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杨振宁近日去世，终年103岁，他称自己的一生是“沐光而行，如斯如愿”。杨振宁在往事回忆里，提到对他影响最深的教授之一王竹溪，王竹溪在西南联大指导他开展硕士论文研究，对他的一生有过决定性的影响。

1956年，王竹溪在北大物理系任教时，指导过另外两位本科生：顾雁和刘治平。仅过了一年，两位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在反右后双双折翼。一位在1960年被捕，判刑十七年，另一位在1958年被送劳教农场，再也没能重回科学殿堂。

在这篇长文中，艾晓明从得知刘治平的名字开始，爬梳史料，重读文献，联系1957年中科院反右的历史脉络，描述出一批坠落者的命运踪迹，由此揭示出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诡异图景，中科院当年以保护一批资深科学家为名，将另一批青年学者推上反右祭坛。

文章用大量事实说明，对自然科学家的所谓特殊保护政策，只是权宜考虑，长期来看是无效的。而当这个科学共同体分崩离析时，所有科学家的悲剧也就为期不远。为享有沐光而行的未来，需要记住这些暗夜亡灵的故事。

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

——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

艾晓明

人是如何感受历史中那些巨大灾难的呢？又是怎样度过那些灾难的呢？无论是在灾难前还是在灾难后，遗忘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因为看到大众是如何能够忘却历史动乱的动机，又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把日后精心编造的解释当作事实，我将遗忘从因果原则中除了名。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我身在历史何处》1

刘治平，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是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教授顾雁先生那里。顾雁，北京大学物理系五二级，刘治平是他的同班同学，曾和他一起在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

来源：《北大物理系九十年》

顾雁和刘治平同在1956年毕业，刘治平留在北京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顾雁去了兰州大学。同年9月，顾雁报考了该所李荫远指导的研究生，专业是固体理论问题，次年被录取。

顾雁同时也报考了兰州大学物理系，并被录取。思考利弊后，他决定留在兰大，跟随物理学家徐躬耦教授做研究。就在这年，1957年鸣放之后，顾雁成为全校研究生三右派之一。1958年，他被发配至天水接受“劳动考察”的处罚。1960年10月，顾雁因参与创办“星火”被捕，获刑十七年。

十九年以后，1979年2月17日，兰州大学在关于顾雁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中明确写道：“经复查认为，顾雁同志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论。”

而顾雁自己明白，他被划右派不是因为言论，而是受到他的同学刘治平牵连：“我去兰大后，我们之间经常通信。1957年鸣放一开始，他就来函说，要为我在肃反中受到的不公正批判讨说法。我去函劝他不要去鸣放，他不听我劝。反右开始后，他来函向我诉苦，并首次提到了他父亲被镇压之事。我回函劝他要冷静，并说运动来了毕竟也要过去的。估计我给他的这些信，最终到了反右斗争委员会手中。”

这使我想到第一个问题：刘治平是谁？他到底说了什么以至于牵连到远在兰大的同窗？

第二个问题是：刘治平还活着吗？如果他不在了，他是怎么死的？

第三个问题，或者不算问题，是一个必须澄清的事实：中科院没有划一个右派吗？

最后一个问题的缘起是这样，我在网上查找资料时看到，2013年11月1日，凤凰网刊出凤凰卫视10月30日《腾飞中国》的节目文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所幸的是从1956年到1967年主管科学院的“外行”是张劲夫。据老人叙述，科学院有影响的领导第一个要数张劲夫，11年里，他的管理有口皆碑，他不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反而更能组织科学家发挥作用，而且在特殊年代里，张劲夫还勇于保护科学家，在反右运动中，他向毛泽东建言科学家是国宝，要求特殊政策，这种逆流进言的勇气连毛泽东都颇为吃惊。反右中，中科院因此只有几个人做检查，没有划出一个右派。2

此文没有按照一般采访的惯例，说明“老人”是某一位实名者；而在口语中，“老人”也泛指某单位的资深员工。但不管是有某匿名老人发声，还是以集体名词的“老人”代言，这段话的结语是不同寻常的，仿佛历史的涡流到了这里突然消散。而当它以如下标题转发时，更显得不同凡响：《真事： 反右运动中中科院没有划一个右派》。3

反右已经过去了六十八年，很快就要到七十年，绝大多数右派幸存者都离开人世了。即使如此，因为刘治平是在中科院所属单位，他被划右派案，就不会无迹可寻。

我想追踪刘治平的这段经历，也是想厘清这个事实：中科院真的没划右派吗？显然不是。对此，不仅可以通过刘治平本人的遭遇来证明，而且，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例证来呈现中科院反右的图景。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中科院对科学家的确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但在保护一部分资深/有成就/海外归国科学家的同时，将一大批年轻学者绑缚到了右派的耻辱柱上，他们成为反右的祭品。其中，尤其是如刘治平、徐刍等人的命运，为这场劫难留下了血染的册页。

一 反右时期的中国科学院

查看中科院网站上有关《中国科学院发展历程》可见，“中国科学院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和中国科学院各直属机构组成，是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

中科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月成立，在对原来的两大国立研究单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二十个研究所进行调整改组的基础上，合并而成中科院的基本框架。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下设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学部，自然科学研究人员是中科院的主体。

1957年，中科院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即凤凰专题节目中所述张劲夫。在目前中科院网页的编年史上，1957年5月的鸣放动员和6月开始的反右大批判已经淡化，只有两个小节概括地述及两大事件：

其一，“错误批判五教授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意见”。

其二，张劲夫请求在反右运动中保护自然科学家。4

先说其一，五教授意见，指的是《人民日报》6·8社论第二天发生的事，“6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负责人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这个意见被认定为“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受到批判。

在中科院的网页上，对上述五教授中的前后两位特别加了一个定语：“此后，在教育系统工作的曾昭抡和钱伟长被定为右派分子。”

将这两位教授归之于“在教育系统”，是否意味着曾昭抡和钱伟长不属于中科院，而中科院没有打右派呢？依然不是。

钱伟长可以算是在教育系统，他在反右之前的1956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反右之后，虽然被划为极右，但保留了教授职称，没有离开清华大学。

曾昭抡在1957年12月因右派而被撤职（撤去的职务包括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化工学会筹委会副主任），其处理意见为：“可在大学内任化学教授。降职、降级、降薪（教授二级）”。他在中科院受到惩处后，才到教育系统任职，1958年4月，曾昭抡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离开北京到武大化学系任教。

有关中国科学院反右，官网有关张劲夫的这一节里，概述了张劲夫冒险向毛泽东主席进言，得到首肯的情形。在当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5（以下简称“9·8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科学院系统的老科学家在反右派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护。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老科学家”，省略了青年科学家或一般科学研究人员的类别。

查阅这一指示，一共五条，就基本原则来讲，没有给自然科学家在反右斗争中的豁免权；其中首先强调的是：“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必须认真严肃地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这是基本原则，但又提出了几条区分，理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情况不尽相同，对自然科学家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斗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具体做法有如下五点：

第一，对极右分子，要把他们搞臭，完全孤立起来。

第二，有一些右派言行，但有较高科学成就者：“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分子，其中必须划为右派分子的，也必须采取‘斗而不狠’的办法。”能不戴帽子也可不戴，必要时可戴帽子，但不登报。

第三，对有突出成就者，“谈而不斗”，即由负责人约谈，不到群众中去斗。其中有极右分子，为了照顾将来的使用，在批判和报道方面采取适当的控制和变通的办法。

第四，对历史上有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老右派”，鸣放期间言论不够划右派者，不划右派。

第五，对一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采取“不排不斗”的办法。

以上第一点与反右的大方向一致，后面四点，可以归纳为“斗而不狠”“谈而不斗”、既往不咎和“不排不斗”。此外，9·8指示中还提出，要掌握两个原则，第一是将政治斗争与学术思想区别开来；前对后者不要去搞学术批判。第二是要将学术交往关系与政治关系区别开来，一般不要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去追国外关系。

做出如上政策策略的调整，出发点是在于：“我们今后要用他们的专长进行科学工作”，这是从国家需要出发的功利性考量。它主要的适用范围是“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文件精神“只在内部掌握，不向外公开传达”。从后面这个不公开的做法来看，一方面，在反右的高压态势下，不暴露科学院的特殊政策，可以避免引起社会争议；另一方面，对科学界广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可以起到挡箭牌的作用。

那么，另一个问题来了：哪些人算是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呢？

反右之前的1956年，是共和国将知识分子重要性提到议事日程的年度。为此，中央政府在1955年已布置了对全国知识分子处境的调研。195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收集高级知识分子统计数字办法的规定》，其中对高级知识分子作了这样的界定：“一般是指具有大学毕业程度，具有几年工作经验，能够独立工作的知识分子。”6就职称级别而言，包括高等学校中讲师以上教师、研究机构助理研究员以上研究人员。1956年，在中共中央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几个报告文件里，这个称呼指的是科学家、教授、医师、艺术家、工程师这类人群。

我们从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所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来看，其中，在“高级知识分子”这个范畴下提到的人群有：高等学校的教授、副教授、工程师等，“目前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人，其中在解放以后增加的数字，根据一部分材料统计，约占三分之一左右。”7

而具有高校毕业学历的技术员、讲师、助教等，“虽然并不都合乎我们所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但是他们是知识界的新生力量，并且是专家的后备军。”

这个讲话里也指出：“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现在就已经有统计数目的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来看，共有三百八十四万人。”

1956年1月31日，郭沫若在发言中对“高级知识分子”做出更明确的界定。他沿用了以上约十万高知、三百八十四万知识分子的统计数字，具体指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类别数字：

旧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的人数是很有限的，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在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10万多人中，讲师以上的教育人员31，000多，主治医师以上的卫生人员包含着中西医在内约有25000多，助理研究员以上的科学研究人员约有3，000多，工程师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31，000多，高级的文化艺术人员6,000多，其他专家们约有5,000。其中解放以后所增加的新生力量要占35%。8

根据这里的分类，那么，在北京可以被划入“高级知识分子”范畴的人有多少呢？

1957年6月28日，在反右高潮中，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以便在知识分子中加强党的领导，“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9通知要求半月内上报具体计划。在当年8月21日，北京市委“关于1957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的计划向中央的报告”中有一个统计：现在全市共有高级知识分子党员1490人，占全市6829名高级知识分子的21．8％。10

也就是说，北京全市的高知人数当时不过6829名，他们分布在各个行业，是高等学校的教授、讲师、厂矿企业工程师、医疗卫生单位主治医师以上人员、著名文艺工作者。

现在我们再回到有关自然科学家中反右的“9·8指示”，可以得出结论，能够在自然科学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得到网开一面的待遇，人数就更少，非常不容易。北京高知总数为6829名，去掉其他各行各业，中科院里的被保护者是属于高知中的高知：第一，他们不仅要科研成就突出，而且还要“在国内外相当著名、影响较大”。第二，要符合国家需要，“来解决某些科学技术问题和培养新生力量”。第三，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回来的欧美留学人员。

第三条涉及的事实是这样，1951年10月美国政府因朝鲜战争爆发，不允许理、工科和医科中国留学生归国。1954年，中美在日内瓦开始谈判，从当年10月至1957年1月，大约有150～200名留美学生回到祖国。新中国的召唤也带动了其他国家留学人员归国，这些人员的就业多数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

以物理学家为例，谢家麟，1955年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应崇福，1955年底回国，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进行超声研究工作。林同骥，1955年秋回国，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11

这样一些知名科学家确实受益于“9·8指示”，樊洪业在《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评价说：“按照这一指示，科学院系统的老科学家在反右派运动中基本上都受到了保护。”12

但必须记住，“9·8指示”是一个保证反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灵活性的策略，专为争取自然科学家中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决没有改变在科学界进行反右的必要性，更没有规定说科学院就不必划右派了。它恰恰还包括了对他们中间右派分子的处理，“斗而不狠”就是针对“其中必须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谈而不斗”，也包括“鸣放期间成了政治上的极右分子”的人。

还有，“9·8指示”只是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开。自然科学界要进行反右，这一点是所谓全国一盘棋，并没有疑问。毛泽东在1957年7月9日专门撰写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7.9通知”），其中对自然科学家中的反右有明确的部署。文中通知了两件事，第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13因此，报上点名批判的骨干分子要从现有的百分之三增加到百分之十。第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14

这个通知吹响了斗争号角，此后两个月里，中科院针对自然科学家的反右，不仅被动员起来，而且取得了标志性的战果。

二 中科院反右北京区告捷

中科院反右与北京的其他重点高校一样，留下了文献记录。第一个记录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由中国科学院团委会编印，1957年12月印出。

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在1958年6月和10月编印了《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编》（一），（二）两册，其中史料相当丰富。

以上三本言论集，当时是内部发行，现从网上的电子书库里，可以获得第一本。在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第4部分“重要的右派言论和文章”，辑录有来自两本书中的史料，我写这部分内容时也做了检索和查询。

1957年9月19日至9月21日，中科院在北京集中了近四千人，举行了连续四天的“辩论”大会（以下简称“四千人大会”），会上推出了五位青年右派作为批判的标靶。《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书中收文四十三篇，附录有五位青年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

根据附录里的介绍，这五位青年分别是：

1 何荦：29岁，浙江诸暨人，1949年11月入团，应用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 项志遴：26岁，江苏苏州人，家庭出身职员，个人成分学生。1950年在清华大学入团。1956年曾去苏联短期学习，物理所助理研究员。

3 徐刍：27岁，家庭出身高级职员，1952年毕业，留清华任助教，1956年底调入中科院数学所工作，团员，在清华担任过团支委。

4夏永年：22岁，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分学生，1956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化工冶金所研究实习员，团员。

5 徐志国：21岁，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分学生。1956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科学院办公厅专家工作处俄文翻译，团员。

五位青年中年龄最大者何荦，不过29岁；年龄最小的是翻译徐志国，才21岁；其中四人是共青团员。

如前所述，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与科学院定下了保护资深科学家的策略，这就是内部掌握的“9.8指示”；而另一方面，“7.9通知”要求，对右派的反攻要扩大。中科院的四千人大会，呈现这个反攻的声势。从书中记录可见，在青年科学研究者群体中抓右派，这是中科院反右的一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9月21日，中科院的三位领导人，院长郭沫若、副院长张劲夫和副秘书长杜润生，分别做了总结发言。他们在发言中都指出，这五位青年右派，平均年龄才25岁，最小的在1949年才13岁，“有八年时间是在全国解放以后受到培养的”，那怎么解释他们成了右派呢？

