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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水瓶纪元｜街采外卖员：社保新策遇冷，他们的烦恼和困境

2025年4月，京东、美团等外卖平台的商战大戏演得火热。其中，是否给外卖员缴纳五险一金的问题引发讨论。

此外，中国社保新规实施也惹争议，微信公众号“水瓶纪元”发布调查报道，展示外卖员们普遍不愿缴纳社保的本质问题。微信公众号“食通社Foodthink”转载版本遭到删除。

CDT编辑注：“水瓶纪元”公众号原文目前仍可查看，“食通社Foodthink”转载版本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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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道：

当骑手权益维护力度成为商战的筹码，骑手实际能受惠多少？3月中下旬，水瓶纪元在广州街头随机与十余位外卖骑手进行交流。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几乎无人因社保新策感到欣喜，大多数人的社保处于停缴状态，也无人主动询问平台的承诺是否已落地。他们更在意的是：有没有单派、账号是否“养废了”、这个月够不够钱寄回家。

[…]外卖员没有底薪，计单结算工资。“去年七块五的单价今年降到了六块多”以后，江新现在一个月收入五千多。他三十多了，没结婚，而收入只够自己花，“真要到结婚养孩子那一刻，你拿不出钱，一想起这个，你就睡不着觉”。李彬父母在老家种地，他是家里的老大，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在外打工，妹妹则在上高中。刨去租房吃喝，每月剩一千，要么攒着要么寄回家。

唐泽权说出了很多外卖员的心声。他发布视频称，对专送、“乐跑”等“以平台为生的”全职骑手而言，一个月匀出几百元交社保的个人缴纳部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负担。他更希望的是，平台能承担更大的社保缴纳比例，降低骑手缴纳负担，让认真跑单的骑手能愿意交社保。这则视频迅速登上了抖音的热度榜单。

[…]陈国江是 “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的组建者，也被称为“盟主”。联盟把零散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外卖员们集结起来，吸引了一万四千多名骑手加入，曾经拥有十几个微信群，组织过骑手大规模聚餐，也为骑手们提供法律援助和生活帮助，几乎扮演着“独立工会”_（注：“独立工会”指由工人或员工自愿组成的组织，旨在维护和促进成员的权益。）_的角色。

他表示，从他的亲身体验和与其他外卖员的交流来看，大多数人不愿意自己掏一半的钱买社保，乃至不愿意让平台缴纳社保——钱从哪里来呢？大家担忧成本最终仍然分摊到骑手身上。在他看来，由于入职门槛低、缺乏职业发展前景，外卖员们不会把送外卖当成一个终身职业，且在劳动者权益保护执行不力的情况下，换去别的工作企业，企业主也未必会依法缴纳社保，这样在送外卖时交的社保也会打水漂。

陈国江认为，绝大部分外卖员的核心诉求不是社保，而是单价不能一降再降。此外，骑手和平台缺乏对等的谈判地位。“被处罚的骑手申诉被驳回、随意封号、专送骑手被克扣工资等，一系列不合理的情况应该引入第三方或者政府部门的监督和审核。毕竟这么大的群体，不能你自己发骑手的钱，骑手申诉了，还是你自己审核。你不能自己又当警察，还当法官，这是不合理的。”

二、又是一起远洋捕捞｜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琳、副检察长王晓林、检察官朱佳琳拒不履行检查监督职责

9月22日，北京恒万教培案家属通过微信公众号“又是一起远洋捕捞”发布对上海市宝山区检察院的控告信，信中控诉检察院拒不履行检察监督职能，同时控诉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远洋捕捞、虚假立案等行为。

但该控告信很快便被删除。

信中写道：

2022年7月起，吴少伟等人在北京市顺义区经营恒万建工（北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恒万公司），从事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国家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工作。公司主要经营模式为，在百度平台投放广告，有证书报考需求的客户留下个人信息后，由北京螳螂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数据，供公司员工给有意向报考客户拨打电话进行课程内容介绍，并为报名客户提供合同、书籍及课程服务。

上海市公安局于2023年开展聚焦打击“‘证书挂靠’类招工诈骗案”的“砺剑2023”专项行动，上海公安在上述专项行动指导下，将多家教培企业相关人员认定为诈骗并进行刑事追诉。2023年6月29日，在没有北京公安配合的情况下，宝山公安异地对位于北京的吴少伟等人进行抓捕。2024年1月，侦查机关将上述71名犯罪嫌疑人，移送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朱佳琳检察官担任公诉人。但是，朱佳琳检察官根据审计报告，认定涉案诈骗金额1790万余元，但至今未列明被害人，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不通知被害人参与诉讼，显然不打算把钱款发还给所谓“被害人”。

在案接报回执、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均显示，宝山公安于2023 年 6 月 20 日接到匿名举报，但上述接报回执未附任何该报案人提供的报案材料和证据。该接报回执称，“我局在工作中发现……现已查明涉案金额约 40 万元，嫌疑人在北京作案”。按平均学费5000 元/人计算，2023 年 6 月 20 日立案之前，宝山公安应当至少收集到80 人的报案材料。但是，在案现有报案材料中，最早的报案时间却为 6 月 27 日。诉讼中，辩护人指出报案材料系虚假时，公诉人改口称是在“工作中发现”。案发前，恒万公司3000多名学员没有一人向北京市政府部门投诉被骗，也无一人提起民事诉讼，更无一人向北京市公安报案被骗的情况下，远在千里之外的宝山公安以所谓的工作中发现，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一个案件连程序都不能保证公正，如何让我们老百姓去相信这个案件结果的公正。请立案调查徇私枉法的相关人员。

此外，前述专项行动结束后，对于位于山东明确在合同中约定挂靠事项的教培机构，宝山公安以不具备管辖权不予立案。而恒万公司在学员缴纳课程费用前，均向学员出示课程培训服务合同，该合同系北京市人社局公示的示范文本，不包括任何兼职挂靠事项。

综上，公诉人朱佳琳明知本案系宝山公安为完成相关业绩指标开展的远洋捕捞行为，仍拒不纠正，更在讯问过程中直接复制粘贴侦查机关的笔录，公诉人朱佳琳滥用职权，涉嫌伪造证据，侦查人员编造有罪证据，隐匿无罪证据涉嫌渎职犯罪，望依法依规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读宋史的赵大胖｜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9月18日刚刚过去，因“九一八事变”，该日被中共长期宣传为“国耻日”。2022年9月18日，新冠疫情期间，贵州转运大巴侧翻事件发生后，“9·18”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中国国耻日。

在贵州转运大巴侧翻事件三周年之际，中国数字时代回顾并整理了当年的相关被删文章，并发布汇总，以纪念这一事件。

其中，微信公众号“读宋史的赵大胖”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作者以评论宋史，借古讽今道：

道君皇帝要修艮岳
开封府在拆民房腾地方
有些人都被赶出城了
还好我在江南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艮岳要养梅花鹿
两淮的官府在让百姓捕鹿
捕不到的就要受罚
还好我在两浙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道君皇帝还喜欢奇石
听说官府在苏杭到处收集
看上谁家的就直接拉走
还好我在明州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朝廷成立了花石纲
要征用大船送奇石去开封
家里有大船的都被拖走了
还好我家没大船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杭州的奇石被搜集得差不多了
现在已经越过钱塘江来越州了
越州老友家的太湖石被搬走了
还好我在明州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明州的官府已经发布告了
说不交奇石就要上门搜查
我邻居家已经被搜了
还好我家没有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邻居家的大奇石运不出门
官府把他家和我家都拆了
我邻居反抗被抓去当纤夫了
还好我没有反抗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花石纲越来越多纤夫不够了
官府也把我抓过去了
我看见路上有不听话挨打的
还好我听话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我们沿着运河一路北上
天越来越冷都下雪了
已经有好几个同伴冻死了
还好我活着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终于我也扛不住了
我又冷又饿还挨打了
我马上就要死了
如果下辈子也要人拉花石纲
应该不会轮到我吧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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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天下刑辩｜旁听权不容非法剥夺

9月10日上午，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门口，笔名为“青岛天光云影”的青岛公民吴云鹏在旁听一场公开审理的涉黑案件后，被法院人员带走，并移交管城警方。

11日，河南警方称吴云鹏因发布的旁听内容不属实，对他处以治安拘留5日处罚。

对该事件，关注法律议题的微信公众号“天下刑辩”发布文章，质疑郑州警方做法。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从有关信息来看，很多法律人士猜测，系吴云鹏的旁听记内容刺激了当地警方，才有了此次行动。
[…] 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审理实行公开审理原则，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公开审理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将案件审理过程向社会公开的司法审判制度，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法应予公开审理的案件允许公民持有效证件旁听，并通过电视、互联网直播等方式公开庭审实况，但需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除非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及法律特殊规定的案件不得公开审理，离婚和商业秘密案件经当事人申请也可不公开。所有案件的判决宣告均须公开进行。

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案件应提前公布案由、当事人姓名及开庭时间地点，所有证据需当庭公开并接受质证，证人、鉴定人原则上应出庭作证。

审判公开遵循依法、及时、全面三原则，涵盖立案、庭审、宣判等各环节，包括裁判文书上网公开！

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公开审理的案件就应该允许公民旁听，这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并不得限制旁听人数。

现实中，很多法院采取一些见不得光的措施限制旁听，比如采取限制人数、故意使用小法庭、安排无关人员占座等措施限制旁听，这与公开开庭审理的精神完全相悖，不符合司法公开的要求。
各地法院规划建设时，都有一定的标准和配备，包括法庭数量和面积 。

吴云鹏所旁听的案件，属于公开审理案件，河南法院限制每名家属3名旁听人员数量没有依据，河南警方以此作为传唤理由，太过荒唐。

首先，公开审理的案件，任何公民均可以旁听，旁听人员可以如实记录，并发布有关内容，这是司法公开的应有之意，也是群众参与和监督司法的重要渠道，是知情权的重要内容！

其次，旁听群众记录的内容是否属实，属于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目前法院正在按照法律程序审理案件，没有做出生效判决，法院会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认定。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旁听记录“不实”就可以改变判决认定。

管城警方作为侦查单位，其侦查的合法性正在接受法院审判，无权认定旁听记内容是否属实。即使不属实，也不是侦查单位可以随意立案处罚，理应遵守回避原则，避免打击报复的嫌疑。

二、李宇琛｜郑州多名律师出庭激辩“公安抢管辖权”，法院带走记录此说法的旁听人员交给警方

微信公众号作者李宇琛也发布文章关注该事件，这篇文章也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2025年9月10日上午10时，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门口，来自青岛的公民吴云鹏，在旁听一场公开审理的涉黑案后，被法院人员带走，失联。

他是一个职业旁听人，笔名“青岛天光云影”。他习惯于用文字记录法庭内外的一切，并在一个叫“旁听士”的公众号上发表。

这一次，他被带走，也是因为文字。

他发了两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极具预言性：

《郑州市公安局抢来的黑社会》

[…]

2025年9月10日，他被带走。据后来一位律师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的说法是：

吴云鹏文章的标题《抢来的案件》，让公安局特别生气。

故事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

郑州市公安局，因为一篇指控他们“抢”案子的文章而感到愤怒，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抢，他们决定：

把写这篇文章的人也抢了。

被郑州警方从法庭外抢走的吴云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的公众号旁听士上，他留下了自己行动的轨迹。他不是一个空谈理论的文人，而是一个用双脚和笔杆，一次次冲撞司法程序顽疾的行动者。

他似乎把自己看作是法律共同体的一个哨兵。

[…]

他关注的，常常是那些决定案件走向，却又极易被公众忽略的程序问题。

[…]

2025年9月10日，庭审休庭：

吴云鹏走出法庭，随即被几名法院人员围住，带走。

整个过程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有现场目击者称，他被强行带离：

随后，失联。

近24小时后，消息才逐渐清晰。家属接到他的电话，说自己被带到了郑州市的一个派出所，但没能说出具体是哪个所。

[…]

有时候，最颠覆的行动，不是去违法，而是去记录。最让一个系统恐惧的，不是钻法律空子的罪犯，而是那个坐在后排，带着笔和眼睛的普通人。

当公开二字，成了一个只许观看、不许记录的陷阱时，那支笔、那个键盘、那双眼睛，便成了比凶器更危险的存在。因为它们讲述的，是一个他们不愿被听到的版本。

三、凤凰网｜总理辞职、政府大楼被烧……尼泊尔发生了什么？

尼泊尔“Z世代革命”爆发后，凤凰文于9月9日在观察者网发布文章《总理辞职、政府大楼被烧……尼泊尔发生了什么？》，随后在多个网络平台同步发表。然而，该文中提及的社交媒体禁令、政府腐败、抗议示威等明显不是中共想让百姓读到的内容。因此，该文很快便遭到全网删除。同时，各家媒体也陆续删除了大量涉及尼泊尔“Z世代革命”的文章。

在这一篇文章中，作者写道：

除了作为直接导火索的社交媒体禁令之外，此次席卷尼泊尔的抗议也与贪腐和裙带关系问题有关。（河北经贸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主任）张树彬告诉观察者网，示威的主要内容，是抗议尼泊尔政府高官贪腐及其子女的奢华生活。

BBC称，在尼泊尔国内，富有政客和有权势人物的孩子被称为“Nepo Kids”，这一群体时常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财产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引起许多尼泊尔民众的不满。抗议者认为，这些群体的财富和特权反映出尼泊尔严重的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

一名尼泊尔的TikTok用户说：“Nepo Kids在社交媒体上炫耀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从不解释钱从哪里来。”

与此同时，尼泊尔的经济停滞，使得该国年轻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尼泊尔15-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为20.8%。尼泊尔约33.1%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侨汇，这一数字在过去三十年中稳步上升。

尼泊尔前外交部长纳拉扬·普拉卡什·萨乌德承认，引发这场抗议的腐败和裙带关系问题确实困扰着尼泊尔社会，“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尼泊尔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他认为，“应该根据法律、宪法并通过完成法律程序来解决”。

张树彬表示，示威青年出现伤亡，激发了更大的怒火。今天示威者不顾宵禁，冲破警察的障碍，攻入尼泊尔政府驻地狮子宫，还将总统鲍德尔、总理奥利、大会党主席德乌帕、内政部长及下令关闭社交媒体的信息部长的家焚毁。尼泊尔前总理普拉昌达的住处也被示威者投掷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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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多看看新闻，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其中一些事情，可以起到一个“警告”的作用。

毕竟如果你没看到过这些事情，说不定就会触犯法律，到时候，等待在前面的就是牢狱之灾了。今天说3个小新闻，大家看完一定要时刻警惕，千万别栽了。

第一个事情，是一名女教师，在两个3人的微信群里聊“某教师卖淫的不实信息”，被行拘。我查了一下媒体的报道，上面称和这位女教师聊天的闺蜜，也被拘留。

真是倒血霉了。

那么这个“拘留”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呢？

我询问了一下专业人士，可以明确告诉各位：法理上是完全站得住的。也就是说，即便这名女子不服处罚，将公安局告上了法庭，大概率也不会有任何作用。

这是“无解”的。别看只是“3人小群”，只是“父母、闺蜜”，都没用。

因此要建议大家，有些事别杠，也别去瞎说，保护好自己。

至于为什么看到这种消息内心会有点“怪怪的感觉”，这应该是个言论自由的问题。换句话讲：感到“怪”的，是感到“太严了点”，让人害怕：被拘留的女子当然有错在先，但这个错是否需要直接到用公权力拘留的程度？

