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初，我曾问一名住在得克萨斯州、已入籍美国的律师，是否和其他中国移民一样感到忧虑，担心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治正在开始重复我们已经远离的中国政治：阿谀奉承的官员，用威逼的方式控制媒体，商界领袖讨好领导层。

他耸了耸肩。只要深夜脱口秀的主持人还能调侃总统，他说，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安全的。

对我们这些在严格审查制度下长大的人来说，深夜脱口秀一直是美国自由的象征。数百万美国人能在每晚睡觉前观看他们的总统被嘲讽的节目，这个事实给人一种几乎奇妙的感觉，在我们来自的地方是不可想像的。

这就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做法让人焦虑不安的原因。在特朗普总统公开威胁批评他的记者时，ABC在政府压力下暂停了吉米·坎摩尔的深夜秀（又译“吉米鸡毛秀”）。对于许多经历过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无情压制言论自由的华人来说，这是不祥之兆。言论自由很少一下子就消失，而是逐渐受到侵蚀，直到人们觉得沉默是正常的。

“像我这样从独裁统治下出来的人对这些事情极为熟悉，”曾在中国当过调查记者、笔名江雪的张文敏说。“我们能感觉到自由是怎样一点一点被削弱的。”

张文敏曾多次受到国家安全人员的骚扰和威胁，他们认为她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她现居美国。

美国不是中国。宪法保护、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强大的公民社会仍为美国提供着护栏。但特朗普政府的威胁性言行表明，这些护栏可能会如何被削弱。

中国已走上的道路可以为美国人提供教训，让他们了解言论自由是如何失去的，以及由此带来的代价。

中国并非一直像现在这样受到严密控制，那是习近平上台后的做法。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审查制度也很严厉，人们会因政治观点被关进监狱，但当时仍存在言论自由的空间。

像张文敏这样的调查记者曾帮助揭露腐败的官员。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那时也曾允许公众辩论，人们能迫使政府对他们担心的事情做出回应。

这种情况在2012年底习近平上台后开始逐步改变。他封杀了一家报纸的社论，赋予了政府官员更大权力来控制互联网，并宣布所有的媒体必须“爱党、护党、为党”。有过抵制：有些记者曾罢工，民众中曾有人抗议，也曾有来自艺人、知识分子以及企业家的声援展示。政府做出的回应是逮捕、处罚和禁令。

没过几年，在中国做批评性新闻报道已变得不可能。调查记者“快要绝种”。曾充满了嘈杂争论的社交媒体网站微博，现已变成了官媒的扩音器。网站受到审查，为了继续存在下去，它们也被迫自我审查。

压制言论总会有代价。2019年底，武汉出现了病因不明的肺炎病例后，李文亮医生曾试图警告同事和朋友。他因“散布谣言”受到了警方训诫。警告被搁置；做出公共卫生响应的时间窗口缩小。李文亮去世后，他的信息——“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曾在网上广泛流传，那既是恳求，也是控诉。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习近平对更多的批评者进行监禁和噤声，还发动群众攻击一名小说家，因为她把自己在武汉的经历用日记形式发表在网上。

寒蝉效应让人不敢发声。中国的互联网变成了民族主义者为政府和习近平歌功颂德的平台。异见或批评不被容忍。在网上表达不满情绪的人遭到攻击，他们被称为给境外敌对媒体递刀子的人。甚至连公开哀悼和有关贫困的视频也遭到审查。

这种控制不只是针对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电影中有关同性恋的情节被剪辑删除。嘻哈艺人被要求传播“正能量”。经济学家被告知不得对中国发表负面言论。

任何批评或嘲讽习近平的言论都被禁止。2017年，政府审查了有关小熊维尼的图片和相关言论，因为有人认为它看起来像习近平。

已退休的房地产开发商任志强因称习近平是“渴望权力的小丑”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目前仍在狱中。已从中央党校退休的教授蔡霞因称习近平是“黑帮老大”被开除党籍，并被剥夺了退休金。

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把批评烈士和英雄定为犯罪，甚至起诉那些所谓诽谤中共人物的人。

