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下发一份“管理提示”，强调微短剧创作要“爽”而有度。

爽的边界在哪里？多大的剂量是安全的？

我访谈了短剧的创作者、表演者、审查者，了解了短剧的生产和审核流程。那根红线是存在的。短剧制作者们知道如何“合法擦边”，如何让人物有足够的理由造反，如何创作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超级英雄，并且会在和监管的碰撞中找到“癫”的正确剂量。

我们都以为短剧的特点是虚假夸张、无底线，但实际上这种文艺作品也有自己的道德基础，并且因为生产时间、成本等的要求，更加需要符合中国国情，才能生存发展。

短剧的道德迎合普通人，也影响着更多普通人。截至2025年6月，中国的微短剧用户已经达到6.96亿，占全部网民（11.23亿）的六成还多。短剧创作确实成了一项“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工作。

短剧如何爽而有度

鼓风机吹动帷幔，从中撕开了一条裂缝。镜头趁机直入，“窥探”到了帷幔背后男女之间的互相撕扯：皇帝动手扯下了臣子妻子的华服，镜头中的女子霎时露出了半个肩膀。

这是短剧《惹她干嘛，她二嫁但皇帝心尖宠》第一集开头前10秒钟的画面。第二个10秒，镜头中偷情的男女继续拉扯，开始吻肩、摸脸、掐脖子。按照镜头惯性，下一个10秒，观众以为演员会露出更多身体部位。

这是短剧的优势，区别于正襟危坐的长剧和电影，懂人性、懂欲望。“最早做短剧和最靠短剧挣钱的群体其实就是之前推广小黄文的那批人”，一位行业内人士说。“所以短剧会让观众惊喜于，还能看到这个”。

不过接下来观众预期中的镜头并没有出现。这不是因为制片方不想，而是演员如果继续露下去的话，剧集会无法过审。接下来的画面中，演员也就只是继续露出了那半个肩膀。

这部剧的导演是King，他说：可以理解为这是导演在勾着观众上当。

中国的影视作品不实行分级制度，而是实行审查制度。一般认为这是由于难以有效控制青少年观众等人群进入市场、影院、网络和网吧，观看越级电影，所以对相应的镜头由统一的审查代替了分级。“这是想保持人的纯洁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文艺希望能够熏陶人，培养高雅的志趣，远离低级趣味，以保持思想上的纯洁”。

欲望可以被压制，但无法被消除。所以King虚晃一枪的镜头，会吸引很多观众点击进这部短剧。“短剧能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色情和暴力剧情的存在”，一位影视行业的投资人说。因为这些都是大家想看，却在常规影视剧集中看不到的。

对于导演拍摄的画面和观众的期待，一位从事短剧审核工作的业内人士表示：只要画面没有触犯广电总局规定的不能露出敏感部位的要求，他一般都会以包容的心态放行。“那就仅是两具肉体堆在一起而已，纯商业行为，对于世道人心、公序良俗形不成啥冲击”。这是短剧被包容的基础。

不过，业内偶尔也会有争议。那是一副男女主被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并排躺在床上的画面，女生拿手抚摸男生的脸部轮廓。这个镜头让审核人员感到不适，从影视创作的专业角度而言，这个镜头和前后剧情没有衔接：作品既没有交代某个故事事件引发了这个暧昧场景，这个抚摸也没有引发另一个故事事件。它没有押上台面的故事价值，谈不上是一个故事事件，这个孤零零的镜头单纯是出于一种男色凝视。让审核人员举棋不定的是，它仅暗示片中男女主发生了性行为，根据剧情设定，这两人是刚认识不久的一对恋人。所以前述业内人士问同事：这个镜头暗示了婚前性行为，这种呈现感觉无处不在，这个，你怎么看？

被询问方答复称：这个无所谓吧？现在不是鼓励生育吗？微短剧现在都是先下迷药，再怀孕，再爱情。现在婚前性行为已经很普遍了，影视作品如果对这类内容进行限制，内容就更受限了。

但询问方并没有被说服，在他看来，这个画面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婚前性行为的合理与否，而是这部短剧并没有清晰交代男女主的情感脉络，本质上这牵涉到剧中人物的性道德问题。“国外甚至港台地区，对于性都是有原则和道德感的。但是这部短剧，没有情节，这个片段就像是平白无故插入的一段婚前性行为广告”。

不过，本着广电机构对短剧要包容、要扶持的工作原则，这部剧和上述有争议的画面最后还是被编审放行了，因为这部剧的主题和内核被认为都很正。审核人员的这种开明态度为短剧导演制造了延续短剧商业模式的空间。

当导演碍于审查规定让观众看裸露画面的愿望落空后，为了继续留住他们，King用纱巾蒙住了镜头，让男女主继续撕扯着入镜，纱巾加持下，意境朦胧，镜头外的人可以无限遐想。这被导演称为“合法擦边”。

合法性在于，没有人能扒开观众的脑袋看看他们到底遐想到了什么程度，而根据白纸黑字的规章制度，广电单位也无法认定这种程度的擦边镜头有动摇世道人心的力量。“毕竟画面没有露点，不需要卡”。

什么样的会被卡？这是一个被要求整改的案例：剧集背景设定在古代的仙侠世界，男主为了救女主采取了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的措施。审核员认为这不符合常识，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是现代医学知识，怎么会出现在古代？本着求真的态度，审核员查阅了文献，果然发现，古罗马的人工呼吸用的是风箱，而古代中国没有相关的记载。

最终，审核意见为：鉴于这是一部古装剧，如果剧集一定要呈现人工呼吸的桥段，请按照《金匮要略》的记载使用芦苇，本着古代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展现心肺复苏时的胸外按压需女性施展，以免故事情节为刻意展示对女性进行的猥亵。

这位审查人员说，“其实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剧情是想表演摸女性的胸和亲女性的嘴唇。想看摸胸和亲嘴没什么，但不能打着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的旗号”。

另一部名为《不漏声色的爱，老师你别走》的短剧，言语、画面低俗，是打着师生旗号的软色情植入，这样的剧集也绝对不会过审。

“这就是短剧的‘度’”，广电机构的某位负责人表示。负责对短剧进行管理的单位曾多次下发关于短剧要“爽而有度”的宣传指导，“爽”作为一种感官刺激，如何进行“度”的限制？

“‘度’意指日常生活的理性。举个例子，喝咖啡没问题，但是如果想直接把咖啡因萃取出来，让人填鸭式服用，然后导致大脑皮层失控，进而行为失当，那就不行了”。

造反要有合法性

行为失当在短剧中的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在《庶女攻略》中，皇帝为了表示对庶女玉祯的爱，宣布废除翻牌子制度，要搞一夫一妻制。但短剧管理方认为，剧集对男主角人物的塑造无中生有地美化了男人的人性。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失当。

《惹她干嘛，她二嫁但皇帝心尖宠》也有类似的剧情设计：身为皇帝的男主为了已嫁为人妇的女主，拒绝了所有参加选秀的秀女。但对于导演来说更难处理的是接下来的情节：男二是女主的丈夫，他被皇帝夺妻，奋起造反，并在造反途中大肆屠杀百姓。

King执导了这部剧的全部剧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横店华夏文化园的拍摄片场对着空气骂骂咧咧，说剧情降智。对着空气纾解完，他又迅速切换到了彬彬有礼的拍摄状态。不过直到剧集杀青，他都没搞懂，男二造反就造反吧，为啥非要屠杀百姓呢？

他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为了过审——男二伤及无辜百姓的行为会削弱他起兵造反的正当性，让他的造反失去合法性，符合乱臣贼子注定要走向失败的传统价值。

这样的价值设定传承自长剧。事实上，短剧中的“硬核”价值观多是在临摹长剧，因为对价值观呈现的方式是决定剧集能否过审的绝对底线。就像广电机构的工作人员所透露的：文艺作品，有统一的指导方针。

所以当《楚汉传奇》、《隋唐英雄传》之类聚焦于推翻前朝残暴统治的剧集从荧幕上消失后，聪明的影视剧导演就知道了该如何对造反者们定性。这种默契延续到了短剧中，导致短剧中的造反者道德权威一定是受损的（譬如乱杀百姓）。

King觉得这种剧情设计很不合理，“男二像被莫名夺舍了一样”，但他又实在想不出办法如何在过审的基础上把它修改得更让人信服，只能任其荒谬下去。或许这也是很多导演的苦恼，有时候打不过只能放弃，所以现在霸屏的古装剧中，只剩下修仙、魔道、宫斗、宅斗。

癫的边界

关注短剧之后，大数据给我推送了一部女尊题材的短剧切片，切片中，女主为当朝皇后，目睹太监在皇帝的授意下，将受宠妃嫔的孩子与她的孩子偷偷进行了调换，之后太监更是直接将女主的孩子溺死在了池塘（这个孩子也是皇帝亲生的），而女主目睹一切发生却没有任何反应。

一位网友在评论区发了一个捂脸的表情，并附带一句话：“这也太癫了”。

但这只是开胃小菜。之后的剧情揭示，女主一切的隐忍只是为了在被调换的孩子长大后，她起兵造反，直接废掉皇帝，再将皇位传给由她抚养长大的妃嫔的孩子。后续剧情还有亲生母子离心、异族血缘之类的奇思妙想。

我把看到的切片以及网友的评论都发给了另一名短剧导演丁译文，初衷是想收获导演对这种剧集的批判。但出乎意料，丁译文告诉我，他认为“癫”是一个好评，如果他是这部剧的导演，会把剧情做得更癫。

“观众觉得癫，说明剧情超出了他们的预期，那这就是一部好剧。如果剧情都能被猜中了，那观众干嘛还要花钱看短剧呢？”

思路打开，我竟突然觉得短剧中一胎生了99个儿子、豪门少爷爱上了和父母同辈的保洁阿姨、亲子鉴定结果相似度0%的剧情，是合情的。虽然最后一个案例被专业医生站出来进行了科普：0%相当于生了个插座，就算生个瓜子，也还有15%到25%的基因相似度。

网友给短剧编剧提供了新的剧本思路：下次就写霸道总裁生了个插座；大熊猫和人的基因相似度超过了50%，请霸总申请大熊猫的抚养权。甚至在虚幻、浮华的仙侠故事中内嵌了样板戏风格的情节，并直接点题说呈现的就是样板戏。审核员对此很无语，“不知道编剧和导演是蠢还是坏？搞出了这种荒腔走板的东西。”

每隔一段时间，各方都会试图规范这类荒腔走板的剧集，并为短剧的发展指明方向。这有用吗？“没用”，相关工作人员回答。因为市场的力量实在太强大，就像在编户齐民的明朝，士大夫的思想空间受到钳制后，转头写出了《金瓶梅》，“人民群众总能找到自己的空间”。

那么“癫”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呢？我问导演King：你们真的有可能会拍特朗普爱上在白宫做保洁的我么？他说应该不会，因为需要考虑两国影响，“毕竟我们国家是热爱和平的”。

除去涉及国家政治的题材，以及建国后动物不能成精的硬性规定，短剧世界的禁忌是由不断“阵亡”的剧集暗示出来的。

譬如，因被认为渲染极端伦理复仇而被下架的《黑莲花上位手册》，便是前车之鉴。“在这之后，就没人拍这种剧集了，资方也不会投”，King说。

那打工牛马奋起反抗996是可以拍的吗？“可以，但是需要穿越到古代，因为当代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同样的逻辑，暴力、血腥、黑社会也得穿越到古代，否则就否认了政府扫黑除恶的成果。

当然在专业的审核意见中，涉暴力剧情被视为“模糊了法治边界”。而且警察和黑社会是不能平起平坐的，警察更不能认可相关概念的存在，否则便是矮化了代表公共安全与秩序的国家机关形象，弱化了代表暴力机器的警察局的力量感，与现代文明的社会治理理念格格不入；即使必须要承认灰色地带的存在，警方也必须展示出蔑视、居高临下的姿态。

但是，《狂飙》仍然被拍出来了。短剧制片人邢栋（化名）对此回答说，“（因为）那是长剧，一部短剧的投资才几十万不到100万，哪有钱去疏通关系。” 他说，要想拍，只能穿越。

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今年3月份曾针对短剧市场发布过一份《管理提示》，再次指示短剧要“爽”而有度。对于“穿越”类满足受众摆脱现实束缚、体验不同人生的心理需求的题材，《管理提示》指出切忌沉迷于恣意编织和过度娱乐化的表达，应当在鼓励创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满足受众好奇与期待的同时，坚守创作的生活逻辑、法治逻辑、历史逻辑、科学逻辑，观照现实，关注时代精神，给人以启迪和思考。

导演丁译文觉得，这是短剧的难以承受之重，他拒绝通过短剧对观众进行教育。他认为，短剧就是商品，不应该有价值观。

“如果观众想被教育，那他们去看长剧、去看电影、去看各级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宣传片不就好了吗？”

国情

霸总、单亲妈妈、皇帝、贵妃、婆婆、媳妇儿、庶女、王爷、保洁员、快递员、外卖员甚至熊孩子，在短剧世界里是绝对的主角。而且他们的人生必须要经历卑微到尘埃的绝境，有时候甚至是接二连三的绝境。

制片人邢栋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设定，因为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完全开了外挂，能够连续打怪升级，就和绿巨人、钢铁侠之类的美式超级英雄没区别了，而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中从来没有绿巨人、钢铁侠之类的设定，这自然也不会符合中国人对成功人生的想象。“文化和社会生活是一体的”，他说。

美国的小男孩儿小女孩儿们，都梦想当总统，想当总统不是僭越，这种文化底色让中文互联网一度对于美国真的上演了短剧《特朗普爱上在白宫做保洁的我》的谣言深信不疑。

不过毕竟中国的短剧观众没有当美国总统的想象，所以超级英雄式的设定也无法平移到中国的短剧中。 

“绿巨人和钢铁侠来送外卖？那是一副怎样的画面？我想不出来”，邢栋说。

King的另外一个身份是知名导演陈凯歌的徒弟，他曾跟着师傅在《妖猫传》和《长津湖》剧组工作。King并不赞成师傅那一辈的国内导演们对西方个人英雄主义题材的欣赏，他觉得他们被西方文化影响了。在他看来，中国式的超级英雄应该是属于集体的，会为了集体利益勇于牺牲自我，就像那些作战英雄。

所以，对于剧本中一些他认为太扭曲的三观，拍摄时King会尽量想办法把它合理化。那什么样的三观会是好的三观呢？

“不要瞧不起没钱的人，穷人当家做主，还有就是为人民服务”，King说。他来自毛主席的故乡，每次沟通都会给我发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表情包。

在拍摄中，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自己对社会的理解，去合理化一些剧情，也是李慷作为短剧导演的职业操作。

采访开始时，他刚刚在成都杀青一部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妈妈的短剧。你相信这个故事吗？我问他。他回答说，作为导演，他必须相信，因为只有他相信了，观众才会信。

为了让观众更好的相信，他刻意淡化了“霸总”和“离异母亲”两个身份之间的对立。他将离异带娃的妈妈合理化为了霸总的白月光；妈妈在照顾孩子时的无微不至和母性光辉的发散也给霸总带去了情感冲击，因为在李慷新增加的设定中，小时候的霸总缺乏亲情关怀；更重要的是，和霸总在一起后，不再缺钱的离异妈妈仍然保持了勤俭节约的美好品德，而这些美好的品质在持续打动着霸总。

这种将个人对生活的理解渗透到作品中的操作，还产出了一个让李慷引以为傲的案例，那是他的一部爆款剧，播放量达到了5.3亿。

这部爆款剧的初始剧本中，父亲会无端讨厌自己的大儿子，更喜欢二儿子和三女儿。剧情设定中，父亲一直在打压大儿子。直到大儿子的女儿回来，开始反抗自己的爷爷。

李慷认为这种反抗不合理，他向编剧建议：根据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即使爷爷打骂爸爸，作为孙辈也是不能反抗的，“那是你祖宗，你怎么能反抗呢？”

因此李慷把大儿子的设定改成一个不争不抢的人，把二儿子和三女儿设置成更绝对的坏人，然后再将孙女的反抗对象从爷爷换成了非直系血缘的叔叔和姑姑。

不过，李慷拒绝将坏人脸谱化，“坏人也应该有人性的弧光”，他说。让坏人变得更坏，只是为了突出主角行为的合理性。

在丁译文看来，相对于伟光正的长剧，短剧的优势在于可以灵活呈现人物坏的一面，“太极是分阴阳的，如果没有黑的一面，根本对比不出白的一面有多白，所以一定要有暗才能衬托亮。当常规的剧本不让好人和主角有黑暗面的时候，亮的部分也就很难被充分体现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短剧无疑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譬如，短剧中，穿越回80年代的家庭主妇可以回击曾经欺辱过她的婆婆和小叔子。在很多影视剧的观念中，只有真、善 、美、忍是优秀品质，反击是不被允许和接受的。现在，观众为这种短剧剧情的慷慨解囊是对剧中人物行为的赞赏和支持，也是思想解放。“这本质上更是对怨妇的扶正”，邢栋说。

“而且长剧不可能让人平白无故的暴富一下，或者拥有得天独厚的战力，然后去藐视天下，也不可能让一个女生成为女尊去拥有无数男宠，但这些都是观众想要的”，丁译文告诉我。

另外还有太多人想回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去抓住错过的机遇，以实现人生的翻盘。但在现实世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同样只有在短剧中才能做到。

那为什么短剧可以做到呢？这牵涉到了一个行业秘密。根据有关规定，影视行业投资额超过50万的剧集，需交由国家广电总局进行审核，30万至50万投资额的剧集则由省级广电单位审核，30万以下的不需要审核。

作为制片人，为了绕开国家广电总局，邢栋宁可将投资额超过50万的项目拆分成上下两部，分开进行制作。甚至有些影视制作公司还会对外谎报数额，比如请演员花了10万，对外宣称只花了5万。这一点得到了业内人员的确认：“大家都假装自己的投资在30万以下”。

所以，大量的短剧其实没有被广电机构审过。

但是导演们自己心里还是有杆秤的。譬如，建国后动物是万万不能成精的。更重要的是，观众一旦发现了“有毒”剧集，可以随时举报。被举报下架后的项目，会导致资方的投资难以收回，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

广电相关机构的负责人也表示：短剧这一影视形式没有能力承载特别宏大的主题和厚重的叙事，商业属性更加明显，而商人为了挣钱，做事会非常有分寸。

多方加持之下，短剧就被很多人贴上了low、俗、离谱、辣眼睛的标签。但King不这样认为，他始终觉得短剧的道德感可比现实高太多了。“短剧中对坏人的描述有时候虽然很降智、很离谱，但我觉得现实更降智、更离谱，比如邯郸三个未成年人把另一个小孩儿打死了。短剧里的坏人坏的是有原因的，另外，都能成功播出来了，它又能坏到哪里去？现实中有太多东西播不出来了”。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导演King曾拍摄过一段剧集，根据剧情设定，男主带着女主去到了全世界最奢侈的服装店，男主告诉店员，把世界上最贵的那件衣服给他“叉”下来。“叉”这一动作多出现在乡村大集和县城里的服装摊上，一开始King不理解“叉”为何在编剧的笔下会与全世界最奢侈的服装店兼容。

刚开始执导短剧的时候，他会拿着剧本去找编剧：这样写对吗？这不是把观众当傻子吗？

不过剧的火爆告诉他，编剧就是对的。后来他懂了，那是编剧所处的真实世界和其想象中的世界的融合。而编剧身处的真实与想象，与短剧观众恰恰是一致的。

如果由一个从来没有到达过短剧观众世界的人来写同样的剧情，他很可能会将场景设置在买手店，然后提前预约好的专属sale会瞻前马后，有专门的VIP试衣室和试衣人员，客人更无需去发号“叉”的指令。不过这不会符合短剧观众的期待，只有下沉世界的编剧才能写出他们的所思所想。

“人是无法合理想象自己从来没有抵达过的阶层和世界的”，King说。

这就像出身南京第一豪门望族的曹雪芹可以在《红楼梦》中写翡翠羽衣、金凤鲟龙翅、面筋芦蒿糟蒸鲥鱼、苡米野鸡汤、糟香掌信、松仁鹅油卷，而续写《红楼梦》的高鹗只会让林黛玉吃“麻油醋拌五香大头菜”。

林黛玉吃香油拌大头菜的违和与短剧世界里的霸道总裁挥一挥衣袖就为公交车卡充值了500万人民币、没有护照和签证的霸总仍然可以毫无阻碍的周游世界，底色是一样的。

后者也是King真实拍摄过的短剧素材，这也是短剧编剧提供给他的世界观。成为短剧导演后，他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要去顺从编剧和观众的世界观，而不是去违背，只有这样，拍出来的剧才会有人看。他现在的执导原则就是，尽最大努力去还原编剧的剧本。他给编剧的备注是“编剧爹”。

King拥有导演和表演的双硕士学位，硕士期间，是公认的同寝室四个学生中最优秀的那一个。离开学校后，他进入了师傅陈凯歌的剧组，在那里，见识到了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也正是在陈凯歌的剧组，King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终其一生都到达不了师傅的阶层，这和努力无关。

所以他从来不相信阶层跨越的故事，但这不影响他愿意去拍摄编剧笔下的世界。访谈中他反复跟我强调，编剧是最懂短剧观众、最懂人性的人。

而居高临下的教导和兀自评价他人眼中世界的行为则注定是傲慢和令人讨厌的。“很多人忽视了，世界是分层的”，他说。

丁译文是受访者中唯一一个没有接触过长剧和电影的从业者，他的创业公司在疫情期间遭受重创，短剧爆发时，为了挣钱而一头扎入了这个新新世界。他从来没有过和编剧“较真儿”的经历，身上也没有背负“艺术”、“理想”这些沉重且奢侈的包袱。在他眼里，短剧就是商品。

“短剧是我们国家最遵从市场经济规律的商品，观众是付费方，他们想看什么，我们就应该拍什么。如果我们拍的不是他们想看的，他们会拒绝付费。多么公平”。

作为制片人，邢栋需要对短剧的受众进行画像描摹，在对大量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总结出了短剧观众特质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一个不被人关注、每天的努力就是为了生存、无法做到衣锦还乡，更没有改写人生的机会和力量，内心极度落寞的群体。

根据这样的结论，包括制片人、编剧、导演在内的短剧制作团队，主要职责便是依据画像为目标群体定制他们想看的剧情，直击他们内心。所以短剧成为了在出租屋里花9块9就能买到的心灵按摩。

供需与内卷

丁译文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的商品供应方，会花大量时间去捕捉身边的蛛丝马迹，感受观众的喜好。

女性主义的崛起和女性综艺的火爆让他感受到了市场的风向。他会在工作间隙追问他身边的女性朋友们，她们渴望什么样的情感关系？她们想象中的男性魅力是怎样的？

他会在自己执导的短剧中夹带私货插入一点女孩子之间的相处剧情，呈现女生之间情感的细腻与美好。

但也不能太过，他曾在朋友圈转发过别人拍的耽美剧情片段，很快链接就被404了。“看来还是不允许拍”。

同样因为广电总局的限制，他无法展示更为直观的画面，光影和色彩就成为了营造美好的工具。他发来了一张拍摄现场监视器的画面，镜头背光，女孩儿们周身的主要色调为暖橘色，画面整体气氛柔和温暖。

“女孩子之间的情感真好”，他说。

所以你是个女性主义者吗？我问道。他否认，说他不想把自己的作品抬高到任何“主义”的高度，更不想从作品里提炼任何思想。他只想为观众提供有关恋爱、情感的美好观感。

“我就是一个直男，一个觉得其他短剧直男导演们拍摄的情感镜头太过暴力和粗鲁的人”。

在横店采访期间，我去到了华夏文化园、青芒果剧场和玖点片场，这是横店短剧剧组扎堆的几个拍摄场地，前者主要提供古装场景，后两者用于现代剧取景。

在华夏文化园，《玉腰奴》剧组正在拍摄：身穿黑色长袍的男主龇牙咧嘴掐住女主脖子，女主开始吐血，同一个场景，全景、怼脸、侧脸、逆光、正反光镜头依次进行，女演员不断的喝红色颜料，拍摄持续了整整一个上午。“因为这是一场重头戏”，在背着导演的地方，一位剧组工作人员偷偷告诉我。

而青芒果剧场和玖点片场正在表演把女主角摔到床上、男主用力捏着女主下巴大喊“你想怎样”的情节。为了拍出美感，第一个女孩儿被摔了一次又一次，另一个女主角则在导演喊咔后捂着下半张脸待了近半个小时。

短剧男演员申浩男曾在直播中说，他每天两眼一睁就是去锁喉、去掐人脖子，还要拿绳子把人绑着，把女主的头按到水里，还要抱着女主去跳河。

为什么这类剧情会流行？“因为虐最容易供给”，丁译文说。轮回感、宿命感、抽离感之类的感性画面对导演的镜头语言要求比较高，不是所有的短剧导演都有实力进行这样的高阶表达。相比之下，“虐”的门槛最低。

而且观众也愿意为“虐”买单。在爆裂短剧、DataEye等多个平台的短剧热度排行榜中，虐恋占据了至少三分之一的天下。

“这其实还是基于市场供需关系进行的生产”，李慷表示。他认为虐恋本身就是一款产品，有些观众就是喜欢看，带着产品思维出发去看待这件事情，完全合理。

以“危险”为底色，除强制爱外，短剧还衍生出了包括小妈、骨科、女尊在内的多类型剧集，后者也是丁译文想要尝试的题材，他想给观众提供更多的商品选择。

而商品生产，他认为最好的模式应该像富士康一样，策划、编剧、导演、制片都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策划负责捕捉用户喜好，然后交由编剧进行文字生产，再由导演进行最终的视听语言呈现，最后由制片方进行制作。“每个人都是生产环节上的螺丝钉，这样的生产效率是最高的”。

商品逻辑也对短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快。制片人邢栋在访谈中反复强调，时间就是短剧的生命，因为短剧行业的推陈出新速度实在太快，越短的拍摄周期越能确保投资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

譬如，当下最为火热的选题是宗馥莉的继承者之战，数不清的短剧制作公司在使用AI加人工辅助的模式生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现代的、古代的、穿越的多套流水线剧本。之后多个剧组会同时开工，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市场上就会充斥大量的“继承者”剧集。而只有最早投入市场的那一批，才能获得平台最多的流量扶持，然后赚到最多的钱。

这种高周转的快速赚钱方式也促使越来越多的热钱开始涌入短剧行业，今年7月，京东集团以最高140万元年薪公开招聘短剧内容策略运营岗，创行业薪资新高，这被认为是京东在加速布局短剧市场，即将开辟与快手、美团、字节跳动、咪咕视频等平台的新战场。

不过竞争的加剧让行业越来越卷——主要体现在不断被压缩的拍摄时长和拍摄预算上，这是受访导演们的共同遭遇。丁译文形容，这就像淘宝，一双袜子，有人卖一块钱，就有人卖9毛，竞争之下，大家只能血淋淋的拼刺刀。

也因此，短剧导演的核心竞争力不是创作能力，而是效率高，能“熬”。King的最高记录是，有一次连续拍了52个小时。丁译文说，当其他导演需要7天才能完成的拍摄，他只用5天就能拍完，其他人“卷”到5天的时候，他已经将作业流程优化到了3天，而当其他人也能在3天内拍完时，他可以只用两天。甚至现在，只需一天半的时间外加8个人的团队、两盏灯、一台摄像机，以及一万块钱的预算，他就能拍出一部可以被市场接纳的30集共计30分钟的微短剧。

7月18号和28号，King有两部剧接连在武汉开机，剧情是他拍过无数次的霸总和虐恋题材，这两部剧之后，还有很多部他同样拍过无数次的题材在等着他。“根本拍不完”，他说。有一天他在朋友圈发文：感觉自己越来越像王晶了。

在我们最近一次的交流中，他直言特别累，正被越来越低的拍摄预算压得喘不过气，而同样长达150分钟的剧集，拍摄周期也从原来的9天被压缩成了6天。

所以离开大导演的剧组有没有后悔过？我再次问他。他还是同样的回答：没有。于经济层面，他还有房贷要还，持续不断的拍摄邀约可以让他一直有钱挣；于工作成就方面，师傅在拍《志愿军》，而他拍的是另一种精神慰藉，所以没什么可失落的。“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都是在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他说。

2025年夏天，东北热得不寻常。

一名辽宁沈阳的园林绿化工人，在户外工作时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其直接死因是热射病引起的多脏器功能衰竭。

事发前后的四天内，沈阳最高温都超过了35℃，市气象台每日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来自辽宁省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2025年7月全省平均气温26℃，比常年同期偏高1.6℃，是有统计数据以来最热的7月。

这场悲剧并非个例。在有关记录和工人们的口口相传中，长白山种人参的农民、沈阳另一个小区的绿化工人、沈阳周边农村收西瓜的村民，均有人因热射病倒在了这个盛夏。

张拥伦的工作服和鞋子。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倒下

这一天是2025年7月10日。早晨五点左右，63岁的张拥伦像往常一样醒来。前一天晚饭时，他说在超市买的猪肉吃着不香。妻子孟桂荣准备去楼下的早市，买几斤现杀的土猪肉。

吃过早饭，张拥伦准时出门。6点半，他需要到小区附近的“单位”报到，那里是包工头老赵租下的一个车库，存放着园林绿化需要的设备和工具，位于沈阳市郊。几十名工友先在此集合，再像麻雀一样散开，三三两两分组，开始一天的劳作。

从早市回来，孟桂荣把刚买来的土猪肉切好、分类，有炒菜的，有包馅的，还有做红烧肉的，她还买了张拥伦喜欢的酸萝卜。孟桂荣烧得一手好菜，从工厂下岗后，她开过餐馆，还在幼儿园做过厨师。

上午9点57分，张拥伦给妻子发消息：“中午不回家吃饭了。”正在备菜的孟桂荣隔了十分钟才看到，决定午饭自己也随便对付一口算了。前一天中午，张拥伦也没回家吃饭。平日他一般在家旁边的小区干活，最近几天，他被派往离家约5公里的一处单位大院。

整地、挖坑、种植、施肥、打药、浇水、剪枝……园林绿化的工作繁琐又辛苦。7月10日这天，张拥伦的主要任务是“打草”——拎着二十多斤重的打草机，清理与园林植物争抢养分的杂草。和很多从事体力劳作的工人一样，张拥伦晒得皮肤黝黑，六十出头便满头白发。

张拥伦和工友的上班时间是7:00-11:30，13:00-16:00。上午的工作结束了，“外派”工作的午餐可以报销，包工头老赵没给餐标设限，但张拥伦和搭档吴国友一共才花了10块钱，吃的是包子和粥。

这已经比吴国友平时吃的丰盛了。他家离“单位”有五十多公里，每天四点多起床，和几名工友一起坐老赵的车来。在没有外派的平日里，午餐要自费，他一般吃三张饼，不吃菜，扛饿。

当天是吴国友第一次跟张拥伦搭班，张拥伦嘱咐他：“天气热，要多喝水。”

当天沈阳最高温35℃，市气象台已经连续三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而下午一点，一天中最热的时间段，两人准时开始工作。

打草要保持安全距离，两人相距十几米，沉默不语地干活。耳边响起打草机的轰鸣，地面不断扬起的灰尘、杂草、碎石子，打在他们的身上。

下午三点左右，张拥伦突然反常地提出，他要提前下班。

吴国友看到他脸色煞白、两眼发直，一屁股坐在三轮车驾驶座上，垂下头，便不再言语，怎么叫都不吱声。

吴国友吓坏了，马上打电话叫老赵来。头顶的太阳毒辣辣的，两人合力把张拥伦抬到树荫下，赶紧喂他喝水、给他洗脸，见张拥伦还是没有清醒，便拨打了“120”。

厄运

谁也不知晓，张拥伦究竟是从何时起感到身体不舒服的，直到无法坚持而倒下之前，这个沉默、隐忍的男人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异样。或许正因如此，没能让他在与死神的赛跑中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张拥伦被确诊为热射病。张拥伦的儿子大安（化名）后来得知，父亲被送到抢救室时，已处于休克状态，医生在他身上放冰块，头上戴冰帽，当时他的体温高达42℃，摸起来甚至有点烫手。

广东肇庆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生卢辉每年都接诊多例热射病患者。他介绍，区分热射病和中暑最关键的指标是人体核心器官的体温——热射病人达40℃以上，而普通中暑病人一般不超过38.5℃。

人体有一套精妙的散热系统，通过出汗和血管扩张来排出多余热量。然而，在高温下，这套系统可能崩溃——汗液无法蒸发，散热能力下降；剧烈劳动会让身体产生大量额外的热量，如果无法及时散发出去，就会导致体温飙升，迅速突破人体的安全极限。

