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美国人如何看自己的政治，美国仍是公开运作的。最有权势的政客与最富有的商人闹翻时，公众看到了完整的场面：社交媒体上的尖刻言论和演讲中的相互抨击。

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人至今仍不知道为什么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突然被带离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会场，也不知道前总理李克强在2023年68岁去世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逃离中国时坠机身亡，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不知道完整真相。

这种神秘不透明催生了一个所谓“中南海听床师”的小众行业——中文社区的网络评论员们从谣言和转瞬即逝的线索中揣摩政治风向。他们在YouTube上发视频，剖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步态、面色或在媒体上露面的情况，这些视频能在中国互联网防火大墙外吸引数百万的观看量。

这个夏天，“听床师”们颇为忙碌。习近平今年清洗了一批军政要员，而这些人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听床师”们杜撰出习近平下台的时间表，杜撰出习近平阵营与党内元老阵营之间的一次激烈会议，甚至还拿出了军队推翻习近平统治的秘密计划。一些美国人的声音也加入进来：包括一名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人，一名前外交官，以及华盛顿的一些智库，他们暗示习近平的权力结构出现了裂痕。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和投资基金也急不可待地向客户们报告：为什么习近平正在这样做？这是他强大还是弱势的信号？

中国政治仍是一个黑箱，可靠的观察家们大都不愿被视为沉迷于谣言。但提出这些疑问本身是正当合理的。它们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习近平的清洗延续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传统，用以管束精英阶层、巩固个人的绝对权威。习近平12年前登上了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他发起的清洗运动凸显了管理一个庞大体系的难度，即便对于一位看似拥有绝对权力的领导人来说也是如此。极速运转的谣言工厂也许是习近平与中共精英阶层关系日益紧张的一个症状。

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从肉体上消灭了苏共中央委员会70%的成员，以及1934年苏共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的一半以上，还有大批军事领导人遭处决。

“这是共产主义最惊人的一点，它会处决自己的忠实信徒，”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科特金说，他计划写三卷《斯大林传》，前两卷已经出版。 “那些对忠诚毫不动摇的人仍然会因为政权的偏执和阵发性狂热而成为打击目标。”

近一个世纪后，习近平搞的运动既没有那么血腥，涉及范围也没有那么大，但仍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整肃。毛泽东的“文革”使他的大多数高级副手靠边站或被打倒，包括邓小平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共2024年处分了88.9万名党员，其中包括73名省部级以上干部。据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吴国光估计，自2022年底以来，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约10%的成员已被清洗、靠边站，或在重要会议上明显缺席。

军队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据詹姆斯敦基金会，自2023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军工企业至少有45名官员被免职。两名国防部长曾在2024年的同一天被指控腐败、对习近平不忠诚。

这一切都发生在习近平2022年获得第三个任期、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领导层之后。他为什么停不下来呢？

偏执是主要的驱动力。胡佛研究所的科特金表示，在威权主义政权中，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队至关重要，但即使是忠诚者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裙带网络，这给领导人带来风险。与其他强人一样，习近平面临着控制一个庞大体系的巨大挑战，只靠自己的亲信远远不够，科特金说。习近平不得不用改组、清洗、让官员们互相告密，以及操纵对立等手段来应对。

“我的观点不是说习近平陷入了困境，”科特金说。而是任何人管理如此庞大的体系都很困难。

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在斯大林、毛泽东，以及现在的习近平身上看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治理失败和权力进一步集中，然后是清洗。斯大林的大清洗发生在一场可怕的饥荒之后，而正是他的政策导致了那场饥荒。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大饥荒之后，而那场大饥荒也是毛泽东灾难性决策的后果。习近平当前的运动发生在“新冠清零”政策失败、倒退的经济措施，以及有争议的外交政策措施之后。

“高度集中的权力与治理灾难之间有一种螺旋式的、相互强化的关系，”吴国光说。“治理失败与独裁者进一步巩固权力的关键纽带是清洗。”

换句话说，治理越糟糕，清洗就越严厉；清洗越严厉，控制就越紧。吴国光将这种循环称为“斯大林逻辑”。

斯大林的统治与习近平的统治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出于恐惧和信念，认为他在保卫国家、维护共产主义事业。对毛泽东的统治也可以这样说，但对习近平可能并非如此。

