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语 2025.9.17
当审查进入AI时代。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12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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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用清洁剂中竟也添加氢氟酸成分——玻璃清洁剂、瓷砖清洗剂,甚至某些“三无”去污产品都可能含有这一致命成分。它们披着日常用品的外衣,潜伏在千家万户。
杭州城西,闲林街道,一场再寻常不过的散步,竟成永别。
52岁的涂女士踩中废弃氢氟酸,短短数日便经历了器官衰竭、心脏停跳的痛苦挣扎,最终不治身亡。这瓶被随意丢弃的“化骨水”,让一个普通家庭瞬间崩塌。
警方已经控制嫌犯:
三桶氢氟酸被艾某槟在2015年搬离时遗弃在山坡平房,整整十年无人问津,直至涂女士一脚踩破塑料桶,遭遇这场无妄之灾。一个2015年的随意遗弃行为,在2025年夺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十年前的一个随意行为,今天夺走一条生命。十年潜伏的“化学炸弹”终引爆,这说明危险品管理必须是零容忍的系统工程,任何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在未来某一天酿成悲剧。
城市安全不能建立在侥幸之上,而应建立在严密的制度和每个人的责任感之上。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下一个涂女士遭遇无妄之灾,才能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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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氟酸,这个对多数人陌生的化学名词,实则是腐蚀性极强的剧毒物质。它能穿透皮肤,侵蚀骨骼,干扰酶活性,与血钙结合引发心脏骤停。1.5克足以立即致死,堪称“化骨水”。
现场监控显示,涂女士接触后当场无法行走,送医时已多器官衰竭,回天乏术。
更令人心惊的是,这类强腐蚀性化学品并非远离日常生活。不少家用清洁剂中竟也添加氢氟酸成分——玻璃清洁剂、瓷砖清洗剂,甚至某些“三无”去污产品都可能含有这一致命成分。它们披着日常用品的外衣,潜伏在千家万户。
除了氢氟酸,日常生活中还潜伏着其他化学危险:
– 打火机受热易爆炸,勿放车内或阳光直射处
– 酒精蒸气遇明火可爆燃,储存须远离热源
– 杀虫剂瓶内高压,撞击可能引发爆炸
– 含氯消毒剂与洁厕灵混合会产生致命氯气
– 管道疏通剂多含强酸强碱,使用需全副武装
同时,路上遇到危险品运输车(罐车或厢式货车带有“危险品”标识)时,务必保持车距,避免长时间并行或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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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桶氢氟酸被遗弃在闲置平房,其中一桶被涂女士踩破,另外两桶(一满一半)仍密封在现场。这些危险化学品就像被埋设的定时炸弹,在城市边缘静静潜伏十年,最终与无辜者相遇。
涉事人艾某槟从事外墙清洗工作,这类行业正是氢氟酸的使用大户。低浓度氢氟酸常用于建筑清洗,而操作人员常因“见多不怪”而放松警惕,忽视了其极端危险性。
专业人员的麻痹大意往往是灾难的起点。
2015年遗弃的危险化学品,为何十年间未被发现?城市边缘、闲置建筑是否还存在类似“化学地雷”?
外墙清洗等行业对氢氟酸的使用和处置缺乏有效监管,从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
此案再次警示我们,危险化学品并非远在化工厂,它们可能潜伏在城市角落。
闲置厂房、废墟、城郊地带可能存在未知风险,尽量避免进入不明区域
发现不明液体、容器,切勿好奇接触,应迅速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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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化品的生产、储存、使用、运输和废弃处置必须全流程监管。
如此高危的“毒物”,理应被专业机构回收处理,为何会出现在街头空地?
事件背后暴露出的是危化品管理的巨大漏洞。目前涉案人员虽已被控制,但系统性的管理缺陷更值得追问。
类似悲剧并非首例——浙江曾有环卫工在处理垃圾时被强酸化学品腐蚀双手。危化品末端管理盲区正在成为城市公共安全的隐形炸弹。
随着工业发展,化学品使用量持续上升,一些企业为节省成本或管理不善,偷偷倾倒危化品。
有限监管力量难以覆盖每个角落,这些“化学炸弹”便被埋藏在城市肌理中,等待不幸的邂逅。
一旦接触危险化学品,牢记“先自救、快就医、讲清楚”原则:
如皮肤接触,应立即脱去污染衣物,用大量流水冲洗至少15分钟(粉末状先轻扫再冲洗)。
如吸入气体,需要迅速转移至通风处,若出现呼吸困难立即静卧就医。
误食就更危险,需尽快送医。就医时,务必说明化学品名称、浓度、接触时间和方式,为抢救争分夺秒。
要特别提醒的是,氢氟酸灼伤有延迟效应,即使当时无明显不适,也需立即就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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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却暴露了系统性问题。城市治理不能总靠鲜血换来教训。
涂女士的悲剧不应只换来一时关注,更应推动系统变革。
对氢氟酸等危险化学品实行严格登记和追踪制度,确保每一滴都知道去向。
建立危险废弃物回收体系,严厉打击非法丢弃行为。
对外墙清洗、金属加工等使用危险品的企业加强监管和培训。
涂女士的悲剧警示我们:危化品管理不是技术问题,更是责任问题。普通人不该成为专业领域疏忽的牺牲品。唯有筑牢制度防线,才能让市民安心行走在城市的每一条街道。
生命不应为疏忽买单,公共安全必须万无一失。
【404文库】是由中国数字时代运营的一个“因审查而被屏蔽或删除(404 not found)文章”的存档项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数字时代通过在标题前加注【404文库】的方式,对大量需要抢救性保存的文章进行了归档、发布。自2021年起,为便于列表化呈现与系统化检索,中国数字时代设立了【404文库】专页。(在专页上,您还可以查看文章的原始链接、发布平台、话题分类、删除时间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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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18日系贵州隔离转运大巴事故3周年纪念日。2022年9月18日凌晨,贵州黔南州三荔高速三都县段K31处,一辆隔离转运客车(车牌号为贵A75868)发生侧翻事故。事发时,车上载有47人,事故造成27人遇难,20人受伤。
据媒体后续报道称,贵阳市提出要在9月19日实现“全市社会面清零”,由于市区内集中隔离点数量不足,遂将云岩区涉疫居民被送往黔南州荔波县一酒店进行隔离,于途中发生车祸。涉事车辆为贵州黔运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系抗疫转运征用车辆。
当天,微博用户@芮芮兜 发文称:“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在那辆凌晨的大巴上?”引发大量网民转发。(最终被设为私密)还有人指出,这辆转运大巴其实带有强烈的隐喻色彩,就像“某位姓习的司机开着另一辆大巴深夜狂奔,而没人敢去夺方向盘”,同时暗示了“专横跋扈与悲惨命运”。
截图者非中国时区
去年9月18日,一名10岁男孩与家人前往深圳一所日本人学校途中,遭遇44岁男子钟某的持刀行凶,最终男孩伤重不治身亡。网民 @Munntein 结合贵州大巴事故对“918国耻日”进行了新的定义: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检索【404文库】项目发现,2022年9月18日—23日期间,共有21篇与“贵州大巴事故”相关的文章遭了审查,集中统计如下:
点此跳转到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专页。
随着学校应届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青年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已连续两个月走高。(创下统计方式变更修改后20个月以来新高)
国家统计局9月17日公布的分年龄组劳动力调查失业率数据显示,8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录得18.9%,分别高于7月、2024年同期1.1个、0.1个百分点,为2023年12月公布这一数据以来新高;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上行0.3个百分点至7.2%,比上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不包含在校生的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3.9%,与7月及2024年同期持平。
2023年12月以来,国家统计局调整完善了分年龄组调查失业率统计,开始发布不包含在校生的数据,并将25—59岁劳动力拆分为25—29岁和30—59岁两个年龄组统计。
更多阅读:《8月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调查失业率为18.9% 创有数据以来新高》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评论:
Stream2024:好消息!又创新高了!
请你吃米花糕:国人喜欢第一,听到增长就高兴。
金东文和:含水量还是有点高。
曾经的22路:这是可以说的吗?
heseyinliao:小问题,731已经上映了。
aixiangbeiwife:没事,再制定个新标准就可以了。
张化学:国家统计局:16至24岁人群的失业率从7月份的17.8%上升至18.9%,为2023年12月以来的最高值。掐指一算,我身边的中年失业率好像更高,是因为我在房地产行业的原因吗?
soulwan_0119:那青年没有稳定工作的至少破30%了,因为调查失业率送外卖,开滴滴,帮家里店面干活,哪怕兼职店员,或者在积极找工作面试,都算就业。
勇立山头总向阳2016:这种情形下,还能做到都不饿,本身就是一个了不得的奇迹! // 感电火烈鸟:闹麻了,一看你就是编制内的。
ZoroLiu20:从最近的形势来看,中国下一步的策略很简单,do nothing and win.
-SSSR-17 :赶紧把数据隐藏。
adoublesoul23:这还是优化过后的数据,实际数据估计在20~30%左右。
leocherry8:在不签就业不给毕业证,送次外卖就算就业的情况下,就业率依然撑不住,统计局太苦了。
期末考试刚结束,唐文生就被学校解聘了。“请于三个工作日内来人事处办理手续。”学校通知他。
唐文生在西安一家民办二本高校任教。今年5月,学校突然下发《科研教研工作量认定及考核管理办法》,要求各职称教师完成一项名曰“横向经费”的到账任务,金额为4.5万到10万不等。横向经费是高校科研经费的一种,主要来自于企业和社会机构付款,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立项资助的“纵向经费”相对。
唐文生是助教,需要认领4.5万横向经费到账,在7月前完成。对他所在的文学院的教师们来说,为企业或社会机构提供技术服务来获取这笔科研到账,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年轻教师都在观望。一个月过去,汉语言文学系43位教师,只有16位在横向协议上签字,完成率仅37.2%,文学院院长不得不开了一场动员大会。
那天,唐文生在线上参会,听到院长如是“提点”老师们:如果你能拉来横向科研项目,那是你的本事,如果你拉不来,你就去找一个公司做假合同。
院长在会上说,横向经费是硬性要求,学校给文学院下达了702万到账的指标。为了能在2029年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报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学校必须保证,接下来5年,每年师均科研经费不低于4万元。这也就意味着,唐文生需要连续5年完成横向经费到账。“这是支持学科建设,支持申硕,也是要永久保住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的一个长远之计,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院长说。
对文学系教师们低迷的完成率,院长似乎感到痛心,“我不知道我在文学院做院长,做得如此失败。”她一遍遍强调,当她必须在某位教师的考核表上写下“不合格”三个字时,她会有多么难受。她觉得同志们没看清形势:“要么走账,要么走人……经济这么低迷的情况下,我们不严格要求,让老师失去饭碗,出去再找工作,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会上,一位教师提出困惑,“一个是途径不太清楚,另一个就是有资金压力”。
院长开始暗示老师们自掏腰包,“设置成分期付款的形式,压力就不大了”。
她现身说法,以自己为例。今年暑假,院长正准备装修已经住了24年的房子,她找了个装修公司,和对方说好,一块攒一个横向课题。她拟的题目是——“人居环境文化主题策划”,然后用 DeepSeek 做了一个10万元的装修方案。合同约定,装修公司(实则是她本人)向乙方(学校)分批次支付调研费、设计费、实施费用。这笔横向经费到账后,她再拿装修期间产生的发票,去学校财务处,想办法把这10万元报出来。
“这就是真题真做,”院长说,“你还有什么疑问?”
“我这脑子反应太慢,我再琢磨,我好像有点眉目。”这位老师磕磕绊绊地回复。
另一位教师问:“现在每个老师都是用自己的资金去报这个账,不管是贷款也好,还是掏自己的资金也好,学校是否能保证我们的报销下得来?”
“这个我估计学校不会不给的,因为我去年弄了9万,学校真给了,我当时也有这个担忧,今年我又弄了7万,我没有这个信心的话,我不会再给的。”教研室主任说。听上去他没有院长那么笃定。
在会议的最后,汉语言专业负责人总结分享了她的个人经验,给大家传递信心:“我自己也是贷的款,贷了一年,中间付了几百块利息,一年以后全款付清,报账下来是没问题的。”
尽管学院再三担保交上去走账的横向经费会“完璧归赵”,唐文生最终还是没有在假合同上签字。
他算了一笔账。横向经费到账后,学校交6.7%的增值税,再收取10%的管理费,他再花4%购买假发票,一圈下来,即使余钱能全部报销,他也损失掉了不少“本金”。他每个月基本工资5000元,课时费40多一节,连续交5年横向,约等于得赔进去一年收入。
钱还是小事,他更担心学术造假会给他的职业发展留下污点。唐文生是95后,本硕都在澳洲就读,学的是文化产业,疫情期间回了国。他先是去陕西一家国企工作,领导要他吃回扣,他胆小不敢做。辞职后,他来到高校,“觉得象牙塔可能相对来说会远离尘埃”。工作之余,他仍在寻找国外的发展机会:“我的职业生涯可能是面对国外的,学术造假会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文学院近100位教师,和唐文生一样,拒绝签字的有6人,均被学校辞退。更多人还是愿意花钱,保住这份只能勉强糊口、但至少体面的工作。
失去工作后,唐文生也有些后悔,“收入没了以后会感到恐怖,自己没有正事干,每天就给家人打扫卫生做饭”。他是西安本地人,已婚,有房有车,家庭富裕,和那些来自外地农村的老师相比,4万块钱对他来说数目不大,他也有过闪念,“还不如给了算了”。
事后,唐文生最不能理解的是: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他和不在高校的人交流,对方说:掏点钱保住工作很合理,现在找工作都得花钱呢!
如今在小红书上搜索“横向课题”,会出现许多帖子在交流“花钱自保”经验。一位天津的大学教师,考虑到孩子要上学校的附属幼儿园,卖掉房子,拿出40万“充值”横向;一位IP安徽的教师,惭愧地说着“是我太没用了,没有钱,没有能力完成预期目标……不知道这样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同时晒出已向银行贷款8万元的截图。
活跃在评论区里的,不乏专业中介,他们帮助教师匹配企业资源,并给教师做报账计划。一位名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在朋友圈里亮出一份汇款记录,表示今年2月他曾帮助一位经管老师完成100万横向,配文是:“24年8月加的好友,今天突然成交,若非学校政策逼得太紧,谁愿意这么折腾?”
石云在苏北一家公办本科任教,也是一名文科讲师。她告诉凤凰网,今年,她所在的学校改革了考核要求,明确把横向课题写进了职称评定及岗位聘期考核里,如果完不成指标,绩效和职称评定都会受到影响。摊派到她身上的任务略高于唐文生:接下来三年,每年完成5万到7万横向到账。
“我还没有听到过哪一个文科老师能很正规地拉到横向。”石云说。和应用性强的理工科不同,文科很难直接产生社会经济效益。没办法,石云只能自己掏钱,再托做生意的亲戚朋友,通过他们的公司账户,把钱打到学校。
横向课题正在慢慢成为考核教师们的硬性指标,这一变化,石云说,她的学校大概始于2022年。2021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2020年度新增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学位授予每3年评定一次,明确把该教学资质和经费挂钩,对科研到账经费和学校收入都提出了相应要求。石云觉得,高校“通过上一轮冲硕士点的操作尝到了甜头”,横向到账经费既能向上展示“科研实力”,参与考核比拼,又能为学校创收,“哪怕管理费只收1%,对学校办学来说,都是一笔收入”。
这也是刘一均这两年观察到的变化。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博士,2023年毕业后,在中科院当了一年博士后。他观察已在高校工作的师兄师姐的状态,得出结论:“现在高校的逻辑是,你要么给我名,要么给我钱,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钱就是横向。”
多位二本院校教师表示,以二本院校的平台去申请国家级课题,基本不可能。从唐文生所在的二本学院发布的文件来看,横向科研项目,每到账1万元,算10个工作量,与之对比的是,国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结题,算2500个工作量。
石云最担心的是法律风险。合同与报销的流程经不起严格的法律审查,“等于你留着一个把柄在学校手上”。她认为,尽管校方暗示老师去造假,但校方并没有下达红头文件明文要求,出了事,学校不必承担风险。
眼下,她正发愁,财务处对横向经费开支的报销要求如此狭窄,今年她得买多少东西,才能凑够5到7万的发票?
