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责任编辑：钱炜

杨振宁。（清华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图）

2025年10月18日，杨振宁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17天前，他刚过了103岁生日。他的朋友，曾担任第十、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彼时，他已住进301医院。“一直到最后，他脑子都是清楚的。”王征说，杨振宁不同意插管治疗，夫人和儿子也非常尊重他的意见。

王征提到杨振宁有两个特质，一是精力旺盛，90多岁时在香港，还自己开车；快100岁的时候，还同歌手孙楠一块唱过卡拉OK，“唱到很晚，也没说我年龄大了要回去”。二是学识渊博，同他聊天时，“政治的、经济的，什么都懂”。

在王征看来，不论是事业、爱情还是寿命，杨振宁的一生都“近乎完美”。没有再拿一次诺贝尔奖，可能是他唯一的遗憾。王征曾问过杨振宁，诺贝尔奖有没有规定一个人不能得两次？杨振宁很快给出回答，“没有这个规定，只不过他们还没给我。”

邓稼先去世后，杨振宁给其夫人的电报中写道，“邓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在王征看来，这句评价同样适合杨振宁。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则这样评价杨振宁，“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是起点，也是终点

杨振宁喜欢英国诗人T·S·艾略特的长诗《四个四重奏》，并亲自译成中文。其中的两句是：“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我们将不停地寻索，而我们寻索的终结，将会达到了我们的始点，从而第一次了解此地方。”

这两句诗亦是杨振宁人生的注脚。

他将自己晚年在清华的住所取名为“归根居”，这里距离他在科学馆二楼的办公室，也就是他父亲杨武之曾经工作的地方步行不过十分钟。

1929年，杨武之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7岁的杨振宁也跟随父母住进了清华园。1938年，杨振宁念完高二，在两万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西南联大。

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一书中回忆，吴大猷和王竹溪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在西南联大，吴大猷引领他走上对称原理的研究方向，王竹溪给了他统计力学方面的启蒙——这正是杨振宁后来在科学上获得顶尖地位的两个领域。

1956年10月，34岁的杨振宁与30岁的李政道在美国《物理评论》发表文章，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并因此在次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对普通人来说，如何理解这项工作的价值？华裔物理学家、MIT数学系教授郑洪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说明：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地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责任编辑：钱炜

2025年10月11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情况。（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图）

“‘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销售新建商品住宅面积约50亿平方米。同时，存量住房市场的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国有15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量超过新房。”

这是2025年10月11日上午，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在一场发布会上提供的数据。

他介绍，过去5年，对居民购房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比如，下调住房公积金和商业银行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对居民“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给予退税支持、下调契税税率、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等。各地也出台了购房补贴等各类优惠政策，降低居民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发自：河南郑州、周口

责任编辑：钱昊平

2025年9月1日，“于新建案”申诉阶段的代理律师陈光武与姜玉清走访案发现场。（南方周末记者韩谦|图）

连片的玉米比人高出了一大截，叶子开始发黄；大豆田里，豆杆和豆荚已成黄褐色。22年前的秋天，地处河南省东部的郸城县，到了收获季。

于新建的讲述中，2003年9月30日早上天刚蒙蒙亮，他就下地干活了。他是郸城县宜路镇于庄村人，平日在临县沈丘一家汽修厂当学徒，两天前向老板请假，回家收秋。

没等到母亲侯桂兰喊他回家吃早饭，镇上派出所的人先到一步，把他带走。17岁的于新建，成了一起14岁少女被杀事件的犯罪嫌疑人。

2004年12月22日，案件一审宣判，于新建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侯桂兰则因坚称案发时儿子不在家，被判犯包庇罪，获刑两年。

二审维持原判，母子俩当时没有申诉。随着在电视节目上不断看到有冤案平反，他们决定申诉，聘请参与过聂树斌案申诉阶段的律师陈光武代理。

案发21年后，2024年11月20日，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复查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玉米地里的凶案

2003年9月22日早晨大约6点40分，宜路镇供销社职工单芳华骑上电动三轮车，从镇上的新华书店出发，去岳庄中学卖书。

道路逐渐变得颠簸。他先从柏油路铺就的乡道往东走，然后向南，进入乡间的砖渣路，最后拐进田间一米多宽的土路。

在案笔录显示，距离岳庄约六百米处，单芳华注意到一个穿着粉色毛衣、格子裤的女孩趴在路旁，身上背着黑色书包，腿下边还有辆自行车。走近时，他发现女孩胸下有血迹，嘴唇发紫，已经没了呼吸。

单芳华掏出手机拨打120。不过，由于此地与安徽接壤，电话拨到了安徽省界首市急救中心，联系不上郸城县120。之后，他翻看死者书包，确认是岳庄中学的学生后，开着三轮车到学校，通知了老师。

死者于梦（化名），14岁，初一学生。她家住在宜路镇北边的于大美庄，离学校约三四里地。家中四姐妹里，她是最小的那个。案发时，于梦的父母在洛阳收破烂，二姐也外出打工，留下22岁的大姐在家，照顾还在上学的于梦和三姐。

