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赞英，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中国顶尖的博物画家曾孝濂的妻子。去年9月，在视频访谈节目《十三邀》，曾孝濂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而出乎意料地，他的妻子张赞英第一次被卷入舆论漩涡的中心，她与主持人许知远的一段对谈出圈了。当她谈起自己的婚姻与一生，谈起岁月的蹉跎与不甘，她掩面而泣。

许知远：您觉得曾老师他身上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张赞英：我除了喜欢他的画以外，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可吸引我的（笑）。

许知远：那下辈子碰到曾老师还跟他过吗？

张赞英：不过，绝对不过。你说我这辈子困在这个地方，我想走哪儿走不了，就困死在这个地方了。

这段27分钟的访谈，意外踩中了观众的情绪，引发前所未有的讨论热度。一开始是网友惊喜于一位女性的勇敢表达，舆论发酵之下，很快撕裂成无数立场。张赞英被扣上“家庭妇女”“米虫”“失去自我”的帽子，网友怒其不争，曾孝濂则是“吸血虫”。一些人将她的眼泪和对于岁月蹉跎的指控，全数指向婚姻，特别是她的丈夫曾孝濂。除了善意的关注，坚硬的正义感，当下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老一辈的婚姻模式。

如何理解这段维系了57年的婚姻？故事开始于动荡的年代，两个边缘人的相依相靠，他们用自己的小家抗衡世界的崩塌。后来情况慢慢变好，画家暮年成名，她退居家庭，作为画家背后的妻子。

他和她的婚姻稳固，称得上相濡以沫，但张赞英的眼泪和遗憾也是真的。对于丈夫曾孝濂，参与完成的126册墨绿封皮《中国植物志》绘图和数不清的植物画是他一生的注脚，而张赞英呢？除了自己的工作，她年复一年承担着“第二份班”——家务，照料家人。作为职业女性和妻子的困境，几乎贯穿她这一生。

当我们以张赞英为第一视角回望这一切，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努力与无力，那些将她抛入命运低谷的力量和观念，以及时代的蹉跎。如果夫妻之间，注定一方付出更多，那么两个人的结合就像一场博弈。但事实当然不只是这样，完满难有，遗憾常在，走过漫长的岁月，最后剩下的都是关于陪伴的细节。

画家的妻子

张赞英今年80岁了，在傍晚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简称“昆明植物所”），你很可能偶遇她，正出神地盯着一棵树，一片叶子，抑或一朵刚开的花，身旁是她的丈夫曾孝濂。张赞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灰白发微卷，一张苹果脸圆圆的，戴一幅银框眼镜，颇有知识分子风范。她个子不高，讲话中气十足，一口标准的北方普通话。

不时有路人认出二老，上前打招呼，多是昆明植物所的后辈、学生，还有来参观的游客，慕名而来的年轻画家。去年《十三邀》节目播出后，经常有人先认出“张老师”了。往往张赞英还未反应过来，陌生的面孔已经雀跃着小跑过来，激动地握住她的手，语速飞快地表达，“太喜欢您了，您就像我的妈妈和奶奶，她们……”

张赞英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眼神含笑，耐心、温柔地听完，说，谢谢你的喜欢。她遇到过最热情的粉丝，是一位中年男人，问她，“我可以喊你一声妈妈吗？”这吓了她一跳，连忙摆手，语无伦次地拒绝。

更多是困惑，张赞英自觉和年轻的观众间隔了大半个世纪，跨越时间的鸿沟，“我不知道，我哪点影响到他们了”。

而谈起一度甚嚣尘上的网络舆论，“这是天大的误会。”张赞英说，她想解释，却无从说起。她请后辈帮着注册账户，署名“张赞英”，在评论区留言，她解释，自己有工作，而非“家庭妇女”，她的眼泪也并非因丈夫而起，而是那个时代。她打字很慢，经常写完一大段发送后，淹没在了海量评论里，就像一滴水投入大海。

还有很多人鼓励她“出走”，离开这段婚姻，推荐她去看“勇敢出走的苏敏阿姨”。她真的去搜了，“但是我没有被家暴，也没有失去自我，我要出走去哪里？”她很不解。那段时间，她每天看评论到深夜，直到眼睛干疼，视线变得模糊才放下平板。

刷到有意思的帖子，张赞英读给正在画画的丈夫，有的是骂曾孝濂的，“你不就是一个画画的嘛，你以为你多了不起吗？”曾孝濂听完哈哈大笑，继续手里的画。还有很多长文章分析两人权力关系，牺牲与付出，曾孝濂听得入神，末了点评道，“写得很认真，像写了篇论文。”丈夫的反应宽慰了她。

张赞英在曾孝濂画展上

舆论最盛的那段时期，正值曾孝濂的自传出版，张赞英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人多的地方不敢去，一波一波的人认出我”。一位老同事将链接分享到退休职工群里，没有人多说什么，但她知道，她成为了很多人的话题。

