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杯里的铁观音泡了半天，像团发胀的海带。下午三点，这个西北县城的乡政府办公室里，王琦盯着杯底这团褐绿色的“海带”出神，他推了推眼镜，“真怀念湖北老家的绿茶。”窗外的山是赭黄色的，六盘山余脉在此铺开，风裹着沙粒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

一年前，23岁的王琦从武汉一所“985”高校毕业后，一心考公。他算过笔账：老家大城市动辄几百比一的报录比是独木桥，而这个离家1000公里的西部小镇，报录比不到20:1，是阳关道。

“1000多公里呢。”母亲感叹。王琦点开手机地图，从湖北老家到西北小镇的直线距离，像从作业本这头划到那头。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林源。他的准考证仍夹在《二号首长》里，A4纸的边缘磨出了毛边——那是他“上岸”的凭证。照片上的他穿西装、留寸头，一脸严肃。他本想让相机捕捉自己“稳重可靠”的气质，结果打印出来，倒像是落马官员的通报照。

林源的老家在华北的一个县城，2021年临近毕业时，体制内的家人告诉他，“现在逢进必考，谁也操作不了，全靠你自己。”为了绕开当地的激烈竞争，他报考了西部一个仅有几千人的边境乡镇。

当考公赛道变得空前拥挤——以2025年国考为例，报名总人数达3258274人，较去年同期增长34万余人。其中一个仅招录1人的岗位，甚至出现了1万多人报名——“去远方上岸”对年轻人来说，成了一种充满诱惑的现实主义选择。

他们从华中、华北等地出发，背离繁华，朝着地图上那些用虚线标注的腹地，逆流而去。

5000公里外的风沙与高原红

在1000多公里外“上岸”的确容易得多。2024年2月下旬，王琦报了现在的乡镇岗位。3月中旬笔试结束，顺顺当当进了面试；总成绩出来后体检，接着是考察。6月公示结束，办了录用审批；7月，他接到了具体报到通知。

报到那天，王琦坐了近18个小时的K字头火车，到了乡镇所属市的火车站，再打车去单位。8月正式入职时，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说，“咱们这儿刚脱贫没几年，缺人才啊。”他不记得自己答了什么，只记得环境和口音里那份全然的陌生。

宿舍在乡政府后院，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床是前任留下的，铺着几层褪色的褥子，王琦后来听说，每有一个人离开，床上就会多一层褥子。小镇的冬天又干又冷，风从窗缝钻进来，夜里能听见院墙外的狗吠，一声接一声。

林源的旅途则更漫长。从老家到报到地，足有5000公里。他转了两趟飞机，又包车才到乡镇。这个边境乡镇距县城近200公里，寒冷干燥，冬季漫长，常刮大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越靠近目的地，林源的高反越明显，“头痛、乏力，每个手指都像胀了一圈。”

一位在西部“上岸”的大学生，去单位时拍下的沿途场景

高海拔把疼痛自动调成了固定程序，像是老式闹钟，到点就准时“敲锣”。 每天早上六点半，林源都会被头痛疼醒，他摸索着拿起床头的布洛芬，就着前一晚凉好的水吞下。在高原乡镇，最难的是做饭。食堂的饭总像没熟，他从网上买了高压锅，可米饭还是带着股夹生味。有次想煮面条，水咕嘟咕嘟冒泡，面条下进去煮了很久，芯还是硬的。

林源报考的乡镇机关公务员有5年服务期，其间不能调入或报考上级机关。这意味着，他至少要在高原待满5年。日子久了，他慢慢适应了高原，脸颊甚至染上了高原红。

在另一座西部县城，郭少军面对着同样的命题。2023年，这位江西美术系的毕业生在家乡省份参加教师招聘考试，几百人争夺3个市区编制，虽然最后笔试第二，但面试成绩下来后，综合成绩没入围。落败后，他考取了4000多公里外一个西部县城的初中教师编。

他总会在凌晨，对着手机里妹妹发来的江西老家油菜花海的照片发愣，窗外正刮着沙尘暴，沙粒簌簌打在双层玻璃上。他也常问学生一个问题，“大学毕业后愿意回老家工作吗？”大多数学生给出的答案是，“上学就是为了走出去。”

泡不开的茶，煮不熟的饭，和家乡风景对比鲜明的漫天风沙——这是“上岸”后，现实递给年轻人们的第一份见面礼。它粗粝、直接，不带任何滤镜。

稳定与代价

林源的父母和祖辈都在县城体制内。对他而言，“上岸”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近乎信仰的传承。在公务员家庭长大，他很清楚这份工作所代表的稳定和社会地位。在稳定性愈发稀缺的当下，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拥抱体制。但在他的老家，“上岸”并不容易。

在培训班上课时，他刷到有人去边远地区考公上岸的视频。他觉得这办法不错，至少能躲开大城市内卷。家人也支持他的想法，爷爷说，“年轻人就该吃苦”。

2021年5月，他注意到西部某地的招考公告。为了减轻“上岸”压力，他选了一个县的乡镇级公务员岗位。那个县他从未听说过，他报考的那个乡，仅几千口人。“当时这个乡招3人，两个面向2021年高校应届毕业生，1个仅限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林源对“艰苦”没有任何概念，只觉得这地方够远、够偏，便通过当地人社局官网系统报了名。

某边远省份的公务员招录信息

之后的笔试、面试、资格复审、体检、政审一路顺利，公示结束后，录用通知在那年8月下来了。他记得，报到那天，乡里的人见到他们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来新人了”。

这份远方的编制，也确实带来了一份在大城市难以企及的确定性。

由于海拔高，林源的待遇也高，“每月工资和绩效加起来，能拿1万多，平时几乎花不了什么钱。”除此之外，他每年有两个月左右年假，放假就回老家。

边境乡镇的工作有特殊性，林源说自己平时“什么都干”。今年是他在高原工作的第4年，他已经完全熟悉了这里。乡里的村子几乎种不了农作物，多以牧业为主。他差不多能熟记每家养了多少只羊。

