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5月23日。CDT近期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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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3日，我坐在东京湾海岸一个咖啡厅里，窗外蓝色海面上几艘白色货轮缓缓驶过。几个小孩在海边溜滑板，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下午。但此时手机新闻却在提醒我，重庆温度已经43度，市民在山火的烟雾中排队做核酸检测。

我心里略微有一点庆幸。我想起一位深圳的朋友，自新冠疫情肆虐以来，已经做过300多次核酸检测。深圳——这个紧邻香港的中国南方城市——被戏谑地称为“核酸之都”。而我，在10个月之前，刚刚离开那个城市。离开深圳时做过一次核酸检测，到东京落地时又做过一次，仅仅两次。想到那些每24小时就需要被别人拿棉签伸进嘴里的朋友，我确实会觉得庆幸。

2022年深圳市，居民排队接受核酸检测 （ AFP / STR ）

那时东京的情况当然也不容乐观，当时每天感染人数都在两万人以上，但生活一切如常。我在7月31日开始发烧，过了10天已经毫无任何症状。假如我依然住在深圳，那么不仅我会被强行拉去商旅酒店隔离，我的几百位邻居也会，我所在的社区及周边会被标记为“高风险地区”，我所居住的南山区——被称为全球GDP最高的市级行政区——全体市民均因为我要做一次例外的核酸检测。这一区域住着135万人。

2021年11月15日，我从深圳来到东京。从深圳宝安机场启程的飞机升空后，会在深圳湾上空飞一个巨大的弧形转向，从右侧舷窗看下去，是香港的流浮山和湿地公园，在南方的冬天里郁郁葱葱。天气极好，可以隐隐约约望见香港岛的摩天大楼。我靠在窗户上，就这样一直呆呆地看着，直到飞机冲入云层。虽然我心里已经无数次跟香港道别，但这次却是最伤心的一次。

我在31岁那年到香港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因为香港这座神奇的城市，我觉得自己才真正长大了，变得有勇气、有自信、有爱。香港是我的人生中的座标原点，时不时提醒我，自由是一种什么状态。然而经过2019年，我心中的那个香港也不复存在。

我的随身背包里，有几块拇指大的碎玻璃。那是2019年8月31日晚，香港示威年轻人和警方在旺角地铁站发生剧烈肢体冲突时，地铁站被打碎的玻璃。我那天晚上路过旺角，随手捡了几块，有的上面还有血，作为对那个晚上的纪念。

飞机一路向东北，掠过高山大河，从杭州和温州之间的海岸线飞出中国大陆。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从中国到日本，我已经飞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心情很不一样。在新冠疫情中居家自肃的日子里，我已经考虑过无数次，我要离开这个国家——中国。

在这几年里，昨日构筑的世界不断崩塌，我在少年时代确立的那些价值和观念，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和诘难。如果是20年前的2002年，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如今，我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完全不是我的原因，是我背后的那个中国，完全变了。正是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巨大变化，使得我，以及我的很多同龄人，变成了祖国的敌人。

一、米老鼠和可口可乐的80年代

一名男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戴着墨镜，手拿可口可乐，在中国国庆庆典的装饰品前拍照留念 （ AFP / Robyn BECK ）

我出生在华山脚下的一座小城。华山是被中国人称为“五岳”的“西岳”，距离古都西安仅120公里。因为所谓的“汉唐盛世”，故而西安是一个足令中国人骄傲的城市。相对于上海和北京，西安是一个极为封闭的城市，很多人把汉唐盛世像一根名牌雪茄那样挂在嘴上炫耀，沉溺于对辉煌历史的迷恋，在心态上普遍缺乏一种现代的开放性。

即便如此，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我依然觉得那是一个值得记录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拥有电视的家庭不多，每个周末和小朋友一起看动画片，虽然是黑白电视，米老鼠和唐老鸭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但还是津津有味的看完十五分钟。这是学习六天之后，一周唯一的期待。那时候，中国还是每周六天工作制。

《血疑》（ 网络图片 ）

八十年代也是中日两国的蜜月期。1984年，一部非常有名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赤い疑惑》）在中国大陆播出，主演为女演员山口百惠，她所穿的衣服被称为“幸子衫”，当时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山口百惠是我父亲心中唯一的女性偶像。我小时候他还跟我开玩笑说，“长大以后娶个日本太太”之类的。

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这部剧，知道有血型这回事。该剧播出时，还曾经有人因为剧情过于悲痛而自杀。最令中国观众震惊的是，在他们心目中的战败国日本，居然在1970年代，平民家庭就有抽水马桶、燃气灶、电视机这些很高级的东西，城市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

当时邻居谁家要是有一台日立或者东芝的电视，那是了不得的大事。对我们这代人而言，美国和日本，就是代表着美好、舒适、发达的生活水平，以及有趣、好玩的文化产品。“进口的”即意味着高级、耐用、有品质等等，进而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

再比如可口可乐。这种常见饮料在我小时候是作为一种奖赏出现的。我考试拿到好成绩，父亲会买一瓶可乐给我，喝完的玻璃瓶子还要给商店送回去。那种甜甜酸酸的口感，似乎可以在舌尖上停留好几天，以至于我刚刚毕业自己赚钱的头几年，天天把可乐像水一样喝——都是童年的病根子。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位叫薛枭的男孩，在废墟中被困了80个小时。当救援人员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喝可乐，冰冻的。”

1988年，一部名为《河殇》的纪录片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探讨了诸多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认为中国有太多传统文化包袱，黄土文明应该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拥抱“蓝色文明”。我那时候年龄小看不懂，但大人很喜欢这部片子。2008年3月，我在台北见到了这部纪录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先生，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说，我这一代也是“河殇的一代”。

纪录片《河殇》片头截图 （ 维基百科 ）

1990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为此，父亲为家里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我仍记得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曲，那时候几乎人人会唱，其中有一句“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北京还专门在亚运村兴建了“五洲宾馆”。可是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中国是不是“五洲交朋友”呢？

1990年北京亚运会《亚洲雄风》（ YouTube / @pal2011 ）

借此国门打开的机会，兰州大学的学生李阳，发明了一套快速学习英语口语的方法，他称之为“疯狂英语”，短短几年内在中国大为流行。李阳1993年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位议员担任口译，成为国民瞩目的明星级人物，“全民学英语”已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我的中学英语老师经历过六四，天天都在劝我们，一定学好英语，以后出国。

在我的童年时代及少年时代，我们这些人就是在一种“否定中国、肯定西方”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当时惘然而已。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中国的现状都是不满意的。我中学的政治课本里，几乎引用了邓小平关于向西方学习的全部言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需要对外开放，这是朝野的共识。

没有共识的部分大概就是六四这一部分。由于官方长期的讳莫如深，关于六四的过程及评价，我是在南京上大学之时，第一次听亲历者讲述过。我1997年开始上网，98年即发现了很多海外新闻及学术网站，其中有一个叫做“64memo”的网站，上面有大量关于六四的图片资料。当时那种震惊，真是难以言表。

那时候中国的大防火墙尚未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地访问海外网站。除了六四之外，还有台湾官方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我知道了很多我过去从不知道的事，使得我不得不重新探寻，我所成长的八十年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多道理是我上大学之后才明白的。我很感谢当年那些在课堂上回忆往昔的老师们。有些老学者经历过中日战争、国共战争，有些老师经历过反右、大饥荒、文革，有的老师经历过六四。那时候，大学的课堂上还没有安装摄像头和录音设备，学生里也没有党团安排的信息员，老师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讲历史故事。

1998年，西安为克林顿访华建造的欢迎广告牌 （ REUTERS / PTB ）

我去大学的前两个月即1998年7月，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他是六四之后访华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代表中国的西安官员郑重地递给克林顿一把钥匙，然古城西安的南大门缓缓打开。那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镜头，这个古老的中国，再次向以美国为首的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

我这代人，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国的关键词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坚持总路线100年不动摇。让我们这代人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的日子会伴随我们终生。在入世之前的二十年，虽然有各种跌宕起伏，但整体在路径上，中国还是向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这就是我青少年时代对中国的大体认知。这些都让我们彼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二、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1年，中国年轻人在上海的一个电子展上上网 （ REUTERS / Claro Cortes IV ）

2002年大学毕业之时，很多同学选择考公务员进国家体制，我也未能免俗，但当时进入体制内工作大概率是会被同学鄙视的。那时候互联网经济刚刚崛起，到处流传着做网站创业的传奇故事。丁磊（网易创始人）、张朝阳（搜狐创始人）、马化腾（腾讯创始人）就是那个时代的神话。很多人放弃了进入体制的机会，去大型企业工作。

我当时考上了中国广电总局的公务员，我父亲是广电系统的，怂恿我考这个部门。我当时已经决意从事新闻，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公务员。2002年的7月13日，我从南京飞到了北京，住在南城半步桥的一个小公寓里。为了拿到北京户口，我去了一家隶属于中共的日报工作。

随后就遇到很多大事。首先是那年夏天，中国的大防火墙建成并开始试验运作，从此，很多港台及美国、欧洲的新闻网站就不能继续访问。我认为GFW的效果，终于在二十年后初见成效。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访问过外面世界的网站，同我们这代人相比，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简单而可怜。如今中国大陆网络上“小粉红”现象与此密切相关。

自由是这样一种东西：一旦曾经获得，就无法失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上网需要借助很多软件，才能不受阻碍地去看中国以外的网站，这个动作后来被称为“翻墙”。当时我们没有人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如今，很多地方都传出因为翻墙访问X（Twitter）或者YouTube被拘捕的案例。

那年秋天，中共十六大召开，北京城戒备森严。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的权力交接，是中外瞩目的大事。这是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第一次和平的权力交接。邓小平在1992年确立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并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锦涛，且每一代领导人仅能连任一次，执政时间为十年。这就给外界呈现了一种“制度化”的假象，人们对制度稳定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2002年，江泽民（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国庆53周年宴会上向胡锦涛（左二）和李南清（右）敬酒 （ REUTERS / Andrew Wong ）

江胡交接之后，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政治焦虑，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与此同时，广州的一种怪病在蔓延，但早期的新闻被压制，直至春节后才开始大范围非正式的流传，这就是非典型肺炎（SARS）。

虽然被压制，但还是有媒体冲破禁令，报道了SARS。一位名叫蒋彦永的军队医生，在4月向外媒公开透露了中国非典型肺炎的真实情况，刚刚上任的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停职，同时被停职的还有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类似的情况发生在2020年1月，一位叫李文亮的医生在私下的信息渠道非公开地提及了新冠肺炎，被武汉政府严重警告，后来他被誉为“吹哨人”和“英雄”。

中国政府在2003年4月下旬，开始公布真实的非典型肺炎患者病例及数字，并允许WHO专家到北京调查。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这些开放的姿态还是让外界认为胡温的上任，为中国带来了颇不一样的改变。人们对3月刚刚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寄予厚望。

公民社会中的媒体人

2003年，一名男子在北京街头的报纸杂志摊上看书 （ AFP / FREDERIC BROWN ）

新闻人当时都很乐观，觉得依靠自己手中的笔可以改变中国。2003年3月，一位叫孙志刚的企业职员在收容所中以不明原因死亡，以滕彪为首的三位法学博士给官方上书，要求废除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6月20日，《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3月的人大会议后，在新闻界开始流传一个新的词汇：胡温新政。但当时我是失业状态。我在3月初刚刚和一家新近崛起的时政报纸《21世纪环球报道》谈妥，去做该报驻北京记者。这家报纸隶属于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在业内被认为是具备改革气质的自由派媒体大本营。可是当我在3月17日入职那一天，被告知报纸被停刊了。那一天，温家宝刚刚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21世纪环球报道》头版 （ 维基百科 ）

报纸被停的原因很简单，一位记者采访了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请他对邓小平时代做简单评价。李锐说，“邓小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是不对的。”本来这句话在终审时已经被主编删去，但印刷时（未知是否有意）使用了先前的版本。3月17日出版的这期报纸被收回，报纸被停刊。

刘晓波后来评价这份报纸被封的原因，他说，“他们过于关心国内外政治。”对我来说就很讽刺，因为我在胡温新政的第一天就失业了。那时候，我对所谓的“胡温新政”发生了一丝怀疑。毕竟关闭一家报纸，显得意识形态的管理部门非常小气，而且那句话并没有讲错，何况还是党内高级干部讲的。

但也是这一年，中国的新闻管制似乎有所松动。当年秋天，南方报业集团在北京创立《新京报》、新华社在上海创立《瞭望东方周刊》，均被认为是具备自由派倾向的媒体。次年，《时代人物周刊》于北京成立、《南方人物周刊》于广州成立。

记者因为薪水的多寡在各个媒体间频繁跳槽，大家都似乎觉得迎来了一个媒体的黄金时代。后来成为腾讯公司副总裁的陈菊红，当时是《南方周末》的头版编辑，她在回忆南方报业的时候，有一句话被别人频繁引用：“那是一个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3年年底，《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一组封面故事：《2003，新民权运动》，并为此组稿件配发了一篇题为《2003年，公民权利年》的社论。这篇文章执笔者为成都大学青年教师王怡。文章末尾如此写道：

“经过漫长的27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站满了市民。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同样的站满持有恒心的公民，和各种公民的结盟。”

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后，2004年1月27日，胡锦涛在法国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厅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消息传回中国国内，引起媒体相当热烈的讨论。中国官方在六四之后已经很久没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字了。

2004年9月，新近成立的《南方人物周刊》在第7期杂志推出一组报道，《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王怡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入选。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可以视作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政治光谱，有茅于轼、徐友渔、贺卫方等人，甚至还向台湾的殷海光致敬。

从那个时候开始，乐观的情绪开始逐年蔓延。当时大家身在此山之中，何曾想到几年后的境况居然每况愈下。这个名单中的高耀洁，2009年8月流亡美国，直到去世也未能再回故土。而王怡则在2019年12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9年。

这种乐观情绪之下，一种对政治改良的期待应运而生。首先是媒体人这个群体，积极报道各类维权事件。当时这类事件在新闻审查上比较容易规避，通常在报道之后，涉及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业，出于对社会舆论的在意，也会作出相应的改善或纠正，于是记者们就有一种盲目的对报道效果的确认。

比如前文提及的孙志刚事件，在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以及三博士上书之后，很快废除了《收容遣送办法》，让当时的媒体人士气大振。不过，一年之后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的主编程益中即因为所谓的经济问题被立案侦查。民间普遍认为这是对南方都市报的报复。

以南方系为主的一些媒体人群体，把不断扩大中国的新闻自由视作是自身的使命——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知灼见，就无法讨论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不会知道“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这是我在2008年时反思“为什么我要做新闻”这一问题时所想到的答案。

很多媒体人凭借互联网的便利，互相交换本地的信息，比如广东省内的新闻，广东本地媒体如果被控制的话，就请上海的媒体朋友来报道。这就形成了那几年在媒体生态中一个很流行的现象：异地监督。2004年，中宣部即下令禁止异地监督，这之后，对异地负面新闻，只能采用“异地评论”的方式。

2005年，矿工的亲属在听到承德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后痛哭不已 （ REUTERS / China Newsphoto ）

由于我当时所供职的新闻杂志隶属于官方的新华社，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跑新闻。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发生矿难，有214人死亡。次日我即冒着大雪赶到600公里之外的事发地。一位遇难者的遗孀在接受采访时问我：为什么有户口的赔21万，没有户口的只赔7万？都是一样的人命啊。

我当时写了一篇揭示生产事故赔偿中“同命不同价”的稿子，谁料被主管机关毙稿，不止是我，赶去辽宁的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没能发出来稿子。我们被告知只能转载新华社的通稿。我在冰天雪地里忙碌了三天，甚至偷偷摸摸半夜去看尸体，居然连稿费都拿不到。那是第一次对“媒体推动变革”这个命题发生了怀疑。

也有乐观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家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并辅之以“公民社会”、“官民良性互动”、“中产阶级”、“新兴阶层”等一系列的周边概念，试图以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改变中国的现状。当时许多报纸都特设了评论版面，《南方都市报》甚至成立了一个《评论周刊》。

当时大家的共识就是，必须在媒体上促成对新闻事件更自由和广泛的言说。我作为《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此时也开始撰写时事评论专栏。

记者、律师、教会和程序员

2009年，一辆武警装甲车停在临汾一座教堂外（后面），十名当地宗教领袖因无证礼拜被判入狱 （ AFP / PETER PARKS ）

律师和法学家则在另一条道路上。北京大学宪法研究中心的教授贺卫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领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或者自己撰稿，主张中共应该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应该将宪法司法化，比如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言论权利、集会权利等，即可以得到保证，其核心是要求细化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尤其是记者和律师两个群体密切接触之后，互相帮助和配合，形成一种看似非常有力的变革力量。当时律师界的领袖是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浦志强律师，他曾经代理了《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夫妇被起诉的案子，涉及言论自由。2014年他则因六四研讨会而入狱。

而互联网公司的一些程序员则抱有“技术改变中国”的理想。一位毕业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知名网友，曾经建立过一个互联网数据模型，根据他采样的中国互联网管制的数据和自己的算法，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在2017年10月的某一个时间点，中国官方将失去对互联网信息的管制能力，中国的言论自由可望实现。许多程序员认为，互联网的崛起，将极大的推动中国的言论自由。

可是很多年后，我们知道，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即便在早期曾经有过言论范围的扩大以及令个体更容易发出声音，但整体来看，极大地增强了官方的宣传力量以及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效果。流量是党产，影响力亦是党产。技术的成长不过是增加了统治手段的高效与便捷。

2005年前后，北京和上海崛起一批为数众多的地下教会，甚至进行半公开的查经或者祈祷活动。根据香港作家陈冠中在河南的调查，他估计，截止2010年，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的基督教及天主教教众有1.5亿人之多。当时一些知名知识分子比如范亚锋及李柏光，均为基督徒。

2005年连战访问中国大陆，成为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国民党领导人 （ REUTERS / Jason Lee ）

2005年4月，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开启了此后数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蜜月期。这是继1945年之后，国共领导人首次会谈，虽说国民党已是在野党，但连战仍在南京获得30万民众的自发欢迎。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被允许直播，这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中共在此后，也有限度地开放讨论台湾问题，以及民国历史的研究。胡锦涛为此特意在一些场合，肯定了当年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贡献，所谓“正视历史”。这亦成为一些改良派对胡温政府抱持期待的理由之一。我从2005年开始，陆续给《南方都市报》及《南方周末》撰写关于台湾问题的评论，此后的几年，我个人的兴趣基本是研究港台问题。

2008年3月16日，我从北京经香港到达台北，采访当年的台湾大选，但郁闷的是，我刚刚从北京起飞，拉萨就发生了314事件，我懊悔为什么要来台湾。没多久，汶川发生地震，许多媒体人冲破新闻封锁，纷纷前往四川，打破了一次“禁止异地监督”的禁令，且事后也没有被追究，在稿件上也最大程度做到符合官方的要求。

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谷歌中国总部外，中国谷歌用户送上鲜花 （ REUTERS / Jason Lee ）

那时候，各地网友频繁举行线下聚会，称为“饭醉”（“犯罪”的谐音），也发明很多暗语和“黑话”，最著名的莫过于“草泥马”这个词，并延伸为一系列反对政治的符号。“草泥马”打败“河蟹”，即意味着反对胡锦涛的“和谐”。2010年1月13日，因无法忍受中国繁琐的内容审查，Google搜索引擎决定退出中国，一批北京网友来到Google中国总部楼下献花。那天晚上我也在场，亲眼目睹了“非法献花”这个词的诞生。

烟花散去，留下的是改革者的“单相思”

2008年，一名士兵在为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站岗 （ Action Images / Jason O'Brien Livepic ）

2008年8月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在北京家里的阳台上看到漫天的烟花在空中飞舞，心里不禁在担心中国未来的可能。我有点不太确信当时这些进步主义人士的乐观情绪能够持续多久。万邦来朝举国同庆的那个夜晚，我竟然有点怅然若失。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我们的乐观是大概是没有根底的。因为这些年来，不论什么事情，最后都会遇到一堵冰冷而坚实的墙。

奥运会之后，温家宝即将进行政治改革的传言甚嚣尘上，但与此同时，“普世价值”这个词汇在媒体上封杀及围剿。2008年当年出版的《公民社会评论》，是模仿当年匈牙利转型期的《公民评论》杂志，出版一期即被封禁。三年之后，连“公民社会”四个字都不能提了。

奥运会后的三鹿奶粉事件，把奥运会带来的辉煌与荣耀在短短几天之内撕得粉碎。但对我来说，真正令我死心塌地的则是发生于2008年年底的零八宪章事件。当时，我认为那份文件上的主张已经足够温和，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被当局容忍，那么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永远不会到来。

2009年北京，一名便衣警察（右）在刘晓波受审的法院外拉下刘晓波支持者举着的横幅 （ REUTERS / David Gray ）

易言之，中国的民间和官方各自拥有不同的思考逻辑和行为逻辑。以渐进主义改良为目标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在表面上看卓有成效，但并未获得官方的任何回应，也没有在立法领域取得任何进展。与此相反，反倒是官方利用立法权，不断在禁锢律师、记者以及宗教人士的活动空间。所以改良主张更显得像是一种自虐以及自我怜悯的单相思。

比较有说服力的案例是2010年7月，波兰《选举报》的主编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学者崔卫平的邀请下，在北京的一家书店公开做了演讲，讨论波兰以及中国的转型问题。米奇尼克说：“中国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就，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民主的演进。那么所有逆转或者违背这个过程的行为都是违背自然的。”

与其说是自由派学者和行动者们对这个结论深信不疑，毋宁说是米奇尼克的这一说法验证了长久以来自由派学者对这个庞大国家的路径期待。中国有一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经过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中国一定能和平实现民主转型，这是很多人当时的想法。那天在晚宴上，我向米奇尼克讲述了我的担忧，我已经忘记了他是如何回应的。

三、香港，香港

1999年6月4日，数万人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守夜活动 （ REUTERS / RM ）

2009年春天，因为对新闻的倦怠以及对所谓新闻理想的怀疑，几乎是带着满身伤痕，离开了新闻杂志，去GQ杂志中文版做编辑，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当时的媒体政策大体是严管新闻，但是对娱乐、时尚、体育等领域放开，所以像《Vogue》、《GQ》、《Sports Illustrated》这些杂志均有中文版本。当然，这也被视作是中国“开放”的一个特征。

离开新闻领域当然是因为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就是对任何改变都不再抱有期待，但这只是我的看法，我的很多同行当时还认为此时是中国媒体的上升期，尤其是当时许多网络媒体在崛起，开出相当于传统媒体3-5倍的薪水在招兵买马，网络媒体当时的尺度比传统媒体略微大一些。

2010年3月30日，因为三鹿奶粉引发的结石宝宝案件，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在北京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我当时用新浪微博评论此事，微博账户立刻被永久封禁。而当时，新浪微博这个产品才刚刚在中国上线。此后，我就很少有动力在中国国内发表时事评论了。

2010年香港，一名抗议者在敦促释放赵连海的集会上吹起呜呜祖拉 （ REUTERS / Stringer ）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许多自由派人士争相庆祝。官方则完全禁止这类消息的传播，最后实在无法掩盖，由代表民族主义立场的《环球时报》发出评论，指出这是西方的一个阴谋。无论如何，六四那一批知识分子在政治变革上的努力，至少在此是告一段落了。

正是因为这种失落，我在2011年春天，去了香港工作，也是在一家新闻杂志。在那里，我试着用不被审查的中文撰写文章。过去在中国大陆，因为审查的缘故，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中宣部。如今可以自由的写作，于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

谁料没过多久，就被广州的相关部门找我谈话了，而且就在香港。我们坐在香港北角的一家颇具维多利亚风格的咖啡厅里，他们质问我为何要报道陈光诚和艾未未的新闻，质问我为何不热爱这个国家。虽然在北京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但是他们在香港依然如此毫无顾忌，却让我有点震惊。

当时的香港其实已经在巨变的前夜。北京一再否决了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方案，并在中学辅助教材中推行“国民教育”，敏锐的香港年轻人有一种对未来深深的隐忧：即在“温水里青蛙”，香港会一再丧失拥有过的自由。这种担心在七年后的2019年成为现实。这是后话了。

