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5年8月22日，我发布了一篇文章：《河南一公安副局长妻子喊冤被捕，抓她的正是丈夫同事》。

事情本身不复杂。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刘浩南被留置，他的妻子赵君杰，在网上为丈夫喊冤。

然后，她也被抓了。

动手抓她的，正是她丈夫曾经的：

同事与下属。

文章发出后，撤稿的要求在8月26日这一天，从两条线上同时涌来：一条在明，一条在暗。

明处，是一封来自西平县检察院的邮件。

发件人自称常方方检察官，她在邮件里附上了自己的：

身份证照片。

指控文章侵犯了她的：

名誉权和隐私权。

从2019年写熊昕案，到后来写原伟东案，我写过冤案里的办案人员、涉事警察，比如熊昕案中偷听熊昕律师会见的警察张某庆，原伟东案中，对嫌疑人和证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杜国利。

他们从未发来身份证，说我侵犯了名誉。

暗处，则是我公众号后台的一个陌生账号。

就在同一天，这个账号发来一条消息，语气礼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对方说：

公安局相关领导想找你撤稿，需要什么手续。

起初，这两条线看似平行。

直到暗处的那个人，在我反复追问“哪个公安局的哪个领导”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发来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正是当天早些时候，有人在邮件里发给我的，常方方检察官本人的身份证。

两条线索，在24小时内汇于一点。

这个操作，立刻制造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身份悖论：

发信人自称公安局领导，却用检察院检察官的身份证来交涉。

这里只存在两种可能。

要么，是盗取了常方方的信息。

要么，就是常方方本人在：

假冒公安局领导。

这两种可能性，无论哪一种，都指向一个结论。

它们之中，必然有一个身份是：

假的。

而他们那份捆绑着“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法律主张，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精巧的矛盾体。

侵犯名誉权，如果不存在贬低，那需要是：

内容虚假。

侵犯隐私权，前提是：

事实为真。

一句话不可能同时既是谎言，又是被泄露的真相。

这种自相矛盾的指控，其实只指向一种他们不便明说的潜台词：

我写的是真的。

这立刻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一个公职人员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务行为，怎么会有隐私？

这事发生的地点，是西平县检察院，不是她家。

她接待的对象，是为案件奔走的律师，不是来串门的亲戚。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她所服务的：

公权力。

公权力运行，理应被记录，被审视。

当一个名字和职务行为绑定在一起时，它就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符号，而成了权力运作的一个具体环节，一个责任的锚点。

将这个环节呈现给公众，不是窥探，而是：

监督。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对文章核心事实的选择性沉默。

那篇文章里，写了公安局长被留置，写了他妻子喊冤后被抓，写了办案人员是丈夫同事的利害关系。

对于这些核心事实，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他们所有的愤怒和行动，都精确地聚焦在了一句话上，那句记录了常方方检察官名字和她“不归我们管”的回应。

这种避重就轻，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响亮的发言。

这似乎在印证，那篇报道最惊人的部分，恰恰是他们最不敢触碰的事实。

而针对那句“不归我们管”的投诉，也让他们自己陷入了一个逻辑陷阱。

如果那件事真的不归你们管，那么我的记录只是陈述事实，忠于职守与个人名誉并无冲突。

如果那件事其实归你们管，那么你们应该介入的，是那个案件，而不是这篇记录你们不想管的文章。

而那张身份证照片的签发机关一栏，印着几个字：

驻马店市公安局。

正是刘浩南案的办案机关所在地。

原来，那堵规矩森严的墙上，早就开好了方便往来的小门。

他们并不畏惧事实本身，他们畏惧的，是事实被记录下来的样子。

就仿佛只要捂住说话的嘴，世上便只剩下了赞歌；只要敲碎映照的镜子，就能证明自己的脸上并无污点。

但他们或许忘了，有时候，敲碎镜子的声音，要比镜子里的影像响亮得多。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9月1日

编者注：华语自由创作社区大声（大聲- Dasheng）已授权中国数字时代全文转载。

访谈重点摘录：

……就是一只青蛙坐上中国总理的位置，它也会是人民的好总理。人们会说，“难道你没看出来这只青蛙的儒雅帅气吗？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王子。”这是因为明君贤相加青蛙是中国皇权传统中理想的政治模式。

你说我们一直都在记录着别人的历史，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就在经历历史，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很赞同。

……一直到 2019 年，孙小果的案子再次成为全国热点。原来它很快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而且继续作恶。我自己撰写了三篇文章，三篇报道，包括孙小果案，但是没有提我的名字。外界所知道的事情都是不准再 follow 的，但是它回删这一点是最近才被人们意识到的。身在自由的国度，我比他们有更多的言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我可能也有责任说出我所知道的历史。

第一句话是，言论即是自由。第二句话叫，言论是一切的开端。倘若不为言论而战，自由必将丧失。

吴薇：长平老师，欢迎你来接受我的采访。我们想做的“中国新闻三十年”的专题，其实我是想找一系列在我们过去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里面，重要的一些从业者，我们的媒体的一些记者、编辑，一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重要的新闻事件中间，发生过作用的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很想听的是大家个人每个人的一些选择和参与一些新闻事件的这些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就个人的经历和我们整个这个时代，这三十年新闻行业的变迁，这部新闻史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个人每个人的史，其实也是构成了这个新闻的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您是一个必须我要采到、很重要的、有分量的一个人。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是很少有的，就是从中国的 90 年代开始，一直写评论中国新闻走到今天。而且你现在虽然身居德国、身居海外，但是你的触角，你的接触中国和评价中国时政的这种笔触是从来都是仍然很锋利、很生动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做这个访问，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很兴奋。

所以其实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评价一下长平的三十年和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你会怎么去描述它呢？

长平：谢谢吴薇，谢谢观众朋友。我先从一个故事说起。这个 1998 年，当时我和作家、媒体人钱钢几乎同时加入加盟《南方周末》。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有一台传真机，那时虽然有了电子邮件，但是传真机和信件还是主要的通讯工具。那台传真机一直就开着，从早到晚很少有停歇的时候。那它在干嘛呢？它在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有提供新闻线索的、有鸣冤叫屈的、有读者发来意见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全国各地记者的投稿。当时很多重要的新闻，各地的本地媒体都不能报道，有些记者已经采访了，写了稿子甚至已经编好了，然后收到禁令或者受到压力不能发表，他们就投给《南方周末》。也有同行专门为《南方周末》写稿。大家都能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文章，发表文章对作为一种职业荣耀。这个《南方周末》的编辑在缺稿或者手头稿子不太满意的时候，就起来走到传真机旁边转悠一下，翻一翻，有些时候能拿到一篇稿子，直接就能上版发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说，《南方周末》是全国记者一起做的。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细聊。有一天，这个钱钢他刚来不久，他就盯着那台传真机看了很久，他很感慨的说：“要把它保存好，这就是历史。”可能因为他写过《唐山大地震》，对这些历史素材更加敏感和珍惜。我们并非不能理解“这就是历史”，但是我们当时的关注点都在当下，都在忙着记录别人的故事，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同时我们也年轻，就觉得这样对待自己有点太自大，有点不好意思，甚至太可笑，所以大家对钱钢的话觉得有点惊讶，甚至笑出声来。对，但是今天回头看，那台传真机真的就是历史，中国新闻史和政治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物，很有可能就没有人把它保存下来。

那天我们在通话中，你也谈到这个观点。对，你说我们一直都在记录着别人的历史，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就在亲历历史，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很赞同。这些年来我也逐渐开始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过去的经历，我写过的文章。对，在德国之声，我甚至在“长平观察”时评专栏之外，还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长平漫游”，就写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和思想的游历。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例子，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讲。

再回到你的问题，就怎么看长平三十年和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关系。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就是一台传真机，也许还是一台装了 AI 的传真机。因为我不只是接收记录，还会思考。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就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包括我工作过的一些媒体，比如《成都商报》、《南方周末》，他们的官方历史中，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会做什么报庆多少周年，几十周年，会写一些官方历史，在他们的官方历史中，甚至在那些需要在发表在微信公号的抗争者写下的记录里，也许是有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但是并不存在长平的三十年，就跟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里描述的情景一样，长平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不存在的符号。如果说当年《南方周末》办公室那台传真机可能因为我们的忽略，没有能够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那么长平的消失则是人为的审查、删除的结果。

我们曾经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就我个人在国内的工作而言，我很幸运，当时读者多的时候，可以说几乎每一篇文章发表出来，都会拷贝到各个网站，到处都是。因为当时互联网很发达，不只是因为我的读者多，互联网需要大量的这些素材，需要这些内容，竞争也很激烈。另外我们作为作者也没有那么有版权意识，觉得有人看也不错。有些网站是给我说了，很多网站包括一些房地产专栏也包括一些知名媒体开的专栏，其实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是我写的专栏，当然很多都跟我说了，有些甚至不跟我说，他有个编辑跟着你发了文章就贴过去，作为你的专栏，好像你每天在他那里更新专栏一样。我们也不介意，就觉得有人看，这个也不错，反正当时是那样想的。

所以我就觉得，至少我的文章在网上容易查到。但是后来我逐渐的发现，去搜索越来越少，到今天去搜索长平，几乎只剩下什么地名、什么历史跟着相关的历史字条什么的，这是完全没有。我很早就发现了。对。但还是有点惊讶，因为当时我们外界所知道的都是不准再发了。对，但是它回删这一点是最近才被人们意识到的。另外包括我刚才提到，有些可能努力甚至于反抗的姿态，去留下的一些历史记录，因为它很，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率的审查机制，让一些人写的这样一些记录中，可能也没有我的名字。

我注意到这点是读到类似几篇文章。比如说举个例子，中国有个很著名的案子，叫孙小果案。就是在云南昆明，有一个黑社会团伙，的确是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 1997 年，我和《南方周末》另外一位记者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就去昆明采访，采访了之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可以说是当时的《南方周末》还是很受重视，对这个案子的宣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孙小果已经被抓了，但是他们家里有各种关系，包括公安内部的关系，一直各种拖延，受害人根本不敢声张。我们去做了采访之后，的确是让当时可以说是相当程度的沉冤昭雪。看起来当时以为是作恶者罚当其罪。当时我们知道他被判了死刑，后来又改为死缓。但不管怎么说，他会几十年关在狱中。我的那位同事还受到过威胁，他还离开广州，躲了一个月，然后感觉到应该没有问题就回来了。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一直到 2019 年，这个孙小果的案子再次成为全国热点，原来他很快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而且继续作恶。

一直到习近平时代的作恶打黑什么的，他再次成为什么全国督办的案子。他再次被判死刑，然后在 2019 年被判死刑，然后被执行死刑。而且他的一个系统很多人都被判了。这个案子可以说是让媒体非常的感慨，有很多人在写文章，其中包括……包括有些人就是感慨，当年的《南方周末》已不复存在，这样的案子都再也不能得到像当年那样的舆论监督，言论自由的空间几近为零，就连体制内的舆论监督都只剩下舆论打手的功能了。然后这些案子的解决都靠可以说是政治斗争，实质为政治斗争，名义上的所谓反腐，这些来解决。那有人就写文章，有好几篇文章，就写到当年的报道。而且就怀念当年的调查记者，比如说有篇文章，它还讲，“孙小果案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的什么南方系的英雄”。这个文章，它因为要在中国网络发表出来，它列举了过去我的很多同事，这是非常好的。其中包括提到我自己撰写的三篇文章，三篇报道，包括孙小果案，但是没有提我的名字。没有提出我的名字。而且写得非常流畅，感觉就是你看不出他自己抹掉了什么。对。

这个我就不存在。这个还是挺让我感慨的。我当然并不是介意一篇网文是否提到……一篇一篇网文是否提到我的名字，但是我只是感慨这种让一九八四都自叹不如的审查机制。那就是即便那些以反抗为名，留下的文字中，这个历史也被改得不着痕迹。这个在中国互联网上消失的当然远远不止我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失踪。直到去年，有一篇网络文章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袁莉还写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的名字叫《在加速崩溃的中国互联网，正在消失的集体记忆》。它是基于一个引起很大关注的帖子。对。有一个作者，他的叫何加盐，有一个博主，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互联网正在加速崩溃》。他讲，就是我们原来以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是没有想到这种记忆原来是像金鱼一样的记忆。袁莉也去测试了，她在这篇文章也测试了，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那么敏感的人说，一些知名的企业家，比如柳传志，包括马云、包括马化腾，他们过去的留下的大量的互联网的这种记录，都被删除。

这个……袁莉也采访了我。她引用了我的话，我告诉她说，我的确，我之前就已经发现，我在公共舆论中的存在被扼杀的比早年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但是我也没有发现这整个的坍塌，或者这整个这么大的部分，都像金鱼的记忆一样都不存在了。我说那是我……那也是我个人生命的很大一部分的丧失。这个我感觉到是自己的个体生命被否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来谈我的个人历史和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也是我个人的社会生命存续的一种增长，也是对于中国言论审查的一种抗争。

当然在国内那些我曾经的同道，他们的名字是可能出现在国内的这些文章中，但是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怀旧、忧伤、叹息。叹息调查记者一事，叹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些都很好。但是我自己想要讲的一些内容，他们很难说出来，比如说抗争，比如说一些对当下抗争的启发。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身在自由的国度，我比他们有更多的言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我可能也有责任说出我所知道的历史，虽然未必是为他们代言，因为每个人会看到不同的历史，所以更主要的是我替自己发言，说出我自己的经历、观察和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又带出第三个理由，那就是这跟我在中国媒体长期工作的主题有关。那就是在历史叙事中，发掘个人历史、个体抗争和个体的价值。这个我在一些文章中做过回顾，就是我在中国的宣传中，一直强调集体叙事，或者历史的宏大叙事、集体唱响。从一开始，我和我所工作的媒体中的很多同道，我们的一个价值立场，就是坚持个体立场、坚持个人价值、记录个体历史、警惕时代洪流的裹挟。