郭少军对自己的选择也总体满意。这个西部县城的待遇甚至比家乡好太多——刚去的头一年，他每月工资6000元，公积金2000元，且还会逐年上涨。单是公积金，就比老家一些工作的月薪还高。因为是应届生，当地还为他退还了大学学费。而他每天的花销，不过是那套50平米公租房每年不足2000元的租金，以及低廉的物业费、垃圾费等。

“在老家当老师，每月工资才三四千。”郭少军翻出手机里存的招聘截图给我看，某县2024年教师岗报名统计中，一个小学美术教师岗后跟着104个名字。而他报考的这个教师岗，总共才几个人报名。

他常想起毕业第一年的同学聚会上，班长说，“咱们美术系，考上编的就两人”。郭少军就是其中之一——那成了他的高光时刻。

他更在意的是职称评定，“这里的政策是工作满几年直接评中级，不用发表论文。”郭少军说，像他这种二本毕业生，即便在老家考上教师编，评中级也得熬十年。

王琦则总说自己穷。每月5号发工资，到账短信弹出时，他总盯着那个4000多元的数字。但日常花销不多——不用交房租，吃饭在食堂，除了零星花销，他每月能存下3000多元。在小镇当公务员，王琦格外忙。办公室的工作涉及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政，他都要沾手。后来给领导写材料，接触的领域更广了。

回到老家，他也同样能收获同学们的羡慕，“我们那一届几百人，据我所知，最后考上公务员的，算上我也不到5个。”

但天平的另一端，代价同样沉重。

对王琦来说，最熬人的是顾不上家里。有次母亲打视频电话，轻描淡写说自己摔了一跤，在医院缝了几针。看着母亲纱布上渗出的血印在屏幕上，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他也被同事介绍过对象——县中学的语文老师，本地人。两人约在奶茶店，女生问，“打算在这里长待吗？”王琦说，“不知道，我爸妈在湖北。”女生搅着奶茶里的珍珠，没再说话。后来同事转达，“人家姑娘怕你早晚要走，耽误不起，算了吧。”此后，王琦再没相过亲。

“在这里结婚显然不可能，找老家的，人家也受不了。”——对林源来说，结婚也是他和家人最头疼的事。有次视频电话中，母亲突然哭了，“你姨家女儿在县医院当医生，上周订婚了。你在那么远的地方，谁能照顾你？”林源把镜头转向窗外，远处的山在阳光下发亮：“你看这风景，多好看。”母亲说：“好看能当饭吃？”

先行者

这股逆向的潮汐并非始于近年。18年前，高局长就已经在偏远地区“上岸”了。

高局长今年40岁，在西部某地级市任局长，正处级。这个级别不算高，但以他的年纪能走到这一步，晋升已然算快，“我当年也是以应届生身份来的西部，整18年了。”他抬头望向窗外的院子，浑浊的雨水拍打着院里的碎石。办公桌上的玻璃保温杯里，熟普洱的沉渣积在杯底。

高局长是山东人，2007年毕业于山东省一所高校。2000年起，我国已全面停止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大学生需自主就业。从报名人数看，“国考热”始于2003年：2002年国考报名6万余人，2003年猛增至12万余人，此后报名人数持续高速增长。

到2007年高局长毕业时，高校毕业生达447.79万人，而当年国考仅招录12724人。起初，他也想在老家考公，但考虑到竞争压力和未来晋升空间，便把希望寄托在了西部。

2025年3月，甘肃定西，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等待进入考场。

“我是山东人，你也知道，不少人有从政想法。”他在2007年7月报考了一个偏远乡镇的公务员岗，笔试、面试顺次通过。总成绩达标后，他去了那个偏远乡镇。

刚入职时，高局长还被叫做“小高”。

“那会儿条件才是真的苦，”高局长说，“很多地方没网络，连手机信号都没。我进村后，刚开始是学骑马，后来是骑段摩托车，再步行。”最初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高原反应，氧气骤减让他的指甲盖常泛着青紫色。单位宿舍在海拔3500米以上，夜里总听得见同事们压抑的咳嗽声，有人床头常年放着速效救心丸。

第一次值夜班，风沙把窗户纸吹破了，小高整夜都在扫被吹进屋的沙尘。冬天夜里低至零下17度，宿舍没厕所，上厕所得跑到院子里，冷到连裤子都难脱下来。夜里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出去。

“那时候经常下村，村与村离得远，还能碰见野狼。”高局长记得。孤独感在节假日变得格外尖锐。刚到西部的第一个春节，他接到父亲的电话，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挂了电话，他莫名地跑出去，朝着家的方向磕了头。

在乡镇干了几年，小高表现不错，被调到县里。又过了几年，他又被调入省会城市的市直单位，成了高科长。从副科级、正科级，升到副处级。2024年，他调到现在的地级市，成了正处级，“在老家，即便当年考上公务员，现在能做到正科级，已经很不错了。”

但他同样付出了代价。起初，他没打算在西部成家，眼看调动无望，就在省会安了家。去年调到地级市后，两人开始了异地生活。早几年还好，当了父亲后，他越来越觉得顾不上家——孩子还小，他和妻子都要上班，找保姆不放心，岳父母身体又不好。他只好让山东的父母过来帮忙看孩子。可老人受不了高原气候，隔三差五就得去医院。

当了局长后，他其实一直想找机会调回山东老家，却发现“比登天还难”，“跨省调动需要两边组织部签字，我是被西部政策培养起来的干部，哪能说走就走？”更何况，他早已习惯了这里的干燥和缺氧，习惯了冬天出门裹得像粽子，习惯了同事们带着口音的普通话。

这些年，他眼看着年轻人一拨拨涌来，学历越来越高，学校越来越好，“有的人一看就想好好干，有的人一看就后悔了。以前基层留不住人，有人考上三个月就想办法调走。现在卡得严，五年服务期内连辞职都要审批，更别说调动了。”他有个山西籍的同事，妻子在老家，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没在身边，孩子的成长也基本缺席。