长年与曾孝濂合作的出版社编辑联系张赞英，想给她出一本回忆录，讲一讲她和丈夫这一生。张赞英本来没有动心， “我这一生的经历有必要写下来吗？这一生太普通了。”

编辑试图说服她，“你之前的话成了一把攻击曾老师的矛，刺向他。”这句话让张赞英上了心，她问及丈夫对他的影响，曾孝濂摆摆手，他说，不必介怀。张赞英却始终放不下，她难得失眠了，感受到舆论的失控，甚至超出了她所能理解的范围。舆论汹涌，人言可畏，这是两位八旬老人经历的一次深刻的互联网教育。

两个边缘人

去年和今年，都有人问她，你是丈夫的附属品吗？张赞英苦笑，“我不觉得我是附属品（笑）”。

张赞英18岁只身来到昆明植物园，那是1963年。植物园还不向公众开放，属于昆明植物所，为科研服务。

她是植物园的工人，也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外省人”。张赞英出生在1945年的北京，父亲是一家公私合营企业经理，1957年反右运动，她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为筹拍电影《勐垅沙》招募文艺兵，在北京招人，上初二的她通过了考试，来了昆明。在部队待了短短一年，因为阑尾炎手术后感染引发肠粘连，无法练功和文艺汇演，她被调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当了播音员，三年后机构精简，她被分配到了昆明植物所。

年轻时的张赞英在植物园劳动

张赞英的工作从磨镰刀开始，割草、挑担、挖地、施肥、还要拉车。尖刀草的根扎得很深，割不断，几锄头挖下去，才能挖断缠绕的根系。一天下来，体力到了极限，只剩麻木的感觉。下了工，她得仔仔细细洗手指缝里的泥土，双手总有血口。长期劳作，她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双手粗粝，肩膀被扁担磨破，血与脓粘在衣服上。

最磨人的是挑粪。一车一车的大粪运来，她和工人们一起用桶挑到林子，浇在一条条的树塘里，给茶花树施肥。老师傅直接舀起大粪泼到土堆上，喊她筛土，土和着粪扬起来，呛得简直喘不上气。她戴上口罩，老师傅骂她娇气，说要汇报给组织。

她经常一个人待着，因为身份敏感以及身上洗不去的大粪的味道。“我不希望这种臭味让别人闻到，让别人感觉到讨厌。”这几乎是关乎自尊的逃避。植物园里工人大都来自周边农村，说云南方言，她听不懂，也没人与她说话。

直到遇到另一个独行者曾孝濂。他是云南人，比她大六岁，高中毕业后，因为父亲牵涉历史问题没能进入大学，1958年被当时的副所长、植物学家蔡希陶破格招录进昆明植物所，分配到绘图组做见习员，半工半读，学习植物科学画。

在昆明植物所，他们都是边缘人，曾孝濂自称“自由的群众”，没有组织，更没有几个朋友。“我是以所为家，他也是以所为家。”张赞英说。

那是一个沉默的年代。只有在曾孝濂工作的标本馆和单人宿舍，没有三六九等的成分，他们不谈出身与家庭，难得能放松、自由地交谈，喝一杯白开水。

但“武斗”兴起了，昆明植物所的山上不时传来爆炸的声音。出于安全考虑，所里允许职工回家暂避。研究所人去楼空，张赞英匆忙回了北京，曾孝濂作为植物画师，还在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出差，完成代号“523”的特别国家任务，寻找治疗疟疾的中草药。

张赞英记着曾孝濂无家可回，她留了一封信，写下北京家里的地址，还有一句，“必要时可以去找我。”很快，曾孝濂任务提前结束，他坐火车去了北京，一个多月后，得到张赞英家里默许，俩人返回昆明，决定结婚。

“没有想过更多的事情，只是为了互相照应。”张赞英回忆。

1968年3月25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他们和所里另外两对年轻同事步行到山下公社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来回走了三个多小时。所里仓促腾出一间空宿舍，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两人的行李卷凑在一起。曾孝濂托人买了点可可粉和白糖，同事来祝贺，就给客人冲上一杯。

1968年，张赞英和曾孝濂在北京

没有世俗意义上新婚的喜悦与甜蜜，政治运动很快再次波及到她和丈夫。1969年开春，曾孝濂被下令写检讨，张赞英成为批斗对象，她当时怀孕四个多月。

张赞英记得，批斗会在昆明植物园会议室开，她被要求检举丈夫和几位同事的言行。一屋子人批斗她，她先是被要求跪到桌子上，等她从桌子上下来，造反派里一位大姐突然起身狠狠地踢了她的肚子。旁边人拉住她提醒，她（张赞英）有娃娃了。踢她肚子的人说，“有娃娃咋了，生下来还不是个黑崽子。”