我从北京到香港工作，更加验证了过去我隐隐约约的看法。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大陆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发生什么。香港本土派的一些网络媒体把大陆人骂作“蝗虫”，而当时在大陆网络颇有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也公开在节目中骂香港人是狗，即当年所谓的“蝗狗之争”。

此后，香港年轻人的言论和主张逐渐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关于香港前途的讨论，是这个城市惴惴不安的暗流。香港与大陆的那些在制度上的不同之处，正是香港得以成为亚洲世界城市的理由，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小岛成为东方最自由和迷人的城市？香港的世界性和开放性，注定会成为渐趋保守的北京政权打压的理由。

2014年2月，时任《明报》总编辑刘进图被不明人士在街头砍了六刀，情况危殆，再次引发港人对新闻自由的担忧。2015年2月，总编辑钟天祥撤换《明报》头版头条关于六四的“加拿大密件”文章，更让港人怀疑，一直以来的新闻自由已经在北京的强大压力之下无法守护。

2014年，刘进图被袭击后，《明报》的记者和编辑在香港抗议暴力活动中举起报纸头版 （ REUTERS / Bobby Yip ）

此后的雨伞运动等大型冲突，都在既定的逻辑之内。当年10月，又发生了著名的“铜锣湾书店事件”，这是一家被认为专门售卖中国大陆政治书籍的书店，五位书店人士相继在香港失踪，后来被证明是不明身份的人士将他们挟持到中国大陆，并“配合有关调查”。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被戕害之后，人身自由也面临重大威胁。

“不！你还有理想！”

2014年，一名艺术家正在香港第一座永久性博物馆创作民主女神雕像，该博物馆致力于残酷镇压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 （ REUTERS / Tyrone Siu ）

三个月后的2016年3月15日，在我身上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当天下午我按计划乘飞机离开北京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在首都机场被四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带上一台轿车，关押在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小房间，一共19天。被塞进车里的那一刹那，我只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在中国就好了。

一位负责审讯的相关人士问我：你为什么要给《苹果日报》写稿？我只好实话实说：因为房价很贵，而这家报纸给的稿费很高。他又问：你仅仅只是为了钱吗？我回答说：“我就是为了钱。”他突然间被激怒了，粗暴的打断我，严厉地说：“不！你还有理想！”我当场愕然，无以为对。

此后的半年内，我不能离开中国大陆，直到当年8月底，才被允许去澳门旅行。我还被警告不能撰写时事及政治评论，亦不能接受任何外国媒体采访。与此同时，我在香港的有限居留签证也被迫中止，我不得不搬到深圳居住。但出入境并未受到严格限制，所以也经常去香港买书会友。

有一点很重要。言论及出版自由的香港，一直在为红色中国保存着那些不能遗忘的记忆。比如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的研究书籍，一直可以在香港出版和发行，香港就是中国的“真相博物馆”。但，真相就是谎言的敌人，就会被谎言的制造者无情打压，这也是当时我们判断香港处境会更加糟糕的理由之一。

更何况，在北京眼里，香港其实是一个反对派言论聚集的基地。这也是北京一再强调“港人治港”必须是“爱国的港人”才能“治港”的原因。他们对“自由”这种东西抱有出乎本能的警惕以及不信任。

四、四十而不惑

2017年的大事件是刘晓波在狱中去世。作为六四符号的溘然陨灭，这无异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从六四之后开始的中国政治转型运动，在民间大体有两条路线，一是以体制内开明的退休官员、体制内知识分子、媒体人和律师主张的渐进改良路线，一是以刘晓波为代表的自由派独立知识分子主张的政治反对路线。二者的核心分歧是是否接受中共的领导。

而刘晓波的去世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政治反对派的驱逐和打压，使得政治反对路线趋于消失。而主张改良路线的人们，在2018年春天也遭到了现实无情的嘲弄。那一年春天的全国两会上，宪法被修改，删除了国家主席的连任规定，使得国家主席的第三届任期成为可能。这引起国内外的激烈讨论，并引发了一波移民热潮。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道路，“改革开放”是一个颇能迷惑人的词汇。官方不断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六四后遭遇重挫，然后被无限期搁置。不仅如此，党务系统对政府侧的限制以“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为由层层加码。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他们总结了相当多的经验，有资金、有技术、有高超的能力继续维持高压管制，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以民族主义及狭隘的爱国主义为圭臬。

持自由派倾向的人群，以进步主义的思维去看待中国过去这四十年，以一个虚假的期待作为奋斗的目标，认为中国的发展进路是线性的、不断往上的，中国会不断保持开放姿态。如今看来，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并且在人生的前半部分积极投入去实现这样一种期待，犹如飞蛾扑火一般。

历史不会一直是进步的。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反反复复的事情太多。当年义和团领袖朱红灯也是带着农民在山东推倒圣诞树及火烧教堂的。就像如今，在和服的起源地苏州，穿和服竟然会被警方问话并且被强制脱掉，安倍晋三去世的时候，中国国内互联网上一片欢腾之词，这在八九十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有句古话说，四十不惑。也就是说，人到四十岁的时候，才能够明辨是非，才有了自己的价值尺度与判断标准。我的前半生，基本和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相重合。我这些人生颠簸，几乎也都受到中国政治演进的影响。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说：一滴水，如何知道大江大海的方向？

看着昨天的世界不断崩塌，也离我渐渐远去，我并没有觉得更迷茫更彷徨，只不过对中国更悲观而已，然后将自己限缩于个体建构的小世界之中，对当下的中国，想说的话越来越少，可能以后什么都不会说，这大概就是佛家讲的“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吧。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两年前，我跳槽去了一家财经媒体，全职做农业报道。我以为这是份更靠近土地、靠近食物的工作，能把新闻报道和具体的生活重新建立联系。和那些书写风味的美食作家不同，我写饲料行情、生猪出栏、粮价波动，采访种地的人、做养殖的人、推广农业技术的人……总而言之，就是报道食物供应系统，试图梳理它的生产链条、流通结构和价格逻辑。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们的选题多源于上市公司公告和财报。绩效要求我每个月要出十几篇稿子，导致我绝大多数稿子都是电话或者微信采访，当天就必须把稿子写完。只是偶尔才会出差去实地采访。

因此，毫不意外，哪怕我每天都在写“吃”的问题，我依然看不见食物——大公司的财报只会描述宏观的状况。这种描述相当笼统，只靠着财报里的三张表（注：即财务体系的三大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无法解释得清食物是怎么被生产、被处理、被消费，又是怎么在中途被丢弃的。我常常困惑，我真的是在做记者吗？

一、看不见的猪脓包肉

我第一次深刻意识到自己“看不见”食物，是在研究一家著名养猪企业的猪到底卖到了哪里。这家企业号称每年能给1亿人提供猪肉。但真到了生活中，我没看到任何猪肉在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售卖。我把问题抛给一位分析师。他说，这家公司只需要把猪卖给屠宰场就够了，他们不需要面对消费者做品牌。

我还是想找到他们的猪肉到底去了哪里，我继续查资料，居然意外撞见了一条线索。

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有人吐槽：“他家的猪前腿脓包修不完。”——说的正是那家企业。评论后面有人回他，“打针太多了。”还有人说，“收脓包肉回去喂狗。”

他们的身份不难猜，基本都是屠宰场的人。在生猪屠宰的工序中，有一步叫白条修整。生猪身上那些不适宜食用的部分就在这一步被切除，成为废肉。有的超市和猪肉贩还会对猪肉进一步精修再售卖。

“打针”，指的是打疫苗。如果疫苗还没有完全吸收，那头猪就被宰杀了，它的身上就会有脓包。这必然是养殖企业过于追求养殖效率的结果，增效本就是现在养殖行业在周期下行时保住自身利润的办法。

◉农业展会上，各类猪企热衷于展示自己的智能化水平，以期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图片｜谢小丹

我找了张图片，看了看所谓的脓包，长得就像是猪肉上面又生出的疙瘩。长着脓包的肉是不能吃的，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出售给消费者的，可剩下的猪肉也不清楚是否还有健康隐患。但当天手头的稿子不需要补充上述信息——那是一条很常规且普通的稿子，涉及的信息只有那家企业最近几年的业务发展、生猪周期走势和它的业绩波动等等。哪怕在众多对该公司的报道里面，它都极其普通。

一时间我没有精力去追踪。于是，我选择了暂时放下，先交掉这篇稿子。

在那两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写这样的宏观农业稿件。写大公司，确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职业训练，每天追踪业务变动和市场挑战，很快就能摸清行业走向，商业又是弄清楚社会运转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然而写多了大公司稿件，我对农业却是门外汉，最终很多报道都突破不了宏观数据分析和供求关系讨论的框架。

所以发现“脓包”的那一刻，我其实是兴奋的。这个线索没有人写过，哪怕从功利的角度讲，如果能把问题弄清楚，也许还能换来那家公司公关对我另眼相看——过去，我跟这家公司一直沟通艰难，他们就像是躺在我通讯录里的“活死人”，无论怎么打电话、发微信，他们都不理。后来有同事写了一篇“触动”到了他们的稿子后，我们才跟那家企业勉强建立了沟通关系。

但最后，我还是没把自己的线索追下去，大概率是因为畏难。无论如何，手头的资源都无法支持我找到屠宰链条上的人去采访，或者真的进入一家屠宰场寻找答案。而下一篇稿子的截稿时间马上又要到了。

二、当记者自己遇到了下行周期

做了农业记者之后，第一个选题就是写牛羊肉价格下跌。采访一位内蒙古养殖户后，我们变成了朋友。之后牛肉价格下跌了很久，我第二次再去找他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问的了。反倒是他问我，各地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我说，没有。是真的没有，过去的两年半，我大部分选题多多少少都会涉及行业下行、价格下跌。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羽毛球涨价，很多羽毛球爱好者因此哀嚎，打不起球了。可是，羽毛球涨价是因为羽毛的成本上涨，羽毛成本上涨却是因为贩子们收不到毛了——养鸭亏损，很多养殖户已经退场。这个线索让我偶尔还能在数据和研报之间，找到一点点食物和人的联系。

另一个例子是，肉鸭这条产业链里，鸭肉就不如副产品值钱。因为不值钱、又需要销路，就会有人用它冒充牛羊肉售卖。一份报告里还说，很多鸭肉最终流向了建筑工地的团餐。在这个肉蛋奶不稀缺的年代，我第一次意识到，肉蛋奶消费，也能划分人群。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做了农业记者，我可能也不会留意菜市场里的价格涨跌，更不会在网上买菜、点外卖的时候去想，这些食材从哪来，卖给了谁。然而，去追问人们为什么不再买奶了，为什么有人吃不值钱的鸭肉，未尝不是何不食肉糜。

我们有一套常用的报道框架，其中一项是观察价格波动。价格是个很直接的抓手，既和宏观市场有关，又能映照每一个人的日常消费。价格波动，往往是因为供需失衡。不凑巧的是，我进入农业领域的时机刚好是价格下滑的周期，特点是供给过剩和消费下滑。过剩来源于在上行周期里的乐观预期，人们好像以为市场会无限大，几乎所有人都在加大投入，憧憬未来的高收益。但是冰冷的现实是，上行周期会结束，人们会消费降级。

◉水稻试验田。图片｜谢小丹

写农业的这几年，我能看到行业的下行，现实常常让我心情低落。更糟糕的是，学会了这套商业分析逻辑，我总忍不住要想想自己的行业和公司。做记者还是什么好职业吗？大家几乎都会想这个问题，也会尝试着去找出路。如果自己的条线形势一片向好，日子可能还好过一点，像是科技媒体的老师们大概率日子还好过。媒体要自保，势必要多找投放和合作，也必须要更关注那些欣欣向荣的行业和企业。甚至，这些年很多主流媒体公号上的重磅长篇农业文章，常常来自几家互联网公司的软文：某家电商如何参与乡村振兴；某短视频平台如何推动农产品直播带货；某大厂如何用新技术让农业看起来更像一个高科技产业。

但真正种地养猪的农业显然不在此列。每年财报季，那些农业公司的营收，甚至还赶不上科技、工业公司的利润。农业公司多数又不直接面向消费者，没什么打造品牌的需求，不需跟媒体合作。加上我那些拾人牙慧的稿子确实没什么人看，流量总是垫底，我最终没保住自己的工作。

三、标准化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其实，在农业报道里面，也有很多让人振奋的叙事。有蓝莓企业跟我介绍过，如何将蓝莓做得标准化。标准化，简单来说就是用传感器不断监测数据，再用上设备辅助调节，最后保证果树能得到统一一致的光热水肥条件。

这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看天吃饭和产品非标品的难题，降低了他们的运营难度。而对消费者来说，标准化意味着买水果不再仿佛开盲盒，不会这次觉得口感好，下次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在云南昭通、北京平谷也看过类似理念的果园，果树与果树之间不光行距、株距统一，就连果树的形状都修剪得一样，像部队的方阵，让每一颗果子都能获得同样的光照。果实也有标准的分级，有特定的机器对水果做分拣，能确保大小、形状甚至甜度的统一。

甚至我还体验过上百万的智能拖拉机。当我们还在争议城市里智驾是否安全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落地的场景——大规模农田。如果克拉克森不是买辆兰博基尼拖拉机，而是买辆带有智能驾驶辅助的拖拉机，也就不会一开始把地耕得歪七扭八了。

◉工作人员为参访者介绍东北黑土地上的百万拖拉机。图片｜谢小丹

养殖行业也一样，今天的养殖企业甚至可以通过传感器精确地知道每头猪吃了多少饲料，再计算出这些饲料能让他们长多少肉，这种精细化运营可以有效地降低喂养成本。

刚进入农业报道那会儿，我也曾对这些故事充满兴奋，以为凭借技术手段，农业可以克服看天吃饭，克服一切不确定性，最终消灭饥饿、让所有人吃得更好。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消费者已经享受到了这种便利：生活在北京，一年四季都有稳定的新鲜水果蔬菜，买菜可以选择送菜上门，不想做饭可以选择外卖，或者就近找一家餐厅解决……

生存需求看似被轻而易举地满足了，但真正的“吃饭”变得越来越轻飘飘，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食物的生产过程，浪费也不再是一件需要羞耻的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成了一种极容易被突破的道德约束，需要被政府发起的“光盘行动”来教育。

作为消费者，或许可以靠更透明的信息缓解焦虑。但作为记者，作为信息传递的一环，我却更无力。企业会讲规模化、讲产地直采、讲订单农业、讲二维码溯源……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相信他们的商业判断和解决方案，做了他们市场教育的工具。

但我又无法全心全意拥抱那个商业世界。哪怕从逻辑上讲，规模化生产也不真的意味着安全，只意味着有问题的食物会更大规模地出现。再加上庞大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波及的范围就会更广。

◉每个城市都有几个这样的农贸市场才能满足市民生活需要，但它仅仅只是农产品流通体系当中的一个枢纽。图片｜谢小丹

农产品流通体系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连接零散小农户与庞大的消费市场。于是，从一块土地上的农作物出发，要经过产地经纪人、集贸市场、产地批发商，再穿越销地的一级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市场，最终抵达商超、农贸市场或餐饮企业，才走到消费者的餐桌上。每个环节之间，都有着无法填补的信息差。如果今天消费者要受到食品安全的困扰，可能这里面的每个环节都尽了自己一份力。况且，这套体系又太长，层层加价让农户和消费者都难以获益。

我还有种不安。过去，那个养牛的朋友告诉我，在他的老家，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很多人把回家养牛作为避风港。今天，“返乡种地”也是媒体们喜欢做的选题。可他们返乡后，假如以这种方式经营农业，成本将会巨高无比，又要经历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返乡务农真的是出路吗？如果小农户都退出了农业，在城市里真的会有更好的生活吗？

四、我的实验田

写农业稿的时候，我遇到了许许多多何不食肉糜和外行的时刻。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学习：去年，我在住处附近的一个共享农场租了10平方米的土地。解决了种什么、怎么种的问题，终于把种子撒到土地里，我又焦虑了起来，开始担心收不回租地的成本。

成本当然是收不回来的，只不过能身体力行地对自己的报道领域又加深了一点点认识。

在农作物长势最好的7月底，我出了趟差，加起来9天。临出发前，我还拜托朋友去帮忙浇水。后来一看天气预报， 北京那段时期要连着下雨，索性就跟朋友说，不要去了。

回来后，又遇上北京连日降雨，地里变得格外泥泞，没法下脚，所以前后大概半个月没法去查看那一小块地的情况。我以为，老天爷会帮我照料好那些蔬菜的。

结果面对的却是一片狼籍：所有的叶菜都死了，辣椒泡烂了，番茄幸存了几棵，只能说是勉强活着。只有没有经过人类长期驯化和培育的薄荷和紫苏，在暴雨过后依然生机勃勃。

之后的八月，高温多雨，即便补种也没有一棵蔬菜存活。不只是我，因为天气原因，蔬菜种植户们跟我一样损失惨重，去年夏天，蔬菜价格飞涨，在气候变化面前，小白和老手几乎是同样脆弱。

◉2024年北京夏季高温暴雨后，辣椒、茼蒿、生菜全军覆没，没有救活。图片｜谢小丹

我不仅遭遇了天气的挑战，身体也因为种地饱受摧残。

种地最初，我决定不除草，因为听说保留杂草可以给土壤提供更多覆盖，保留根系还可以减少对土壤里微生物生长环境的破坏。

但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问一句，你怎么不除草？有一天，一位邻居大爷同样停下来问我，我便兴致勃勃地分享学到的知识。

结果他反问，是不是抖音上看的？他的言下之意很清楚，我被抖音骗了。于是我继续辩解，却惹恼了他。我没能修复邻里关系，之后再在农场碰面，他再也没有理过我。

后来我没能抗住压力，跟杂草斗争了很久。因为蹲在地里除草，膝盖落下了病痛，直到今年夏天，才彻底痊愈。

种地其实除了心理疗愈外，对做农业记者没什么帮助，最终还是要回到业务层面上去思考自己的答案。

农业领域里也有一些新选题：返乡的新农人，消费企业介入种植上游，甚至火锅、茶饮里又出现了新的农产品……这种选题有很多。然而，这些选题真的载得动农业吗？

在写阳光玫瑰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位阿姨，费劲让她相信我是记者之后，她立刻情绪激动了，大骂媒体无良。她说，家里做建筑生意被骗了很多钱，想着做阳光玫瑰保住生计，却又遇到了烂市，采访就是在往她的伤口上撒盐。

那天，我惹了烂摊子，努力给她发微信和短信补救，又费了一些口舌才把她安抚好。她还把自己丈夫的号码发给了我，让我去找他聊一聊。

我没有再去联系他们，把我们的对话全删除了。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种植户素材，选题也很简单，就是要写一写阳光玫瑰这个品种是如何失败的，已经没必要再去打扰他们。况且一个轻飘飘的选题，也承载不了这样的家庭伤痛。

过去的两年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迫使我反思，究竟想做什么样的农业报道，要怎么去做？

偶尔我会想起自己的前领导。他说，我们的优势是每天跟行业里的人泡在一起，所以能更及时了解行业里的变化。我被这句话戳中了，把它奉为了金科玉律。

来做了农业后，写了两年半稿子，农业呈现给我的面貌越来越复杂。它不光是商业模式，也事关生计，不光有智慧农业，也有它传统的那一面，我也越来越不甘心待在商业的框架里去报道农业。

究竟怎么做，我还没有答案。只是我不能再用门外汉的方式来写农业了，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前领导的那句话，每天跟行业里的人泡在一起。我得离得再近一点了。

食通社作者：谢小丹，前农业记者，梦想有一小块地自己种

写在前面

今晚聊一部重映的电影——《青蛇》

本来这部重映是我近期最想推荐大家去看的一部，结果却成了我最不敢推荐的一部。

和《死神来了；血脉诅咒》面临的问题一样，我不知道该给大家推荐哪一版本，感性上我相信这部在影院里看是很难得的体验，但理性上我认为只有看它未删减的版本才能获得它的表达。

为何《青蛇》有如此强的唯一性，因为它绝不仅仅是一部追求爱情的故事，爱在整部电影里只占据着一角，整部电影都是围绕着那层不可见的“欲”展开的。

它讲的是一条蛇想成人的故事，是一条蛇懂了爱的故事，更是两个女人追求欲望的故事。

它是一个奇情故事，是一个神话传奇，更是两个女性命运的历史书写。

一旦没有了欲只剩下情，这一切都将不成立。

我们今晚的这篇文，就主要去聊这一个词——情欲。

一、

这部与历代白蛇故事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放大了蛇的蛇性，是最重视蛇这一意象的作品。

青白二蛇即便化形也遮挡不住她们的蛇性，能躺着绝不走着；白蛇和许仙的交往身形摆弄似是缠绕；两蛇化形初始脖颈相交摩挲纠缠；青蛇从房顶落到声色场的地面上，更是像一条蛇倏然落下，软绵绵地缠着舞女共舞。

所以要了解这部片，我们就要先了解蛇。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蛇的象征和文化意涵很早就出现了。因其身似性器官，它最常见的是与性相关，又因其水陆两栖而被认为阴阳同体，在先民的崇拜和认知中，它多被视为雌雄同体的生物。

比如在世界文明中广泛存在的衔尾蛇图像，我国出土的凌家滩玉龙同样是一条衔尾的蛇形生物；以及女娲和伏羲画像尾部的缠绕，尤其汉画中他们多以连体孪生的形象出现，两性同体存在于很多地区的崇拜中。

所以因其性的象征，蛇一方面被作为生殖崇拜，另一方面被认为是性欲交合，代表纯粹的欲望本身。

《青蛇》首先还原了蛇身上的第一层意涵，那就是蛇与欲总是相关联的。

电影的开篇就勾勒出了欲的氛围，第一个镜头就是顺着水流漂下的青色纱巾，配合着婉转泣诉的音乐；青白二蛇的出现是为一个赤裸身体在林中生育的产妇挡雨，而产妇的赤裸又成为了法海最初始的欲望心魔。

白蛇与许仙的交合凸显的是白蛇和许仙的欲，许仙并非是为爱沉沦，而是为欲沉沦，所以在看到白蛇的那一刻低头注视的是白蛇半隐半露的胸部，在看到青蛇扭腰舞蹈时会眼睛发直。

青蛇去引诱许仙更是对姐姐的追逐，她想要体验到姐姐的快乐，所以姐姐在水池里与青蛇缠绕欢笑，这构成了她们之间的欲。

而当法海让青蛇历练他的心魔，命令青蛇引诱他时，青蛇与法海又构成了另一重欲。电影的插曲《莫呼洛迦》多次响起，莫呼洛迦本就是人首蛇身的大莽蛇神，当青蛇抱着法海水中露出的蟒蛇蛇尾交欢时，两人已经完成性欲交合。

欲是勾连起片中每一个角色的索道，在青白想要成人的世界里，整个世界充斥着蛇性，充斥着情与欲的交合。

只有做到这种极致，才能彻底抛开性别的枷锁，进而进入人内心因欲而产生的情爱世界。

二、

欲不是青白二蛇寻找的最终答案，她们来到人间是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关于情与爱的那一面。

《青蛇》删去了传统版本白蛇报恩的剧情，白蛇化形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成人。想要学会人的感情，了解人间的情爱。

所以白蛇选择了许仙，她看到秦楼楚馆之外的水上学堂，那是与色欲完全相悖的场所，而在学堂里她看到了一个看似离色欲最远的人，那就是批评耽于情欲的学生的夫子许仙。

白蛇早早流下了那滴属于人类的泪水，也因为她比青蛇多修炼了五百年，她更早地懂得了如何去区分自己的情与欲。

电影对于情爱的探索，重心放在了青蛇身上。

她不信任姐姐追求的情与爱，她觉得情是不存在的，因而她入世的第一站就是风月场，人世间在她看来只有欲的存在。

所以她欣然答应帮法海修炼心魔，以情欲去勾动法海；她会去引诱许仙，不止是嫉妒和好奇，她更想看看即便是姐姐相信的飞不出她手心的老实人许仙，是不是也会耽溺于情欲，在她的引诱下变得没有定力。

但与她相处五百年的姐姐发现了她有情的一面，她看出了青蛇与她的反目和斗法只是为了验证自己是否还紧张她，她的情放在了自己身上。所以姐姐让她回紫竹林，继续去做蛇，做她想做的事，不要承受因人间的情爱而产生的愤怒和痛苦。