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 中组发〔2019〕10号

他说这个下属不是没想过辞职，“但回去又能怎样？现在很多岗位要求35岁以下，他今年已经34了，辞职可惜，不辞职又天天为家里的事闹情绪。”

也有人试图打破这种困境。高局长说，有的人5年服务期满，干脆先辞职，再以社会考生身份重考，相当于把五年青春打了水漂。可很多人回到内地，始终没考上。

因此，对于想通过边远地区“上岸”的年轻人，高局长一针见血地发问，“还是要想清楚，年轻人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是把这里当跳板，还是当归宿？”

但他还是鼓励他们来。“年轻人得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去艰苦地区工作，扎根基层大有可为，可以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坚实。”他喝了一口浓浓的普洱茶，继续说，“比如，‘三支一扶’计划2006年启动到现在，累计招募了近6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27万余名投身西部建设，服务期满后八成以上选择继续留在基层。当然，边远地区欢迎的是那种有情怀的年轻人，仅仅为了‘上岸’，到任何地区的岗位，都做不太好。”

搁浅、逃离与重返

并非每个人都能顺利抵达。

周舟，今年大专毕业，学的是铁道技术类专业。他的成绩不算突出，100多名同学里排在中下游。当年选铁路类学校，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路院校好就业”，可今年仅专科（高职）毕业生就高达552.58万人，就业压力一点没减。更关键的是，毕业前夕他才发现，很多铁路局的岗位至少要求本科学历，自己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千挑万选后，他看中了西部某铁路局下属边远工段在招一个操作岗——铁路局直接签约，相当于“铁饭碗”，还免笔试。他跟父亲商量，父亲说，“去吧，虽然远，但好歹是份稳定工作。”

那地方有多远？周舟点开手机地图一搜：距老家3580公里。若不是这次找工作，他压根没听过这个地名。很快，他按要求报了名。当时他挺自信，觉得那么偏僻的地方，总该没什么竞争压力。他跟同学念叨着要去西部，家人也开始帮他收拾行李。

可录用通知迟迟没等来。家人托了几道关系打听，才知道岗位早已定了人。

“人家说，今年报名的就我一个大专生，其余都是本科。我现在能做的，要么继续提升学历，要么找个第三方派遣到铁路的工作。”周舟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些年大家都知道边远地区好‘上岸’，去的人多了，也就卷起来了。”

郭少军也感受到了这种“卷”。学校缺语数外老师，音体美老师则已经饱和，“我2023年考试时，一个岗位只有几个人报，现在已十几个了。”他还听说，好像从明年开始，幼儿园、小学、初中都不招高中学历以下的老师了。

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去边远地区

有人是去不成，有人是逃出来的。

做老师后，郭少军注意到，每年办公楼走廊的公告栏里，都会贴着最新的教师名单，一半以上的名字来自河南、湖南等地。“去年来了三个南方姑娘，过年回去就没再来”。他指着其中一个空位，“她们说受不了这里的干燥和风沙。”

王剑就当了“逃兵”。他学的电力专业。本科毕业后通过校招，进了国家电网某省公司的一座变电站。当初选这个岗位，是因为它要求通过统一考试，录用后合同期通常为“3年+5年”，表现优异者可转无固定期限合同，算是电力系统的“铁饭碗”。他拍着胸脯说“没事”，心里盘算的是“编制稳了，工资比老家高两千”。

变电站设在边远地区的大山上，只有五六个人。除了每月休息的一周，其余时间都得待在几乎没人迹的大山里。第一个月，王剑跟着老师傅巡线，背着二十斤的仪器在山里走，脚后跟磨得出血，他咬着牙没吭声，晚上用热水泡脚，血水混着沙子沉在盆底。

比巡线的辛苦更难挨的是孤独。冬天大雪封山，可能两个月也出不去。他唯一的娱乐就是休息时去县城的电竞酒店，通宵打游戏，也不让保洁员打扫。屋里总飘着泡面味和烟味。以前他讨厌这些味道，现在却觉得是“人间烟火气”。

山上的网络时好时坏，于是他到电竞酒店还有个任务——在手机里下载电视剧，专挑长的下。《甄嬛传》《琅琊榜》《亮剑》《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他每部看了不下两遍。除了剧，还有各种玄幻网文，越长越爱。

上班第二年起，他开始失眠，后半夜总听见铁塔的嗡嗡声，像无数只蜜蜂在耳边飞，他只得爬起来绕着院子走。熬了几年，失眠没好，幻听反倒加重了。

去年他辞了职，在家歇了段时间，去了一家接网络预约的维修公司，日常帮客户修电器。“不后悔去变电站，也不后悔辞职，人每个阶段想要的不一样。”王剑不再想“上岸”的事了。这让他看清一个悖论：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

胡鹏飞的样本似乎更加复杂。2019年，他考到西部某乡镇，带着一双新买的运动鞋和一本485页的《大清帝国》离开了家乡。上班的第一个冬天，他和同事去催收新农合款项，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颠了四个小时。50多岁的女主人端来热水，他喝了几口才敢开口，“新农合今年涨了30元，您家5口人，总共比去年多150元。”女主人没说话，从床单下摸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皱巴巴的零钱。数到最后还差5块，胡鹏飞自己垫上了。

2024年服务期满后，他选择辞职。收拾行李时，发现当初带来的新运动鞋，鞋底磨平了；至于那本《大清帝国》，他连100页都没看完。

镇领导说，“去年来的选调生，待了俩月就走了，你算久的。”胡鹏飞没接话，他发誓不再考公。回到老家，他转而创业，结果败得一塌糊涂，房贷都还不起。今年他重新翻开《行测》，准备再次考公。

“我今年28岁，还有7年时间。”胡鹏飞制订了计划：先尽着老家的公务员、事业编、国企考，实在考不上就再选边远地区。要是边远地区也考不上，就找个民营企业上班。但他心里也明白，自己那时可能过了35岁，民企或许也不要了。他跟妻子说，“要不我考研吧，这样‘上岸’机会兴许更大些。”“你看着办吧，我已经累了。”妻子说。