张赞英痛得蜷缩起来，那几个人见状放过了她。张赞英缓过来，没有回宿舍，而是往山下黑龙潭走，原本打算跳湖。“太受侮辱。”张赞英说，但一想到孩子，“孩子无罪无错，我一死，一切就都说不清了。”她就这样坐在湖边，一直到天黑，曾孝濂找来，两人恍若劫后余生。

后来经历先兆流产保胎，生产时缺氧难产，孩子生下来全身青紫，落下手抖的毛病。张赞英无法不想到肚子被踢的那个下午。在《十三邀》里，也是提及此事，她流下眼泪。

曾孝濂还是不时被批判，被要求写检查。开春天冷，张赞英背着孩子在植物园四处走，冻僵了才回到屋里，暖和了又出去，留给他清静的空间。形势缓和后，她扛着锄头去劳动，被一株不认识的花吸引，它的花很亮，花瓣很薄，就像蝴蝶的翅膀。守门的老师傅告诉她，这是罂粟。张赞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它不是特意为我开的，但我依然被它的美感染。”

她给自己提要求，要认识园区里的植物，包括杂草，“干植物园这个工作，不认识植物不行的呀。”后来每次路过门房，老师傅都会考她，“你认识几种植物了？”“今天见到了辣子草。”张赞英回他，辣子草的学名是牛膝菊。

在这样动荡的年代里，她熟识了园区里很多植物，最主要就是茶花。她从不认为时代的车轮将止步于此。

直到1978年冬天，张赞英孕期被踢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所里通知她，要对踢她肚子的人记大过处分，希望她在大会上发言，“这件事情就算了了”。张赞英当时在北京林学院林业系读书，给丈夫写信，她不想回来，她不能原谅这个人。

曾孝濂回信，踢她肚子的那个人，丈夫因工作意外去世，她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受了处分，事情就算是过去了。我问起这段历史，曾孝濂说，在历史潮流面前，每个人只是一粒沙子，沧海一粟，那时代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熬过来了。”他也这样劝慰妻子，“从自己内心来说，我们是仰不负天，俯不负人，自自在在，坦坦荡荡的就行。”

张赞英收到信，没有正面回答他。这是他们对于时代问题唯一的分歧。张赞英说，她理解丈夫，同在一个单位，低头不见抬头见，得饶人处且饶人，但这件事留下的伤痛太具体了，她无法忘记，无法原谅。

家务真真就是无效劳动

在一次西双版纳做讲座时，年轻女生们将困惑抛给张赞英，她们和伴侣主要的矛盾都发生在家务上，“谁都不愿意做”。“家务真真就是无效劳动。”张赞英说，“没有人想干，那没办法，就得我干。”

结婚后，她和丈夫住在所里的宿舍，门外一条长长的走廊，做饭都在走廊里，一开始烧柴，后来烧煤。门对着门住着同事，稍微大点声说话，隔壁、对面都能听见。宿舍外有三个水龙头，供一栋楼的人淘米洗菜、洗衣服，早晚都得排队，上厕所得走到坡下。

不能画画的日子，曾孝濂自学做家具。他去村里买木板，自己设计，打了衣柜、沙发、板凳，一张吃饭桌和一张书桌，张赞英就在吃饭桌旁补衣服。那时植物园外只有山林，入夜后一片黑寂，零星有几盏村里人家的灯。“文革”结束后，儿子上初中了，他们才从集体宿舍，搬到昆明植物所旁边家属院一套两室一厅。

这是他们工作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但两人的感受并不一样。

年轻时，曾孝濂一度以为人生不再有任何可能性，直到收到昆明植物所的录取通知书。绘画是他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工作，他痴迷于钻研画法，哪怕“文革”期间工作暂停，也从未真正撂下画笔。

“他没有下班时间的。”张赞英说，而她同样没有下班时间，回家还有“第二轮班”——她主动揽过去绝大部分的家务，照料孩子。“我的工作可以搁一搁，他的（工作）是不能够耽搁的。”

这是两人婚姻里的默契与共识，尽可能保证曾孝濂画画的时间。

张赞英日复一日做着那些家务。上午和下午劳动中间能休息半个钟头，她快走回家，赶回去劈点柴火，烧火备菜煮饭，走的时候熄火，一下班，饭已经焖熟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光是安排一家人吃饭的事情，就足够费脑细胞了。粮食是定量的大米混着蚕豆、玉米和面粉，敞开吃肯定是不够的，她得盘算着怎么才能撑过这个月。

周日也不得闲。儿子写作业，曾孝濂要画画，她一大早上得去赶集采买。等到下午四点，他们都忙完了，一家人上山，丈夫写生，儿子认认植物。张赞英想着在山上找点柴火，她心里总是记挂着家里的事情。

她每一天都过得兵荒马乱。可哪怕这样，她依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如人”，她佩服所里其他的妻子们，家里家外一手抓，干活利索，有条不紊， “太能干了”。

