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气候新闻内幕 (Inside Climate News)：成立于 2007 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专业气候新闻编辑室。该机构是“一家非营利、无党派机构，致力于发布关于地球所面临的最大危机的关键报道、调查和分析”，其“曾荣获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许多最负盛名的奖项”。

一、中国矿企污染赞比亚当地环境，环保律师张晶晶帮助受害者追责

气候新闻内幕 (Inside Climate News) 是一家专注于报道气候变化的媒体。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带来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该媒体也发布了“中国星球”系列文章，旨在介绍中国当局的万亿美元发展计划“如何重塑地球和自然世界”。

8月24日，气候新闻内幕发布了该系列的最后一篇深度报道。然而，与之前介绍中国具体投资项目及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不同，这篇报道介绍了中国一位拥有超过30年经验的环保律师——张晶晶。

文章封面截图

2014年，张晶晶移居美国，成立了非营利组织“跨国环境责任中心”，开始关注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带来的环境污染。“她曾在国内与之斗争的公司，现在正在海外污染和驱逐社区。她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发展模式——其特征是‘先污染以致富，再尝试在以后的某个时候清理’。”该报道表示，张晶晶正在将自己在中国积累的宝贵经验传授给“全球南方”国家的律师们，以帮助当地社区对抗来自中国企业的环境污染。

今年2月，一家中国有色矿业的国企在当地拥有的铜矿发生尾矿坝溃决事故，导致大量含有重金属的废料泄漏，造成严重污染。“污染渗透了数十万人的饮用水源。对更广泛的数百万民众而言，它影响了鱼类和灌溉所依赖的河流。居住在矿山下方的居民，他们的生计依靠种植和销售作物，今年失去了全部收成。”

当时，对于环境评估的主要证据来自芬兰和美国大使馆的独立调查，例如“驻卢萨卡的芬兰大使馆宣布其独立顾问在尾矿坝中发现高水平的16种重金属，包括铅、砷和铀。”然而，中国有色矿业只给出了一些公关说辞，而当地政府也含糊其辞。“当公民社会团体要求提供详细信息时……官员们要么拒绝详细说明，要么忽略请求。”这使得追责工作非常艰难。

之后，代表受害者的律师找到了张晶晶，希望她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五月，张晶晶飞到当地。在接触了多位相关人士之后，她利用自己在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一系列解决办法。

她向当地公民组织成员阐述了如何利用中国的官方政策来进行斗争。她表示：“与需要对股东和市场压力负责的西方公司不同，中国公司主要向中国共产党负责。” 张晶晶指出，这使得某些传统的倡导策略效果不佳，并表示：“但你可以利用多种工具。”她展示了习近平的演讲、机构准则以及对“一带一路”的“绿色”承诺等文件。她指出：“这些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但它们“显现了政府的优先事项，在中国具有巨大影响力。”她特别强调了2022年的一项政策声明，该声明要求中国公司“遵循国际最佳环境标准或者更严格的中国法律。”她建议当地律师们在与公司官员或大使馆工作人员会面时，可以“带着这个文件，并且质问对方：‘你们为什么不遵循这个指导方针？’”

在张晶晶结束赞比亚之旅后，污染企业和当地政府宣布将给予每名受害者1000美元的补偿。

最后，气候新闻内幕描绘了这项工作的复杂与艰辛，以及张晶晶的乐观精神。尽管法律诉讼过程充满挑战，而且社区可能会因为赔偿问题而产生分歧，但张晶晶依然坚信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相信每个案件都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即使我们败诉，我们也向人们证明了法律可以成为他们的工具——他们拥有权利。”

二、纽约时报：中共如何通过同乡会影响纽约选举

8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如何影响纽约的各级选举”的深度报道，揭示了中国政府通过在纽约的同乡会等团体，悄然干预美国的地方和州选举，以压制异议、扶持亲北京的政治人物。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指出，这些团体大多是享有免税待遇的非营利组织，然而“同乡会等团体已成为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干预纽约各级选举的工具。这些组织大力扶持那些持亲中共立场的候选人、阻挠那些反对北京的政治人物。”具体而言，他们主要通过施加压力、动员选票和筹款等方式来影响选举结果。

调查显示，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往往与中国有生意或家人关系，因此容易受领事馆控制。文章引用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黄韵琪的观点，指出这种干预旨在“在海外侨民中压制异议，以防这种思潮回流本土。”此外，她更强调北京正在进行长远布局：“你永远不知道哪位政治人物最后可能会竞选国会议员，或者成为总统候选人。”

文章详细描述了天安门学运领袖、退役陆军牧师熊焱竞选国会议员的遭遇。在他宣布参选后，他就成为了中国政府的目标。报道援引联邦检察官的刑事指控，指出“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名情报人员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来挖掘他的黑料……在电话中，两人讨论要雇佣一名女性引诱熊焱，要让他身败名裂。这名间谍名叫林启明（音），住在中国，他承诺会给一大笔钱，并表示4万美元是一个妓女的合理价格。”甚至在通话中，该间谍表示“暴力也可以”，“打到他不能参选。”

除了直接威胁，中国领事馆还通过同乡会领导人对其施压。熊焱表示，前美国福建同乡会会长陈学端曾告诉他，如果支持他的竞选，陈学端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最终，熊焱在初选中惨败，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腐化了这里的华人。”

另一位受到影响的政治人物是台湾出身的前州参议员曲怡文。报道称，在她参加台湾总统在纽约的宴会后，中国领事馆的“中间人”联系了她的办公室，明确表示她的出席“是不合时宜的”。

随后，同乡会领导人开始攻击曲怡文。文章提到，“曾经支持曲怡文的社团领袖们纷纷转而支持陈学理。”最终，陈学理轻松击败了曲怡文。文章引用台山联谊会长期领导人甄锦荣的话说，“如果怡文没有参加那场活动，她百分之百会赢。”

此外，文章还揭露了这些团体通过非法筹款和获取市政资金来巩固其政治影响力。“《纽约时报》发现，在过去五年中，超过50个与北京有联系的组织鼓励成员为政治候选人筹款或背书。其中许多是非营利慈善机构，然而法律禁止这类机构参与助选活动。”

例如，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陈善庄拥有的非营利组织，在为州长霍格尔举办筹款活动后，获得了4.5万美元的疫情援助金。报道引用圣母大学教授劳埃德·希托希·梅耶的话指出，这些非营利组织的行为“完全越界了。这明显违反了国会对免税资格设定的限制。”

目前，针对这些指控，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则一概否认并声称“中国无意也从未以任何方式干预美国选举。”然而，文章通过对视频和文件记录的调查，发现了许多由领事馆官员主持的宣誓仪式。其中，同乡会成员“宣誓要促进两岸统一”或“维护祖国发展的利益”。

最后，报道总结称中国政府在纽约这个拥有60万华裔人口的城市中，通过同乡会等团体建立起了一个“全球最庞大、最高效的运作体系之一”，从而悄然影响美国民主的基石——地方选举。

三、维权网：八月中国新增38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2025年8月31日发布《八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录中的31人已刑满释放，2名被羁押者遭到判刑，12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强迫失踪12人以及被判刑的26人，共计38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31人名单：

白亚娟、崔兰琴、顾超、 李传芳、刘伯新、

潘洪明、秦少华、申国胜、宋玉胜、唐玉、

王霞、 杨冬梅、杨秀美、于永琴、宇美霞、

张荆州、钟黎伟、钟联、 周亚芬、周玉宝、

朱得山、王悦忠、王瑞祥、杨贵杰、江兆英、

张毓真、杨兴荣、袁嘉蔚、洪英、 徐子见、

卢思位、

2. 被羁押者遭判刑名单：

3年9个月：徐琳、

2年6个月：姜卫东、

3.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12人名单：

泽噶嘉措、张森、区锦新、任晓云、张卫、姚西林、宋玉德、杨治金、朱正武、朴锦顺、李永峰、尹旭安、

4.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26人名单：

15年：冯斯瑜、

14年11个月：阿斯穆姑丽·麦麦提依明、

6年：李树莲、

5年6个月：严德蓉、

5年：姚佳秀、

4年：王淑敏、李财华、李德成、

3年9个月：石翠英、漆玲、

3年6个月：毕金梅、佟静、

3年：赵桂莲、王秀玉、刘书荣、朱云、袁洪英、潘汉玉、邢望力、

2年8个月：张蓉、

2年6个月：孙春花、

1年6个月：李莉霞、林素贞、王健、

1年：江碧吟、杨宗霖、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690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7人，有期徒刑1427人，刑期不明24人，羁押未判235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和强迫失踪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年8月31日）第119期（共1690人）》。

编者注：华语自由创作社区大声（大聲- Dasheng）已授权中国数字时代全文转载。

访谈重点摘录：

……就是一只青蛙坐上中国总理的位置，它也会是人民的好总理。人们会说，“难道你没看出来这只青蛙的儒雅帅气吗？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王子。”这是因为明君贤相加青蛙是中国皇权传统中理想的政治模式。

你说我们一直都在记录着别人的历史，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就在经历历史，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很赞同。

……一直到 2019 年，孙小果的案子再次成为全国热点。原来它很快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而且继续作恶。我自己撰写了三篇文章，三篇报道，包括孙小果案，但是没有提我的名字。外界所知道的事情都是不准再 follow 的，但是它回删这一点是最近才被人们意识到的。身在自由的国度，我比他们有更多的言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我可能也有责任说出我所知道的历史。

第一句话是，言论即是自由。第二句话叫，言论是一切的开端。倘若不为言论而战，自由必将丧失。

吴薇：长平老师，欢迎你来接受我的采访。我们想做的“中国新闻三十年”的专题，其实我是想找一系列在我们过去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里面，重要的一些从业者，我们的媒体的一些记者、编辑，一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重要的新闻事件中间，发生过作用的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很想听的是大家个人每个人的一些选择和参与一些新闻事件的这些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就个人的经历和我们整个这个时代，这三十年新闻行业的变迁，这部新闻史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个人每个人的史，其实也是构成了这个新闻的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您是一个必须我要采到、很重要的、有分量的一个人。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是很少有的，就是从中国的 90 年代开始，一直写评论中国新闻走到今天。而且你现在虽然身居德国、身居海外，但是你的触角，你的接触中国和评价中国时政的这种笔触是从来都是仍然很锋利、很生动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做这个访问，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很兴奋。

所以其实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评价一下长平的三十年和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你会怎么去描述它呢？

长平：谢谢吴薇，谢谢观众朋友。我先从一个故事说起。这个 1998 年，当时我和作家、媒体人钱钢几乎同时加入加盟《南方周末》。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有一台传真机，那时虽然有了电子邮件，但是传真机和信件还是主要的通讯工具。那台传真机一直就开着，从早到晚很少有停歇的时候。那它在干嘛呢？它在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有提供新闻线索的、有鸣冤叫屈的、有读者发来意见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全国各地记者的投稿。当时很多重要的新闻，各地的本地媒体都不能报道，有些记者已经采访了，写了稿子甚至已经编好了，然后收到禁令或者受到压力不能发表，他们就投给《南方周末》。也有同行专门为《南方周末》写稿。大家都能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文章，发表文章对作为一种职业荣耀。这个《南方周末》的编辑在缺稿或者手头稿子不太满意的时候，就起来走到传真机旁边转悠一下，翻一翻，有些时候能拿到一篇稿子，直接就能上版发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说，《南方周末》是全国记者一起做的。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细聊。有一天，这个钱钢他刚来不久，他就盯着那台传真机看了很久，他很感慨的说：“要把它保存好，这就是历史。”可能因为他写过《唐山大地震》，对这些历史素材更加敏感和珍惜。我们并非不能理解“这就是历史”，但是我们当时的关注点都在当下，都在忙着记录别人的故事，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同时我们也年轻，就觉得这样对待自己有点太自大，有点不好意思，甚至太可笑，所以大家对钱钢的话觉得有点惊讶，甚至笑出声来。对，但是今天回头看，那台传真机真的就是历史，中国新闻史和政治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物，很有可能就没有人把它保存下来。

那天我们在通话中，你也谈到这个观点。对，你说我们一直都在记录着别人的历史，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就在亲历历史，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很赞同。这些年来我也逐渐开始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过去的经历，我写过的文章。对，在德国之声，我甚至在“长平观察”时评专栏之外，还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长平漫游”，就写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和思想的游历。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例子，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讲。

再回到你的问题，就怎么看长平三十年和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关系。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就是一台传真机，也许还是一台装了 AI 的传真机。因为我不只是接收记录，还会思考。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就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包括我工作过的一些媒体，比如《成都商报》、《南方周末》，他们的官方历史中，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会做什么报庆多少周年，几十周年，会写一些官方历史，在他们的官方历史中，甚至在那些需要在发表在微信公号的抗争者写下的记录里，也许是有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但是并不存在长平的三十年，就跟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里描述的情景一样，长平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不存在的符号。如果说当年《南方周末》办公室那台传真机可能因为我们的忽略，没有能够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那么长平的消失则是人为的审查、删除的结果。