二本院校铆足了劲凑横向,为的是保本申硕,而一本院校凑钱的目标则是:向“双一流”看齐。
吴建军在北方一所理工类院校任讲师,他说:“从学校各类文件通知来看,我感觉在冲‘双一流’,从上到下卷得很。”
2021年8月,吴建军从一所985高校博士毕业,靠投简历,入职了这所一本高校。学校实行预聘制,首聘期4年,通过聘期考核后,才能转为长聘。他和学院签订了任务书,首聘期内,他需要完成累计100万元的科研到账经费。他努力完成了指标。但等他去交材料,人事处的老师告诉他,今年得按副高的要求来,得累计150万。
“我今年咬着牙,还得再弄50万。”吴建军说,文件解释权在学校手里。
无论是因为领导要政绩,还是学校要名气,这两年,吴建军面临的业绩考核一直在加码。他举了个例子:假设学校有100个任务,10个二级学院,一个学院肯定不能只分10个,至少得分12个;学院分给老师,又会再加系数。
这突然增加的50万,吴建军虽然无奈但也有信心,这是因为,他也早早给自己加了系数,“为了完成100万的任务,我给自己定了300万的任务,这样我才有把握完成100的任务量”。
交流起来,吴建军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工作前三年,他特别恐慌,整日里状态都很紧绷。虽然和文科相比,工科在和企业合作上有优势,但即便项目谈成,经费到账也是有周期的,往往活干完了,手续还没走完,焦虑的时候,吴建军也曾去银行研究过能否贷款,“但没有走到那一步,我的业绩从去年开始慢慢上来了”。
为了拉横向,吴建军还去北京读了个博士后,“去想办法,拓展合作”。如果能拿到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那就是“碾压式地”“毋庸置疑地”能通过考核,但数据显示,2024年度国家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为15.54%,对师门不够强大、人脉资源匮乏的普通教师来说,难度太大。学院内部也有派系,吴建军说,以市科技局的纵向项目为例,对院长派系的教师们来说,申报容易,他自己连报名资格都没有。他所上交的150万,都是实打实向企业争取来的横向经费,纵向他“根本拿不下来”。
在吴建军看来,阶级固化在高校也很明显。如果他是富二代,家里不缺钱,200万大笔一挥,他就能过得很舒服,或者如果他是长江学者的门生,发论文、出成果,也会方便。
如果能顺利通过首聘期,接下来,吴建军下一步的规划是“研究人”,研究如何和人打交道,他觉得,“所谓的学历脑力劳动在权力和资源面前是很微弱的”。努力搞“横向”的这两年,他对科研的认可度逐渐降低,“其实人生要有机会当领导干部,何必要搞技术”。
和吴建军一样,王森也对科研感到失望。
王森今年43岁,博士毕业后,在山东一所公办二本院校工作了七年多。她是文科讲师。今年年初,学院向她摊派了70万的横向到账经费任务——她的年收入不过10万元。
她拿不出这个钱来。学院领导找她谈话,建议她把房子抵了,再自己注册个公司。“有些老师的确那么干了,但是我干不了,一旦中间有什么闪失,房子没有了,我的父母住哪里呢?我也不可能拿父母的养老钱去做这种有风险的事。”王森说。
现在来看,王森觉得,领导就是在PUA她。他对王森说,别看你是博士,现在博士也很卷的,30岁的博士,我们都嫌年龄大。
王森在2017年开始找教职,那是博士进高校最好的时候。那两年,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战略,合并“三本”院校,许多地方学院升级成为大学。但短短几年后,高校教师就快速“超编”了,博士进高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王森觉得,现在的高校教师和公司里的员工是一样的,拉横向课题,就像在拉赞助、卖保险。
过完年,王森选择了辞职。除了无法完成的横向任务,王森决定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放弃做科研了。本该专心做科研的时候,她总是患得患失,陷入灾难化想象:这个立项书要是投不中怎么办?情绪和状态都非常差。
读博的时候,她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读完博士,她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适合做科研的人,除了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还要有很强的公关能力、和其他人打交道的能力。她不擅长。但是,付出了那么多,她又没法放下。
即便是她最喜欢的教学部分,也几乎成了高校里最不重要的事。在王森的感受里,疫情之后,教学就变味了,出现了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
首先是写材料。入职七年,王森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修改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但实际上,日常教学很难按这个大纲去安排。去年,为了应对为期半个月的学科评估,王森来来回回地写材料,忙活了一年的时间。吴建军也有同感,“各种材料,无数次不定期地随时抽查,随时推倒重来。”这些材料包括基础的学生作业、期末表现,还包括教学分析报告。
然后是全流程监管。吴建军感到,所谓的信息化办公系统,就是用来不间断地对老师和学生进行监控。一个新概念是“无感听课”。教室里装上几个摄像头,360度全天候监控,领导不定期查看监控画面,教师必须时刻站在能拍到的范围里,前三排学生得坐满。另一个概念是“抬头率”,学生抬头听课的比率,只有保持抬头状态的学生,才算是在认真听课。
这些监管让吴建军身心疲惫,他的身体出现了应激反应,“它(学校)一检查,我就生病。”吴建军说,“马上感冒,嗓子不舒服,浑身不舒服。”
江苏的石云觉得,教学已经变成表演,“最重要的是拿数据,让各个环节都看起来很努力,有事情在做”。她所在的学院从不给教师批假或调课,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是去开学术会议,还是病得严重,只要人还活着,就得去上课。因为病假调休关乎到另一项数据,影响学院之间年底的排名。
传统印象里的高校教师,工作稳定,自由,有寒暑假。但这两年,“青椒叙事”早已不是这样了。石云说,所谓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加班。她如今身兼数职,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早上睁开眼就要工作,晚上12点还在给同事发消息。对有科研志向的青年教师来说,寒假更是不可能休息。每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接受送审,从12月开始,教师就得为自己30页的立项书精雕细琢。
高校教师的性价比逐年降低。石云说,如果让她给博士毕业生建议,她会讲清楚所有弊端,但如果对方对科研有热情、有理想,她还是会鼓励他们进高校。
她自己就是这样。虽然不能成为所谓的学术大佬,但石云说,她对学术仍然有理想,如果离开高校去做公务员,或者去教培机构,谋生当然可以,但精神层面的滋养,就会弱很多。
再三思虑后,王森决定告别科研。她感觉自己从读博到工作,一直走在世俗层面“正确”的道路上,但她越来越感到,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她想要的,她没有找到科研的真正的意义。辞职前不久,她在三个星期里感染了两次甲流,也是因为生病,她突然意识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手的。在辞职报告上盖完公章,她感到释怀,“它(辞职)就在我的计划里头的,博士毕业时我就想休息一年,无奈父母像催婚一样催我尽快工作,这一等就晚了七年”。
之后,王森打算去做独立老师,给学生提供学业规划咨询。教书育人仍是她的热情所在,她希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帮助他们找到擅长之处。这是在如今的大学里,她难以实现的。
应对方要求,文中唐文生
石云、刘一均、吴建军、王森为化名
CDT编者按:如果您或者您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请联系干预机构为自己和他们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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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不想写的。
前两天看到这张照片,很多人说是外卖骑手,我觉得仅凭这张照片无法判断,所以没有说话。事实不够的时候,发言是困难的。
然后昨天看到这个通报,我心想果然不是,幸好没有说话。但仍然隐隐觉得不舒服。
然后看到了张丰兄那篇《“骑不动”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同样作为写作者,我能看到他是怎样利用极其有限的信息写了这篇文章。
一个女生在晚上从2号线行政学院地铁站,骑共享单车,沿着绿道骑行到玉石公园,凌晨3点警方接到报警。
张3丰,公众号:城市的地得“骑不动”的年轻人,还有很多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不舒服了。一方面,我非常厌恶没有事实依据的评论,另一方面,我又非常厌恶因为没有事实就不发声。
所以,她是谁?那位都要自杀了还害怕吓着别人的女生。
如果是以前,我会知道她是谁。会有媒体去报道她是谁,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的生活是怎样的,她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对这个世界深深厌倦。
写到这里我就知道,一定有人会说这是“吃人血馒头”——这是当下最恶心的说法之一,似乎只要描写逝者生前的生活,就成了揭人隐私以追求流量。他们不会明白,这个世界上从来只有“好的报道”和“不好的报道”,而“没有报道”往往就是“最坏的报道”。当年鲁迅先生用这个词批评中国人的愚昧,谁能想到今天它会成为愚昧者挂在嘴边的说辞?
如果有报道,她会是一个鲜活的人,而不是一张照片和一则通报背后面目模糊的人。她的离开,这个社会有没有责任,有多大责任?她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给她?那句留言的背后,是多么善良的一个姑娘,我们怎么就能让她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离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如何去祭奠她?
“尊重逝者”“勿要传播”,“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这些话是今天最广泛的政治正确,但让人不舒服——你确定这是一个社会面对这样一件事最正确的态度?
“我是谁”是找到自我,“她/他是谁”是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不知道“她/他是谁”,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是疏离的。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句话不是字面意义上的要有博大的情怀,其实讲的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我的确什么欲望也没有,似乎一切都和我不相干,所有举动都是多事,我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是死亡的第一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
我们在一个信息生产和传播如此便捷的时代,我们不知道“她”是谁?很早之前,我写过一篇《22天了,杀害胡友平的凶手是谁?》,然后文章没了,凶手的面目我们今天仍然不知道。然后,更多的“他/她”我们也不知道,这就是没有新闻只有通报的“新闻通报时代”。
剥夺了“他/她是谁”,就是在剥夺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也是在剥夺我们生活和存在的意义,它也许正是遥远的“凶手”。
近期,预制菜成为舆论的焦点,在相关热议话题中,有不少网友质疑预制菜可能存在营养价值流失、甚至潜在食品安全和健康风险等问题。事实上,预制菜除了便捷,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安全且健康。本期我们来了解一些“预制菜”的相关常识。
如何区分预制菜?
现阶段网友讨论的预制菜是没有统一标准的,有人觉得出餐快一定是预制菜,也有人认为原料有包装且味道统一的都是预制菜。听起来都好合理,实际上与市场监管部门归类的预制菜是有出入的。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于去年3月份联合印发了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通知,首次明确了预制菜的定义和范围。
“预制菜”又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即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其中,加热是指将已经预加工熟制的食品复热到可食用状态的过程。熟制是指经炒、炸、烤、煮、蒸等烹饪方式将在预加工阶段并未完全熟制的食品进行熟制的过程。
综上,不经加热或者熟制就可食用的即食类食品,例如果蔬沙拉、凉拌菜就不属于预制菜。仅经过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主食类产品也不属于预制菜。
此外,根据现行标准,连锁餐饮品牌广泛应用中央厨房模式配送的餐食并不属于预制菜范畴。
预制菜是否安全卫生?
预制菜的安全卫生问题
前面提到,预制菜不允许使用防腐剂。相较于普通烹饪的餐食,预制菜是提前切好或者做熟,二者所用的材料、加工方法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异。只要预制菜的生产过程符合卫生要求,就完全可以做到干净卫生。
通常预制菜做好后需要冷冻、冷藏贮存,低温可以很大程度上抑制细菌。对比菜市场长时间暴露在室温下的肉类,长时间高温存储运输的蔬菜,还有家里已经储存很久的蔬菜,都可能导致食材被微生物污染,预制菜在这方面的安全性更高。
预制菜的营养流失问题
通常新鲜食材的营养物质保留更为完整,也更符合人体所需。而只要保障生产、运输、保存、烹饪过程符合食品安全相关标准,预制菜同样能够满足人体对热量和营养的需求。
预制菜的确存在营养流失的问题,但只要加工处理得当,这种营养流失都是轻微的。实际上现做菜加工过程中也存在营养素流失的问题,且烹饪方法越复杂,就流失的越多,但食物中存留的营养素完全能够满足人体的需要,因此没有必要过分担忧。
预制菜怎么吃才健康?
食品健康营养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预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食材本身,以及制作方式、环境和流程是否规范、卫生、合理。
选购预制菜,首选通过ISO、HACCP等认证的品牌,留意配料表中盐的含量、脂肪的比例等关键信息,优选标注低盐、低脂、无添加的产品。从生产工艺来看,通常标注“全程冷链”的预制菜更新鲜,营养流失较少。超高压杀菌或低温巴氏杀菌优于高温杀菌。保质期方面,冷藏类≤7天更优,冷冻类建议选购≤6个月的产品。
处理预制菜过程中调味包可以减半使用,或者适当加清水,以降低盐的摄入量,条件允许可搭配杂粮、蔬菜、益生菌、蛋白质的摄入,实现营养均衡。要多样化选择,避免长期进食单一品类造成营养不良,或引发其它疾病风险。
通过科学选择与合理搭配,预制菜也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但有“锅气”的新鲜现制食物仍是品质生活的最优选。
参考资料:
[1] 央视新闻:到底什么才是预制菜?6部门曾发文明确 [2] 广州日报:频频冲上热搜,不少人破防!“预制菜”冤吗? [3] 科普中国:你常吃的外卖预制菜,对身体有多大伤害? [4] 人卫健康:预制菜=科技与狠活?这样吃,避免健康损害疫情之前我对中国的发展水平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以整个国家来论,中国肯定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单以区域来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实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上海更是相当于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水平。
疫情之后,我更新了这个认知:
上海的经济体量、基础设施、居民收入等方面的确是达到了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水平,说领先也毫不夸张。但在社会运行的很多方面,上海毕竟还是一座身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太高期望。
这几天很多人关心的上海学生校园午餐话题,则是给我这个判断增加了最新的例证。
以上这些是今年秋季开学后上海家长发的学校午餐真实记录,而且是在近几日预制菜话题发酵之前就反馈的情况。
以我作为广州小当家的视角来看这些午餐,总体评价就三个字:
不太行。
你要说它好吧,那肯定算不上,咱不能昧着良心说话,但你要说它完全不行吧,也不至于,荤素主食搭配和基本卫生看起来还是有保障的。
问题主要体现在餐量、口味、营养等几个方面。
首先是餐食量不够的问题
学生不是标准体型的机器人,同一个班的学生,体重差出一倍都是完全有可能的,餐食供应最好的办法是按需打菜。饭量小的同学,打菜的勺子多抖一下,饭量大的同学,打菜的勺子挖深一点,这样既能吃饱也不浪费。
但上海这种做法是学生提前一周选AB两种套餐,然后按统一标准定量配送的餐食,体重80斤的学生给一份,50斤的学生也给一份,这显然就不科学。如果非要这么定量的话,那也理应是就高不就低的,餐食量给多一些,允许饭量小的同学浪费一点。
从上述家长晒出的图片来看,小学高年级学生是有可能吃不饱的,初中生就更加够呛了。
然后是口味不好的问题
对于会做菜的人来说,隔着手机屏幕虽然尝不出咸淡,但也能根据菜的状态来大致判断口味的,以我的眼光来看,这些菜做得相当凑合。原本就是食堂大锅菜的水平,再叠加校外配送和较长时间保温的问题,菜的口感可想而知是烂糊居多的,也就是比食堂还差一个级别。
你说能吃吗?当然是能吃的。可问题是这是上海,这是2025年的上海,孩子们日常吃的什么水平你也要考虑一下的,有对比就会有伤害,孩子不爱吃就是意料之中了。
再有就是营养不够优质的问题
客观来说,上述校园午餐可以看得出来是经过了营养师设计的,其中多少克蛋白质、多少碳水、多少蔬菜,搭配还是有章法的,真要送去检测评估,数据上是能过关的。
但是!主要营养素含量能过关,不代表这顿饭的营养就算好的。
同样是提供50克肉食,是一个鸡小腿,还是几块牛腩肉,又或者一块深海鱼,一块奶酪,其蛋白质之间本身就有区别,蛋白质之外的微量营养物质更是差别巨大。
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些学生餐基本都是采用最便宜的那一档肉食来满足蛋白质供应量的要求。蔬菜也是同理,大量用最便宜的卷心菜、大白菜来凑数。
这份午餐的食材成本不超过4元。
作为集体供餐来说,18元其实是可以吃得比这个好得多的。你也别跟我扯沪币不经花,对于大型供餐企业来说,在上海的食材采购成本并不会比其他城市更高的,部分食材甚至会因为集散中心的原因成本更低。
这就是赚得太多,下手太狠了……
其实,学校是最适合做食堂,也最应该做食堂的,上海的学校也完全有经济实力建立自己的食堂给学生供餐。
为什么不呢?这背后有两个深层原因,出于账号安全考虑,我只点到为止。
一是教育主管部门有动力把校餐招标采购的权力集中收上去。
二是学校也有动力把运营食堂的责任风险推出去。公立学校开食堂不允许盈利,对学校来说根本就是高风险零收益的事情。
至于学生吃得怎么样,开不开心,营不营养,其实没几个决策者真正关心的。
这些才是发展中国家的纯正味道。
CDT编者按:如果您或者您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请联系干预机构为自己和他们寻求帮助。
“别害怕,我是自杀。我真骑不动了,本来想找人少、树不错、风景又好的地方,真走不动了。”
这段很动人的文字,是一封遗书。它出现在网上,很多人从“骑不动”这三个字,马上联想到是外卖员。
于是“成都外卖员自杀留下遗书”成为一个舆情。最终龙泉警方发布通告指出,自杀者为一名25岁女生,她骑的是共享单车,不是送外卖的。
这个故事比“外卖员累到骑不动自杀”还让人痛心。
一个女生在晚上从2号线行政学院地铁站,骑共享单车,沿着绿道骑行到玉石公园,凌晨3点警方接到报警。
她说“别害怕”是提醒路人的。有网友在微博上评论,自己路过这里不会害怕,因为知道女生是非常善良的人。
是的,到自杀的时候都还在为别人着想。她只是太累了,骑不动了。
她才25岁,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在她这个年纪还在读研究生,穷得要命。有一次已经工作的弟弟给我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钱,我说“给我300。”他说:300够干嘛的?我给你1000吧。
那是在2003年。虽然穷,但是骑得动,可以骑车从北师大去北大听课。心中满怀希望。
