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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开放|在园幼儿暴跌1600万,幼儿园小学倒闭潮来袭——

By: elijah
1 September 2025 at 21:49
CDT 档案卡
标题:在园幼儿暴跌1600万,幼儿园小学倒闭潮来袭——
作者:数据开放
发表日期:2025.8.31
来源:微信公众号“数据开放”
主题归类:人口负增长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近日开学季,有自媒体账号爆料,上海浦东新区三桥小学5个班级仅有22名学生,却配备了23名专职教师。

教师比学生还多,太不可思议了!这样的配备比例,放在全球都非常罕见!于是,有记者给浦东新区教育局打电话咨询,结果被告知情况属实。很多人听到这消息,感觉都要炸裂了!大家都听过,一个遥远的山村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和几个学生,甚至只有一个学生。但这毕竟是在上海,而浦东新区又是上海最大的一个区,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虽然可能是动迁的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人口出生下降的本质原因。

这里面也折射出一些问题。

比如,上海的新生儿严重下降。

2024年全年上海新生儿仅10万余人,较2019年的16.9万出生人口下降超40%,小学入学需求同步萎缩。

往年这时候幼儿园都在抢生源,今年家长可能面临没得选的尴尬境地——附近的民办幼儿园因为招不到学生,已经躺平了,倒闭了!

2024年在园幼儿数为3500万。预估2025年在园幼儿数为3100多万,较2021年的4800万,整整少了1600多万!年均减少400多万。

今年幼儿园开始招收2022/2023年出生的孩子,2022年开始出生人口跌至1000万以下。

2022年到2024年分别为:

956万,902万,954万。

所以后续在园幼儿数会进一步跌到2700-2800万。

伴随幼儿的减少,幼儿园大量的开始倒闭,从2021年的29.49万所,降低到2025年的预计24万所。

短短四五年时间,幼儿园减少5万所。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仅2024年一年就减少2万所幼儿园,减少的趋势幅度越来越大。

幼儿园的减少,最直接的影响是幼师的失业。

2023年,学前教育专任教师减少17万人,2024年再减24.18万,总人数降至283.19万。

连续几年,累计失业人数可能会突破150万!

而幼儿园的在园人数的大幅度降低,会给小学带来肉眼可观的冲击。

教育部发布的《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小学在学规模已于2023年达到顶峰,2024年,全国小学招生1616.63万人,比上年减少261.25万人,

并且2024年全国共有普通小学13.63万所,相较于2023年减少7200所,大家可能感觉7200所小学的减少量并不高。

一年时间,幼儿园关停2万所

一年时间,小学关停7200所,这是什么概念?

给大家举个例子:

整个安徽省2024年普通小学数量才5739所,包括整个山东省2024年普通小学数量是8147所,这样一对比就意味着每年小学的减少体量,快相当于一个省份所有普通小学的数量了。

这些失业的幼师并没有像网传的转去做直播了,30%的失业幼师转向0-3岁幼托领域,去照顾更小的小朋友。

毕竟直播不是一个稳定职业,挖花园挖成网红的只是少数。

而另一方面,有些富裕的多娃家庭家长开始聘请“家庭教育指导师”来照顾幼儿。家庭教师比只会做家务的阿姨薪酬高出数倍,一般也比其在教育机构拿到的工资高出数倍。

而据相关研究,幼师教育指导技能和养老护理技能迁移率高达72%(沟通/护理/健康营养指导/心理评估/能力),而养老社工岗位缺口超300万。

有意思的是,倒闭关停的幼儿园主要的转型方向也是这些:

1》发展托育一体,将3-6岁班改造为2-3岁托班。比如,山东对合规托班按每托位1万元补贴,普惠托育生均经费与幼儿园同标准。这个趋势之下,以后幼儿园的上学年龄将进一步提前。

2》发展为老年活动中心,补充目前养老院不足的问题。

3》还有些地方改造为社区图书馆,小学生托管机构等等。

失业老师考个职业证可以再上岗,工作地点都不带变的。

很少有幼儿园转做其他用途,如大家一下子想到的餐厅,会所,甚至改建别墅等。

是因为大部分幼儿园的土地性质是教育用地,不管是改成商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都会面临巨额的土地款补充。

