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是真的为大家做了好事，还是已经在助纣为虐而不自知？
2023年，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任职于一个不用背负经营业绩指标的管理部门。这是一份在人们眼中“稳定、体面、不受累”的工作，是个铁饭碗。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份承诺一切的理想工作。两年之后，2025年，我裸辞了。
我初入国企工作的故事《一个国企文秘的职场修养》于8月25日发表，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2024年9月，我在这家国企综合部新闻宣传岗已经工作超过一年。我认为自己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狗屁工作”，不产生什么实际价值。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手里握有权力，而我还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力，影响其他同事的处境。
“ysxt工作”与我的权力
事情要从“线上阵地意识形态管理工作”说起。所谓“线上阵地”，其实就是社交媒体账号。意识形态管理，就是要监控这些账号的内容。
简单来说，在社交媒体上，任何包含我司名称+我省地名的账号（比如，“N省A公司佳佳”、“C市A公司一枝花”、“N省A公司F市分公司908”、“xx市场北门A公司营业厅”、“西花园A公司营业厅”），无论是员工主动开设的，还是不知名人员以我司名义注册的，都要管理。
具体来说，对于公司部门注册运营的账号，我需要管理它们：1.是否存在内容上不符合规范之处，比如是否存在危害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内容；2.是否存在党旗、党徽、天安门等符号的误用。而对于不知名人员以我司名义开设的账号，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意识形态风险。
有趣的是，意识形态这四个字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风险，需要避讳。在各类文字表述中，除非是正式的制度文件，党建工作部永远称之为“ysxt工作”。
我至今记得这项工作如何落在我的头上。2023年11月的某天下午，党建工作部突然要求一众部门出席“各个阵地ysxt风险把控”会议。会议室里，党建工作部领导坐在会议桌首席，不等我的领导开口说话，就严肃发言：不管内外部，你们一定得严肃处理“不合规”的新媒体运营动作，定你们的制度！明确你们的管理举措！你们先把大棒挥起来！边说着，边在空中有力地把手一挥，做出一个抓握的手势。
这是党建工作部一贯的工作方式，作为牵头单位，他们有权力将本部门工作任务拆分至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再作为总负责人定期向各部门索要资料。
管理分三个步骤。首先是发现：去各大社交媒体人肉检索，有多少账号名字、头像、认证中带着我司名字，但却不属于我司官方账号。
其次是整改：对这些野生“风险”账号逐个私信沟通，告知对方不得随意使用我司名号，要求其限时更名或注销账号。倘若对方无回应，则向平台举报要求注销账号。
假如以上手段对某一账号均不奏效，那就要执行第三步，将该账号纳入台账（excel表格的体制内说法），然后“动态监管”起来。动态监管，既指多长时间内必须再去检查一次该账号是否发布内容。
我内心觉得这项工作荒谬至极，我们有什么权力管理毫无关系的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但这项工作来自党建工作部，而党建考核和巡视巡察会影响全公司评分、荣誉，进而层层责任到人，影响员工绩效。我不得不按要求完成。
向上，我要对党建工作部及其他检查单位汇报，向下，我要带领各部门及地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落实工作。我的决策将直接决定各单位开展这项工作的高度和工作量。每次要求各单位向我上报材料时，我总是连连向对方表示歉意和感谢。
2024年一季度，D市分公司同事李姐打来电话向我请教，无法确定账号主身份，也无法与运营人员取得联系的账号，是否还需要动态监管？
