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伦德拉·莫迪率先为习近平铺上了红毯。

他在家乡的河畔与这位中国领导人共荡秋千——他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效仿中国这个庞大的邻国在经济方面的繁荣发展。但就在他们交谈之际，中印度军队在两国边境发生了对峙。2014年的这次冲突是一系列挑衅的开始，最终让莫迪陷入尴尬，印度经济也因需要连年在喜马拉雅高山上部署数万保持战备状态的军队而备受挤压。

数年后，这位印度强权人物开始向美国示好，将更多政治资本押注于迅速转变两国关系——这种关系在冷战时期一直冷淡，此前仅仅是在缓慢解冻。莫迪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其建立了融洽关系，甚至打破外交礼节，在休斯顿一场座无虚席的集会上为特朗普竞选连任站台。拜登政府无视这种党派倾向，继续扩大与印度的关系，将其视为对抗中国的堡垒，这让莫迪对印度与美国日益紧密的联盟更有信心。

“AI（人工智能）就是‘美国与印度’（America and India）的缩写，”热衷于玩缩写游戏的莫迪去年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说道。

然而，如今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让莫迪遭受了公开羞辱。总统以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为由对其征收高达50%的关税，还称印度经济“死气沉沉”。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在试图解决印度、巴基斯坦这两个亚洲邻国的冲突时给予了巴基斯坦平等地位——这个印度的对手比印度要小，而特朗普本人此前曾称它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激起了印度人的不满。

这一切让印度陷入了深刻的反思，尽管它体量庞大且经济不断增长，但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局限性暴露无遗。莫迪本周承认，他可能会因这场贸易争端付出个人政治代价。

印度与北京重新缓和关系的动作日益增多，莫迪定于本月底访华，这是七年来的首次。但边境冲突以及中国最近在印巴军事升级中对巴方的支持仍让两国关系紧张。中国还一直对印度试图打造替代中国的制造业基地心存警惕。

莫迪也一直在积极通话。他与巴西总统卢拉通了话，巴西正与特朗普陷入一场棘手的对峙。他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表示双方都承诺深化“印俄特殊且优先的战略伙伴关系”。

但除了混乱与对抗，印度巩固自身作为经济和外交力量崛起的雄心似乎因突如其来的不确定性而受挫。

夹在两个起冲突时会毫不犹豫打压印度的超级大国之间，印度官员和专家们越来越认为，印度必须坚定地回归其久经考验的“战略自主”原则。通俗地说，这意味着印度要独立自主，在各种矛盾重重、相互冲突的零散关系中努力维持，避免过度承诺结盟。

前印度驻北京和华盛顿大使尼鲁帕玛·拉奥表示，特朗普的惩罚性举措颠覆了“20多年来精心培育的、极具重要性的伙伴关系的战略逻辑”。她说，新德里将进行“非常务实的战略调整”以保护自身利益。

印度不断增长的经济给了领导人喘息空间，但此刻这个国家仍在经历“深刻内省”的时刻。

“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真正专注于国家优先事项，以及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变得强大且更具影响力，”拉奥说。

目前没有迹象表明新德里与华盛顿之间的官方谈判已完全破裂。

特朗普宣布，作为对印度与俄罗斯贸易关系的惩罚，额外25%的关税将在本月晚些时候生效，这表明此举可能是为了争取更有利的贸易协议而采取的粗暴谈判策略，同时向俄罗斯施压以解决乌克兰问题。

在特朗普将购买俄罗斯石油作为焦点之前，印度官员表示，针对他更广泛关注的贸易失衡问题，双方已取得进展。印度已表示愿意扩大对美国能源和国防产品的采购。

经过多轮谈判，印美团队似乎有望在今年夏天敲定第一阶段双边协议。官员们称，印度甚至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开放其长期保护的农业市场，这在谈判中一直是个关键障碍。

直到前不久仍担任莫迪的20国集团事务特使的阿米特巴·坎特表示，特朗普也对其他传统美国盟友使用了强硬手段，印度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

“但即便贸易问题得到解决，信任也将永远丧失，”他说。

分析人士称，如果莫迪对中国挑衅的回应可以作为参考，他将会试图悄悄解决与美国的僵局，避免公开升级。

在边境发生致命的中国越界事件后，莫迪的回应较为克制。尽管他利用北京带来的共同威胁扩大了与美国在国防、技术和海事方面的合作，但他的官员仍竭力避免被美国当作对抗北京的棋子。这种对公开升级的回避也使得自去年10月中印两国官员开始认真接触以来的关系修复成为可能。