其实可以行拘，也可以“追究民事责任”。

也就是说，谁被抹黑污蔑的，谁就去起诉民事赔偿。如果是在西方国家，这种事较少动用警方，除非造成巨大的公众影响。并且按照医生、教师这种被污蔑名声后受影响比较大情况来看，民事诉讼的赔偿金会相当可观。

也就是说，怎样处理，是可以摇摆的。

第二件事，也是官方媒体报道的内容，“鹤山发布”发了条视频：拒不开门配合入户排查，最高可处10日拘留，加500元罚款。

是这样吗？

是的！

在几种情况下是有明确法律规定，你不配合，他们就能抓你。比如传染病排查、治安问题、消防安全。如果没那个必要，别杠，杠不赢。尤其是和“传染病”有关，千万别杠，因为弄不好还不只是行拘，并且你起诉也没用。

但是要强调一下，有些入户排查纯属狐假虎威，比如居委会摸底、人口统计，还有什么网格员“调查”之类，居民有权拒绝开门或拒绝配合。如果他们说要拘留你，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吓你，要么是他们不打算遵纪守法了。

这条新闻有意思的是评论区关闭（见上截图），显然是有些网友感到压抑，于是“口不择言”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可能在于“入户的太随意”，这也让人感到害怕。

这么讲吧，有些时候，一个“网格员”就能以防疫的名义往你家里冲，那网格员是个什么身份，有执法证明吗？我们有没有权力拒绝或阻止？

所以在西方国家一般没有“入户排查”这一套，他们要强行进门也行，前提是警察拿到法院签发的搜查令。

第三个事情同样引发了一些争议：内蒙古一地集中采集男性居民血样，录入本地DNA数据库。

可以看到，热评第一条是这样的回复：哪条法规可以采集？

但同样可见，下面有很对反驳的人，认为“采集的好”，甚至大有“你拒绝采集，就是心虚”的发展前景。

可实际上，该热评第一条问的并没有错，哪条法规规定了可以采集？

我没找到具体的条例，警方也没有这个权力。一般来说，公安机关只能在侦查案件时，对嫌疑人、特定关系人依法采集血液、唾液、毛发等生物样本。

这就要一个前提“明确案件需要时”，并且不能“面向所有男性居民普遍采集”。

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也有明确规定，干这个事必须征得本人同意。毕竟DNA这种东西，一旦被滥用，风险极高。

欧美国家也是如此，DNA采样一般只针对刑事嫌疑人，且必须通过法院授权。

所以按理说，法律上缺乏明确依据的事情，人们是可以拒绝的。可现在，又给人一种“无法拒绝”的感觉。一方面，警方以“配合调查、治安排查”要求你去采集，拒绝就可能被贴标签，甚至被骚扰。

而且现实中像评论里那类人是很多的，他们的脑子一根筋：你不是心虚，怕什么呢？

问题是，我也不知道怕什么，可我就是怕啊！而且法律允许我怕！

就像你明知道世界上没有鬼，可扪心自问，自己能做到一点都不怕鬼吗？人类绝无法克制“未知的东西”所产生的恐惧感。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上周五（9月19日）开庭审理公民记者张展“寻衅滋事罪”一案。庭审自上午9点持续至中午1点，法院当庭以“寻衅滋事罪”，宣判张展处有期徒刑四年。这是张展继2020年因武汉疫情报道获刑四年后，再次因同一罪名被判刑。

据现场人士对本台披露，当天法院外戒备严格，道路设有多重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并有警车驻守。大批公安与便衣在场盘查，凡是靠近法院的行人都会被拦下问话。知情人士说：“法院未向家属发放旁听证。张展的母亲在警车‘护送’下被带到法院旁听，却仍无法进入法庭。庭审持续约四小时结束。旁听者称，张展明显比以往消瘦，但精神状态尚可。”

据悉，庭审中，张展的律师张凯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然而，判决文件未当庭公开，律师也未对外发表意见。

广东维权律师刘先生分析说：“张展第一次就是寻衅滋事罪判了四年，这次还是一样。按理说第二次会更重，但依然是四年，说明国际舆论起了一些作用。”

根据网传的张展案起诉书内容，检方指控张展自2018年以来多次因言论受处罚。2019年，她因举伞呼吁“结束一党专政”被行政拘留；2020年赴武汉报道疫情，当年12月被判刑四年。起诉书称，张展出狱后“继续在境外社交平台大量散布虚假讯息，严重损害国家形象，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并将她声援维权人士的行为列为“多次寻衅滋事”的证据。检方建议量刑四至五年，理由是“拒不认罪悔罪，社会危害性较大”。

成都维权人士李先生曾因同罪名获刑。他说：“张展是个有爱心、又勇敢的女性，我们都很敬佩她。她上次出狱时，大家就说她是第二个林昭。现在又被判刑，这是当局在打压她，也是在恐吓所有敢说真话的人。上海公检法这些人不会有好下场。”

上海维权人士王女士指出：“张展不仅是记者，也是一位人权捍卫者。她因为武汉疫情的报道坐过一次牢，现在又被判刑，这是对她个人的惩罚，更是对社会的警告。”

对于张展被判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周五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及此事时回应说：“不了解情况。”拒绝进一步解释。

北京一位学者则分析：“从香港的运动到新冠疫情，再到各类维权事件，任何挑战官方叙事的声音都必须被压制。张展因为成了国际舆论的象征，更容易成为针对目标。”

维权网消息称，开庭当天，多名外国外交官和国际媒体记者被拒之门外，甚至未被告知庭审是否举行。部分维权人士和人权活动者当场被带走，另一些则被限制在家。上海律师彭永和在开庭前一天也遭公安带走数小时。

张展，42岁，陕西咸阳人。曾任上海证券公司高管及执业律师，后因人权倡议被吊销执照。2020年2月，她前往武汉采访疫情并发布视频，当年12月被判刑四年，至2024年5月刑满出狱。出狱后，她仍活跃于社交媒体，声援多名维权人士。2024年8月，她赴甘肃营救维权人士张盼成，当场被捕，11月18日被正式批捕，其间还曾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鉴定，案件于同年12月移送检方。知情者透露，她在看守所多次绝食抗议，并遭强行灌食。

张展案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声明称，张展再次被判刑，是中国新闻自由恶化的最新例证。该组织亚太办事处倡议经理白奥兰在一份关于判决的声明中表示：“张展牺牲了一切，揭露了中国政权的暴行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区主任马丽怡表示：“这是张展第二次因毫无根据的指控而接受审判，这些指控无异于公然迫害她的新闻工作，中国当局必须停止对张展的任意拘留，撤销所有指控，并立即释放她。”

许多评论都指出，张展再度获刑，显示“寻衅滋事”这一口袋罪仍在被当局频繁使用，用以打压异议声音，公共言论空间因此进一步收缩。

© 网络图片

一名22岁的中国留法学生张雅笛（Tara），7月5日返回长沙探亲并至云南朝山，7月30日在云南香格里拉与外界失联。根据“华语青年挺藏会”20日发布的消息，她已被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目前关押在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华语青年挺藏会 ChineseYouthStand4Tibet”发布，张雅笛家属委托的律师未能会见到张雅笛本人，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了律师的会见申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关注组得知，Tara #张雅笛 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于7月31日被刑事拘留，现关押于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We now know that #Tara Zhang Yadi was criminally detained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eperatism” on 31 July , currently held at Changsha National Security Detention Center. pic.twitter.com/YNzXs1Yygq

— Free Tara 释放张雅笛 (@Free_Tara_Yadi) September 19, 2025

根据该会之前的信息，张雅笛@TaraFreesoul返国后一直与亲友保持密切联系，但自7月30日起突然中断。9月16日，人权律师江天勇前往长沙，为张雅笛母亲周女士提供法律协助。但在咖啡厅被三名身份不明人员强行带走，随后才获释。

“华语青年挺藏会”发起人Ginger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该团体目前人数并不多。她自己是一名基督徒，而张雅笛是佛教徒。该团体的介绍词写着：“我们是一群热爱藏文化的中文母语者，心系大藏区的一草一木。我将在这分享藏地的古与今。愿自由之风吹遍图博大地！”

Ginger表示：“有些事我不做就没有人做。”她坦言，海外华人关怀西藏的极少，组织也无经费来源，由于议题过度敏感，从事相关工作甚至会导致失去朋友。该团体的贴文介绍，张雅笛是“白纸青年”，通晓汉、藏、英、法语，积极参与学术与社会议题，致力促进不同族群交流。她曾参与“华语青年挺藏会”编辑工作——这是白纸运动后兴起的华人青年声援西藏的平台，旨在传播藏民族文化、消解民族对立，推动转型正义与和解。

张雅笛长期关注少数民族文化与族群对话，并通过研究与写作促进汉藏理解。

今年六月二日播出的Podcast《西郊密林》专访中，以Tara为名的张雅笛自称“反贼”，并表明自己是一名佛教徒。她回忆，自读书时期便对真相怀有强烈渴望，对于官方宣传并不满意，总想对社会议题追根究底。她认识到中国历史上存在对人权系统性的压迫，特别是看到“六四”镇压的血腥图片集时，感到极度震撼。

🚨【紧急】22岁女留学生 张雅笛 回国失联47天 疑涉“危害国家安全”🚨
📌 张雅笛（22岁，网名 Tara @TaraFreesoul），湖南长沙人，长期在法国学习生活。2025年获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SOAS 人类学硕士奖学金，原计划9月赴英读研。
📌… pic.twitter.com/PKmhWND3M9

— 华语青年挺藏会 ChineseYouthStand4Tibet (@CYS4T) September 16, 2025

张雅笛表示，在疫情期间行动自由受到严格控制，有朋友仅仅因为在朋友圈抱怨频繁核酸检测就被警察约谈。她于2022年秋天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参与白纸运动示威，此后持续关注相关的活动，並加入“华语青年挺藏会。”

“华语青年挺藏会”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张雅笛；公布其现状，确保司法公正，杜绝非人道待遇；停止对其家属的威胁与干预，并保障通讯自由。

据该组织在X平台表示，张雅笛2025年获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人类学硕士奖学金，原计划9月赴英读研。但目前在中国云南被捕，引发海内外关注。

© X “华语青年挺藏会”/RFA制图

9月11日，网传山东青岛人士吴云鹏在河南郑州旁听一刑案，疑因其所发旁听记被警方传唤，引发关注。

据悉，吴云鹏参与旁听的是王某超等人“涉黑”案，日前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辩护人告诉笔者，此次开庭，管城区法院仅分配给被告人家属每家3个旁听名额，吴云鹏参与了9月8日、9日的庭审旁听，并在其个人公众号发了有关旁听记，后于10日上午失联。

该辩护人表示，9月11日上午，有青岛律师收到吴云鹏家属消息，称其已被郑州警方带走。

9月11日下午，多位赶至现场了解案情的律师在管城区公安分局北下街派出所外见到了吴云鹏本人。据现场律师了解，吴云鹏是被管城区法院法警带至管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后者于10日晚间将其案件交由北下街派出所处理。

有关民警告诉现场律师，因吴云鹏所发旁听记部分内容不属实，及冒充被告人家属身份参与旁听，故对其进行传唤。现场视频显示，吴云鹏向现场律师表示，其所写旁听记绝大多数内容为法庭上真实见闻，若警方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决定，其想申请暂缓执行。

11日16时许，现场律师告诉笔者，吴云鹏已被办案人员带至管城区公安分局进行讯问，“（个人判断）疑似作为治安案件处理。”

据多位与吴云鹏相识人士的描述，吴云鹏年近六旬，曾在体制内长期担任工程师，拥有法律职业资格。因热心法律与公共事务，近年来经常前往全国各地参与刑事案件旁听，并在其个人公号“旁听士”发帖记录。“旁听是吃瓜看客，唯有如实报道法庭情况而已。”吴云鹏曾发帖称：“旁听不仅仅是旁听案子本身，隐藏在法律背后的理，更是老百姓关心的。”

图：多位现场律师与吴云鹏见面

对于吴云鹏疑因旁听涉案，多位法律人士公开声援。

北京和颐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军撰文称，旁听记，大多数是对旁听情况的客观记录，可能会有少量的旁听感受。但无论是客观记录还是主观表达，都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畴。“如果吴云鹏只是如实记录旁听的事实，记录他听到的案情，对于公开开庭的案件，这何罪之有？如果吴云鹏在记录旁听实况以外，还对公权力有公开的评价甚至批评，也是完全正当的。”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赵琮亦在其文章中直言，近年来的趋势是，司法公开明显式微，庭审直播流于形式，裁判文书选择性公开，大量案件限制旁听，旁听记成为司法公开为数不多几种方式。“若吴云鹏被带走确与其旁听行为有关，或将是对司法公开的又一次严重打击。”

2025年9月10日上午10时，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门口，来自青岛的公民吴云鹏，在旁听一场公开审理的涉黑案后，被法院人员带走，失联。

他是一个职业旁听人，笔名“青岛天光云影”。他习惯于用文字记录法庭内外的一切，并在一个叫“旁听士”的公众号上发表。

这一次，他被带走，也是因为文字。

他发了两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极具预言性：

《郑州市公安局抢来的黑社会》

故事就从这篇被404、却又点燃了现实引信的文章说起。

文章的主角叫王颖超，一个60岁的登封农民企业家。2025年8月8日，他和另外17名被告一起，站在了管城法院的被告席上。

庭审现场，王颖超朝着国徽和法官的方向，悲愤控诉，

“我们不是黑社会！法院这是把我们放进绞肉机！”

话音未落，18名被告中，除去病重无法行动的，齐刷刷跪倒一片，哭喊“冤枉”。旁听席上几十名家属的哭声，瞬间淹没了法庭。

这是一场试图将王颖超等人定为黑社会组织的审判。

根据其辩护律师张锦宏的说法，这是郑州市公安局在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通过指定管辖的方式，强行从河南滑县抢来的案子：

为了完成这个黑社会的KPI。

郑州警方表现出了惊人的叙事建构能力。

起诉书的故事，要从41年前讲起。

1984年，王颖超还不到二十岁，被村支书派去“看渠”。他们的村子在灌溉渠的下游，上游的村子总是不交钱还偷水，导致他们交了钱也浇不上地。村里便组织各生产队出人，沿着渠走，防止偷水。

这个维护村集体利益的临时举动，41年后，被警方追授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护渠队”。

这支队伍，被认定为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萌芽。

起诉书里，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还包括王建设和崔现宾。办案人员或许忽略了一个细节，1984年，这两位骨干成员的年纪是：

十二岁。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带着两个十二岁的孩子成立护渠队，霸占水渠，随意殴打百姓。这个故事的开篇，就奠定了全案荒诞的基调。