如同西西弗斯推石头，循环往复。那个时代的夫妻好像都是这样过的，“男主外，女主内”。一进家门，家务事就自动归家里的女人了。

世俗的偏见是很难打破的。张赞英记得，有一天清晨在公共洗漱的地方，她和当时所里一位男领导打了个照面，平时早上去厕所倒痰盂的总是女人们。他特意赶早，提着一个痰盂过来，见到张赞英才尴尬地笑了笑，张赞英也笑笑。此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这位领导倒痰盂了，“男的做点家务事，好像觉得不太好意思。”

尽管大家似乎都忽视了，女人同样要上班。

张赞英每年也要去野外出差，那时，曾孝濂就接过家务。等她回来，一进家门，俩人打上照面，孩子被照顾得还不错，只是曾孝濂夹起画册就往外走，“家里的事情还给你了。”他要把这段耽误的时间，找补回来。

生活的惯性一直持续到了2025年。张赞英难免操心更多，性子更急，显得絮絮叨叨，而曾孝濂很少回嘴，有条不紊。

张赞英有时来气，数落一旁气定神闲的丈夫，喝完水能不能把杯子、餐具顺手收到厨房？喊他吃饭更是要喊好几次，他才从画纸里抬头。

“她会发点牢骚，骂我（加班）不回家，孩子有什么事我都不管，她忙不过来了。”曾孝濂也笑，“我也知道自己做得过分了，惹她不快，保证会注意一点。”可就连数落他，张赞英也一刻不停地在收拾，扫地，抹桌子，归置餐具。曾孝濂静静看了忙忙叨叨的老伴一会儿，“她心软，（事情）说了就过了。”

职业女性

我在昆明那几天，正是茶花园盛开的时节，张赞英每天领着我去散步，一路上不同品种的茶花，有的还是花骨朵，有的已经开得极盛。每一株茶花都不同，颜色、花型还有气味，云南最常见的山茶花在园子最里边，种了一大片。她从红花油茶、茶梅、“恨天高”和粉色“童子面”讲到她和同事去广西引种金花茶。

摄影师提议她摘一朵茶花别在耳旁，张赞英吓了一跳，摆手，“千万不能随意摘，太伤植物，有些好几年才能够开一朵花，特别是‘恨天高’，这枝子开了这朵花以后，它就不再开了，可惜了呀。”

汹涌舆论里，最刺痛张赞英就是“附属品”和“米虫”两个词，这几乎全然否定了她的一生。

张赞英走路很快，特别是在她做膝关节手术之前，这是多年野外工作留下的职业习惯。研究所人事处张全星回忆，2019年第一次见到张赞英，她完全不像一个七旬老人，“老太太风风火火就走过去，上一秒在花坛边蹲下看花，下一秒就起身走了，利落得很。”

在茶花组，每年冬天到来年3月，张赞英去山里，做授粉、杂交，跟着当地村民学爬树，采集花粉。野生茶花多开在云贵川的大山里头，溪水边，走路三四个小时才能到。她背个筐，放上小锄头和标签牌，带瓶水，有时候带个馒头。挖完花苗再走三四个小时回到村里公社，累得两条腿都抬不起来。那时所里经费不足，她有时和组长夏丽芳研究员搭伴，有时一个人。在野外，碰到什么都害怕，担心野兽，也担心陌生人。还碰到过毒蛇，她的手指头被咬，变成紫黑颜色，整个胳膊都肿了。卫生所在山脚下，走路要半个小时，她果断冲下山，心慌得厉害。

张赞英在做山茶花授粉

她的工作以年为单位，一旦管理不当，嫁接苗说死了就死了。实践多了，她愈发觉得自己对于培育茶花的理论知识太少了，工作很吃力。

1976年，张赞英偶然听所里办公室的人说，北京林学院支援三线建设搬到昆明，这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所里有两个名额。当时昆明植物所建了加工厂，很多工人更愿意占个编制。听到张赞英想去读书，丈夫曾孝濂第一反应是劝她，不要去了，孩子才7岁，马上要上小学。

张赞英摇头，她告诉丈夫，“我一定要去读书，只要所里能让我去。”她的语气坚定，曾孝濂没再反对。

录取到北京林学院林业系，张赞英32岁了。第一年在昆明远郊笔架山上课，离昆明植物所五六十公里，孩子就留给曾孝濂了。张赞英这一届班里二十多个同学，只有四个女生，她们都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来到这间教室。

张赞英在北京林学院

张赞英自觉底子较差，只能笨鸟先飞。晚上没课，班里组织去附近部队医院看电影，张赞英从来不去，留在教室看书。

最后一学年，北京林学院搬回了北京，张赞英必须去北京上课。曾孝濂作为随队绘图员，大半年都在野外驻扎，张赞英只能带着孩子一起去北京，孩子跟着姥姥，在北京读了一年书。在北林的遗传育种实验室和无菌操作室，她经常是最后离开的人。