莫迪的支持者群体在震惊之余对特朗普的激烈抨击有限，莫迪则将自己的反抗包装成捍卫民众生计。

“印度绝不会在农民、渔民和奶农的利益上妥协，”在特朗普宣布高额关税后，莫迪本周在一次集会上表示。“我知道我将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而我已做好准备。”

事实上，早在特朗普聚焦俄罗斯石油之前数月，美印关系就已开始恶化，一些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关系破裂与特朗普感受到的更私人的冒犯有关。

今年春天，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为这两个持核邻国之间持续数日的跨境冲突，之后特朗普宣布他已向双方施压，促使他们同意停火。

巴基斯坦官员对此表示欢迎——甚至后来称他们已提名特朗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印度官员却反驳了这位美国总统。他们坚决反对特朗普的说法（他此后重复了该说法数十次），旨在塑造莫迪作为强硬领导人的形象，称是他通过军事力量迫使巴基斯坦请求停火。

“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美国总统是一个极度自负的人，有高度个性化的领导风格，而印度总理同样是一个极度自负的人，也有高度个性化的领导风格，”作家与前莫迪顾问桑贾亚·巴鲁说。“当两位领导人将本质上的国家间关系转化为个人之间的关系时，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我们正在付出的代价。”

20世纪50年代，当达赖喇嘛在逃离中国的迫害后开始建立流亡政府时，这位年轻的领袖将其成败寄托在一个长期令他着迷的理念上：民主。

这既是天性使然，也是一种战略考量。

在访问邻国印度时，他被这个新兴共和国的公开辩论文化所吸引。同时他也意识到，将过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令他同时成为西藏的精神和政治领袖是不妥的。

因此，几十年来，他逐步将自己的权力下放给位于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民选议会，并于2011年彻底退出政治角色。据身边的高级僧侣和官员说，他相信，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单一领袖的稳固体制将有助于流亡藏人在争取自由与自治的努力中抵御北京的打压。

“国王和宗教人物的统治已经过时了，”达赖喇嘛在他放弃政治角色的那一年说道——这位在上周日迎来了90岁生日的精神领袖表示，“我们必须跟随自由世界的潮流，那就是民主。”

分析人士表示，这几乎注定将引发一场争议——很可能会出现两个达赖喇嘛：一个由北京方面推举，另一个则由达赖喇嘛流亡办公室所承认。

达赖喇嘛所建立并巩固的制度化民主正是为这一时刻而准备的。

自2011年以来，约有14万名藏人流亡者（其中一半居住在印度）参加印度各地难民定居点以及全球各地的小型侨居社区举行的直接投票，选举出他们的司政。

司政领导着一个资源紧张的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学校、诊所、寺院，甚至包括农业合作社和养老院。

在达赖喇嘛为在海外保存藏人传统、抵御中国影响而进行的现代化努力中，这个历经半个多世纪构建起来的民主制度或许是最显著的遗产。

“即使在达赖喇嘛圆寂与其转世灵童被发现并培养期间的过渡时期，政治治理体制、抗争以及同样的民主制度也将继续存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本周表示。

虽然这位精神领袖努力打造一个有韧性的行政机构，但中国可能会利用对印度和美国的影响力——这两个国家都是达赖喇嘛七十多年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试图削弱他们的支持。

今年，随着特朗普政府进行全球项目裁减，相关援助被冻结，流亡政府的脆弱性变得明显。流亡政府每年约4000万美元的预算中大约四分之一来自美国。

边巴次仁表示，流亡政府最近成功说服美国政府解冻了大部分资金。

“这确实影响了我们既定工作的推进——我们失去了六个月的时间，”他说。

印度也给自己留了余地，近年来在这一问题上处理得相当谨慎，以避免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新德里正式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达赖喇嘛就其转世问题发表声明后，一位印度部长表示支持这一立场。

这位部长随后澄清说，他是在以一名佛教徒而不是印度政府代表的身份表态。印度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印度在此问题上并未持立场。