前几天看一篇帖子,很多人回忆十几年前毕业人手好几个offer的盛况,那时最珍贵的还不是工作机会,而是“希望”。
有人看到“骑不动”就想到是外卖员,有人看女生的信息想到她可能缺少工作机会,这都是一种“联想”,但是她的自杀上了热搜,却足以表明,那种绝望的气氛是非常普遍的。
现在的年轻人,机会和希望都太少了。
今天一个朋友给我一份简历,推荐一个年轻人到书店工作。一个非常优秀的硕士,书店不太配得上——更糟糕得是,书店请不起更多雇员。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至少也要想办法给他们基本的生活支撑,比如一些补贴,等待经济好转。
城市要给他们温暖,让他们讲脱口秀听脱口秀;允许那些小书店存在,它们晚上的灯光,至少能给人一些温暖。
一个社会要爱年轻人,要等待年轻人。不要吓唬他们,更不要欺骗。
作者:陆火
9月16日清晨,知名媒体人杨雄在其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
西北某省几名警员,于9月15日不远千里来到贵阳,找到杨雄及其家人所在的单位,并于当日夜间8时许,在其家门外滞留约2小时后方才离去。
杨雄发布的图片显示,一名西北某省的警察(身穿便衣),昨夜长时间守候在其家门口,席地而坐玩手机。
笔者联系到杨雄本人,其向笔者介绍,警察上门时,其正陪伴家人,担心产生冲突,并未开门与警察直接接触,警察亦未强行闯入。
杨雄说,根据其手机的多个未接电话信息,以及同事、亲属的了解,这些警察自陕西省西安市远道而来。
不久前,杨雄发布了一篇涉及西安警方的监督文章。杨雄说,对方前来的目的,正是希望就该文章与杨雄进行“沟通”。
杨雄,现居贵州贵阳,曾从事调查记者工作10余年,先后供职于青年时报、贵州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澎湃新闻等国内机构媒体,在国内媒体圈享有一定声誉。
笔者获悉,8月30日,杨雄在其微信公众号“有戏hopeful 01”发布了题为《一个举报者的十二年孤旅》文章,关注“杨银宝12年追凶”事件。
杨银宝,系一位全国闻名的新闻事件当事人,多年来,其遭遇受到包括人民网、新京报等众多知名机构媒体的持续关注。网络公开的资料显示:
杨银宝,男,甘肃平凉人,毕业于甘肃省中医学校,从事中医按摩推拿工作。2013年4月受聘于西安市“唐韵会馆”;
同年6月15日,因该会所存在涉黄问题及劳资纠纷,杨银宝与会馆经营者解西莉发生冲突,被社会人员从六楼抛下致重伤。
杨银宝在医院就医期间,通过网络举报会馆存在涉黄服务及公安系统人员涉案问题,引发舆论关注。
随后,西安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对其刑事拘留并取保候审,其女友也遭拘押。
直到2014年11月13日,杨银宝被解除取保候审。
2023年11月,杨银宝沉寂多年后,在网友的鼓励下,决定继续维权,要求追究当年致其重伤人员的刑事责任。
2024年5月27日,西安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分局对“杨银宝被故意伤害”一案重新立案。杨银宝收到的《立案通知书》内容显示,其控告的解西莉等人涉嫌故意伤害案,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
媒体人杨雄发布的文章还显示,2025年1月,西安市纪委驻西安市公安局纪检组工作人员电话告知杨银宝,该案当年的办案警察存在“违纪失职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西安警方系“兵分两路”,一路前往贵阳,找发布文章的媒体人杨雄;另一路则前往宁夏,找定居银川的杨银宝。
杨银宝说,西安警方向其询问“是否炒作热点”等问题,其明确表示,媒体人出于对社会公义的守望,依据事实发布相关文章,不存在任何“炒作”的问题。
杨雄亦向笔者介绍,其所撰写的文章,均有事实作为依据,并不存在任何虚构、捏造,他不明白为何西安警方会千里迢迢,来到其家门口对其进行“骚扰”。
杨雄说,昨日晚上,这些自西安而来的人员,大力地敲门;彼时,其家人正在家中,为了避免影响家人,其未开门,并立即委托朋友前来查看,结果发现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在其家门口席地而坐。
杨雄说,其朋友询问该男子是何人,该男子称系“外地警方人员,在这里等一个人”。
杨雄认为,他发布监督文章,系依法履行公民的监督权利,其文章不存在任何失实问题,西安警方人员却随意“异地”上门,上门的时间选在夜间,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其一家人正常生活的严重干扰。
杨银宝本人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联系到办案警员,询问是否有其同事对媒体人进行骚扰。
该警员称,“不能叫骚扰吧,可能也是了解情况吧?……应该是领导安排的,可能也是谈一下吧。……我跟我同事说,咱把情况了解清楚,咱就尽快离开。”
笔者获悉,目前,《一个举报者的十二年孤旅》一文已被删除。
杨雄向笔者表示,其撰写相关文章的初衷,是希望当地相关部门依法办理杨银宝被故意伤害一案;如果西安警方需要就文章之事向其进行问询,应依法、依程序开展,但其正常工作、家人正常生活不应受到侵扰。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5期:有人将来可以活到150岁,你能吗?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4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9月7日—14日,这一周。
尼泊尔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其导火索是9月4日当地政府以部分社交媒体公司未遵守登记注册规定为由,宣布封禁包括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ikTok在内的26个平台。由于尼泊尔国内长期积攒着严重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此举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许多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最终在9月8日演变为全国性示威活动。在社交媒体被封禁前,抗议者曾在各平台上以“裙带小孩(Nepo Kid)”、“裙带关系(Nepotism)”等主题标签发布帖文,批评尼泊尔一些政治人物的子女与亲属享有不公正的特权,这些权贵后代/家属往往拥有奢华的生活,并经常在Instagram等平台分享“上流生活”,与尼泊尔国内的贫困、衰退、失业形成了刺眼对比,也加剧了人们的愤怒。
此次由青少年和年轻人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尼泊尔自2008年成为民主共和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参与者大多为Z世代,所谓“Z世代”指的是大致出生于1995年至2012年之间的年轻群体,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熟悉数字科技、重视自我表达、理解多元包容、拥有社会责任感。抗议者们高举写有“Gen Z”、“YOUTHS AGAINST CORRUPTION”、“WAKE UP NEPAL”、“Your firewalls are weak,my memes are strong!”等字样的标语和横幅,喊出了“年轻人反抗腐败”的口号,也有人效仿不久前的印尼抗议,打出了《海贼王》的旗帜(象征自由和反威权)。很快,示威活动演变为激烈冲突,警方实施了暴力镇压。截至9月8日晚,冲突造成至少20名示威者死亡,347人受伤。
面对严重的伤亡和持续的抗议压力,尼泊尔政府于9月9日撤销了社交媒体禁令,但这并未缓解骚乱。愤怒的民众焚烧了政府办公楼和一些政客的住宅,甚至围殴个别高官。而该国最大的传媒集团大楼(类似央视大裤衩)也遭纵火。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尼泊尔总理卡·普·奥利宣布辞职。奥利称,他的辞职旨在为解决危机“铺平道路”。讽刺的是,几天之前奥利才在北京参加了93大阅兵,于是有不少中国网友调侃他是不是取了什么不合国情的“封网真经”……另一方面,尼泊尔年轻人的抗争勇气也赢得了不少中国网友的敬佩。有人模仿近期流行的“吴京口吻”说:原来尼泊尔一直是不封网的,原来Z世代在线下也是敢闹的,原来整个国家是有未来有希望的。该国民众对制度腐败和网络限制的集体反抗经验是无价的……
最新消息显示,尼泊尔前首席大法官卡尔基于12日宣誓就职临时总理,成为了首位女总理,而她竟然是Z世代们透过Discord平台的群组投票选出的。虽然整个投票过程可能存在一些程序瑕疵,但它也显示出了在一个新的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丰富可能性。有网友就感叹道“Z世代正在以数字时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这已不再是单一的“网络自由”之争,而是一次更深层的世代觉醒。年轻人已不满足于恢复社交媒体,而是要求透明、问责与真正的政治改革。或许这场革命未必能立即改写政局,也未必能让尼泊尔迅速走向治理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将这个国家推到新的历史十字路口,而此刻,Z世代们有了机会决定自己的未来。
近日,有网友反馈一些“躺平博主”陆续遭到了封号或禁言,包括“小A在上网”、“十年网吧大神”、“刘二狗”等。所谓的“躺平博主”,指的是这些博主日常展示的都是一些粗糙的、落魄的生活内容,追求一种低欲望、低消费的生活方式。比如,教授大家怎么用几块钱解决一日三餐,怎么不工作在出租屋里摆烂,怎么长期在网吧低成本吃喝睡等。在此之前,一位重庆博主还宣布在山区建立一个“光棍山庄”,召集许多大龄单身男子,过上一种“拒绝内卷、脱出婚姻、不当牛马”的生活,但很快山庄就因为不可抗力而宣布解散。如今,这一不可抗力更是影响到了长期更新着躺平生活的博主们。“躺平”一词早在2021年就已流行于中文互联网。当局当时试图为其定调,斥之为“负面、消极”,结果却惨遭翻车。随后,该词一度成为敏感词,当年5月,豆瓣上多个“躺平组”也被相继关闭。
有网友曾这样总结躺平的原因:“长城很伟大,但你只是修长城的人。”当人们意识到自身处境其实与奴隶无异时,所谓的努力奋斗便失去了意义。相反,越是拼命付出,越容易成为被剥削的对象。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提出过“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在许多国家的农民抗争史中,正面的激烈对抗并不算常见,因为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相较之下,农民更常采取偷懒、怠工、装糊涂、开小差、装傻充愣等“软性抵抗”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同样能够发挥效用。官媒光明日报曾批评,躺平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多不利,在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等挑战的背景下,社会更需要青年作出“创造性贡献”,未富先躺的倾向尤为值得警惕。对此,有网友给出了反讽式的翻译:牛马是不能躺平的,否则毫无价值。
如果说“躺平博主”只是教人如何低成本生活,那么“捡菜博主”才是真正演示零成本生存。近期,有不少博主拍摄并分享在菜市场“全过程捡菜”——夜间捡拾商户丢弃的蔬菜,从中挑选尚能食用的部分。这类视频意外走红,引发大量追捧、模仿。有商户称一些品相不佳的蔬菜因分拣成本过高,干脆直接丢弃,这些废菜则成了捡菜博主眼中的宝贝。无论捡菜博主们是否因何走上捡菜之路,但这一现象出现本身就折射出社会心理的变化:当人们开始追求极端节俭时,其背后往往是经济处境的日益困窘。极光新闻对于捡菜现象的评论令人大跌眼镜,主持人说:“年轻人下班不逛商场,跑去菜场检菜,在废弃菜堆里淘蔬果,这不仅省钱,能交到朋友,而且顺手做了件环保小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生活里简单的快乐。”
不得不说,尼泊尔的年轻人们只用几天就推翻政府之时,中国的年轻人们却是想要躺平而不得,下班捡菜反被好评,显得格外荒诞讽刺。后者如何才能不再被轻视、发出有分量的声音、真正不躺平有希望,前者其实已经指明了方向。
报告表示中国民众对台湾的看法相对复杂。调查发现“中国公众可以清晰地区分台湾人民与台湾当局。台湾人民(在调查中称为‘台湾同胞’)是所有对象中最受欢迎的群体,91%认为他们是中国的朋友。相比之下,仅44%认为台湾当局是中国的朋友——尽管这一比例仍高于许多其他国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律师逐步剥离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走向社会化。此后二三十年,得益于市场经济释放的解放力量,这一职业群体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公共领域发端紧密交织。由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1演变而来的人权律师,是其中特殊的一支。
阿亚桑扎是青海省的一位藏族牧民与社区领袖,他因致力于保护家乡的草原生态、揭露地方官员腐败而备受尊敬。尽管他的维权活动始终聚焦于环境保护和民生议题,而非直接挑战政治体制,但其有效的组织能力和对地方权力的挑战,依然被当局视为对“稳定”的潜在威胁。这种根本性的冲突,为他之后遭受的打压埋下了伏笔。
“轴心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主导的军事同盟。该称谓源于1936年德、意签订的《柏林—罗马轴心协定》。1940年日本加入后,形成了三国同盟,又称“轴心国联盟”或“轴心三国”。轴心国以推翻一战后国际秩序、扩张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为目标,发动了侵略战争。除三大核心成员外,还有一些国家陆续加入该阵营。
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说到底,“不受人惑”意味着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意味着拒绝被塑造为顺民。什么才是真正的公民呢?我非常认同这样一句话,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本周数字空间更新了一系列近期被热议的话题词条。如战狼导演吴京史诗级的人设翻车事件 – 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尼泊尔青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导致政权更替 – Z世代革命,中国政府9月1日起推行的 强制社保 政策以及对 养老金亏空 的热议,在 93阅兵 上普京、习近平、金正恩历史性同框引起全网对 三个终身制 与 无限连任 的讨论,以及对独裁者们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的唏嘘 – 活到150岁、981首长健康工程。另外也对词条馆 习近平敏感词特展 进行了更新,添加了近期与习近平相关的词条如 中俄朝新轴心、反正义联盟、长生不老、器官移植等。
这一次的抗议已不再是单一的“网络自由”之争,而是一次更深层的世代觉醒。年轻人不满足于恢复社交媒体,而是要求透明、问责与真正的政治改革。有人称这场运动为“最后的革命”(The Final Revolution)。它未必能立刻改变政局,但无论如何,它标志着尼泊尔政治的一个重要拐点:Z世代正在以数字时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9月11日,网传山东青岛人士吴云鹏在河南郑州旁听一刑案,疑因其所发旁听记被警方传唤,引发关注。据悉,吴云鹏参与旁听的是王某超等人“涉黑”案,日前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辩护人告诉笔者,此次开庭,管城区法院仅分配给被告人家属每家3个旁听名额,吴云鹏参与了9月8日、9日的庭审旁听,并在其个人公众号发了有关旁听记,后于10日上午失联。
直接说,今年的社保基数难产,大概是因为它也左右为难了吧。很多人应该都有过这种体验:每年到了八月底九月初,拿到工资条时都得愣一下——工资是不是发错了,因为到手月工资都会少了几十元。这其实是因为社保缴纳基数调整了。但是今年却有点不太一般。
这么霸道的剧本,我也就不分析了,分析多了只怕还有人要来跨省查我家的水表。我只想再次向大家普及两个基本常识:理论上,智能水表、电表的数据都是自动记录上传的,无法人工干预。嗯,理论上。现实中,水电油气领域是不允许存在计量造假的。嗯,只要不承认,就永远不存在。真是厉害啊!
“十五”期间(2001-2005)的转移支付,我没有查到准确的数字,AI估计了一下,除税收返还外,大概是2.7万亿。“十一五”期间(2006-2010),除税收返还外的转移支付是9.15万亿元。“十二五”期间(2011-2015),没找到2011年的转移支付数据,AI估算总转移支付约22.88万亿元。“十三五”期间(2016-2020),转移支付35.45万亿元。
最近,根据媒体公开报道,26个省份公布2024年度审计报告,其中6个省份关注了上述国补政策落实情况,其中去年存在骗补及违规使用的国补资金总额超过1亿元。骗国补,这不仅是“财政资金流失”,更是关乎中国经济全景的严肃问题。骗补行为,就像寄生在政策肌体中的蛀虫,它们不仅偷走了国家的真金白银,更侵蚀了市场秩序,伤害了民众信任,甚至让经济活力受到间接损害!
乃悟最近刷到很多00后、90后去菜市场捡菜的视频。其实最早开始捡菜的是那些在欧美留学的留学生,他们的视频里,垃圾箱里不仅有上好的三文鱼、奶酪,还有各种美食。这种摆拍很快就被我方网友发现了破绽,按照环球网和央视的说法,英国有七分之一的家庭吃不饱,瑞士有20%的家庭挣扎在贫困线,美国每天都有无数人挨饿。怎么,他们是不会翻垃圾箱吗?
“预制菜”是一个出现了很久,但定义一直比较模糊的词。甚至官方文件里,预制菜要作为战略方向大力发展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定义。这种定义的模糊,是当前各种争论的根源之一。大家往往是基于自己对“预制菜”的理解在发声,于是形成了“各说各话”的热闹局面。为了“规范预制菜”,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对“预制菜”进行了各自的定义。
去年,新京报曝光了油罐车运输乱象调查:有些油罐车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触目惊心,可是,官方最后的调查结果是新京报的报道属实,但调查没有发现其他类似的现象。很遗憾,新京报没有继续拿出新的证据来证明还有类似情况。如果全国真的只有一两辆油罐车如此,那这个新闻也就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大的现实意义了。可是,这个报道后来据说获了不少奖,足见真实情况可能很复杂。
国涌由1988至1998的十年寻梦,到1999至2025的百年寻梦,生生不已,至死未休。然则,什么是国涌的梦?他的梦,明明白白写在《脊梁》一书的结束语中。那就是: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国涌的梦,不是他一个人的梦。1988年热播的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其首集被冠以“寻梦”之名;君可见,河殇之梦,不正是“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之梦吗?
去年底,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沟子的视频。凭常识我就知道,关注度这么高,而这事又是某脸上的烂疮疤,借鉴火车脱轨就地埋车头的「移除兴奋源」绝技,只怕这遗迹要保不住了。再不去看看,就永远没机会了。出发前做攻略时,已经搜不到一个了。很明显,被闭紧嘴巴了。
我们建造孤岛,不过是因为早已陷入一个被分割成许多条块的社会。我们每天都看到海量资讯,但并不知道在我们的社会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其他人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们知道自己小圈子里一些人的想法,通过社交网络也零星地揣摩到另一些人可能的想法,但我们不知道高层的想法,不知道底层的想法,也不知道中间阶层的想法,我们不知道无声无息死去的人的想法……
食通社在仔细收集和整理了这些讨论后发现,即使最后仍然不免陷入情绪化的二元对立,但读者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依然呈现了许多复杂的视角和事实。例如,大家都认为自己站在外卖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么谁才是真正关心外卖员的?再比如,大家都认为平台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在消费者与劳动者关系这一问题上,态度却是南辕北辙。还有人提出,看似是“既得利益方”的消费者是否真的把代价转移了出去?
