势是真的很可惜，因为我觉得华人文化本来就是一个阶级意识比较重的文化，那其实幽默，嘲讽，这些工具本来是那种可以拉平大家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式。就是幽默其实是一个可以让大家更平等。

主持人Freya：

是有很大空间的。

Vickie：

对，我觉得就像以前的宰相要提醒皇帝要谦虚，要三思。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很一针见血，但是又不会冒犯的方式去沟通这些。我觉得这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嘛，那中国，国内现在这样子的不是说打压嘛，其实很可惜。我当然知道当局为什么要打压，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特别是你在工作压力很大，然后觉得对于经济，对于自己的未来没有很正向的一些期待的时候，至少你在下班之后可以去黑压压的房间里面跟大家笑一笑，是可以纾解很多这种对于阶级，对于贫富差距，这种是可以纾压的。但是如果你连这个这样子的outlet都不给他们的话，搞不好最后爆出来的比你本来要压抑的那个还严重。

主持人Freya：

嗯，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他跟其他的文艺类或者说是新闻类的媒体类一样，他其实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作为很多普通人，很多人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出口。如果这个出口被。赌得非常严实那，其实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是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我们再聊一聊就是，你们三个都是女性脱口秀演员那在日常从业当中，从你们的视角来说，会比男性演员遇到更多的困难吗。比如说，Victoria，从你的观察和经验来看，你会觉得女性脱口秀演员会比男演员更怎么说呢，更不容易搞笑，或者更难赢得观众的笑声吗。

Victoria：

我不知道，因为首先我演出的次数确实也不够多。我自己的感觉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一个是女生的声音小，女生的声音小。这件事情其实在脱口秀上，表演上是有点吃亏的。你有时候要去喊出来，喊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是你一个平时说话的一个声量，因为你那种女性的某种幽默的这种叙述表达可能观众未必能get到。我不知道，我这个观察对不对?第二个的话我自己做一个南方的一个女性。我口音还是有点问题就是不知道。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些北方的人他们口音一出来就是很好，笑对，吧，这个山东人一出来就好笑他们说什么都好笑。我一个南方人，我之前用一个就是因为我是接近上海那边的嘛，我就是用比较接近上海那种方法。就读了一篇稿子大家说你这个太做作了不好笑的。我心想哈哈，那个就他们就不知道南方人的口音是好笑的你知道吗。这个就很难受。我觉得南北差异，这个对我那我觉得南北有差异的话男女就是也是会有这样的差异的，但我也可能是一种借口可能就是不好笑然后我就觉得另外一个要克服的东西是一种表演欲，因为我天生是一个比较挨的人就是我讲幽默的方式是那种比较冷的，比较平的，那种方式去出然后我现在可能也是跟一些比较平的就是这样子表达一些演员去学。但是你知道，男生好多男生就是天生的表演家。他们可能从小在课堂上就在那边插科打浑，抢老师的话。他们已经很熟悉这种在众人情况下要表达自己的。男生太想表达自己了。我觉得我对于要在一群人面前要去炫耀自己，要去卖弄自己让大家笑我觉得我心理上是有一点点关口要去克服的。但我觉得男生没有他们一上场就我是这个天底下的王，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是不是女性要克服的一个东西，但是就是 anyway.就是我的一个观察。大家可以再补充一下。

Vickie：

没有人会说男生去台上表演是抛头露面，但是女孩子上台，人家就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想要注意力，你是不是想要人家多看你呢，女生话这么多就是身为女性本来就是觉得绝对是一个弱势那我也常常碰到说不管是在就是在中国， 在台湾，在美国，我都有碰过这样子的就。如果我开开男性的玩笑开得太用力了，我就会看到第一排的男性开始手就插起来然后。那个身体，语言就开始非常的僵硬，然后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他旁边有个女伴的话哎呀， 女生现在也不笑了。男朋友不笑， 他女生不敢笑了。我就碰到这种状况。我就是最伤心的。然后女孩子表演还有怎么穿衣服?男生上台表演就随便，一个帽T就上台了。女生要想说我要化妆，但我不能化得太妖艳。太妖艳的话，人家会分心然后觉得我不认真，我要穿好看的衣服，但是又不能太邋遢。男生可以穿得很邋遢。女生相对的你没有看过。我很少看女生上台不管在哪里。很少看女生上台就是一个帽T就搞定了。纽约偶尔会看到纽约，如果有那种真的底子很硬的演员就背个背包，一个帽T一点妆都没有画单独就上台然后把大家笑垮了然后就走人就那种。我觉得这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要把我自己最丑的一面带上台然后人家还笑然后还很看得起我，这是ultimate我的目标，但现在还没有达到。所以现在还是要画了眉毛才能上台哈哈，哈哈。

主持人Freya：

这个观察也是很有意思。那Blank你呢就是？

Blank：

刚刚我觉得我听那个Victoria的意见，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刚好今天那个Vickie是在台湾长大的，我是福建人。就是我在福建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有台湾腔，虽然在Vickie面上，哈哈哈哈。就是今天所有人我我应该能听出来Victoria是南方人，但对我来说不算有口音。我觉得就是Victoria你听听我讲话，会觉得我有南方口音吗？

Victoria：

反正我听不出来你是福建人?

主持人Freya：

Vickie你会觉得Blank是台湾口音吗?

Vickie：

那肯定也不是，那肯定也不是，我觉得。

Blank：

对吧，就是。但我确实觉得南北方的这个对立，我是挺同意的，就是因为北方人大家就是已经习惯了什么赵本山，刘老根，大舞台这种腔调，所以大家更容易产生一种就是他们这样说话更好笑，然后觉得我们普通话不标准这样的印象。这点我是觉得会有的，就算我讲英文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我有口音，但我说白了，我说英文的时候也不是大家眼中国外感觉的那种中国口音，更像是我的福建口音带到了我的英文里面。这个也会稍微有一点阻碍。但是我觉得男女生说话声音大小，这方面我是有点困惑的，因为大家不是都有麦克风吗就是。

Victoria：

对，但是你知道，同样的一个麦克风就是男生一讲，特别宏亮，整个场子就到最后那一排观众都能听。就是女生的话，你要试麦。但是你试麦的话，那个麦克风就是男生那个麦一定是好的。女生我们是要试过的，不然的话它有可能出来那个声音就很小。

Blank：

要练丹田了。

Victoria：

对，可能是我的问题。我要练一下。

Blank：

没有。这不是你的问题。我觉得是音响师的问题。应该是音响师他们应该要自由的调，就是跟一些不一样的人的对。是设备的问题。

。

主持人Freya：

是技术问题。回到这个话题，就是女性脱口秀演员会比男演员更不容易搞笑，更难赢得观众的笑声吗?

Blank：

这点，我说实话，就是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困扰。我甚至在国外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在国外应该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在讲英文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Racial quota，就是他们在定演出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会他们会有意的会增加少数民族和那个性少数群体还有女性的这种权重，然后我甚至可以说我觉得会有些得益于我的女性身份，在我和一个男性在同样程度好笑的情况下，我会更容易接受预定。说实话是这样的。

主持人Freya：

那在国内会很不一样吗?