毕业时，林学院的老师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可以留校继续做科研。张赞英很动心，写信问丈夫的意见。

“研究所（昆明植物所）对我们有恩，到了需要我们的时候，应该为所里服务。”他回信里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张赞英知道丈夫是对的，虽然感性上，她多希望留在北京林学院，这个机会太难得了。那时很多同学都单方面毁约，原单位也无从追究。

张赞英又回了昆明。“我们那个时候强调个人要服从集体。”张赞英说，回来后她的处境尴尬，茶花园已经建起来了，但没什么经费做新的课题，研究所经营困难，有一段时间工人工资都发不出了，只是维持着茶花的常规育种。

1987年，茶花组推荐张赞英去日本东京学习，为期一年。她在日本接触到当时比较先进的细胞组培方式，设备珍贵，时间紧迫，她夜里有时宿舍都不回，两个凳子一搭，就睡在教研室里。但回国后，因为没有足够的课题经费和设备支持，她没能延续在日本做的“攻克远缘杂交成活率”的课题。

1987-1988年，张赞英在日本东京学习

上大学、去东京，这是唯二的两次她主动将自己从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抽离出来，试图只为自己活。但由于现实因素的掣肘，可能也有运气的成分，她在事业上始终拓展艰难，总是碰壁。

相比之下，丈夫曾孝濂则越来越忙碌，作为绘图组组长，接连参与《中国植物志》《中国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重要工作，去一次野外长达数月。上世纪80年代，他还担任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画专业委员会主任，行政事务愈发繁忙。

于是，张赞英更多收束自己，回归家庭，似乎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我在工作上很难取得成果，那是我自身的问题。相比较起来，他要做的事情更有目标，更有意义，也有了成绩，那我就成全他。”张赞英说。

退休前还有一个小插曲，中国科学院首次在50年代入职的低学历员工中，破格晋升正高职人员，几十年来只有这一次。曾孝濂当时是副高职称，而昆明植物所已经内定了三个人选。张赞英听到消息，一个人去找人事处询问。

“谁告诉你的，这事是保密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报考。”人事处这么回她。

“那就让大家评嘛。”张赞英碰了一鼻子灰回来，没有灰心，反而鼓励丈夫，“你试一试，不管怎么样，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多少年才有一次机会。”

曾孝濂所在的植物分类研究室几位研究员也鼓励他，他终于鼓起勇气报考。

他们争到了。答辩那天，台下许多同事为曾孝濂鼓掌，张赞英高兴地眼角泛泪，她太知道一切来之不易了。两周后评审结果出来，曾孝濂被正式授予正高职高级工程师职称，这是历届评职称罕见的事。

而同一年，张赞英参加副研究员的职称评定，她没能入选。职称评定要求逐年变得严格，学历和论文数量成为硬性要求。张赞英心里知道，作为一个没有高学历基础的人，她的起点太低，走得太慢，只能遗憾画一个句号。她的职称停留在助理研究员。

她没能找到可以奉献一生的事业，像丈夫曾孝濂那样。人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枷锁，他挣脱了，她没有。

1998年，张赞英53岁，提前和丈夫一起退休了。

牺牲与成全

现实里，夫妻之间一般是“谁的工作多以谁为主”，科研单位尤其如此。

虽然，大部分退让的是妻子。“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没有办法的。”张赞英说，她有时也感觉委屈，结婚后，“事情都是我的，我的事情还是我的。”

曾孝濂当然清楚，“我们之间不用说那些安慰的话，她是以我为主，她要管家，保证我能画画，她的下班时间全部被我占了，所以她的事业永远差一点儿。”曾孝濂说，这是没办法回避和轻描淡写的事实， “因为她管了我嘛，我永远欠她的债。”

“所以我告诉你，我一事无成。”张赞英将头转向了窗外，我们坐在昆明植物所山顶草木百兼馆的咖啡馆里，一整面落地玻璃，窗外不时有年轻的面孔抱着书经过，那样的青春时光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如果夫妻之间，注定有一方要付出更多，那婚姻就更像一场博弈。如果女人不肯“退让”呢？张赞英在同事李恒身上见到过，那意味着更多的决心，以及打碎一些什么。

张赞英说，昆明植物所里，李恒与丈夫王今维是个特例。王今维是高级工程师，名校毕业，受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邀请，负责昆明植物园的规划设计，大家叫他“王工”。他待人温和，“很有才的一个人，温文尔雅，我们在干活时碰到，大家笑一笑。”

但李恒才是两人中学术成就更大的那一个，可以说成就斐然，特别是在人生的后半程。1961年，32岁的李恒随丈夫王今维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调任昆明植物所，从俄语翻译转向植物学。44岁她才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此后半生，她出版了44部专著，发现了100多个植物新种，被国际天南星学会授予最高奖“H.W.Schott奖”。她也是当之无愧的工作狂，每年都会出野外考察超过100天，直至晚年都未停下。

