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佳珩 潘奕忻

责任编辑：谭畅

2025年，周新成调研的一所乡村小学。受访者供图

还要不要保留？这是不少乡村小学眼下面对的问题。

9月开学季，在中部省份的一所村小，操场上空空荡荡，教室里也寂静得出奇。二年级的教室里，只有两个孩子在上课，其中一个还是老师的孩子。

有的村小只有4个学生，却配了5个老师。与此同时，几公里外的县城学校，一个班却要挤进六七十名学生。一边是极度空旷，一边是严重拥挤。（详见南方周末报道《尴尬的村小校长：“只有4个学生也得正常运转”》）

作为长期关注基层教育的研究者，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周新成曾挂职某县教育局副局长，近三年在东中西部十余个省份近三十个区县走访了几十所乡村学校。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河南、江西等地，有的县里有几十所学生不足30人的村小，部分村小学生是个位数。

周新成观察到，留在村小的孩子，往往是在家庭和社会竞争中已经被“筛选”下来的。对他们而言，学校还在，但“班级”的意义正在消失。他在多篇论文和媒体访谈中强调：“教育公平不能只理解为‘家门口有学校’，而要让孩子在一个正常的学习环境中成长。”

“最核心是财政”

南方周末：看到这些只剩个位数学生的村小，你的感受是什么？

周新成：在我挂职的那个县，2025年共有学生30人以下的村小近八十所，50人以下的一百二十余所，平均一个学校23人。通常五、六年级被合并到乡镇中心小学，因此，平均下来一个班不足6个人。其中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可能有一两个，剩下的普通孩子只有四五个。这种情况下，很难形成正常的班级氛围和社会化过程。反过来，县城学校一个班六七十人，大班巨校，也是极端不合理。这两个极端对孩子都不好。

我也上过村小，小学阶段就经历过撤点并校。我是江苏宿迁人，那时村小大规模被撤。我读博时再下乡，发现中西部很多村小还在凋零，落差让我很震撼。

南方周末：那时候政府为什么要撤并村小？出于什么考虑？

周新成：最核心是财政。过去教师工资是农民筹资，乡镇财政再到县财政承担，但地方财政一直紧张，撤并后可以节约开支。江苏更特殊，当时推行市场化改革，大量引进民办学校。一个撤，一个引进，速度特别快。后来这一模式向中部扩张，比如河南，每个县几乎都有江苏人开的民办学校。因为河南人口基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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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5日，重庆市梁平区福禄镇中心小学紫龙教学点，六年级学生陶涛（右）在课间和老师打乒乓球。这是一所当时只有一名学生、两名老师的乡村“微小学”，陶涛毕业后停办。视觉中国图

4个学生，5个老师。2025年9月开学后，中部省份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徐雯（化名）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建校以来最少的一年”。

徐雯今年32岁，在她任教的这些年里，学生人数从几百降到个位数，年年减少。在周边乡镇，这样的“微型学校”不止一所。

与学生人数形成对比的，是新建的校舍和齐全的设备。教学楼刷着白墙，走廊铺着瓷砖，操场是塑胶跑道，每个教室都有电子黑板、投影仪和电脑插口。等到一切都焕然一新时，学生却越来越少了。

在不少乡村，这样的场景正在变得常见。长期调研基层教育的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周新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他挂职的县城为例，2025年，全县30人以下的村小有80所，50人以下的有129所。

教育硬件的刷新速度，赶不上学生们离开的速度。留下的，多是由老人照看的留守儿童和老师。他们在崭新的教学楼里，静静见证着一所所村小的“消失”。

课表“私人定制”

徐雯既是校长，也是语文和英语老师。

早晨，她先给唯一的六年级学生上早读，盯着孩子开口读书，再翻看前一天留的作业，逐题批改；接着，她继续上六年级的语文新课；上午最后一节课是英语，四十分钟的课程，她讲三十分钟，最后十分钟让学生练习。课间，她和同事匆忙进厨房，洗菜切菜，准备午饭。中午，老师和学生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饭后，她还要处理一些行政事务，顺带和学生们闲聊。

下午的课换成一年级。唯一的小男生正学写字，徐雯全程守在身边，一笔一画地纠正。最后一节课，要么把学生聚在一起看书，或干脆上一节体育课。在这所村小，体育课的安排较为随意，通常就是带孩子跑跑步，或者教他们使用一些简单的器材，至于什么时候上体育课，更多取决于当天的天气和孩子们的状态。

四个孩子来自村内三个家庭，他们被分散在三个年级，其中一年级和六年级是“一对一”的课堂。课程表成了“私人定制”，语文、数学、体育，全都围绕着每个孩子的性格和短板调整。六年级的女孩作文薄弱，徐雯就要求她每周完成两篇作文；一年级的男孩注意力涣散，徐雯就坐在他旁边盯着他写字。

徐雯形容，给一个学生上课更像一场“圆桌会谈”。老师与学生并肩而坐，中间摊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