在走访印度两个最大的藏人定居点——达兰萨拉（流亡政府所在地）和南部的拜拉库比时，人们对达赖喇嘛圆寂后过渡时期的焦虑情绪显而易见。

流亡藏人议会议员丹增晋达表示，他一直呼吁对可能存在的脆弱环节进行深入分析。

“在达赖喇嘛去世的情况下，我们对未来几年准备得有多充分？”他在9月达兰萨拉一次议会会议间隙说道，“如果你能提前预见这一不可避免的局面，至少你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当年，达赖喇嘛开始流亡几个月后，议会曾在一棵树下举行首次会议，如今这个拥有众多派别和团体的议会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

议会由45名成员组成，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春季审议预算，秋季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除近十几位常务委员会负责人留驻达兰萨拉外，大多数议员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都有各自的工作，有些成员甚至来自欧洲和北美。

9月的会议期间，当议员们陆续走进这个小礼堂时，会先向一幅达赖喇嘛的大幅画像鞠躬，然后才入座参加当天的议程。达赖的身影也在整个辩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边巴次仁正在汇报政府在文化和宗教活动方面的工作绩效。他连续念了将近半个小时，一页接一页，许多议员靠着面前的茶水努力保持清醒。

在外面一顶搭在篮球场上的帐篷下，几百名难民坐在红色塑料椅上，密切关注着会议进程。他们认同某位发言者的观点时会欢呼并鼓掌。

在问答环节，一位反对派议员试图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她问道，达赖喇嘛刚刚在纽约接受了膝盖置换手术，为什么司政要打扰他休息，亲自去探望他？

帐篷下的群众发出嘘声和嘲笑声。这是一次卑劣的攻击。

边巴次仁和其他官员表示，虽然政府专注于提供各项服务，但其总体使命依然是保护藏族文化、语言和传统。在他们的故土，这些正被中国共产党逐步消灭。

随着藏人难民进入第三代，分散在大约二十多个国家，这项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与故土的联系日益减弱，而作为他们团结象征的达赖喇嘛随着年事渐高，也减少了旅行和公开活动。

“在印度，藏人社区规模庞大，因此我们在保护文化方面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流亡政府教育秘书吉美南杰说道。“但在西方，藏人分散，因此面临一些挑战。不过，我们在西方所有藏人社区都开设了周末学校。”

迁徙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拜拉库比藏人定居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定居点中居住着超过5000名居民，以及数千名在寺院中修行的僧侣。流亡政府派驻了两位高级定居官，带领近200名工作人员负责各项服务的落实。难民们经营商店和餐馆，并常常雇用当地劳工。

“我们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人们还在不断迁出印度，”55岁的医院管理人员索朗·悠杰说。“你走进一户人家，看到的只有老人。”

在桑布扎藏族小学，课堂里人很少。该校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共有49名学生。学生们学习藏语、英语、环境科学、数学和艺术。

学校校长、34岁的谢拉布·旺姆表示，除了教授学生语言和文化外，学校还会播放一些视频，以提醒他们，他们自己是如何成为难民的。

和大多数流亡藏人一样，她出生在西藏以外，从未见过自己的故乡。

“我们通过舞蹈和歌曲教孩子们认识西藏的河流，”她说。“我们也通过歌舞教他们，相信美好的日子终将到来，我们有一天会回到故乡。”

本月将迎来90岁生日的达赖喇嘛正将注意力集中在藏传佛教和流亡藏人群体的未来上。

近70年前，为了逃避中国的迫害，这位精神领袖带领数万民众离开西藏流亡海外。面对中国的干涉，他长期以来对藏传佛教最高职位的传承问题表示担忧。

达赖喇嘛曾暗示他可能会改变传统的转世体系，这似乎是他为了摆脱中国政府控制、避免北京利用领导层的真空来掌控藏传佛教的一种策略。

丹增嘉措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他于1935年出生于当时的西藏东北部（现中国青海省）一个农民家庭，两岁时被认定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此后开始接受寺院教育并研习佛学。

1950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达赖喇嘛在15岁时成为西藏的政治领袖，带领藏人度过危机。1959年西藏起义期间，达赖喇嘛与众多追随者一起离开西藏前往印度，此后再未返回故土。

传统上，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工作须待其圆寂后方能启动，可能历时数年之久。

藏传佛教领袖表示，转世灵童的寻访过程遵循古老仪轨，通过解析神秘的异象、前任达赖喇嘛留下的线索及星象占卜来缩小寻访范围。候选灵童会经严格甄别，检验其是否显现特别征兆。

