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2期：“灭蚊运动”究竟是灭蚊，还是灭人？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5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8月25日—8月31日，这一周。

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于近期遭到一名孙姓女士（网名“非吸烟者权益策略师Ada”）的投诉。她认为，该画面可能诱使游客去拍摄“点烟照”，易对青少年产生误导，呼吁纪念馆进行更换。该女士还将此事投诉到了浙江省政务服务平台“浙里办”，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很快，此事便在网上引发热议。多数网民表达了强烈反感，认为这就是一种动辄以投诉举报裹挟舆论的做法，带有典型的民粹主义色彩。当然，也有网民认为在公共场合去除吸烟形象，本身也是一种文明趋势，尽管它在当下的不文明中显得格格不入。

有人指出，公众之所以对这类投诉举报心存恐惧，是因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举报文化”的土壤，使得一些别有用心者能够将个人诉求包装成宏大的“全民意志”，并且这样的举动往往屡屡得逞。例如，2024年1月，就有网民举报在南宁某地铁站里的一幅宣传画形似日本军旗旭日旗，南宁轨道交通集团为息事宁人将图案撤下。此后，这类极端民族主义的“碰瓷事件”多次上演，且愈演愈烈，连官方媒体最终也忍无可忍，批评称“碍国流量不能纵容”。孙女士的举报虽然不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缘由，但有媒体后续报道指出，其动机可能是借控烟之名推广所谓“尼古丁袋”，这也导致微博对其做出了封号处理。

还有人指出，中国的文化审查本身就充满高度不确定性，往往只需一个理由即可。因此，公众不仅惧怕审查本身，也惧怕随时可能被拿来当作借口的“理由”。就像四十多年前，有人投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面出现了裸体少女，认为有伤风化，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为了展示对外开放形象，默许了它的存在。但如今，公共场所内还会出现裸体画吗？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紧，“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子，还有我们的脑子”。因此，要求鲁迅放下香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股“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毕竟文化领域存在已久的垄断性话语权一直在压制多元价值观。难怪有网友调侃，鲁迅抽烟被投诉后，李白连夜将诗改成了《将进茶》，屈原怕被人举报引导跳江赶忙上岸，岳飞精忠报国的纹身分分钟被清洗，关公也收起了管制刀具，武松为了避免非法狩猎办理了打猎证……

因此，人们的嘲讽或鄙视更像是一种民意的应激性反弹，担心“举报”会被包装成伪民意并滥用，担心“举报”成为钳制公民的又一借口，担心“举报”会上纲上线从而无休无止。不过，也有人批评媒体小题大做，各大博物馆每年都会收到各种奇葩投诉。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下舆论场充满禁忌与审查，许多议题无法触碰，人们只能在“铁笼子”里装模作样地热烈交谈，于是一些本无太大新闻价值的事件被炒上热搜。毕竟，在鲁迅所处的年代，他抽烟的场景被刻画无可厚非，人们甚至觉得那很生活化、很有个性。但在习近平新时代，若将鲁迅改为右手握拳，一些人自然会追问：他要打倒谁、推翻谁？这种百年后再现的战斗姿态未必解释得清，所以投诉本身也未必会被采纳。

8月29日晚，重庆大学城熙街的一栋高楼外墙，突然出现巨幅投影标语，分别是：“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50多分钟后，多名警察才找到了投影设备所在的酒店房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抗议者留下的一台监控拍摄到了警察破门而入的画面。而在桌上，还有他留给警察们的一封信，信中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组织”，并写道“也许你现在是受益者，但在这片土地上，有一天你一定是受害者。若不得已，请把枪口抬高一点。”、“每个人付出一点，站起来反抗，那些坏人就不能为所欲为。”

之后，人们从多个途径得知，这名抗议者名为戚洪，1982年出生于重庆，曾为电商创业者，他使用户外投影灯、监控设备、远程定时、光雕机等设备实施了这起独狼式抗议，方式类似于去年1月的“济南万达广场投影标语事件（抗议者为柴松）”。早在8月20日，戚洪便设置好了设备离开中国前往英国，29日他从远端操作投影提前实施了计划。戚洪还坦言自己受到了今年4月成都天桥标语事件的启发，这也被一些网友戏称为“川渝联动”。目前，戚洪在重庆乡下的亲人已经受到警方调查。戚洪的有勇有谋引来大量关注，推特用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关于此抗议的首发推文，阅读量已经突破了1600万，创造了中推圈的一个新记录。

就在本月7日，昆明抗日胜利纪念堂门口，一名男子举起写有“习近平走人”的横幅；9日，苏州万象城，一位外卖员背着白板，上书“权力只会对它的来源负责，中国人民需要选举权”。不满的声音、勇敢的声音逐渐增多，已是不争的事实，“重庆投影抗议标语事件”只是最新一例，绝非终结。有网友评论说，类似抗议的变多，大有烽烟四起之势，但看桥员、守厕员、查房员……总有维稳力量捉襟见肘之时，而中共极致的恐惧也会陷入“男儿悖论”——因为严防垮台而走向垮台。不明白播客主持人袁莉在采访戚洪后表示，此人的经历有代表性且特别，经历了“农村长大—辍学—打工—被警察侮辱—经商—幻灭—反抗”，而这就是许多平凡国人的写照，不乏苦难，也不缺勇气。戚洪的举动无疑会让更多人意识到，反抗的声音真实存在。即便身处高压之下，反抗仍可以凭借想象力突围，而他的行动也已成新的符号，在死水上掀起涟漪。

一周荐读：

• 【CDT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5）——“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

2025年8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7.31—2025.8.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5）》。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 【CDT关注】大声｜时事评论家长平专访（1）：笼子里的中国与其说缺少自由，不如说缺少对笼子的反抗

吴薇：我们想做的“中国新闻三十年”的专题，其实我是想找一系列在我们过去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里面，重要的一些从业者，我们的媒体的一些记者、编辑，一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重要的新闻事件中间，发生过作用的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很想听的是大家个人每个人的一些选择和参与一些新闻事件的这些过程。

• 【CDT关注】不明白播客｜对话重庆反共标语事件当事人戚洪

8月29日，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的一栋大楼外墙，忽然出现投影的巨幅标语。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投影持续了约50分钟，最终被警方锁定位置关闭设备。

• 【真理部指令】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示

2025年8月28日，推特用户@whyyoutouzhele（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了匿名网友投稿的成都网安内部文件《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示》，其中罗列了多项“重点风险提示”，包括9.3大阅兵、成都世运会、金熊猫奖/国家公园论坛、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关闭5周年、取缔法轮功26周年、十四世达赖满90岁等。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iSweeety的空间｜播客在美国为什么活得很好？但像喜马拉雅和小宇宙在中国做不太起来？
• 舞文弄乐｜梁文道即使“出事”了，也没什么关系！
• 锵锵如故｜梁文道被禁了，许子东也被提醒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播客（Podcast）在美国已经演化为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拥有成熟商业闭环的产业。从独立创作者到媒体巨头，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和盈利模式。反观中国，以喜马拉雅、小宇宙为代表的音频平台，尽管用户基数庞大，却始终在盈利的边缘挣扎，商业模式显得异常脆弱。