2023年，因为一个将中国军队比作流浪狗的笑话，中国政府对一家喜剧工作室处以1335万元的罚款，称这名喜剧演员“严重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习近平已有效地让那些与他的中国愿景不一致的声音彻底消失。

对于那些目睹了中国的言论自由遭受侵蚀的人而言，坎摩尔被禁言加上特朗普及其盟友们随后发表的言论导致警钟敲响。

在坎摩尔发表了一番评论，推测被指控暗杀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的那名男子的政治立场后，“鸡毛秀”被停播。想一想中国刑法中的诽谤烈士罪吧。

特朗普上周五说，对其政府进行负面报道的新闻记者违反了法律。“他们把一个伟大的故事说成坏故事，”他说。“你看，我认为那真的是违法。”想一想习近平对新闻报道必须牢牢坚持正面宣传的指示吧。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许多人从坎摩尔被停职这件事上感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东西。“特朗普是在中国受的训练吗？”有人在微博上评论道。“美国越来越像一个独裁政权了，”还有人在官媒新华社发的一个微信视频下写道。

中国政府的审查者们通常会在美国的负面新闻下给公众留下更多的表达空间，目的是帮助宣传中国正在崛起、美国正在衰落的叙事。

美国离一党专制还很远。但中国的例子表明，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和随后的自我审查，可以逐步实现全面控制。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中国文学和电影的教授白睿文(Michael Berry)将这个过程与电围栏如何挡住羊做比较：羊只需要被电击一两次，就永远不会再靠近围栏。这就是中国自我审查的运作方式，他说，“现在似乎类似的事情正在这里发生。”

白睿文说，为避免麻烦而保持沉默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他担心，随着人们意识到为避免不良后果而需要谨慎行事，这一策略将在美国深入人心。

曾任记者的张文敏说，看到像美国广播公司及其母公司迪士尼这样的美国机构在政治压力下屈服，她感到不安。她说，她和她的中国朋友们以前曾责备自己没有更大胆地抵抗中国政府。“我从没想像过美国人会这么驯服，”她说。“相比之下，我们其实相当勇敢。”

一个新的流行语正在席卷中国社交媒体：经济上行期的美。

通过小红书和抖音等应用程序，人们用大胆的着装照片、欢快的歌曲和复古电视广告重温2000年代和2010年代初的记忆，这些元素以不同方式唤醒了那个在中国处处跃动着乐观主义的时代。

“那时的音乐洋溢着蓬勃活力，充满了未来只会越来越好的感觉，”一位中年男子在小红书的视频中说，“而如今的歌词开头都是‘我们都在努力活着’。”

也有人怀念起过去的时尚。“20年前我上大学时，穿的是吊带衫和热裤。”一名小红书用户在“#经济上行的美”标签下写道。“现在的学生穿得更像修女，总是裹在宽大的衣服里。”

在这个标签下，20年前踏入职场的中国人炫耀自己曾经同时收到多个工作机会，年终奖金丰厚。年轻用户则发出阵阵惊叹，追忆他们的童年时代，那会儿的中国更有活力、更温暖，充满了可能性。

这个流行语折射出人们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怀念，对很多人来说，那时的乐观几乎是一种本能。它同时也成为当下社会心态的注脚，尤其道出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心声——他们正面临着经济放缓、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和愈发严苛的社会管控。

“或许我们怀念的不是某个特定的‘黄金年代’，而是那种‘相信未来可期’的勇气，”《经济上行的美有多野？从前跳槽涨薪30%，现在考公卷成麻花》一文的编者按写道。

据数据公司新榜统计，“千禧年”、“中式梦核”、“经济上行的美”等怀旧主题标签在中国互联网已获得超百亿次的浏览量。在短视频平台抖音上，“用穿搭演绎经济上行的美”这一标签内容的播放量已突破2.1亿次。

中国的经济上行期通常以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为起点。那是一个充满创业活力、生活水平持续提升、职业机遇层出不穷的时代。热门歌曲《明天会更好》和热播电视剧《奋斗》的名字都恰如其分地捕捉了当时的社会氛围。