胡鹏飞重新翻开的《行测》教材上，落了层薄薄的灰。

他想起催收新农合款那天，垫上的5块钱。当天回宿舍时天已黑透，他摸黑煮泡面，才发现没水——水管冻住了。他裹着棉被坐在椅子上，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朋友圈里，大学同学正在上海外滩，烟花把黄浦江面照得通红。那一刻他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

此刻，他依然不知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地点与姓名，均做了隐私处理）

近年来，“本升专”成了一种愈演愈烈的现象。如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两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开始创办“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获本科学历的学生。而到了2025年7月底，更明显的转向出现——越来越多的高考生从“专升本”，转变为“弃本读专”。在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下文简称郑铁）新生微信群里出现了多位分数在560分以上、纷纷报考机车维修、运营专业的年轻人。

“560分还来大专？”群里不少人半是调侃半是惊讶。2025年河南高考物理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一本线）为535分。560分超出一本线26分，可报考郑州大学（2025年物理类最低录取分548分）、河南大学（535分）等省内重点本科院校。

这些放弃本科选专科的年轻人的心态，从2024年麦可思研究院报告中可窥见一二：一方面，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半年内就业率达92.3%，普通本科毕业生为84.7%，其中双非院校本科因专业不同而就业率有所差异，最低可至76%，而985高校毕业生约超70%选择了“继续深造”。另一方面2023届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4682元，较2021届增长11.13%；部分专科专业如护理、软件技术等起薪已接近或超过普通本科。

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通了一件事：为什么还要在本科熬上四年，回过头来再争专科对应的就业机会？？十年前本科还是阶层跳板，如今对接明确岗位的专科，成为抵御就业风险的安全绳。

年轻人开始站到“稳定溢价”这一边，“学历溢价”的潮头正在退去。

文｜oscar

编辑｜oi

为什么他们不等四年？

“你为啥要报郑铁？”17岁的杨鹏从以561分报了郑铁的“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后，这是他被问到得最多的问题。“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是郑铁录取分数线较高的专业之一，也是该校毕业生进入铁路局工作的核心专业。

杨鹏甚至比其他同学都要早确定自己的录取结果——一方面是源自自己在同专业中遥遥领先的分数，另一方面则与他报志愿时的规划紧密相关。

“你读了这个专业，两年后就开始实习。从实习开始，基本上就敲定了工作单位：铁路局。”这件事在郑铁校内，并不是秘密。一位学习软件专业的学长这样告诉杨鹏。杨鹏有些惊讶，“你怎么和我爸说的一样。”

读郑铁是杨鹏一家、姑姑一家，以及父亲的战友一家，三家人共同商量后的决定。——对他而言，这相当于用超出一本线的高考成绩，换取 “稳定溢价” 的便捷路径。

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父亲作为“内部人”，告诉杨鹏，在郑铁将来工作不愁！经历了金融危机、下岗的父母举了几个同一个家属区里那些不肯进入铁路系统、如今失业在家的年轻人，“他们后悔都来不及！”

从郑铁2025年就业质量报告来看，就业的确是该校的一大优势。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因与郑州局、武汉局联合成立定向班、订单班，就业覆盖率超 60%，实习转正率达93.2%。而且在2025年7月的《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中，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应届生平均月薪 5926 元，三年后年薪普遍突破10万元。杨鹏的父母告诉儿子，“这样的工作比公务员都不差！”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考试通知

可即便有学长的羡慕、家人的劝导，当周围人的关注渐渐淡去，失落感仍像火一样烤着杨鹏的内心 ——他其实想读郑州大学。“除了说出去好听，还有啥用！”他的母亲这样说。“我可以读研！”杨鹏不愿轻易放弃。“你真有那个本事，当初就考好一些，选一个好就业的本科专业。”杨鹏心里清楚，以自己的分数，即便能进郑大，也选不到有就业优势的专业。

杨鹏陪父母去小区门口超市买东西时，碰到了父亲的同事刘伯 —— 刘伯的孩子正是郑大毕业。“老哥，你家儿子找到工作了吗？” 父亲随口问起，刘伯却摆了摆手：“还在家考公呢，你看我这头发，都愁白了。” 听说杨鹏选了郑铁，刘伯连连夸赞：“这孩子真懂事。”

真正让杨鹏放弃郑大的，是母亲在深夜忽然冲到杨鹏的卧室，“我跟你爸担心的都睡不着觉！”一边是父母的压力，一边是对未来的现实考量，杨鹏最终妥协了。

事实上，像铁路系统这样 “就业明确” 的领域，还有电力、邮政等。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2025 年就业报告明确显示，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 93% 毕业生进入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央企，且订单班覆盖率达 85%。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邮政集团签订的订单班，采用“2+1”培养模式，学生前两年在校学习理论，第三年到邮政企业顶岗实习，实习考核合格后直接签订劳动合同。2025年数据显示，订单班毕业生100%进入邮政系统。

“这叫平稳落地。”杨鹏的父母这样对他说。杨鹏终于低下了头。还有谁在乎为了就业，年轻人到底放弃了什么？

谁能进、怎么进？

王铮的高考分数同样在560分、同样选择了郑铁、同样放弃了本科。同专业的学长告诉他，在铁路系统内的技术工人岗位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舒坦，在这些岗位上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晋级考试。

通常技术工人岗位分为8个等级，等级越高要求越严，既要求工作经验，也要求能力水平。如果无法成功晋级，哪怕五十岁，也可能和三十岁的人领着一样的工资。

听到这样的情况，王铮多了一个计划，打算大专毕业后先去当兵，再回来就业。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他听父母平时聊天时提到的、铁路系统内一些领导的例子。这些领导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了。回来后，再进入铁路系统。