住宅用地的价格是教育用地的两三倍,因为涉及教育资源规划,还面临很复杂的审批手续。

而目前幼儿园这些转型都依托财政补贴,比如,部分地区转型社区中心给予50-200万元启动资金。

最难的还是这10万民办园,或者2万非普惠民办园,如何自救成为问题。

有些幼儿园不得不转型"托管+研学",周末开设自然教育课程,与周边小学合作开发"幼小衔接"课程,从3-6岁向"0-6岁全周期照护+青少年课后服务"延伸。还有的幼儿园转型老幼共托,同一场地设置养老区与托育区,提供助餐、健康管理、文娱活动等复合服务,如深圳“老幼一体化”示范项目。

估计以后幼儿园相当大部分会逐步变成“社区服务综合体”!

大何崛起|我以为我是人,原来我是矿?

24 August 2025 at 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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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起得很大,叫《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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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北京大学一位的教授,研究人口的(著名的计生专家)。

分享文章里面提到一些观点。

比如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人口数量治理模式十分片面,危害很大,不可持续。”

理想的制度文明体系能确保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人口优化持续的发展、社会团结和谐的发展。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探寻制度文明对人口优化的重大影响。

这些话虽然写的很委婉,不过联系一下标题,这话是不是在变现承认了,

我们那四十多年影响了十几亿人的计划生育,其实一直缺少一套科学、人性化的顶层设计?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说这还只是让我疑惑,那接下来的话就让我彻底蚌埠住了。

如果说0至14岁少儿人口是“后备人力资源”,那么15至59岁或者15至64岁的青壮人口就是“现实人力资源”,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可再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

我读到这里,忍不住笑了。

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合着在专家眼里,咱就是个“矿”啊。

还是分门别类、等着被开采的那种。

看到这儿我基本就明白了,

这篇文章,压根就不是写给我们这些“矿”看的。

说白了,文章的核心焦虑就一件事: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快没了,得赶紧想办法。

CDT 档案卡
标题:大何崛起|我以为我是人,原来我是矿?
作者:大何崛起
发表日期:2025.8.23
来源:微信公众号“大何日拱一卒”
主题归类:人矿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办法呢?

无非两条:一是让大家生,二是对年轻人好点。

但具体怎么做?

没说。

文章通篇都是口号,唯一沾点边的建议,就是要对生了三胎以上的家庭“不予惩处”。

那生育率未来会怎么样?

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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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日韩的现状早就告诉我们,把生育率搞崩盘易如反掌,想再拉回来,那是痴人说梦。

我们最好的机会窗口,在十五年前,其次是十年前,哪怕是五年前开始真金白银地补贴,或许还能听到点响声。

结果呢?

开会、开会、再开会……一定要等到新生儿数据跌破所有人的眼镜,才开始反应过来,当初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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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不得不提当年那位著名人口学的专家翟教授了。

在15年开始提倡开放二胎时,数据上看已经晚了,但是当时还是觉得不能立马放开。

他当初经过一番“缜密计算”,在其论文中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将导致未来四年的出生人口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生育率将达到4.5,累计多出生9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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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个数,还有零有整,一看就是经过专业计算的嘛。

这篇论文当时还被广泛用来证明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正确性,但是现在知道是多么的荒唐可了笑。

最魔幻的是,放出这种“神论”的专家,不仅不用为自己错误的言论负责,

如今还能摇身一变,继续以权威的身份指点江山,这本身就是个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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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这位他最近又抛出的高论:

第一,说西方的“生育率”、“预期寿命”这些术语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要搞一套“自主话语体系”。

第二,高度认可国外发钱发福利的经验。

第三,痛心疾首地表示,社会上对人口问题的“误解”太多,“半专家”横行,急需“科普”。

还得是大教授,道理就是多。

首先,大家都是地球人,生老病死的基本规律能有什么东西方之分?

退一万步说,当年算出4995万这个惊天数字的时候,用的不就是您现在批判的“西方术语”吗?

怎么,术语这东西还带“薛定谔”属性,用对了就是你的,算错了就赖西方?

其次,发达国家生育支持体系最大的经验教训,恰恰是:

别抱太大希望,而且越晚行动,花钱越多,效果越差。

我们现在的情况,连可以摸的石头都快摸不着了,因为发达国家都没在生育率低到这个地步才开始救市的先例。

最后,说我们老百姓是对人口问题存在误解,问题是我们连最基本的人口数据都很难及时看到。

而所谓的真专家要么预测失灵,要么集体失声,那可不就得让“半专家”们占领舆论高地吗?