郭沫若总结的一个原因是，旧的社会风俗习惯未完全改变，再加上年轻人自己思想上的毛病。这显然是大而化之的抽象概括，照此推理，老一辈的人岂不是背的旧包袱更重，坏思想更是根深蒂固？郭沫若的确承认了这一点，但没有解释为啥不抓老科学家右派要抓年轻人。接着他把祸水归之于“章罗联盟”的重视，并举了曾昭抡和钱伟长的例子来证明。

张劲夫认为，为什么这些年轻人成了右派，不是我们没有教育好，而是他们自己要负责。他这样强调反右斗争的性质：“右派分子是‘非我族类’”，是敌人，对敌人不能用教育来解决问题，而是要斗争。概括来说，他认为这些青年右派对党有阶级仇恨，有的人出身于资产阶级，有的人在肃反中被审查，因而心怀不满。他还将右派分子的思想特点做了如此概括，说他们离不开个人主义，自私自利，骄傲自满，狂妄自大，忘记了劳动人民。针对“独立思考”“怀疑态度”和“自由思想”的概念，他强调，一切都要以阶级立场、马列真理为前提。最后讲到政治方向，既要培养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

张劲夫的讲话内容看上去有四个部分，其主题和观点相当分散，而且涉及范围太广，很难把握要领。仅以第二部分为例，在“我们应如何从反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训”标题下，所讲内容被整理者列出了22个小标题，以便突出重点。下面他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的顺序，我用星号标记出来，以便了解他的报告脉络：

第一，从阶级斗争来研究

第二，从社会主义生活资料分配问题来研究

马克思论公平的分配

绝对平均主义是反动的

“资产阶级法权”对分配还起着作用

第三，从思想方面来研究

思想落后于实际

右派分子是政治问题，但也有思想根源

个人主义问题

“给”与“取”的关系

剥削阶级的态度

工人阶级的态度

小资产阶级的态度

有的人做工作要记账

骄傲自满、狂妄自大问题

有利于自己的比法

要过批评关

屁股坐在普通人位置上

架子问题

修正主义问题

独立思考是共产党提倡的

怀疑态度和自由思想

在上述每一个小标题下面，长则三五段话，短则一段话。估计整理者也担心读者不知所云，特别用了小标题来分节。若说张劲夫的观点不集中，他的每一节都突出了阶级斗争的立场，论证了党的领导的重要性；若说他有要点，内容又那么广泛，其二十二个标题的论点可说是八方出击，内容之间缺乏联系。他的报告既没有涉及任何科学问题，也没有联系五位青年右派具体的思想观点。

杜润生讲话的标题是《清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以这一点为靶子，认为五青年的思想基础即三条，一是剥削阶级出身，一是修正主义，还有就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其具体表现是叫嚷让共产党退出科学界，再一个就是要民主，要自由，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今天一般读者来看这些文章，很难进入他们的语境。大多数人不会再有兴趣来读，或者读也读不进去了。“文革”后的右派改正已经证明，这场反右根本是一场大悲剧。回顾当年，所有这些反右发言，呈现的都是那个年代的话语方式，它的特点是将一切归之于阶级斗争，任何批评都属于反D，言者注定有主观恶意。如果不如此反攻，党和G家就要陷入极度的危险。在有罪推定的话语方式下，只要将一个人的言论剥离出具体语境，再提高到“阶级斗争”原则上来分析，即所谓“上纲上线”；这个人注定难逃被治罪的厄运。

值得注意的还有，延续四天的四千人大会，虽然在“前言”中被称为“辩论大会”，整本书里完全没有一篇被批判一方的发言，实际上它就是斗争大会。附录里虽有五青年的“右派言论”，那都是事先收集整理出来，交给各位发言者去准备批判用的。

我本不打算过多地引用这些“右派言论”，以此为五青年右派洗雪。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出这本书一读。按照现代人Q的观念，人人有权享有言论和表达Z由，这些Z由不应该受到干涉。同样，民主社会要求执政党接受监督，批评和监督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方式。这些在今天都是常识，而不应该遗忘的是，在中科院参加鸣放的知识分子中间，那时就有这些常识。而反右恰恰是针对这样的民主常识而施行的政治实践，它要确立的是另一种权威，这种权威是在反理性和常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重读这本书中按阶级斗争的是非观整理出来的“右派”言论，尽管那些观点已经被掐头去尾，并不完整；但依然可以看出五位青年右派的民主诉求和思想批判的光芒。

何荦的批评转引了最高领袖的话，他说，“秦秘书长在传达毛主席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不问政治，就剩下吃饭生孩子’。这还是不对的，知识分子也想到做研究工作，他们有一套政治。”他认为，知识分子的政治是在研究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是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脱离知识分子”。“在鸣放中知识分子积极性很高，而主要是政治待遇不平等，党内外有墙，没有充分机会，没有充分可能让知识分子去关心国家的事情。”15

何荦、项志遴等都对反胡风运动提出了批评。他们坦然承认，对胡风的许多话有共鸣。他们为胡风抗辩说，胡风不是反革命，“胡风集团的材料有80%是错的”。何荦认为三反五反运动在科学院搞得太过火，老是搞运动，不作业务。关于肃反，何荦在小组会上说：“肃反运动中说5%是坏人，是教条主义的理解，全所忙了一年，结果一无所获。”16

项志遴的言论里也包括“攻击肃反运动”，他的批评更尖锐。他认为，由于斯大林错误理论的指导，肃反扩大化：“肃反运动违反了法律，对人权有了侵犯，随意斗争，关闭，随意责骂。”17

当鸣放风向遽然转为反右，项志遴和所内另一青年张家琨逆流而上，勇敢地发出异声。他们认为，所内的做法是“围剿”，“人身攻击”。项志遴并给兄长胡绳写信，“骂‘党中央糊涂，这样下去将有很多人不敢讲话，还能敞开言路吗？’”18

通过这些“右派言论”，我们也看到，在这所国家级的科学殿堂里，反右采取的手段与基层反右如出一辙，科学界本应具有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影子也不见，我将这些手段大体列举如下：

一 日记治罪

五青年中，徐志国最为年轻。“徐志国的右派言行”大部分是从他的日记中收集得来的。被引用的内容包括他早自1957年5月3日，迟自当年8月14日的日记。在会上发言的吴明瑜还提到：“从他五年来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情感的强烈已达到何种程度”。19由此可见，组织上掌握的远不只是徐志国鸣放前后的日记，而是他在大学期间和毕业以后的全部日记。附录中没有说明这些日记是怎么得来的，但在反右期间，通过日记检举右派言论并非罕见。以徐志国的情况来看，日记是在反右进入到8月中旬以后曝光的。再看于家珊（科学院专家工作处）的发言，她说徐志国在反右批到他头上时，“鬼鬼祟祟地查封日记，用毛笔把最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字眼涂了去，并把日记寄回了家中”。20既然寄回了家，为什么又全部被追回？只有一个解释，要么是徐志国迫于压力交出，要么是他的举动被跟踪，日记被截获。无论如何，他写在日记里的心情独白和记事，这时都成为致命的罪证。

徐志国右派言行的第一条是“利用整风，向党进攻”，可是，如今我们来看被列举出的日记内容，那只不过是期待鸣放又有所犹豫的心情。他的鸣放意见，也仅仅涉及本单位的人和事。他顾虑着，周围的人都保持沉默，自己鸣放后可能会遭到报复。所有这些思想矛盾、欲言又止的心情和自我激励的记录，都被放大、歪曲为“向党进攻”。徐志国热爱文学，曾先后给文学所办公室领导写过五封信，希望调入。这本是与鸣放无关的个人事务，但都同样被记录为反D言论，连他的谦逊求教，也被抹黑为“笑里藏刀”。

二 祸从口出

这些言论是怎样整理出来的呢？按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一贯的做法，就是发动群众检举。从孙亲仁的批判发言可见，五青年中，项志遴并没有贴出过一张大字报：“只在另一右派分子仇士华的大字报上加了一张豆腐干一样大的小条子，他发的言论都是化整为零东一句、西一句”，但群众发动起来后，“就揭出了他大量的言行，就暴露了他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狰狞面目。”21

附录材料里的言行，不区分鸣放前后，也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交流。所有言论，哪怕是早在1954年说的话，这时都被追查出来。言论场合包括而不限于：1. 公开发言、大小字报、意见反驳、给报社的投稿、给领导的汇报等。2 私下议论，包括前述日记，同事间的聊天，在家听“美国之音”及其转述，给友人的信，亲兄弟间的书信和交谈。3 反右开始后的检查、自辩、文字和情绪反应。4 来自外单位的揭发或外调材料 （如徐刍在之前任教的清华大学所写大字报、他对自杀学生家长的走访）等。

将一个人在家庭里的行为和言论来治罪，这只能说明，他们的亲人也受到压力，被迫要作出交代。在《徐刍的右派言行》里，有他和他弟弟徐威所讲的话。还说他“潜入图书馆厕所”写匿名的煽动性的反动标语，谁能做这种厕所书写的见证人呢？实在匪夷所思。

三 强迫认罪

与基层反右中发生的直接暴力相比，科学院反右虽未见出现肢体暴力，但强迫认罪带来的精神折磨也从这个材料汇编中折射出来。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一个人在公私场合的言论一一被揭发出来，歪曲为政治诽谤，他还怎么可能泰然自处？附录中可见，到8月15日，何荦已经做过三次检讨，依然被认为是不老实。批判会不仅要他自己认罪，还要他交代所谓小集团和反党阴谋。材料中描述他“进行了全盘的反攻”，今天看来，就是针对这种强迫认罪的痛苦爆发。他说：

我觉得没有办法，检查没办法，不检查也没有办法，就是再检查一千次，你们也不能希望交代出来反动集团和阴谋来！

如果同志们想要我谈出惊人的东西，那么我以后就不再作检查了。22

从数学所潘一民的发言中可见徐刍的遭遇：

我们一共对徐刍的问题开过六次大会，另外还进行过各种形式的小会和多次的个别谈话，同他展开说理斗争。

他对组织也使用了各种无耻的手法，有时是怒气冲冲，装疯装死，有时是哭哭啼啼，跪地求饶。23

反右两周后，徐志国如此写道：“现实，就像是一条皮鞭似的狠狠地抽打在我的心上”，他甚至想到自我了结：“如果我的精神死掉了的话，那么我的躯体留着也是没用的。”“我不想对任何人诉说我心中的苦烦，甚至不愿意让它流露出来。”这明明是吐露内心的痛苦，却同样被歪曲为“向党进攻”。24

对被批判者的污名化延伸到各个方面，从政治态度到业余爱好。项志遴曾经申请入党，这被斥之为“企图钻进党内来瓦解党”。批判夏永年的发言者追溯到他的中学阶段，说他对“玩弄女性、出入舞场、赌博等这些下流勾当感兴趣”；欣赏爵士音乐、美国电影，这些都被归咎为“留恋资本主义生活方式”。25

在巨大压力之下，被批判者自己也不得不这样做了。在四千人大会批判之前，徐志国已经在科学院的院内大会上做了两次检查，他在日记里写到被迫服从：“我现在是先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然后再去找寻、拼凑，甚至创造些事实，显然，这些事实愈是耸人听闻，愈反动，似乎表示交代得愈彻底、愈忠诚，我现在不是根据事实来给自己戴帽子了……”。26

结果，这段话依然被作为罪证，列于材料中这样的标题下：“支持右派言论，反对反击右派”。

三 不存在的科学共同体

如今在中国科学院的网页上，可以看到有关科学共同体及其社会责任的讨论。科学共同体，包括科学家群体，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精神的培养，负有社会责任。

回顾中科院反右，若是看四千人大会发言，我不禁要问，这个科学共同体在哪里？

五位青年学者和科技工作者正在受批判，附录材料中连带被点名的右派分子，一些人后来被彻底逐出科学界；而批判他们的又是些什么人？不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是有一批资深科学家参与其中，后者中有的人当时就是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还有一些人在“文革”后的科学复兴中成为院士、“两弹一星”的重要功臣，获得国家重大科技进步奖项。

这些在反右后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的科学家，他们的专业成就已载入史册。但这一时期他们对五位青年的讨伐，也留下了读来令人心情沉重的记录。

会上发言者，有八人一组、五人一组的集体代表，也有不同专业和类别的个人。以个人名义发言者有陆祖荫、陆学善、彭桓武、郑国章、林兰英、钱皋韵等三十七人。

陆祖荫是核物理学家，时年31岁；他主要是批判物理所的项志遴，说他与张家琨结成“项张联盟”，“气焰十分嚣张，手段也极阴险。”27

1980年代北京市电子振兴领导小组成员孙亲仁，这时在物理所工作，他继续揭露项志遴，说他面貌伪善，行动隐蔽。在苏联学习期间受到苏共二十次党代会的影响，接着波匈事件发生，他就彻底右转，“放出一支支毒箭，从细小的具体问题到根本的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诬蔑。”28孙亲仁揭发了项志遴的许多言行，如他在苏联留学时对斯大林肃反恶果感到震撼，回国后关心抚慰肃反中被斗的人；又说他在所里几次发言与其他右派分子结盟，这个“项张联盟”形式上破产而余脉未断。

磁学家陆学善，时年52岁；1955年被选聘为科学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委员，他批驳何荦所谓“不要党领导科学的问题”，说何荦的说法跟章伯钧等主使下民盟的那份“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有‘异曲同工之妙’”，实质是要使科学工作陷于无政府状态。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忆苦思甜，说解放后八年所取得的成绩，“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29

彭桓武，时年42岁，英国留学，在国外工作九年，1948年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他参与创办了科学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历任研究员、副所长。他的发言不知是自己亲笔写的还是别人代笔，总之，引用了刘少奇的报告、于光远的文章、周恩来的报告来说明党的领导是科学发展的幸运，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这些内容多是重复，也很空洞，但提到所里的项志遴，他的轻蔑和反感就很明显，意见也具体了。他揭发说，项志遴的哥哥（胡绳）姐姐“离他十万八千里，对他思想没什么影响，”30他认为项志遴的思想根源是他的舅父，这个舅父是没落的反动汉奸。