那种乐观主义不仅是一种憧憬，更像是一种理性判断。当时许多人相信，只要足够努力，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如果说那些年鼓励冒险精神，那么当下的环境则趋向谨慎。曾经被视为乏味的公务员职位如今正主导着年轻人的择业话题，他们希望在日益萎缩的就业市场里谋得一份稳定的职业。

另一款热门社交应用小红书上的一个滑动图文帖对比了两个时代：当年是轻松的浪漫喜剧与欢快的广告，如今则是沉重的电视剧和疗愈系广告，反映出压力重重的社会现实。

时尚变迁也在讲述着同样的故事。新世纪之初，年轻女性偏爱吊带衫、热裤和正红色口红。如今流行的装扮却是宽松而遮掩的风格：长裙、遮阳帽和防紫外线的防晒帽衫。“仿佛她们正将自己与更严酷的世界隔离开来，”小红书上另一篇帖文写道。

“经济上行期的美”这个网络米姆是Z世代幻灭情绪下最新的反文化表达。他们逐渐意识到，这一代人可能是半个世纪以来首个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超越父母辈生活水平的群体。

过去五年里，这种安静的抵抗以多种形式呈现。

它始于“躺平”，也就是拒绝加入激烈的竞争。一些人选择“润学”，即移民他乡寻求自由与更光明的未来。还有人自称“最后一代”，发誓不生孩子。另一些人则拥抱“摆烂”的态度，放弃艰难的目标，不为不确定的回报苦苦拼搏。为了表明自己毫不在乎职业前景，很多年轻人甚至穿着“恶心穿搭”上班。

如今，他们的关注点转向追捧经济上行期的美，这本身就暗含对当下的批评。

年轻人的不满情绪令各国政府都感到担忧。上周在尼泊尔，Z世代因腐败和不平等问题举行抗议，迫使总理下台。而在中国，2022年底“白纸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大学生和年轻的上班族，这场抗议推动了严苛的“清零”政策的结束。

北京对即使是最微妙的抵抗也保持着警惕。2022年，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责备年轻人的“躺平”心态。2023年，当五分之一的中国年轻人失业时，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号召他们要学会“吃苦”。

到目前为止，当局似乎允许这种对经济上行年代的怀念在网上传播，也许他们乐于给年轻一代注入一些乐观的能量。但对Z世代来说，怀念过去比乐观面对当下要容易得多。

34岁的魏（音）在广西南部的一个小镇长大，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所处的是一个流光溢彩的年代。他有一个手机挂件，每次来电时它都会像魔杖一样亮起来。“人们想要发光，因为他们想要被看到，”他说。“被看到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由于担心遭到政府报复，魏要求只使用他的姓氏，如今，他在一家建筑公司担任工程师，他称这是一个“夕阳行业”，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住房——早已严重过度建设。他单身，没有要孩子的计划，他对自己曾经设想的人生已不抱希望。他说，随着他发现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越来越难，他的乐观情绪已经消失了。

25岁的北京人科拉珍藏着童年记忆：2010年代初放学后，她会与街头小吃摊主聊天。“他们只是为了谋生，但每个人都洋溢着满足感，”她说。

那些小吃摊早已消失无踪，它们在市政府所谓的美化市容、清理“低端人口”行动中遭到取缔。她说，这些曾承载着人们梦想、生计、汗水与情感的地方，最终变成了草坪。

科拉要求不要透露她的姓。2022年，她移民加拿大，放弃了在北京的摩天大楼里工作的梦想。

29岁的威尔·于（音）从小崇拜中国的科技公司。他沉迷于那些高薪、海外度假和五星级大厨掌勺员工餐的故事。当他在2021年入职上海的一家大公司担任交互设计师时，这些福利早已不复存在。他长时间加班，完成一个又一个促销设计。他感到自己在职业发展上几乎没有什么希望。

两年后，他辞职去了德国。相较之下，他深感中国的社会保障和法律保护多么有限。

“我们这一代人把增长误认为是进步，”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公平、自由，以及对每个人的尊重。”