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2008 年，那是一个被我称为真正的中国梦的元年。虽然很多人把“中国梦”是从习近平上台的 2012 年开始算起，但是我觉得 2008 年是一个……实际上就是我这样计算。实际上习近平和胡锦涛的时代并没有那么割离。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而且胡锦涛时代的后期其实就已经为“中国梦”、为习近平时代做了准备。2008 年的奥运会和西方的经济危机，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转折点。那一年很多中国媒体也非常的兴奋，不只是央视。可以说从头一年开始，因为我们都要准备第二年的这些议程，我就在各种文章中，以及在跟媒体同行的各种讨论中，我就希望大家脑子里一定要想到，在这种集体叙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个人立场、个体价值、个人尊严。

那一年刚好我被邀请，同时为好几家有影响力的报纸，你说《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还有我自己当时当然曾任副总编的《南都周刊》，撰写新年献词或者是社论，或者是改革开放纪念特刊等等。我自己也写了好多，为《南方都市报》上海的《新闻晨报》、北京的《青年记者》、《新京报》等等，写专栏文章的时候，我当时是特别有意识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主题都像我给《南方周末》当年的新年献词写的定的原标题一样，叫《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到后来他们改了这个标题，当时还给过他们一个标题选择叫《大时代中不能没有你自己》。就是希望警惕被危险的民族主义话语席卷。

以新年献词为例，我在开头是这样写，当然都是新年献词的那种文艺腔：“帷幕许起灯火璀璨，在 2008 年的世界舞台上，中国已然站在中央。闸门洞开浪涛汹涌，在历史洪流的席卷之下，你在哪里？”在结尾我是这样写的，就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出……冲刷去你的独立存在。至少你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

当年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社论，当时也写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十年。大概那个社论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个叫“纪念不为赞美，得失均需反思”。就是我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十年，每一束光芒都动人心魄，每一个三十年都值得纪念。这个我自己当时主编的《南都周刊》的三十周年纪念，我就策划了一组报道，直接就叫“三十年个人进化论”。当时我在主编寄语中写：“有人在历史中看见别人，有人在历史中发现自己。”我的重点就是说，因为在时代的大潮当中，个人的悲欢离合很容易被认为无关宏旨，过于看重难免矫情。但是这正是我要反对的洗脑话语。对我后来也一直写，包括我每年在六四当天要写一篇纪念文章。其中有一年，我记得的就是讲六四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摧毁。我的意思就是说，讲述个人历史一直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只是过去我可能更多的是记录其他人的个体抗争、个人生命历程。那我也需要面对自己的生命历程。

这就是我对你的这个问题的浓缩的回答。

吴薇：听你讲了这么多，我其实非常的感慨。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以来强调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做这个事情。其实还可以再往下延伸一下，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个人史就是更重要的历史，或者说每个人的个人的历史，其实在构成真正的历史。这个话搁在其他国家，它的上下文的意义没有那么显著，但是今天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以为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这种技术的自由，给每个人所谓的这个赋予权利，好像不管是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去记录，当年还有直接用手机这种公民记者参与的这种抗争。好像曾经不管是在中国自下而上的这种反抗，还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这种抵抗，极权对原子化的这种，就是原子化的控制社会的这种手段的这种能力，好像都曾经有过提升。但是在大家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好像就是把手机也都当作了就是自己身体和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有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就是它也可以用技术的力量完全抹去所有人的共同记忆和个体记忆。而且像你这么一个有意识在文字里面去呈现记忆、呈现历史、呈现历史的书写的人，你没想到的是你以为你写下来就有了，可是你写下来的所有的东西被技术和这种使用技术的政权它完全抹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这些能够，第一还有记忆，第二还属于年富力强，没有老到我们曾经采访的那些人到耄耋暮年到白发苍苍去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就是还有鲜活的记忆，仍然还有非常活跃的思路，而且还有发声渠道的这些人，在今天就是要有意识的去记下来。离我们没那么远，我们以为不那么着急需要记录的东西，现在就变得非常非常紧迫。我也是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理解，也是我对你的一个回应。

长平：是的。我之所以举那几十年前的例子，就是这是一条线索，它不只是一个价值观，就是也是我们几十年在做的，一直持之以恒的一个事情。就是外界不一定能够看到，外界可能更多的看到是会给一些比较肯定的，你们很勇敢，你们一直在抗争，一直坚持做。但是背后这条线，我很高兴你今天给一个机会，我们把这条线理一下。这条线为什么……我们后面可能会谈到，就是为什么当局这么在意这条线，为什么我坚持这条线，最后是要撞上红线。它是一个集体叙事和个人抗争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战斗，一直到今天。

吴薇：对。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讲三十年，不是因为我们要怀旧，我们哪里有时间怀旧啊对吧？是因为如果想看眼下，更加理解中国现在的技术、政治、社会和媒体的现状，甚至去找到往下走的这种动能和力量，它必须我们要去研究中国怎么走到现在的，而且怎么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确立了这么一种数字的利维坦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模式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塑造了中国的现在的政治面貌、权力结构，这种官民的互动，甚至整个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舆论环境。他们为什么觉得一切都可以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就是怎么走到今天这种媒体生态的，怎么走到今天的这种权力和公众的这种对抗，都没有对抗，但是已经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非常固定化的一种模式了。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现在要往下聊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觉得在这个点上谈三十年，它不是一个回顾历史，简简单单去怀旧去看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沾沾自喜的过程。是我们其实在记录和分享我们的经验，你的成功你的失败，哪些事情做出来了，哪些事情做不到，原因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再往下走。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投射和预期，我想请您分析一下中国三十年，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你如果放在这样一个政治传播、媒体生态的这么一个结构框架下，你想怎么去总结和回顾它呢？

长平：我想用三句话来作为一个回顾。我的一个非常短的演讲，就 2016 年底，加拿大记者言论自由协会给了我一个奖，我当时做了几分钟的这个叫什么获奖感言，说了……然后当时本地媒体，有一家电台，本地媒体做了报道。有一家电台的报道让我觉得很不错，因为他把两句话直接就作为最开始的要点提出来，恰好就是我要讲的重点。

一句话是，言论即自由。第二句是，言论是一切的开端。

言论即自由，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话，但是在我看来，它包含着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宣传教育和政治哲学。这种哲学其实实用主义或者效益主义，也叫功利主义。这个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邓小平的那句“黑猫黑猫白猫论”，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放到自由上来说，他可能会说自由本身并不重要，他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过他可以达到其他目的，比如说能够实现国富民强。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如果只是手段，那么他是可以替换的。如果通过专制体制，也可以实现国富民强，甚至更有效率，比如说举国体制，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自由呢？所以我一再强调，就是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但这个可能来自就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是他的道德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意思说人拥有绝对价值，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当做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在我看来，这个自由也是这样。言论自由，就能够说话本身就是自由，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而不是说我们通过自由获得其他价值，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不能……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自由获得其他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后面要讲的。那首先就是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有价值。这一点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新闻实践中，一直一直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或者是我们随时都会受到类似问题的挑战。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人民的好总理”。就是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总是有人告诉我，这个体制内有一些人，他们正在运筹帷幄、深谋远虑，这个我们需要去配合他们。对。这我们不要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中最最被说的多的就是“好总理”。这个我为此我写了好多篇文章。我能记得的，比如说 2011 年我在《南华早报》我的专栏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总理的谎言》。这个 2013 年我在我主编的《阳光时务》写过一篇主编的话叫《总理、青蛙和王子》。2022 年，那时候总理已经换了，但是仍然是“人民的好总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李克强会从好总理到英明领袖吗？》。就是一只青蛙坐上中国总理的位置，他也会是“人民的好总理”，人们会说，“难道你们没看出来这只青蛙的儒雅帅气吗？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王子。”这是因为明君贤相加青蛙是中国皇权传统中理想的政治模式。专制政治的性质决定了这种理想模式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存在过，但是它一直在人民的想象中延续至今。所以中共建政以后，由于宣传机器的洗脑功能的空前强大，直到现在，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情况一样，这种民间想象是超级的丰富。文革之后的影视作品中，比如彭德怀、贺龙、陈毅等等元帅都被渲染成刚正不二的青蛙，作为明君形象连连破产之后的替代品，那还得靠贤相。除了双手沾满六四鲜血的李鹏，他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其他总理无一例外都是“人民的好总理”。从周恩来、朱镕基、温家宝到李克强，总理们都清廉正直、体恤民情，而且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我想说对总理保有希望没有问题。问题在就像我刚才讲的，总有人告诉我，而且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也能接触到一些好像有些内部消息的人，他们会非常殷切，而且非常带有强迫性的责怪我，总理深谋远虑，为运筹帷幄，我们应该静观其变，不要添乱。简单的说，就配合总理或者总理也可以是代替其他……也可以是其他人或者其他势力，为了让他们实现他们的抱负，这是最重要的。言论自由应该退居其后。我在长期的专栏写作中，我一直在拒绝这种请求。所以我要讲言论即是自由，自由即是目标。

第二句话是言论是一切的开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我认为言论也是工具。它不只是工具。言论自由是通向其他自由，实现其他好的目标的一道大门。当时我在获奖典礼上，列了一大堆被投入监狱的中国仁人志士们的名字。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列这些，在我们言论自由的一个奖项上，为什么要列这些政治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在中国的政治犯绝大多数都是言论犯，都是因言获罪。在中国他们可能以各种罪名获刑，但事实上他们犯的罪就仅仅是表达了异议。一方面就中国政治空间异常的狭窄，人们几乎没有可能从事言论之外的异议活动。比如中共早年干的那些事情，比如说组织工人罢工、买武器或者建一个党，中国目前的异议人士都没有机会去做。另一方面，独裁者比谁都能看到言论的巨大威力，他们非常明白言论是一切的开端。

除了这两句话，我当时还讲了一句话：倘若不为言论而战，自由必将丧失。这个也非常重要。你刚才提到大家怀旧，或者感慨空间越来越紧。很多人主要聚焦于习近平的个人性格，或者个人政治理念、政治手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由从来不是谁给予的。我在 2011 年在南都写过一篇社论，叫《纪念王小波，争做自由人》。当时我就讲，因为王小波成为一种现象，但我就指出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指出自由的可贵、思维的乐趣。自由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同时他也给他事实……他没有直接回答，因为他不是时评作者，他没有直接回答社会上一些争论，但是他事实上通过他的文章告诉人们，对，在社会上一些争论的答案。比如说法律和自由，法治和民主等等。他告诉人们，公平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正是一个自由人的本能，自然而然的追求。但是他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谁给予的。他只能依靠自由的思想和权力来完成。没有自由作为前提，秩序就无从谈起。如果有那也只是专制者的自由。失去自由的人也就失去了秩序。所以社会上当时争论的“先制定好法律，再给予自由”，还是“先开放自由，再制定法律”，这并不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当人们没有自由的思想和权利参与制定法律时，他就不会产生出公平的法律来。

我在那篇社论中讲，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自由并不是一条在道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就是这条道路本身。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这个想法过了几年，我到了德国，2015 年的叫什么……新闻自由日的 5 月 2 号，我写了一篇文章，进一步的总结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那个文章的标题叫《自由是一只会变的笼子》。当时我提到我很喜欢的作家卡夫卡。他有个小说叫《饥饿艺术家》。在其中不一定是他的重点，但是那句话，我一直对我可以说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他就描述一只豹子，他讲了只豹子，这个它似乎没有因为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力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的某个地方。对。就是豹子之所以像豹子，是因为它牙齿中带着自由。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后来我希望我的笔，我的脑子中一直带着自由，带着自由本身。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我也很快发现一个秘密，就是在现实中，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跟马戏团囚禁豹子的笼子不一样，关我们的那个笼子是一只易变的笼子。它随时都在偷袭我们，稍不留神，它就会缩小一圈。在网络刚刚出现的时候，它的功能好像主要是反抗限制。今天它已经被体制利用成为维稳的利器。很多人都被它欺骗，被那个笼子欺骗。因为很多人觉得，当时的香港人，甚至现在的台湾人、美国人都在想，只要这个笼子它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只要不去碰它，我们就可以……在笼子里面的人会这样想：“我们只要不去碰它的边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安居乐业。”不在外边的人想：“只要我们不去碰它，我们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当然还有些人认为，这个笼子就像紧箍咒，它变小是因为我们不肯顺从。但事实上，这个笼子它有很多限制自由的方法，它不仅囚禁你的身体，它也改造你的思想。它让你相信这些说教，这些想法。就是不仅笼子里边的人被洗脑，笼子外边的人也信以为真。因为它固定不变。

到今天，我认为笼子里的中国，与其说是缺少自由，不如说是缺少对笼子的反抗。笼子外面的世界，与其说是自由的边界受到威胁，不如说是自由的意志正在减弱。这也是我一直给自己的一个定义，我认为我的写作，时评写作，它不是我最初想当作家的那种写作，这个写一个东西，成名立腕，不朽，而是一种行动，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就像我刚才讲的，世界上没有那样一种永恒不变的，或者静待未来的自由。自由就是一种永远的抗争。

这是我用这三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界定三十年新闻史的几个特征。我为什么要用这三句话？在我看来，它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种实质上的历史和它的特征。当然人们通常会想到的那些特征，以后有机会，我们在将来我们的在接下来我们的访谈中，我们还可以细谈。

吴薇：我们再整个总结一下，就这三句话。你现在……现在谈的这三句话，因为你讲的特别哲学，我是很喜欢的。我们大家要往下稍微要拓展一下。你现在能帮我再总结一下这三句话吗？

长平：第一句话叫言论即是自由。第二句话叫言论是一切的开端。第三句话是，如果我们不为言论抗争，那就将失去自由。理念、方法和抗争和行动。理念、方法和行动。在我看来就是这三个方面。