同时王铮自己做了功课：退役军人在铁路系统招录中可享受笔试加分5-10分、优先录用等政策。以郑州铁路局为例，2025年招聘中退役军人占比18%，且部分岗位晋升至管理岗的平均年限比普通员工缩短1.2年。

年轻人看似放弃了本科，却没打算放弃未来。尽管杨鹏与王铮都说，自己的家庭很普通，不过是沾了 “系统内” 的光，但这并非个例。《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5 年）显示，铁路系统技术岗职工子女的入职率，比非职工子女高 17%-25%。如济南铁路局 2024 年录用名单中，职工子女占比 48%，非职工子女为 31%。

可反过来想：就算没有放弃本科，拿着本科学历，就能和专科生竞争同一个岗位吗？

沈阳一家事业编制的科研单位，在2023年、2024年招聘中，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数位毕业生，为了能够进入这家事业编制单位，主动选择到装配车间成为技术工人。小许便是其中之一，他自嘲道，“谁让我没考上研究生呢！”

小许的苦恼，主要是觉得 “一线工人” 的岗位听起来不好听，但单说单位名字，不少人都会觉得这是份好工作。2024年年底，小许拿到了约3万元的一次性年终奖。他说如果当时坚持自己是本科毕业，不肯找这份工人岗位工作，怕是和很多本科同学一样，要么成为了三天两头失业的销售，要么去挤考公考编的独木桥。

可就算如此，小许在面试时，竞聘这个岗位的除了自己这样的本科生，仍是以专科生为主。但招聘单位考虑到这一岗位的性质，虽然是工人岗位，但依旧需要对于装配工装的设计和研究能力，于是对“本科生从事专科生工作”有了倾斜，在面试题目中增加了对于机械加工图纸的识别和绘图的能力，这才有了小许今天的工作。“如果单纯比动手能力，我是比不过专科生的。”小许有些后怕，也有些庆幸。

小许的同事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也有不少。这也是一个本科学校。这让小许的心理平衡了不少。而除了这些本科生成为技术工人外，单位里的科研人员，最低学历已是硕士，据说还要求本科和硕士都是985院校的学历才行。

成为工人后，小许也放弃了读在职硕士研究生的想法：一来单位不承认第二学历，二来工作压力不小，他也明白 “在职刷学历” 不太现实。但刚入学的杨鹏，还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冲劲，依旧想试着突破未来的职业天花板。

确定性之上的天花板

杨鹏始终对放弃本科、选择专科有些在意。又无法说服自己的父母，于是他萌生了 “先稳住工作，再谋更高学历” 的想法。而且，看到高中同学有一半选择了本科，杨鹏还是羡慕的。父母的语气里带着一股满不在乎的笃定，“以后他们会羡慕你。”

杨鹏特意问了郑铁的学长。学长说，学校机车维修专业每年会单独列出约 50 个本科毕业生招聘名额，但他从没听说过杨鹏所选的专业，有毕业生毕业后再去考本科的。“说不定等你到了单位，要是干得好，单位会愿意让你继续进修呢！” 学长也只能这样安慰他。

杨鹏半自嘲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尤其听说工作后常要加班，就算想考本科都难，更别说冲刺研究生了！

在杨鹏的不快乐中，他看到郑铁的新生微信群里，大家纷纷说自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讨论的话题也变了，全围绕在郑铁有哪些社团、是不是可以染发、能不能带吹风筒、一个宿舍几个人、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杨鹏忍不住在群里问：“要是工作几年后，本科学历又吃香了，咋办？” 那群已经开始关心校园生活的年轻人回得很随意：“到时候听家长的呗！” 至少眼下不用慌，总比一进社会就扛着动荡强 —— 这是他们默认的共识。

可只要多留意铁路、电力、邮政这些系统的招聘就会发现：全日制本科学历仍是岗位主力。这么一来，“未来晋升难”，就成了这些 “弃本读专” 的年轻人，必然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

可父辈对于“职业天花板”并没有那么在意。王铮的父母是一线普通工人，他们自身学历不高，但感觉生活压力不大，因此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太辛苦。并以此劝说王铮。

不过，职场里的某些倾斜，或许能悄悄打破这种 “看似安稳的局限”。比如小许，之前报名单位的岗位晋级时，单位通知 “可按岗位最高学历计分”—— 也就是说，哪怕岗位门槛是专科，只要职工是本科学历，就能拿到更高的计分。这算是对人才提升的一种激励。原来有些时候，学历还是有用的 —— 比如拿到工作后。那一年评优，小许就凭本科学历，竞争过了同岗位的专科同事，也总算看到了一丝希望。

稳定之外

毋须讳言，在就业层面，特定领域的专科专业确实比本科更具竞争力——这些专业通常与国家战略产业、基层公共服务或技术密集型行业深度绑定，形成 “学历门槛适配岗位需求” 的结构性优势。除了铁路系统、电力系统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中心需要的护理专业；邮政局、顺丰等物流需要的邮政通信管理、物流工程技术专业，也同样呈现出 “专业对口即就业” 的特点。这种 “专业与岗位精准对接” 的优势，也直观反映在录取分数上：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职专科批投档线》显示，该省 198 个高职专业组的投档线已超过本科线，足见年轻人对这类专业的认可。

但无论年轻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妥协，“稳定溢价”也许已然成为如今的潮流之选。只是，潮流并非永远不变。教育也终究不该一直被工作焦虑、生存焦虑所绑架 —— 它本该承载更多关于成长、热爱与可能性的期待。

弃本读专的背后，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份触手可及的工作，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对未来的稳妥规划；但就像仍在纠结学历与职业天花板的杨鹏，或是为突破局限规划 “专科 + 当兵” 的王铮，仍有不少年轻人没停下思考：在 “稳定” 之外，是否还能找到兼顾生存与理想的路。而这份思考，或许比 “选本科还是选专科” 的单一答案，更值得被看见。