我明白，她这不是请教，而是一种抱怨，毕竟我们已经按照这样的方式工作半年了，规则早已明确。因为愧疚，我对这样的情绪照单全收，同时安抚她：我理解大家的想法，但工作要求就是如此，我也被党建死死薅着。这不是假话，私下里，我的自嘲更加露骨，戏称自己为党建工作部的编外人员、下属部门，是“党建部的丫鬟”。
至于省公司各部门，态度则明显不耐。要不来材料是家常便饭，多问几次，相关负责人冷哼着反问，那人家就是不改名不注销咋办呢？第一次被问到时，我自觉心虚，不知如何回答。钉子碰多了，我也烦了，直接搬出党建：发现问题直接扣党建考核分，部门总经理带你去找党建部总经理，你自己看怎么处理吧。
每次统计各部门及分公司上报的表格时，最大的考验在于对上数目。理论上来说，当期账号总数=新增账号数+上一季度存量账号数，但实际统计中，上期账号总数+本期新增账号数与本期表格上账号总数对不上是常有的事，有时多一两个，有时又少一两个。我料定没有人会逐个对每期台账上的账号细节，便自己编上一两个账号，让账号数目看起来没有端倪。
但随着巡视巡察工作的开展，我糊弄这项工作的日子到了尽头——当初请教我的李姐，被巡察组检查出了意识形态风险问题：一个带着该公司名字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不在监测台账当中。我们部门收到了一份党建工作部发出的“风险提示单”。
邮件发到我的邮箱，也抄送给了我的领导玉珍姐。风险提示单最后说：“对于屡次发现同类问题，党建工作部将提请对综合部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对于自查督查问题整改不彻底、问题屡查屡犯等情况，党建工作部将对党组织书记提出问责建议。”
这句威胁激怒了玉珍姐，她迅速给党建工作部打去电话，厉声质问对方：你说要约谈我的领导，依据是什么？说什么‘屡次发现问题’，你自己想想这项工作每年有多少材料都是从我们这里出来的？你们这项工作做的也太形式主义了！她此前在那里任职，接电话的人是她原来的同事。
也不知对面同事如何回复，挂断这通电话后，玉珍姐紧接着将电话拨给任总——他现在是党建工作部副总经理，正分管关于意识形态相关工作，两人几乎等同于职务对调。玉珍姐的态度更加强硬，责怪任总办事太不讲究：去年你在综合部的时候，我什么时候给你们发过风险提示单？现在你连一句话没有，上来就说要约谈我领导？你们这项工作这么做合适吗！
我一贯知道玉珍姐在涉及自己工作责任划分时非常强硬，“厘清责任田”是她在工作中常向我强调的点，但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愤怒。
但她的怒火没有效果，党建工作部最后的说辞是，为什么巡察能发现，综合部却发现不了？事情最终只能向内，回到我头上。
玉珍姐帮我翻译巡察组的意思——他们认为我们没有真正下力气做这项工作。她指导我开展整改：
小赵你记着，这次整改，包括今后每季度开展这项工作，都必须以邮件发送工作要求，一定做到工作痕迹充分。另外，三季度的新闻信息通报里，对涉及到这类账号的地市点名批评，要他们狠狠重视！
玉珍姐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伸出食指在虚空中用力往前一戳，“狠狠重视”四字，仿佛是从牙缝里咬出来一般。
我从一些职场博主那里学习着，尽量把领导当合作伙伴，尤其是共同面对其他部门时。我抱怨道，那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算好好做了这项工作？平台的搜索机制我们怎么能说得清啊，迪士尼都还允许人在网上带这三个字注册，咱们怎么管得住人家要注册个什么名字的账号啊……巡察组这不就是让人自证吗，这种工作哪里有尽头？
玉珍姐摆摆手，一如我答复地市分公司一般：现在工作形式如此，没办法。
我苦笑一声不再多说，打开办公软件，准备写整改举措计划。玉珍姐对此的指导是：给别人的东西，最要紧的是不要给自己挖坑，一定要写能落实的。我想让kimi帮忙生成，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和大模型讲清我的需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大模型能明白什么是“严谨而不给自己挖坑”的举措吗？
接下来的一周，我都在整改中度过。条线整改自然需要所有相关人员配合，不想李姐竟在此时又和我“探讨”起来：非公司开设的账号是不是可以不纳管？
我实在没有想到对方竟会再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因她工作不力已经触了霉头背上整改要求的当下。怒火涌上心头，我反问：这是哪里的依据？