此后，王颖超的人生轨迹被裁剪、拼接、重新上色，每一步都走在了通往黑社会老大的康庄大道上。

他离开村子做生意，又回村建砖厂，再去洛阳开煤矿，成了乡亲们眼里的企业家。2002年，他以70%的得票率当选村委会主任。

在检方的叙事里，这一年，正是“以王颖超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正式形成的时间。他的高票当选，被描述为：

贿选、逼迫竞争对手退出。

他当村主任期间，带领村民致富，修路修学校，设立乡情基金会捐资助学，这些事迹被上百名村民写进《请愿书》，称他为“好党员、好干部”。

但在起诉书里，这些行为被重新定义为：攫取基层政权、欺压百姓、树立恶名。

甚至，他调解村民间的土地纠纷、邻里矛盾，这些村主任的日常工作，也被一一列为黑社会组织的违法事实，逻辑很简单：

凡是他调解的，就是他指使的。

故事的高潮，是2011年发生在河南滑县的一场聚众斗殴。这起已被滑县警方以行政处罚处理完毕的旧案，在十多年后被重新挖出，并被郑州警方指定为侦办王颖超涉黑的标志性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王颖超公司借给商人喻家合的7000万元到期未还，对方还玩起了失踪。王颖超组织了几十名作为股东的村民，去郑州喻家合的小区讨债。

检方指控，他们静坐示威。

在喻家合家里，双方发生争执，王颖超的头被对方的儿子用烟灰缸砸破，血流如注。根据公开报道，这位黑社会老大的第一反应是：

报警。

在派出所的调解下，双方同意去债务担保方所在的滑县解决问题。然而，在去滑县的路上，他们被喻家合的另一拨债权人截停。对方手持长刀、铁锤，不由分说，先捅伤了一名颍北村村民。

一场混战就此爆发。

最终，这起由欠债不还引发、对方率先动武的事件，在14年后，被郑州警方定性为王颖超黑社会组织的标志性犯罪。而那个被烟灰缸砸破头的“黑老大”，成了主犯。

吴云鹏转发的文章，冷静地记录了上述庭审细节。他或许没想到，自己会因为记录别人的被抢：

而亲身体验一次被抢。

2025年9月10日，他被带走。据后来一位律师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的说法是：

吴云鹏文章的标题《抢来的案件》，让公安局特别生气。

故事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

郑州市公安局，因为一篇指控他们“抢”案子的文章而感到愤怒，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抢，他们决定：

把写这篇文章的人也抢了。

被郑州警方从法庭外抢走的吴云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的公众号旁听士上，他留下了自己行动的轨迹。他不是一个空谈理论的文人，而是一个用双脚和笔杆，一次次冲撞司法程序顽疾的行动者。

他似乎把自己看作是法律共同体的一个哨兵。

2024年11月，海南曾武律师在洛阳中院休庭期间，因关闭了律师休息区多达五六个、辐射巨大的信号屏蔽器，被警方以“扰乱单位秩序”传唤超过12小时。事后，曾武律师写了一份《情况说明暨维权申请书》。

吴云鹏在他的公众号上，全文转发了这份申请。他将自己的平台，变成了一个：

律师蒙冤后可以发声的渠道。

他关注的，常常是那些决定案件走向，却又极易被公众忽略的程序问题。

在山东汶上，他旁听王海东等41人涉恶案。庭审一开始，他就：

记录下辩护律师提出的异议。

法院补充了三张移动硬盘、几十卷的证据材料，却不提供电子卷宗，只允许律师在开庭前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拍照。

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法庭上的荒诞一幕。当律师指出，这种重大涉黑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不合法时，审判员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二审你们可以提”。

吴云鹏将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记了下来。几天后，当法院在律师的反复抗争下，终于同意提供电子卷宗时，吴云鹏又专门写了一篇《给汶上法院点赞！》。他写道：

权利是靠斗争得来的。

即便面对的是一块坚冰，律师的每一次申请和抗议，都是敲在冰上的一锤，总有一天坚冰会消融。

他赞美这微小的进步，像珍惜黑暗中的一丝火光。

但他的笔下，更多的是对那些被程序正义遗忘的角落的深度挖掘。山东泰安的高丙芳律师案，便是他投入心血最多的战场之一。

他不仅仅是去旁听，而是几乎成了案件的随军记者。在他的系列文章中，高丙芳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符号。开庭那天，他细致地描绘了她被法警带入法庭的瞬间：

一个身材小巧、面色苍白的女人。

头后的小辫子只扎住了不到十分之一的头发，其余的乱蓬蓬向外张着，像一个刚从草丛里被抓出来的逃荒难民。

他捕捉到她进门时那干燥、急切、又带着一丝胆怯的目光，如何扫向旁听席，寻找着什么。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她是在寻找她的儿子。

案件本身，是一出法理与天理激烈冲撞的悲剧。包工头自己掏钱垫付了70多名农民工的工资，之后在律师高丙芳的帮助下，想以农民工讨薪的名义向耍赖的总包方追索这笔欠款。

当地司法机关的逻辑是：既然农民工已经拿到了钱，那就不存在欠薪事实。因此，这场讨薪官司是：

虚假诉讼。

最终，垫付工资的包工头被判有罪。那位帮助讨薪的律师高丙芳，作为主谋，一审被判四年。

吴云鹏对这个案子进行了庖丁解牛式的记录和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那个违法分包、并且在明知欠薪的情况下，依然将千万工程款支付给二包导致资金去向不明的总包方——不仅逍遥法外，甚至还以受害人的身份出现。

他将此案，称之为：

建设领域的彭宇案。

他警告，这样一个违背常理的判决，会让社会道德倒退，其潜在的危害是：

今后将再没有一个包工头敢为农民工垫付工资。

他的关注点，永远是那些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个体痛苦。在洛阳，他记录了赵永林律师和赵大地法官的故事。

年过六旬、身患多种疾病的赵永林律师，因无法支撑法院强推的“夜间加班庭审”，在明确告知身体不适并得到法官“可以走”的答复后离开，第二天却收到了将被取消辩护人资格的通知。

而那位强推庭审的赵大地法官，吴云鹏也记录了他的另一面：为了审案，曾三次推迟自己的婚礼，经常加班到深夜。

他看到了律师的挣扎，也看到了法官的苦衷，但他最终：

将笔尖对准了那个不人性的制度。

他质问，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安排庭审，非要过度透支所有人的身体？

这样一个记录者，一个旁听人，一个始终关注程序、关注个体、关注那些“不值钱”的冤屈的人，带着他对法治的全部理解和经验，走进了郑州的法庭：

他旁听，他记录，他转发。

如同过去无数次一样。

他看到了熟悉的配方：一个漏洞百出的涉黑故事，一个被强行抢来的管辖权，以及一个在法庭上哭喊冤枉的被告。

于是他做了他一贯会做的事。

然后，那只无形的手伸了过来，将记录者本人，变成了被记录的故事。旁听席与被告席的距离，原来只隔着一篇文章。

他被那台他一直观察的绞肉机，稳稳地叼了进去。

就这样，一个习惯于在别人故事里寻找法治刻度的人，自己成了刻度。

2025年9月10日，庭审休庭：

吴云鹏走出法庭，随即被几名法院人员围住，带走。

整个过程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有现场目击者称，他被强行带离：

随后，失联。

近24小时后，消息才逐渐清晰。家属接到他的电话，说自己被带到了郑州市的一个派出所，但没能说出具体是哪个所。

律师的介入，让事件的荒诞性达到了顶峰。据一位律师后来在视频中透露，派出所一位任姓指导员给出的抓人理由，极其坦诚：

吴云鹏因为所写的文章标题是《抢来的案件》，可能说公安局特别生气。

因为法院第一天已经就管辖权问题作出了裁定，说案件“不是抢来的”。而吴云鹏在第二天的文章标题里，还在说抢的案件。

这位律师在视频里发出了法律人的天问：

“如果这样能抓一个人的话，全国几乎所有的刑事辩护律师都会被抓的。因为‘抢来’的话，据我所知，辩护人不光是第一天说，第二天说，第三天还要说，甚至到了二审还要说。”

事件发酵，我今天便写了一篇题为《正告郑州警方立即释放“旁听士”吴云鹏》的文章。

我在文中写道，这让我想起旧闻里，当年的日军进了城，第一件事，便是查封照相馆，毁掉一切可能记录他们罪行的底片。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

那罪行是不应被记录，更不应被看见的。

如此一来，错的不是问题，而是提出问题的人。抓走吴云鹏，删掉他的文章，便似乎带上了一点为民除害的和谐。

我接着写道，这哪里是抓捕，分明是保护！

是怕他那脆弱的心灵，被法庭上的景象所玷污，所以要请他：

到更安全、更公开、更不像黑社会的派出所里去好生款待。

在吴云鹏暂时失联的那段时间，另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

画面里，好几个人站在一个派出所的铁栅栏门内，门外，是一位光头、身穿浅色衬衫的男士，正在与他们交涉。他似乎在解释自己与王颖超案的关系，说自己90%的材料都来自法庭，并且有证据。

那是吴云鹏。他在铁栏另一边，成了他往常记录的一部分。

而在另一段视频的结尾，是关心他的律师在派出所内的一个场景。他们站在一面挂满了锦旗的墙壁前，背景是一面蓝色的旗帜，上面有警徽和管城公安的字样。

那面墙上的锦旗，鲜红夺目，上面用金色的丝线绣着各种赞誉之词：

雷霆出击 破案神速、公正执法 热心为民、排忧解难 一心为民。

这些锦旗静静地挂在那里，像一个个沉默的、烫金的注脚，为这场关于抢与被抢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背景。

它们见证了这一切。它们什么都看见了，却什么也没有说。

有时候，最颠覆的行动，不是去违法，而是去记录。最让一个系统恐惧的，不是钻法律空子的罪犯，而是那个坐在后排，带着笔和眼睛的普通人。

当公开二字，成了一个只许观看、不许记录的陷阱时，那支笔、那个键盘、那双眼睛，便成了比凶器更危险的存在。因为它们讲述的，是一个他们不愿被听到的版本。

2025年9月10日上午10点，吴云鹏在河南管城法院旁听王某超涉黑案件被法警带走，并移交管城警方。11日晚间消息，吴云鹏因发旁听记内容不属实以及冒充被告人家属身份被传唤，并被河南警方处以治安拘留5日处罚！

综合各方消息，吴云鹏所旁听的案件，也系河南管城公安局侦查办理，目前案件正处于当地法院审理中，多名律师参与辩护。

11日下午，几位律师赶到当地与警方交涉，有关视频显示，吴云鹏称旁听记内容90％来源于法庭旁听，其他系个人感受，都有证据支持。

从有关信息来看，很多法律人士猜测，系吴云鹏的旁听记内容刺激了当地警方，才有了此次行动。

重庆时期，前律师李庄辩护，被控伪证罪，后修改法律规定，将有关行为设置管辖规避，也就是“李庄条款”—

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后来发生的盘锦抓聂和周律师案件，也是因此备受行业关注，据说还惊动了司法有关领导批示，后将律师无罪释放。

从重庆到盘锦，两地最终都是很多官员落马，引发强震！

综合公开的信息来看，河南管城分局系法院正在审理案件的侦查单位，有关人员目前属于被告人身份，并非法院判决罪犯，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

也就是无罪推定原则。

根据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规定，案件审理实行公开审理原则，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

公开审理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将案件审理过程向社会公开的司法审判制度，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法应予公开审理的案件允许公民持有效证件旁听，并通过电视、互联网直播等方式公开庭审实况，但需经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除非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及法律特殊规定的案件不得公开审理，离婚和商业秘密案件经当事人申请也可不公开。所有案件的判决宣告均须公开进行。

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案件应提前公布案由、当事人姓名及开庭时间地点，所有证据需当庭公开并接受质证，证人、鉴定人原则上应出庭作证。

审判公开遵循依法、及时、全面三原则，涵盖立案、庭审、宣判等各环节，包括裁判文书上网公开！

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公开审理的案件就应该允许公民旁听，这是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并不得限制旁听人数。

现实中，很多法院采取一些见不得光的措施限制旁听，比如采取限制人数、故意使用小法庭、安排无关人员占座等措施限制旁听，这与公开开庭审理的精神完全相悖，不符合司法公开的要求。

各地法院规划建设时，都有一定的标准和配备，包括法庭数量和面积 。

吴云鹏所旁听的案件，属于公开审理案件，河南法院限制每名家属3名旁听人员数量没有依据，河南警方以此作为传唤理由，太过荒唐。

首先，公开审理的案件，任何公民均可以旁听，旁听人员可以如实记录，并发布有关内容，这是司法公开的应有之意，也是群众参与和监督司法的重要渠道，是知情权的重要内容！

其次，旁听群众记录的内容是否属实，属于法院审理案件的范围，目前法院正在按照法律程序审理案件，没有做出生效判决，法院会综合全案证据和事实进行认定。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旁听记录“不实”就可以改变判决认定。

管城警方作为侦查单位，其侦查的合法性正在接受法院审判，无权认定旁听记内容是否属实。即使不属实，也不是侦查单位可以随意立案处罚，理应遵守回避原则，避免打击报复的嫌疑。

三是，吴云鹏冒充家属旁听也是无奈之举，法院的违法限制不应该被鼓励和纵容。

笔者去过几个国家旁听案件，法国、德国、日本等，均没有任何限制措施，可以自由出入法庭，也不会查旁听人员身份。

因此，河南警方处罚旁听群众的行为，既缺乏正当性，又没有合法性，希望当地警方撤销处罚。

2017年来临，中国大陆的人权律师团、劳工团体等纷纷发表新年献词，但不少献词在网上“见光死”，一转发就被当局删除。有评论认为，2017年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形势将更为严苛。

2017年元旦中国劳工界发布了题为《艰难时世 抱团取暖》的新年献词，献词中回顾了刚刚过去的2016年里发生的重大劳工事件，包括曾飞洋等劳工维权人士获刑；讨薪女工周秀云被打死案的杀人警察被轻判；四川阆中市公判8位讨薪农民工；江西电厂坍塌，造成74人死亡；哈尔滨铁路局两千多名工人大规模集会请愿等。

献词中说，劳工界人士已经反复向资、政、社会各方申述落实和保障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劳工三权的愿望和理由。然而“中国模式”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却不仅断然拒绝这一愿望和要求，而且还悍然图谋取消和废除现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劳工权利的非常有限的保护。如果2017年劳动合同法按照既得利益集团的要求得到修改，一方面放松对企业的规制和对劳工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劳工三权方面予以救济和平衡，并且继续对劳工的集体维权行动予以严厉打击，那么可以推理的直接后果是，劳工阶级将会完全沦为被权力和资本宰割的羔羊，而进一步的结果是，本来就已经高居世界榜首的贫富悬殊差别，还会被断崖雪崩式地拉开，到时候出现疾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简直就成为必然的了。