青蛇直到姐姐即将死去的那一刻才真正懂得了情。

当姐姐弥留之际用脸颊摩擦她的脸，镜头闪回了二蛇刚化形的时候也是这样摩挲。情与欲在这一镜头中被缝合在了一起，漫天的雨、水和泪掺杂在一起，这是青蛇开始懂得情的那一刻，她体会到的是即将失去的痛苦。

而她真正落下了第一滴清晰完整的泪，是见到被剃度的许仙的那一刻，她这滴泪是为自己也为姐姐而流，她发现了自己的情在姐姐身上，感受到了自己即将失去的痛苦，也感受到了姐姐当时那滴泪落下的心境。

最后她杀死了许仙，因为她想要满足姐姐最后的情感需求，于是她选择杀死许仙让他永远陪伴姐姐。这不是法海口中妖性的一面，反而是至情至性的一面。

三、

欲不止与寻找到自我有关，同样还与权有关。这是这部电影尤其是李碧华原著的另一面。

之前聊《白蛇：浮生》的时候，我们列举过白蛇故事的演变，包括早期的“美女蛇”故事，到明清时期的贤妻良母甚至是《义妖传》中将青白二蛇进行有情有义的改写。

这其中有一个很明确的点，那就是在白蛇身上，对情欲二字的彻底消除。美女蛇尚且是以情欲引人的，到了“义妖”二字之后更是对于性的完全剥离，也是对白蛇化身的女性身上的情与欲的剥离。

在白蛇身上出现的性压抑与封建礼教的发展契合，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变中，女性的欲望被首当其冲地压制，被认为是不洁不贞的，是危险并且害人害己的。

对欲望的拥有其实就昭示着对权力的拥有，而白素贞与小青作为两个在历代文本里无法表达欲望的女性，她们在《青蛇》的文本里以极大的声量发出了女性追求爱欲的呼声。

这是她获得权力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妖想要成为人，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女人想要在情感层面上获得和男人同样的位置。

就像是王秀珊在《自白蛇传说之原型意涵论李碧华<青蛇>中的女性爱欲与命运》中说的那样：在文本为男性所掌握的叙述之下，白娘子愈演变愈多情执着的形象除了代表着民间大众对追求爱情自由的呼声，并且还藏着一种属于女性的声音，幽幽诉说关于爱欲与自我发展的一种原型命运。

所以在这部作品里，我们能看到白素贞要如何将自己缝合进男性的世界方能得到他们的认同。

书斋的老夫子在发现白素贞治病救人后才纷纷称赞许仙找了个好老婆；众人也是因此而赞颂白素贞。

直到她为许仙诞下一子，才被法海承认她获得了人的身份，也就意味着她得到了以法海为代表的父权社会的秩序和规则的承认。

这与传统家庭中女性获得地位的身份是结婚和产子别无二致，只有生下了儿子让自己获得“母亲”这一社会身份之后才能获得相对应的社会位置。

《青蛇》不止是对情欲的追求，也写出了情欲与权力的对照，以及她们追求权力的方式。

在李碧华小说的最后，依靠破四旧这样一场席卷全中国的大破坏才成了雷峰塔倒、青白蛇团聚的契机，这当然不是她对这段历史的赞颂，但它意味着唯有彻底的破坏才能迎来重生。

她们被更大的权力误打误撞地“拯救”，她们在塔倒后继续追求自己的欲望，小青看向姐姐想到“素贞不安定了。嘿，一有男人在，她就不安定了！”

何必安定，所以“横竖素贞看中了，就让她上吧”。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
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
打倒红色法西斯 推翻共产党暴政
不要谎言要真相 不要奴役要自由 暴政共产党下台”——8月29日晚10点，重庆大学城现巨幅投屏标语。

CDT编辑注：读者可前往工劳小报官网订阅新闻信，或加入Telegram群。工劳小报简介：“工劳”这个名字是工人和劳动的简称，同时也是“功劳”的谐音。我们想透过“工劳”这个词来强调基层劳动者在维持中国社会运转中的贡献。但同时，工人也是社会不公的最大受剥削者，长期处于失语、不可见的无力处境。我们反对此种现状，希望提升劳动者的能见度，让我们彼此能看见、理解社会不同劳动者的处境，並期盼不同职业的、不同性别的、不同民族的劳动者能达成真正的团结。

导语

今夏的高温与极端天气，再次将基层劳动者的处境推到公众视野。7月，青岛大学的宿管员疑因持续高温突发疾病离世，山西载有14名采椒零工的中巴车在洪水中销声匿迹，令人想起2023年7月涿州水灾中被困在厂房的工人。此类事件并非偶发个例。随着极端高温与暴雨天气日益频繁，基层劳动者面临的生存与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剧。

根据《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1961年至2024年，我国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根据中国天气网（1、2）的数据和澎湃新闻的信息汇总，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的高温日变得更多、更热、更早，暴雨和大暴雨天气过程的持续时间也有增加的趋势。今年的异常天气在6月已初露迹象。6月，全国平均气温21.1℃，较常年同期偏高0.9℃，与2022年并列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全国平均降水量85.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4%，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5成至2倍。7月，北京出现特大暴雨，24日-28日间，全市最大降水量543.4毫米，相当于四天下了近一年的雨。

图源：澎湃美数课

极端天气对劳动环境暴露度高、劳动强度大、休息条件差的劳动者有更大的威胁。比如，厂房、工地、矿井容易积水、坍塌，户外劳动者（外卖员、长途运输司机、清洁工等）中暑或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显著增加。同时，这类劳动者还往往缺乏相应社会保障：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措施难以落实；极端天气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被视为“自然灾害”而非“职业伤害”，劳动者及其家属维权难。长期处于高暴露、高强度、低保障的工作环境中的劳动者既缺乏应对气候风险的条件，也缺乏制度性的保护，ta们是受极端天气影响更甚的群体。

气候极端化与劳动风险叠加，基层劳动者正以身体和生命承担着这场气候危机最沉重的代价。工劳小报第一期主题刊关注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梳理今年以来，高温和暴雨天气下基层劳动者面临的多重风险，以及相应制度保护的状况。

高温之下：未落实的补助与保障的不均

相比过往公众认知里，建筑业户外工作者最常面临高温天气的风险，今年，室内劳动者的脆弱性也格外凸显。7月6日，青岛大学宿管疑因高温去世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高温下劳动者处境的小高潮。无独有偶，7月15日，西安一保安也因高温天气在保安亭猝死。在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夏天，保护劳动者的政策是否到位，又是否真的能在实践中落在实处？

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但更重要的并不仅是发一笔钱，而是为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温度，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措施，如减轻劳动强度，调整工作时间，定期为劳动者提供健康检查，并采取新科技、新设备控制高温，进行日常监测和健康检查等。

越来越多工人的工作环境已达到应发放高温津贴并采取其它措施确保用工安全的条件，因为大部分中小型工厂的流水线都没有空调，车间温度动辄达到33度以上。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哪怕工作场所突破高温，高温津贴的发放和执行往往混乱且不规范。中国劳动趋势的分析指出，高温津贴实际落实上各省各行其是，缺乏统一标准，多个省市区别对待室内外工作者，且津贴标准多年未更改。在过往法律判例中，企业可能声称温度达标，拒绝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起诉后需自己提供对工作场所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和证人证词，否则法院可能驳回劳动者的申诉请求；而及时发放了津贴的用人单位可能也以此来免除改善劳动条件的责任：今年6月，有上海企业被曝光，老板以‘高温费已发放’为由，拒绝在车间开启空调，导致员工在高于37度的环境中工作。

图源：国际劳工组织

高温劳动导致的工伤和工亡常因发生时间和地点的模糊，而被用工单位推诿责任和拒绝赔偿。7月，西安猝死的保安周某就因在上班前一小时出事，且长期居住的条件恶劣的职工宿舍严格意义上不算作工作环境，遭遇相关责任方的推诿，小区物业称周某属于外包员工，劳务中介则认为周某是在正式用工前一小时猝死，不符合工伤，公司仅愿意进行有限的人道主义赔偿。现实中热射病发病以及因高温造成的伤病实际发作的时间地点可能有延迟或模糊性，由于缺乏更明确的政策细则执行落实的规定，企业得以规避工伤责任。

另一暴露在特殊脆弱性的高温劳动群体是大量就业不稳定、处于非正式劳动关系的工人，包括建筑业、农业、家务劳动者、拾荒者和街头小贩等。例如，平台接单的家庭服务业劳动者大多为灵活就业的网约工，尽管其工作环境符合高温津贴的标准，但由于ta们大多没有和平台或外包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平台便规避了提供权益保障的责任。非正式劳动者的高温劳动保障非常不足，这类工作又因其灵活的工作时间可能更多吸纳了需要承担双重劳动的女性。这再次提醒我们，高温天气的风险哪怕在劳动者当中也并非均等，原本就落在社会保障网络之外的工人没有退出高温工作的选择，也更缺乏制度保障。

暴雨洪水多发，劳动者面临的多重风险

今年的汛期相较于往年有所提前，从6月下旬开始便呈“南方久涝、北方急涝”的态势：6月27日后，华中西南一带（河南、贵州等）连续强降雨引发城乡内涝与山洪，公路中断、工地与小作坊被迫停摆，外来务工者与临时工首当其冲，很多人既无带薪停工也无灾后补偿的预期。7月下旬的雨带北抬，北京在7月28日启动防汛一级响应，公共交通与文旅场所大面积停运，对零工、骑手、环卫与文旅服务业的即时收入形成断崖式影响。截至7月末，北京近郊多地受灾，受灾居民与小微企业、保洁与民宿服务人员等在保险与社会救助覆盖上的薄弱处境，延长了ta们重启生计的时间成本。8月初，南方暴雨再度“倒水式”倾泻：深圳多次触发分区暴雨红色预警，深汕特别合作区鲘门街道在66小时内录得累计891.6毫米极端雨量，地方层面一度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综合措施。节律交替的降水过程，把基层劳动者置于两难境地：停工无薪，出勤又高危。      

无人机视角显示，2025年7月29日，中国北京密云区因强降雨发生洪水，村庄民房及其它建筑物部分被淹没。图源：路透社

今年发生多起暴雨失联案，劳动者在通勤、返乡或临时工地转换途中陷入联络中断与生命危险。把今年的情境与既往经验对照，则更能看清结构性问题：汛期红色预警即代表停工停运，但平台与外包体系的层层转包，使得用工调度与气象预警存在严重脱节。今年南方多地的暴雨里，清晨出工的通勤包车最易陷入“预警已发，车仍在路上”的风险之中，农忙季或采摘季的短期招工队伍尤为脆弱，一旦遇山洪就可能失联。在这些情况中，谁来下停运指令、何时通知、出了事谁负责等问题，至今依然模糊不清。

暴雨和洪水的多发也暴露出交通与物流业的脆弱：运输能力骤降，站点关停，从业者的生计因此受到严重冲击。洪水冲毁道路桥梁后，货车司机、快递与仓配从业者既担“车损自担、货损自赔”的合同风险，又面临平台考核延迟与罚款的压力；此前小报总结过洪灾对运输与出版等行业的连锁伤害，道路虽能很快抢通，但劳动者的保障却无法跟上：谁付停工的钱、谁赔损坏的工具、谁负责理赔，往往没有明确责任人。

而对于劳动者而言最大的困难是灾后的漫长恢复。对于涿州而言，灾后重建的迟滞首先体现在产业链节点的受损：作为北京出版业的库房腹地，涿州的图书物流园区“整园受淹”，有企业自述8000平米库房、约360万册存书几近全损；而图书库存常被保险拒保或保额有限，巨额亏损只能在企业与一线从业者之间层层消化，影响从编辑、仓配到营销的整条产业链条。对交通与即时配送来说，洪水后的“重启”同样艰难：城郊的快递集配站往往最早失守、最晚恢复，北京房山区一处站点曾一度困住80人；水退之后，即便车辆还在，但电瓶报废更换动辄上千元，自担成本直线上升。

此外，暴雨天气对外卖骑手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这不仅是因为骑手在暴雨中工作有更高的风险，容易遭遇交通事故，更是因为，在暴雨天气，城市居民对外卖的需求量会剧增。在暴雨天气，外卖骑手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长时间淋雨而生病，脚长时间浸泡在不干净的水中带来的健康风险，在雨天发生滑倒、翻车、撞车等意外。上述风险会因缺少高质量的防雨装备（比如能够抵挡暴雨的雨鞋、雨衣）而加剧。同时，暴雨天气也会带来手机进水、电瓶车电瓶泡水等问题，带来进一步的财物损失。

暴雨中的外卖员，图源：食通社

关于暴雨或洪涝，相关的制度性保护很少。洪水突发往往被认定为“不可抗力”，由此造成的工厂被淹、工人没能及时撤离而遇难，在部分地方人社部门可能不算作工伤。而对于农民工、临时工、非正式就业人员，因为工伤保险覆盖不足，更可能面临“无人负责”的情况。对于农户而言，农作物在洪水中受损可以通过相关农业保险获得相应理赔款，但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

与洪涝相关的另一项制度性保护是蓄滞洪区补偿。依照《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2025年）》，国家会针对住房、农田、专业养殖、经济林等区域在蓄滞洪区运用期间的水毁损失予以补偿，补偿力度在损失的40%到70%之间。不过，该项补偿只限于被划定到蓄滞洪区范围的情况，覆盖范围十分有限；且该补偿只针对洪涝中一般性的财产损失，也非为劳动者提供的针对性保护举措。

结语

长期在高暴露、高强度、低保障工作环境中的基层劳动者，往往缺乏必要的物质与技术条件去应对气候风险。面对高温，建筑业、环卫、制造业等户外劳动者缺乏遮阴、降温、防护设备等基本设施；外卖骑手在极端高温、暴雨、台风等气候事件中仍需作业，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由于收入有限，ta们往往也难以通过购买空调、防护服、高质量雨具、保险等方式来提升防护能力。而信息获取渠道的匮乏，则使ta们无法及时获得气象预警和健康指导等关键信息。这些条件上的不足，使得劳动者在面对气候风险时更加被动。而制度性保障的缺位，则将ta们推向更加危险和脆弱的境地。

不知道懂王是跟谁学的，现在很喜欢在周五搞个大新闻。

上周五，也就是8月22日，他和英特尔宣布美国政府将用89亿美元认购4.333亿股英特尔股票。再加上之前《芯片法案》给的22亿美元，现在美国政府是英特尔的：

第一大股东。

神奇的是，这些钱大本来就是《芯片法案》要给英特尔的补贴，懂王现在一运作，补贴直接变股权了。要么说还得是搞房地产的人胆子大。

乃悟看了看博弈过程，人家英特尔祖上毕竟是吃过皇粮的，也不是傻子，肯定不同意。懂王直接明码呼叫CEO陈立武下台。这之后，英特尔基本就怂了。

乃悟想说的是，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当孤例。英伟达和AMD要把对华销售额的15%上缴美国政府；美国钢铁被日本新日铁收购，但美国政府有一票否决权的黄金股；美国政府现在还是全国唯一稀土企业MP的最大股东。

再这么搞下去，美利坚合众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不是就要成立了？

玩笑归玩笑，很多朋友还停留在帮懂王算账的层面，说89亿美元就算任期内翻一倍，放在每个公民身上也就够充个话费。为了这点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核心价值观都不要了？

当然了，也不能都不要。按照协议，美国政府不会干涉企业的具体经营。但是不干预经营你当什么大股东啊？

据我猜测，懂王回身四顾，能产芯片的公司，领导人全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只剩下英特尔算是艾美莉卡土生土长的正硅旗，是唯一能不靠台积电还能产芯片的，虽然也是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CEO，但是还好，他刚来5个月，还有救。

曾几何时，英特尔在CPU市场那是遥遥领先了。PC市场8成以上都是用的英特尔，大家都是听着登，登登登登的音乐长大的。

那时候的英特尔恨不得鼻孔朝天看人，产品成天挤牙膏，上一代CPU换个封装接着卖，而被很多PC用户称为：

牙膏厂。

然而最近几年，随着AMD、英伟达和人工智能的崛起，英特尔已经远远落后了。

无论在PC还是服务器方面，市场占有率都几乎以年10%的速度被AMD蚕食。推出的13、14代CPU芯片蓝屏事件给消费者造成巨大冲击，在游戏等方面的性能表现更是被AMD的各种X3D等按着头暴打。

标志性的事件是，2022年2月15号，AMD的市值正式超过英特尔，到现在，AMD的市值已经是英特尔的：

2.5倍。

AI浪潮更不用说了。2024年,英特尔自己预计，一年的AI芯片就只能卖出去5亿美元。

而在重要的芯片生产端，英特尔在重要的10nm和7nm方面连续落后台积电，连续砸了很多钱，成本和良品率均不如对手。

大家别看英特尔好像也能搞先进制程，接连推出如英特尔3，现在又在搞什么A18（英特尔1.8nm），但同样的制程，同样的芯片，表现可能完全不一样。

因为大家的逻辑制程、内存堆叠和热管理领域的技术思路和能力可能差别很大。但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美国原商务部长曾经极力向AMD和英伟达推销英特尔的产品，但被两家直接回绝：

不感兴趣。

这就是吃了不懂技术的亏。现在英特尔自家的芯片很多都找台积电代工。也不怪英特尔自己没啥信心，自家确实效率太低。你就拿亚利桑那州的工厂来说吧，2012年，奥巴马就站在工厂门口宣布说明年投产。

但事实上，这个工厂一直等到拜登胜选前的2020年，才真正实现了产出。这一拖，拖了整整7年。2012年，14nm还属于尖端技术。2020年，3nm都快量产了。

至于俄亥俄的工厂，更是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建好。

受到自产芯片业务的拖累，2024年，英特尔巨亏188亿美元。英特尔也早就想把自产芯片的业务卖掉。新任CEO陈立武今年7月的内部备忘录就表示不会再无条件投入，会根据市场放缓工厂的建设。这也是他和懂王的矛盾点。

懂王大概率是研究过真正的国资委的。

它成立于2003年，除了管理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外，还要强化国资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把重点放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

从懂王的视角看，芯片、钢铁、稀土这不就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嘛？

懂王再翻翻后面20多年，可能就更受启发了。它什么领域也没退不说，规模还越来越大，到今年初，央企的总资产已经是国资委建立时的十几倍了。

好好好，妙妙秒。什么自由竞争，市场法则，不能替美国还债的都往后稍一稍吧。

前几日，梁文道的付费播客节目《八分半》在大陆全面下架。

《八分半》在播客平台“小宇宙”上发表的官方声明说：

“由于技术原因，《八分半》无法继续在小宇宙更新，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有他的粉丝询问AI，为什么《八分半》会下架，AI的回答是：

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请换个话题。

还有人跑去问“小宇宙”官方客服，得到的回答是：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八分半》节目无法按原计划上线后续内容。

DS回复

其实，被下架节目这类事情在这几年变得越来越平常了，以至于大家都麻木了，说话之前都要考虑再三。

特别是搞自媒体的，发什么东西前自己都要预设一条红线。

只是，这次被下架的节目是那个很多人心中的“知识偶像”——梁文道先生所制作的。

并且更让人担心的是，这次下架后，梁文道先生是否还能出现在大陆的公众平台发声？

是否还有制作其他节目的权限？

梁文道在节目被下架后的音频声明中倒显得坦然，他说自己作为佛教徒，不会倾向于相信世界上有那么多坏人，而是认为这么做的人也许也有自己的难处。

“在一个人人自保的年代，他们的行为也应该得到理解”。

看着《八分半》历史节目的标题，我似乎知道了被下架是为什么。

“小宇宙”官方回复

“小米汽车事故为何引人关注？”、“大连工业大学开除学生：厌女情绪下的叙事模型”、“广东梅大高速塌方”……

其实，我很难想象梁文道现在正开始评论一些社会热点，特别是一些公共事件。

也许是社会现实逼的太近，让所有人喘不过气，不得不说几句。

也许是他曾经的读者们在当下生活中有太多的苦恼，而这些苦恼可能就与这些事件相关或者类似。

读者们希望梁文道出来讲一讲，哪怕只是做一做心理按摩。

也许是梁文道开始“任性”起来，要和《锵锵三人行》的那些节目里一样，说他想说，做他想做。

但无论如何，当曾经的国民“知识偶像”变成了“追”社会热点的公知，风险当然就来了。

梁文道

尽管如此，在当代文化领域，梁文道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他以其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见解和丰富的职业阅历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了传播文化的重要力量。

梁文道1970 年出生在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1988 年，他开始在文化评论、媒体工作等领域展露才华，为《信报》写时评、散文、文化评论，成为了拥有20年写作经验的专栏作家。

2009 年，他在内地出版《常识》，汇集了各类时评文章，以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试图唤起人们对常识的重视。

他在书中直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若觉可怪，乃因此为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同年出版的《我执》则记述了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感悟，从个人的视角展现出对生活、人性的深刻洞察。

这两本书也让大陆很多人认识了梁文道。

在媒体的经历，更是放大了梁文道的知名度，因为读者发现他不仅会写，还会说，不仅会说，还形象气质好。

1998 年凤凰卫视开播《锵锵三人行》，他与窦文涛的二人组合吸引了众多粉丝。

在节目中，梁文道展现出了他多元文化的背景和知识渊博的特点，无论是政治、财经，还是文化、环保等话题，他都能信手拈来，成为了节目中的 “知识担当”。

窦文涛曾开玩笑地戏谑：“梁文道是渊博，许子东是刻薄，我是浅薄”。

《锵锵三人行》

此后，还有2008 年推出的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梁文道每天为一本书做 8 分钟的读书解读，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成为了很多青少年的文学启蒙节目。

2015 年推出的《一千零一夜》，梁文道将节目搬到了午夜的北京街头，他会根据图书主题精心挑选拍摄场景和搭配服装。

那种边走边讲的独特方式，引领了一波文化潮流，他也被称为“夜行中涤荡灵魂的读书人”，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道长”。

可以说，梁文道的影响力和他的职业生涯一样，横贯了80、90、00后三代人。

他的《常识》迄今为止卖出了几十万本，他的专栏文章常见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主流媒体。

《常识》

他的身影随着《锵锵三人行》、《一千零一夜》、《圆桌派》等节目一同出现，成为90、00后知识青年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梁文道还会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吗？这是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些美好的记忆，不会被科技手段所抹去。

政治哲学家们设想的那个“重返人类最初时代”的过程，不可能实现，原因无他。

即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技术、建筑、艺术等都可以被瞬间摧毁，但记忆却是永存的。

只要还有记忆，人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复制它们。

所以，人们要想怀念道长，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播客（Podcast）在美国已经演化为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拥有成熟商业闭环的产业。从独立创作者到媒体巨头，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和盈利模式。反观中国，以喜马拉雅、小宇宙为代表的音频平台，尽管用户基数庞大，却始终在盈利的边缘挣扎，商业模式显得异常脆弱。

这种差异肯定不是简单的“运营策略”或“市场阶段”不同所能解释的，更多的原因在于媒体生态的架构、国民消费心智和注意力资源的结构性差异。

相关阅读：【404媒体】梁文道｜To：《八分半》的朋友，哪怕是飞鸽传书

一、平台生态结构性差异

播客的英文“Podcast”本身就包含了“iPod”和“Broadcast”的含义，其技术核心是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RSS是一种开放的、去中心化的内容分发协议。创作者制作音频后，将其上传到任意一个支持RSS的服务器（Host），生成一个RSS Feed链接。用户通过任意一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如Apple Podcasts, Overcast, Pocket Casts）订阅这个链接，即可收听。

在这个模型中，权力掌握在创作者手中，创作者拥有其内容的绝对所有权和分发权。

听众订阅的是创作者的RSS，而不是平台：创作者与听众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可迁移的关系。如果创作者对某个分发渠道不满，可以随时带着自己的订阅者迁移到别处，几乎没有损失。

创作者可以独立地进行商业化：无论是通过Patreon等平台接受听众直接赞助，还是在音频中自行洽谈植入广告（Host-Read Ads），都无需经过平台抽成或审核。Spotify和Apple即使是巨头，但它们在播客服务上也是在扮演一个“搜索引擎”的角色。它们后来的付费订阅服务，也是建立在这个开放生态之上的一个增值选项。

在这个生态里，创作者有极强的安全感和动力去进行内容创新和商业探索。广告主也更倾向于与创作者直接合作，因为他们看重的是创作者个人品牌的背书和与听众的深度信任关系，这种广告转化效率比较高。