Blank：

国内大家不太care这些吧，虽然现在国内大家也是有女权的风潮，在然后大家也会稍微注意一点。但我说实话，国内很神奇的是国内的女性从业人员的比例是相当高的。首先，你看，今天这个播客，四个人都是女性，就是在国外的话我可以说男性演员还是更加的作为主流，在国内讲中文脱口秀的女性从业者比例算是很高的，讲英文脱口秀的，那就是更有意思了，就是基本是女性为主流。

主持人Freya：

嗯，那其实因为之前也有看到一些文章或采访或者是接触一些女性脱口秀演员，在国内的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说从业者会很多，但是你要想幽默，想搞笑。其实很多女演员会有很多困惑，就是就比如说在台面上或者是大家都耳熟能详，大伙的都是会比较可以扮丑啊这种展现自己的，就是女性本身的美然后跟这个幽默好像是有点冲突的。就是你，如果幽默搞笑了然后你就不漂亮，不性感了是会有这样子的吗?你们觉得呢。

Victoria：

这应该要问谁?你知道吗上海有一个喜剧演员叫做Don Wong。他在微博上面还蛮红的。他就是我见过最漂亮，最好笑的喜剧演员。但是他的段子要写得那么好，才让人家不会就是看着他这么美然后就吓傻了，然后忘了要笑。这是我觉得可能是他独有的包袱。一般，我们喜剧演员通常没有那么漂亮。

主持人Freya：

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外表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搞笑的负担。是吗?

Vickie：

是的?不过我觉得女性比较辛苦的还是一方面是有这种就是比较性别刻板印象的包袱，那另外一方面呢，毕竟我刚才开个玩笑说就是女生上台是抛头露面，但是也是有一个安全上面的问题，比如说很多脱口秀场子都很晚。你晚上要回家可能在上海治安很好，没有太大问题。我在纽约有时候晚上回家我是会有这方面的顾虑。那这个对于可能刚开始想要做喜剧的女性来说，可能是一个门槛，那你还有像我比如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有碰过开放麦有一个男生开始跟踪我，然后在线上线下地骚扰我。那我就因为这样子超过一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表演这是男性不会碰到的状况呀。

主持人Freya：

那然后说到内容的话。比如说讲一些女性群体比较关注的主题，你们会在表演中会有意识地就是增加或者是讲这些女权主义，或者是女性群体比较关切的主题吗。首先，Victoria，你讲一讲你的就是参加女权开放麦，女权脱口秀具乐部的一个初衷，然后你的期待是什么样的?

Victoria：

我找女权脱口秀作为我的第一篇稿子的就是讲的地方，其实就是想要一个比较友好的环境，想要笑声大一点嘛，因为我知道大家对于可能没有那么好笑，大家也会笑得很大声。那可能对我也是一种鼓励那当时笑声确实是很大。然后我就飘了，然后去普通场就讲凉了然后就讲哎呀，脱口秀还是挺难的。哎。刚刚在女权脱口秀讲完，觉得自己可厉害了。哎呀，脱口秀吧就是太简单了。这件事情，结果普通场景讲就冷掉了。我觉得关于女性讲女性话题，这件事情我知道有很多的观众经常会抱怨，说你们女人怎么就讲来讲去就是这些东西，你们就没有其他话题去讲了吗。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每天面临的困境吗，那你说就讲我们最care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最care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是男性体会不到的东西，那我周围的女性脱口秀演员，基本上好像第一两篇稿子都会不一定是全部讲性别的，但一定会沾点性别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好。我自己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讲的时候我还蛮注意我的用词的。我想尽量在我这篇稿子里面不要用有任何在性别上不正确的东西。比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上篇稿子我想讲一个就是女佣房。因为女佣房这个词讲起来特别顺，我一直想把它改成佣人房，然后我背稿子的时候就老是讲过去女佣房女佣房。后来我太难受了，我就把这个词给去掉了，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女佣房这三个字出现在我的段子里。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要求吧，就是起码我在我的意识里面，不要出现这种男权主义的脏东西。

Vickie：

男生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都是题材。女生讲什么就突然是性别题材。

Victoria：

对的。

主持人Freya：

会把这个归类为女权主义。或者说你在讲性别的议题，男生讲，就会觉得是一个日常的议题，是这样吗?

Vickie：

是。我现在在纽约就是有参加这个 Women’s Comedy Collective.他们就是做女性的专场。我自己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也有办一个就是偶尔会办一个女性专场。那个场子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单口喜剧。这个东西是演员跟观众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这是一个虽然说是只有一个人站在台上讲话，但它其实是一个跟观众的对话。你不是单方面你自己觉得好笑，就好笑。观众一定要觉得好笑，但是观众要觉得好笑的话。他要懂你的点。你听到了一个你觉得很熟悉的或者你觉得很有感触的，你会会心一笑或是，当然理想状况是会心大笑，对吧，那女性我们会想要做这种女性的专场，就是因为偶尔女生也会想要有主场优势嘛，我就像我刚刚讲的，男生讲什么都是题材，因为大部分的观众主要都还是男性，那我们的社会文化也还是主要是男权为主那偶尔至少一个月一次吧，让我们女孩子有一个自己的场子，我们自己听自己的题材，我们会很有感触。那个时候就是场内的氛围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甚至听很多朋友，女生朋友，或者是性少数朋友来听了女生的场子会觉得说，喔，刚刚这场听完了，好疗愈。我怎么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

主持人Freya：

就是女性群体之间的这样一个连结，。

Vickie：

对，女性本来就是⋯⋯现在当然是希望一代比一代好。但是女性表达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革命吧?我们通常是还是社会，还是期待我们要温柔，要安静，要听话，要乖。那你要登上台抓个麦克风大声讲话。这一切都不是很传统女性的美德⋯⋯

主持人Freya：

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国内，这个确实女性的困境还有女权会不太一样，但是很多困境是类似的。

Vickie：

是的。我现在在纽约这些女性专场也是大家都是反应非常热烈，因为一般的专长还是不是，他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主持人Freya：

嗯，那Blank你呢就是你会在表演中会经常有意识的去讲一些女性群体，女性的比较关切的主题吗？

Blank：

我说句实话就是五年前。就是我刚在国内讲的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国内不太有人讲这样女权的话题。那个时候我讲了很多女性相关的内容。但近几年，因为国内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讲这样的内容以后，我其实就没有在讲相似的内容了。就是对我来说，我更多的像是讲别人不太讲的东西，作为一个单口演员，不是一个女性单口演员的身份来说，肯定是一个更少有人讲的话题对我来说，更加是我创作的源泉。而且，再加上这两年，我改用英文讲了之后国内的女性话题和国外的女性话题又是相当的两回事。所以我就这两年就并没有接触太多关于女性相关的。肯定是有女性的内容，但并不是我们刚才所讨论的那种国内的女权思潮相关的内容。我在英国这边有参加过一次英国这边的女权开放麦，他们在伦敦这边也有很有意思。 我只能说这种女性观众，女性开放麦的这种场所，首先我当然是非常的支持，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是能给更多女性上台的机会，然后能受到鼓励更多的表达自我，这肯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我很害怕的一点就我个人，有所顾虑的地方是我很怕这会成为一种女性之间的自嗨，就是嗯我⋯⋯

主持人Freya：

懂你的意思。

Victoria：

我认同。

Vickie：

我懂，我懂，我很害怕就是参加的观众大家，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很有。今天大家很有幸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庆祝我们女权的胜利。就是大家能够参加，就是大家都起码受过一些女权的教育或者大家我是非常有幸能够有已经被启蒙，但是更多的，更普遍的大部分的女性。我觉得她们应该还是处于一种很难接触到这样的形式中来。然后这种时候会不会一些更有启蒙性的，更加简单一些的单口喜剧会对她们的帮助更大呢，这是我有时候会顾虑的一些小小的问题。