一名劳工学者向记者表示，新年献词发出后，随即就“见光死”，在微信公众号或博客上屡遭删除。该学者还指，今年不少界别都发出了新年献词，其中存在着对2017年的忧虑，

“微信公众号他们发了好几次，都没了，博客也发了，也没了。知识分子今年的新年（献词）也是转着转着就没了。今年献词的特别多，因为现在不乐观，特别是雷洋案出来以后，大家都特别沮丧。这个政府对老百姓一点客气都没有，依法治国全当是扯淡，根本不在乎了。再加上经济形势（不乐观）各方面，就觉得今年是个寒冬季节，经济上也好，政治上也好可能会越来越紧吧。不仅是劳工界，社会各界都有忧虑，包括中产，中产现在就安心了吗？他也不安心啊。”

中国人权律师团也同样发表了新年献词，这篇2400余字的文章中说，2016与2015一样，都是人权捍卫者的受难之年。民间社会遭到全面扫荡，活跃的公民、异议知识分子次第被抓，有的失踪多日才得知下落，有的至今仍杳无音信，网络上的寻人启事不绝如缕……时局艰危，作为人权捍卫者的人权律师们并没有在恐惧中停下脚步，他们在恐惧中克服恐惧。在709案的代理过程中他们不避风险，以法律为武器，交涉、控告、复议、诉讼、写文章，争取会见和捍卫自己的辩护权。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最终无法走上法庭，但他们的积极作为世人都看在眼里。

律师团成员常伯阳表示，目前尚不清楚2017年中国的法治坏境是有所改善还是会趋于恶劣，不过作为维权律师，他和不少律师同仁们仍然会履行律师的职责，坚持人权及法治，

“也不知道明年会不会比今年情况好一点或者是更差一点。但是我很多律师朋友，做人权案件的，他们有顾虑，但是总体上还是愿意继续前行，在坚持人权、捍卫法制这块继续前行。”

（特约记者：扬帆／ 责编：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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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709大抓捕”十周年。中国人权律师周世锋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场发生于2015年的镇压行动，不仅是针对维权律师与人权捍卫者的政治打压，更是一次企图摧毁中国人和世界公民对正义、善良与勇气信念的历史浩劫。他认为，这场政治灾难系“孙力军政治团伙”所主导，其后果至今仍未结束。

【709十周年 周世锋：持续抗争 捍卫公平正义】
【不会离开中国】… pic.twitter.com/aEf7S6kZCo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July 7, 2025

中国当局于2015在全国多个省市针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展开“709大抓捕”行动。超过300名律师、律师助理及维权活动人士被传唤、讯问，其中20多人被正式立案调查、甚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起诉。周世锋律师在当年7月10日被抓，在被指定监视居住约5个月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周世锋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周世锋指出，709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它不仅是想摧毁律师和维权人士，而且它想把中国人或世界公民的正义、善良勇敢的灵魂给摧毁。他说，这是“孙力军政治团伙”主导的政治灾难。从那以后，中国的法治就进入了深渊过渡期，一直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还没有过去。

周世锋认为，对于人权律师来说，他们本来不应该承受这些灾难和痛苦，本来应该受到社会的赞誉，但是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他们却遭受了痛苦，但是这正是接受考验的时刻。

周世锋从2022出狱至今，不断撰写万言书、抗告状，投送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全国人大、最高检、最高法、国家信访局，及天津市检察院、河南省委书记、公安厅、纪委，乃至全国16省巡视组等，希望案件获得平反。

不少中国的维权律师受迫害而流亡海外，但周世锋指出，他不会离开中国，“这里是我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

责编：李诺。

© 记者李诺

709大抓捕十周年前夕，人权律师谢阳前妻陈桂秋曝光谢阳被二度被捕后，关押期间的相片。她对谢阳的改变感到悲伤和十分担忧，呼吁各界关注仍有709被捕律师受迫害的状况。认识谢阳的中国人权律师表示，谢阳被关押后变得面目全非，就是被逼供和虐待的活生生例子。

下个月就是709大抓捕十周年。当年曾被控以煽动颠复国家政权和扰乱法庭秩序等罪名、被关押2年多的人权律师谢阳，因在获释後继续关注人权状况，2021年因举牌声援疑“被精神病”怀孕老师李田田，再度被拘捕，目前已被关押3年半。

陈桂秋公开谢阳相片 纪念709十周年呼吁关注谢阳

谢阳前妻陈桂秋对本台表示，当局一直把谢阳关押又不开庭，近期因在看守所的阻挠，连律师会见也不成功，无办法知道谢阳的近况。陈桂秋表示，公开1年多前谢阳被关押时的相片，是希望在709大抓前十周年时，大家记住还有当年被拘捕的律师，至今仍然被关押的情况。

陈桂秋说：“这张照片是1年多前收到，照片所展示的谢阳让我非常担忧，他面貌的改变显示他的状况是相当糟糕。我无法面对谢阳的改变，我很悲伤，一直不敢翻看照片，每次看到都悲从心起。选择在临近709大抓捕十周年时公开照片，是想为他(谢阳)呼吁。他已被关押3年半，一直没有开庭通知。现在距离拍这张相片的时间已1年多，他被关押时要带上脚镣手铐，连会见律师时也是被扣起来，难以想像关押对他精神和意志的摧残有多大。他现在的情况一定是更糟糕，希望大家记得709为被捕律师们和家属带来的苦难，同时也希望大家记住还被关押的谢阳，知道他面对的状况有多差。”

友人慨叹关押让谢阳面目全非 批评无尽头关押就是酷刑

认识谢阳惖旅美人权律师吴绍平对本台表示，他所认识的谢阳是很阳光和积极的一个人，每次见到他，他都展示精神饱满的样子，身体也很健康。看到谢阳被关押后的相片，感到难过的同时，批评关押生活和环境把一个人摧残至面目全非，形容谢阳是中国对被关押者遭受迫供和虐待的实例。

吴绍平说：“谢阳的改变让人毛骨悚然，被关押的生活把很阳光的谢阳变成像个老头的样子，这是被长期迫供和关押后的结果，这种没有尽头的关押是一种虐待，也是一种酷刑。谢阳是被公检法滥权拘禁迫供和酷刑的活生生例子。”

最高检设新侦查厅查滥权案 吴绍平：应先查谢阳被捕和已曝光个案显诚意

对于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成立最高检检察侦查厅，专门负责办理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进行非法拘禁、刑讯逼供和损害司法公正犯罪的侦查工作。吴绍平表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新动作只是对外做姿态和形象，并不是想要认真面对问题。他又说，如果当局是要改变公检法滥权非法拘禁和刑讯逼供的情况，应该要尽快放谢阳，调查包括谢阳在内很多已被曝光的迫供个案。

吴绍平说：“中国的公检法是一体，最高检上面还有政法委。如果侦查后政法委不让你办这个案，最高检也不敢办，说明这个侦查厅根本没有用，不是要处理问题。当局如果真的是关注民生和要处理滥权的问题，先侦查已曝光的个案，像谢阳的情况。如果没有处理，就是摆姿态和在唬弄老百姓。”

时事评论员李法天对本台表示，最高检早已设立有控申部门处理滥权和刑讯逼供的违法个案，现在换个名称再设立一个新部门，没有新的职权，不能有效解决公检法滥权和逼供的情况。他表示，要处理公检法人员滥权的问题，必须要停止政法委对公检法部门的干预和指挥，同时要让政府接受人民监督，否则设立再多的部门，滥权和迫供的问题是不能得到解决。

责编：许书婷

© 陈桂秋提供

中国常以两岸同根同源宣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部份，但两岸在政治制度和人权状况实际上存在天渊之别。人权组织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在多项的人权指标都出现垫底的情况，但台湾却一枝独秀表现高于多国的平均值。

总部设立在新西兰的人权团体“人权评量倡议组织”（Human Rights Measurement Initiative），根据国际认证的人权标准，邀请人权工作和学者评估全球各国的人权状况并公布评分。中国在集会、结社和表达自由等基本人权的评分只有1.9分，评分仅高于沙特阿拉伯，但是在被评分的38个国家当中得分与孟加拉同排在倒数第2位。中国在免于任意逮捕或强迫失踪等人身完整性权利评分也只有2.3，高于莫桑比克和肯尼亚，在37个国家当中排在倒数第3。报告指出，中国在基本人权和对人身完整性权利的尊重明显低于平均值，特别在公民参政等基本权利评分只有1.9分，显示在中国，很多人都不能享有该有的政治自由和权利。

反观台湾在基本人权和人身完整性权利分别排在第2和第1位，台湾在尊重死刑和宗教信仰等指标达到满分的水平。报告指出，显示台湾大多数人都享有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权，台湾的公民获得的赋权也相对其他国家为高。

人权评分有两岸天渊之别 人权团体：体现极权和民主制度差异

“人权评量倡议组织”东亚事务负责人潘嘉伟对本台表示，中国在一些指标的得分没有到最差，与一些被评分的国家有发生战争和有法外处决被公开的事件有关，但因取得消息的渠道有限制，在中国的法外处决很像新疆维吾尔人和西藏僧侣受到压迫的情况，只能透过他们在外地的家属和学者提供资料，很难收集到确实被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等数据，因此中国人权侵犯的问题有可能被低估。

潘嘉伟表示，中国和台湾在各项人权指标的评分出现天渊之别的差异，与两岸的政治制度的两极化有关。

潘嘉伟说：“中国和台湾最大的分别在于有没有民主，这也是极权和民主制度的差异。在台湾有议会、公民社会和记者监督政府，总统和副总统每4年选一次，有政党轮替，是一个完整运作的民主制度，台湾是不会容许有人被强迫失踪而不需要公开交代。但中国是极权国家，习近平可以修宪让自己任期永续，维持一党专政多年，公民社会和传媒监察不了侵犯人权的状况，一旦发生什麽人权侵犯的事件，外界根本不会知道。”

中国侵犯人权严重性远高于报告评估 人权律师：中国人集会参政权评分应该是零

旅美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对本台表示，报告显示中国在多方面的指标都几乎垫底，评分方向与事实相近，但未能反映中国在集会、参政、强迫失踪和任意拘捕等方面存在的最真实状况，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得分有被高估。

吴绍平说：“2019年的厦门会议只是开个会见个面，许志永和丁家喜已被判10多年，已说明中国哪有集会结社和参政权。特别是在习近平执政后，滥用中国公权力的问题已从政治案件扩大至普通案件，任意拘捕和强迫失踪越来越常见，像高智晟律师失踪到现在都下落不明，还有近年很多人成为远洋捕捞和被精神病的受害人；被关押和监视居住的人受酷刑和折磨的方法，只要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官方)做不到。现在被曝光的个案只是中国侵犯人权个案的冰山一角，中国的人权指标评分应该全都零才对。”

吴绍平表示，资讯不透明不仅影响外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估，外界如果使用官方的数据评估中国人的生活质量，也会被经过官方美化的数据所误导。他表示，在中国的专政制度下，权贵和一般民众在生活权利存在严重不公。

吴绍平说：“在中共的治下，权贵在教育和医疗会享有普通人无可能得到的特权。像在疫情时，政府官员和家属能优先拿到口罩和药物。在封城时，他们不像普通人一样被强迫关在家，有出入的自由。我认识的人当时住在部队家属的家，米、油和菜等食物的供应很多，吃也吃不完，但有些基层民众只能饿着。教育和就业权也有差，没有背景根本没有办法进国企工作。”

吴绍平表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互联网被严密控制，外界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仅是冰山一角，他相信，除了朝鲜外，在全球很难找到比中国侵犯人权状况更严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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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都异议人士陈云飞刑满出狱尚不足三个月，再度陷入打压旋涡。警方多次传唤讯问、限制其行动自由，其91岁老母在他服刑期间不仅遭强制驱离、受伤，家中财物亦神秘消失。陈云飞维权无门，正准备提起民事诉讼。

今年3月24日，陈云飞结束为期四年的刑期出狱。但据多位友人透露，他未获自由，反而进入另一轮持续性的维稳监控。4月30日至5月30日之间，陈多次因在社交平台发布或转发敏感言论被带走讯问，内容包括对民生观察网站文章的转发，以及对中共高层的政策提醒。

陈云飞的同道人关先生本周三（18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6月3日下午3点，陈云飞再次被成都郫都区国保与犀浦派出所人员带走：“在长达五小时的讯问中，陈云飞被迫坐上“老虎凳”。警方称其涉嫌“寻衅滋事”，所依据的证据包括他转发王怡牧师、学者明居正及异议人士蔡楚的推文。期间警方未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手机与Wi-Fi设备亦被扣押三天。陈再三抗议后才于当晚获返还。”

据友人关先生说，警方传唤陈云飞位出示传唤证：“这根本是非法传唤，警方拿不出传票，也不敢立案，却反复用讯问和恐吓制造寒蝉效应。”

老母遭暴力驱离 财物神秘失踪

因安全理由不愿公开全名的关先生介绍，陈云飞服刑期间，其91岁母亲独居成都一出租屋。2021年3月，社区工作人员未经法院程序，强行将其母抬离住处，头部受伤后入院治疗一个多月，至今仍有后遗症。

关先生表示，更令人震惊的是陈家大量现金与生活用品随之下落不明。陈云飞表示，这些财物包括其母为外孙女留学积攒的3万美元养老金、5800美元现金及约4万元人民币。

友人杨先生对此也表示愤怒，他告诉记者，今年4月3日，陈云飞出狱后，前往原租处取回物品时，发现屋内空无一物。他当即报警，但警方拒绝出具报案回执，也从未立案调查：“他们不让你有任何证据去告他们。政府说不归他们管，公安说找社区，他们就这样推来推去。”

苗圃被掠、列“老赖” 生计断绝

除了人身自由受限与财物遭劫，陈云飞的经济也陷入彻底崩溃。杨先生说，出狱后陈发现，自己曾经营多年的苗圃已被不明人员清空，资产不翼而飞。法院未作任何通知，却将他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进入“老赖”名单，无法使用银行账户，也无法重新开展工作。

目前，陈云飞失去生活来源，靠接济度日。其友人方亮披露：“他现在连租房都困难，只能靠朋友捐款和借贷勉强维生。前些日子，王宇律师到成都来看望陈云飞和他母亲，并表达慰问。”

“六四”36周年前夕，陈云飞再度失去自由，方亮说；“6月3日晚讯问结束后，陈云飞与母亲被警方强行带往距市区20公里外的“凌云草堂”别墅区实施24小时软禁。警方拒绝提供洗漱用品，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草率提供一次性牙刷与湿巾。”

打压异议者已延伸至家庭与出狱后

旅居日本的学者洪朝阳认为，中国当局长期以来将对异议者的压制延伸至其家属和出狱后阶段。虽然表面上刑期已满，但实际上维稳手段无所不在，形同“隐形牢笼”。他对本台说：“陈云飞的经历显示，中国人权捍卫者出狱后依旧难逃‘社会性死亡’。”

一位熟悉中国司法系统的山东法律学者陆先生说：“这是典型的‘次级惩罚’模式，目的是通过非司法手段维持对异议者的控制。行政复议不作为、警察故意不出回执、逼迫高龄母亲失所……这不是执法，是政治胁迫。”

他指出，陈云飞案中，警方的行为明显违法，如无合法手续扣押财物、使用“老虎凳”讯问、实施无期限制自由的软禁，甚至没有任何刑事指控作为支撑，“这本身就是对法律程序的嘲弄”。