• 【中国哭墙】八分半下架，我居然想到了您（8月1日-8月31日，2025年）

XYMT688：八分半下架，我居然想到了您。没别的，就是想要说点什么。 // -四喜丸子: 李医生 道长的播客被全平台下架了，又去重新听他的旧节目，特意翻到道长读您评论区留言的那期来听。李医生您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然而现在连这么温和的声音也容不下了。

• 噪音｜我投诉大先生你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 特正经的张某某｜为了鲁迅能继续抽烟，我给纪念馆打了个电话
• 亮见｜投诉的风，还是吹到了鲁迅纪念馆
• 新新默存｜王五四：鲁迅最近的烦恼
• 老萧杂说｜投诉鲁迅夹烟，代表一股“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
• 天花乱坠黄阿狗｜让鲁迅先生不抽烟，没有什么不对的

这位女士真是太好玩了，绝对有才华，有想象力。我甚至觉得她比鲁迅先生还要幽默。贡献了本日最大笑料。事情是这样的：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鲁迅故里的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至有关部门，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这个事情的幽默在于，令人瞠目结舌。

一周惊奇：

• 【404文库】坏姐姐来了｜刘铭瑶之死
• 竹不倒｜沧州孟村这件事，本不应该如此“恐怖”！
• 走读新生｜河北孟村这件事，最“恐怖”3个问题不能不说！

2025年8月21日晚至22日清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一位25岁的女孩去世了。警方通报显示，犯罪嫌疑人是她的丈夫。经法医检验，她的死亡原因是“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这个案件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是被害人的婆婆，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被警方控制，两名嫌疑人目前均被刑事拘留。

• 吾我五木｜“雅下水电工程”环评及批复文件属于国家秘密

此次申请信息公开的缘起，是我看到猫盟的一篇推文《探讨雅下水电工程在生态保护上面临的挑战》，文中提到：“笔者致电中国生态环境部申请查阅相关环评报告，得到的答复是该工程涉密，环评报告不予公布。”2025年8月17日，我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信息公开”的在线申请链接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 竹不倒｜成都加油站这事的答案，就两个字“巧合”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大概19天前，一车主在成都高新天山加油站加油，油箱容量50升，结果小票打出来显示加了67.96升。多出来的17.96升，加到哪里去了？当时事情引发的舆论相当大，于是官方回应介入调查，再于是19天后，调查结果出来了：交易系统异常，只有这一笔错了，而且退了多收的钱。

• 句号未满月｜便民的门开着，办事的人在哪儿

八月十八日，辰时三刻的太阳已晒得人后背发暖。湖南永州宁远县的盘君，打棉花坪瑶族乡便民服务中心门口过。那地方是给百姓解琐事的，玻璃窗擦得锃亮，窗内的办事牌摆得齐整，可往里一瞅——空的。他多了句嘴，问路过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含含糊糊。伸手翻了翻桌上的签到簿，纸页被手指磨得发毛，二十七个名字列得清清楚楚，只五个旁侧打了勾……

• 传媒茶话会｜又更新啦！最新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发布

8月1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通知，为进一步夯实网络传播秩序管理基础，国家网信办顺应各地各单位需求，组织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进行了更新，公开发布《2025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名单涵盖稿源单位1459家。

一周讽刺：

• 六神磊磊读金庸｜金庸：顶级的坏人，往往都特别善于自洽

仔细观察一下小人物薛公远，就觉得这家伙太耐人寻味了。平时非常能伪装，特别会趋利避害。有求于人的时候，他比谁都懂低声下气，甚至摆出看门狗的模样，谁不听您的我就干谁。就活像三四年前，小区群里天天吹捧、附和管理人员，帮着威胁恫吓邻居的那些业主。而不同于上述这些人的是，一到真正作恶时，又胆子很大，残暴果敢，毫无敬畏。简捷不敢吃的人，他薛公远评估之后就敢吃。

• 现实的模样｜一批”中国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了
• 家庭回忆录｜李主席公布了逐月收礼清单

近日，香港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特区行政长官、各政治委任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的最新个人利益申报资料，已上传特区政府相关网站，随时供公众查阅。看到香港官员的财产公布，让人们不得不想——内地官员的财产何时公布？虽然官方说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内部备案”，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官员们到底有多少财产。

• 李驭尘｜爱国大V“唐哲同学”被永久取消广告资格，因将俄博物馆展品指为731部队罪证，其曾挪用汶川地震照片充当加沙现场

2025年8月28日，微博博主“唐哲同学”的微博商业生命，被平台一纸公告判处了死刑。没有禁言的倒计时，也无关账号的存废，处罚精准地落在了他近60万粉丝流量变现的核心命脉上：永久取消广告分成与盈利资格。对一个以流量为生的自媒体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数字世界的资产清零。而执行这场清算的原因，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味。这位长期以“爱国”为旗帜的大V，最终是被他亲手炮制的“爱国”内容本身所反噬。

• 星球商业评论｜美国国企马上就是美国经济的中流砥柱了

懂王大概率是研究过真正的国资委的。它成立于2003年，除了管理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外，还要强化国资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把重点放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从懂王的视角看，芯片、钢铁、稀土这不就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嘛？懂王再翻翻后面20多年，可能就更受启发了。它什么领域也没退不说，规模还越来越大，到今年初，央企的总资产已经是国资委建立时的十几倍了。

一周声音：

• 【404文库】张3丰的世界｜李微敖是一个好记者

“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中，唯一有价值的报道，就是李微敖采访到武汉大学校长，那句“等上级安排”，其实是能代表2025年社会氛围的证词，也是这个事件的核心真相：很多困扰，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这个事情最近引发新一轮争议，因为武大校长在一个场合说：李微敖打电话说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我才给他说了那么一句……

• 阜成门六号院｜到底应该如何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社保问题
• 夫子张｜放弃幻想吧，劳务派遣开始常态化

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社保问题势在必行，不过要先理顺机制、再扩容。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劳动者的意愿和支付能力，还应注意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做到劳企两利、细水长流。美团的“参保自愿、企业补贴”或是当下更能同时兼顾企业和个人利益的一种可行路径。另外，涉及数亿人口的中低层社保问题，其实是国家的一个全局性社会性问题，单靠雇主无法解决，还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承担相应的责任。

• 修明札记｜猜疑链与崇祯死局：重来100次也不会给朝廷捐钱
• 捉刀漫谈max｜古代王朝只干两件事，一是找百姓收钱，二是防百姓造反
• 西坡原创｜好好的系统，说崩就崩了
• 捉刀时间max｜北宋的最后八年