我们曾经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就我个人在国内的工作而言，我很幸运，当时读者多的时候，可以说几乎每一篇文章发表出来，都会拷贝到各个网站，到处都是。因为当时互联网很发达，不只是因为我的读者多，互联网需要大量的这些素材，需要这些内容，竞争也很激烈。另外我们作为作者也没有那么有版权意识，觉得有人看也不错。有些网站是给我说了，很多网站包括一些房地产专栏也包括一些知名媒体开的专栏，其实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是我写的专栏，当然很多都跟我说了，有些甚至不跟我说，他有个编辑跟着你发了文章就贴过去，作为你的专栏，好像你每天在他那里更新专栏一样。我们也不介意，就觉得有人看，这个也不错，反正当时是那样想的。

所以我就觉得，至少我的文章在网上容易查到。但是后来我逐渐的发现，去搜索越来越少，到今天去搜索长平，几乎只剩下什么地名、什么历史跟着相关的历史字条什么的，这是完全没有。我很早就发现了。对。但还是有点惊讶，因为当时我们外界所知道的都是不准再发了。对，但是它回删这一点是最近才被人们意识到的。另外包括我刚才提到，有些可能努力甚至于反抗的姿态，去留下的一些历史记录，因为它很，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率的审查机制，让一些人写的这样一些记录中，可能也没有我的名字。

我注意到这点是读到类似几篇文章。比如说举个例子，中国有个很著名的案子，叫孙小果案。就是在云南昆明，有一个黑社会团伙，的确是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 1997 年，我和《南方周末》另外一位记者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就去昆明采访，采访了之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可以说是当时的《南方周末》还是很受重视，对这个案子的宣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孙小果已经被抓了，但是他们家里有各种关系，包括公安内部的关系，一直各种拖延，受害人根本不敢声张。我们去做了采访之后，的确是让当时可以说是相当程度的沉冤昭雪。看起来当时以为是作恶者罚当其罪。当时我们知道他被判了死刑，后来又改为死缓。但不管怎么说，他会几十年关在狱中。我的那位同事还受到过威胁，他还离开广州，躲了一个月，然后感觉到应该没有问题就回来了。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一直到 2019 年，这个孙小果的案子再次成为全国热点，原来他很快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而且继续作恶。

一直到习近平时代的作恶打黑什么的，他再次成为什么全国督办的案子。他再次被判死刑，然后在 2019 年被判死刑，然后被执行死刑。而且他的一个系统很多人都被判了。这个案子可以说是让媒体非常的感慨，有很多人在写文章，其中包括……包括有些人就是感慨，当年的《南方周末》已不复存在，这样的案子都再也不能得到像当年那样的舆论监督，言论自由的空间几近为零，就连体制内的舆论监督都只剩下舆论打手的功能了。然后这些案子的解决都靠可以说是政治斗争，实质为政治斗争，名义上的所谓反腐，这些来解决。那有人就写文章，有好几篇文章，就写到当年的报道。而且就怀念当年的调查记者，比如说有篇文章，它还讲，“孙小果案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的什么南方系的英雄”。这个文章，它因为要在中国网络发表出来，它列举了过去我的很多同事，这是非常好的。其中包括提到我自己撰写的三篇文章，三篇报道，包括孙小果案，但是没有提我的名字。没有提出我的名字。而且写得非常流畅，感觉就是你看不出他自己抹掉了什么。对。

这个我就不存在。这个还是挺让我感慨的。我当然并不是介意一篇网文是否提到……一篇一篇网文是否提到我的名字，但是我只是感慨这种让一九八四都自叹不如的审查机制。那就是即便那些以反抗为名，留下的文字中，这个历史也被改得不着痕迹。这个在中国互联网上消失的当然远远不止我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失踪。直到去年，有一篇网络文章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袁莉还写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的名字叫《在加速崩溃的中国互联网，正在消失的集体记忆》。它是基于一个引起很大关注的帖子。对。有一个作者，他的叫何加盐，有一个博主，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互联网正在加速崩溃》。他讲，就是我们原来以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是没有想到这种记忆原来是像金鱼一样的记忆。袁莉也去测试了，她在这篇文章也测试了，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那么敏感的人说，一些知名的企业家，比如柳传志，包括马云、包括马化腾，他们过去的留下的大量的互联网的这种记录，都被删除。

这个……袁莉也采访了我。她引用了我的话，我告诉她说，我的确，我之前就已经发现，我在公共舆论中的存在被扼杀的比早年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但是我也没有发现这整个的坍塌，或者这整个这么大的部分，都像金鱼的记忆一样都不存在了。我说那是我……那也是我个人生命的很大一部分的丧失。这个我感觉到是自己的个体生命被否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来谈我的个人历史和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也是我个人的社会生命存续的一种增长，也是对于中国言论审查的一种抗争。

当然在国内那些我曾经的同道，他们的名字是可能出现在国内的这些文章中，但是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怀旧、忧伤、叹息。叹息调查记者一事，叹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些都很好。但是我自己想要讲的一些内容，他们很难说出来，比如说抗争，比如说一些对当下抗争的启发。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身在自由的国度，我比他们有更多的言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我可能也有责任说出我所知道的历史，虽然未必是为他们代言，因为每个人会看到不同的历史，所以更主要的是我替自己发言，说出我自己的经历、观察和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又带出第三个理由，那就是这跟我在中国媒体长期工作的主题有关。那就是在历史叙事中，发掘个人历史、个体抗争和个体的价值。这个我在一些文章中做过回顾，就是我在中国的宣传中，一直强调集体叙事，或者历史的宏大叙事、集体唱响。从一开始，我和我所工作的媒体中的很多同道，我们的一个价值立场，就是坚持个体立场、坚持个人价值、记录个体历史、警惕时代洪流的裹挟。

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2008 年，那是一个被我称为真正的中国梦的元年。虽然很多人把“中国梦”是从习近平上台的 2012 年开始算起，但是我觉得 2008 年是一个……实际上就是我这样计算。实际上习近平和胡锦涛的时代并没有那么割离。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而且胡锦涛时代的后期其实就已经为“中国梦”、为习近平时代做了准备。2008 年的奥运会和西方的经济危机，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转折点。那一年很多中国媒体也非常的兴奋，不只是央视。可以说从头一年开始，因为我们都要准备第二年的这些议程，我就在各种文章中，以及在跟媒体同行的各种讨论中，我就希望大家脑子里一定要想到，在这种集体叙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个人立场、个体价值、个人尊严。

那一年刚好我被邀请，同时为好几家有影响力的报纸，你说《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还有我自己当时当然曾任副总编的《南都周刊》，撰写新年献词或者是社论，或者是改革开放纪念特刊等等。我自己也写了好多，为《南方都市报》上海的《新闻晨报》、北京的《青年记者》、《新京报》等等，写专栏文章的时候，我当时是特别有意识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主题都像我给《南方周末》当年的新年献词写的定的原标题一样，叫《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到后来他们改了这个标题，当时还给过他们一个标题选择叫《大时代中不能没有你自己》。就是希望警惕被危险的民族主义话语席卷。

以新年献词为例，我在开头是这样写，当然都是新年献词的那种文艺腔：“帷幕许起灯火璀璨，在 2008 年的世界舞台上，中国已然站在中央。闸门洞开浪涛汹涌，在历史洪流的席卷之下，你在哪里？”在结尾我是这样写的，就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出……冲刷去你的独立存在。至少你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

当年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社论，当时也写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十年。大概那个社论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个叫“纪念不为赞美，得失均需反思”。就是我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十年，每一束光芒都动人心魄，每一个三十年都值得纪念。这个我自己当时主编的《南都周刊》的三十周年纪念，我就策划了一组报道，直接就叫“三十年个人进化论”。当时我在主编寄语中写：“有人在历史中看见别人，有人在历史中发现自己。”我的重点就是说，因为在时代的大潮当中，个人的悲欢离合很容易被认为无关宏旨，过于看重难免矫情。但是这正是我要反对的洗脑话语。对我后来也一直写，包括我每年在六四当天要写一篇纪念文章。其中有一年，我记得的就是讲六四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摧毁。我的意思就是说，讲述个人历史一直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只是过去我可能更多的是记录其他人的个体抗争、个人生命历程。那我也需要面对自己的生命历程。

这就是我对你的这个问题的浓缩的回答。

吴薇：听你讲了这么多，我其实非常的感慨。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以来强调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做这个事情。其实还可以再往下延伸一下，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个人史就是更重要的历史，或者说每个人的个人的历史，其实在构成真正的历史。这个话搁在其他国家，它的上下文的意义没有那么显著，但是今天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以为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这种技术的自由，给每个人所谓的这个赋予权利，好像不管是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去记录，当年还有直接用手机这种公民记者参与的这种抗争。好像曾经不管是在中国自下而上的这种反抗，还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这种抵抗，极权对原子化的这种，就是原子化的控制社会的这种手段的这种能力，好像都曾经有过提升。但是在大家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好像就是把手机也都当作了就是自己身体和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有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就是它也可以用技术的力量完全抹去所有人的共同记忆和个体记忆。而且像你这么一个有意识在文字里面去呈现记忆、呈现历史、呈现历史的书写的人，你没想到的是你以为你写下来就有了，可是你写下来的所有的东西被技术和这种使用技术的政权它完全抹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这些能够，第一还有记忆，第二还属于年富力强，没有老到我们曾经采访的那些人到耄耋暮年到白发苍苍去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就是还有鲜活的记忆，仍然还有非常活跃的思路，而且还有发声渠道的这些人，在今天就是要有意识的去记下来。离我们没那么远，我们以为不那么着急需要记录的东西，现在就变得非常非常紧迫。我也是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理解，也是我对你的一个回应。

长平：是的。我之所以举那几十年前的例子，就是这是一条线索，它不只是一个价值观，就是也是我们几十年在做的，一直持之以恒的一个事情。就是外界不一定能够看到，外界可能更多的看到是会给一些比较肯定的，你们很勇敢，你们一直在抗争，一直坚持做。但是背后这条线，我很高兴你今天给一个机会，我们把这条线理一下。这条线为什么……我们后面可能会谈到，就是为什么当局这么在意这条线，为什么我坚持这条线，最后是要撞上红线。它是一个集体叙事和个人抗争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战斗，一直到今天。

吴薇：对。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讲三十年，不是因为我们要怀旧，我们哪里有时间怀旧啊对吧？是因为如果想看眼下，更加理解中国现在的技术、政治、社会和媒体的现状，甚至去找到往下走的这种动能和力量，它必须我们要去研究中国怎么走到现在的，而且怎么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确立了这么一种数字的利维坦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模式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塑造了中国的现在的政治面貌、权力结构，这种官民的互动，甚至整个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舆论环境。他们为什么觉得一切都可以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就是怎么走到今天这种媒体生态的，怎么走到今天的这种权力和公众的这种对抗，都没有对抗，但是已经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非常固定化的一种模式了。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现在要往下聊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觉得在这个点上谈三十年，它不是一个回顾历史，简简单单去怀旧去看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沾沾自喜的过程。是我们其实在记录和分享我们的经验，你的成功你的失败，哪些事情做出来了，哪些事情做不到，原因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再往下走。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投射和预期，我想请您分析一下中国三十年，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你如果放在这样一个政治传播、媒体生态的这么一个结构框架下，你想怎么去总结和回顾它呢？

长平：我想用三句话来作为一个回顾。我的一个非常短的演讲，就 2016 年底，加拿大记者言论自由协会给了我一个奖，我当时做了几分钟的这个叫什么获奖感言，说了……然后当时本地媒体，有一家电台，本地媒体做了报道。有一家电台的报道让我觉得很不错，因为他把两句话直接就作为最开始的要点提出来，恰好就是我要讲的重点。