没有准确的基础数据,谈何科普呢?

人口基础数据的计算其实很简单,人口总量、出生 / 死亡人口,无非是加减或比大小;

老龄化率、出生率这些 “率”,也只是做除法 ,哪需要什么高深知识?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说:

“我们不是不生,而是缓生、慢生、优生,有次序的生。让有能力的人先生,带动后生的人,最终实现共同生娃。”

你看,他们还真是这么想的,也真是这么说的。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语言腐败”。

就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为了某些利益,故意偷换概念,把一个词的意思扭曲成完全相反的样子,让残酷的现实显得温和无害。

比如说,

下降不叫下降,叫负增长,裁员不叫裁员,叫毕业。

找不到工作叫慢就业灵活就业,找不到工作在家呆着叫全职儿女,

找到工作被开了叫优化,把人开了之后,公司说是向社会输送人才。

现在,这套玩法终于轮到出生人口了。

断崖式下跌多难听啊,我们来搞“制度人口学”,搞“话语体系创新”,听起来顺耳多了不是。

从四十年前的“计划生育”,到今天的“制度人口学”,词儿是越造越新,但核心问题始终没变:到底有没有把人当人看?

只要一天还把人当成可以计算的“资源”、可以利用的“红利”,那人口问题就永远无解。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思想,有感情,有追求幸福、自由和尊严的本能。

如果一代人的感受是“生而为人,长成牛马”,

那谁又愿意,或者说,谁又忍心,再生一个“小牛马”出来,重复这被当成耗材的一生呢?

所谓的“人口优势”到底是谁的优势?所谓的“人口红利”又是谁的红利?

承认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可我们似乎更热衷于发明新词来美化问题。

不得不说,在语言科技这个领域,我们真是遥遥领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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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周报】第231期:因为制度先天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

18 August 2025 at 20:09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0期:她妈妈是聋哑人,她爸爸是残疾人,他们说不出来,我们来说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7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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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16日,这一周。