如果我们单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清朝在“康乾盛世”之后措施发生工业革命最好时机的故事,似乎是非常让人叹息的。从康熙登基到乾隆退位,中国经历了一段近一百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时代,人口突破三亿,版图面积仅次于元朝,政局却保持整体稳定,巅峰时代国库存银高达八千万两,工农业总值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个国力是巅峰时代的大英帝国都望尘莫及的……
2025年夏天,东北热得不寻常。一名辽宁沈阳的园林绿化工人,在户外工作时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其直接死因是热射病引起的多脏器功能衰竭。事发前后的四天内,沈阳最高温都超过了35℃,市气象台每日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来自辽宁省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2025年7月全省平均气温26℃,比常年同期偏高1.6℃,是有统计数据以来最热的7月。
2025年3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下发一份“管理提示”,强调微短剧创作要“爽”而有度。爽的边界在哪里?多大的剂量是安全的?我访谈了短剧的创作者、表演者、审查者,了解了短剧的生产和审核流程。那根红线是存在的。短剧制作者们知道如何“合法擦边”,如何让人物有足够的理由造反,如何创作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超级英雄,并且会在和监管的碰撞中找到“癫”的正确剂量。
西贝这件事,只从舆论角度只能得出道德上的结论,因为道德的各执一词,所以很难看清楚。迄今为止,人们陷入了跟随罗永浩打贾国龙、骂西贝的队伍中,让所有人都超越这种激化情绪很难,但有些人可以想想:这场舆论究竟带来了什么效果。
这个效果不是西贝宣布儿童餐的热销菜品改作西门店现炒,而是预制菜的民意基础从一年前的大部分反对或犹疑,变成了现在的“我不反对预制菜”“又好又便宜的预制菜”。这种对人意识的改造,以及对特定观点的植入,老罗是首当其功的。
这场争议中,一个被包装出来的论点是:预制菜定义模糊。很多人将这个伪命题当作思考或参与本次舆论的起点,进而得出的种种看似具有公共价值的推断——主要是预制菜该在餐饮行业透明化——很可能被当枪使,用来服务隐秘的目标。
关于预制菜的完整定义,去年3月份就已经由六部委的一份《通知》给出。顺便说一下,这份简略的预制菜监管法规意味深长,他与贾国龙言之凿凿的“西贝没有预制菜”是互文的。也就是说,以这份政策文件为依据,贾国龙那样说并无问题。
贾国龙说了许多在公关层面欠妥当的话,与贾国龙依据现行规定、主管部门的定性、行业协会的实操,自认为西贝没使用预制菜是两回事。有理性思考的人自然能分得清这个区别。但从实现某种舆论效果看,无视《通知》对预制菜的定义是必要的。
《通知》主要从预制工艺的角度定义预制菜,还使用列举法确定预制菜范围。其中,将馒头包子等主食排除在预制菜之外,同时用国家市监总局的发言,将连锁餐饮企业的中央厨房的出品划出预制菜。贾国龙说西贝中央厨房是预制工艺不是预制菜,逻辑是这个。
提醒注意的是,当这跟《通知》一年前下发时,被认为是对预制菜的合法化确认,舆论反响并不好。预制菜实际上是“悄悄地干活”,在公开议论的视线外迅猛发展。可一年后,人们对预制菜从担忧到迎合,这种突飞猛进的立场软化,老罗付出了最大贡献。
正在群情激愤斗西贝的酣然时刻,第一财经报道,国家卫健委主导的预制菜食安新标准草案过审,说即将征求社会意见。草案具体内容不详,只说是统一了预制菜定义,强制餐馆明示云云。不是早有定义嘛,有什么要统一的呢?这是不是太巧合?
对新国标来说,为什么在餐馆这个环节明示预制菜很重要?有人会说知情权和选择权,这“两权”当然重要,可假如预制菜席卷餐馆,强调“两权”是否太矫情?进一步的揣测是:餐馆明示对预制菜产业有什么影响?对餐馆本身又有什么影响?
那些抨击西贝使用预制菜且不予明示、价格昂贵的人,在罗永浩的号召下,成了新国标的舆论先导,并且传播了“预制菜必须便宜”的社会印象。除了为浩神再塑不败金身,这种舆论对谁有利?对吹响集结号的预制菜厂商有利,还是对贾国龙这些餐饮老板有利?
那些抨击西贝、嘲笑贾国龙的人不一定意识到,他们正在为更大规模的预制菜推广铺路,而他们想要现炒菜、想要物美价廉预制菜,想要菜单明示,能在改名后的预制菜统治下得以实现吗?只有天知道,那些跟随老罗讴歌预制菜的人,不知道迎来的会是什么。
有没有人意识到,对餐饮企业中央厨房模式,即将成为旧规的《通知》是未明确地位的,仅仅口头认定不纳入预制菜范围,像是有意做了特殊化对待。问题是,为什么要让显而易见的中央厨房游离在旧规之外?假如新规统一将其纳入预制菜范围,利益格局会如何?
所以,姑且不论罗永浩的动机如何,他对西贝发动的打击以及激发的群体情绪,在效果上恰恰是政府公关与观念塑造的完美结合:为新国标顺利诞生缓和立法抵触,为新的利益格局的某一方预备先发优势,为预制菜的新世界扫平大众惊恐心态。
讽刺的是,贾国龙正在为让更多人吃上现炒菜而努力,而不远的将来,老罗让更多人吃上预制菜的努力也将成为现实。所有人都在挖苦西贝的公关失败,想要为贾国龙支招,可他们对自身卷入的另一重公关漩涡却无知无觉,“普信人”的肉身入局之叹,无外乎此。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一
刚刚瞄了眼西贝的致歉信,没看到诚意,只看到些伪善。
要真是诚心致歉,为什么不在问题刚被消费者指出来的时候致歉。
形象点描述就是,一把刀抵着你的脖子让你喊“承认错误”,刀成功了!
可如果不是有把刀抵在那里呢?
换句话讲:如果指责西贝大部分用的都是预制菜,而且又贵又难吃的不是罗永浩,而是一个普通人呢?
大概率剧情会在“西贝起诉”的那一集直接结束,而非现在这么洋洋洒洒一大篇“致歉信”,要如何如何改变之类。
二
有的人原本就比较讨厌罗永浩,再加上胖东来也帮西贝说话,于是这次事件发生后,讽刺老罗“为蹭流量”,如何如何。
但事实摆在那里,其实很简单。老罗干了什么?花钱吃了顿饭,然后吐槽了一句: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
这顶多就是消费者消费完之后,给商家打了个差评。
就这,结果商家要起诉顾客,即西贝的老板贾国龙来了一句:“我们一定会起诉罗永浩”。
这是什么意思?烂还不让说了吗?说了还要被起诉?
于是,闹剧上演,大量网民力挺罗永浩,还有大量在冷笑着看戏。
可我要说一句,您先别冷笑,别说什么狗咬狗之类的话,这种时候人们应该多些站在罗永浩那边,因为大家“消费者的身份和权益”,应当是相同的。
如果这次罗永浩“没赢”,那么以后换成普通老百姓来当那个“消费者”,还能打差评吗?
你打一个差评,大一点的商家就要起诉你。这要是更大一点的商家,你猜会怎样?
比如不是餐饮,换成手机、汽车、药酒之类,会如何。这一点,90%脑子正常的人都深知答案。
三
事实上,罗永浩和西贝这次的矛盾可以算得上相当中规中矩了。罗永浩无非就是说预制菜不好吃,非要说他还有话外之音的话,那便是“方便面你就卖方便面的价格,别挂个手拉拉面的名头,价格翻了几十倍。那与诈骗何异?”
这要求和评价,显然一点也不过分。
可即便这点要求和评价,有些人都接受不了。
这是目前餐饮市场上极其严重的积弊沉疴,一些商家、甚至不是“一些”而是“很多”,很多商家明明给你蒸预制菜吃,还不告诉你。不仅不告诉你,卖得还死贵死贵。
之前去沙县小吃吃了一碗香菇滑鸡,偷摸瞄到厨师把预制菜包丢进了沸水里。网上卖二十块钱好几包的东西,他当新鲜的卖给你,20块钱一份。
更讽刺的是,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四
今天西贝的“致歉信”发布后,罗永浩的回应也非常快:顾客虐你什么了?顾客都被你们打成网络黑社会了,谁虐谁呢?
别看老罗这段话很随意,其实意思已经巧妙的表达出来了,预制菜和非预制菜的税率相差有一倍之多,也就是说,用非预制菜的名头给顾客吃“预制菜”,不仅是在顾客身上挣更多的钱,还包括税率上。
并且,老罗这段话第一句的意思就是“道歉是无诚意的,也改变不了犯错的事实”。贾国龙的傲慢大家都看在眼里,用预制菜忽悠了别人那么多钱,现在一波三折,被刀架在脖子上了,被迫无奈道个歉,居然还表现出自己很委屈的样子,该委屈的究竟是谁?
所以别看西贝道歉了,下一次换个普通人去指责、点评他们,不引起舆论可能还好,如果引起了舆论,起诉仍旧是第一步。
这种可怕的现象,早就应该受到关注和清理了。但事实是,它们一直存在,进而也导致人们只不过对一些品牌进行评价,也需要无比晦涩的言语。
没办法,因为普通老百姓没有罗永浩那样的名人效应,“胡乱”评价,可能就是被起诉,甚至带去牢狱之灾。
01
我身边很多人都缺乏一种认错的基本精神,当然,我在书上看见的很多人,也同样缺乏。
这种基本精神,就是“诚诚恳恳地认错”,至少要表现得诚诚恳恳,不要在你的措辞里或者神态里,表现得自己很不服气的样子,非要用这样的态度给自己找回一点面子。
比如宋钦宗。在金国东路军统帅斡离不围城一个月,带着五十多万两黄金、一千四百多万两白银、一千万匹彩绢、数量庞大的玉器珠宝离开之后,宋钦宗发给百姓的手诏里面,非要说“金人犯顺”,也就是“老子爷俩干得好好的,金国这个黑社会非要来砍我一刀”,完全不顾当初宋徽宗在辽金之间首鼠两端的时候是如何调戏金国的。
又比如《水浒传》里面的李逵,因为砍死了小衙内毁掉了朱仝的前程,给他道歉的时候非要加一句“我不是怕你,是公明哥哥逼我道歉”。
02
这两种思路都很有意思,宋钦宗是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害怕在自己的手下面前丢了面子,导致皇位不稳当,所以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找补一下。
至于李逵,我觉得在他的价值观里,砍死一个小孩儿根本就不是什么错,他完全没错,不但没错反而还有功劳,他忠实执行了哥哥的策略,为梁山争取到了一条好汉,而且还满足了自己杀人欲望,简直是一举三得。他要道歉,完全是因为怕哥哥生气。
所以,你仔细看看身边的很多人,在给人道歉的时候,总是喜欢说“好好好,就算我错了”“是是是,我今天怕了你”“行行行,我给你道歉”,这些话一出来,往往就是下一步矛盾的加深:“什么叫就算你错了?本来就是你错了。”
就像那个餐馆老板一样,道歉就道歉,非要加一句“顾客虐我千百遍,我待顾客如初恋”。
且不说这句话几乎就是上个世纪末的流行语了,都快要归类到“古汉语”类型了。
咱就说,顾客来你这里吃饭,怎么就是“虐你千百遍”了?非得让顾客自己去操作微波炉、电磁炉做饭,做完还得把桌子收拾了,碗筷洗干净了,这才不算虐吗?
03
我虽然喜欢做菜,但是坦白地说,我对于国家预制菜的标准并不了解,我也不知道一包塑料袋装着的鸡汤算不算预制菜。
不过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不重要,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平常在其他饭馆吃的东西,也不一定比这包塑料袋装着的鸡汤更干净和安全——营养这个问题我就不讨论了,我现在在降体重,营养越少我越开心。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会出台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标准了,至少是普通消费者能够看明白的标准了。
但是,我今天就能看明白的问题是,这个认错是不真诚的,心里是不服气的,所以一定要在认错的文案里面像宋钦宗一样找点措辞来给自己挣面子的。
这种道歉,跟宋钦宗和李逵一样,更大的一份动力,是害怕了。
至于害怕什么,我说不准,也不想猜。
0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有些道歉的时候要给自己找面子的人,他往往是干道歉,不改正。
注意啊,我说的是有些,不是全部。比如说宋钦宗,他道歉以后,还是跟自己的爹一样,试图在金国这里“游刃有余”,以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为筹码,跟金太宗比谁的心眼多,既要又要还要。
再比如李逵,他道歉以后,依然喜欢抡着斧头乱砍,把扈三娘一家砍得只剩两个活人,把谈恋爱的小年轻砍成几大块。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觉得怕了,不是知道错了。
知道错的人,他是真明白这事儿不能干,自己都会敲打自己。
但是觉得怕的人,只要危险一解除,他马上就支棱起来了,爱谁谁吧,李逵来了也得给老子去厨房剁冰冻羊腿。
至于万一李逵真的来了怎么办,先不管,大不了又道歉嘛,不信你看宋钦宗后来写给金国的各种国书,语气那叫一个卑微,态度那叫一个诚恳,一句阴阳怪气都没有,你说奇怪不奇怪吧。
05
我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个文艺作品(一般我这么说就是想不起来到底是电视剧还是小品还是相声了),就讽刺的有些人,说话喜欢“补一句”,把一些明明已经解决的矛盾,重新给挑动起来。
比如说给人道歉之后,别人都已经消消气走了,他非要补一句:“遇上这么个人,真TMD倒霉。”结果对方听见了,回过头来又干起仗来。
我当时没什么社会阅历,看的时候光顾着笑了,后来遇到的事情多了,才慢慢想起这些细节来,觉得真是人生的一盏明灯。
事情做错了,或者自己决定认错了,那就干干净净认个错,及时止损,不要顾及什么沉没成本,也不要顾及自己那个本来就不怎么多的所谓面子,把问题和危机消灭在眼前,避免让它继续恶化。
不要夹枪带棒,不要皮里阳秋,及时止损多好,何必非要把自己一步一步往火炉子边上推呢?
认错不丢人,被人反复揍得满脸花、还得一遍一遍认错,那才叫丢人。
事情要从一则被歪曲的新闻说起。
当尼泊尔因社交禁令引发大规模抗议游行后,国内普遍流行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场由西方煽动的“颜色革命”。
比如微博大V、自称记者的“小凡好摄”就说,“尼泊尔失控后,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等10个国家联署了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尼泊尔人的权利。似乎明白了什么。”
他明白了什么不言而喻,评论区已给出了答案。有意思的是,在500多条评论中,没有人对他说的话表示怀疑。他还在博文下面加上“黄媒不会说的真相”的词条,好像自己才是告知大众真相的良心媒体。
当然,相比于“孤烟暮蝉”“唐哲同学”等习惯性造谣者而言,这位记者确实相当良心了,至少说出了一半的真相。
在尼泊尔的抗议游行出现流血事件之后,确实有一份联合声明,一开始是7国——澳大利亚、芬兰、法国、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后来加入了德国与挪威,变成9国,而非10国。
联合声明的内容是:
“我们对今天在加德满都及尼泊尔其他地区发生的暴力事件深感悲痛,其中包括示威期间造成的人员伤亡。我们向遇难者的家属、所有受影响的人士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受伤者早日康复。
我们各国政府重申对和平集会权和言论自由这一普遍权利的坚定支持。我们敦促所有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并确保这些基本权利得到保护。”
可以看到,这份声明行文规范严肃,属于标准的官方口吻,且主张支持和平集会、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而非良心记者所说“支持尼泊尔人的权利”这种明显具有引导性的表述。
连核查信源、忠实原文这种最基本的记者操守都不具备,看来他博文下的词条不是自我标榜,而是自我介绍。
类似“小凡好摄”的博主有很多,支持他们观点的人也不计其数。这其实反映出一种普遍的迷思,至少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走上街头就是聚众闹事,而人民群众始终是淳朴善良、温顺听话的,他们不会聚众闹事,如果聚众闹事,那也不是出于主观自愿,而是背后有人煽动。
这套逻辑是如何形成的暂且不提,仅就本质而言,它并不是对社会现象的真实解释,而是一种循环论证的话语工具。因为其彻底否定了人的自我意识与利益诉求,将人看作是一群需要牧民驱赶才知道如何行动的牛羊。
牛羊即便被鞭打、被宰杀,也不会群起而攻击,但人不一样,尤其是当现实处境触及到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尊严与权利时,哪怕再能忍耐,也会抗争。农民会因赋税沉重而抗争,工人会因资本剥削而抗争,学生也会因教育不公而抗争。可以说,抗争是人类的天性,亦是社会矛盾的自然体现。
相反,如果按照“颜色革命”的叙事方式,那历史简直没眼看了。不仅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成了境外势力煽动,连二战后席卷全球的民族独立也成被煽动的结果了。世界史从此不再是战争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而是煽动史。
其实纵观中外,群众运动都是有其内生逻辑的,虽然有时候会受到外来思潮与外部势力的影响,但根源还是自身利益受损和不满情绪的累积。这一点之于英国是这样,之于波兰是这样,之于阿拉伯是这样,至于尼泊尔也是这样。
换言之,你不能只在东方国家出现群众运动时称之为人民被煽动,而西方国家出现群众运动时则称之为人民的选择吧?难道东方人都是提线木偶,西方人才能算有头脑的公民?
所以承认吧,人就是会为了自身利益而抗争,这是本能,不需要任何人煽动,除非不把自己当人。
CDT编者按:转载“涉港澳台”审查部分仅为呈现中国“出版审查”现状,并不代表同意原作者观点。
图书巡检司,巡遍天下书。大家好我是今日当值一巡。
整理完这期公号文章,我沉默了。
这就是我国的出版业现状吗?
这些图书全部诞生于新时代的编辑之手,我完全无法想象近几年的图书中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错误,这19家出版社的编辑真的是心大……
这19家出版社分别是:
燕山大学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企业管理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方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云南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文汇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这里面有7家高校出版社,更有商务印书馆、上海三联书店这样的大社。震惊!!!
1.燕山大学出版社
2.天津大学出版社
3.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4.企业管理出版社
5.中山大学出版社
6.西泠印社出版社
7.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8.商务印书馆
9.方志出版社
10.南京大学出版社
11.云南人民出版社
12.上海三联书店
13.中国青年出版社
14.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5.山东人民出版社
16.新华出版社
17.天津人民出版社
18.文汇出版社
19.南海出版公司
原本为了惠民利企的“国补”政策,却在落地过程中被人动了手脚。这些“国之蛀虫”,神人共愤!
最近,根据媒体公开报道,26个省份公布2024年度审计报告,其中6个省份关注了上述国补政策落实情况,其中去年存在骗补及违规使用的国补资金总额超过1亿元。
骗国补,这不仅是“财政资金流失”,更是关乎中国经济全景的严肃问题。
骗补行为,就像寄生在政策肌体中的蛀虫,它们不仅偷走了国家的真金白银,更侵蚀了市场秩序,伤害了民众信任,甚至让经济活力受到间接损害!