吴薇：其实你是用一些最终总结出来的这种结论来概括这三十年。而且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现实得出来的结论。比如说有一种误区，就是说自由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然后相对是一个定量的东西，只有就是得到自由、获取自由和没有获取自由这几个状态。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误区，就是因为没有自由就不做了。但是你的逻辑是自由本身就是目标。自由是等不来的。你怎么能等到有自由，你再去做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不要以为不动，或者离这个笼子远一点，你原来有的自由它就还在那，或者你如果没碰这个笼子，它就不出来咬你。但这个其实我的形容……我一直形容它是一个……它是一种病毒，就是这个病毒你不是说你躲着它，它会走出来的。那这是我前几年的形容，结果没想到后来在这个 COVID 期间就被证实了。就是当全世界其实都慢慢地觉得，那我跟这套体制保持一些距离吧，好吧？或者就说包括像德国，这还是一边跟中国谈生意，一边也去说一说人权。还有很多国家就假装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控制这些事情，这么恶劣的一个国家，但是还是可以跟它在其它方面合作、共生对吧？甚至你好我好。但事实是它是一种病毒，它会蔓延的。它会走出它的边界的。所以你用的是这一个笼子，而且在笼子里面的人以为，我只要不去踩这个红线，我就能维持我现有的空间。笼子外面的人想，我只要不去进去这个笼子，反正我在外面。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不管是墙内，就是中国领土里面的，包括香港越来越，这个笼子它是带在每个人的身上和脑子里面的。那大家集体的言论和行动的停止、萎缩，它最终会影响到你每天日常的生活状态的萎缩。那墙外也是一样，不管是跨国镇压，还是这种长臂管辖，还是现在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多的这种中国式的传播和媒体形式都在走向全世界，走向海外，走向所有海外的这些自由平台。那你就知道你哪躲得过这个笼子呢？所以这是我的理解和一个回应，是吧？

那我觉得这些是结论。

长平：这不仅仅是结论。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状态。就是经常……我这些都包含着，因为经常会被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观察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你观察习近平还会专制到哪一步？习近平对媒体还会怎么样？那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决定的。自由是一种动态，是一种动态。就是它取决于外部世界的反应，它不是一个他脑子里有一些成套的计划。就算他有一些蓝图，但他也不是说他就能完全严格的按照他的蓝图执行。事实上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跟每一个人的存在和行动都相关。这就是后来在互联网上，在互联网用的很普遍的所谓混沌理论，就是说在什么南太平洋上一只蝴蝶振动翅膀，在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会引起一场飓风。那只蝴蝶非常的渺小。我是相信这种理论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每个行动能产生的确切的效果。但是你要行动。这是为什么我一直会一再会被问到，就是在这么令人绝望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写作，还能坚持抗争？我当然有过很多思考，就包括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去抗争。如果我们知道明天就自由了，就解放了，然后我们才去行动，这不是一种投机吗？或者都不需要你的那一个微博的行动了。正因为如此，并不是说我们行动就一定会在某年某月某日带来解放，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相信混沌理论，我相信自由是一种动态，我相信这世界不是由习近平和普京决定的，他们也是在看外部世界的反应。这其实不是结论，这是一个状态。

吴薇：而且其实是一个生存和做事的逻辑。就是你相信你做事它就是有动能的，而且这种相信你的行动的目标就是行动本身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写作、我们记录、我们表达，实现了它就有意义。就是这种自由表达本身它就是意义。

长平：对。你总结的非常正确。就是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就是你写也换不来自由，甚至让你失去自由，那你还为什么要写？既然你说的写作本身它就是自由行动的一部分，它本身就能给我带来意义。

吴薇：现在我们来谈中国三十年，很多人会以为我们是在怀旧，怀念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媒体人还有空间，那个时候因为有空间所以做出来事，而现在是因为没有空间所以做不了事。很多人以为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讨论。但其实我不这么想。我认为这个体制它并不是现在习近平一个人制造的。它的存在并不是我们现在眼前这十年的所有的决定因素。可是很多人会以为就是换一个领导人，一切就会好。所以现在会看到大量大量的讨论，都把矛头指向习一个人。所以你同意这种看法吗？你认为就是说媒体人如果……我们现在讨论过去是因为觉得看当年能做事是因为有那几个领导人，现在做不了事，就把习变成了大家做不了事和不做事的唯一解释，你同意这样的一种目前这种非常普遍的一种情绪吗？

长平：是的。我不否认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变化，领导人的这个个人角色在这个政治学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希望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对谈中，我能让大家看到，这个当年那些怀疑就是事实，但也不是事实。就是我们其实当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一直处于危险当中。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5月23日。CDT近期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2022年8月23日，我坐在东京湾海岸一个咖啡厅里，窗外蓝色海面上几艘白色货轮缓缓驶过。几个小孩在海边溜滑板，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下午。但此时手机新闻却在提醒我，重庆温度已经43度，市民在山火的烟雾中排队做核酸检测。

我心里略微有一点庆幸。我想起一位深圳的朋友，自新冠疫情肆虐以来，已经做过300多次核酸检测。深圳——这个紧邻香港的中国南方城市——被戏谑地称为“核酸之都”。而我，在10个月之前，刚刚离开那个城市。离开深圳时做过一次核酸检测，到东京落地时又做过一次，仅仅两次。想到那些每24小时就需要被别人拿棉签伸进嘴里的朋友，我确实会觉得庆幸。

2022年深圳市，居民排队接受核酸检测 （ AFP / STR ）

那时东京的情况当然也不容乐观，当时每天感染人数都在两万人以上，但生活一切如常。我在7月31日开始发烧，过了10天已经毫无任何症状。假如我依然住在深圳，那么不仅我会被强行拉去商旅酒店隔离，我的几百位邻居也会，我所在的社区及周边会被标记为“高风险地区”，我所居住的南山区——被称为全球GDP最高的市级行政区——全体市民均因为我要做一次例外的核酸检测。这一区域住着135万人。

2021年11月15日，我从深圳来到东京。从深圳宝安机场启程的飞机升空后，会在深圳湾上空飞一个巨大的弧形转向，从右侧舷窗看下去，是香港的流浮山和湿地公园，在南方的冬天里郁郁葱葱。天气极好，可以隐隐约约望见香港岛的摩天大楼。我靠在窗户上，就这样一直呆呆地看着，直到飞机冲入云层。虽然我心里已经无数次跟香港道别，但这次却是最伤心的一次。

我在31岁那年到香港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因为香港这座神奇的城市，我觉得自己才真正长大了，变得有勇气、有自信、有爱。香港是我的人生中的座标原点，时不时提醒我，自由是一种什么状态。然而经过2019年，我心中的那个香港也不复存在。

我的随身背包里，有几块拇指大的碎玻璃。那是2019年8月31日晚，香港示威年轻人和警方在旺角地铁站发生剧烈肢体冲突时，地铁站被打碎的玻璃。我那天晚上路过旺角，随手捡了几块，有的上面还有血，作为对那个晚上的纪念。

飞机一路向东北，掠过高山大河，从杭州和温州之间的海岸线飞出中国大陆。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从中国到日本，我已经飞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心情很不一样。在新冠疫情中居家自肃的日子里，我已经考虑过无数次，我要离开这个国家——中国。

在这几年里，昨日构筑的世界不断崩塌，我在少年时代确立的那些价值和观念，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和诘难。如果是20年前的2002年，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如今，我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完全不是我的原因，是我背后的那个中国，完全变了。正是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巨大变化，使得我，以及我的很多同龄人，变成了祖国的敌人。

一、米老鼠和可口可乐的80年代

一名男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戴着墨镜，手拿可口可乐，在中国国庆庆典的装饰品前拍照留念 （ AFP / Robyn BECK ）

我出生在华山脚下的一座小城。华山是被中国人称为“五岳”的“西岳”，距离古都西安仅120公里。因为所谓的“汉唐盛世”，故而西安是一个足令中国人骄傲的城市。相对于上海和北京，西安是一个极为封闭的城市，很多人把汉唐盛世像一根名牌雪茄那样挂在嘴上炫耀，沉溺于对辉煌历史的迷恋，在心态上普遍缺乏一种现代的开放性。

即便如此，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我依然觉得那是一个值得记录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拥有电视的家庭不多，每个周末和小朋友一起看动画片，虽然是黑白电视，米老鼠和唐老鸭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但还是津津有味的看完十五分钟。这是学习六天之后，一周唯一的期待。那时候，中国还是每周六天工作制。

《血疑》（ 网络图片 ）

八十年代也是中日两国的蜜月期。1984年，一部非常有名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赤い疑惑》）在中国大陆播出，主演为女演员山口百惠，她所穿的衣服被称为“幸子衫”，当时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山口百惠是我父亲心中唯一的女性偶像。我小时候他还跟我开玩笑说，“长大以后娶个日本太太”之类的。

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这部剧，知道有血型这回事。该剧播出时，还曾经有人因为剧情过于悲痛而自杀。最令中国观众震惊的是，在他们心目中的战败国日本，居然在1970年代，平民家庭就有抽水马桶、燃气灶、电视机这些很高级的东西，城市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

当时邻居谁家要是有一台日立或者东芝的电视，那是了不得的大事。对我们这代人而言，美国和日本，就是代表着美好、舒适、发达的生活水平，以及有趣、好玩的文化产品。“进口的”即意味着高级、耐用、有品质等等，进而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

再比如可口可乐。这种常见饮料在我小时候是作为一种奖赏出现的。我考试拿到好成绩，父亲会买一瓶可乐给我，喝完的玻璃瓶子还要给商店送回去。那种甜甜酸酸的口感，似乎可以在舌尖上停留好几天，以至于我刚刚毕业自己赚钱的头几年，天天把可乐像水一样喝——都是童年的病根子。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位叫薛枭的男孩，在废墟中被困了80个小时。当救援人员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喝可乐，冰冻的。”

1988年，一部名为《河殇》的纪录片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探讨了诸多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认为中国有太多传统文化包袱，黄土文明应该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拥抱“蓝色文明”。我那时候年龄小看不懂，但大人很喜欢这部片子。2008年3月，我在台北见到了这部纪录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先生，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说，我这一代也是“河殇的一代”。

纪录片《河殇》片头截图 （ 维基百科 ）

1990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为此，父亲为家里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我仍记得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曲，那时候几乎人人会唱，其中有一句“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北京还专门在亚运村兴建了“五洲宾馆”。可是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中国是不是“五洲交朋友”呢？

1990年北京亚运会《亚洲雄风》（ YouTube / @pal2011 ）

借此国门打开的机会，兰州大学的学生李阳，发明了一套快速学习英语口语的方法，他称之为“疯狂英语”，短短几年内在中国大为流行。李阳1993年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位议员担任口译，成为国民瞩目的明星级人物，“全民学英语”已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我的中学英语老师经历过六四，天天都在劝我们，一定学好英语，以后出国。

在我的童年时代及少年时代，我们这些人就是在一种“否定中国、肯定西方”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当时惘然而已。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中国的现状都是不满意的。我中学的政治课本里，几乎引用了邓小平关于向西方学习的全部言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需要对外开放，这是朝野的共识。

没有共识的部分大概就是六四这一部分。由于官方长期的讳莫如深，关于六四的过程及评价，我是在南京上大学之时，第一次听亲历者讲述过。我1997年开始上网，98年即发现了很多海外新闻及学术网站，其中有一个叫做“64memo”的网站，上面有大量关于六四的图片资料。当时那种震惊，真是难以言表。

那时候中国的大防火墙尚未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地访问海外网站。除了六四之外，还有台湾官方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我知道了很多我过去从不知道的事，使得我不得不重新探寻，我所成长的八十年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多道理是我上大学之后才明白的。我很感谢当年那些在课堂上回忆往昔的老师们。有些老学者经历过中日战争、国共战争，有些老师经历过反右、大饥荒、文革，有的老师经历过六四。那时候，大学的课堂上还没有安装摄像头和录音设备，学生里也没有党团安排的信息员，老师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讲历史故事。

1998年，西安为克林顿访华建造的欢迎广告牌 （ REUTERS / PTB ）

我去大学的前两个月即1998年7月，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他是六四之后访华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代表中国的西安官员郑重地递给克林顿一把钥匙，然古城西安的南大门缓缓打开。那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镜头，这个古老的中国，再次向以美国为首的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

我这代人，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国的关键词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坚持总路线100年不动摇。让我们这代人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的日子会伴随我们终生。在入世之前的二十年，虽然有各种跌宕起伏，但整体在路径上，中国还是向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这就是我青少年时代对中国的大体认知。这些都让我们彼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二、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1年，中国年轻人在上海的一个电子展上上网 （ REUTERS / Claro Cortes IV ）

2002年大学毕业之时，很多同学选择考公务员进国家体制，我也未能免俗，但当时进入体制内工作大概率是会被同学鄙视的。那时候互联网经济刚刚崛起，到处流传着做网站创业的传奇故事。丁磊（网易创始人）、张朝阳（搜狐创始人）、马化腾（腾讯创始人）就是那个时代的神话。很多人放弃了进入体制的机会，去大型企业工作。

我当时考上了中国广电总局的公务员，我父亲是广电系统的，怂恿我考这个部门。我当时已经决意从事新闻，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公务员。2002年的7月13日，我从南京飞到了北京，住在南城半步桥的一个小公寓里。为了拿到北京户口，我去了一家隶属于中共的日报工作。

随后就遇到很多大事。首先是那年夏天，中国的大防火墙建成并开始试验运作，从此，很多港台及美国、欧洲的新闻网站就不能继续访问。我认为GFW的效果，终于在二十年后初见成效。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访问过外面世界的网站，同我们这代人相比，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简单而可怜。如今中国大陆网络上“小粉红”现象与此密切相关。

自由是这样一种东西：一旦曾经获得，就无法失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上网需要借助很多软件，才能不受阻碍地去看中国以外的网站，这个动作后来被称为“翻墙”。当时我们没有人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如今，很多地方都传出因为翻墙访问X（Twitter）或者YouTube被拘捕的案例。

那年秋天，中共十六大召开，北京城戒备森严。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的权力交接，是中外瞩目的大事。这是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第一次和平的权力交接。邓小平在1992年确立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并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锦涛，且每一代领导人仅能连任一次，执政时间为十年。这就给外界呈现了一种“制度化”的假象，人们对制度稳定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2002年，江泽民（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国庆53周年宴会上向胡锦涛（左二）和李南清（右）敬酒 （ REUTERS / Andrew Wong ）

江胡交接之后，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政治焦虑，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与此同时，广州的一种怪病在蔓延，但早期的新闻被压制，直至春节后才开始大范围非正式的流传，这就是非典型肺炎（SARS）。