像陆学善、彭桓武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有在会上发言的其他归国人员代表，他们不是受到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吗？不是应该有独立思考吗？他们怎么会加入到这场“猎巫”运动中来，怎至于用如此具有攻击性的语言来对待年轻学者，敌视自己的同事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场批判的伤害性吗？

我对自然科学家群体缺乏研究，仅据熊卫民等人对科学家的系列访谈录来考察，我看到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一些高级科学家对党的绝对信任和追随，使他们放弃了独立思考。

再则，从对政治运动的切身感受来说，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不断，不过，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到批判胡风集团等，整体来说，对自然科学家的冲击比对哲学社会科学家的冲击相对要小一些；尤其是1954年以后回国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对这些运动的伤害性缺乏体验，也不存怀疑。

有关冲击相对小，这里有一个例证，巴延年在接受熊卫民采访时曾经谈到。巴延年1953年从部队转业，到中科院上海分院工作，属于管理层政治干部。他说，在反胡风之后开展“肃反”，分院有人自杀了，上海市委叫停了运动，“说科学院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不要在科学家当中搞‘肃反’了。”31上海分院其实在内部还是搞了调查，但科学家们自己并不知道。最后由高教部科学部部长陈其五专⻔召集⾼级科研⼈员开会，宣布分院不搞肃反运动，也不学习了。

何祚庥，1950年代初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1956年11⽉到中科院原⼦能研究所工作。他谈到反右之前的政治运动时说，毛泽东发起的那些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反对胡适唯心论等，既是学术批判运动，又是政治斗争；主要是要在思想理论领域争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但在反右之前，“自然科学领域不是争夺的对象，共产党当时并不太想控制自然科学。李四光副院⻓曾对毛主席说，请共产党派⼈来领导科学院。据说那时另⼀位负责同志回答说：‘我们不懂，还是你们弄去吧’”。32

而在1956年，国家制定了一些政策来提高知识分子待遇，这时，高级知识分子确实体会到了在新中国受到的重视和礼遇；很多人感恩党和政府。“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提高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被写进了指示里，该年6月16日，国务院通过改革工资的决定。改革后，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级科学家工资收入明显提高。1956年，一级研究员月工资达345元，而1955年仅218元；级别最低的研究实习员月工资为62元”。33在1957年，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月收入才21.13元。如果是学部委员，每人还有100元津贴。相比之下，一位一级研究员兼学部委员者的工资等于十五位普通职工的工资。

再说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很多人在战乱年代离开中国，他们认为那时国民党政府腐败，对回国后的事业前景缺乏信心。而在1949年后，受到新中国政府的召唤，也因为爱国思乡之情，渴望归国参加建设。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从1951年底开始禁止理、工和医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留在美国的科技人才在就业和升职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当他们经过艰难的努力回到祖国，又进入到科学院的专业机构，内心是深受鼓舞的。

更为特殊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得到一定的宽容度。前面已经说过，1954年以后回国的科学技术人员，中共中央在“9·8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一般要采取‘不排不斗’的办法”。这个区别对待，便使他们在反右运动中的位置和角色都有所不同。

举例来说，1957年，固体力学家黄茂光41岁；他1956年1月底回国，4月进了力学所。和其他三十个归国人员一样，职称为副研究员。他在接受王德禄访谈时说到反右时置身事外的情形，就表明了这种不同的政治待遇。他说，反右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参加的头一个运动，他们当时“算是局外人”。局外人可以自由到什么程度呢？“给别人开批判大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反右中他们都没有遇到麻烦，但他同时也知道，力学所内定的右派是谁：

一个是塑性力学组的樊蔚勋。樊蔚勋是钱伟长的副博士研究生，被错划为“右派”以后下放到东北，1979年才给他平反，把他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樊蔚勋现在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林鸿荪和郑哲敏也是内定的“右派”。林鸿荪原来在北大教课，后来去了力学所，负责日常事务，“文革”期间自杀了。郑哲敏现在是中科院力学所的所长。因为这两个人都去过钱伟长家里，中央知道以后，认为这件事要划清界限。钱伟长是民盟的骨干，谁与他有联系，那就犯了大错。当时有一个干部叫朱兆祥，是搞力学的，也去过钱伟长家里，这就出了大问题，他被错划成“右派”，开除了党籍。平反以后，朱兆祥担任宁波大学的校长，1989年调回北京，现在是中科院力学所的研究员。34

从这段回忆里还可以看到，区别对待对这些归国科学家的诱惑和影响。他们由此而明白，第一，科学家只能和党结为共同体。第二，如果离开了党，不仅没有归宿，连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都没有。第三，绝不能靠近右派分子，无论是学术联系还是生活接触都不可以。这里，最重要的是，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和接受党对科学界的领导，接受的意义就是绝对服从。

结果就是四千人大会上那种敌对情景，连续四天集中火力批判五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大科学家批判小研究实习员，不论学科、不论专业团队，人人都拿上阶级斗争的放大镜，将这些青年的政治见解、生活态度、家庭出身、青少年时代兴趣爱好一一归罪，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这是科学思维惨遭羞辱的大会，是制造分裂和敌意的大会，也是科学家的身份斯文扫地的大会。

在反右期间，迫于政治压力，必须表态揭发别人，这种情况是普遍的，中科院没有任何例外。我读到熊卫民对范岱年的采访，他的经历可说明这种情形。范岱年和浙大地下党一批人员随竺可桢调入中科院，他在科学院《科学通报》任编辑，1956年任宣传局下属宣传处的副处长，反右时任办公厅资料室副主任，还是办公厅反右领导小组成员。在反右时，范岱年没有积极揭发许良英，结果自己被定成右派。

他说他当时的态度是：“拼命检查自己的思想，后来那些检查就成了罪状。”而他最好的朋友管绍淳先被定为右派，批判管绍淳时要求管绍淳做自我揭发。管绍淳便来问范岱年“我写什么呢？”范岱年答说：“你什么都可以写。”35于是，管绍淳就把他们在宿舍里聊天的内容也揭发出来。范岱年受到五类处分（戴帽子、开除党籍、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管绍淳的处分略轻一点，为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分配工作）。

根据范岱年的回忆，科学院最后确定了大约两百个右派。具体是两百多少，我未见到统计数字。根据《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的一篇报道，题为《严格按政策清理冤错假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社会科学院为八百多名科研人员和干部恢复名誉》，“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现已得到改正的有徐懋庸、林里夫、荣孟源、杨思仲、陈梦家、孙毓棠、许良英、李德齐、赵中立、吴其玉、顾准、荒芜、章有义等四十四位同志。”这里没有提到是否包括所有已故右派和调出本单位的右派。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77年5月才建立，其前身是中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如果从两百个右派里减去这里得到改正的社会科学部四十四位右派分子，那么属于自然科学机构的右派还要占到四分之三。来自张藜文章的另一个统计数字是：

到1958年2月止，在科学院所属京区55个单位被定为“右派分子”的167人中，有研究员8名、副研究员3名；而11位“右派”学部委员，在科学院工作的仅有2位。36

按科学院北京区四千多人计算，1957～1958年里划了两百右派，这个比例即使未达到也接近了百分之五。所以，所谓中科院没有打一个右派，这种说法是完全脱离历史事实的。

四 物理所反右：刘治平与《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

上文陈述了中共中央对自然科学家区别处理的“9·8指示”和批判青年五右派的四千人大会，这一节将聚焦于物理所反右和刘治平被划右派的问题。

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中，收有《刘治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全文长达一万七千多字；相当详细地辑录了鸣放和反右时期刘治平的言论。

简介里如此说明：刘治平，男，福建人，家庭出身官僚，本人成分学生，年龄23岁，担任过物理所研究实习员。

材料中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右派言论。第二部分是刘治平发言记录、诗作、大字报原文等。

在第一部分里，刘治平被认为是物理所的“第一个点火人”。如果去掉材料中评价性的措辞如“疯狂”“进攻”“诬蔑”“辱骂”“丑化”“歪曲”，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涉及这样一些事实：

第一，鸣放期间，刘治平受到北大“五一九运动”的激励，尤其是林希翎演讲给了他强烈的震撼，以至于他直接写信给林希翎说：“当北大我们的母校已经高举起‘五四’的旗帜时，我不能无动于衷。”他志在声援北大，成为将“五一九运动”的火炬传到物理所的第一人。刘治平盛赞北大张元勋、沈泽宜的诗《是时候了》，说这是“最好的作品”，“最感动人”，他写道：“北大高举起了五四的旗帜”“我举起双手高呼好”。37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举，刘治平与同所的青年学者鲍诚光联合签署发布了文章《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该文被认为是“刘治平、鲍诚光的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性文件，企图在科学院内煽动起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第三，反右很快开始，风向骤转后，刘治平进行了抗拒和抵制。他并声明说：“如果有人把他（鲍诚光）随便当成右派分子或是资产阶级分子来斗时，我将全力甚至于生命维护他。”

而项志遴受到批判也与刘治平密切相关，在科学院四千人批判青年五右派大会上，对项志遴的一个指控就是“支持右派分子刘治平”。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条目下，项志遴的“罪行”包括：“拥护右派分子鲍诚光、刘治平的‘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的言论”，38“诬蔑党反右派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令人生畏的逻辑’，赞扬刘治平是一个拥护党而有正义感的青年，同情刘的‘遭遇’，为刘打气，宣称‘让刘知道也有人同情他’。”39

核物理学家陆祖荫在会上批判刘治平说：项志遴的民主言论是在刘治平鸣放了之后说出来的。项志遴在物理所大鸣大放期间，和另一右派分子张家琨结成联盟，“在反右派初期，物理所曾经有一整个团支部公开叛变，投降了资产阶级右派，就是以项志遴为首的几个右派分子策动的结果。”40

与刘治平右派案相联系的另一位学者是欧阳绛，他出生于1925年，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同年入党，1957年时的党龄已有七年，是力学所研究实习员，也是党支部里的知识分子委员。谈庆明在接受熊卫民采访时说到欧阳绛和力学所反右期间的情形：“欧阳绛是个老党员，他人非常好，带头提意见。我也发动大家提意见。可是，有的人根本不相信共产党的诚意，只是笑笑，一言不发，有的还冷笑，意思是你还真相信？ 过了一段，整风变成了‘反右’，批判所谓的‘右派’，欧阳绛最先中箭。”41

在“支持右派分子积极为之辩护”这个条目下，欧阳绛的“错误”表现如下：

物理所公布了右派分子鲍诚光、刘治平的反动纲领“争取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准备进行讨论批判后，欧对刘的论点“大部同意”，十分感“兴趣”，积极鼓动群众一起参加辩论会，在会议进行中并想用自己的发言“扭转气氛”，在会上发表的言论很多方面都是和刘治平的发言相呼应的。42

那么，刘治平和鲍诚光是搞了一个什么样的“纲领性文件”呢？

鲍诚光和刘治平在北大物理系是同年级同学（1952级入学，同年级同学中包括与林昭同案的顾雁和梁炎武），1956年毕业后，两人都分配到物理所工作。他们也都是南方人，刘治平来自福建，鲍诚光来自广东，此时职称同为研究实习员，这个职称相当于大学助教，也可以再报考研究生。但是从刘治平的右派言论辑录中看，他的报考受阻，原因是家庭出身。

鸣放期间，鲍诚光不在北京，而在家乡养病。他给所里的赵保恒（也是北大物理系52级同学）和刘治平等写了下面这封信：

保恒、治平等朋友们：

很遗憾的是我没能参加科学院的整风运动。

但我建议你们在科学院开辟一个以“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为名的民主墙，我相信热爱真理的人是愿意并敢于支持它的，我将投下我的第一篇稿件，当然我并不希望它是孤独的发表，如果他们同意可以签上名，不同意就把“们”划去，希望你们另外发表你们的。

鲍诚光写的这一篇稿件，就是刘治平署名后与鲍诚光联名发表的《一切为了Z由M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全文收入了《鲍诚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43

今天来读这篇文章，读者无法理解怎么可以把这样的表白看作反党。作者在第一段即呈现了自己的立场：

我们感谢共产党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垂死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们切齿痛恨人剥削人的制度，我们向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并以之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

作者要阐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所要建设的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这个目标出发，他以官僚制度作为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实现这样的社会主义？那就必须要有限制一党专政的政治自由和公民参与。这必然包括提高政治透明度，满足人民知情权。文章第二段正是表明了这种政治诉求的必要性，作者写道：

由于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基本上是一党Z政的，正是这种缺点，使得党有更多的必要，（比资本主义）给人民以充分的舆论、出版、集会自由，以便使党的政策经常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下，党在制定政策方针时要先与人民商量（注一），只有在多数人同意情况下，这样的政策才是正确可行的，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党还要经常接受人民的意见及时修改。我们要求党给予新闻以更多的自由（注二），报纸(起码一部分）应该是人民的讲坛而不能全是党的布告牌。我们希望党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情况(除了具有军事意义必须对敌人保密之外），经常告诉人民使它接受舆论的影响。

本着政治Z由和公民参与的权利，作者提出了三个问题，希望在整风中得到答案：

第一是各种生活物质资料普遍缺乏的真正原因。作者追问：这种缺乏和农民合作化有无关系，假如有关，党准备如何修改合作政策。

第二是怀疑苏联对中国是“援助”还是“贸易”，要求党把中苏之间输出的各种主要物质的总额告诉人民。（刘治平在这一条后面署名加注：“这点我不赞成”。）

最后是认为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不能仅归结为“个人崇拜”以及其品质恶劣，而应该从战争年代逐渐形成的独裁制度来考虑，鲍诚光写道：

斯大林用血腥手段迫害正直的共产党人的作风（注四注五)引起了我们巨大的愤怒，我们认为这种排除异己的恐怖行为并不是“他自己认为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的，把斯大林在军事、外交、农业等方面所犯重大错误的根源归结为“个人崇拜”与斯大林个人品质的恶劣是不对的。应该说产生这样一个斯大林是由于当时在斗争尖锐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客观情况下逐渐形成的独裁制度。在这种客观存在的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主观的思想意识——个人崇拜，才有可能使斯大林个人不良的品质发展成为敢于迫害正直的人。要保证以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只有彻底消灭这种制度，这种与社会主义优越的经济制度不相容的政治制度。