崇祯和大明朝是确定因素，满清和李自成是不确定因素，投靠后者能不能保命不知道，但为前者效命一定没命，这是一个简单的概率学问题。最终大臣们做出了符合个人理性的决策，那就是降清。明朝与法国的专制王权揭示了一个历史宿命，一个与所有人为敌，毫无信誉的王朝，在顺风局中还能生存，一旦碰到逆风局，必然会在孤立无援中走向灭亡。

• 【404文库】幸福剧团｜法西斯美学的诱惑：崇高感、归属感、自豪感

法西斯美学的宏大叙事，往往会使观众热血沸腾深陷其中难以自拔。集体被无限拔高，相应的导致个体被无限矮化。为了获得集体的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每当你为某些艺术家创作出来的恢弘场面陶醉的时候，应该想想自己是不是无意中丢掉了什么。

一周故事：

• 极昼工作室｜社保“新规”落地前，小工厂老板的选择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在2024年调研发现，城镇就业人口有8%处于“应保未保”状态，集中于灵活就业群体，以农村户口为主。他曾向《财新》分析，5000元（月薪）是他们参与社保的“经济门槛值”。据不同的小微企业老板提到，大家对社保“新规”的顾虑，除了用人成本增加无法负担之外，还在于担忧相关部门是否会追缴社保并处罚金。

• 工劳小报｜高温与洪水：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

极端天气对劳动环境暴露度高、劳动强度大、休息条件差的劳动者有更大的威胁。比如，厂房、工地、矿井容易积水、坍塌，户外劳动者（外卖员、长途运输司机、清洁工等）中暑或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显著增加。同时，这类劳动者还往往缺乏相应社会保障：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措施难以落实；极端天气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被视为“自然灾害”而非“职业伤害”，劳动者及其家属维权难。

• 食通社｜做了两年半农业记者，但我依然“看不见”食物

两年前，我跳槽去了一家财经媒体，全职做农业报道。我以为这是份更靠近土地、靠近食物的工作，能把新闻报道和具体的生活重新建立联系。和那些书写风味的美食作家不同，我写饲料行情、生猪出栏、粮价波动，采访种地的人、做养殖的人、推广农业技术的人……总而言之，就是报道食物供应系统，试图梳理它的生产链条、流通结构和价格逻辑。

给你告老师去！

各位好，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海边的西塞罗复更后度过的第二个月，从家庭的繁忙中抽出一点空闲，我想聊一天前两天看到的新闻。

浙江省绍兴市的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部分游客到鲁迅纪念馆参观游览，会到这面墙点燃打火机或者香烟，拍一张打卡照。 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到了“浙里办”。 孙女士投诉绍兴鲁迅纪念馆网红墙画的理由是，该画的原画是鲁迅在自己家里抽烟，墙画去掉背景，有引导人室外聚集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还有误导之嫌，女士要求对墙画进行更换。

这个事爆出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好多网友发散思维，问鲁迅夹烟不行，那岳飞纹身“精忠报国”就更有误导之嫌了！要打马赛克。李白写诗《将进酒》未成年人看了喝酒怎么好？也应该删掉。

可能这事闹得确实太不像话了，最后是官媒人民日报下场发声，然后微博等平台知趣的把戒烟爱好者孙女士的号给禁了。

说实话，这个新闻刚刚爆出的时候，我其实没太在意，因为作为一个靠每天码字为生的人，我遇到类似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最近这几年来，基本上我写什么，评论里一定都会有人找到角度说你这个写的不合规、不正能量、屁股歪了，最后一句“举报了”结尾，言语间得胜的意味，仿佛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看到伤风败俗的狗男女之后，躲到黑暗角落丢出的那块小石头。

我把这类人称之为举报爱好者，虽然在我评论区里群聚的这部分举报爱好者角度之刁钻、用心之险恶，其实比好歹提倡禁烟的孙女士都过分一些，但我们还是能从他们的行为模式当中看到一二相似之处。

这类人，除了网友吐槽的“孔雀开屏只看腚”，专门从别人创作的好东西里挑出几根骨头的天赋。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懂得“柿子捡软的捏”，你看“鲁迅夹烟”这个新闻里，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孙女士就算真的力求禁烟，她本来也有其他很多别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主张——比如她自己都说了，很多人在画像底下“陪一根”拍照，那她完全可以在看到游客做出这种举动的时候上去劝阻，劝句“同志，吸烟有害健康。”之类的。亦或者，她的禁烟态度更激进些，也可以在画像底下打横幅、作演讲、搞禁烟宣传。

以上两种行为，本来都可以起到表达自己禁烟主张的目的，但孙女士都没有选，她的本能反应就是写一封举报信，直接投诉到“浙里办”去，要上级以政令的方式直接责令当地部门进行整改。这个方向感之清晰、准确，就真的也是没谁了。

但为什么她方向感如此清晰呢？因为她心里其实清楚，鲁迅的画像是死的，但在底下“陪一根”拍照的游客是活的。她要真在画像下面一个一个拉游客，劝戒烟，肯定要遇到阻力，甚至被骂神经病。

这个阻力是她不想碰到的，她只想以最小的成本达成自己主张和目的，所以她就本能的想起了乞灵于公权力，借助公权力去实现自己的诉求——是的，乞灵于公权力，这就是一切举报，无论正当还是非正当的，共同的本质。

但孙女士的这种方向感之清晰，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最近几年国内男女权论战激烈，而在论战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好像都特别善用“举报”这种方式给对方添堵添恶心——今天男性们举报女性们喜欢的某个耽美同人网站，明天女性们举报男性们某个擦边论坛，最后双方你来我往，把彼此能获得一点快乐的擦边玩意儿全都给彼此封禁了，双方被迫都这么不那么痛快的活着。这事儿说到底怪谁呢？可能只能怪我们从小被培养的举报文化实在是过于发达。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看到鲁迅夹烟还是看到别人写你看来不爽的文字，某些老大不小的巨婴第一反应，依然如被教育的乖孩子一般——“给你告老师去！”

在这些人的想象中，他人不符合自己理念行为的自由是没有的，而他们自己的个体又是孱弱的，但要独断的强迫他人屈从孱弱的自我去做或不做某件事，唯一的办法就是举报，靠乞灵于公权力完成自己心中那个小小秦始皇无法伸张的独断欲。

但如此发达的告密感官，似乎在全世界是并不多见的。

小时候看伏契尼的《牛虻》主人公少年亚瑟因为嫉妒自己心仪的女孩与革命领袖走进，在向神父告解时以忏悔的方式说出了他知道的革命计划。结果他的告解神父向当局告了密。亚瑟因之背负上了告密者的耻辱，不得不用一辈子去洗清，整部《牛虻》小说几乎都是以这个悲剧为起点而展开的。我童年时读到这个故事，最大的感受其实是西方人对告密、举报这件事的“罪感”实在是太浓烈了，你看亚瑟这样一个无心之失，就非但得不到原谅，而且甚至不能自我原谅。