Vickie：

我懂。我懂Blank的这个顾虑，因为就也就像Victoria刚才所说的，有一些段子你拿到女生专场去讲大家笑得很开心。但是你拿到一般主流的场，人家就笑不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会提醒可能从如果他起步的时候是从我们女生专场开始起步的演员。我会提醒他们说你要知道这个段子不一定到哪里都能用。你真的想要做好的单口喜剧演员，你要什么场你要都要能让他们笑，就是这还是你的技术还是要在的，这个还是要锻炼，你可以来我们这个场，是一个暖心，是一个疗愈。我们是偶尔可以让你放松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不能依赖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单口喜剧，是一个对话作为单口喜剧演员，你不能自视太高。你不能觉得说我觉得那个好笑观众没有笑。那是观众的问题。从来都不会是观众的问题。我们女生自己可以讨论说啊， 什么东西男生不愿意笑，那这是我们专业上面的挑战。

Blank：

但首先，肯定也不是所有参加这种开放麦的人，都是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当口喜剧演员。我们只是对自己有个特别要求，大家如果只是单纯的想要去借助这个场所或者平台，能够抒发自己的观点，那我觉得这真的是最完美的场所是。

Victoria：

其实我觉得两边我自己觉得女权脱口秀跟普通场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场子，就是女权脱口秀，就是一个表达观点的地方。她是观点肯定是第一位的，普通的场子才是我去练技术，去练真正怎么样讲一个笑话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两边对我来说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也不会说去真的去比较他们。反正我两个场我都会去。但是如果在女权那里笑声特别大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就我好笑，我就觉得是我的观点赢得了大家的共鸣这样子。

主持人Freya：

嗯，那我们最后再聊一聊，就是你们个人在喜剧上的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样子的呢?以及你们怎么看待华语脱口秀的一个未来? Victoria，你先说，虽然你说你刚刚也有想法用英文去讲，尝试用英文讲，嗯，那你觉得就是未来的重心是什么样子呢?或者说，用中文讲脱口秀，讲中国或者是中国人关切的事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吗?

Victoria：

我自己现在，当然我现在才讲了三场开放麦，我觉得讲我未来的计划也很好笑，但是呢，大概的想法也是说，我觉得中文我感觉我还是没办法放弃。因为我对于中国的处境我有太多想表达的东西了，英文的场景底下可能表达的主题也会有点差异吧。所以，因为我想聊的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以及华人发生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中文这个东西我就没办法割舍这件事情。但是英文的话，我肯定是想去试的，因为英文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练习技术，或者说有更多的听众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估计两个可能都会想去试一下。然后，对于中文脱口秀的未来，其实我还蛮乐观的，虽然我知道刚才Blank说她很悲观，但是我是蛮乐观的。我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面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作品叫做笑吧皮奥罗维奇。他就是讲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就是在德国一个纳粹占领地是禁止搞笑的。最后他们通过搞笑的方式去拖住了长官救了他们的朋友，虽然他们最后自己被打死了对，然后这个节目我就看一次，哭一次。看一次，哭一次。我就觉得那个编剧就懂我们，但我不想给他泼脏水。觉得他是反贼什么的，但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写这个剧本。但我的解读就是幽默是真正的武器。华人都过得这么苦了对，可能在中国也有他的困境来了。美国也有他的困境他们肯定是需要出口的。我觉得那个笑声是压不住的。我觉得脱口秀在中国也就短短的，不过十多年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实在实在，中共不能讲脱口秀的话。我们就把火苗带到海外保存吧。

Vickie：

来台湾，来台湾。

主持人Freya：

那blank。

blank：

我中文喜剧也不太想割舍，但我的计划是我说一句不怕冒犯的是。我是觉得中国的观众是一个相当有一点势利的群体，我是更希望自己在英文的上面做出一些成绩之后，然后我再回头再重新再去做中文的喜剧，然后中文喜剧呢我觉得还是一样的话。我觉得中文喜剧没有未来。我是希望两边都能讲吧，就是我用英文喜剧是想要成为一个就是我也知道，吉米欧阳这样的华裔喜剧演员，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来自中国的中国喜剧演员，在世界上能够抒发他的声音，就出来之后很多人也会对我们就像是呃Vickie之前说的，就是有很多人都会关心哎，你的中国讲单口喜剧，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会好奇。然后我也是想成为一个能够连接的窗口吧，能够给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对于国内中文，毕竟是我的母语，也是我表达最舒服的语言。我当然有一天更希望能够用我的母语说在中国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我觉得没有未来。我并不是觉得喜剧演员没有未来，我觉得喜剧演员他们真的是特别厉害的群体。我是对喜剧演员等于是在中间的那一层，我对政府和对人民没有信心。

主持人Freya：

嗯，了解。那Vickie你呢，你的个人计划。

Vickie：

我必须要说，我觉得Victoria跟Blank都讲得非常好就是讲得。我有一点感动，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喜剧我是有信心的，因为我自己在上海的时候我看过政府的打压就是是一波一波的，它是会有起伏的。所以我觉得，像Victoria讲的这路还很长，毕竟脱口秀在中国才刚起步。路还非常长。我是有希望的那我自己的发展的话。我已经38岁了。我已经对自己接受的一点是我现在英文讲得比中文好。这有一点丢脸，但是我这么多年来的英文段子的锻炼我的英文表达能力是真的比中文好。那我自己的定位是我希望继续帮台湾打广告。我希望继续能也帮我就是在中国的朋友发声，有时候什么访问的这些情况，我可能就是还在中国还有家人，或者是中国人的朋友可能很多话不能讲，那我希望在不冒犯的情况下，我是希望能多帮中国人出口气，然后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华人不管是在中国国内，在台湾或是在海外都能继续做单口喜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而且很自由，自主的一种表达的艺术那我希望看到更多年轻人往这个方面发展。我自己身在 现在运气那么好能来到纽约。这算是单口喜剧的首都。我还是要找一个全职的工作。房租还是要缴，但是在有时间的情况下我是希望我可以把我的单口喜剧推到极致。那这个极致是会在哪里我就还不知道，但是我会尽力。

主持人Freya：

你讲的也是很感动。然后，Blank，你刚刚有发出笑声。

Blank：

确实要找个全职工作。房租好贵啊。

Vickie：

是的，单口喜剧?我们刚才都没有聊到这件事情

主持人Freya：

对，这个也是想补充的，就是专门做喜剧可以糊口吗?