作为一名同性恋者，他曾相信金钱可以帮助自己突破社会与政治上的限制，直到亲眼目睹政府对LGBTQ群体的打压。

“每个人都在争抢泰坦尼克号上的头等舱席位，”于说，“却很少有人停下来问一问，这艘船究竟要驶向何方。”

在中国举行盛大阅兵前夕，一名活动人士在一个人口3000万的城市进行了一场兼具抗议与行为艺术的活动，证明了即使在世界上监控最严密的国家之一，反抗依然可以出现并得以存续。

上周五晚上10点，重庆一栋建筑上的巨大投影点亮了夜空，显示着要求结束共产党统治的标语。其中一条写着“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另一条宣称：“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

警方花了50分钟才找到投影来源——附近的一家酒店——并将其关闭。在中国，此类抗议通常到此为止。但这次并非如此。几个小时后，这名活动人士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五名警察进入酒店房间，冲到窗前，发现投影仪藏在半掩的窗帘后面。四名警察忙着关闭设备时，另一名警察惊讶地指着对准他们的监控摄像头。

第二天，策划此事件的戚洪发布了一张监控画面，显示警察在他家的村屋门前盘问他年老体弱、佝偻的母亲。

这一行为既是抗议，也是表演，并被实时记录了下来。通过投影和摄像头进行的抗议将凝视的目光调转，使国家成为了被审视的对象。这些视觉资料组合在一起，宛如嘲弄共产党安全机构的行为艺术。

当警察到达时，戚洪已于九天前带着妻子和女儿离开了中国。他在英国远程开启了投影，并记录下警方的反应。

技术强化了中国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戚洪展示了同样的工具也能实现抵抗。

李颖称此举是对当局的"沉重打击"——为保障周三阅兵前不出事，当局投入了巨大资源维稳。"他的行动表明，中共的控制并非天衣无缝。我们并非什么都做不了，"他说。

戚洪说，他从未想过自己的行为是艺术，甚至是勇敢行为。

“我唯一的意图是表达自己，”他在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诉我。“党安装监控摄像头来监视我们。我想我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监视他们。”

许多网民称他为英雄并表达感谢。一些评论者说，戚洪在运用科技手段的独创性启发了他们。

对中国政府来说，模仿效应或许才是最让其头痛之处。中国经济正经历长达数年的放缓，许多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和专业人士都在为找工作发愁。博主李颖表示，今年向他发送抗议视频的人比前两年多得多。

戚洪坚称自己并不勇敢。他轻声细语地说，他觉得有必要分享自己的想法，并敦促更多中国人看清他所说的共产党统治的残酷和荒谬。

戚洪1982年出生于重庆附近的一个山村，在贫困中长大。16岁时，他辍学加入了涌向中国繁荣城市寻找工作的农民工大军。但他说，由于当时没有所需的暂住证，他曾在广东和北京多次遭警察拘留、殴打，其中一次长达20多天。他说，这段经历让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开当局。

他先后在工厂、环卫和销售等行业工作。2006年，他开始在淘宝上销售廉价商品，命运由此出现转机。几年的时间，他结婚并在北京买下了一套不大的公寓。

但在2013年，由于心绪不安并受到佛教吸引，他关闭了网店，带着家人搬到北京郊外的一个村庄，经营一个小快递代收点。到2021年，随着大女儿即将进入初中，一家人回到了重庆。

在那里，戚洪做了一名电工，政治意识也日益增强。他对女儿教科书中的宣传、政府煽动民族主义和压制言论自由感到愤怒。“我对政府不满，但不敢说出来，”他说。

他转而从阅读中寻找答案。他读了《1984》、《动物农场》和《美丽新世界》。“让我恐惧的是，他们至今仍用同样的方式统治我们，”他说。

他在微信的发帖变得更加尖锐。在2022年天安门大屠杀33周年之际，他写道：“追求光明是每个有思想的人都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智慧之光，文明之光，人性之光，民主之光。”他对2024年的新年愿望很简单：“愿每个人都免于恐惧。”

今年5月，他发了一条自己以为一定会导致微信号被封的帖子：“我们要民主，不要独裁！”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但对他来说，这些话是一个转折点。