有人可能会说,骗补不就是一些商家、个人钻空子,占了点便宜,没啥。但这类“便宜”绝非无关痛痒的小聪明,而是对国家经济治理大局的严重消耗。
国补政策的初衷非常明确:通过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拉动消费、促进产业升级,同时减轻企业和消费者的负担,形成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在近几年有效需求不足的压力下,国补是典型的“财政撬动市场”的手段。
然而,一旦补贴落地沦为“灰色套利”,政策效能就被严重削弱,原本该流向真正有需求的消费者,却落入黄牛、职业骗补团伙口袋,财政支出无法形成真实消费。
还会造成价格扭曲,一些企业“先涨价再补贴”,消费者非但没有享受到实惠,反而被收割。
更重要的当然是信任侵蚀:当公众发现补贴名不副实,政策信任受损,消费意愿反而下降。
财政资金就如同血液,本应当为实体经济输送营养。如果这股血液在循环过程中被一层层“截胡”,实体经济就会营养不良。
骗补行为,本质上就是在慢性消耗经济的活力。
这次审计披露的细节让人触目惊心:旧机顶新、虚构交易、临时提价、虚假流水……几乎涵盖了骗补的全部“套路”。
关键是,这些套路并非孤立的个案,而往往形成了灰色产业链。
某地审计报告显示,“两新”政策资金专项审计发现,一些县部分经销商通过以旧顶新、更换铭牌等方式使用旧机具、样机、劣质农机等骗取补贴资金。
还有个别地方家电承办企业临时提价,某市3家家电企业活动期间销售价格、备案价格均高于近3-5个月的销售价格。
所以说,骗补并非简单的“一念之贪”,而是一些地方执行监管不到位和市场逐利心理交织的结果。
一些地区的政策流程简单化,缺乏风险识别环节,执行粗糙;监管疲软也是问题,审核把关流于形式,缺乏跨部门联动,导致很难及时发现造假。
最终,形成一种逐利合谋:当商家、消费者、甚至部分地方人员形成“利益共同体”,骗补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骗补行为不仅是腐败问题,更会带来三重冲击。
第一冲击:政策效能受损。
国补政策本质是“以财政杠杆撬动经济需求”。一旦补贴资金被截流,政策就失去了加速器的作用,消费拉动效应减弱,经济恢复乏力。
第二冲击:市场秩序被破坏。
“先涨价后补贴”破坏了正常竞争机制,优质企业反而被“投机型”企业挤压。久而久之,市场生态失衡,劣币驱逐良币。
第三冲击:公众信心下降。
消费者原本期待政策“让利于民”,却发现“买贵了”或者“补不到”。一次次失望会转化为对政策的冷漠甚至抵触,从而损害宏观调控的长期信任。
那么,该怎样杜绝这样的行为呢?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漏洞”,而在于“能不能堵住”。从一些地方的经验来看,至少有三条路径值得推广:
第一,强化流程设计。
可以引入第三方复核,形成闭环监管;建立全链条监测系统,用大数据盯紧每一笔交易。流程细化、技术赋能,可以明显降低骗补的空间。
第二,跨部门联动。
国补涉及财政、商务、市场监管、公安等多个部门,所以要建立跨部门共享机制,一旦发现问题,立即通报、追缴、移送司法。只有形成合力,才能让骗补无处遁形。
第三,严厉惩处机制。
骗补成本过低,是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必须建立高压态势:骗一次,取消资格、全额追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责。只有让违法者“得不偿失”,才能形成有效震慑。
另外还应该畅通消费者举报渠道。很多骗补行为,消费者是第一知情人,如果能让社会监督真正发挥作用,骗补的土壤将大幅压缩。
财政补贴,本质上是全民税收的再分配,骗补的每一分钱,都是对公共资源的侵占,是对纳税人的背叛。
如果说腐败是“暗处的黑手”,那么骗补则是“明处的蚕食”。它不像行贿受贿那样隐秘,但其危害却在无声中积累:资金被盗用,政策被架空,经济被削弱,政策信任被透支。
在今年国补资金规模提升至5000亿元的背景下,堵住漏洞已刻不容缓。否则,惠民政策就会沦为少数人眼中的“盛宴”,而广大民众只剩下“看热闹”的无力感。
唯有加强治理,国补才能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升级与民生改善的真正动力,而不是被蛀虫吞噬的“唐僧肉”。
·END·
看到一个热搜话题特别有意思:
一群外国来华留学生在小红书上哭诉,说中国大学生都在用的夸克AI对留学生搞差别对待,所有中国大学生都可以凭学籍免费领取夸克SVIP会员,但同在一个学校上课的留学生却只能眼巴巴看着领不到,夸克把他们忘了。
留学生们甚至还根据外网的习惯,专门建了一个We Study in China的留言墙网站,供在华留学生上去发声许愿,呼吁夸克AI给他们同等待遇,同等会员。
这一幕,很像之前TikTok在美国关停时涌入小红书的“TT难民”,都是想用中国互联网服务而不得的老外。
事情很小,但意义非凡。印象中,这是有史以来留学生群体在中国社会的第一次集体发声。
看到外国学生也在追捧中国AI工具,甚至还“伸手讨要福利”,网民们乐坏了,评论区充满了扬眉吐气幸灾乐祸的空气。
也算意料之中吧。这些年,中国社会对留学生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情况那是积怨已久,如今终于看到留学生们被差别对待,感受了一次低国民待遇,那可不得抓住机会狠狠出一口恶气?
集中代表这类想法的观察者网就发了一篇欢呼的评论,兴高采烈地宣布“中国的标配,成了外国人的顶配”。
是,中国的AI现在是出息了,各家的AI工具在不同生活场景应用中也的确做得很不错,毕竟应用层一直是中国互联网的强项。
但是,夸克AI赠送会员把留学生排除在外这件事,其实是再次暴露了中国社会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投入天量资金培养外国留学生,却很少取得实际成效。
据统计,2025年度在华留学生数量已突破50万人。
很多人印象中来华留学的是非洲学生最多,但实际上占更大比例的是亚洲学生,如巴基斯坦(很好理解)、韩国(他们国内比中国还卷)、泰国(华裔多)等。我上本科的时候学院里有几位留学生来自越南,因为肤色面相差别不大,所以在人群中并不显眼。
但无论留学生数量达到几十万,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几乎都是没有存在感的。即便偶尔因负面事件上了新闻,也几乎听不到留学生们自己的声音,都是中国网民自己在吵。
一方面,是中国高校在主动创造软隔离,包括给留学生单独的宿舍楼,单独的食堂,甚至专门给留学生开的课,在学校里留学生和中国学生的交流就不多。另一方面,留学生们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生活的机会其实很小,他们也缺乏动力融入中国社会,心里念的都是拿个学历赶紧走人。
但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个事与愿违的后果:
中国长期以来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补贴支持培养外国留学生,但因为缺乏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入,既没有为中国输入人才外援,也比较少通过留学生学成回国输出文化影响力。
两头都不占,投入岂不是打了水漂?
夸克AI这次发免费会员福利把留学生排除在外,看起来是一家商业公司的行为,其实背后是整个社会集体心态的一次投射。
当然,这只是在华留学生日常状态很小很小的一个缩影,只是因为戏剧性的反差效果才上了热搜。
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
中国社会到底应该以怎样的姿态看待来华留学生和来华外国人?
十年以前,社会上对外国人总体上还是仰视占绝大多数,友善态度居多。而当前社会心态面向外国人则是仰视和俯视并存,俯视和鄙视居多,仇视言论屡见不鲜。总而言之,都不是什么健康的心态。
此前外国用户大批涌入小红书的时候,社会对“洋人来了”的心态就集中展现了一轮。只是如今,这些外国用户在小红书又留下了几个呢?
回到本文标题来,表面现象是夸克AI忘了留学生,背后本质其实是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平视留学生,没有平视外国人。
分享一点建设性意见:
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
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能真正平视外国人,能以平等开放的心态接纳留学生融入学校,融入中国社会,那时才是真正的从容自信了。
Gen Z protests. 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1101.html
如今要活得松快,一位朋友总结了「三巴论」:闭紧嘴巴、夹起尾巴、管牢J巴。
我那就夹起沟子,前段时间去了趟。
不知道这个地名的,可以搜一下戈壁滩上的古拉格。
「再不去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去年底,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沟子的视频。凭常识我就知道,关注度这么高,而这事又是某脸上的烂疮疤,借鉴火车脱轨就地埋车头的「移除兴奋源」绝技,只怕这遗迹要保不住了。
再不去看看,就永远没机会了。
出发前做攻略时,已经搜不到一个了。
很明显,被闭紧嘴巴了。
搜到一篇2020年的文章,标题叫《那年清明,我去了夹沟子》。
文章说,一进入林场,迎面驶来一辆摩托,直接横在车前拦住去路,查问来意,作者说只是来看看。
「跟你说吧,你想看什么我知道,我也告诉你,早没了。你赶紧出去。」
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想,再不去看,就算还在,也不让看了。
有年顺道去看赵滑县的故居,也是同等待遇。
但作者还是先前在附近的村里问到了一些东西,恰如我猜想的,正在有计划地抹掉。
一位村民告诉他,村西边那片林子后头沙丘那,有些破房子、土窑子,也都是他们的。前几年倒是还有些,最近有人专门过来,都拆光了。
我去看的时候,还有这么一幢小房子,看起来近些年还有人用过。
地上还有车轮碾过的车辙印,感觉不久前还有人开车进来过。
至于以前荒沙丘上常见的尸骨,都清差不多了。前些日子,还有人专门过来清。
「以前有人过来拍电影,后来还有人过来,说是亲属,捡尸骨说建坟,还要立碑,现在又都没了。」
白骨露于野
我去的那天是个下午,远处天际,能看到祁连雪山。
有了水利设施,一路都像是青纱账。
近些年西北气候剧变,戈壁滩上也开始长草了。
1957年,被打倒的知识分子被关进这处成立三年的劳改农场,让他们接受「劳动教养」净化灵魂,同时阻止土地沙化造福社会。
制度设计上,不能让他们继续剥削人民,因此必须自给自足。
从空中看去,是这样的:
被发配这里的,有正式戴帽的,也有与领导顶嘴不听话被捆绑来而没有档案的,也有单位还没有定性的。
1958年最高峰时,正式人数为3074人。但因有人死、有人逃,不断补充,因此累积人数不止这个。
当然,也有「才华」被发现而死里逃生的。
美学哲学家高氏尔泰,1957年因发表《论美》被发配这里。
但领导要在兰州东方红广场画主席像时,想起他可以「废物利用」,便将他调了回来,从而躲过一劫。
但他这样的人,命运不会就此停止转动。后来他又被金庸他们通过一场小鸟行动,弄到香港去了。
而他的女儿,因为没有按约定接到电话,精神病复发去世了。
这段过往,在他的回忆录体散文集《寻找家园》里详细描述。
我是因为难过读不下去,隔了两年才读完的。
我没拍到居住的窑洞,这是媒体人刘桂明拍摄的:
这里不是戈壁就是盐碱地,根本不可能种庄稼。短短一年多时间,人死过半。
死了也不得安宁,被活着的夜里偷挖出来吃掉。
到1961年解散时,有人说,3000人只剩下三四百人。
一进去,航拍中的平面画面一下子立体起来,遍地都是坟堆。无名无牌,不知道是谁堆起来的。
我在想,我们走过的每一个坑坑洼洼的地下,可能都有尸骨,这让人不得不放轻脚步,以免惊扰这里的亡灵。
天快要下雨了,电线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好像随时会被电到。加上太阳能播放器在播放佛音,猛一听还以为是坟墓里传来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村民对2020年那位来访者说,早些时候,林子北头的沙窝里,大风一过,就露出尸骨,上了岁数的村民都见过。
但我没看到,只有这些酒瓶之类,应该是祭奠后扔在这里的。
碑下无坟茔
我找到了几块墓碑。
郭淮清应该是名医学专业人士,1897-1957年4月,遗孀张郭氏逝于1973年4月。
2011年4月,后人在这里立碑,应该是合葬。
可见郭淮清之死,对于家族的痛,绵延半个世纪而不能解。
难解处在于,1957年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来的48名右派为劳教农场第一批劳教犯人。而郭淮清则在当年4月份即已去世?
不知是否家属未能查清。
赵登魁,1898-1957,遗孀陈秀珍逝于1996年,碑立于2006年。
想来,死在这里的赵登魁连骨头都找不到,无法「回家」,于是后人只好将墓碑树在这处荒原上,见证风沙猎猎。
其他冤魂,则无陵无碑,消失在这茫茫戈壁,从此再也无人提起。
像哈佛博士海归、上海人董坚毅,1952年回到上海,1955年支援大西北到兰州,1957年给领导提意见到了这。
还有傅作恭,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被二哥傅作义劝回国,1957年到这里挖排碱沟。
……
回来的时候,他们哪个不是将心照明月?
奈何。
细看之下,墓地的朝向都不一样,我猜是不是都朝着家乡的方向。
他们和他们的后人,在努力寻找归处。
我们在努力不遗忘。
毕竟,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这也是我写家传、抢救家庭历史的意义。
看了一篇乱七八糟的报道,我猜里面很多是臆想和胡说。有意思的在于下面评论里的读者,竟与内容颇为神似,很多人用看不起、谴责尼泊尔人的语气表态,“查查是不是美国搞得。”
其实尼泊尔这次事件中是没有多少雾霾的,事情从开始到结束,一步一步都存在具体的理由,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这是具体的,美国大概率是无法操控)。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也稍微说两句。
起因,是9月4日尼泊尔官方作出了一个决定,禁掉一系列外国的社交产品,包括Instagram、WhatsApp、x、facebook等等,大概26个左右。理由是这些社交产品,没有按照尼泊尔新出的规定注册,拒绝接受尼泊尔官方对隐私信息的监管。
就是这个事情引发了尼泊尔人的抗议,尤其是“Gen Z”学生群体将此事认为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
当然,事情一下子变得这么严重,尼泊尔官方是没想到的。他们不知道,一方面尼泊尔本土资源太少,把这些社交软件封掉了,普通人就没有其他替代品可用,增加了不满的程度。再加上这些软件尼泊尔人已经用了很久了,突然不让用,和干脆在这些软件广为人知前就不让用,完全是两种概念。即吃惯了细粮突然让你吃粗粮,和从一开始就让你吃粗粮的区别。最后也是最严重,尼泊尔这个社会本来就长期存在一系列问题,比方说腐败、不平等、就业机会匮乏等等,这些问题早就在尼泊尔人心中埋下了种子。加上精英层子女晒奢侈生活的视频,形成更浓烈的对比,于是乎这次事件成了点火索,把尼泊尔人的广泛不满给点着了。
之后就是9月8日,几万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聚集,他们冲击了议会。尼泊尔官方进行了催泪瓦斯、水炮、橡胶子弹等方式的阻止,最后甚至开枪射击,据说导致了数十人重伤,超过19人以上的死亡(这个数据在变化)。
由于问题还在变得更严重,总理的房子都被他们放火烧了。结果是9月9日,尼泊尔官方部门撤销了之前对那些社交软件实施的禁令,恢复了上述那些软件的访问权限。同时,内阁部长辞职,尼泊尔总理K.P.SharmaOli被迫辞职,新的“过渡领导”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但是这个结果并没有让抗议的尼泊尔人满意,他们还在继续焚毁议会建筑、政治人物住宅。导致机场关闭,尼泊尔的航班迫降到了印度的城市里。与此同时,相关内容也上了我们的热搜。
其实1990年之前,尼泊尔还是相当封闭的,属于特权王国,当时他们的国王手握实权。但在2006年尼泊尔的第二次人民运动之后,国王的权力被废除了,尼泊尔变成了联邦民主共和国。到2015年的时候,尼泊尔宪法已经确立了民主、世俗、多民族联邦框架。
这种开放性在南亚还是算比较高的,唯一的尴尬之处在于尼泊尔始终属于低收入国家,再加上精英家族的严重垄断和他们的派系斗争,导致很多问题始终存在,进而衍生出现在的画面。
你如果非要说背后有美国的影子,或者有外国人的影子,那就是你说得对。毕竟,从能有这种逻辑的人眼里来看,引发问题的原因不正是那些外国软件吗。其中美国的最多,自然美国是幕后黑手了。
嗯,很有道理。
今天上午,我和区域内唯一的一位尼泊尔工程师进行了一次线上交流。这是尼泊尔业务并入印度区域半年以来,我们第一次正式的员工谈话。交流中我意识到,过去因为业务体量有限,尼泊尔一直处于某种“隐形”状态,当地员工自然也缺乏应有的关注。
谈话结束后,我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文与社会背景,偶然读到了一篇关于尼泊尔“Z世代”抗议的报道——内容令人震撼。
导火索:社交媒体封禁
8月底,尼泊尔政府要求所有社交媒体平台在七天内完成注册,否则将被屏蔽。期限一过,Meta(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YouTube、X(前Twitter)、Reddit、LinkedIn等全球巨头均未提交申请。9月初(上周四),政府正式下令全面封禁这些未完成注册的平台。
分析人士指出:“超过700万尼泊尔青年在海外求学或工作。”此举直接切断了这数百万尼泊尔海外劳工、留学生与家乡的联系,也重创依赖社交媒体宣传的旅游业。
对年轻人来说,这更是剥夺了他们的主要沟通和表达渠道。愤怒之下,成千上万的青年转向TikTok等尚可使用的平台组织抗议,迅速走上加德满都街头。
抗议升级:9月8日的大规模示威,成千上万年轻人冲破加德满都的警戒区,推倒路障,抗议政府,警方则使用催泪瓦斯、水炮甚至实弹。冲突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80 余人受伤,政府宣布宵禁,军队进驻首都加得满都。
“Nepokid”浪潮:权贵与草根的强烈对比
如果说封禁是导火索,那么“Nepokid”浪潮则是运动的燃料。早在此之前,#NepoKids、#NepoBaby的话题已在TikTok、Reddit上刷屏,年轻人揭露并嘲讽政客子女的奢靡生活。
抗议者的口号直击人心:“领导人的孩子带着Gucci包回国,人民的孩子却躺在棺材里。” 这不仅指向了高达19.2%的青年失业率,也揭示了大量尼泊尔青年因生计被迫出国务工,甚至作为雇佣兵死在俄乌战场。
与此同时,普通家庭靠微薄收入和海外汇款(占GDP的三分之一)维持生活,而政客子女却在海外享受名牌与特权。这种鲜明对比,让“腐败与不平等”这一老话题,被Z世代以更加直观、尖锐的方式重新呈现。
没有领袖的“最后一代”抗争
社会学者Dipesh Ghimire称,这是一代年轻人的“创造性重击”。在他们手中,社交媒体既是沟通工具,也是揭露特权、动员抗议的武器。