而如果你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会发现确实是如此的，基督教中最著名的罪人犹大，他所犯的罪其实也就是向罗马政府举报了耶稣——以当时的罗马法律看来，犹大这做的绝对是个浑身正能量的举动。但犹大却因此被欧洲教会骂了整整两千年。有这个故事做底子，欧洲人对“告密者”的痛恨一直就延续至今。

与之相比较，你会发现我们在文化审美上对告密、举报这种事就一直保持着正向态度。这可能跟我们的历史驯化有关。

中国上古时代有个周厉王，他为政严苛，还不许别人说他坏话，于是就安排了很多特工在市井穿行，偷听人谈话，谁有不满就惩治谁，最后亲朋好友路上相遇都只敢眨眨眼睛，不敢说话，所谓“道路以目”，但周厉王的这个做法最后也没有搞成，可能是因为派那么多人进行如此无死角的监视既不现实又耗费过大。所以他的方案破产了。

但商鞅变法的时候，就天才的想出了一个厉王政策的改进型：史载商鞅推行保甲制、连坐之法 ，鼓励举报，惩治不举报 。商鞅订下的规矩中，有一条叫“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也就是鼓励大家举报他人，这么做的人和立下军功的人享受一样的奖励。

商鞅的这个规定紧接着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被举报的犯法者用绳子串着排成长队在渭水边砍头，河水都染红了。

到了汉武帝时，为了搞钱支持对匈奴的战争，也搞了一次大规模的举报。汉武帝于元鼎三年颁布“告缗令”，发动天下平民告发偷税漏税者，以其偷漏金额的一半奖励举报人，另一半收缴国库，偷税者全家流放边疆一年，并且错告诬告概不追责。这个法律颁布下去，史载中产以上之家纷纷破产，从商者减少，物价飞涨。

到了唐代武则天上位的时代，因为权力得来的合法性不够，于是大兴举报之风，搞了个匦检制度，用于检举谋反的人，和汉武帝一样，诬告、错告盖不追究，核查属实则有重赏。一时之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

以上三个故事，只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举报学的三大高潮时期，实际上国人对举报这件事的酷爱，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的累加的，一直累加到清代。

清朝皇帝之所以能那么顺手的执行文字狱，彻底实现周厉王无法实现的梦想，本质上不是因为他们比周厉王安插了更多的耳目，而是因为商鞅为中国古代帝制发明的这套驯化法，已经把这里的民人们培养的过于热爱举报——热衷于互相监视、互相举报的大清国民们，今天你举报我“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天我举报你“一把心肠论浊清”，后天皇上一并降旨，说那就都满门抄斩砍了了事。然后，大家一起上刑场的时候两家人还在互恨互害，觉得对方是恶毒的，朝廷是圣明的。

不信你去看看孔飞力的《叫魂》，清朝的中国遍地都是这种能活活把自己蠢死的底层互害。

于是商鞅得逞了，中国人终于被驯化的爱上了举报这件事。并通过这种热爱，他们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周厉王也构建不了的关押他人和自己思想与行为的牢笼。

怎样从这个牢笼里脱出？我觉得首先，的确要从改造文化，让人们开始厌恶举报开始——也不用厌恶到欧洲人的那种程度，但至少看到墙上的鲁迅夹烟，就立刻想到“要举报”，这样的神经质我们好歹还是先厌恶一下的才好。

只有当民众不如巨婴一样不事无巨细的要求公权力介入到他们的一切日常生活中时，讨论个体的自由与独立才能成为可能。而这样可能性，在只要看到别人有不合自己意愿的举动和发言就“举报了”的人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

夹烟的鲁迅先生的确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上能够如此跃进。”

而今，我们会觉得先生说的害不够完满，不妨补上一句：“一见鲁迅夹烟，就立刻想到带坏小孩子，就立刻想到正能量，就立刻想到要写举报信告官，中国人的行动唯在这件事上能够如此勇敢。”

愿终有一日，我们能丢下这“跃进”，这“勇敢”，摆脱商鞅给我们的怪癖与枷锁，奔向真正的人格健全与精神自由。

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

“给先生点支烟”，一些打卡游客以此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敬意。

近日，一孙姓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投诉到浙江电子政务平台“浙里办”。

该游客称，该墙画有诱导他人室外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要求将鲁迅的姿势更换为“右手握拳”。

此事在网上引发热议。对于动辄以投诉举报裹挟舆论的搞法，我的态度很明确，这纯粹是裤裆里拉胡琴儿——扯淡（蛋）。

投诉鲁迅吸烟画墙，正如将“举杯邀明月”的艺术镜像解读为宣扬酗酒，把“精忠报国”的视觉画面理解为提倡文身。她咋不举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是破坏自然生态，举报武松打虎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不要就事论事跟我大谈控烟，这种网上举报投诉已经远远超出控烟议题，成为一种民粹主义的叙事。他们此种拿手好戏，近年来时不时上演一回，民粹动员模式几乎所向披靡，面目实在可憎得很。

鲁迅吸烟是历史事实。从有关鲁迅的照片、肖像绘画、版画、漫画、纪念邮票和电影电视等，都可看到其吸烟沉思的形象，手持烟卷已成为鲁迅标志性文化符号。

任何伟大思想家的形象都是多面的。要求将鲁迅形象塑造成“不拿烟，只握拳”，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洁癖化”审查‌。

审查者的底气在于，仿佛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他们将这种“代表权”视为一种排他性的身份政治。

他们可以人民的名义，手持着放大镜检视任何公共事物，进行政治和道德上的审查和评判，频频在网络上搞出不小的动静。

他们的可憎之处，是通过排斥公共审美多元化，将特定文化符号与道德合法性绑定，排斥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审美表达形式。

当社会仅允许符合民粹主义叙事的文化审美存在时，必将形成文化领域的垄断性话语权，形成对多元价值观的系统性压制。

最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的一篇文章，在网上引起广泛共鸣。

文章指出，“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

劳东燕感叹，“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

文章还指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劳教授所称的“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的力量，到底包括哪些？

投诉鲁迅夹烟事件，让我猛然意识到，此举本身及其代表的民粹情绪，就是“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之一。

近年来，公共文化领域的诸多事物，动辄遭反智主义的各种举报投诉，以“政治正确”裹挟强大的网络舆论而屡屡得逞。

有别于正常的投诉举报，他们将个体诉求包装为叙事宏大的"全民意志"，民粹主义导向的争议制造，挤压基于事实的理性对话空间，加剧社会认知撕裂，导致公共认知水平的整体下降。