一句话是，言论即自由。第二句是，言论是一切的开端。

言论即自由，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话，但是在我看来，它包含着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宣传教育和政治哲学。这种哲学其实实用主义或者效益主义，也叫功利主义。这个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邓小平的那句“黑猫黑猫白猫论”，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放到自由上来说，他可能会说自由本身并不重要，他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过他可以达到其他目的，比如说能够实现国富民强。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如果只是手段，那么他是可以替换的。如果通过专制体制，也可以实现国富民强，甚至更有效率，比如说举国体制，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自由呢？所以我一再强调，就是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但这个可能来自就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是他的道德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意思说人拥有绝对价值，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当做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在我看来，这个自由也是这样。言论自由，就能够说话本身就是自由，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而不是说我们通过自由获得其他价值，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不能……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自由获得其他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后面要讲的。那首先就是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有价值。这一点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新闻实践中，一直一直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或者是我们随时都会受到类似问题的挑战。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人民的好总理”。就是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总是有人告诉我，这个体制内有一些人，他们正在运筹帷幄、深谋远虑，这个我们需要去配合他们。对。这我们不要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中最最被说的多的就是“好总理”。这个我为此我写了好多篇文章。我能记得的，比如说 2011 年我在《南华早报》我的专栏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总理的谎言》。这个 2013 年我在我主编的《阳光时务》写过一篇主编的话叫《总理、青蛙和王子》。2022 年，那时候总理已经换了，但是仍然是“人民的好总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李克强会从好总理到英明领袖吗？》。就是一只青蛙坐上中国总理的位置，他也会是“人民的好总理”，人们会说，“难道你们没看出来这只青蛙的儒雅帅气吗？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王子。”这是因为明君贤相加青蛙是中国皇权传统中理想的政治模式。专制政治的性质决定了这种理想模式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存在过，但是它一直在人民的想象中延续至今。所以中共建政以后，由于宣传机器的洗脑功能的空前强大，直到现在，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情况一样，这种民间想象是超级的丰富。文革之后的影视作品中，比如彭德怀、贺龙、陈毅等等元帅都被渲染成刚正不二的青蛙，作为明君形象连连破产之后的替代品，那还得靠贤相。除了双手沾满六四鲜血的李鹏，他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其他总理无一例外都是“人民的好总理”。从周恩来、朱镕基、温家宝到李克强，总理们都清廉正直、体恤民情，而且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我想说对总理保有希望没有问题。问题在就像我刚才讲的，总有人告诉我，而且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也能接触到一些好像有些内部消息的人，他们会非常殷切，而且非常带有强迫性的责怪我，总理深谋远虑，为运筹帷幄，我们应该静观其变，不要添乱。简单的说，就配合总理或者总理也可以是代替其他……也可以是其他人或者其他势力，为了让他们实现他们的抱负，这是最重要的。言论自由应该退居其后。我在长期的专栏写作中，我一直在拒绝这种请求。所以我要讲言论即是自由，自由即是目标。

第二句话是言论是一切的开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我认为言论也是工具。它不只是工具。言论自由是通向其他自由，实现其他好的目标的一道大门。当时我在获奖典礼上，列了一大堆被投入监狱的中国仁人志士们的名字。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列这些，在我们言论自由的一个奖项上，为什么要列这些政治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在中国的政治犯绝大多数都是言论犯，都是因言获罪。在中国他们可能以各种罪名获刑，但事实上他们犯的罪就仅仅是表达了异议。一方面就中国政治空间异常的狭窄，人们几乎没有可能从事言论之外的异议活动。比如中共早年干的那些事情，比如说组织工人罢工、买武器或者建一个党，中国目前的异议人士都没有机会去做。另一方面，独裁者比谁都能看到言论的巨大威力，他们非常明白言论是一切的开端。

除了这两句话，我当时还讲了一句话：倘若不为言论而战，自由必将丧失。这个也非常重要。你刚才提到大家怀旧，或者感慨空间越来越紧。很多人主要聚焦于习近平的个人性格，或者个人政治理念、政治手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由从来不是谁给予的。我在 2011 年在南都写过一篇社论，叫《纪念王小波，争做自由人》。当时我就讲，因为王小波成为一种现象，但我就指出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指出自由的可贵、思维的乐趣。自由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同时他也给他事实……他没有直接回答，因为他不是时评作者，他没有直接回答社会上一些争论，但是他事实上通过他的文章告诉人们，对，在社会上一些争论的答案。比如说法律和自由，法治和民主等等。他告诉人们，公平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正是一个自由人的本能，自然而然的追求。但是他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谁给予的。他只能依靠自由的思想和权力来完成。没有自由作为前提，秩序就无从谈起。如果有那也只是专制者的自由。失去自由的人也就失去了秩序。所以社会上当时争论的“先制定好法律，再给予自由”，还是“先开放自由，再制定法律”，这并不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当人们没有自由的思想和权利参与制定法律时，他就不会产生出公平的法律来。

我在那篇社论中讲，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自由并不是一条在道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就是这条道路本身。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这个想法过了几年，我到了德国，2015 年的叫什么……新闻自由日的 5 月 2 号，我写了一篇文章，进一步的总结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那个文章的标题叫《自由是一只会变的笼子》。当时我提到我很喜欢的作家卡夫卡。他有个小说叫《饥饿艺术家》。在其中不一定是他的重点，但是那句话，我一直对我可以说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他就描述一只豹子，他讲了只豹子，这个它似乎没有因为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力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的某个地方。对。就是豹子之所以像豹子，是因为它牙齿中带着自由。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后来我希望我的笔，我的脑子中一直带着自由，带着自由本身。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我也很快发现一个秘密，就是在现实中，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跟马戏团囚禁豹子的笼子不一样，关我们的那个笼子是一只易变的笼子。它随时都在偷袭我们，稍不留神，它就会缩小一圈。在网络刚刚出现的时候，它的功能好像主要是反抗限制。今天它已经被体制利用成为维稳的利器。很多人都被它欺骗，被那个笼子欺骗。因为很多人觉得，当时的香港人，甚至现在的台湾人、美国人都在想，只要这个笼子它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只要不去碰它，我们就可以……在笼子里面的人会这样想：“我们只要不去碰它的边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安居乐业。”不在外边的人想：“只要我们不去碰它，我们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当然还有些人认为，这个笼子就像紧箍咒，它变小是因为我们不肯顺从。但事实上，这个笼子它有很多限制自由的方法，它不仅囚禁你的身体，它也改造你的思想。它让你相信这些说教，这些想法。就是不仅笼子里边的人被洗脑，笼子外边的人也信以为真。因为它固定不变。

到今天，我认为笼子里的中国，与其说是缺少自由，不如说是缺少对笼子的反抗。笼子外面的世界，与其说是自由的边界受到威胁，不如说是自由的意志正在减弱。这也是我一直给自己的一个定义，我认为我的写作，时评写作，它不是我最初想当作家的那种写作，这个写一个东西，成名立腕，不朽，而是一种行动，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就像我刚才讲的，世界上没有那样一种永恒不变的，或者静待未来的自由。自由就是一种永远的抗争。

这是我用这三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界定三十年新闻史的几个特征。我为什么要用这三句话？在我看来，它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种实质上的历史和它的特征。当然人们通常会想到的那些特征，以后有机会，我们在将来我们的在接下来我们的访谈中，我们还可以细谈。

吴薇：我们再整个总结一下，就这三句话。你现在……现在谈的这三句话，因为你讲的特别哲学，我是很喜欢的。我们大家要往下稍微要拓展一下。你现在能帮我再总结一下这三句话吗？

长平：第一句话叫言论即是自由。第二句话叫言论是一切的开端。第三句话是，如果我们不为言论抗争，那就将失去自由。理念、方法和抗争和行动。理念、方法和行动。在我看来就是这三个方面。

吴薇：其实你是用一些最终总结出来的这种结论来概括这三十年。而且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现实得出来的结论。比如说有一种误区，就是说自由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然后相对是一个定量的东西，只有就是得到自由、获取自由和没有获取自由这几个状态。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误区，就是因为没有自由就不做了。但是你的逻辑是自由本身就是目标。自由是等不来的。你怎么能等到有自由，你再去做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不要以为不动，或者离这个笼子远一点，你原来有的自由它就还在那，或者你如果没碰这个笼子，它就不出来咬你。但这个其实我的形容……我一直形容它是一个……它是一种病毒，就是这个病毒你不是说你躲着它，它会走出来的。那这是我前几年的形容，结果没想到后来在这个 COVID 期间就被证实了。就是当全世界其实都慢慢地觉得，那我跟这套体制保持一些距离吧，好吧？或者就说包括像德国，这还是一边跟中国谈生意，一边也去说一说人权。还有很多国家就假装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控制这些事情，这么恶劣的一个国家，但是还是可以跟它在其它方面合作、共生对吧？甚至你好我好。但事实是它是一种病毒，它会蔓延的。它会走出它的边界的。所以你用的是这一个笼子，而且在笼子里面的人以为，我只要不去踩这个红线，我就能维持我现有的空间。笼子外面的人想，我只要不去进去这个笼子，反正我在外面。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不管是墙内，就是中国领土里面的，包括香港越来越，这个笼子它是带在每个人的身上和脑子里面的。那大家集体的言论和行动的停止、萎缩，它最终会影响到你每天日常的生活状态的萎缩。那墙外也是一样，不管是跨国镇压，还是这种长臂管辖，还是现在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多的这种中国式的传播和媒体形式都在走向全世界，走向海外，走向所有海外的这些自由平台。那你就知道你哪躲得过这个笼子呢？所以这是我的理解和一个回应，是吧？

那我觉得这些是结论。

长平：这不仅仅是结论。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状态。就是经常……我这些都包含着，因为经常会被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观察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你观察习近平还会专制到哪一步？习近平对媒体还会怎么样？那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决定的。自由是一种动态，是一种动态。就是它取决于外部世界的反应，它不是一个他脑子里有一些成套的计划。就算他有一些蓝图，但他也不是说他就能完全严格的按照他的蓝图执行。事实上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跟每一个人的存在和行动都相关。这就是后来在互联网上，在互联网用的很普遍的所谓混沌理论，就是说在什么南太平洋上一只蝴蝶振动翅膀，在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会引起一场飓风。那只蝴蝶非常的渺小。我是相信这种理论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每个行动能产生的确切的效果。但是你要行动。这是为什么我一直会一再会被问到，就是在这么令人绝望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写作，还能坚持抗争？我当然有过很多思考，就包括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去抗争。如果我们知道明天就自由了，就解放了，然后我们才去行动，这不是一种投机吗？或者都不需要你的那一个微博的行动了。正因为如此，并不是说我们行动就一定会在某年某月某日带来解放，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相信混沌理论，我相信自由是一种动态，我相信这世界不是由习近平和普京决定的，他们也是在看外部世界的反应。这其实不是结论，这是一个状态。

吴薇：而且其实是一个生存和做事的逻辑。就是你相信你做事它就是有动能的，而且这种相信你的行动的目标就是行动本身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写作、我们记录、我们表达，实现了它就有意义。就是这种自由表达本身它就是意义。

长平：对。你总结的非常正确。就是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就是你写也换不来自由，甚至让你失去自由，那你还为什么要写？既然你说的写作本身它就是自由行动的一部分，它本身就能给我带来意义。

吴薇：现在我们来谈中国三十年，很多人会以为我们是在怀旧，怀念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媒体人还有空间，那个时候因为有空间所以做出来事，而现在是因为没有空间所以做不了事。很多人以为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讨论。但其实我不这么想。我认为这个体制它并不是现在习近平一个人制造的。它的存在并不是我们现在眼前这十年的所有的决定因素。可是很多人会以为就是换一个领导人，一切就会好。所以现在会看到大量大量的讨论，都把矛头指向习一个人。所以你同意这种看法吗？你认为就是说媒体人如果……我们现在讨论过去是因为觉得看当年能做事是因为有那几个领导人，现在做不了事，就把习变成了大家做不了事和不做事的唯一解释，你同意这样的一种目前这种非常普遍的一种情绪吗？

长平：是的。我不否认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变化，领导人的这个个人角色在这个政治学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希望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对谈中，我能让大家看到，这个当年那些怀疑就是事实，但也不是事实。就是我们其实当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一直处于危险当中。

希望幸福也能敲敲中国的门

在体育比赛中，垃圾时间是指胜负已定，比赛进入毫无悬念的阶段。若将垃圾时间的概念引入历史，北宋的最后八年，绝对是帝国的垃圾时间。

北宋最后的八年，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代帝王，在内外交困中上演了一场荒诞的亡国悲剧，最终以“靖康之耻”的奇耻大辱收场告终。

第一、内政糜烂

宋徽宗痴迷艺术和享乐，纵容以蔡京、童贯、朱勔等六人为核心的六贼集团。他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朝堂上只剩下了阿谀奉承和党同伐异。

比如蔡京，他打着变法的旗号，大肆敛财。史书评价他“穷民膏血”，北宋的民间经济被搞得凋敝不堪。

还比如六贼之一的朱勔，他在江南大肆搜罗奇花异石，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花石纲”。他们设置应奉局，四处出击、勒取花石，再用船从淮河和汴河运入京城，这项工程连年不绝，周遭百姓生灵涂炭、中产之家全都破产，甚至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

1120年，大名鼎鼎的方腊起义爆发，口号就是诛杀朱勔。方腊起义声势浩大，参与的百姓非常多。据史书记载：凡得官吏，必断其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或乱箭穿心。足见民怨之深。方腊起义虽然被童贯率精锐的西军镇压，但这场起义沉重打击了北宋的经济命脉，也就是东南的财税重地，还极大消耗了本已捉襟见肘的军事力量。