虽然被压制，但还是有媒体冲破禁令，报道了SARS。一位名叫蒋彦永的军队医生，在4月向外媒公开透露了中国非典型肺炎的真实情况，刚刚上任的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停职，同时被停职的还有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类似的情况发生在2020年1月，一位叫李文亮的医生在私下的信息渠道非公开地提及了新冠肺炎，被武汉政府严重警告，后来他被誉为“吹哨人”和“英雄”。

中国政府在2003年4月下旬，开始公布真实的非典型肺炎患者病例及数字，并允许WHO专家到北京调查。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这些开放的姿态还是让外界认为胡温的上任，为中国带来了颇不一样的改变。人们对3月刚刚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寄予厚望。

公民社会中的媒体人

2003年，一名男子在北京街头的报纸杂志摊上看书 （ AFP / FREDERIC BROWN ）

新闻人当时都很乐观，觉得依靠自己手中的笔可以改变中国。2003年3月，一位叫孙志刚的企业职员在收容所中以不明原因死亡，以滕彪为首的三位法学博士给官方上书，要求废除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6月20日，《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3月的人大会议后，在新闻界开始流传一个新的词汇：胡温新政。但当时我是失业状态。我在3月初刚刚和一家新近崛起的时政报纸《21世纪环球报道》谈妥，去做该报驻北京记者。这家报纸隶属于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在业内被认为是具备改革气质的自由派媒体大本营。可是当我在3月17日入职那一天，被告知报纸被停刊了。那一天，温家宝刚刚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21世纪环球报道》头版 （ 维基百科 ）

报纸被停的原因很简单，一位记者采访了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请他对邓小平时代做简单评价。李锐说，“邓小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是不对的。”本来这句话在终审时已经被主编删去，但印刷时（未知是否有意）使用了先前的版本。3月17日出版的这期报纸被收回，报纸被停刊。

刘晓波后来评价这份报纸被封的原因，他说，“他们过于关心国内外政治。”对我来说就很讽刺，因为我在胡温新政的第一天就失业了。那时候，我对所谓的“胡温新政”发生了一丝怀疑。毕竟关闭一家报纸，显得意识形态的管理部门非常小气，而且那句话并没有讲错，何况还是党内高级干部讲的。

但也是这一年，中国的新闻管制似乎有所松动。当年秋天，南方报业集团在北京创立《新京报》、新华社在上海创立《瞭望东方周刊》，均被认为是具备自由派倾向的媒体。次年，《时代人物周刊》于北京成立、《南方人物周刊》于广州成立。

记者因为薪水的多寡在各个媒体间频繁跳槽，大家都似乎觉得迎来了一个媒体的黄金时代。后来成为腾讯公司副总裁的陈菊红，当时是《南方周末》的头版编辑，她在回忆南方报业的时候，有一句话被别人频繁引用：“那是一个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3年年底，《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一组封面故事：《2003，新民权运动》，并为此组稿件配发了一篇题为《2003年，公民权利年》的社论。这篇文章执笔者为成都大学青年教师王怡。文章末尾如此写道：

“经过漫长的27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站满了市民。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同样的站满持有恒心的公民，和各种公民的结盟。”

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后，2004年1月27日，胡锦涛在法国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厅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消息传回中国国内，引起媒体相当热烈的讨论。中国官方在六四之后已经很久没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字了。

2004年9月，新近成立的《南方人物周刊》在第7期杂志推出一组报道，《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王怡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入选。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可以视作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政治光谱，有茅于轼、徐友渔、贺卫方等人，甚至还向台湾的殷海光致敬。

从那个时候开始，乐观的情绪开始逐年蔓延。当时大家身在此山之中，何曾想到几年后的境况居然每况愈下。这个名单中的高耀洁，2009年8月流亡美国，直到去世也未能再回故土。而王怡则在2019年12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9年。

这种乐观情绪之下，一种对政治改良的期待应运而生。首先是媒体人这个群体，积极报道各类维权事件。当时这类事件在新闻审查上比较容易规避，通常在报道之后，涉及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业，出于对社会舆论的在意，也会作出相应的改善或纠正，于是记者们就有一种盲目的对报道效果的确认。

比如前文提及的孙志刚事件，在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以及三博士上书之后，很快废除了《收容遣送办法》，让当时的媒体人士气大振。不过，一年之后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的主编程益中即因为所谓的经济问题被立案侦查。民间普遍认为这是对南方都市报的报复。

以南方系为主的一些媒体人群体，把不断扩大中国的新闻自由视作是自身的使命——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知灼见，就无法讨论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不会知道“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这是我在2008年时反思“为什么我要做新闻”这一问题时所想到的答案。

很多媒体人凭借互联网的便利，互相交换本地的信息，比如广东省内的新闻，广东本地媒体如果被控制的话，就请上海的媒体朋友来报道。这就形成了那几年在媒体生态中一个很流行的现象：异地监督。2004年，中宣部即下令禁止异地监督，这之后，对异地负面新闻，只能采用“异地评论”的方式。

2005年，矿工的亲属在听到承德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后痛哭不已 （ REUTERS / China Newsphoto ）

由于我当时所供职的新闻杂志隶属于官方的新华社，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跑新闻。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发生矿难，有214人死亡。次日我即冒着大雪赶到600公里之外的事发地。一位遇难者的遗孀在接受采访时问我：为什么有户口的赔21万，没有户口的只赔7万？都是一样的人命啊。

我当时写了一篇揭示生产事故赔偿中“同命不同价”的稿子，谁料被主管机关毙稿，不止是我，赶去辽宁的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没能发出来稿子。我们被告知只能转载新华社的通稿。我在冰天雪地里忙碌了三天，甚至偷偷摸摸半夜去看尸体，居然连稿费都拿不到。那是第一次对“媒体推动变革”这个命题发生了怀疑。

也有乐观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家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并辅之以“公民社会”、“官民良性互动”、“中产阶级”、“新兴阶层”等一系列的周边概念，试图以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改变中国的现状。当时许多报纸都特设了评论版面，《南方都市报》甚至成立了一个《评论周刊》。

当时大家的共识就是，必须在媒体上促成对新闻事件更自由和广泛的言说。我作为《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此时也开始撰写时事评论专栏。

记者、律师、教会和程序员

2009年，一辆武警装甲车停在临汾一座教堂外（后面），十名当地宗教领袖因无证礼拜被判入狱 （ AFP / PETER PARKS ）

律师和法学家则在另一条道路上。北京大学宪法研究中心的教授贺卫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领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或者自己撰稿，主张中共应该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应该将宪法司法化，比如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言论权利、集会权利等，即可以得到保证，其核心是要求细化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尤其是记者和律师两个群体密切接触之后，互相帮助和配合，形成一种看似非常有力的变革力量。当时律师界的领袖是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浦志强律师，他曾经代理了《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夫妇被起诉的案子，涉及言论自由。2014年他则因六四研讨会而入狱。

而互联网公司的一些程序员则抱有“技术改变中国”的理想。一位毕业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知名网友，曾经建立过一个互联网数据模型，根据他采样的中国互联网管制的数据和自己的算法，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在2017年10月的某一个时间点，中国官方将失去对互联网信息的管制能力，中国的言论自由可望实现。许多程序员认为，互联网的崛起，将极大的推动中国的言论自由。

可是很多年后，我们知道，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即便在早期曾经有过言论范围的扩大以及令个体更容易发出声音，但整体来看，极大地增强了官方的宣传力量以及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效果。流量是党产，影响力亦是党产。技术的成长不过是增加了统治手段的高效与便捷。

2005年前后，北京和上海崛起一批为数众多的地下教会，甚至进行半公开的查经或者祈祷活动。根据香港作家陈冠中在河南的调查，他估计，截止2010年，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的基督教及天主教教众有1.5亿人之多。当时一些知名知识分子比如范亚锋及李柏光，均为基督徒。

2005年连战访问中国大陆，成为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国民党领导人 （ REUTERS / Jason Lee ）

2005年4月，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开启了此后数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蜜月期。这是继1945年之后，国共领导人首次会谈，虽说国民党已是在野党，但连战仍在南京获得30万民众的自发欢迎。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被允许直播，这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中共在此后，也有限度地开放讨论台湾问题，以及民国历史的研究。胡锦涛为此特意在一些场合，肯定了当年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贡献，所谓“正视历史”。这亦成为一些改良派对胡温政府抱持期待的理由之一。我从2005年开始，陆续给《南方都市报》及《南方周末》撰写关于台湾问题的评论，此后的几年，我个人的兴趣基本是研究港台问题。

2008年3月16日，我从北京经香港到达台北，采访当年的台湾大选，但郁闷的是，我刚刚从北京起飞，拉萨就发生了314事件，我懊悔为什么要来台湾。没多久，汶川发生地震，许多媒体人冲破新闻封锁，纷纷前往四川，打破了一次“禁止异地监督”的禁令，且事后也没有被追究，在稿件上也最大程度做到符合官方的要求。

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谷歌中国总部外，中国谷歌用户送上鲜花 （ REUTERS / Jason Lee ）

那时候，各地网友频繁举行线下聚会，称为“饭醉”（“犯罪”的谐音），也发明很多暗语和“黑话”，最著名的莫过于“草泥马”这个词，并延伸为一系列反对政治的符号。“草泥马”打败“河蟹”，即意味着反对胡锦涛的“和谐”。2010年1月13日，因无法忍受中国繁琐的内容审查，Google搜索引擎决定退出中国，一批北京网友来到Google中国总部楼下献花。那天晚上我也在场，亲眼目睹了“非法献花”这个词的诞生。

烟花散去，留下的是改革者的“单相思”

2008年，一名士兵在为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站岗 （ Action Images / Jason O'Brien Livepic ）

2008年8月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在北京家里的阳台上看到漫天的烟花在空中飞舞，心里不禁在担心中国未来的可能。我有点不太确信当时这些进步主义人士的乐观情绪能够持续多久。万邦来朝举国同庆的那个夜晚，我竟然有点怅然若失。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我们的乐观是大概是没有根底的。因为这些年来，不论什么事情，最后都会遇到一堵冰冷而坚实的墙。

奥运会之后，温家宝即将进行政治改革的传言甚嚣尘上，但与此同时，“普世价值”这个词汇在媒体上封杀及围剿。2008年当年出版的《公民社会评论》，是模仿当年匈牙利转型期的《公民评论》杂志，出版一期即被封禁。三年之后，连“公民社会”四个字都不能提了。

奥运会后的三鹿奶粉事件，把奥运会带来的辉煌与荣耀在短短几天之内撕得粉碎。但对我来说，真正令我死心塌地的则是发生于2008年年底的零八宪章事件。当时，我认为那份文件上的主张已经足够温和，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被当局容忍，那么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永远不会到来。

2009年北京，一名便衣警察（右）在刘晓波受审的法院外拉下刘晓波支持者举着的横幅 （ REUTERS / David Gray ）

易言之，中国的民间和官方各自拥有不同的思考逻辑和行为逻辑。以渐进主义改良为目标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在表面上看卓有成效，但并未获得官方的任何回应，也没有在立法领域取得任何进展。与此相反，反倒是官方利用立法权，不断在禁锢律师、记者以及宗教人士的活动空间。所以改良主张更显得像是一种自虐以及自我怜悯的单相思。

比较有说服力的案例是2010年7月，波兰《选举报》的主编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学者崔卫平的邀请下，在北京的一家书店公开做了演讲，讨论波兰以及中国的转型问题。米奇尼克说：“中国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就，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民主的演进。那么所有逆转或者违背这个过程的行为都是违背自然的。”

与其说是自由派学者和行动者们对这个结论深信不疑，毋宁说是米奇尼克的这一说法验证了长久以来自由派学者对这个庞大国家的路径期待。中国有一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经过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中国一定能和平实现民主转型，这是很多人当时的想法。那天在晚宴上，我向米奇尼克讲述了我的担忧，我已经忘记了他是如何回应的。

三、香港，香港

1999年6月4日，数万人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守夜活动 （ REUTERS / RM ）

2009年春天，因为对新闻的倦怠以及对所谓新闻理想的怀疑，几乎是带着满身伤痕，离开了新闻杂志，去GQ杂志中文版做编辑，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当时的媒体政策大体是严管新闻，但是对娱乐、时尚、体育等领域放开，所以像《Vogue》、《GQ》、《Sports Illustrated》这些杂志均有中文版本。当然，这也被视作是中国“开放”的一个特征。

离开新闻领域当然是因为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就是对任何改变都不再抱有期待，但这只是我的看法，我的很多同行当时还认为此时是中国媒体的上升期，尤其是当时许多网络媒体在崛起，开出相当于传统媒体3-5倍的薪水在招兵买马，网络媒体当时的尺度比传统媒体略微大一些。

2010年3月30日，因为三鹿奶粉引发的结石宝宝案件，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在北京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我当时用新浪微博评论此事，微博账户立刻被永久封禁。而当时，新浪微博这个产品才刚刚在中国上线。此后，我就很少有动力在中国国内发表时事评论了。

2010年香港，一名抗议者在敦促释放赵连海的集会上吹起呜呜祖拉 （ REUTERS / Stringer ）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许多自由派人士争相庆祝。官方则完全禁止这类消息的传播，最后实在无法掩盖，由代表民族主义立场的《环球时报》发出评论，指出这是西方的一个阴谋。无论如何，六四那一批知识分子在政治变革上的努力，至少在此是告一段落了。

正是因为这种失落，我在2011年春天，去了香港工作，也是在一家新闻杂志。在那里，我试着用不被审查的中文撰写文章。过去在中国大陆，因为审查的缘故，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中宣部。如今可以自由的写作，于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

谁料没过多久，就被广州的相关部门找我谈话了，而且就在香港。我们坐在香港北角的一家颇具维多利亚风格的咖啡厅里，他们质问我为何要报道陈光诚和艾未未的新闻，质问我为何不热爱这个国家。虽然在北京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但是他们在香港依然如此毫无顾忌，却让我有点震惊。