不惜付出代价 持续争取自由

陈云飞自八九民运以来，因言获罪已非首次。2007年，他曾因在成都晚报刊登“向六四母亲致敬”的广告被监视居住六个月。2015年起接连入狱。多位友人披露，陈云飞正在准备提起法律诉讼，追回母亲丢失的财物，并对警方滥权提出控告。

责编：许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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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六四36周年，昔日曾举办多次六四悼念晚会的铜锣湾成为“敏感地”，在警方严阵以待下，仍有部份港人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悼念。在华人社会唯一能办六四悼念活动的台湾，陆委会等政府部门和活动场地均收到炸弹恐吓，陆委会严厉谴责。晚间有超过300人无惧恐吓和风雨，为六四死难者悼念。

香港实施《国安法》和支联会解散后，六四悼念晚会已成绝响，每年的六四香港警方会在昔日晚会主办地点维园和铜锣湾一带严密布防，周三(6月4日)早上已派出装甲车和大批警员全天戒备。从下午起带走多名到维园附近作出疑似悼念行动的市民，包括手持白花静默行走的年长妇人和手持白花现身维园的2名中学女生。也有男子因手持电子白蜡烛在维园闭目默坐，被大批警员包围押上警车带走。

据港媒集志社报道，香港警方在六四当天派人在象征香港精神的狮子山扎营驻守。

港府六四前巡查“黄店” 售小蜡烛“黄店”外有便衣警察徘徊

另外，多个政府部门在六四前夕巡查多家“黄店”。去年六四因涉邹幸彤脸书专页煽动帖文被港府以《基本法》23条拘捕的民主派前区议员陈剑琴，在自家店以6.4港元出售印有“守护真相，承传记忆”字句的自制香薰小蜡烛，在六四前夕遭人向海关举报外，周二(6月3日)起已有多名不明身份男子在店外徘徊。她接受本台查询证实，徘徊人士是便衣警员，她不揣测该行动是针对她或针对买蜡烛的人，又说，6月是充满集体回忆的日子，六四不会因此关门不做生意。但她认为，警方的行为会对正常商业活动造成滋扰。

陈剑琴说：“昨天(6月3日)徘徊的陌生人特别多，连商场保安人员也问我是否有警察来，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直到晚上11点多商场关门、海关快要检查完成，在我店外的2名白衣男还没有走，我去问他们身份，其中1人才承认是警察。这些没有表明身份的陌生人，不是构成压力的问题，而是滋扰我做生意，是不能接受的情况。”(小蜡烛会继续卖吗？)没有指示不能卖就没有问题，六四我会正常开门做生意，我会确保我卖的产品合法。”

没有维园的晚会，在囚的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选择在监狱中绝食36小时；多国的驻香港领事馆则在六四早上，同步于脸书(Facebook)发放烛光的照片。美国领事馆将专页的封面照改成烛光；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驻港总领馆分别发帖文，表示不能忘记六四事件；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则在空椅照片上写有“不想回忆未敢忘记”和36的字句。

台湾办公开悼念六四集会遭恐吓 陆委会：严厉谴责

台湾是华人社会唯一能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但今年活动举行前，陆委会等政府部门和活动场地均收到恐吓信，要求停办活动。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赖荣伟向本台透露，恐吓信的内容涉及炸弹恐吓。他表示，恐吓的动作不会影响晚会进行，强调办好晚会能向世界证明台湾与中国有分别，也展示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怀疑恫吓行为与中国和其代理人有关。

赖荣伟说：“这种恐吓信清一色都是跟中国所在乎、中共所在乎的敏感议题相关，这个很好理解、也很合理的怀疑绝对就是中共透过在台的代理人下指令。其实中国对全世界的威胁都是一模一样的手法，都是通过这种武力的威胁恫吓的方式，当然它夹带了很多假消息各式各样的威胁。台湾现在的最好的防卫就是民主，这就是台湾的民主韧性。它(中国)越是想要来侵犯我们的主权，越是想要来用暴力的方式让我们噤声，我们就更好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六四事件)，在台湾的土地上任何人都可以有自由的声音可以讲出来，今天就是一个最好的体现。”

出席悼念活动的台湾学生Amber表示，用炸弹恐吓阻止活动进行是不能接受的行为，不应该把这些行为当作常态，又说，记住六四和记住这件事的行动都很重要，所以要出席悼念活动。另一名化名A的台湾学生表示，虽然六四事件早于她出生前，但两岸关系现正处于尴尬和敏感的状况，记住六四这段伤痛历史，跟记住前几年在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被镇压的情况一样，都是一种自我的警惕。

陆委会表示，威胁办六四纪念活动会引爆炸药的恐吓电邮，是制造恐吓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对此严厉谴责，政府一定会依法处理。

在日港人等多个团体办晚会 借中国人移日议题提醒勿忘六四

除了台湾外，在日港人团体等多个团体提早周二(6月3日)在东京的众议院议员会馆举办六四烛光晚会暨纪念刘晓波去世8周年晚会，有日本的议员出席。参与筹备晚会的在日港团体香港民主女神创办人李伊东对本台表示，今年的参与人数与去年相若，但比去年有更多日本主流媒体到场采访，相信与近年大批中国人移居日本有关，引发社会关注与中国有关的活动。

李伊东说：“六四事发生了36年，与日本社会的关连性虽然不强，但日本在经济上很依赖中国，过去一年有大量的中国人移居日本，社会主流意见认为在日本的中国人都是想侵占当地的经济和福利，日本媒体也想了解在日华人的另一个面向，今年活动的关注度比去年高。我们希望透过这次活动提醒日本的官方和民间，1989年在天安门进行屠杀的政权并没有改变，还是同一个政权，不能轻易相信这个政权作出的任何承诺。我们想让日本社会理解还有一批中国的自由派分子和在日的香港人一样，能在日本传承香港维园悼念六四的传统。”

在英美澳加等7国20城都有团体举办六四悼念活动和晚会，接力香港维园的烛光悼念。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 陈子非摄

“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临近，中国多地维权人士、异议者与人权律师再度遭遇行动限制。尽管各地财政吃紧，当局在这一政治敏感节点的维稳力度丝毫未减，反映出官方对历史记忆与潜在群体抗争的持续高度戒备。

在北京，本台获悉，自上周末起，大批维权人士陆续被警方约谈并告知将“被上岗”一周。维权人士周先生本周一（6月2日）对自由亚洲电台说，众多异议者从5月30日开始被限制人身自由，包括高瑜、季风、吴强、浦志强、何德普、查建国等人。他说：“我也被上岗了，院里停着一辆警车，里面有几个警察。除了高瑜被带出去‘旅游’，其余人多数被软禁在家。”

“被旅游”、“被上岗”以及“被喝茶”，是近年来当局惯用的人身控制和警告政治异议的常用手段，每逢六四纪念日或者“两会”前后便会上演。

“上岗”成限制异议人士常用手段

资深媒体人高瑜上周在社交平台X发文写道：“六四纪念日一天一天临近，国内国保、公安已动，当然是严防死守，网络一片沉寂，不能出现一个字。”她提到，海外社会持续发表纪念言论，“我在忙着看录像，认真听演讲，不要小看36年——毕竟过了30年、又过了35年，哪怕只多一年，也会有变化。”

一天后，高瑜再次发文：“今天已经不能发了，推友，再见！”

另一位北京异议人士王先生表示，由于公安系统经费吃紧，许多过去被带往外地“度假”的人，今年一如去年，改为就地监控。“查建国、何德普、李蔚等人被困在家里，连去超市都要由警车接送，全程有人盯梢。”他说，“三十多年了，他们还在维稳，一点都没松，究竟是在怕什么？”

异议人士被纳入多维度监控

据本台了解，北京多名维权人士居住的小区内，有警车戒备，街道办人员与便衣警察轮班驻守，形成“多维度监控”模式。高瑜的友人透露，年逾八旬的她因身体状况不佳，不确定是否会被带往北京郊区“看风景”或远赴外地“游山玩水”，她特意准备了十天药物，以应对可能被延长的‘被旅游’行程。”

类似的监控行动也在外地同步上演。常在每年“六四”期间被限制自由的“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今年亦未幸免。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小区的王勤对本台透露，包括他在内的多名成员被“上岗”，“陈西、廖双元、黄燕明、曾宁等人都被限制出行。”黄勤感慨道：“国家财政都这么紧张了，还在撒钱搞维稳。我听说南方有些地方已经‘没钱搞维稳了’。”

在广西南宁，异议人士周启明表示，国保近日多次警告他不得离家，甚至要求他每天发送定位并上传自拍照给派出所。“现在‘旅游’这个说法已经不用了，改叫‘打招呼’、‘就地监管’。派出所都嫌麻烦，大家都在踢皮球。”

人权律师群体也受到打压。河南一位不愿具名的709案律师透露，数名同行被要求返回户籍地接受“看守”，但有人以身体等原因拒绝配合。北京、河南、山东等地曾代理维权案并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人士均被当局“打招呼”监管。

从检察官到访民均被控制

在安徽合肥，当地人士说，前检察官沈良庆被警方警告不得接受外媒采访；北京房山，访民汤女士则指出，多名外地访民遭遣返或被秘密关押。她说：“吉林来的几位访民，全被送到久敬庄，再遣送原籍，送去‘学习班’。”

贵州退休讲师冯南指出，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国内财政愈发紧张，但当局仍维持对敏感节点的高压维稳，显示维稳体系所面临的制度性困局：“现在的维稳手段呈现出‘降本增效’趋势，从异地旅游改为就地看守，但本质仍是对基本人权的漠视。”

冯南说，尽管当局年年排练维稳剧本，但“六四”的阴影始终未曾散去。“面对不断变形的记忆封锁与人身控制，一代人的沉默与抗争，这一切，也成为中国社会‘不敢忘却’的真实注脚。”

责编：陈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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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36周年，由遇难者家属成立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每年都会向外界发表祭文和公开信，呼吁当局公开六四真相，也因此受到打压。本台在今年六四前夕，独家专访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她表示，已年届88，行动不便，不明当局为何仍要严密看管她，反问：我有那麽可怕吗？她表示，会坚守说出六四真相的承诺，不会噤声。

久未露面的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在六四36周年前夕接受本台独家访问。她表示，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太方便，需要坐轮椅，但只要身体状况可以，一定会在六四当天到万安公墓拜祭在六四时遇难的儿子王楠。

因为坚持说出六四真相和天安门母亲发起人的身份，张先玲多年来被当局严密看管。她表示，在当局所谓的敏感时期，手机必定会受到干扰，去年在六四前夕电话曾一度完全打不通，对外失联，今年当局对她的看管也没有松懈，早在4月她从外地回北京后已被严密看管。

张先玲说：“他们(当局)对我盯得很紧。我举个例子，我从海南回来，到家的时候已经夜里快12:00了，他们(国保)就非常紧张打电话通知，要在我门口派岗，第二天早上6:00就派人守在我门口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怕我。我也八十八岁了，走不了200米就要坐轮椅了，我有那么可怕吗？”

当局提交换条件 张先玲：说出真相是我的信念和承诺

张先玲表示，曾就当局经常派人在门口设岗一事抗议，要求在设岗前必须要事先通知，又说，负责看管她的人也答案会提前通知的要求。她表示，已就今年临时设岗一事提出抗议，对方却提出交换的条件。

张先玲说：“我问那个经常跟我联络的警察，我说你们在我门口设岗，我没办法反对我也反对不掉，我也能够理解你们(国保)是为了吃饭。但是你们是侵犯人权，你们是刽子手，在看着我们被害的家属，我说你们是不是犯法他们也承认，他说我们也没办法，就是不让我见记者。他们要求我说保证不见记者不说话，我说那我做不到。我说要是我造谣你们把我抓起来，我一点意见没有。我说的都是真话呀，你们(中国政府)不说这个真相，人家来问我我还不说吗？是人来找我，是记者不是记者问我六四的事情我都说。”

【天安门母亲张先玲：面对打压绝不噤声】
【当局严加看管 张：我88岁 有那么可怕吗？】… pic.twitter.com/e20Cv2o54b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May 29, 2025

36年丧子痛锥心蚀骨 平反心愿未成感痛心

张先玲不认同当局把每年的六四定义为敏感时期，对她严密看管的做法。但她承认，每年快到儿子遇难日时，内心都会很难受，又说，丧子之痛不会被年月淡化和抹去。

张先玲说：“到了4月份到6月份之间，现在的政府不是说是敏感时期，我自己就会难过起来。作为一个母亲淡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这种突然的死亡。在这种强权镇压下的这种遇难不会忘掉，痛苦是深深刻在心里头的。(36年后)这个跟原来的悲伤不太一样，就是一种痛苦。一个是思念的痛苦，也是还没有解决这个事情的痛苦。”

张先玲表示，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分散各地，不能常常见面，但从每年参与联署公开信的人数看，有不少难属的家人和她一样坚守平反六四的承诺，也坚定了她的信念和意志。

张先玲说：“我有坚定的信心，我不会停止抗争，我永远要把真相说出来，永远要维护正义和寻求良知。政府怎么打压那是他的水平问题，他(政府)自己不觉悟他不面对现实那是他的能力问题，我们坚持不坚持是我们的良心问题，我们原来说过的诺言就是说出真相、拒绝遗忘、寻求正义和呼唤良知，我实践我的诺言。我们要为六四死难的人讨还公道，我们有这个坚定的信念，所以就能够坚持到现在。我就是要告诉孩子说妈妈还在坚持，也是告诉当局我们还在坚持。”

台湾等地举办六四悼念活动 张先玲：还有人纪念已是安慰与支持

张先玲表示，中国政府一直想抹去六四真相，但她相信，政权力量再大，也不能完全抹去已发生过的事，也因为这份信念，还有每年在各地悼念六四的人们，支持着她和天安门母亲群体。

张先玲说：“这个(六四)屠杀是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所以这件事情不会那么轻易忘掉。虽然(香港)维园的烛光为狂风吹灭了，但是它(维园烛光)的正义火花，在每个有良知的人心中还是在燃烧的。只要有一个火种、一个人在纪念，对于我们家属来说都是有意义，何况现在还不止是一个人一个地方。不管人数多少，都是于对我们的一种安慰和支持，也是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力量。”

张先玲表示，不想评估自己能否看到六四平反的一天。但她说，只要大家都记住当年在北京和天安门有发生过的屠杀，深信总有一天能在中国能公开真相和悼念。

本台也尝联络天安门母亲另一名发起人丁子霖，但电话已无法接通。据了解，丁子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但听力已退化至接近耳聋的阶段，已不能通过电话对外联络，难以再作公开的发言。

责编：许书婷

© 张先玲提供

临近“六四”事件三十六周年，当年参与北京戒严行动、后因拒绝镇压学生而被军方除名的张世军，近期再度传出困厄消息。他于去年突发急性心梗入院急救，因无力支付高昂医药费提前出院，至今未能完成出院手续。他的友人披露，其医保账户长期停缴，连最低保障额度也被暂停。