人们常形容，“得了热射病的患者，身体的器官就像被水煮过一样”。从出事倒下到救护车送到医院，只间隔不到1小时。

他的肺脏受损，出现呼吸衰竭的迹象；血压异常低，要靠升压药维持；肌红蛋白高，说明肌肉出现溶解；肾脏衰竭，补液3000ml后，一滴尿也没排，不得不做血液透析，清除体内的代谢废物。

厄运突然降临，大安和母亲呆立在重症监护室门口，头脑发蒙。在高纬度东北地区生活的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热射病，更没想到，中暑还能死人。酷热的风险，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生活经验。

事实上，热射病的死亡率极高。一项2022年的多中心研究显示，我国西南地区83家医院收治的873例热射病患者，总体死亡率高达32.4%。即便能从死神手中抢回一条性命，由于不可逆的器官衰竭，多数患者的余生也将与痛苦的后遗症相伴。

热射病的影响范围也日益扩大。根据2025版《中国热射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22年我国因热射病就诊人数达到53.9万，是2021年就诊人数的3倍左右。

“如果避开午后最热的时间段，中午休息好，再加上防晒和补水，这起悲剧本可以避免。”卢辉说，热射病分为劳力型热射病和经典型热射病两类，而张拥伦的情况属于典型的劳力型热射病，其常见于在户外作业的人群以及运动员等，这类人群往往都身体健康，甚至年富力强。

在大安的描述中，父亲没有任何基础病，就连前两年偏高的血压，做园林绿化工作后也趋于正常。父亲曾跟他说，找人算过命，自己能活到八十多岁。

张拥伦照片。受访者供图

吃苦

生活在城市，张拥伦却过着与土地打交道的生活。工作时，他每天和阳光、植物、泥土相伴；生活里，他唯一的爱好是种菜，在小区绿化带的角落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种着黄瓜等蔬菜。

1961年冬天，张拥伦出生于山东一个农民家庭，排行老四，家里还有三个哥哥，贫困和饥饿是他童年抹不去的记忆。

十几岁时，初中都没读完，张拥伦就跟随大哥来到东北打工，从干杂活的小工做起，自学手艺，逐渐成长为黑龙江伊春一家木材加工厂的钳工。

张拥伦脑子活泛，喜欢钻研，精通电路、电焊、机械等各种技术，是厂里受人尊敬的“万能工”。妻子孟桂荣记得，之前没有电话，队长经常半夜三更骑车到家里敲门，厂里的机器坏了，丈夫二话不说，“啪”地起床就随人家出发。

在大安的记忆里，小到手表、大到汽车，几乎没有父亲不会修理的东西。街坊邻居这家锁坏了，那家盆儿漏了，都来求助。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智能手机玩不转的父亲，却能修好台式电脑。

张拥伦49岁那年，木材加工厂效益不好，买断了他的工龄。下岗后，他找到一份在另一个厂子里做工的活，谈好了日薪10元，却遭到恶意拖欠，白干了近两个月，一分钱工资没领到。这件事至今让孟桂荣耿耿于怀：“每天零下30多度骑车上班，老遭罪了。他就是心眼老实，搁一般人早就不乐意了。”

孟桂荣和张拥伦同时下岗，听说山东教育水平高，为了儿子读书，两人回到张拥伦的山东老家，男人开摩托车修理铺，女人在旁边开饭店，但生意并不太好。

后来，一家人又搬到沈阳。张拥伦在一家物业公司找了份维修工的工作。他干得不错，但在59岁时，因年龄太大被辞退。

闲不住的张拥伦，又开始做园林绿化这份工作。63岁的他，甚至算是队伍中的“年轻人”，连包工头都比他大两岁，不少同事超过70岁。

大多数工友仍然要为生计打拼。他出事那天的搭档吴国友69岁，有个五十多岁的儿子和22岁的孙子。儿子在工厂上班，隔三差五“被放假”，常常领不到工资。老吴没有退休金，为了供养儿孙，园林绿化的差事他已经做了14年，每天工资100元。下班回家后，他喝几两小酒解解乏，然后去一家翻砂厂打更（守夜），每个月还能再挣几百块钱。

比起大多数同事，张拥伦一家的经济条件算得上“小康”了。夫妻两人每个月共领6000元左右的退休金，儿子大安做服装生意，甚至近几年冬天，夫妻俩还会去海南、云南旅居数月。孟桂荣最近常对丈夫说，“咱俩吃了大半辈子苦，近两年好不容易生活条件好了，想吃啥就买啥”。

然而，大半辈子经历的艰辛，似乎刻在了张拥伦的基因里，吃苦耐劳才是他的“舒适区”。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要打园林绿化这份工。

每年工期从3月开春持续到11月入冬，一个月有4天休息日，但张拥伦从不休息。2025年4月到7月的考勤记录显示，无论是“五一”假期还是周末，张拥伦没放过一天假。遇到雨天其他工友能休息，而张拥伦作为四个班长之一，还要值班。

据长期跟张拥伦搭班的李大姐（化名）观察，一般工人干一会活就要抽根烟休息下，张拥伦不抽烟，也不挑活，“一个劲就是干”。

就连孟桂荣有时都无法理解丈夫的节俭。路边看到的螺丝，他要捡回家去。几毛钱一双的白色劳保手套，干完活后“黑得没样了”，张拥伦回家后戴上老花镜，在灯下缝缝补补。“我都瞅烦了，破手套直接扔了就得了，他偏舍不得。”

除了干活，生活中的张拥伦沉默寡言。大安觉得，父亲活得就像游戏里的NPC（非玩家角色），没什么存在感。一家人去旅游，父亲永远跟在后面默默拎包，几乎不发表意见。

除了偶尔喝酒和种菜，大安想不到父亲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刷刷短剧，是他为数不多的娱乐。

生活里，张拥伦最大的爱好是种菜，他在小区绿化带的角落里开辟了一小块菜地。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官司

7月11日14时17分，被送到医院后不到24小时，张拥伦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他爱吃的土猪肉还在冰箱里存着。死亡证明上写道，直接死亡原因是多脏器功能衰竭，引起的疾病是“热射病”。

张拥伦去世那天，沈阳市气象台连续第四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几天后的7月16日，辽宁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

酷暑终结生命的悲剧就发生在眼前，活着的人还要继续负重前行。张拥伦的工友们选择麻痹自己对危险的恐惧。“我不想这个事儿，我都快七十岁了，干一天算一天。”吴国友说。

“中暑只能靠自己注意（防护），但你说谁不注意呢？老张不注意吗？那还能咋整呢？”李大姐无奈道。

就在这起事故发生前不久的6月26日，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文，为保护高温天气下的劳动者，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须通过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连续作业时间。

张拥伦出事以后，下午的工作依然在1点钟准时开始，几位工人都没听说过需要避开“高温作业时间”。

园林绿化工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危险。“打草”时飞溅起来的石子，像突然从地下射出的暗箭，常常将工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修剪枝条时用的油锯，稍不注意就会伤到自己，2024年，一位工友的手指就被削下来一个指节，只剩下薄薄的一层皮连着。

园林绿化工人穿的围裙沾满了草屑。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发生安全事故，雇佣他们的老赵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在张拥伦的劝说下，2025年4月，老赵给58名工人买了雇主责任保险，保费每人每年330元，包含50万元的死亡伤残责任限额和5万元的医疗费用责任限额。

然而，这笔保险并没有起作用。因为保单清晰地写着，工作场所只限于张拥伦平时工作的园区，出事当天外派的地点并不在受理范围内。保险公司拒赔有充分的理由。

“我连字都不识。”老赵说，长达23页的保单到底写的是什么，他现在都没搞明白。

保险的投保人是沈阳的一家环境工程公司，该公司将园林作业外包给老赵，张拥伦等人受老赵雇佣，并不直接与这家公司形成劳务关系。工人们与老赵之间甚至从未签署过纸质版的劳动合同，老赵通过微信转账或发现金，每半个月发一次工资。

即便这样不正规的雇佣关系全是“坑”，也不乏大量劳动力愿意主动往里跳。对于超过60周岁的工人们而言，这份差事并不好找。

现有法律也不支持将张拥伦的事故认定为工伤，否则家属可以领到约100万元的工亡金。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一条司法解释曾称：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张拥伦已经在领退休金，只能按照劳务关系处理纠纷。

大安依据律师建议，提出89万元的赔偿要求，包括死亡赔偿金、抚恤金、丧葬费和医药费等。经调解失败后，大安将老赵、父亲工作的单位物业和环境工程公司告上了法庭。

在劳动法专家、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洪桂彬律师看来，张拥伦的不幸遭遇，反映出目前制度设计对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力度不足。

“职业危害防护应该更关注用工过程，而不是用工关系。”洪桂彬说，我国传统的职业病保障，以标准的劳动关系为主，对退休返聘人员等非标准劳动关系和非劳动关系保护不足。

许多企业通过灵活用工，故意将用工关系复杂化，起到“甩锅”的目的。洪桂彬说，这起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出事之后，企业很容易以“不是我的员工”或“没有劳动关系”等借口，逃避责任。

不过，这些制度设计正在朝着有利于劳动者的角度调整。2025年9月1日起实施的“社保新规”，废止了实施15年之久的“超龄用工按劳务关系处理”的规定，工伤保险将成为“强制项”，要求用人单位需为超龄劳动者单独缴纳工伤保险，保费由企业全额承担。

夏天接近尾声，2025年9月9日，国家气候中心刊文回顾称，2025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最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

如今，沈阳进入初秋，天气告别炎热，张拥伦的遗体仍在殡仪馆冷冻着。家属请的律师建议，在可能长达八个月的官司打完之前，张拥伦最好先不要入土为安。

小区里，张拥伦种的蔬菜郁郁葱葱，绿叶宽大饱满，茎上开出黄色小花。但大安没看到果实，“可能都被别人摘走了”。不久后的冬天，繁茂的景象将要消亡，来年冰雪化冻、春暖花开，张拥伦的同事们照料的园林植物会再次发芽，而这些蔬菜却无法重焕生机。

9月11日，网传山东青岛人士吴云鹏在河南郑州旁听一刑案，疑因其所发旁听记被警方传唤，引发关注。

据悉，吴云鹏参与旁听的是王某超等人“涉黑”案，日前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辩护人告诉笔者，此次开庭，管城区法院仅分配给被告人家属每家3个旁听名额，吴云鹏参与了9月8日、9日的庭审旁听，并在其个人公众号发了有关旁听记，后于10日上午失联。

该辩护人表示，9月11日上午，有青岛律师收到吴云鹏家属消息，称其已被郑州警方带走。

9月11日下午，多位赶至现场了解案情的律师在管城区公安分局北下街派出所外见到了吴云鹏本人。据现场律师了解，吴云鹏是被管城区法院法警带至管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后者于10日晚间将其案件交由北下街派出所处理。

有关民警告诉现场律师，因吴云鹏所发旁听记部分内容不属实，及冒充被告人家属身份参与旁听，故对其进行传唤。现场视频显示，吴云鹏向现场律师表示，其所写旁听记绝大多数内容为法庭上真实见闻，若警方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决定，其想申请暂缓执行。

11日16时许，现场律师告诉笔者，吴云鹏已被办案人员带至管城区公安分局进行讯问，“（个人判断）疑似作为治安案件处理。”

据多位与吴云鹏相识人士的描述，吴云鹏年近六旬，曾在体制内长期担任工程师，拥有法律职业资格。因热心法律与公共事务，近年来经常前往全国各地参与刑事案件旁听，并在其个人公号“旁听士”发帖记录。“旁听是吃瓜看客，唯有如实报道法庭情况而已。”吴云鹏曾发帖称：“旁听不仅仅是旁听案子本身，隐藏在法律背后的理，更是老百姓关心的。”

图：多位现场律师与吴云鹏见面

对于吴云鹏疑因旁听涉案，多位法律人士公开声援。

北京和颐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军撰文称，旁听记，大多数是对旁听情况的客观记录，可能会有少量的旁听感受。但无论是客观记录还是主观表达，都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畴。“如果吴云鹏只是如实记录旁听的事实，记录他听到的案情，对于公开开庭的案件，这何罪之有？如果吴云鹏在记录旁听实况以外，还对公权力有公开的评价甚至批评，也是完全正当的。”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琮亦在其文章中直言，近年来的趋势是，司法公开明显式微，庭审直播流于形式，裁判文书选择性公开，大量案件限制旁听，旁听记成为司法公开为数不多几种方式。“若吴云鹏被带走确与其旁听行为有关，或将是对司法公开的又一次严重打击。”

2025年9月10日上午10时，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门口，来自青岛的公民吴云鹏，在旁听一场公开审理的涉黑案后，被法院人员带走，失联。

他是一个职业旁听人，笔名“青岛天光云影”。他习惯于用文字记录法庭内外的一切，并在一个叫“旁听士”的公众号上发表。

这一次，他被带走，也是因为文字。

他发了两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极具预言性：

《郑州市公安局抢来的黑社会》

故事就从这篇被404、却又点燃了现实引信的文章说起。

文章的主角叫王颖超，一个60岁的登封农民企业家。2025年8月8日，他和另外17名被告一起，站在了管城法院的被告席上。

庭审现场，王颖超朝着国徽和法官的方向，悲愤控诉，

“我们不是黑社会！法院这是把我们放进绞肉机！”

话音未落，18名被告中，除去病重无法行动的，齐刷刷跪倒一片，哭喊“冤枉”。旁听席上几十名家属的哭声，瞬间淹没了法庭。

这是一场试图将王颖超等人定为黑社会组织的审判。

根据其辩护律师张锦宏的说法，这是郑州市公安局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通过指定管辖的方式，强行从河南滑县抢来的案子：

为了完成这个黑社会的KPI。

郑州警方表现出了惊人的叙事建构能力。

起诉书的故事，要从41年前讲起。

1984年，王颖超还不到二十岁，被村支书派去“看渠”。他们的村子在灌溉渠的下游，上游的村子总是不交钱还偷水，导致他们交了钱也浇不上地。村里便组织各生产队出人，沿着渠走，防止偷水。

这个维护村集体利益的临时举动，41年后，被警方追授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护渠队”。

这支队伍，被认定为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萌芽。

起诉书里，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还包括王建设和崔现宾。办案人员或许忽略了一个细节，1984年，这两位骨干成员的年纪是：

十二岁。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带着两个十二岁的孩子成立护渠队，霸占水渠，随意殴打百姓。这个故事的开篇，就奠定了全案荒诞的基调。

此后，王颖超的人生轨迹被裁剪、拼接、重新上色，每一步都走在了通往黑社会老大的康庄大道上。

他离开村子做生意，又回村建砖厂，再去洛阳开煤矿，成了乡亲们眼里的企业家。2002年，他以70%的得票率当选村委会主任。

在检方的叙事里，这一年，正是“以王颖超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形成的时间。他的高票当选，被描述为：

贿选、逼迫竞争对手退出。

他当村主任期间，带领村民致富，修路修学校，设立乡情基金会捐资助学，这些事迹被上百名村民写进《请愿书》，称他为“好党员、好干部”。

但在起诉书里，这些行为被重新定义为：攫取基层政权、欺压百姓、树立恶名。

甚至，他调解村民间的土地纠纷、邻里矛盾，这些村主任的日常工作，也被一一列为黑社会组织的违法事实，逻辑很简单：

凡是他调解的，就是他指使的。

故事的高潮，是2011年发生在河南滑县的一场聚众斗殴。这起已被滑县警方以行政处罚处理完毕的旧案，在十多年后被重新挖出，并被郑州警方指定为侦办王颖超涉黑的标志性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王颖超公司借给商人喻家合的7000万元到期未还，对方还玩起了失踪。王颖超组织了几十名作为股东的村民，去郑州喻家合的小区讨债。

检方指控，他们静坐示威。

在喻家合家里，双方发生争执，王颖超的头被对方的儿子用烟灰缸砸破，血流如注。根据公开报道，这位黑社会老大的第一反应是：

报警。

在派出所的调解下，双方同意去债务担保方所在的滑县解决问题。然而，在去滑县的路上，他们被喻家合的另一拨债权人截停。对方手持长刀、铁锤，不由分说，先捅伤了一名颍北村村民。

一场混战就此爆发。

最终，这起由欠债不还引发、对方率先动武的事件，在14年后，被郑州警方定性为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标志性犯罪。而那个被烟灰缸砸破头的“黑老大”，成了主犯。

吴云鹏转发的文章，冷静地记录了上述庭审细节。他或许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记录别人的被抢：

而亲身体验一次被抢。

2025年9月10日，他被带走。据后来一位律师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的说法是：

吴云鹏文章的标题《抢来的案件》，让公安局特别生气。

故事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

郑州市公安局，因为一篇指控他们“抢”案子的文章而感到愤怒，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抢，他们决定：

把写这篇文章的人也抢了。

被郑州警方从法庭外抢走的吴云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的公众号旁听士上，他留下了自己行动的轨迹。他不是一个空谈理论的文人，而是一个用双脚和笔杆，一次次冲撞司法程序顽疾的行动者。

他似乎把自己看作是法律共同体的一个哨兵。

2024年11月，海南曾武律师在洛阳中院休庭期间，因关闭了律师休息区多达五六个、辐射巨大的信号屏蔽器，被警方以“扰乱单位秩序”传唤超过12小时。事后，曾武律师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暨维权申请书》。

吴云鹏在他的公众号上，全文转发了这份申请。他将自己的平台，变成了一个：

律师蒙冤后可以发声的渠道。

他关注的，常常是那些决定案件走向，却又极易被公众忽略的程序问题。

在山东汶上，他旁听王海东等41人涉恶案。庭审一开始，他就：

记录下辩护律师提出的异议。

法院补充了三张移动硬盘、几十卷的证据材料，却不提供电子卷宗，只允许律师在开庭前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拍照。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法庭上的荒诞一幕。当律师指出，这种重大涉黑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不合法时，审判员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二审你们可以提”。

吴云鹏将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几天后，当法院在律师的反复抗争下，终于同意提供电子卷宗时，吴云鹏又专门写了一篇《给汶上法院点赞！》。他写道：

权利是靠斗争得来的。

即便面对的是一块坚冰，律师的每一次申请和抗议，都是敲在冰上的一锤，总有一天坚冰会消融。

他赞美这微小的进步，像珍惜黑暗中的一丝火光。

但他的笔下，更多的是对那些被程序正义遗忘的角落的深度挖掘。山东泰安的高丙芳律师案，便是他投入心血最多的战场之一。

他不仅仅是去旁听，而是几乎成了案件的随军记者。在他的系列文章中，高丙芳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符号。开庭那天，他细致地描绘了她被法警带入法庭的瞬间：

一个身材小巧、面色苍白的女人。

头后的小辫子只扎住了不到十分之一的头发，其余的乱蓬蓬向外张着，像一个刚从草丛里被抓出来的逃荒难民。

他捕捉到她进门时那干燥、急切、又带着一丝胆怯的目光，如何扫向旁听席，寻找着什么。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她是在寻找她的儿子。

案件本身，是一出法理与天理激烈冲撞的悲剧。包工头自己掏钱垫付了7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之后在律师高丙芳的帮助下，想以农民工讨薪的名义向耍赖的总包方追索这笔欠款。

当地司法机关的逻辑是：既然农民工已经拿到了钱，那就不存在欠薪事实。因此，这场讨薪官司是：

虚假诉讼。

最终，垫付工资的包工头被判有罪。那位帮助讨薪的律师高丙芳，作为主谋，一审被判四年。

吴云鹏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记录和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那个违法分包、并且在明知欠薪的情况下，依然将千万工程款支付给二包导致资金去向不明的总包方——不仅逍遥法外，甚至还以受害人的身份出现。

他将此案，称之为：

建设领域的彭宇案。

他警告，这样一个违背常理的判决，会让社会道德倒退，其潜在的危害是：

今后将再没有一个包工头敢为农民工垫付工资。

他的关注点，永远是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个体痛苦。在洛阳，他记录了赵永林律师和赵大地法官的故事。

年过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赵永林律师，因无法支撑法院强推的“夜间加班庭审”，在明确告知身体不适并得到法官“可以走”的答复后离开，第二天却收到了将被取消辩护人资格的通知。

而那位强推庭审的赵大地法官，吴云鹏也记录了他的另一面：为了审案，曾三次推迟自己的婚礼，经常加班到深夜。

他看到了律师的挣扎，也看到了法官的苦衷，但他最终：

将笔尖对准了那个不人性的制度。

他质问，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安排庭审，非要过度透支所有人的身体？

这样一个记录者，一个旁听人，一个始终关注程序、关注个体、关注那些“不值钱”的冤屈的人，带着他对法治的全部理解和经验，走进了郑州的法庭：

他旁听，他记录，他转发。

如同过去无数次一样。

他看到了熟悉的配方：一个漏洞百出的涉黑故事，一个被强行抢来的管辖权，以及一个在法庭上哭喊冤枉的被告。

于是他做了他一贯会做的事。

然后，那只无形的手伸了过来，将记录者本人，变成了被记录的故事。旁听席与被告席的距离，原来只隔着一篇文章。

他被那台他一直观察的绞肉机，稳稳地叼了进去。

就这样，一个习惯于在别人故事里寻找法治刻度的人，自己成了刻度。

2025年9月10日，庭审休庭：

吴云鹏走出法庭，随即被几名法院人员围住，带走。

整个过程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有现场目击者称，他被强行带离：

随后，失联。

近24小时后，消息才逐渐清晰。家属接到他的电话，说自己被带到了郑州市的一个派出所，但没能说出具体是哪个所。

律师的介入，让事件的荒诞性达到了顶峰。据一位律师后来在视频中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给出的抓人理由，极其坦诚：

吴云鹏因为所写的文章标题是《抢来的案件》，可能说公安局特别生气。

因为法院第一天已经就管辖权问题作出了裁定，说案件“不是抢来的”。而吴云鹏在第二天的文章标题里，还在说抢的案件。

这位律师在视频里发出了法律人的天问：

“如果这样能抓一个人的话，全国几乎所有的刑事辩护律师都会被抓的。因为‘抢来’的话，据我所知，辩护人不光是第一天说，第二天说，第三天还要说，甚至到了二审还要说。”

事件发酵，我今天便写了一篇题为《正告郑州警方立即释放“旁听士”吴云鹏》的文章。

我在文中写道，这让我想起旧闻里，当年的日军进了城，第一件事，便是查封照相馆，毁掉一切可能记录他们罪行的底片。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

那罪行是不应被记录，更不应被看见的。

如此一来，错的不是问题，而是提出问题的人。抓走吴云鹏，删掉他的文章，便似乎带上了一点为民除害的和谐。

我接着写道，这哪里是抓捕，分明是保护！

是怕他那脆弱的心灵，被法庭上的景象所玷污，所以要请他：

到更安全、更公开、更不像黑社会的派出所里去好生款待。

在吴云鹏暂时失联的那段时间，另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

画面里，好几个人站在一个派出所的铁栅栏门内，门外，是一位光头、身穿浅色衬衫的男士，正在与他们交涉。他似乎在解释自己与王颖超案的关系，说自己90%的材料都来自法庭，并且有证据。

那是吴云鹏。他在铁栏另一边，成了他往常记录的一部分。

而在另一段视频的结尾，是关心他的律师在派出所内的一个场景。他们站在一面挂满了锦旗的墙壁前，背景是一面蓝色的旗帜，上面有警徽和管城公安的字样。

那面墙上的锦旗，鲜红夺目，上面用金色的丝线绣着各种赞誉之词：

雷霆出击 破案神速、公正执法 热心为民、排忧解难 一心为民。

这些锦旗静静地挂在那里，像一个个沉默的、烫金的注脚，为这场关于抢与被抢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背景。

它们见证了这一切。它们什么都看见了，却什么也没有说。

有时候，最颠覆的行动，不是去违法，而是去记录。最让一个系统恐惧的，不是钻法律空子的罪犯，而是那个坐在后排，带着笔和眼睛的普通人。

当公开二字，成了一个只许观看、不许记录的陷阱时，那支笔、那个键盘、那双眼睛，便成了比凶器更危险的存在。因为它们讲述的，是一个他们不愿被听到的版本。

2025年9月10日上午10点，吴云鹏在河南管城法院旁听王某超涉黑案件被法警带走，并移交管城警方。11日晚间消息，吴云鹏因发旁听记内容不属实以及冒充被告人家属身份被传唤，并被河南警方处以治安拘留5日处罚！

综合各方消息，吴云鹏所旁听的案件，也系河南管城公安局侦查办理，目前案件正处于当地法院审理中，多名律师参与辩护。

11日下午，几位律师赶到当地与警方交涉，有关视频显示，吴云鹏称旁听记内容90％来源于法庭旁听，其他系个人感受，都有证据支持。

从有关信息来看，很多法律人士猜测，系吴云鹏的旁听记内容刺激了当地警方，才有了此次行动。

重庆时期，前律师李庄辩护，被控伪证罪，后修改法律规定，将有关行为设置管辖规避，也就是“李庄条款”—

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后来发生的盘锦抓聂和周律师案件，也是因此备受行业关注，据说还惊动了司法有关领导批示，后将律师无罪释放。

从重庆到盘锦，两地最终都是很多官员落马，引发强震！

综合公开的信息来看，河南管城分局系法院正在审理案件的侦查单位，有关人员目前属于被告人身份，并非法院判决罪犯，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

也就是无罪推定原则。

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审理实行公开审理原则，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公开审理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将案件审理过程向社会公开的司法审判制度，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法应予公开审理的案件允许公民持有效证件旁听，并通过电视、互联网直播等方式公开庭审实况，但需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除非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及法律特殊规定的案件不得公开审理，离婚和商业秘密案件经当事人申请也可不公开。所有案件的判决宣告均须公开进行。

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案件应提前公布案由、当事人姓名及开庭时间地点，所有证据需当庭公开并接受质证，证人、鉴定人原则上应出庭作证。

审判公开遵循依法、及时、全面三原则，涵盖立案、庭审、宣判等各环节，包括裁判文书上网公开！

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公开审理的案件就应该允许公民旁听，这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并不得限制旁听人数。

现实中，很多法院采取一些见不得光的措施限制旁听，比如采取限制人数、故意使用小法庭、安排无关人员占座等措施限制旁听，这与公开开庭审理的精神完全相悖，不符合司法公开的要求。

各地法院规划建设时，都有一定的标准和配备，包括法庭数量和面积 。

吴云鹏所旁听的案件，属于公开审理案件，河南法院限制每名家属3名旁听人员数量没有依据，河南警方以此作为传唤理由，太过荒唐。

首先，公开审理的案件，任何公民均可以旁听，旁听人员可以如实记录，并发布有关内容，这是司法公开的应有之意，也是群众参与和监督司法的重要渠道，是知情权的重要内容！

其次，旁听群众记录的内容是否属实，属于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目前法院正在按照法律程序审理案件，没有做出生效判决，法院会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认定。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旁听记录“不实”就可以改变判决认定。

管城警方作为侦查单位，其侦查的合法性正在接受法院审判，无权认定旁听记内容是否属实。即使不属实，也不是侦查单位可以随意立案处罚，理应遵守回避原则，避免打击报复的嫌疑。

三是，吴云鹏冒充家属旁听也是无奈之举，法院的违法限制不应该被鼓励和纵容。

笔者去过几个国家旁听案件，法国、德国、日本等，均没有任何限制措施，可以自由出入法庭，也不会查旁听人员身份。

因此，河南警方处罚旁听群众的行为，既缺乏正当性，又没有合法性，希望当地警方撤销处罚。

乃悟最近刷到很多00后、90后去菜市场捡菜的视频。

其实最早开始捡菜的是那些在欧美留学的留学生，他们的视频里，垃圾箱里不仅有上好的三文鱼、奶酪，还有各种美食。

这种摆拍很快就被我方网友发现了破绽，按照环球网和央视的说法，英国有七分之一的家庭吃不饱，瑞士有20%的家庭挣扎在贫困线，美国每天都有无数人挨饿。

怎么，他们是不会翻垃圾箱吗？

好，让我们把镜头还切回国内。年轻网友们说，捡菜要去那种批发市场，很多批发商会因为蔬菜折断、磕碰等等原因丢弃。不要去太早，那样批发商还没来得及丢，地上比脸都干净。也不要去的太晚，太晚人太多捡不到好的等等。

不像以前捡菜的朋友都闭口不谈的捡菜经，现在被年轻人整理成了各种知识图谱。

比如这个地方每天规定刷新土豆，这个地方固定刷新豆角……很多网友也会发帖请教，比如桂林哪里可以捡，还有人相约一起捡菜的搭子。

乃悟观察下来，大部分发帖的网友是单纯觉得新鲜好玩儿，而且很多被丢掉的菜确实品相不差，看起来比我在菜市场买的还新鲜，扔掉很可惜。

一开始，还有人担心大家都去捡菜，那么真需要捡菜果腹的人怎么办？很快就有人说批发市场很多，其实根本捡不完。

既然吃不完也捡不完，那肯定就有吃饱了撑的赛道出现。一些带着“离婚单身妈妈”、“00后孕妇”标签的博主也加入捡菜大军开始，这条细分赛道也算是成了。

一派轻浮氛围里，极光新闻跳出来评论说，年轻人现在流行下班后去捡菜，0成本生存是在用5%的付出换取200%的快乐。

如果这些捡菜的朋友都是短视频起号的，或者觉得捡菜好玩的，那么媒体调侃两句也就罢了，但是确实有条件不好的朋友来到了评论区，写下了没有一个脏字的评论：

别人在上吊，你还以为他在荡秋千。

据乃悟的草根观察，真有不少年轻人去捡菜是为了省钱。

乃悟刷到一位普通网友发帖说自己想去捡菜，咨询大家的建议。她自述硕士毕业，学的是药学专业，在一座小县城生活，一个月收入5000元。

因为要同时养活自己和母亲，网友算了算账，发现一个月两个人的伙食费要花掉2300元，她还有2400的房贷，所以她大概率肯定是要去捡菜了。

这位博主想过做自媒体，发现起号很难。想过做副业兼职，却发现自己搞不懂那些“大健康”的话术。

现在她每天都会在自己的主页上记录下自己的花销——娘说想吃苹果了，花了13元；今天吃鱼了，花了43元。

前几天，她说自己看到母亲抱怨枕头不好睡，于是想给母亲换一个好一点的枕头，再把母亲的老年机换成智能手机。

乃悟想起此前在拼多多上刷到过很多卖过期泡面的商家，一大箱泡面，只要几块钱。尽管标题明确写着过期，只能给宠物食用，但评论区还是很感人的。

有的人说一箱大半没过期，自己捡漏了。有人说过期不是很久，口味正宗又可以吃两个月了。

不过现在，这些过期泡面都搜不到了。

乃悟非常不看好捡菜起号这个赛道，因为这和那些吃过期食品，网吧躺平博主的方式差不多。年轻人如果都去过这种零成本的日子，那谁去负重前行啊，不负重前行，还怎么岁月静好啊，对不对？

就比如网吧生活博主，以前每天都在网吧躺平，饿了吃泡面，渴了喝冰红茶，全靠大哥赛博打赏维持生存。

最近这些大神的账号开始批量下线，大家仿佛感受到了什么神秘力量的召唤，纷纷清空了原有内容。乃悟关注过一个网吧大神倒是没有下线，只是在上一次4天前的更新里，他进厂打螺丝了。 

你看，人家本来脱掉长衫躺好好的，这怎么又让穿上长衫拿起电笔了？

“华语青年挺藏会”日前发表了文章《聚焦阿亚桑扎案: 上访藏人被判7年后为何仍未被释放？》，讲述了藏人社区领袖、环保卫士阿亚桑因扎维权而遭延期羁押的案件。

阿亚桑扎是青海省的一位藏族牧民与社区领袖，他因致力于保护家乡的草原生态、揭露地方官员腐败而备受尊敬。尽管他的维权活动始终聚焦于环境保护和民生议题，而非直接挑战政治体制，但其有效的组织能力和对地方权力的挑战，依然被当局视为对“稳定”的潜在威胁。这种根本性的冲突，为他之后遭受的打压埋下了伏笔。

这种冲突在2018年激化。当阿亚桑扎再次为牧民的住房资金问题上访时，当局以“寻衅滋事”和“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将其逮捕，并于2019年被判处七年徒刑。然而，就在他原定于2025年9月3日刑满释放前夕，当局突然以新的“盗窃罪”指控为由延长其监禁，可能使其出狱日期推迟到2026年2月。这一在释放前夕的“加刑”操作，不仅令其家人震惊，也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次突然的指控是当局出于“维稳”需求的政治操作，目的是阻止一位有影响力的民间领袖重获自由。更令人担忧的是阿亚桑扎未来的处境。外界担心他即便将来获释，也可能面临“非释放式释放”（non-release release）的局面——即从有形的“小监狱”被转移到无形的“大监狱”，表面上恢复自由，实际上人身权利依然受到严密监控和限制。