这场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却带着强烈的世代烙印。大学生、中学生成为主力,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这一代要终结腐败。” 在他们看来,政府所谓“维护国家尊严”的封禁,不过是为了压制揭露腐败的声音。
抗议逐渐获得社会支持。加德满都市长Balen Shah、知名演员Madan Krishna Shrestha与Hari Bansha Acharya等纷纷声援,部分公众人物甚至捐款支持示威。
抗议之外:一次世代觉醒
总理奥利则为禁令辩护,强调“国家独立高于少数人的利益”。但批评者指出,这不过是为腐败精英保驾护航。事实上,尼泊尔政府早已多次出手打击社交媒体:2023年曾短暂封禁TikTok,2018年还颁布过色情网站禁令。
然而,这一次的抗议已不再是单一的“网络自由”之争,而是一次更深层的世代觉醒。年轻人不满足于恢复社交媒体,而是要求透明、问责与真正的政治改革。
有人称这场运动为“最后的革命”(The Final Revolution)。它未必能立刻改变政局,但无论如何,它标志着尼泊尔政治的一个重要拐点:Z世代正在以数字时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我们经常看到网络上调侃Z世代整顿职场,现在尼泊尔的Z世代走上街头要整顿尼泊尔政坛。随着公众和名人支持不断增强,这场由Z世代引领的”革命”,正在撼动尼泊尔后君主制时代的既有秩序。
THE END
网友恶搞图“邪恶三巨头”
“轴心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主导的军事同盟。该称谓源于1936年德、意签订的《柏林—罗马轴心协定》。1940年日本加入后,形成了三国同盟,又称“轴心国联盟”或“轴心三国”。轴心国以推翻一战后国际秩序、扩张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为目标,发动了侵略战争。除三大核心成员外,还有一些国家陆续加入该阵营。最终,轴心国于1945年战败,二战也随之结束。
墨索里尼、希特勒、松冈洋右(日本外相)
911事件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发动反恐战争,并首次将朝鲜、伊朗、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宣布为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之后,布什的幕僚进一步提出“边缘邪恶轴心”,将古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叙利亚纳入。
2022年,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美国评论员丹妮尔·普莱特卡首次将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称为“新邪恶轴心”,并将中国视为核心。她的理由包括: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疫情,限制香港民主,武力威胁台湾,对新疆实施集中营式管控,并且还同俄罗斯建立了“无上限”伙伴关系。之后,美印太司令部司令也表示,中俄伊朗朝四国“邪恶轴心”处于新生阶段。
丹妮尔·普莱特卡的评论文章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中国虽然在战争问题上一贯声称保持中立,但在政治、外交、经济层面一直助攻俄罗斯,实质上大力支援了其战时经济。朝鲜则向俄罗斯出售了大量的武器,并在2024年底直接派遣军事人员赴乌作战,两国成为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关系。而中国与朝鲜之间则拥有“唇齿相依”的传统伙伴关系,中国多年来一直是朝鲜最大的援助国。
2024年普京、金正恩两人会面
相比之下,当伊朗与以色列交战并遭到美国轰炸核设施时,其余三国并未迅速提供援助,中俄两国只是象征性地谴责了美方行动。因此也有评论认为,伊朗与中俄朝三国的关系不算紧密,并且伊朗在意识形态层面(神权国家)有更大的不同。
中国“强烈谴责”美国袭击伊朗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大型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有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受邀出席纪念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中朝俄伊四国首脑罕见聚首。值得注意的是,参会名单中没有任何西方主要国家。批评者认为,这场阅兵更像是中国在借机集结反西方力量的大联盟,同时中国“把那场不属于自己的胜利,篡改成了为自己权力加冕的政治仪式”。
9·3阅兵无任何西方主要国家参与
当习近平与多国元首齐登天安门城楼时,普京与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两侧,三人并肩站在首排,构成了历史性的同框。而上一次类似画面还是出现在七十多年前。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嘲讽三人的同框是“中俄朝新轴心”、“邪恶三巨头”、“独裁者联盟”、“反正义联盟”、“新时代纳粹”、“三个终身制”、“法西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讽刺的是,习近平还在阅兵式上强调,“人们应共同铭记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历史性同框
多名网友共同总结道“三个国家都深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三个国家目前都是专制极权国家,三个国家试图建立反西方的新世界秩序,三国领导人都以不同方式谋求了‘无限连任’,三个国家都具有典型的‘法西斯特征’却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三个国家都对邻国进行了武力威胁或直接侵略,对当今世界和平构成了重大威胁”。
习近平“全票当选”连任国家主席
有评论指出,虽然之前伊朗因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而被削弱,但中国仍通过这场阅兵向世界传递了重大的信号——一个以中俄朝为主的新轴心联盟已经成形。它们与西方为敌,彼此抱团取暖,与当年的二战轴心国一样,试图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其中,中国凭借工业、资金以及军事上的相对优势成为新轴心之首。这也意味着,一个中美直接对抗的新时代正式被开启。也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那句“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
习近平向普京道别“百年变局我们共同来推动”
前阵子我写了一篇文章讲水电油气领域从来不承认计量造假水,还有一些自称业内人士的读者评论说,现在的智能水表电表计量不可能造假。
呵呵。
来看一个最新的案例:
据浪潮新闻报道,江西上饶市龙潭新苑小区有业主反映,其最近两年的水费缴费单显示,有7个月的水费都是49.93元。
隆冬腊月,一家人一个月用水量19吨,水费49.93元,六月盛夏,一家人用水量19吨,水费还是49.93元,两年时间里,这个数字重复出现了七次。
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知道,哪怕是每天掐着表数着滴用水,也很难做到七个月水费一分都不差这么精确吧?但在江西上饶,就这么真实地出现了。
你可能会想,会不会是一场误会,抄表员偷懒估算的用水量呢?
我告诉你,不可能。
上饶市自来水公司明确说了,这个小区采用智能水表自动传数据,不是人工抄表。重复一遍,是智能水表自动传数据,不是人工抄表,自然就不存在估算,也不存在用水吨数取整数的问题。
传统水表和智能水表的对比
自来水公司认为,7个月重复的19吨水和49.93的水费,纯属巧合。
这么粗糙的剧本,我也不问你信不信了,就问你服不服吧?
反正自来水公司肯定是不服的,不仅不服,他们还向公安部门报案了,要追究用户诬告的责任,而公安部门居然已经立案。
好了,这下不服也不行了,再不服只怕要被抓进去踩缝纫机……
这么霸道的剧本,我也就不分析了,分析多了只怕还有人要来跨省查我家的水表。
我只想再次向大家普及两个基本常识:
理论上,智能水表、电表的数据都是自动记录上传的,无法人工干预。嗯,理论上。
现实中,水电油气领域是不允许存在计量造假的。嗯,只要不承认,就永远不存在。
真是厉害啊!
文|大 何
直接说,今年的社保基数难产,大概是因为它也左右为难了吧。
很多人应该都有过这种体验:每年到了八月底九月初,拿到工资条时都得愣一下——工资是不是发错了,因为到手月工资都会少了几十元。
这其实是因为社保缴纳基数调整了。
但是今年却有点不太一般。
往年这个数据一般都在7月份陆续公布了,最晚到八月份怎么也得公布了吧,但是截至2025年9月8日,还没有可靠的信源看到有哪个省份公布了这项数据。
再拖下去,马上国庆节放假通知可能都要先来了。
上海人社部门给出的答复是数据还要在统计中了,还要再等等,暂时按去年的标准执行。
难道是今年的数据太复杂太难算了?
我觉得在大数据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算不上一个合理的解释。
迟迟没公布,并不是没数据,相反,就是因为有数据了所以才两难。
截至9月3日,31个省份中,有24个省份都已经公布了2024年非私营、私营单位平均工资。
拿北京举例,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2024年北京市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其中,北京市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24608元(涨幅2.9%),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905元(涨幅0.9%)。
非私营单位人数比私营的多一倍多
如果参照往年的计算经验,北京今年的缴纳基数应该还会微涨2%左右。
好消息,又要涨了。
坏消息,不是工资。
但是社保缴纳基数并非涨的越高越好,他会存在一个临界值。
它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一道数学题:一件商品,单价提得太高,买的人就少了,最后总销售额可能不增反降。
社保现在就是面临这样左右为难的局面。
因为社保基数是按照社平工资定的,下限是60%,上限是300%,也就是社平工资如果是8000,那最低缴纳基数就是4800元。
哪怕你一个月收入3000元,也是按照4800元的基数收的。
想涨,没办法涨。
你把缴纳基数再一抬高,最先扛不住、最先“断保”的,就是那些自己交全额社保的灵活就业大军(单位里面的打工人其实并没得选)。
他们一看这么贵,那还是先顾好眼前吧,干脆不交了。
最后,收上来的钱可能不增反降。
你要是降,也没办法降。
降了很多地方不够支出,而且这玩意挂钩着社平工资,岂不是告诉大家经济高速发展,GDP年年都5%增长,但是大家的工资反而降低了,这面子上可挂不住。
所以你看,它就卡在这儿了,进退两难,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它可能在等什么信号,才好决定怎么办,要不就先按原来的办。
而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一线城市的数据涨跌,或许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主要因为这俩城市吧,它平均工资太高了。
北京去年的社平工资(社保口径)是11761元每月,上海是12307元每月。
过去几年,全国各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都经过了一轮高增长。
2020年至2024年,北京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从3613元上涨至6821元,涨幅高达88.8%。
假设一个灵活就业人员一直按缴费基数下限交养老保险,按照20%的缴纳比例,2019年每个月是722.6元,到2024年变成了1364.2元,涨了641.6元。
不得不说,从社保基数的涨幅上来看,北京人民是真的“幸福”。
那为什么过去几年,我们总觉得钱越来越难挣了,但官方公布的平均工资和社保基数却像坐了火箭一样往上蹿。
很多人怀疑数据可能是“编”的,其实根本用不着。
只需要在统计时,把越来越多低收入的人筛出去,那剩下那个“拔尖”的人群来计算平均,自然就逆势上扬了。
这个统计人群“提纯”的过程,比直接改数字要高明得多。
社保缴纳基数这东西,从纸面上看,它的设计初衷听起来挺公平的。
它说,咱们按社会平均工资来定一个100%的缴费标准。
但考虑到贫富差距(也就是“马太效应”),有钱人会把平均数拉得很高,大部分人的收入其实达不到平均线,所以又很“贴心”地设了一个60%的最低档。
这么一看,是不是觉得逻辑上还挺照顾大多数人的?
但魔鬼,恰恰藏在“社会平均工资”这六个字里。
你以为是“全社会”的平均工资吗?
错了。
这个统计,它只算那些在城镇里面的正式单位(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的人的工资,而把那两三亿的灵活就业大军——比如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完美地排除在外了。
不仅如此,统计口径还只算税前,把你自己交的五险一金也算成你的工资,甚至公司发的米面粮油这种福利也要折算进去。
总之一句话:想方设法让这个数字看起来越高越好。
这就导致了一个比较荒诞的场面,我称之为“武当梯云纵”(左脚踩右脚上天)。
你想想,对于那些收入刚好在最低缴费线附近挣扎的人来说,会发生什么?
他们的名义工资可能没怎么涨,甚至还在降,但因为那个被“掐尖”拔高了的“社会平均工资”一直在涨,所以他们要交的社保费也跟着水涨船高。
结果就是,明明账面上的工资在涨,拿到手的钱却可能原地踏步甚至变少。
钱去哪儿了?
变成不断上涨的社保费了。
特别是那些自己承担全部社保的灵活就业者,这种被承压的感觉只会越来越真实,网上的抱怨声自然也就越来越多。
那为什么要不断地拔高基数呢?
因为社保本质上是一个“现收现付”的资金池,用现在年轻人交的钱,去养现在的老年人。
等我们老了,再由下一代人来养我们。
它不是什么储蓄账户,不是你交多少、等额返还,而是一个“代际转移支付”的系统。
不过现实呢?
前年的统计年报,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快3个亿了,而同年新出生的婴儿,只有900万出头。
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预测数据:
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
也就是说,老人在急剧增加,新生儿在断崖式下跌,未来谁来填社保的池子?
你可能会说,靠经济增长不行吗?
但现实是,2023年,全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要靠中央财政“输血”才能发出工资。
事实也是这些年来,财政补贴的力度是越来越大了,年补贴规模从2020年开始就已经超过了2万亿。
随着老龄化加剧,领钱的越来越多,交钱的(未来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这个池子的缺口自然就越来越大。
要填这个窟窿,除了国家财政输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大家多交钱。
可问题是,能交钱的年轻人总量已经连着十几年在减少了,怎么办?
最简单粗暴的路径依赖就来了:
既然人头数不够,那就想办法让每个人交得更多——提高缴费基数、研究延长缴费年限,就成了摆在桌面上的最优解。
然而,这套玩法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它正在亲手锯断自己坐着的那根树枝。
那个被“掐尖”出来的社保基数,从根子上就在排斥和抛弃那些真正需要保障的低收入群体和灵活就业者。
经济环境越不好,被“筛”掉的人就越多,这个基数就越虚高,反过来又会让更多的人觉得“交不起、不划算”,干脆不交了。
这对于“增加社保收入”这个目标来说,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悖论。
今年很多地方的社保缴费基数迟迟定不下来,其实就是卡在这个困境里了。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绕过正确答案的解题,往往存在着更大的成本。
历史从不争辩,它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
我们先继续往下看。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4期: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2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9月1日—7日,这一周。
“战狼”导演兼演员吴京近来遭遇了史诗级的人设翻车,沦为了全网群嘲的对象。8月22日,吴京出品的电影《再见,坏蛋》票房惨淡无奈撤档,上映十天票房不足30万元。讽刺的是,当年吴京自导自演的《战狼2》不仅登上中国票房榜首,还一举打破了多项影史纪录。这种“前热后冷”的反转令人瞠目,吴京怎会沦落至此?于是有人开始深挖吴京的过往,试图寻找到一些答案,却未想翻出一堆黑料。例如,有人讥讽吴京是唯一一个没当过兵却还得了“退伍综合症”的人,他过度沉溺于硬汉人设,至今都困在自己的‘战狼光环”里“。还有人批评,吴京一直在刻意打造“爱国表演艺术家”人设,实际上却常常言行不一,早年他甚至还以满洲八旗子弟后人自居自傲。也有网友发现,吴京有种刻在骨子里的“巨男子主义”,生活中自负、油腻、爹味,他与妻子在参加一档综艺时,不但让妻子闻自己的脚,还对妻子实施冷暴力,甚至炫耀自己的家庭地位很高。不少人感叹吴京的妻子谢楠在婚姻中太憋屈和卑微,以至于用“妃子和皇帝”来形容二人的关系。
当然,最终让吴京彻底翻车的,还是八年前的“迷之采访”,并非人们熟知的“我爱国无罪”、“艾姆拆腻子I’m chinese”,而是另外两段更抽象、更迷惑的表达。当年《战狼2》大火后,有记者在采访吴京时问到“拍电影遇到的最大难点是什么”,吴京摇头晃脑、自信满满甩出三句话:“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枪炮是不长眼的”、“还有黑哥们儿的语言是不通的”……吴京本意或许是想说,自己的团队克服了大量困难才完成拍摄,但那种“爹味自信表达”让人感到格外不适。在另一段采访中,他还大谈特谈自己在军事电影时的惊险经历:“我跳过楼!你跳过吗?”、“我被坦克压过!你被压过吗?”、“我野外生存把人干了,你干过吗?”、“中国的蚯蚓我吃遍了,你吃过吗?”