没有人预测习近平的统治将终止。但关于他对权力控制的猜测也许是他与中共精英阶层的紧张关系加剧的迹象。

中央党校退休教授、现已成为共产党批评者的蔡霞表示，中共精英们容忍了习近平通过反腐巩固权力，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打击民营经济这些做法。她说，他们保持沉默是因为习近平没有触及他们的特权。

但习近平现在的清洗，加上中国经济的问题，正在更直接地影响到他们。“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党内精英阶层认为，垮台的不只是习近平，而是中共本身，”蔡霞说。

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习近平可能还能统治一二十年，但前提是他能维持中共领导层对他的忠诚。“这个政权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精英阶层开始产生疑虑的时候，”科特金说。

美国中央情报局看到了它正在试图加以利用的潜在裂痕。中情局已在今年5月发了两段面向中国官员的普通话招聘视频。

“在党内，我一边往上升，一边看着比我职位高的人一个个被弃如敝履，”视频中，一名虚构的党内官员这样说。“但现在，我意识到我的命运和他们同样的岌岌可危。”

招聘并不是视频传递的真正要点。美国政府正在试图传递一个信息：它认为中共精英阶层内部存在不满。

不清楚习近平的清洗运动效果如何，但目前还看不到运动的尽头。

“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模式，与他的前两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期间受中共精英阶层青睐的裙带资本主义模式有冲突，”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说。

他补充说：“这不是习近平用撤换一千、两千，甚至一万名干部就能轻易解决的冲突。”

中国是一个储蓄大国。中国政府希望民众多消费、少储蓄。为了将经济从持续四年的低迷中拯救出来，政府还希望民众承担更多债务。

然而，许多中国消费者依然心存顾虑。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当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出现债务违约。

从2021年到2024年，由于人们对房价大幅下跌感到担忧害怕，纷纷将钱存入银行，中国居民储蓄总额增长了50%。同期，家庭无力偿还的贷款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陷入这种循环的人形形色色，有工厂工人，有年轻职场人士，还有零工经济从业者。他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生活在对违约的恐惧、讨债电话和巨大的羞耻感中。

我采访的一位27岁的上海科技行业从业者表示，他经常从一个在线消费金融应用程序借钱来偿还欠另一个应用程序的资金。他说焦虑感令人窒息。“陷入了一个网贷是越积累越多的循环，”他说。他要求我只使用他的姓——夏。由于担心政府的报复，我采访的另外三人也要求匿名。

中国经济出现日益扩大的分化。条件较好的人为不时之需储蓄更多。条件较差的人别无选择，只能背负债务。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一个季度对全国50个城市的2万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悲观。他们对就业保障的看法已跌至历史最低点。他们的消费意愿也降至新冠疫情高峰以来的最低水平。

研究咨询公司龙洲经讯的数据显示，去年估计有2500万至3400万人拖欠个人贷款，是2019年的两倍。如果算上逾期但尚未违约的贷款，风险借款人的数量则膨胀至6100万至8300万。这相当于1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5%至7%。

与美国一样，违约在中国会破坏个人信用记录，使人们无法在未来借款，并严重限制他们的向上流动空间。但由于中国缺乏正式的破产制度来允许个人清除债务，导致后果愈发严重。

对于许多负债累累的个体来说，借更多贷款是为了生存，而非消费。

上海的科技从业者夏先生表示，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通过支付宝的花呗服务借小额款项来支付基本开销。2019年毕业后，他的债务激增，最高时超过了5万元——如果他有稳定的工作，这个金额本可以应付。但他说，毕业以来有一半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史宗瀚表示：“在中国，从网络上获得消费贷款很容易，可能比其他许多国家都容易。”

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它们都设有贷款平台。这些平台与国有银行合作，由于房地产崩盘冲击了银行业务，国有银行急于向消费者放贷。在线贷款的利率通常高于信用卡，而在中国，在线支付的使用范围也远广于信用卡。

互联网上的贷款邀约无处不在。在外卖应用上下单时，用户会被询问是否需要贷款支付餐费。

夏先生表示，获取贷款通常只需提供基本的身份和就业信息，资金几乎能即时到账。

尽管从2018年起就负债，夏先生却对利息或信用评分的运作机制知之甚少。我采访的四位借款人中，没有一个能说出自己贷款的利率或服务费。

但他们都表示自己存在焦虑、抑郁或失眠问题。其中一位是重庆的26岁外卖员，他在凌晨4点给我发邮件，说自己压力大得睡不着。

这位只透露自己姓邵的男子说，他于6月10日错过了贷款还款期。第二天上午9点，催收人员就开始不停地打电话。

“就是恐吓你、侮辱你，”他说，他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搞你的心态，就是让你承受不住压力，然后自己去想办法，无论去别的平台借也好，去找亲戚朋友借也好，得让我把这个钱还上。”