阿亚桑扎的个人遭遇，深刻折射出当代藏人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是赖以生存的家园面临生态危机，另一方面是任何形式的维权都可能招致严酷的政治压制。

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官媒眼中的零成本娱乐：上吊=荡秋千，跳楼=体验极限运动

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各位好，今天周日，照例和大家谈谈心——我觉得每星期的这篇谈心文，成了支持我持续写下去的最强动力，要不然谁愿意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已经几乎凉透的时代拼命的硬写呢？还每篇都写的这么长。

昨天和一个同辈朋友聊天，他的公众号刚刚没了，我觉得都是朋友，还是去慰问一下好——虽然其实没什么用。结果让我听吃惊，我说节哀顺变之后，他老半天才反应过来我说的是公众号。反应过来后他说：嗨，我早不在乎那个了，反正我现在也不指着那个挣钱了。

的确，那位朋友是这几年我们的前同行中转型比较成功的，收入方式早已转移，公众号也是十天半个月才写一篇，早已比较佛系了，虽然这样说似乎让他的没号更显得不可理解。但的确，这事儿已经对他打击不大了。

我为朋友感到庆幸之余，却不由的感到这个感觉似曾相识，想了许久才想起这个感觉以前确实经历过。

十年或者更久以前，彼时我刚刚毕业进入一家报社工作，当时正赶上传统媒体，尤其是调查新闻的退潮期，每年都有大量优秀的记者前辈离职，利用从业多年积累的资金和人脉做些别的生意，彼时经济也确实还处于活跃期，虽然创业这个事情九死一生，但偶尔确实是还有成功的，有些前辈同事偶然回来，请我们这些有过一两年共事回忆的小同事们吃饭，席间无非就传达两个意思：

一则就是李商隐的那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们很多人依然怀念那段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岁月，并认为舆论监督是有价值的，干这行太苦、太难、更关键的是还逐渐被污名化，不被公众所理解，甚至有些即便被他们帮过的人也转面忘恩，骂他们是“公知”“x记者”，这样的背刺遭遇多了，很多前辈自己都患上抑郁症了。质疑人性到底值不值得救赎。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意思，劝我们这些年轻、还跑得动的后辈赶紧转行——大好青春年华，干点什么别的不好——有你这努力和聪明劲儿，跟我干早发了。

这些话，我当时听是听，感谢是感谢，但心底里多少还有点质疑甚至腹诽，有一次甚至当面说了出来——新闻监督、舆论共识、共筑共识的底线，这些工作总得有人去鼓与呼吧。所以这行当的价值是长存的，总得有人坚守。

前辈倒是没有以一种“好心当成驴肝肺”“良言难劝饿死鬼”的表情看我，只是多年后想来，我多少有点觉得惭愧——我说的那个东西只是应然，而前辈聊的那个东西是实然，你看现如今的公众号、自媒体退潮，面对朋友的“公众号早该死了，平台自己都放弃了，你还写个啥”的说法，我就再也鼓不起勇气去用“社会需要公众号，读者总要读一些东西”之类的说辞去辩解。

因为他说的就是实然，公众号确实已经退潮了，离凉掉不远了。你现在点开公众号网页，除了头两三条有限的关注推送之外，后面全都是算法、或者平台有意推送给你的文章，大部分垃圾到不值一读——公众号在头条化，头条化到我这个曾经的读者、如今的从业者都不忍卒读了。这有什么疑问么？

更令人心寒的，还是大量劣质受众的存在与搅扰。

昨天我发了篇《一场万众期盼的革命，为何最终血流满地》的文章，对一个留言难得的回骂。

我是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留言者，这个人关注我多年了，还不时看我的文章，当然一次都没有赞赏甚至哪怕点赞过，但是可能是某种莫名的神秘力量一只支撑着他坚持在看。偶尔留两句阴阳怪气的留言：

昨天那篇文字大概他实在是没有任何刺可挑了，就说了这么一句：

如您所见，我以一句“滚”回之，并果断拉黑。

说我直言，这样教育和心智程度较低还一看就很油腻的大叔，更兼恶语戾气与自我感觉良好不知从何而来，着实不配看我的文章。

是的，是有很多好心的支持者一直在劝我，说小西你别理这些垃圾，他们不配你浪费笔墨，你写文给我们这些懂你的人看。

但是我想说，我知道这些朋友劝的有理，可是你遭遇这样的中伤的时候，你还是很难缓过气来，就像前辈回忆曾经被他调查报道维护的受众反咬他一口一样——比这种人邪恶更让你害怕的是他的愚蠢，比他的愚蠢更让人心寒的是他的冷漠。鲁迅所谓看客、所谓吃人，无非就是如此，“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都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成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成了滑稽戏。北京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羊剥，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益处也不过如此。”

诚然，无非是这样罢了。

社会是需要舆论监督，或者至少写作者来共筑共识的底线的，正如人的机体需要维生素。但一个充满冷漠看客的社会不配拥有好的写作者。我懂得若干年前前辈看我的那种眼神了——笑我天真，你还是不懂这个社会。

那么真的抛下写作，抛下道义的担当，去做一点生意么？于十年前，也许还是一条可走的路，于今怕是也晚了——就不说十多年前投笔从商的前辈如今的生意是否还如当年那般兴隆。就说我自己，如今在写作之余，和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微商小店，接不到别的广告时，就在公众号次条上发发广告，做做微商挣点钱。但刚好也是在昨天，朋友和我抱怨这微商真的越来越难干了——有极个别客户各种刁难，产品不满他的意，退货还不算，还要赔路费，赔路费还不算，还要直接把路费打给他，要直接打给他还不算，还不提供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说是“怕泄露个人信息”，朋友很崩溃，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们怎么办？客户大言不惭：

“怎么办那是你们的事！”，反正不满他的意他就去举报。

朋友说，这样的人，以前几个月才碰见一个，现在一个月能碰见几个。不知是不是压力越来越大、戾气越来越重，都跑我们这个小买卖的地方来当沙袋泻火来了。

我听了也很气愤，说明天我把这事儿写写吧。朋友直说别别，怕影响我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我听了都笑死了，我在读者当中能算有什么形象呢？“闲来写副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一个卖文为生的码字者罢了。

闻言我倒是产生了另外一种警惕——前辈十年前曾经说过的那些背刺他的受助者，他们为什么一有压力和利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背刺呢？你真追问起来，他们会说——俺是升斗小民，您是大报记者，比俺顶得住，您替俺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您大人不记小人过。

你看，畏葸与背叛就这么被精致的包裹在了弱者对强者的推崇和仰望中，而受了这种委屈的又何止我们这些前记者？那些被其尽力维护的当事人反咬一口的律师，那些拼尽力气救下孕妇一条命，却因为“再生不了男娃”被夫家乃至孕妇本人造谣网暴最终逼着走向绝路的医生。他们的都是此道中的受害者。

写作者、老师、律师和医生，这些人群在传统认知中属于知识分子群体，在过去又被认为是“吃公粮”的上层人，而他们恰恰又没有让平民畏惧的那种强制力。于是在中国民间形成了一种残忍、可怕的观念，觉得我普通人一个，怎么中伤、背叛这些人都可以。这本质上是一种欺软怕硬，但却包裹上了一种“你是知识分子，你让我应该”的理直气壮。而我本不想说也不愿说的是——恰恰是民间普遍存在的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冷感，造就了很多人值得的那些苦难。

在一个真正文明、现代的社会，保卫和养活这些知识分子群体的，本来恰恰是民众——富裕、勇敢、有充分自觉力的民众。

今天的日语中，只管五种人叫“先生”——政治家、医生、律师、老师、文化人。政治家谋求公共福祉；律师保护课题利益，医生看护身体健康，老师塑造学生的德行教养，文化人守卫社会的良心。

但在一个社会没有形成对这些知识分子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之前，除了政治家以外，后四种人其实都是最弱势的存在，因为他们手中没有强制力，可以被任何仇恨和冷漠他们的人随意伤害。

而这样的社会是看不到希望的，因为在最精致利己的教化下，人们只懂得在绝对现实烂泥里翻腾打滚。

而我，既想继续做我的这份职业又要生存下去、写下去，我所能给自己找到的道路，就是不装——经常有人嘲笑我前一篇文章还在大谈苏格拉底、柏拉图，第二篇文章就写个软文，或者评论个时事，偶尔还卖卖惨，好像很不符合他心目中高大的知识分子形象。但我说，怎么了？前者是我的理想，后者是我的实况，我就是要这样生存下去，爱看者来，不爱看的滚，就这么简单。

而今，从毕业后码字为生，到几年前辞职写号，再到如今的公众号渐凉，我码字十年多了，我终于在理想与现实的莽莽深丛中辟出了一条自己羊肠小路，要有梦想、要为了梦想不放弃写作，但也要现实、要为了现实挣取衣食、自我保护。这条中道，未走尽之事，我当继续前行，请您助我。

我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重新在西塞罗上写，快三个月了，三个月前，第一篇文章，我曾经以鲁迅先生的“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向大家问候——“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前几天，我读一本书，才突然觉得鲁迅这话可能是他留学期间受了一位波斯诗人鲁米的启发：

你要做那灯，那火，那蜡烛，你不要只在黑暗里等待。

这话点燃了我。

我把这波斯的诗文送给您，也以自勉，让我们一起做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尽量久一点，再久一点，去发自己能发的光。

并期盼这微光，将彼此照亮。

我不会主动停笔，也感谢您继续看。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王梦源 欧阳思帆

责任编辑｜陈雅峰

2025年8月1日，因三起医疗纠纷遭遇7个月网暴，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晓蓓留下“为我正名”的遗言，自杀离世。

据邵医生丈夫向媒体透露，三起纠纷的患者家属在互联网平台上通过互推作品吸引网络水军，散布谣言攻击邵医生，邵医生本人的社交账号及医院官方账号的评论区也充斥着大量谩骂诋毁。目前，当地启动的事件联合调查组还未公布调查结果。在谴责网络暴力的同时，这一悲剧将产科医护人员的工作与生存困境推到世人面前，而这并非孤例。

2024年，时任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曾在微博发表有关产科困局的长文，疾呼“救救产科”。因为生活和育儿成本上升、社会结构转型、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重视等因素，近年来，我国医院的分娩量持续下降。然而新生儿数量的下降，并未给产科医生和护士带来工作量的明显下降及自身职业满意度的上升。各方调查结果显示，在医院众多科室中，产科的工作压力、医疗纠纷数量、离职人数都排在前列，而收入福利、职业吸引力却逐年走低。

在过去几十年里，“迎接新生命”、受人尊重的美好光环曾经照耀着产科工作者，成为他们积极工作的动力。在执业环境不理想的当下，这样的光环还在吗？如何理性看待医疗纠纷、促成医患问题的解决？《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了相关领域的执业律师与学者，及产科医生和孕产妇。虽然医生们对于职业规划和生活方式追求不一，但受访者普遍认为：在医疗系统从未停止制度性改革的今天，产科需要适应新的就医需求和发展趋势。医患双方在各自维权时既要恪守理性，也要互相理解和倾听彼此。“医疗诊治和孕育新生，说到底也是情感的流动，需要用心对待。”

忙，急，险

“一个理想的产科医生应该是怎样的？”

面对我抛出的这个问题，刘楠沉默了几秒。“我没有想象过。我不知道理想的医生是怎么样的。但我知道，现在离职需要付出很大的沉没成本。”

2025年7月初的某天中午，从产科急诊室里出来的刘楠突然感到：自己扛不住了，也不想再扛。“如果继续从事这个职业，未来会有无数个这样的时刻。”当天晚上，她给科主任发了离职申请。

刘楠本科临床医学，硕士期间妇产科方向。在研究生轮转期间，她意识到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抗拒。“为什么年轻医生普遍觉得累？因为问病史、写病历、开化验单检查单和医嘱，和上级医生一起做手术，日常医患沟通，都是由住院医师来完成的，每天像被抽打的陀螺一般停不下来。”

“这几年分娩量不是下降很多了吗，产科工作量还很大吗？”我们问起受访的医生和产妇们。

“省市级妇幼医院，还有那些名声在外的综合三甲医院基本上还是爆满。”尚在孕中期的游欣在中南某市的省妇幼建档，产检则在一家全国有名的三甲医院做。“挂这家的普通产科黄牛号基本两三千块一个，专家号要四五千。每天都有产妇拿露营的小凳子、小马扎排队。我们中午在医院吃饭，但总是没有凳子坐，因为人多，地方显得实在太紧凑了。”

对医生护士而言，“临战”是产科夜班的常态：通常四五天轮一个（或两个）夜班，理论上夜班从下午5点上到次日早上8点，但处理病例、查房、开会加写病历，下夜班常常要延迟到中午甚至更晚。即便碰上没有手术或紧急情况的“平安夜”，也少有喘息，更不用说胎儿窘迫、产后大出血等紧急情况带给所有医生的心理压力。

周口邵医生被网暴的医疗纠纷之一源自产妇生产时羊水栓塞。羊水栓塞的发生率为10万分之1.8到7.7，属于极为罕见又凶险的并发症。长期从事医学社会学研究的清华大学教授景军叹道，“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的数字，我国羊水栓塞排在产后大出血、妊娠期高血压、孕妇心脏病之后，是孕产妇生命的第四大杀手。而切除子宫手术是针对完全无法控制的缺血问题，但是这种疾病来势凶猛，来了就容易‘要命’，一直是全世界产科大夫的一大头疼问题。”受访的医生们都表示，“能把羊水栓塞的产妇和婴儿都救活，足以说明邵医生业务能力非常强。”

自卫校毕业后，谢艾怡在西北的某家县城人民医院工作了35年，多年担任妇产科主任。三年前已退休的她接受返聘继续工作。即便“身经百战”，每个有产妇来院的夜晚，她依然像初到岗位时一样，十二分地小心。

“我们这里，只要有一个孕产妇死亡，就要问责。”谢艾怡本是性情温和的人，干产科后“肝肠都搞得急躁起来”。她说做产科医生要胆大心细，“太怕犯错不行”；在资源有限的地方当产科主任，更得“会哭会闹”，要学会竞争。每回碰上急救手术，她总是啪地拿起电话，大喊：“（儿）科（检验）科XX科，你快把人给我叫到！血多长时间给我送来？！”

“一旦发生产科抢救，涉及两条甚至多条生命（多胞胎），力量就得集中到这里，你要去跟院长吼，给你组织强力团队，送血、送药、要车，你都要能吼出来。”遇到业务不熟练的，她会急出爆脾气。“做新生儿窒息复苏抢救，有的助产士动作怎么都教不会，我气得都快上手了。”

重症医学科大夫英子多次参与产科急救。她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级别较高、规模大的综合公立医院配有介入和重症科、输血科等，有具备多年抢救经验的“大牌产科医生”，比私立产科更具备紧急抢救能力。一般高龄、有合并症的孕产妇都会选择或被医生推向这类医院。“国家对生产安全要求很高，任何一个孕产妇出了问题，产科都会有极大压力。可以说一年的辛苦、所有的成果，都不及一例事故。所以产科常年处于‘燃尽’的状态：态度要好，不能出事，这个科越来越不被学医的人选择。大众觉得医疗发展到现在，生孩子有保障，怎么可能造成大人或孩子死亡？没有人相信还会有‘高危’，难以承受坏结果。”

英子遇到过一个患有哮喘的产妇心脏停跳。“一边给她做心肺复苏，一边启动最大的预警，同时我们要通知行政部门和上级医院。抢救产妇算是ICU压力最大的任务之一，主要压力不仅来自业务上，而且来自行政和社会舆论。我认识的几个以救治危重孕产妇为专科重点的ICU主任，一年四季没有自由的时间。特别是出了状况时，他们必须把自己‘焊死’在位置上，看着对病人施救的全过程，还要处理后续的舆情。”

几位受访的年轻医生说，他们还算幸运，没有遇上激烈的医疗纠纷或重大医疗事故。但那些听说或者目睹的事件，也足以令他们心有余悸。

易潇在新疆某地读研究生时，曾在一家省级三甲医院实习。她经历过一个病例，产妇没有进行规律产检，后续确诊高血压心脏病，从下级医院转诊到这家大医院不久便去世。她记得事发后的两周，从医院内部到省市，连开了三四个会议评判医院处理是否有过失。“尽管最后定责主要定在了下级医院，但我们科相关的值班医生那几天都非常萎靡，吃不下饭，还要整理所有的文件。当时她还是个年轻的住院医生，不断觉得自己完蛋了，仿佛职业生涯刚开始就结束了。”

回想当年，易潇依然心疼那位住院医生，也会恐惧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做医生就是不能行差踏错，可没有人能经得起带着结果倒推责任。”

“沟通”是门必修课

在走向调解和诉讼的医疗纠纷当中，除开极少数是医疗技术问题和医德导致的事故，绝大多数都与医患沟通欠缺或不畅有直接关系。然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医患之间并非总是剑拔弩张、彼此设防的。

游欣的产检大夫是一位年纪不大、表现优异的男医生，爱穿肥裤子，一双灰色洞洞鞋，胡子拉碴，白大褂扣子也只顾得上扣一两颗。“能看得出人很疲惫，有次给我开检查都漏了一项。但他是很负责和暖心的医生，再累脸上也带着笑，看诊时会喊我们‘妹妹’，亲切得很。”

游欣是慢性乙肝患者，即便病毒已经几乎检测不到，产检医生仍然建议她去看乙肝专家门诊。她于是听到了一段令自己难忘的建议：

“这位女大夫嘱咐，因为我有乙肝，所以要比其他产妇更加严格控制体重。然后她问，你们家老人是不是让你喝汤？我说偶尔会喝，她就跟我先生说，‘不可以。每一口汤你来喝，产妇不能喝。如果家里长辈还要产妇喝汤，你让他们来找我。’她说如果后面还要继续备孕，一定要控制体重，并且要按时服抗乙肝药。”

在此之前，游欣很少听到医生如此设身处地站在女性的视角体谅产妇，认真对待产妇的慢性疾病和要注意的细节，她大受触动。遇到这两位医生，她觉得是自己的幸运。

游欣也善于发现和体察他人的好，会换位思考。她夸护士的妆发，偶尔带小饼干给她们，“不是贿赂，就是觉得大家能心情好一些。”她提到电影《一一》：“这个物质的世界有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而杨德昌给我们的答案是，不要把人跟人客体化，也不要物化自己。永远要能对对方多一点共情，环境才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产妇几乎是医生眼中的“梦想患者”。在宁波明州医院副院长、产科主任医师范琦慧的记忆中，她在实习时遇到的患者甚至成为自己从医路上的鞭策者。

“（20世纪）80年代，在内科实习时，患风湿性心脏病的人特别多，我们常常给病人听心脏杂音。记得本科四年级实习时的一个病人跟我讲：姑娘，你有个问题没问过我，回去你要被老师骂了哦。”那位大叔并非埋怨，而是笑着嗔怪她。范琦慧听了也不会紧张生气，她明白许多病患“久病成医”，对检查流程甚至比“小白”实习生更有经验。

如今医患之间多了距离和戒备。范琦慧把一些年轻医生戏称为“临电脑医生”。“所谓临床就是站在病人身边仔细观察、询问和检查患者。可现在（电子）医疗文书写得太多了，满是Ctrl+C（复制）、Ctrl+V（粘贴），医生跟病人的交流远不如以前那么多。如果医生和病人的配比不到位，就会导致医生跟病人的沟通很少。太多的病历书写、签字流程耗费了医生大量的精力。病人其实是很烦签字的，觉得医生是在推卸责任。但这是今时的医生为保护医患双方利益必须做的工作。”

耐心欠缺往往与常识的匮乏相生相伴。安徽某县妇幼院产科医生黎云曾接待过一位被诊断为先兆流产的孕妇。“先兆流产指的是妊娠早期出现的阴道少量出血，比较常见。如果B超里面有少许积液，或孕早期阴道出血，我们都会写疑似‘先兆流产’。这位孕妇不太懂这点，就在门口骂，谁要流产了？”黎云说，像这种情况，大家习惯了不去还嘴，“随她说去。但是她在外面乱喊乱叫，其他病人就会觉得这个医生不是很好，我们也没法去辩解。”

早在2014年，国家卫健委就制定了相关指导意见和标准，将控制非医学需要的剖宫产率列为重要考核指标。随着近年来不断科普，很多人认识到自然分娩（顺产）对胎儿和产妇都有益处，但没有手术指征却要求做剖宫产的孕产妇和家属仍大有人在。受访的几位医生说，他们遇到过有的家庭要选“黄道吉日”生，“甚至要奔着11:18这样的时间点生”；有的人认为顺产容易影响未来夫妻性生活质量；还有的家属不想花太长时间在产房外等待，“早点剖了省心。”医生劝说尽量自然分娩，有的家属直接问，“你这么费功夫劝我们顺产，是不是要把剖宫产指标给你家亲戚啊？”

对医生职业的不同认知也会导致患者不满。易潇觉得，有的病人认为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因为订的是单间（床位），便要求我们每半小时必须来查一次房。待产过程中需要随时看着她，他们也不会额外付费雇护工或陪产员。觉得你就是服务员，她一旦有什么不适或有什么需要，你就应该抛下所有的事情马上过来，要服务到她满意为止。”

与待产的产妇相比，产科的急诊病例往往处在接诊的优先级。易潇碰到过好几次，来急诊的孕妇只是因为半夜睡不着，想来听胎心。她就得陪对方听20分钟胎心监护——哪怕产房里有三四个人正在待产，也得先来处理这样的急诊。

这类型的产妇累积下来“足够多的”不满，常常在分娩后即刻投诉医方。易潇的同事里，每个月都会有一两个被投诉。因为有效投诉会影响科室的年度考核，被投诉的医护人员多半都会去请求患者取消投诉。“虽然医务部会出面协调，但道歉是少不了的。即便觉得他们提出的要求不合理，最后还是要道歉。”

物质水平发达后，孕育也有了新的问题。谢艾怡接触的农村产妇多，她感觉产妇数量虽在减少，工作却反而没有从前病人多的时候轻松。“现在产妇管起来太难了，需要格外谨慎。农村日子比之前好，高危的孕产妇里肥胖、大体重的占了一半以上，合并症也相对多。高龄产妇不是血压高就是糖尿病，要不然就是甲（状腺）功（能）问题。”

电子时代，爱用网络求知的都市孕产妇比长辈们更会“信息武装”。小红书、抖音、微信视频号、百度百科、刚兴起的AI问答，成了95后、00后孕妇们的求医“标配”。她们常常会带着满腹的问题、各种矛盾的观点而来，又无法分辨信息真伪，忧心忡忡。

“比如看了某些社交媒体的信息后不想自然生产，或者以为脐带绕颈是跟睡觉体位有关。”范琦慧还碰到过固执己见的年轻产妇，“自主意识很强，你跟她怎么讲母乳喂养好也不听。自己买了退乳回奶的药，就是不想母乳喂养。这种情况，能沟通的沟通，说不通的也就由着人家了。”

良好的沟通如同润滑剂，能缓解医患关系的紧张，减少各自压力，也是经年累月阅历和修为的积淀。中国的医学院课程里很少会教授这些，多数医生都是在临床实践中摸索。易潇回忆，她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跟产妇沟通并发症时会这么说：“我要告诉您，顺产有一个风险就是羊水栓塞，它主要是因为胎儿的异体抗原进入母体，导致母体出现了肺动脉高压、低氧血症、低血压、凝血功能障碍等严重并发症。羊水栓塞的死亡率通常在90%以上。”这样的说法既充满生涩的医学术语，又过分强调危险，令产妇产生忧惧。在老师的指导下，她调整成：“羊水栓塞发生的概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可能一年全国也就几例，所以您不必对此忧虑。不过它发生之后后果会比较严重，所以我们都需要清楚，如果这件事情发生，我们的处理流程是怎样的。”告知病人风险时态度要温和理性，语言要通俗，还要给病患信心。她逐渐明白这是身为医生的必修课。

经验多了，医生们琢磨出了自己的妙招。黎云在给产妇讲解分娩方式时喜欢打比方：“把子宫比作一个房间，你想想看，房间里面有一个娃娃他要出来，是走这个开好的门对房间损伤小，还是在墙上凿个洞损伤小？我挤一挤撑一撑，门可能略有点损伤，但它不是那种破坏性的。这样，产妇一下就明白怎么选择了。”

“弱势”与“裸奔”

即便有沟通的意愿和积累的经验，医患沟通也常有难以展开或进行不下去的时刻。在医疗活动中，医疗纠纷、诉讼等医疗实践中的伴生物始终存在。

程阳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近年主要从事医疗纠纷和医疗机构合规法律问题实务。在她看来，医患矛盾的激化首先来自资源分配不足。“以北京为例，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过度集中，来自全国的患者人数多，医生压力大、患者就诊时间短，再加上医疗费用的负担、对治疗方案的分歧和不解等等，都会导致冲突发生。医生的判断和诊疗失误也在所难免。产科是孕育和产生新生命的地方，孩子代表着家庭的未来。产妇和家属的高期待和不在预料中的结果导致有心理落差，我们也能理解。”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药卫生法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程阳。（受访者提供/图）

除了观念差异和沟通问题，产科的医疗纠纷和事故还发生在产前检查、产前诊断资质、生产过程以及产后处置、新生儿疾病和遗传问题等各个环节。这当中，如果医方对患者的告知义务履行得不充分的话，往往会涉及侵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那告知到什么程度才算充分？该用什么样的形式？患方签了字就算充分告知吗？”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翔宇讲到，医患沟通、病情告知时，医生怎么证明自己尽到了告知义务，有没有书面或音频录像证据留痕？医生们往往是历经了纠纷调解或诉讼过程，才会形成这一意识。

上海段和段（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翔宇。（受访者提供/图）

他曾代理的一个案件，患者签署了医院提供的知情同意书面文件，但因为患者在同一家医院做两次手术的知情同意书内容一样，“医院属于没有根据患者病情发展的阶段进行告知书的内容变更，法院判院方承担责任。”

谢艾怡回忆起前述一起纠纷，既委屈又懊悔。“虽然我们告知了剖宫产的必要，对方还是揪着我们说，你为什么不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最后判决，患方在医疗（责任）中参与度占70%，我们占30%，这30%我们还是要赔付。所以现在为啥病历文件那么繁多？就得隔一两小时再跟病人沟通、确认。”

如今，很多医院设有专门的谈话间，里面会放一台第三方自动录音录像的设备，如此获取证据更规范和完整，希望保护自身利益的患者对此也能接受。

程阳强调，告知并不等于理解。“大部分公立医院的诊疗方案都是一个格式化的告知，但真正的告知应该是双方信息同步。医生最好把患者提出的问题记录下来，把你针对患者问题的解答也记录下来，比如方案有什么后果，有什么替代方案等等，这样双方日后就不容易起争议。”

一旦发生纠纷，通常有自愿协商、申请人民调解（医调委）和行政调解等先行途径。自愿协商适合索赔金额较小、争议不大的纠纷；人民调解则要经由医调委这个第三方机构；行政调解需要当地卫健委主持，由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不管是医调委还是医学会的专家，患者难免会觉得你们都属于一个省内（医疗）系统，天然存在不信任。当这些途径都走不通，最后一步便是法律诉讼。这一步基本能改善需要‘避嫌’的问题，因为诉讼中的医疗过错鉴定程序是打破地域限制，送到省外鉴定的。”刘翔宇解释。

现实当中，昂贵的司法鉴定费用（通常需要一两万元，且是一笔风险投入）和漫长的司法程序，常常把很多想表达诉求的患者挡在了诉讼途径之外。“于是，一些患者就开始利用网络舆情，甚至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自己的诉求，把医疗纠纷引向了脱离法治轨道的方向。”

那患者一定处在医疗纠纷和诉讼的弱势地位吗？

刘翔宇认为，并不尽然。他指出，立法考虑患方作为社会上的弱势方，给予了患者一些倾斜性的保护。从医护人员的诊疗活动到病历书写，从医疗机构的运营到医疗器械和药品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和卫健委颁布的医疗质量安全十八项核心制度等，对医方作出了全方位的行为规范，为医疗活动编织了一张严密的法网。“在这种约束下，医方往往更容易被‘挑出’过错。”

他进一步列举：从公开数据来看，山东省近三年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除去调解、原告（患方）撤诉等，院方的胜诉率（判决驳回患方起诉或全部诉求）只有不到5%。“现实中，大部分医生还在‘裸奔’，他们不知道有这么多条条框框在规制着他们。可想而知，在执业活动中发生纠纷之后，他们心里是有巨大落差的。”

在导致邵医生离世的三起医疗纠纷中，最受关注的是羊水栓塞产妇的救治。据媒体报道，该产妇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宫保命，家属签署同意书后，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事后，家属称其为娶媳妇花费五十多万元，如今生下女孩，产妇子宫又被切除，“觉得家里以后没有男丁，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刘翔宇认为，这种诉求缺乏法律依据。家属因重男轻女观念及经济考量索赔，显示出性别观念和价值观的落后，尤其是法律意识的淡薄。

几位律师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们接触的一些医院会聘请法律顾问，定期给医务人员培训讲课，尝试从前端解决诊疗行为的合规问题。很多基层医院不会考虑也缺乏能力聘请法律顾问，“还是在解决后端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解法”与担当

如今广而推之的医调委机制，始于十多年前宁波因医疗纠纷频发而生的本地经验。2008年，宁波以市长令形式，颁布《宁波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赔偿超过1万元的必须通过理赔中心介入处理。患方索赔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必须申请医学鉴定，明确医疗损害侵权责任和程度。同时，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专家库，负责医疗纠纷调解，俗称“宁波解法”。宁波市公安部门还曾与本市医院联动，模拟“医闹”类事件，在医院开展演练，提高职工的防护意识。

刘翔宇觉得，“很多医生或许把医疗纠纷想象成了（只能）自己（面对）的问题，其实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是医院。当纠纷发生后，医院应当主动承担起沟通、调解、证据固定及后续应诉等一系列责任，尤其面对不实舆情，要主动去发声，澄清事实。”

他接触过一些医疗合规起步早、对处理纠纷有经验的医院，“他们对待医疗纠纷比较坦然。错了，我积极赔偿，寻求解决途径；但如果医院没错，我也不怕跟你（患者）官司打到底。”相反的案例则是某些医院调解经验比较欠缺，一开始就从负面理解患者，容易激化矛盾。“院方问患者，你不要跟我讲过程，你直接告诉我你想干什么？这就是错误的做法，不让患者把自己对病情和诊疗的理解和问题说出来，直接把对方定义成了‘医闹’、来要钱的角色。患者态度也就演变为‘那我们现在就不顾一切，即使官司打输了，血本无归也要干’。”

在刘翔宇和程阳经手的案例中，各地医疗调解委员会都有赔偿限额。可如果调委会有人硬邦邦地讲出“超出10万块钱，我们不给你调解了，你直接去法院走诉讼”，患者会觉得医院和第三方都没有诚意去解决问题，产生愤怒的情绪。律师们能够理解医院在当前环境下怕舆情、怕投诉，听到这些词就“谈虎色变”，“生怕影响医院声誉、考核等等。但是不敢主动拿起法律的武器去解决问题，事件就很可能无法回归到正轨上来解决。”

需要引起重视和思考的是，医院担当不够，也与医疗制度有一定关联。医疗行业研究者李滨在近日的一篇署名评论中指出，我国医生执业自主权受机构限制，责任却可能因职务行为而被牵连。另一方面，法律规定医疗纠纷/事故中的民事赔偿主要由医院支付，医生个人通常仅承担内部处分，极少直接承担民事或刑事责任，因而医生既不确定“职务行为中个人何时需担责”，也不确定“机构会提供何种保护”。他建议通过立法明确医生在职务行为中的责任范围，同步强制推行医生医责险，将保护责任纳入机构考核，让保护制度真正落地。

“不再把个人需求放在最后”

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尚需时日，人才的断档和人心浮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采访中我们发现，产科的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形态：在发达地区的省市级三甲医院，产科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刘楠说，她的很多师弟师妹到8月底还没有找到工作，“省级医院的一些业务岗可能会要求只招收博士了。”

而在欠发达地区的较偏远的四五线小城，年届六旬的谢艾怡还在为科室人才的青黄不接发愁。几个老医生里，她58岁，返聘好几年了。另一个明年就退休，还有一个年过半百，主任也已53岁。新冠疫情前，当地便推行基层产科医生培训全免费，还是阻挡不了离职潮。“上个月我们还走了两个，好多娃娃宁愿去州首府的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也不来县城。来我们这儿的年轻人学历不高，没干劲，我们（几个老人）还得顶着干。整个产科至少缺一半的医生。医院好不容易挂上‘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的牌子，床位却从30张自动降到20张。”