这种民粹主义的排斥机制，直接消解社会对不同文化形态的包容性，导致审美生态的单一化，以及群体审美认知的弱智化、粗鄙化。

这种力量的发展趋势是，“革命群众”“正义人民”凭借敏感的“政治嗅觉”和俯视一切的“高尚道德”，可以纷纷从香烟盒、包装纸、报纸杂志的装饰花纹、鞋底纹中发现“反动”、“有害”、“不爱国”。

诚如鲁迅所言：“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百余年过去了，这种想象竟然落到鲁迅先生自己头上，真乃莫大悲哀。

希望馆方这次挺住。劳东燕教授说得很好，“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

先生抽烟，有人抽风。决不要惯着他们这种“民意至上”逻辑下的坏毛病，顺从地跟着他们一起摆烂。

【一】

一位姓孙的女士游了绍兴鲁迅纪念馆，火眼金睛的她见人之所未见，赫然发现纪念馆的墙画非常不妥，甚至非自己私下吐槽能解，于是在2025年8月22日将此事投诉到浙里办，而且还提出了她的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举报南京商场红圆点是暗戳戳地展示日本国旗的网红。

这又让我想起了第三个图：

【二】

鲁迅应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无数解剖国人心态、呼吁“救救孩子”的文字没有“正导”青少年，而他的抽烟倒可能“误导”青少年。

而且是一幅画，一个艺术作品。

鲁迅只以为学医救不了中国。

他哪里会料到，从文也救不了。

当然，有可能他想到了。所以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叫《呐喊》，第二部就变成了《彷徨》；杂文集也从1925年的《热风》，变成了1928年的《而已集》。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名言：“我是一只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一百多年了。

牌坊早已推倒，小脚早已解开，辫子早已割去，长衫早已脱下，算盘早已抛弃……我们用智能手机了解全世界，我们坐着高铁去看鲁迅纪念馆。

然而，这个国家仍然有那么多的人举着电子牌坊——还是自制的——横冲直撞。

这位孙女士如果去看大卫雕塑，估计会痛哭流涕要给他穿上内裤。

这样的人，鲁迅自己已经骂过了：鲁镇那位长得像核桃的柳妈。

二嫁失了贞，又死了丈夫和阿毛的祥林嫂回到鲁镇，“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这个一张脸长得像个核桃的女人给祥林嫂出一个主意：花十二千给庙里捐门款，赎罪。

现在，这位姓孙的女士反复瞅着鲁迅纪念馆的墙画，打皱的脸笑了起来：干枯的小眼睛，钉住了鲁迅手中的烟。

鲁迅的文字飞了一百年，转头射中了自己。

【三】

幸好孙女士不读书。

要不，没有任何作品能从她的眼皮下全身而退。

《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是歧视女性，误导青少年价值观。

《史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太残忍了，吓坏了青少年单纯的心灵。

《资治通鉴》，“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更残忍，对象还是未成年人。

《西游记》，打死了多少小动物啊？而且猪八戒老是调戏妇女，大家还居然觉得他可爱，这对青少年误导得不能再误导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勾心斗角，打打杀杀，尸横遍野，完全就是高级别的古惑仔。

《红楼梦》，这么多乱伦和同性恋，而且鼓励年轻人不要参加高考，成何体统？

《复活》，地主家的傻儿子诱惑女仆，还把怀孕的姑娘赶走，人性太黑暗了。

《百年孤独》就更别说了，连猪尾巴的孩子都生出来了。

……

孙女士们的底细，也早在鲁迅的预见里：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果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杏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四】

新闻上说，孙女士投诉以后，绍兴鲁迅纪念馆“正在处理”。

我真担心鲁迅纪念馆一点都不鲁迅，被这样的人一投诉就吓得赶紧真改了。

于是，找到了纪念馆的号码，给它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

“你们也肯定注意到了那个新闻，我想我可能不是第一个给你们打电话的。看到你们说‘正在处理’，希望你们的处理不是真的去改掉那个墙画，你们是鲁迅纪念馆，应该有一点鲁迅的气质，不要被这样的人道德绑架。让鲁迅有烟可抽，是你们的义务和责任。不要给鲁迅丢脸。”

女士笑着说：“谢谢您的来电，我会向上级反映。”

文/蔡朝阳

这位女士真是太好玩了，绝对有才华，有想象力。我甚至觉得她比鲁迅先生还要幽默。贡献了本日最大笑料。

事情是这样的：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鲁迅故里的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至有关部门，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

这个事情的幽默在于，令人瞠目结舌。

首先，投诉鲁迅抽烟。鲁迅是1881年生的，你投诉100多年前的人抽烟，不怕鲁迅从棺材里爬出来打你吗？你怎么不投诉纪晓岚纪大烟袋呢？

我还投诉辛晓琪呢，她的歌曲《味道》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这对青少年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以上成立，那建议把门神的武器，关羽的青龙刀，张飞丈八蛇矛，秦琼的双锏，岳飞的红缨枪——所有兵器都删掉，为啥，引导孩子使用暴力，引导孩子校园欺凌。

其次，这位“有识之士”又说这版画不对。外行了吧，鲁迅这辈子最爱的艺术形式就是版画。这幅版画是经典之作，作者李以泰教授都80多岁了，这个版画同时也是李教授的杰作，成名数十年，至少是上个世纪作品，被放大作为鲁迅故里的正面都已经超过20年。你行，你怎么不坐个时光穿梭机回到过去！

再次，李教授师从赵延年，赵延年是版画界权威，他一辈子为鲁迅刻了150多幅版画，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1978年的《鲁迅先生》，鲁迅也在抽烟，你倒是再投诉一下赵延年啊。

对了，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北岛，原名赵振开，是赵延年的侄子。你顺便投诉一下北岛，北岛在诗歌《日子》里也抽烟：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这多不好。

哦哦，还有，要把抽烟变成握紧拳头。这个聪明的设计我给满分。你看，握紧拳头，多么符合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那为什么不改成手里捏着匕首和投枪呢？更符合战斗精神。尤其符合这位女士的战斗神经-冰。

世界还是有约定俗成的规则的，你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艺术和文学也是有自身的规律的，你平时也要多多加强学习。

我真的建议这位女士要照照自己，不要沦为一个巨婴。巨婴总是认为整个世界都要以她为准的，不行，那就撒泼打滚，以头抢地。这样的场面，相信国人见过不少，而今番撒泼到了鲁迅头上。

此外，我觉得这种荒谬到毫无常识的投诉，最好不要理她。理她你就输了。鲁迅他老人家说过，最大的蔑视，就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让她自己成为一个笑柄。