一则关于社会保险的法律解释引发了“全民强制社保”的网络热议,话题源头是最高法于8月1日发布的一则劳动争议司法解释。其中提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论以何种形式约定不缴社保,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解释将从9月1日起施行)因此,许多解读者都认为,既然任何“自愿放弃社保”的约定均无效,那用人单位出于合规考量,就必须给员工缴纳社保,也就衍生出了“强制社保”的结果。这类解读自然被官方批评是“误导公众、制造混乱”,因为中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缴纳社保本就具有强制性。但显然有关的担忧也并非“狼来了”,例如已有上海包子铺打出新招聘,只要60岁以上的店员,因为“自带退休金,无需缴纳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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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者和用人方之间就普遍存在着“不缴社保”的情况,而这也成了双方之间可弹性磋商的砝码 —— 不缴社保就多给点现钱,缴纳社保就少给点工资,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但强制社保的推行,意味着这些社会领域的灵活性消失了,以至于出现“就业者面临收入下降、失业风险”、“激励老年人再就业年轻人啃老”等担忧。当然,也有声音指出,强制社保的规定其实早已存在,如今是要求从“宽松执行”转向“刚性落实”,作为一种必要的兜底保障,它有利于劳动者的长远福利。但很快网民对于社保问题的讨论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假设“强制社保”真的很必要,那现有的社保制度本身,真的划算吗?足够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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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博、知乎等平台流传着许多“自费买社保是否划算”的帖子,人们得出的结论几乎一致:社保(涵盖五险)中的养老保险存在着缴费限制、领取限制、类型差异、地区差异等,再叠加中国已出现的养老金亏空、经济衰退风险等,算来算去,虽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庞氏骗局”,但其收益性的确不容乐观,甚至比不上一些低风险的稳健理财方式。当然,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下的社保制度本身就存在严重不公,而养老金更是长期以来都在积累民怨。在“双轨制”改革前,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无需缴纳养老保险,退休金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而普通企业职工则需自行参保,待遇更低。为了合理化制度差异,官方还创造了“视同缴费年限”这一概念,但它不仅埋下了诸多历史遗留问题,也违背了平等原则,有人就问道:“某人补缴40年的个人社保费用才能获得与某领导同等的养老金待遇,这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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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国家财政对于不同群体的养老补贴也存在巨大差异。广大农民群体不仅被排除在“视同缴费年限”之外,而且基础养老金水平极低,往往只有城镇退休职工养老金的零头,这也让他们成为了“被遗忘的群体”。早在2014年,就有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城乡人均养老金水平相差24倍。如今在并轨改革十年之后,城乡之间、体制内外的养老金巨大差距依然存在,是两种国民待遇的延续,是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2025年3月,总理李强宣布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每月最低标准提高人民币20元,个别地区农民的每月养老收入因此大涨14%,引部分网友调侃“表面施恩实则羞辱”。财新网就在一文中直白的点破了这种制度性不公——“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现收现付主导的职工养老体系的实质是乡村父母抚养的子女进城工作,给城里的退休职工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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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中国迈入人口负增长和低生育率陷阱,年轻一代面临的负担也愈发沉重。近年来已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年轻人选择断缴社保,因为“生活压力大、看不到未来”,同时也“不信任社保的回报与意义”。而微信作者彭远文则表示,中国社保缴存比例过高,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池塘里的水越来越浅了,抽水机抽得越来越急了”、“因为制度先天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制度执行越严格,问题就越严重”。也难怪有人最近将强制社保比喻为“收入税”,因为它暂时只是让人看到了强制与负担。诚如网友所言“年轻人一开始发现到老保障不了老年生活,后来才发现延长退休后活不到保险兑现,再后来才意识现在的社保实际上是一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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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发生在澳洲的一起豪车交通事故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一名年仅23岁的华人女性杨兰兰驾驶劳斯莱斯迎面撞上了一辆奔驰车,导致对方受到重伤。有报道称,杨兰兰非常富有并拥有其他豪车。于是在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了大量与杨兰兰有关的传言,且大都说她是一名“天龙人”、“贪二代”,甚至可能是“红二/三代”(因为名字是ABB组合),巨额财富或来源不明、来路不正。其中也有一些夸张的谣言,例如说杨兰兰被天价保释,金额高达7000万澳元(相当于4亿元人民币),例如说杨兰兰账户上拥有2700亿澳元存款(约1.35万亿人民币)。而“杨兰兰”一词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相关搜索包括“杨兰兰是谁”、“杨兰兰是谁的后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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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杨兰兰本身的举止神秘也加剧了人们的猜忌,澳媒还发现杨兰兰的身份相当可疑,无社交媒体、无注册企业,甚至没有领英个人资料,是没有数字痕迹的“透明人”,这在网络时代非常罕见。也有人认为,杨兰兰或许并非什么“天龙人”,只是因为近年有大量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的巨额财富被转移至海外,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她的奢靡生活因此格外扎眼,进而成为人们新的怀疑焦点。讽刺的是,中国现行规定限制每个公民每年购汇额度为5万美元,最近甚至要求单笔向境外汇款超过5000元人民币就要核实汇款人身份。有网友调侃“财富可以低调,但不能神秘得像一场行为艺术”。与此同时,杨兰兰开始在墙内互联网上消失,相关微博话题及多篇微信文章遭到屏蔽,网络审查力度远远超过了李欣X(被网暴的大连工业大学女生)、董袭莹以及杨X媛(武大图书馆争议事件女方)等热点事件的主角。最终她也被送进了装有海量敏感词的信息黑箱里,而这恰暴露出一种吊诡:毕竟在中国,“不可言说之人”本身就享有不容触碰的信息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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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CDT周报】第231期:因为制度先天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
作者:中国数字时代
发表日期:2025.8.18
主题归类:强制社保
CDS收藏:话语馆

一周关注:

8月12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公开发布《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提出从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居民个人使用贷款经办机构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业务)中实际用于消费,且贷款经办机构可通过贷款发放账户等识别借款人相关消费交易信息的部分,可按规定享受贴息政策。

8月11日黄岩岛“史诗级”对峙全程高能回顾。“轰!!!”一声巨响撕裂南海的宁静,万吨巨浪被钢铁舰艏劈开成两半!8月11日清晨 5时42分,我海军052D型 “桂林舰”(舷号164)与海警3104舰左右夹击,以雷霆之势正面撞退菲律宾海军 “苏禄安” 号巡逻舰,并当场驱离 35 艘菲方挑衅渔船!场面震撼,全程情节紧张刺激。