要走的人，能靠劝说留下吗？她摇摇头。“以前我会和人家说，你这样（待不住），评职称可能受影响哦。只能从他关切的利益角度去说。但现在都可以内部转岗了，他们更愿意去别的科。妇产科风险大、绩效低，拿什么砝码吸引人家？”

最近几周，谢艾怡也想逃离产科了。她一直喜欢做手术，到妇科能经常做宫腔镜等手术，不至于荒废了技艺。“可我一走，（产科）这边更弱了。”

业务拓展和转型势在必行：主打盆底肌和骨盆修复的产后康复和中医调理项目，各家医院产科都开起来了。黎云说，生意还蛮好，据她所知，给到医生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我们产康的医生，随随便便去月子会所就能赚很多钱，但在医院拿的奖金是非常低的。”

说起同事，黎云分享了科室的一个故事：有个产妇产后两个月突发肺栓塞去世，村里人来医院闹事，说她当值的同事态度不好。“那个产妇冬天动剖宫产手术，术后很少下床活动，又吃了高油的鸡汤。血液粘稠度比较高，很容易长血栓。血把栓子冲到肺，咳嗽个几十秒，人就没了。村里民风彪悍，把我这同事围在那里打。如果我老早经历这种事情，肯定早就不干这行了。但我还蛮佩服她的，当时主任跟她说，你要不去心电图室、B超室干检验吧？她说还要干（产科）。”

像这位同事和谢艾怡这样对产科长情的前辈，黎云、刘楠和易潇都充满敬意。但她们与他们之间相隔的，不仅是代际差异、承受压力和消化情绪的程度，还有对生活的期待和理解。

刘楠说，“救死扶伤”这样的词对她太重了。能做好本职工作，让产妇/病患高高兴兴回家就好。但即便是“本职”中基础的夜班、急诊，也快把她压垮。在一个月“离职冷静期”里，她去了云南旅游，第一次看到昆明捞鱼河的夕阳，买了斗南花卉市场8块钱十几支的玫瑰，“如果没有辞职，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些呢？”像她这样，对收入要求不高、但向往规律作息和需要生活里有风景的年轻医护人员，可能正逐渐成为行业的大多数。

黎云的心绪更加焦灼和摇摆。几年前她去其他医院参加规培回来，被分配到门诊，因为缺乏手术病例，难有晋升机会；跟领导相处不愉快，也让她对工作越发意兴阑珊。她意识到即便医龄10年成为主治大夫，在这个系统中还是“菜鸟级别”，而同龄的同学朋友可能已经跃升为管理层。她特别想逃离眼下的环境，不停在社交媒体问网友“辞职后你们都干嘛去了？”人家答“校医、企业医务室多滋润”，她却不想再跟医学发生关系。因为与单位签了5年规培协议，提早离职要交违约金。医院人事科算的违约金比她自己算出来的“自由赎金”多了一倍。她就这样陷在了死局中，动弹不得。“一方面觉得外面的世界还是很大，想要自由；但在医院待了这么多年，眼界也不是很宽。即便现在给我一天自由，我也不太知道要干什么。”

易潇大概是这三位年轻医生里，与医疗连接相对较深的那个。学医时，她只觉得与其他科室相比，产科是能迎来新生和补充能量的地方，会让人很有幸福感。但没多久她就发觉，自己无法处理内心的恐惧和不自信。做了符合指征的顺转剖手术，产妇没有异议，她会一遍一遍地复盘自己是否有错，问自己“是不是不应该让她顺产”？担心患者会不会在后面出现盆底功能的问题。直到2024年年初，早晨到了上班的时间点，她却挪不开步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后，易潇休息了二十多天，服药、做心理咨询，然后提出辞职，成为药企的CRP（临床研究医生）——还是没有摆脱医药。

“那你还怀念曾经的产科经历吗？”我问她。

“不会。就算重新选择，我也会当妇科医生。产科的压力和夜班实在有点承受不了。就算CRP工作天天对着电脑，稍显单调，前景也可能不稳定，我会问今天的自己，你此刻的崩溃超过过去的程度了吗？没有。我对我的离职没有任何后悔。”

对易潇而言，最大的可惜在于没办法做手术——她跟谢艾怡一样，也有这个爱好。“离职前的头一天我还在做手术。如果当产科医生能很单纯，只需要做跟治疗疾病相关的事，倒挺快乐的。我害怕的是产科的夜晚，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参考资料：《这个楼，不该跳！——关于医生如何被保护的制度性思考》《57岁产科医生遭网暴后坠亡——法律武器该如何为医者护航？》。除范琦慧、景军、程阳、刘翔宇，文中其他人物均为化名。感谢所有受访者及胡灵群教授、刘洁、刘卓、欧阳诗蕾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刘雨卿今年25岁，结婚4年，当上了全职妈妈，有一个快3岁的儿子。在朋友和邻居眼中，她漂亮、温柔、爱家庭，和丈夫金波从校园恋爱一路走进婚姻，符合人们对于一位“完美妻子”“完美妈妈”的期待（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刘雨卿、金波为化名）。

也是这一年，8月22日清晨，她冰凉地躺在医院抢救室，失去了生命迹象。两天后，来自河北沧州市孟村公安局的警情通报称，刘雨卿因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而死亡，而犯罪嫌疑人正是她的丈夫金波。**此外，金的母亲也涉嫌制造伪证被刑拘。

这位宝妈之死，迅速传遍中国网络。人们惋惜一个年轻美好的生命以如此离奇的方式凋零：丈夫**将**她活活打死，公公婆婆参与协助。有人从这位热爱生活而温驯的宝妈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遭遇家暴，却不敢离婚。也有站在丈夫角度的人看完了她的所有微博，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金某会下如此狠手，“这么温顺的女孩我只能说世所罕见……难道这种妻子很好找吗？她甚至都没有年老色衰啊，她才25岁”。

这起家暴悲剧究竟如何发生？事发后，我们来到河北孟村县，见到了刘雨卿的弟弟、邻居和高中同学，也拜访了她去过的地方——她居住的小区，她日常打卡的健身房、美容院，她想去工作的馒头坊，还有她那位于华北平原、摆放着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鲜花的墓地。我们试图还原这位受害者真实生活的一隅。

高中同班同学王乐最后一次见到刘雨卿还是在2024年，当时她去县城广场遛弯，碰到这一家三口——刘雨卿、金波和他们的小孩。刘雨卿像往常一样热情地跟她打了招呼，笑得很甜。

据王乐回忆，刘雨卿和丈夫金波相识于高中。当时刘雨卿15岁，就读于孟村县回民中学，金波是比她高一届的学长。金波长脸，浓眉，单眼皮，个子不高。王乐说，二人的姻缘始于校园恋情，高一开学没多久，刘雨卿就和金波在一起了。王乐对金波印象一般，集“斗狠”和“妈宝”于一身，“他一直好打架斗狠，出了事以后就躲到父母身后，父母帮他去平事儿”。

这一说法也得到刘雨卿一位学妹的印证。小两届的学妹张爽记得，金波高三那年，就在学校食堂和人起过冲突。这起校园纠纷始于微末，具体原因她也记不清了，“好像是那个男生看了他一眼”。之后金波带了几个人，冲到张爽所在的教学楼，把那个男生给打了。张爽的印象中，当天晚上，有120救护车来。

张爽认识刘雨卿是个偶然。初中时，她住在县城东南边缘的一个小区，每天都独自步行20分钟上学。刘雨卿也住那里。有天，刘雨卿见她一个人走路，主动过来打招呼。这个细节过于温暖，张爽一直记到现在。那会儿，刘雨卿留着齐耳的波波头，带着眼镜，老穿一双粉色的耐克鞋。

“她像大人都比较喜欢的‘冲实’的小孩（注：河北话，指人性格直爽外向），”张爽说，“她很温柔，又有点自来熟，有时候看到她也很羡慕。”

刘雨卿发在微博上的自拍照

她是一个爱美也爱分享的女孩

王乐也一直记着同学刘雨卿的热情。初三下学期，她和刘雨卿前后脚，从市里转学回到县里初中。她身体不太好，容易低血糖，有段时间刘雨卿总给她带巧克力。

读高中后，学妹张爽见到刘雨卿的次数少了很多。通常，中考后，孟村县优秀的学生都会往外走，流向衡水中学或者沧州市一中、二中，留在当地回民中学的基本都是成绩中游的学生。回民中学又按学生的入学成绩，分快班A部和慢班B部，各自有独立教学楼和食堂。刘雨卿在B部，张爽在A部，很少碰到彼此。也因此，高二时，第一次在县城里看到温柔学姐刘雨卿和“好打架斗狠”的师兄金波一块出现时，张爽非常惊讶。

尽管悲剧发声后，网上不乏议论声，猜测金家属于“县城婆罗门”，刘雨卿则是“高嫁”过去，过上了富足的县城太太生活，但在**王乐看来，现实并非如此。金波家庭条件的确不差——父亲在县中医院工作，母亲在平安医院负责做B超——但刘雨卿自身条件也不错，个高肤白，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乡长**，两家算得上门当户对。

若硬要算一笔婚配账，王乐觉得刘雨卿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人。她不太明白，为什么刘雨卿非他不可：这个男生长相普通、个子不高，还传过出轨绯闻，说是高中在和刘雨卿闹分手的一段时间里，和刘当时的闺蜜在一起过。

但无论外人如何看待，对于这段感情，刘雨卿自己是非常珍惜的。高中毕业后，她自愿降了很多分入读金波所在的河北政法学院，学商务英语。在社交平台上，她分享和金波的合影，配文道，“当你被爱着的时候，你的心里只有感谢，‘谢谢你来爱我’”。她的大学室友也回忆，上大学的时候，刘雨卿给自己买二十多块钱的短袖，却在优衣库给金波买一百多块的衬衣。

2021年2月，刘雨卿还没毕业，还没通过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就已经在社交平台透露了婚礼定在10月。婚宴在县城最好的酒店东兴楼举办，致辞时，新娘刘雨卿在稿纸上写了一段自白，后来她弟弟把这段话发了出来：

亲爱的金先生，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相遇的第六年，也是我们携手走进小家的第一天……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小家，我可以为你分担烦恼，你可以成为我的依靠，有幸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初为人妻，请多多关照……也要谢谢我的公公婆婆，谢谢你们让我在新的环境中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很开心我们有缘成为一家人。

刘雨卿发在微博上的结婚照

当时她的网名叫“锦鲤是我”

金波称不上是一个能干、多金的丈夫。他在检察院任职，看似稳定、体面，但却只是个编外的劳务派遣人员，就王乐了解，就**连这份月薪1300元的**工作，也是金家父母托人给他安排的。

回中同学们再一次听到关于金波的新情况，来自于2022年夏天的一则轶闻：在县城广场，金波打了一名68岁老人。**当时**有人拍下视频，视频里，金波穿着一件黑色短袖，一只手抓住老人手臂，另一只手多次殴老人的头部，在旁人拉架的情况下，仍不肯松手。这事在县城里闹得沸沸扬扬，连在外地读书的张爽都有听闻。

涌向孟村县的媒体回访了当事老人，老人表示当晚，这个金姓年轻人酒后和同伴在广场骑小蹦车玩，突然骑车向他冲去，双方发生口角后，扭打在一起。事后，金波父亲、爷爷登门道歉，赔偿了医疗费，但金波本人怎么说也不愿意道歉。老人的妻子说，“他（金波）这个狂劲让人接受不了”。

和街头暴力相比，家庭暴力的发生显然更为隐蔽。

结婚后，刘雨卿和金波住进了位于县城东环的观澜城。这是当地最好的小区，开发商是保利，户型以三室两厅为主。以前几年的均价来算，刘雨卿住的房子售价接近百万。但关起这个县城高档住宅的家门，没有人知道刘雨卿在家里经历了什么**。就连刘家人，所知也并**不多。

刘雨卿一家三口居住的小区，在当地算数一数二

2021年10月29日，婚后第12天，刘雨卿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里，金波就有些发狂了。就刘雨卿的弟弟刘思明回忆，那天，金波叫朋友来家里吃饭喝酒，不知道为什么就对刘雨卿动手了。那次家暴，刘雨卿打电话告诉了娘家人，很快，双方父母都来处理。刘思明当时也来了，他看见姐姐手上有伤，美甲都脱落了。作为郑重其事的道歉，金波父母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了金波。

那次，刘雨卿原谅了金波。几天后，孟村下雪了，她在社交平台写：初雪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之后几年，刘思明偶尔还会看到姐姐身上有伤，但刘雨卿没再跟家里讲过。直到刘雨卿去世，给她做骨盆修复的美容师看到新闻后努力回想，她**还**曾见过这位客人身上的淤青，不过，刘雨卿当时的解释是，自己摔伤了。

一而再的攻击性事件表明：金波的确有长期暴力倾向。据王乐说，事发当晚和金波喝酒的男性朋友，目前都在派出所接受问询。我们走访了金波父母住的位于北环的自建房别墅区，邻居均大门紧闭。附近一家超市的老板娘说，金家父母平时上班，早出晚归，她接触得不多。在刘雨卿死后、金波母亲尚未被警方控制之前，8月22日她曾去刘家求情，在刘家人拍摄的长达15分钟的视频里，刘雨卿母亲对金母说：“你在这里不是也为孩子忍这些年吗，雨卿跟你不是一样吗……别看你能挣，我还觉着你挺可怜，我可怜你这辈子。”有网友因此推测，强势的父亲、忍辱负重的母亲，也许是金家一直以来的家庭模式。

如今，朋友们也很难明白刘雨卿是如何完成自洽的。从2019年2月8日写下第一条微博以来，她对外展现出的，多是知足、幸福的状态，她有着一位贴心的丈夫，时常送她花，也会在醉酒后为她带回一盒红彤彤的草莓，还在怀孕期间为她做爱心早餐。她在2022年写下对人生的期待：我是市井小民，梦想是家人平安，**嫁个普通人，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

刘雨卿在微博上晒出丈夫送她的鲜花

刘雨卿结婚时，张爽曾看过她发的朋友圈，第一感是惊讶：没想到他俩能谈那么久。第二感是，金波之前是做过一些不太好的事，但可能他对刘雨卿挺好的吧，也许他上班了、成家了，在刘雨卿的影响下，心智上也成熟了。

但就在2025年8月中旬，事发前几天，张爽去取快递，在快递站，又意外偶遇了刘雨卿。这些年，张爽在外地读研究生，又搬过几次家，很久没见到刘雨卿了。没想到，现在两人又住到同一个小区。不同于上学路上那个波波头、耐克鞋的暖心大姐姐，也不同于朋友圈里那个幸福的妻子，这**次，张爽对刘雨卿的印象是，“她好憔悴**”。她穿着长袖，戴了一顶遮阳帽，看起来很瘦，气色不太好。跟朋友圈里积极向上的她相比，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回去的路上，张爽想，可能是一个人带孩子太辛苦了。

刘雨卿去世后，她的一位大学室友在微博上发文，说一路以来，她见证了刘雨卿结婚、生孩子的重要时刻，但对刘被家暴一事却一无所知，她痛心地说：我一直以为你过得很好，你骗了我，也骗了所有人。

种种迹象表明，刘雨卿婚后的物质条件确实不错。虽然丈夫工资不高，但二人婚后住进百万豪宅，还有一辆售价18万左右的大众迈腾。刘家姑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结婚时，刘家给了20多万陪嫁。一位本地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当地婚俗，彩礼正常24万起步，女方不必给陪嫁。能给陪嫁，说明女方家也有经济实力，而且很重视闺女。

婚后第二年，二人有了孩子，刘雨卿也做起了县城全职太太，这年她22岁——在孟村，这是**女性**惯常的选择。孟村是一个拥有23.2万人口的回族自治县，刘雨卿和金波都是回族。王乐解释说，出于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的考虑，回族女孩很少外嫁，结婚生子也比较早，倾向于在本地发展。

孟村县城不大，从南到北，最主要的商业体都分布在建设大街上。美甲美睫店、服装店、餐饮店都是个体户，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方不多。支撑孟村经济的产业是弯头管件制造业，这里素有“中国弯头管件之乡”之称，在县城边缘，坐落着大量工厂，但张爽认为，开工厂要靠几代人的积累，除非是厂二代，年轻人很难进入这个行业。同龄的女生回孟村的，可能进工厂做做会计、发货员，等怀孕了，基本就全职在家了。

孟村当地街景

从刘雨卿的社交平台来看，她有健身教练，做美甲，会去美容院做骨盆修复，去美睫店接睫毛，今年5月还刚做完近视手术，经常晒自拍和幸福的带娃生活。看起来她并不缺钱，过着当下媒体叙事中“县城贵妇”模版般的生活。

但实地走访后，**刘雨卿光顾过的商家对我们表示，她的生活其实“非常节俭”**，蹭的是免费瑜伽课，兼职做过返利App，还差点去时薪10元的馒头店上班——她在努力省钱，也在想方设法挣钱。

出事当天晚上，刘雨卿去了一趟瑜伽馆。在健身教练琳琳的描述里，刘雨卿“是个非常节俭的女孩儿”。她上一次来报名上课还是2023年。之后，尽管她“非常喜欢运动”，经常咨询琳琳时间，但她只在有代金券的情况下才来上一两节课。这期的课，也是免费的，是刘雨卿介绍了三个学员后，瑜伽馆送她的。

琳琳回忆说，刘雨卿那天来上小班课，还带了酵素、减脂期小饼干，分给其他学员。头一天她刚接完睫毛，第一次接，她怕太夸张了，有点不好意思，还特意戴了个眼镜。

琳琳没注意到刘雨卿身上有没有伤痕，“她来上课会穿长袖，有时候我还说，你穿长袖会比较热，她就笑笑，小丫头很爱笑，你问她什么，她一笑就完事了。”刘雨卿身材匀称，琳琳说，她唯一的诉求就是塑形：生完孩子皮肤有点松弛，想紧致一点。

王乐告诉我，她再次和刘雨卿联系上，是两年前，她兼职做返利App，刘雨卿来问她，给别人找优惠券、自己拿佣金的模式赚不赚钱，她能不能也来兼职？王乐当时没有多问，只是猜想大概她刚生完孩子，手里头也不富裕。后来她一直在用那个App买东西，直到8月20日晚22点还下单了一笔婴儿湿巾。数据显示，她兼职的累计收益为1219.56元。

这之外，刘雨卿也想过拍短视频。半年前，她问过邻居旺旺，怎么用剪映。旺旺是全职宝妈，也是母婴类短视频博主。两人是初中同学，也住一个小区。不过，旺旺说，刘雨卿只拍了半个月，之后就放弃了。悲剧发生后，旺旺经常想，如果她劝刘雨卿坚持拍下去，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毕竟拍短视频会把自己的大部分生活展现，会不会家人朋友能发现什么。”

刘雨卿在微博上分享和儿子的合影

就在去世前一周，8月13日，刘雨卿还曾在微信问过一家餐厅老板招聘的事。那是一家离她家步行20分钟的馒头店，实行轮班制，上早班的话，不耽误接孩子。“不会蒸馒头到那儿学行吗姐姐？”她问老板。她**在微信上**应下这份工作，尽管时薪仅为10元，她说，等把孩子送幼儿园去，就去上班。但**没多久**她又找理由回绝了。之后，馒头店老板看新闻才知道，是丈夫金波不让她去，嫌她丢人。

据王乐分析，金波下了班之后，经常去吃点烧烤喝点酒，“靠他（金波）的工资养家是完全不够的，只能靠双方父母帮衬。”在社交平台上，刘雨卿几次晒婆婆，都是婆婆为她买零食、为宝宝买衣服。

她努力求职，或许是因为逐渐意识到在婚姻中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去年冬天，刘雨卿和一位孟村的朋友吃饭，说很喜欢她身上的裤子，但是最近花钱太多了，不能再买了。她又说，搬新家的一个月里，花了5000块钱，金波就和她急了，说她不挣钱，不知道挣钱的辛苦。她还说，自己没价值，在家看孩子没价值。

这样的态度终于清晰体现在刘雨卿2025年2月的微博里，“以后一定要经济独立”。一直处处为人着想的她，开始表态：“**请永远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很难说这个因为校园爱情步入婚姻的妻子“觉醒”于何时，但从微博来看，孩子一岁以后，她晒恩爱的时刻越来越少，反而时常在劝自己，要体谅和包容丈夫。后来，刘家人向媒体揭示了刘雨卿近期在这段婚姻中遭遇的一次暴击：她在今年7月，发现丈夫出轨。

刘雨卿的一位好友在她出事后两天，于社交媒体发文说，发现丈夫出轨后，刘雨卿和丈夫发生过肢体冲突，刘雨卿来她家里玩时，额头上就青了一块。刘雨卿把这事告诉了双方父母，金母**劝她说“男的都这样”，母亲则劝她离婚，但她开始摇摆，不想离，担心会和孩子分开**。这位友人可能是刘雨卿身边唯一知情的人，但她也很快，把这些内容转为了私密。

家人朋友都觉得，刘雨卿最后是被孩子束缚住了。儿子出生后，她偶尔在微博抱怨，“什么时候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全职宝妈真的太累了”，但她又如同天底下所有痛并快乐着的母亲那样说，自己一点也不后悔，“我从不知道自己的心可以溢满如此多的爱，直到我成为母亲的那一天”。

刘雨卿在微博上晒出儿子的百日蛋糕

弟弟刘思明说，8月份，姐姐就很少回娘家了，也不再提丈夫出轨的事，她怕家人担心。他和母亲也担心姐姐，到了晚上，经常遛弯去姐姐小区楼下，看看她家里开灯没。

据琳琳回忆，就在8月21日20点20分，刘雨卿上完那节免费的瑜伽课，她喊刘雨卿消消汗、聊聊天再走，刘回绝说待不了了，“姐，我着急去婆婆那儿接孩子。”不久后，邻居旺旺也在建设大街的红绿灯遇到刘雨卿，她像往常那样笑着和旺旺打了声招呼，往北去婆婆家了。

之后，就是22点03分监控录像记录的最后一幕：她带着儿子，和金波回到自己的小区，进入电梯。金波赤膊，进电梯后蹦了几下，之后掏出手机查看。刘雨卿对他笑着说了几句，随后，金波又蹦了起来，打了**她**后脑勺一下，打第二下时，被刘雨卿挡掉。电梯门开后，金波步伐不稳，跌到了两梯两户的对面电梯门处，疑似醉酒。

8月22日清晨，刘雨卿再次出现在电梯监控里，已经是躺在担架上了。她身上盖着白布，身边站着金波和他父亲，还有两名医护人员。金波看起来神色淡定。

出事后，刘家门前被贴上警戒封条

刘思明再见到姐姐的时候，她脸部青紫，浑身是伤，已经毫无生命迹象了。刘父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孩子跑到哪个屋，他就追到哪个屋……她就活活地让人打死了。”

孟村县急救中心院前急诊病案记录显示，急救中心于7点08分接令，7点20分，救护车抵达现场时，患者刘雨卿已经死亡，“呼吸心跳停止，时间不详”。当日中午，县医院出具的CT报告显示，患者“蛛网膜下腔血液沉积……右颞、左顶头皮下血肿，肺淤血表现，心包少量积液……”此外，患者“腰1-3右侧横突骨折愈合期”——有网友根据这份病案分析，这说明事发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受害人的身体已经遭受创伤。

两天后，警方通报，确认刘雨卿系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

8月26日下午，刘雨卿去世第五天，刘家人还在等待二次尸检结果。我们在西赵河村，刘雨卿老家的门口，见到了刘思明和他母亲。姐姐出事后，刘思明频繁在网络上发声。他今年20岁，大学还没毕业，正在县里一家酒店实习。

他看起来神色疲惫，以较为客套的口吻，回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之后一天，他和我们通了二十分钟的电话，但说话断断续续，**很多细节都想不起来了，他解释说“这个事对我来说刺激性很大，我现在脑子有点受惊了，缓不过来”**。他和姐姐感情很好，在他写的对姐姐的回忆里，姐姐总是在他不开心的时候，骑三轮车带她出去玩，看见他在家光穿睡衣，第二天就带他去县城最好的盐百商场买了身新衣服。姐姐也经常在微博里表达对家人的爱，每年的新年愿望，都是家人平安健康。

他说，姐姐生活在一个“幸福有爱”的家庭。出嫁后，父母一直保留了她在娘家的房间，每天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姐姐的婚事，刘思明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父母一开始并不同意，金波情绪不太稳定，但考虑到姐姐的坚持，最终还是尊重了她的选择。

姐姐走后，刘思明更新了自己的抖音，他对姐姐说：“下辈子，别被孩子束缚了。”

8月29日早上9点，刘雨卿在老家出殡。那天早上，许多网友自发赶到现场，进村的路一度塞车。刘猛是邻市泊头市人，他在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时，就赶到了现场。他也是回族，买了油条、包子，给刘家送了丧饭。张柏住在邻村，刘雨卿父亲是他的初中老师，他和刘雨卿同龄，在村里和她打过照面，得知这起悲剧后，他“心里很不舒服”，出殡那天，他7点多就到了西赵河村，**说“想送她最后一程”**。

刘雨卿的老家，河北省孟村县西赵河村

按回族习俗，那天，刘家人和众亲属乡邻，到村委会门口的广场上，请阿訇为刘雨卿传经。张柏看见，刘雨卿的父亲抱着她的儿子为她送行，弟弟在传经时因为过于悲痛，哭晕在地。

这个时节，华北平原里种着齐人高的玉米。远远望去，苍茫的天空下，穿着白色殓衣的村里人高抬着黑色棺木——这是回族给亡者的最高规格的仪式，穿过一大片绿油油的玉米地，送她入坟地。

一位同去送她最后一程的本地网友说，“同为母亲我理解你的感受，同为女儿我也理解你的顾虑，可是你为了所有人，谁又为你呢？”另一位网友专程从廊坊开车过去，买了束粉色的花，放在西赵河村的界碑旁，他说：“我只是心疼这个女孩。”

张柏后来也专程去了一趟墓地。他受三十多个网友的委托，在得到刘家应允后，给刘雨卿送去一车鲜花。一位陕西网友给他转了600块钱，问他能不能送点花和零食去刘家？张柏用这笔钱买了400枝白色菊花。

那些花的卡片上写着人们想对刘雨卿说的话，多以感叹号结束。其中一张写：“雨卿你辛苦了，下辈子请一定很很幸福！”另一张写着：“漂亮的女孩雨卿一路走好，在那边好好爱自己！”

还有一张写着：“下辈子一定要做个市井小民！”

2021年5月17日，刘雨卿所记录的日常一天

应对方要求，文中王乐、张爽、刘思明、琳琳、旺旺、刘猛、张柏为化名

军国主义，指的是将军事扩张作为立国之本的主张。正在实行或者试图实行军国主义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都会呈现鲜明的特征。

如果要举一个现实的例子，那么朝鲜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军国主义国家：

政治体制上，朝鲜的国家元首最优先的身份不是政府首脑或者政党领袖，而是军队统帅，称呼的第一位是最高司令官或者大元帅。

经济体制上，朝鲜的经济结构中有相当重的比例都是军事工业，出口产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武器，他们最新的创造外汇的出口服务是派出军队帮其他国家打仗；

文化上，朝鲜的整个社会氛围与语言体系长期以军事对抗为主基调，并且持续了数十年之久，堪称深入骨髓。

之所以很多人没有第一时间把朝鲜归类为军国主义，是因为朝鲜暂时还不具备武装入侵邻国的实力。在邻国里面，无论是中国、俄国还是韩国（加上驻韩美军），朝鲜目前都打不过，这是他们还没有发动对外战争的唯一原因。但凡有三成的胜算，朝鲜发动对外战争不会有丝毫的犹豫。

这就是军国主义的可怕之处，他们在底层价值观上就把邻国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当成军事敌人，当作潜在的军事占领目标，并且持续为之作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军国主义国家就会毫不犹豫地发动侵略战争。

当下生活在城市里的读者们可能有很多都不认识同一栋楼的邻居，更别说良好的邻里关系了，但是这样并没有问题，因为通常我们都相信邻居不会突然提着菜刀闯进我家砍人。

问题在于，如果邻居相信他家过得不好都是因为被我阳台的绿植抢走了风水，认为发家致富的最佳方案就是把我家洗劫一空，而且天天晚上在家里磨刀霍霍，那我肯定过得胆战心惊。

邻居家是穷人或者富人都没关系，但邻居家认为自己贫穷是被隔壁抢了风水，或者认为抢走隔壁的家产就能发家致富，这种观念就特别可怕。

这就是每个正常国家都应该反对军国主义的原因：

没人愿意与疯子做邻居。

上个世纪初的德国与日本都是军国主义，所以当其军事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迫不及待发动了侵略战争。这些侵略战争的本质是牺牲本国普通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品质作为武器，去屠戮他国百姓、抢占他国领土资源，唯一受益的只有军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

对二战时期的日本和中国百姓来说，奉行军国主义的统治阶层是共同的敌人。

在当下，我们仍然需要警惕军国主义思想抬头。对于有侵略前科的日本与德国，的确需要格外警惕，但对于其他国家潜在的军国主义思想，也不能放松警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军国主义从来都是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伪装的，“誓死效忠大日本帝国（德意志）”、“大和（德意志）民族是最高贵的”，都是历史上军国主义的伪装。在当代，军国主义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伪装，在历史的进程之中，要清醒地区分这些概念其实并不容易，提醒大家甄别这些观念也要承担极大的风险。

但是没办法，作为热爱和平、向往文明的地球公民，我还是要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包括每一位日本人和中国人：

警惕军国主义思想，那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2023年，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任职于一个不用背负经营业绩指标的管理部门。2024年，智联招聘大学生就业力报告显示，48%的应届毕业生将国企作为就业首选。这意味着，在1179万应届毕业生中，有565.92万人期待进入国企工作。单看数据，我只需要保持呼吸，就已经赢得了几百万同龄人的羡慕。

2023年7月，我入职，开始享受国企无微不至的便利，每天跟着同事们挑选食堂制作的麻辣虾尾、砂锅、米线等半成品，在办公室的冰箱里存水果、熟食，在微波炉里热早餐，几乎把公司当成了家。但很快，工作从最初的简单重复，变得繁琐、荒诞，甚至让我感到耻辱。我开始思考，难道真的要在这里这样工作一辈子？

两年之后，2025年，我放弃了这份在人们眼中“稳定、体面、不受累”的工作，选择裸辞。

工作的两年里，我越来越意识到“国企”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这不是一份承诺一切的理想工作。在这里，存在着生产经营、发展壮大之外的另一种目的。这种目的是如此抽象，谁也无法给它一个精准的阐释，但同时又是如此具体，你能从长期处在这套系统的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中，看到它的痕迹。系统要求了具体的人，而具体的人又反过来形成了“国企”的动作。

我尝试记录下这套系统的痕迹在我眼前浮现的过程。根据编辑部的建议，我在国企的故事会分三篇发表，这是第一部分（CDT编注：第二部分点击此处）。在进入这家国企的第一年里，我从一个旁观荒诞剧的看客，逐渐成了荒诞剧的演员本身。演员会有自己的想法吗？

国企员工的一天

2023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垄断性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上班。我被分配到综合部新闻文秘室，算上我，科室共有五人，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内网系统里发布内宣新闻稿。

我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八点一刻到九点之前，是我缩在自己工位上悄悄化妆的时间。我会一边化妆一边装模作样看看电脑，时不时撩起眼珠子观察一下周围工位的同事们有没有站起来的动向。（入职一个月后我不再化妆了。）

九点之后，我开始工作，主要内容是审核发布各部门和地市分公司的内宣新闻。每天需要处理的新闻稿件基本稳定在10篇以内，处理这些工作显然用不上一天时间。只有赶上节假日，稿件数会浮动到十几二十多篇。

我谨记着已经工作的朋友传授的上班技巧，无论手里活多活少，都不能太快交付。为了防止表现出自己处理那些稿子太快，我会刻意把编辑好的新闻稿存在草稿箱里，每隔几小时点击一次发布。其余时间，我煞有介事盯着电脑，其实只是在看自己下载好的电子书、公众号文章，摸鱼突然回神时，就猛地乱点鼠标一通假装自己好像很忙碌。如果有时露出傻笑，则可能是在和朋友发消息。

中午通常是十二点下班，但十一点四十五的时候，大家就会自动从工位上起身。这时，莹莹姐会招呼我一声：“走小赵，吃饭走。”莹莹姐三十出头，皮肤白皙，额头光洁，说话总是不紧不慢。第一次见面时，她便对我格外热情，向别人介绍我为“新来的大宝贝。”所有人的分工中我也只对她的职责有认知：新闻宣传。我们同岗位。