生活陷于艰难窘迫之中的前首都戒严部队士兵张世军，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集团军162师士兵，1989年参与北京戒严任务，亲历“六四”镇压。目睹士兵向学生开枪后，他向部队申请提前退役，未获批准，反遭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拒不执行戒严命令”为由除名。1992年因公开表达不满，被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劳动教养三年。

在去年“六四”35周年期间，张世军被山东滕州公安于5月27日带往广西桂林“强制旅游”近十天。今年虽尚未接到国保的“旅游”通知，但张一位友人吕先生（因个人安全理由，不愿公开姓名）本周三（28日）告诉本台，张的生活处境非常艰难，无钱买药治病：“去年八月份，张世军因突发急性心梗进入医院急救。由于交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很快出院结束治疗。出院快一年了，但至今没有办理出院手续。原因是目前医院执行的报销制度——出院即报销结账。”

历尽波折 今陷医保断缴无钱治病

55岁的张世军去年突发心梗入院，但在医院“出院即报销”的新政策下，因其医保账户欠费，医院拒绝处理报销手续。吕先生继续说：“他被迫自行出院，停止药物治疗，至今病情悬而未决。张世军的医保仅覆盖部分大病住院费用，不包括日常用药，而最低医保账户也早已停缴。”

本台记者辗转联系到张世军本人，他告诉本台，朋友所言属实，目前他尚在家乡，但因各种原因不便受访：“今年（六四期间），我还没接到旅游通知，其它暂不便接受采访，原因你懂的。”

“公安没预算”面临维稳困境

张世军另一友人老孔告诉本台，因为“六四”周年日临近，当地国保已在部署维稳措施，控制网络舆情。他说：“可能公安没太多的预算，没听说有人被带到外地去旅游，但张世军还没接到通知，大概走不了，他们（公安）没钱。”

2009年，张世军发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要求为“六四”平反，是首位公开忏悔的戒严部队成员，引发地方当局警惕，他并被软禁。十多年来，他生活困顿，靠零工度日，曾从事围棋培训，疫情期间亦中断。

六四见证者健康困境成社会缩影

山东知情人王先生说，张世军年逾半百，身体每况愈下，正着手完成一部关于1989年北京戒严的个人回忆录。他说：“张世军的这本书接近写完了，他对我说，‘我要留下这一段信史，这是我的道义责任。’”

2010年起，自由亚洲电台持续十多年关注张世军的困境。他因反对解放军暴力镇压而锒铛入狱，出狱后一直为生存奔波，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三十年来，又因体制缺口使其面临无钱治疗的处境。王先生说，张世军去年出院时，每天药费约二十元人民币，现在几乎无钱买药：“他的医保被切断，政府提供的低微治疗费，还要经过基层政府转发。他的故事是中国当代历史的一面镜子，也是对体制如何对待‘良知者’的残酷注脚。”

责编：许书婷

© 志愿者提供/记者乾朗

长期以来，中国的网络审查机制被视为中央集权式运作。但一份最新国际研究报告披露，河南省已独立于国家“防火长城”（GFW）之外，部署了具备自主审查与拦截能力的省级封锁系统。这一“墙中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信息管控正呈现地方化、碎片化趋势，审查权或已“下沉”至基层浮出水面。

该报告由GFW.Report团队与斯坦福大学、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等机构合作完成，于5月11日发布。研究自2023年11月起持续监测发现，河南省主要网络出口节点已部署非国家级、由地方运营的内容过滤设备，能主动拦截特定网站并重置连接。

封锁域名超420万 波及学术及政府网站

研究指出，河南“墙中墙”封锁域名超过420万个，数量远超国家级防火墙五倍，涵盖学术、技术、企业等众多非政治类网站，甚至包括部分河南本地高校和政府站点。报告警告，这种地方性过滤机制可能导致中国网民面临更隐蔽、复杂的审查环境。

河北一名网络工程师赵源本周一（26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透露，早在四年前，新疆、西藏、湖北等地已陆续部署类似系统。他说：“以前能打开国家防火墙未封的海外网站，现在河南、湖北连VPN都不好使，连不上国外部分大学网站，审查越来越严。”

赵源认为，地方政府的“加码”行为或出于落实上级指令，也反映国家审查机制日益碎片化：“中央放权，地方背锅，让你察觉不到，限制却真实存在。”

技术分析显示，河南部署的封锁设备由地方电信运营商或网信机构独立设置，过滤规则粗放，常基于关键词如“vpn”“proxy”“free”等，一旦触发即断开连接。

研究团队还指出，“墙中墙”系统存在误判现象，常错误屏蔽与关键词无关的网站，波及教育、科研、媒体等多个领域。

网络工程师张嘉南则表示，地方若拥有审查权却缺乏法律规范，容易导致“过度封锁”。他对本台说：“官员宁愿多封乱封，也不愿担责。于是你看到的结果就是‘把整个世界关掉’。”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魏思聪分析，近年来中共强调“属地管理”“数字维稳”，地方为应对突发事件及“跨境炒作”。他告诉本台：“地方政府主动建立本地封锁系统，表明高层对信息流通日益警惕。”

分析指“中央放权、地方背锅” 模式日益显现

前记者、数字治理研究者郝百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种地方化审查是“技术上中央放权、政治上地方背锅”的手法：“这是典型的审查机制下沉现象，是一种技术上中央放权，政治上地方背锅’的治理模式，长远看，这将造成各省网络信息环境的进一步割裂。”

自由亚洲电台查阅网上资料发现，早在2023年12月，河南一大学就计划采购一套专门针对留学生、学生及异议人士的“舆情监控系统”，并进行公开招标。

据河南科技大学“资产与财物管部”网站信息显示，该大学曾经启动2024-2025年度舆情监测服务系统采购，预算12万元。系统将实现对全网舆情信息7×2小时实时监测、预警分析与危机应对，覆盖新闻网站、微博、抖音等平台，支持千万级日采集量。

对此，本台周一致电河南科技大学当年采购联系人魏老师，接听电话的另一位老师告诉本台，他们正在使用该套旧系统：“当时还没买，现在正在招标新系统，我现在正是这个系统的使用人，现在还在使用旧系统。”

该研究已被国际网络安全权威会议IEEE S&P 2025接受，并引发学术界与人权组织关注。斯坦福研究人员表示，目前仅在河南发现类似系统，但不排除其他人口密集或政治敏感地区如广东、湖北、四川等省份仿效。

郑州学生实证难连海外 电信工作人员称不清楚

郑州大学一名张姓学生告诉本台，他在郑州时，无法访问国外学术网站：“有的同学在北京、上海就能连上，我们在郑州不行，只能靠翻墙软件。”

中国移动郑州客服则回应称：“你连不上外国网站我们不清楚，也不归我们管。”

贵州大学退休教师王先生（个人安全理由不愿具名）认为，中国许多部门对上级下达的指令从来都不公开：“在缺乏通报机制的环境下，多数人只能感受到压力，但不知为何，无论在互联网，还是学界，人们都能感受得到。这是数十年的制度缺陷所形成的弊端，谁能改变？”

截至发稿，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与河南网信办尚未对此作出回应。本台已向相关部门发送采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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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每年年度考核律师事务所，遭外界诟病是打压人权律师的政治工具。曾代理多宗人权案件的律师李国蓓近日发声明狠评北京司法局和律协等，以流亡律师方县桂在海外批评习近平言论，刁难其律所通过年检，属滥权行为。

代理谢阳和李翘楚等人权案件的律师李国蓓周四(5月22日)在微博和微信等平台发文，公开批评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和朝阳区司法局，以年检之名联手迫害她担任主任的北京必奕律师事务所。她指出，律所的年度考核多次处于通过后再退回的情况，又说，司法局更以律所要为律师言论负责为由，引述流亡英国人权律师方县桂批评习时代人权倒退的言论，而再把年检审核退回。李国蓓表示，律所的年检陷入困境，该帖文其后被删除。

司法局指责方县桂批中国人权倒退是犯罪 诋譭中国和反党反社会

李国蓓再以“北京必奕律师事务所遭受迫害始末”为题发声明，公开本周二(5月20日)与北京朝阳区司法局副局长邸静会面的细节。邸静向她展示一段约1分钟的视频，指方县桂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言论是诋譭中国和反党反社会，要律所注销方县桂执业証作通过年检的交换条件。李国蓓指方县桂人在国外，律师有言论自由，事件不涉及执业行为作反驳，指控司法局等以年检考核作威胁是滥用职权，又说，如果5月底前未能通过年检，会影响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和开庭工作。

事件引发律师界讨论 王全璋批株连逻辑若成立司法部也有责

本台曾联络李国蓓和方县桂，他们均表示不便回应。知情人士则告诉本台，司法局这次向律所施压，目的是要注销方县桂的执业証，以报復他在国外发声的行为。又说，方县桂已提出注销执业証，但司法局不接纳他以“受迫害无法执业”作注销理由，所以用年检考核作威胁，迫使律所屈服注销方县桂的执业証。

事件在网上和律师界引发广泛讨论。人权律师王全璋在社交平台转发李国蓓的声明，批评用其他律师在境外的言论追责国内的律所责任，是刁难和株连，如果此逻辑成立，反问司法局和司法部是否也应该被追究。

吴绍平：事件属双重施压 借批方县桂打压律师

关注事件的人权律师吴绍平对本台表示，中国不是世界的统治者，没有权干预流亡律师在海外的言论，又说，司法局没有办法让流亡律师在海外闭嘴，只能把发洩矛头指向他们在国内任职的律所。他表示，在2019年离开中国去美国后，当局因不能使他禁声，向他律所的合伙人施压，最后迫使律所要解散。他指出，这次司法局的行动表面是针对方县桂，实际是打压在国内仍然代理敏感案件的李国蓓。

吴绍平说：“李国蓓律师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现在国内的不少被中共定义为所谓的敏感案例，像谢阳案等等都是她在代理。李国蓓的仗义直言为中共所不容，所以我相信方县桂律师的言论只是一个导火索和借口而已，当局的真正目就是冲着李国蓓律师和必奕律师事务所而来。想要杀一儆百，逼迫律师和律所完全成为中共的附庸，就是打压和整肃人权律师的群体。”

年检制非专业审核 实为打压人权律师政治工具

亚洲律师网络理事潘嘉伟表示，司法局把律师言行与律所年检挂钩，等于文革时代的株连，又说这次事件反映年检制度为何被法律界诟病的问题。

潘嘉伟说：“这次的年检过程完全看不到有任何专业审查可言，用网上找到方县桂的言论作为退回年检的理由，与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完全没有关係，司法局也说不出这些言论与律所年检通过与否的标准有何关係。这次明显是对律所的政治打压，突显年检制度被诟病为打压人权律师政治工具的原因，是放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刀，司法局可以随时用任何的理由，阻挠律所和律师不能执业，根本是无法无天。”

中国人权律师团发声明声援李国蓓，批评司法局以“连坐”方式和年检制度，迫害在他们眼中不听话律师的行为，是违法和违宪，强调律师有言论自由，不应该把律师的言论纳入年检审查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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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安法》实施后，大批港人离散同时，还有多家独立媒体和部份民主派人士决定留守香港，但他们却成为政权针对的目标。港府疑似动用公权力追加独立记者税款，民主派前区议员疑似因上黑名单被解僱和遭剧团退演。本台访问多名在港受到“中国式打压”的受害人，细说如何在困局下继续坚持信念。

担任香港记者协会(后称记协)主席不足一年的郑嘉如，持续成为被针对的目标。去年她和数十名记者遭受系统性滋扰、跟踪和威胁，今年她和最少8个独立媒体和机构的20人，成为被税务局查税的对象，被复查7年前的收入与税款。

郑嘉如：因记者身份牵连家人实属不幸

郑嘉如对本台表示，7年前她还在《香港01》工作，月薪只有18000港元。税务局近期突然复查她当年的税款，在没有任何证据下自行把她当年的年收入从23万提高至63万，要求她补交大笔税款。郑嘉如表示，税局有抽查港人税务状况的权力，但香港有上千的媒体工作者，独立媒体和记者只佔少数，被抽查对象刚好都在这个范围。她又说，她是被查的记者当中，唯一父母也被查税的个案。郑嘉如怀疑是因为她的身份，使自己和家人成为目标。

郑嘉如说：“我当然有怀疑税局的行动是否与我在记协的职务有关。但是税局没有解释，我没有办法知道税局查我和我父母税的原因和动机。其实已不是第一次影响到我家人，去年9月针对记者和家人的骚扰和恐吓，我家人也有受到影响。我只能说现在面对的局面是很不幸，以前做记者不用考虑家人会否因为我们的工作被连累，现在原来我们是要考虑的，这肯定会对记者安心做新闻工作造成一定的妨碍。”

郑嘉如表示，独立记者受到打压的模式不断在改变，站在风口浪尖上，她没有因受种种打压而退缩，已报名参加记协下个月的执行委员会选举，角逐连任主席，继续为香港新闻界发声。

受影响记者：骚扰跟踪无效就动用公权力 双管齐下打压

化名Chris的独立记者和郑嘉如一样，去年曾受到滋扰和恐吓，今年再被查税。他表示，香港记者工资和待遇低，是人所共知，独立记者的收入更低。他忆述看到被税局补交税款的通知写着5位数字时，大喊了一句：“我也想自己有赚那麽多的钱。”他觉得当局的做法很荒谬，对当局动用公权力针对记者感到愤怒，有被冤枉和诬陷的感觉，这次明显是政权针对独立记者的行动。

Chris说：“去年我们(多家独立媒体记者)被跟踪和骚扰时，还没有确实证据说是来自官方的打压力量，只能质疑这些人为何能拿到只有官方有的个人资料。这次动用税局查税追款，明显是政权机器针对我们(独立记者)，是要针对政府不喜欢的人。看到他们(政权)好像有一套在明在暗的手段，跟踪騒扰没有作用后就用公部门来弄我们。之前听说有独立媒体曾被公司注册处和劳工处上门要求查资料，现在到税局了，明显是有系统、有规范，逐步逐步加压。”

他表示，在今天的香港还选择做独立记者的每个人，早已有心理准备会被官方找麻烦，在被拘捕或被起诉前，他会谨守岗位，报道事实真相。

受影响记者：看香港沦落 痛心多于愤怒

化名A的独立记者也是这次被查税的受害者，他已就被追缴5位数税款提出上诉。他对本台表示，税局现在的做法是未审先罚，不论他的上诉成功与否，需要先付追款。又说，他要向银行拿回7年前出入帐记录自证清白，已花了几千元，形容是未见官先被打30板，也感叹香港为何沦落至此。

记者A说：“这件事发生后，我觉得痛心多于不高兴，因为用逃税的理由追税款打压的手法，是中国常用来对付异见人士的手法，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相对中国自由、文明和民主的香港，政权都要用这种手法针对普通市民，真的让人很难过，很感慨为何香港会变成这样？”

他表示没有被这次事件打击继续当记者的志向，反而觉得在媒体和公民社会被打压下，记者更应该坚持工作。如果记者被打压就退缩，便没有人能为受打压的小市民发声，没有人把他们受到的不公对待公开。