第二、外交短视

宋徽宗君臣并无雄才大略，反而好大喜功，整天做梦幻想着“燕云十六州”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

1120年，宋金签订“海上之盟”，联金攻辽。名臣李纲忧心忡忡地指出：辽国之患犹可枝梧，金人狼虎，异日必为大患！意思是说辽国的问题，还可以应对，但金国是虎狼，联金攻辽是在与虎谋皮。

果然，最终燕京被金人攻下，北宋又被迫花费巨资，赎回了原本属于自己但被金军劫掠一空的“空城”。这场拙劣的表演，将北宋的腐朽懦弱暴露无遗。对此，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评价说：可轻取东京，也就是可以轻松拿下北宋的都城汴梁。

第三、军事无能

金国灭辽一年，便大举入侵北宋，并轻松的长驱直入，来到北宋都城汴梁。

宋徽宗吓得屁滚尿流，匆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自己则仓皇出逃。随后，宋钦宗签下了城下之盟，送土地、送美女、送金钱、送物资、送人质，还尊金国皇帝为伯父。

更令人发指的是，为凑足天量的赔款，北宋开始疯狂搜刮，甚至将宗室和官民女子明码标价抵给金国。北宋朝廷的行径，将千年帝国的尊严践踏殆尽，是人类历史耻辱的第二名。不要着急，第一名也是他们创造的。

1126年秋，金人再次南下，宋钦宗病急乱投医，竟然相信江湖术士的“六甲神兵”，把统御守军的权力交给了江湖术士，成为了王朝末日最辛辣的讽刺。

随后，为满足金人的胃口，宋钦宗下令搜刮全城、掘地三尺。1127年，金人在汴京疯狂洗劫，并将徽宗、钦宗二帝，连同一群达官贵人掳掠北上，北宋就此灭亡。

从1120年到1127年，这八年的垃圾时间，是北宋系统性溃败的总爆发。这八年政治腐败达到了顶峰，朝纲废弛，民怨沸腾，经济崩溃，民生凋敝，财政枯竭，最高统治者昏聩怯懦、投降派苟且偷生，士大夫虚妄迷信，加上战略短视、军事无能，最终引狼入室、自毁藩篱。

岳飞在《满江红》中痛呼：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里的“耻”和“恨”，正是对那八年“垃圾时间”的精炼总结。当一个王朝的统治集团彻底腐败无能、丧失担当，纵有个别的忠贞之士，也难以在“垃圾时间”中力挽狂澜，最终还是会走向不可救药的覆亡深渊。这不仅是北宋的挽歌，更是历史的镜鉴。

文｜李宇琛

2025年8月28日，微博博主“唐哲同学”的微博商业生命，被平台一纸公告判处了死刑。

没有禁言的倒计时，也无关账号的存废，处罚精准地落在了他近60万粉丝流量变现的核心命脉上：永久取消广告分成与盈利资格。

对一个以流量为生的自媒体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数字世界的资产清零。

而执行这场清算的原因，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味。这位长期以“爱国”为旗帜的大V，最终是被他亲手炮制的“爱国”内容本身所反噬。

那些曾为他带去无数点赞与拥趸的帖文，最终成为了清算他时最无可辩驳的罪证清单。

这份清单上，记录着一个内容投机者的全部路径。

他用以构建其爱国叙事大厦的砖石，并非事实、考据与理性，而是更轻便、更廉价、也更易燃的材料：

情绪。

唐哲同学的微博认证是历史博主，他也曾试图证明自己的专业性。

2022年初，他转发过一张号称是作家张爱玲祖母的老照片，引人怀旧。

照片很快被证实为现代人拍摄的艺术照。

唐哲同学删帖道歉，承认自己“张冠李戴”，并将失误归结于：

“知识浅薄，难免差错。”

这句谦辞，在日后看来，更像是一份精准的自我鉴定。

当历史考据无法快速兑换为流量时，他便熟练地转向了另一条更汹涌的航道。

在这条航道上，事实的准确性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是否正确，情绪是否到位。

他开始娴熟地剪辑苦难，拼贴仇恨。

他的一篇关于加沙儿童的帖文，配图催人泪下，广为流传。

根据网友的溯源，那张令人心碎的照片，的确记录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只不过那场灾难的名字叫：

汶川。

挪用国殇去点缀异域的烽火，这种操作对唐哲同学而言并非孤例。

他最近的“代表作”，是一组据称是731部队的“核心罪证”图。图中的婴儿标本，足以点燃任何观者的怒火。

这些“铁证”迅速引爆了舆论。

只是，有心人根据线索查证后发现，这些婴儿标本静静地陈列在一家俄罗斯的博物馆里。

一件普通的医疗展品，就这样在他的微博上，跨越时空，成了一段血腥历史的元凶。

这种时空错乱的叙事，曾经在他一篇关于以巴冲突的帖文中达到了顶峰。

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一名华裔女子被哈马斯围困，在危急关头高喊“我是中国人”，随即被武装人员挥手放行。

这个堪比战狼剧本的情节，连他自己的部分粉丝都表示难以置信。

有媒体查证后指出，这纯属一则为了迎合民族自豪感的：

三无杜撰。

当事实的硬核被抽空，剩下的便只有情绪的空壳。

他攻击辉瑞的新冠药物，却无视公开的临床数据；他影射诋毁国内知名学者，却拿不出任何证据；他批判通信专家项立刚，甚至连对方的出生年份都张冠李戴，以至于被微博社区的公开笔记直接标注为：

思维混乱，引用内容不实。

终于，在2024年的“清朗”专项行动与2025年平台整治极端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这座由谎言、拼凑与情绪构筑的大厦迎来了推土机。

微博管理员的公告写得清晰：

“经核实，所示违规用户@唐哲同学多次通过拼凑不实信息、张冠李戴等方式，以“爱国”之名博取流量，因违反社区公约，目前已受到禁言处置，并扣除近期全部广告收益。爱国是人民最质朴、最淡然、最没有利益纠葛的情感释放，不应成为某些心术不端者的谋利工具。造谣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传播秩序，更亵渎了历史，亵渎了爱国两字。”

唐哲同学成为了那个被“亵渎”的爱国主义所献祭的典型。

他的倒下，与更早一些的前辈们如出一辙。无论是散播“人肉汉堡”谣言的“至道学宫”，还是利用爱国流量卷走粉丝6亿P2P投资的“黄生”，他们的商业模式并无本质不同。

他们都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流量富矿，这座矿的名字，叫爱国。

他们要做的，不是开采和冶炼，只是将那些最廉价、最劣质的原矿石甚至是假矿石，直接打包贩卖给那些最饥渴的灵魂。

就这样，神圣的情感被做成了一门生意，一门几乎没有门槛，只需煽动与复读的生意。

在这门生意里：

真相是负担，考据是累赘，理性是绊脚石。

而当监管的重锤落下，生意戛然而止。人们看到一个投机者被清出场外，于是纷纷拍手称快。

只是，少有人追问，那座曾被疯狂开采的矿山，在被挖得千疮百孔之后，还剩下些什么。当一种本该凝聚共识、团结国民的伟大情感，可以被轻易地标价、贩卖、并最终因质量低劣而被下架时，它的损耗，又该由谁来计算？

喧嚣过后，一地鸡毛。那些曾经的狂热与眼泪，最终证明不过是一场流量的骗局。

而最大的荒诞在于，骗子倒下了，但曾经为他鼓掌的观众，却早已转身去寻找下一个更新、更响亮的舞台。那里，同样的剧本正在上演。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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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琛｜长期征求微信公众号，用于坚持写作与发声

是试点吗？

全国能推广吗？

8月22日，香港领导的财产情况于政府官网公开。包括主席李家超在内的领导，有中英两种文字版本的《利益登记册》PDF版可供下载。

其中李家超的情况比较简单，与其妻子共有一处位于油尖旺区的住宅物业及车位，夫妻二人各占一半权益。

除此之外，还要看社会和企业兼职情况。与内地官员只能有一个社会兼职不同，李主席有整整三页清单：

行政长官获赠礼物名册也需逐月公开。

我查了一下，今年前7个月，李主席没有收到任何礼物，去年底倒是连续两个月都有。

其中11月份获赠一本书、两盒食物、一瓶酒、一件摆设及一盒食物：

12月份获赠4瓶酒：

除李主席外，其他人在内地买房很积极。看来到内地来炒房的大军中，也不乏香港官员的身影。

•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与家人共拥有7处物业。有4人（或其家人）分别在珠海、东莞、中山、杭州置有房产。

•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妻子拥有三个物业，分别是位于沙田的住宅（预备出租）、位于黄大仙的住宅（出租中）和位于港岛东区的商用物业（预备出租）。

•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妻子和家人通过一家公司持有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连同两个车位，作出租用。其妻子还持有中山市的一个住宅单位，两人共同使用。

•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申报了三处房产，包括一个位于东区的住宅单位，由妻子拥有，间中自用；一个位于荃湾区的住宅单位，供家人自住；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单位连同两个车位，由妻子拥有作自住。

•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与配偶共同拥有一个中西区自住物业。

•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新界大埔住宅物业作自用。

•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申报的沙田区自住物业则由其配偶拥有。

•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申报的7个物业均为住宅，一个在中西区，3个在湾仔区，1个在杭州，1个在澳大利亚，1个在新加坡。

•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分别申报与家人拥有2个及以上物业。

•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申报拥有一个位于东莞的自住物业。

•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珠海拥有一个自住物业。

看到如此景况，内地网友的反应非常有趣，纷纷点赞这个「试点」搞得好。

他们可能不知道，香港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非试点，亦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林副统帅叛逃的1971年，根据新修订的《防止贿赂条例》，官员利益申报制度就运作了。

而且，香港也不是我国惟一一个公开官员财产的城市。1993年7月2日，我国台湾公布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并在同年9月开始实施。

至于有网友希望在全国推广，这个想法可能有些不太合适。

毕竟，虽然香港已经回归，但毕竟还是资本主义制度。

正确的做法是，香港应该向内地看齐，内部申报、组织掌握即可，以免被有心之人利用，危害国家安全。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册，发现旺族多出自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少数平民子弟则通过读书、从军、创业改变命运。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汲取智慧、经验、教训，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如果没有记忆，家就是个空壳。

讲述我们的故事、写作家传，是人类延续文明和创造意义的基本方式。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和传承家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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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家庭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这个任务，只能我们自己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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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象征——恒大集团8月25日在港交所退市。碧桂园控股业绩恶化、华南城控股启动破产重组程序，其他房企也陷入困境。如果房企撑不住，中国经济突破瓶颈会更加耗时……

背负近2.4万亿元债务、陷入经营困境的房地产巨头中国恒大集团8月25日在香港交易所正式退市。中国的房地产不景气看不到尽头，碧桂园控股的业绩恶化等，其他同行也陷入困境。

在香港时间8月25日上午9时，恒大的上市公司地位正式被取消。交易所20日宣布摘牌，并告知股东如有疑问请向适当专家寻求建议。

2024年1月，香港高等法院下达清盘命令，恒大的股票交易被停止。7月28日停止期限达到18个月，交易所决定摘牌。在摘牌后，破产重组手续仍将继续，但事态复杂看不到尽头。

据担任清盘人的美国咨询公司Alvarez & Marsal介绍，恒大在280多个城市拥有超过1300个开发项目，债权人的诉讼达数百起。与房地产管理公司恒大实业等目前仍在香港上市的两家子公司的重组也以失败告终。清理资产并分配给债权人是一项“极其艰难且耗时的工作”。

恒大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象征。该公司1996年在广东广州成立，2009年在香港新股上市。由于中国房价持续上涨的“神话”，人们的购房欲望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恒大通过大量出售尚处于规划阶段的项目和未完工项目的手法崛起。

在中国政府2020年转向加强财务监督之后，恒大的资金周转受阻，经营危机表面化。购房者支付了房款恒大却无法交房的情况频发，信用危机导致销量骤减。截至2023年6月底，恒大的债务总额增至2.3882万亿元。

虽然中国政府通过金融支援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扶持，但危机仍未消除。8月22日晚间，2022年曾是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的碧桂园宣布，2025年1～6月的最终损益为亏损185亿～215亿元。亏损额最大达到215亿元规模，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膨胀。

受到信用危机的影响，碧桂园截至7月的月销售额连续27个月低于上年同期。2023年10月还因资金困难无法支付外债利息，被国际金融团体认定为债务违约，香港高等法院正在审理破产重组的申请。

香港高等法院同时推进类似的破产重组案件。8月裁决对经营困难的华南城控股启动破产重组程序。

美国评级机构穆迪在8月20日的报告中提出看法称，中国房地产销售额在未来12～18个月将继续下降。指出复苏倾向偏重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想真正复苏“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如果房地产企业撑不住，购房者对行业的不信任就会加剧，中国经济突破房地产不景气的瓶颈会更加耗时。