Vickie：

没有钱啊。不行，不行，不行。

Blank：

我可以。

主持人Freya：

那你很厉害。

Vickie、Victoria：

厉害厉害。

Blank：

但我也想要一个全职的工作。流出了心酸的泪。

主持人Freya：

那今天聊得很愉快，然后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你们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角度，都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也祝愿三位在向着自己心中喜剧理想的路上能够非常的顺利，然后也能够同时在物质上也能够越来越丰裕。那就感谢三位今天的播客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2022年10月13日，抗议者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上挂出横幅，要求习近平下台，随后他被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尽管四通桥抗议在中国互联网上受到严厉审查，但仍有网民以“孤勇者”“勇敢的人”“桥”“我看见了”等暗语向彭立发致敬。四通桥抗议在海内外引发声援，并在白纸运动中得到回响。本文作者米米亚娜记录了海外青年行动者如何克服恐惧声援彭立发，并强化自由派华人社群的连结。文章首发于2022年11月3日。

在北京四通桥抗议引发了海外大规模的声援浪潮后，我们也加入了校园贴标语海报的活动。我托一个坐办公室的朋友打印了三十多张海报，备好了胶带和剪刀，第二天下班就和另外一个在曼尼托巴大学读书的朋友去了她的学校。

我们辗转于校园的各个学科大楼、步行通道、公交车站和学生中心，寻找合适的位置。朋友显得非常紧张，她说她特意穿得低调，戴着帽子和口罩，选了个黑色长款羽绒服把自己全身裹住，又数次自语：“反而更显眼了。”

她左顾右盼，心神不宁，低声细语，生怕被路过的人发现。当我们在一间正在上课的教室门口的布告栏上贴海报的时候，她催促我快走，因为教室里正对我们的位置坐着一个东亚人长相的学生，她担心那人是中国人，已经“目击”到我们。当我提议要去中国学生最多的商学院贴海报的时候，她有些抗拒，直言中国人让她很害怕。

在转场的路上我问她是在恐惧什么。她的答案并不让人意外——怕和中国“爱国”学生起冲突，怕被ta们曝光和举报，怕影响到身在国内的父母和亲朋。

关于极权无远弗届的威胁和监视，我早已深有体会。它时不时就跳出来，提醒你无法脱离它的掌控。就在今年夏天，我还因为某个自己可能被“盯上”的消息而陷入了一整天的恐慌，又因为出现这种恐慌情绪而更加感到挫败。就像是突然被拉回了2019年香港运动期间，我在国内遭遇国安骚扰后那种失魂落魄的状态里，什么都没改变。我实在不明白，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我已经身在万里之外的另一个自由的国度，为什么这种恐惧还是没有放过我？为什么它仍然可以穿越时空，一下子便捕获我的心神？

我明白这种恐惧是被夸大的。极权依靠人们内化的、自发的、膨胀无度的恐惧感实施控制。而被阉割、被去权、被孤立、时刻保持自我审查，就是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出厂设置。我的朋友还很年轻，刚刚大学毕业后从国内出来，之前从未参加过类似的行动，只是有在朋友圈关注女权等议题。当我问她要不要一起去贴海报时，她立刻就答应下来。“太棒了！”她说。

我告诉了她一个管理恐惧的方法：“一般我会看着那些比我更勇敢、冲在更前面的人，ta们的遭遇有助于让我评估自己的风险。你可以看着我，如果我没出什么问题，你就暂时不用担心。”

这个方法听上去有点缺德，似乎我们是借着他人的牺牲来给自己划定安全的红线；其实这种“红线”本就是子虚乌有的妄想，我们对“幸存”的庆幸里包含了太多的侥幸心态。而且，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规避风险上，就会不断规训自己做事的尺度，也限制了行动的空间。

可是，作为一个在母国从未以公民的方式参与过政治的新手，刚开始在自由社会里行动，就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跳进海里，需要套个游泳圈来获得一些信心和掌控力。为更多后来人降低政治参与的门槛，也是我的责任。毕竟当年我也是靠观察那些女权行动先驱而成长起来的。她们的实践使得我有路可循，与她们的差距常常鞭策我做得更多。更重要的是，她们在被一次次打压后坚持行动的韧性，照亮了我无形的恐惧。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形成了联结，拓展了彼此能力的边界，并被一种道德义务绑定在一起。

纽约抗议者在华盛顿广场张贴的标语。（作者提供）

发生在国内的“厕所革命”。（图：文宣中国）

公民日报（文宣中国）发起的声援四通桥抗议的海报运动。（图：文宣中国）

志愿者们制作的抗议海报。（图：文宣中国）

恐惧的感受如此普遍

“我看见了”——微博上的用户曾激动地流传着这句暗语。当我们看见了四通桥上一个普通人孤注一掷、以身殉道的决绝反抗时，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羞耻心，以及这个民族在历史加速的关口引颈待戮的耻辱。倘若终究没有这样一个人出现，我们何堪于面对如此耻辱？

在今天万马齐喑的中国，他的发声堪称振聋发聩，传递给我们的不只是爆发的情绪、行动的勇气、自我牺牲的觉悟、对反抗高度的想象，还有基于理智的精心计划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绝无仅有的可能性，一种突破现实的超现实。

谢谢他救赎过所有人的精神，让我们不至于就此沉沦。

“一个人的勇敢不应该没有回声。”活跃在Instagram上的反抗账号“公民日报”（CitizensdailyCN）在事发后立即呼吁，击中了人们的这种羞耻心。ta们带头发起了全球范围内的贴标语活动，倡议所有海外华人和留学生将四通桥的标语和声援口号用所在国的语言和中文一起打印出来，张贴在学校和街头。

公民日报能够接力并扩大行动并不意外。这个最初在telegram名叫“文宣中国”的社群成立于李文亮医生逝世之后，基于为李文亮呼吁而聚集起来的一群泛自由派年轻人，逐渐发展壮大。ta们借鉴香港抗争者的“文宣”方式，持续面向简中青年进行公民教育，宣传民主、自由、进步的理念，也一直紧跟时事并组织公共讨论。在近三年之后的10月12日李文亮生日这一天，ta们终于又迎来一次不辱使命的时刻。

这次的动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千张海报席卷了全球三百多所高校，吸引了众多主流海外媒体的关注。借由这次行动的影响力，公民日报大大扩充了自己的社群，在线上建立起基于伦敦、纽约、多伦多、南加州、澳大利亚的telegram群组——“My Duty线上民主墙”，聚集起了当地关心母国命运，反对独裁、支持民主化的华人。

“所有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安全、民主和自由的网络空间。我们虽然没有站在同一个校园或同一个街道，并不知晓彼此真实身份，但这不妨碍我们充分交换信息，向彼此提供支持，打破原子化，重新联结起来。”——公民日报在介绍“My Duty线上民主墙”时写到。

公民日报并不是唯一在为这种“联结”而努力的青年团体。这些年，与中国扩张的民族主义和蔓延到西方校园的“爱国”留学生群体相对的是，海外很多泛自由倾向的年轻人也得以在一次次国内外的公共事件中被政治化，并走到了一起。仅仅是我参与到的，以纽约为核心的北美中国女权社群早已耕耘多年，她们在中国米兔运动和很多女权公共事件中均有贡献。疫情期间，我的朋友主导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与行动者社群，以回应海外中国青年政治参与的困境和机遇，培养新生的社运力量。在这次的贴标语活动中，ta们也很快做出了响应。

在大家一起复盘这次活动的经验时候，我们发现对于“恐惧”的感受是如此普遍和类似。在远离加州、纽约的进步氛围的城市，一些学生在自己的校园里感到孤立无援，惧怕传言中和中国大使馆有利益关系的CSSA（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势力。但即便“爱国”学生并不是成组织的，一个庞大而充满攻击性的国家机器仍然是其“背后灵”。

在荷兰瓦格宁根大学，一个名叫朱子豪的留学生十分有代表性。他高调录制手撕抗议海报的视频，宣称自己已向校方举报，而校方也积极介入调查，并移除所有“非法海报”。他甚至谎称，校领导认为此举严重违背“瓦大和荷兰政府价值观”，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重处分”。这些直接从中国语境里照搬到西方校园的恐吓话术纵然荒谬，至少说明一些“小粉红”们完全自知且积极地充当着极权的爪牙。