李恒和曾孝濂

曾经学生问过李恒，她是不是真的对植物分类学感兴趣？她回答，在他们那个动荡的年代，能有份工作，有给吃饭，已经不错了，她没想那么多，更多是择一事而终一生。张赞英也是这样的，她先来到昆明植物园茶花组，才爱上茶花，研究茶花，可在学术的成就上，她的“效果总是达不到”。

“如果有机会，我也很想像别人一样系统地上学，读个学位，申请到课题，认真工作，有所建树，我也想走自己的路。”张赞英说。

李恒和王今维夫妇，和所有其他夫妻相处模式都不同。大家经常能见到王今维采买食物、做饭和做家务，一下班就匆匆赶去食堂打饭。他们育有一双儿女，也多由丈夫照顾。

“我们的社会好像习惯了女人管家，反过来男人顾家顾得多，很多人的眼光就显得不是那么真诚。”张赞英从不参与评价友人的婚姻，外人很难真正了解夫妻之间的事。

人们似乎更容易同情女科学家背后的男人。张赞英回忆，大家提起王今维，“他全力成全了李恒”。

张赞英记得有几次，王今维突然来找曾孝濂，满脸疲色。见他来了，曾孝濂放下画笔。他们都热爱书法，常常一起写字，聊上几句。这一次，没聊几句，他就在沙发椅上沉沉睡去。“他说家里事多，寻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张赞英二人没再多问什么，也没叫醒他，让他睡了一个多钟头。

后来王今维住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当时正是李恒去云南独龙江科考前夕。李恒当时已经61岁，筹备了快两年，科考机会轻易不会再有，她连遗书都提前写好了。李恒最终选择去了独龙江，留一双儿女照顾父亲。

这样的选择在当时无疑是惊涛骇浪。

对于李恒的选择，曾孝濂意外地有些理解，“我经常说，她就是个亡命徒，为了自己钟爱的事业，她可以不要命。”

2019年，已经90岁的李恒找过来，请曾孝濂帮她画一幅滇重楼的标本图，她正在写一篇关于重楼属植物的文章想投给《自然》杂志。当时曾孝濂正要去北京做肺部肿瘤的手术。

一见面，没有探望病情的关心，也没有任何忌讳，李恒直奔主题，“我有个东西，你得赶紧给我画”。

现场的其他人都惊讶的不得了，但曾孝濂二话没说，接过资料。他们是同类中人。在北京手术前两天，他完成了画作，快递给了在昆明等待的友人。

画家和他的妻子

曾孝濂成名时快60岁了，昆明植物所绘图组已经撤销，没有工作与行政杂事打扰，他进入了“随心画画”的阶段。国家邮政局请他创作一系列邮票，其中三套获得了最佳邮票奖，《中国鸟》在国际上获奖。

他的名气外溢到了植物科研圈外。邮局特意从外单位拉了一根电话线到他们当时的住处，安了楼里第一台电话。之后，曾孝濂的两本画册《云南花鸟》和《花叶》在互联网时代走红，名声愈盛。聊到成名后，曾孝濂讲了自己的感受，“我们作为普通人，有的人能实现理想，有的人不能实现，我实现了一部分，是我和张赞英共同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

而退休后，张赞英还是被世俗生活绊住了。她再次回到北京，儿子一家定居在这里，孙子出生后，张赞英就去带孙子。

当她推着婴儿车在小区散步时，还是有些失落。小区里很多来带孩子的老人，聚在一起唠嗑儿，打牌，跳跳广场舞，怡然自得。但张赞英不会打牌，又对家长里短的谈话敬而远之，她常常推着孙子去看植物。

张赞英和曾孝濂在北京照顾孙子时合影

丈夫则在昆明的家中专心画画，两人每天通个电话，聊上半个小时。有一回丈夫在电话那头说，他去参加了一个活动，“人家让我发个言，我张不开口了，该怎么说话，不会了。”他一个人在家待着，整日说不了几句话。

张赞英有点担心，每天电话里嘱咐他，“画画久了下楼走走”“你再自己练习练习说话”“有活动的话还是去参加”。

分隔两地的时间没有持续多久，曾孝濂也去了北京，两人在北京待了14年，又一起回了昆明。之后的岁月里，随着丈夫名声愈显，两人的角色愈发固定了，固定在“画家和他的妻子”。曾孝濂不卖画，所有的画只画一幅，他打下的草稿，张赞英都会妥善整理，一张纸上只要是丈夫写的字，她绝不自己做主毁掉。

“我们在家庭里有自己的角色，各司其职，生活里的事情听我的，他从不会不尊重我。”张赞英说。

曾孝濂以一种苦修式的状态绘画，每天超过十二个小时。早上张赞英醒来，丈夫已经坐在窗边画画。有时清晨五六点，有时四点钟，他就睡不着了。等一起吃过早饭，曾孝濂继续坐回窗边，一直到中午吃饭，张赞英提醒几次，他才能从画里缓缓抬头，仿佛回过神来。