她找出一段毫无关系的规章条文。我终于抛掉了在自己空间富有余裕时对基层执行者的体谅，语气冷硬地训斥道，为什么还向我提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就算找不到是公司谁开的账号，只要带上你们公司的名字、能被搜出来就要纳管啊？做了这项工作这么久，这种基本的标准你不应该不知道吧。
对方一时也嗫嚅，我懒得多说一句，硬梆梆丢下一句“行了就这样吧”挂断电话。手机才往桌上一扔，我又感到后悔：因为自己被要求了，就用更严苛的标准给下位者加码，这不是平庸之恶又是什么？过去很多个时刻，我作为nobody，在这种逻辑下被要求遵守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的规则，甚至遭受无妄之灾。而今，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小生态中平庸之恶的一环。
不断增殖的脏活
不久后，全公司的各项表格数据终于反馈到我手里，我马不停蹄在电脑上建起三个新文件夹，“零报告部门”、“官方账号排查”、“存在问题部门”，文件夹中分别建起台账，每个台账分为三个sheet：sheet1命名为“督查、自查及整改情况台账”，意在体现整改中的过程性动作；sheet2名叫“需动态监测的账号”；sheet3则是各部门的动态监测台账，按日期在每个账号下打对钩，表示该账号在监测中。
统计好总表后，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最新一期表格显示共有89个账号，然而上季度账号总数加上本期新增，竟然比本期账号总数少了十个。我不愿意相信，重新打开各单位上报的表格，复制、粘贴、下拉排序。重复两次，缺失的账号依然没有出现。我认命了，开始跟着kimi现学EXECL数据核对，再逐个和数据对不上的部门打去电话。
一个账号，三个账号，五个账号……到第九个账号时，我再次卡住了。此时已经下班一小时，我有些崩溃，摘下眼镜往桌上一扔，哀嚎着在椅子上靠下来。电话那头B分公司的同事约莫三十出头，平时沟通工作总是干脆地回复“我去办” “我去问”，此刻，她少有地犹豫：实在凑不上的话，我手头还有两个账号……
是什么样的账号？我稍微挺起后背。
头像带着我们的logo，但是名字上看不出来。B公司同事回答。
我几乎是从靠椅上一跃而起：发过来，我加到上季度的存量账号上去。终于够了！
眼见两张表格的数终于配平，我喜气洋洋地挂断电话，忍不住将两手紧紧握成拳在空中有力划过后向怀里一收，仿佛交响乐团指挥家的最后一舞。
事实证明，我高兴的太早了。第二天，玉珍姐想到了另一种办法体现我们的认真程度：在表格中补充每一个账号的开设时间、最近一次发布内容时间，以向领导证明，这些账号都是长期不更新的“无害”死号。
如果她的这项要求不是针对这项工作提出，不是在周五下班前提出，不是在我已经做完汇总整理之后才提出，我或许不会崩溃。但在当时，在我满怀期待以为可以送走这项脏活时，我的领导又教会我一个道理：脏活之脏，一部分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生命力顽强，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增殖。
我的情绪管理只够自己发出“嗯”的音节。才一坐回椅子上，我就觉得喉头已经梗住，眼泪滑出眼眶。我不想发出声音，一边用卫生纸胡乱吸自己的眼泪，一边在群里通知全省各位负责整改的同事再补充两列信息。
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变成常态化工作，纳入考核、巡察，再转化成风险提示单、督办单，最后落成自查排查、台账。只要我还在这个体系里，我就必须去面对和解决对方提出的问题。即便我不想解决，为了充分证明“责任不在我”，我也要花费极大的功夫。
而由于省公司各职能部门并不直接承担生产经营任务，因此他们不需要开设各类新媒体账号宣传业务，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排查整改工作几乎都落在地市分公司头上。我的一切动作都会切切实实变成基层单位的工作量，让原本已经身兼数职的分公司秘书也为这种狗屁工作反复奔波，夹缠不清。
做有必要做的工作，不要额外加码，让大家过得舒服，这件事有这么困难吗？我被愧疚、烦躁和无力感一起碾过。眼看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我干脆放声大哭起来。
我要改变制度
十月，整改终于结束。十一月，党建工作部要对公司《阵地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小利主任提醒我，这是重新划定责任的有利时机。