饭后，我拉开工位上的床，宛如昏迷一般迅速睡去。下午两点半，我醒来，有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我恍惚地把下巴搁在桌面上醒神，直到同事突然响起的键盘敲击声将我唤醒，于是重复上午的动作。

下午五点多钟，我会再消失个二十分钟左右，参加一项 “捡外卖” 活动。单位食堂每天会准备可以外带的餐品，通常包含馒头花卷一类的主食，鸡排春卷一类的小吃，以及麻辣虾尾、砂锅、米线一类的半成品，供员工选购。每天早上，在外卖系统里抢外卖也是一项颇具竞争性的活动，紧俏的外卖如莲花菜包子、虾尾总是很快一扫而空。五点后，系统停止选购，没有抢上或者忘记抢外卖的同事就会下楼去捡漏，看看有哪些是未被订购或被取消预定的。第一次向我发出捡外卖邀请的人仍是莹莹姐。无论是否有捡外卖的需求，能站起来上下楼活动活动、打发下班前最后一小时的时光显然都是美事一桩，所以我总会跟着下到二楼食堂一趟。

有时捡外卖也可替换成“买水果”。国企的周边衍生物之一是小商贩。不需要什么特别高深的关系，顺着大楼外围的保安、保洁、会议服务人员，沾亲带故，再由这些人衔接上一两个大楼里的工作接口人，消息就有了进入楼里的通道。

品质和方便是这里最重要的两道敲门砖，好的东西，价格可以比市场价低，也可以比市场价高，楼里的人不大在乎，更用不着比价，总是能负担得起。除此以外，触手可得是最好的。2023年秋天的某一天起，一位出现在楼下的小贩满足了这两个需求。小贩是个门牙黑洞洞的老爷爷，他主要卖两种水果：小番茄和草莓。前者一年四季供应，草莓则春天上新。他常带着壮年的儿子送水果，父子俩总是开上一辆破旧的银色小三轮车直接到公司楼下。

为了买小贩的水果，公司有个专门的微信群，群主已经不可考，最开始建起来是因为买小番茄，因此群名就叫【xx公司总部小番茄】。群里有人反反复复催问“小番茄来了吗？”或者“草莓今天来吗？”小贩在群里的备注简单粗暴：菜农。有时群里催急了，菜农就扔一条语音：“正给你们摘呢。”再问什么时候来，回答又前言不搭后语：“最迟四点多，最早四点多”。

菜农一来，莹莹姐也问我要不要去买。我想起朋友说过小小的草莓更好吃，太大的草莓是打了膨大剂，凭自己很难找到这样便利可靠的货源，便欣然答应。才出了货梯，就闻到芬芳草莓香气。转出走廊，一撮撮中年同事，每人手里拎着几篮草莓，脸上挂着一种无差别的、喜气洋洋的表情。那种表情我后来见过很多次，中秋节发米面油的时候，春节前到公司超市成箱成箱拿年货的时候。那是一种没有理由不满意、不开心，进而无意识的、生理性的笑容。

我也那样高兴着，小跑步到小贩的车前。围着一辆旧旧的银色三轮，和办公室的姐姐一起嗅草莓，挑选草莓，享受14块一盒的内部价。再拎着草莓回到楼上。

终于，时间来到下午五点五十八分，手机充电器从插座拔出的声音渐次响起——办公室的同事们已经收拾完毕准备下班。我雀跃起来，跟着拔下充电器，插销离开插孔的钝响听在耳中充满快感。谁最先收好东西，便说“我去按电梯。”其实不过是出门前礼貌的一声招呼。随后，大家放轻脚步，观察四下无领导后迅速闪身到电梯间。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

同事们自有如此行事的理由——出于服务领导之便，综合部位于整栋大楼的顶层15楼，与公司一、二把手共享一层办公空间。我们所在的小办公室与公司一把手办公室正对着，一把手常会直接走进来下达工作指令，或者索要某项工作的材料。

小办公室里一共有8个人，我所在的新闻文秘室4人，部门其他科室4人。 在这个员工平均年龄超42岁的部门，我们这8人属于中坚力量。

偶尔，我会去到其他楼层的工区，气味在此时变得有存在感。以5楼或11楼为例，踏入工区首先闻到的是臭味。臭味与臭味则又有分别，11楼烟臭味重，5楼则更像夏天男生宿舍的汗臭脚臭味。我无从分析气味产生的客观原因，只从楼层同事的特征揣测。11楼聚集着跑工程的同事，多为中年男性，而5楼以数智业务为主，同事年龄大多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之间。

另一个气味存在感显著的地方是厕所。11楼的厕所散发着真正的厕所味，蹲坑的边沿也会残留秽物。这些信号明确提醒到访者：这并不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

而这些我都鲜少在15楼体验到。我所在的办公室，有时散发着水果的清香，更多时候没有气味。15楼的女厕所则总是散发着一股芳香，无论何时进入，总能保证有干净的坑位可上。

入职几个月后，我逐渐发现15楼小办公室的更多好处。办公室有一位经理负责物资管理，某天，她突然搞来一台全新的微波炉放在我们办公室里，就在我身后的位置。不久后，负责物业和保安管理的同事清理仓库时又发现一台小冰箱。从此，我过上了每天在冰箱里存水果、熟食，在微波炉里热早餐的生活，如同在家一般。

办公室里年龄最大的同事马姐，女儿只比我小三岁。上班时间，马姐常常会突然发问：“小赵在不？”

“哎，在呢马姐。”我应上一声。

“哎呦这个娃娃咋一点点声音都没有的。我还当你不在呢！”

“哪有哇马姐！我有声音，你没听见！”每逢此时，我都仿佛在家里和大姨撒娇一般回应一句。

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现在，来谈谈我的主要工作：发布内宣新闻稿。

那些稿子本身很简单，是最不新奇的企业内部新闻。无非关于今天哪位领导开了会，哪个部门开展了工会活动，哪个部门又进行了员工培训，或者哪个部门的某项工作又取得了进展。比如，工会活动的内容大致遵循“开展依据-活动现场-表忠心”的套路展开，领导调研则按照“行程概述-现场走访-领导讲话-表忠心”的结构组织。

我的工作也很简单：点开工单、下载附件、打开word文档、检查是否有错字语病，随后复制粘贴进新闻发布后台，加上图片，整理排版，点击发布。

新闻刊发在公司内部系统最显著的位置，公司级领导也常常浏览，甚至会评论新闻稿件，内宣新闻因此成为各部门展示自己的重要窗口。

头几个月，我常遇到不满我对稿件审核标准的人打来电话。第一通来自地市分公司的某位同事：我们那篇员工关爱的稿子为什么不能发？

我点开对方说的那篇稿子，一共两段。第一段讲的是分公司某位领导带着几箱饮料去县区慰问员工，提出鼓励。第二段是员工们很受鼓舞，表示一定再接再厉。一张图片插在文字中间。领导站中间，几个员工排在两边，面前摆着几箱冰红茶、娃哈哈。八月的大太阳底下，每个人都觑着眼、皱着眉，呲出笑来。

我告知对方，原因是新闻性不足，内容也比较单薄。对方声音尖利：可是之前都是这么发的啊，怎么现在又不能发了？

我感到对方难缠，皱起眉头向对方提建议：如果特别想发，可以再修改一下，挖掘一些好的故事。

对方妥协了。那是她第一次和我打电话，尽管不熟悉我，但这位同事明白现在规则掌握在我手里。第二次她再和我对接，说话风格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气亲热喊我“北鼻”。我表面上则若无其事地接受了对方这种调整，心下实实在在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和对方对抗式交流了。

当然，也有人不愿妥协。有一次，财务部一位主任提来一篇工会活动稿件，文章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活动中的游戏规则罗列一遍。我耐心写上修改建议后退回，这位主任照旧打来电话，我把修改建议重复一遍，对方应是。半小时后，我的直属领导——综合部副总经理任总打电话给莹莹姐，询问财务部的稿子是怎么回事。

我很谨慎，退稿前总会先问莹莹姐的意见。接到电话的莹莹姐向任总表示：确实发不了，小赵也和他们说了怎么修改了，他们没修改。并向任总展示稿件原稿。

对方“告领导”的做法让我意外，这和哭喊着告老师的小学生有什么区别？莹莹姐挂断电话，我忍不住这样向她吐槽，她软语说：就是的，让他们改也不改，我们新闻发布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就按规定执行。

莹莹姐还传授给我几种对方无法反驳的拒稿说辞，比如领导出席的一般性会议不发布是出于“八规”管理要求，党建类的稿子不发布是应党建部意识形态把控的要求，工会活动的稿子严加审核是因为内容新闻性不足，防止过度同质化影响领导观感。

几个月后，这种电话终于变少。我开始领略发布内宣新闻这项工作真正的技术含量：1.把握每一层级领导的名讳以及合适的位置；2.展示领导的良好形象。

一份新闻稿，若每位领导都在场，首先要严格按照其位置高低排列名字，一二把手是最好确认的，随后几位分管领导的位次却并无书面明文规定，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从大会通知或印发的文件中寻找参照。不同领导拥有不同的头衔，党内职务排在最前面，到底是党组、党委还是党支部，需要格外注意。

除了头衔，领导拥有的动词也不相同，如果是公司内部领导班子集体出席的会议，往往是二把手“主持”、总经理“出席并讲话”，其余副总经理及纪委书记“列席”（这里还需特别注意，只能说领导“发表讲话”，而绝不能说领导“发表重要讲话”）。

其次，领导的位置高低也是相对的。倘若是省政府或集团公司来了领导，自然是政府、集团领导名字在前，负责主接待的公司领导在后（通常是公司一把手），其他陪同的分管领导一律甩到文章末尾，用“xx副总经理陪同接待”一带而过。

我不是党员，甚至连团员都不是，上学时没做过学生干部，对我而言，这是一套完全陌生的规则体系。我没有明确的操作指南，全靠从过去的新闻稿里找参照，如果有些问题新闻稿不能覆盖，便向公司发布的文件中找答案。通常，党建工作部与综合部（新闻文秘室）发布的文件最可靠，作为“专门干这个”的部门，这些细节不允许出错。

第二类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是展示领导良好形象，主要指领导图片的拍摄和把控。

每当公司领导在办公楼内有接待活动，我就要负责拍照，为此，我总结过做好这项工作必备的几点要素。脑子要快，走位要活，同时还要具备信念感——“出图高于一切”，唯有如此，才能支撑摄影师站在所有领导与来访嘉宾正侧面。但同时，外形气质上，摄影师最好低调、没有存在感，站在那里也如同不存在一般。

莹莹姐很擅长这项工作，一次我和她一同拍摄，只见她脚步轻快地穿梭在人群中，一个跨步就能精准站在合适的位置，拍照时她总是微微收敛下巴专注盯着相机，一旦确定有可用的图片立马放低相机稍微躬身退步出场。我全力地模仿莹莹姐，把工装和相机当我的隐身斗篷，几番后心态也逐渐平稳下来。

内宣稿件里照片的把控也很重要。领导笑的太亲切、幅度太大不能放，领导表情太严肃、太疲惫也不能放，领导弯腰、驼背、头前伸、跷二郎腿或视觉上手垂落裆部的照片当然更不能放。

有一次，公司一把手到地市调研，被某些情况触怒，现场训了人。我对研讨现场的情况并不知情，处理稿件时只觉得领导表情有些严肃。不想这张图片竟然招来公司二把手关注，二把手的意见经过了几道曲折才传达到我的耳朵里：“领导明明都那么不高兴了，这种照片你们也放？”闻讯，我一边阿Q地安慰自己“反正没骂到我头上”，一边赶紧撤下那条新闻。

新难题：如何让自己显得忙碌

上班几个月后，我发现“显得自己十分忙碌”是比做工作更有难度的事情。而这件高难度的事情，我最终没能完成。

2023年12月20日，下午三点多钟，我突然接到任总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趟。挂断电话，我赶忙从厕所出来，奔回办公室抄上笔记本往领导办公室赶去。任总笑着招呼我坐——这位80后副总经理总是如此谦和地微笑着，眼角绽开几道鱼尾纹。随后，他眼神落在桌面上，似乎在思考：“是这样的，刚刚刘总来找我，说她分管的几个科室里头，马姐工作任务太重，想把咱们部报账的工作交给你干，她认为你也是新人，需要在各项工作内容中锻炼。”

刘总与任总平级，是综合部另一位副总经理，分管部门另外两个科室。我意识到谈话的内容似乎并不简单，语气飘忽地“嗯”一声作为回应，开始无意识地按动圆珠笔屁股上的按钮。

任总显然早已想好对策：两个科室各自报账。顿了顿，他继续说：“但是这个事情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想法，因为刘总就觉得新员工嘛，我们刚进来的时候也是啥都干。”

我皱起眉头，挺了挺自己勾着的背，眼睛却只盯着笔记本上的白页看。我应该说什么？大拇指继续碾着圆珠笔屁股发出细碎响声，我语速缓慢地开口了：“嗯……我觉得报账这件事上，我和您的想法是一致的，还是干自己职责内的事情。然后……意思就是马姐那块搞不过来了吗？”

任总对我的问题一带而过，很快将讨论拉回到我们科室。他好像是担心我：“之后刘总可能也会单独找你，到时你可以告诉她你手头的工作，新闻信息的审核，舆情，或者文件……怎么说呢……”领导声音越说越小。我从鼻子里叹一口气。领导沉默了三五秒：“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在他们眼里你工作量不够。”

我尴尬地笑了，领导也跟着笑了：“就是你不能给人这种感觉。或者你干活怎么能让人知道。你毕业后直接来的省公司，他们当时进公司都是先到分公司，什么都干，就比较苦，承担的确实比较大吧。”

这不是任总第一次表达我“承担不够”的想法，第一次谈话时，我甚至没有理解领导的意图，第二次谈话后，我开始思考自己面临的情况，在笔记本上罗列了一页我能观察到的、新闻宣传岗位的工作量：且不论怎样才算“承担够多”，我目前手头所有的工作都由莹莹姐分配，即便我想要主动承担，看起来也毫无通路。

但这无疑是领导表达最强烈的一次，我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只会点头，要抓住机会表明自己的问题。这场谈话进行了四十分钟左右。从任总办公室离开，我意识到必须行动起来给自己找活儿了。没费很大力气，我想到了一个点子：趁着年底办工作会的时候策划一期工作会幕后筹备vlog。这既符合任总一直以来想要提升部门在公司口碑的需求，又能赚取部门同事一些好感。

拍保洁为大会现场做清洁时，负责物业管理的同事站在一旁，突然凑近我用一种自己人的语气悄声说：俺们这些人一直干的都是些脏活，谁逑管你做啥了？现在这个机会正好让大家都看看，要我说，把什么保洁大姐扫厕所的都拍上才更好呢！ 

就是的！这都是我们的工作！我笑着应和。

年底工作会之后没多久，我的直属领导换了，任总被调走，新来的领导叫周玉珍，来自党建工作部。她四十出头，每天全妆上班，长发松松从脑后结成一条辫子搭在肩膀一侧，发尾总是缀着与衣服色彩相呼应的绑带。

办公室同事称新领导为玉珍姐——因为她总经理助理的职位还不够资格成为“玉珍总”，自然也无法享受独立办公室，只好与我们在同一办公室办公。玉珍姐上任第一天，就找我单独谈话。她与我沟通职责分工问题，“沉淀 ”“担当” “积累”是那场谈话的高频词。我不做他想，只当是新领导上任的例行动作。但之后三到五月，玉珍姐保持着一月同我谈话两到三次的频率。

谈话随时可能触发。新员工考评打分结果出来，她与我谈心：“我们新闻文秘室每个人都要像一根柱子一样顶起来，科室每个人都很辛苦了，你是新人，更应该给自己多加压。”安排我出差的间隙，她也要抓住机会谈一场：“工作不仅要赶着往前做，还应该主动做。你要靠前谋划你的工作。你是新人，现在正是你沉淀的时候，不要计较一时的得失。我们当年进公司的时候真是啥都得干，我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我真的特别希望有人能像这样和我说这些话。”

小会议室成了我和她除办公室外最容易同时出现的场景。每次她说出那句“小赵，走咱俩出去一下”，我就知道要发生什么，夹起笔记本自觉地尾随她走进那间会议室。进了会议室，她一手拍开灯，一手拉开一把椅子坐下，我则掩上门，转身，在昏暗的光线里，拉开和她隔一个位置的椅子。

几番谈话后，我对玉珍姐要说的话已经完全有预期，坐在她对面，垂着眼睛，在她需要回应的时候 “嗯” 上一声。直到四月下旬的某一天，一季度员工绩效考评结果出来了，按照规定，领导需要请员工确认。手掌宽的绩效工资条摊在桌上，玉珍姐用手指戳着我的C等级，问我：“难道你不想拿B吗？你好好干，多多承担，绩效上去了，到手的钱多了，自己也高兴是不是？”

这好像是一个我不得不回答的问句，我只好含混着回答：“是，我也觉得拿B好。”对方因为这句话更加燃起激情，声音又拔高几分：“对啊！成绩干上去了，大家都高兴对不对？还是要多承担！你看像莹莹那样，她现在任务真的很重，我们科室现在情况真的非常紧张，我来综合部也是带着自己的工作来的，我实在没办法再帮大家分担，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一根柱子一样，能挑起大梁，独当一面。”

我忘记了自己什么时候抬起的头，眉头紧紧拧在一起，盯着她涂了大红色口红的嘴巴一张一合。终于，在她安静的间隙，我由衷困惑地发问道：“到底怎么样才算承担够多呢？交给我的工作，我没有一件是不干的，现在外宣新闻权限还没有向我开放，我没有合作的记者资源，但我看到好的线索也会编辑好交给莹莹姐，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要怎么才叫承担够多？”

玉珍姐大概没想到我会反问，愣了一下，手指重重往桌上一点发出啪嗒声响：“好！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就把外宣的权限给你打开，你来负责这一部分，可不可以？”

我不想全盘接手外宣工作，对于没有投放渠道的我来说这项工作是完不成的kpi，但“没有渠道资源”又成为了对方论点的支持，玉珍姐大声地下了结论：“所以说要你跟着莹莹多干多学！”

这之后大约一周左右，我突然接到莹莹姐打来的电话，让我第二天接待一位电视台记者到地市分公司采访。我一边殷勤接下别人递来的工作，一边唯恐领导觉得我做得还不够。四月底到五月中旬，我密集出差，期间白天参加培训，晚上处理各项工作，发内宣新闻、改外宣稿子，做节日策划。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我们部门每年都会和一些央级媒体以及行业垂直媒体签合同，稿件由这些平台负责发布即可。除了一两个本地官媒报社记者需要从我们这里拿一些素材以外，更多的外宣工作人脉资源积累，实际与公司拨付的宣传费直接挂钩。

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的心态轻松许多。编辑外宣稿件也算是相对令我感到舒适的工作。但处理了约十篇稿子后，我发现自己被一套陈旧的语言系统支配了。

比如某部门给某政府单位打造一个监控平台，安装摄像头并加上AI分析功能，业务部门就会将事件描述成“数智赋能某某领域精准监管”，对项目具体内容则一带而过。我不得不为此打电话反复确认这项工作的原理及亮点，但就算明白了项目的原理（及水份），竟然也找不到 “数智赋能”之外的其他语言。不仅如此，对接几次后，我发现当地官媒记者也钟爱这种表述，带着“数智赋能” 这类字眼的稿子总是会更快被采纳，我猜想这也与报社内部编委的偏好有关。

除了“数智赋能”，“打通链路”“构建生态”，也是常见词汇。所谓“构建生态”是指有两个及以上的相关项目，“打通链路”则指两个项目之间在工作过程中相互衔接。我尽量通过回归事实来拒绝这些高深莫测又笼统含糊的词语，在标题里写明公司做了一件怎样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总结出，偏向基础设施建设、实体项目建设的部门提交的素材往往更容易达到这个标准，因为工作内容必须落到实处，不含水分且容易量化。

直到某一天我重看人物杂志2021年发布的《互联网大厂的黑话困局》，才意识到，原来这些让我难以超脱的语言，早在2015年就已经在大厂中流行。而如今，它们充斥在我的四周。新闻稿甚至称得上黑话含量低的领域，在向领导得到汇报中，“以XXX赋能某某某场景”“以XXX为抓手深化某某某工作”“打通某某链路，加强某某感知”“构建某某生态，打造某某体验”这类句式更加泛滥。平日同事交流工作，也爱说“颗粒度还不够细”“拉齐一下进度”。

新领导也改变了办公室氛围。从她搬来小办公室的那天起，家长里短的闲谈和捡外卖活动都消失了，更不会有人在五点五十八分拿起包走向电梯。每一个人都默契地延后了自己离开办公室的时间。

莹莹姐恐怕是唯一的例外，她依旧在六点后准点拔下手机充电器，只是走得更加悄无声息。我后来观察到，衣服的放置地点是她“无痕”下班的关键。冬天厚重的外套，莹莹姐总是挂在办公室进门的衣架上，因此每次下班她都像“暂时离开工位”一样走到门口，再拿下衣服飘然离去。我想效仿，但挂架上还盛着马姐、物业姐、文件姐的大衣，已经没有新加入一支衣架的空间。

线下阵地的意识形态检查

我的直属领导周玉珍之前任职的党建工作部，在我司一直属于强势部门。这除了与大环境相关，也与集团公司整体考核办法挂钩。按照集团规定，生产经营相关的各项考核，不盈利的省公司没有参加评优的资格，而党建考核是个例外。由于我司仍处在亏损阶段，党建考核就成了将领导送上集团公司表彰大会领奖台唯一可能。（2023年我司确实在集团党建考核中取得优秀成绩，这块奖牌也成了2024年我工作中常常涉及的热点。）

在考核的指挥棒下，其他省份在集团党建考核中的目标是“不出错”，而我司的目标却是“要出彩”。为做好管理，就涉及到党建工作部每年很重要的一项工作：省公司党建考核。

省公司党建考核工作采取部门互查的方式。刚入职不久时，我、莹莹姐以及一位巡察工作办公室的男同事陈哥，就曾被党建工作部抽调，到各地市检查“线下阵地”是否符合“意识形态”规范。

所谓“线下阵地”，通俗来说就是地市分公司的企业文化宣传栏、宣传墙及各种海报，下属营业厅也在检查范围之内。而至于规范具体有哪些要求，很遗憾，出发前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具体的检查标准。

每到一地，我们双脚才踏下车就有人急急忙忙来迎接我们，虽然接待的人口中亲热地寒暄 “来了”“路上辛苦了”这些话，但面上却是掩不住的不安，因不安又更生出几分谄媚，笑容仿佛是扯在脸皮上。我看到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同事如此客气又敬畏地伴在我身侧，又始终落后我半个身位，只觉得手足无措，谁对我笑，我便也对谁抿着嘴笑，边笑边微微点头，试图通过表达友善让对方对我的态度自然一点。但对方显然无法因此放松下来，毕竟他们怕的是我所代行的、由党建考核赋予的权力，而非我本人。地市分公司平均每月都要迎接至少一次来自省公司的检查，他们比当时的我更清楚检查的实际情况。而一旦检查没有标准，会发现什么问题也就无从想象了。

我的年轻和友善没让迎检同事放松，倒是让她们意识到了我并不是主导这场检查的人。不再有人环绕我周围，我乐得清闲，一个人缀在检查队伍的后面。这家分公司有一间位于办公楼院外街面上的营业厅，我们的检查就从这里开始。

每到一面墙或者通告栏边，我就学着莹莹姐和陈哥的样子仰头看。由于事前没得到任何检查标准，因此实际检查中，陈哥和莹莹姐也只能凭自己理解来查找问题，比如对领袖的称呼、中央各项会议、文件中涉及的专有名词表述是否正确，重要时间节点是否有误等等。

没有哪个地市分公司会在经历了数场检查后还犯下这类“政治性错误”。但陈哥坚信一个道理：对于检查问题的人来说，“无问题”也是一种大问题。没有问题，就要扩大检查问题的范围。我们检查完营业厅后，步入院内办公楼。玄关处右手边便设有一个公告栏，一行人驻足沉默地打量着，陈哥盯着其中一张寡白的打印纸半晌，突然说：你们这个xxx他的党费交这个数？

地市同事显然没想到对方会问这个，愣了一下后回答：嗯，是啊。

陈哥露出一种质疑的笑容：不可能！他都什么职级了？怎么是这个数啊？这肯定交少了！

地市同事将信将疑地回答：没有吧，他的职级就是这个呀。

陈哥见地市同事还坚持自己的主张，断然地把手一挥：咋可能呢？你们这肯定有问题！

迎检单位是不能直接与检查组理论或争执的，因为一旦把握不好分寸就会沦为“态度不端正”，某种程度上，态度问题将直接影响检查结果的走向，于是这位同事最终决定息事宁人，承诺之后让相关人员再核对。

陈哥大体满意了。我们离开这个公告栏，爬上二楼。二楼大厅处，有一张企业文化立牌海报，陈哥又走向这张海报，这次他的话说的倒是更快：这都是多少年前的海报了呀？这公司广告语都换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儿摆着？

我看着那张海报，印的是集团公司统一的slogan。海报或许是几年前的，但slogan并没有变化。然而地市同事大概是因为海报落款时间的原因自觉被捏住了把柄，也不敢争辩，直接喊人把海报收下去。

陈哥点点头，我们继续向里走，走廊里有一面墙用作企业文化宣传，贴着很多照片，我看到这类墙面就自觉停下，装模作样开始“检查”。但陈哥又发现了问题：这个照片墙，怎么老总的照片一张没有，副总的照片这么多？

陪同的同事又赶紧点头应是：对对，主要是去年X总来我们这儿多……

陈哥不依不饶：那也不行啊，还有这宣传手册，这都是前任一把手在的时候的，现在老大都换了你们还看这个？

就算是我，也能分辨出 “没有现任大领导的照片”和意识形态规范并没有什么冲突。我盯着陈哥的背影，他年届四十，身材宽短，油腻的头发盖在头皮上，行动间双手背在身后，更挺出大肚腩来。迎检同事说话或打招呼，他一概不怎么搭理，只把眼光往说话人的方向一转，从鼻腔里哼上一声作为回应。但他自己说话又毫无征兆，往往盯着一面墙看着看着，突然语气轻飘飘地丢出一句话，随行迎检同事常常听不清，便只得急急忙忙凑近他身边。

我们一路检查了员工休息室的宣传墙、各办公室墙面上的内容。最终没能在这家分公司再发现任何问题。走吧。陈哥说出这句话时，我从陪同接待的同事脸上看到了今天自见面起第一个发自真心的笑容。一行人返身上车，我照例走在最后，这时迎检的同事突然快走两步，和我挨着肩，悄声问道，我们那个旧海报，算问题吗？

在我看来，这当然不是问题，但我无法保证其他人的想法，于是向这位同事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说，这个我们之后讨论一下。

关上车门，陈哥从副驾驶上扭过脸来问我，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手里捏着用来记问题的文件夹，摇头回答。

那就把那个旧海报记上。总不能一个问题都没有吧？陈哥边说边回过头，将身体向后一送，舒适地靠下休息了。

欢送会

2024年4月，莹莹姐陷入了神秘的忙碌，她与我们的直属领导周玉珍一会儿谈到找照片，一会儿又商讨什么音乐，我听出一个大概，好像是在做一个电子相册。音乐反复几次没能通过，莹莹姐嗔怪地向周玉珍抱怨：哎呀，他到底想要个什么音乐呀！

她们指的是严总——新来的部门领导，周玉珍的直属上司。严总因为对音乐的不满光临我们办公室，表达意见：内容没啥问题，背景音乐“催情”一点！

那一瞬间，为了抑制自己的爆笑，我不得不用右手紧紧按着嘴巴。周玉珍不可置信的声音在我右后方莹莹姐工位上响起：催情一点？

严总肯定地回答，对，催情一点！

但我没想到这场活动里还有需要我参与的部分。四月底的一天，莹莹姐突然叫我，小赵，下午四点半欢送领导，我们两一起到1401拍照。

1401会议室常用来举办合作签约仪式、召开公司级领导决策会。我们要欢送的是一位资深的公司级二把手。为了安置公司各部门领导，会议室里的小桌全被替换成椅子，每边挤挤挨挨地各摆两排，算上公司领导，平时容纳二十几人的会议室生生装下将近五十人。

作为合格的摄像或者文秘，比领导提前到达会场是基本要求。我端着相机，先是坐着，随后听到外面有动静又赶紧站起来。不久，各部门领导到场，按名签坐好，没有人高声说话。我在会议室的一角站好，紧盯着门口，从公司领导一只脚跨进这间会议室的门起，我的快门就要动起来。

十几分钟后，公司一把手缓缓步入会议室，他边朝里走，边回身让人，紧接着退休领导露面了。短短三十秒里，会议室先由低语嗡鸣声转为鸦雀无声，紧接着又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一直持续到所有领导都入座方才结束。

严总负责主持会议，他拿着话筒站起身来，还没说两句话，已经哽咽了三次，勉强说完“综合部特意为齐总（退休领导）制作了一个纪念相册，并邀请在座领导过目”后，他坐下来，摘下眼镜擦眼睛。

周玉珍按下播放键，那首“催情”的旋律在拥挤的会议室内响起。我一会儿看看视频，一会儿看看众人反应。不多时，会议桌上有位我不认识的女领导开始抹眼泪，再过一会儿，两排座椅间也传来啜泣声。我一边举起相机按快门，一边怀疑：这眼泪到底是不是真的？领导只是退休又不是死了。

片子播完，严总情绪也整理好了，欢送会进入领导发言环节。现任一把手第一个发言，随后退休领导回应，紧接着，其他公司级副总也一一发言。直到此时我才理解这种在我看来用力过猛、粗糙滥制的煽情电子相册到底有什么意义——在座诸位公司级领导，发言时无一不提到一句“感谢综合部”。

那场欢送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场所有领导都逐个发言，会议结束时已近六点。这是退休领导此生最后一次下班，公司派出的车辆将准时送领导回家，一群人浩浩荡荡下楼。我和莹莹姐自然比大部队更快到达一楼，为大合照提前做好准备。

六点一到，早已准备好的司机师傅将车缓缓驶到大楼正面，退休领导一只胳膊抱着大捧鲜花，另一只胳膊频频向大家挥手，直到退步至车边，他才转身钻进车里。在那里，严总早就为他打开了车门。

一个急难险重的任务

四五月份在反复的谈心谈话和我急迫地出活自证中流过去，六月，玉珍姐对我经手的外宣工作提出表扬。谈话开始变少，我们度过一段相安无事的时光。

七月中旬，一个周五的下午，时间马上到六点，玉珍姐快步走进办公室，语气焦躁地叫我们开会。下班开急会，准没好事情。果不其然，她告诉我们，七月底开半年工作会的那天，恰好是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严总让我们科室做一个纪念视频，在大会一开头播放。这时距离开会只有10天了。

啊？会议室里没有人贸然搭腔，只发出一些表达惊讶的语气词，好让玉珍姐的话能够继续往下。

玉珍姐不看大家，皱着眉头盯着桌面，继续说，严总这个人真是的！我都和他说了，还有十天了，我们就这几个人，这怎么来得及？

而后，她举起左手在脸颊旁边挥了两下，仿佛那里有只苍蝇：唉说不通！反正现在就是我们得做这么一个片子。

“说不通”是意料之中的结局，尽管玉珍姐表现得怒气冲冲，但我猜想实际沟通中她也不过抱怨了一两句领导要求来得太急而已。领导的命令不能违抗，只能温和、微弱质疑，最主要的是，质疑几乎都是无效的，必须落实。无论那些要求多么紧急，多么繁琐，多么不讲科学，最终会归结成“急难险重”四个字，而克服“急难险重”是一个员工必须要做的。

大家眼观鼻鼻观心，都不说话。玉珍姐继续发言，我觉得我们这个片子的目的肯定是要感动大家，可以体现一下公司二十五年发展的历程，形式可以新一些，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片刻时间，我真的以为“新的形式”是指真正像制作一支广告片一样，拍摄、剪辑，但接下来的往来讨论很快让我回归现实。大家挨个发言，但基本无人超出玉珍姐的思路框架：既然是二十五周年，可以选取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图片和时间节点，做成宣传片。和往常一样，所谓宣传片，不过是图片套上AE模板，再配上旁白和音乐，形成一种视频感。我坐在会议室下首位置，在笔记本上记了几个关键词，接着被玉珍姐点名——小赵，这次的工作就交给你来做，可以吗？

我环顾四周，其他在座同事都低着头，玉珍姐则直直盯着我。我觉得自己没有拒绝的权利，但同时也明白，这次纪念片对领导来说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政治任务”，这就意味着我不必独自承担一切。于是我清清嗓子，答应下来。