参考资料

• 云南网《读懂 “本升专” 的需求信号》（2025 年 7 月 3 日）
• 齐鲁壹点《山东在全国首开大学生技师班》（2024 年 7 月 12 日）
• 新华社《瞭望 | 培育 “紫领” 预备队》（2025 年 6 月 24 日）
• 河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考分数线》
• 郑铁官网《2025 年单独考试招生章程》
• 郑铁《2025 年就业质量报告》
• 麦可思研究院《2025 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4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 教育部官网
•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职专科批投档线》
• 辽宁省人社厅《高校毕业生免费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

最近，“本升专”相关话题再次于社媒平台登上热搜。

此次受到广泛关注的，是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据媒体报道，2025年，该校的动车组检修技术、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等多个专业备注招生对象为本科生。该校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学校的本科毕业生报名情况不错，2024年就完成了招生计划。

这个消息引人关注，因为这是一种“学历倒挂”——先上了本科，再返回头去读大专。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考试通知（图/网络）

这个现象，很多媒体用了一种相对开放、欢迎的态度去看待，认为这是破除“学历迷思”，这是“重新校准人生坐标”。

话很漂亮，但无法否认这是反常的。

花4年去校准人生坐标，那早读大专不就好了？可以省多少时间和精力？不仅大学4年省了，还省了高中阶段没日没夜、军事化管理、上厕所要掐点的苦读。

无论如何，这种回炉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长达数年的投入打了水漂。这背后终究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自救。

01

“本升专”已经越来越常见，几年前就开始有媒体报道。

比如《南方周末》曾报道，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说，该校这两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主要是想通过培训考取心理咨询、营养和健康管理等方向的证书。

成都新东方烹饪学校的老师在报道中提到，在跟自己学习川菜烹饪的学生中，三成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开始创办“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经有专科及本科学历的学生。2015年以来，大学生技师班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本科生，等等。

之所以“本升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找工作。

像上面提到的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看名字就不难想象去向是哪里，还是多少年轻人渴望的稳定大企业。像青岛技师学院也在报道中说，学生大多顺利就职知名企业，薪酬普遍高于同期应届生平均水平。

有些话多少有宣传成分，但对找工作有帮助肯定是直接原因，否则，谁读书有瘾呢？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专就好找工作？

02

毋庸讳言，这是因为大专对应的工作不够“高端”。当然这肯定有人抬杠“职业不分贵贱”，那么就说得含蓄点，大专对应的岗位多在第二产业，而不是第三产业。

而第二产业向来就很缺人。2022年曾有数据显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三季度企业用人需求中有38.7%集中在制造业。

同时，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有43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行业存在供需缺口；24个新进“最缺工”排行榜的职业中，超过半数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高达到54.2%，远高于其他职业。

另外，《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至2025年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需求总量与供给总量差距不断拉大。

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就业难都不存在，大量企业还缺人呢。只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穿上工人的蓝衫，甚至快递员的黄衫，专车司机的衬衫，工作当然还好找的吧。

这就很吊诡了，一边缺人，一边又喊就业难，这种反差到底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不愿进厂罢了。

这个现象早就有了，几年前就有年轻人宁愿送快递、不愿进厂的说法，此前就有媒体调研发现，年轻人不愿进厂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低、不自由”，有老板甚至吐槽“出去买瓶水，人就不见了”。

缺人，终究是有原因的，工作环境大概什么样，人们心里是有数的。

而那些年轻人，辛辛苦苦地读书，背负了家庭的万千期待，不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命运，去追求一个最起码进入服务业的未来吗？

看看那些本科专业，经济、金融、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医药工程、计算机工程，哪一个不指向听起来就好听的“现代服务业”？

只不过现在年轻人低头了，找不到服务业的岗位，那么就去“回炉”读那些“最起码保障一个工作”的大专吧。

当然，现在“本升专”还谈不上多大规模。但如果有一天这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那么更值得深思还不是年轻人“找到自我”，而是产业格局出现了问题——碰到了某种天花板，无法再向上突破了，大量劳动力，只能堵在“第二产业”。

03

这背后也无法忽视这些专科院校自己的努力。没有所谓名校光环，也没有各种不着边际的折腾，它们想要在教育格局里生存下来，只能靠一个——就业。

在一个报道里写的细节很有意思，一个本科生读了一个专科的多媒体制作专业，结果这个专业的名称就叫“××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直接就把甲方的名字、工作内容不掩饰地写在名字里，毫无心理负担。

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招生简章（图/网络）

而这种思路才是对的。相比于大学，这些专科似乎对学生才更负责。很多大学，由于先天赋予的地位，它们并不用担心自己的经营，哪怕负面新闻缠身，大概也不怕“第二年没人报”。

网民针对一些大学的负面新闻，动辄就说“明年分数线要降”，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呓语，把大学的级别看一看就知道了，哪在乎你怎么看它呢。

但是专科就不一样了，它们真的要在市场中生存。它们的名头不会构成了号召力，从来也挤不进各种排名，所能依靠的只有KPI——到底能把学生送到什么地方去上班。

当大学还在忙着各种安排通稿，津津乐道自己的教学改革、重大成果、“对学生多么的贴心”，这些职业专科院校只能埋头联系企业、找到赞助、输送学生，做着一堆苦活累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明明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还可以开设专业，设置各种硕士、博士点。说白了，还是不担心，完成“高等教育”的指标就好，至于就业，那得靠学生自己努力啊。

当然，专科学校也不是没有骚操作，什么把学生当免费劳力、压榨学生的新闻也不少，但专科的生存逻辑有根本的不同。

就如同衡水中学对所有素质教育的冲击一样，专科也在用今天最大的教育KPI——就业，去打脸那些本科院校。你名气是大、专业是多、分数线是高、社团生活是丰富，但我能让学生有工作。

这或许不够令人舒服，毕竟高等教育的各种所谓“内涵”，什么“大学精神”，就只剩下了就业。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本升专”的出现，终究是一种市场思维、务实精神的胜利，也是告诉那些大学们：

真的关心学生，就好好帮他们找工作吧。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发布，针对竞业限制、混同用工、社会保险纠纷等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这一解释条例将于9月1日起实施。