当时的香港其实已经在巨变的前夜。北京一再否决了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方案，并在中学辅助教材中推行“国民教育”，敏锐的香港年轻人有一种对未来深深的隐忧：即在“温水里青蛙”，香港会一再丧失拥有过的自由。这种担心在七年后的2019年成为现实。这是后话了。

我从北京到香港工作，更加验证了过去我隐隐约约的看法。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大陆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发生什么。香港本土派的一些网络媒体把大陆人骂作“蝗虫”，而当时在大陆网络颇有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也公开在节目中骂香港人是狗，即当年所谓的“蝗狗之争”。

此后，香港年轻人的言论和主张逐渐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关于香港前途的讨论，是这个城市惴惴不安的暗流。香港与大陆的那些在制度上的不同之处，正是香港得以成为亚洲世界城市的理由，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小岛成为东方最自由和迷人的城市？香港的世界性和开放性，注定会成为渐趋保守的北京政权打压的理由。

2014年2月，时任《明报》总编辑刘进图被不明人士在街头砍了六刀，情况危殆，再次引发港人对新闻自由的担忧。2015年2月，总编辑钟天祥撤换《明报》头版头条关于六四的“加拿大密件”文章，更让港人怀疑，一直以来的新闻自由已经在北京的强大压力之下无法守护。

2014年，刘进图被袭击后，《明报》的记者和编辑在香港抗议暴力活动中举起报纸头版 （ REUTERS / Bobby Yip ）

此后的雨伞运动等大型冲突，都在既定的逻辑之内。当年10月，又发生了著名的“铜锣湾书店事件”，这是一家被认为专门售卖中国大陆政治书籍的书店，五位书店人士相继在香港失踪，后来被证明是不明身份的人士将他们挟持到中国大陆，并“配合有关调查”。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被戕害之后，人身自由也面临重大威胁。

“不！你还有理想！”

2014年，一名艺术家正在香港第一座永久性博物馆创作民主女神雕像，该博物馆致力于残酷镇压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 （ REUTERS / Tyrone Siu ）

三个月后的2016年3月15日，在我身上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当天下午我按计划乘飞机离开北京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在首都机场被四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带上一台轿车，关押在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小房间，一共19天。被塞进车里的那一刹那，我只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在中国就好了。

一位负责审讯的相关人士问我：你为什么要给《苹果日报》写稿？我只好实话实说：因为房价很贵，而这家报纸给的稿费很高。他又问：你仅仅只是为了钱吗？我回答说：“我就是为了钱。”他突然间被激怒了，粗暴的打断我，严厉地说：“不！你还有理想！”我当场愕然，无以为对。

此后的半年内，我不能离开中国大陆，直到当年8月底，才被允许去澳门旅行。我还被警告不能撰写时事及政治评论，亦不能接受任何外国媒体采访。与此同时，我在香港的有限居留签证也被迫中止，我不得不搬到深圳居住。但出入境并未受到严格限制，所以也经常去香港买书会友。

有一点很重要。言论及出版自由的香港，一直在为红色中国保存着那些不能遗忘的记忆。比如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的研究书籍，一直可以在香港出版和发行，香港就是中国的“真相博物馆”。但，真相就是谎言的敌人，就会被谎言的制造者无情打压，这也是当时我们判断香港处境会更加糟糕的理由之一。

更何况，在北京眼里，香港其实是一个反对派言论聚集的基地。这也是北京一再强调“港人治港”必须是“爱国的港人”才能“治港”的原因。他们对“自由”这种东西抱有出乎本能的警惕以及不信任。

四、四十而不惑

2017年的大事件是刘晓波在狱中去世。作为六四符号的溘然陨灭，这无异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从六四之后开始的中国政治转型运动，在民间大体有两条路线，一是以体制内开明的退休官员、体制内知识分子、媒体人和律师主张的渐进改良路线，一是以刘晓波为代表的自由派独立知识分子主张的政治反对路线。二者的核心分歧是是否接受中共的领导。

而刘晓波的去世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政治反对派的驱逐和打压，使得政治反对路线趋于消失。而主张改良路线的人们，在2018年春天也遭到了现实无情的嘲弄。那一年春天的全国两会上，宪法被修改，删除了国家主席的连任规定，使得国家主席的第三届任期成为可能。这引起国内外的激烈讨论，并引发了一波移民热潮。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道路，“改革开放”是一个颇能迷惑人的词汇。官方不断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六四后遭遇重挫，然后被无限期搁置。不仅如此，党务系统对政府侧的限制以“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为由层层加码。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他们总结了相当多的经验，有资金、有技术、有高超的能力继续维持高压管制，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以民族主义及狭隘的爱国主义为圭臬。

持自由派倾向的人群，以进步主义的思维去看待中国过去这四十年，以一个虚假的期待作为奋斗的目标，认为中国的发展进路是线性的、不断往上的，中国会不断保持开放姿态。如今看来，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并且在人生的前半部分积极投入去实现这样一种期待，犹如飞蛾扑火一般。

历史不会一直是进步的。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反反复复的事情太多。当年义和团领袖朱红灯也是带着农民在山东推倒圣诞树及火烧教堂的。就像如今，在和服的起源地苏州，穿和服竟然会被警方问话并且被强制脱掉，安倍晋三去世的时候，中国国内互联网上一片欢腾之词，这在八九十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有句古话说，四十不惑。也就是说，人到四十岁的时候，才能够明辨是非，才有了自己的价值尺度与判断标准。我的前半生，基本和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相重合。我这些人生颠簸，几乎也都受到中国政治演进的影响。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说：一滴水，如何知道大江大海的方向？

看着昨天的世界不断崩塌，也离我渐渐远去，我并没有觉得更迷茫更彷徨，只不过对中国更悲观而已，然后将自己限缩于个体建构的小世界之中，对当下的中国，想说的话越来越少，可能以后什么都不会说，这大概就是佛家讲的“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吧。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一

其实月初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据《联合早报》7月26日报道，许多听众突然发现，梁文道的付费播客《八分半》在最大的音频平台“喜马拉雅”上被全部下架。而在小红书、B站等其他平台上，他的账号内容也被清空。

梁文道一直备受争议，也不敢多评价他。

但是，不可否认，梁文道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无法避免与当前社会的矛盾发生冲突。

在曾经宽松的媒体环境中，他的直言不讳和批判性思维都曾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但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他的言辞似乎开始变得“过火”。

事实上，人还是那个人，观众变了。

想写今天这篇文章的原因还有一个：许子东教授也被提醒了。

近期，许子东有个讲座，众所周知，他最擅长的讲的就是鲁迅和张爱玲，可惜讲到鲁迅时，说国人现在和百年前一样，主持赶紧上台打断，让他注意尺度。

这俩人，外加窦文涛，是曾经《锵锵三人行》节目的铁三角，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居中。

今时今日，就是这么个状况。

看到一段话，摘录如下：

当一位历史学者在讲座中被追问“你这话是不是在影射现实”时，他突然停住了，拿起茶杯抿了一口，岔开话题聊起了天气；当一位医生在朋友圈分享“抗生素滥用的危害”被举报“制造恐慌”后，她默默删除了所有专业内容，只发些花花草草的照片；当一位经济学家在会议上欲言又止，最终把“可能存在的风险”换成“总体向好”时，会场的空气都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

大家应该早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智者不愿意讲话了!

所以，短视频才大行其道，大家都在为鸡毛蒜皮的事，争论不休。而真正该讨论的，值得讨论的话题，见不到了。

二

我当然应该庆幸，我还能说话。

可惜，很多时候我说的话，也是言不由衷。

曾经，我是真敢说啊。结果呢，大号前年被封了六个月，去年十月份解封，结果今年3月份又续上了，再被封一年。有人肯定会问，怎么不直接永封呢。

我告诉你吧，因为实在也没找到合适的理由，索性封一年吧。

当年我的“夜听锵锵”公众号，就是说了下秦刚和傅晓田的事，直接永封了。

往事历历在目，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这两年，大家都在说，自媒体之路越来越难走了。

我自然也是如此。首先就是选题，越来越不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其次，这号半死不活的，公众号平台也不给推荐，也不给流量，除了关注我的读者和他们转发被看到的机会之外，没有人能读到我的文章。好像平台就是刻意让我们这些号主“慢性死亡”的。

就像梁文道的“八分半”节目，哪期不是一次次迅速收集大量信息，准确找到切入角度，通过抽丝剥的理性分析，将各类时事的始末以及故事背后的逻辑和背景，拨开云雾，娓娓道来。

我写文章也不是呼啦啦拉出一大段，事实上，也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最起码得先把事情前前后后彻底了解清楚，屏蔽那些虚假的和无用的信息，光这个过程就需要大量的精力。

而写出来之后，还要修改，修改完了还要找配图、编辑排版。

这些倒不是关键，关键是，就像今天的这篇文章一样，我还怕辛苦工作的成果，被禁发，被删除。

三

至于收入？

说了可能有人不信，所谓流量费其实少得可怜，阅读量还行时，一天十几块，凑合时，几毛几块。

相比投入的时间精力，脑细胞和电费网费，纯属自娱自乐。

但是我又特别在意读者的感受，生怕哪地方写的不够好，得罪了诸位。

昨天那篇文章有些争议，一下子溜走了百十来人。

想想也算我偶尔的尝试吧，谁知道这写作这条路，走向何方，能向何方呢？

现在，我为了规避马上要来的更多的风险，其实已经刻意谨慎的多了。我现在在研究性学，我打算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就研究这玩意儿。

有时候看着很多年轻人，躺平了不动，我就着急来气、

二十年前，那个年代，大家很穷，但是一门心思想赚钱，想发财，满心满脑的欲望。

现在可倒好，低欲望，无欲望，连性都不想要了。

所以，去他奶奶的妙手著文章，去他奶奶的文以载道。

何不如攻其一个方向，把性和爱发扬光大，也算是造福人类社会了。

但是，人总是要先活下去的。

所以，恳请大家给条活路，别横挑鼻子竖挑眼。

就像梁文道现在的处境，让我不禁思考：在这个信息洪流中，我们是否依然能够保持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还是会在压力下选择沉默？

在如此敏感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一条钢丝般的路，而在这一过程中，爱己爱人，是最为重要的。

结尾还是放上这个《锵锵三人行》音频合集，只是为了留存这份小百科。感兴趣的，可以收藏留念。全部是mp3格式，大概有50G左右，3000多集。还有圆桌派1-6季的音频全集，内容相当丰富，十分值得收藏。分两种套餐，一种是一个移动音箱+tf卡+读卡器=99元，另一种是不要移动音箱99-25=74元。给你包邮到家，读卡器可以插手机上，非常方便使用。感兴趣的可以加我v信yimai779，购买收藏。写作不易，自媒体日渐收紧，只能如此贴补，勉强支持创作的动力。人间大爱，感谢涕零。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人权：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和学者于1989年3月在美国纽约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其使命是“通过促进国际公认的人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制度性保护，支持和加强国内民间社会力量”。

一、维吾尔文化学者冯斯瑜失踪7年后被判刑15年

2017年12月，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知名学者热依拉·达吾提因研究维吾尔民族文化而被捕。之后，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将其判处无期徒刑。几乎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的汉族青年学者冯斯瑜。2018年初，冯斯瑜被中国警方莫名拘捕，自此失联，外界无从得知其下落。

今年8月23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发文披露，“据信冯斯瑜于201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可能已从新疆监狱转移到浙江本省监狱。”

文章截图

据悉，1994年11月出生的冯斯瑜曾获包括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全球17所顶尖大学录取，被中国媒体誉为极具天赋的优秀少女”。她最终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完成了历史学学士学位，并在2016年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继续深造。

2017年，她凭借本科荣誉论文《从伊斯坦布尔到喀什：艾哈迈德-凯末尔对中国突厥斯坦的教育使命，1885-1917年》荣获阿默斯特学院Alfred F. Havighurst历史奖，该奖项专门表彰卓越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同年，她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工作，致力于维吾尔女性民俗文化的深度田野调研，并计划进入哈佛大学跟随马克·埃利奥特(Mark Elliott)攻读历史系博士学位。

文章称，“她专注于亚洲文化研究，精通英文和维吾尔语，并对维吾尔民族文化深切关注，加上其独特的跨文化学术背景，使她在维吾尔学术界享有盛誉。然而自2018年被捕后，这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彻底音讯全无。”

文章引用《The Intercept》获得的乌鲁木齐警方内部情报表示：

2017年10月，警方以冯斯瑜的OnePlus手机上装有“外国软件”而对其进行调查。但荒谬的是，警方情报同时指出，这个软件是该智能手机自带的预装程序，并未有证据表明冯斯瑜曾使用过，但这名年轻学者依然于2018年被捕，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据信冯斯瑜于201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可能已从新疆监狱转移到浙江本省监狱。

文章引用人类学家鲁恩·斯滕贝格(Rune Steenberg)的观点，认为“冯斯瑜被捕的真实原因更可能与其学术工作相关……冯斯瑜作为达吾提的合作伙伴和维吾尔文化研究者，很可能因此受害”。据悉，2017年2月，冯斯瑜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与国际知名维吾尔民族志学者热依拉·达吾提合作。同样，维权网也认为“其被捕、判刑原因极有可能与其学术工作”和热依拉·达吾提的同事关系有关。 最后，中国人权批评了中国当局打压维吾尔文化的行为，并呼吁释放冯斯瑜：

冯斯瑜的遭遇诠释了中共对新疆地区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恐惧。任何试图了解、记录或传承维吾尔文化的努力，都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人权与国际人权组织联合敦促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冯斯瑜，并公开其被拘押的真实原因与法律依据。

二、毛式“基层动员”结合“数字极权”，中国新式社会治理模式重塑社会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 20日发布了一份名为《为人民服务，亦为控制人民：中共如何重塑日常生活》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治理模式，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将毛泽东时代的基层动员、数字监控和党主导的服务相结合。“这种模式不仅仅是镇压，更是重塑社会，使中国共产党的规范内化。”

报告封面

报告强调，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党国体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组织严密且资源充足。党正致力于在私营企业、城市社区和乡村中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全面的管理，也从未有任何国家动员如此多的资源来服务和控制人民。当前的社会治理趋势是将数字监控与毛泽东时代人脉网络的复兴结合起来，以监督日常生活。