他事先在网上论坛了解了其他类似遭遇者的经历，也和在催收公司工作的朋友聊过，有了些心理准备。但即便如此，压力还是难以承受。

邵先生还没经历过许多人认为最糟糕的事：公开羞辱。催收人员会开始拨打借款人手机通讯录里的家人和朋友电话，这种策略原则上是被禁止的，但仍被广泛使用。

许多借款人在债务违约前很久就已感受到这种羞耻。社会价值观在发生转变，但经历过艰难岁月的中国老一辈人，往往对年轻人严厉评判。

一位女企业家听完我关于这个话题的中文播客后，给我发了一条长消息，其中说：“我们中国人勤俭节约的美德到哪儿去了？”

但也有人反对将责任归咎于借款人，认为问题出在中国的信用体系。

“放贷机制就是个甜蜜陷阱，”一位播客听众评论道，“专门设计用来在普通人最脆弱的时候套住他们。”

另一条评论用了一个中国成语，将政府推动消费贷款比作“饮鸩止渴”，认为这无法解决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经济困境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只是通过鼓励透支未来来拖延不可避免的问题。

政策制定者已提出诸如“信用修复”计划等提案，帮助违约者重新获得贷款资格，但分析人士称，这些计划可能需要时间才能建立。当局还规定，债务催收机构每天对每位债务人最多只能拨打三次电话，并禁止在非工作时间打电话。然而，针对催收人员的投诉仍在激增，这表明执行力度薄弱。

而且，中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几乎没有债务免除的途径。贷款违约可能会留下永久的污点。

因消费债务产生的绝望感普遍存在。

在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一个名为“戒社”的账号就像债务人的线上互助会。直播时，这位30岁的主播会朗读那些自称沉迷网络借贷者的忏悔。他最重要的建议是：告诉父母，立即寻求帮助。

该账号有超过100万粉丝。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一个呼吁所有网络借贷者观看这些视频的话题标签已获得1.7亿次浏览，有超过7万条评论。

一名快递员爱上了一个女主播。女主播引诱他，榨干他的积蓄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心碎之下，他改头换面成为一名成功商人，决心向这类女人复仇。

这是《捞女游戏》的剧情，它是中国最热门也最具争议的电子游戏之一。

这款互动游戏于6月推出后大获成功，在全球游戏平台Steam中国版的排行榜上一度位居榜首。其宣传语“是谁，杀死了爱情？是捞女杀死了爱情”在中文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玩家扮演“情感诈骗猎手”，在恋爱关系中周旋，既要识破骗局、守护钱包，也要保护自己的心。

游戏社区版块中，一条获赞颇多的评论称其为“我们这代中国大陆男性的悲歌”。另一条则宣称：“男人，绝不后退一步，这是决死的斗争。”

这款游戏吸引了心怀不满的年轻人的热情，同时也遭到了其他方面的猛烈抨击。它被抨击为厌恶女性。一些男性玩家抱怨游戏迎合了中国政府对结婚率和出生率急剧下降的担忧。

围绕《捞女游戏》的争论揭示了中国男性内心深处的怨恨，以及对爱情、婚姻和经济安全的广泛社会经济焦虑。

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男性的怨言，他们说在恋爱关系中感觉自己沦为了“行走的钱包”，从而延续了一种受害者的感觉。

出于对经济、就业、高婚姻成本和性别失衡的焦虑，许多年轻人不愿结婚生子。去年，有610万对夫妇登记结婚，比前一年下降了21%，不到2013年的一半。

“经济下行是真实的，就会有焦虑情绪，”北京的一位视频制作人说，因担心遭政府报复，他仅透露自己姓黄（音）。他在采访中称这款游戏是“很廉价很投机的产品”，“很精准切中了中国目前剧烈的两性对立情绪。”

他认为，这款游戏对非自愿独身者(incel)尤其具有吸引力。这类男性自认对女性缺乏吸引力。作为一种全球现象，非自愿独身者往往将恋爱不顺归咎于女性。他们通常在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在社会上被孤立，将这款游戏视为一种疗愈，也是一种反抗。