鲍诚光能够写得如此尖锐，显示出他的政治敏感和思考深度。他研读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了解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更激进的观点。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引发社会主义阵营大论争。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在1956年11月11日发表了著名的普拉演说，同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发表专栏文章《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的反应》，铁托在演说中提出：“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1957年鸣放期间，在全国各地，尤其是知识分子中间，都有对斯大林的错误以及南斯拉夫道路的讨论。受到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鼓舞，鲍诚光在给刘治平、赵保恒等朋友们的信中建议：在科学院开辟“民Z墙”并征集对这篇文章的签名，而刘治平的签名和将之公开，实现了这份文本的鸣放效应。

《鲍诚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中，除了这篇文章以外，就是他为自己申辩的信件和发言记录；后一部分内容的时间跨度从反右开始后的6月10日到7月13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鲍诚光多次在所内的辩论会上回应质疑，重申文章观点，解释为什么应该从制度缺陷上找问题，何谓自由民主不够广泛。从下面这段话里可以看到他思考斯大林错误的一个思想来源，他在所内的辩论会上为自己的文章辩护说：

我说斯大林血腥统治是有根据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立亚蒂在他的文章中谈到斯大林就用了一些“血腥镇压”，“在道义上应受遣责”，“专横”，“残酷”，“官僚主义制度”，“迫害犹太人”等字句，并且苏联也认为陶立亚蒂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言论，同样说了这些话，为什么不说他反苏，而说我反苏？

由物理所的反右可见，9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的四千人大会已经是反右的第二波了。此前一个多月，刘治平、鲍诚光的名字已经作为右派典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也是发行全国的第一大报，被《人民日报》点名，其影响之广大、后果之严重，不亚于被押上了国家级的舆论审判庭。1957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在第2版登出专栏文章：《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文章开头说：“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四千多干部投入激烈的反右派斗争。右派分子纷纷被揭露，他们极大部分是科学技术人员和科学刊物编辑人员。”

在这篇文章中被点名的右派分子，首先是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杨肇燫，说他还没有认真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二个名字是科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主任、九三学社社员黄宗甄。第三个名字是科学情报研究所编辑聂光坻，接下来就是物理所的刘治平和鲍诚光。文章还特别公开了刘治平父亲镇反中被处决的情况，并以此说明刘治平的右派言论带有阶级报复的性质：

物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右派分子刘治平因为他的反革命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一直对共产党抱仇视态度，说今天的社会“黑暗”。整风一开始，他贴出了第一张反动大字报，此后他又诬蔑肃反运动，打击肃反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诬蔑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认为“三害不能单从思想着手，必须连同政治制度一起消灭”。这几天来在多次会上受到群众批判后，他表示愿意坦白交代，并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物理研究所另一个右派分子、研究实习员鲍诚光同刘治平沆瀣一气，在整风一开始就发起所谓“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墙”，他在那里大放厥词。他猖狂地要求党把实权交出来。现在，所内群众正在痛斥他的谬论。

反右开始仅两个月零六天，右派分子已成为人民公敌。而这时，刘治平从北大毕业不过一年，他在导师王竹溪教授指导下完成的本科论文《用统计力学方法讨论平衡稳定条件》，今天仍可以查到。

论文发表在1956年1月5日的《物理学报》第12卷第1期上，这一期首先刊登的是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排在后面的才是物理研究专业文章。第一篇为核物理学家卢鹤绂的研究论文，刘治平的论文居于第二。一个初出茅庐的本科生论文排名如此靠前，证明了他的优秀。

五 反右祭坛上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时间再倒推一个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对科学院右派点名批判的文章一个月前，1957年7月初，也就是反右开始的一个月后，刘治平等科学院右派的统计名单已经上报到中央国家机关党委。

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7年第271期上，有文章说明，中央国家机关在当年7月初进行了机关排队摸底工作。在中央国家机关61个单位中，截至7月12日，参加整风运动的人为145,428名，其中的右派分子为2,379名。

中科院在8月份和9月份，通过《人民日报》的公开批判和北京区四千人大会这两波斗争高潮，右派名单早已确定下来。编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的第一册里有25人的言论材料，第二册里有18人的言论材料，共计43人，根据其中人物简历，我按姓名的拼音顺序排列如下表，目的是考察其中青年右派所占百分比：

（以上表格，如排版不易，可考虑用下图09 中科院右派名录列表）

以上名单仅仅是中科院将其右派言论整理成篇汇集入册者，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在中科院划右派者的部分人员名单。从书中收集的言论中可以看到，科学院在鸣放期间，有那么多人表达了清醒冷静的思考。他们质疑肃反，为胡风辩护，要求吸取苏联教训，批判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从政治民主到党的领导与科学研究的关系，都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这是科学院鸣放与基层鸣放不同的特点。因篇幅所限，本文对此不展开论述，只是先写在这里，作为研究线索。

上述名单尽管不全，依然可以构成一个分析样本，从中除去哲学社会科学部系所人员，再除去不属于任何学部的情报所编辑、办公厅翻译、出版社编辑等（表上我用底纹区别出来），仅看纯属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名单，计有20人。在这20人中，除去年龄超过30岁的5人，其余15人全部在22～30岁以内：

1 鲍诚光 22 应用物理所实习员

2 毕文达 26 地球物理所见习员

3 蔡亲颜 25 物理所实习员

4 陈迺用 30 真菌研究所研究生

5 高葆元 27 化学所实习员

6 何  犖 29应用物理所助理研究员

7 华士龙 18 物理研究所见习员

8 华成吉 23自动化研究所实习员

9 黄季芳36 遗传室助理研究员

10 刘治平 23 应用物理所实习员

11 罗开富44 地理所研究员

12 欧阳绛31力学所实习研究员

13 瞿 章 24 地球物理所天气组实习员

14 任宏硕 23数学研究所研究生 

15 邬鸿勋 25地球物理所研究实习员

16 夏永年 22化工冶金所实习员

17 项志遴 26 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8 谢 鸿 26 计算技术所实习研究员

19 徐 刍 27 数学所助理研究员

20 宣受之36电子学研究所实习员

21 袁翰青53 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

22 袁志辉 25力学所研究实习员

23 张有天 24水工研究室研究生

以上23人中，超过30岁的只有5人，其余18人，平均年龄24.7，不满25岁。以青年人作为有代表性的右派典型人物，这再一次表明，科学院在保护老科学家、留学归国者和国家急需人才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下，推出年轻的、正在成长中的科研人员，他们成了反右祭坛上的牺牲和保护政策的代价。

六 他们去了哪里？

这么多毕业于北大、清华等院校的高才生，被划成右派之后，去了哪里呢？

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技大学。据方励之回忆，学校成立之初，教师大都来自中科院；一类是老教授前来兼职，另一类是年轻的专职助教，后者大部分是受到过批判者：

以物理教研室为例，助教大都来自科学院各研究所。其中，60%以上都是政治处理品，即在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被开除党籍，开除团籍的，停止党籍，停止团籍的，党内警告，团内警告的，以及同情右派，有右派思想而被内控者。在物理教师中，我的右派等级（开除党籍）不是最特别的。中国科学院四大青年右派中，第一名何荦（原物理所），第二名 项志遴 （原近代物理所），前后都来了科大。

首任科大党委书记，郁文，曾“不无得意” 地说，搜罗到这批反右政治处理品，是他发的一笔“洋财”，用于办科大的第一笔“洋财”。44

被科技大收留的，相比离开研究单位流放至兴凯湖者，应属幸运，但毕竟是有限的少数人。我在杨崇道的编著《一份“阳谋”灾难的民间档案》里，找到了一批被送去北大荒的中科院右派的名字。

杨崇道是军委总军械部挨整的军官之一，1958年3月在军队被“突击”划为右派，开除军籍，剥夺军衔，撤销一切职务，遣送北大荒监督劳动。他通过多年的档案查找、资料收集、难友寻访，得以整理出中央单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单（1958年3月——1961年3月），在该书的说明中，他写道：

1958年中央国家机关和军委各部单位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共计1417人。其中850农场925人（775名国家机关右派是3～6类处理，150名军右是二类），853农场489人（全是右派二类处理）。另外，852 农场1人（艾青），汤原农场2人（丁玲、陈明）。45

在杨崇道整理的名单中可见，来自中科院的右派（二类处理：监督劳动）被集中送往了853农场，这是中科院反右中消失了的历史记录：

*以下第一个数字为853农场右派花名册中的编号：

17 华成吉 女 25岁 江苏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28 袁志辉 男 26岁 湖南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51 郑显荣 男 33岁 河北人 原科学院会计 行政20级

89 钟天越 男 34岁 广西人 原科学院实习研究员 高教12级

102 杨子彬 男 27岁 河北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研究员12级

103 樊蔚勋 男 29岁 江苏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研究员11级

105孙必有 男 28岁 江苏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107胡康祥 男 24岁 浙江人 原科学院技术员 高教12级

119李树藻 男 43岁 山东人 原科学院图书员 高教12级

123 杜文亮 男 30岁 安徽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126 陈育彦 男 25岁 浙江人 原科学院见习员 高教13级

127 彭应斌 男 25岁 湖南人 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 高教12级

131 李荒芜 男 43岁 安徽人 原科学院研究员 行政12级 

138 徐志国 男 23岁 浙江人 原科学院翻译 翻译14级

139 黄仁飞 男 32岁 福建人 原科学院研究生 高教11级

147 赵中立 男 39岁 浙江人 原科学院秘书 行政14级

另外在北大荒的850农场名录中还有一个名字：

873 许宝初 男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上述名单中，共有十七位来自中科院的右派。其中有我前面提到过的名字：在北京四千人大会上受到批判的青年五右派之一徐志国（编号13号），言论收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的华成吉（编号017）和袁志辉（编号028，在言论集目录页为“袁光辉”）。

我最初在网上下载这两个农场的名单时，没有找到刘治平的名字，感谢武宜三先生惠赠杨崇道著作电子版，才看到作者的说明。原来，上述名字，全部属于二类至六类的处理。所谓二类，即监督劳动，即使如杨崇道那样在北大荒流放了二十二年的人，包括这期间被饿死、被折磨死的右派分子（光杨崇道亲手写的死亡报告就有三十三份），他们所受处理，名义上只是监督劳动和在此类别以下的处分，而不属于一类处理——劳动教养。

刘治平去了哪里呢？刘治平得到的处分更严重，他的名字出现在1958年2月9日《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以下简称《处理意见》）中。丁东在《有关顾准、戴煌、   许良英、牟宜之命运的一份史料》的文章中研究了这一文本。46这份文件的依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机关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以下简称《处理规定》），此文件上说明了：此件发到县一级，不登报，不广播，但可以在有右派分子的单位宣布。

文件首先确定了右派的性质，“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在处理待遇方面，国家薪给人员和高校学生略有不同。对于前一类人，根据情节严重与否和态度恶劣与否，《处理规定》提出了六类惩处办法：

一、劳动教养，态度特别恶劣的，还应开除公职。如本人不愿意接受劳动教养，则自谋生活，由家庭和所属居委会负责政治监督。

二、送农村或其他劳动场所监督劳动，生活上酌情补助。

三、同上述一、二类情况，但确有专长以及工作上有需要者，或体弱者，撤销原职，留用察看，降低待遇。不接受者，自谋生活同一类办法。

四、愿意悔改并有影响者或需要加以照顾者，撤销原职，另行分配待遇较低工作。

五、情节较轻、悔改较好的，或者情况与第一类第二类相似，而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或者在学术、技术方面有较高成就，需要特殊考虑的，实行降职降级降薪。

六、情节轻微、确已悔改的，免予处分。

在这个《处理规定》下发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对106名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完成。正如丁东所说，《意见》就是这个规定的具体实施样本，具有典型案例的作用，各单位可以参照执行。

在这份《处理意见》中，属于第一类，作为劳动教养处理者，共有18人；其中，11人属于“态度特别恶劣”，劳教同时被开除公职；7人属于“态度恶劣”，不开除公职。

在每个人的名字之下，分别列有三项：一、主要反动言行；二、斗争中的态度；三、处理意见。

对刘治平的处理属于第一类中的第二种：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为方便分析比较，我再将这里七个人的情况一并辑录如下：

1 王金湘，男，27岁，山东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共青团员，现任冶金工业部有色研究所10级技术员。

2 张澄清，男，34岁，四川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九三社员，现任卫生部药品检验所生药室技师（卫生技术11级）。

3 刘治平，男，21岁，福建人，家庭出身反动官僚，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无党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2级实习员。

4 孔嘉，男，33岁，江苏人，家庭出身资本家兼地主，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无党派，建筑部“建筑”编辑部助理编辑（20级）。

5 张永昌，男，42岁，浙江人，家庭出身旧官僚，本人成分职员，大学毕业，无党派，现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图书管理员（16级）。

6 郑白涛，男，31岁，广东人，泰国归侨（1950年回国），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职员，初中程度，无党派，现任侨委中国新闻社编辑（20级）。

7 张宗禄，男，30岁，四川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毕业，共青团员，现任地质部物探研究所10级技术员。

以上这七人，我找到了张澄清和刘治平的结局，他们都死在劳教场所。其他人则未见有文章提及，而七个人中就有两个劳教死难者，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骇人。

六 关于刘治平之死及其他悲剧

我曾问顾雁老师，刘治平后来怎样了？顾雁在平反后与北大校友聚会，他听老同学们说的是：刘治平因吃毒蘑菇而死。

当年曾经教过1952级物理系学生的虞福春教授回忆说：

我在北大教过很多学生，发生很多感人的故事。这批学生有些人的成就比我高很多。1956年那个班学生都非常优秀，当时我是班主任。他们都还年轻，讲话讲过了头，有几个被错划成了“右派”,有的甚至被送到监狱，在监狱里蹲了20多年。方励之就是那个班的，我教了他三年多。47

鲍诚光、刘治平、顾雁、梁炎武，都在1952年入读物理系，与方励之同年级。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虞福春任北大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他说到的这些蹲监狱的同学，应该也包括了活着回来的顾雁和梁炎武。而物理系1952级的刘治平、1954级的刘奇弟，则永远不可能返校了。