报告详细阐述了旨在促进党在社会中霸权地位的复杂机构体系。报告称，“新规定和新机构，例如2023年成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旨在将党重新纳入那些已发展到其掌控之外的经济、劳动力和志愿组织等新领域”。

报告指出，党国体制对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将改善社会服务与更严格的政治控制融为一体。“提供更好、更适应本地的公共服务是官员社区工作的一部分，但该提供系统也旨在确保公民遵守党设定的政治规则和国家法律。”

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墨卡托中国研究所认为“政治-思想教育旨在防止政治观点的多样化和公民自发组织”。报告进一步解释道，“党建工作、爱国主义宣传和政治控制在基层层面结合在一起，动员官员、公民、企业家和青年支持党对中国社会愿景的定义”。

报告表示，中国正投入巨大资源来塑造社会和扩大基层监控。“新的社会治理方法依赖于各种框架，例如‘网格化管理’系统和‘枫桥经验’，以在社区层面产生高密度的党组织存在感”。这些框架旨在通过开展基层宣传活动、动员志愿者、促进自我纠正和在地方层面解决问题来维护社会安定。 最后，报告总结道，中国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将“社会和商业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最后，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称，减少对经济和社会干预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经济机遇减少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共正在重新确立其主导地位。习近平将中共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方位解决方案，将“硬”的强制机制与“软”的元素融合，涵盖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直至公民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因此，报告表示基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模式，重新理解中国十分必要。

三、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批评中国言论收紧，报道环境持续恶化

近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发布了2024年媒体自由度年度报告《新红线：驻华外国记者面临日益增长的障碍》。这份报告指出，尽管后疫情时代外国记者签证办理有所改善，但记者在中国的报道环境持续恶化，面临的障碍日益增多。比如，“红线”范围扩大、地面阻挠以及法律骚扰等问题日益恶化。

报告封面

报告引述一名欧洲电视记者的观点，表示“根据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新的红线不断出现。……我们经常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方便谈论此事’。”

报告强调，中国当局对“敏感”话题的界定已变得模糊不清，以至于一些看似无害的话题也被贴上“敏感”或“禁忌”的标签。驻华外国记者认为，曾被视为非政治领域的中国经济，如今已成为“雷区”。与经济相关的议题，例如青年失业、通货紧缩、农民工生活条件和与美国的贸易战，现在都面临着当局的严格审查。一名欧洲记者表示：“经济类报道持续困难。经济复苏越是迟迟不来，企业似乎就面临越大压力，被要求鹦鹉学舌地重复政府的措辞或路线。”

报告显示，在2024年，近九成的记者（86%）表示采访请求被拒绝或取消。超过四分之一（26%）的记者认为他们的网络账户曾被黑客攻击。报告还指出，警方、便衣人员、无人机和数字追踪等无处不在的监控，严重限制了独立报道的空间。

一名欧洲记者描述了他们在实地采访时遭遇的暴力：“我试图采访时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强行拉开，然后被推倒在地。我反复表明自己是记者。当我试图捡起因摔倒而掉落的话筒和背包时，这个人拿着我的东西走开了。”另一名记者则提到，他们在中国北方沿海地区进行采访时，“所有商贩都被不明身份的人警告不要和我们说话。一名受访者在接到一个电话后，突然中断了采访，电话里的人告诉他不要和我们交谈。”

报告还详细介绍了中国同事所面临的压力。四成(3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中国同事至少经历过一次被施压、骚扰或恐吓的情况。一名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北方沿海地区的一次任务中，我们被警察拦下盘问。警察语气友好，说只是想了解情况。然而，当我上厕所时，我的中国同事被警察告知他不应该为外国媒体工作——暗示他是个叛徒。当我回来时，他们又变得友好了。我的同事觉得这次遭遇令他深感恐惧。”

此外，法律骚扰事件在2024年再次达到高峰。8名记者报告面临法律威胁或诉讼，其中3人来自政府官员的威胁。一名美国记者表示：“一个政府机构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起因是我们为了寻求回应而提出问题，其中阐述了我们的调查发现。”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报告也提到了一些“亮点”。例如，社交媒体上的攻击事件大幅减少。但总的来说，98%的受访者表示在中国的报道条件很少或从未达到国际标准。报告总结称，外国记者的不可预测待遇，加上中国同事所处的必然敌对环境，使得大多数记者得出结论，认为2024年的报道条件进一步恶化。

最后，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这种“日益制度化的对国际记者的敌意”表示震惊，并指出这“严重损害了全球对这个日益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的理解”，并且希望中国当局可以做出改善。

作者：韩旭

“释永信案”是由当地公安局、民宗委和审计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的； 广西防城港“亮证逼迫让路”事件，也是由公安局牵头，联合有关方面组成“工作组”。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之类的联合调查机构，国人似不陌生。每遇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或者重大敏感事件，当地党政机关总会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案、事件进行联合调查，以视重视。这似乎成为官方对待热点或者重大敏感事件、回应社会关切的惯常做法。

成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或者“工作组”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一是可以充分体现和加强党的领导。调查组通常由党政和司法机关组成，对同级党委负责，便于党委统筹和协调，也便于党的领导。体现了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二是便于各部门间沟通协调，齐向发力，通力合作。成立“联合调查组”的案事件，通常涉及多个主管部门的管理职责，案事件具有内容综合性和问题交叉性，成立联合工作组，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且可避免各单位之间的相互掣肘和扯皮，从而形成工作合力。三是调查报告具有权威性。因为是多部门联合调查得出的结论，远胜单一部门的调查结果。因此，该报告的公权力更强，权威性更高。

依法治国的核心要义是领导干部应当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其基本要求是各项事务的处理均应纳入法治轨道，以法律作为行事的基本规范。由此审视，普遍存在且长期流行的各种名义的调查组、工作组和专案组，其主体合法性存疑，有违法治精神，可能背离法治轨道。

一是有违职能分工和管辖原则。法治的基本特点的职能高度专业化，职能分工越来越发达。然而，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混淆了部门之间不同职责分工，没有了分工也就没有了彼此之间的监督制约。在涉黑涉恶案件办理中，不少地方成立了由当地公检法机关组成的“专案组”，由此导致“检察监督”和“审判中心”被虚置，有的仍然是“侦查中心主义”。案件办部已经沦为多部门“联合办案”，前一部门办案中的错误或者瑕疵，后一部门只能继续错下去，并为其“买单”。无数教训证明，“联合办案”是刑事司法出现冤错的体制原因。早在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23条规定：“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职责审判案件，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

二是对调查组或者工作组的调查结论无法提起行政诉讼予以权利救济。调查组或者工作组在联合调查之后出具的调查报告，一般都会有“事实认定”和“定性分析”，有的还可能有处理意见或者建议。它们往往成为有关部门处理决定的依据。有关部门在作出处理决定时不可能置联合调查报告于不顾。但这种调查究竟是属于行政行为还是刑事司法行为，性质并不明确。且多部门联合调查，既有行政部门，也有党的部门，甚至还有司法机关。因此，即使有关部门和人员对该报告不服，也不能对报告中的事实认定和定性分析提起诉讼，寻求权利救济，因为它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虽然调查组调查的案件是个案，调查报告可能直接成为案件处理的依据，但是它却规避了司法审查。即便存在错误，也难以得到纠正。

三是联合调查主体并非法定调查主体，所获材料的证据效力无法保障。如果是刑事案件，调查取证的法定主体应当是侦查人员。但是，在联合调查中，所有的证据材料都是以调查组或者工作组的名义获取的，主体包括了非法定的案件办理人员。若某事件经调查属于刑事案件，需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如原少林寺住持释永信。该调查报告作为定案根据，证据性质和效力存疑，甚至会被质疑。调查报告既非鉴定意见，也非证人证言，更非书证，究竟性质是什么，法律上并不清楚。如果作为案件处理的依据，其将以法律上何种名义出现，不无疑问。在联合调查组工作体制下，极有可能以“调查”代替“侦查”，非侦查人员行使了侦查办案之责，造成主体混淆，职能不清。

四是当事人的异议权和救济权无法实现。当事人即便对调查结论有异议，调查组人员也不可能出庭作证。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材料是由调查组中何人获取的。牵头单位人员的意见是否会取代其他单位人员的意见，也不得而知。无人会对辩护方的质疑和发问，进行解释和说明，异议方的发问权和质证权均落空。这不符合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改革需要，也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公正司法。

调查组或者工作组调查的案件，可能是行政案件，也可能是刑事案件。无论属于哪一类型，都应当以合法性作为基本前提。但是，在我国诉讼法和组织法上，我们均未看到这样的办案主体存在。存在的未必就是合理的。我们正在法治中国建设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应当适应社会转型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亟待进行观念更新和理念重塑。

在笔者看来，调查组、工作组和专案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的背离，不利于法治中国建设，其主体合法性、职能分工性和权利救济性均面临困境。联合调查组大概是“文革”时代砸烂“公检法”的产物，当时有所谓的“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肃清“文革”遗毒，应先从肃清各种名义的“联合调查组”做起。依法治国绝不是空洞的口号，需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中。各种名义的联合调查组当休矣！

韩旭：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看到四川大学法学院韩旭教授的一篇文章，评论了近年来关系公共利益的社会热点事件普遍以联合调查组通报收尾的现象，强烈推荐给大家：

韩旭：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

韩旭老师主要从法治角度分析，我斗胆从其他角度做一些补充。

联合调查组，说白了就是“钦差大臣”模式，对于下级搞不定的民怨沸腾的事件，由上级派出钦差大臣来主持公道，充当青天大老爷的角色。周星驰电影里经常出现“八府巡按”主持平反冤案的情节，寄托的是古代劳动人民在常规渠道申诉无望后对公平正义的渴望。

文明社会，法治国家，本该有更现代化的解决方案。

联合调查组模式除了背离法治精神，本身在揭示真相、保障公平正义方面也很难尽如人意。

第一，联合调查组是虚拟组织，实际上“无人负责”

当然，实际上每一次联合调查组都有人担任组长，各单位派出的调查组成员也都有名有姓，但问题在于，对外发布的通报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位调查组成员署名，也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人对调查结论真正负责。

举个现实的例子，曾经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县市多级调查组开展了多次所谓调查，发布了不下3次调查通报，其中内容都与江苏省联合调查组发布的最后一版通报不符。可以非常确定，前面几个版本由当地调查组发布的通报都是假的。

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确认最后一版由江苏省联合调查组通报的结论就是真的呢？

还有一些事件上升到国务院派出联合调查组的程度，在中国的体制下已然是最高级别的重视，没有空间再提级调查了。可国务院联合调查组也同样没有公开的实际负责人，大家就只能将对“国家”的信任无条件投射到对调查组结论的信任。

但反过来，对调查组结论某些内容的质疑，是不是也会投射到对国家的信任之上呢？

没有具体的“人”来担责，表面上看是摒除了人为因素让结论更加权威，实际上却是让权威直面纷繁复杂的事实，直面舆论的审视与质疑。

第二，联合调查组从不邀请媒体加入，调查通报往往粗枝大叶，很难完整回应舆论

类似食用油罐车运输化工产品的事件、幼儿园孩子铅中毒的事件，由于关系到公共安全，天然地会引发全民关切与担忧。而要完整地回应舆论的关切与公众的担忧，并不是联合调查组发一个通报结论说“没事了已经处理好了”就能解决的。

要让公众真正信服一个结论，真正建立起对公共系统的安全感，需要有各个角度观察的可供核实的细节，需要一个各方面都合乎常识与逻辑的完整真相。

当下各地处理热点事件的调查组通报往往都是提供一个框架性的事实，提供一些定性的结论，对于很多有助于公众了解事件全貌的细节则一律欠奉。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调查组不用心，而是这些更细节的内容，天然地不适合由政府组织的联合调查组来发布，这应该是媒体的职责，应该是由很多家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市场定位的媒体来干的活儿。

可现实是，联合调查组在开展调查期间往往都是拒绝媒体参与的，或者只允许极少数央媒参与记录（而不是真正采访）。还有很多情况，成立联合调查组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避免媒体“不受控地深挖”。

因此，近期多个公共事件的联合调查组通报后，由于缺乏可供核实的细节，也就留下了很多遐想与猜疑的空间。

第三，通报总是伴随盖棺定论与舆情管控，实际上拒绝了社会监督

很多时候，之所以成立联合调查组或者高级别调查组来处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网络舆论纷争不断升级，官方希望能够一锤定音盖棺定论，进而平息舆情。

因此，官方调查组发布调查通报的时候，往往会提前与相关部门协调好舆情管控措施，禁止对通报内容的质疑与追问。作为时事评论博主，我算是见得多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

真正坚固的真相，不怕追问，更无惧质疑。

但如果发布结论的同时禁止大家讨论和追问，那即便是100%的真相，也难免因拒绝监督的姿态而蒙上一层隐秘的阴影。

总而言之，联合调查组的模式对于避免地方势力干扰办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各地越来越熟练使用这一工具，其澄清真相和保障公平正义的功能也在逐渐面临新的挑战。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完全误会了联合调查组的初心，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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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说的这个案子，发生在甘肃庆阳下面的宁县，一个父亲，发视频质疑儿子学校校服质量问题，“寻衅滋事”，被拘了7天。行政诉讼二审，确认拘留决定违法，判令国家赔偿3200多元。

案子发生在2023年，邓建国发现儿子的校服质量有问题，多方沟通未果后，发了两个视频。

校服厂家——宁县兆春服装厂，向宁县公安局报案，说邓建国寻衅滋事，散布谣言，要求追究责任。

宁县公安局认定，邓建国“无相关证据情况下发布不实视频，引起网友转发，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行政拘留7天。

邓建国申请行政复议，宁县政府维持；

向庆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虽校服确有质量问题，但“维权应通过正当途径，而非网络发布不实信息”。

庆阳中院二审认定：程序违法、事实证据不足、处罚不当。

这个案子，最让人不理解的是，宁县公安局、庆城县法院对事实的认定，也就是说，校服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