甚至，鲁迅都早已经预言了这样的荒谬绝伦。她自己成了鲁迅他老人家笔下的笑料，还不自知，这是这个社会新闻最幽默的地方。

鲁迅在《小杂感》中，说：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所以，还是要读鲁迅啊。读鲁迅令人生出智慧。继续收听我的《少年读鲁迅》吧，扫码即可获取。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6月烧烤旺季，榆林闹市区的网红烧烤店却空荡荡的，只有外摆位置稀稀拉拉坐着几桌人，几摞塑料椅收在角落，没机会摆出来。一年靠几个月旺季赚钱的小饭店老板们没想到，春节后几名河南干部“违规吃喝”引发的“禁酒令”，会在陕北小城榆林如此严格地落地执行，波及到他们的生计。

日常吃饭喝点小酒的客人本就少了许多，“禁酒令”的执行，让榆林的公务宴请“全军覆没”，高档大酒店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挤进街头市场，开设平价大排档，进一步挤占了小餐馆的生存空间。

水瓶纪元观察到，出于整风反腐本意的“禁酒令”，在各地具体实施时，出现执法标准含糊不清，层层加码，甚至“一刀切”和形式主义的乱象，这些乱象加重了体制内普通公职人员的焦虑，对当地餐饮业、服务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榆林靠开采煤矿起家，依赖国有能源工业发展，“体制内”缴存公积金人数占比超过九成，是典型的体制强度高，经济结构单一的城市，“禁酒令”带来的冲击，在这里尤为明显。

含糊不清的指令

这场榆林餐饮业的萧条由5月1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称“中纪委”）的公开通报引发。

通报中举例，今年3月21日，河南省罗山县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李献林召集10名干部在“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学习教育期间违规吃喝，五人共饮四瓶白酒，当天下午其中一人死亡。

“违规吃喝”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一种情形，中纪委通报中将此事定性为“顶风作案”，并要求各级党组织“以案为鉴”。此后，在中纪委的“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一把手’以身作则”的倡导下，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掀起了一场体制内的禁酒运动，被媒体报道为“史上最严”的“全天候禁酒令”。

几位与水瓶纪元交流的体制内人士，都无法准确回忆榆林是从哪一天开始“禁酒”的，只大约记得是在5月下旬。所谓的“令”并没有一纸红头文件，甚至没有一条微信群里的文字通知。

“这种不会直说的，不可能留下痕迹”，榆林市下辖县政府单位的一名公务员梁迪说。

不能喝酒、不能外出就餐的要求，是从密集的会议、要求严格的学习和上级领导拐弯抹角的敲打中“领会”到的。

莫桥是榆林市一事业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在禁酒风波前，单位开会学习都是党员干部的事，只有年末年中才要求全体职工参与会议。

现在，她也要每周参与学习，从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多，一学就是一上午。莫桥觉得自己像是回到了高中，早晨来到单位，领到一份十几页的材料，往往是《八项规定》相关文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会议精神等。同事们需要一个接一个地诵读文件，读完后再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主要内容是贪官们如何犯错和忏悔。

中央《八项规定》的具体内容（图_网络）

学习后需要研讨，每个人都必须发言，谈自己的想法。发言要严肃深刻，要有内容，留下记录材料给纪律检查委员会_（下称“纪检委”）_检查。“有时真不知道说啥，我翻手机，领导还不许，说‘要用自己的话谈’”，莫桥无奈地说，“就这样纪检委还批评我们研讨不够深刻。”

学习会议上，莫桥的领导给职工讲了河南信阳干部被通报的典型案例，然后告诉大家：工作的8小时之外，也不属于你们，都在监管范围内，不要因为喝酒闹出什么事来。“他都这么说了，没人会去撞那个枪口。”

为了证明开会学习到位，梁迪每周要抄写大量笔记，遇上频繁的时候，隔一两天就要开一次会。“我们开会效率也高，墙上PPT换一下，领导换个外套，大家换换位置，又拍一张，那就相当于又开一次会，半个小时能开四五个会。”梁迪笑了笑，“学习的还是《八项规定》里的‘不能搞形式主义’，说学习得非常深刻。其实领导念几句，剩下的让我们自己去抄（笔记）。”

尽管指令含糊不清，但频繁学习、检查带来的紧张氛围，让端着铁饭碗的人们自觉管住了嘴。

作为医院的中层干部，佘晓书过去很少有机会在家吃晚饭，新一轮《八项规定》学习开始后，她再也没有在外就餐过。

佘晓书在单位人缘好，爱热闹，哪个科室吃饭都爱叫上她，“光是和单位的人吃，一周就有个两三次。各科室之间业务往来多，经常麻烦人家，（我们）饭桌上聊聊天、联络感情，工作的时候沟通更顺利。”工作之外，作为家族里的姐姐，唯一有稳定收入，生活水平够得上中产的人，她也经常请家人朋友出去吃饭，“外地的亲戚来了、家人过生日、工作读书的小辈回家了，（我）都会请他们吃个饭，尝尝新开的餐厅。”

今年情况不同，年迈的父亲过寿本来是大事，但对待工作一向谨慎的她不愿冒险，一大家人最后决定在佘晓书妹妹家里聚餐。“在家吃也很温馨，就是妹妹忙前忙后的，很辛苦。”

最近，佘晓书的外甥搬了新家，原本也要一家人庆祝。佘晓书不想再让家人迁就自己，这次聚餐，她把在火锅店充值了千余元的会员卡交给妹妹，让她带着一家人去吃饭。“她们都没单位，不怕出去吃。”她回忆，把卡交给妹妹时，她告诉妹妹，“赶快把里面的钱都用掉，现在这个情况，说不定（火锅店）哪天就倒闭了”。

整个6月，佘晓书已经推辞了四五场婚丧嫁娶、满月乔迁的邀请。宴席上难免要喝酒，为了避免违规，没有公职人员敢答应。对于请客的人来说，不邀请这些人似乎显得人情淡了，如果发邀请又会让别人为难，干脆就不请客了。

突袭检查

不是所有人都像佘晓书一样自觉。

蒋豪对“禁酒令”很不满，他只是一个县级单位的无编制工作人员。他想不通，自己没钱没权，只是赚点工资，违规吃喝和他这样的人有什么关系。“我能去吃谁的啊？”

于是在最初，他没当回事，还是如常在外就餐。

直到6月上旬，他在单位附近的餐厅一个人吃午饭，遇上了纪检委的随机检查。蒋豪回忆，当时饭馆突然进来了两个人，上来就管他要身份证，还拿着手机在录像。“我当时就问‘让你（拍）摄我了吗？’他们就说自己是纪检委的，要检查。”

两名自称纪检委的人盘问蒋豪：“有没有单位？”“是什么单位什么岗？”“为什么在这里吃饭？”蒋豪回答，家里没人做饭所以在外面吃。“他们还问隔壁桌的两个人，结果人家说就是附近打工的，把他们（纪检委人员）凶走了。”