我在拍摄《夹边沟祭事》纪录片时以及近年来的研究中，对于劳教者死于饥饿的悲剧，并不感到意外。但我还是想知道刘治平的具体情况，他去了哪个农场？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我在网上搜索“刘治平”的名字，并细读了姚小平找到《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的文章。48

2002年3月9日，北京学者姚小平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并收藏了一份重要史料：1963年7月造册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据当年由中国剧协送劳教者杜高认定，此物应该是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流出的。在这份调查表上，有94名右派劳教罹难者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死者所在墓地分布在三个地方：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河北清河农场和京郊北苑农场。

来源：姚小平《发现》

在这份死亡名单上，我没有找到刘治平，却找到了与刘治平同属一类处理的七人中另一位劳教者张澄清的名字：

63  姓名：张澄清

职业：卫生部药检所

教养场所：兴凯湖农场

死亡年龄：38

死亡时间：1959.2.10

在张澄清坟旁边，埋着编号为64的莫桂新，歌唱家张权的丈夫。

张澄清的死亡时间，距对106名右派分子做出处理意见的文件时间刚满一年，他死在第366天。《处理意见》对于他，如同死刑判决。调查表上注明他的死亡年龄是38岁，而在《处理意见》中，他的年龄是34岁。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处理意见》比北京市公安局《右派分子死亡情况调查表》的记录更准确的话，张澄清应该是终年35岁。

那刘治平是在这三个农场的其中之一吗？以上死亡调查表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啊。我继续查找，终于找到了第一个线索。

这是俞梅荪在2010年5月所写的一篇报道：《如山凝重如海呼——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呐喊》，在该报道的下篇，有多位反右蒙难者留言。其中，李淑娴（74岁，原北大物理系助教、右派）留言道：

文中的反右死难者刘治平是我的同班同学，1952年我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他从福建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仅15 岁。他很有才华，在大学三年级时写了物理学论文，得到王竹溪先生（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恩师）的称赞，且得以发表。我1956年毕业留校在物理系当助教，任苏联半导体专家的业务翻译，随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此文为历史所作，十分有意义，北大不会死。49

李淑娴回应的那段有关刘治平的描述，来自文中的“H先生（82岁，1949年毕业的北大校友反右幸存者，离休）”，在《幸存者痛陈四位右派之死》的标题下，俞梅荪如此转述了他的发言：

1958年2月，北京市政府为“净化首都环境”，把一部分中央有关部门及高校的右派分子数百人，押送中苏边境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与流氓小偷一起劳教；流氓小偷属人民内部矛盾为上等人，右派分子属敌我矛盾为下等人，条件比流氓小偷还差，口粮更少，干活更多，还要受欺负……致使其目睹身边四位右派难友殉难如下：

顾翔天（北京电影学院讲师）绝食而死。他毕业于西南联大无线电系，在电影学院教无线电课程，到兴凯湖劳改农场7分场，与H先生同队。30多岁的顾翔天，刚到那里就绝食，当月底含恨去世。

莫桂新（中央歌剧院唱《二郎山》的男高音，和其妻著名女高音张权，因批评歌剧院“只要是中共党员，即使水平不行，也能上场表演；如果不是党员，即使有水平也难以上场”的片面讲政治的怪现象，夫妻双双成右派分子）病逝。莫桂新和H先生同队，由于卫生条件极为恶劣，两人都患痢疾，缺医少药，拉肚子不止，有时每天达40次，30多岁的莫桂新拉痢疾而死，29岁的H先生侥幸活了下来。

刘治平（15岁考入北大物理系，三年级时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956年毕业时19岁，被遴选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7年因其父是国民党专员在数年前被枪杀，而受株连成右派分子）工伤而病死。1960年10月，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局势紧张，为防止右派分子逃往兴凯湖对岸的敌国，右派分子被转移到河北茶淀劳改农场。H先生在3分场同队的刘治平因光脚下水田干活，被玻璃划伤，缺医少药，酿成大病而死。

徐刍（1952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留校研究计算机，在我国首开计算机原理课程，1956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7年因回校有言论似有不当之处，被反映到数学研究所而成右派分子）被整死。徐刍在多年劳教中表现好，被解除劳教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所属新都铁工厂就业，因10岁的儿子送来其离婚妻子的信，30多岁的徐刍钻过铁丝网去取信而被抓，严刑拷打，一周后，因伤势过重于1967年1月8日去世，被按自杀处理。徐刍是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开山者之一，是现在若干先驱院士的老师。50

H先生这里讲到的其中两名死者，一位是本文所追寻的刘治平，另一位是科学院四千人大会上被批判的青年五右派之一徐刍。我请教俞梅荪先生这位H先生实名，他再三回忆，终于确定了，H先生是韩大钧。

我再去几部有关清河农场劳教的回忆录中查找，在从维熙的回忆录《走向混沌》中看到了韩大钧的故事。韩大钧，在中科院电子研究所被打成右派。从以上他的几段话里可见，他先是在兴凯湖的七分场，与莫桂新同队；遇到刘治平时，是在河北茶淀农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清河农场，韩大钧在茶淀三分场与刘治平同队。

他谈到刘治平父亲的情况，提示我回头再去重读那份对106人的《处理意见》。的确，那份文件上在刘治平的简介下还有一条：“历史上的主要问题”（每个人的简介中都有这部分）：

父亲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镇反时被判处死刑。刑前曾嘱刘要“见风转舵，为父报仇”。刘于1950年隐瞒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团，1951年在三反运动中，因坚持反动立场、图谋报杀父之仇，被开除团籍。1955年北大肃反时曾因反动小集团问题受过审查。

事实上，将刘治平父亲的经历作为刘治平的“历史问题”，这已经是明显的株连；至于刘治平的父亲是否属于错杀，目前无法核实，但说他临刑前还能和儿子见上一面，还能在枪口下嘱咐其“为父报仇”；而且，他说这话时，还能被旁人得知，我则很难相信。尽管如此，这段简介也提供了很多信息，刘治平1952年考入北大时尚不足18岁，少年时代的他，已经接连遭遇政治风暴；先是失去父亲，这还没有改变他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努力；但高中时却被追究出身，开除团籍。大学三年级时，又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毕业后，工作不到一年，就成了《人民日报》上的右派典型。半年后，他的名字，进入《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劳动教养，不开除公职。

韩大钧的回忆证实了一点：刘治平再也没能回到中科院物理所的职位上，他的生命终结于清河农场。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他倒不是在大饥荒时期，因吃了毒蘑菇而丧生；却是在大饥荒之后一次普通的劳动中遭遇伤害，终告不治。

那么，刘治平是和韩大钧一样先去了兴凯湖，还是韩大钧到了茶淀之后遇到了先前在这里劳教的刘治平呢？从韩大钧的简短回忆里我不能完全确定。而俞梅荪认为，2010年82岁的韩大钧，到2024年已有96了，因多年未再联系，新冠大疫后韩先生是否健在，他无法确定了。

我曾以为刘治平没有去兴凯湖，因为北京市劳教右派，确有直接送清河农场的。据报道，清河农场在1957年之后分5批接收了共3000余名“右派”。51当时北大物理系的学生王书瑶被定为“极右分子”，1958年就直接被送到清河劳教，1962年解除劳教后仍留在清河就业，直到1966年被遣送新疆。

例如一机部所划右派冯志轩，他就和王书瑶一样，没有去外地，直接被送到清河农场。他在回忆中写道，被劳教者先关押在北京城西南角自新路半步桥监狱——这里成了劳教人员的临时收容所。

为什么先到了半步桥监狱呢？清河农场另一位劳教幸存者赵文韬这样写道：

因为对右派实行大逮捕，一时间，北京可以拘押人的地方都被右派分子撑得爆满，没有适当的场所收容，临时借了这所监狱几幢楼，专门收容中央机关和高等院校送来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52

在半步桥，劳教右派们再被分组，有的人被送往黑龙江的兴凯湖（如巫宁坤）等；还有如王书瑶、冯志轩等人，则被武装押送到河北省宁河县境内茶淀的清河农场（茶淀各农场的总称）。

在清河农场，王书瑶和冯志轩先被安排在于家岭分场（与刑事犯一起）。

1958年4月1日，这些右派分子全部被押入清河劳改农场五八四分场（犯人们称其为“西荒地”）。五八四，即1958年“大跃进”新建的第四个劳改分场，后来还有五八五分场；而在农场饿死、病累而死的乱坟岗子，被囚徒们称之为“五八六”。

北京劳教、劳改幸存者冯志轩（1932-2023），艾晓明摄于2023年5月28日，8月1日冯先生病故。

冯志轩记得，在1958年8～9月间，秋收时节，因大批人员患病、两人死亡，除个别几个人仍留“西荒地”以外，全部思想犯迁到清河农场第三分场，组成“思想犯专业场”。这里有四个中队，无其他犯罪者。53

大概是在1960年10月之前，三分场的人突然接到命令，除少数人留下外，大多数人迁回于家岭分场。后来得知，这批人离开是为了腾地方，原来发配到东北兴凯湖的右派将要迁回。巫宁坤写到，从兴凯湖幸存下来的三四百人，迁到了茶淀三分场。54

韩大钧也就是此时从兴凯湖回来，迁到了三分场，他同刘治平在一个队。我这篇文章去年写完，今年在修改时，我才从原物理所另一位知情人那里听说，刘治平也是随兴凯湖劳教幸存者一起迁回茶淀三分场的，因此我在改稿时补充在这里。

本来，看到韩大钧所说刘治平因工伤不治，我的寻找就可以结束了。但继续核查比照事实，发生了一个小问题。

七 徐刍之死与刘治平最后的劫难

徐刍（1930-1968）

来源：徐祖哲《徐刍：数字空间坠落的流星》

我看到韩大钧说到的徐刍之死，感觉那个爬过铁丝网与儿子相会的画面，戏剧感太强了。我在想，也许那并不是他最后的死因。于是我继续查找有关徐刍之死的线索，结果在王友琴主办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里读到徐祖哲的文章：《徐刍：数字空间坠落的流星》，其中所述徐刍之死比韩大钧所述更可信。55

在文章中，徐祖哲详细讲述了徐刍的故事。原来，徐刍是广东人，他的妹妹与我们中大袁伟时教授的夫人还是密友。徐祖哲联系到了徐刍的妹妹、亲友和学生，从而完整呈现了徐刍的人生轨迹。限于篇幅，我只讲和韩大钧的描述相关联的部分。

徐刍和刘治平一样，被送劳动教养。1958年2月27日（阴历初十），徐刍先被关押在半步桥监狱，不久被押去兴凯湖。他的母亲曾跋涉千里去农场探视，他的妻子由于是党员，她所工作的单位轻工部造纸研究所要求她与右派丈夫离婚。

徐刍从大饥荒中幸存下来，他和数百右派一同转回到茶淀农场。劳教期满后，他并不能回到中科院原单位，而是先后在劳改管理局科仪厂和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的新都暖气机械厂“就业”。

据郭慕岳回忆，新都暖气机械厂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下属的一个劳改工厂，坐落在北京德胜门外，此处街道因“新都”而取名为新风街。这个厂子当时规模不小，有近4000人，劳动教养人员最多，其次是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此外还有公安干警100人，外雇人员30人。该厂的产品以暖气片为主，同时生产电瓶车和电机。后因收容大批劳教人员，其中有各个专业的高级专家，还有热核专家，他们的到来使得这个厂拥有了雄厚的技术力量。该厂在1960年代后又生产太托拉大卡车，原来只有北厂，因扩大再生产又扩建了南厂。56

徐刍在劳教农场、工厂辗转，先后近十年。“文革”期间，徐刍因抄写黑板报时写错毛主席语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

1968年1月11日，轮到批斗徐刍，种种惨烈场面历历在目，他感到灾祸临头，在暗夜中从北厂遁入南厂，天寒地冻方寸已乱，跳入六车间1米深的淬火水池，被搜出来遭暴力拷打，伤重昏迷。母亲闻讯赶来看望，时值全国串联，运输秩序大乱，几次换乘爬窗上车，17日才到北京。见儿子躺在仓库已无知觉，妈妈大喊，你们救救他！救救他！下午他就去世了，厂方认定为“自杀”。57

徐刍的死亡十分悲惨，而被毒打致死却给改为“自杀”，更是可恶至极。由于这里的描述与韩大钧有所不同，我想到韩大钧可能是据不确切的传闻转述，而非亲历。那么，他说到的刘治平之死，有没有因耳闻而不够准确的成分呢？

这样，我就开始在清河农场劳教幸存者的回忆中寻找，我读了从维熙、杜高、冯志轩、辛秋水、赵文韬、王书瑶他们的文章，看有谁能更具体地谈到刘治平这个人。

清河农场原址一角，艾晓明摄于2014年9月

有关劳教者的死亡，清河农场和全国一样，在大饥荒那几年间中死人最多。据冯志轩的回忆，于家岭分场原来有六百来人，五个中队，此时只剩下两百多人了。在下面这篇文章中，他估计病死、饿死的不会少于三百人：

我所在的茶淀农场于家岭分场正是一个死人的坟墓。我是那里还有一口气苟延残喘的活人。几次合并小组（因为一个组走、死了一半，就只能两个组并在一起）。记得1960年末，我所在的组只有我们两个人。58

在赵文韬的回忆录《伤害》中，他判断，近1000右派分子死掉四分之一，幸亏农场开始从附近县里调来一些当年收获的白薯，死亡人数才开始减少。同时他也写到，右派中间不许串组，不可能有精确的死亡统计。

2014年9月，为了解夹边沟之外其他劳教农场在大饥荒年代的情况，我请王书瑶先生带我重返清河农场；当时还有兰州的五七难友张遂卿、北京的马文都两位师友同行。我们驱车抵达农场原址时，眼前是一大片平平展展的高粱地。田块都一个模样，时隔五十多年，已经无法辨认以前分场的旧址或找到“五八六”的痕迹。田间地头，王先生指给我看那些灰灰菜，这是当年劳教者们找来充饥的东西。天色向晚，高粱穗子上的夕阳余晖逐渐暗下去。王先生站在那里，从饥饿说到逝者：“因为死亡，一种阴沉的气氛笼罩着我们。人死了，也没有任何告别，给他整理整理行李，送到场部去就完了，这人就算消失了。”