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社保问题势在必行，不过要先理顺机制、再扩容。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劳动者的意愿和支付能力，还应注意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做到劳企两利、细水长流。美团的“参保自愿、企业补贴”或是当下更能同时兼顾企业和个人利益的一种可行路径。

另外，涉及数亿人口的中低层社保问题，其实是国家的一个全局性社会性问题，单靠雇主无法解决，还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承担相应的责任。

现在中低收入者的社保覆盖率过低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焦点话题。根据人社部统计，2024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员 7.34亿，但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险人数仅有4.72亿，医保参险人数为3.78亿，失业参险为2.45亿，同时享有养老和医保的只有3.78亿人，同时享有“三险”的仅为2.45亿人，仅相当于就业人数的30%左右，其余人如果失业或退休大部分将处于“裸奔”的状态。

这些没有“三险”的人，基本上都是我们平常所谓的“中低收入人群”。如果最近一二十年，他们的社保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那么他们仍旧要像父辈那样，退休以后仅靠一两百元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生活，仍旧要超龄劳动，这将是我们社会现代化成就的一个缺失。

另外，随着60后、70后退休潮的来临，我国现在社保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最近十年，每年平均要增加8000亿左右，预计2035年度支出要达到18万亿左右，之前积累的结余将耗空，这也亟需现在扩大社保缴纳范围，增加社保基金储备，让我国更从容面对老龄化问题。

9月1日即将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用人单位如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这被外界认为是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社保覆盖面的一个重要一步。虽然司法解释不能当做执法依据，但是鉴于它在判例指导中的作用，以及规定的违规的成本，实质仍对企业产生强大软约束，过去种种规避社保的路子渐渐走不通了，以后所有的劳动关系都将与社保逐渐强制挂钩。

不过《解释（二）》的出台也引发了社会较为强烈的争论，一部分赞扬它的进步性，也有很多学者担心此举将大大加重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负担，不利于经济复苏，这将减少就业机会，最终不利于中低收入者的生计。那么如何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保问题呢？笔者认为我们既要有明确的目标，也兼顾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要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负担。我国企业的社保税属于全球最高的一档。根据资深社保专家宋晓梧先生的研究，统计范围内的全球175个国家企业负担社保缴纳费率平均值为14.27%，中国为28%，企业社保负担全球排名第14，是极高负担国家。中国应该逐步降至全球14%的水平，降低企业的社保缴纳比例，才能既保障社保覆盖面，又兼顾企业长远发展。中国个人承担社保费率也过高，全球平均水平为8%，而中国为11%，也应该逐步降低，才能提高个人缴纳积极性。

第二，要改变社保城乡双轨、条块分割的状态。中低收入群体相当大一部分是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也有相当一部分大是跨省异地工作人员。但是我国的社保城乡分割、区域分割，在城市缴纳社保，一旦回农村，就将断档、资金沉睡起来，享受不到待遇；在A省交社保，到B省报销就非常繁琐。我国的社保体制还有大量计划残余，尽管专家学者长期呼吁，但是一直没有大的改革变动，我们应该建立与市场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相适应的社保体制。

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进行社保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扩容的前提，在机制尚未理顺之前，就仓促扩大社保征缴面，其实是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都不利，不能让社保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也不利于提高大家缴纳的积极性。

第三，要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盈利能力。中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大型用工平台。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中小微企业经营状况”报告，全市2024年度小微企业利润约1500亿，雇佣140万左右的全职劳动者，如若完全缴纳社保，企业将要负担300亿左右，意味着利润减少20%。北京的中小微企业尚是全国经营情况最好的，以全国平均来看，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小微企业人均创造营收49.1万，按照8%的净利润以及全国城镇全职职工平均工资68000元计算，那么企业净利润将减少50%以上。

如果大幅提高社保征缴面，大型灵活就业平台公司的利润也将大幅减少，甚至亏损，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发挥“就业蓄水池”的稳定效应。以外卖骑手为例，如果用工平台每年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社保的话，每人每年将支出2万元左右。按照1000万的骑手规模，全行业每年的保障支出规模将超过2000亿元，这个合规成本的支出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京东送外卖半年来，全职骑手规模才15万人，但集团利润下降了一半，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市场补贴等费用支出，但把“零工”变“全职”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它最近不再炒作这个话题的重要原因。

目前，小微企业和互联网平台创造了至少3.5亿就业机会，2010年以来我国新增城镇就业岗位基本上是以上两者创造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巩固这个成果，让他们发展行稳致远，而非竭泽而渔。

第四，要考虑中低收入者的真实支付水平和最迫切需求。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尤其是进城、跨省的就业者，他们的最迫切需求是增加短期收入，而社保是长期的、高数额投资，并不是他们生活中最急需的。根据法律规定，连续缴纳十五年以上才能领取社保金，这期间员工每年将少获得7000元左右的收入，考虑到企业缴纳社保会相应降低工资发放，员工一年至少减少1-1.5万元收入，约占他们收入的20%-25%。

外卖骑手的社保制度改革，是解决灵活就业群体保障缺失的一面镜子。从劳动力结构、来源等角度看，他们以青年农民工为主、跨省就业流动性强，又横跨城乡居民保障和城镇职工保障两个体系，改革的复杂性很强、难度很大，但必要性又最高。

客观来看，在骑手社保改革中，外卖平台长期以来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他灵活用工平台也差不多。这其中自然有改革和创新的压力，也有舆论的压力，甚至是污名化。

当然，随着社会公众对于社保制度观念的改变，以及灵活就业群体保障改革的落地，许多问题也是不证自清,不辩自明。比如，根据北京大学国发院张丹丹团队对3万名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调研，仅有10%的骑手愿意承担“五险一金”的支出。所以，强制企业交社保也未必符合多数中低收入就业者的心意，尤其是那些年纪轻，距离养老退休还很远的人，对强教抵触很大，缴与不缴应该建立在尊重就业者意愿的基础上。

对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美团今年4月3日试点的“参保补贴”方案是一个同时兼顾企业支付能力和劳动者意愿的路径。“四三方案”具体内容是，一旦骑手在近6个月内有3个月收入达到本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且愿意以灵活就业人员行使参保的话，美团就补贴50%的费用。四个多月以来，美团已经在福建、江苏、湖北、广东等六省七市展开试点，年底将覆盖全国，近百万骑手将受益。

这种“参保自愿、企业补贴”的形式，关键在于灵活、自愿、包容，或许是较为稳妥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社保问题的备选路径之一。

第五, 涉及数亿人的中低收入社会保障福利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保费征收问题，更是一个国家的全局性社会问题，仅靠雇主无法解决，国家和其他社会力量也有相应的责任。客观上来讲，小微企业主利用微薄的资本，互联网平台利用技术，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为社会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如果再让他们沿用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新就业形态下的3-4亿中低收入就业者的长远福利保障兜底，那实质上有失公允。

当然，这里并不是为用工平台和企业开脱责任，而是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更加灵活和多元的解法，以及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而不是抱着旧办法削足适履。

笔者认为，比如地方政府就有责任，外来就业者为所在地贡献了低廉的劳动，贡献了消费，支撑起当地发展，当地享受到这个红利，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比如深圳现在仍旧有200万湖南籍人口、120万四川籍人口，他们劳动和纳税支撑起深圳的繁荣，如果再把养老负担甩给原籍政府，那就是一种极端不公平的交易。所以，张丹丹教授讲，地方政府也应该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社保补贴。

另外，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上述企业和个人社保负担过重，直接原因就是政府社保支出过低导致的。比如2023年，一个城镇退休职工能够平均领到3973元的收入，其中政府发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仅有223元，主要还是靠以前企业和自己缴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3750元），国家、企业/个人承担比例分别为5.6%和94.4%。而日本分别是37%和63%，每位国民无论是否在退休前交过社保，每月都可以获得政府发放的5.7万日元国民养老金。所以，未来我国政府应该增加国民年金性质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如果能逐渐提升到1000元/月水平，中低层社保问题将大大缓解。

全民属性的国有企业也应该在解决国民养老问题上发挥作用。2017年，国务院制订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划转中央和地方国企、金融机构10%国有股权给社保基金。不过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布的数据，到2025年上半年中央机构和金融单位划拨额仅为2.1万亿，不足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权益总额44万亿元的5%。

并且这些划拨资本收益率很低， 2024年仅分红264亿元，占当年社保支出的0.25%左右，对于解决问题是杯水车薪。笔者认为，郭树清先生此前提出的，划拨30%—50%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的力度，才能有助于解决问题。尤其是那些盈利高的垄断性企业，要用法律规定强制划拨比例。

总之，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问题，涉及数亿人、上亿个市场主体，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期，更应该谨慎周密、统筹推进，注意减轻企业负担，珍惜来之不易的经济增长动力。

毫无疑问，尽量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保覆盖面、应保尽保，是我们的坚定目标，但是这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先理顺机制，再扩容；要兼顾企业和个人，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既要落实中小微企业的责任，也要落实政府和国企的责任；要鼓励地方和企业探索更互惠两利、更灵活的方式，避免一刀切，否则事倍而功半。

我自己也是烟民，抽了三十多年了，戒烟好几回，最长一次戒了三年半，最后还是复吸了。

我并不觉得抽烟有什么好，只是我意志软弱戒不掉而已，对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是什么大事，或许这是我给自己找的借口，我知道这事儿不对，我改不了，就这么简单。

这次关于“浙江绍兴游客孙女士以“误导青少年”为由，投诉鲁迅故里景区“鲁迅夹烟”墙画，建议更换为“握拳”形象”这件事刚登上新闻的时候，我与身边绝大多数朋友看法一样，觉得这是神经病，是吃饱了撑的。但事后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件事并没错，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1、公众场合不吸烟，这应该是所有文明现代人的共识。不在公众广告画面或者媒体中出现吸烟的画面，不过是这种共识下的一种妥协：有害，没法禁，但不出现总可以吧。

2、拿历史人物真实场景来表示这事儿没问题，也不对，历史人物的相关画像太多了，生活场景太多了，郁达夫还嫖妓呢，怎么他富阳故居面前不立个郁达夫喝花酒的雕塑？蔡锷还逛八大胡同呢，怎么岳麓山不搞个松坡抱美图？这些难道不一样都是真实吗？可见经过现代文明的洗刷，在大众的脑海里，嫖妓已经是一件不文明的事情，而公众场合抽烟，并不算什么重要的事。

3.大家嘲讽或者鄙视这个投诉，背后还有一种对“举报”的厌恶。确实，这个正常的向公权力表达某些不满并期待修正的公民权利，在被各种裹挟“伪民意”包装后滥用，成为钳制公民的标准借口，这种事太普遍了。打着“为你好”的幌子把手伸进你的裤裆里，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但是，不能说因此就断绝举报的合理性，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不道德的举报，那板子也要打在不分青红皂白断糊涂案、或者乘机胡作非为的公权力上，这一点也应该成为共识。

4、在公众场合，换一幅不抽烟的画像，这就影响了大先生的真实或者伟大吗？我不觉得。他的伟大在于怜悯和冷静、尖锐和深邃，而不在于他有烟瘾。丘吉尔牛逼是因为丘吉尔抽雪茄吗？不是的，这仅仅是个历史画面或者符号，如果抽雪茄就牛逼，那我是不是要赶紧去PCC买几盒罗朱的宽丘？

5、在一个烟草专卖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支柱、禁烟法规执行得一塌糊涂的半现代社会，通过公共事件来推动进步，是有意义的，只不过现在看来，这个意义被消解在嘲讽或者貌似理性的批判里。吸烟的老卵愤愤不平、粉艳青年呼喊着抽烟就是捐军费、知识分子忧心忡忡举报被滥用、地方文旅正义凛然轰起涌涌……一浪又一浪的垃圾比特在各处管涌，然后过一阵子就忘了，风平浪静。

当下的舆论场充满禁忌和审查，想讨论的东西都不能碰，只能在铁笼子里装模作样热烈交谈，地方融媒体和文旅小编又需要话题来吸引眼球完成KPI，否则发不出工资只能❌的去开摩的⭕️的去做鸡，所以就拿着噱头新闻大肆报道了。你看你都积极报道了，那群众就积极讨论啊……这事儿传开，官员们又装出尊重民意的样子，就变成需要认真对待的正经工作了。而这一切，不过是普通国家和文明国家都无比正常的小事。

公众场合抽烟不单纯是什么尼古丁危害，任何人都有自己寻欢作乐哪怕付出身体损伤作为置换条件的权利，公众场合吸烟最大问题是影响他人，对于不喜欢的人来说，烟味太讨厌了。哪怕我自己抽烟，我也厌恶烟味，经常打通宵麻将掼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要是密封房间里有两三人抽烟，清晨出来每个人身上那种腌透了的臭味，就像腐朽的帝国一般作呕。