玉珍姐欣慰地笑了，说，好！这次真的是急难险重的任务，你放心，我们都会支撑你的。

当天下午，我的电脑里拷进十几G的图片资料，桌面上垒起高高一摞过去的纪念册，并嘱咐一直合作的广告公司为这部纪念片的剪辑留出时间。整个周末，我都在做图片整理和资料梳理工作。

第二周，玉珍姐对我的资料梳理成果表示了肯定，但不满意我的视频文案思路，让莹莹姐重写一版，同时，她提出图片的修改要求：

已经落马的官员领导首先剔除，场景重复的图片也不要，人不好看没有“精气神”的也不能要。内容增补方面，25年来历任领导班子都必须有合照一张，现任领导班子年轻时的照片则最好人人有份；素材不能全是过去的照片，必须体现公司的发展和定位的变化；成果当然来之不易，但还要表明这得益于公司全员的共同奋斗……

我按照她的要求，向各部门四处征集询问补足素材。要体现是全员奋斗的成果，就要多放普通员工，但普通员工太多则淹没领导。几次沟通后我揣摩出办法：多放过去的员工和现在的领导。实在需要一些近年来工作场景的图片，就联系一线人员现场摆拍。

历史资料基本梳理完毕后，体现 “现在的发展水平”是要补充的关键信息。歌功颂德的事情无论如何夸张都不为过，而由谁歌颂显著影响最终效果。玉珍姐让我拎出当年内获得重要奖项的团队拍庆祝视频。于是，相关同事们接到我的通知，从不同工区赶到我所在的办公楼，在平日休闲会客的中厅里站成一排，一边大喊“齐心协力、斗志昂扬，二十五周年快乐！”一边手握成拳胳膊有力地向下一划。

准备好旁白台词，按照台词内容逐字逐句对照好要照片顺序之后，制作环节就交给了三方公司，一个大约有十来个员工的广告工作室。素材交付的第二天，玉珍姐带着我和莹莹姐专门驱车前往广告公司，专程给剪辑师讲片子的站位及重要性。

第一版片子周六发来，我微信发给领导，玉珍姐很快回复：太丑了！太土了！边框太粗、模板不大气、没有科技感是她主要不满的地方。

我和她一起去广告公司现场沟通。边框太粗、颜色太俗是最好解决的问题。丑的颜色可一律替换成我司logo主色，边框太粗也可缩窄。至于所谓科技感，就是在实拍的画面上加上蓝色网状、光子、粒子特效，营造出一种万物互联的炫酷感觉。但“不大气”就是一个需要结合段落语境来解决的问题了。比如在第一段，当台词内容是高举党的旗帜、感谢集团公司指导以及回忆历任领导班子的坚强带领时，把模板做出“没有模板感”（即没有明确边框）就是大气；但到了第二段，回忆公司业务发展历程时，带有明显边框的模板又无伤大雅。

就这样，片子改到第三版，玉珍姐大体满意，将内容呈给部门领导严总看。由于时间紧张，再加之担心严总无限制地提要求影响进度，玉珍姐向严总建议，请公司级分管副总一同审阅，严总接受了。

审片现场果然不出玉珍姐所料，提建议以公司副总经理——严总的直属领导为主。但等公司副总经理离场后，严总终于还是提出自己的要求。那些要求堪称朴素，但又最为麻烦。他要求我们做片子的目的非常纯粹，就是让领导高兴。如何让领导高兴？严总的理解更加简单：多放领导照片。

“把领导单人的照片放上几张”指的是多放公司一把手、二把手及我们部门分管领导的照片。有些公司领导照片的处理则微妙几分。比如分管市场部的副总，据亲身为这两位领导写过某项工作汇报材料的市场部同事说，这位领导与一把手的工作思路常有出入，他的照片既不能放的多，也不能不放。

反复多看两遍片子，严总突然又出声：“书记的照片怎么才一张？也再多放几张！”书记是从外省调来的领导，她的照片再多一些，也不影响其他领导的看法。

一句旁白能对应的照片数量是有限度的，如果增加太多张照片，画面就会因图片闪现过快令人眩晕。而领导的照片要出现，也需要符合语境，否则谄媚的意图就体现的太露骨。玉珍姐是文秘出身的领导，对叙事的整体性有追求，她似嗔怪似玩笑地说道：“哎呀严总！不能那么放！我们这个片子是为了公司整体25周年，又不是领导宣传片，放多了我就怕不合适！”

严总与玉珍姐二人早就共事过，他们自有一套相处模式，听到这番反对，严总也不恼，只是把脸转到一边：“哼。啥不合适，你就是政治站位不够。”

玉珍姐哈哈大笑，“哎呦严总，你又批评我！我们早就知道您的要求，你看这每个领导年轻的、现在的照片都放了！结果还说我站位不够呢！”说着她含笑看向我，似乎要寻求某种认同，我便也赶紧赔笑。

然而玉珍姐的劝阻终究没起什么作用，“加照片”成了严总贯穿始终的修改要求，直到大会召开头一天晚上九点，大家都在紧锣密鼓布置会场，我在试片子调适设备，他独自一人双手抱胸，赌气似的坐在一边，要求我“再加两张一把手照片”。

在一轮轮追加的、逢迎力度再大一点的修改要求中，审美是最先需要被抛弃的东西，它不会让我获得认可，反而成了让领导觉得“你不够聪明”的累赘。

大会前一天下午，严总突然说片尾“不够大气”，我不得不到广告公司和剪辑师一起挑选模板。模板库翻过近十页，有一款模板吸引了我：深蓝的天空、巍峨的雪山、急促铿锵仿佛下一秒我军就要开拔前线的BGM，以及伴着“轰隆”音效如同炸弹一般向画面正中心袭来的字幕，我一拍大腿，就用这个！

剪辑师蹙起眉头，嘴角向下撇着，眼睛不看我：啊？这行吗？这风格完全搭不上啊，这肯定过不了。而且人家这个效果好看是因为字少，你们这么多字，折行了也不好看啊……

我读书时做过广告实习，那一瞬间我仿佛从剪辑师脸上看到了从前的自己。诚如他所言，片子上一段讲的还是公司如何关爱员工，大家如何一同携手向未来，下一段就进入激昂战斗的音乐画面，两种氛围完全无法融洽衔接。但在原脚本中，片子本来在员工关爱与“携手向未来”之后就该结束。无论是战斗风格的特效，还是这个特效所要承载的喊口号表决心台词内容，都诞生自领导意愿。既然如此，领导的标准就是这一段的标准，字幕一定要大，出字幕一定要加上哐哐的特效凸显力度，至于折不折行、有没有排版根本不重要。

我笃定地告诉他：就选这个，肯定能过。

果不其然，不到十分钟，玉珍姐发来消息：“严总觉得这个效果很好。”紧接着她又追加一句：“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也用上。”

我长舒一口气，同时意识到，揣摩领导意图、迎合领导心意，这些我以为自己永远学不会也不愿意学的东西，自己还没意识到，就已经全部执行了起来。片子终于定稿已经是当天晚上十一点左右，我给朋友发去消息：“我的片子终于做完了。”

朋友：“哇怎么样，给我看看！”

“不可能给你看的，这东西不能给我任何一个朋友看，这是我一辈子的污点。”

“像专业的记者那样”

第二天，我负责会场拍摄，这项工作考验一个人如何能把自己存在感降到最低但又不至于偷感太重。但我没想到还有意料之外的任务。拍摄到一半，本来负责给公司一把手翻PPT的小利姐，突然站起来走到主席台旁侧，不伦不类地举起手机。

现在称呼小利主任或许更加合适，不久前，她刚刚从我的同事升级成了科室三级副经理——公司最低级别的领导。对应公务员体系，类似办公室主任。

我莫名其妙，但没当回事，继续自己的拍摄。等我拍摄到主席台旁边，小利主任招呼住我，向我传达严总意思：去拍显示各分会场实时画面的电视屏，会后要抽查他们的会场纪律。

我觉得搞笑，但还是听令行事。分会场几乎每个人都没有听会，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每天都开会，当然什么会对大家都不再重要，但在高层看来这就是不严肃会风会纪。

地市分会场都是通过视频接入大会现场，要看分会场，只能拍电子屏幕。屏幕设在领导主席台对面，我便在主席台旁找了个角落。拍了一分钟，一回头小利主任又招呼我，再次向我传达：去拍我们现在的会场。

她边说边划拉手机，我瞥到严总发给她的几条消息：

笨。

像专业的记者那样，弓着身子拍。

别被人注意。

“像专业记者那样” ，耻辱感瞬间涌上我心头，我想到这些满脑子只知道向上负责、只有形式主义的国企领导对“专业记者”的定义，想着自己如今做着不伦不类的工作，在写企业软文里找一种“从事文字工作”的欺骗感，把一些注水项目说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当地群众需求。我笨拙又疲惫地被这些毫无意义的、相互监视的、形式主义的工作驱赶着，一边想，人耐受度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我的精神好像一张被反复揉皱的白纸，越来越软烂、越来越毛边，只靠纸浆的纤维维持着大概整体。

我不想做了。最终所有的情绪都化成这一个想法。我站直身体，目不斜视，大步流星经过大大小小的领导，从会场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莹莹姐正坐在那里。我对她说，严总让拍会场纪律，我也不知道他是个啥意思，要不你去拍一下吧莹莹姐。

莹莹姐没有提问也没有拒绝，她笑眯眯地接过我手里的相机，语气温和地回应：他又搞啥呢嘛，行呢我去看看。

我在最后一排坐下，看着科室同事们围绕着这个会场忙碌，仿佛在看一出舞台剧，思绪飘到很远。小利主任仍在主席台左侧的小桌子边为领导翻PPT。她几乎和谁都能以一种“自己人”的姿态聊起天来。那种“自己人”的表现方式是很统一的：对方或许因为等领导、或者工作需要而来到她的工位旁，两人先是语调正常地寒暄抱怨两句最近的工作，随后，声音猛地低下去，像小鱼潜入了水面之下，潜行一段之后又若无其事地露出水面，回归正常音量，话题已经是新的一个了。 

平日里在走廊或者门口与她迎面碰上时，她的笑几乎像龇牙咧嘴。嘴巴平平拉开，嘴唇吊起来，苹果肌跟着上移，将两只眼睛挤成眯缝状态。我想起某个早上，严总来到我们办公室布置工作，提到她时说道，小利，马上你身份就变了，说话做事更要注意知道不知道？

我坐在小利主任身后，听到这话恍惚间还以为是后宫里哪位妃子新晋了位份，抬头去看，只见她探着颈，微微低着头，下巴往里收着，好像是有无形的重物压在她的颈背上，嘴角抿出一个笑。

大概是因为“身份变了”，那段时间她也格外热衷教我一些职场生存之道，比如如果有人要突破我的工作原则，我一定要通过正当的手段给对方制造难度，让对方知道想要从我这里突破没那么顺畅。再比如和玉珍姐沟通做半年工作会PPT时，我不应该说“今年做的简单一点”，因为玉珍姐并不知道我去年做片子的“颗粒度”，在玉珍姐听起来这话就仿佛我在怠慢工作，当然也是怠慢新到综合部的领导本人。

一开始我充满感激地接受了，直到昨天晚上，我才识别出她“调教”我的意图。十一点，我从街边影印店打印完明天要用的会议资料，看到严总在群里发通知要求大家第二天提前一小时到单位。这条消息对我、甚至是我的科室没有意义，我们只可能比领导要求的时间到的更早。我因此没有回复“收到”。然而第二天醒来，我看到小利主任消息，她截图了那条通知，说“这种时候，还得整整齐齐到位哈”。她也是当晚我们科室内唯一回复的同事。

我想起她对我说“让领导欠你东西是件好事”，想到她生病后宁愿午休时在工位睡觉到三点也不肯请假回家休息。在我看来，这些行为除了作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姿态以外，达不成任何实际性目的，是完全没必要的苦情。而她竟然还想把那些我觉得不屑的做事方法灌输给我。我心中顿时警铃大作：必须让她知道我不是对一切照单全收的傻白甜。我没回复这条消息。

而就像这场大会中给领导翻PPT一样，综合部的秘书好像永远伴在领导旁侧某个边角位置上，低眉敛目，随时接应，或者准备随时消失，像古代侍立皇帝身侧的太监。无论是否属于综合部的职责范围，公司领导只要有需要，就会推门进来要东西。当然，他们也会对科室有所表示。比如小长假前，公司二把手曾突然走进办公室让我们提前几小时放假；公司举办美食节活动时，领导们为了体现“关爱员工”要挨桌向员工敬酒（员工喝的都是饮料），到我们科室这一桌，二把手总会说，哎呦这几位可是要好好敬一敬。

然而实际上，无论领导如何口头肯定，人员的配置和奖金的分配才真正体现出一个部门的重要性。部门奖金等级评定，综合部永远是最低一级，文秘室也无法在绩效考评中多拥有几个评A的名额。没有人会在表面表达对综合部的蔑视，但私下里，某位市场条线下属单位的三级经理，在得知我以校招生身份进入综合部后，不屑地向他的下属说：年纪轻轻就去综合部这种养老部门，没出息。与此同时，作为不直接产出经营效益的部门，综合部长期人手紧缺，最严重时，一位领导带着两个同事完成三个岗位的日常工作、检查考核和办会要求。

所有新的、旧的事情一齐涌上心头，看着莹莹姐得体地逡巡拍摄会场纪律，看着小利主任继续端坐在主席台一侧翻片子，看着玉珍姐站在会场中段的侧边位置，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锁定主席台，仿佛机警的犬类一样一边凝神谛听一边准备随时响应领导需求，我的精神逐渐飘离了会场，漫无目的地思索着：

难道真的要在这里这样工作一辈子？用尽手段在领导面前表现，实际上是像个胀气的河豚吞下所有的不合理要求，日复一日做着没有任何价值的片子、写着注水的企业软广、永远“稳中向好、一片大好”的材料，在春来秋去里到了三十、四十、五十岁。浪费了仅有一次的人生？深谙职场智慧的小利主任又得到了什么呢？如今终于在一个总共五人的科室里做副经理吗？更别提其中玉珍姐明明与她同期入职，但级别还高出她一级。

我看着她们的样子，想着，如果我努力的终点也不过是这些东西，那这种努力真的毫无必要。

和我萧条的心境相比，公司25周年纪念活动可谓鲜花着锦。公司食堂、物业、后勤都在综合部管辖范围之内，为了庆祝25周年，新闻文秘室负责做片子，这是会场内的工作，而服务支撑室则要在公司食堂切蛋糕、大摆火锅宴，这是会场外的排面。食堂设在二楼，员工先到，随后公司领导班子露面，在二楼正厅入口处为大家切二十五周年纪念蛋糕。

我仍要为领导拍照，这是我见过公司领导笑得最开怀的一次，也是我在公司两年最出片的一次。返图之后，严总看到照片，竟然满意到在支部拍纪念照时专门逡巡到我身边来。

他清一清嗓子，偏过头来低声问我，照片是你拍的？我点头应是。严总点点头，皱着眉放着脸，眼神不看我，说，拍得好，继续努力。说完这句话后便快步走进部门其他员工中间去。

这是严总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如果我是一个有野心在这家公司继续往上爬的人，那也可以将25周年庆的胜利理解成自己的大获全胜。公司领导对我牵头做的片子非常满意，当天下午便叮嘱要将片子给全省每个公司都传达到，玉珍姐在我身旁挨个给各地市领导打电话传达一把手的意思。而当时我正赶着剪辑25周年庆现场纪念视频。还没剪完，人力资源部为公司员工发放的1000元25周年感谢金又到账了，小利主任说是因为我的片子。虽然我从来没有看得起那纪念片，但那一刻我还是选择相信这种说法：我司共计在职员工2700名，无论如何，我是为广大员工累计创造了270万收益的女人。

当天晚上九点多，我终于结束了视频剪辑工作，与玉珍姐同乘一部电梯下楼。电梯里，她对我大加夸赞：小赵这次真的辛苦了！主要是这次的片子不仅是领导满意，主要是好多公司的老员工看了都特别感动，都给我发消息，你看，咱们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只要工作做到位，大家都能感觉到用心！你还这么年轻，你好好干，这在以后都是沉淀。

我心不在焉地附和她，实际上脑子里想的全是另一回事。尽管我们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工单里有一项是“加班申请”，但大概从没有人提过这个工单。法务部与我同期入职的同事曾提过一次，结果是被他的部门总经理单独叫进办公室训斥：可以调休，但别让加班申请“这个东西”再出现在她眼前。

我自然没有勇气给领导提加班申请，但为了制作这支宣传片，我已经连续两个周末没有休息，也很少按时下班。要提调休，就要趁现在。眼看着电梯已经到了七楼附近，我终于顾不得再拖拖拉拉，在接完玉珍姐的话茬之后赶紧跟上一句：对了玉珍姐，我下周能不能调休一下。

玉珍姐的溢美之词刚刚结束，听闻这句话之后，笑容仿佛踩了急刹车却依然撞上前车屁股一般，来不及收回，和错愕的情绪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嘴角还在上扬，但眼中笑意已经退去、眉头皱起的复杂表情：啊？呃，可以啊，你想调几天？

三天吧。我看着她的表情，最终说出这个数字。

未完待续

文中人物为化名

9月2日，观察者网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谁打败了法西斯？西方在撒谎，我们必须揭示真相》，署名罗一，并注明 #打败法西斯的不是英美而是中国和苏联 字样。

笔者读完这篇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问题很大，它的主要观点是片面的，理论上是错误的，个别用词是荒谬的。尽管笔者认同作者的爱国情怀，理解作者对西方篡改历史行径的愤恨，但笔者同样认为，越是这样，我们越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作者在文中主要强调英美的机会主义路线，因此把中苏以外国家的历史贡献一笔抹杀，认定打败法西斯的不是英美，而是苏联和中国。这在哲学上犯了绝对主义错误，即把英美在反法西斯进程中发挥的消极作用绝对化了。

观察者网文章

英美的绥靖政策，发挥的消极作用，是历史事实。英美对法西斯的抵抗，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历史事实。

因此，不能将事物消极的一方面割裂出来，就以偏概全，视为事物的全部性质。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经不起事实推敲的。

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第一、要看到事物的全面性，要看到矛盾的两个方面，既要看到英美的绥靖政策（消极作用），也要看到其后全面参战的巨大贡献（积极作用）。

第二、要看到事物的阶段性，由于事物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因此应该将事物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去考察。英美在1939年之前、1939—1941年、1941—1945年这几个阶段的对策、作用和性质是不断变化的，不能用一个阶段的政策来定义整场战争的全面表现。

第三、要看到事物的联系性，承认反法西斯联盟是一个整体，各成员国相互依存。没有苏联在东线的殊死搏杀，西线登陆可能难以成功；同样，没有英美在西线的开辟和第二战场、没有通过《租借法案》提供的海量物资支援（对苏联和中国的援助至关重要），苏联和中国的战争也会艰苦得多。

作者在文中第二个主要观点，是将反法西斯战争视为”帝国主义自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延续至今、百年侵袭社会主义历程的一章”。这一观点也是缺乏历史依据的，其错误在于：

观察者网文章

第一、它混淆了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混合产物，它从根本上是反人类、反文明的。它的目标是建立全球霸权并系统性地消灭“劣等种族”和反对派。因此，反法西斯战争的核心是制止法西斯对人类文明的毁灭，而非单纯是“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轴心国，恰恰说明这场战争超越了意识形态对立。

第二、它扭曲了历史因果关系与时间线。1917年俄国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深刻矛盾，但这一矛盾并非二战的根本起因。二战的直接起因是法西斯国家的扩张主义政策、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后的民族主义高涨，以及国际联盟的失败等等。将二战视为“1917年开始的延续”，忽视了二战爆发的复杂历史成因，是一种简单化、目的论式的历史观。

第三、它忽视了反法西斯力量的多元性。参与反法西斯阵营的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殖民地国家（如印度、非洲国家）以及各国抵抗运动（包括左翼、自由派、民族主义者等），甚至包括法西斯国家内部热爱和平的人士。将其简化为“帝国主义vs社会主义”的叙事，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我国现行外交政策。

总之，这样以偏概全的文章无法带给我们民族真正的自信，不利于我们国民的理性思考，更违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人类正义力量的共同胜利。今天，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我们更需要倡导合作而非对立，强调共建而非独享。只有如此，我们在重温二战历史时，才能有更深刻、更公允的认识，并从中汲取真正的智慧。

近日，针对“九三阅兵”，中国的言论审查的强度明显提高，多名中国网民因在社交媒体或微信群等批评阅兵遭到禁言，甚至被拘留。中国数字时代整理了部分案例：

在微信群批评阅兵，被行政拘留十天

据“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消息，有安徽淮北网民在微信群中评论阅兵：“啥年代了，还在搞这些玩意儿。”，之后三小时内就被警方抓捕，之后被行政拘留10天，

93阅兵期间，有网友在微信群中评论阅兵：“啥年代了，还在搞这些几把玩意儿。”
消息发出于上午9点28分，当天中午12点28分该网友即被抓捕，随后被处以10日拘留。 pic.twitter.com/1guWbQZs6j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September 4, 2025

微博发帖问“为什么女兵化妆男兵不化妆”被禁言7天

据“李老师不是你老师”消息，有网民在微博发帖问“为什么女兵化妆男兵不化妆”，之后被禁言7天，理由是“宣扬仇恨”。

93阅兵期间，网友在微博发帖问「为什么女兵化妆男兵不化妆」，结果直接被禁言7 天。随后系统通知显示，理由是“宣扬仇恨”。 pic.twitter.com/mEcmLEvTUf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September 4, 2025

微信视频号批评阅兵被禁言30天

X 网民贾会刚称，在微信视频号下发表批评“九三阅兵”的言论，自己的账户被禁止发表评论、弹幕30天。

我在微信视频号发表了抗议中共9·3阅兵，就被中共禁言30天！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心虚、胆怯，怕人民揭穿它的谎言。它号称‘胜利阅兵’，其实是假抗战、真卖国！ pic.twitter.com/wUUUnl5aZE

— 贾会刚 (@jiahuigang8964) September 3, 2025

襄阳网民发布诋毁九三阅兵言论被拘

据湖北襄阳网警消息，一当地网民在微信朋友圈网友转发“九三阅兵”的评论中发表“诬蔑、诋毁性不当言论”，其后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对该网民行政拘留。

在农业时代，权力长在土地上；在工业时代，权力装在枪杆里；在信息时代，权力藏在代码中。

当一个农业时代思维的统治者，检阅着工业时代的军队，试图对抗信息时代的无数个人时，胜负就已经注定。

———— 题记

第一部分：历史的韵脚——盛大庆典，帝国谢幕

猎猎军旗，闪亮军刀，声势浩大的武力展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往往会给世人在当时留下国力强盛的深刻印象。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当我们拨开庆典的表像，审视这些阅兵军演的后续历史进程时，却常常会发现，这些盛大的仪式，是当时力量的宣言，是一种政治仪式，是政权在面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时，一次绝望的自我肯定。它们试图用有形的、令人生畏的宏大叙事，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上，当旧制度面临不可逆转的挑战时，来挽回无形的、正在流失的民众共识，来宣誓其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一再证明，没有任何一场盛典能够逆转潮流，从大革命中挽救一个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旧制度。

正因如此，这些宏大的力量展示，也往往是一个时代最后的挽歌。

通往断头台路上的最后的表演：法国1790年“结盟节”阅兵

1790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之际，巴黎的战神广场见证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盛会——“结盟节”（Fête de la Fédération）。为了容纳超过30万名观众，数万名巴黎市民志愿劳动，在泥泞和雨水中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这场庆典是政治戏剧的杰作：由投机的奥顿教区主教塔列朗主持一场弥撒，随后，国民卫队总司令拉法叶、全体国民议会成员，最后是国王路易十六本人，都宣誓效忠于“国家、法律和国王”。庆典成功营造了一种强大而短暂的“国家团结的表象” 。

整场阅兵动员了数万名现役军人和巴黎国民卫队参加，涵盖步骑各军种，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大的阅兵。

然而，在这场和谐的表演之下，是无法弥合的裂痕。旧制度（Ancien Régime）基于神权的合法性已经崩塌，而新的社会契约尚未形成。国家财政濒临破产，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经济危机席卷全国。

这场庆典是君主立宪派试图凭空创造一个共识的绝望尝试，但关于权力、财产和教会角色的根本性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仅仅两年后，君主制被废除，路易十六于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

解体前的政治涂妆：哈布斯堡1898年登基纪念庆典

1898年，奥匈帝国在维也纳举行了盛大庆典，庆祝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茜茜公主的老公）登基50周年。

庆典的核心目的，是在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兴起的大潮中，凝聚已经涣散的封建帝国臣民的忠诚。

在维也纳的阅兵式上，来自帝国11个民族的军队身着各自的传统服装，试图展现"统一在多样性中"的帝国梦想。

可惜，这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捷克人、匈牙利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他们在阅兵场上扮演着忠诚的帝国臣民，心里却在盘算着独立的时机。

16年后，他的继承人在萨拉热窝被一名民族主义者刺杀，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阅兵式上这支“统一”的军队，不久之后就在欧洲的战场上自相残杀。

这个曾经统治中欧600年的帝国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化为碎片。那场盛大的阅兵，不过是为一具即将解体的政治僵尸的最后一次涂妆。

机枪口下的沙皇：1913年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庆典

1913年，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尼古拉二世举办了极尽奢华的三百年庆典，其核心主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回到过去”之旅。宣扬沙皇与他“虔诚的东正教子民”之间存在的联盟。

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哥萨克骑兵、近卫军团、来自西伯利亚的部队，展现着这个老大的帝国的武力。沙皇一家穿着17世纪的古装，仿佛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重演。

由于1905年革命后被迫进行的斯托雷平改革，带着镣铐跳舞，既不够彻底，不能完全保护新生的资产阶级，又威胁到了贵族利益。沙皇当时面临两难：用19世纪的专制体制，管理一个正在进入20世纪的工业社会，而且要尽量两边讨好，以维持国家运转。因此，沙皇才策划了这样的一次阅兵庆典。

但沙皇这种对现实的扭曲，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仅仅四年后，二月革命的洪流将罗曼诺夫王朝冲得无影无踪。

沙皇尼古拉二世整个家族无论老小，都死在革命者的机关枪口下。

第二部分：近代的回声——苏联“西方-81”军演的现代冷战启示录

如果说古代阅兵庆典的记忆已经逐渐尘封，那么苏联的“西方-81”军演及其之后的发展应该还能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苏联的亮剑：攘外只为安内

1981年9月，苏联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西方-81”（Zapad-81）军事演习。在8天时间里，10万至15万军队在从波罗的海延伸至中欧的广阔战线上展开行动。演习中首次亮相了SS-20“佩刀”中程弹道导弹等尖端武器，其规模之大，堪比二战中的真实战役。

这场演习有两个明确的目标。对外，它是对北约的赤裸裸的武力炫耀。对内，其目的则更为紧迫：恐吓波兰刚刚兴起的“团结工会”运动，避免传导到苏联国内，维持统治。演习特意在靠近格但斯克的波兰沿海地区进行了两栖登陆，向波兰人民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息：苏联随时准备像1968年镇压“布拉格之春”一样，用军事干预来维护其东欧帝国的统治。

同时，对于经济停滞、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苏联内部而言，这场演习也是勃列日涅夫巩固其个人权威和一党专政的工具。

皮洛士式的胜利：战术成功，战略灾难

从战术和心理层面看，“西方-81”军演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所展示的常规军事力量，在当时北约的规划者看来是无法阻挡的。苏联展示了全新的作战理念和强大的武器系统，似乎在欧洲大陆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然而，正是这武力展示太过成功，使西欧各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从而空前地团结起来。这次演习让西欧国家彻底明白，脱离美国的保护是不可想象的。它非但没有离间，反而极大地强化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凝聚力，将欧洲更紧密地推向了美国。

这种强化的安全依赖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当美国在几年后为了解决自身的贸易逆差和美元高企问题而寻求国际合作时，其欧洲盟友（如西德、法国、英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一个更加顺从的位置。

为了维系至关重要的安全保障，它们在经济上配合美国的意愿也更强。1985年的《广场协议》的背后的大国协调机制，正是在这种紧张的冷战安全格局下才得以实现。

苏联的军事威胁，无意中为美国在全球经济棋局中落下关键一子铺平了道路，最终反而增强了对手的整体地缘政治与经济实力。

历史的回响：普京和他参加的阅兵

支撑苏联当时这场宏大军演的，是一个在上一个时代通过计划经济取得巨大成功而拒绝拥抱市场经济的国家治理体系。将巨额资源投入到“西方-81”所代表的庞大军事重工业复合体，是对苏联本已畸形的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摧残。当北约各国正在经历一场市场引导的，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而苏联仍在将资本倾注于数量庞大的工业时代钢铁洪流。这是一种致命的资源错配，它榨干了民用经济的活力，扼杀了技术创新，并最终导致了整个体系的僵化和崩溃。

十年之后，1991年，这个看似无敌的红色帝国无法承受自己的重量，帝国轰然解体。

历史的韵脚总在不经意间响起。从沙皇俄国到苏联，再到今天的俄罗斯，东方大国北边的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似乎陷入了一个历史循环：当内部矛盾重重、合法性遭遇挑战时，便诉诸于外部的武力展示。普京的先辈们在不到百年里就干过两次这样的蠢事。而他自己在2024年5月9日那场仅有一辆二战时期T-34坦克的胜利日阅兵，则更像是一场无奈的自嘲。

不知道当普京作为贵宾，在某大国的观礼台上看到那整齐划一的钢铁洪流时，作为一个熟读历史的前克格勃特工，耳边会听到怎么样的近代历史的回响。

第三部分：新时代的挑战——“抢杆子里”再也出不了政权

今天，世界正面临一场堪比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变革。人工智能与去中心化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赋能个体，一个“主权个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的时代正在到来。

权力的范式转移

旧时代的权力根植于对物理疆域和固定资产的控制。然而，正如《主权个人》书中所预言的那样，信息技术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暴力的逻辑” 。在新时代，核心资产——数据、算法、加密资本——是流动的、无形的，可以瞬间跨越国界。国家的传统控制手段，如边境、关税和资本管制，正在变得越来越无效。正如火药摧毁了中世纪城堡的防御能力一样，新技术正在瓦解现在国家体制的权力垄断。

服务型国家的兴起

在这个新范式下，国家被迫从一个“统治者”转变为一个“服务提供者”。当最有生产力的“认知精英”可以自由选择在何处生活、工作和存放资产时，国家之间就必须展开竞争，通过提供更优越的法治环境、更低的税收、更开放的创新生态来吸引并留住这些流动的“主权个人”和他们的资本。拥抱开放、拥抱去中心化，是唯一的出路。

无谓的抵抗

然而，一些政权却仍试图用后工业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这具僵尸，来对抗这场历史变革。它们试图通过加强管制、封锁信息、强化物理边界来阻止资本与人才的出走。

而盛大的阅兵，正是这种“抵抗”的终极心理慰藉：试图用看得见的、物理的、工业时代的钢铁秩序，去对抗看不见的、数字的、网络时代的流动性挑战。

终极的“不合作运动”

这种抵抗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再先进的导弹和无人机，也无法阻挡一个个体用脚投票，在链上的资产转移。

这是一种全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它与甘地的运动有着本质区别，且受众广泛得多，因为它不需要道德号召，而是基于纯粹理性的利益计算（文章《从圣雄甘地到商人Tom Lee：从非暴力不合作，到非暴利不合作 》中，有深入的阐述）。

这种基于代码和协议的“退出”，正在系统性地侵蚀旧秩序的根基。它形成了一个致命的反馈循环：当个体将资本从高税收、高通胀的法币体系中撤出时，他们削弱了该体系的根基，迫使国家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如更高的税收或更严格的资本管制，以及更昂贵更宏大的阅兵来维持统治），这反过来又激励更多的人“退出”。

国家暴力机器的无人机和导弹，在这场无声的、以经济理性为驱动的全球资本迁徙面前，显得毫无用处。无论是阅兵的仪仗队，还是街道上的防暴警察，他们手里紧握的枪杆子里，可能再也无法有效的获得政权，维持统治！

结论：真理早已不在大炮射程之内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当一个政权的“传统型”权威（如神权或继承权）和“法理型”权威（如法律和民选程序的正当性）都已动摇时，它便会孤注一掷地试图制造一种“超凡魅力型”（Charismatic）权威。（是的，你认为很具备暴力美学的那些阅兵，无不是韦伯理论的注脚）

在农业时代，真理长在土地上；在工业时代，真理装在炮管里；在信息时代，真理藏在代码中。

当一个农业时代思维的统治者，检阅着工业时代的军队，试图对抗信息时代的无数个人时，结局就已经注定。

“有人预测呢，本世纪呢，人可能可以活到150岁。”