据王书瑶了解，清河农场登记的死者是714个，“死的人，没有说法，什么说法也没有。连北京大学记录在案的右派档案都不公布。只有五处管这个事情，它不公布，谁能知道？姚小平在潘家园获得的只是部分名单。”

王书瑶（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右派，被开除团籍、学籍，1958年送劳动教养。1962年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留清河农场就业，直至1966年被遣送新疆），艾晓明摄于2014年9月。

十年前，我读过王书瑶的回忆录《燕园风雨铸人生》，他在书中写到的人物，由于我那时对反右的历史缺乏了解，很多内容被我“视而不见”了。那时我没有想到，王书瑶正是刘治平之死的一个见证人，他所了解的比韩大钧更详细。

我通过“刘治平”这个关键词在网上查找，之所以没有马上查到王书瑶的回忆，是因为王书瑶在书里写的名字是“刘智平”，但看其内容，我确信，他说的正是刘治平。

原来，刘治平不是饿死，却因为与王书瑶多少有点联系的一个荒谬的原因而受伤，伤口感染后病情恶化。我将王书瑶的这段回忆收录在下面，供读者了解，也愿有更多的知情人来补足刘治平生平的空白：

我在文中没有提到过刘智平，但是他却实在是我的朋友，我也一直想念他。他原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也当了右派，在于家岭时期我们互通了信息，有一次竟偶然都去“五科”医院看病时遇见了。1964年我住在“车站”时，他去看我，他说，他发誓要把一本《英华辞典》背下来。

据已有文献记载，世界上背得英语单词最多的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他在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还认为他很笨，但是，后来他不但成了英国一代了不起的政治家，而且还是学者。据说，他能记下20万个英文单词。另一个记得英文单词最多的是一个日本学者，他能背下一本词典，背的方法就是背会一页就撕掉一页，最后把一本词典全撕光了。

    刘智平想成为世界第三人。

在这个时期，他还进行了一项工作，就是用“蒸发”的方法计算地球的年龄，在非饱和的空气中，水分是要蒸发的，有一个很准确的计算公式。宇宙大部分空间都是真空的，所以地球也会向宇宙空间蒸发，依此计算，地球的年龄大约是200亿年，这与其他方法计算的地球年龄十分接近。

不幸，1966年他在插秧的时候，一块玻璃碴子扎破了他的脚，感染了小儿麻痹病毒——那块玻璃碴子，很可能就是我把它装上火车运回清河农场的。虽说是小儿麻痹病毒，可是对大人也毫不客气，很快他就下肢瘫痪，直到下腹部。卧床几个月，少进饮食。春节时，他只因吃了七个饺子，仅仅是七个饺子，便使他的胃部穿了孔，很快引起腹膜炎，如果不立即进行抢救，24小时即可丧命。由于他半身瘫痪，已属不治之症，所以医生也没有抢救。

很快，他就撒手人寰，还带着他那已经背完的半部辞典，长眠在经过天津的垃圾改造过的清河农场的盐碱地中。59

王书瑶的描述中，有关刘治平是“研究生”，这点不准确。但他说到“天津的垃圾”，确切地回答了水田里怎么会有玻璃碴的问题。王书瑶讲到：清河农场盐碱极重，有专家建议用城市垃圾来改造农田的土壤成分。当时王书瑶和校友张景中（数学家，“文革”后成为院士）一起去唐山、天津装运垃圾，用60吨的车皮将成山的垃圾运到茶淀，再装车卸到农场地里。城市垃圾中什么都有，包括玻璃碴。

刘治平之死，起因就是倒入农田里的玻璃碴。但他后来的伤情发展，其确诊的病因和致死过程，还需找证人继续核实。如果真是感染了小儿麻痹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由于这是一种肠道病毒，它与外伤并没有直接关系。会不会是由于接触到肥田垃圾里的有毒物质，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因此患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渐冻症），而这种症状被说成了“小儿麻痹”？还有，若他是在春季插秧时（北方插秧一般在5月）受伤，至次年春节（1967年2月9日为丁未年正月初一）去世，这之间有将近九个月时间，如果当时插晚稻秧，住院也会有半年时间。在他临终前的这几个月里，总还应该有人见到过他。我希望有心的读者接力，寻找到进一步的证据。

无论如何，刘治平在劳动教养将近十年后，仍未能回到科学院物理所，终致于死在清河农场，这是一个惨痛的事实。据知情人告诉我：刘治平从北大荒调回清河农场后，困难时期刚过，阶级斗争的观念较淡，物理所的人事处有把他调回原单位的意向。国内最有名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是理论物理研究室的主任，当人事处去问这位主任的意见时，该主任说他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不会再收留他。刘治平调回的事就此作罢，真可惜他没有得到这个难得的机会，不然他不至于英年早逝。

我还想提到的是，在刘治平的“右派言论”中，编辑者收入过他这样一首诗，写于1957年6月11日，即反右的风向标“6·8社论”发出的三天以后，这是一首向党表达忠诚的诗：

献给您——党， 

我给您的不是一面锦旗，

也不是一首赞美的诗篇，

而是一团火热的心，

为了我们年青的社会主义，

为了我们祖国可爱的人民，

我，割下我赤热的心。

献给您——党，

也许这里面有片面、有粗暴，

但是由于我这颗心，

青年而又狂热，这是由于我对您的爱，

激烈而又深刻。

献给您——党，

你会理解青年儿子的心，

我相信您会原谅我的片面与粗暴，

因为这颗心里面，含的是沸腾的爱，

还有赤红的鲜血。60

写诗时的刘治平才二十出头，凭他一再蒙冤受挫的生活经验，他肯定在“6·8社论”中看到了不祥之兆。仿佛一个即将落水的人，他在努力挣扎，恨不能剖出一颗心来，让党看看他的赤诚。他在诗中自称为党的“青年儿子”，这是一个丧父之子所能表达的情感极致了。但和千千万万的忠贞之士一样， 这情感被彻底辜负。将这些右派送去劳动教养，逐出北京……在当时的领导者眼中，只是将北京市打造成水晶城市的清除垃圾行动。刘治平最后被一块真正的玻璃垃圾刺中而丧生，为这场清污运动的代价做出了血的注释。

八 必要的结论和补充

这篇长文，写得不像论文也不像纪实；它从与一个人命运相关的另一个名字开始，力图描绘出中科院反右运动的一片风景，最后才落笔到一位失踪右派的终局。仿佛本来有一条简单的直路，我却绕了一个大圈子。这种写法对于希望直奔观点的读者是不讨喜的，但我自己觉得，我的陈述，哪怕不够通透和连贯，哪怕还有更多的细节有待核对，对于以后的研究者，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我在本文开始时引用了前南斯拉夫、现在的塞尔维亚电影导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的那段话，他说：

人是如何感受历史中那些巨大灾难的呢？又是怎样度过那些灾难的呢？无论是在灾难前还是在灾难后，遗忘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因为看到大众是如何能够忘却历史动乱的动机，又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把日后精心编造的解释当作事实，我将遗忘从因果原则中除了名。

遗忘看上去是一种常态，个人和社会，都会有种种理由，将那些痛苦的感受排除。这样做，在“文革”后的流行说法即“向前看”，为某种更重要的进程让路。库斯图里卡要说的正是，这种所谓的遗忘，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也不是因为时过境迁，人们就记不得了；而是因为，它被人为地抹杀，被其他精心编造的叙事所替代；正如所谓中科院没有打过一个右派的说法一样。

对我来说，寻找刘治平的结局，也并非要证明他不是死于误食毒蘑菇（假如真是食物中毒，在那个时代，也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让我欲罢不能的是，这样鲜明的事实和惨痛的死，怎么会被抹杀，以至于演变出了中科院没划过右派的结论。库斯图里卡在这里问的两个问题，正是我期待找到解答的。此文初步的梳理，离真正去揭示“历史动乱的动机”和后果，还差得很远。

我可以大致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自然科学不可能脱离政治。

在出生于1950年代的我这一代人，一句流行的名言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作家王小波在杂文中也曾写过：我们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王小波的父亲是哲学教授，曾经历挫折，被开除党籍，教导孩子不学文科，规避祸端，这不奇怪。然而从本文中人物的命运却可以看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科学家也并不能偏安一隅，除非是在从事核武器制造那种高度机密的科研单位，除非是国家要将其作为“重器”使用，否则很难自保。

这说明什么呢？其实自然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如果一个人保有理性和良知，又怎能接受违背事实、摈弃良知的阶级斗争？即使暂时地服从乌托邦的政治需要，以保全自己的科研机会，这种妥协终归还是会被证明是无效的。钱三强等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就是明证。

第二，反右中对自然科学家区别对待的保护性政策，最终并不能保护到科学家群体。言论Z由和M主，这些基本权利不能赐予一些人，剥夺另一些人；或者照顾自然科学，放弃社会科学。同样，不能因为人们的知识能力、出国经历或国家是否对其有迫切需要来决定取舍。说到底，这些权利本属天赋人Q，不存在谁来“授予”。而从眼前需要来启用一部分人、偏废另一部分人的政策，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同样是破坏性的。

第三，需要有对历史真实的不懈追求，并且维护对历史的记忆。有关“科学院没有划一个右派”的结论，换个角度考虑，正是在警示我们，记忆在被涂抹，改写；在这个过程中，真相也就被磨灭和消失了。

我想要再补充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结论。

一个是物理学家孟宪振的经历，在那本四千人大会的材料选编里，其他人的发言都只出现了一次，而他既是集体发言中的一员，也以个人名义做了发言。这是不是因为他是大右派孟昭英之子，所以特别要求他要多做政治表态呢？

图片来自网络

反右以后的1959年至1963年，孟宪振到苏联留学并获得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相当于美国的博士）。1965年，他成为物理研究所的党委成员。孟宪振应该算是“又红又专”的标杆性人物了，而且，他的研究才能和成就有目共睹。在他身上，正是体现了对国家有需要的自然科学家区别对待的保护性政策。“大跃进”以后的年代，他承担了多项国防军工任务，而此时他的父亲因为被划极右，连参观军事博物馆的资格都没有，更不用说其他的人格侮辱。这说明了什么？两代物理学家，父亲因言获罪，儿子可以重用。同样论及出身，有的人要为父亲背黑锅，也有的人可以不予追究。然而，到了“文革”，当所有人都要服从政治需要时，原来发生在右派这里的强迫认罪就更大规模地重演了。1968年春，孟宪振不堪迫害，自杀身亡；他的弟弟为哥哥说话被妻子揭发，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监狱里囚禁五年，精神上深受刺激。61

王礼立，当年力学所的一位年轻人；在四千人大会中声讨右派的发言人之一。他先去了中科大，对于他如何离开中科大的，有关报道语焉不详：“由于政治运动，他被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力学所和心爱的冲击动力学研究领域。”62“文革”中他惨遭毒打，“打我的木板子都打断了。”63

“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64

这样的悲剧让我想起海明威的那句话：丧钟为谁而鸣？科学家是一个整体，刘治平们曾经遭遇的不幸，如果不去理解它，不去抵制它，注定将成为所有科学家都将遭遇的不幸。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敲响。

行文至此，必然还要涉及一点；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批判文字，在后人看来，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批判者的道德污点。如果要说，在权力意志的强迫下，科学家群体只有分裂，但这里真的无须反思良知的缺席吗？

这个问题应该是有两面，一面是强权，它是制度性地施行着，目的是通过对人群的规训而使之无条件服从。如果说，人们的道德感可以抗拒制度之恶，那仿佛人祸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这样是不是过度强调了道德的能力？毕竟，在拿枪的恶面前，普通人能够做的抵抗是有限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道德良知的必要；我们怎么看待如徐璋本那样的抉择，怎样看待如张春元、顾雁、向承鉴等《星火》青年反抗者的义举，怎样看待林昭等一批孤勇者？假如没有人坚守道德，那制度之恶就不可能遇到任何抵抗了。

这种道德良知的代价毕竟是巨大的，也不是可以要求所有人的。但是，是否能要求知识分子，是否可以要求科学家？

本文对于1957年反右中科学家的分裂和集体效忠——许良英晚年对此有过深刻的反省，他说自己被打成右派还在继续批判右派，这种现象，他称之为“愚忠”——写到了若干可能的原因；但我同时也明白，那么多人去落井下石，很难说成是被动之恶。尽管每个人有不同的经验和理由，但是对于井下的人，每一块石头都可能致命。如果我们去包容那种集体的屈从，说这是多么不容易，有多少迫不得已的理由，对长眠于兴凯湖、清河等九泉之下的亡灵，是不是另一种不公正？

还有，不能不承认，即使是压力下的胁从，作为成年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主动性还是存在的。只有一个区别，即权力意志下作恶动机的强弱以及对于受害者的后果之轻重。回顾历史，在所谓政治运动的法宝“群众运动”中，从众的心理对人是有巨大吸引力的，它让人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参与作恶无须承担个人责任，法不责众嘛。可是，在中科院，那么多人是从美国留学归国的，他们在美国可以写信给总统陈情，伸张个人意志；这怎么解释他们在听到“右派”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却表现得如此义愤填膺？

我把这个问题留待以后探讨，下面继续补充几个不能抹去的记录：

郝柏林院士生前写过纪念孟宪振的文章，65他的悲痛和义愤在物理学界传递了一种情感记忆。但无论是老一辈物理学家还是今天研究科技史的学者，可能还不曾留意到包括刘治平在内的这些更早消失的年轻人。1957年在中科院原子能核物理所，还有一位优秀的清华毕业生，年仅25岁，也是一位研究实习员，名字叫葛运凌。当年在批判项志遴的四千人大会上，葛运凌由于认同项志遴的看法，认为反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他连带被声讨。在项志遴的右派言行里，也出现了葛运凌的名字。反右过后，葛运凌被开除团籍、撤销职务，另行分配。大约在1961年，他在工作中因仓库少了一个他登记过的电子管，被定罪为盗窃公物，判处五年徒刑。1966年刑满释放后留厂就业，1969年因林彪发布战备令，他被疏散到河北农村插队落户。结果，离厂前单位承诺的工资很快停发，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葛运凌最后落到个既无户口回城又无正式工作的处境。