一个消息传来,今年9月1日政府将落实强制社保规定,有人形容为影响波及个体工商户的雇员。已有上海包子铺打出新招聘,要的是60岁以上的店员,他们带退休金,无需缴纳社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世相,有隐痛有讪笑,好像也抵消不了什么。强制社保在舆论场的评价,整体上是不高的,因为政策周边的疑问像泡沫一样增长。

之所以有人相信兰兰女士掌握着数以万亿的财富,是因为中国有数量众多的巨贪和巨富人士将家人或情妇安顿在海外,并源源不断从中国转移资产以维持其奢华生活。这些被转移到海外的巨额财富里,干净的当然也有,但比例只怕是微乎其微。这也很难责怪大家形成一种偏见:凡是遇到嚣张跋扈,巨额财富来源不明的年轻人,就默认其财富来路不正,见不得光。见不得人的兰兰,见不得光的财富,尽管目前还不能100%确定背后有犯罪行为,却是绝大多数人的一致判断。

一周惊奇:

岳阳日报报道,湖南岳阳湘阴县居民肖某良因网上发表有关评论被行政拘留一案,近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记者从岳阳市委政法委了解到,目前,湘阴县公安局已履行再审判决,并按要求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针对该案涉及的执法司法行为,岳阳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启动调查程序,并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

几乎每个人被问到“有没有试着偷偷出去吃饭喝酒”时,都展示出了令人惊讶的恐惧:“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们能用卫星拍到人”“酒店窗户都有无人机出来检查”“纪检委的人有种眼镜,戴着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在许多公职人员心里,仿佛天网恢恢,稍有不慎就会被“抓”。而这些缺少现实依据的理由有的来自私下口耳相传,有的在短视频中被广泛转发。对“上面无所不能”的想象,实实在在地震慑了许多人。

8月,山东航空推出了新制服“青未了”,新制服供女性空乘自选裤装或过膝裙,高跟鞋也被更轻便的平底鞋代替。改换制服的本质,是将安全、实用与效率前置,而非审美。相较于裙装与高跟鞋,平底鞋和裤装可以降低颠簸摔伤风险、方便乘务员处理紧急情况,提高服务效率。接受采访的女性空乘人员告诉南风窗,这种职业精神,正是她们进入这一行业时的期待与自我要求。

一周讽刺:

如果有一所顶级院校的医学博士学位,可以通过伪造本科成绩申请入学,没有大学物理、化学基础也能通过平时考试,抄袭他人已经发表的论文也可以毕业,全程只要有人打招呼就能一路绿灯……你猜,会有多少权贵子弟走这条捷径?如果告诉你,这么一条漏洞比筛子还多的博士捷径,7年来只有董小姐这一位天选之女发现并走通了,你,信吗?没想到,8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正式的调查处置问责通报称:对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其他学生的入学资格情况进行核查,未发现存在违规情形。

因为共享家园的代表人物@耀城正能量 已经在昨天宣布:共享家园干不下去了,全都拆了吧!项目失败的原因,视频里并没有详细解读。是有群众里的坏人“白天干活我睡觉,晚上米饭我框框造”?还是说这场行为艺术,终于发展到了最还原历史的一集?我们不得而知。没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为这位共享家园主理人的生计发愁/有网友发现,在操办共享家园大业之前,@耀城正能量 的饰演者王耀城,曾是一家小众独立时尚珠宝品牌的主理人。

一周声音:

因为被拘留,邓建国就成了“有问题的人”,他失去了工作。家里人不理解他,于是也只有离婚了。在申诉的过程中,周围的人可能也觉得他是“神经病”,于是他也就真的抑郁了。这是一个极端个案,但也是一种普遍的处境:在这片土地上,“发声”往往意味着很大的代价。权力的打压只是一方面,更严重的是来自社会(甚至包括自己家庭)的孤立。

我们通常持有的“帝国黄金时代”“黑暗时代”的观念,是帝国精英视角。事实上,帝国昌盛的时候,普通人不一定昌盛,帝国倒霉的时候,普通人也不一定倒霉。举个我们自己的例子,汉武帝是雄才大略的存在,但历史的另一面是“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如果你是减掉的那一半可能就开心不起来了。