一位仅透露自己姓席（音）的失业男子现年23岁，与父母同住，他告诉我：“我承认厌女，但也不是不想恋爱，好像有那么一点愿望。”他说自己从未谈过恋爱，希望《捞女游戏》能教会像他这样的男人如何处理感情。

大学毕业后，席先生曾在一家电子装配厂短暂工作，还做过电话客服销售。他说，因健康原因和觉得无聊，他辞去了这两份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网上。他还参加了对被认为支持女权主义的品牌（如京东）的线上抵制活动。这家电商平台去年因聘请了脱口秀演员杨笠而成为众矢之的，她曾开玩笑说：“男人为什么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抗议发生后，京东与杨笠解约。

席先生表示，他对女性和女权主义的看法受社交媒体影响，有时会后悔并删除一些过激言论。但他说，有时候他还是忍不住在网上和女性争执。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席先生觉得自己受到双重压迫——来自女性和政府。“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国政府他们实际上已经和我们形成了是两个世界，他们看不到我们的真实情况，”他说。

《捞女游戏》的开头是一位心碎的肥胖男子正要跳楼自杀。这被广泛认为是影射2024年的一起事件：一名男子在女友提出暂时分开后，跳入长江身亡。

警方调查后认为该女子并无过错，称这是“真实恋爱关系”。但一些男性称她是“捞女”，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

游戏评论区引用的另一个案例是2023年山西省的一起案件。一名男子因强奸未婚妻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辩方辩称，订婚意味着同意，尤其是在该男子支付了约10万元的所谓彩礼之后。但法院做出了不利于他的判决。该判决被收录到中国最高法院的案例库中，提升了其重要性，也进一步激怒了男性评论者，他们认为这证明女权主义者已经控制了司法系统。

诸多不满的核心是彩礼——这是中国的一项传统习俗，即新郎家在婚前向新娘家支付金钱或礼物。彩礼曾被视为一种善意的表达，如今常被视为一种金钱交易，也因此充满争议。

在中国一些男多女少的地区，彩礼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万元，给年轻男性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男性玩家和网友有时将这一习俗称为“合法抢劫”。

女权主义者和许多人则认为，这一体系源于社会更深层次的不平等。她们指出，女性未必是经济上的受益者。

“彩礼通常的受益者并不是女儿，”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女权倡导者李思磐在采访中说，“很多时候是要提供给自己的父母，甚至主要是父母要拿来做兄弟交给别人的彩礼。这种情况下，彩礼是一种代际剥削，也是对姐妹的剥削。”

她说，政府未能解决更广泛的不平等问题，也未能为女性提供充分的社会安全网，这加剧了两性之间的不信任。

一些男性玩家开始抵制《捞女游戏》。在开发商前方工作室公开感谢女性玩家的支持后，一些男性玩家发布了取消购买的截图以示抗议。游戏导演随后就伤害玩家感情一事发表了道歉声明。前方工作室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政府对这款游戏的态度则更为矛盾。游戏推出后不久，工作室将其中文名称改为《情感反诈模拟器》。其英文名称未变，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是为了规避批评、安抚政府。

但《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正面评论——后被新华社转载，强调这款游戏的公众教育潜力。

文章指出：“网络婚恋诈骗案件持续高发，（这款游戏）希望帮助青年群体树立‘学会保护自己，才能守护真心与爱情’的认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超过8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中国的中产阶级从几乎没有，扩大到大约4亿人。村民们搬到了城市。数以千万计的人成为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放缓。随着工资停滞不前，工作岗位逐渐消失，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正在破灭，尤其是对那些出身普通的人来说。

对许多像鲍里斯·高（音）这样的人来说，中国梦已经遥不可及。

他的父母从国有工厂下岗后，父亲开出租车，母亲留在家里。一家人的生活捉襟见肘。为了省钱，母亲取消了学校的短信服务，导致他错过了家庭作业和学校活动的通知。

但是鲍里斯·高特别努力。2016年大学毕业后，他勤奋工作，积极存钱，在香港读了研究生。自2024年以来，他的求职一波三折。一家公司要求他在试用期无偿工作。因为两个月未领到工资，他辞掉了另一份工作。还有一家公司拒绝他，是因为他在中国大陆以外接受教育，这使得他在政治上不可靠。

在一次面试中，他被问及父母的职业，这在中国并不罕见。“你的家庭社会地位很低，”鲍里斯·高被告知，并且没有得到这份工作。

“对他们来说，坚持不懈是一种缺陷，”他说。“如果你必须拼命奋斗，那就意味着你不够好。”