中国的音频平台，如喜马拉雅、小宇宙，是走平台逻辑的，集“托管、分发、播放、社交、商业化”于一体。

创作者将内容上传至平台，分发逻辑、推荐算法、甚至内容的可见性完全由平台决定。用户订阅的是“平台上的某个节目”，而非创作者栏目。平台通过技术和产品设计，将用户关系牢牢锁定在自己的生态内，创作者无法带走听众。创作者的商业化路径高度依赖平台，并且十分匮乏，无论是平台的广告分成、付费节目抽成，创作者的议价能力都被削弱。

中国的纯播客创作者（不做视频平台）就是平台的“内容佃户”：议价能力低下，创作自由度受限。

平台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和追求增长，必然走向“流量思维”——优先推荐能带来最大公约数听众的内容，而那些小众但可能有价值的内容容易被边缘化（做不到抖音那种算法个性化推荐）。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早期音频平台内容同质化严重，多以“知识付费”、“有声书”、“情感电台”等强功利性、易于规模化的品类为主。

二、消费心智：关系付费vs. 交易付费

消费的底层驱动力——“我为什么愿意付钱？”在中美市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在美国，听播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陪伴场景和身份构建，是基于“身份认同”与“价值支持”的关系付费：听众因为一个播客而感觉自己是某个“圈内人”。

当美国听众为播客付费时，其底层心理不是买商品类型的服务，而是“支持我喜欢的创作者继续做下去”。他们付费，可能是为了维系这段“关系”，并获得额外的身份象征（如进入私密社群、获得专属内容）。这种付费意愿更持久，金额也更高。

基于同样的逻辑，听众对“主播口播广告”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因为这被视为创作者精心挑选、符合其社群调性的产品推荐，是信任关系的延伸，而非骚扰(当然前提是主播也会自己筛选，维持好这段关系）。

中国的音频平台，像喜马拉雅，早期成功的主要是“知识付费”模式，其次是泛娱乐模式（没有达人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功能性交易。用户付费的心理是“节省我筛选信息的时间”或者干脆就是（在短视频平台没出现之前）用来打发时间。我付钱买你给我服务，这种交易一旦完成，关系就结束了。当用户发现听完没啥收获时，或者听了没意思，或者有更廉价/免费的替代品（如短视频讲解）时，付费会断崖式下跌。

当然也不完全是中国人不为关系付费，而是音频这种媒介形式在中国尚未能普遍地、大规模地建被用户接受（在第三点里谈）。音频创作者的人设建立更慢、更依赖内容本身，小宇宙虽然在努力构建社区，但其用户体量和社区氛围的成熟度，都达不到（商业化做得不太好的）B站的水平。大多数音频平台及其创作者，尚未能有效地与听众建立起那种值得付费的“强关系”，因为为爱发电也是有忍耐极限的。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又习惯了互联网的“免费”模式，对广告的容忍度极低，尤其是打断内容的贴片广告。平台主导的广告系统，无法建立起类似美国主播口播广告的信任度，只能以低价的、效果驱动的广告为主，效果不好收费当然也就不高。

三、注意力场景与精神需求：驾驶室的孤独vs. 地铁里的拥挤

一个人的物理环境和时间分配，决定了他能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形态。

美国作为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家家有大车，人人开车通勤），大量的通勤时间是在独立私密的驾驶室中度过的。这是一个完美的播客消费场景：双手和眼睛被占用，但大脑和耳朵是自由的。

这样的环境催生了对高质量陪伴和深度信息的需求。播客中长达1-2小时的深度对话、叙事故事，可以填补这一精神空缺。这种沉浸式的收听，也有助于培养比较高的用户粘性和忠诚度。

中国大城市的通勤场景主要是拥挤、嘈杂的公共交通，这种环境极易被打断，不适合需要高度专注的深度内容（沉浸式收听甚至可能都不太安全）。

在这种碎片化的场景下，用户的注意力被切割得七零八碎。他们更倾向于消费即时反馈、强刺激、低认知负荷的内容，这也正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崛起的核心原因。短视频用15秒的强力反馈，彻底击败了需要30分钟才能渐入佳境的深度播客。音频平台在中国，是在与短视频、社交媒体、手游等巨兽争夺用户本就稀缺的“注意力残渣”。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信公众号：

数迷局：内容佃户这个词很有意思

ZJ：主要还是内容不好，

iSweeety的空间：好的内容得在没限制的情况下有变现激励啊 什么都没有

六顺子：谈论的没抓到核心，懂的自然懂

哇嗷！说德道礼：我知道你想说审查，但短视频做的起来播客就做不起来？

lowy：不是因为美国人开车吗？另外美国人付费本来就利落，从意识到习惯都不同

Rubble：梁文道的八分半直接没了

核桃糖：app设计也有影响 国内app太花哨了 同样的频道同样的内容我宁愿在Applepodcast听

唯他：说到底就是，好吧，不说了，听Spotify去[吃瓜][旺柴]

CDT编辑注：原文2021年7月9日发表于墙外博客“幸福剧团”。“眼看他起高楼”和“意轩书屋”等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了该文章，目前这两个公众号均被404。

“眼看他起高楼”微信公众号截图 / CDT

法西斯美学的宏大叙事，往往会使观众热血沸腾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此刻，集体被无限拔高，相应的导致个体被无限矮化。使个体产生强烈的集体归属欲望。而为了获得集体的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并且，按照《乌合之众》中所说：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而法西斯美学，就是要将这种群体无意识最有害的一面充分的发挥出来，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每当你为某些艺术家创作出来的恢弘场面陶醉的时候，应该想想自己是不是无意中丢掉了什么。

“法西斯美学产生于对控制、屈服的行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着迷，它们赞同两种看似相反的状态，即自大狂和屈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以典型的盛大庆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的大量聚集；将人变成物；物的倍增或复制；人群集中在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具有无限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或力量周围。”

——苏姗·桑塔格

所谓法西斯美学，不是为了美化法西斯，而是一种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美学风格。人们总是探讨它，是因为法西斯尽管远去，但是它给人类施加的影响一直存在。

法西斯美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诞生于法西斯专政下某些文艺作品的美学风格的统称。此概念源自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的一句名言，“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

戈培尔在1933年说，政治“就是现存的最高级的和最综合的艺术。我们在制订现代德国政策时，感到我们自己就是艺术家……艺术和艺术家的任务在于成形，定形，消除有害的东西，为健康的人创造自由”。

纳粹的电影，例如《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至今仍被很多人认为是纪录片的巅峰之作。

《意志的胜利》是瑞芬斯塔尔1934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记录对象是纳粹党1934年的纽伦堡大会。瑞芬斯塔尔在这部影片中树立了一种美学，被后来的导演如弗兰克·卡普拉、以及我国的一些导演等一再模仿。她的镜头语言非常适合表现人类的强健、更适合表现宏大叙事。

影片记述了1934年纳粹党的全国党代会，意在宣扬德国的复兴。其中有我们熟悉的纳粹宣传，为了德国的未来而无私奉献，全民要团结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异的社会，要平等更要服从，要和平更要强大。这些宣传都来自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目的演讲。里芬斯塔尔把那些毫无美感的冗长发言剪辑掉，只留下简短而煽情的号召。她把更多镜头投向会场外的队伍，扛着铁揪的劳工阵线成员，手捧丰收作物的农民，朝气蓬勃的青年团，步伐整齐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国防军。

据说，由于影片展示的不可抵御的美和力量，电影学院的教授们甚至不敢在课堂上把它放完，他们担心学生们看完影片，会变成真正的纳粹。

法西斯美学从对情境的控制，对服从行为和狂热效应的迷恋中得到发挥（并找到正当理由）。这种美学颂扬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和苦役这两种表面对立的现象。主宰和奴役采取了一种特别虚饰的形式：成群集结的人；人向物的转换；物的增多以及人与物，均围绕一个无所不能的，有催眠术的领导人或领导力量集结。法西斯的艺术夸耀屈服，歌颂愚昧无知，美化死亡。

——《迷人的法西斯》

法西斯并非只在电影绘画摄影展示光荣伟大，从雕塑到建筑，乃至服装的设计，都无不在展示完美和力量。

希特勒认为，“军装一定要帅，这样年轻人才愿意来参军。”因此纳粹德国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帅气的军服——这些精致的勋章、皮革、近乎完美的剪裁，也进一步成为了证明日耳曼种族优秀的道具。在癫狂的法西斯主义下，军装从一件衣服变成了地位与力量的象征——如同那些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身上的六芒星一样，在封闭的人性实验室中，衣服成为标识人类属性与地位的标志。

纳粹军服

纳粹宣传画

纳粹集会仪式

法西斯美学是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产物，人们在其中获得的审美愉悦更多来自对暴力的屈服，对机械服从的赞美。当我们认识到这种大而齐，浓墨重彩是人造的、扭曲的，就不难跳出这个审美层次，而去找寻自然的、真实的审美体验。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本人其实并不喜欢这些重口味的东西，只是政治的需要罢了——也就是人民多狂热，就给他们看多狂热的东西而已。

而希特勒的早期画作，则完全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用现在的话来说，整个一枚小清新。

希特勒作品

记纳粹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是法西斯美学的经典之作。我国一些导演拍出推崇秦始皇等以强权、集权“统一天下”的影片也带有法西斯审美趣味。以及他们导演的一些大型晚会等也是运用了类似的拍摄手法。这些导演可谓法西斯美学在大陆的继承者。如影评人说的他们好像有瑞芬斯丹的隔代遗传，一些影片在拍摄手法和美学意图上，几乎是《意志的胜利》的翻版;也是极力铺排大场面、大气势，大群体。那种整齐划一、威风凛凛的帝国大军，那铜墙铁壁、不动如山的武士方阵，象征着不可挑战、无法逾越的帝王权力。任何挑战，任何异议，任何不同，都会被万箭穿心，像蚂蚁一样被碾得粉碎。

这种群体主义美学，在某些开幕式中也十分常见：千百人组成一个方阵，千百人构成一个画面，千百人变成一道景观，其步调一致到可与电脑控制比美的地步。这种高度一致、整齐划一的画面展示的是：群体才是最美丽的，群体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在群体之中，你才有价值;没有群体，就没有你。

他所传递的是“在这个灿烂、美丽、威严的群体面前，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只有成为这个雄伟群体的一分子才可能有骄傲之感。”

这样的美学风格是极具号召力和煽动效应，至今仍然被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所采用，它令人们激情高涨，热泪盈眶。我们介绍、分析法西斯美学，并不是为了学习和运用它，而是警惕它，因为在这种群体主义的壮美面前，人们极易放弃独立的思考，而加入乌合之众的洪流。

CDT编辑注：《八分半》是梁文道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听众，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7月2日，梁文道在节目中提及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这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当局目前以《国安法》指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梁文道还在节目里提到香港著名作家金庸，称其曾以犀利的笔锋撰写社论、相关言论在香港如今可能让其身陷囹圄。这期节目上线后，墙内多个平台将《八分半》下架。节目下架后，梁文道发布了一段约20分钟的录音向听众致歉，并表示会尝试继续以新闻信等形式将节目做完。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网络：

南方大豚鼠：旧时代已过去了，你怀念的时候要小声一点。

小胖妞fantasyland：在黑暗中的大家不要失散

茶茶荼荼tutu：自己认为该说就得说，愿大树下大家早点相聚

chicheng-：八分半在小宇宙下架了……想起道长在每期节目开始前固定会说的那句话：“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谢谢你照见过我。

五花肥婆c ：来晚了。哪里还能听？

贰月叁日 ：确认，我不退款了

扎个辫子给你楸 ：时隔一个月听了最新的道长寄语，希望和道长尽早再见面

宠物猪AA ：节目，退款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只关心道长近来身体可好？

Nisus_inn ：谢谢大壹的付出，不管还剩几期节目，都不会考虑退款（也理解其他人退款的选择）。望能向道长传达我们的祝福，身体健康，有缘再见

SWayyyyy_ ：好幽默，八分半所有音频下架，连购买记录都找不到了，只有收听数据提醒我一切不是我的幻觉。即使只是最温和的表达，在某些人耳朵里也是刺耳的呐喊，感谢道长，感谢大壹，愿知识永远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

Li_李某某 ：想起道长在《我执》中写的，“只要等，联系就在。”辛苦了，期待以别的方式再次相见！

Nisus_inn ：下一步开始监督鼓掌的姿势是否标准

机器人会梦到永生羊吗 ：啥玩意，八分半也没说过什么呀

郁闷的sanmufeng ：很遗憾节目还是停了，但是至少在这之前，我付费收听过，也算是和道长“交流”过，支持过他，足够了。

小章鱼Iris ：每期都听，说实话道长对审查机制已经足够敏感，聊的已经算是非常温和了…

Henry____C ：哎，还是走rss订阅最保险……

王三斤：八分半没了，一早发现小宇宙上也没有了。翻出那本2009年签字的「常识」

拿出身后的那本《常识》，2009年3月14日在福州路上海书城签的。那时候我将要西行，他还没现在那么“红”，人不多。问了每个人的名字，一一认真地签了“存念”。

其实无论是八分半还是八分，听到后来就是个念想。他会怎么谈一件事情，我大概都能猜得差不多。本身就是那些年还可以出成一本书的“常识”。如今不能说了。

锵锵早也没了。圆桌派连以前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了。

2018年在“深圳书城”见了许老师。他那本现代文学课的讲座。人太多，最后签名的环节我就撤退了。

我在上海见了广东人文道，在广东见了上海人许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遇到文涛。去凑齐这个已经“解散”的三人行。说不定又是哪个“书城”。

从2003到2017，曾经在宿舍里，地铁上，在飞机里，在开花城独自吃饭的写字台上，我做了那么多年“锵锵”的第四人。那些之前没有看过锵锵，以后也看不到锵锵的人，真替你们遗憾。

所以八分半没了，并没那么难过。只是那样的相似的声音若是都没了，为后来的年轻人遗憾。

鲁哩鲁哩哩：梁文道的八分半居然被下架了，难过。道长在这里已经千委婉万委婉了，还是存活不了，就这么容纳不了一点点摩擦力吗？

大鱼在行动：再次恳请各位朋友谨慎发言[拥抱] 另：
1.不要用人身攻击暴露你的软弱
2.不讨论zz
3.mingan留言后台会自动被:negative_squared_cross_mark:
4.过好自己的生活

小强哥：“官方发布了‘最终定论：没有死人，心满意足的工人们已回到家中。’当受害者家属前去询问时，军方一概矢口否认。‘您一定是在做梦，’军官们坚持道，‘马孔多没发生过任何事，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是一座幸福的小城。’”

阿波：道长一直是我心中的底线了，这个程度的评论都不能存在了。

劉欣：震耳欲聋的沉默。五十岁的老阿姨读泪了。2017年三人行突然停播，我沉默地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戒断反应。这次又被消失了道长的声音，再次悲从中来。唉！我们还要如何沉默？

Martin：在微信读书上还能看到常识没下架，没新节目听的时候读读也好

理解：道长就是我生活中的灵光，期待道长回来。

恋恋风尘：蔡澜那一期我觉得除了道长，平台和工作团队都挺勇的。不是一个人勇敢，这不就是希望吗？而且还有这么多被他思维方式人生态度影响的人，种子已经种下，播种的人也应该很欣慰。种子好好成长，就好了。油馆上还能看，虽然有可能是搬运的，将来会在那个平台开也说不准。

小熊仔家的少女：他的节目如星星之火，不知不觉中传递了下去，缓慢且永久地。。。。。。

小鰎：和您一样的听着道长的声音入眠，和您一样的向道长学习，和您一样的难过[撇嘴]。这段时间从愤怒到等待，从难过到稍微有点平静。道长这些日子怎么过的？他希望听不到他节目的我们会怎么样？平日里道长会平静的读着那些黑他的人的留言，耐心的做着各种解答。心平气和，向道长学习。等待道长的回归，道长不在的时候正是我们学以致用的时候。

老虎：诋毁和侮辱国旗，支持香港暴乱的反党叛国份子，既有自取！[炸弹][炸弹][炸弹]

hgh之舞文弄墨：建议您先把小学上完 把错别字改过来

Fit：道长很难再回来了，在越来越深的黑夜里，我们失去了最后一盏灯。

清茶.青瓷：越来越“温和”的道长也容不下了，心死。

四二一九五：现在的舆论环境……哇哈哈，今天天气真不错……

大鱼在行动：刚在后台看到有留言被系统删除，非我个人操作。

陶子：我们都在这里，见证一个时代

大宋老师：他们要的是所有人都热烈鼓掌，甚至不关心你是不是真心的，只要鼓掌就好[旺柴][旺柴]可是我一只手捂住了大笑的嘴巴，只好另一只手不遗余力打自己的脸了，啪啪啪[破涕为笑][破涕为笑]

昨晚睡前发现小宇宙里的八分半有一个带锁的标志，但节目还能听，只是搜索不到。

今早六点醒来第一件事先下床找手机，打开小宇宙，找到节目列表，所有音频已经消失。

直到现在，晚上七点，我重新坐回书桌，还是望着手机上那个曾经的购买截图愣神。

这场消失太可笑了，七月底八分半在喜马拉雅下架，但小宇宙的节目还正常，道长更新说我们八月见。

八月半，我们的八分半消失了。

我尝试梳理自己内心的感受，因为如果不诉诸文字，我只感觉脑子里有一团巨大的雾，有震惊有不解有失望有难过。

我在小红书看见很多人发出八分半下架的消息，我们留言点赞，用简短的文字试图把内心的那团雾气发泄出来一点。

算法的作用下，我的小红书几乎变成了怀念八分半的纪念场。我们从四面八方而来，不约而同的做这件事。

从怀疑到震惊到失望到愤怒，我们可能会最终归于平静，归于一句“生活还在继续”。

道长在录播客

 无力感阵阵袭来。因为我发现我所有这些情绪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

每个人都貌似在好好的生活，但每个人的身上有有不同的千疮百孔。

道长的声音在很多个睡前陪伴我入睡，他极坦诚的自省精神让我钦佩，他也曾在视频采访中说过“我不想和任何人同路，因为没有一条路是让我觉得百分百安心令我跟随”。

不站队的姿态，让我知道在这个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是这样的。

“不要以为自己多了不起，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比我们大”，他这句话曾经在我觉得洋洋得意或自我怀疑的时候一次次给我安定的力量。

在某一期里，对于我们要如何缓解对目前现状的无力感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道长给出了建议。

“历史上所有的时代都会重新再来一次。我会常常提醒自己做好准备，我这辈子不可能都是这么太平，一定会经历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做好各种最坏的打算，并不是为了让自己能够逃离那种最坏的情况，或者有先知的能力预判并制止它的到来，而是到了最不堪、我完全没有能力去做任何变化的时候，能不能保住自己相信的某些东西，自己的一致性，自己的dignity和integrity，能不能不做一个盲从的人，能不能不做一个参与各种各样的战队和谩骂的人，能不能不做一些以后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能不能不做对不住他人和自己的事情，我们应该做好这样的准备和建设。”

谨记。

最后，引用一段柏拉图的话：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我们还在等待，那我们和道长之间就还有联系。

感谢道长，感谢大壹和猫爷。

等你们回来。用任何一种方式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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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走得很慢，但从来没想过停下脚步。如果你也想行动和改变，那就一起来。

而我也坚信，一个人的总价值＝她能够有效集中注意力解决问题的时长✖️那些被有效解决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被需要的程度。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3年5月1日。CDT近期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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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中国汉人来说，“润出去”可能意味着留学、移民、工作、结婚等等多重可能性，但对于长期困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人或藏人来说，要获得护照、办理出国需经历重重的关卡与审查，“润”对他们来说就几乎等于是出逃和流亡。哪怕人在海外也难说得上高枕无忧，很多人同样备受恐惧和煎熬，那些压力既来自官方对流亡者的骚扰，同样来自对仍身处中国亲人的担忧。

“七五事件”让他决定脱离体制、离开中国

坐在记者面前的维吾尔青年 Sawut Muhammad 样貌老成，年仅30岁出头便成为了日本维吾尔协会理事，他跟其他族人一样，出走之后，一去便没有回头路。 Sawut于2016年4月来日本留学，他形容自己是最后一批能“逃出来”的维吾尔人。

Sawut从小便进入新疆的汉人学校读书，校内九成是汉族，他自小便觉得：“只要掌握好汉语，维人是可以成功的。”因此他努力读书，在家乡参加铁路设计比赛，得了第一名，故能先后在四川、北京留学，研修铁路，并加入共产党，更被提拔到干部的级别。20岁出头，他便在铁路公司担任副科长一职，与科长、书记管理100人的部门。

曾几何时，Sawut也认为，在中国这片土地里，既可以学中文、交中国朋友，又可以保持维吾尔族的身份，觉得党始终是为中国人好，也为维吾尔人好。

然而，2009年还在念中学的他经历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后，首次萌生了想要离开中国的念头。

2009年6月因广州韶关工厂维吾尔工人被打死事件，酿成7月5日新疆维吾尔族千人上街游行，爆发骚动。其后在遭到警察镇压后更演变成大规模的流血暴力事件。“七五事件”之后两星期，官方首次公布死伤数字，只有197人死，超过1,600人受伤，当中大部分死亡的人为汉族，维吾尔族为10人，回族11人。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有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指7月5日及后来被杀的维吾尔人数量，比起官方称只有十名维吾尔人死亡要高得多。事件的真实状况在当局的封锁之下，至今仍然难以令外界有相对完整的认知，更多都只能从海外流亡者的口述中窥见。

Sawut Muhammad称，官方与维吾尔人估计的数字有出入，“具体数字实在不好说，”但Sawut 指出在7月5日已有武警开枪，“我听到枪声，谁会有枪，只有警察才有枪。”骚动发生两天之后，Sawut于7月7日看到坦克车在大街上巡逻，而他的汉人朋友也开始上街反对维吾尔人，“汉人无差别打维吾尔人，朋友拍视频给我看，警察没有阻止他们⋯⋯”这让他感到“所有事情都崩塌”。“七五事件之后两天，有我完全不认识的汉人在街头上望着我的眼睛，是非常仇恨的。从那天开始，我便决心离开这里⋯⋯”

过去，“基于党所讲的‘民族大团结’，汉人公开讲维吾尔人坏话，是会被骂的。七五事件改变了一切。”Sawut说。纵使后来Sawut加入了共产党，在铁路公司任科长，他亦受尽歧视。他举例说，2014年10月1日，他作为铁路公司职员，可以免费乘搭火车，汉人职员全上车了，只有他被公安拦住了，并安排他到一个只有维吾尔人的车厢，他愤然问公安理由，公安只向他说：“一切只是为你好。”Sawut 明白到，“我跟他们（汉人）不一样，中国仍然是以汉族为主。”

他认为在当今治下，维汉两族人的仇恨已回不了头。因此，他与其他维吾尔年轻人一样，一心想离开中国。

然而，母亲不赞成 Sawut 离开故土，因为母亲知道Sawut一旦出去，一定会参加维吾尔人的民族运动，况且Sawut在新疆的工作岗位上已有一定的地位，但Sawut 仍然想出外闯闯。

少数能“润出去”的藏族青年

手上戴上佛珠的藏人小塔，头总是垂垂向下，她鼻上的钻石鼻环闪闪发亮。今年23岁的小塔出身于西藏一座高原，三年前来到日本留学。在人前只说英语和日语，她说离开中国之后已告别国语，甚少用中文跟别人交谈。

五岁的时候，小塔便被父母送到汉人的传统小学，一班45人的课堂，只有她一个人是藏人。小塔自小学会抑制自己，在外不说藏语，要字正腔圆的说国语中文，从小她早已习惯做一个默默发奋的少数民族。

向外表示信奉共产主义的父母，在家里却经常以“藏人”身份向小塔施压，跟她说：“你是代表藏人的，一定要比汉人强。”五岁的小塔不懂半个汉字，但要硬背唐诗三百首，再考取优异的成绩。可是，这位“优异生”却经常受到汉人的谩骂，她说以前汉人会破口骂她是脏人（藏人同音）、是笨蛋、是发臭的小孩。她每每向汉人老师投诉，有老师选择沉默，也有老师会回敬她：“滚回到你的牧区！”