与这些“爱国”学生大张旗鼓的气焰相比，想表达异议的学生们只能尽量保持低调和匿名，即便听见路过者对于海报的讨论，也难以上前对话，因此失去和周围人坦诚交流、普及理念、建立共情的机会。严格匿名的需求还会局限这些进步社群的发展，线上的自由讨论难以转化成线下的共同行动，而线下的活动也难以借由公开宣传形成破圈的影响力。

跨国的公共参与者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我们担心自己的反抗话语被西方保守派用来鼓动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排斥；也担心进步派们因为忌惮种族歧视和恐华症的帽子而轻视极权对我们的压迫。我们担心香港和台湾等中文社群难以理解我们受到的审查，简单将我们的恐惧与懦弱、保守画上等号；也担心在将自己进一步“敏感化”的涉足政治的过程中，会和周围的亲朋好友疏远、撕裂，留下无解的创伤。

可是，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凭什么预设这条路不会举步维艰呢？比起身在国内的泛自由主义者和沉默的大多数，我们掌握的自由和能动性已是极大的特权。甚至纵观中国社会，无论从民族、阶级还是成长时代来说，我们都充满了既得利益者的“原罪”，在更弱势更边缘的群体承受着不反抗或反抗的代价的时候，我们早已无地自容。

我们的恐惧和愧疚都是真实的，但是，如何把恐惧和愧疚向外导向对他人的共情和行动的动力，而非向内导向自轻自贱、自我放逐、回避和犬儒的心态，是我们每个人的功课。摆脱极权的驯服和毒化，本来就是一条自我救赎的道路。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

海外如火如荼的贴标语活动，在国内变成更加隐秘的“厕所革命”，抗议的标语被写在一间间没有监控的公共厕所里。随着二十大的召开，当局更是极力防范四通桥事件的影响。且不论因传播、谈论此事而大量炸号的“惯例”，我的微信联系人里就有两个人被警察“喝茶”。其中一人因参加了四通桥事件的telegram群组的讨论被查出身份，四个警察从天而降，当着其父母的面带走他，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审问。他的手机被翻阅，参与的所有“反贼”群组被记录，境外软件被删空，还写了保证书才得以回家。警察明确询问他对四通桥标语的疑似发起人彭立发的看法：“你觉得他做得对吗？”他只能回答：“不对。”另外一个人在被警察骚扰之后过于恐慌，无法回答我的询问，只是一遍遍重申“我爱党爱国爱人民”、“不会再发任何不合适的文字。”

长期以来，民众就是在这样细枝末节、无孔不入的审查和管控下生存的，连自己的话语和意志都被暴力殖民，这是何种无法言喻的疯狂和荒谬？

也许正是看清了现实的残酷，一些评论对四通桥抗议“泼冷水”，对它在国内能够产生的作用持悲观和绝望的态度。网友歌嶋政治人和鹿马的文章都认为，症结在于中国没有公民社会。在当局长年累月的打击和分化下，中国的公民社会已成一盘散沙，个体被原子化，无法集结成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只能出现这些分散的、零星的抗争。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这样的个人抗争得不到更多人的响应和支持。四通桥勇士注定只能是一个“孤勇者”。

“这种孤立感是令个体感到绝望和看不到出口的根本原因。他们对同胞此起彼伏抗争也变得不冷不热，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反而有点麻木不仁。”（——《四通橋的呐喊 | 反常的不是反抗，而是我們自己》）

我们当然要谨慎，是否将自己对现状的焦虑和绝望化为了对革命的浪漫想象；借由浓墨重彩地“渲染”一个英雄和一次行动召唤革命，却简化了人们对于现实的复杂性与社会变革的难度的理解。但是，现实固然是一个看不到出口的死循环，四通桥抗议却搅动了这一潭死水，打开了一点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这种“希望”并不基于自以为可以改变这一切——我想彭立发也不会天真到认为他的“罢工罢课罢免习近平”方案真的会实现，但他依然抱着必死之心去做了。他就是要用牺牲自己的极端方式去唤醒民众。

所以，重点不是为什么他落到了独自反抗的地步，而这一盘散沙的社会无法接住他；重点是这已经一盘散沙的社会和积弱成疾的民众，是否可能因它的拼死突围而觉醒、振奋和挣扎起来，从而给自己被绑定的命运造出更多变数。

“希望”正是来自于看到了反抗本身——若绝望来源于我们无法看见彼此。借用张洁平的一句话：“一切统治术都建基于此，动摇一切的种子，同样深埋于此。”

他已倾其所有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停止视而不见。

在国内，四通桥抗议也许会和之前的许多公共事件一样被深埋，被藏进人们记忆深处，像一颗种子在漫长的黑暗里等待复苏的那天。但是在海外，年轻一代的政治觉醒和广泛的社群联结，接住并发扬了我从彭立发身上看到的小小希望。这些年轻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成果，ta们免于物质匮乏，见过多元世界，懂得共情弱者，不舍爱与自由，对社会正义充满热情。这份清新的希望，就像窒息已久的人吸到的第一口空气。

记得在丰县铁链女事件之后的一次对话中，我和女权活动家吕频说，最近两年我一直有种大势已去的感觉。铁链女之后，更让我觉得自己作为理性的公共参与者，能做的不多了。其实公民社会建设、制度建设、和平推动政治转型的窗口期早已过去，国内自由派的社群被打垮，思想也已式微，女权运动延续到现在已属不易。我相信以启蒙为基础的改革是对人最友好的途径，但当权力无恶不作，共情普通人的苦难积聚成了压倒一切的紧迫感，甚至让我觉得自己的理性不再正当。我有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吕频说，她早已有运动会失败的心理准备。现在就看惨烈的个体悲剧是否还能唤醒民众。她还说，安顿好自己的生活，维系住我们的社群，是我们能够做的，也是可持续抗争的基础。

我想今天我看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们仍然没有放弃对公民社会的想象，哪怕只能先寄望于留存在海外的火种。

恐惧一旦被跨越，就会转化为自我赋能

我和朋友的贴海报行动从黄昏持续到夜晚。离开的路上，我们发现了路边一个空白的布告栏，便决定在上面满满贴上一排标语。

也许是之前的顺利，她此时已经比较放松了。我们有条不紊地贴着，没注意到什么时候已经有人站在身后默默地观望。

那人看了一会，终于忍不住上来搭讪，说自己是伊朗学生，最近也在组织伊朗人的抗议活动。他说：“我们跟你们的处境相似，我们应该互相联结。”

和他道别后，朋友说发现有人站在后面看的时候“吓死了。”

后来，这位伊朗学生邀请我们参加周末在市中心的伊朗人抗议集会，我特意做了几款海报，将中国和伊朗的抗争内容并置在一起，强调在反抗极权道路上跨国跨种族的团结。

当天朋友又叫了她的朋友来，于是在集会现场，我又认识了另外三个有共同价值观的中国学生。我们跟着伊朗人的大部队游行、喊口号，还一度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过程中很多伊朗人来对我们表示感谢。当伊朗学生上台发言的时，特意提到了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并感谢了“中国朋友”的支持。

海外青年声援伊朗抗议活动。（作者提供）

这是我第一次在温尼伯这个被我称为“流放之地”的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社群”——这些已经政治觉醒并且有意愿参与政治的年轻人，就算只有五个，我也感到不再孤独了。他们都刚从国内“润”出来不久，大家确认过眼神后，就像找到组织的地下党一样熟络起来。