在中国，对不平等的焦虑正在加剧。特权家庭的子女不仅继承财富，还继承了有声望的工作和强大的关系网。而劳工和农民的孩子，无论多么努力或受过多么良好的教育，往往难以取得突破。

这种情况，对于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许多人来说都很熟悉。但在中国意味着更严重的后果。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更低，社会保障体系也更加脆弱。

网络上以一种讽刺的方式捕捉到了这种幻灭感。其中一个流行语是“拼爹”， 这是一个对裙带关系的尖刻说法，意思是“靠父亲来竞争”。另一个流行语是“县城婆罗门”，讽刺那些通过垄断关系和工作获得地位的小镇精英。

网上的争论激起了人们的愤怒，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家庭关系，而不是价值，才是晋升的关键。

“在当前优质教育资源竞争激烈，毕业后工作难找的情况下，公平尤其是实现社会情绪平稳的关键事项，”官方小报《环球时报》退休主编胡锡进写道。

为了理解这种转变，我呼吁中国人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们从工人阶级出身努力向上发展的经历。我收到的所有回复都来自男性。我采访了其中的五位，年龄在25岁到49岁之间。由于担心政府的报复，他们要求我只使用他们的姓氏或英文名。

这群人中年龄最大的两位没有上过大学，但却搭上了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增长的便车。他们现在担心自己会倒退，回到起点。

其中一位要求我只透露他姓赵，他高中辍学后成了一名煤矿工人。三年来，他在黑暗、冰冷的矿井里轮班工作，每班工作八小时。后来他搬到北京从事表演工作，做过一段时间的电影临时演员。

201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赵先生开始从事房地产工作。他每月约5000元的工资与他当矿工时的相当，但他说，“我可以看到太阳，过上正常的生活。”

2017年，他成了一名抵押贷款经纪人，工资增加了几倍。2020年的一个月，他赚了约10万元。他结婚了，还买了车。

接着，房地产市场崩溃了。他去年没有任何收入。他曾考虑过回到矿上，但一想到那个黑暗的世界，他就感到厌恶。现在，38岁的赵先生和妻子靠她每月3500元的工资生活。要孩子是不可能的。

“我进退两难，”他说。“更好的生活遥不可及，我又不能落到重新开始的地步。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我采访的三位90后年轻人自称是“小镇做题家”。这是一个俗语，用来形容那些相信教育能提升地位的奋斗者，结果，他们却发现自己被精英网络拒之门外，从事着没有前途的工作。

这三个人在农村和工人阶级家庭长大，通过努力工作和上大学而超越了父母的社会阶层。但他们都知道，要完全摆脱自己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很难的。

其中两名学生因为学费问题，不得不放弃了外国名校的入学资格，一个人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另一个人放弃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他们三个人都回忆说，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很少关注他们的教育。

他们的教育经历与中国许多中上层家庭的孩子截然相反。这些父母强迫孩子去上数学和计算机课，钢琴课和英语辅导。他们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与中国的工人阶级相比，这些家庭与美国同阶层家庭的共同点可能更多。

对于我采访的三位小镇做题家来说，他们所受的教育让他们看到了不平等。

其中一位名叫加里·梁（音）的学生说，他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多在工厂工作。到他上中学的时候，大多数同学的父母都是白领。一个同学在家有英语外教。

当加里·梁进入中国中部的一所名牌大学时，这种反差更加强烈。他的一个室友的父亲是地方党委书记；另一个室友的父亲是一所大学的院长。

当室友去吃馆子的时候，加里·梁靠大学食堂勉强度日，给高中生当家教赚点外快。当时，他不明白室友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学校里建立关系网。

“这很不公平，”正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梁先生说。“你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然后你意识到有些事情对其他人来说要容易得多，或者对他们来说没有那么难。”

在中国，进入国有企业是炙手可热的晋升之路，国企可以提供稳定的精英职位。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可能需要合适的关系。

约西·唐（音）是一名农村出身的理科毕业生，他想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摆脱科技行业艰苦的工作文化。他的父亲是一名体力劳动者，曾经开过一家小公司，他请村里的亲戚帮儿子在银行找到一份工作。约西·唐提交了两份申请，但都没有得到面试机会。

后来又回到科技行业工作的约西·唐说，当经济好转时，国有企业的工作偶尔会流向他这种家庭背景的人，但现在，他说，“它们被视为最安全的选择，所以它们在同一个阶层中流动。”

“它们被囤积起来，不对外分享，”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