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感受到“管理部门”权力何在。如果全公司涉及到这项工作的人都要按照我的指令来做事，那么我能为大家创造什么样的工作空间就至关重要。
现在，我必须为自己的条线站出来争夺边界。我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论证“综合部不对过往已产生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负责”，但这也很难，因为按照我司的做事原则，仅靠常识来论证是不够的，这是不担责、畏难情绪重的表现，我既需要援引本条线已经发布的制度，也需要研究出党建工作部的漏洞以及对我们不利的地方。
我调出所有相关文件，既看党建部发文，也向集团办公室请教这项工作在总部的划归与开展情况，并和其他省公司沟通。我把所有论据都用笔划好，贴上便签。随后开始为玉珍姐撰写上会材料。
这恐怕是我进公司之后对制度研究最认真的一次。而在撰写资料的过程里，我终于意识到这项工作最根本的荒谬之处：权力超过了自己的边界。一个公司的管理权力仅能对自己所属员工生效，把手伸到别人的田间地头，这种工作怎么可能做得下去？于是我在初版资料中形成如下结论：
“根据集团公司相关责任划分，综合部对由公司各部门根据业务发展及品牌文化建设宣传需求开设的官方账号负有管理责任。对开设主体不明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的权责明确原则，综合部对该类账号及账号所有人无审批、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建议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整体沟通。”
玉珍姐对我的材料大致满意，但要求我将集团条线的分工挺在最前，既然集团办公室不负责非官方新媒体账号的排查整改，那么各省公司也不该承接党建工作部相关要求，于是汇报材料最终调整成两点：
1.请公司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党建工作部沟通，根据条线管理职责划分本省意识形态管理责任，落实意识形态管理职责，沟通管理工具，确保条线管理职责的一致性。
2.根据集团公司相关责任划分，综合部对本省公司官方账号负有备案监管责任。开设主体不明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综合部对该类账号及账号所有人无审批、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建议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党建工作部沟通相关工作。
作为员工，我能做的工作已经到此为止。我像家长送孩子进考场一般把我的领导送进会场。几个小时后，玉珍姐一踏进办公室门口便扬声喊我：小赵，和党建部说好了。”
我赶忙站起身来，只见她扬手将一叠上会材料往桌上一丢，宣告战果：以后该项工作按属地责任来划分，哪个地市出问题自己担责，省公司不再受连带责任一同整改。
玉珍姐进会场前，我已经想象到或许结果不会尽如我意，但没想到她带来的消息竟然和我的意图南辕北辙。我本想为整个条线撇清责任，让地市分公司减轻工作量，但从结果上却成了我撇清自己。那些向我汇报这项工作的人看到这条新规定会是什么表情？
我无法接受这项工作呈现出“我给下级单位甩锅”样子。向上的空间已经消失，如今要挽回这种局面，我只能从自己能够把握的部分入手——无论如何，我对本条线的工作执行方式仍有决定权。我决定自己修订条线内相关管理制度，将不利于我们管理的那一部分撇出去。
一开始，我想通过那些五花八门的账号特点入手。除了都带有我司名称，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粉丝量几乎都保持在个位数，即便发布内容，能够大范围传播的可能性也极低。我的提法相当保守：“粉丝数少于50，超一年未更新，视为无风险僵尸账号，不做专门监督。”
但这一点在小利主任环节就被否决了：不纳管对党建工作部来说就意味着工作有缺口，一定会遭到质疑。
我接受了主任的意见，决定回到问题的根本，让权力回到自己的边界：如果某账号经核实后不属于公司内部人员开设，则综合部无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这个想法最终落到书面，形成如下表达：