🫡

当看到“终止Ⅲ级响应”的新闻时，被下派到街道的佛山当地机关工作人员刘睿感叹，“终于告一段落了！”

8月26日下午，广东佛山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称，佛山市政府决定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疫情防控策略将由应急处置转为常态化防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场对抗基孔肯雅热主要传播者——白纹伊蚊的战斗中，人类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然而一些居民在防控过程中察觉，蚊子比以前少了，却也更难消灭了。8月中旬，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广东的蚊子对菊酯类杀虫剂几乎都已产生抗药性。

抗药性意味着什么？人类又该如何应对？暂时的胜利让人们回归日常，也带来新的思考：或许，人与自然之间并非谁控制谁，而是需要在不断调整中找到动态的平衡点。

蚊子少了，也更难杀了

8月24日，台风“剑鱼”来了。“台风前后，蚊子会多一些。”回到家门口的中山居民夏琪看到纱门上停了三四只蚊子，这是她近一个月来见到蚊子最多的一次。

25日中午，消杀人员金勇刚结束佛山一所中学的消杀任务。一周后就要开学了，他所在的消杀公司收到了不少学校的订单。这段时间，公司业务量翻番，许多企业、机构都找他们消杀，反馈也都不错。

工作人员正在消杀。郑子愚摄

工作人员使用的消杀药剂。他携带的篮筐里放着控制药量的量杯、手套、鞋套等工具。郑子愚摄

佛山某城中村，菜市场里摊贩叫卖，老人聚着聊天纳凉。一位餐饮店主称，村里现在没什么蚊子。

23日下午，一位研究者在珠海高新区一栋办公楼傍晚捕蚊。吸蚊器和蚊笼是他行李箱中的常备工具。一小时后，蚊笼中捉到十多只蚊子。对方解释，作为专业人士，在蚊子多的地方，一小时能抓上百只。这次捉到的几只，还多是来自下水道附近的“卫生黑点”。蚊笼中的蚊子数量间接反映出防控成效——

7月初基孔肯雅热疫情暴发后，佛山当地街道将居住区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由居委会、派出所、卫生站人员组成团队，负责张贴提示、登记住户信息、排查发热及积水情况、派发灭蚊片、清理杂草杂物等。发现发热或积水，须及时通知户主并跟进。清理消杀中还动用了无人机，准确定位杂物堆积和积水黑点，立即处理。

与之相关的布雷图指数，此时已降至5以下。郑爱华解释，该指数通过检查积水容器及伊蚊幼虫孳生情况计算得出，是评估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的重要指标。布雷图指数在5以下，则属于相对安全范围；介于5到10之间，提示该地区存在低度风险；介于10到20之间，提示该地区存在登革热流行中度风险；高于20，提示该地区属高风险地区，有暴发风险。

不过，也有人感到蚊子似乎更难杀了。

佛山某区级机关单位的杨珊在近期一次消杀后注意到一个细节：烟雾中，一只斑鸠从楼顶坠落，无力再飞，而不远处，两三只蚊子仍在盘旋。

她还发现，蚊子似乎总在消杀后不久再次出现。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如今被蚊子叮咬后，包肿得更大，且四五天不消，挠破后容易留印，蚊子不但难杀，好像也更“毒”了。

很难说这些细节指向蚊子的抗药性提升。不过，“如果你在点着蚊香的半夜，还起来打蚊子，那你就感受到抗药性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郑爱华说。

杨珊看到一份数据，是佛山三水区相关单位近期得出的监测结果：白纹伊蚊幼虫对残杀威的抗药性指数为4.53（低抗），对双硫磷为16.86（中抗），对氯菊酯为41.43（高抗）。白纹伊蚊成蚊对马拉硫磷的死亡率为81.67%，属“可能抗性种群”；对溴氰菊酯的死亡率为25%，属“抗性种群”；对噁虫威的死亡率为98.33%，仍属“敏感种群”。

日前，顺德区也测定了白纹伊蚊成蚊对4种杀虫剂的抗药性，结果与三水区基本一致。

被打破的平衡

蚊子出现抗药性是一个老问题，郑爱华说。

郑爱华介绍，早在2.26亿年前的三叠纪就出现了最早的蚊子。而当时人类的祖先仍是水陆两栖动物。能历经数亿年演化而不被淘汰，蚊子自有其生存之道，人类难以彻底消灭。

19世纪，人类合成化学杀虫剂并广泛应用于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如农业害虫一样，蚊虫抗药性问题也逐渐显现。

简单来说，抗药性就是连续使用某类杀虫药剂后，蚊子发展出对这类杀虫剂一定剂量的耐受能力，并且这种能力能够遗传到下一代。只要持续使用杀虫剂、驱避剂，蚊子就必然产生抗药性。

郑爱华担忧的是，短时间内，大规模、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的变化，打破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平衡。

一个周末，小雨淅沥，中山水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王颖被派往某村协助工作。“那个地方的布雷图指数达到20了”，村干部告诉她。

指数“爆表”的是一片工厂区。王颖被派往的厂区面积近3000平方米，积水点多集中在电动车棚周围——因水泥地面浇筑不平，墙角低洼处容易积水。她看到不少积水混杂泥土、垃圾、青苔，明显属于卫生“黑点”。厂区周围还有多处水洼。村干部称这些都是隐患，要求他们立即清理。

王颖说，大多数工作人员并不太了解生态平衡和抗药性方面的知识。她注意到药剂包装上明确标识了每平方米3克的用量标准，但实际操作中，几乎没人带秤，往往直接倾倒。

村里一位连续多年参与防蚊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类药“没有这么严格的讲究”。在蚊虫孳生地附近多倒才有效果。对方边说边抖抖包装袋，将药物倒入窨井。“如果杀不死，那就多倒点。”至于抗药性，他们相信，多点剂量总能见效。

工作人员直接倾倒药物。受访者供图

以往的雨前，蜻蜓——蚊子的天敌低空盘旋。最近几个月，王颖感到，蜻蜓比往年更少了。她住的小区外有条水沟，夏夜总能听到蛙鸣。如今，蛙鸣消失了。

因消杀人力紧张，刘睿被要求工作日每天半天下沉社区防疫。十个工作人员一组，每组在一个社区轮值两周，再转往下一处。消杀防控后，他发现周边蚊子少了，病例增速也放缓，“即便穿短裤上街，也不太被叮了”。但他注意到，路边的灌木丛被铲平。他感到难过：消杀一种昆虫也可能导致其他物种死亡。刘睿说，我们不能放任不管，但也不能过度干预。若其中一环遭到破坏，势必影响整个生态链。

郑爱华担忧的是，短时间内，大规模、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的变化，蚊子因此更难被杀死。“对长期防控而言，今年的用药终点就是明年的起点。”人类不得不持续增加剂量和频次，投入更多成本——这不是可持续的防控方式。

他进一步解释，事实上，蚊子传染病毒有“窗口期”，正式名称是“外潜伏期”。蚊子叮咬感染者后，病毒需在蚊子体内“潜伏”约1周多，才能通过再次叮咬人传播病毒，而成蚊的寿命仅1至2个月，其所携带的基孔肯雅热病毒不会传给下一代。此外，蚊媒病传染传播有几个决定因素，包括：蚊子密度、人口密度、人蚊接触强度。因此，清除蚊子孳生地、消灭成蚊和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是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

我们学会共存了吗？

佛山禅城区居民梁刚感受到生活的变化是在8月中旬，佛山受台风“杨柳”时。当时，暴雨导致佛山部分区域内涝，他所在小区有车辆被淹，他的车因停在高处而幸免。

台风过后，梁刚发现内涝与防蚊措施有关：街道在下水道铺装纱网，却被落叶垃圾堵塞，导致排水效率骤减。他把人们生活的城市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装纱网是必要的，”他说，“但任何措施都可能带来新问题，我们应该提前研判、系统解决，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城市治理如此，面对自然亦然。

郑爱华表示，我们也无需对蚊子的抗药性过于担忧。具有抗药性的蚊子，其环境适应能力相对于敏感的蚊子往往更差。在不用杀虫剂的时候，蚊子的抗药性种群会发生可逆的变化，但是前提是环境中还有敏感的蚊子种群。但是如果蚊子全部都产生了抗药性，那这种可逆性变化就很难发生了。

此外，为了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在消杀用药的时候可以采用“鸡尾酒”的方式，有点像艾滋病药物的使用方式。即次消杀过程中，混合两种不同靶点或者不同杀伤方式的药物，能延缓抗药性的形成；也可使用“生物控制”方式，如通过释放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使其与野生蚊交配后产生不育后代，从而降低总体蚊子密度；还可研发新型的蚊虫驱避剂、杀虫剂等，也能有效地规避蚊子对现有杀虫剂的抗药性的问题。

这个夏天，佛山在全市范围内多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全面清除蚊媒孳生地，筑牢基孔肯雅热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传染病防控的宝贵经验，在历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均展现出强大效能。本次疫情防控实践再次证明，做实做细爱国卫生运动，能快速有效降低蚊媒密度，切断疾病传播链条。

8月26日，佛山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佛山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曹俊烨指出，在蚊媒传染病防控中，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从三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打造健康的人居环境，二是培养公众健康的卫生习惯，三是推动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一系统性、群众性防控方式，不仅着眼于当前应急，更致力于长效健康治理。

郑爱华出生于1979年，他依稀记得童年时期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经历。他了解到，爱国卫生运动不只是一时的清扫整治，更在城市着重环境卫生、在农村管好水与粪污，标本兼治，为降低传染病发生率、保障群众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而当前的蚊媒疫情为爱国卫生运动提出了新课题。我们国家以前应对的虫媒传染病，如疟疾、血吸虫病和乙型脑炎等主要发生在农村。而现在流行的基孔肯雅热的发病规律显示，人口密度是关键指标。随着城市化推进，城市人口密度增加，该病更像一种“城市病”。面对佛山这类有高密度城中村的地区来说，它介乎城市和农村之间，其路面、管网系统有所欠缺，产生的卫生死角也与以往不同。他呼吁，在实践中，我们需在过去有效方法基础上，优化出一套适应未来复杂城市环境的防控策略。

城中村内不免出现一些卫生“黑点”。甘煜敏摄

城中村内不免出现一些卫生“黑点”。甘煜敏摄

人与环境、政策与执行、集体与个人——每一种关系，都在重新寻找平衡。

“我住在一楼，有些潮，蚊子也多。”早在多年前，住在中山一小区一楼的夏琪就给家里装上了纱窗、纱门。她学会通过观察纱门纱窗上停落的蚊子数量，来判断是否点蚊香或涂抹“蚊怕水”。

夏琪觉得，防蚊已成为生活常态。常态化防控加上每个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才是有效措施。

每天回家，她都先拍打纱门惊走蚊子，再开门侧身进屋。白天室外点蚊香，夜晚室内用温和的蚊香液，床上加装吊顶蚊帐……她逐渐学会了与蚊子共存。

王颖仍被要求参与下到村里宣传基孔肯雅热的工作中。她发现，某些村民家中积水多是有原因的。这些村民家农田在地势较高处，缺少水系灌溉，当地早早禁止打井。而用自来水灌溉成本高，村民们还担心氯气影响作物生长。于是，村民们用水缸、桶收集雨水。作为一名水务工作人员，王颖觉得应看到居民需求，尽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就读社工专业的彭雅在佛山某街道实习。“大家并不焦虑，只是每日做好该做的防护。尽管目前仍有病例，但期待生活一步步回归正轨。”彭雅说。

8月26日，“终止Ⅲ级响应”的消息传出。彭雅感叹道，这一切离不开政府各部门和市民的共同努力。杨珊期盼能有个正常双休，好好休息一下。

佛山乐从镇南区公园内，设了五个消杀网格，每个网格间隔六七十米。一个喇叭播报着公园每天上午7点至9点、下午5点至7点开展灭蚊消杀。

公园的消杀网格指示牌和喇叭。甘煜敏摄

当天下午5点，不少老人、年轻的夫妻带着孩子在南区公园玩耍。一对老人来公园散步，志愿者拎着驱蚊水，喷在老人的手臂、脚踝处。公园内，一位老人举着麦克风唱起了歌，“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给桥底的草喷完药后，一位消杀人员拎起管子走向下一个消杀网格。消杀声时响时停，直到完全消失。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除郑爱华以外均为化名）

给你告老师去！

各位好，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海边的西塞罗复更后度过的第二个月，从家庭的繁忙中抽出一点空闲，我想聊一天前两天看到的新闻。

浙江省绍兴市的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部分游客到鲁迅纪念馆参观游览，会到这面墙点燃打火机或者香烟，拍一张打卡照。 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到了“浙里办”。 孙女士投诉绍兴鲁迅纪念馆网红墙画的理由是，该画的原画是鲁迅在自己家里抽烟，墙画去掉背景，有引导人室外聚集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还有误导之嫌，女士要求对墙画进行更换。

这个事爆出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好多网友发散思维，问鲁迅夹烟不行，那岳飞纹身“精忠报国”就更有误导之嫌了！要打马赛克。李白写诗《将进酒》未成年人看了喝酒怎么好？也应该删掉。

可能这事闹得确实太不像话了，最后是官媒人民日报下场发声，然后微博等平台知趣的把戒烟爱好者孙女士的号给禁了。

说实话，这个新闻刚刚爆出的时候，我其实没太在意，因为作为一个靠每天码字为生的人，我遇到类似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最近这几年来，基本上我写什么，评论里一定都会有人找到角度说你这个写的不合规、不正能量、屁股歪了，最后一句“举报了”结尾，言语间得胜的意味，仿佛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看到伤风败俗的狗男女之后，躲到黑暗角落丢出的那块小石头。

我把这类人称之为举报爱好者，虽然在我评论区里群聚的这部分举报爱好者角度之刁钻、用心之险恶，其实比好歹提倡禁烟的孙女士都过分一些，但我们还是能从他们的行为模式当中看到一二相似之处。

这类人，除了网友吐槽的“孔雀开屏只看腚”，专门从别人创作的好东西里挑出几根骨头的天赋。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懂得“柿子捡软的捏”，你看“鲁迅夹烟”这个新闻里，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孙女士就算真的力求禁烟，她本来也有其他很多别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主张——比如她自己都说了，很多人在画像底下“陪一根”拍照，那她完全可以在看到游客做出这种举动的时候上去劝阻，劝句“同志，吸烟有害健康。”之类的。亦或者，她的禁烟态度更激进些，也可以在画像底下打横幅、作演讲、搞禁烟宣传。

以上两种行为，本来都可以起到表达自己禁烟主张的目的，但孙女士都没有选，她的本能反应就是写一封举报信，直接投诉到“浙里办”去，要上级以政令的方式直接责令当地部门进行整改。这个方向感之清晰、准确，就真的也是没谁了。

但为什么她方向感如此清晰呢？因为她心里其实清楚，鲁迅的画像是死的，但在底下“陪一根”拍照的游客是活的。她要真在画像下面一个一个拉游客，劝戒烟，肯定要遇到阻力，甚至被骂神经病。

这个阻力是她不想碰到的，她只想以最小的成本达成自己主张和目的，所以她就本能的想起了乞灵于公权力，借助公权力去实现自己的诉求——是的，乞灵于公权力，这就是一切举报，无论正当还是非正当的，共同的本质。

但孙女士的这种方向感之清晰，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最近几年国内男女权论战激烈，而在论战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好像都特别善用“举报”这种方式给对方添堵添恶心——今天男性们举报女性们喜欢的某个耽美同人网站，明天女性们举报男性们某个擦边论坛，最后双方你来我往，把彼此能获得一点快乐的擦边玩意儿全都给彼此封禁了，双方被迫都这么不那么痛快的活着。这事儿说到底怪谁呢？可能只能怪我们从小被培养的举报文化实在是过于发达。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看到鲁迅夹烟还是看到别人写你看来不爽的文字，某些老大不小的巨婴第一反应，依然如被教育的乖孩子一般——“给你告老师去！”

在这些人的想象中，他人不符合自己理念行为的自由是没有的，而他们自己的个体又是孱弱的，但要独断的强迫他人屈从孱弱的自我去做或不做某件事，唯一的办法就是举报，靠乞灵于公权力完成自己心中那个小小秦始皇无法伸张的独断欲。

但如此发达的告密感官，似乎在全世界是并不多见的。

小时候看伏契尼的《牛虻》主人公少年亚瑟因为嫉妒自己心仪的女孩与革命领袖走进，在向神父告解时以忏悔的方式说出了他知道的革命计划。结果他的告解神父向当局告了密。亚瑟因之背负上了告密者的耻辱，不得不用一辈子去洗清，整部《牛虻》小说几乎都是以这个悲剧为起点而展开的。我童年时读到这个故事，最大的感受其实是西方人对告密、举报这件事的“罪感”实在是太浓烈了，你看亚瑟这样一个无心之失，就非但得不到原谅，而且甚至不能自我原谅。

而如果你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会发现确实是如此的，基督教中最著名的罪人犹大，他所犯的罪其实也就是向罗马政府举报了耶稣——以当时的罗马法律看来，犹大这做的绝对是个浑身正能量的举动。但犹大却因此被欧洲教会骂了整整两千年。有这个故事做底子，欧洲人对“告密者”的痛恨一直就延续至今。

与之相比较，你会发现我们在文化审美上对告密、举报这种事就一直保持着正向态度。这可能跟我们的历史驯化有关。

中国上古时代有个周厉王，他为政严苛，还不许别人说他坏话，于是就安排了很多特工在市井穿行，偷听人谈话，谁有不满就惩治谁，最后亲朋好友路上相遇都只敢眨眨眼睛，不敢说话，所谓“道路以目”，但周厉王的这个做法最后也没有搞成，可能是因为派那么多人进行如此无死角的监视既不现实又耗费过大。所以他的方案破产了。

但商鞅变法的时候，就天才的想出了一个厉王政策的改进型：史载商鞅推行保甲制、连坐之法 ，鼓励举报，惩治不举报 。商鞅订下的规矩中，有一条叫“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也就是鼓励大家举报他人，这么做的人和立下军功的人享受一样的奖励。

商鞅的这个规定紧接着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被举报的犯法者用绳子串着排成长队在渭水边砍头，河水都染红了。

到了汉武帝时，为了搞钱支持对匈奴的战争，也搞了一次大规模的举报。汉武帝于元鼎三年颁布“告缗令”，发动天下平民告发偷税漏税者，以其偷漏金额的一半奖励举报人，另一半收缴国库，偷税者全家流放边疆一年，并且错告诬告概不追责。这个法律颁布下去，史载中产以上之家纷纷破产，从商者减少，物价飞涨。

到了唐代武则天上位的时代，因为权力得来的合法性不够，于是大兴举报之风，搞了个匦检制度，用于检举谋反的人，和汉武帝一样，诬告、错告盖不追究，核查属实则有重赏。一时之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

以上三个故事，只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举报学的三大高潮时期，实际上国人对举报这件事的酷爱，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的累加的，一直累加到清代。

清朝皇帝之所以能那么顺手的执行文字狱，彻底实现周厉王无法实现的梦想，本质上不是因为他们比周厉王安插了更多的耳目，而是因为商鞅为中国古代帝制发明的这套驯化法，已经把这里的民人们培养的过于热爱举报——热衷于互相监视、互相举报的大清国民们，今天你举报我“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天我举报你“一把心肠论浊清”，后天皇上一并降旨，说那就都满门抄斩砍了了事。然后，大家一起上刑场的时候两家人还在互恨互害，觉得对方是恶毒的，朝廷是圣明的。

不信你去看看孔飞力的《叫魂》，清朝的中国遍地都是这种能活活把自己蠢死的底层互害。

于是商鞅得逞了，中国人终于被驯化的爱上了举报这件事。并通过这种热爱，他们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周厉王也构建不了的关押他人和自己思想与行为的牢笼。

怎样从这个牢笼里脱出？我觉得首先，的确要从改造文化，让人们开始厌恶举报开始——也不用厌恶到欧洲人的那种程度，但至少看到墙上的鲁迅夹烟，就立刻想到“要举报”，这样的神经质我们好歹还是先厌恶一下的才好。

只有当民众不如巨婴一样不事无巨细的要求公权力介入到他们的一切日常生活中时，讨论个体的自由与独立才能成为可能。而这样可能性，在只要看到别人有不合自己意愿的举动和发言就“举报了”的人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

夹烟的鲁迅先生的确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上能够如此跃进。”

而今，我们会觉得先生说的害不够完满，不妨补上一句：“一见鲁迅夹烟，就立刻想到带坏小孩子，就立刻想到正能量，就立刻想到要写举报信告官，中国人的行动唯在这件事上能够如此勇敢。”

愿终有一日，我们能丢下这“跃进”，这“勇敢”，摆脱商鞅给我们的怪癖与枷锁，奔向真正的人格健全与精神自由。

CDT编辑按：

8月29日，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的一栋大楼外墙，忽然出现投影的巨幅标语。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打倒红色法西斯 推翻共产党暴政 不要谎言要真相 不要奴役要自由 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投影持续了约50分钟，最终被警方锁定位置关闭设备。。

8月30日，《不明白播客》主持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请到此次标语投影事件的行动者戚洪在 YouTube 直播对话，戚洪因为安全考量并未露面，但表示已于8月20日离开中国，与家人一同前往英国，29日当天是远端操作投影。原本有点担心计划失败，而且面对“庞大的暴力机构”还是有所担忧，但没有预料到事情发生后会有如此大的反响。

戚洪在直播中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出身重庆山村，16岁辍学后南方打工，早年在北京因流动人口身份多次遭遇警方粗暴对待，甚至被收容所关押和凌辱。2006年后他靠电商创业改善了生活，在北京买房买车，表面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但2019年后，他因疫情、教育、食品安全、思想控制以及仇恨教育等问题，对中国社会彻底失望。

戚洪分享，他是受到“四通桥事件”的彭立发、白纸运动青年及今年4月成都天桥标语事件的启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吐露出来。他同时强调自己并非追求暴力革命，而是希望以较为“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心声，点燃一些大学生心中的“火种”。

2025年8月21日晚至22日清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一位25岁的女孩去世了。

警方通报显示，犯罪嫌疑人是她的丈夫。经法医检验，她的死亡原因是“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这个案件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是被害人的婆婆，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被警方控制，两名嫌疑人目前均被刑事拘留。

从8月22日至今，“孟村伤妻致死案”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一方面，因为暴力和犯罪发生在家庭内部，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家暴”一词对“暴力”行为遮蔽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这位逝去的25岁女孩，几乎符合人们对“完美受害者”的所有想象，她人品端正，家世清白，相夫教子，隐忍克制，她曾在社交网络上写下，“只是想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却依然免除不了遭逢厄运，被丈夫暴力致死。

她的过往人生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让她难以离开屡有暴力行径的伴侣？一个女孩永远地消逝了，但那些关于暴力的讨论、法律边界的探讨，以及纪念的声音远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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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已死亡

死讯是8月22日清晨传来的。

那天，孟村回族自治县下着雷阵雨，这场初秋的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一周多，7时36分，受害者父亲刘君接到电话，电话内容为，“你女儿在县医院急诊，你赶快过去，”电话内并未提及女儿已死亡。

等他赶到现场，女儿刘铭瑶脸部呈青紫色，有伤，经CT检测，脑部有出血，肿块，肺部受伤，腰部骨折，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刘铭瑶的弟弟刘恒随后也赶到了现场，他在医院见到了姐姐，头发散乱，额头、眼眶、脸颊都有青紫色的淤痕，嘴唇乌黑，嘴角破了，有血迹，完全不是平时的样子，“都不敢相信这是姐姐”。

一份来自急救中心的院前急诊病案记录显示，孟村县急救中心于8月22日7时8分接令，7点20分到达现场，患者刘铭瑶“呼吸心跳停止，时间不详，车到已死亡”。这份报告还显示，她头颅为畸形，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双眼眶、面部、四肢可见淤青，心电图示直线。

另一份医院于8月22日13时出具的报告显示，患者“蛛网膜下腔血液沉积、右颞、左顶头皮下血肿，肺淤血表现”。此外，患者“腰1—3右侧横突骨折愈合期”，这可以说明，受害人身上已有旧伤。

从见到女儿到打出报警电话，刘君花了13分钟。关于那天的记忆，因为过于痛苦也过于突然，刘家一家人都有些处于应激状态，晚上回到家里，至亲们坐在一起，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每一个人都慢慢说，一句一句说清楚，交叉印证，把当天所有时间节点一一记录。

他们自制了一张情况说明，时间精确到分钟：8：50左右刑警队人员到达县医院。9：04到达事发地楼底。9：30开锁人员到来，此时警方也获取到开锁密码。9：35左右，全体人员到达案发现场，进入现场取证。10：14警方取证完成。

受害者家属后来也进入了案发现场，拍摄留存证据：东南卧室床单留有血渍，床头墙面有数道新鲜利器划痕，地面有未被清理干净的血渍，在光线反射下，大面积清理血痕清晰可见。卫生间地面留有未理清干净血迹，东北卧室地面留有残存血渍。楼下垃圾桶，警方也进行了搜查，发现垃圾袋中有含有血迹的纸巾类物品。

一则电梯监控视频显示，8月21日晚，刘铭瑶与丈夫金昊还有儿子一家三口进入电梯回家，金昊光着上身，疑似醉酒，他一进电梯里就蹦了几下，并掏出手机查看，随后，刘铭瑶笑着和金昊说了句话，金昊又跳起来，抬起右手拍打刘铭瑶头部，前后两次。电梯到达所在楼层后，金昊走出电梯时脚步踉跄，因为站不稳，扶了电梯门对面的墙壁几秒后才站定。

另一则电梯监控则显示，8月22日清晨7点多，刘铭瑶躺在急救担架上，身上盖着白布。

关于那天发生的一切，弟弟刘恒很自责，在电话那头说，“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姐姐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姐当晚非常的痛苦，她还是没能熬过那个晚上。”

刘恒记得一个细节，姐姐的手指甲里全是白灰，他猜想，是她在挨打的时候往墙边躲避，拼命地想站起来逃生，墙壁上硬是被抠出一个长长的洞。

余生为你而来

刘铭瑶和金昊相识于学生时代，他们是高中同学，自由恋爱，高考后报志愿，刘铭瑶分数比金昊高，但为了能和他在一个学校念书，她降分录取去了对方所在的学校。

这段恋情最初就没有受到女方家庭的认可，刘家人不太喜欢金昊，因为他的情绪不稳定。三年前，金昊就曾在县城广场与一位老者发生口角，随后和同伴一起殴打了那位丁姓老人。

据“我们视频”采访当事老人，金昊打人后，家人前往医院赔偿对方医药费，事后他的爷爷、爸爸带着他三人登门道歉，金吴骑着小车匆忙赶来，长辈怎么叫道歉也不张口，丁大爷的妻子评价，“他这个狂劲儿让人接受不了”。

但刘铭瑶依然选择和金昊结婚了。恋爱六年，从高中到大学毕业，21岁，他们就决定结婚，女方家人一开始并不同意，但因为女儿喜欢，他们拗不过，还是决定尊重女儿。

刘铭瑶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父母都有稳定工作，在县城也是体面的小康家庭，关于网传的金昊家经济情况很优越，家境远超刘家，弟弟刘恒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两家人之间“算是门当户对的那种”。金昊是当地检察院的劳务派遣人员，其父母都在当地医院工作。

正因为金昊在检察院工作，此案经沧州市公安局指定管辖，移交肃宁县公安局进一步侦办。

不难看出刘铭瑶对这段婚姻的憧憬——婚后第一天，这位新娘就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亲爱的金先生，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相识的第六年，也是我们携手走进小家的第一天。这一路兜兜转转，我们还是我们。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小家，我可以为你分担烦恼，你可以成为我的依靠，有幸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初为人妻，请多多关照。

据刘家人了解，婚后金昊第一次暴力行为发生在2021年10月29日，而他们结婚的日期是2021年10月16日。也就是说，婚后不到两周，暴力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当时这桩暴力事件的处理办法是，在刘家人的见证下，金昊的母亲打了他，并承认自己“管教无方，儿子不是人”。事后回看，刘家人会觉得，女儿错过了拯救自己最好的时机。

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宝宝。刘铭瑶非常爱孩子，弟弟刘恒说，“孩子是我姐姐的命根子”。

结婚4年不到，暴力在刘铭瑶的生活中反复发生。弟弟记得，姐姐很多次回来身上都带着伤，有时是眼角，有时是手臂，家里人问她，她会掩饰，“是自己撞的，是骑车摔伤的”。

有些真相只是身边人不忍戳穿而已。刘铭瑶去世后，她的一位朋友在社交平台上回忆：我恨我自己，早就发了端倪为什么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你以为的掩饰，其实我早已看穿，我为什么不再多问问你。我恨我自己！大夏天你穿着长袖来我家玩，身上的伤痕你跟我说是摔的，你那么爱面子，用尽力气想保持婚姻的体面，最终却是以这么不堪的结局人尽皆知……

另一位朋友也指出，金吴在婚姻中并非良配。一次，她和这对夫妻一起去旅行，早上起来，刘铭瑶给孩子洗脸刷牙穿衣服冲奶粉洗奶瓶，还要给金吴洗脏内裤，“让他去看热水好了吗，他说他很累不想动，他在沙发上刷一早上抖音他说他很累不想动”，而刘铭瑶没有一点怨言。

作为娘家人，刘家人很想劝刘铭瑶离婚，但她会说，舍不得孩子，他们也想直接找对方父母沟通，被刘铭瑶拦下，因为如果被金昊知道了这些，又会遭来新的暴力。

事实上，刘铭瑶一家都是非常温和的人。8月22日当天，在金昊母亲尚未被警方控制之前，刘铭瑶的至亲们曾与她有过一段长谈对峙，一段长达15分钟的视频记录显示，刘铭瑶母亲虽然悲痛万分，从头到尾没有对金吴母亲有过任何言语和肢体过激行为。

那天的对峙弟弟也在场，他甚至对金吴母亲还保留了对长辈的礼貌。在我与刘恒的通话中，他一直努力保持冷静克制的措辞，他不想称呼金昊为“姐夫”，也没有用更情绪化的用词，他称呼金昊为“犯罪嫌疑人”。

“念别人的好·修自己的心”

为什么不离开一个常有暴力行径的伴侣？这是很多人对于刘铭瑶的疑惑。

我看过几乎所有她的互联网痕迹，和她弟弟通了40多分钟电话，看到她朋友们的讲述，其实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她不再能够亲口解答这些疑惑。所有的现有信息，都只是有限的呈现，而不是确凿的判断。我们只能试图拼凑她的过往，去理解她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刘铭瑶是一个很爱家的女孩，有一个小五岁的弟弟，但父母对他们从来没有重男轻女，女儿出嫁后，爸妈和弟弟依旧保留好她的房间，不堆放任何杂物，弟弟说，“我们基本每天都会墩姐姐房间的地，保持得很干净，我房间养了宠物有一些掉毛，姐姐房间一般比我的干净”。

每次许新年愿望，刘铭瑶几乎都是“希望家人健康”。她曾发动态说，“我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家人，很想珍惜每一刻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她会拍下爸爸妈妈走在前面的背影，配文：家人幸福健康就好。

或许是因为原生家庭很幸福，她有着一种不谙世事的单纯。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婚姻，对方希望她相夫教子，她就没有去找工作。很快，她就怀孕了，成了全职妈妈。

她很爱孩子。新生命确实带给了她幸福感，孩子刚出生时，她写道，“我从不知道自己的心可以溢满如此多的爱，直到我成为母亲的那一天。”孩子长大一点，会和她互动了，她会记得那些很美好的瞬间，“我那聪明又有点调皮的儿子，今天的风很大，早晨和儿子出去的时候，我的头发刮乱了，他一直不停地帮我整理头发”。

她不止一次在社交网络上对自己喊话，“不能老和孩子发脾气！记住！”，“少玩会手机，多陪会孩子”。她也从不吝啬对孩子表达爱意，“与其说我陪伴你，不如说你治愈我”，“我也因为有你而感觉到幸福”……

在她的叙述里，她几乎从不提及自己遭受的暴力与压力。从校服到婚纱，刘铭瑶很珍惜婚姻里微小的甜蜜日常。结婚后四个月，她拍摄了丈夫从市场出来两手都提着几袋子菜的背影，以及一桌做好的菜。再比如，一年冬天，她记录丈夫，昨天晚上喝多了但给她买了一大盒草莓回来。