他一直画到傍晚，如果没错过食堂的饭点，他就去食堂打点菜回来。饭后如果张赞英的腿不疼，他们总要在园区走上一小圈，否则曾孝濂的运动手表，会在深夜提醒他，“今天你只走了30步”。

要是张赞英腿疼，他们就待在宿舍。“一个人走没劲。”曾孝濂说。晚上回来，曾孝濂又回到了画里，张赞英则要处理俩人的家务，洗衣服和准备第二天的早饭，然后才有时间，回复手机上的消息。很大一部分消息，都是帮曾孝濂回复的，他不大想花时间在这上头，交由张赞英处理。她用手写，食指在iPad屏幕上画出笔画，缓慢而得体地打出一长段文字回复。

张赞英还是半个“家庭医生”。分好药，提醒丈夫吃药，她当作工作一般严谨对待，定上闹钟。这两年，曾孝濂经历了两三次轻微的脑梗，突然间说话大舌头了，心慌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张赞英赶紧拉上他去医院。散步时偶尔碰到昆植所卫生室的医生，她会抓紧问问丈夫这几天的情况，“他夜里还是睡不好，安眠药要不要换一换？”

曾经有一位艺术家的妻子同她抱怨，下辈子绝不跟艺术家结婚了，“太苦，也太孤独了”。

张赞英能够理解这份孤独，但不是从自己，而是从丈夫的角度理解的。画画需要心静，心一咯噔，线碰一块儿，这张画就废了。为了画画，丈夫放弃了许多世俗生活的享受。“他这一生很可怜的，没什么爱好，不爱吃不爱穿，吃不好睡不好，给什么是什么，从来不挑剔，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张赞英说。聊天时，她很少主动谈起自己。

我问张赞英，那你的爱好呢？

张赞英想了一会儿，“茶花吧，我喜欢植物。”

一起老去

我在昆明的那段时间，正在展出曾孝濂的展览“雨林来信”，张赞英邀请我和文工团三位老战友一起去看展，她给我们送了很多曾孝濂的画册周边。

那几天下午，我们从昆明植物所山脚走到山顶去喝咖啡，山坡很长，每当我停下来问张赞英，她都说，“还能走”。她拎的包很重，一路将几本丈夫的画册送给同事、后辈学生，甚至门卫、保洁。她说，两位退休老人住在所里，给大家带来太多叨扰和麻烦了。

今年是他们搬回所里的第5年，曾孝濂86岁了，愈发感觉“时间不够用”。他记挂着自己的热带雨林，他要画100幅，还差一半，他还有太多想画的主题，一辈子也画不完。

可人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们都很清楚。

“我没有想过陪他回来，或者我要专门去照顾他。”张赞英说，“实际上我们是平等的，他在这里边工作、生活，我也在这里生活，做自己的事情。”

在昆明植物所青年人才公寓，进门窗边一张小方桌，一盆紫色的兜兰开得正好。这是张赞英去参加昆明花展带回来的，后来她接待几波拜访丈夫的人搁置了，兜兰养在塑料瓶里，一直没空移栽，倒是开得极好。桌旁的电饭煲咕嘟冒着热气，公寓没有厨房，她平时简单焖个米饭，炖个汤。

公寓不大，一眼就能看完，陈设简单，两张单人床，一张乒乓球台占据了屋子中心，这是曾孝濂画画的工作台，堆满了画笔、纸和书。一天里，除了画笔摩擦纸上的声音，屋子里总是很安静，几乎没有一点动静。窗外正对着一棵大槭树，常年郁郁葱葱。

张赞英给我讲老伴新闹的笑话：前几天，他去园子里找植物，出门得急，路上遇到学生看着他笑，原来他穿着一只皮鞋，一只运动鞋。昨天他又记错了研究所新春团拜会的时间，提前一天带着她走到大礼堂，俩人对着空空的礼堂面面相觑。

末了，张赞英感慨，他只对画上的事情较真儿。

每个季节，两人一定要搭伴出去几趟，收集素材。别人是到处旅游，她和丈夫去哪里，都是看植物，看生态，回来后曾孝濂⼊迷地投⼊创作。

曾孝濂多年的愿望是画胡杨林，新疆太远，俩人就坐车上内蒙额济纳旗去看。他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写生，70多岁时去爬了北京野长城，去看了壶口瀑布，和柬埔寨的吴哥窟，又到美国看红杉，澳洲看桉树，常去西双版纳，为了看热带雨林、寄生花和望天树。

对于植物，张赞英有自己的感受。望天树足有二十层楼高，看向远处郁郁葱葱，在它之下，张赞英看到了龙脑香、四树木、罗望子和大榕树，天地辽阔。寄生花难得一见，曾孝濂趴在地上观察，时间久了腿软，站不起身，张赞英使劲拽着他起来。