第十七条 规范新媒体账号排查机制。综合部牵头组织开展新媒体账号的排查清理，排查范围主要为公司官方新媒体账号、公司员工开设的与本公司相关的新媒体账号。对于排查发现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如确系公司员工开设，按照属地原则，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对相关账号进行整改。
第十八条 加强条线新媒体账号管理。市场经营部作为渠道运营的归口管理部门，要建立对渠道人员在新媒体账号开设方面的管理机制，做到末梢穿透，闭环管理。
主任通过了这一版本，我得以向玉珍姐汇报这项修改工作，莹莹姐也被叫到旁边。玉珍姐盯着我，真诚地问：“小赵，我就是特别纳闷，为啥整治这么长时间了，老有要带咱们公司字样的账号，老是（需）要干掉？”
我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了，每一次发现新增账号，玉珍姐都会愤愤地问，说了不让注册不让注册怎么还有人注册？！每逢此时，我的脑子里总是冒出考研知识点：新媒体的涌现性、节点化……走出考场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还要再用它解释问题。但学术化的解释毫无意义，通常，我会直接回答：现在想注册账号有个手机号码就行啊，咱这名字也没申请专利……
现在，我已经理解了领导想要的是更具体的答案，于是语气笃定地回答：“主要是渠道商。”莹莹姐加强我的回答的可信度：“确实，那人家开的就是公司的代销店，也没有毛病啊。”
“对，所以上个季度和市场部沟通了，他们已经把这个要求写到了渠道的考评里面。发现渠道商擅自用公司名义开设渠道，一次扣一分。”
扣分是我和市场部渠道管理同事沟通后的结果。协商管理手段时，我给出的是“严肃处理”的模糊说法，市场部同事具体成两点，一是做好渠道的相关培训，二是用扣分管理渠道。评分将决定每家厅店能拿到的渠道费用，相当于他们只要开设了账号，就会少拿到钱。
我当然知道这种强力的管制和基层业务发展的需求是相悖的，但我已经没有力气愧疚，这件事要怪也只能怪到党建工作部的这项工作本身。我只欣喜于终于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方式来防止无穷无尽的新增账号，让我带领的同事和这些脏活少一些纠缠。
玉珍姐说，“现在我们有关键一点要弄清，就是保证新增账号没有公司员工开设的，如果有，就要对他们点名通报。”
问题又回到了一开始，真正的困难是我不可能干涉、管理任意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我懒得再委婉表达：“这个不能保证，领导。”
玉珍姐不满意：“那不行。”三个字极快地从嘴里跳出来。“为什么？渠道账号扔给市场，各地市账号也按属地原则处理，只有省公司的员工了，我们明确要求不许以职务身份注册账号，ta们明知故犯，岂不是我们管理失职？”
现在，我开始向领导解释，理论上来说，含我司名称的新媒体账号可能来自生活在这个地区、国家的任意一人。而“我们的权限只能到公司员工，不能到社会人员，如果一个账号不是我们公司员工注册的，那它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管？”
“我现在明白你的想法了，因为党建工作部把责任撇到了我们头上，所以你想用这句话把地市的责任撇清，对不对？”玉珍姐依然不关注常识，而是回到她更熟悉的责任分配，点出我的心思。
“对。”我知道自己的汇报成功了。果然，对方接着回答：“行呢，咱们就这么和领导汇报，到时候你和我一起去小赵。”
“啊？”我从没上过领导的专题会，一听之下反倒吃惊，顺势和玉珍姐开起玩笑说害怕。玉珍姐笑了：“不用害怕，你觉得该这样做，那咱们就去和他们汇报。现在公司领导对这个东西的观念还特别紧张，只要我们是对的，哪怕被骂出来也不要紧，一遍遍地和他们说，慢慢的总会改变的。”
我第一次对周玉珍肃然起敬。
从制度的拟定到最终上会通过领导决策，又过了十余天。这中间，玉珍姐一度让我去掉“如确系本公司员工开设”这句话，我照做了，我猜想她觉得这句话甩锅意味太重，担心领导不满意。
但到递交上会资料的前一刻，我还是犹豫着又向她提出：“玉珍姐，那句话能不能不去掉？”我还是希望明确工作边界，让条线同事少做无用功。彼时办公室已经没有其他人，玉珍姐看着我，斟酌片刻后叹一口气，最终答应。她猜想领导也注意不到那句话。
我顿觉轻松，欢欢喜喜把那句话重新加回去。点击发送上会材料，然后关机，把充电器、眼镜等物件塞进背包，脚步轻快地离开了办公楼。我的内心充盈一种满足感：我已经凭良心认真对待了自己的权力，已经做了所有自己能做的事来为下级执行单位尽量创造了空间。
第二天上会，尽管我只是坐在最后一排听玉珍姐汇报，但还是板正地穿上了聚酯纤维面料的工装。然而几天后，玉珍姐与巡察办一名同事的争吵又让我陷入自我怀疑。