小塔自小对“主流”教育保持警惕，愈被打压愈是勤奋向学，加上从前在中国因藏人身份而受到的对待，故长大后她便一心想找方法“润出去”。

藏人很难“润出国”，而小塔是藏人里面少数能够“润出国”的青年。

2012年，西藏政府下令全面收回自治区居民持有的普通护照，该区居民九成以上是藏族，当时就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正是后来调任到新疆去主政的陈全国。过去藏人要取得护照已非易事，在陈主政期间，西藏地区更实施限制出国旅行的新规定。

据“人权观察”于2014年发布的一份名为《一照两制》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2002年开始在签发护照方式上逐步实行“双轨制”，一轨快速而简便，而另一轨则极其缓慢。前者适用于汉人为主的地区，而后者则为藏族及宗教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包括维吾尔族和部分回族地区，生活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同样受到影响。当时的报告指出，“在这些地区，上述政策无论在内容上或效果上都带有歧视性，且因施加限制跨国迁徙自由的繁琐要求而违反国际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里面写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签发普通护照；对不符合规定不予签发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只是这一套并不适用在藏人身上，知名的藏人作家唯色于2015年曾经写过：“普通藏人要办护照比登天还难。层层部门的关卡，繁琐的手续，没完没了的盘查，甚至还要请客送礼。一年半载才给护照已经很走运，更有可能是不给护照。”

人权观察的报告中，列出了在西藏自治区申领护照共分成十个阶段，申请人需要从最基层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开始提交资料、直到顶层的自治区公安厅，每一件申请都必须经过各级权力机关或官员审批才能做出最终决定。

对年轻藏人来说，“润出去”的方法就是考取好成绩。小塔告诉记者，如果想要申请出国留学，必需先考入其他省份的一流大学作为跳板，比如上海、北京、广州的著名大学，得到海外留学证明，才能够取得护照。

西藏在1959年、1989年、2008年发生骚乱，北京在过去半个世纪一直管制藏人出境，防止藏人逃到印度。2009年之前，藏人申请中国护照比维吾尔人都难，小塔说，就算在国内穿州过省旅行，藏人也须向派出所提交“旅行计划书”。小塔目前每次回国，也要将护照“上缴”公安，她说就算藏人父母是党员干部、老师或公务员，也没有例外，亲属参与过上述几次骚乱的更是一辈子不能取得护照。

2008年遭逮捕藏族僧侣与平民。挂在他们身上的标志列出姓名和如“分裂国家”的罪行。( 维基百科转载至 SFT HQ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由于小塔在国内的成绩优异，考上了广州的著名大学、再透过那里的大学申请海外留学，在她的经历来说，过程不算特别困难，但她是少数的例外。据《纽约时报》一篇2013年的报导中便曾指出，藏族或维族的学生更须要有大学行政部门的批准，才能申请出外。

花了一万人民币“行贿”才申请到护照

2016年4月，Sawut终于找到机会离开中国。

在陈全国于2016年8月上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前，Sawut说，身为维吾尔人要办理护照、出国留学不算一件难度太高的事。

据Sawut说，那时新疆汉人想出国很容易，申请护照之后，大约两星期便可以获取。维吾尔人离开中国虽然一般比汉人较为困难，但只要是没有犯罪纪录，累积一点积蓄，找个“借口”如留学签证，还是可顺利出国。 

Sawut第一次申请到美国的语言学校，多次被拒，中国政府要求Sawut向美国学校拿取学校的课程表，清楚列明上课的地点。等Sawut好不容易在学校拿到来年详尽的教学时间表，新疆政府又称课程只有半年、时间太短而拒发护照，“当我完成一个要求，官方又会制造另一个要求，不断不断有新的理由拒绝。”

Sawut 最后向汉人朋友探问，朋友跟他说维吾尔人在出入境部门取得护照，看来免不了贿赂。最后Sawut 花了一万人民币收买相关官员，先取得护照，又两次报团去土耳其及日本旅行，之后再申请到日本读书。“只要是（逃到）民主国家便好了，我不想待在极权国家。” Sawut 放弃了铁路公司的厚职，坚决离开新疆。

然而，在Sawut离开中国之后，新疆的政策完全改变了。

新疆居民们被拍到在阿图什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内排队，该中心此前被泄露为“再教育营”。(AP / Ng Han Guan)

自陈全国上任之后，新疆兴建了大量“再教育营”，估计有多达100万穆斯林被关在营中，也设立大型的监控网络。不少报导指出，自2016年10月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开始没收维吾尔人的护照，随后2017年新疆地区居民的护照都要交给公安部门“保管”，新疆地区居民、尤其是维人的出境自由被限制，也不签发新护照，当时有人权组织批评，这措施是为了限制区内少数民族的行动自由。

Sawut指，目前日本大约2至3千名维吾尔人，由于日本政府以“中国国籍”整体去统计人口，故并没有确实的维吾尔人口数据。他指，其他民主国家如美国也不到1万人，土耳其约有5万，最多的在哈萨克斯坦，有超过30万维吾尔人。

自2017年政府在新疆建“再教育营”，中央切断了维吾尔人与哈萨克斯坦的家人联络，一旦发现有人向哈萨克的家人发出求救讯息，均会作出拘捕，前新疆省裕民县县长谢尔扎提（Dalesh Sheritzat）纵使是共产党党员也不例外，他在2018年被捕。以Sawut所知，2017年之后维吾尔人可以逃出中国的机会不是零，大多是把户口签到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等地，透过彻底改变户口，再申请护照远赴海外，当中可能也须付一些贿赂的费用，他也知道一些成功的例子。

据《美国之音》在2023年的一个维吾尔人专访中，被问及政府对新疆汉人的护照政策情况时，受访的维吾尔人声称新疆的汉人有更多取回护照的自由，但与其他中国地区的汉人相比，申请护照的难度却又更高。

记者接触到另一名在日本留学、来自新疆地区的汉人小高（化名），印证当地汉人申办护照的状况。作为新疆的汉人，小高的要申请护照的难度不算太高。然而，即使能够较易申请到护照，但小高表示，他并不能直接在新疆境内申请到外国留学，而是要先考进中国国内其他省份升学，再从其他省份申请到海外留学。

找回藏人的记忆与身份的旅程

来到日本之后，小塔没想过还会遭到汉人的异样目光。

她回忆起有一天，她在日本的唐餐馆脱下口罩，露出脸独个儿进餐，对面餐桌的汉人指向她，与身边的朋友交头接耳说：“多亏少数民族，令我们不能生太多。”来到日本之后，小塔基本上已甚少说中文。

记者在街道上跟小塔谈话的时候，也只是以日语沟通，在餐厅里面遇到汉人，她会感到害怕。对中国，小塔没有任何想法，亦无感情。她说无论在哪里，目标清晰不过：“我不想做中国人，只想做一个人而已。”

在留学的期间，除了藏人社群，小塔也会跟日本人、印度人交流联络，但却不会跟任何汉人有所接触及交流，也因为感到害怕的缘故，她不常表露自己作为藏人的身份。当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去年成为英国首相的时候，小塔双眼发光地看新闻，跟记者说：“你看，今天印度裔也可以做首相了。”英国是她希望能够尽快移民去到的地方，她认为那里能容纳到多元的种族。

在海外生活数载，小塔感到承传宗教、身分认同及历史等使命，都落了在海外的藏人身上。小塔是1989年拉萨骚乱之后出世的新一代，在“主流”教育下，小塔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所知不多。小塔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出国后，她独自浏览YouTube，看到了1958年甘南武装冲突、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八九六四、2008年拉萨骚乱等事件，“第一次在YouTube看，都哭了，我有想过中共说的历史总有谎言，没想过全是假的。”

为了保留自己民族的主体性和历史记忆，藏人的动力亦十分强大。小塔说，藏人一般在家中进行“另类教育”。小塔记得，2017年跟母亲在国内旅游，晚上二人共处一房，妈妈悄然走到她枕边细声说：“其实班禅喇嘛是假的……”小塔睛天霹雳：“妈，那真的在哪里？”那天晚上，小塔的母亲将藏人近代史由头到尾说一次，小塔才知道达赖喇嘛在印度，而这些“秘密”在保证没有外人时才敢说。

2022年9月西藏拉萨因新冠疫情而封城，当局凌晨将熟睡的藏人送到集中隔离营，小塔收到西藏朋友传来的相片，藏人被安排住在简陋的石屋，卫生情况堪忧。小塔收到第一手的资料，不知向谁提供，最后外媒还是报道了，只是报道刊出日期是她知道真相之后的数天。小塔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封锁讯息的程度远比几年前严厉，“很多事情，三天之后才有外媒报道。”疫情期间，很多留学生想在网上向外传递国内资讯，又惧怕国安在网络上的监视，去到海外自由的天地，仍然为“说真话还是默不作声”而纠结着。

后来，小塔从当干部的亲戚口中得悉，那时连西藏的公务员也迟发薪水，被克扣福利。小塔说，连“被洗脑”的藏人也开始怀疑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只要经济再撑不起“功利主义”为首的社会，中国可能会陷入危机。她的母亲也开始劝她“不要回来了”。

小塔左顾右盼，确定周边没有一个汉人，才摸着手上的佛珠向记者说：“其实⋯⋯我很想去印度。去了印度，在护照会留下印度出入境的盖印，这盖印表示‘你曾经去过印度’，而所有人都知道，你（藏人）为何去印度。”小塔订下了今年的目标，希望能够学好英文，首先向西方国家出发，最后的目的地希望是印度。

失去亲人与朋友后，他决定要在海外发声

2017年7月，来到日本一年多后，Sawut突然发现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联络清单上的姊姊与朋友，均显示着“对方不是你的好友”，不能收发任何讯息，从此Sawut无法再向墙内传递任何讯息，也与家人失联。

在此之前，即使Sawut身在日本，但仍然可以透过微信跟亲人联系。

在过往仍能与亲人联系的经历里，曾有不明人士透过他的姐姐，要求Sawut提供学校的地址，又警告他不要跟海外的维吾尔群体交流，并强迫姐姐在电话中，要求他将疑似公安的联络人加入微信的朋友圈，Sawut断然拒绝，但姐姐却严正地跟他说：“不能，你要加（这个人入朋友圈）。”言语间，他感受到姐姐的背后似乎被强大的力量要胁着。

跟亲人失联之后，Sawut放弃使用微信。现时在日本亦不时会收到很奇怪的来电，讹称“你有邮件在领事馆要你来领收⋯⋯”Sawut认为当中有诈，拒绝这些古怪的要求，“一旦进去，领事馆就是中国的领土。”现时Sawut跟海外维吾尔人一样，护照已经过期，没有办法续领新的护照，故此不能出境，但因为签证而能够留在日本居留。

Sawut目前在日本居留已经超过五年，合符资格申请“归化”入籍日本。可是，这些在日本的维吾尔人已有心理准备，即使将来获发日本护照，也不会再踏足中国这片土地。“我们不敢回去，不想像Mihriay Erkin这样被关了。”

Mihriay Erkin

Mihriay Erkin是曾与Sawut一起在当地餐馆打工的族人，2019年，当时29岁的Mihriay Erkin因为担忧在新疆父母的安全，辞去了她在日本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的工作，回到了中国，其后便音讯杳然。海外传媒努力核实她的情况，并在2020年证实其死亡，外界将她的死归咎于新疆当局，中国官方则对此予以否认。

Mihriay Erkin临行前曾经发出短信表示，她自幼就被教导孩子应当在父母身边尽孝。请放心，倘若她死了，倘若还有坟墓，请为她在墓前摆放一束红牡丹。

朋友Mihriay不幸离世的消息，让Sawut感到十分难过，这亦团结了在海外的维吾尔人。

与家人失联四年，Sawut在2021年大学毕业之后，便加入日本维吾尔协会，希望能代表同族人发声。他坦言，之前内心充满恐惧，但自从身边的族人陆续与家人失联、朋友Mihriay回国后不幸离世，目前已感到 “再没有必要害怕了。怕也会抓你，你不怕，也会抓你的”，Sawut说，那倒不如在海外发声，为维吾尔人出一分力。

母亲与Sawut 道别时，送了他一块狼碧石，是狼脚的小骨头所制造，以保佑爱儿一路顺风。 “当时我没有想过回去，但还是骗母亲：‘两年之后会回来的’，没想到已不能回去了。”跟亲人失联之后，Sawut更想念亲人，有时他会摸一摸狼碧石，回想母亲的话；有时则与维吾尔人一起唱歌，以排解思念之苦。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小塔为化名。）

CDT编辑注：播客节目《八分半》被墙内多个平台下架后，主播、媒体人梁文道发布了一段约20分钟的录音向听众致歉，并表示会尝试继续以新闻信等形式将节目做完。《八分半》是梁文道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听众，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7月2日，梁文道在节目中提及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这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当局目前以《国安法》指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梁文道还在节目里提到香港著名作家金庸，称其曾以犀利的笔锋撰写社论、相关言论在香港如今可能让其身陷囹圄。这期节目上线后，墙内多个平台将《八分半》下架。以下文字由CDT编辑根据录音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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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

真是很对不起啊，要让你费了这么大的劲才来到这里见面，让你有这么大的损失，付出了一些价钱。然后跟着觉得自己可以很安心的听完整季的《八分半》节目啊。中间还要被我放那么多的鸽子，听了那么多的无聊的番外，那么没想到到现在呢，过去的节目也都听不见了，还要花很大的一番的努力才能够有机会或许听到将来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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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真的是要向你道歉，很抱歉，请你原谅我。

同时呢，我也要向过去跟我合作的一些平台啊，这些平台们道歉。那么最近的事情呢，当然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莫名其妙的给他们添加了很多麻烦跟压力。那么我在这里呢，要感激他们过去一直以来给我的支持、帮忙，希望以后他们也都一切安好，一切顺利啊。各位呢，也不要忘记继续支持这些平台，他们上面除了我过去这个烂节目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好听的节目呢，对吧？

好，那么话说回来啊，我们现在用这样的方法来相见啊，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因为你晓得平常我们在内地、境内啊，这个地方呢，我们的互联网使用的习惯呢，和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用久了之后，其实我们已经脱离互联网世界原来的那个意义了。

编者按：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我指的还不是什么墙不墙的事儿啊，还跟这个无关，而是一种真的是一种网络使用习惯。

我们知道互联网原来是叫World Wide Web，www，对吧？那么是一个万联网、万维网，那么但是你想想看，今天你有没有试过在网上用搜索工具去查一个你要查的资料是处于某个网页？你有多久没有打开过一个网页了呢？如果你常在内地的话，你现在使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习惯可能都是在一些应用之间跳来跳去。

你比如说些社交媒体平台，比如说微信、小红书、豆瓣、微博或者其他各类型的应用，对吧？那么你都在这些应用之间跳来跳去。而这些应用与应用之间呢？可以说是几乎技术上做到完全隔离的。而它们跟背后承载着它们更大的这个万维网世界也是相互隔离的。这个互联网世界其实是一个割据状态的互联网。

我们现在很多公司，比如说你办一家公司，我们都不太习惯，要给自己公司办一个网站、一个官方网站，反而要紧的可能是要有个微信账号啊，有个官方微博啊，官方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个号，可能是这样子。

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在这个割据情况下，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要透过一个网络搜索引擎，比如说百度也好，谷歌也好，或者现在各种AI工具也好，你要查一个什么材料，你会发现在中文简体世界里面很难找到很齐全的材料，只透过这种搜寻方式，因为很多重要的相关信息都被闭锁在一个又一个的应用当中。更不要说也有一些情况，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你可能整个应用上面过去的所有的信息资料，一夜之间就完全可以清空掉，那么消失的无影无踪。

所以我想用这一次的事情来举例说明我们的互联网世界是个多么有趣的一个世界。从现在开始呢？我因为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啊，这两天就是我还欠了你，很抱歉又要道歉了，我欠你八集节目没有做完，对不对？那怎么行呢？就算飞鸽传书也要传到你手上。这个鸽子别到你家给你吃了。（笑）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这八集呢，就用我们某种意义上的飞鸽传书计划传送给你。很有可能呢，就是透过最原始的其中一种网络沟通工具，你今天可能都不太用了，就是邮件、寄邮箱的方法把这节目发给你。

嗯，目前为止，这还算是一个比较可靠、可行的一个办法，我也觉得相当不错。你知道现在国内其实境内也有不少的有趣的媒体机构，其实它们的媒体发放的信息主要是透过我们邮箱里面的这种newsletter，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对不对？

当然，这可能会牵涉到你整个网络使用习惯，那你不一定能够适应的了，那我只能先在这里向您道歉，那我们也会试图找到别的办法的。但假如您能适应得了的话，那就很好，那其实是透过这么原始的一种接触方式，让你抚摸到了、触摸到了原来的这个万维网，这个互联网世界的某个面目啊。

我这些天呢，收到一些朋友的慰问、问候，非常感谢大家，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一切都很好，你放心，我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印尼呢，能不好吗？在这么美好的国家。

大家一定不要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啊，就是这也因为第一是不管用。我是个摩羯座嘛，特别实际，我觉得有什么负面情绪都不是很有用。而且再来，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佛教徒，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用更广阔的慈悲心去看待这个世界以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甚至是你可能会说是什么人造成的？这都不重要，也都可以用慈悲心来看待。

大部分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想的都是很简单的自保，或者是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很多事情。没有人是有心要伤人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会让你不舒服的。但是问题是一个人的自保的这个动力跟形成力量本身，其实这件事情挺可怜的，是挺值得我们用更宽阔的心情态度来理解他。

那么再来呢，就说到我知道你一定会说啊，我们过去做了这么多节目，怎么一下就没了，是不是很不好等等等等。我看看到很多朋友说要永远怀念我说的，我都死了一样，要悼念什么的。我讲过好几次，我真的不觉得我有那么要紧，你放心，我不做节目了，会有更多的比我出色得多的、比我年轻得多的朋友，会做更精彩的节目，对你会更有趣，对你会更有帮助，对你会更有启发，一定有的，不要担心。

而我做的这一切事情说实话，我从来不觉得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些事情人家会说，啊，你做什么事情，以后会不会被人记住，在历史上留名，说实话，我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想这些事儿，我是从来不想的。

我做媒体做到现在我看算是多少年了，1988年写稿子算到现在，三十多、快四十年了。我前些年搬家的时候，我就一口气把我早年、我早年还会很珍而重之的把我写的东西啊，报纸杂志登出来，就把它剪下来存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你就只能剪报、存报。我早年写了大概过百万字这样的东西，那么后面的东西在网上已经有了啊。那么前些年那些东西呢？前十来年那些东西呢？我在搬家时候一口气把它们全扔了。以前一些媒体访问我东西我也全扔掉了，以前我拿过什么奖状，什么荣誉，什么我都全部都扔掉，因为我觉得那都不重要了。

再来的东西呢，别说我后来做的节目啊，这么多年我做电视台做的东西啊，我在别的地方写的东西。说实话，我也从来没有刻意留存过档案。要找，我相信现在也很难找，有些就像我们做过的这些《八分》跟《八分半》一样，也就没有了，说没有就没有了。

所以那我过去做的这些算是什么呢？我自己的看法是，它就像是在沙滩上堆城堡，海浪一来，它就会不在了。人在世间留下的种种痕迹，都只不过如此而已。那但是问题是它没有意义吗？不会的，因为你如果没有意义的话，你去看那些小朋友在沙滩上玩沙，堆一个什么东西，你如果告诉他说等一下海浪一来就没了，你现在还要玩吗？我保证他还是要玩的。为什么？好玩。

我不是说我做这个节目就只是为了好玩，你听这个节目也只是为了好玩，而是说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它本身、在其自身具有一定的意义，那就够了。它留不留下什么东西、它会不会永远存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在档案馆、图书馆、网络还是在什么心里面，这都不重要。是吧？起码我是这么看的。

好，那我今天呢，最后呢，送你一首音乐，其实也不是音乐，是个佛教经文的吟诵。这个音乐其实我以前介绍过了，如果你还记得、记性比较好，你可能会记得我以前放过给你听的，那么现在我觉得还是很合适再拿出来，那就是马来西亚的、以吟诵佛教经文跟佛曲闻名的黄慧音居士唱诵的这一首慈经，metta sutta，慈经是……因为我学的佛教，我讲过好几次是南传佛教，就是巴利文佛教啊。那么我们主要用的语言呢，是原始巴利文，那么这是一首原来用巴利文写的一个一段在南传佛教，很基本，我们要做的修行，做慈悲禅的时候一定会用到的一段经文。

那么我们现在听的呢，就是听到他用巴利文唱诵，然后同时他又搭上他自己用中文把整首经文的中文的意思呢，说一遍。那么这能算是音乐吗？好像又不算是。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你期待，我们接下来就会在这里呢，用这样的方法，继续把我们八集节目努力地飞鸽传输到你手上。

谢谢你。

（经文略）

在8月3日晚，我收到被封禁15天的通知，账号被强制退出，无法登陆，并且无法使用所有功能。恐怕有很多姐妹还不知道吧。

我还有一个备用号三月暴雨至，三月云被封的时候就在这个号上更新。

然而，在三月暴雨至上发的告知文章同样被下架屏蔽。

看得出来，有人不想让，或者说害怕让我们的声音被听到。

怕到了这种程度。

不止如此，就连回归文章甚至都发不出去：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感想，但发不出去。

但既然这么多人想要我停止发声，那么我偏偏喜欢以刚克刚。

不会停止我们的脚步。

非常抱歉地通知大家，今晚斯律师的讲座“谈谈劳东燕的抑郁与坚守”不能举办了。

不能算完全意外，也不是特别气愤或难过。告诉大家，我更多的是平静。

我也不想像有些朋友所说的，换一个主题，或者搞成闭门分享——我的原则是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

这是因为我相信这些活动都是有价值的。尽管活动不能举办，准备活动的过程也是有意义的。

相关阅读：张3丰的世界｜劳东燕的抑郁，也是你的和我的

因为“you在场”报名通道，没有一键退款的操作，还需要大家自己来点击退款。下图是官方退票路径演示：

有退票成功的朋友可以留言写出操作流程，我来放出评论。店员设置的退票时间是2000小时，所以未来几十天都可以。

感谢连夜制作海报、上线活动的小伙伴。感谢105个报名的读者和更多关心这一话题的朋友。

“抑郁与坚守”，我对这个主题的认识更深了。或许有些话也不必说出，因为它已经在你心中。

我想用我的现实经历，和大家聊聊最近热议很多的“非法拘留案”。

据澎湃新闻报道，2023年12月，因在网上发视频反映儿子学校校服存在质量问题（质疑标注成分与质地不符、有甲醛等有毒物质等），甘肃庆阳市宁县36岁男子邓建国在校服厂商报案后，被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七天。

被执行拘留后，邓建国精神抑郁，妻子受不了他的变化，双方于2024年1月离婚，两个孩子由女方抚养。

邓建国提起行政诉讼后，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宁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鉴于案涉拘留决定已经执行完毕，无撤销的必要，但警方要承担7天拘留的国家赔偿3237.08元。

嗯，搞出一个妻离子散、精神崩溃的结局，最后的结果就是3000来块钱…..牛逼，真的牛逼。按我说，这个县从书记到派出所所长，应该一把撸掉。

但今天我主要想和大家聊聊，为啥拘留几天能对一个普通人带来这么大影响？毕竟，拘留不是刑事责任，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很多人对此事颇有争议，一是觉得一个人精神崩溃、被单位辞退、妻离子散，是不是不仅仅是被拘留这么简单，还有人觉得受害者是在通过卖惨获得更多关注和赔偿。

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各位，两种猜测都没必要，在一个小地方，一个拘留就可以毁掉你这个人，毫不夸张。

大约是2023年，我接到一个求助，来自北方某县的一位教培行业从业者，他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企业家，经营着几家培训机构，收入还算可观。

在2022年7月，因为用公号转发了一则防疫信息，被当地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传唤，但我后面了解来龙去脉，这则信息其实是当地部门先误发的，结果被他转发了一下。

就在他被释放后，其生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家长并不了解情况，但知道了他被传唤的经历，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去一个“犯罪分子”开办的学校。

曾经他作为当地优秀的青年企业家，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经常上当地的报纸、电台，获得各种表彰。但在事情发生后，几乎所有往期的荣誉都被取消。

那些过去常和他打交道的朋友，也开始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没人知道之后他后续会不会被拘留，继续被找麻烦。