公安局说，你说质量有问题但没证据，要拘留；法院说，质量有问题，但你没走正当途径，应该拘你。

兆春服装厂的校服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庆阳市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对涉事厂家生产的夏季校服抽样检测发现，棉含量不达标，不符合国家标准；

庆阳市市场监管局官网消息也显示，在后续专项行动中，包括兆春服装厂在内的校服供应商被查出多项问题。

公安、法院对这些证据为什么视而不见？甚至不惜违反程序，不告知邓建国可以申请暂缓执行，而是下了处罚决定就直接把人关进去？对提出问题的人“零容忍”，宁县是做到了。

这个案子，最让人感慨的是邓建国的遭遇：

因被拘留导致情绪崩溃、确诊抑郁症，离婚、失业。可谓生活一败涂地。

有人说，邓建国用被碾碎的人生，为孩子们换来质量合格的校服。

说实话，我对这个结论是有怀疑的。邓建国的遭遇，只能让更多的人闭嘴，监督、批评，除非你也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于能不能换来合格的校服，大概率换不来。

公民正常监督，既不是诽谤，也不是寻衅滋事。

邓建国举报校服质量问题，也并非“无事生非”。

拘留抓人，公安机关本应应慎之又慎，要坚决杜绝小过重罚、让公民表达里动辄得咎。

同样，法院也应重证据，重程序。不能层层失守，形成错案。

为什么该谦抑的不谦抑，该讲法的不讲法？从湖南湘阴的“12字评论行拘5日”案，到宁县“质疑校服质量被拘”案，我们看到的都是权力的滥用，至今没看到滥用权力的人被追究责任。

如果，一个案子，确定办错了，把办错案的公安局局长、判错案的法院院长抓了，也拘留7天，你看他们还会不会滥用职权，制造冤案？

我查了一下，湖南湘阴的“12字评论行拘5日”案，宁县“质疑校服质量被拘”案，在二审判决翻案前，都没有媒体报道。

如果有媒体及时报道，一个明显的错案，或许不会延宕两年、三年，当事人也不用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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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万永

版权来源|法度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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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较真的家长，发现校服质量有问题（材质和标签上宣称的不符），录了一个视频，点击量11万。

和学校沟通无果，他又做了一个视频。然后校服生产商举报了他，当地公安把他拘留了七天。

现在法院判他无罪，当地警方违法，对他进行国家赔偿，金额是3200元。这个金额是根据相关法律测算的，本身并没有问题。

但是，这位男子已经失去了一切。画面中他悲苦的脸庞，实在触动人心。我认为，这就是“典型中国人”，在这副面孔中，我们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上次让我有这种感觉的，是“鸿毛药酒事件”中从拘留所出来的那位医生。

因为被拘留，邓建国就成了“有问题的人”，他失去了工作。家里人不理解他，于是也只有离婚了。在申诉的过程中，周围的人可能也觉得他是“神经病”，于是他也就真的抑郁了。

这是一个极端个案，但也是一种普遍的处境：在这片土地上，“发声”往往意味着很大的代价。权力的打压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来自社会（甚至包括自己家庭）的孤立。

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写的那样。大家可以回味一下，一个不小心说出真相的人，是如何一步步被周围的人指证为“疯子”的。

对此我也有一点体会。因为过去几年写的一些文章，我也被很多人认为是“敏感的”。据说成都某机构举办活动，特别提示不要我过去。我觉得很好玩。“难道我自己的书店是一个文化特区？”

很多人处在一种发声的阴影之中，这个阴影就会不断扩大——实际上它已经无边无际了。

本文的截图，来源于凤凰网的视频，这个视频的转发和点赞量很大，但是它的评论数却还不到5，显示出来的几条，不过是“🙏”这样的表情符号，这本身就是一种嘲讽。

可以尝试把自己放在这位男子的身边。你是属于他的“单位”，“家庭”，孩子就读的学校，校服生产商，或者是当地警方？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因为在一段视频下面写了12个字的评论，竟然被拘留5日。

因为不服拘留决定，打了两年官司，跑了三级法院，最终胜诉。

发生在湖南湘阴的“12字评论行拘5日”案，有了最新进展。

8月10号，《岳阳日报》报道，针对该案涉及的执法司法行为，岳阳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启动调查程序，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湘阴的这个案子，说起来很简单：肖新良是湘阴当地人，刷到一条短视频，本来是消防救援，只是因为当地部分街区正在进行集中整治改造，就评论了一句“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

因为这12个字，他被湘阴县公安局行政拘留5日。理由是，发表“不实言论”，“在网络上起哄闹事”，构成寻衅滋事。

肖新良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驳回，二审维持原判。

直到2025年6月25日，湖南省高院判决认为：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寻衅滋事的证据不足。撤销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错误纠正了，赔偿到位了，事件好像结束了，但疑问还有很多。

第一个：书记不落马，冤案能不能纠正？

肖新良评论的“统一牌匾”，正式时任县委书记李镇江在位时搞的形象工程。

肖新良这个案子，县委书记李镇江在位期间，两审法院认定处罚正确；李镇江官宣落马后，湖南省高院最终纠正，是巧合还是必然？

有人问，书记不落马，错案能不能纠正？这当然是个假设性问题，但这个问题，反映出公众对，权力影响司法公正的担忧。

第二个：错案要追究，自己查自己，公信力有多少？

2025年6月25日，湖南省高级院判决：肖新良胜诉。一个多月后，媒体报道。引起社会关注后，岳阳市公安局、岳阳中院宣布启动调查程序。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对执法过错人员应追责。法官在职责范围内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当时的湘阴县公安局局长刘志忠早已官宣落马，会不会让他一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至于岳阳中院调查，岳阳中院当初是维持了一审判决，认为拘留正确，现在调查，查一审的汨罗法院容易，查自己难啊。

第三个，寻衅滋事滥用怎么治理，怎样坚持法律底线？

肖新良的12字评论，没有点名道姓。

这条评论后面的唯一一条留言同样没有指名道姓。

但公安机关认定寻衅滋事了，一审法院认定，肖新良发表的评论意见与他人的恶意诋毁评论点赞具有延伸性、扩展性，构成寻衅滋事。中院维持。

湖南省高院认定：“肖新良发表该评论虽不当，但该评论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对象，社会不良影响轻微，可以予以批评教育，但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寻衅滋事的证据不足。”

明显的牢骚话，发泄一下情绪，影响又微乎其微，却非常扣上寻衅滋事的帽子，又要到省高院才能得到纠正。

我很认同赵琮律师的一段话：

如果每一起案件都需要在高级人民法院处才能得到公正、正确的审理，无疑是对诉讼参与人的折磨与对司法资源的重大浪费。只有各行政机关、各级人民法院均依法公正办理案件，坚守法律底线，才能真正使每一起案件都能经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写这篇文章，我得小心。

而且，进入正题之前，我还要叠个甲，我写的这篇文章，是基于权威官方媒体的报道，有理有据，绝没有半点虚假。

这件事发生在湖南岳阳，而发这条消息的，就是当地的党委机关报《岳阳日报》，够权威吧？

事情其实也很简单，2023年7月5日，在岳阳市湘阴县开家具店的肖新良，

看到一个视频，有人从4层坠到2层脚手架上，消防员正在组织救援。

当时，湘阴县部分街区正在进行集中整治改造，其中就包括统一招牌。

于是，肖新良就留了一条言：

“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

而在这条评论下，一个湖北的网友“蒋建良”回复：

“那你就不晓得吧！他好多姨妹子、舅子都是做广告公司的。”（请注意这条留言，后面要考）

这12个字，收到了6个点赞和1条留言，却给肖新良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两天后的7月7日，肖新良接到了公安局的传唤，询问取证后，湘阴县公安局以“不实言论”“在网络上起哄闹事”为由，认为构成寻衅滋事，将肖新良处行政拘留五日。

你们知道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脑子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吗？不是惊讶，不是愤怒，而是——

幸亏肖新良自己开家具店，否则被拘留5天，工作都不一定能保住。

遇到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谁会服？被释放后，肖新良就向汨罗市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一审驳回，肖新良继续上诉，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直到2025年6月2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原一、二审判决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在此，我要向肖新良先生致敬。

拘留已经发生，似乎也不是多大的事，但肖新良先生还是不断提起诉讼，一审驳回，就继续上诉。

这不是一句争一口气那么简单的事，因为肖新良先生需要面临现实中真实的压力。

要知道，当时一审判决认为，肖新良的评论“与他人的恶意诋毁评论点赞具有延伸性、扩展性”（还记得前面说的蒋建良的留言吗？），对湘阴县委、县政府及领导个人产生了“一致性的负面政治影响”。

这个所谓“领导个人”，被普遍理解为当时的湘阴县县委书记李镇江，肖新良的评论中提到的“统一招牌”正是李镇江力推的工程。

2024年7月，李镇江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而肖新良的一审判决是在2023年12月27日，二审判决是在2024年4月1日，也就是说，是在李镇江的任内。

这就耐人寻味了，任期内处罚，落马后撤销，这是不是在暗暗搞打击报复？执法机关是不是沦为了个人权力的工具？如果李镇江还在台上，肖新良案还能翻案吗？

即使不考虑这些，光是批评了两句，某些官员就要亮起獠牙，举起大棒，还没有反对的可能和纠错的机制，尽显权力的任性与霸道。

批评和监督官员，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容忍公民的批评和监督，是官员应尽的义务。一听到批评监督就上纲上线，这已经不是法律底线失守的问题了。

这件事情的恶劣程度，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关于此事，我觉得《南方日报》的评论说得在情在理：

从常识出发，像肖先生一样的普通网民不能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全貌，寥寥数语不客观、有漏洞，这很正常，但并不意味着只有充分了解事件真相才能做出评价、提出疑问。无论是12个字的评论还是其他网友的跟评，影响力都十分有限，二者并未产生进一步的互动，更没有超出原视频的边界，对其从重处罚不甚合理。

从法理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寻衅滋事”的判定标准相对宽泛，但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前提，即“主观恶意”，短短12个字的评论，既无明确指向，也未有主动传播，更没有借此获取不正当利益，不宜上升到法律层面去解决。

就连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都认为“过罚明显不当”：

肖新良发表该评论虽不当，但该评论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对象，其评论下有六人点赞、一人评论，社会不良影响轻微，可以予以批评教育，但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寻衅滋事的证据不足。被申请人湘阴县公安局以肖新良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过罚明显不当。应予撤销。

因为12个字就被拘留5天，两年后才终于翻案，是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任性。

幸亏这个错误最终得到了纠正，否则，若是被更多地方效仿，那么以后在网上说话和发声，就要人人自危了。

换句话说，肖新良不止在为他自己挽回名誉和损失，也是在为我们所有人捍卫正当却时刻受到威胁的权利。

所以，这件事里，让我意难平的，却并不是这件事本身。

在写文章时，我看到《南方日报》百家号文章的评论区，竟然有不少人为拘留肖新良叫好：

拘留五日一点都不冤。

造谣就该依法拘留。

发这种评论，难道不应该被抓吗？

甚至还有好几百人点赞。

你没有看错，即使法院都认为肖新良无罪，还有不少人觉得他就该被抓。

肖新良在为所有人捍卫权利，却还有不少人觉得他罪有应得。

这是怎样的神经错乱啊！

岳阳日报报道，湖南岳阳湘阴县居民肖某良因网上发表有关评论被行政拘留一案，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

记者从岳阳市委政法委了解到，目前，湘阴县公安局已履行再审判决，并按要求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针对该案涉及的执法司法行为，岳阳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启动调查程序，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此前报道

近日，湖南湘阴县人肖某良因发表一句12字评论，被行拘5天于2年后翻案一事，登上热搜。

肖某良称，2023年7月5日上午，他刷到一条内容为消防车救援画面的30秒视频。视频发布时，湘阴县部分街区正在进行统一门面房广告招牌样式的改造等，于是他在评论区留言：

2天后，肖某良接到了湘阴县公安局的传唤，对方称其发布的12字评论为不实言论，“在网络上起哄闹事，并引发1人回复，6人点赞。”

湘阴县公安局告知肖某良，他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其处行政拘留五日。

拘留结束后，肖某良因不服湘阴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汨罗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23年12月，汨罗市人民法院“驳回肖某良的诉讼请求”。

汨罗市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到，肖某良发表的言论系对统一制作门店招牌的行为发泄不满情绪，系不当言论。

特别是在明知已有多人在短视频下方针对特定的政府领导个人发表了诋毁性的评论后，作出进一步贬低政府形象的评论，导致6人对其评论点赞，一人承接上方评论区评论意见针对特定的领导个人继续发表诋毁性的言论攻击，无端损害他人声誉。

肖某良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4年4月1日，岳阳中院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肖某良依旧不服判决，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遂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5年6月25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被申请人湘阴县公安局以肖某良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过罚明显不当。应予撤销。”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实施寻衅滋事行为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主要是指向公共秩序，向整个社会挑战，蔑视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肖某良发表该评论虽不当，但该评论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对象，其评论下有六人点赞、一人评论，社会不良影响轻微，可以予以批评教育，但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或者寻衅滋事的证据不足。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中国悲观主义是“致命却实用的药物”

8月5日，英文期刊 Made in China Journal 刊登了学者张舸 (Dino Ge Zhang) 的一篇文章，系统梳理并命名了一个正在中国社会蔓延的新情绪——“中国悲观主义” (Sinopessimism)，并将其置于一种“后乐观主义”的语境中加以分析。

文章截图

作者援引学者张哲熙 (Gary Zhexi Zhang) 的概念，将“中国悲观主义”由原本的思想实验转化为对现实的诊断：在经济高速增长后的中国，曾经支撑“个人奋斗”与“阶层流动”的乐观预期正快速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无力感”和“沮丧”。作者指出，这种转变不仅是经济周期的结果，更是文化、代际与社会结构综合作用的产物。

编者注：中国悲观主义一词借用自“非洲悲观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发展研究、媒体报道和外交政策讨论中，常用“非洲悲观主义”来形容一种对非洲经济、政治、社会前景普遍消极的态度。