事情倒也不复杂。巡察办同事为把自己某项工作任务做的“好看”，要求我们科室制作相关台账。玉珍姐大怒，这件事最终以双方各退一步收场。事后，玉珍姐火气消退，也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安慰相关同事，喃喃地说，小周（巡察办同事）也是个认真的人，这也是为了工作。
我原本是看热闹，却猝不及防被“为了工作”这句话击中，回想到自己出台的制度。
我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也是被某些人、某种制度、某种权力推搡着，下了决心要把这件事解决掉。可是到底是一坨混沌的屎更好，还是一坨条分缕析的屎更好？我到底是真的为大家做了好事，还是已经在助纣为虐还不自知而沾沾自喜？这到底是我的留下的遗产，还是我留下的遗害？
又一个视频
十二月是一年的收官时刻，重要的工作是年终总结，而其中更重要的部分，则是要让领导有感知地总结。对于综合部来说，在全公司年终会上播放的总结视频，就是一年一度的露脸时刻。年底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宣传片上。
到十二月中旬，这片子已经反复修改了两个月，玉珍姐依旧能发现不满的地方。又一版视频出炉，我们在会议室内逐帧拉片，玉珍姐举着手机，扶着眼镜，脖子前倾，看得专注。而我早已丧失看这个视频的欲望，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观察玉珍姐的表情。虽然观看过程中她一直皱着眉头，但假如她皱眉更深，往回缩一缩脖子，或者很快速、轻微地向一旁侧一下脸，都意味着她对正在看到的内容有所不满。此时我就要迅速回归视频内容，讲解这一段为何如此处理。
但我能够解说的只是我自己认知中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的。比如此刻，玉珍姐突然敲击着屏幕按下暂停：这里！
我迅速排查雷点：画面呈现的是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在机房，上镜人员穿着簇新的工装——露出了硕大的我司logo；表情专注、自然，体态舒展——规避了形象邋遢、精神气不足的问题。哪里出了问题？我不明就里，保持安静等她说话。
玉珍姐在工作中一向需求明确，从不让下属猜测她的意图，这次也一样，她几乎没让我等待：low死了！怎么这么多戴安全帽的人？！公司领导都说了，我们是一个科技型公司，不是走街串巷的卖货郎！把这放上这么多，人还以为我们公司都是些工人呢！
我震惊了一瞬，愤怒的情绪很快变得分明：为什么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没有这些low的人把公司业务抬起来，她一个月过万的薪水从哪里来？难道真的以为自己平时坐在办公室里敲敲键盘写下的狗屁材料在创造价值？
但我还是强忍愤怒解释：现在安全生产不是查的严吗？这些作业都要戴头盔的，工程师去现场也一样。
这也太多了！周玉珍的不满未减少分毫。我一心只想让她闭嘴，果断回复道：那去掉吧，不放了，我换镜头。
从会议室出来，周玉珍向左走回办公室，我则直直向右走向卫生间。尽管上班已经一年有余，我仍不敢太长时间离开工位去散心，只好在烦躁时一趟趟跑厕所。
拉开厕所门，随后直接松手，几秒钟后，“砰”的一声巨响在我身后传来，这是厕所门自己摔阖上的声音。我拉开厕所隔间门的手突然滞住了，想起自己从前总会扶住门把手无声地关上厕所门。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和其他同事一样，任由这扇门在我身后摔在一起？哪怕中午大厅里办公的同事都已午休也不在意？
两周后，年终会宣传片终于进行到了新分管领导审议环节。玉珍姐、严总、严总的直属领导王总，都来到会场。因为公司年会将近，有部门正在会场排练节目。玉珍姐清退众人，并叮嘱我关上会议室门防止“泄密”。
王总在中间的位置坐下，严总、玉珍姐分立他两侧，我挨着玉珍姐站。片子播放完，奇迹般的，王总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说黑底白字是他们那里死人用的颜色，换一个。玉珍姐笑着一口应下。随后，王总起身，我和玉珍姐交错间对视，几乎是本能地漾出一个松一口气的笑容，并悄悄一竖大拇指。这种表演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但总之我已经能熟练运用。可是这种表演最终有什么意思？我心底里有些嘲讽自己地想着。