更令人欣慰的是，一起去贴海报时表现很恐惧的朋友变得非常积极，她不但用纸板帮我做了标语牌，主动和伊朗学生联络和保持沟通，并且把我们参加集会的照片、海报投稿到了公民日报。

果然，在公共参与的实践里，这种恐惧一旦被跨越，被克服，就会转化为自我赋能。

想到了社群里的朋友说的：“勇气是在实践中获得的，信任也是在联结和共同行动中生长出来的。 ”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特朗普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文发表于2025年3月5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一个人能在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所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
——加缪小说《鼠疫》

1 当年的志愿者：“武汉哪里还有什么新冠疫情的痕迹？”

“当年做抗疫志愿者的时候，这还是个新车，只开了50公里。现在已经有40万公里了！还有两年就要报废了。”潘欣转着他的方向盘说。这是2025年2月的一天，他的车正穿行在武汉的街巷上。

潘欣手机上存档的疫情期间“防控车辆专用通行证”。（祖唯纳摄）

他总有点不相信，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那一天，至今过去已经五年了。那时候，人心惶惶，他刚入行做网约车司机才两个星期。此前他刚从一家倒闭的外企出来，刚30岁，充满了工作激情，总想做点什么。封城了，在家里待着也是无聊，正好领导问他要不要去志愿者，他没有犹豫就报了名。

潘欣是他所在团队的300多个志愿者之一。在全城人心惶惶的日子里，接送了许多前往医院的孕妇、病人以及往返养老院的老人。“刚开始根本不知道怕，到怕的时候已经回不去了。”回顾起来，他说。

潘欣户籍所在地是江汉区，做志愿者在是东湖高新区，因为不能跨区，他整整半年没回家，前两个月就睡在车里，后来才被安排了地方住。

“前两个月是太苦了，吃了两个月泡面。” 记忆中，到现在还是那同一个味道的“红烧牛肉味杯面”。每天，在社区站点的白色工作台上吃方便面，口罩直接拉到下巴处，头上有志愿者字样的红色鸭舌帽也不取下来。刚开始还能接受，可吃到半个月就受不了了，“就算山珍海味天天吃也会腻啊。”他说。但那时物资紧缺，外面援助还没进来，能吃的食物只有泡面加火腿肠，没办法，只能熬着。

其实如果不是被问起，潘欣很少和别人主动说起疫情那几年的事情。

武汉哪里还有什么新冠疫情的痕迹？他想不到，顶多想到雷神山和火神山两座医院——这是市政府为接纳疫情期间的病患建设的临时医院，两家医院，据说用了4万人，各用了10天时间就建成了，当时被官方媒体称为“奇迹”，但现在基本处于关闭状态。“两座医院现在都停了！”他说。语气中带着惋惜。

他的武汉普通话尾音拖长，语调上扬着重复：“新冠疫情都过了好多年了！人们都已经遗忘了。”

但他忘不了。疫情结束了，那些生命里的痕迹还以实体的形式存在着，不经意，就会和他撞个满怀。

他开的比亚迪T3车头上放着一枚“抗疫英雄”的徽章，这算是政府对他当时做志愿者的表彰。武汉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当年给他的车发的“中心城区专用通行证”的牌子，他也一直保管着，放在车上天天日晒，已经有些褪色了。上面有“2020.04”的字样。当年的4月8日，是武汉解除封城的日子。

潘欣后来得到的“抗疫英雄”徽章。（祖唯纳摄）

潘欣自己并不常玩抖音。但疫情那会儿，除了做志愿者接送人，也没别的事情，他就拍下一些穿着防护服、参加培训工作的视频，放在自己的抖音帐号上。这些视频，到现在都还在。他偶尔会打开，帮他回忆起那段时光。他也记得，自己当初做志愿者，并不知道有无补贴。好在疫情结束后，政府补贴了每天六百元。

和潘欣不一样，今年45岁的段师傅沒拿到徽章和补贴，他就做了一个星期的志愿者，帮医生送帽子、衣物等，后来太害怕就没做了。他说，后来全国许多城市都封城，但肯定都没有武汉当时恐怖，他所在的小区里当时有老人死了，尸体停在家十天都没有救护车来。“殡仪馆人都满了。”

段师傅说，现在他对疫情已经没有记忆了，“就当一个经历吧，没有什么特别的。”但真回忆起来，还是有恐惧。“怎么说呢？反正没到我头上吧。”

2 “我会把抖音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结合起来看。”

华南海鲜市场所在的新华路大道上，路两旁屹立着不少梧桐树，曾经的市场被淡蓝色的围墙挡得严严实实，上面写着“华南市场整体搬迁到黄陂区汉口北大道”的字样。还有一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语和广告。从疫情结束后到现在，这沉默的围墙，是武汉少有的关于新冠疫情曾经爆发过的痕迹。

旧华南海鲜市场蓝色铁皮栏上的广告牌。（祖唯纳摄）

“那个市场就放在那，没拆也没用。”潘欣说。至今，他和段师傅都不相信疫情和华南海鲜市场有任何实质关联。段师傅说“华南海鲜市场吃蝙蝠是扯淡。”潘欣也说，武汉人并不怎么吃野味，怎么可能从蝙蝠传到人身上？“这只是政府为了安抚人心的说法。”

至今新冠疫情的起源仍未有定论，华南海鲜市场一度被中国官方解释为疫情爆发的源头。

2020年1月政府关闭了华南海鲜市场，有些摊户被迁到了郊区。如今的市场周围，还有不少眼镜店和小卖铺，但是四五百米内，都很难找到一家开张的餐厅。

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沙县小吃和热干面店都关着门。（祖唯纳摄）

2025年2月，春节过后不久。一位年长的男士牵着一个小孩的手经过这里，他解释说，旁边这些商铺封起来跟华南海鲜市场无关，是要重新装修的，3月就会开张。

他说自己就住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起初疫情爆发时，他没有感染。2022年，感染了“奥密克戎”，但“两三天就好了”。说到疫情的来源，他也不相信疫情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

2020年3月，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的发言，曾暗示是参加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将病毒带过来这一说法。疫情爆发五年后，这位先生和我随即交谈的七八位武汉市民一样，都和政府的看法一致。

政府的宣传显然影响到了普通人的判断。段师傅也是他们中的一位。“你听过一个词叫做‘信息茧房’吗？你刷的东西如果是美食、旅游，给你推送的就主要是美食、旅游，我喜欢看军事、政治方面。”他对我说。他承认中国有舆论控制，但自认为现在的中国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很多，“我会把抖音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结合起来看。”

3 消失的一款咖啡，名字叫“吹哨者”，以及“哦，那个死去的医生”

武汉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是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九省通衢，同时也是中国铁路网、公路网和华中地区航空的主要枢纽。

2025年的1月23日成了武汉人难忘的日子。五年前这天，武汉宣布封城，在佛山做钢材生意的喻先生当时正在从广东赶回武汉老家过春节，他在路口被拦住做选择：要么现在掉头，要么就走不了，等解封。他选择了回武汉的家，“肯定是要回家过年嘛。”5年后的这个2月，采访中，他对我说。

在武汉，至今“76”都是一个特别的数字。从2020年1月23日封城，到4月8日解封，武汉人整整经历了76天被封锁在家中，几乎完全失去自由的生活。

尽管作为武汉人经历了那样艰难的时刻。但对很多人来说，如今在这座城市，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体现出那一段时间武汉人承受的这一切——没有纪念碑、没有展览馆。对他们的痛苦，没有真正的纪念。