如今的新闻,火的快,过去的也快,上周的热点,这周已经没几个人记得。瓜田里生机勃勃,但同一个瓜秧下,吃瓜群众聚的快散的也快。但来去聚散之间,真相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就拿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事,到现在还在网上吵。尽管这事因为法院判决之后再度引爆,但网上还是质疑重重,对立双方人马仍各执一词。我在想这要是在以前,会不会有电视台把双方当事人请过来,做一期节目,双方坐一起把事说清楚,再请几个专家,几十个观众一起理性的说道说道。

我想说的是,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消息时,首先应该问一个问题:这个消息是应该被控制的吗?同样,当我们试图控制网上的某个风传一时的谣言时,首先也要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早点把可以抵御谣言的真相和事实告诉人们?后来,政府出面做了大量的辛苦的工作,也包括宣传上的努力,但是传播学意义上的混乱结果,是已经注定了。就像有个医学专家说的那 样:"这3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3天宝贵的时间。"

他们以为让孩子去博物馆、去旅行,就能开阔视野,但如果看到一张旧日女工照片(而且这些女工作为开放初期的务工群体,早已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人生转变和跨越,是时代的受益者)就以“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做牛马”来教育孩子,那么孩子逛再多的博物馆、去再多地方,也只能在父母的低层认知里打转。

一周故事:

连续几日的暴雨后,14位零工消失在上工路上。这是不久前的山西大同,2025年7月27日,一辆载有14人的中巴车在谷前堡镇附近因强降雨失联。救援队事后打捞出的10具遗体显示,遇难者均为前往摘辣椒的当地村民,大多是中老年女性零工。她们冒雨出发,只为挣一两百元贴补家用。看到新闻后,王欧心情复杂。他想起一年前的河南平顶山叶县,一辆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违规载人,导致因加班太晚而搭乘该车的8名女工遇难——连续两年,相似的悲剧背后,折射出太多农民工的脆弱与无奈。

老裁缝终于坐回缝纫机前,生计和尊严都回来了。两年前,听说广州有服装厂专收尿毒症病人,待业多年的43岁尿毒症病人张顺,从江西老家赶来。没带什么行李,除了三支缝纫用的旧锥子。厂里都知道来了个“狠人”——早七点多到,晚十点多才走。揽最多的货,布料把缝纫机桌面铺满,剩下的堆在腿上。踏板“踩到飞起”,“下一件永远要比上一件快。”再后来,他要和“普工组”的健康工人争货单,比试工作量。

斯塔西(Stasi),是Staatssicherheit的简写,意即“国家安全”。从1961年起,斯塔西就如影随形渗透到每一个东德人的生活里,监控思想,防止境外势力颠覆。同样斯塔西也会刺探西方国家情报,当中最有名的是他们安排间谍纪尧姆在时任西德总理布兰特身边,纪尧姆最终成为总理左右手,窃取西德不少最高机密。德国的朋友跟我说,以前斯塔西潜入异议人士家中,会刻意留下痕迹,如轻轻调整沙发的位置,让回到家的人体验到赤裸又深入脊髓的恶寒。这在德语中名为“Zersetzung”(心理侵蚀)。

朱令的骨灰今日安葬,受场地等诸多因素所限,仅邀请20多位亲朋参加葬礼。爱女已入土为安,特此公告。感谢救助基金以及海内外所有捐助者的帮助。感激公墓方关照,能够与姐姐吴今相伴。感恩国内外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和付出:亲朋挚友们为了帮助查找病因发起了首次网上救助行动;医护工作者们数十年如一日参与救治与护理……

风声OPINION|育儿补贴的发放,不得变相审查婚姻关系

14 August 2025 at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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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发放条件,实质上是对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差别待遇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康有华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近日,有网友反映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被深圳卫健委告知无法领取育儿补贴,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网友质疑称,根据广东省现行规定,非婚生育已可正常办理生育登记并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为何在育儿补贴申领环节却遭遇限制?