如果说新婚时她不想离婚可能是因为爱情，有了孩子之后，她变得愈发难以离开。

她婚后一直没有收入。手心朝上的日子不好过，虽然妈妈会给她贴补，但她内心一直否定自己的价值，与丈夫的交流也显得不够有底气。朋友记得，有次一起吃饭，她很喜欢一条裤子，但是因为不想问丈夫要钱，不想看他脸色，就先不买有了孩子之后，找工作变得更难，因为想要多花时间陪在孩子身边，她曾找过一个馒头铺的工作，工作时间灵活，一小时10块钱，她觉得很不错，但丈夫不让她去，在微信里她这样对朋友解释，“我对象不让我去呢，他说我不嫌丢人”，并附上了一个流泪的表情。

她感觉自己很难改变外部环境，于是开始向内自我说服。这几年，她的社交网络常常像是一个女孩在自我安慰——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要有感恩的心；念别人的好，修自己的心；人啊，健康幸福就足够了；做了一个很好的梦，所以会顺利的对吧；今日感慨：自从生完孩子两边妈妈有的出钱有的出力，感觉真的挺满足的，生活更应该多一些知足少一些责怪，我好幸福也很知足。

2023年7月5日，她发布微博，“他也为我们改变挺多的，不是吗？”

弟弟刘恒说，姐姐心里应该也是想过离婚的，但是她没有工作，害怕在孩子的抚养权上争不过男方，于是一次一次放弃。

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在今年7月，刘铭瑶发现丈夫出轨，并将此事告诉了双方父母。离婚的事情明确地提上议程，男方表示，绝不会放弃抚养权，刘铭瑶很挣扎，7月24日，她在微博上写：思绪很乱。这也是她最后一条微博。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恒发现姐姐回娘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怎么给家人发消息，家里人担心她，又不敢说太多，怕给她压力，“这个也是敏感话题，一聊的话她可能就不再说话了，因为她也很乱。她只是想要孩子，并不是想要那男的。”

亲人不放心，怕那个小家再爆发战争，怕刘铭瑶再受到伤害，到了晚上9点多钟，刘恒和妈妈经常去姐姐家楼下转转，看她家亮灯没，想知道姐姐在不在家。8月20日，他还去商场游乐区帮姐姐带了一下孩子，没想到过了两天，等来的竟然是姐姐的死讯。

“像开着上帝视角一样看着她的一生”

和刘恒通话的过程中，他一次都没有哭。他说，“我现在脑子是受惊的状态，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只能用自己最坚强的那一面去面对，我非常希望我姐姐能够回来，但我没有办法让我姐姐回来了。”

他点开和姐姐的微信聊天框，发现最近几条姐姐都没有说她自己，“都是她在问我工作怎么样，工作得好不好”。

姐弟之间的感情很好，去年寒假，金昊开了一个火锅鸡餐厅，刘恒怕姐姐太辛苦，也跑去店里帮忙，点菜上菜，他虽然不喜欢金昊，但是为了姐姐，他愿意无偿劳动。

姐姐去世后的深夜，刘恒写了一长段和姐姐的回忆，那是一封写给姐姐的信。他说——

姐姐，我今天回咱家楼上，你的房间我一直都给你留着呢，你嫁出去的时候，我和咱爸妈每天都给你留着，每天把你屋子打扫得很干净，看你柜子的时候有好多大学的荣誉证书，我想你。

你还记得不？我那时候老胖了，我和你在家闹玩，你老爱记录我，还有咱妈咱爸。每次你回家我都可开心了，你肯定给我带好吃的了，我想你了姐姐。

你每次都是在我不开心的时候骑三轮带我出去玩，一开什么店铺，你都带我去吃，有时候自己都没吃过，都给我买。我穿睡衣，你说穿这么破干嘛，我说在家爱嘛紧（不要紧）的，你第二天就带我去盐百买了一身新衣服。还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我一直都舍不得买一件衣服，你给我买了，你还瞒着我，我当时可开心。

你放心，家里人都在呢，我和咱妈每天晚上9点还去你楼下转一圈，看你家里开灯了没，你回家了吗？你总是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弟弟今天把衣服给你买回家了。你为啥丢下我们，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我们肯定给你讨回公道。

你在天堂找到奶奶了吗，安顿好了吗，缺什么给我托梦，不要担心家里，家里有我呢。

你回来陪陪我吧，姐姐。

仁义、善良，这是很多人对刘铭瑶的评价。许多朋友都在网络上写下对她的缅怀和回忆——

“你疼爱孩子超过你自己，你总是把别人放在前面，自己排在最后，你也答应过我，以后把自己看得最重要，你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两天不断地翻看手机相册里咱们的照片，咱们的聊天内容，还是无法接受你不在的事实”。

“瑶瑶，你知道吗？每当我想起你和我说你的愿望就是和孩子在一起，好好陪着孩子长大，除此没有任何愿望，我这几晚想起这句话我都会落泪，一个不成愿望的愿望，你从不要求，几乎没有过要求。”

就连当时她结婚时的婚庆工作人员都发帖，“她是我的新娘啊！真真切切的接触，相识相知，现在这么好的女孩真的很少，只能说有教养，善良又真诚。记得婚礼前一天，我们婚礼化妆师，跟拍录像都提前到达宾馆，她会给我们亲自送饭，时刻让朋友照顾我们，试问有多少新娘能把我们当成朋友去对待？因为你要结婚我认识了你，我很幸运，但是如果知道是这样，我宁可不要认识你，不要你结婚。”

许多人看完了她的社交网络，“像开着上帝视角一样看着她的一生”。

记得2021年的时候，她21岁，还对自己说，“你不一定非要长成玫瑰，你乐意的话，做茉莉，做雏菊，做向日葵，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

她还说，“我是市井小民，梦想是家人平安，嫁个普通人，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

（文中刘君、刘恒为化名）

近年来，“本升专”成了一种愈演愈烈的现象。如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两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开始创办“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获本科学历的学生。而到了2025年7月底，更明显的转向出现——越来越多的高考生从“专升本”，转变为“弃本读专”。在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下文简称郑铁）新生微信群里出现了多位分数在560分以上、纷纷报考机车维修、运营专业的年轻人。

“560分还来大专？”群里不少人半是调侃半是惊讶。2025年河南高考物理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一本线）为535分。560分超出一本线26分，可报考郑州大学（2025年物理类最低录取分548分）、河南大学（535分）等省内重点本科院校。

这些放弃本科选专科的年轻人的心态，从2024年麦可思研究院报告中可窥见一二：一方面，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半年内就业率达92.3%，普通本科毕业生为84.7%，其中双非院校本科因专业不同而就业率有所差异，最低可至76%，而985高校毕业生约超70%选择了“继续深造”。另一方面2023届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4682元，较2021届增长11.13%；部分专科专业如护理、软件技术等起薪已接近或超过普通本科。

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通了一件事：为什么还要在本科熬上四年，回过头来再争专科对应的就业机会？？十年前本科还是阶层跳板，如今对接明确岗位的专科，成为抵御就业风险的安全绳。

年轻人开始站到“稳定溢价”这一边，“学历溢价”的潮头正在退去。

文｜oscar

编辑｜oi

为什么他们不等四年？

“你为啥要报郑铁？”17岁的杨鹏从以561分报了郑铁的“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后，这是他被问到得最多的问题。“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是郑铁录取分数线较高的专业之一，也是该校毕业生进入铁路局工作的核心专业。

杨鹏甚至比其他同学都要早确定自己的录取结果——一方面是源自自己在同专业中遥遥领先的分数，另一方面则与他报志愿时的规划紧密相关。

“你读了这个专业，两年后就开始实习。从实习开始，基本上就敲定了工作单位：铁路局。”这件事在郑铁校内，并不是秘密。一位学习软件专业的学长这样告诉杨鹏。杨鹏有些惊讶，“你怎么和我爸说的一样。”

读郑铁是杨鹏一家、姑姑一家，以及父亲的战友一家，三家人共同商量后的决定。——对他而言，这相当于用超出一本线的高考成绩，换取 “稳定溢价” 的便捷路径。

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父亲作为“内部人”，告诉杨鹏，在郑铁将来工作不愁！经历了金融危机、下岗的父母举了几个同一个家属区里那些不肯进入铁路系统、如今失业在家的年轻人，“他们后悔都来不及！”

从郑铁2025年就业质量报告来看，就业的确是该校的一大优势。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因与郑州局、武汉局联合成立定向班、订单班，就业覆盖率超 60%，实习转正率达93.2%。而且在2025年7月的《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中，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应届生平均月薪 5926 元，三年后年薪普遍突破10万元。杨鹏的父母告诉儿子，“这样的工作比公务员都不差！”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考试通知

可即便有学长的羡慕、家人的劝导，当周围人的关注渐渐淡去，失落感仍像火一样烤着杨鹏的内心 ——他其实想读郑州大学。“除了说出去好听，还有啥用！”他的母亲这样说。“我可以读研！”杨鹏不愿轻易放弃。“你真有那个本事，当初就考好一些，选一个好就业的本科专业。”杨鹏心里清楚，以自己的分数，即便能进郑大，也选不到有就业优势的专业。

杨鹏陪父母去小区门口超市买东西时，碰到了父亲的同事刘伯 —— 刘伯的孩子正是郑大毕业。“老哥，你家儿子找到工作了吗？” 父亲随口问起，刘伯却摆了摆手：“还在家考公呢，你看我这头发，都愁白了。” 听说杨鹏选了郑铁，刘伯连连夸赞：“这孩子真懂事。”

真正让杨鹏放弃郑大的，是母亲在深夜忽然冲到杨鹏的卧室，“我跟你爸担心的都睡不着觉！”一边是父母的压力，一边是对未来的现实考量，杨鹏最终妥协了。

事实上，像铁路系统这样 “就业明确” 的领域，还有电力、邮政等。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2025 年就业报告明确显示，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 93% 毕业生进入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央企，且订单班覆盖率达 85%。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邮政集团签订的订单班，采用“2+1”培养模式，学生前两年在校学习理论，第三年到邮政企业顶岗实习，实习考核合格后直接签订劳动合同。2025年数据显示，订单班毕业生100%进入邮政系统。

“这叫平稳落地。”杨鹏的父母这样对他说。杨鹏终于低下了头。还有谁在乎为了就业，年轻人到底放弃了什么？

谁能进、怎么进？

王铮的高考分数同样在560分、同样选择了郑铁、同样放弃了本科。同专业的学长告诉他，在铁路系统内的技术工人岗位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舒坦，在这些岗位上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晋级考试。

通常技术工人岗位分为8个等级，等级越高要求越严，既要求工作经验，也要求能力水平。如果无法成功晋级，哪怕五十岁，也可能和三十岁的人领着一样的工资。

听到这样的情况，王铮多了一个计划，打算大专毕业后先去当兵，再回来就业。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他听父母平时聊天时提到的、铁路系统内一些领导的例子。这些领导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了。回来后，再进入铁路系统。

同时王铮自己做了功课：退役军人在铁路系统招录中可享受笔试加分5-10分、优先录用等政策。以郑州铁路局为例，2025年招聘中退役军人占比18%，且部分岗位晋升至管理岗的平均年限比普通员工缩短1.2年。

年轻人看似放弃了本科，却没打算放弃未来。尽管杨鹏与王铮都说，自己的家庭很普通，不过是沾了 “系统内” 的光，但这并非个例。《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5 年）显示，铁路系统技术岗职工子女的入职率，比非职工子女高 17%-25%。如济南铁路局 2024 年录用名单中，职工子女占比 48%，非职工子女为 31%。

可反过来想：就算没有放弃本科，拿着本科学历，就能和专科生竞争同一个岗位吗？

沈阳一家事业编制的科研单位，在2023年、2024年招聘中，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数位毕业生，为了能够进入这家事业编制单位，主动选择到装配车间成为技术工人。小许便是其中之一，他自嘲道，“谁让我没考上研究生呢！”

小许的苦恼，主要是觉得 “一线工人” 的岗位听起来不好听，但单说单位名字，不少人都会觉得这是份好工作。2024年年底，小许拿到了约3万元的一次性年终奖。他说如果当时坚持自己是本科毕业，不肯找这份工人岗位工作，怕是和很多本科同学一样，要么成为了三天两头失业的销售，要么去挤考公考编的独木桥。

可就算如此，小许在面试时，竞聘这个岗位的除了自己这样的本科生，仍是以专科生为主。但招聘单位考虑到这一岗位的性质，虽然是工人岗位，但依旧需要对于装配工装的设计和研究能力，于是对“本科生从事专科生工作”有了倾斜，在面试题目中增加了对于机械加工图纸的识别和绘图的能力，这才有了小许今天的工作。“如果单纯比动手能力，我是比不过专科生的。”小许有些后怕，也有些庆幸。

小许的同事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也有不少。这也是一个本科学校。这让小许的心理平衡了不少。而除了这些本科生成为技术工人外，单位里的科研人员，最低学历已是硕士，据说还要求本科和硕士都是985院校的学历才行。

成为工人后，小许也放弃了读在职硕士研究生的想法：一来单位不承认第二学历，二来工作压力不小，他也明白 “在职刷学历” 不太现实。但刚入学的杨鹏，还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冲劲，依旧想试着突破未来的职业天花板。

确定性之上的天花板

杨鹏始终对放弃本科、选择专科有些在意。又无法说服自己的父母，于是他萌生了 “先稳住工作，再谋更高学历” 的想法。而且，看到高中同学有一半选择了本科，杨鹏还是羡慕的。父母的语气里带着一股满不在乎的笃定，“以后他们会羡慕你。”

杨鹏特意问了郑铁的学长。学长说，学校机车维修专业每年会单独列出约 50 个本科毕业生招聘名额，但他从没听说过杨鹏所选的专业，有毕业生毕业后再去考本科的。“说不定等你到了单位，要是干得好，单位会愿意让你继续进修呢！” 学长也只能这样安慰他。

杨鹏半自嘲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尤其听说工作后常要加班，就算想考本科都难，更别说冲刺研究生了！

在杨鹏的不快乐中，他看到郑铁的新生微信群里，大家纷纷说自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讨论的话题也变了，全围绕在郑铁有哪些社团、是不是可以染发、能不能带吹风筒、一个宿舍几个人、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杨鹏忍不住在群里问：“要是工作几年后，本科学历又吃香了，咋办？” 那群已经开始关心校园生活的年轻人回得很随意：“到时候听家长的呗！” 至少眼下不用慌，总比一进社会就扛着动荡强 —— 这是他们默认的共识。

可只要多留意铁路、电力、邮政这些系统的招聘就会发现：全日制本科学历仍是岗位主力。这么一来，“未来晋升难”，就成了这些 “弃本读专” 的年轻人，必然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

可父辈对于“职业天花板”并没有那么在意。王铮的父母是一线普通工人，他们自身学历不高，但感觉生活压力不大，因此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太辛苦。并以此劝说王铮。

不过，职场里的某些倾斜，或许能悄悄打破这种 “看似安稳的局限”。比如小许，之前报名单位的岗位晋级时，单位通知 “可按岗位最高学历计分”—— 也就是说，哪怕岗位门槛是专科，只要职工是本科学历，就能拿到更高的计分。这算是对人才提升的一种激励。原来有些时候，学历还是有用的 —— 比如拿到工作后。那一年评优，小许就凭本科学历，竞争过了同岗位的专科同事，也总算看到了一丝希望。

稳定之外

毋须讳言，在就业层面，特定领域的专科专业确实比本科更具竞争力——这些专业通常与国家战略产业、基层公共服务或技术密集型行业深度绑定，形成 “学历门槛适配岗位需求” 的结构性优势。除了铁路系统、电力系统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中心需要的护理专业；邮政局、顺丰等物流需要的邮政通信管理、物流工程技术专业，也同样呈现出 “专业对口即就业” 的特点。这种 “专业与岗位精准对接” 的优势，也直观反映在录取分数上：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职专科批投档线》显示，该省 198 个高职专业组的投档线已超过本科线，足见年轻人对这类专业的认可。

但无论年轻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妥协，“稳定溢价”也许已然成为如今的潮流之选。只是，潮流并非永远不变。教育也终究不该一直被工作焦虑、生存焦虑所绑架 —— 它本该承载更多关于成长、热爱与可能性的期待。

弃本读专的背后，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份触手可及的工作，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对未来的稳妥规划；但就像仍在纠结学历与职业天花板的杨鹏，或是为突破局限规划 “专科 + 当兵” 的王铮，仍有不少年轻人没停下思考：在 “稳定” 之外，是否还能找到兼顾生存与理想的路。而这份思考，或许比 “选本科还是选专科” 的单一答案，更值得被看见。

参考资料

• 云南网《读懂 “本升专” 的需求信号》（2025 年 7 月 3 日）
• 齐鲁壹点《山东在全国首开大学生技师班》（2024 年 7 月 12 日）
• 新华社《瞭望 | 培育 “紫领” 预备队》（2025 年 6 月 24 日）
• 河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考分数线》
• 郑铁官网《2025 年单独考试招生章程》
• 郑铁《2025 年就业质量报告》
• 麦可思研究院《2025 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4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 教育部官网
•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职专科批投档线》
• 辽宁省人社厅《高校毕业生免费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

最近，“本升专”相关话题再次于社媒平台登上热搜。

此次受到广泛关注的，是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据媒体报道，2025年，该校的动车组检修技术、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等多个专业备注招生对象为本科生。该校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学校的本科毕业生报名情况不错，2024年就完成了招生计划。

这个消息引人关注，因为这是一种“学历倒挂”——先上了本科，再返回头去读大专。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考试通知（图/网络）

这个现象，很多媒体用了一种相对开放、欢迎的态度去看待，认为这是破除“学历迷思”，这是“重新校准人生坐标”。

话很漂亮，但无法否认这是反常的。

花4年去校准人生坐标，那早读大专不就好了？可以省多少时间和精力？不仅大学4年省了，还省了高中阶段没日没夜、军事化管理、上厕所要掐点的苦读。

无论如何，这种回炉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长达数年的投入打了水漂。这背后终究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自救。

01

“本升专”已经越来越常见，几年前就开始有媒体报道。

比如《南方周末》曾报道，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说，该校这两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主要是想通过培训考取心理咨询、营养和健康管理等方向的证书。

成都新东方烹饪学校的老师在报道中提到，在跟自己学习川菜烹饪的学生中，三成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开始创办“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经有专科及本科学历的学生。2015年以来，大学生技师班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本科生，等等。

之所以“本升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找工作。

像上面提到的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看名字就不难想象去向是哪里，还是多少年轻人渴望的稳定大企业。像青岛技师学院也在报道中说，学生大多顺利就职知名企业，薪酬普遍高于同期应届生平均水平。

有些话多少有宣传成分，但对找工作有帮助肯定是直接原因，否则，谁读书有瘾呢？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专就好找工作？

02

毋庸讳言，这是因为大专对应的工作不够“高端”。当然这肯定有人抬杠“职业不分贵贱”，那么就说得含蓄点，大专对应的岗位多在第二产业，而不是第三产业。

而第二产业向来就很缺人。2022年曾有数据显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三季度企业用人需求中有38.7%集中在制造业。

同时，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有43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行业存在供需缺口；24个新进“最缺工”排行榜的职业中，超过半数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高达到54.2%，远高于其他职业。

另外，《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至2025年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需求总量与供给总量差距不断拉大。

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就业难都不存在，大量企业还缺人呢。只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穿上工人的蓝衫，甚至快递员的黄衫，专车司机的衬衫，工作当然还好找的吧。

这就很吊诡了，一边缺人，一边又喊就业难，这种反差到底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不愿进厂罢了。

这个现象早就有了，几年前就有年轻人宁愿送快递、不愿进厂的说法，此前就有媒体调研发现，年轻人不愿进厂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低、不自由”，有老板甚至吐槽“出去买瓶水，人就不见了”。

缺人，终究是有原因的，工作环境大概什么样，人们心里是有数的。

而那些年轻人，辛辛苦苦地读书，背负了家庭的万千期待，不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命运，去追求一个最起码进入服务业的未来吗？

看看那些本科专业，经济、金融、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医药工程、计算机工程，哪一个不指向听起来就好听的“现代服务业”？

只不过现在年轻人低头了，找不到服务业的岗位，那么就去“回炉”读那些“最起码保障一个工作”的大专吧。

当然，现在“本升专”还谈不上多大规模。但如果有一天这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那么更值得深思还不是年轻人“找到自我”，而是产业格局出现了问题——碰到了某种天花板，无法再向上突破了，大量劳动力，只能堵在“第二产业”。

03

这背后也无法忽视这些专科院校自己的努力。没有所谓名校光环，也没有各种不着边际的折腾，它们想要在教育格局里生存下来，只能靠一个——就业。

在一个报道里写的细节很有意思，一个本科生读了一个专科的多媒体制作专业，结果这个专业的名称就叫“××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直接就把甲方的名字、工作内容不掩饰地写在名字里，毫无心理负担。

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招生简章（图/网络）

而这种思路才是对的。相比于大学，这些专科似乎对学生才更负责。很多大学，由于先天赋予的地位，它们并不用担心自己的经营，哪怕负面新闻缠身，大概也不怕“第二年没人报”。

网民针对一些大学的负面新闻，动辄就说“明年分数线要降”，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呓语，把大学的级别看一看就知道了，哪在乎你怎么看它呢。

但是专科就不一样了，它们真的要在市场中生存。它们的名头不会构成了号召力，从来也挤不进各种排名，所能依靠的只有KPI——到底能把学生送到什么地方去上班。

当大学还在忙着各种安排通稿，津津乐道自己的教学改革、重大成果、“对学生多么的贴心”，这些职业专科院校只能埋头联系企业、找到赞助、输送学生，做着一堆苦活累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明明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还可以开设专业，设置各种硕士、博士点。说白了，还是不担心，完成“高等教育”的指标就好，至于就业，那得靠学生自己努力啊。

当然，专科学校也不是没有骚操作，什么把学生当免费劳力、压榨学生的新闻也不少，但专科的生存逻辑有根本的不同。

就如同衡水中学对所有素质教育的冲击一样，专科也在用今天最大的教育KPI——就业，去打脸那些本科院校。你名气是大、专业是多、分数线是高、社团生活是丰富，但我能让学生有工作。

这或许不够令人舒服，毕竟高等教育的各种所谓“内涵”，什么“大学精神”，就只剩下了就业。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本升专”的出现，终究是一种市场思维、务实精神的胜利，也是告诉那些大学们：

真的关心学生，就好好帮他们找工作吧。

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对于一群终身未婚的女性来说，农历七月初七是她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也不怪大家想不到，毕竟七夕在最近二十年里几乎只剩下了“中国情人节”这一个意思，而七夕的本来面貌，作为“乞巧节”和“女儿节”的含义，早已被人们所遗忘和抛弃了。

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没有任何呼吁回归传统庆祝乞巧节和女儿节的意思，一丁点都没有啊。

乞巧节和女儿节的绑定，正反映了这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涵，就是鼓励女性从小学习“女红”手艺，熟练掌握纺纱织布、洗衣做饭，拥有一双巧手，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合格的贤内助。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节日，不过也罢。

但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成长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历史时期的“自梳女”群体来说，庆祝七夕节就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借着七夕这个日子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历史。

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对于一群终身未婚的女性来说，农历七月初七是她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也不怪大家想不到，毕竟七夕在最近二十年里几乎只剩下了“中国情人节”这一个意思，而七夕的本来面貌，作为“乞巧节”和“女儿节”的含义，早已被人们所遗忘和抛弃了。

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没有任何呼吁回归传统庆祝乞巧节和女儿节的意思，一丁点都没有啊。

乞巧节和女儿节的绑定，正反映了这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涵，就是鼓励女性从小学习“女红”手艺，熟练掌握纺纱织布、洗衣做饭，拥有一双巧手，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合格的贤内助。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节日，不过也罢。

但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成长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历史时期的“自梳女”群体来说，庆祝七夕节就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借着七夕这个日子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历史。

可以想象，在十六七岁的年纪离开亲人，离开祖国，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做女佣，长年生活在主人家的院子内，整日负担繁重而漫长的劳动，妈姐这个群体是很难有常规婚恋机会的。也因此，妈姐这个群体里面成为终身未婚自梳女的比例就很高。

妈姐们成为自梳女，更多是环境所迫，而不是主动选择，更多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不是因为富足，更多是被传统宗族势力所剥削，而不是对传统婚姻形式的反抗。

实际上，就和现在一些菲律宾女性出国做住家保姆，被称为“菲佣”一样，曾经向国际市场输出女性帮佣劳动力的主要是中国，其中珠三角地区最多，这也是自梳女群体主要出现在广东的原因之一。

她们往往是多子女家庭中的一个女儿，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小要帮家里干活和照顾弟弟妹妹，等到十六七岁可以独立工作了就被安排到海外做妈姐，赚到的钱大部分要寄回来补贴家用。

无论是终身不嫁为家里打工赚钱，还是根据父母的安排“嫁个好人家”换回彩礼与联姻资源，都是被原生家庭吃干榨净的一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自梳女群体的底色是相当悲凉的。

不过呢，因为相对特殊的人生轨迹，自梳女群体在晚年养老时倒是有了一些温情与亮色。

在广东顺德钧安镇，有一处地方叫“冰玉堂”，取的是冰清玉洁之意，其中居住的就是终身未婚的自梳女们，绝大多数都是在南洋做了半辈子妈姐后回到家乡来养老的。

在传统乡村社会，大龄未婚的女性既不方便独立居住，也不方便与父兄家庭合住，成为一个难题。于是，有类似境遇的自梳女们自发组织起来，拿出毕生积蓄集资修建了冰玉堂这个地方，供自梳女们集体互助养老。

冰玉堂里，自梳女们既不用照顾老公，也不需要照顾孩子，她们操劳一生，终于有了一段人生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她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做精细的手工艺品，有大把的时间去做一些工序繁复费功极多的菜肴，她们甚至拿南洋的香料与烹饪方法和顺德菜融合，开创了“妈姐菜”这一独特的顺德菜分支。

跑个题，过去几年，我带队的每一期顺德美食之旅都会带大家去参观冰玉堂，并在附近餐厅品尝妈姐菜。

再说回主题。

自梳女这个群体，因为终身未婚，游离于传统宗族社会文化之外，又因为女性身份和时代局限，没什么表达家国情怀宏大叙事的需求，所以适合她们过的，能够集中反映这个群体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传统节日是几乎没有的，适合她们崇拜的神仙也是几乎没有的。

春节和中秋，阖家欢聚不适合，端午赛龙舟当时是不让女性上船的，上元节，是谈情说爱约会的日子，重阳节，当时是老男人的专属……

只有七夕，作为乞巧节能够代表一些她们的劳动价值，作为女儿节，能够寄托一些她们对青春时光的追忆，寄托一些终身未婚的道德自洽。

所以，自梳女们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是七夕，在这一天，她们隆重祭拜“七姐”，也就是传说中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七仙女。

这是她们的选择。

更是因为她们的一生无从选择。

当塔学已成往事

保重 @Birds_b_r_32309

CDT编者按：8月24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一篇对“暴女运动”在中国的深度报道，文章由作者自身的女性乐迷经验出发，回顾了摇滚乐与性别文化——涵盖女权和摇滚的交汇处“Riot grrrl”文化的科普、对摇滚乐性别歧视的梳理，以及描绘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文化参与者——女性与酷儿乐迷的真实处境和行动。

报道揭示了在“反抗”的摇滚乐外衣之下，依然存在着系统性的性别不公。它不仅回顾了历史上的女权摇滚运动，也深刻剖析了当代中国摇滚圈内从创作、从业到消费各个环节的性别问题，并最终落脚于呼吁建立一个对所有性别都更安全、更友好的音乐环境。

全文阅读：当“暴女运动”闯入中国：女性/酷儿摇滚乐迷的反叛和自由

以下是这篇深度报道的节选内容：

什么是“暴女（Riot Grrrl）运动”与本土化挑战

“暴女运动（Riot grrrl）”是1990年代从美国华盛顿以及西北岸地区兴起的女权主义朋克风潮，“Grrrl”这个词是将“Girl”的“i”用“r”替换，模仿拉长声音的咆哮。常见代表乐队有BikiniKill、Bratmobile、Leater-Kinney等等。创作形式包含乐队演出、自制zine、口语诗、政治行动等，关注的议题十分宽广，包括但不限于性别暴力、种族歧视、对创作方式的反思，甚至滑板等街头爱好。

成立于2011年的俄罗斯乐队Pussy Riot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名的暴女乐队。这个有十几位成员的匿名艺术团体，会在教堂、世界杯等公共场合进行有政治意义的游击式演出，部分成员曾被捕入狱。

中国暴女乐队的先驱一般被认为是成立于1998年的北京女子乐队“挂在盒子上”，她们坦言Riot grrrl文化对她们的影响；其中初始成员杨帆如今也是国内音乐制作人群体里，唯一一位榜上有名的女性。2018年在北京，英国籍鼓手Ceridwen Brown（Ugly girls）采访了地下场景的女子乐手们，并发起“China Grrrl”演出。

过去十年间，简中网络关于“暴女运动”的内容逐渐增加，各种音乐和文化媒体都开始翻译暴女的历史、搬运暴女乐队的演出视频，出现了更多的本土化暴女创作。

摇滚乐场景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遍布社会中的细枝末节，摇滚乐也不是净土，甚至称得上是“重灾区”。据《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音乐人的男女比例为8:2。在摇滚乐领域中，特别是朋克、金属这类更加追求激烈、技术、破坏力的流派，往往过分强调阳刚气质。进入这个场景的女性，不得不选择更中性的气质、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女孩”，来避免受到质疑和排挤。

乐队角色中，歌唱被视作更具女性气质的表达，所以女性总是被鼓励成为主唱。观众总是下意识地审视她们的外貌，而不是音乐才能。在一些演出视频的评论区，最受关注的总是女主唱们的穿着和姿势。市场也深谙一位“符合凝视”的女主唱可以带来更多商业利益，于是常常忽略她们的表达，而放大其中具有消费属性的元素。

除此之外，女性参与音乐还有很多社会性障碍——演出资源总是在酒桌上以兄弟会的方式流转、乐器的设计以服务成年男性为主、女性的创作受到更多贬低……在“抑制女性创作”这点，不同艺术领域之间没有太大差别。

很少被人谈到的是幕后从业者，ta们往往承担这个行业的支持性工作，比如经纪人、视觉设计、灯光师、场地助理甚至公关等。ta们的姓名很少被呈现于台前，但却是乐队品牌和光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乐迷爱上一个乐队的时候，爱上的可能是这些女性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

女性乐迷的双重困境：消费主力与被贬低的对象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4大型营业性演出市场趋势及特点分析》报告全文，大型音乐节中女性消费者占比为67.1%；在协会网站中可以查看近年发布的各种演艺类型的市场报告（很遗憾没有livehouse专项报告），其中女性消费者占比都大致稳定在60%以上。她们愿意为乐队周边买单、在社交媒体参与推广、为乐队提供帮助，但这些真金白银并不能换来乐队对她们的尊重。

在男性主导的创作中，女性往往被放在被凝视的位置。当女性进入摇滚乐场景，很容易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困惑——因为她所能看到的文本，大多将女性作为性客体或譬喻使用。

摇滚乐最具有性别色彩的词汇，大概就是“果儿”了。“果儿”（groupie）一词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与摇滚乐的性解放一同发展，用来指涉那些热衷于与摇滚乐手发生关系、以此来进入音乐场景的年轻女性。然而，这个概念与中国摇滚乐的实际环境相去甚远，更多时候，它只是对出现在摇滚场域中的女性的贬低：女性一旦出现，便立刻被当作性资源来衡量。

音乐现场的身体边界与安全问题

在演出空间中感到边缘化和不安全，是许多女性与酷儿共有的经验。这种不安可能源于人群中无法避免的肢体接触与性骚扰风险，也可能来自弹簧单高跷、mosh pit、死亡之墙8等激烈的身体互动方式——这些对身材相对瘦小的观众来说并不友善。

很多女性乐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冲撞的反感，讲述自己受伤的经历，但这些诉求并没有被严肃对待。狃拉最开始是pogo爱好者，但是自从去过一个白男为主的现场后她便不再热衷于此，“身体的差距被放得特别大，你怎么都不可能撞得动他们，而且他们冲撞的力量让我很害怕，这种差距一直在我心里。”Rocket聊到了ta观看《Punk singer》的时候也对pogo有所思考，“大家pogo的时候如果跟顺男在一起玩就会受伤，我想可以有一个跟别人撞来撞去的、但是安全的空间。”

演出现场的参与姿势，可能很难被法律所规定；但为了营造一个安全空间，发起者有必要为此设定规则。比如科普更安全的冲撞姿势、限制穿戴尖锐饰品、划分冲撞区域、设立安保和医护人员、关注你身边的人群适时提供帮助等等。把身体冲撞作为音乐现场的必要环节——这阻碍了人们发明更多的玩耍方式；如果人们在演出现场想要的是友谊和快乐，那么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