那天之后，蒋豪忿忿不平地和妻子抱怨了许久，最后还是决定不再外出吃饭，免得让自己撞枪口上。

县公务员梁迪警醒得更早。他的朋友是当地某政府部门的协理员，在“禁酒令”还没有广为人知的时候，这位朋友去和一个高中同学吃饭，两人喝了啤酒，被来随机检查的工作人员拍下了照片。梁迪说，这位协理员朋友是外聘人员，没有编制，如果挨处分工作就没了，或许考虑到这一点，纪检委给了他部门有编制的领导一个“管理不到位”的警告。

对梁迪来说，身边的朋友被处理，起到了些杀鸡儆猴的效果。对体制内的工作人员来说，挨了处分，晋升和涨工资就更难了，即使那位朋友没有受到严重的处罚，他给领导添了麻烦，以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还是听话一点。”

2023年，云南红河县纪委县监委向全县126名纪检监察干部发放了“禁酒令”提醒卡。（图_网络）

原本就很少有饭局的梁迪，现在连和朋友家人的聚餐都取消了。“禁酒令”实行以来，他们单位食堂格外热闹，中午吃饭都要早点去。“你别说，之前没有感觉，这段时间天天吃灶上（食堂）的饭，路过馆子闻到都有点馋。”

纪检委巡查不仅会去小餐厅，榆林市内较为高端的酒店才是他们检查的重点。

一家高端酒店的经理杨斌告诉水瓶纪元，他所供职的酒店已经开了六七年，生意一直很好，直到“禁酒令”实行后迎来断崖式下跌。整整一个月，纪检委的人都频繁地在酒店巡查，“天天在大厅转啊，谁还敢来。”

纪检委人员和执法机关不同，不会穿制服、开执法记录仪，而是着便装在酒店大厅、前台、走廊等地转悠，也会查问几句。“有的客人看打扮就知道是公职人员，（纪检委）再看了身份证，（对方）在哪个单位一下就查出来了。”

上述酒店的实际控制人伍嘉透露，据他了解，榆林市其他酒店的情况“都差不多”。他听说，在别的酒店有进包间查住（查实）的，还有调监控的，“（调监控）这种一般是有人举报，和公安局抓小偷一样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这里还没有遇到过。”伍嘉回忆，在他的酒店，纪检委的人曾多次来查看酒店的流水，当天消费较高的单子，会核查付款人是谁，金额较低的则不会深究，一般不会进包间。

为整治“违规吃喝”，多地出台了最严禁酒令，禁止三人以上的公职人员聚餐。（图_网络）

伍嘉、佘晓书、梁迪等多名人士都提及，市里有某些单位会在傍晚和早晨突击检查，让职工吹酒精检测仪。

烟酒超市的老板辛云燕也从客人口中听到了这个说法。有夫妻俩来她店里买东西时，顺便拿起酒瓶在看，她顺势推销：“家里喝二两还不让吗？买回去喝。”男顾客回答她：“谁敢喝啊，明天早上去了单位还要吹酒精（检测仪）呢！搞得和查酒驾一样，比酒驾都严格了。”

恐惧的力量

没有人知道，纪检委查人的标准是什么。

开会时，莫桥的领导告诉他们，某某局处理了二十多个违纪人员，另一个单位处理了六十多个违纪人员。“但也没说（他们）具体做了啥被处理，处理结果是什么。”

当标准不明时，“层层压实责任”的指导不断催生出更严格的要求，市县两级出现明显的差异。

莫桥所在的市级单位，学习之余还要求整改。她拿出一份个人问题整改表格，表格列的内容包括“问题及表现”“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和“整改情况”。她透露，单位要求每位职工都必须检讨自己的问题，“不可能没问题，写一条问题还不行，非要两条。”

梁迪所在的县政府部门单位更加严格，要求写学习心得时检讨自身不足。其中，单位给列出三十多条“毛病”，要求他们在其中必须挑出自己的“毛病”，“毛病”指标按职级分配，一般干部四条，科级以上七条。让梁迪为难的是，这三十余条“毛病”中，许多是“我收了别人的东西”这种程度严重、足以把自己“送进去”的错误。据称，上级列出这些构成犯罪的毛病，用以证明干部的“自我认识非常深刻，自我革命非常彻底”。“可是我没犯这种错误，哪能承认啊。”梁迪说，他只能尽量选轻的。

任青就职的县中学，6月上旬突然通知了新规定，今后三个人以上一起吃饭，就属于违规聚餐。但她在县政府上班的丈夫并没有收到这样的通知。任青猜想“这不知道是领导自己想的，还是和哪个单位学的。”很快她发现，虽然只有个别单位出了这个规定，但其他单位，甚至她在市里工作的朋友、亲戚，听说“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说法后，都开始自觉执行，并互相知会。

“三人吃饭属于聚餐”的规定也在其他省市出现，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和讨论。（图_微博）

市级医院工作的佘晓书就说，医院从来没有规定过三人吃饭就违规，但她已经借这条规定拒绝了许多人。“大家都知道，好像也就默认了。”

约束每个人的不止模糊的规则，还有“传言”带来的恐惧。

水瓶纪元采访多名公职人员后，发现许多人普遍认为“上面”这么重视，一定不能被“抓典型”，不能有侥幸心理。而且“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们担心下级举报上级，担心同事朋友出于嫉妒心，互相举报的情节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谁知道会怎么处理，没犯错也说不清楚”，只能管好自己。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有餐饮从业者发布短视频调侃称要为顾客砸掉监控，避免“违规吃喝”被拍摄到。（图_抖音）

酒楼阶级滑落

在榆林市，酒店大多是住宿和餐饮一体的业态，酒店的餐饮形式以包间和宴会厅为主，很少有普通的堂食座位，因此不是市民日常“下馆子”的选择，只有请客和庆祝时才会在酒店吃饭。

酒店实际控制人伍嘉清楚自己的客户群体是谁。“说实话，酒店的一桌饭平均价格一千多，普通家庭一年能吃几顿？指望一个月挣三五千的（普通）老百姓消费不现实。”他听说，中纪委在指示中强调要“（作）风腐（败）同查”，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被抓到吃喝方面的作风有问题，就会被进一步调查是否存在贪腐情况。“他们（公职人员）是怕由于（吃喝）引出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人谁能经得起查吗？”

高度集中在体制内的财富资源分配，或许是“禁酒令”在榆林市带来大范围连锁反应的现实基础。

榆林市位于陕西北部，人口300余万，煤炭资源丰富，能源产业是其支柱产业，2022年GDP总量超过六千五百亿元，在中西部地区的非省会城市中GDP排名前列。中国的能源产业高度国有化，榆林的能源收益是地方财政的一个主要来源，用以供养大量公职岗位。

2022年，财经博主刘晓博发布一项统计结果，榆林市“体制内”缴存公积金的人数占总缴存人数的90.24%，在全国GDP前50的城市中位居第一。这意味着，榆林所有的在职人员里有九成就职于体制内。