于梦的母亲已年逾七十。出事后，她和丈夫回到村里，不再外出打工。之后好几年，她哭得“脑子疼，眼睛也睁不开”。她还记得，小女儿“就愿意上学”，自己没给她买过书，但她带回不少奖状。

上学路上，一下雨，鞋子上就沾满了泥巴。于梦和母亲说过，等长大上班了，要把村里坑坑洼洼的土路都给浇成平坦的柏油路。

于梦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尸检报告显示，她被人用锐性器械（如单刃刀）刺中左胸部致心脏破裂，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

案发当天下午，农民郭绍成在案发地往西三百多米的玉米地割草，捡到一把刀。“很亮，看着刀子很锋利”，刀头大约有4寸长，木质刀把约3寸长。

据他在案卷里的描述，发现刀子后，他随手捡起，抹了抹刀刃上的土，扔到草筐里，就回家了。夜里躺在床上，他想到这把刀可能和凶案有关。次日一早，他到捡到刀子的地方，把刀交给了于梦舅舅。

路上，于梦舅舅遇到一岳庄中学学生，便让这个小孩通知校长取刀子。后来，学校的一名老师取走刀子，交给了宜路镇派出所。

勘查现场时，办案人员发现，在郭绍成捡到刀的位置向

南方周末记者 韩谦 南方周末实习生 吕霭璐

发自：湖北石首、湖南华容

责任编辑：钱昊平

2025年9月11日上午，在自己家农房门口，黄培珍按下红手印，接过了工作人员递过来的“红本本”——不动产权证书。

这是本特殊的证书。她是湖南省华容县万庾镇白铺村人，发证机关却是湖北省石首市（县级）的不动产登记中心。

黄培珍的房子坐落在东西走向的乡道边。这条路，是划分湖南与湖北的省界。她家在路北边，从行政区划上看，属于湖北石首高基庙镇高基庙村。不过，宅基地是路南的白铺村分给她家的。也就是说，宅基地所有权，归湖南。

华容与石首交界处，有三百多户的情况与黄培珍一样，生活在“飞地”里。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省界调整，一些湖南人的宅基地和耕地位于如今的湖北境内，也有湖北人的地在湖南，交错形成了事实上的“飞地”。

随着宅基地确权登记工作开展，“飞地”问题显现：由于户主户籍与宅基地所在地分别归属两省，两边的不动产登记部门，都无法对这类宅基地确权。

2025年7月16日，石首市与华容县自然资源部门决定突破限制，签订《相邻边界“四权”不动产联动确权登记协议书》，明确由“飞入地”办理登记，于是，黄培珍领到了湖北的证书。

《湖北日报》报道称这是全国首个省际不动产联动确权机制。2025年9月11日当天，“飞地”内3户湖南农户、5户湖北农户的宅基地得到确权。两地计划在2025年10月底，完成对存在“飞地”情况的宅基地确权，涉及6乡镇、19个村(社区)。

在湖北石首市与湖南华容县交界处。北干堤是省界线的一部分，道路两侧湖南人与湖北人混居。（南方周末记者韩谦|图）

勘定省界，留下“尾巴”

“飞地”确权工作启动两个月来，已有不下4批工作人员到访黄培珍家。

头一回，先是向她了解家里的大致情况：户籍所在地、什么时候建的房、如何获得的宅基地。第二次，让她拿出了身份证、户口簿登记，还测量了房子的尺寸。到2025年8月19日，工作人员在她家门口张贴了一份“批前公示”，内容是同意给她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公示期15个工作日。最后一次，她收到了证书。

她说不太清楚来者的身份，大约每次都有七八个人，由村干部带着，有镇上的，还有华容县、石首市的。

华容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张坚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按照两地联动确权的规定，现场调查时需六方到场：当事人、邻居、两省临界的村组负责人、乡镇负责人和县一级工作专班工作人员。调查时，石首、华容两边都要有人到场，“一边自说自话，另一边不认可，也不行”。

“一定要搞准，不能出一点误差。”张坚说。当黄培珍家农房的地理坐标录入不动产登记系统，房子便有了“身份证”，意味着她享有这块宅基地的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这份权利是唯一的、有法律效力的。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农村宅基地边界并不清晰，谁家占有哪块地，多是基于历史的约定俗成。实际管理时，村干部不完全跟着省界走，本村村民住到哪儿，他们就管到哪儿。

黄培珍家门口那条分开了两省的乡道，被当地人称作北干堤。

一位七十多岁的村民听老一辈讲，1950年代，长江流域遭遇了一场特大水灾，为了阻挡洪水，村里修建堤坝，后来不断加高加宽，便成了路。

《石首县志》记载了那场灾难：1954年，长江洪水猛涨，内涝外洪。全县24.6万人受灾，淹没农田68.7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87％。

新中国成立后，划分省界时，北干堤成了其中一部分。堤坝以北，是湖北石首市高基庙镇，往南，是湖南华容县万庾镇。

黄培珍听老一辈说，她家宅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