消息发出后，迅速在各个社交平台成为热议话题。对于本就面临困境的小微企业老板来说，焦虑的情绪蔓延。有人打算降薪，试图提前规避风险。一家义乌箱包厂的老板反复衡量，最终决定关停他开了15年的工厂。

《人民日报》针对所谓“全民强制社保”话题发表评论文章，称对政策的误读、对公众的误导，有必要澄清辨明。

文丨殷盛琳

编辑丨王珊瑚

立秋以来，浙江的高温并没有减退的意思，天气仍然闷热、潮湿。义乌一家日用品厂的空调、电风扇却和缝纫机、干燥剂自动包装机一起停止了运作。

几天前，51岁的工厂老板陈平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清退工人，关停工厂。8月初的“社保新规”是促成他作出选择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疫情以来这几年，厂子生意受到冲击，基本无法盈利，但总体还能持平。从去年下半年起，生意开始极速下行，到关停前算下来大概亏损60万元左右。

往年这个时候，工厂里的缝纫机从早到晚发出声响。花色繁复、种类各异的收纳箱日产量能达到15000个。他们承接全球客商订单，箱包经由工人之手生产、压平、包装，销往世界各地。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原本陈平打算再“熬一熬”，但看到“新规”的消息，“感觉风险太大，没有熬的必要了。”

所谓新规，是指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其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保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定或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该规定将于9月1日起正式生效。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项从无到有的新规定。本次的司法解释只是对一些争议问题进行明确，统一司法裁量标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将《解释二》理解为要实施“全民社保”是片面的。政策多年前就已经对企业强制缴纳职工社保作出规定，但因近些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比较困难，实际并没有严格执行、深究。

即使如此，关于社保的规定就像投石入湖，一种复杂的情绪在社交平台蔓延。对于陈平这样的小微企业、工厂老板来说，每个人都得在心里算下经济账。

陈平打算关停工厂，把剩余的货物挪到小仓库。 讲述者供图

陈平这家义乌小工厂，之前的工人几乎都是“零工”，主要来自云贵川地区。“他们的流动性很强，可能这里做几个月就换，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几个月。”陈平说，在此之前，大家维持一种用工默契：工厂包住宿，按件计费，不想做了可以随时结账走人，社保之类的不做缴纳。

这种做法也是当地小工厂的惯例。陈平说，像浙江的一些服装厂，三四百人很正常，能解决很多普通人的就业问题，但如果被工人集体举报或者强制补缴社保，对本就面临经营困难的小工厂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像缝纫工、包装工，一般工资在6000左右，缴社保肯定要给他降薪，你让工厂老板承担，是一分钱不愿意承担的，因为现在微小工厂赚钱很难。”

他也不愿意承担被举报的风险。“现在员工也是说不要社保呀，宁愿工资到手多一点，可以写保证书，但是谁敢去赌人性呢？”陈平说，他的一个朋友就是前车之鉴。朋友是开影楼的，一位摄影师当时和朋友谈好的工资是1万块一个月，不缴社保。做了两年，摄影师辞职了，工资结算很清楚。但过了没多久，朋友收到了律师函，对方告他没给缴纳社保，没给加班费。

作为老板，能在大小工厂林立的义乌维持15年生意，陈平倚仗的能力之一是风险管理。他担心，“现在政策一出，这种（维权的）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

江苏一家无纺布工厂的老板李可选择了更谨慎的做法。他把生意“分”给了工人，尽量缩减亏损，静待复苏时机。

他的工厂主要和医院合作，生产无纺布相关耗材。比如给灭菌器械进行包裹的无纺布制品，确保无菌，供手术室使用。

李可说，在整个行业里，他们所做的产品相对有技术壁垒，一般电商没人做这些东西，所以相对幸运地避开了行业恶性内卷。但疫情后，医院也在控制成本，不断在找更低价的产品，导致他们的订单被迫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目前，为了减少支出，他只留了3个工人。一位是江苏本地人，另外两名是安徽来打工的。他们之前签了传统的劳务合同，计时收费，工资构成是：计时费+饭补+加班费+1000元社保补贴。

了解社保规定的消息后，他找几位工人商量，大家都想维持现状。两个安徽工人是农村户口，在老家缴纳了城乡居民医保，江苏本地工人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后续社保（企业）必须要缴的话，对于我来说，每个月最多增加1500元的成本，一年也就是接近2万，但作为员工来说，他们少拿了1000补贴，肯定不太愿意。”

李可说，这几个老工人都是跟着他在厂子里工作了十来年的，大家都了解厂子的经营情况。两个安徽工人都50多岁了，马上都要抱孙子，“就是想在江苏多赚几年钱，攒一攒给孩子们，年纪大了就回农村，拿农村社保养老就行了。”

现在，他以尽量低亏损的形式维系厂子运转。成本除了人工费，还有1000平厂区房租、水电，全部加起来一年50万左右。由于订单少，他跟员工之间达成了一致，“作为企业负责人，我外面想办法找订单、报价，基本上以材料成本加上人工成本和5%利润的形式报价，房租成本不计算到产品（价格）里去了”，相当于工人赚人工钱，“我只提供场所和订单，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之后他打算缩小厂房面积，租一个500平左右的厂房，这样算下来，一年的亏损金额可以维持在10万。

他给自己的底线是亏损30万。在那之前，无论如何，实体厂子都不能关停，李可说。工厂象征着一种稳定感：只要有设备、有场地，就可以随时接单，就有止亏为盈的机会。“工厂一旦关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一后面有新客户或者经济形势好转，产品做不出来也麻烦。”

李可说，社保“新规”的消息出来后，“每个工商户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对于他这种和工人比较熟悉的厂子来说，只要不是强制执行，都有余地。但有些小微企业的老板，选择将风险前置，提前规避。他听说有同行重新和员工签署合同，也将工资做了拆分，其中一部分改为社保补贴。因为按照《解释二》第十九条的规定，虽然约定无需缴纳社保无效，但用人单位依法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费后，可以要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贴。就算最后被工人起诉了，“社保补贴”这笔钱还可以要回来。