到7月，随着习近平计划阅兵的消息传出，戚洪决定，是时候行动了。

他考察了多个地点，最后选择了重庆大学区的一个繁华地段。8月10日，他入住一家酒店，用了10天时间在附近的一栋高楼上练习激光投影，并准备好要投射到夜空中的标语。为了测试，他先投射了“身体健康”“开心快乐”之类的无害词句。然后，他带着家人离开了中国。

8月29日，他远程开启了投影仪。他将标语和警察搜查的视频剪辑在一起，分享给李颖等有影响力的网络人士，随后看到它们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开来。

政府进行了反击。警方拘留了他的一个兄弟和一位朋友，并在他母亲家门外审问她。除了妻女，他没有把计划告诉任何人。重庆警方没有回应我的置评请求。

戚洪说，网络上的反应让他感到震惊，他也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

无论美国人如何看自己的政治，美国仍是公开运作的。最有权势的政客与最富有的商人闹翻时，公众看到了完整的场面：社交媒体上的尖刻言论和演讲中的相互抨击。

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中国人至今仍不知道为什么前国家主席胡锦涛突然被带离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会场，也不知道前总理李克强在2023年68岁去世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1971年逃离中国时坠机身亡，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仍不知道完整真相。

这种神秘不透明催生了一个所谓“中南海听床师”的小众行业——中文社区的网络评论员们从谣言和转瞬即逝的线索中揣摩政治风向。他们在YouTube上发视频，剖析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步态、面色或在媒体上露面的情况，这些视频能在中国互联网防火大墙外吸引数百万的观看量。

这个夏天，“听床师”们颇为忙碌。习近平今年清洗了一批军政要员，而这些人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听床师”们杜撰出习近平下台的时间表，杜撰出习近平阵营与党内元老阵营之间的一次激烈会议，甚至还拿出了军队推翻习近平统治的秘密计划。一些美国人的声音也加入进来：包括一名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人，一名前外交官，以及华盛顿的一些智库，他们暗示习近平的权力结构出现了裂痕。政治风险咨询公司和投资基金也急不可待地向客户们报告：为什么习近平正在这样做？这是他强大还是弱势的信号？

中国政治仍是一个黑箱，可靠的观察家们大都不愿被视为沉迷于谣言。但提出这些疑问本身是正当合理的。它们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习近平的清洗延续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传统，用以管束精英阶层、巩固个人的绝对权威。习近平12年前登上了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他发起的清洗运动凸显了管理一个庞大体系的难度，即便对于一位看似拥有绝对权力的领导人来说也是如此。极速运转的谣言工厂也许是习近平与中共精英阶层关系日益紧张的一个症状。

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从肉体上消灭了苏共中央委员会70%的成员，以及1934年苏共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的一半以上，还有大批军事领导人遭处决。

“这是共产主义最惊人的一点，它会处决自己的忠实信徒，”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科特金说，他计划写三卷《斯大林传》，前两卷已经出版。 “那些对忠诚毫不动摇的人仍然会因为政权的偏执和阵发性狂热而成为打击目标。”

近一个世纪后，习近平搞的运动既没有那么血腥，涉及范围也没有那么大，但仍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整肃。毛泽东的“文革”使他的大多数高级副手靠边站或被打倒，包括邓小平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据中国官方统计，中共2024年处分了88.9万名党员，其中包括73名省部级以上干部。据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吴国光估计，自2022年底以来，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约10%的成员已被清洗、靠边站，或在重要会议上明显缺席。

军队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据詹姆斯敦基金会，自2023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军工企业至少有45名官员被免职。两名国防部长曾在2024年的同一天被指控腐败、对习近平不忠诚。

这一切都发生在习近平2022年获得第三个任期、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在领导层之后。他为什么停不下来呢？

偏执是主要的驱动力。胡佛研究所的科特金表示，在威权主义政权中，控制军队和安全部队至关重要，但即使是忠诚者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和裙带网络，这给领导人带来风险。与其他强人一样，习近平面临着控制一个庞大体系的巨大挑战，只靠自己的亲信远远不够，科特金说。习近平不得不用改组、清洗、让官员们互相告密，以及操纵对立等手段来应对。