两天后，年终工作会开始。我照例提前一小时就到会场测试视频和PPT。测试结束，我站在当场，看着会场直播屏幕里自己的背影——抱着双臂，直直站着，仰起头看那块大屏，别人穿深色皮鞋高跟鞋，我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耐克空军一号，在屏幕上亮的扎眼。一个想法清晰地浮上心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会场了。”
收获的季节
十二月的忙碌伴随着一些令人振奋的回馈，冬天比秋天更像是收获的季节。比如单位发放的劳保用品积分到了将要清零的时候。
2023年，我第一次拿到这个积分时还不明白什么是劳保用品，但已经能够无师自通把它直译成“员工福利”（查过之后才知道“劳保用品是指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与健康所必备的一种防御性装备”）。换算人民币，男职工每年劳保金2260元，女职工除了劳保用品积分外还多一项妇女卫生用品费，劳保金也比男职工多一千元。这项积分通过公司自主开发的平台发放，无法兑换现金，只能在平台内完成购买。平台通过接入京东为员工提供货源，商品类目从日用百货到衣服鞋帽。我对比过这些商品的价格，发现相比起京东，同一家店铺的同件商品，在劳保平台存在几十到几百不等的溢价。
在这种“不够市场”的交易场所中，溢价也是市场规律的一种表现。没有人因为会因为溢价放弃这个平台，怎么花积分最有性价比也是一门学问。拿到劳保积分的第一年，我将几千块都用于购买日用品。第二年，我意识到用不流通的货币置办“大件”才是最划算的，这也是办公室大多数人的策略：物业姐为自己和女儿一人选购一件波司登羽绒服，玉珍姐的外套、内搭和高跟鞋都齐齐换新，小利姐则和玉珍姐买了同款高跟鞋。我用三分之二的积分为自己和妈妈一人买了一件羽绒服，给自己买了双鞋子，用剩下的三分之一购置短缺的日用品。上班近两年，我再也没有用流通货币买过卫生巾、洗发水。整个十二月，公司楼下的快递柜一直爆满，快递员频频打电话要求科室同事下楼拿快递：“快递柜满了，你们公司前台不让放。”
更令人振奋的，则是按照财务做账的要求，年终奖必须在次年1月之前下发。一进十二月，大家都进入了一种等待年终奖的状态。每当我像个疯狂旋转的滚筒洗衣机一样被工作摆布时，也会想象自己的年终奖：不管是专题报道，还是二十五周年宣传视频，部门今年颇受领导褒扬的工作，我都极大参与并做出了看得见的成果，收入应该还可以吧。
十二月二十四号，临近下班，小利主任与我谈年终绩效评定时的说法，我的绩效等级评定为C，贡献度评为良好——据小利主任说这是“领导认可我的贡献”。
年终绩效奖金由岗级、绩效等级和贡献系数共同决定。而我对应的具体数值分别是：6、1、0.8。这三个数字到底如何使用后得出我的年终奖数额，我并不清楚，但我有非常朴素的认知：数字越大，奖金越多。我的岗级是6——公司最低岗级，这是短期不可更改的；绩效等级是1（等级为C）——每个科室能给到的A级（1.2）和B级（1.1）是有限的，作为入职一年的新人，绝不可能在涉及大额奖金分配时得到C以上等级；由此看来，贡献度系数是我唯一有望提升整体系数水平的机会。于是我问：“其他人的贡献度等级是什么呢？”
领导没有回答：“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也希望你客观看待，尽快成长。贡献系数上，领导还是给你评了一个良的。明年你要适应这种组织的方式，不光是工作质量，待人接物、给大家的感知，都很重要。也希望你在工作职责中提升自己的适应度。”
贡献系数则分三档，优秀为0.9，良好为0.8，一般则是0.75。领导如此认可我，我也不过多挣了0.05分，而我也未必是这0.05分的唯一获得者。小利主任让我有什么问题和意见都可以说，但我已然明白这是通知而非征询意见，心灰意冷之下，我只能阿Q地自我安慰：毕竟是三季度奖金加年终奖，应该不至于太惨。
十二月底的一个中午，我的幻想被彻底击碎了。这天，我匆匆加完班赶到食堂，一同吃饭的小伙伴问我奖金情况，我这才知道奖金已经发放。打开手机报出数目，三季度奖金加年终奖，总计3.8万。桌上五人都安静了片刻，半晌，市场部的同事率先打破了沉默：你们部门真不是人啊……你这一年忙成这样给你这点儿，你不如来市场部算了。
闻言，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奖金在桌上六人中最低。我感到一种耻辱，这种耻辱在一季度被周玉珍戳着绩效条质问“难道你不想多要一点钱吗？”时也出现过。但我不能将这种痛苦和心碎表现出来，否则我将看起来更加可怜，也让我的朋友们为难。我只能装作懵懂地反问：啊？很低吗？你们呢你们呢？
追问之下，我才知道，我的奖金收入只有市场部同期入职同事的一半，就算在管理部门中，也比法务的同事少了近三分之一。而我后来得知，哪怕在部门内部，我的奖金和老员工也相差近两倍。