陈剑琴：虽势弱言轻不虚作无声

除了媒体外，留守在港的民主派也是当局针对的目标。前民主派区议员陈剑琴早前在脸书专页公开疑似被打压的情况。她接受本台查询表示，原本参加了剧团在5月底的公演活动，但剧团突然收到要求，表示不把她换走就不能使用政府场地，使她被迫退出演出。在同一天，她也收到兼职讲师学院的解僱通知，理由是学校多名高层都收到一封关于她的简体字投诉信，只通知要解僱她的决定，但没有告知她被投诉的内容。陈剑琴表示，同日发生的2件事不是个别事件，批评学校的做法不合理，也证明黑名单制已在香港运作。

陈剑琴说：“我觉得打压有在升级，因为去年我还可以在政府场地表演，今年看到演员名单有我就说不行，证明陈剑琴已成为被禁止使用政府场地的人，就算没有公开，相信政府有这样的一份黑名单。这样的名单会使艺术界自设门槛，限制与什麽人合作。学校的事件更明显，因一封不能见光的投诉信解僱一名老师，是对人不对事，不跟程序的做法，是要陈剑琴和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消失。”

陈剑琴表示，曾是民主派区议员的背景，加上去年六四时被当局用《基本法》23条拘捕，即使未被起诉，在今天的香港已被扣上是敏感人物的帽子。她参与非政治的活动或工作的遭遇不是孤例，在今天的香港还有很多同类的受害人。

陈剑琴说：“不仅影响我，还有很多人。只要你有过参与政治或社会运动的背景，或者曾因为社会运动曾被拘捕或监禁，在香港要重投社会也有与我类似的处境，这都是23条后的影响。23条在社会製造一个恐慌的氛围，在举报和投诉文化之下，很多机构和企业只要看似与国安有关的人或被扣上敏感帽子的人，会马上把他们排除，是变相剥夺我们平等参与社会的权利。”

陈剑琴表示，正如她在脸书专页帖文所说，虽势弱言轻不虚作无声。她不会因为被解僱和退演，让自己在社会上被消失，在遇到不公义时不会噤声，也不会匿名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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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某地信访部门近日一份文件被曝光，内容披露正建立“信访人缠访闹访预警评估模型”，通过分析信访行为，评估个体风险等级，重点甄别非法、越级及恶意上访人员。该模型以蓝、黄、橙、红四色标记不同预警等级，旨在锁定“核心带头人”及“潜在活跃信访者”。据山东一名访民披露，当地更将访民“风险”细化为六个等级。

中国地方政府阻挠访民前往北京国家信访办的行动已持续二十多年，并配套建立所谓“预警机制”。近期公布的文件进一步提出，要“准确甄别各种非法信访和缠访、闹访人员”，并重点识别“无序越级上访”“恶意进京走访人”以及“仍有活力的潜在信访人”。

这份流传中、名为《信访人缠访闹访预警评估模型》的文件目前已进入“第二次修改”。模型将信访人划分为四个预警等级，依据其过去一年中的上访记录评估风险等级。

访民揭“黑色等级”为顶级管控

上海老访民郑先生本周四（22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他看到的文件内容属实。他透露，各地政府均有类似分级文件用于阻止访民进京：“他们监控访民的上访风险等级有蓝色、黄色，还有红色，我是最高等级——黑色。这种划分早就存在了。我们这里的市领导也跟我说你属于（防控）最顶级的一类，比如北京开‘两会’，别人还没被控制，我已经被监控了。”

该内部文件长达数页，显示当局正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访民动向，重点聚焦“核心带头人”及“仍有活力的潜在信访人”。

江西维权人士刘乐群对本台说，地方政府早已通过数据模型限制访民上访，现在更蔓延至其生活各方面，包括外出办事、探亲访友等。他说：“每次开两会，政府会雇七、八个保安提前盯着你，不准外出。平时外出，他们用手机定位你。前不久我去江浙、沪等地，在杭州一酒店就被查房，警察问我来干什么、和谁一起来的、想见谁、车牌号是多少，他们查得很细。”

近年来，中国法院系统也建立了信访风险预警机制。例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实行“红、橙、黄”三级预警管理，对应不同信访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处置措施。

早在2010年，天津工业大学学者阎耀军等人就曾发表文章提出，“对信访及信访过程中所反映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监测、评估和研判，在此基础上提前发现并预报可能引发的信访问题”。

风险等级成打压工具 维权难逃监控

这些机制引发对隐私权和言论自由的广泛担忧。山东访民陆秋敏对本台表示，当地将信访预警分为六级，她属最高一级：“我是最高等级的，由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和信访办联合监控。当地政府派‘稳控人员’一直跟着我。”

她指出，地方官员担心访民进京会影响仕途：“国家信访局对地方官员有扣分制度。只要访民去了国家信访局，地方官员就会被扣分，可能影响升迁甚至丢官。现在网上流出的文件，其实是地方内部材料，各地都有。我们都能感受得到。”

山西学者邓广清指出，当局将访民视为“潜在隐患”的逻辑，早已广泛用于维稳体系。他说：“从维权律师到宗教信众、从工人组织者到少数民族，中国式‘精准治理’就是打着‘预测’与‘预防’的旗号，通过技术手段控制异议群体。”

“潜在隐患”逻辑扩展至访民群体

南京维权人士朱先生（因安全考虑不愿公开全名）说，公安系统已将“是否具有组织动员能力”作为访民评估标准：“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有可能’做什么。现在，这一逻辑也应用到了访民身上。”

一位北京不愿具名的法律学者对本台表示，在缺乏司法独立与法治保障的前提下，这类预警机制极易被当作打压维权的工具：“一旦缺乏公开透明和申诉机制，这种预测性治理就变成任意侵犯公民权利的手段。”

目前，这份文件原文已难在网络上搜索到。本台尝试致电南京与景德镇信访办，但电话均无人接听。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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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维权网统计，至今有42名基督教（含天主教）牧者、同工仍被押被扣。其中近十人被判十年以上。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信仰自由空间紧缩，规模大、信徒多、具影响力的如山西临汾金灯台教会等，被以各种名义摧毁、强拆；又如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和其他同工、信徒骨干被抓，广东顺德盛佳家庭教会被冲击、传道人邓燕祥被抓判刑等。

维权网指出，42名被扣押者中，近十人被判刑十年以上。基督教华南教会（SCC）创始人、湖北人龚圣亮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遭酷刑折磨生命垂危，去年十月获释但遭软禁，被禁止外出和探视，至今未能返家，其所属华南教会拥有5万余名信徒，拒绝中共在宗教信仰上的专断管理。

维权网提及，罪名五花八门，从最初的涉嫌“邪教罪”、“非法经营罪”、“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煽动颠覆政权罪”、“组织偷越国境罪”等，到如今常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为定罪倾向。这种口袋罪，迫使不少家庭教会不敢也不能集体聚会，遭到严打迫害。

中国基督徒常被以“非法经营罪”和“诈骗罪”定罪

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2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维权网统计的恐怕只是名人、代表性名单，不被外界所知被抓的信徒肯定更多。

陈破空提到，习近平大搞文革、毛左思想，反宗教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其心腹夏宝龙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专门破坏教堂、拆毁十字架，受到习近平嘉奖后，被派往香港当驻港澳办主任迫害香港人，实施港版国安法。

此外，陈破空指出，习近平在新疆大拆清真寺和月亮型标志，这是公然挑衅和亵渎伊斯兰教徒。他又在大西藏地区拆寺庙、关寺院，是文革时期打压宗教的翻版。

台湾的淡江大学外交系兼任教授张家麟21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维权网统计的应不是完整数字，官方也不会公布。此42人有41人是基督徒，仅1名天主教主教。在中国各种教会被逮捕的基督教牧师、长老、传道、信徒都有，有些较接近召会、长老教会，或属灵的教会。

张家麟举例：“如非法经营、诈骗罪等，法律罪名千奇百怪。习近平要求所有公安处理地下教会违法活动，都要找到法条。只要有人密报，地下教会集体集会一定被冲击、带头的被抓。这牵涉到集体集会的信仰自由，以及对牧师、传道、被逮捕判判、剥夺个人传教的自由。”

张家麟提到，过去中共对地下教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习近平上台后，宗教管制趋严，2018年起中国和梵蒂冈签署主教临时任命协议、时任已故教宗方济各写信给中国教区的地下天主教教徒，要他们地上化，加入所谓爱国教会，天主教地下教会在习近平主政这几年被清洗得相当彻底。

无神论的中共搞所谓“三自教会” 意在凌驾宗教之上

张家麟并指，习近平认为道教、佛教、民间信仰属“本土”宗教 ，比较支持政权的统治，相对宽松。

张家麟说：“不像地下教会躲起来做礼拜，外界也搞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支持习近平的统治。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爱党、爱国、爱中华民族、爱社会主义等。国家价值凌驾在宗教自由之上。”

张家麟以联合国两项标准看中共对基督徒的迫害，一是个人因信仰、传播信仰被抓，一是政府对教会围剿、断水断电、查缉、封闭等。

陈破空指出，中共号称“无神论”起家，是所谓上帝的敌人、神的敌人，由无神论者领导宗教是一种亵渎。中共对任何宗教排斥，但在世界上，宗教有很强的传播力，中共忌惮，搞所谓三自教会、宗教中国化。在共产党管理之下，党领导一切。河南甚至出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的标语，滑天下之大稽。

陈破空提到，“邪教”是中共定义的，外人看中共才是邪教，中共心虚，想尽量不用意识型态定罪，但难以自圆其说，又怕得罪宗教组织，这几年以所谓社会治安等纯犯罪、非法经营、诈骗等罪名抓捕。就像鲁迅《阿Q正传》笔下的假洋鬼子，只准自己信仰，不准别人信仰；只准自己造反，不准别人造反。

陈破空提到，习近平无神论，其夫人彭丽媛则到西安大院礼佛，共产党人格分裂。佛庙在中国已世俗化，有些寺庙住持方丈包二奶、发大财、坐豪车，生活奢华淫乱。

习近平考察洛阳被认为政权不稳 日暮西山

近日习近平到河南省洛阳市调研，官媒报道，习近平转到白马寺、龙门石窟，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情况。

陈破空提到，习近平去看龙门石窟、白马寺至少已第二次，他遇到政治权力危机，走寺庙拜佛，很迷信很讽刺。中国如果还是大一统没有分裂为南北朝，佛教还传不进中国。这些宗教都是舶来品，都是中共所谓“外来势力”。

陈破空说，习近平宣称要保护的都是赝品，包括白马寺、龙门石窟、孔庙、黄帝庙等，早在文革时期已被毛泽东砸毁。现在看到的都是重新修建。

陈破空还说：“他（习近平）这次去恐怕有政治上的原因，洛阳象征太阳下落，毛一生不去洛阳，自称红太阳、领袖，有避讳。就像江泽民是江苏人，不去镇江，迷信会被“镇江”。习近平这次去洛阳抱佛脚不吉利，他想终身执政，成为继毛之后另一个红太阳，但却到洛阳，意思是差不多了、日暮西山该落阳了、收摊了。”

陈破空说，习近平怕死，洪水涛天时绝不会去，等风和日丽没问题时才去作秀。

陈破空表示，前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世时以为自己妥协能换来在中国传教，但亲共亲中如他，直到去世愿望也没有达成，与无神论、与魔鬼为舞，没什么可谈，应记取此沈痛教训。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 资料照、秋雨圣约教会信徒提供

在中国的公民记者张展首次被捕五周年之际，六十个国际人权与新闻自由团体联合发出声明（见附表），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张展的持续任意拘留和即将到来的再度审判，呼吁立即释放她，并终止对公民社会的系统性打压。知情者说，张展案再度延期开庭。

世界各国人权与新闻机构5月17日联署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公民记者张展，再次让世人聚集于中国的人权与新闻自由状况。张展因2020年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初期真相而广为人知，她所记录的医院拥挤看病、居民恐慌和政府封控手段，曾一度成为外界了解中国防疫黑箱的关键窗口。然而，她也因此于同年5月被捕，并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四年监禁。

避开“六四”周年日 张展案延庭审

去年8月，张展再度被以“寻衅滋事罪”被捕。今年5月14日，正值她首次被捕五周年之际，张展却身陷新一轮的起诉。中国一名因个人安全原因不愿公开全名的刘先生，本周二（20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原定于4月份开庭，再次延期：“张展案又延迟开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快到六四周年日了，总之他们（官方）很紧张。”

本台曾经报道，张展自2024年8月28日再度被捕后，始终关押于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她在获释仅三个月后即再次遭羁押，原因是她赴陕西声援另一位被捕民主行动者张盼成，并继续通过社交媒体披露中国维权人士受压情况。

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对本台说：“张展去年5月13日才出狱，没多久，她要去探望一位同样遭受当局迫害的张盼成，就在途中被抓，并且再次以超期羁押的方式迫害她。她的案件久拖不判，无疑是当局不断的通过延长案件审理期限，长期把她羁押在条件恶劣的看守所内。”

民间团体声明促中国释放张展

据维权网报道，世界各国人权团体声明指出，张展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中国近年来打压独立媒体与异议人士的系统性操作之一。据“无国界记者”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全球180国中排名第178，仅高于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人权组织统计显示，自2019年起，已有逾百位和平维权人士被控“寻衅滋事”。该罪名也屡被国际法界批评为“口袋罪”，可任意适用于任何言行。

中国法律学者陆沉渊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当局对于良心犯一贯采用长期羁押的策略是为了击垮当事人的意志，他说：“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说，让被告人获得及时审判是应有之行为，但是他们（当局）能拖延就拖延，包括人权律师谢阳案也如此对待。这样做违法了联合国组织制定的相关国际条约。”

联合国高度关注中国打压维权者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早在2021年即认定张展首次被拘为非法，并呼吁中国立即放人。2024年11月，九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联名致信中方，要求保障张展及17位人权捍卫者的基本权利，防止其遭受不可挽回的伤害。然而，中方回应仍是“一纸空言”，声称其“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并未就具体关切作出回应。

去年3月4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蒂尔克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的全球最新人权状况报告中也曾公开呼吁中方修改“寻衅滋事”罪，并释放所有因和平言论而遭拘押人士。多国外交部亦在双边会议中就张展案表达忧虑，但中国政府迄今未有实质让步。

对此，中国一位被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前律师周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从法律角度而言，张展尚未被定罪：“她是无罪的，但是当局往往根据政治形势需要、政治气候的变化，在开庭前再调整控罪，但是羁押时间越长，被定罪的机率越高，因为如果判你无罪，你会提出国家赔偿，于是即使你无罪也会转为‘有罪’。预料张展这次被判刑期肯定超过四年。”

国际社会齐声谴责任意拘留

在此背景下，来自亚洲、欧洲及北美的60家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无国界记者、美国笔会、国际服务人权社、台湾人权促进会及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罕见齐声发声。他们在声明中强调：“张展并未犯下任何国际公认罪行，却仅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就遭到残酷迫害。她的拘押是对中国国际人权义务的公然羞辱。”

这些组织还呼吁联合国机构和各国政府，不仅要在高级别外交场合继续点名施压，更应在与中国开展执法及法治合作时，将释放张展等人作为前提条件。

此外，声明也敦促中国尽快提交逾期五年的《禁止酷刑公约》国家报告，并公开有关秘密拘留与“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机制的立法依据与实施数据。