吴京一连串夸张炫耀的言辞最终导致了他的人设崩塌,如今各大视频平台掀起了一波恶搞潮流。许多网友用最新AI技术大肆玩梗——“司马懿是没有后世敬的”、“西天取经最大的难点在哪里”、“考试怎么跟同桌沟通的”…….曾经的全民偶像彻底成了梗王与小丑,硬生生跌下了爱国神坛。之后,胡锡进在微博上为吴京叫屈,没想到却火上浇油。有人表示吴京的言行固然让那些视他为偶像、标杆的人失望,但当初他与爱国强绑定、成为战狼的化身,也是离不了官方的推波助澜。正如吴京当年在采访中所言“我不过是拿了一根火柴,用一个小火星把大家的爱国情绪点燃了”。前后8年,吴京便从爱国符号沦为抽象符号,这种民间心态的转变耐人寻味。的确,当掏出护照也逃不出妙瓦底,常呼口号也缓不了现实困窘,炽烈的狂热终将归于冷静,甚至反噬成怨气。
9月3日,为纪念抗战胜利暨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习近平在北京主持了大型阅兵仪式,并对外展示了各类尖端的军事装备。有26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受邀出席纪念活动,其中并无西方主要国家,而俄罗斯、朝鲜、伊朗领导人悉数到场。印尼总统普拉伯沃因近日国内的示威浪潮曾计划取消出访,但最终还是于3日凌晨抵京。3日上午,习近平与多国元首齐登天安门城楼时,普京与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两侧,三人并肩站在首排,构成了历史性的同框,上一次出现类似画面已是在朝鲜战争时期。不少网友嘲讽三人同框是“中俄朝新轴心”、“邪恶三巨头”、“独裁者联盟”、“反正义联盟”、“新时代纳粹”、“三个终身制”、“法西斯纪念反法西斯胜利”。
的确,除了金正恩依靠世袭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与普京则通过各自的政治操作实现了“无限连任”,三人无疑都已成为了非常典型的独裁者。此外,普京自2022年起挑起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欧洲至今动荡不安。中国与朝鲜则长期对邻国(指台湾、韩国)武力威慑,动辄扬言开战。三国无疑都是当今世界和平的重大威胁,然而在本次大阅兵上,解放军却打出“和平必胜”、“正义必胜”的标语,真可谓“始于作伪,终于无耻”。更何况,细数法西斯主义的典型特征就会发现,它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反对自由民主、大搞军事主义,而这恰恰是中朝俄三国的共同共同写照,但如今他们却自诩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坚力量。
当独裁者压制所有反对、握有至高权力之后,他真正想要的会是什么呢?答案或许既令人意外,又并不意外,无非是更漫长的统治,甚至妄图长生不老,以求权力久续。在此次阅兵式开始前,习近平通过翻译对普京说“过去超过70岁的人很少见,而如今人们到了70岁还是个孩子”。普京回答道:“随着生物技术不断发展,人类器官会不断移植,越活越年轻,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接着回答“有人预测本世纪人类可能可以活到150岁”。这番对话让不少人惊诧不已,甚至一度怀疑它是AI生成的,之后多个信源证实了其真实性,可谓“现实疯过AI”。有人发现,习近平所提的“150岁”正好与301医院6年前提出的“981首长健康工程目标”(延长领导人寿命至150岁)吻合,这显示出普京和习近平两人一个是真懂器官移植,一个是真想要活到150岁。
目前央视已删除这段争议视频,并撤销了相关外媒的视频版权。在墙内平台上,“长生不老”、“150岁”成为了敏感词,遭到严厉审查。有人感叹,他们在有直播的公开场合毫不避讳谈论这些内容,属实让人难绷,因为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而这也引爆了很多“地狱梗”。有人追问,那个68岁的孩子算不算幼年早逝,难不成别有隐情?有人调侃,在人生路上习近平还是个小学生,所以简称巨婴。有人惊讶,“拉清单”原来指的是器官移植名单吗?有人嘲讽,在强制为人民服务方面,他还给自己规划了78年的任期。有人批评,中国人在几千年的皇帝制度中没有走出来。而中国的皇帝,也在几千年的求长生美梦中没有走出来。有多家媒体都评论道,习、普的对谈无意间显示出他们都意图长期执政,而独裁者的长寿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信息,预示着对整个世界的深重威胁。
2025年8月1日—8月31日,我们测试发现有47篇墙内文章遭到“404”(绝大多数为微信文章)。涉及的主要话题有:江油事件、亮证姐事件、杨兰兰事件、《八分半》被封杀、董袭莹/协和4+4事件后续、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强制社保”政策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2218篇。
近日,针对“九三阅兵”,中国的言论审查的强度明显提高,多名中国网民因在社交媒体或微信群等批评阅兵遭到禁言,甚至被拘留。1.在微信群批评阅兵,被行政拘留十天 2.微博发帖问“为什么女兵化妆男兵不化妆”被禁言7天 3.微信视频号批评阅兵被禁言30天 4.襄阳网民发布诋毁九三阅兵言论被拘
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大型阅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阅兵开始前,习近平与2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分别站在习近平的右侧与左侧,三人历史性同框,成为了国际舆论的焦点。
吴京,只是在那个时间点,恰好迎合了那样的心态和情绪罢了。而这个时代呢?是一切鸡血都打不下去的时代,再怎么往血管里直接推鸡血,银行的催款短信和现实的残酷性,都会让这种鸡血显得可笑可悲,无聊甚至无耻。一肚子气怎么发作?吴京是个好靶子。不是吴京变了,不是观众变了,是时代变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做什么事,顺应大势,才能事半功倍的原因啊。
近期,知名视频博主 @户晨风 发微博建议“年轻人应该要待在这样的城市”,并列举了4个标准,其中包含“有山姆会员店”,该帖引发了网民热议。有人认为户晨风的观点本质是在探讨“城市宜居标准”,其潜台词是经济活力、开放程度、发展程度等,具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人批评户晨风的说法是“暴论”,过于偏颇过于粗糙,是有意制造争议吸引流量。
2024年国务院审计报告披露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数字:13个省份挪用或违规调剂社保基金,涉及金额406.26亿元。看到这个消息,说实话,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406亿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 100万退休人员一年的基础养老金。关键这些钱,原本等着我们退休时领的,现在被拿去给公务员发工资、还政府债务了。
好产品即使不公布订单、不搞预售、甚至是不开发布会,都会有大量的用户追着下单。产品不灵,即使在短时间里拥有了看上去还不错的成绩,最后也只会变成回旋镖,啪啪的打在自己的脸上。毕竟一个连订单数量都不敢自信公布的产品,又有可能好到哪里去呢?
一边股市大好,一边是截至9月4日,今年留置的大型企业家已达37人。相比2024年全年,41家上市公司的51人被留置,包括27名实控人兼董事长、12名董事长、5名董事、2名独董、5名高管。凤凰网「风财讯」据此得出结论:大概率会超去年水平。
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是张雪峰的一段演讲。张雪峰在演讲中声明,支持祖国统一,“枪声打响那一天,我他M的至少捐5000万,我公司账上永远有这个钱。”“他M的打那天,老子直接打5000万进去。”“整体最起码捐他M一个亿——就他M的祖国统一,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成功,我始终坚信!”
疫情结束之后,我回武汉,我妈跟我说当时她去殡仪馆看到一地的骨灰,用一个个小口袋装着,铺满整个地面,她哭了,她说,想到你姥姥就那样一直躺在冰凉的地上就觉得难过,不能入土为安。她想了那么多种姥姥离开的方式,万万没有想到是这样走的。
昨天自媒体圈荡起一个不小的风波,那就是知名公众号“呦呦鹿鸣”回归了。我印象中之前他因为写山东的“下跪”文化惹下了麻烦,停更过一年左右,后来复出,结果没过半年,又再次停更,这次足足停了一年半。有消息说他这次闭关,不仅仅是因为麻烦,还有身体原因。不过回来了,总归是好事。
张水华的处境就是我们的处境。只有在一个有毒的职场,才会把一个人仅仅只当作一个数字、一件工具、一份耗材。在一个真正健康的职场,会把人当人,看得见一个个活生生的、充满个性与思想的人,给予足够的尊重,释放每个人的潜能。
1980年,《中国青年》刊登了那封署名“潘晓”的长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那年我十六岁,还在读高中,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对那封信引发的惊涛骇浪浑然不觉。直到多年后重读,我才恍然明白:那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心声,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初恋。
这十分令人感慨。AI 的能力,除了靠算力和模型堆砌,更深层次的,还是它吃进去的数据。如果喂给 AI 的是垃圾,那无论它的算力多强、记忆力多好,最终也只会变成一个“会说人话的垃圾桶”。我们总说,希望 AI 越来越像人类。现在看来,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实现了:我们把互联网这个大垃圾场里的东西源源不断投喂给它,它也开始原封不动地回敬给我们。
刘雨卿今年25岁,结婚4年,当上了全职妈妈,有一个快3岁的儿子。在朋友和邻居眼中,她漂亮、温柔、爱家庭,和丈夫金波从校园恋爱一路走进婚姻,符合人们对于一位“完美妻子”“完美妈妈”的期待。也是这一年,8月22日清晨,她冰凉地躺在医院抢救室,失去了生命迹象。两天后,来自河北沧州市孟村公安局的警情通报称,刘雨卿因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而死亡,而犯罪嫌疑人正是她的丈夫金波。
2025年8月1日,因三起医疗纠纷遭遇7个月网暴,河南省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晓蓓留下“为我正名”的遗言,自杀离世。据邵医生丈夫向媒体透露,三起纠纷的患者家属在互联网平台上通过互推作品吸引网络水军,散布谣言攻击邵医生,邵医生本人的社交账号及医院官方账号的评论区也充斥着大量谩骂诋毁。目前,当地启动的事件联合调查组还未公布调查结果。
2024年,受霸王茶姬“伯牙绝弦”等茶饮爆品推动,茉莉鲜花收购价一路飙升。横县(现已改为横州市,但注册地理品牌仍为“横县茉莉花”)茉莉花均价达40元/斤,甚至有种植户4亩收入超20万元。这样的高利润极具吸引力,不仅本地农户扩大种植规模,还吸引了外地资本涌入。由于花价过高,不少人跟风种植,有人笑称“砖头缝里也种”,一心追逐短期收益,却未察觉盲目扩种的危机。
从4月份京东和美团围绕骑手社保展开的舆论战,到9月1日强制缴纳社保的新规,骑手的劳动状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对于很多骑手来说,社保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他们总是紧盯着眼前的生活压力。骑手以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一刻不停地穿梭于食物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很少有人意识到,为顾客餐食而奔忙的他们,却往往是这个系统里最难吃上一顿健康饭的人。
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实习生 张启扬 编辑 甘浩 校对 卢茜
按照“每打包1万块砖130元的报酬”计算,智障工人李松岭最多的一个月,搬过68万块砖。要完成这样的工作量,他需要11.33万次夹起20多斤的砖块,摆上流水线。
单调、重复,且没有报酬的劳作,日复一日。
直到今年6月初,进入湖南省临湘市艳飞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艳飞砖厂)暗访的媒体记者报警,李松岭和其他4名被工头“捡到”砖厂的智障人员,才得以被解救。
相关部门调查发现,李松岭等5人自2023年3月陆续被带到艳飞砖厂。截至案发,5人应当获得的46万余元报酬,均被工头据为己有。
带智障人员进入砖厂劳动以牟利,并非个例。今年6月份,湖南、河南、山西等地的砖厂,陆续爆出存在智障人员被带进砖厂劳动的情况。
新京报记者梳理相关法院判决文书发现,2015年至今10年间,至少有50家砖厂出现工头控制智障人员劳动的情况,被强迫劳动者近400人。他们或在街头被诱骗,或被购买,更有工头通过持械威胁的方式,强行将智障人员从一家砖厂带至另一家砖厂劳动,成为牟利的“工具”。而砖厂则因“招工难”“智障工人稳定,不影响生产”“好管理”等因素,对工头控制或打、骂智障工人的行为,视而不见。
工头和砖厂,成了共谋。
▲李松岭被接回家后,父亲用新买来的剃须刀,帮儿子刮胡子。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失踪十八年
7月21日下午,河南省睢县救助站的门前,一辆湘F牌照的警车还未停稳,74岁的谭照真便几步凑到车前,激动地往车里张望。
警车,载着她18年未见的儿子李松岭,从湖南省临湘市赶来。
47天前,李松岭和其他4名同样有智力问题的工友,在临湘市艳飞砖厂被警方解救。据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报道,5人被工头控制在砖厂从事体力劳动,每天工作12小时,全年无休。
“那活儿,他能受得了啊?”刚得知儿子的消息时,谭照真心疼没下过力的儿子,她窝了一肚子的话,想问。
警车刚停稳,没等随车护送的民警介绍,谭照真便认出了失踪18年的儿子,一把抓住儿子的手失声痛哭起来:“我嘞孩儿哎,我是恁妈妈呀!”
留着平头、满脸胡茬,高过母亲一头的李松岭,似乎已忘了眼前的老人是谁。他目光瞥向高处,举起另一只手对谭照真“摆了摆手”,便随众人走向救助站院内。抛下追问着他的家人,“不认识恁妈妈了吗?”
李松岭在家排行老二,2002年从商丘某师范类中专毕业,被分配到老家白楼乡一所小学教书。不过,因为家里拿不出8000元的“安置费”,李松岭便南下打工,之后精神异常。
谭照真已记不清儿子最后一次外出打工是哪一年了。她只记得,那年李松岭提着装有身份证、毕业证、课本和衣物的蛇皮袋外出,几个月后却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家门前。“找不到工作了,一路捡东西吃,从深圳走了一个多月,走回来的。”谭照真称。
因为精神状态恶化,待在老家的李松岭,经常往外跑,“走不远。外面跑两三天,自己就回家了”。2007年中秋节前后,在院里刚剥完棒子(玉米)的李松岭,光着膀子便出门了。父亲李元青追出去,远远地看见,他一个人穿过干枯的河道,“喊了几声也不应。”
那天晚上,秋风骤起,再也没了李松岭的消息。
新闻里报道邻县车祸事故致一人死亡,老两口去看过;乡镇的村落、街头、河道、桥洞,老两口去找过;南方务工的亲戚邻居,老两口也打听过。“这么多年,想着不是饿死,也冻死在外面了。”谭照真说。
再见李松岭,父母觉得,儿子似乎变了一个人。说话听不懂、不认识家人,曾经因精神问题时常狂躁、总往外跑的他,如今坐在救助站的长椅上,安静得像个犯错的孩子。
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李松岭交谈接触被动合作,思维贫乏,情感淡漠,记忆功能减退。不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不记得自己的出生年月,不知道一年有多少个月,不清楚国家首都是哪,鸡与鸭的区别说不清楚。
李松岭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韦氏成人智力54。
“你还认识我吗?”“在那儿想不想家?”“干活累不累?”一同前来的家人抛出一连串关心的问题,试图唤起李松岭的回忆。
得不到回应的家人,又在手机上扒出电视台的报道问:“松岭,这是不是你?”画面中,李松岭戴一顶磨破了帽檐的咖色帽子,正弯着腰站在一米高的砖架上。
他所在的工棚,堆满了一摞摞红砖。
▲李松岭曾经工作的湖南省临湘市艳飞砖厂,车间内堆满了砖块。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68万块砖
电视画面中的这个工棚,是湖南临湘市艳飞砖厂的打包车间,这里距离李松岭的老家河南睢县,有700公里。
在这里,李松岭并不叫李松岭。
他被工头唤作“开友”:来自云南、没上过学,无兄弟姐妹。
从临湘市区沿017县道,北行14公里,进入聂市镇的红土村土屋组,一处建在山坡处、占地1.5万平方米的厂区,便是李松岭被解救的砖厂。公开资料显示,艳飞砖厂成立于2021年,法定代表人是刘艳飞,预计年产量1.2亿块砖。
8月10日,新京报记者探访发现,这座砖厂两面靠山,未设大门,只有临路一侧建有10余米的半封闭围墙,可随意进出。院内靠山体搭建的上千平方的工棚下,摆放着一摞摞出窑后还未打包的红砖。
沿着工棚进入厂区内部,6名工人并排站在离地不到1米高的砖架上,手持砖夹将砖块放上长8米、宽约0.5米的传送带。传送带尽头的机械手,自动将砖块叠放、打包,“一层54块砖,叠13层,打包成一墩”。
一位码砖的工人告诉记者,砖夹是固定只能夹5块砖,左手再拿一块,这样3次,18块砖,放在传送带上正好是一列,方便机械手抓取打包。
记者尝试使用砖夹单手提砖,感觉稍有吃力,“5块砖大概20斤重。”有工人称。
夹起20斤砖块,摆在传送带上。在今年6月份之前,这种单调、重复的动作,李松岭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依据调查做出的工资表显示,最多的一个月,李松岭搬砖68万块,平均每天21935块。按照每次搬6块砖计算,他需要每天重复“夹砖、弯腰、放砖”的动作3655次。
被解救47天后,砖夹在李松岭右手指肚上磨出的两排老茧,仍清晰可见。
李松岭是怎么到的湖南?是不是还在其他砖厂干过?工头有没有对他打骂、控制?如果没有,他为啥不跑?