在县城景区开奶茶加盟店的一位老板说，知道社保“新规”的消息后，她仔细算了下7月的账单：

4位全职员工月工资：16500元

2名兼职员工月工资：6000元

水电费用：4000元

缴纳社保前盈余：32000元-用人成本-水电费=5500元

缴纳社保后盈余：2000左右

她说自己目前能想到的应对之策是不再请兼职，再削减一名正式员工，为剩下的3位员工足额缴纳社保，但需要降薪300～500元。为了避免后续扯皮，她打算“快刀斩乱麻”。

不止小微企业老板，低收入劳动者们也有自己的账本。一位在广西做宠物洗护的打工者担心，如果老板真的按“新规”执行，她的月工资2600元，足额缴纳社保自己大概要缴400元，每个月要给上大学的儿子一个月1500元的生活费，自己就只有700块生活了，捉襟见肘。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在2024年调研发现，城镇就业人口有8%处于“应保未保”状态，集中于灵活就业群体，以农村户口为主。他曾向《财新》分析，5000元（月薪）是他们参与社保的“经济门槛值”。

浙江义乌，工人将原材料加工成圣诞用品，准备发往欧美、东南亚等地区。 CFP

据不同的小微企业老板提到，大家对社保“新规”的顾虑，除了用人成本增加无法负担之外，还在于担忧相关部门是否会追缴社保并处罚金。

福建一家财务公司的会计小梅自8月以来接到了许多客户的咨询电话。大多是当地小企业、小工厂的老板，大家在网上刷短视频看到相关解读后，都很焦虑，问她该怎么办。一位工厂的中年老板在电话里哭泣，“一直说做不下去了，如果一旦按这个规定去实行的话，那就要注销了，不做了。”

她只能告诉对方，放平心态，该怎么做怎么做。“我只能把这个东西（规则）跟他讲明白，确实有这些规定，你们自己该怎么去协调，就是老板自己的事情了。”不过，按照经验，小梅说，这类政策在执行上会考量当地企业经营状况。

当地一些中小规模的鞋厂，几乎都是流动零工，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保，大部分企业也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规定的实际月薪作为社保缴纳基数。“按照我们这边当地的民情，没办法一板一眼地按照那个东西实行，（不然）企业做不下去。”

小梅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当地一些客户企业记账、报税，服务的公司覆盖多个行业，餐饮、制造业、贸易类，很清楚当地企业的经营现状。她说，十几年前，生意好做的时候，社保、医保这一块，当地税务局会根据公司规模强制要求缴纳员工社保。但最近这几年，也没有真的执行下来，因为疫情以来，当地倒闭了很多小企业、小工厂。她们公司的业务量也因此下滑，“很多都不（继续）做了，因为他（客户）公司要注销了。”

针对网络上对政策的一些误读和情绪，《人民日报》近日刊发了评论文章，解释了政策出台的背景，并重申社保的重要性：不能只算眼前的和投入产出的经济账，不算长远的和一失万无的风险账。文章提到，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增强社保缴纳刚性约束，确实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但这不是“规避社保”的理由。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合规风险，跳出靠不缴社保降成本的灰色地带，在其他方面锻长板、练绝活，才能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同时，也必须正视中小企业的现实经营压力，实打实帮企业解决问题、克服困难。

8月13日，义乌这家曾经辉煌的箱包厂正式清场了。老板陈平拍了照片留念，心绪复杂。之前热闹的车间变得空空荡荡，70多台缝纫机设备已经全部卖给了二手回收，买来时4000块左右的机器，到了清仓时被狠狠“宰”了一刀，最后一台机器被压到200块钱。现在设备都不好转卖，收二手设备的人说。

去年他给车间装了新的冷风机管道，花了3万多块，现在只能扔掉了，“没人要”。

厂房顶上的冷风机是新装没多久的，陈平暂未找到回收二手商。讲述者供图

2010年，陈平36岁，考察了一番后，决定将工厂开在具有完整产业链，且营商环境和支持力度都很可观的义乌。从一开始只招了4个工人，到发展到100号人，只用了两年时间。“那个时代外贸生意好得很，国内各大批发市场也生意火爆”，他记得，那会儿工厂开发出好多新产品，卖给一批批发商，一批再卖给二批，再卖给各地经销商，大家都有钱赚。

但自从一些电商平台发展起来，中间商没有了，都走电商。行业陷入内卷，“只想着怎么把价格做得更低，怎么偷工减料。”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的结果是没有赢家，陈平说，无论是工厂、电商都没多少利润，客户买到的很多也是垃圾货。当然，外部环境也不好，“即使有些国家进货量巨大，但是价格也压得很低。”

他想念那个线下市场还茂盛生长的年代。长沙高桥大市场、上海光彩大市场，到处都是顾客和生意人，人身处其中，很自然会相信生意以后越做越红火。

但近些年行业内卷，低价博弈，外部环境也频频冲击，关税、国际关系都在影响订单量。今年5月，由于印巴冲突，陈平厂里一批原本该运往印度的箱包无法出货，外贸公司只说让他们等消息，最后陈平只能低价转卖。社保的消息，让他有机会平静下来，仔细衡量得失，最终选择了关停工厂。

目前，他和剩下的几位工人打算将剩下的产品搬到租的小仓库去，等这批货慢慢清掉，这家做了15年的工厂就算彻底告别了。

陈平说，自己虽然有点感慨，但并不遗憾。十几年来，他勤奋努力，也赚到了一些钱，在义乌和老家各买了房子，安顿下来。现在关停后，整个人倒是轻松多了。

至于未来的计划，他还没有太清晰。陈平目前的想法是，做个一人公司。“找两个年龄50多岁已经退休的人员做工”，这样即使“新规”落地执行，也可以避开缴纳社保的成本。

（为保护讲述者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