他借用学者项彪和劳伦·柏兰特 (Lauren Berlant) 的话指出，中国年轻人心理处于一种“残酷的乐观主义”状态。过去青年工人的那种“悬置”状态（既认命又期待）正在瓦解，“当乐观主义激发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永远无法实现时，它就变得残酷了”。

张舸指出：“自2020年以来，在国家强制推行乐观主义的背景下，尽管社会对这种负面情绪存在压制，甚至直接惩罚，但负面情绪在中国公共领域中的传播呈现出指数级增长。”作者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向后乐观主义社会的持续转型”，“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理想的残酷本质”。同时，与之对应的是年轻人行为模式的转变——从“无限推迟自我享受为特征的未来导向型禁欲文化”转变为“以享乐主义、经济节俭和功利主义顺视为特征的当下导向型青年文化”。

之后，作者以中国当下的网络流行语为例，依次介绍了多种“中国悲观主义”形态。首先是躺平主义，作者称其为“一种反工作 (anti-work) 的政治立场”，同时也是一种务实的自我调适策略。其次是反婚恋主义 (Heteropessimism)，该主义以“我们是最后一代”等口号为标志，指部分青年主动拒绝婚育，男女双方以各自的理由退出异性恋关系市场。

此外，作者还介绍了润学，即“并非仅仅是对祖国及其传统生活的消极、悲观的否定，更是对有意义的逃离抱有积极、乐观甚至乌托邦式的希望”。与之相反的，则是另一波年轻人积极拥抱“体制”，考公考编。

然而，作者也强调，这些情绪与策略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与韩国的“N抛世代”、日本的“悟世代”以及欧美的“大辞职潮”形成全球呼应。文章写道：“事实上，中国是最新加入这一全球后增长困境俱乐部的成员之一。我们，无论幸运与否，都身处其中。”

同时，作者也表示，这种悲观主义并非坏事。某种程度上，中国悲观主义是“致命却实用的药物”，既是对现代化线性叙事的拒绝，也是寻找出口的尝试。作者引用张哲熙的观点：“中国悲观主义为那些被剥夺了当下的人提供了拒绝现代主义框架的条件。”

文章后半部分探讨了“中国性”的自我批判传统，从“东亚病夫”到《丑陋的中国人》，再到今日网络社群中的“自我否定与自我吹嘘并存”。然而，张舸引用夏学钧的话提醒人们，真正的方向感不必依赖宏大叙事，而应来自个体在黑暗中保持活力的能力。

最后，作者引用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概念。他鼓励中国民众：当一个制度已不可持续却依旧延宕时，个体应意识到“历史总会有垃圾时间，但我们的生活不是这样”。

二、英国大学管理层配合中国当局压制学术自由

近日，智库“英中透视” (UK-China Transparency, UKCT)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英国学术机构的中国研究正面临系统性干预与压制，尤其影响到涉及敏感议题的学者和学生。报告称，中国的跨国镇压在英国高校已“部分复制了中国国内的环境”，对学术自由与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报告截图

报告基于英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研究学者匿名问卷调查，50名受访者提交逾1.7万字的详尽答复，揭示了包括签证拒签、威胁家属、课堂监控、线上骚扰、研究项目被迫取消等一系列现象。“英中透视”指出：“在部分案例中，大学管理层不仅未能抵御干预，反而因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而主动配合压制。”

调查发现，学者普遍担忧签证问题，这造成了对敏感议题研究的寒蝉效应。“有学者承认刻意自我审查，以确保能继续进入中国”，另有受访者将签证限制分为三类人群：“被禁入的批评者；自我审查者；以及与中共立场一致、言论不受质疑者。”

调查发现，38%的受访者认为，校方由于担心影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使敏感议题研究更加困难；64%的人认为，依赖中国留学生学费加剧了这种顾虑。个别案例中，管理层明确要求学者调整教学内容，以避免冒犯中国学生或政府，甚至在中方施压下取消研究项目。报告还记录了一位学者的遭遇：被资助方询问研究是否会“冒犯中国政府”，并得知招生部门会跟踪其经费申请进展。

在学生层面，74%的受访者所在课堂上有中国留学生，然而部分教师为避免冲突而删除或调整敏感内容。一名受访者称：“来自中国的学生因担心课堂上存在潜在告密者而不愿公开讨论敏感话题，但在信任的小组或单独交流时更为坦率。”多位学者点名，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 是校园监控的重要渠道，与中国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

此外，尽管72%的受访者未直接目睹中共官员在英干预，但调查发现，有案例显示，中国外交人员获准在无监督情况下进入教学楼，并且校方还提供了学者的敏感信息，包括“联系人和研究活动”清单等。甚至，还有学者遭到中国访问学者当面威胁：“我们在盯着你。”

针对保护措施，42%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大学未能充分保障中国籍学生学者及中国研究人员的言论和学术自由。该机构指出，英国《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2023）与《国家安全法案》（2023）为高校提供了新的法律工具，例如建议终止孔子学院及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合作项目，并将某些干预行为纳入“外国干涉”刑事罪行范围。

然而，报告强调：“自上而下的执法虽必要，但不足以根治问题，还需学界内部形成健康、坦诚的学术文化与集体行动。”

最后，“英中透视”呼吁英国学术界正视中共干预的现实，加强对学者与学生的制度性保护，并与他国合作，共同捍卫学术自由。

三、书评：玛格丽特·博伊廷新书揭示了中国性工作者的内心世界

约克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博伊廷 (Margaret Boittin) 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法律和政治的学者。2024年底，她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卖淫业监管：性工作者、警察与公共卫生官员日常生活中的法律》 (The Regulation of Prostitution in China: Law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Sex Workers, Police Officers, an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编者注：目前该书还没有中文官方翻译，书名由CDT编辑暂译）

8月7日，英文期刊 中国书评 (China Books Review) 刊登了作家亨维克 (Robert Foyle Hunwick) 所撰写的书评。文中，亨维克对这本书高度评价，并表示：“书最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探讨了这些女性如何看待自己，而非国家对她们非法工作的看法。”

文章截图

书评表示，全书的前三分之一回顾了中国性产业监管历史。例如，晚清昆明、贵阳、成都等地会设立由警察售票、抽成、统管妓院的“围墙区”。之后，1949年中国新政权建立，一次性取缔北京两百余家妓院。然而，改革开放后，性产业卷土重来，1980年代沿海城市酒店、酒吧里的“短裙客”成为景象。有人甚至提议设立有牌照妓院的“性特区”，但被老干部否决。与此同时，高官与企业家纵情声色，出现“江苏某局长包养140名情妇”及“铁道部长传与整部《红楼梦》剧组女演员有染”等轶闻。

书中引用《中国日报》2010年的数据，估计中国性工作者约在300万至1000万之间。在此期间，性交易的回潮伴随性病复发。1985年，中国大陆首例艾滋病例被称为“爱资病”（“艾滋病”的谐音），2007年梅毒在上海成为“最常见的传染病”。

对此，作者表示，胡温当政时期的政策主要是“忽视、谴责、容忍与征税并存”。例如，2006年出台的娱乐场所规制细则要求KTV、夜总会、浴室等“凌晨2点至8点关闭、包间门不得上锁且需半透明、禁用可调光照明”，并限定服务人员着晚礼服、旗袍或医护服。然而，博伊廷表示，许多政策形同虚设，缺乏实际执行。

该书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博伊廷的长期实地访谈。她的田野调查涵盖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走访KTV、出租屋妓院、情妇公寓，与不同层级的从业者对话。调查发现，底层的“站街女”与“发廊”女多视职业为羞耻。“她们深知自身处境岌岌可危，通常对政治、警察甚至健康检查都不感兴趣，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有害，不适宜合法化。”

然而，中层KTV小姐则愿意接受体检、敢于报警，认为性交易“虽非法但很自然”。一位受访者甚至称：“如果是我喜欢的客人，不论钱多少我都会去，因为我们女人也有自己的需要！”对于高层的“二奶”，她们则更加自信，并不认为自己是性工作者，生活方式也更加奢侈。

不过，无论对自己的看法如何，调查发现，这些性工作者（或嫖客）都不想让家人和邻居发现，因为他们觉得家人和邻居思想“封建”或狭隘。例如，就有一位性工作者担心，如果亲戚们知道她每月汇款的来源，她会“被唾沫淹死”。

最后，书评也提到了本书的不足：“这本书主要涵盖胡锦涛执政末期至2012年的情况，并未记录习近平主政时期检察机关严厉打击性交易的全部效果。”书评中，作者猜测，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政策打击或最为严厉，但在偏远地区，“容忍与征税”可能仍在继续，“粉红区”的潜规则并未消失。

當今，很多男生，95後和00後女生，生活擺爛，工作中的卷王，節衣縮食，很能存錢.有的男生給自己定目標，攢夠多少錢就躺平一陣，攢的錢更多就提前退休.有不少男生為了賺錢出國打苦工，有的男生偷渡美國去打工.這是他們的活法，觀念.不適合我和大多數90後女生.另外，95後和00後，相比90後女生，觀念也變了.

我的錢不多，我賺錢能力很差.
我不追求，不奢望財務自由.我不亂花錢，我也不愛存錢，錢是給人花的，不是存錢用的.我不習慣省吃儉用，節衣縮食來存錢.我纔不會給未來的我去賺錢，存錢.活在當下，為青春而活，不是為了養老而活.即使我喜歡的東西，如果價格昂貴，性價比低，或不值得買的，我不會買，我不會為了得到它而去拚命掙錢，存錢.我不會去攢錢買昂貴的，奢侈的東西，不會攢錢去遠方旅遊，不買房.我不會精緻窮.我更不會拚命掙錢，攢錢，去投資我不喜歡的東西，比如後半生的生存，養老，買房所需的錢

我有一些存款但是不多.我不亂花錢，也不會刻意省錢存錢.不節衣縮食.不精緻窮.該省省，該花花.這也是大多數91年末至93年女生的觀念.我活在當下.有多少錢過什麼樣的生活.會生活，懂得如何降低生活成本，知道什麼是剛需，什麼是奢侈品不是必需品.錢不多，少花錢，也能活得精緻.習慣相對低慾望的生活，又會尋找生活的樂趣.纔是真正的熱愛生活

警惕毒雞湯.不被消費主義洗腦.不追隨所謂的潮流.當代影視劇中的年輕人，有錢，能在大城市買房，都是嚴重脫離現實的，別當真.小紅書上有錢人的精緻生活，都是極少數人的事情，都是精神鴉片.物慾橫流，紙醉金迷，遲早會讓人頹廢.

愛財沒問題，要把握好尺度.我賺一點小錢，有點存款，錢陞值一點，就心滿意足了.極度愛財，很容易走向貪財，也是扼殺別的興趣愛好，扼殺信仰最容易的手段.成人世界的話題，最終都圍繞錢

我對財富和物慾無感.即使能賺再多錢對我毫無意義.我不發財，不追求歲月靜好的生活，因為需要為此付出的太多，來的太遲.
賺再多錢，再有錢，都是耗盡大半生的時間精力用痛苦換來的,付出的太多，為此犧牲的太多，犧牲了青春.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錢，來去匆匆.付出的太多，積纍的緩慢，來的太遲.即使苦盡甘來，財務自由了，有錢有閑了，人也老了.尤其對於女生，犧牲了青春，犧牲了年輕時本應有的快樂，犧牲了珍貴的友情.
青春，純真，人間真情，人性，良知，是真金白銀買不來的
追求世俗的成就，追求成功，追求財富，賺錢，不能讓我獲得充實感.賺在多的錢，即使實現了財務自由，不能給我帶來快樂.有錢不能給我帶來滿足感，安全感.有錢帶來的安全感，是中老年人的事情，很多男生也是這樣的想法.

剩餘的錢存起來，可以存銀行或買無風險，穩妥的基金，盡管收益率沒那麼高.不投資高風險項目，不要相信所謂高回報率的有欺詐性的理財產品.亂投資，投資錯誤，比亂花錢的危害大的多.在中國千萬不要買房，不炒股，不買彩票，不要實體創業，不隨便捐款.在中國，多開幾個銀行賬戶，錢分散放置在不同的銀行卡中，不要把錢存在中小銀行.

刚在地上捡到小柒的一位舞蹈老师的证明材料，上面显示，这位老师是 2001 年生人，也就是说 00 后已经在给 80 后的我的小孩上课了。同时，他年收入 12 万，换算成月收入就是 1 万，我在他这个年纪时，月收入是 3000 元。

多么具象的「时间」啊！

不仅仅是年龄代际上的时间感，这个早就有体会了，更主要的感受是收入数字的增长和货币的膨胀。我毕业那会住 ¥350 的房间，一个月的吃和交通下来还能剩 1000 左右。那时候，我存了三个月钱，买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机，是松下的 LX3，当时的售价就是 3000 元。

前些年，深圳设计公司的应届生行情大概是 6～8K 这个水平，中单率高的设计师一个月最多能拿到 2 万。但今天的 2 万的购买力跟十几年前比，显然远不如那会儿般松弛。在现在的深圳，1 万的收入至少要拿出 5～6 成交给房东，自己能支配的部份吃吃喝喝谈个恋爱就不剩什么了。

单看数字，挺大，但也是因为显得大，才觉得时间可怕。

晚上我一边溜着狗，一边把这张照片发到朋友圈，看着这个画面，我脑海里浮现出了这八个字：

横看成岛，纵观为舟。

因为满眼的绿色虽然被分成了三等分，但它平均的质感以及层次，让我觉得很像一片海面，而这个路人就像海面上的一座小岛。小岛的这个意向，其实来自于我朋友圈那个封面。有一次中午我在公司附近散步，看到了海上的一艘货船，它正好行驶到这个位置上，我拍了这张照片。

它是一艘船，但它跟海上的这些电塔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画面，看起来像一座小岛。

我常常觉得，如果我们采用一种与别人横向比较的方式来看待问题，那么我们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所谓的位置。这个位置它码住了我们，规定了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

但其实如果把这个视角转过来，转换到在这个行走的路人身上，他面前其实除了这条路以外，这片所谓的海洋其实是身边的一面墙，他可以走这条路，他也可以不走。在他那个维度里头，路有很多条，他是一艘自由的航船，而这个视角从旁人看来，是看不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