所以，我觉得，公众场合禁烟要大力推进下去，在公众场合的人物像上取消抽烟的图片，换成其他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对的。

古代王朝只干两件事，一是找百姓收钱，二是防百姓造反。帝王深居九重，只能依靠官员去承接这双重任务：控制社会以汲取财富，汲取财富以支撑控制。这样的循环，便是帝国统治的双轨制。

所谓双轨制，一是打造严密的控制体系，防止叛乱、维持秩序、保护生产，这是统治的基础。二是设计强悍的汲取体系，通过汲取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持庞大的体系运转，这是统治的目的。就像是人的两只手，一手抓控制，一手抓汲取。

控制体系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层级管控，比如三省六部、行省、郡县等等；二是暴力管控，比如禁军、捕快、衙役等等；三是思想管控，比如儒家礼教、科举制度、正史编纂等等；四是资源管控，比如户籍制度、盐铁专营等等。

汲取体系主要也有四个方面，一是赋税，比如田赋、丁税、户税、商税等等；二是徭役，无偿修水利、筑城池，以及大量的官府差遣；三是专卖制度，盐、铁、茶、酒等必需品由朝廷垄断经营；四是官营贸易，朝廷和官府控制关键产业和大宗交易，以及海外贸易。

控制是汲取的前提和保障，只有控制好秩序，才能稳定地征收赋税、征发徭役。汲取是控制的成本和动力，维持庞大的治理体系，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

这就有两个困境，一是官员作为连接皇权与社会、执行控制和汲取双重任务的工具，其自身更是一个需要被巨额资源供养、且极易滋生腐败和低效的关键一环。它的规模和腐败程度直接决定着汲取的规模和社会的负担，一旦汲取过度，超过社会的承载力，就会导致体系崩溃。二是被控制和被汲取的对象都是百姓，控制过度、就会失去活力，从而难以汲取，而汲取过度，又会激化矛盾，从而难以控制。

王朝初期，民间复苏，汲取量小于财富的增长量，汲取相对合理，社会因此蓬勃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盛世，都出现在王朝前期的原因。王朝前期汲取量小，只要君王不丧心病狂，基本都可以达成这个成就。

随着时间的推进，官僚体系因为腐败、堕落等因素，效能逐步下降。为维持控制力度，官僚体系便开始膨胀，为维持供养体系，便只能加倍汲取，而且官员集团作为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他们自然会利用手中权力，在汲取过程中层层加码、中饱私囊，从而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控制能力进一步瓦解，最终突破阈值，王朝崩溃、皇权脆断。接着新王朝建立、循环重启。

比如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费”，北宋中期，官员队伍臃肿、边军庞大，导致财政开支巨大。为应对开支，不得不加重赋税，扩大盐铁专营的范围，甚至发明“交子”等等纸币，不惜用疯狂的通货膨胀来竭泽而渔。

还比如明末的财政，40%用于供养官员，30%用于供养宗室，10%用于供养皇家，20%用于支付军费。虽然明朝末年，朝廷的汲取能力依然极强，民间所留十不足一，但是汲取的资源却没有到达朝廷，而是被中饱私囊，从而陷入了一个越汲取越没钱的恶性循环。就这样，强大的汲取能力反而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这也解释了大名鼎鼎的“黄宗羲定律”。明末启蒙思想黄宗羲指出，每一次改革，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根源正是官员体系膨胀带来的无限汲取与社会有限承载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世民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回望历史的烟云，帝王的倚仗从来不是水，而是与帝王一条船上的官员，然而官员又不是一个无欲无求的工具，它是一个具有自身意志和庞大胃口的巨兽，只要没有给它套上缰绳，关进笼子里，它就会为了自肥而敲骨吸髓，从而掀起覆舟的滔天巨浪。

正如韩非子对帝王的谆谆告诫：明主治吏不治民。帝国若将控制和汲取的双轨循环奉为圭臬，却把真正的根基当做予取予求的矿藏，那么它终将在困境中迎来命定的终结。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人权：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和学者于1989年3月在美国纽约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其使命是“通过促进国际公认的人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制度性保护，支持和加强国内民间社会力量”。

一、维吾尔文化学者冯斯瑜失踪7年后被判刑15年

2017年12月，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知名学者热依拉·达吾提因研究维吾尔民族文化而被捕。之后，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将其判处无期徒刑。几乎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的汉族青年学者冯斯瑜。2018年初，冯斯瑜被中国警方莫名拘捕，自此失联，外界无从得知其下落。

今年8月23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发文披露，“据信冯斯瑜于201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可能已从新疆监狱转移到浙江本省监狱。”

文章截图

据悉，1994年11月出生的冯斯瑜曾获包括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全球17所顶尖大学录取，被中国媒体誉为极具天赋的优秀少女”。她最终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完成了历史学学士学位，并在2016年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继续深造。

2017年，她凭借本科荣誉论文《从伊斯坦布尔到喀什：艾哈迈德-凯末尔对中国突厥斯坦的教育使命，1885-1917年》荣获阿默斯特学院Alfred F. Havighurst历史奖，该奖项专门表彰卓越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同年，她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工作，致力于维吾尔女性民俗文化的深度田野调研，并计划进入哈佛大学跟随马克·埃利奥特(Mark Elliott)攻读历史系博士学位。

文章称，“她专注于亚洲文化研究，精通英文和维吾尔语，并对维吾尔民族文化深切关注，加上其独特的跨文化学术背景，使她在维吾尔学术界享有盛誉。然而自2018年被捕后，这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彻底音讯全无。”

文章引用《The Intercept》获得的乌鲁木齐警方内部情报表示：

2017年10月，警方以冯斯瑜的OnePlus手机上装有“外国软件”而对其进行调查。但荒谬的是，警方情报同时指出，这个软件是该智能手机自带的预装程序，并未有证据表明冯斯瑜曾使用过，但这名年轻学者依然于2018年被捕，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据信冯斯瑜于201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可能已从新疆监狱转移到浙江本省监狱。

文章引用人类学家鲁恩·斯滕贝格(Rune Steenberg)的观点，认为“冯斯瑜被捕的真实原因更可能与其学术工作相关……冯斯瑜作为达吾提的合作伙伴和维吾尔文化研究者，很可能因此受害”。据悉，2017年2月，冯斯瑜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与国际知名维吾尔民族志学者热依拉·达吾提合作。同样，维权网也认为“其被捕、判刑原因极有可能与其学术工作”和热依拉·达吾提的同事关系有关。 最后，中国人权批评了中国当局打压维吾尔文化的行为，并呼吁释放冯斯瑜：

冯斯瑜的遭遇诠释了中共对新疆地区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恐惧。任何试图了解、记录或传承维吾尔文化的努力，都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人权与国际人权组织联合敦促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冯斯瑜，并公开其被拘押的真实原因与法律依据。

二、毛式“基层动员”结合“数字极权”，中国新式社会治理模式重塑社会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 20日发布了一份名为《为人民服务，亦为控制人民：中共如何重塑日常生活》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治理模式，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将毛泽东时代的基层动员、数字监控和党主导的服务相结合。“这种模式不仅仅是镇压，更是重塑社会，使中国共产党的规范内化。”

报告封面

报告强调，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党国体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组织严密且资源充足。党正致力于在私营企业、城市社区和乡村中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全面的管理，也从未有任何国家动员如此多的资源来服务和控制人民。当前的社会治理趋势是将数字监控与毛泽东时代人脉网络的复兴结合起来，以监督日常生活。

报告详细阐述了旨在促进党在社会中霸权地位的复杂机构体系。报告称，“新规定和新机构，例如2023年成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旨在将党重新纳入那些已发展到其掌控之外的经济、劳动力和志愿组织等新领域”。

报告指出，党国体制对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将改善社会服务与更严格的政治控制融为一体。“提供更好、更适应本地的公共服务是官员社区工作的一部分，但该提供系统也旨在确保公民遵守党设定的政治规则和国家法律。”

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墨卡托中国研究所认为“政治-思想教育旨在防止政治观点的多样化和公民自发组织”。报告进一步解释道，“党建工作、爱国主义宣传和政治控制在基层层面结合在一起，动员官员、公民、企业家和青年支持党对中国社会愿景的定义”。

报告表示，中国正投入巨大资源来塑造社会和扩大基层监控。“新的社会治理方法依赖于各种框架，例如‘网格化管理’系统和‘枫桥经验’，以在社区层面产生高密度的党组织存在感”。这些框架旨在通过开展基层宣传活动、动员志愿者、促进自我纠正和在地方层面解决问题来维护社会安定。 最后，报告总结道，中国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将“社会和商业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最后，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称，减少对经济和社会干预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经济机遇减少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共正在重新确立其主导地位。习近平将中共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方位解决方案，将“硬”的强制机制与“软”的元素融合，涵盖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直至公民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因此，报告表示基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模式，重新理解中国十分必要。

三、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批评中国言论收紧，报道环境持续恶化

近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发布了2024年媒体自由度年度报告《新红线：驻华外国记者面临日益增长的障碍》。这份报告指出，尽管后疫情时代外国记者签证办理有所改善，但记者在中国的报道环境持续恶化，面临的障碍日益增多。比如，“红线”范围扩大、地面阻挠以及法律骚扰等问题日益恶化。

报告封面

报告引述一名欧洲电视记者的观点，表示“根据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新的红线不断出现。……我们经常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方便谈论此事’。”

报告强调，中国当局对“敏感”话题的界定已变得模糊不清，以至于一些看似无害的话题也被贴上“敏感”或“禁忌”的标签。驻华外国记者认为，曾被视为非政治领域的中国经济，如今已成为“雷区”。与经济相关的议题，例如青年失业、通货紧缩、农民工生活条件和与美国的贸易战，现在都面临着当局的严格审查。一名欧洲记者表示：“经济类报道持续困难。经济复苏越是迟迟不来，企业似乎就面临越大压力，被要求鹦鹉学舌地重复政府的措辞或路线。”

报告显示，在2024年，近九成的记者（86%）表示采访请求被拒绝或取消。超过四分之一（26%）的记者认为他们的网络账户曾被黑客攻击。报告还指出，警方、便衣人员、无人机和数字追踪等无处不在的监控，严重限制了独立报道的空间。

一名欧洲记者描述了他们在实地采访时遭遇的暴力：“我试图采访时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强行拉开，然后被推倒在地。我反复表明自己是记者。当我试图捡起因摔倒而掉落的话筒和背包时，这个人拿着我的东西走开了。”另一名记者则提到，他们在中国北方沿海地区进行采访时，“所有商贩都被不明身份的人警告不要和我们说话。一名受访者在接到一个电话后，突然中断了采访，电话里的人告诉他不要和我们交谈。”

报告还详细介绍了中国同事所面临的压力。四成(3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中国同事至少经历过一次被施压、骚扰或恐吓的情况。一名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北方沿海地区的一次任务中，我们被警察拦下盘问。警察语气友好，说只是想了解情况。然而，当我上厕所时，我的中国同事被警察告知他不应该为外国媒体工作——暗示他是个叛徒。当我回来时，他们又变得友好了。我的同事觉得这次遭遇令他深感恐惧。”

此外，法律骚扰事件在2024年再次达到高峰。8名记者报告面临法律威胁或诉讼，其中3人来自政府官员的威胁。一名美国记者表示：“一个政府机构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起因是我们为了寻求回应而提出问题，其中阐述了我们的调查发现。”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报告也提到了一些“亮点”。例如，社交媒体上的攻击事件大幅减少。但总的来说，98%的受访者表示在中国的报道条件很少或从未达到国际标准。报告总结称，外国记者的不可预测待遇，加上中国同事所处的必然敌对环境，使得大多数记者得出结论，认为2024年的报道条件进一步恶化。

最后，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这种“日益制度化的对国际记者的敌意”表示震惊，并指出这“严重损害了全球对这个日益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的理解”，并且希望中国当局可以做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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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组织与单位

日本检测出永久化合物污染的新闻再度引发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一年多前，日本检出这类污染物的新闻就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无论是一年前，还是当下，新闻里说的污染物都是指一类特定的含氟化合物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因其化学性质稳定（这类物质有极为稳定的碳氟化学键），在自然界中降解缓慢，也被称为永久化合物或永生分子。

PFAS应用广泛，例如利用一些PFAS分子“油盐不进”的特质，它们被用于构建防水防油涂层。听到这防水防油不必往复杂工业上想，打开衣柜，你那具备一定防水性质的衣服，应该都有PFAS涂层。