第一批接受病患的金银潭医院。这是医院汉江北路的健康管理门诊部。（祖唯纳摄）

但总是有一些地方，提醒着人们疫情曾经席卷过这个城市。

疫情爆发后第一批接受病患的金银潭医院就是其中一个地标。这家医院是著名的传染病专科医院，2024年4月，医院宣布正式将感染性疾病区和日常综合医疗服务分区，这象征着它向综合型医院的转变。

医院的健康门诊部位于江汉北路。坐落在社区里，显得静谧，不见了当年的紧张和忙碌气氛。中午十二点多，对面的卤肉大饼店排起了长龙。

同济医院也是首批接诊大量患者的医院，疫情期间特别收治了许多危重症患者。医院的汉口主院区坐落在硚口区解放大道，这条贯穿城市南北的主干道如今车流如织。医院正门旁位于医院一层的急诊部，暮色中，红色标识格外醒目。

钱师傅说，他唯一能想起的、在公开场合能看到的关于疫情的纪念，在同济医院附近的天桥上。那里标记了当年各地不同省市驰援武汉疫情的医护人员人数。

不过他记成了栏杆上有具体的外省医院医护人员的名字，而实际上只有一个个统计数字。凑近看，其中“西藏医疗队”是“3人”。

同济医院附近天桥上的各地医疗队“驰援武汉”人数标记，是武汉为数不多的对那场疫情的公共纪念。（祖唯纳摄）

李文亮医生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一度是医护感染最严重的医院之一。

医院位于南京路，对面是历史文化街区咸安坊，红砖外墙，里弄布局。现在除了一些连锁的餐厅店，这里还有许多特色的小资店铺。关于疫情的记忆，偶尔也会在这里跳出来。

“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曾经工作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外观。（祖唯纳摄）

医院附近有一家结合了咖啡和复古胶片的小酒馆，开业一年，但老板说已经算是“开了蛮长时间了”。还有一间结合了中古首饰和设计师服饰的咖啡厅，去年十月份开业，店员小杨说“这边咖啡厅更换得太快了。”

2021年时，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餐牌上，曾有一款咖啡名为“吹哨者咖啡——100%有争议”，还有媒体报道过。如今，这家咖啡馆已不复存在。在一家装置显得先锋的酒馆里，有许多女性主义的布展，很多顾客留下书和推荐语，书柜上有很多探讨关于死亡的留言、还有本关于眼科学的书，但没有任何痕迹有关李文亮医生。似乎人们心照不宣，没有人会公开提到李医生。

武汉中心医院附近一家小酒馆里的“女性主义”主题展览。（祖唯纳摄）

当时在武汉中心医院做眼科医生的李文亮，后来被称为新冠疫情的吹哨者，因在疫情初期率先在校友群“预警”注意防范病毒，被当局训诫，并说成是“造谣者”。2020年2月7日凌晨，武汉市中心医院宣布年仅34岁的李文亮去世，在互联网上引发了极大的社会震动。

在武汉循礼门地铁站F出口，距离李文亮工作的医院骑行八分钟左右的地方，是一个大型商场，和中国其他城市有着类似的奶茶店、美食打卡地标、美容院。商场对面一家换手机膜的街头小店的老板，边用酒精棉擦拭着手机边说：“李文亮是谁啊？我不认识啊！”

没听说过李文亮的贴膜店老板。（祖唯纳摄）

再一问，原来他不是武汉人，三年前才从湖南来武汉工作。武汉本地人大多听说过李文亮，如今再提起这个名字，有人会说道：“哦，那个死去的医生。”

在李文亮曾工作的医院，专家墙上不见这位已逝医生的名字。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回答起关于他的问题也相当谨慎：“他以前在这工作，但我们不认识他，不是很清楚。”医院门口报刊亭的老板娘说，“人死都死了，疫情都结束了，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东西不能瞎说的。你自己上网了解下。”

2025年2月，有病患走过武汉市中心医院里的“专家墙”。（祖唯纳摄）

互联网上，令国人自豪、可与chatGPT媲美的人工智能DeepSeek回答不上“李文亮是谁？”这个问题。一行字显示：“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不过在有些地方，李文亮从未被忘记。新浪微博上，他当年最后一条公开的内容，永远停留在2020年2月1日：“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这条微博下面的评论在那天之后，每一天都在更新，已经超过一百万条。2025年情人节这天，有人在评论区跟他“絮叨”：“元宵节和情人节分手了，知道分的对，但是这事谁会开心呢对吧。要去考科目三了，希望能一次过。” 还有人这样表达想念：“老李，北京的花快开了。”

武汉没有纪念他的痕迹，但还是有无数的中国人在纪念他。

4 “商铺一条一条街地关”，以及突然火起来的旅游业

疫情给武汉留下了什么？钱师傅觉得，武汉遭受的最大影响是，经济变得萧条，“那些商铺整片整片地关，一条一条街地关。”他觉得全国经济这几年都不好，但武汉更明显。

封城在家时，他还没做网约车司机。他本来经营着一家开了十年的儿童摄影店，疫情期间，门可罗雀，生意做不下去，只能关门。店铺倒闭后，他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还是入了网约车这一行。疫情后他收入严重降低，网约车平台抽成后，收入并不高。他说，如果是武汉的普通上班族，每个月收入就在四五千元，可武汉的消费水平一点儿也不算低。

2025年2月的武汉，人们在路边吃早餐。（祖唯纳摄）

在商场做招商工作的蒋婷，同样感受到疫情让这座城市在经济上受创。她觉得，当年刚解封时，人们还报复性消费了一阵，但很快就迎来“消费降级”。餐饮业所受影响相对较小，但许多品牌服装业明显式微。在给商场做店铺招商时，她听到许多租户说，营业额都变差了。她的父母多年前从浙江温州来武汉做服装生意，疫情期间也结业回了老家。

互联网上，也有很多人讲述自己的生活如何被疫情影响。曾经写“武汉日记”的“蜘蛛猴面包”曾经在微博上发问：关于疫情的第五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有一个叫谜迦的网友，留言说，她现在只有疫情前四分之一的收入，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但和许多武汉人一样，她心态依然积极：“感激熬过了疫情的病毒，而人总是要继续奋斗的，希望在明天。”

在经济低迷中，武汉的旅游业却得到意外的发展。2020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旅游需求趋势调研报告》显示，武汉成了游客最想去的城市，超过了曾位列第一的北京。

疫情过后，当地政府顺势倾斜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2025年，长江网一篇文章提到，要把武汉黄陂区打造成为武汉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先行区”。我采访的喻先生说，他在疫情结束后，因为要照顾孩子读书，从广东搬回了武汉生活。他记得，疫情刚结束后的十一长假，武汉长江大桥和黄鹤楼上的人山人海，“我都震惊了”，前年春节时，许多外地游客来武汉过年，他还记得那一年鹅毛大雪，密密麻麻的人，挤在长江两岸放烟花，“感觉武汉名气越来越大。”

武汉著名景点“黄鹤楼”外。（祖唯纳摄）

5 公务员考试培训中，不能被提及的“疫情”两个字，以及那些被回避的创痛

尽管官方刻意营造“英雄城市”的叙事，以及旅游业出乎意料地发展，让城市多了一些热闹。但真正生活在这里的武汉人，在“封城”过去五年之后，创痛依然存在。他们很少主动提起疫情，也刻意回避创伤记忆，“好像有了PTSD，对生活有极度的不安全感”，在无能为力中也丧失了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热情，“更讨厌和柴米油盐离得很远的宏大叙事了。”一位受访者告诉我。