“我的观点不是说习近平陷入了困境，”科特金说。而是任何人管理如此庞大的体系都很困难。

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在斯大林、毛泽东，以及现在的习近平身上看到了一种反复出现的现象：治理失败和权力进一步集中，然后是清洗。斯大林的大清洗发生在一场可怕的饥荒之后，而正是他的政策导致了那场饥荒。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大饥荒之后，而那场大饥荒也是毛泽东灾难性决策的后果。习近平当前的运动发生在“新冠清零”政策失败、倒退的经济措施，以及有争议的外交政策措施之后。

“高度集中的权力与治理灾难之间有一种螺旋式的、相互强化的关系，”吴国光说。“治理失败与独裁者进一步巩固权力的关键纽带是清洗。”

换句话说，治理越糟糕，清洗就越严厉；清洗越严厉，控制就越紧。吴国光将这种循环称为“斯大林逻辑”。

斯大林的统治与习近平的统治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在斯大林的统治下，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出于恐惧和信念，认为他在保卫国家、维护共产主义事业。对毛泽东的统治也可以这样说，但对习近平可能并非如此。

没有人预测习近平的统治将终止。但关于他对权力控制的猜测也许是他与中共精英阶层的紧张关系加剧的迹象。

中央党校退休教授、现已成为共产党批评者的蔡霞表示，中共精英们容忍了习近平通过反腐巩固权力，修改宪法取消任期限制，打击民营经济这些做法。她说，他们保持沉默是因为习近平没有触及他们的特权。

但习近平现在的清洗，加上中国经济的问题，正在更直接地影响到他们。“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党内精英阶层认为，垮台的不只是习近平，而是中共本身，”蔡霞说。

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习近平可能还能统治一二十年，但前提是他能维持中共领导层对他的忠诚。“这个政权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精英阶层开始产生疑虑的时候，”科特金说。

美国中央情报局看到了它正在试图加以利用的潜在裂痕。中情局已在今年5月发了两段面向中国官员的普通话招聘视频。

“在党内，我一边往上升，一边看着比我职位高的人一个个被弃如敝履，”视频中，一名虚构的党内官员这样说。“但现在，我意识到我的命运和他们同样的岌岌可危。”

招聘并不是视频传递的真正要点。美国政府正在试图传递一个信息：它认为中共精英阶层内部存在不满。

不清楚习近平的清洗运动效果如何，但目前还看不到运动的尽头。

“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模式，与他的前两任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期间受中共精英阶层青睐的裙带资本主义模式有冲突，”斯坦福大学的吴国光说。

他补充说：“这不是习近平用撤换一千、两千，甚至一万名干部就能轻易解决的冲突。”

中国是一个储蓄大国。中国政府希望民众多消费、少储蓄。为了将经济从持续四年的低迷中拯救出来，政府还希望民众承担更多债务。

然而，许多中国消费者依然心存顾虑。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当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出现债务违约。

从2021年到2024年，由于人们对房价大幅下跌感到担忧害怕，纷纷将钱存入银行，中国居民储蓄总额增长了50%。同期，家庭无力偿还的贷款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陷入这种循环的人形形色色，有工厂工人，有年轻职场人士，还有零工经济从业者。他们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生活在对违约的恐惧、讨债电话和巨大的羞耻感中。

我采访的一位27岁的上海科技行业从业者表示，他经常从一个在线消费金融应用程序借钱来偿还欠另一个应用程序的资金。他说焦虑感令人窒息。“陷入了一个网贷是越积累越多的循环，”他说。他要求我只使用他的姓——夏。由于担心政府的报复，我采访的另外三人也要求匿名。

中国经济出现日益扩大的分化。条件较好的人为不时之需储蓄更多。条件较差的人别无选择，只能背负债务。

中国人民银行最近一个季度对全国50个城市的2万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悲观。他们对就业保障的看法已跌至历史最低点。他们的消费意愿也降至新冠疫情高峰以来的最低水平。