近一二十年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些广泛使用的PFAS可能威胁人类健康，尤其是两个过去使用最广泛的PFAS：PFOA和PFOS。PFOA目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类致癌物，PFOS是2a类致癌物，即前者被认为有充分的人体致癌证据，后者有可能导致人类癌症。这两个PFAS也被很多国家禁止生产使用，正想办法淘汰。

但由于PFOA与PFOS曾被广泛使用，加上它们的降解极为缓慢，如今全球各地都能检测出这些PFAS，美国有，日本有，中国也有。最突出的一个威胁来自水体中的PFAS，可以直接通过饮用水进入人体。当然，人体内也能检测到——我的身体里有，你的身体里也有。

关于PFAS的详细科普，可以参考这篇（也放在今天二条了）：

潜藏于普通人血液中的永久化合物，和被化工巨头“掩盖”了几十年的真相

去年国内媒体突然集中报道日本PFAS污染，大概是由于当时——2024年6月，日本宣布要对全国饮用水的PFAS含量做调查。

从2020年起，日本对饮用水的PFAS含量做出了初步规定：PFOA和PFOS这两种危害最大的PFAS总量不应超过50 ng/L。

2024年11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对全国两千多个公共饮用水水源的调查，2020年有11个水源出现过PFAS超标，2021年是5个，2022年4个，2023年3个，2024年当时截止9月底未出现超标情况。

12月，日本又公布了对私有饮用水水源的调查，2020-24年间，近2000个水源里有44个超标。问题最突出的包括：

可以看出，军事基地成了重灾区。这是由于PFAS的一个关键用途是泡沫灭火器，尤其是针对航空燃油火灾的AFFF泡沫灭火器，活性成分是PFOA加上PFOS，导致泡沫灭火器使用极多的消防训练场所、军事基地、机场，都是潜在重污染区。

44个超标的日本私有水源，去年年底时，26个已采取整改措施，如切换到公共水源，14个开启紧急应对方法，如分发瓶装水，剩下4个计划增加水处理设备。

这两天国内媒体又关注起日本的PFAS问题，大概是因为包括朝日新闻在内，不少日媒报道了来自京都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日本34个污水处理厂，有33个的污水污泥里检测出了PFAS。

这项研究和日本政府正在推广的一项农业政策有关：将污水污泥作为农业肥料使用。

污水污泥是污水处理时分离出来的半固体物质，一方面，它们可能含有重金属、微塑料等多种污染物，另一方面，也含有有机物质。经过进一步处理，能作为肥料。

日本政府近年来希望提升污水污泥提取出来的肥料在农业肥料中的比例。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肥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国际肥料价格飞涨，这也是导致过去一年日本大米价格飞升的原因之一。增加污水污泥的肥料占比，能增加日本的农业用肥自给率。

可是，污水和饮用水一样，都有可能被PFAS污染，污水污泥自然也有该风险。去年，日本政府检查了86个污水污泥肥料的样本，显示PFAS含量低于检测下限，由此提出使用这种肥料，不必担心PFAS风险。

但是，京都大学的研究显示至少在肥料源头上，不少污水污泥有PFAS。检测结果显示污水污泥里主要的PFAS为PFOS，平均PFOS含量是5.1 ng/g，即十亿分之5.1，最高达69 ng/g。

这意味着使用污水污泥的肥料，仍应注意对农民、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些数据的积累还有利于指导建立合理的管理标准。

日本PFAS的管理也即将有变动。日本饮用水中PFOA与PFOS总量不得超过50 ng/L的规定，目前并无强制性，从明年4月起将改为强制性，即饮用水处理厂不仅要检测公布，一旦超标必须采取措施改进达标。

中国媒体对日本PFAS的持续关注度令人佩服。只是，如果这些中国媒体能拿出一半的积极性到中国本土的PFAS污染上就好了。

实际上，21世纪初，欧美率先禁了PFAS生产后，不少产线转移到亚洲。亚洲又经历了先转到日本，日本禁产后再转移到中国。尽管中国在2021年停止了PFOS生产，2023年将PFOA列入优先管理的污染物，停建相关产线，但很多研究都显示PFAS广泛存在于中国的环境中，包括饮用水水源。

比如，2021年清华大学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可能有一亿人的日常饮用水水源PFAS含量超过当时国外一些地方设立的安全标准。自贡（502.9 ng/L）、连云港（332.6 ng/L）、长沙（122.4 ng/L）、成都（119.4 ng/L）、无锡（93.6 ng/L）、杭州（74.1 ng/L）是研究中饮用水PFAS含量最高的城市。

2022年同济大学的论文显示在太湖采集的水样，PFAS最高为189 ng/L。

2025年5月一篇来自湖北的论文，显示当地一家曾是全球最大的PFAS生产工厂，关停两年后在其附近采集的地表水、地下水仍能检出极高含量的PFAS。其中河水PFAS总量最高达23225 ng/L，饮用水/地下水最高达67937.9 ng/L。研究人员强烈建议该地方圆5公里内的居民不要使用地下水。

在饮用水PFAS的标准上，日本是PFOA与PFOS总和不应超过50 ng/L。该标准属于滞后水平。虽然2016年美国EPA的研究认为考虑安全冗余，饮用水中PFOA与PFOS总和低于70 ng/L，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在2024年，EPA设定的新饮用水PFAS规定中，PFOA与PFOS上限都被降到4 ng/L，还增加了其它多种PFAS的上限标准。

中国在2022年第一次提出饮用水PFAS标准：PFOA上限80 ng/L，PFOS上限40 ng/L。

不仅上限显著高于欧美国家，而且至今，PFAS并非中国饮用水需要常规检测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上述中国水体中的PFAS含量数据，都来自研究人员的科研项目，并非对居民用水安全的监测。

如果媒体拿出对日本PFAS污染一半的持续关注热情，来追踪一下国内PFAS管理，说不定现在中国饮用水的PFAS上限标准与检测频率，都会大不相同。当然，可能PFAS也有橘生淮南淮北的区别，在日本才是致癌物。

最后，如果你特别担心饮用水里的PFAS污染，无论是活性炭还是逆渗透机制的净水过程都能有效移除饮用水里的PFAS。其中逆渗透去除PFAS非常高效，可以移除99%以上的PFAS。

下次去日本旅游，害怕被日本的PFAS致癌物害了，就去超市买个净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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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250820/p2g/00m/0sc/035000c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4/11/29/japan/no-excessive-levels-pfas/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4/12/24/japan/science-health/pfas-exceeding-limits-at-private-suppliers/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5563439

https\://enveurope.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12302-020-00425-3

https\://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html/2022/em/d2em00073c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5-01128-6#S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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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们好，我昨天的回归文章多次尝试发送均失败，白白耗了一个下午：

每一次审核失败后都进行了大改，还是不行，最后只好发了一个极度简易、几乎剔除了所有信息量的回归文章。但事实上，原来的回归文章中包含了我近期很多的思考和情绪，然而却无法表达分毫。

今天中午又尝试在三月暴雨至那个账号上发送，还是不行：

感到很挫败。

早就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无数的文章一次又一次地被下架，现在公众号主页能显示的文章几乎十不存一。而田力的各种造谣和煽动对立却一直被保留着，甚至得到了平台的大量推送。我们在极端不公平的环境里和他们作战。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㽖拳在境内外各个平台号召集体举报和众筹开盒我，说什么要线下找到我，“要让我永远说不出话”。

▲该田力的头像是杨同学的身份信息。

你们最好真的有这个胆子。

其实七月份的时候，我有很强烈的想要离开一段时间的想法。这是7月28日的草稿：

想要离开完全不是因为那些田力的攻击谩骂，因为这些还远远不是最大的挑战，民间㽖拳在某些面前完全是小打小闹。还有很多根本不能提的东西。或许一些姐妹能猜到，或许很多姐妹之前已经看过我发那个了。

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把这件事一遍又一遍地拿出来说，我不想再回忆这些。因为我其实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样坚强，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患上了焦虑症，最严重的时候躯体化断断续续地发作数天，濒死感极其强烈。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躯体化。

为我今天的负能量感到抱歉。我一直在每一篇文章中都努力地向姐妹们传递希望和力量，因为女性被压抑和恐吓了太久太久，因为今天的女性更需要的是愤怒和勇气。所以，我作为一个女权博主，更应该承担起这份责任，不要把一些不好的情绪带到姐妹们那里去。

但是今天，请允许我不作为一个女权账号，仅仅作为我个人，无关其余任何——其实我一直很痛苦。我是一个人，一个会哭会笑的人，我不是一个团队，也不是一个账号，更不是一台机器。

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又得到了什么呢？

我做这个公众号一直是为爱发电，从来不接广、不带货，每一天收到的都是爆炸级别的信息，于是平复好自己的心情，让文章的笔触尽量冷静清醒。

我看到的太多，能做的太少。

最后只剩下了无尽的疲倦。

是的，前面说过，我早就想放弃了，因为太累了。但为什么又没有放弃呢？还是因为这一次的武大。她不是一个单纯的名字，而是一个清晰无比的身影和面容。是一个牵动我们心的，似乎就在我们面前的，勇敢的、正义的，女性。

为了不把世界让给那些混沌和邪恶，为了每一个勇敢站出来的女性不要流血又流泪。

之前想了想，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拼命耗着自己的精气神呢，这么多女权博主，不差我这一个，算了吧。可后来又想了想，不能就这么算了。万一，就差我一个呢？

万一，就差我一个呢？

还是那句话：疲倦是生物的本能，勇气是人类的赞歌。

由于审核，很多东西这里发不出去。想看完整回归文章的姐妹回复：“回归”。（两个汉字即可，不要有其余任何空格或字符等）即可得到回归文章的完整版：

想看之前被删除的10万+文章的姐妹私信回复“武大”。（两个汉字即可，不要有任何其余空格或字符等）

想看之前所有文章的精选版的姐妹私信回复“补档”。（两个汉字即可，不要有任何其余空格或字符等）

最后，千言万语，感谢姐妹们。我们永远在一起。

昨天，我发布的文章被屏蔽下架，仅仅存活了九个小时：

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武汉大学肖明瑫是如何在性骚扰后倒打一耙、贼喊捉贼、颠倒黑白、煽动舆论的，证据充分，逻辑缜密。发布后仅仅九个小时，还顶着平台对我的限流，就有超过4000转发，达到三万五千多的阅读量。

然而，对真相的揭示，总会让一些有意操纵舆论、包藏祸心的人急眼。从昨天文章发布后，在各大平台、各个群组都掀起了一场对我有组织的、大规模的举报和谩骂：

这些只是随手一截，冰山一角罢了。

除此之外，在评论区和私信，我还收到了上千条对我的侮辱谩骂，内容不堪入目：

可以看一下这个间隔时间。几乎每分钟都在不停地收到田力的谩骂攻击。我说四位数的恶意私信并没有夸张。

那么，我的这篇文章到底写了什么内容，让这些田力如此破防和恐惧，一定不敢让这篇文章被大众看到呢？

答案是，我的这篇文章，详尽地梳理肖明瑫性骚扰证据和事件发生过程，有力地证明了：

肖明瑫性骚扰一事证据确凿，没！有！任！何！讨！论！余！地！

被下架文章可以在后台私信回复“武汉大学”查收。（注意，只回复这四个字即可，不要有其余任何字符标点空格）。也可以直接看本文接下来的重新梳理，和之前那篇文章都是一样的。

被下架文章可以在后台私信回复“武汉大学”查收。（注意，只回复这四个字即可，不要有其余 任何字符标点空格）。也可以直接看本文接下来的重新梳理，和之前那篇文章都是一样的。

第一，肖明瑫进行不雅行为证据确凿。

受害者拍下的视频证据。

请问，对着这段视频，谁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什 么“不是性骚扰”、“是湿疹抓痒”？

更可笑的是，这段动图在很多平台根本发不出 去，理由是“涉黄”：

如果仅仅是“抓痒”，为什么平台会如此认定 呢？好难猜啊？

第二，肖明瑫对自己的行为当场认罪道歉。

我们先来做一个选择题。假如你衣服上不小心 被溅了一些酒，但你自己并没有饮酒。而后开 车时被交警拦下，问你说，你怎么一身酒味， 你是不是酒驾？

你会选择：

A.虽然略有紧张，但立即和交警解释只是衣服上被溅到了酒，自己并没有喝酒，可以进行酒精检测证明自己。

B.立刻痛哭流涕，说对不起我这是第一次酒 驾，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求 求您别抓我，我下次绝对不会再犯了。

如果没有酒驾的人，绝对不可能选择B。如果 选择B的人，绝对没有可能不是酒驾。

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道理。

同样的，在记录下证据后，女生直接找到肖明 瑫质问。而肖明瑫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看到事 情败露后无比惊慌，连连哀求女生不要声张， 说“我是第一次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并当场道 歉和写下道歉信：

女生记录的录音。

这个女生非常非常机智勇敢，全程记录了视频 和录音。而在对质录音中，从头到尾肖明瑫没 有提到一句“湿疹”。试问，如果他真的是被冤 枉的，说一句我不是性骚扰我只是湿疹抓痒就 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只字不提、守口如 瓶，反而当场认罪？？？这有一丝一毫的可能 ? ? ?