达赖喇嘛曾暗示，他可能突破传统仪轨。他说，转世灵童将降生于自由国度，这表明下一任达赖喇嘛可能来自约14万流亡藏人群体，其中半数生活在印度。他还表示，他的继任者可能是成年人，且未必是男性。

这位宗教领袖甚至数次暗示，达赖喇嘛制度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因此不一定需要延续。

周三在一场藏传佛教高僧会议上发表的视频讲话中，达赖喇嘛表示藏人希望这一制度继续存在，并且下一任达赖喇嘛的寻访和认定应“按照过去的传统”进行。

流亡政府的官员没有澄清这位藏传佛教领袖是否否定了自己之前的提议，只说达赖喇嘛健康状况良好，会在适当时机就转世问题作出更明确的指示。

甘丹颇章基金会的二号人物、法号桑东仁波切的洛桑丹增表示，达赖喇嘛数十年来一直在考虑该制度的未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藏人倾向于保留它。

但他没有说明达赖喇嘛计划如何避免中国对转世制度的干预。“时机成熟时，他会给出指示，”桑东仁波切说。

中国领导人声称，只有执政的共产党——一个公开宣称为无神论者的组织——才能批准下一任达赖喇嘛。

中国希望通过控制藏传佛教的领导层彻底消除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以及对中共统治的任何挑战。

为了进一步掌控转世程序，中国政府试图恢复“金瓶掣签”制度——这一办法曾由清朝的满人皇帝用于任命藏传佛教活佛。北京方面表示，通过金瓶掣签选出活佛后，最终人选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

事实上，中国已经有一个干预藏传佛教转世的“蓝图”。1989年，藏传佛教中排名第二位的精神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达赖喇嘛认定一名牧民的五岁儿子为其转世灵童。然而，这个男孩及其家人被中国政府绑架，从此下落不明，男孩被北京选择的一名僧侣取代。

周三向与会高僧讲话的达赖喇嘛表示，他办公室下属的一个信托机构拥有寻访和认定下一任达赖喇嘛的“唯一权力”。他虽未点名北京，但明确表示“任何人都无权干涉。”

僧侣们则表达得更为直接。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转世制度用于政治目的”。

在流亡的数十年间，达赖喇嘛始终在思考如何防止中国政府在他圆寂后控制藏传佛教，结束西藏争取自治的斗争。

他曾在早些时候建议彻底结束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让中国政府没有可乘之机。后来，他把重点放在怎样阻止中国共产党指定他的继任者。他曾提出一个与先例迥然不同的想法，称他也许会在自己在世时将精神领袖的权力移交给一名成年人，以避免把一名儿童选为其转世灵童和继承人所带来的权力真空。

但周三，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的一个备受期待的会议上，高僧们鱼贯而入，这是庆祝达赖喇嘛90岁生日活动的一部分，他明确表示，传统将会延续。

他说，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将继续下去。他的继任者将通过寻找转世灵童的惯常程序来加以确定。

他的决定反映了即使是致力于现代化的达赖喇嘛，也需要在维护藏传佛教的核心要素与避免其受到中国政府政治操纵之间把握微妙的分寸。

这也显示出，虽然主持藏传佛教制度70多年，但他重塑制度的权力有限，同时还表明他对藏人与中国政府之间力量悬殊的斗争有着务实的领悟。

“也许任何宗教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尤其是领袖希望推动现代化时，他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信众接受新的做法，”伦敦亚非学院的藏学研究者罗伯特·巴内特说。

“他可能已经感觉到，信众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接受这种继承方式上的重大变革，”巴内特补充道。

尽管如此，就在达赖喇嘛似乎堵死了打破常规的想法之际，他仍试图划定一道明确的界限，以阻止威权的中国政府插手未来继任者的认定。他明确表示，达赖喇嘛的办公室是确认转世灵童的“唯一权威机构”。

“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他在向僧侣发表的视频讲话中说。

他戴着老花镜，宣读了手中的声明，强调了他在转世灵童问题上的决定是通过协商过程做出的。

中国共产党一直寻求削弱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声称唯有中共才有权选择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尽管中共党员都不得信教。