“禁酒令”之后，体制内人士撤离。市里的高端酒店纷纷开始服务体制外群众、走进百姓家，做起了“便民外卖”“卤肉档口”。伍嘉经营的酒店也开了大排档。一荤一素加上主食不超过30元。

榆林某酒店开设的大排档（图_毛栗子/摄）

一位中年女性带着孙子在树荫下，等着排队买饭的家人。她就住在附近，“天太热了，这里买几个菜，都不用在家开火，蒸点米饭一家人就都吃了。”伍嘉笑着接话，“我们这儿米饭也有，一块买回去，别做了。”

正值饭时，许多市民在酒店支起的大排档前排起了队。来购买的市民中，有人叹息“酒店的生意差成这样，日子不好过了”，也有人觉得“贪官不能吃了，正好让老百姓吃”。

伍嘉看着人头攒动的大排档，眉头一直没松开。

“这都是暂时的”，他告诉水瓶纪元，餐饮包间“零点业务”_（即包间单桌预定业务）_营收下降了95%，酒店每天都在赔钱，做外卖和大排档是为了让员工有事做，后厨的食材保持流通。“餐饮这个板块一百多号人，连辞带退的已经走了三四十个。”

酒店厨师在大排档做饭（图_毛栗子/摄）

这家酒店的经理杨斌用“断崖式下跌”来形容这个月的经营状况。他说，以前周一到周三生意不好，下午只能订出去二十来个包间，现在工作日内是“光板”，一点生意都没有，只有周六日才能坐四五桌。如今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这家酒店只能让服务员和厨师轮休，一个月上10至15天班，工资也只能按天数发。

杨斌透露，为了发工资，酒店还挪用了给供货商的钱，而有的员工因为领不到工资，已经在起诉酒店维权了。而给酒店供菜、供肉的大棚和屠宰场，突然没了售卖渠道，都在寻找新的客户。

伍嘉的酒店占据了一栋高楼，如今只有大排档所在的一小片区域有些喧闹。酒店内部安静无声，为了节省成本，挂满水晶吊灯的走廊和宴会厅一片昏暗，以往吹到让人发冷的空调也没开。六月是高考结束的季节，本来是酒店承接“谢师宴”的小高峰，“现在哪有老师敢出来喝酒？”伍嘉苦笑，“禁酒令”一朝实行，他一天之内就接到三个宴会取消的电话。“我们一个客人给孩子办百天宴，去单位报备，领导不说不能办，也不说能办，那最后就是没法办。”

市民在酒店大排档排队购餐（图_毛栗子/摄）

挤压底层

公务员们是小城最大的消费群体，他们从酒席上离开，受害的不止酒楼。亏损的压力在餐饮供应链条上传递，对越底层的供应商来说，是愈发不可承受之重。

辛云燕的烟酒超市就开在一家大酒店对面，店铺一年租金就要二十多万。过去仰仗着酒店生意好，店里零售都能卖七八箱酒，日流水在五万以上，一到下午，两个店员都忙不过来。“现在一天连一箱都卖不了，加上烟和饮料，一天的流水勉强一万左右。”

茶叶店店长景蕊的每日流水只有之前的一半，“生意比疫情的时候还差。”她告诉水瓶纪元，她店里售出的茶叶礼盒，过去大多用于赠送，“烟酒茶不分家，这个事（“禁酒令”）以后，谁还敢收东西呀？我们店里回款明显慢了。”

辛云燕卖烟酒已经十多年，有许多熟客逢年过节都按箱买，少的两三箱，多的十来箱也有。平日里，客人请客带的酒不够了就随时给她打电话，让她送到酒店去。“熟客都是上班的（体制内），现在怕得啥也不买了，不上班的少，买酒也是请上班的喝，又不会单独喝，现在是没人喝了。”

过去，晚上十点店员下班，辛云燕还要自己守到十二点以后。“吃完饭那会也会有一个小高峰，人喝多了出来买烟买水，坐我们这喝喝茶、聊天醒酒，又能卖不少。”现在，她还是会守到十二点，但却是因为白天没生意，人流大幅下降，只能尽量拉长营业时间，哪怕多卖一瓶水。“今天坐了一下午，就卖出五六瓶，这生意咋做。”

辛云燕说，她在“禁酒令”前高价进的十几箱酒如今货都还闲置在库房里，其中不乏一瓶两千多元的茅台。她在考虑辞退一两个店员，“没有生意，我自己也守得过来，实在雇不起人了。”

7月1日凌晨十二点快要关门时，空荡荡的烟酒店里进来一位收废品的老太，辛云燕翻找出两个空酒盒给她，抱歉地说“今天只有这些”。“以前大纸箱、酒盒子要给她打包一堆，现在破烂都捡不着了”，她说。

围在烟酒超市对面酒店门口的代驾也消失了。辛云燕说，对面酒店生意好的时候，代驾司机们就守在门口，三三两两的凑在一起抽烟聊天，有人出来就凑过去揽客。“来来回回总有十多个人在那，他们都带着头盔穿着马甲，很好辨认。”现在，酒店生意冷清，代驾也不知道都去哪了。

7月1日晚11时许，水瓶纪元在上述酒店门口徘徊许久，才遇到一个骑折叠电动车经过的代驾司机，试图拦住他询问生意如何时，他没有停下，挥挥手说“没生意”，便骑车离开了。

酒店生意难做在意料之内，而当家门口卖烙饼稀饭的小餐馆也难以支撑时，刘海洋意识到，“禁酒令”波及的范围比自己想象中大。

榆林某餐厅的夜市空无一人（图_毛栗子/摄）

刘海洋是一名国企中层干部，性格外向喜欢美食，和不少餐厅的老板是朋友。他告诉水瓶纪元，卖烙饼稀饭的老板做的是夫妻档小生意，但利润主要来自酒水，“卖啤酒二锅头赚的钱能管（覆盖）房租水电成本，剩下的才是卖饭菜赚的。”“禁酒令”后，小餐馆的酒水收入微薄，在酒店低价大排档的挤压下，就连去吃烙饼稀饭的人也变少了。

餐饮业的最末端是靠打零工谋生的人，在经济结构单一的工业城市榆林，很多在帮厨、洗碗、服务员岗位上工作的年轻人失业了。榆林某县城一家窗帘店老板透露，“禁酒令”前他许久都招不到年轻店员，“禁酒令”后，上午贴了招聘广告出去，下午就接到几个电话，都是可以随时上班的年轻女孩。

在阶级的另一端，公务宴几乎消失后， “正风反腐”的目是否达成了呢？

公职人员莫桥不知道答案。此前她因父亲过生日，给单位报备后和家人外出就餐，饭店里只有他们一桌，没人敢出来吃饭。老板告诉她，虽然店里没人，但他们很忙，因为最近都是买好食材带着餐具，领着厨师和服务员上门去别人家里服务。“这都叫去家里了，还怎么管？规定管的都是我们这些普通小职员，领导想吃喝还是有办法。”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