所以说，“肖明瑫被冤枉”一说，根本就是无稽 之谈。替他洗白说什么“湿疹”的，如果肖明瑫 当时反应也能这么快就好了。（笑）

此外，现场还有别的目击者呢：

现场另外的目击女生给杨同学写的纸条，表示愿意帮忙作证。

第三，肖明瑫“湿疹”完全是伪证，未被采信。

事发几个月后，肖明瑫终于想起来了自己有“湿疹”，并提供了一份漏洞百出的“证据”：

所谓肖明瑫提供的“湿疹”的证据...不是，造假也得认真点吧？年龄、性别、姓名，有一个能对得上吗？糊弄鬼呢？？？症状居然还是“双眼”有湿疹？？？

可想而知，这样侮辱人智商的所谓“证据”当然不会被采信：

所以，洗白肖明瑫说什么“湿疹”的，完全是造谣。

第四，杨同学败诉是因为不能认定肖明瑫的行为是针对她，而不是因为肖明瑫未进行龌龊行为。

在我国，性骚扰的认定需要具有“针对性”和“侵害性”。即行为必须要明确针对受害人，并且造成侵害后果，才能认定。判决并没有认为肖明瑫未进行不雅行为，只是认为该行为未明确针对杨同学，也没有造成危害性后果。

法院判决原文。

再说一遍，杨同学败诉只是因为不能确定肖明瑫是针对她进行的性骚扰，而不是因为肖明瑫没有进行性骚扰！！！舆论铺天盖地地造谣说什么“诬告”，对女生进行谩骂攻击，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

第四，肖明瑫从高中起就是性骚扰惯犯。

肖在高中时就已经“全校闻名”，其高中的同校同学纷纷站出来揭发他：

PDF内容。几百亿市值的公司的董事长。

不是说好的阶级大于性别吗？互联网不是仇“富”吗？怎么这时候又不拿出骂d小姐，骂黄杨，以及骂曲w婷的劲骂他了？能心疼作恶被抓的男罪犯希望“不要毁了他”，能对着各种“夺走自己人生的天龙人”喊打喊杀（前提是性别为女），但就是共情不了优秀上进勤奋勇于发声但陷入网暴的女性，就是仇视不起来男富二代、男特权阶层和男惯犯。

事实上，这个社会最根深蒂固的认知，最喜闻乐见的桥段就是“天真无辜”的助人，被“心机深重"的女人所害。只要出现这个故事，就能迅速激起最广大的愤怒和同情。而无人关心现实中到底是心机女害白花助的事情多，还是随时随地进行骚扰和冒犯的田力多。

所以，根据以上内容，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还不清楚吗？

多么讽刺，一件事实如此清楚，证据如此确凿的事情，尚且能让当事人遭遇如此大规模的攻击谩骂和造谣，那更多难以取证的性骚扰呢？更多被造谣被污名化的女性呢？

这件事的颠倒黑白已经到了最荒诞的小说家也创作不出来的程度。杨同学遭遇世所罕见的网暴，肖明瑫却被视为值得同情的受害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丑闻。

来看一看，他们的所作所为，这还是人吗？

连田力拳大V都看不下去了。

有名人说，这件事不处理好，会“人人自危”；

到底怕的是“人人自危”，还是男男自危？

我只担心那个优秀向上的女孩仅仅因为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就被全网攻击到置之死地的程度。我只担心像她这么机智勇敢，全程记录下来性骚扰过程的女性都如此艰难，甚至还被倒打一耙，那更多没有她聪明没有她勇敢的女性怎么办？我只担心以后男的性骚扰再也没有代价，因为曾经勇于揭发的女性自己却遭到了世所罕见的网暴。这不就是他们的愿望吗？

是的，这就是他们的愿望。
所以，一定让他们不会得逞的。

其实我昨天在文章被下架后，感到无比的疲惫。不是因为被田力围攻谩骂，这种程度的别说大风大浪了，对我来说连风浪都不是。我只是恨，恨我们的声音如此难以传播。我们在极端不公平的环境里和他们作战。这段时间，生活中我也极其忙碌，很多事情让我心力交瘁。

最近一个月，我的文章已经被屏蔽十几篇了。能在主页看到的我的文章，只剩下寥寥数篇了。

昨天晚上，我和朋友的聊天记录：

嗯。于是我躺下，开始放空。过了一会，收到了一个姐妹给我发的截图，是杨同学的朋友圈：

我惊坐了起来，如鲠在喉。

我本以为，我现在已经很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的。
我本以为，已经不再有什么事情会让我有天量的情绪波动。

我不放空了，我要写出来，我要讲出来。我有

这个声量，我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我很心疼杨同学，我想抱抱她。我想告诉她，你真的特别特别棒，你做的很好。那些龌龊下流的渣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终究有彻底清算他们的一天，终究有时代的车轮把他们彻底碾压成齑粉飞灰的一天。

疲倦是生物的本能，勇气是人类的赞歌。

我在此希望并呼吁：

首先，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严惩性骚扰犯肖明瑫，而不是仅仅说什么“她没有诬告”。她本来就没有。正如这件事发生在湖北，都是既定事实，没有任何必要和意义再去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攻势，而不是自证和守势。

第二，彻查肖明瑫是如何“保送”武大的，这其中有没有利用家庭优势的不正当行为？

第三，依法严惩对受害者杨同学进行网暴造谣者和泄露隐私者，严惩煽风点火、颠倒黑白是非的无良楣体。

第四，全面还原事实真相，维护杨同学声誉和身心健康。

最后，跟姐妹们说一下最近收到的后台私信太多太多了，短时间内看不完可能也无法进行回复……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边疆研究项目：旨在探讨中国如何对陆地和海洋边境邻国进行投资、开展合作并深化其存在，以期重塑其周边地区。该研究是国家亚洲研究局“中国战略空间地图”项目的第二阶段，该项目将战略空间定义为对中国实现国家经济和安全目标以及中国国家长期生存至关重要的领域，北京希望在此领域自由施加影响力并确立其领导地位。

一、联合国特别报告员：中国必须维护被监禁人权捍卫者的权利

本周，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 (Mary Lawlor) 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维护遭监禁的人权捍卫者的权利。本次声明的特别之处在于，劳勒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提供有关“知名人权律师高智晟下落的信息”。据悉，这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自高智晟律师2011年服刑以来，第三次对其处境公开表示关切。

文章截图

针对中国政府在先前的答复中称高智晟未被羁押在中国境内的说法，劳勒要求当局提供详细信息，说明其为寻找高某和确定其所在地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针对其强迫失踪案件所启动的调查工作。

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高智晟失踪已近八年，中国政府始终拒绝就其强迫失踪问题进行对话，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如果他没有受到拘留、监禁或软禁，那么当局必须披露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查明其下落。”

高智晟，图片来自纽约时报

劳勒表示，“她对于自己多次要求获得关于高智晟失踪案件的最新调查进展但迄今为止未收到任何信息感到失望，并再次呼吁中国政府查明其命运和下落。”

据悉，多个人权捍卫者家属和公益组织向联合国指控中国当局对这些人权活动人士实施酷刑或虐待。因此，今年2月，特别报告员曾致函中国政府，要求其提供关于丁家喜、黄琦、黄云敏、伊力哈木·土赫提、秦永敏、张海涛和赵海通的健康状况和治疗情况的详细信息，包括最近一次接受医疗评估的日期。然而，报告员表示仅收到了其中两人的具体信息。

劳勒表示：“我对接连收到关于中国境内被监禁人权维护者所受待遇的指控感到不安，其中包括与酷刑、剥夺获得适当医疗服务及探视等权利有关的侵犯行为。”

最后，联合国人权专家呼吁中国政府应该“确保这些被拘留者能够获得家属探视、法律援助以及适当的医疗服务，同时将其关押在官方认可的拘留场所，并向拥有合法权益者提供关于其命运和下落的信息”。

二、谢菲尔德大学：以维吾尔侨民为例，针对中国的跨国镇压“可防可治”

编者注： 前两期的《CDT报告汇》栏目介绍了中国当局的跨国镇压行为。本期我们介绍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最新研究报告，报告证明，只要东道国政府干预，中国当局的跨国镇压行为完全“可防可治”。

相关阅读：
英国议会报告指责中国在英领土上“公然”实施跨国镇压
英国大学管理层配合中国当局压制学术自由

本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一所中国研究机构（INCCS）发布了一份报告，在揭露中国当局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侨民跨国镇压的同时，介绍了如何防止和反制跨国镇压。

报告方面

该报告采访了位于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英国的30多个组织。

报告首先详细阐述了中国等威权国家针对倡导人权的公民社会团体实施跨国镇压的手段，包括网络骚扰、监视和家庭恐吓等。“公民社会组织(CSOs) 是威权国家骚扰的主要目标，中国党国推动了跨国镇压的全球增长。中国对维吾尔和哈萨克侨民的镇压，是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政策’的延伸，也是中国境外驱动‘软实力’的关键方面，这些做法将威权主义呈现为民主的仁慈替代品。”

该报告还分析了如何预防和应对跨国镇压。例如，报告发现，“从事维吾尔相关问题的公民社会组织面临加剧的跨国镇压，并发展出自己的缓解策略，包括咨询网络安全专业人士、与地方当局互动，以及避免在线发布个人信息。这些策略通过增加知识分享、培训和监测的协调，可以作为预防策略更有效。”

具体而言，针对公民组织个人方面，报告表示这些组织应该努力确保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经常更换电话号码和寻求东道国政府的帮助。另一方面，东道国政府也应该提供足够的网络安全支持，并消除物理监视和物理暴力等。

报告还认为，东道国政府往往只重视那些涉及国家安全威胁的跨国镇压，而忽略了对这些组织个人权利的侵犯。报告批评这样的思维方式并不正确，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就是国家安全威胁。

此外，报告指出，东道国政府不应该成为跨国镇压的帮凶，相反应该成为这些组织的“避风港”。例如，报告批评了哈萨克斯坦政府，指出一些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因为抗议而导致被遣返。

此外，报告还详细说明了中国的动机：“北京的策略源于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族政策’及其全球‘软实力’目标。中国官方通信指示官员监视海外维吾尔人，将他们标记为‘失联’，并通过威胁其亲属鼓励他们返回中国。”它指出，中共将维吾尔团体视为人权信息的“关键节点”，使用间谍、恐吓和虚假信息对其进行打压。

最后，报告敦促各国政府将跨国镇压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并同时优先保护人权捍卫者。

三、中国的“周边传播”正在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

本周，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旗下的“边疆研究项目”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将其对外宣传工作的重心从全球转向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增加地缘政治影响力。

这份报告深入探讨了由北京大学学者卢荻首创的“周边传播”概念，这一概念被视为一项新兴的研究和行动领域，旨在影响邻国对中国的论述。

报告封面

该报告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中国正在寻求基于“亲和力”和“包容性”等文化共性，来打造一个“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将服务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通过推广一个“中国新时代对外话语体系”，讲述中国善举的正面故事。

该报告指出：“这种方法将‘跨界民族’视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因为共享的文化特质，如服饰、食物和语言，可以作为连接周边地区的桥梁，使当地民众更容易接受国家精心编织的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一策略的实施，旨在通过文化软实力，潜移默化地塑造周边国家的观念，使其更倾向于接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主张。

报告提供了多个具体案例来阐述“周边传播”是如何付诸实施的。例如，一家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中国西藏书店”，它被描述为一个“对外宣传的前线”。这家书店的使命是“推动中国文化元素深度融入当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这种文化渗透不仅仅是推广书籍，更是通过具体的生活场景，让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和熟悉中国文化，从而在情感上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此外，报告还讨论了地名使用的转变，例如从“西藏”（Tibet）到“西藏”（Xizang）的转变，以此作为削弱西藏独立理念和彰显其国家归属感的一种方式。这种语言上的微小调整，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施加影响力的深层意图。

报告还指出，在技术层面，中国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持续生成动态、算法化的宣传内容。学者刘元和陈思强调了一场正在出现的“认知战”，其战场就是周边国家民众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一策略的实施，不仅包括传统的媒体和文化交流，还正在向数字领域延伸。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中国可以大规模、自动化地生产针对特定受众的宣传内容，从而在信息战中占据优势。”

报告表示，这种利用先进技术进行宣传的方式，使得信息传播的效率和精准度大幅提升，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塑造和引导舆论。

最后，该报告总结道，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中国在周边地区扩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综合战略。相较于其之前的“全球战略”，“周边战略”相对成功，影响深远，值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