1977年，葛运凌在他的申诉信中写道，他掌握日、俄、英三种科技外语，参加过研制核物理电子仪器、试制舰艇用国产150交流电动直流发电机等工作……在劳改工厂就业后又在实验室从事仿制TATRA10吨越野载重汽车的多种有关电动、油压和汽动总成机、泵的试验工作……他说他才44岁，期待能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出一把力。66

发布这封信的作者史义军写道，葛运凌通过自己的妹妹找到他的朋友，请其多方申诉，只求有个单位吃饭而已。这封信最后转给了中科院副院长胡克实，就在科学院决定落实政策前，葛运凌因癌症死于医院，死时还欠2000元住院费；而他的父母在“文革”中因不堪批斗屈辱，已经双双自杀。

张家琨，另一位清华毕业生，在物理所批判项志遴时，他被归之为“项张反D联盟”的人。张家琨划成右派后，被逐出中科院物理所，最后遣返老家劳动改造。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被批斗、放过牛、讨过饭，受尽百般折磨”。直到“文革”结束，他的命运才开始改变。他先被调入镇里中学教书，后来调到绍兴文理学院，担任过物理系主任。67

1956年考入中科院水工研究室就读副博士研究生的张有天，被划右派后，取消研究生资格，下放到东北勘测设计院。他长期在水库工地，被监督劳动。1978年，张有天回到北京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工作，迟至1983年，右派问题才得到彻底改正。68

人们常常颂扬一些劫后余生者，为他们此后的成就而感动，然而，他们曾经的屈辱和苦难为什么要一笔略过呢？而且，很多被划为右派的青年科技人员没有机会重返科学殿堂，在“无右派言论”或“历尽坎坷”几个字后面，是多少年华的荒废和才智的毁灭！相比少数荣获桂冠的院士巨星，那些消逝的生命甚至没有得到过追悼。不写他们的陨落，中国的科技发展史既不完整，也不真实。

再回头来说刘治平之死，相比之下，徐刍之死的能见度要比他高得多：“1979年3月，中科院数学所改正对其错划右派问题。”同年8月，徐刍追悼会隆重举行，数学所以单位的名义发布悼词，高度评价了他的研究。围绕徐刍的死因，争取公正的行动继续下去：“1980年7月10日，数学所负责平反的干部郭女士和劳教部门争论了3个月，徐刍死亡原因终变更为‘他杀’。”69

刘治平和他的父亲，家破人亡，父子两代都被“革命”葬送。按他在1958年被送劳教时的年龄记录23岁计，去世时最多32岁，实际年龄可能还更小（据前文李淑娴所述70）。想当年他只身一人，在医院数月，伤病交加，半身瘫痪，日常生活多么困难；在那样无望和孤独的处境中，这个志向高远的年轻人，内心何其煎熬！不知他在福建的老家是否还有母亲或弟妹，亲人是否得到过他的死亡通知书。他曾经供职的中科院物理所，应该为他恢复名誉并开追悼会，对此，我没有看到任何记录。

在中科院和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愿这些空白的册页得到填补。借用库斯图里卡的说法，由此，我们可以识别那些抹去真实而“精心编造的解释”。让这些受难者消失在灾难的深处，还是将他们一一寻找回来，恰能说明如今我们“身在历史何处”。

2024年7月11日初稿 

2025年10月22日再改            

注释：

①（塞尔维亚）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绝不向遗忘屈服》，见《我身在历史何处》，苑桂冠译，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https://weread.qq.com/web/reader/60432330813ab6d08g0147d4kecc32f3013eccbc87e4b62e

②凤凰卫视：《腾飞中国：外行领导内行中科院学部形同虚设》，https://phtv.ifeng.com/program/tfzg/detail\_2013\_11/01/30883250\_0.shtml

③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63988/201311/4263.html

④https://www.cas.cn/zj/ys1/bn/200909/t20090928_2529128.shtml

⑤https://ccrd2024.github.io/CCRD%20%E4%B8%AD%E5%9B%BD%E5%BD%93%E4%BB%A3%E6%94%BF%E6%B2%BB%E8%BF%90%E5%8A%A8%E5%8F%B2%E6%95%B0%E6%8D%AE%E5%BA%93%20%E7%82%B9%E6%AD%A4%E8%BF%9B%E5%85%A5%EF%BC%88HTML%EF%BC%89/1/0/7/000232.htm

⑥罗平汉：《1956：知识分子的早春》，https://news.sohu.com/20110621/n311052400.shtml

⑦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http://www.hongqipress.com/bookabstract/redclassic/201610/t20161019\_2008317\_3.shtml

⑧郭沫若：《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知识分子的使命》，《人民日报》，1956年2月1日，第2 版http://www.cppcc.gov.cn/2011/10/09/ARTI1318130440612682.shtml

⑨《中共中央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1957年6月28日，http://www.71.cn/2011/0930/632425.shtml

⑩北京市档案馆汇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7》，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1年，第516页。

⑪参见焦凡：《美华史记｜中国留美学生的归去来兮：变迁（1947～1957）》http://ahistoricalrecord.com/manuscript/the～turning～point

⑫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9年，第85页。

⑬毛泽东：《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年 1 月版，第 537 页。

⑭同上，第538页。

⑮《何荦的右派言论》，见中国科学院团委会编印：《中国科学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1957年12月，第271页。

⑯章琮、孟宪振、许振嘉、庄蔚华、徐秀英：《何荦是怎样成为右派分子的》，同上书，第71页。

⑰《项志遴的右派言行》，同上书，第278页。

⑱同上书，第283页。

⑲吴明瑜：《刻骨的仇恨、狂妄的野心彻底揭露徐志国的反党面目》，同上书，第115页。

⑳于家珊：《揭穿徐志国的两面派》，同上书，第122页。

21孙亲仁：《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项志遴》，同上书，第84页。

22 同15第277页。

23 潘一民：《驳斥右派分子徐刍对形势的“估计”及对反右派斗争的诬蔑》，同上书，第97页。

24《徐志国的右派言行》，同上书，第298页。

25 张鸿芝：《揭发和批驳右派分子夏永年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同上书，第109页。

26 同24，第304页。

27 陆祖荫：《撕开项志遴的“理论家”外衣看看他卖的是什么货色》，同上书，第76页。

28 同21。

29 陆学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科学才能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第137页。

30 彭桓武：《只有党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同上书，第144页。

31 巴延年、桂世茂口述，熊卫民访问整理：《政治⻛浪中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4期，第88页。

32 熊卫民访问整理：《在科学和宣传之间——何祚庥院士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6卷，第1期，2015年，第92页。

33 张藜：《“钱三强们”的待遇：1949～1966科学家收入与声望的过山车》，http://www.zhishifenzi.com/depth/character/2589.html

34 黄茂光口述：《惋叹逝去的时光》，见王德禄、杜开昔访问《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39页。

35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范岱年先生访谈录》，《科学文化评论》第10卷，第4期，第100页。

36 张藜：《科学家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声望：1949—1966——以中国科学院为例》，https://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66

张藜文章里提到的11位学部委员，名单可见王扬宗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历史：历史：曾昭抡等九名学部委员职务和名誉的恢复》，其中提到：“中科院于1955年6月和1957年5月两次聘任的254位学部委员，集中了全国大多数优秀科学家，其中就有曾昭抡、钱伟长、孟昭英、雷天觉、谢家荣、余瑞璜、刘思炽、袁翰青、盛彤笙、向达和沈志远等11人被打成右派，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组织处理。葛庭燧、汤佩松、伍献文、斯行健、冯景兰等学部委员也一度进入右派名单，但在最后定案时被否定了。他们几位大都得益于这个保护政策，有的人甚至是张劲夫亲自出面干预才没有被划为右派。中科院京区只有科学情报所负责人袁翰青和历史二所副所长向达两位学部委员被划为了右派。https://wap.sciencenet.cn/mobile.php?type=detail&cat=news&id=334292&mobile=1

37《刘治平的反D反社会主义言行》，收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https://ccrd2024.github.io/CCRD%20%E4%B8%AD%E5%9B%BD%E5%BD%93%E4%BB%A3%E6%94%BF%E6%B2%BB%E8%BF%90%E5%8A%A8%E5%8F%B2%E6%95%B0%E6%8D%AE%E5%BA%93%20%E7%82%B9%E6%AD%A4%E8%BF%9B%E5%85%A5%EF%BC%88HTML%EF%BC%89/1/4/18/000230.htm

38 同17，第280页。

39 同18，第283页。

40 同27，第76页。

41 熊卫民、王丽娜、李欣欣访问整理：《早期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谈庆明研究员访谈录》，《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4卷，第1期，2013年，第81～82页。

42【欧阳绛，男，1925年12月生，江西省吉水县人。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现任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常务编委，山西省思维科学学会理事长】

43《鲍诚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收入《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鲍诚光言论引文均来自这篇。https://ccrd2024.github.io/CCRD%20%E4%B8%AD%E5%9B%BD%E5%BD%93%E4%BB%A3%E6%94%BF%E6%B2%BB%E8%BF%90%E5%8A%A8%E5%8F%B2%E6%95%B0%E6%8D%AE%E5%BA%93%20%E7%82%B9%E6%AD%A4%E8%BF%9B%E5%85%A5%EF%BC%88HTML%EF%BC%89/1/4/18/001108.htm

44 方励之：《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http://fang-lizhi.hxwk.org/2008/01/08/%E5%90%83%E5%88%BA%E7%8C%AC%E7%9A%84%E5%B9%B4%E4%BB%A3%E2%80%94%E2%80%94%E7%A7%91%E5%A4%A7%E7%9A%84%E7%AC%AC%E4%B8%80%E5%88%9B%E4%B8%96%E7%BA%AA/

45 杨崇道编：《一份“阳谋”灾难的民间档案：中央单位“右派”流放北大荒名单（1958年3月—1961年3月)》，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2014年。对这个名单，杨崇道有六点说明，其材料来源，包括三个部分：1.健在的北大荒“右”友提供了个人情况、照片等材料。2.云山农场党委档案室供给了当年有关“右派”的一些资料。3.他本人1959年摘帽后被留用，在“右派”队当文书时存有记事本和部分“红头”文件。

46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62965.html

47 同34，第124页。

48 姚小平：《<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出土记》《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均见  http://hxzq.net/aspshow/showarticle.asp?id=2523

49 俞梅荪：《如山凝重如海呼　——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呐喊》（下篇）https://blog.creaders.net/u/1113/201007/64887.html

50 同39。

51 王开：《“飞地”清河——共和国第一座劳改农场的历史与现实》，《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13期。https://www.difangwenge.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69

52 赵文韬：《伤害》，夏菲尔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58页。

53 2023年5月28日，笔者在北京拜访了重病中的冯志轩先生，老人家坚持着打足精神，对我回忆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54 同52，第99页。赵文韬所述与《巫宁坤》在《一滴泪》中说的一样。

55 这是徐祖哲在“博客中国”所写的《计算机六十年》系列文章中的一篇。https://ccrhm.org/%E5%BE%90%E5%88%8D%E6%95%B0%E5%AD%97%E7%A9%BA%E9%97%B4%E5%9D%A0%E8%90%BD%E7%9A%84%E6%B5%81%E6%98%9F

56 郭慕岳：《“杜高档案”和我经历的往事》，https://www.danran1967.com/?p=21551

57 此处作者写的时间是1968年1月中旬，这时大串联应该不是主要原因。红卫兵的大串联是从1966年8月中下旬开始的，到1967年春，那种以学生为主的大串联已经逐步消歇。至1968年初，全国铁路系统不同派别组织实现大联合，交通局势趋于和缓。但是列车迟发、晚点甚至中断的情况依然还有，主要是不同派系群众组织间的武斗未完全停止。

58 冯志轩：《北京市劳教右派亲历记》。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10/%E5%8C%97%E4%BA%AC%E5%B8%82%E5%8A%B3%E6%95%99%E5%8F%B3%E6%B4%BE%E4%BA%B2%E5%8E%86%E8%AE%B0.html

59 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劳改基金会，2007年，第362～263页。王书瑶说刘智平因插秧被玻璃碴扎破脚感染，这和韩大钧所说相同，可以肯定就是刘治平。但他说刘治平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这一点不确切。刘治平在鸣放时说过：“我对院提一个意见，不知道是不是宗派主义。有关我考研究生的问题。是由于我的成分，我不是党团员呢？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回音。有必要向院干部培养局提出。”这说明刘治平报考研究生时遇到了阻力，这段话出处见37。王书瑶说刘治平死于1967年的春节，但王书瑶于1966年被遣散到新疆了，可见他这是听说，还不是亲历。刘治平伤势和病情恶化的过程与他死亡的时间，依然需要核实。

60 同37。

61 参见《【访谈整理】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孟昭英》，https://www.gei.com.cn/cczl2023/8826.jhtml

62 沈丽萍：《破解爆炸与冲击的密码王礼立教授的“给力”人生》https://zjnews.zjol.com.cn/system/2013/04/01/019250821.shtml

63 宁波大学清华校友会：《做顶天立地的学问做顶天立地的人——记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得者、宁波大学创校副校长王礼立》。https://www.tsinghua.org.cn/upload/file/1552881581685.pdf

64 科技日报：《惊回眸，那个春天——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前前后后》，2008年3月17日。https://www.most.gov.cn/ztzl/kxdct30/kxdct30ztxw/200803/t20080317\_59810.html

65 刘寄星在《我所知道的郝柏林》一文中写道：“在与另两位同事合写的‘怀念优秀青年物理学家孟宪振’中，表达了对这位文化大革命初期含冤去世亡友遭受迫害的义愤的沉痛悼念，令人心碎。”http://www.cas.ac.cn/zt/rwzt/2019qmj/hbl/jnwz/201904/t20190404\_4687934.shtml 他所说的这篇文章见《物理通报》1987年第4期，《物理杂志》也有转载，见：https://wuli.iphy.ac.cn/en/article/pdf/preview/30024.pdf郝柏林1959年留苏回国，进入中科院物理所。他可能不认识我在下文所写到的葛运凌。