2024年，张赞英与曾孝濂在西双版纳看寄生花

这些年，他们太习惯彼此的陪伴了。有时张赞英进城办事了，下午还没回来，曾孝濂完全不记得妻子的叮嘱——吃午饭、吃药和站起来活动。等他缓过神来已经下午三点，他给妻子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我在赶公交车呢，不和你说了。”电话那头，张赞英没说几句就挂断了。反而是曾孝濂有些无奈，“我对她有依赖，我不知道她对我有没有依赖？”要是天黑了妻子还没回，他走去公交站等她。有一次下雨，他在路边水坑处绊倒，人没大事，但摔了个鼻青脸肿，惨不忍睹。张赞英回来看见狼狈的丈夫，着急又心疼，叮嘱他下次千万不要来接，太晚了她自己打车回来，但丈夫还是会等在那里。

这十年，他们真正感觉和对方一起老了。2015年，张赞英查出肺癌早期，切除了一叶肺。2019年，曾孝濂确诊肺癌中期，做了手术，少了两叶肺。他们的身体都换过几个零件，如同两台机器在老化。

2022年一天夜里，人事处张全星接到曾孝濂电话，“张老师在卫生间摔倒了。”这是张赞英做了左膝膝关节置换手术的第二天。他赶到公寓，曾孝濂已经把妻子抱到床上，打了120，张赞英的左手腕骨头摔骨折，骨头折成了Z字形凸出来。“不知道曾老师怎么突然这么大力气抱得动的，两个老人一起摔倒可不得了。”张全星回忆。

忙到夜里一点多钟，张全星开车将二老送到医院急诊，两个医生检查、拉伸张赞英的手腕，矫正骨头，他听到老太太重重的呼吸，神情忍耐，但一句疼都没喊。反倒是曾孝濂，站在门边，心疼地脸都发白，“复位过程不敢看”，但他也不离开，就站在张赞英能够看到的地方。

张赞英能忍。她的腰疼了十几年，发作的时候不能躺，不能坐，她就硬扛，后来每天都要吃两种止疼药，效果却越来越弱。如今她的膝盖附近有积液，经常疼得厉害，腕部也是，时常麻木伴随疼痛。

2018年她去医院确诊腰椎滑脱症，做了手术植入了四枚螺钉。膝盖也是一直细微的疼着，直到2022年秋天，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她才在昆明的医院做了左膝膝关节置换术，2023年又做了右膝膝关节置换术，双膝都置换人工关节。

张赞英手术的日子，曾孝濂停掉了画画，在医院守着。在手术室外，他翻手机里的植物资料照片，打发等待的时间，也静下心。出院后回家，张赞英躺着修养，曾孝濂就在旁边画画。他给老伴约法三章，言辞严肃，“好好躺着，有事叫我，站起来必须叫我搀扶。”

现在晾收衣服、跑腿拿重物都是他的事儿，一看到老伴在柜子上层翻找，他就停下工作帮忙。夜里十点多，到了妻子睡觉的时间，埋头画画的曾孝濂听到动静，马上抬起头，问张赞英，腿还疼吗，要不要敷个药膏？

“她管我一辈子，我管她一阵子。”曾孝濂说。

除了画画，曾孝濂平时万事不上心，但他也有心细的时候。有一次，张赞英参加文工团老战友聚会回来，心情失落，说起老战友们打扮时髦，烫了头发，涂着口红，生活丰富多彩，飞往各地旅行。那天妻子站在画桌对面，纠结地问他，自己脸上长了斑和皱纹，有没有很难看？

这次曾孝濂停下画笔，端详了她一会儿，很认真地回答她，“我们年轻时候都不讲究，现在年纪大了嘛，也没什么。”这件事他记在了心里。后来负责给他出版自传的特邀编辑可可过来，曾孝濂特意问她，有没有适合老伴的祛斑产品。

关于他们这一生的往事，张赞英手写了几张便签，她拿给我看，最后她是这么写的，“这一辈子酸甜苦辣都尝遍了，烦我是他，累我是他，知我是他，疼我也是他。我们一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老了更是谁也离不开谁，互相搀扶着慢慢往前走了，也许这就是命吧。”

我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张赞英和我说起早上刚发生的趣事。平常她起床时，丈夫已经坐在窗边画画。但那天早上6点多了，丈夫还在隔壁床上沉沉睡着。张赞英一下完全清醒，不顾膝盖疼痛，跨下床到丈夫身边探了探鼻息，过了几秒心才落下来。曾孝濂却被她惊醒，诧异地问，老婆子，你干嘛？张赞英回他，我看看你还有没有气儿。

张赞英说，他们从未真正谈论过死亡的话题。只是两个人都这么大年纪了，说不定今晚睡下明早就天各一方，那些关于自我的得失，在人生尽头都变淡了，遗憾仍有，但陪伴已经足够珍贵。

曾孝濂没有说什么，轻轻拍了拍老伴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