这一情况,与国家卫健委此前明确的“育儿补贴申领只需提供婴幼儿身份及抚养关系证明”的政策导向存在明显差异。虽然最终实施细则仍需等待全国及各地的统一部署,但该事件所折射出的婚姻与生育权分离、非婚生子女权益保障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已引发公众的热烈讨论。

该事件中热议的育儿补贴政策,正是近期国务院发布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育儿补贴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

这一政策,也是我国在人口压力下出台的最新生育支持措施。其预期通过普惠性、直接性的现金发放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并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发挥鼓励生育、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

育儿补贴等一系列新政策,体现了我国的计划生育从抑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转向,进一步落实了国家对生育、家庭和儿童权益等所应承担的保护义务,是促进人民福祉、保障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要之举。

然而,政策的好意若要成为人民权利的真正实现,仍需要防止执行实施过程中的扭曲和误解。当前育儿补贴发放可能存在的差别对待乃至歧视,必须通过法律专业的分析加以消除。

就此而言,该事件中核心的问题在于婚姻能否作为对生育以及儿童权利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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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并非生育权保护的前提

CDT 档案卡
标题:育儿补贴的发放,不得变相审查婚姻关系
作者:康有华
发表日期:2025.8.14
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主题归类:育儿补贴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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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作为妇女的自然禀赋,毫无疑问应受到法律保护。而国家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并非以婚姻为前提条件,这尤其体现在我国宪法第48条:“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婚姻保护,则另行规定于宪法第49条。

即便不能完全将男性对生育的参与排除在外,生育过程的进行及其负担也主要由妇女作为个体承受,国家因而必须最大程度地尊重妇女对于生育的自主决定权,并为妇女的生育选择提供充分的保护。

如果我们聚集于生育本身,更会意识到生育的过程和结果与婚姻并无实质关联。婚姻与否,既无法减轻妇女生育期间的痛苦,也不会改变子女诞生的结果。将婚姻作为生育的前提,会压制妇女对生育的自主选择,有悖于宪法对妇女生育权的保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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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国家鼓励生育的政策引导下,婚姻与生育的解绑也更鲜明地体现在最近几年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中。如四川省2023年新发布的《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就不再以结婚作为办理生育登记的前提,保障未婚妇女平等享有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其自公布以来即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

深圳卫健委所在地广东省2022年新发布的《生育登记管理办法》,同样也取消了生育登记与婚姻的捆绑;向深圳卫健委提出质疑的网友,更是指出其本人此前已经完成生育登记并享受了生育保险和津贴。

在此情况下,若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必要条件,不仅构成对妇女生育权的不当限制,也与当前生育政策发展方向相悖,存在违法增设社会保障获取条件的嫌疑。

社会观念中对未婚生育可能冲击既有婚姻关系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这种忧虑源于对传统家庭伦理的维护和对社会稳定的考量。

然而,我们也不应将这种担忧情绪化地夸大,甚至将其作为限制妇女生育权的理由。未婚生育不能与出轨、背叛家庭等反面事例简单划上等号,现实中的许多伴侣即便相互忠诚也可能选择不进入婚姻关系。

非婚生育现象的增加,更多反映了个人选择权的扩展和社会包容度的提升,而非对婚姻制度的否定。维系婚姻关系内伴侣之间的彼此忠诚,已远远超出育儿补贴和生育政策的射程范围,更是生育权所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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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

结婚登记不应作为育儿补贴申领的前置条件,其根本依据在于宪法和法律对非婚生子女的平等保护。我国宪法确立了儿童保护原则和平等原则,明确禁止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民法典第1071条更明文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这一消除对非婚生子女歧视的立法范例,甚至可追溯至1950年的婚姻法第15条。

上述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父母婚姻状况作为儿童权益保障标准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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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补贴作为普惠性政策,其核心在于保障儿童发展权益,确保每一位儿童都切实受益,发放标准应当严格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非评判父母婚姻状况或变相审查父母的婚姻关系。

既然政策发布时已经明确无论是否一孩家庭都能平等享受育儿补贴,更无其他理由剥夺非婚生子女家庭的育儿补贴。况且无论是否婚生,子女都无法选择其出身的家庭和环境,社会也不可能因为歧视而取得进步和发展。

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其合法权益的实现,不应受父母婚姻状况的影响。将结婚登记作为育儿补贴发放条件,实质上是对非婚生子女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差别待遇既无法律依据,也违背社会公平正义。

对生育的担忧在于其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正是国家需要通过社会保障政策提供兜底性支持的根本原因。婚姻制度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育带来的各种压力,但绝不能异化为限制公民行使生育权利的门槛,更不应导致对未婚生子女的歧视对待。

国家唯有保障生育自主、坚持平等原则,才能真正形成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法治理想国”由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陈碧、赵宏、李红勃、罗翔共同发起,系凤凰网评论部特约原创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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