研究咨询公司龙洲经讯的数据显示，去年估计有2500万至3400万人拖欠个人贷款，是2019年的两倍。如果算上逾期但尚未违约的贷款，风险借款人的数量则膨胀至6100万至8300万。这相当于15岁及以上总人口的5%至7%。

与美国一样，违约在中国会破坏个人信用记录，使人们无法在未来借款，并严重限制他们的向上流动空间。但由于中国缺乏正式的破产制度来允许个人清除债务，导致后果愈发严重。

对于许多负债累累的个体来说，借更多贷款是为了生存，而非消费。

上海的科技从业者夏先生表示，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通过支付宝的花呗服务借小额款项来支付基本开销。2019年毕业后，他的债务激增，最高时超过了5万元——如果他有稳定的工作，这个金额本可以应付。但他说，毕业以来有一半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史宗瀚表示：“在中国，从网络上获得消费贷款很容易，可能比其他许多国家都容易。”

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它们都设有贷款平台。这些平台与国有银行合作，由于房地产崩盘冲击了银行业务，国有银行急于向消费者放贷。在线贷款的利率通常高于信用卡，而在中国，在线支付的使用范围也远广于信用卡。

互联网上的贷款邀约无处不在。在外卖应用上下单时，用户会被询问是否需要贷款支付餐费。

夏先生表示，获取贷款通常只需提供基本的身份和就业信息，资金几乎能即时到账。

尽管从2018年起就负债，夏先生却对利息或信用评分的运作机制知之甚少。我采访的四位借款人中，没有一个能说出自己贷款的利率或服务费。

但他们都表示自己存在焦虑、抑郁或失眠问题。其中一位是重庆的26岁外卖员，他在凌晨4点给我发邮件，说自己压力大得睡不着。

这位只透露自己姓邵的男子说，他于6月10日错过了贷款还款期。第二天上午9点，催收人员就开始不停地打电话。

“就是恐吓你、侮辱你，”他说，他们的核心目的就是搞你的心态，就是让你承受不住压力，然后自己去想办法，无论去别的平台借也好，去找亲戚朋友借也好，得让我把这个钱还上。”

他事先在网上论坛了解了其他类似遭遇者的经历，也和在催收公司工作的朋友聊过，有了些心理准备。但即便如此，压力还是难以承受。

邵先生还没经历过许多人认为最糟糕的事：公开羞辱。催收人员会开始拨打借款人手机通讯录里的家人和朋友电话，这种策略原则上是被禁止的，但仍被广泛使用。

许多借款人在债务违约前很久就已感受到这种羞耻。社会价值观在发生转变，但经历过艰难岁月的中国老一辈人，往往对年轻人严厉评判。

一位女企业家听完我关于这个话题的中文播客后，给我发了一条长消息，其中说：“我们中国人勤俭节约的美德到哪儿去了？”

但也有人反对将责任归咎于借款人，认为问题出在中国的信用体系。

“放贷机制就是个甜蜜陷阱，”一位播客听众评论道，“专门设计用来在普通人最脆弱的时候套住他们。”

另一条评论用了一个中国成语，将政府推动消费贷款比作“饮鸩止渴”，认为这无法解决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经济困境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只是通过鼓励透支未来来拖延不可避免的问题。

政策制定者已提出诸如“信用修复”计划等提案，帮助违约者重新获得贷款资格，但分析人士称，这些计划可能需要时间才能建立。当局还规定，债务催收机构每天对每位债务人最多只能拨打三次电话，并禁止在非工作时间打电话。然而，针对催收人员的投诉仍在激增，这表明执行力度薄弱。

而且，中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几乎没有债务免除的途径。贷款违约可能会留下永久的污点。

因消费债务产生的绝望感普遍存在。

在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一个名为“戒社”的账号就像债务人的线上互助会。直播时，这位30岁的主播会朗读那些自称沉迷网络借贷者的忏悔。他最重要的建议是：告诉父母，立即寻求帮助。

该账号有超过100万粉丝。在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一个呼吁所有网络借贷者观看这些视频的话题标签已获得1.7亿次浏览，有超过7万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