有学者认为，张展案的再次发酵，不仅是对一位前律师、公民记者的压迫，更折射出中国在言论自由领域愈加紧缩的政治生态。在社交媒体遭严密审查、境内媒体噤若寒蝉的当下，张展坚持以肉身践行“记录即正义”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政府亟欲扑灭的“火星”。

责编：许书婷

附件：世界六十家人权与新闻自由团体声援张展名单

第十九条（ARTICLE 19）

公民权利同盟（Alliance for Citizens Rights）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台湾记者协会（Association of Taiwan Journalists）

柬埔寨记者联盟协会（Cambodian Journalists Alliance Association）

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 Association）

改变中国（China Change）

中国异议网络（China Dissent Network）

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

女性记者联盟（Coalition For Women In Journalism）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CFHK）

保护记者委员会（CPJ）

挪威西藏委员会（Den norske Tibet komité）

对话中国（Dialogue China）

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台湾办事处（European Values 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 Taiwan Office）

保护权利组织（Fortify Rights）

前线卫士（Front Line Defenders）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中心（Georgetown Center for Asian Law）

马来西亚独立媒体运动（Gerakan Media Merdeka）

全球支持西藏与受迫害少数民族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Tibet & Persecuted Minorities）

葡萄牙援藏组织（Grupo de Apoio ao Tibete-Portugal）

挪威香港委员会（Hong Kong Committee in Norway）

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人道中国（Humanitarian China）

独立中文笔会（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

“保护人权捍卫者观察站”框架中的“国际人权联盟”（FIDH,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国际人权服务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国际西藏网络（International Tibet Network）

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法国基督徒废除酷刑组织（l’ACAT-France）

越南法律倡议（Legal Initiatives for Vietnam）

拒绝与种族灭绝为伍联盟（No Business With Genocide）

美国笔会（PEN America）

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

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

圣塔芭芭拉西藏之友组织（Santa Barbara Friends of Tibet）

苏格兰香港人（Scottish Hongkongers）

团结中国（Solidarité Chine）

自由西藏学生运动（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台湾人权促进会（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TFCC）

人权基金会（The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瑞慈人权合作中心（The Rights Practice）

丹麦西藏支持委员会（The Tibet Support Committee, Denmark）

西藏行动研究所（Tibet Action Institute）

西藏团结组织（Tibet Solidarity）

爱尔兰西藏支持小组（Tibet Support Group Ireland）

西藏观察（Tibet Watch）

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

温哥华香港行动者联盟（VAHK）

温哥华支持民主运动协会（VSSDM）

维多利亚香港人协会（VHKA）

越新党（Viet Tan）

世界自由国会（World Liberty Congress）

“保护人权捍卫者观察站”框架中的“世界禁止酷刑组织”（OMC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bservator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Defenders）

© Youtube张展直播截图。

被判“偷越国（边）境罪”罪成的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已向法院提出上诉，并授权家属公开一审判决书，指判决是对人权律师的又一次绞杀。他反驳判决书的内容，指与事实不符。卢思位太太张春晓也指控当局，不让家属为丈夫提供适当药物和拒绝让丈夫做检查是违反人道的行为。

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位因“偷越国（边）境罪”上月在成都法院一审被罪成，遭判刑11个月，罚款10000元。卢思位太太张春晓周四(5月15日)对本台证实，卢思位已就判决提出上诉。她表示，代表律师周二(5月13日)会见卢思位时已得到他的同意，公开一审的判决书。卢思位发表声明，表示政治警察对他日复一日的非法跟控、骚扰、拦截，迫使他冒险出境，批评判决书内的证据与事实严重不符，笔录原话内容曾被篡改，反驳与境外勾结的指控，强调离开中国是他的自救方法。他认为，这次判决是对人权律师的又一次绞杀。张春晓表示，认同卢思位的看法，又说，卢思位被起诉和定罪，是因为他不肯就范而遭受的打压和惩罚。

张春晓说：“如果他没有被边控，他是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美国)的，因为他有美国的签证和有效的护照。他为什么要去铤而走险呢？是因为他已经被非法和不公平的对待！他被四川省司法厅盯上的就是12港人案，司法厅希望思位不要接手这个案子，他没有答应。因此他几乎就是被24小时的监控，限制他的出行，这就是一个源头。这些都是一系列的迫害的手段，他就是对付不听话的人，要让你臣服。”

当局拒绝让卢思位做甲状腺检查和配药 张春晓：违反人道

张春晓表示，卢思位曾患甲状腺癌和动过手术，被关押后身体状况持续变差。她表示，丈夫需要定期做医疗检查，也要药物治皮肤病，但看守所拒绝为他提供适切治疗是非人道行为。

张春晓说：“我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甲状腺手术做了以后，医生的要求第一是终生服药，第二是每半年必须要检查一次，但是现在他没有这个机会。他已经错过了2次复查的时间，同时在这1年多他身体本来就受到很大的戕害，而且他的生活环境比平常会差很多。他的皮肤病(看守所)给他配了一些药，但是这些药的效果并不好，我们送过去的药他们(看守所)不收，让他病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加重，这是违反人道的一种行为。”

拒绝安排被关押人做医疗检查 人权律师批是对被关者施加迫害和酷刑

关注卢思位案件的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不论是有罪或是无罪者，被关押期间的看病和医疗权利应得到法律保障，但从卢思位的遭遇可见，中共用阻挠治疗的方法折磨被关押者，就像用酷刑一样。

吴绍平说：“从病人实际的身体健康情况来讲的话，看守所是没有理由拒绝。但是中共就是这么明目张胆剥夺他(卢思位)的权利，家属已经提供药物的情况，他们仍然不给，是要通过疾病来折磨被强制羁押的人，当然就是一种迫害，就是一种酷刑。它(中共)可以完全无视你的就医的需求和需要，漠视你的健康。实际上可以看到中共在看守所和监狱里面被羁押的人群，他们的基本医疗和健康都没有得到保障。”

吴绍平表示，根据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在本国有行动自由，也有离开国家的权利。但卢思位仅因为是人权律，曾代理人权案件就被限制行动和出境，他冒险离境是合理的自救行动，认为卢思位有理据上诉。

吴绍平说：“是中共违法在先，动用国家的力量去迫害一个公民，对他进行非法的侵害。根据法理来讲，卢思位也是受到了不法的侵害，在法律当一个人遇到不法侵害的时候，他是可以私力救济的，他不得不采取冒险出境的方式，解脱自己这种自由被剥夺的痛苦生活，也是被这个政权迫害所导致的结果，所以他的行为也不存在违法性。”

吴绍平表示，在卢思位案判决书的细节发现，他的手机数据和通话软件备份内容被当局破解，显示在中国使用苹果手机和海外的通讯软件，不一定是安全的对外联繫途径，在中国的异议人士要有所警剔。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 张春晓提供

在中国已被关押1320多天的独立记者黄雪琴，与另外4名在中国和香港被关押的人权捍卫者，获美国国会议员提名角逐诺贝尔和平奖。黄雪琴的好友相信，她在狱中坚持抗争的精神获国际肯定。有人权工作者相信，这将使黄雪琴的个案再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独立记者黄雪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囚5年，还有1年多才能刑满出狱。关注黄雪琴的脸书群组专页周二(5月6日)发文，表示黄雪琴以独立记者和人权捍卫者的身份，与《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和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共同获美国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杰夫莫克利(Jeff Merkley)提名，角逐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们对捍卫人权的坚定和承诺。

黄雪琴好友：她代表在中国被打压的不同群体

黄雪琴的好友小微对本台表示，朋友们得知提名的消息后，也为黄雪琴感到高兴。她表示，黄雪琴被关押前，努力跟进香港的民主运动，对推动中国女权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她被关押后也没有放弃，继续抗争。对于好友的行动和坚持得到国际肯定，也鼓励一起努力的伙伴。

小微说：“这是一个很鼓舞的消息，我作为雪琴的朋友，也为雪琴感到非常自豪。她是值得有这个提名的，因为她从被拘捕，即使被判刑，到现在已被关1300多天，她从来不认罪，没有承认当局给她的罪名是她的过错造成，也没有妥协。在这几年来她为自己上诉权和其他权利一直都在抗争。在监狱里她都没有放弃，这种抗争精神鼓舞了很多的行动者。这次提名是对她抗争的一种肯定，作为朋友也为她感到骄傲。”

小微说：“其实每一个被提名人，他们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他们被提名一方面是在肯定他们对人权的工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是让世界能够再次看到，中国当局对于民主和不同领域人权捍卫者所做的迫害。他们的提名不仅是代表个人，这个提名和每一个人背后的故事，也是代表了一个群体，这些群体的故事要怎么才能被更多人看到。”

好友呼吁关注同案者王建兵出狱后的人权状况

另一名好友Tommy对本台表示，为黄雪琴获得提名感到开心。又说，黄雪琴在狱中的消息越来越少，情况让人担忧。除了担心她之外，也担心同案已出狱的好友王建兵。Tommy表示，王建兵出狱后已被安排回家乡与家人同住，呼吁当局能让他有空间休养和康復。

Tommy说：“担心他(王建兵)会像其他人权捍卫者一样，出狱后也受到当局非常严密的监控，没有自由和经常受到骚扰等等。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他的身心根本没有办法恢復和重新投入社会生活。他已经出狱了，我真的希望当局能够给他自由，不要限制他出行，他可以按自己意愿去其它城市，可以行使他的权利。”

分析：提名和平奖有助黄雪琴重新被国际关注

人权工作者潘嘉伟曾出席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以他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了解，他认为，虽然黄雪琴是在共同名单获提名，但能走到这一步已很不容易，这次黄雪琴能获美国政界代表人物的肯定和提名，证明她的努力已被世界看到。

潘嘉伟说：“这一次黄雪琴算是连同其他人一起被提名的，也是对于她一直以来做的人权工作的一种肯定。不论最后她是否真的能够拿到奖，但整个过程就是在认定她过去的一些努力。所以能够被提名的，都已经是在人权领域里面受到很高度关注，而且被认为是有代表性的(人)。而对他们来讲，就另外一次机会让国际社会再审视他们的个案，引起再讨论和关注。”

潘嘉伟表示，近期有关黄雪琴在狱中的消息越来越少，更难知道她的身体状况，以及有没有受到酷刑等，相信这次被提名再引起关注后，能有助改善她在狱中的待遇。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 Freexueqin黄雪琴&Jianbing王建兵脸书群组截图

中国人权律师的生存空间越见缩小，曾代理温州十字架维权案、并为法律学者许志永和白纸运动纪录片导演陈品霖提供协助的中国人权律师方县桂，因呼吁欧盟制裁中国，也踏上流亡之路。他接受本台专访，细说他流亡的原因和如何看中国人权律师的处境。

在中国从事人权律师工作超过10年的方县桂去年参加欧盟的人权活动，在与官员见面时曾呼吁制裁中国，消息被洩漏，导致他与家人走上流亡之路。方县桂表示，离开中国后，与家人辗转到英国申请政治庇护。他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中国做人权律师时也曾到过日、台和欧洲各地参加人权活动，分享中国人权律师和异见者的最新状况，没想因此要被迫流亡。

方县桂说：“去年就是因为参加在布鲁塞尔的(欧盟人权)活动，收到了2个独立的信息源，就说我们这个活动被泄露了。而且居然还知道我在欧盟议会当中和议员的呼吁，呼吁他们制裁中国。后来我自己都忘了我怎么说的，但是别人都说出来了。我其实参加了很多的境外的人权活动，做了很多的安全方面的防范，包括国内的手机是不带的，电脑里面也是不开微信的。这些情况发生了之后，对我来讲是属于非常意外的一个事件。虽然组织方会选靠谱的这些议员和官员来跟我们见面，但是没有办法做到绝对安全。共产党现在是有这个实力，可以统战全世界。”

方县桂忧流亡遭遇影响国际组织不敢与人权律师交流

他认为，制裁呼吁外漏的事件，反映中国在海外的统战和渗透无孔不入。他认为，事件除了影响他和家人外，也会增加国际组织接触中国人权律师的心理担忧和影响交流。

方县桂说：“曾经我们说国家强大了，我们就不会受欺负了。现在我发现是国家强大了，没人敢救我们。鉴于中国这现在这种管控的力度，他们(国际团体)不太愿意去邀请中国的人权律师来出来交流。听到这方面我也觉得很遗憾，因为海外关注更少了，在国内做这些案件的律师们，我们会觉得很孤单。因为我们会觉得好像做了这些事情都没有朋友们去关注，觉得我们只是一个默默的历史见证者。”

人权律师群体越见沉默 方县桂：以不发声换取辩护空间

方县桂表示，过去10多年亲身见证中国人权状况如何每况愈下。他表示，刚投身人权法律圈子工作时，还有空间能为温州十字架被拆等宗教维权案件做辩护。但到了709大抓捕时，当局已用绑架等手段对付人权律师和工作者，自己也不仅一次被捕和关押。他表示，当局出重手打击，使中国人权律师圈子变得沉默，但不代表大家已放弃，还有一批人权律师默默在为维权事件当中的受害人辩护，只是做法与以往不同。

方县桂说：“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是越来越糟糕的。习近平这个时代有明显的倒退。人权律师做人权案件，在现在来讲就是只做不说。只是为这个案件去辩护，我不对外讲，我不对外去接受采访，我也不对外发声，目前来讲空间还是有限的。但是又做又说就非常麻烦，就是很容易就能够去把你的律师证吊销，甚至要抓捕。慢慢的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人为这些人权案件辩护的话，判决书外头是看不到的，这个辩护词也是看不到的。说实在的，很多律师现在不太愿意去做，很深度的去分享，这是很严重的自我设限。从人权捍卫者和人权律师的这个表现来看，就已经是给自己上了一个很重的枷锁。”

因六四投身人权工作 方县桂最记挂纪录白纸运动的陈品霖

主修工程的方县桂表示，因为大学时看过讲述1989年学生运动的纪录片，深受启发，选择做法律工作，决心要为民众发声，专门代理普通律师不敢接的敏感案件，像为法律学者许志永和白纸运动纪录片导演陈品霖做辩护等。又说，自己对六四有情结，也特别对陈品霖留有很深的印象。

方县桂说：“中国这么几十年以来，就是特别是八九之后，其实很少看到有这种大规模和群体性表达政治诉求，白纸运动是一个很伟大的年轻人涌现出来的一个抗争行动，是非常了不得的。为陈品霖辩护，我发现他的价值观和理念，跟我们(人权律师)是高度一致的。他的纪录片对于保留群体性抗争的运动，具有很大的价值。特别佩服他的勇气，为他去辩护其实对我自己来讲也是蛮有成就感的。”

他表示，从没有后悔当人权律师的选择，认为只有参与人权工作才能实践他心中的抱负。突然退出中国的人权最前线，最放不下的是还在跟进的案件和被告人。但他相信，身处海外能继续说中国的人权故事，也是在推动中国人权发展。

责编：许书婷 陈美华

© 方县桂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