1959年中国军队入侵西藏，将该地区置于中共控制之下后，达赖喇嘛出走。那之后，他一直生活在印度，不仅协助建立了流亡政府的民主体系，并经常在世界各地奔走呼吁，为西藏人民争取自治以及文化和宗教自由。

中国政府把年近90岁的达赖喇嘛视为寻求西藏独立的分裂分子。西藏有六百多万藏人。达赖喇嘛出走后，中国政府已试图将西藏宗教制度的一些元素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为了把藏人同化到一个团结在中共领导下的国家里，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消除西藏文化。

已有明确的迹象显示，中国政府会对下一任达赖喇嘛的选择提出异议。1989年，西藏的第二大精神领袖、第十世班禅喇嘛圆寂后，达赖喇嘛认定的继任者是一个牧民的儿子，这位继任者当时五岁。这名男童和他的家人被中国政府绑架，至今下落不明，中国政府用自己挑选的僧人取代了达赖喇嘛认定的男童。

根据藏传佛教传统，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工作，只有在现任圆寂后才能开始。藏传佛教的领袖们说，他们按照古老的习俗解读神谕、前世达赖喇嘛留下的线索以及占星术缩小寻访范围。过去，寻访委员会的成员们会在西藏各地考察候选人，看他们是否展示任何可能被视为尤其神圣的特征。

寻访过程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最终，一个小孩会被认定为前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这个孩子接受教育，为成年后担任的职位做准备，还再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自从达赖喇嘛和他的数万名追随者流亡海外后，一个担忧一直影响着他的策略，那就是中国可能会利用寻找和培养继承者所需的时间。

2011年，达赖喇嘛逐渐卸去了他在西藏流亡政府担任的政治领导职务，做出这个决定的目的是加强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结构。那之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西藏难民通过直接投票来选出他们的政治领袖。

负责寻找、认证转世神童的信托基金的二号负责人、法号桑东仁波切的洛桑丹增说，达赖喇嘛几十年来一直在考虑转世制度的未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西藏人民倾向于保留这个制度。

分析人士表示，这与达赖喇嘛一直以来塑造的形象是一致的——一位重视协商和共识的民主领袖。他们说，虽然寻求协商也许是他的天性，但这种做法也与威权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桑东仁波切在达兰萨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天的信息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将继续延续下去：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之后，还会有第十五世达赖喇嘛，也会有第十六世达赖喇嘛。”

桑东仁波切没有说达赖喇嘛打算如何保护转世程序不受中国的干预，也拒绝说达赖喇嘛强调传统转世程序的声明是否意味着否定了他以前有关打破先例的建议。

“他将在适当的时候给出指示，”桑东仁波切在谈到转世问题时说。

达兰萨拉的藏人对达赖喇嘛宣布的立场并不感到意外。

51岁的僧人丹增图登是上世纪80年代离开西藏的。他说，达赖喇嘛在中共为什么无权干涉转世决定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如果他们不信神，没有宗教信仰，谁会相信他们的选择呢？”他问道。

24岁的丹增唯色和20岁的丹增奇美是兄妹，他们出生在达兰萨拉，幼时随家人移民纽约。这是他们第一次回达兰萨拉，顺路来看看达赖喇嘛的寺庙。

“海外藏人中有一个主要的共识，那就是下一任达赖喇嘛将来自中国以外的地方，”丹增唯色说。达赖喇嘛本人也曾说，他的继任者将出生在一个自由国家。

他在周三的讲话中没有重申这个原则。分析人士巴内特说，这似乎给达赖喇嘛留下了与中国进行最后谈判的空间。

巴内特说，中国体制内的温和派人士可能​​会觉得，“如果没有在他去世前达成协议，恐非明智之举。”

数百万藏人已有半个多世纪被剥夺了看到他们精神领袖的机会，如果达赖喇嘛在流亡中去世，可能给中国当局带来难以控制的挑战。

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领导人边巴次仁承认了谈判在通过秘密渠道进行，但也警告，不要对谈判抱太大希望。

巴内特说，中国官员曾在转世问题上持比较温和的立场，他们对西藏高级僧侣选出来的灵童“只要求有认定权”。但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转向了更强硬的立场。

如果他们愿意回到以前的温和立场，那将会给谈判制造很大的空间，巴内特说。

“如果中国有政治意愿的话，谈判不会很难，”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