说到这里你肯定会有疑问啊，怎么人都传唤训诫了，还要拘留？这就是这位朋友找我求助的原因，虽然你认错了，但yi情期间特殊原因没法拘留，现在时间过了要“完成惩罚”。

是的，就是有特么这么荒唐的事。Yi情过去一年多了，居然还有人因为yi情被拘留？这事我以我人格担保真实发生，如果有人觉得我编故事，我可以向有关部门一五一十全盘反映。

在和这位企业家交谈的过程中我还了解到，他所处的县城是全省经济最差的县之一，在他经营企业的过程中，经常被各种部门上门要求“整改”，否则“交钱”，当地有些部门的小领导经常在外吃饭后，让他过去结账，他都选择了隐忍。

但这次他是真的没法忍了，之前的传唤事件就让他在当地的名声一落千丈，如果真的落实拘留，他的生意将迎来毁灭性打击。经此一事他也心灰意冷，想要离开那里。

他和我说，在得知可能会被“事后”拘留后，他数夜难眠、每天以泪洗面，甚至出现幻觉、自残等念头，整整一个月活在恐惧和抑郁中。

现在各位或许开始了解，一个简简单单的“拘留”，对本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位企业家还算有点人脉和经济实力，尚且被折磨的如此，更不用说那个没权没势的家长。

因为在小地方，体制的力量决定着资源分配，是权威、是公理、是老百姓目力所及的一切。被体制的力量否定，意味着你在当地的社会性死亡。

在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后，我立刻通过人脉得到了当地县委书记的联系方式，在表明媒体身份后，书记才愿意和我通话，态度也毕恭毕敬。

简单寒暄过后，第一个问题我就问得很尖锐，我说您知道为什么县城的经济一直起不来吗？我听说您最近一直在各地调研，就是想把经济搞好，对吗？

他没有否认这点，我继续说，之所以经济搞不起来，因为你们压根就没把民营企业家当回事，没有好好领会中央关于市场经济的指导方案，不仅没有服务好企业，还让企业主活得战战兢兢！

后面，我和他完整地说明了此事的经过，其实我知道他心里什么都清楚，这位企业家之前早就通过各种关系向这位书记反映，但都没得到回应。

但书记确实忌惮于事件发酵，没有继续刁难这位企业家。我还提出了能否为其取消“案底”的诉求，但对方表示确实难办，但之后不会有任何追求，在得到承诺后，我表示理解。

我当然不是说所有地方都存在这样的现象，但经济差的地方，比如上述案件中的甘肃，官僚气更重，侵犯和轻视个人权利的事件屡有发生，经济差和乱执法两者互为因果。

（最后发一下最近的健身成果）

关于作者：仝麟阁，前财经记者，发表文章累计超过400万字。千万+报道作者，全网百万读者、网易年度影响力创作者。研究领域为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多家咨询和教育机构任兼职讲师，现居奥地利维也纳。

8月19日，墙内播客平台“小宇宙”将梁文道主持的播客节目《八分半》下架。截至目前，相关页面已无法访问。另一个已完结的同类节目《八分》也被多个平台封禁。

《八分半》是香港学者、媒体人梁文道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听众，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7月2日，梁文道在节目中提及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这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当局目前以《国安法》指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梁文道还在节目里提到香港著名作家金庸，称其曾以犀利的笔锋撰写社论、相关言论在香港如今可能让其身陷囹圄。这期节目上线后不久，墙内另一大型播客平台“喜马拉雅”将《八分半》下架。《联合早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2025年8月19日小宇宙平台《八分半》页面截图 / CDT

2025年8月20日小宇宙平台《八分半》页面截图 / CDT

梁文道曾对媒体《香港01》表示，被多平台禁言15天，节目将在8月初恢复更新。然而直至8月19日小宇宙下架前，《八分半》并未恢复正常更新，仅在8月6日发布一首音乐称“两周没见了”，再无更多内容。

20日凌晨，《八分半》在小宇宙发布通知，称由于”技术原因“无法继续在小宇宙更新，对此深表歉意。有听众在这条通知下发布蜡烛等表情表示支持和怀念。此后，节目页面被删除，小红书等其他社交媒体账号同样被封禁。

一，1987年4月邓小平谈中国“普选”

1987年4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出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他说：

“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邓小平年谱第1177页）。

二， 1987年11月彭真谈“村民自治”

1987年11月12日至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23日下午，在联组会上，委员长彭真说:

“我看村委会是个最大的民主训练班。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村委会要抱着一种热忱支持的态度，都应该懂得它建立的意义，采取热忱、支持、扶持的态度，做不好的应该帮一把”。

上次发文，删了本来就算球。我也懒得计较。

但就在刚才，又在我窗口喷毒农药灭蚊水，这是准备定点谋杀？

好，本文重发。

广东基孔肯雅热“疫情”，延续了一个多月。各地“防疫”运动，愈演愈烈。

什么给小孩子抽血，什么全城清理私人绿植，什么全市大扫除，什么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什么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什么入户排查积水……比新冠疫情时期生猛百倍。

上面所说那些还不算“防疫”狠招。真正的狠招是：全省各城都在疯狂喷药水消杀。

坐标广州，天河、越秀。

随便出门逛逛，不管哪条路，总能看到“消杀队员”们拿着喷枪在路边喷洒药水。

城中村更甚。穿环卫工制服的人三五成群，背着设备，举起喷枪，向两边墙壁和空中到处乱喷，不管有没有行人经过，反正朝你脸上头顶狂撒药水。

我回棠下小屋子喂猫就遭遇了两三次这种“生化危机”，窄巷里白雾腾腾，怪啸连声，即使以百米冲刺速度屏住呼吸快步逃离，每次都鼻子堵塞、眼睛剧痛。

小区里也是这样。一早醒来，就听到喷枪怪啸，然后就仙雾缭绕了。

我住在小区里。早几天晚上十点多，刚吃完饭在喝茶，听得窗外露台上忽然响起像冲击钻一样的厉啸声，以为什么鸟人居然胆敢深夜装修，开门出去一看，竟然是一个黑衣人带着一个穿环卫工服装的家伙，背着装备，拿着喷枪，沿着人行楼梯一直走上来，边走边到处乱喷。整个露台顿时毒雾弥漫，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这俩杂碎喷完露台喷走廊，沿着住户通道乱喷，再一层层往上走，每层楼都喷一遍。

问候完这俩杂碎的家人，我马上打电话报警。当然是没用的，警察例行嘻嘻哈哈，话术策应。次日，街道志愿者来检查卫生，我问那是你们街道安排的吗，回复说“会跟居委会反映的”，理由是附近出现一个病例，需要安排相关人员进入周边的居民楼消杀。

所以，现在不光每天早午晚在路边、街巷和小区空地消杀，还要随时进入居民楼消杀。

消杀喷的杀虫水，那是含毒农药。

即使是最良心的杀虫水，都是必然含有拟除虫菊酯的。尽管生产厂家声称拟除虫菊酯高效灭蚊和对人体低毒，但那就是一种不折不扣农药。

根据美国国家生物信息技术中心官网的介绍，除虫菊酯和拟除虫菊酯类会通过皮肤、黏膜、呼吸道等由人体吸收，近距离大剂量接触会导致儿童和成人哮喘病急性发作以至死亡，长期接触会导致肺炎、胸痛、癫痫，短期接触会导致头痛、肌肉颤抖、抽搐、昏迷等神经毒性症状。实验表明，拟除虫菊酯类会导致老鼠出现甲状腺癌、肝癌、混合性腺瘤。

该中心转载中国一篇2016年的论文，暴露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会增加儿童患脑瘤的风险。

另一篇2012年论文，显示暴露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下，会增加儿童患白血病的风险。

另一篇2019年的墨西哥论文，显示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具有遗传毒性，可诱导基因重排、改变基因表达并修改DNA，促成淋巴瘤和白血病。

广东和广州相关部门没有透露在每天多次的灭蚊喷雾中，具体使用拟除虫菊酯类下的哪种农药。

长沙卫健局对光明网说过，他们使用的药物包括“氯菊酯、氯氰菊酯、醚菊酯等”。

根据相关研究，醚菊酯对人体存在低毒性，但氯氰菊酯对人体构成中等毒性，通过皮肤接触，会导致麻木、刺痛感、痒感、灼烧感、膀胱失控、运动失调、癫痫发作等症状，甚至有可能导致死亡。实验中还会使哺乳动物丧失生育能力。

这些灭蚊水、灭蚊喷雾里只有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吗？

当然不是。

中疾控去年9月发表文章《登革热疫情防控，科学灭蚊是关键》，指导各地疾控人员，可喷洒或投放有机磷杀虫剂。

卫健委去年9月实施《蚊虫化学防治技术标准》，规定可在居住区、人群临时集结地、蚊媒传染病流行区喷洒拟杀虫喷雾，成分包括除虫菊酯类，还包括双硫磷、倍硫磷、杀螟硫磷、甲基嘧啶磷等有机磷农药。

根据中疾控指导性意见和卫健委蚊虫防治标准，有机磷农药是必然会与拟除虫菊酯类农药一样，成为这次广东灭蚊运动喷撒药水的成分。

有机磷农药主要特征是强烈的臭味，如大蒜味。

在我窗外大量喷洒的，就具有近似于蒜的刺激性恶臭。有机磷农药的害处很多人都知道，就懒得找什么论文了，百度就可以了吧。

这位北京三甲副主任说：“有机磷对人体的危害十分巨大。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有敌敌畏、对硫磷等，它们进入体内后……出现神经功能紊乱、呼吸功能障碍等，患者主要临床表现有恶心、多汗、流涎、瞳孔缩小、支气管痉挛和分泌物增加、肌肉震颤、头晕、谵妄等，严重者可出现肺水肿、昏迷等症状，对患者生命产生巨大威胁。”

对硫磷，就是上面中疾控文章里说的可以喷洒投放的灭蚊剂。

这位山东三甲副主任指出：“农药喷洒时皮肤黏膜直接接触是最常见暴露方式，其次是误服被污染的食物或水源。”

他的意思是，有机磷农药喷洒在皮肤黏膜上，会导致人体中毒；沾染到了水和食物，被人吃下去，同样会导致中毒。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网站的一篇论文，有机磷农药通过吸入的吸收最快，换言之，只要闻到就可能使人体中毒。

《国家地理杂志》网站说，有机磷农药通过摄入、吸入或接触皮肤进入人体后，会抑制胆碱酯酶，导致神经过度活跃，中毒者通常会因无法呼吸而死亡。

“这是一种痛苦的死法，你最终会窒息而死，因为你基本上瘫痪了。”

上述论文还告诉我们，美国2005年已停止在住宅区使用有机磷农药。

另一篇美国多家大学专家署名的论文和建议书告诉我们：

倍硫磷，在美国及30个国家属于高毒性农药，已被禁用。

双硫磷、在美国及28个国家属于高毒性农药，已被禁用。

杀螟硫磷（杀螟松），在28个国家属于高毒性农药，已被禁用。

只有甲基嘧啶磷属于中等毒性，还没被任何国家禁用。

有机磷农药部分清单，X就是被美国禁用，数字就是被多少个国家禁用，H就是高毒性。

就是这些被多个国家禁用，在很多国家只限于种植业使用的高毒性有机磷农药，却与所谓低毒的拟除虫菊酯农药一起，混合成灭蚊喷雾，堂而皇之在广东各个城市的街道和住宅区里到处喷洒，在广州竟然还肆无忌惮进入居民楼里大量喷洒。

不是喷一次两次，而是反反复复地喷洒。据我所知，在广州的绝大多数地方，包括住宅区，一天就要喷两三次。街道上、绿化带等等究竟一天要喷多少次，就没空去数了。

在一线城市人来人往的公共区域、居民住宅区喷洒高毒性和低毒性的农药，不是只集中喷洒一次两次，而是全城每天至少要喷两三次，反复喷洒大半个月。而且还会没完没了的一直喷下去。

行人走在街上，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当头喷洒。上述我在城中村小巷子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在我小区住宅的窗外，也大肆放毒了两次。

随着呜呜喷枪怪啸，低层住户随时随地就会从窗户外吹进来各种各样的农药，毒性颗粒会粘附在餐具、桌椅、床铺、饭菜、茶水上。沿街食店更是这样，锅碗瓢盘和食材，都会被肆无忌惮喷洒的农药污染。人吃进去喝进去，会否慢性中毒？这，难道还需要问吗？

所以，这一场场的灭蚊运动，究竟是在灭蚊，还是在灭人？

广州市政府真要继续喷，请在市政府单位里喷，在街道办和居委会里喷。

你们喜欢吃，那就每天自己吃有机磷农药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吧。

别强迫1900万广州市民陪你们吃。

前不久，Nature Cities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中国城市居民如何通过点外卖将高温天气下的热暴露风险转移到外卖员身上。这道理其实朴素易懂，可真正遭遇滂沱大雨或热浪滚滚的恶劣天气，外卖员又不过变成了一个在我们手机地图上移动的坐标而已。

就以今年夏天频繁遭遇反常降雨的北京为例。7月24号开始的那一轮特大暴雨，据说用了四天就下了北京一年的雨。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向窗外望去，总是白茫茫一片。马路、街道、红绿灯、车流、广告牌、店铺、购物中心、小区居民楼，所有这一切被淹没在大雨里，仿佛这座城市都停摆了，安静得只有哗哗的雨声。待在房间里的人们，甚至等待外卖上门的顾客，无法了解那些仍坚持冒雨在马路上疾驰的外卖员经历着什么。

已经四年没跑外卖的我，也想知道，接连极端天气下，我这些曾经的同行们，在如何工作。

1 被雨水泡烂的脚掌

第一次见到老蔡，距离那场特大暴雨已经过去了两周，在半夜11点多的北京街头，夜空中依然飘着雨丝。他紧盯着美团配送的app界面，脸上映着黄色的光，迈着急匆匆的步子往灯牌早已熄灭了的美食城里赶去，不时发出“呱唧呱唧”的声音。

那声音是从他脚底下发出的。当天北京又下了一整天的雨，他的鞋子在白天11点配送午高峰第一波单子的时候，就已经湿透了。

和我聊天的时候，他一直在原地活动自己的脚。他说，整个脚已经没有知觉了，但前脚掌那里又隐隐作痛，猜测脚底的皮肤可能是被水泡烂了，或者磨出了水泡。

◉老蔡晚上回家检查，发现被泡的发白的那部分皮肉周边已经渗出了血丝，但第二天他仍要坚持靠这双脚跑单14个小时。摄影：老蔡

老蔡今年37岁，从甘肃农村老家来到北京，已经跑了四年外卖。作为美团乐跑的外卖员，没有电梯的高层、不允许电动车进的小区，类似的“破单子”都得由他踩着湿哒哒的鞋袜配送。雨天视线受阻、手机操作不方便、路面湿滑，这些都加大了配送难度，为了避免超时，他需要更集中注意力，至于鞋里面到底什么情况，也顾不得检查，就这样跑下来一整天。

“所以你就这样忍着跑了12个小时？”第二天见面时，我开口问道。

老蔡语气略带苦楚又骄傲地回答道：“是14个小时半，我每天10点钟上线跑单，昨天跟你说完之后，我跑到了1点半才收。”

我有些震惊地问，是什么人下雨天这么晚还点外卖？老蔡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吐了一口烟答道：“这有什么，多了去了，我前阵子最晚送到凌晨2点，还有人点奶茶喝呢。”

同样认为我大惊小怪的还有饿了么的专送外卖员小谭。小谭是00后，去年才从老家河南来北京打工。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相比于老蔡，他的生活压力较小，整个人显得更轻松，但也不得不坚持在每个下雨天出勤跑单。

他觉得，下雨天外卖员从头湿到脚这种事根本就是家常便饭，即使不下雨，在北京炎热的夏天，每天东奔西跑，出的汗都足够把全身的衣服浸湿了。

8月12号那天，北京天降骤雨，当时小谭正在返回商圈的路上。他花20块钱买的劣质雨衣在配送时划了个口子，再加上狂风肆虐，雨没下多大会儿，全身就湿透了。他索性把雨衣脱了，接着跑。

◉下雨天正在路口焦急等待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对于这些情况，我都能忍受。”让小谭不能忍受的是，那天早餐他只喝了一碗粥，本以为几个小时后就能吃上午饭，可没想到，这一跑就到了晚上8点。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成百上千的顾客在同一时间拿起手机点外卖，小谭的系统则不断传来“您有新的订单”。爆单让他没有任何机会停下来，就这样一直在风雨里穿梭。等下线的时候，充电宝电量已经耗尽，手机电量还剩4%，他买了份饭想要回家吃，但实在太饿，只好在路边的一个公交车站停了下来。

摘下蓝色头盔，放在一旁，脸上的雨水还不时滴到饭里，但似乎没影响到他什么。小谭坐在广告牌旁平淡地吃着饭，不一会儿又戴上蓝色头盔，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骑上朝夕相伴的电动车，消失在北京漫长的黑夜里，就好像他从来没在这里停留过一样。

我把这些新听到的故事转述给了老魏，他表现得很淡然。老魏是山东人，今年43岁，现在在京东送外卖，不过他从2018年就已经开始在配送行业工作了。一路走过来，他觉得干外卖这行遭点罪、受点伤太正常了，这些天让他真正感到不舒服的是，明明自己已经努力加快速度，确保下雨天餐品也能及时送到顾客手里，但还是会遭到意想不到的投诉。

◉对老魏这样准时、负责的骑手来说，在紧张的配送过程中，还要分心处理顾客的投诉，可能是他最不想遇到的问题。图源：老魏

2 天气越恶劣越得跑单

“前阵子不是北京下大暴雨嘛，那几天你在外面跑单了吗？”

老蔡对着我比了个“1”，我盯着他的食指问：“是跑了一天？还是休了一天？”

“是一天都没休。”他笑着说，“你别说这两天了，我跑4年外卖了，除了春节或者处理必要的事儿，都不休息。”

上有老、下有小的老蔡是家中的顶梁柱。两娃中的老大今年刚中考完，由于成绩不太理想，9月份只能上私立高中，一年学费就得交四五万。

“孩子大了，在教育上就得花钱，你说我压力能不大吗？每天就这样干十四五个小时，一个月能挣个一万三四，最后也剩不下啥。”

不过，家庭从来不只是让他疲于奔命，也让他在马路上飞驰的时候绷紧了保护自己的那根弦。他说，底线肯定是保护自己不出事，出了事耽误送单不说，毕竟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

对于外卖员而言，生命安全和金钱之于家庭同等重要，可又相互矛盾，不过老蔡言语中透露着一股自信，他认为自己能凭借高超的技巧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有一次，平台一股脑派了十几个单子，他就一边琢磨着最快的配送路线，一边在高速移动中观察过往车辆的速度和司机的行驶状态，以判断自己逆行、闯红灯的时候是否足够“安全”。

◉我自己在送外卖时爆单后的系统界面。在超时的压力下，一边规划取餐和配送路线，一边在高速行驶时观察车流和人流，骑手的注意力很难一直保持高度集中。图源：玉阳

当他因为送了一单不允许电动车进入只能徒步配送的小区，导致后续的订单快要超时时，大汗淋漓地跑回车上，反而要先给自己点上一根烟。他说：“越是着急的时候，我越要让自己保持清醒，送外卖可不只是个体力活，脑子里时刻都得计算着。”

这完全是在刀尖上跳舞。乍一听，让老蔡风雨无阻出勤跑单的压力似乎全部来自家庭，但这可能只是真相的一半。

在美团、饿了么这些平台的管理制度下，留给骑手“在刀尖上舞蹈”的空间其实相当狭小。那刀尖看上去是骑手自愿站上去的，但有时候也不是出于自愿，而且也不是你想停就能停下来的。

首先，老蔡提到，美团设置乐跑骑手的一个意义就是为了应对在高温、暴雨、大风、下雪这些恶劣天气下骑手数量不够的问题。“别人不送的单子，我们来送。像有些小年轻没我们这么大压力，一到下雨天不想出来跑，那也会被队长强制要求上线。”

与美团乐跑互为镜像的饿了么优选也有着同样的规则。饿了么优选外卖员小王介绍说：“现在美团和饿了么的众包，不是都像从前那样自由，像我们这种跑优选的，单量比一般的众包有保证。但几次下雨天不出来跑，就被队长踢出小队了。”

◉即使在规定的休息日，也会被强制要求出勤，一位美团外卖员抱怨道：“真不知道骑手恳谈会恳谈了啥！”图源：抖音@美团（雇佣兵）

相比之下，饿了么专送则是依靠罚款来进行恶劣天气下的出勤管理。小谭吐槽道：“专送的单价比众包要高一些，但是天气越恶劣就越得出来跑单，你像现在风和日丽的，我们反而能请假。”

有一次，他出门的时候，雨水已经漫过了他电动车的车轮，等骑到马路上，积水已经到交警的膝盖了。但他没有选择。他也曾试图找过借口请假：“无非就是电动车坏了、手机坏了这两个理由嘛，那站长能不知道？我们跑的单量关乎站长的工资，而且从外卖大战开始，骑手就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出勤的骑手少了肯定耽误给顾客配送的效率。”小谭透露，把站长逼急了是真会对骑手罚款的，金额在300-500元不等，还会直接把罚单发到群里杀鸡儆猴。

其次，考勤要求也逼着外卖员不得不在恶劣天气跑单。无论是美团还是饿了么，平台允许外卖员每周有一天的休息，超过规定的休息天数，则会取消“考勤奖”。但老蔡、小谭和小王他们都明白，说是取消“奖励”，其实就是变相“罚款”。“那就是我们挣的，取消奖励，相当于每单少一块，一个月就是几百上千块钱，我肯定不敢轻易请假啊，下雨天没事就跑呗，要不然等你真有点啥事又没法请假了。”

除了取消“考勤奖”，还有一点让美团乐跑或饿了么优选的外卖员感到很难受的是，下雨天的单子往往是一单压着一单，连绵不断。如果外卖员想拒绝手里的单子休息一阵，竟反过来还要向平台支付费用。“4单以内，每单转出去是2块，4单往上是3块，然后是5块、7块，它这个收费标准也是阶梯式的。”小王介绍道。

◉“太难了，不想送还得给它钱”。图源：抖音@海兴曲先生

据老魏透露，对于以上两个操作，新入场的京东“还没学坏”。例如，京东允许外卖员每日免费拒绝40次订单，并且不会因为考勤不达标而克扣单价。

但京东也给了老魏其他烦恼。下雨天，三家平台的算法都会相应延长配送时长，但就同样的路程，京东算法给出的时间，相比于美团和饿了么可能会少10分钟，甚至更多，而就是这10分钟让老魏送餐的压力骤然增加。

相应地，京东对于超时的单子的处罚力度也大一些，美团和饿了么对于超时订单的处罚标准一般是扣除50%的单价，京东则是75%。上个月老魏因为超时被扣了700多块钱，虽然他对京东给外卖员的整体待遇是认可的，但面对这700多块钱，说不心疼那也是假的。

3 谁为外卖员付出的代价买单？

如果我们接受外卖员不得不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坚持工作的现状，那么他们就此付出的代价又由谁来买单呢？

距离那个下雨的夜晚过去了一周，当我再次联系上老蔡的时候，他正在医院做检查。原来是前一天下大雨，路面湿滑，再加上头盔面罩上的雾气阻挡视线，他在送餐过程中追尾了一辆汽车，自己则从车把上边翻了出去。

◉在湿滑的道路上仍高速行驶的外卖员。摄影：玉阳

我听到这个消息一时没反应过来，不敢相信事故来得如此之快，毕竟老蔡当时谈起自己如何“在刀尖上跳舞”的轻松语气还在耳边回响。可现实是残酷和危险的，并不如他嘴上说的那般轻描淡写。

当我问老蔡和小谭，既然下雨天或高温天气这么危险，外卖员是否有相应补贴时，得到的答案是“有跟没有没什么区别”。下雨天，由于出勤的骑手数量少，根据单量与骑手数量的供需变化，单价会有相应的浮动，但不会有特意针对下雨天的补贴。此外，小到购买雨衣、头盔、工服，大到手机、电动车损坏，这些成本或损失，均由骑手自行承担。

老蔡和小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曾经因为长时间在雨中送餐，导致手机进水的情况。一向省吃俭用的老蔡，也只能自己花钱换个新手机。而小谭则吐槽道，那天自己挣了400块，但是换个手机屏又花了450块，在雨里忙了一天还倒赔了50块钱。