接回李松岭后,家人有好多疑问,但从李松岭这儿得不到答案。
▲8月10日,艳飞砖厂打包线上,几名工人正在将砖块放在打包流水线上,由末端的机械手将砖块打包成捆。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捡来的”
护送李松岭回家的临湘民警介绍,李松岭是2023年3月,被工头带到艳飞砖厂劳动的。
新京报记者从多方信源证实,与李松岭一同在艳飞砖厂被解救的,还有“富贵”“水牛”“李太星”和“李金太”等4名智障人员。他们分别被3名工头带进砖厂工作。
事发后,这3名工头与艳飞砖厂法定代表人刘艳飞,因“涉嫌强迫劳动罪”被警方刑事拘留。
不过,据记者了解,李松岭最早干活的砖厂,是岳阳市如斯环保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斯砖厂)。
公开资料显示,如斯砖厂位于临湘市羊楼司镇如斯村吴家组,2019年成立,注册资金2000万元,2021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艳飞。
工头付某发的妻子吕女士称,2023年年后,她跟着丈夫,从云南彝良老家到了如斯砖厂,那时候厂区空地上堆放的砖,都长出了“青苔”,像停工很久了。大概2月底,砖厂“点火”烧窑,他们也开始正式干活,“也是打包砖”。
2023年3月份,付某发从外面相继带回了“开友”和广东籍的“富贵”两人。“据他说,是在临湘看到他们在街头流浪,便把他们带到了砖厂”。吕女士称,直到2023年10月,艳飞砖厂投产运营,他们才到了艳飞砖厂。
在“开友”和“富贵”被带至如斯砖厂的第二个月,付某发的同乡付某学,将“水牛”带到砖厂。2024年12月、2025年2月,工头李某学将“李太星”“李金进”带至艳飞砖厂。
▲临湘市羊楼司镇的如斯砖厂。2023年3月份,李松岭被工头带到该砖厂劳动,后转至艳飞砖厂。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有知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付某学、李某学两人,也自称是在路边“捡”到的“水牛”三人。
8月11日,新京报记者在临湘市救助站见到了籍贯广西龙胜的“李太星”。据救助站工作人员介绍,从砖厂解救的5人中,只有“李太星”的智力接近常人,他可以准确地说出自己的姓名、民族、出生年月、家庭住址。
44岁的“李太星”告诉新京报记者,他本名叫粟某辉,因为工头说“大家都不用真名”,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
粟某辉称,他2003年从老家外出务工,大概2012年在岳阳市街头流浪时,偶遇李某学。当时李某学说可以送他回家,他便坐上了李某学的车。之后,他被李某学带着,十余年间到过河南、山东等地的多家砖厂搬砖。
吕女士觉得,带“开友”“富贵”到砖厂工作,其实也帮了他们。“管他们吃、住、穿,还有饮料、啤酒喝,给他们买烟抽,偶尔还会给点零钱。”吕女士数说着对他们的好,但就是没提及丈夫私吞了他们所有的工钱。
95492元工资
李松岭的这笔工钱,有95492元。
在睢县救助站,临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向李松岭的家属转交了2000元的慰问金和95492元的工资。
这是李松岭在砖厂27个月的劳动所得。
临湘市人社局出具的李松岭的工资核算表显示,2023年3月至2025年6月4日,李松岭每个月的工资,从1335元到8840元不等,共计为130592元。
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人社局下属机构)负责人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称,他们依据公安的调查、砖厂支付给包工头工资以及打包工人的考勤表,分别核算出了5名被解救人员应得的工资,并扣除了他们的生活费。
李松岭每月1300元的生活费,27个月共计扣除35100元。“生活费是按照工头的口供、消费记录等信息整体评估的,5个人因为日常开销不同,扣除的生活费也不一样。”该负责人称。
▲临湘市人社局出具的李松岭工资核算表。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新京报记者从多个信源确认,截至案发,三名工头靠李松岭等5名智障人员,共计从砖厂获利46万余元。刨除临湘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计算出的5人正常开销,仍有35.8万元。
若非媒体报道和政府部门的介入,5名智障人员靠搬砖赚来的辛苦钱,或许永远也拿不到。
8月10日,一位临时管理艳飞砖厂的股东王先生告诉记者,2022年12月份,刘艳飞与工头付某发签订“外包协议”。协议约定,付某发承包砖厂生产砖块的打包工作,每打包1万块砖,工钱为130元,“砖厂还另外补贴10元的带班费,给付某发”。
王先生称,砖厂每个月都会按期根据打包量,将工钱全部结算给付某发,从未拖欠。付某发招来的打包工人的工资,由他根据工人上工的情况,自行发放。
案发前,包括付某发和其妻子吕女士在内,在艳飞砖厂内搬砖的工人共计17人。新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付某发统计的“2025年5月份工人出勤表”显示,当月,5名智障人员只有“富贵”休息了两天。而工头付某发,31天只在有工人缺勤时,上工3天。
吕女士称,他们16人每8人分为一班,12小时换一次班。工人共同上下班,根据打包砖量算出的工资,也由8人平分。
只不过,5名智障工人的那份工资,被工头直接克扣了。
“谁带来的人,钱就由谁领。”吕女士称,“水牛”是付某学找来的,他的工资会直接发给付某学。至于最终有没有给“水牛”,他们不知道,也不会问。
6月份,临湘警方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介入这起案件后,艳飞砖厂重新支付了5名智障工人的工资。“我们挺亏的,其实工钱都已经按打包量付过一次。”股东王先生称,砖厂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核实付某发招来的这些人的身份,“如果当时要求他提供身份证,或许不会有现在的问题”。
▲2025年5月份艳飞砖厂打包工人出勤表显示,李松岭连续出勤31天。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砖厂与工头
带着智障人员搬砖,工头获利颇丰。
2020年,临湘市公安局侦破的一起强迫劳动案中,就涉及如斯砖厂:云南宣威籍的工头高某宽,带领14名智障人员在如斯砖厂装、卸砖块,3年获利125万余元。
暴利之下,一起起类似的案件,在多地发生。
新京报记者梳理2015年至2025年的45份判决书发现,有50家砖厂曾出现工头控制智障人员或精神病人搬砖牟利的情况,被强迫劳动者近400人。
他们或在街头被诱骗、强行拉走,或被工头花钱购买,更有工头通过持械威胁的方式,将智障人员从砖厂强行带走,跨省转运至别的砖厂,为自己牟利。
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就曾发生一起持械抢智障工人的案例。
2017年,浦某彦得知马龙区一家砖厂内有6名智障工人,便与陈某等人,凌晨4时蒙面持械进入砖厂,强行将砖厂内的3名智障工人带离。之后,驾车将工人带到贵州省从江县某砖厂进行劳动。
而在另一起案件中,周某和张某在2022年,以8万元的价格,从湖北“购买”8名智力低下的人员,先后带到山东、河南等砖窑厂从事体力劳动,并通过辱骂和殴打等方式,强迫他们劳动。
还有不少智障人员,是工头以香烟、零食等手段诱骗而来。其中涉及人数较多的杜某鹏案,用这些手段在云南省昆明市及周边区县,诱骗了19名智障人员进入砖厂工作。
“带智障人员到砖厂干活,听说过,也见过。”8月20日,河南豫东地区一位砖厂负责人告诉记者,装、卸砖块的工作,比较脏、累,本地人很少做,人员流动也比较大。很多砖厂为了省事儿,都把这块工作外包了。认为外包出去后,工头招聘、使用什么样的人,跟砖厂没有关系。
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艳飞砖厂股东王先生也承认,因为将流水线外包的缘故,他们并未要求付某发提供工人的身份证,未尽到核查的责任。
▲艳飞砖厂的工人在流水线上工作。新京报记者程亚龙摄
位于汝州市的河南省德源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德源伟业砖厂)相关负责人称,码砖装车的工人流动性比较大,人也比较杂。他们只与对接的工头核算工资,至于工头带了几个人干活,这些人是什么人,砖厂并未留意。今年6月份,德源伟业砖厂被爆有工头控制3名智障人员从事重体力劳动。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薛长礼认为,“外包”模式并不能成为砖厂负责人免除刑事责任的“防火墙”。砖厂负责人“明知”或“应知”工头存在使用暴力、威胁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他人劳动,不但不制止,反而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或默许的,也构成强迫劳动罪的共犯。
多起相关判决书显示,在使用智障工人的案件中,一些砖厂负责人不仅知情,还存在协助工头在相关部门检查中隐匿智障工人的情况。
2017年,云南大理市法院做出的一份判决显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清查砖厂非法用工时,某砖厂负责人多次将消息告知工头,并让其转移藏匿智障人员,清查结束后再通知其带人返回,继续使用智障人员,强迫其劳动。
有砖厂负责人表示,因为砖厂生产不正常,不好招工。而工头带领的智障人员好管理,且随时都可以上工,便默许此类情况发生。
艳飞砖厂有没有类似情况,记者未能向公安机关证实。但在大象新闻的报道中,卧底记者和志愿者报警20分钟后,一名工头驾驶面包车离开砖厂,警方拦停面包车发现,李松岭、“水牛”等5名智障人员全在面包车内。
对于“记者报警后,工头带领智障人员外出”的情况。付某发的妻子吕女士称,他们并非接到了谁的通知转移智障人员,“只是当天风机坏了,带他们出去兜风。”
被困在砖厂
艳飞砖厂,并不具备控制或拘禁智障工人的条件。厂区没有大门,院内的宿舍楼也24小时开放。
智力水平高于其他4名智障人员的粟某辉,在被记者问及“为何不跑”时,只是低着头简短地回答:“没钱。”
曾有记者询问被解救后的“水牛”,“不用干苦力了,送你回家好不好?”表情呆滞、始终低着头的“水牛”开心得像个孩子。9月4日,临湘市救助站发布“寻亲信息”称,公安部门通过司法鉴定、人脸比对、DNA比对,均未能查询到“水牛”户籍信息。
▲从“开友”居住的宿舍楼上俯瞰临湘市艳飞砖厂,院内堆放着大量打包好暂未售出的红砖。新京报记者 程亚龙 摄
他们显然不具备“主动离开”的能力。有判决书称,工头正是利用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智障人员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弱势地位,非法获取被害人劳动所得。
对于艳飞砖厂内5名智障人员长时间被迫劳动而未被发现的问题,临湘市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临湘市有5000多家企业,从业者约有10万人,每年的投诉有1000多起,立案的有200多起,但劳动监察室只有6个人。
“再加上此前未接到过关于艳飞砖厂的投诉,如果日常排查到砖厂,也不一定就能发现存在强迫智障人员劳动的情况。”该工作人员称。
对此,薛长礼教授认为,多地出现智障人员被带到砖厂劳动,长时间未能被发现,说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末梢短板和强迫劳动系统性的监管失灵。
薛长礼称,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需要采取法律、监管、技术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治理模式。既要强化法律适用与惩戒,加大刑罚力度,尤其是对“幕后”雇主的刑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对犯罪链条的需求端作出惩戒。同时劳动监察、残联、民政、公安的监督触角也需深入基层,打通壁垒,建立常态化的跨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并设立便捷的强迫劳动举报渠道。
在李松岭被接回家两天后,家人将他送进了当地的一家精神病医院治疗。谭照真称,在与家人相处中,李松岭逐渐回忆起了18年前的事,他能说出哥哥、嫂子以及大侄子的名字,对家人也产生了依赖,“出门去哪,他都跟在我们后面。”
如今,家人每周到医院探望一次李松岭。
“先治疗半年,等他的精神状态好转,再把他接回家。”李松岭的家属告诉记者,目前,家人已为李松岭办理了残疾证,并向当地民政部门提交了申请“五保户”的资料,“审批通过后,每个月都能领到国家补贴”。
值班编辑 古丽
前两天张雪峰的一段视频挺火。视频中,这位号称“研途考研VIP名师,微博知名教育博主”的张雪峰当众官宣“枪声打响那一天”,将个人捐款至少5000万元,公司整体捐款不低于1亿元。他同时补充到“公司账上永远备有这笔钱”。当时有朋友发给我这段视频的时候,我也没太当回事。毕竟痴人多妄语。这年头喜欢喊打喊杀的人多如牛毛,也不缺他一个张雪峰。但随后他的另外一则视频则让人实在难以接受。在视频中,张雪峰在一阵狂笑后摇头晃脑的说:“那个视频被发到外网上去了,我们本地W信办的领导跟我说,你查一查他妈谁发的,太他妈坏了!爱咋咋地,爱咋咋地,老子不移民。你爱怎样怎样,我不在乎。我怕、我怕我就不会说,说了我就一定会做。我说了我就不怕这个事儿对我有影响。妈的,我们公司已经准备好为台湾的同学们做升学规划了。我们已经提前了解台湾的学校了啊……”后面巴拉巴拉的就不再重复,朋友们可以先看相关视频。
我不知道朋友们看过这段视频后有何感想。我只觉得,这哪里还是什么为学生指明“成功人生路”的考研VIP名师,分明就是一个大金链子鸡腿裤夹着小包满嘴炉灰渣子的流氓!恍然间此君又与吴京那段著名的“不爱看别看”的视频发生影像重叠。而张雪峰的表演与成名爱国表演艺术家吴京相比,就显得粗糙多了。视频中一口一句:妈的、老子,俨然把“小人得志”四个字清晰地写在脸上。说实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人。但仅从这几句话,就可以大致看出张雪峰的成色。首先是狡猾。他先抬出所谓的“我们本地W信办的领导”。然后借所谓“领导”的嘴说传播视频的人“坏”。其中的威胁味道隔着屏幕都能闻得出来。话说你凭什么要“查一查”人家?!难不成,W信办是你家开的不成?这就像是街头混混打架,一方心虚了就开始讲“谁谁谁你认识不?那是我大哥”。但问题是,你一个张雪峰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互联网时代,既然话都从你嘴里说出来了,别人帮你传播一下不是正合你意么!
说到这里,我倒是想提醒一下张雪峰所在的当地政府。这年头能够随时拿出来5000万捐款的人并不多,怎么就忽略了这么一个宝藏级的慈善家?务必要为张雪峰创造出更好的捐款环境,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落下一个“捐5000万还得预设前提条件”的骂名不是?别让网友指着脊梁骨说他既要收割爱国流量,又不想真正动到个人利益,这有点不符合爱国人设啊!总之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说什么也不能寒了张雪峰这颗火热的心。
要说的第二点是在他这段话里看不到半点人性。张雪峰所说的“我怕、我怕我就不会说,说了我就一定会做。我说了我就不怕这个事儿对我有影响”应该指的是此前讲的“枪声打响那一天”,将个人捐款至少5000万元。我们审视当今世界,虽然战乱频发但主流依然是和平。我们国家也一直都在宣传祖国的和平统一。貌似只有X头李毅之流才会说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虎狼之词。如果仅仅是李毅那类不学无术的下流牲口也就算了,张雪峰可是“名师”头衔加身的教育大V。对自己的同胞非但毫无血浓于水的情感,反而公然与国家声音唱反调,是何道理?且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言之凿凿的自称“不怕这么说”。可见在他的字典里,人性、生命这些字眼是早早就被抠掉的。后面为朋友们呈现的例子也能充分说明这一点。
第三是可以看到这个人满嘴谎言。张雪峰说“我们公司已经准备好为台湾的同学们做升学规划了。我们已经提前了解台湾的学校了”。我觉得只要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觉得不可能。难道升学规划不应该结合当年的政策来做吗?除非张雪峰能掐会算,或者准确的握有一张台湾统一时刻表。否则拿什么去给台湾的同学们做升学规划?拿张雪峰的嘴炮吗?而这些话在仅仅几秒钟后又被他自己当场推翻,变成了“到时候马上作准备”。就这样一个耍小聪明、满口谎言、缺乏人性的人,竟然堂而皇之的以“名师”自居。足见这世上的名师竟如此不值钱了!如果以后谁要管我叫“名师”,我一定指着他的名字骂回去:你才是名师,你们一家子都是VIP名师!
看到有网友评论说,张雪峰可能是因为最近生意走下坡路,所以开始换爱国赛道了。殊不知,张“名师”早在这条赛道上耕耘多年。下面的内容都来自于张雪峰个人微博以及下面的评论。我希望他第一不要删微博,第二是能把“我怕、我怕我就不会说,我说了我就不怕这个事儿对我有影响”的风格坚持到底。
无论如何包装,人的性格是不会变的。从这两段张雪峰当年的微博里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动辄就是“投放氢弹,来个海啸地震”。这些言辞背后,是赤裸裸的反智和对生命的漠视。让我们看一下张雪峰的粉丝在2023年的留言。这些毫无人性的留言能说明什么,张雪峰的言论起到了什么作用,不必过多解释。
别的不说,仅凭张雪峰这句“日本永远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要学好日语,将来好统治他们”就足以和那位在日本随地大小便的“铁头”划等号。只不过有些流氓把尿撒在地上,有些则撒在粉丝的脑袋里。一个真正有知识、有内涵、有头脑的人会用理性思考反思历史,而不是像张雪峰这样公然散播反智。不过问题又来了。既然是要统治日本,不是应该让日本人学中文吗?为什么还得要学好日语呢?逻辑明显不对啊!莫非那时候某位“名师”正忙于推广日语课程,急于绑定爱国营销?粗糙,真的是太粗糙了!看来“名师”这些年没大长进啊!话说回来,如果张雪峰真的那么反对侵略,为何不见他为海参威、黑瞎子岛、库页岛、唐努乌梁海发一句声?难道那里不曾是中国的领土?那里不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屠sha?如果谈到收复这些地方,不知“名师”打算捐多少?
其实从今年各高校的招生情况就可以看出,随着应届毕业生的逐年递减,高校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招生不足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张雪峰们的路子也会越走越窄。虽然还有168元的高考预测卷可卖,还有售价9999元的6天5晚研学营可以收割,还有考研考公的“小灶”,但秋天的第一片树叶早已经落下。身为行业一杆大旗的张雪峰一定会被自己这条赛道卷起来。这时候利用热度转战爱国营销也并不奇怪。但关键问题是,爱国营销这碗饭如今也不那么好吃了。“名师”总会有下课的那一天!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新闻,曾经的带货网红头部大咖“辛巴”在企图潜往美国的途中受阻,目前滞留香港。这位当年也曾把爱国流量玩到天昏地暗还号称绝不移民的大网红。有这样的结果一点不出人意外。正所谓“天狂有雨、人狂有祸”。而同样宣称“我不移民”的张雪峰还在一会儿“老子”如何如何、一会儿“妈的”怎样怎样的复刻着低版本爱国表演,迟早也会迎来他的专属铁拳。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张雪峰的爆红反映出的是中国教育的丛林化正在加剧。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里有一个著名的“剧场效应”。意思是说在一个剧场里,大家原本都踏踏实实坐着看表演。这时候如果前排有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站起来,后排的人也不得不跟着站起来。最后结果是:所有人都得站着看表演。观看效果并没有改善,反而把自己搞得更累。同样的道理在如今的教育领域体现的淋漓尽致。从个体层面来说,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带来成绩的提升和所谓“避坑”。但整体层面上讲是分数线的水涨船高,成本提高、优势反而降低,学生、家长以及老师纷纷陷入“耗竭性竞争”。社会层面上看,资源投入巨大,却没有创造额外教育价值。能赚得盆满钵满的,恰是张雪峰这种天生表达自带煽动性的网红。他们只不过是恰好摸对了赛道,碰到了刚需市场罢了。其赌定的不外乎是家长们在这样的环境和市场中很难说“不”。且越是压力上升,越是没有人敢先停手。其实连张雪峰自己本人也承认,他这一套在美国根本就吃不开。说白了就是专门为国人量身定制。
表面来看,中国的教育体现出显著的“剧场效应”是因为家长们都想竭尽全力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本质其实是社会就业环境的恶化。真正好的岗位总是会留给“基因更优良、更有准备”的孩子们。然后让剩下的千军万马陷入惨烈的相互吞噬。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有机会踏上协和“4+4”直通车成为董小姐。于是剩下的一小部分在刷掉对手、卷死同类后,变成精于算计、擅长寻找政策漏洞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而更多的人在献祭了青春和梦想后成为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骑手。所以说,之所以会有张雪峰们大显身手的机会,真正的原因是就业资源倒逼教育。而信息的不透明和资源分配不公又在加剧这一现象。
今天的文章就写到这里。虽然我并不从事教育,但始终在关注中国的教育。教育,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成绩、学历。教育本身是一种“塑造人”的过程。带给人包括认知、情感、价值观、创造力、社会责任感等全方面的发展。教育,需要的是能照亮灵魂的灯火,而不是那种满嘴跑火车、散播反智的所谓“名师”。最后要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在教你如何争取自由,而有的人则是教你如何当好奴隶。不断为你加高牢笼,然后告诉你做不到是因为还不够努力。对于后者,可以送他们四个字“趁早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