“疫情”也是官方要淡化的词。在广东准备公务员考试的宗阳，在参加公务员面试培训时被告知，一定不要在回答中用“疫情”这个词。培训班老师说，提了会扣分，只能用“那几年”来替代。2024年春节联欢晚会，武汉市成为分会场之一，不过主持人并未提到这座中部最大的城市曾和疫情有任何关联。

也有人选择不忘记。五年前，武汉解封前两天，生活在这里的胡琪琛告诉我，她感到人们太健忘。随着解封而来的是，“没有追责，好像什么都好了一样”。她认为，一切肯定都会过去，但疫情这两个月期间的种种悲剧在她心里过不去。她说，“我会一直记得这种感受。”

五年后我再次联系到她。她说，疫情期间那些记忆仍很深刻：仓促的封城、挤兑的医疗资源、停摆的交通、看不上病的病人、发“牺牲一座城拯救一个国”从而有分歧的朋友……她依然为作为一个公民竟可以被关在家里两个月感到愤怒，也不认同要为集体牺牲个人，“因为你没有被抛弃，你还有得活，但是很多人真的没得活。”

事实上，武汉解封第二天，她就去了香港。她说，疫情直接影响了她对未来生活的选择。她本考虑去北京工作，但作为媒体从业者，疫情时她采访人也被采访，又经历爷爷逝世。亲历种种，她感到受伤以及在内地做记者的极度不自由，“没法改变，只能逃。”

过去这些年，她一共就回了武汉四次，主要是探望家人，每次待的时间也就几天。她发现，武汉有一些改变，比如新建了东湖绿道，武汉光谷也有越来越多科技公司。但她觉得自己对这个城市并无太多留恋。“武汉是在进步，但是再进步，也没法留住我。”

而疫情之后，对很多生活在武汉，也从未想过逃离的人来说，生活还是该干嘛干嘛，只不过许多武汉人习惯了常常戴口罩。小杨说：“武汉人对这个可能更注重一些，被伤过。”

2025年2月，武汉一家餐厅，服务员都被要求带上口罩。（祖唯纳摄）

25岁的小杨一直在武汉生活。现在想起疫情那段时间，小杨仍觉魔幻，先是没料到封城，后来也是生平第一次看着不甘被封的人们聚集、闹着上街。她不爱宅着，最初封城时，她不知道在家做什么好。家对面是武汉第六医院，每天她就在阳台看外面车来车往，听着“呜哇呜哇”的急促救护车声，心情焦躁无比，只能借由整日整夜看《甄嬛传》来舒缓。

一张被丢弃的口罩。小杨拍摄于医院附近的中山公园。（小杨摄）

持续三年的疫情中，她印象最深的场景是深夜看着女朋友被社区的车拉走。那是2022年，她和小她一岁的女朋友小傅出去游玩了一天后，在黄陂区的家里住，深夜近十二点，突然接到社区电话。电话铃响，她们犹豫很久要不要接、要不要开门。后来开了门，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把行程跟她一致，却不知何故就变成“密接”的小傅送上大巴，拉到郊区隔离。

车上全都是戴着口罩的人，小傅上车后，车子继续去不同的地方拉人，凌晨一两点才到达郊区某便捷宾馆。大概做了很多次隔离点，宾馆电梯和走廊全部都罩上塑料薄膜，装潢设施都很老旧，“厕所也都黄黄的”。那天晚上，小傅很害怕，跟本来已经睡着的小杨打了整夜的视频。

好在就隔离了一天，第二天小区群里越来越多人说自己“阳”了。很快，所有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大家对“阳”这件事再不忌惮了。

如今，小傅回忆说，自己有段时间甚至有了创伤应激反应，不敢接别人电话，怕电话一结束就又被拉走，甚至学校辅导员打来，都觉得可怕，担心是督促她在早上八点前做健康监测打卡。

6 拥有了一部相机的女孩：“我想用记录抵抗遗忘”。

2022年，小杨在天桥见到一位阿姨望向远方，仿佛也和她一样不知未来要去往何方。（小杨摄）

疫情对人们的生活似乎也有些正面影响：封城前，小杨按父母的安排在一间公司做文员工作，但封城后，她觉得，要把想做的事赶紧做了。要不然死了做不了怎么办？她一直很想做摄影师，于是封城隔日，就去家附近还开着的相机铺买了部佳能90D。解封后，她就背着这部相机，在城里捕捉想要拍摄的场景和瞬间。用快门定格画面，“我想用记录抵抗遗忘”。

2022年，她在天桥上看到一个阿姨在看着远方发呆，这场疫症让“人心惶惶”，小杨感到她似乎也和自己一样，在想象着未来会是怎样，她按下了快门。

疫情期间政府在路上封了很多铁皮栏，但时而可以看到某处的铁皮栏被戳开了一个洞，大家通过这个洞递送物资。疫情近尾声时，小杨通过这个洞看到大家陆续在生活了，她就定格下从洞里望出去骑着共享单车的阿姨，和谋生中的外卖员。

政府安装的铁皮栏被戳开了一个洞，从洞口望出去，见到为生计奔走的快递骑手。（小杨摄）

同上，洞口外看到的路人。（小杨摄）

小杨说，对疫情，人们也不能说是淡忘，如果聊起，大家还是有很多可以说。“一提起那段时间，武汉人就会说，那段时间你干嘛了我干嘛了，然后就会觉得，真牛啊，我们。”仿佛人人都是幸存者。

疫情期间小杨经历了亲人离世。她爷爷是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疫情期间病情加剧过世。爷爷去世前几天，他们点了一大桶肯德基，一起围着吃鸡腿。小杨说，如果回到那时候，很想再跟从小带大自己的爷爷说，她很爱他。“回想以前的记忆的时候，总想要做到更好，想说能不能更好点。”

亲人离世，也让小杨也第一次反思了生死的问题，“死了的人就是死了，活着的人得好好活着，除了热爱生命，也没有其他办法。” 抗疫志愿者潘欣也有同样的感悟。

小傅也觉得，疫情让她更珍惜和小杨的感情，经历了疫情的磨炼，两人的关系也更坚固了。疫情时，两人前后生病，互相照顾，抚慰对方焦躁和害怕的心情。小傅隔离时，小杨陪她整夜打电话；小杨送外卖，小傅也跟她一起送。

那会儿因原本工作的法餐厅在疫情期间关门，小杨想去送外卖补贴收入。某天深夜十一点多，有人叫了炸鸡外卖。她们到炸鸡店时才发现，炸鸡店门全被封住了。炸鸡炸好后，厨师只能从门上面递炸鸡过来。两人接过炸鸡，告别在等外卖时和她们唠嗑的大叔，踩上电动车，前往封控的社区送餐。

影子（小杨摄）

炸鸡的香味和相伴的柔情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小傅笑着总结：“现在觉得，可能恋爱的感觉把疫情的感觉都冲淡了。”

米兰·昆德拉在文学论中提到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约拿斯游荡的故事：约拿斯醒来，发现自己所在的世界是空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在他自杀之前，他走遍世界绝望地寻找他生命的痕迹，寻找自己甚至别人的回忆。

对生活在后疫情时代、依然要面对生活艰辛的很多武汉人来说，呵护自己的记忆，抚平伤痛，同时对抗遗忘，依然是不经意间同时在做的事。

影子（小杨摄）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网约车司机潘欣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