◉下雨天，外卖员的手机仍不离手，一天下来，手机进水无法避免。摄影：玉阳

而提起高温补贴，老蔡则是觉得非常可笑。北京市今年给室外工作者发放高温补贴的标准是，每人每月不得少于180元。美团在这个夏天也推出了“2025年夏季清凉行动”，宣称通过“单单补贴和长线活动等形式，通过更精准、多元的方式增加骑手在高温下的劳动收入。”

而在老蔡实际的体验中，所谓的“单单补贴”“精准”翻译过来则是，美团不是按月一次性发放高温补贴，而是要求骑手每天在13点半到17点之间完成一定的配送量：0-4单没有奖励；4-12单之间的单子，每单奖励1元；12单以上的单子，每单奖励3元。

送过外卖的都知道，13点半到17点，是介于午高峰和晚高峰之间单量最少的时段，想要完成这样的kpi并不容易。而且，这个时间段也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气温往往能达到35度以上。如此一来，在“精准”的名义下，本应是体恤外卖员辛苦劳动的高温补贴，反倒成了平台催着外卖员在高温天气下跑单的抓手了。

◉美团的“高温关怀”阶梯奖励活动，有骑手反映：“高温活动太坑了，压根拿不到。”图源：微信视频号@文冉旭

小谭也从来没听过什么“高温补贴”。当我问他希望平台能在哪方面改进时，他笑着说道：“至少提供一些藿香正气水什么的吧。”

去年夏天，他第一次跑单中暑，只觉得头晕耳鸣、心里面特别难过，吐出了好多苦水，还是坚持把单送完了。后来去药店买了藿香正气水，才好了一些。“从那以后，我才长了记性，夏天一定要备着藿香正气水。”

对于这些问题，身为京东骑手的老魏谈论起来倒是显得轻松。因为根据他的介绍，京东会给全职外卖员每个月发放300元的高温补贴，这是真正落实了的。同时，像冰袖、藿香正气水这些福利也是骑手可以免费领取的。

老魏坦言，希望京东越来越好，能够保持住这样的福利标准。但他的语气中却也夹杂着些许担忧，因为他知道有些福利并非取决于骑手，而是平台在商业层面的考量。就在几个月前，京东外卖一开始为了吸引外卖骑手，给出的单价是10元一单，但如今已经降到了4块钱左右。

◉京东外卖连续降价，有骑手说：“两个月前我叫你东哥，现在我该叫你什么？”图源：抖音@送外卖的小姐姐

最近这轮“三国大战”，平台之间虽然也有竞争，但补贴更多流向了用户，而不是外卖员。在外卖业劳动市场已经饱和的情况下，平台已经不需要通过笼络骑手来圈占市场和流量，它们宁愿把这些钱用来承担大量奶茶的浪费成本，也不会用于增加骑手福利。

其实，从一小瓶藿香正气水、一副冰袖，到一笔实实在在的降雨或高温补贴，再到恶劣天气下更合理的配送时间，这些落实到细节上的改变，无论大小，总是能让外卖员更有尊严、更健康、更舒心地劳动和生活。是的，他们甚至都没有提到社保。总之，今年的夏天已经结束了，他们的声音依然被淹没在大雨或热浪中。那么明年夏天，以后的每一个夏天，改变会发生吗？答案似乎不完全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作者：郑玉阳

一个生长于黑龙江省巴彦县畜牧二分场，漂泊在北京的intp青年，曾在北京跑过4个月外卖。目前主要关注数字科技、农业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

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

一个有正式编制的公职人员，究竟要多坏，要犯多大的错误，才会被剥夺编制、开除公职、取消退休待遇？

按我的朴素理解，公职人员行使职权时所犯的错误（犯罪行为除外）大体上分为几类：

第一种，把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做好的同时给自己捞了一些好处。这肯定不好，但在当下社会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种，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因为能力不足、方法不当犯了一些小错。这需要批评教育，但还是可以给机会改正进步的。

第三种，故意利用职权做坏事，侵害公共利益，或者掌握公平裁判权的人自己带头破坏公平。像这种，我认为是可以一票否决撤职查办的。

比如协和董小姐事件中，身为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领导，本身是负责维护学生成绩公平的职位，却利用职权凭空给董小姐伪造成绩，把一名明显不具备基础知识的学生送上医疗岗位，说明其对学生成绩公平没有丝毫敬畏之心，也就完全丧失了担任相关岗位的基础，理应撤职查办永不录用。

可实际上呢？为董小姐伪造成绩的李某宽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记过处分，免职处理。众所周知，免职不等于撤职，歇一段时间，人家又是好汉。李某宽同志的编制和行政级别稳稳当当，没有受一点影响。

甚至连始作俑者，董小姐的姑姑班某娟也只是留党察看一年、撤职处分，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调离教师岗位。同样，编制和行政级别稳稳当当，实际待遇没有受一点影响。更别说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了。

比如广西亮证姐事件中，亮证姐的丈夫黎某将代表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执法证件交给妻子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显然在主观上对其执法权力没有丝毫的敬畏之心，对消防安全的严肃性没有丝毫敬畏之心，让这样的人留在消防队伍里，我作为群众是很难放心的。

然而实际上，黎某受到的只是党内警告处分，收回并注销其行政执法证。这意味着，黎某的领导职务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编制和待遇更是岿然不动。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以上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在体制内一名合同制聘用人员或者“临时工”身上，又或者发生在民营企业的某个岗位上，会是怎样的处理结果呢？

董小姐和亮证姐连续两个事件的官方通报，看情节，满屏都是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知法犯法，看处理，满屏都是批评教育诫勉谈话，个中反差与荒谬实在一言难尽。

董小姐案件中帮助董小姐造假全链条上的19位体制内大佬，亮证姐事件中涉及到的7名公职人员，没有一个被开除公职撤销编制的。

一个都没有。

就这，某官媒还有脸说相关处理结果表明了对违规行为绝不姑息，也难怪评论区要将其解读为“绝不让董小姐的姑姑撤职休息”……

或许真的是怪我不懂事吧，国家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犯了点错误就开除，岂不是让更多的同志寒了心？

但你也不能怪我不懂事。我一个遵纪守法的纳税公民，真的很难共情这些由纳税人供养着的滥用职权的公职人员，也真的很难接受已经查实他们滥用职权后将来仍然享受比我多好几倍的退休金。

我的要求很简单：

对于那些已经查实有主观故意滥用职权做坏事，或者肩负着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责却带头破坏公平的公职人员，如果不能送进去坐牢，至少也要开除公职，级别归零，让其无法再染指公共权力，从此自食其力谋生。

这要求，算非分之想吗？

如果告诉你，这么一条漏洞比筛子还多的博士捷径，7年来只有董小姐这一位天选之女发现并走通了，你，信吗？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0417.html

荔枝的侧写

在大小年与气候异常的双重作用下，今年荔枝大幅增产111.26%，价格却暴跌70%，部分产区每斤仅售1至2元。荔枝虽然甘甜诱人，却因极难保鲜、采摘成本高，往年很少作为茶饮新品出现。而在今年，借着热播剧《长安的荔枝》的文化加持和丰产的推波助澜，它成为了各大茶饮品牌争相追逐的新贵。但这场热潮背后，是市场机制对自然节律的扰动——荔枝的“大小年”本是荔枝和许多农产品固有的周期现象，但在市场化的运作下被放大为歉收、高价时种树，丰产、价低时又砍树的循环陷阱，生产与分配早已脱离合理调节的轨道。

茶百道在荔枝新品的宣传文案中，煞有介事地强调“一杯奶茶里含有19颗荔枝”，试图说明产品的新鲜与诚意。可在这一切光鲜的背后，传来的却是基层员工的吐槽：

“又是剥、又是洗、又是煮，手套带了差不多十个小时——手都泡浮囊了。”

“周末快乐，除了茶百道研发部。能干干，不能干换人，整天搞各种水果汁子。要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天剥八、九十斤荔枝，手都磨烂了，真把员工当日本人整呢，顾客催完骑手催……”

“……明天是我入职的第七天。听说明天还要开始商战零元购。我已经不想去上班了。这几天剥荔枝、剥青提、剥葡萄。才七天，我的大拇指就开始要长茧子了。我每天都想哭。”

“在茶百道上班，你们剥水果剥得手不疼吗？一天要剥好多葡萄和提子，手指甲都要废了。”

“茶百道你为什么净出些折磨员工的品？”

在社交媒体上，茶百道官方并未正视员工因剥荔枝带来的劳损与困境，反而以骄傲的口吻公布新品上线后消耗荔枝的惊人数字。广告链上的营销号更是乐此不疲地渲染“辛劳叙事”，将劳动者的痛苦包装成产品“新鲜”“高品质”的故事素材。在当下的生产与营销逻辑中，劳动的苦痛原本就是商品得以诞生和流通的隐性代价，如今更被商业话术巧妙包装，变成吸引眼球的“情绪资本”。这种痛苦既未被看见，更无从改善，却在消费市场上被肆意消费、反复利用。

员工在社媒上谈起茶百道的关键词：制度 强制 命令 压迫 计算 试探 饥饿 命令 流汗 爆发 焦虑 斗争 铲冰 打个效期 卫生 稽查来了......

饮品企业在新品研发过程中对一线店员的系统性忽视，早已是行业内广受诟病的问题。去年，就有员工曾无奈反映，其工作强度之大已超出人类承受范围：“九点上班，十点营业，一小时准备20+的料……我是人不是狗”——这种将员工视为机器而非个体的态度，正是资方忽视劳动权益，对劳动者深层次剥削问题的一个侧写。

订单滚滚来，工人无退路

新品爆卖，店家爆单，员工却成为背后无人看见的牺牲品；这种情境随着“外卖大战”的打响，被更加前所未有地普遍化了。近期，京东、美团和淘宝闪购（饿了么）的外卖大战引发“0元购”的浪潮。到周五、周末，大量奶茶店、快餐店爆单，部分店铺订单飙升至平时五倍多。益禾堂披露门店营业时间从原本的早上9时30分至晚上11时，拉长为早上8时30分开门，营业至凌晨3时，足足增加了5小时。同时，几乎全国门店都大量聘请零时工、增加员工加班时长。有媒体就报道：员工一天做一千多杯奶茶，甚至没空喝水。夜班员工本来八点下，却加班到下午一点；一名瑞幸员工就讽刺地说道：“减肥我只服瑞幸”，该员工在近一个半月的工作中暴瘦38斤；某连锁奶茶店的前员工就透露，由于“外卖大战”带来工作量和压力剧增，其所在门店的店长和三名店员共四人全部离职。

做不完的奶茶。

员工在社交媒体上也满是怨言：

“每天大都800多杯，一共四个店员交替上班，感觉每天都好累，连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我感觉我要累死了，一天天的全是单子，感觉看不到头。每天上班都跟机器人一样不停的做奶茶，下班后浑身腰酸背痛，问题是工资也不怎么高。这下三大外卖平台的战争只有奶茶店员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外卖大战，人家根本喝不完，我根本做不完。最辛苦的就是外卖这些员工啦，不停干。做不完的杯，贴不完的单，打不完的包，备不完的料，还有催不停的单。还有时候因为客人脾气不好，叫顾客出示取餐号会被客人骂……打工人，每天当牛马很累。

——是的啊！有些人没拿到直接给差评了。老板全怪我们店员，每人扣200。又累又没绩效，白白干还要扣钱……”

“我直接辞职了，太累了 ，一天下来外卖五六百单。还只有五个人 ，五个人两早两晚一中，忙得很不得长八只手……”

某奶茶店中的标语。

工作量激增只是员工面临的挑战之一。品牌方督导要求新老员工都必须手剥荔枝、青提，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此外，顾客和骑手的频繁催单也让他们压力倍增，有时甚至会激化店员与顾客、骑手之间的矛盾，导致激烈的肢体冲突。值得注意的是，为快速缓解压力，店主新雇佣的员工未经培训，可能进一步增加操作不当和意外事件的安全风险。

“店员累哭了……几百杯量，只有3个人，而且有两个早应该下班了，亲眼看到累哭了，唉。”

“我直接哭了。本来就是刚入门还不会做奶茶，打包也手忙脚乱的。骑手和顾客还很凶，有一个阿姨自取五杯，因为杯量太多一直没找到，直接骂我。为什么平台搞商战要员工和店家承担啊？”

“外卖大战谁赢谁输？反正奶茶小妹先死一步，麻烦宽容一下…毕竟一天做4000多杯奶茶不是人干的事，品牌不让下架、关店…我们只能硬抗……”

外卖员和店员爆发冲突。

骑手作为外卖配送链条上的关键一环，在“外卖大战”的背景下同样面临严峻挑战。许多骑手每天的订单量超过120甚至200单。按照经验估计，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每天至少12小时，并且每单配送时间必须控制在5分钟以内，所有的生理需求都不得不让位。超时配送和送错餐成了家常便饭，而辛苦赚来的钱却又常常被平台扣除。面对全国大部分城市持续的高温热浪，骑手们的精神和生理都已濒临极限。此外，一些店铺人手不足，在平台“超时扣款”的压力下，骑手们甚至被迫充当免费劳动力，帮助店铺完成订单的“生产”环节。

“你的外卖可能是外卖员做的”——某些店铺人手短缺，外卖员成为“临时工”。

爆单的背后，是对劳动力和资源的无情消耗，带来生产过剩和对生产秩序的破坏。消费者在大量补贴的刺激下，可能下单远超实际所需的产品；同时，由于订单积压导致长时间等待，大量“0元购”订单最终无人领取，店员辛苦加班的成果因此被白白浪费。

“……最近经常听之前的小伙伴们吐槽现在商战越来越离谱，而且好多做好了不来拿的，真的超级浪费……

——今天晚上我们都下班了还有四十杯没有人来拿的，全部倒掉了，真的很浪费，我不懂这些人是为什么”。

大量的奶茶无人认领。

资本结构中的劳动陷阱

从手剥荔枝到奶茶爆单，这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例，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在经济疲软的大背景下，消费者对价格愈发敏感，大量转向性价比更高的线上消费；与此同时，更多商家被迫融入平台经济，希望借此拓宽销路。美团外卖去年的亮眼盈利数据向资本市场证明了即时零售的巨大潜力，这里似乎正是资本亟需的“下一片蓝海”，更准确的说是被包装过的红海——已然开发、竞争激烈且充满工人血汗的红海。

这片“蓝海”的诱惑迅速点燃了互联网巨头的新一轮争夺战。对于传统电商如京东、淘宝，外卖平台打造的即时零售模式正在蚕食它们的销售份额。京东高调宣布进军即时零售，淘宝闪购联合饿了么制定“战斗计划”，抖音也加码“随心团”，巨头们纷纷入局，战火骤然升温。

阿里巴巴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

2020年以来，饮品市场迅速膨胀，一、二线城市核心商圈内茶饮店密度惊人，高达50家店铺聚集于1公里范围，市场已然饱和。这种白热化竞争迫使品牌们不断抢夺客源、拉高销量。在同质化产品竞争中，茶饮企业并非“无可奈何”，而是主动加码人力物力，打造“足料、复杂工序、高性价比”的爆款噱头，对“新品”与“手工鲜剥”的痴迷，不过是资本攫取流量和利润的工具。

手工、鲜剥作为机器和预制工艺的对立面，满足了消费者对“新鲜”“纯手工”的期待，也反映了行业对成本的极致控制。企业用看似“匠心”的人工操作取代更合理的备料方式，本质上是将原本应由资方承担的生产成本和员工健康保障，无情地转嫁给了一线劳动者。品牌方在定价时只关注市场竞争力和消费者心理预期，而加盟门店员工的劳动付出、工序耗时则被视作“隐形变量”，默默转嫁给加盟商和工人。研发与生产之间的割裂，使“创新”成为劳动密集的隐形代价，鲜活的工人成了机器般运转的齿轮。

茶饮店员工看着订单绝望的背影。

随着“外卖大战”的全面打响，流量红利与扩张机会推高了茶饮企业的市值，而另一端，一线员工的劳动强度和身体代价也在同步飙升。在上市茶饮企业中，除奈雪的茶外，几乎所有品牌都依赖加盟门店支撑扩张版图，品牌方由此构建了低风险、快增长的“轻资产”商业体系。

这种结构性脱节在外卖大战中被进一步放大。加盟商缺乏品牌方支持，在与外卖平台谈判佣金、活动费用分摊时处于弱势。为了消化补贴成本，他们只能拼命追求订单量，同时压缩人力开支。最终，一线员工在极度精简的人手配置下，以近乎流水线的节奏高负荷运转，过劳、伤病、乃至离职成为常态。品牌方则稳坐收割者的高位：从加盟费、供应链差价到品牌授权，持续吸纳收益。它们无需面对劳动者的疲惫与抗议，只需在销量暴涨与股价飙升中享受资本市场的掌声。

大战之后茶饮股大涨。

从剥荔枝的门店工人，到爆单应接不暇的骑手，整条生产链已被资本逻辑裹挟得无法喘息。甚至连种植、采摘荔枝的农业工人，也无法逃脱这场节奏失控的疯狂——他们的劳动成果在丰产之年沦为廉价原料，被拿来包装成流量故事，而他们自身却从未进入这场盛宴的分配体系。所有劳动者，尽管所处环节不同，命运却早已紧密相连。这正是资本逻辑下“爆卖”的剥削真相。

秩序的幻觉

大战也暴露出一个惊人的悖论：这些互联网巨头几乎渗透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掌握着庞大的数据、流量和资金资源，却并未带来更有序的生产与分配。相反，在资本主义的逻辑驱动下，它们自身强大的调配与组织能力被转化为扩大混乱的工具。即时零售看似是一场“效率革命”，实则加剧了供应链、物流、人力的高压运作，留下过剩与短缺、对生产秩序和生产力的破坏，以及工人和骑手的超负荷劳动。

桌子堆满了奶茶，可能很多都不会有人认领。

这一切背后，是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必然结果。在资本的指挥棒下，企业扩张的速度往往超过市场的承载力；生产与流通缺乏整体协调，只能依赖市场“无形之手”。最终形成的不是秩序，而是外表光鲜、内里崩塌的增长假象。手剥荔枝与即时零售大战，正是这种逻辑的镜像映射——看似高效的系统背后，是混乱的扩张、透支的劳动，以及被裹挟其中的消费者，这场资本狂欢的代价，终将由所有人共同承担。

门店在补贴大战中过度消耗资金，很容易陷入资金短缺泥沼。为了填补亏空，商家们只得进一步削减人力、延长工时，剥荔枝、青提的苦役注定难以逃脱。有员工无奈反映，面对店主和平台“不能停止接单”的指令，他们曾在一个小时内处理超过500份订单，即便如此透支，也未获得任何额外奖励。更有网友发问奶茶店员工的薪资与绩效状况，得到的回复是“管理者有绩效”、“1800元基础工资+400元全勤奖+店营业额千分之四”。更普遍的是奶茶店习惯雇佣大量兼职，每小时仅10元，大战中员工除了因剥荔枝而破烂的手什么也得不到——这与他们日均成百上千杯的劳动强度形成鲜明对比。

“青春没有售价，但85能买我一天。”

对骑手而言，平台规则的高压与商家出餐口的拥堵，让他们在混乱中超负荷运转。这种拥堵并非偶发，而是门店在高压生产节奏下的必然产物。订单洪流、设备超负荷、人手紧缺，压力层层叠加至配送端，使整个链条濒临断裂。

对消费者而言，外卖大战催生的垄断正在悄然抬高生活成本。补贴带来的短期便利早已暗藏“秋后算账”的伏笔——价格上涨、佣金提高、食品质量下降的剧本，已在餐饮行业隐隐上演。同时，消费者和劳动者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类人。今天享受外卖便利的人们，大多数也在自己的行业中以“另一种身份”承受着同样的规律：被不断加速的生产、被利润至上的管理逻辑裹挟、被流量与数据算法异化。只要这套资本逻辑不变，任何行业都难以幸免，任何劳动者都无法置身事外。

“我要罢工了！！！”

或许我们都享受过便利的送货上门、甘甜的鲜美果茶、每周都更新的时尚衣物、电商迅速的次日达，却往往忽略了这背后是无数工人辛勤的双手。而这些被过度压榨的手，很可能就属于另一个身份的我们自己。

面对日复一日的高压劳动，一些员工选择了离职，以沉默的方式表达无法承受的痛苦。他们没有等来改善，只能先离开；也或许正在思考：我们究竟该如何劳动，如何生活。而更多人仍在岗位上挣扎，在每一杯爆单奶茶、每一笔补贴订单中被透支着身体。

“京东、饿了么、美团三位爷，请记住你们每次大战，都是我们这些奶茶店员工替你们扛下了所有。”

劳动者在社媒上表达自己心声。

这不仅是茶饮与外卖的问题，也不仅是哪家平台更压榨、更冷血，而是整套资本主义逻辑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集中体现。在“市场效率”名义下，劳动被压缩，成本被转嫁，人被当作随时可替代的零部件。这不是系统失控，而是它本就如此设计。

改变已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一种迫近的需要。从茶饮店员到仓储拣货工，从骑手到客服后台，从工厂流水线到算法背后，在这场压榨机制中的每一个劳动者，都应拥有重新定义劳动与生活的权力。劳动者应该要主导生产、参与决策重塑规则。只有当被压榨的齿轮变成握有钥匙的主人，整个生产逻辑才能从利润至上转向为人服务。

座上荔枝甘，座下指犹酸。我们若不握紧自己的双手，这场甜美的盛宴终将成为所有人的苦果。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12月18日。CDT近期将回顾歪脑的报道。

“There i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Leonard Norman Cohen，《Anthem》

旅行，并不总以欢愉的样貌出现。当下的世界，战争、冲突、死亡、灾难仍在恣意横行，人类历史中重复的悲剧，似乎也要从过去的遗址上探寻。人类留下的“黑暗遗产”（Dark Heritage）建筑和地点，也逐渐成为“黑暗旅游”（dark tourism）的景点，成为各国记录自身历史、反思不公、推动转型的重要空间。

《歪脑》将逐步推出“黑暗遗址巡礼”的特别企划，邀请各地记者探访世界多个“黑暗遗产”，让空间与建筑成为叙述者，代替受难者讲述发生过的历史悲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些黑暗遗址静默无声，被遮蔽的总要透进光，在石墙上生花。

曾经的斯塔西总部，今天的斯塔西博物馆

那是一张相片。相片里一个男人的后背纹上：Nur wenn ich traume, bin ich frei，也就是标题中“只有在梦中，我才是自由的”。他可能是东德年代中某个异议人士，但更可能只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看不到他的正面，却看到东德时代整整几代人的阴暗面——现实的不自由。

男人的后背纹上：Nur wenn ich traume, bin ich frei （只有在梦中，我才是自由的”）。

斯塔西（Stasi），是Staatssicherheit的简写，意即“国家安全”。从1961年起，斯塔西就如影随形渗透到每一个东德人的生活里，监控思想，防止境外势力颠覆。同样斯塔西也会刺探西方国家情报，当中最有名的是他们安排间谍纪尧姆在时任西德总理布兰特（Willy Brandt）身边，纪尧姆最终成为总理左右手，窃取西德不少最高机密。德国的朋友跟我说，以前斯塔西潜入异议人士家中，会刻意留下痕迹，如轻轻调整沙发的位置，让回到家的人体验到赤裸又深入脊髓的恶寒。这在德语中名为“Zersetzung”（心理侵蚀）。

1989年柏林围墙倒下后，大批东德民众闯入斯塔西总部，不为别的，就是想取回自己的档案。1990年1月，大批市民来到斯塔西大楼，堆积如山的碎纸映入眼帘，他们多年来秘密纪录下来他人的人生，变成足足16000袋麻袋。碎纸机早早严重超负荷而故障。统一后的德国成立档案管理委员会，整理卷宗，并制定民众申请阅读自己档案的流程。

斯塔西总部留存多年他人人生的秘密纪录，足足有16000袋麻袋。

 每一份档案犹如东德人纸上的人生，详细记载出生到成长到嫁娶成家，见过什么人，说过什么话，发生过什么事；东德人知道斯塔西都有他们的档案，但斯塔西最高明的一点是，东德人并不知道他们档案的资料由谁提供。被刺探的人，可能同时刺探另一个人的隐私。来到曾经的斯塔西总部，今天的斯塔西博物馆，大楼看上去平平无奇，低调、色泽暗沉，即使阳光很大，角落里总有阳光无法企及的阴影。如果将当年东德人的生命经验用线连系，那么所有线的终点便是斯塔西总部。