从这天起，唯一支撑我的精神支柱也被抽走了，我勉强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一月十号，我手头的两项工作都快到了最后期限，我向玉珍姐提出诉求，是否可以暂时调整一下我手头的工作量，好让工作都能按时完成。
玉珍姐拒绝了：科室每个人的工作都很饱和。你给集团填的那个宣传年终总结，那个工作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吧。综合部的工作我全都做过，那些都用不了多少时间，你顺手就把它做完了。
“综合部所有工作我都做过”，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假设在她调离的六年间，所有工作要求都保持静态，这句话确实可能成立。而那项她认为“用不了多少时间”的工作，是集团公司在2023年对各省宣传工作提出的新考核项目——总计近三十细项，每一项都需列出全年明细并统计分数。
我知道她不可能响应我的诉求了。于是沉默坐下，拿起杯子灌一口水，上嘴唇和口腔内部迅速肿痛——我忘记了，这是一杯刚接的开水。疼痛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击溃了我，我抽出一张纸巾压在双眼上，失声痛哭起来。好不容易稍微平复了情绪，不巧玉珍姐站起身想向我安排工作，见我这副模样，她喊上我和文件姐，让我们一起到小会议室开会。
玉珍姐边拉开椅子边说：“小赵你现在说一下你这两天有啥着急的事。”见我两手空空，玉珍姐从自己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又从会议桌笔筒里抽出一支笔：“来，给你纸，你写。”
我始料未及，第一反应是惊慌：这看起来岂不是像我在给同事甩活？但我已经骑虎难下。大脑一片混乱中，我拿过纸笔，边写，边计算自己每项工作的工作量及提交时间——七项主要工作，四项要在当周完成，而年会将近，我毫不意外被推出去表演节目，还要分出时间参与排练和演出。为了压抑情绪，说话间隙，我不断深深吸气。
“行，我知道了。我想着综合部这些工作我都干过，不会花很多时间。”玉珍姐迎接我的依然是这句话，“但既然你也提了，刚刚也确实列了，那就让别人配合你一下。配合你做完之后你再审核一下，然后再给我审核。总体上大家工作确实也都很忙，你自己有时候要是有委屈……”
“没有，我刚是不小心烫到自己了。”我感到羞耻，好像是自己的不成熟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只好快速打断她。
玉珍姐置若罔闻：“有时候也不能说坚强吧，就是自己克服一下。大家都很忙。按理说这次集团总经理来我们公司调研，跟拍我都该派你去，但我想了一下还是没有，一是你手头事多，二是这个工作确实麻烦，要给各地市统一模板，材料一整理就是二十来页。你们大家的工作我以前都干过，我特别知道哪项工作要用多少时间。现在的工作现状就是这样的，现在也不是以前。你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和相关人员直接说，我相信大家肯定也会帮助你。”
我试图把事情掰到起点，让自己不要显得过于弱势和被动：“我本来只是说因为这几项工作的时间咬得紧，看能否有所调整，办公室大家不用说也帮我很多，我实在没想到你能整这么一个动静，领导。”
玉珍姐笑着，并不接我的话茬：“你嘛，在我们看来就像小妹妹一样，大家都会考虑你的整体情况的。”
我别过头去不再看玉珍姐，只是重复地在纸面上描画一个方块。玉珍姐见状先打发走了文件姐，开始单独和我谈心谈话：“你现在还是觉得压力大？”
我的笔画更加急促，笔尖透过纸张和桌面互相作用，发出“噌噌”的声音。对方显然不需要我回应，她做出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样子，坐到我身边来，继续诉说自己当年的不易、科室其他同事的辛劳，教我如何和同事进行协调，仿佛我才是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我不再回应，直到严总突然推开会议室的门，这场可笑的会议终于结束了。
我从昏暗的会议室出来，觉得办公室的灯光更加刺眼。文件姐和物业姐关系一直亲厚，她们会怎么对我？如我所想，文件姐虽面上无事发生，但物业姐个性直、脾气急，那段日子在走廊见到我也如同没看见。但我已然无心在意同事关系。
未完待续
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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