走到博物馆门口，正门有一系列的展板，呈现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前后，东德的民主化诉求和示威。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苏联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减弱。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分别解除边境控制，东德一方面涌现新一轮人口逃亡潮，另一方面莱比锡发起“星期一示威”（Montagsdemonstrationen），高呼“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由莱比锡开始，示威浪潮席卷全国。

斯塔西博物馆门口的一系列展板。

记得曾看过柏林围墙倒下当晚的新闻片段，记者访问东、西柏林的市民，他们有的狂喜，有人拆掉砖墙，扔下去，又有人随即将砖头捡走。有的流泪诉说数十年后又可以重见彼端的亲友；有人疑惑看着围墙倒下，对未知的将来一脸茫然。街上人潮大肆狂欢，涌到地下铁搭免费列车。而斯塔西呢，应该就在那些晚上命人发疯似地烧毁东德人民的档案。

看到东德的结局，我走入博物馆，走入东德的开始，也走入斯塔西的起源。

社会主义——你的世界

购票后走到一楼，一系列斯塔西人员监控的相片映入眼帘。我见到一本书，标题是《社会主义：你的世界》；我也知道，斯塔西的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Wir Sind Überall）。他们在你的世界无处不在，包括你已知的和不曾知道的地方。

《社会主义：你的世界》

相片中的斯塔西人员，在示威的角落，在楼下，举起摄录机或就这样站着。试想像，他们若隐若现，提示你他们的存在。你不知所措，害怕随时会被他们闯进屋内带走，更害怕他们与你若即若离，尾随着，伫立着，就是不让你脑海中那个终极想像成真，却带来了更大的恐惧。

每166名东德人之中，就有一名斯塔西秘密警察，加上另外雇用的线人、狗仔队、私家侦探的话，一场10至12人的派对中，起码有一个线人。如果你是学生，起码有一个老师是线人，如果你是妻子，丈夫可能是线人；如果你单纯在街上走，起码会和好几个线人擦身而过——你尽管不认识他们，他们却可对你熟悉得很。

斯塔西主要有两大任务，第一是渗透到西方国家阵营刺探情报，一如纪尧姆潜伏西德总理身边，第二是严防西方阵营的意识型态入侵，以免颠覆政权，让你的世界只能有社会主义规范。我看到一幅斯塔西列出的欧美意识型态清单，一只骷髅枯手刻着“CIA”名字，然后被“正义”的铁手牢牢捉住，刚好“意识型态入侵”（Ideologische Beeinflussung）附有一张邪魔骷髅的图片，心想斯塔西把这也描绘得太准确了吧，活脱是一张重金属乐队专辑封面，随后一查，还真的是斯塔西直接借用某知名死亡重金属乐队的专辑。其实不止重金属乐队，后来我在某间审讯室看到当年一个青年，因为打扮得相当庞克，发型像个染色鸡冠那种，就被抓去讯问，那是八十年代的事情。

当年某间审讯室的一个青年，因为打扮庞克，被抓去讯问。

严防这个，严防那个，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最让我感叹的还是其中一些前斯塔西线人的证词，他们有相片，却在眼睛上打码，可能有人已经死去，可能仍活到现在，对于围墙倒下三十五周年的今天，会作何感想？

她是一个主妇，生于1927年，84年老公去世后被斯塔西招募成为线人。她老公在60年代中就是线人了，夫唱妇随，她让斯塔西人员用她的房子作为侦查和秘密会议室。有趣的是她虽然一片忠心，在报各邻居动向时，不忘长舌妇本色上身，向情报人员大发牢骚，物价贵了多少，社区规划怎样不好等等。后来她发现经常有陌生男人出入自己单位终究不体面，招人闲言闲语，就拒绝让出房子了。

斯塔西招募主妇成为线人。

走到二楼便是斯塔西局长的起居室和会议室，三十五年前许多个晚上，那里仍有很多紧急会议要开吧？一大堆东德每个平凡人的档案，由他们决定生杀大权多年，却猝不及防，轮到他们的命运被人民的意志所定夺。斯塔西有个精神叫“who is who”，简单来说他们存在意义就是要分清敌我，知道你是谁，却又不能让人民知道他们是谁。除了有头有脸的要员可能在两德统一后接受过审讯，那些一般的探员、线人，庞大的情报体系里每一部份，真要除恶务尽只怕是没可能的了，斯塔西不是超然于东德社会的机构，而是所有线索的起点和终点，是每个人只能仰其鼻息的利维坦。要是我活在那个社会，清白很难，每天无时无刻面对心理挣扎，因为那个社会形塑出来的一种现实，并不欢迎我，坦白很难，清白很难，生活里所有的踪迹是灰色的线，延展出来的轨迹，抛接两端都是斯塔西。

斯塔西局长的起居室和会议室。

我明白那个男子背上纹身，如果现实只有那么一种，那么在梦中我方可自由。为什么我明白？斯塔西毕竟死去了，可是往事并不如烟，今天“国家安全”仍像一把利剑，悬在世上各地不少人民的心灵之上。走出博物馆，阳光变得猛烈，愈是猛烈，就愈提醒我阴影必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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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所顶级院校的医学博士学位，可以通过伪造本科成绩申请入学，没有大学物理、化学基础也能通过平时考试，抄袭他人已经发表的论文也可以毕业，全程只要有人打招呼就能一路绿灯……

你猜，会有多少权贵子弟走这条捷径？

如果告诉你，这么一条漏洞比筛子还多的博士捷径，7年来只有董小姐这一位天选之女发现并走通了，你，信吗？

今年5月，国家卫健委第一次通报协和董小姐事件时曾指出，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录取资格确定、临床实习管理、学位论文答辩与审查等方面存在管理不严格、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正在深入整改。

我当时还天真地以为，这一整改调查，应该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把之前通过不正当手段混到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都挖出来吧？

没想到，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正式的调查处置问责通报称：

对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其他学生的入学资格情况进行核查，未发现存在违规情形。

嘿！好一个未发现其他人违规！看来董小姐还真是那锅白粥里唯一的一颗幸运老鼠屎，厨房里唯一的一只大蟑螂。

董小姐从入学到毕业再到实习连闯81关，每一步都有贵人相助，而且这些贵人还都认准了只帮她一个人，这实力，这运气，就连十世修行的金蝉子都得自愧不如。

第一关：博士入学申请资料

协和4+4医学博士采用的是申请制入学，就是由学生提供本科期间所修的课程与相应成绩申请，经学校审查后择优录取。

通报里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细节，董小姐本科毕业院校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但是，帮她出具大学物理、大学化学课程虚假成绩的却是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

也就是说，董小姐拿着巴纳德学院的毕业证和北京科技大学的成绩单去申请协和4+4博士学位，居然给她过了！

很难想象，如果协和医学院连造假这么明显这么离谱的资料都能放过去，明目张胆到这个程度，7年来会只操作这一回。

第二关：博士就读期间考试

我知道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文科生可以读医学博士，这里其实有个误解，就是把专业和课程绑定起来了。事实上，比较好的大学都鼓励和允许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文科生也可以选生物和化学课程，为将来转医学做好准备。所以，重点在于课程而不是专业，没有相应理化生课程基础那是真的学不了医学（中医除外）。

董小姐本科是经济学专业，通报显示，她的大学物理和大学化学课程成绩是造假的，要么完全没学过，要么就是学了但不及格。现代医学是综合了物理、化学、生物知识的应用学科，医学的每一门课程都需要用到这些知识作为基础。

以董小姐的基础，即便能在申请入学时蒙混过关，大概率在博士期间也是上课听不懂，考试不及格的存在。然而，她不仅通过了4年医学博士期间的考试，还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毕业了……

很显然，四年就读协和医学院期间，肯定不止一位老师给董小姐放了水、改了成绩，用一路绿灯帮她顺利通关。

很难想象，如果协和医学院平时的考试都这么水，这么多老师给学生开绿灯明目张胆到这个程度，7年来就只关照了董小姐一个人。

第三关：博士毕业论文

众所周知，博士要毕业是一件非常辛苦非常困难的事情，其中最大的一个坎就是博士论文。尤其医学类的博士论文，不是闭门造车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长时间的工作，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才能完成的。学校核查论文的同时，往往还需要核查实验原始数据和实验日志，这是很难很难造假的。

然而董小姐的博士论文简直如同开挂一般，居然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是合规的。

先是开题报告和实际研究内容不一致，也就是未经批准改变研究项目，居然没人过问。

然后是直接把北京科技大学某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过程稿拿来用，很显然没有亲身参与过研究，指导老师不可能不清楚情况，居然这样都给她过了。

再有就是董小姐的博士论文与此前已经发表的北京科技大学一名残障学生的发明专利高度重合，这样居然通过了论文查重，显然还有更多的老师参与其中。

最后就是论文答辩，董小姐的指导老师居然完全没有避嫌，同时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而这么明显的违规行为，同处答辩委员会的其他老师居然没有异议，显然都是知情的同谋。

以上所提到的任何一个环节，只要有任何一位教职员工恪尽职守，董小姐都不可能顺利入学协和并博士毕业。

换一个角度想，董小姐的开挂经历以铁一般的事实表明，协和医学院4+4项目，从入学申请到平时考试到毕业论文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可以通过打招呼的方式违规通关的。

然而7年来，这么庞大的一个体系，这么长的一个博士培养链条，这么多的漏洞和捷径，居然只为董袭莹一个人开了绿灯。

你，敢信吗？

协和董小姐的大结局出来了。

肖某、董某莹事件，最新通报！

套话咱们就不引用了。

就看看这帮院长、主任、处长、教授们如何处理吧：

别的都好说，董袭莹的姑姑班某娟，和帮董袭莹剽窃论文的马某渊的处理，太轻了。

班某娟这个人是祸头，董袭莹用来申请“4+4”项目的理工科考试成绩，就是班某娟做的假成绩。

马某渊买了班某娟的面子，把手底下穷学生的论文拿来给董袭莹抄袭，这个人也是坏透了。

这俩人怎么处理的呢？

班某娟留党察看一年，马某渊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

咱们上过大学的都知道，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没学位、退学，开除。

甚至像大连工业大学那样的学校，跟外国人交往都要开除。

对学生管得这么严，到了自己的教授、处长了，罚酒三杯。

你说一个人能给她侄女做假成绩单，能给同事的侄女儿剽窃学生的论文，这俩人还适合呆在党内、呆在高校吗？

这种人如何先锋，怎么带头呢？

伪造带公章的东西，这是刑责。

咱们过去说董小姐有关系，现在看起来是侄女像姑，她姑的后戳儿更硬，不知道还站着什么老呢。

老玩这种罚酒三杯的套路，老觉得群众可以被敷衍过去。

每个月扣社保的时候想到有一笔钱用来养了董小姐她姑，心里更难过了。

你猜谁笑到最后了呢？

之前那么多篇，算是白写了。

我很惭愧！这次从正能量角度理解董小姐事件

物理化学不及格的董小姐怎么考过医师考试的

这篇男性子宫的论文好新，写出来就没有被人看过

如来的取经计划，为什么没有塞董小姐这种关系户

看完董小姐和肖医生，你们明白朝廷推广针刺麻醉的一片苦心了吧

土狗努力还是有用的，不信你看董小姐爱上肖医生

说协和4+4学制没问题的人，你们真好蒙

周芷若是张三丰张老送进峨眉派的，为什么不能像协和董小姐那么豪横

中日友好和协和的瓜，说明媒体业真的不能倒！

反对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各种理由，我基本上都反驳过了，但登陆任何一个平台，在任何一条相关讨论下面，仍然充斥着这样的套话，令人不胜其烦。

为方便传播和大家使用，我收集了最常见的10个借口，并用最简洁的语言回答。请大家截图保存这篇文章，再看到这种不过脑子的话，就可以直接呼他脸上。

01 农民没交社保凭什么领养老金？

在没有社保制度的时候，中国农民有交公粮和“三提五统”，农民把维持最低生活生产之外的一切都上交了，除了不叫社保，比后面交社保的人交得多多了。

在中国建立社保制度之后，体制内和城市工人此前没有交社保，但视同已经缴纳，这就是“视同缴费年限”。这一政策农民被排除在外，如果一视同仁，现在60岁的农民至少有十多年工龄，70岁的农民至少有二十多年工龄，折算下来一个月应该拿多少退休金？

有人坚持认为“农业税是农民租种土地的租金”，那么国家作为雇主是否应为农民“没交社保”负主要责任？按规定雇主应承担三分之二，补缴后农民应该拿多少退休金？

02 养老金多缴多得，少缴少得，不缴不得

这话看似有理，其实不然。

首先它混淆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险的不同；其次它混淆了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的不同；最后，它混淆了社会保险的不同形式。

只谈社会保险，养老保险一般有三根支柱：一是财政负担的基础养老金，二是雇主和个人共同缴费的职业养老保险，三是个人储蓄的个人养老账户。对于个人养老账户这句话完全正确，对于职业养老保险大体成立但并不完全对应，对于基础养老金来说完全不成立。

基础养老金由纳税人承担，为低收入老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有别于低保，它是普适的，可覆盖多数退休老人）。因为这是公共财政支出，所以遵循的原则是：收入越低补贴越高，收入越高补贴越低，达到一定收入水平不予补贴。

中国目前退休金领取和缴纳并不对等，不完全来自养老保险基金，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财政补贴。补贴原则并未遵循世界通行的规则，而是正好相反：收入最高的体制内退休人员补贴最高，人均超过3000元/月，收入中等的企业退休人员人均补贴500多元/月，收入最低的农民人均补贴不到200元/月。

03 城里低收入老人比农民更惨，你怎么不说？

对，所以应该建立普适的基础养老金制度。

我们经常说“提高农民基本养老金”，并不是只针对农村老人，而是针对所有低收入老人，只不过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正好属于这一人群。如果你关心城市低收入老人，更应该呼吁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04 不交钱就能领养老金，以后大家都不交怎么办？

首先，基础养老金的额度不高，根据中国的经济情况，以600元-800元/月为宜。还应设置门槛和阶梯，比如退休收入低于3000元/月才有资格领取，越低领取越多。如果你能接受老了每个月拿不到一千元，当然可以。

其次，可以强制缴纳，社保本质上与税收相似，全世界社保基本上都是强制缴纳的。但应该降低缴纳比例，比如把目前雇主加个人合计24%降低到一半左右，减轻企业和劳动者负担，包括纳税人对体制内的负担。有了基础养老金，职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就没必要那么高。

最后，即便真的所有人都不交职业养老保险，相比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未必是一件坏事：中国目前退休老人3亿多，按人均不到1000元/月的标准，中国财政完全可以承担，不仅可以缓解即将到来的养老危机，还能大幅度减轻企业和员工负担，极大促进经济发展和个人消费。

05 哪里拿钱给农民涨养老金，你掏钱吗？

首先，在养老保险基金之外，政府每年还有大量的财政补贴用于养老金发放（参见第二条）。

这里面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根据最新的2023年财政部的数据，2200万体制内退休人员补贴超过8000亿，人均每月超过3000元；1.2亿企业职工补贴了7000多亿，人均每月500多；而收入最低的1.7亿城乡居民（农民）才补贴3000多亿，人均每月177元。假如取消所有的养老财政补贴，这笔钱足以建立600元/月普惠阶梯式的基础养老金制度，覆盖80%的退休老人。

换句话说，目前中国养老补贴方式是不对的，雇主和个人缴纳的部分不应补贴（多缴多得），而应全部用于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城乡养老保险。

此外，目前中国养老支出占整体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目前中国一年财政支出约30万亿，即便单独再拿出1万亿用于提高农民养老金，养老支出占比仍然处于低位。

06 农民有土地，可以种地为生

农民并不真正拥有土地，土地使用权价值普遍很低。以租金而言，多数地方一亩地一年只能租几百元，很多地方甚至根本租不出去。分摊到每个月只有几十块钱，远不足以弥补养老金数千元的差距。

很多人觉得农村老人可以种地维持生计，请注意我们说的年老体衰的老人。城里人可以退休，重体力劳动者还可以提前退休，农民就应该干到死？如果这个理由成立，是不是给城里老人发个扫把就不用发退休金了？相比城市的就业机会，农民可以种地谈不上优势。很多农村老人情愿去城里当环卫工也不愿意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最后，可以建立农村老人退还土地换取更高养老金的机制。

07 农民还有宅基地，城里人可没有

城里人虽然没有宅基地，但是有房子。在中国近几十年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城里人的房产增值，远远超过农民宅基地的价值——就时代/制度红利而言，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需要注意到是：农民子弟进城是城里人房产增值的主要原因，时至今日，房价下行，农民的孩子因此背上了沉重的房贷负担，成为所谓“房奴”。

城里人无法买农民的宅基地，这被视为农民的“特殊待遇”，实际上，这不是特权而是对农民权益的损害。如果你的房子被限购，这对你有利还是不利？

08 农村生活成本低，不需要花太多钱

正好相反，在大多数物品上，农村的价格都高于城市，因为城市存在规模效应，能够把成本降到最低。无论是质量、价格还是种类，农村都无法跟城市相比。

很多人之所以有“农村生活成本低”的错觉，是因为农村老人把生活需求降到最低，把生活质量降到了最低。

09 我们这里农民有钱得很，有房租还有分红

听说城里家家都是拆迁户，每家都有几套房，光房租已经花不完了，还要退休金干嘛？很多城里人视野所及，最远只能看到城郊农民，而看不到更远更普遍的农民。

不过，确实应该区别对待。如前所述，基础养老金应设置收入门槛，高于一定水平就应该取消领取资格，这里的“收入”可包括房租、土地出租、集体分红、退休返聘收入等。

10 进体制的门敞开着，你不去考能怪谁？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干嘛不去做皇帝？

都抢着进体制内，谁来养体制内？这样的制度能长久吗？

就写到这里吧。其实，在大多数农民每个月不到200元养老金的现实面前，不需要任何理由——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都应该改变。

我们不是要说服他们，在利益面前，是说服不了的；我们是要用事实、逻辑、道理，以及我们的声量，压过他们。

昨天，朱令的骨灰被正式安葬。

讣告来自她的父母，“爱女已入土为安，特此公告”。

这个名字上次被提起是两年前的冬至夜。中毒28年后，50岁的朱令过世。

当你在搜索栏输入“朱令”，会得到一个寥寥数行的故事——

清华大学化学系92级学生朱令，在1994年冬和1995年春至少两次摄入致死剂量重金属铊盐，因误诊时间过长，造成不可逆的巨大损害，终身残疾。北京警方认定有投毒犯罪事实发生，因证据不足，案件至今仍未侦破。

短短字符下，悲剧漫长，人生苦寒。

虽然已经太晚了，但我想好好送一送朱令。

我想打捞一些闪光碎片，希望每个关心朱令的人回望这28年时能想起，在人性之恶外，故事的另一边，有人竭力维持住了人的尊严，美，和不屈的意志。

朱令爱听央广文艺频道的《海阳现场秀》，听节目时会笑出来。

朱令最喜欢的植物叫马齿苋，样貌普通，具向阳性，别名“死不了”。

一位学妹回忆朱令练习走路的场景：“先由护工抱她站起来，站稳后，她抬脚站上一个转盘，两只脚都站上去后，大家要扶着她把转盘转到她背对着机器的位置，将她的身体绑好。这中间，她的脚要使劲蹬住，用全身发力往前顶屁股，直到站起来。她的腿那么细，整个过程都在拼尽全力。她运动时，我看到的是生命之美。”

护工会叫朱令“小美”，知道她爱美。朱令听了就乐，但又拒绝，“我是朱令令，不是小美”。

朱令爱吃饺子，冬至离开那天，朱令父母招呼大家吃了饺子，是朱令最爱的茴香馅。

朱令最爱甜食，因为有糖尿病，父母会先给她喂降糖药。父亲吴承之说，“晒着太阳吃饭是令令最快乐的事了”。

每年都会有人为朱令过生日。33岁时志愿者围着她唱生日快乐歌，有人观察到朱令跟唱的口型是：Happy birthday to me。

汶川地震时，妈妈朱明新用朱令的名字捐了钱，想告诉大家，朱令仍“有感情、有尊严地活着”。

遗体告别那天，殡仪馆回荡着古琴曲《广陵散》，这是朱令最后一次登台演出的曲目。

当天到场人数超150人，有亲属、旧友，还有和逝者并不相识的人。

在一部朱令纪录片的结尾，校友们合唱，“但愿你会记得，永远地记着，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朱令有个姐姐，吴今，会跳芭蕾，会弹钢琴，曾是北京市崇文区理科状元，在1989年4月的春游里，不幸失足坠崖身亡。

昨天讣告里有这样一句话：“感谢公墓方关照，能够与姐姐吴今相伴。”

她们都不孤单。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4月26日。CDT近期将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编者按：关于中国问题的舆论场上，宣传与批判的严重两极化，反而令很多当事人只剩下沉默以对。尤其是像香香这样的少数民族个人经验，更少被外界所了解。

她不知道为何民族从那一刻开始成为了“问题”，自己的身份也会成为国家的“麻烦”。

短短一段小漫画，并没有那些宏大的政治、身份问题，有的只是主人公琐碎的回忆和真实的思考，这些片段可能更胜千言。

我是出生在新疆的香香，爸妈都是维吾尔人。从小循规蹈矩的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国家的“麻烦份子”。

我六岁开始学汉语，维语汉语都很流利。小时候生活都只是围绕着读书和考试。

我在乌鲁木齐长大，老师都是汉人，以前班上有维吾尔人和汉人，汉人还多些。所有科目的老师都是汉人，唯一的维人老师是教维语的。

那时的我认为汉维差异像人有高矮胖瘦，虽然外表不一样，倒也没特别觉得有什么。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读喜欢的书，到处去旅行，过个平凡的人生就好啦！

2009年“七五事件”时，我刚读小学，原本的和平游行演变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相互仇杀。

那是我脑海中第一次有“民族关系”的概念。

械斗结束后，军警开始镇压，从我家大楼的窗户望出去，街上一名男子躺在地上，被白布盖着，当时在想…

“这个人是所谓的暴民吗？还是他只是参与了抗议活动？会不会…他根本是个与事件无关的寻常路人？”

奇怪的是，没几天后乌鲁木齐恢复正常上班上课，不论汉人或维人，都当作整件事没发生一样。

唯一有印象的变化是餐厅。

通常因为宗教信仰和口味不同，汉人当时多去中式餐厅，维吾尔人多去维吾尔的餐厅，回族餐厅是最受到所有族群欢迎的。

在七五事件过后，回族餐厅的客人剧减。

少数汉维两个民族和平相处的地方，大家当时也不愿意去了。

过了几年，我也不是很常想起这件事。身为女性主义者，我其实不是特别对伊斯兰教有归属感。

高中毕业前我就决定直接申请美国的大学。

从小我就满擅长念书和考试，高中毕业后我很幸运地顺利申请上了某美国名校。

当课堂上中国与美国同学激辩政治时，我常选择沉默。

美国同学说：“新疆维吾尔的再教育营明显是违反人权。”

同班的中国同学非常生气：“你有去过新疆吗？有真的看到他们在干嘛吗？凭什么胡说八道！”

在美国时，我常假装不会说中文。想起家乡的汉维冲突，我一直觉得双方是不可能互相理解的。

再说网络上那些偏激的言论也不少…

虽说是自己的国家，但好像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

然而，在七五事件的十年后，在我陌生的香港爆发了反送中运动。

看到政府动用警察镇压抗议民众的新闻画面，我想起了当年在乌鲁木齐街上被白布盖着的男子。

2020年到2021年间，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措施，更让我觉得这并不是哪一个族群的问题。

这两年间，武汉、上海等城市接连对疫情进行严厉封控。

在不合理的权力管制下，被惩罚的人是不是就像十年前在乌鲁木齐被打死的那个男子？或许只是政府面对无法轻易解决问题时的代罪羔羊。

在威权的统治下，被针对的群体从来不会是固定的。

不论是新冠肺炎，反送中运动或是更久以前发生的七五事件，或许风波过去后会有一时的风平浪静，但威权的阴影一直都在，随时会回来。

今天的我们，可能就是明天的你们。

尾声：这样的未来，哪里是她在过去没有想过？族群政治之外，香香似乎仍在寻找归属和容身之处。那是个作为女权主义者的她、那是个思考极权主义的她、那是个忧虑这个国家受压迫者的她。那也是当下年轻人共通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