66 史义军：《一个清华大学高才生的悲惨命运》，原载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https://chenboda.pixnet.net/blog/post/257024000

67杨尧兴：《忆张家琨老师二三事》，https://www.sohu.com/a/255990049\_100007166

68《深切缅怀张有天同志》，http://www.iwhr.com/zgskyww/ztbd/cbw/xgcl/webinfo/2006/12/1279703257158980.htm

69 同55。

70 同49，李淑娴留言：刘治平从福建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仅15 岁。如果按1952年入校时15岁计，1967年春节时，也就30岁而已，按虚岁多计一岁，年仅31岁。

2024年7月11日初稿

2025年10月22日再改

别人的正常。

野人小孩的事，看得人特别绝望。

如果是孩子无父无母，还可以由亲属抚养，实在没亲属，还有福利机构兜底。

可现实却是，野人小孩父母双全，不痴不傻，父亲是本科学历，母亲甚至是研究生学历，完全有照顾孩子的能力。

如果是家庭贫困，无论是官方部门扶贫，还是网友慷慨解囊，都可以解决实际的困难。

可他们家有一辆房车，村里也有房子，虽然没工作，但女方父母在北京，经济条件较好且愿意给他们花钱，不存在孩子没地方住，穿不起衣服的问题。

不是没能力，不是无心之失，是有意为之。

新闻上说，孩子父母自称教育孩子的方式是“回归自然”；热搜上说，#野人小孩家属非常不赞同大众育儿观#。

我可去他爹妈的吧，这是“回归自然”和“育儿观”的问题吗？

他们让孩子赤身裸体，在地上爬行，在地上进食，这是哪门子的“育儿观”？又有这样回归自然的吗？

这是赤裸裸的反人类行为，它比虐待更恶劣一万倍！

虐待，最起码孩子还是被当做人来看待。他长大成人后，还有机会自我疗愈，超越伤痛，融入社会。

这对父母，从小不让孩子与村上人接触，也不允许爷爷奶奶接近小孩，任由他光着屁股在地上爬来爬去，这明明就是把孩子——

当狗养！

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孩子当人看。

而且，孩子确实也已经出现了“犬化”的特征了。

用四肢爬行、奔跑，像狗一样吐舌头，发出怪异声音，用嘴叼地上的食物……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也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是有说法的，如果只是吃饱穿暖，住得舒服，却没有教化，那和禽兽差不多。

孟子不愧是“性善论”的代表，总把人往好处想，说什么人皆有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他能想到的“近于禽兽”的行为，仅仅只是吃饱穿暖住好而无教，却不曾想到，有的禽兽行为，是把人变成“禽兽”。

而且还是父母要把自己的孩子变成“禽兽”。

“无教”就已经够恶劣了，他们甚至连“饱食，暖衣，逸居”都做不到。

不要说孩子在地上吃东西了，野人孩子连衣服也穿不暖，去年冬天刚下过雪，就有人看到孩子父亲穿着珊瑚绒长款睡衣，孩子却一丝不挂。

明明有房子，却不愿意住，在村里的荒地上停一辆房车，再在地里搭个棚子，要么住房车，要么住地里。

不和村里其他人来往，拒绝外界一切沟通，断掉了孩子和社会的链接。

禽兽不可怕，就怕禽兽有文化。野人孩子的父母不但不觉得自己做错了，还学会用高大上的名字包装自己的恶行。

他们说，他们对孩子使用的是“自然教育法”，这是他们的自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外人没有权利干涉。

看到这一幕，我觉得分外地荒唐，他们剥夺了孩子作为人的尊严和成为人的资格，却美其名曰“自然教育法”。

他们明明是在违法犯罪，但因为是父母，又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虐待”，就算当地官方部门介入，也很难剥夺他们的监护权。

但，当地官方部门总该做点什么（实际上，当地已经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就算是依法给孩子的父母治罪，给点教训，也有可能稍微改善一点孩子的处境。

据说，去年就已经有人拍到过野人孩子，这种状况至少持续了一年甚至更久，但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都没掀起什么浪花。

希望这次的讨论，能够让孩子摆脱“非人”的境遇，重拾做人的尊严。

PS：不明白为什么，好几家媒体关于此事的新闻报道，都已经删除了，不知道又触碰到了哪根红线。

-完-

谁伤害你，你就去伤害谁，而不要把仇恨扩散到无辜的人头上。如果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逻辑都无法理解，那么这个人纵使能把自己说得再怎么委屈、悲凉、可怜，他都是极其自私的纯畜生。

真的有人没法理解这个最简单的逻辑吗？绝对有。因为在这样的家伙内心中，他并不觉得旁人无辜。甚至恰恰相反，他们会认为除了自己，其他所有人都是造成一切不利的帮凶：你没有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才造成了他如今的困局，所以在他内心里，你就是帮凶。

这种极其自私且愚蠢的逻辑，离谱到没边，却并不仅仅只出现在电视剧里。因此当他们蠢到不知道真正伤害他们的人是谁时，就成了鲁迅笔下“抽刃向更弱者”的东西。我今天已经看到两条类似的消息了，令人沉重、压抑、愤怒。

首先是湖北某地的交通事故，我看了视频，所以很清楚恶意是毋庸置疑的，伤害是残酷而冷漠的。而司机，无需评价，无需理由，就是上面所说，纯畜生。你再怎么样，你天大的原因，也不可能说对着那么小的孩子去撞。

当原因和行为，完全没有正常逻辑来联系的时候。很明显，这就是两回事。

尤其对有孩子的家长来说，看到那种视频，感触是深刻的，同情和愤怒也是。这样的混蛋是鲁迅口中的，也不是鲁迅口中的。他是抽刃向更弱者，但他自身却不是弱者。

换句话说，在鲁迅那个时代，这样的家伙本身或许也非常孱弱、没有选择。但在如今，则不是。这里面的逻辑我没法写出来，有心人稍微多想一想，应也是能够想通的。

自己不是弱者，却抽刃去伤害毫无防备的无辜之人……这样的家伙，有冤有屈也不值得半点同情，因为他们正是曹操口中那种“只能我负天下人，决不允许天下人负我”的自私怪。

他们自身遇到痛苦的事了，那别人也别想好过。这种思想加持之下，我很难想他们要是没遇到痛苦的事，而是手里握点权力，那会何等恐怖。

另一件事新闻媒体在今天上午已经报道过了，内蒙古祥瑞家园小区里，50部电梯中，有23部的钢绳被一男一女恶意切割。万幸的是电梯检修人员正好日常巡检并发现了问题，尚未造成伤亡。

弗洛伊德的说，“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失，它们只是被活埋，随后会以更丑陋的方式重现”，但“丑陋”与“丑陋”之间，也有方式、性质、程度的区别。

像上面这些，则属于极致的“丑陋”。

多么浓郁的恶意啊，多么残酷的内心啊，在这样的人眼里，他人的生命算什么？别说敬畏之心了，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看到这种事实被揭发，你说这两个家伙是其他生物模仿出来的人类，我都得花几秒钟去考虑是不是真有这个可能。

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可解释，就像开头所说，谁伤害你，你伤害谁，可跑去切割23部电梯的钢绳是什么？难道整个小区的人都伤害了你，甚至还有外卖员、小区住户的亲朋好友，也都伤害了你？

我上次写这类话题时，就有这种神奇的读者私信质问我：那不然呢，他们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如同被整个世界抛弃一样无助，他们能怎么办？

这就好像有个人在说，“我没钱，我不抢，我能怎么办？”

不可理喻。

作者：木白

今天的文章消失了，事实上这三天消失的文章有两篇了，之前消失的文章更多。没有必要说罢了。社评的写作向来如此，写作者需要做好这些心理准备。

甚至说，相比于文章消失更严重的情形也要做好准备。

既然都准备好了，既然知道这是一种你规避不了的风险，为何还要说。其原因便是这消失的文章，都是写完心境受到严重损害的文章。

一篇是成都的流浪狗。

那个视频其实我看了很多遍，包括那些官方说辞背后的更真实的人性其实我也掌握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掌握了的，在写那篇文章之后，内里的心境是遭受到很大损害的。写完之后，是立即做了几组俯卧撑，而后又骑车在大街小巷慢无目的来回穿梭，到下雨了，雨滴在脸上之后的清冷才平复心情。

今天的这篇，神农架农村那些智障的不幸者，一个家庭蓄养十几个，说实话我非常震撼这个人性在当下的存在，不敢想象人间还有这样恶毒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同样的，写完之后心境也是受到很大损害。

如果不是心境的问题，今天不会有我讥讽胡锡进的那篇文章，也不会有歪葫芦这个比喻。

但即便歪葫芦写出来，依旧坐立不安，草草写完便又骑车出去，骑了一圈不行，又回去开车到其他的镇子兜兜转转，后来在吴淞江一个偏僻的地方看人钓鱼，一直坐在那里看，看了一个小时心境才回复。

为何会这样，其实就是深渊人性的一种反噬。即便我见识过太多的邪恶，杀人的，伤害的，更邪恶的等等，但相比于这些邪恶的犯罪，这现实的人性其实更可怕。

也许有人会说，多看看善。是的，的确如此，当你的视线在善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善，

过去的几个月，随笔的文字大多趋向于善。

这些善，是一种内里的救赎。

救赎自己，也救赎迷途中的人。

像我的身边善的人其实很多，有时候所眼所见皆为善；

超市，买一支笔芯，才下过雨，地铁的女安保打开消防箱在里面拿出不知道的食物蹲在那里喂一只猫。已经过去了，再回头看一眼，闲聊中得知这是一只流浪猫，日常她值班的时候便会过来投喂，且在消防站的对面台阶下，她细心的为小猫搭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小窝。

公园后面的木栅栏处，一个步履蹒跚，常年几乎都是白衬衫的老人经常拄着拐杖逗留，有一次在老人走后，远远看他坐的那块岩石，几只黑色的鸟蹦蹦跳跳过来，头上下来回啄食着石块上的食物。

每一次老人特意过来，张望一番便留下一小撮黄黄的小米粒。留下后便会蹒跚着离开。啄食的群鸟，老迈的人，没有言语，但有着眼神的交流，他走了，它们来，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流很令人感到奇特。

在上海的最后一年，我步行到咖啡馆，一场暴雨后，路面许多粘在地上的大大绿色树叶，断枝走不了几米便会遇到一个，已经快要到拐弯处的木桥了，岩石下方一直没有褪绒的幼鸟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尽管我的原则是不为无法负责到最后的生命停留，但终归没有忍心视而不见，过去将其捧在掌心，路过的人们也会看。推着买菜小推车的爷叔说，是在树上被风吹下来的，而后看一眼头顶的树丛，道一句，按道理说老鸟该在附近啊，小可怜，被爸爸妈妈抛弃了，而后佝偻着身子离开。我说，要不放在树上，老鸟一会回来找的吧？

一位阿姨说，你放在那里就死了，没办法我就只能带回去，一天喂几次肉，没有多久这只鸟就能来回的飞动，到我离开上海之前的一天，回到家没有了它的叫声，只有小区外的高耸树木上有着鸣叫的盘旋。。。

还要说什么？

善是一种救赎，看见恶其实也是救赎。

善与恶是世间存在的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播善是让我们有爱，看见恶是让我们对恶有足够的了解，不去作恶，不被恶害，仅此而已。

后面这个号我会尽量少写，不会再一天写三篇了，如果可以的话，会分出一篇发在下面青萍说这个小号里。

谢谢！

有一种问题，只要你回答你就输了。比如那些拿我IP说事的，一个人只要说出这种话，就可以划到人群中认知最低的5%里去了。所以，我从来不回，如果非要回答，那就是：我想写，我有能力写，你管得着吗？

我当然不会无聊到为了回应这么低级的问题专门写一篇，我真正想写的是异域生活对我的思考写作的影响。

我是23年9月到多伦多的，算起来有两年了，再过三个月，准备回国不再过来，这段时间时不时会想：这段生活对我意味着什么？

刚到加拿大的想法是：我既然到了加拿大，就要多写加拿大。所以我第一篇文章写加拿大为什么有些路口用停牌？我想从最小最细微的地方写起。然后我写了这里的图书馆和公园，写了我的教堂经历，后面还写过一下这边的学校教育。

那时有点刻意回避写中国问题，觉得既然到了一个新地方，就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开放心态，好好观察体验吸收，同时，觉得对中国已是隔岸观火，少了日常生活切肤的感觉。

这种心态，有点类似出国刻意选择去中国人少的地方，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出国”。但慢慢意识到这种想法不一定对，在多伦多，不同族群都是扎堆住的，印度人、韩国人、伊朗人都是如此。我现在写东西的图书馆外面，正有一个穿黑色正装，头顶小帽子的人走过去，附近是以色列人的聚居区。后来我写了一篇出国需要远离华人圈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而从今年开始，我完全没有写加拿大，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写中国的农民养老金问题上了。但正因为如此，我反而找到了国外生活经历对我的意义。

如果是以前，我写农民养老金问题一定会把重点放在农村老人的现实处境和养老制度的不合理上面，但现在不一样，几乎每一篇都加入了国际比较的视角。这件事的由头是我偶然知道加拿大的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不需要缴养老保险，而且一旦你退休金高过一定标准，老年保障金就会递减直至归零。这就打开了一扇窗，由此我不仅会拿加拿大与中国比较，还会拿更多国家进行比较。

然后知道新西兰之所以实行非缴费养老金制度，是因为大量农民和匠人缺乏稳定的收入，才明白原来制度设计上就应该考虑这一点，而且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知道财政补贴应该按人头平均分配，即便日本厚生年金把补贴和缴费结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点，绝不能以“多缴多得”的名义多占财政补贴。

知道几乎所有国家的养老制度都在“劫富济贫”，即便最强调自由竞争的美国，也在通过分段累进替代率来降低有钱人的收益率。

如此种种，几乎贯穿了我近一年的写作，我开始有了国际视野。下图是暑假回国我买的书，大部分是关于国外社保制度的介绍。

如果你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就很容易把周遭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比如很多中国人就会觉得养老金一定要缴了养老保险才有。有人甚至会觉得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他们会说历史上哪个朝代给农民发过钱呢？这就是向前看与向外看的区别，难怪复旦唐世平会说要少看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只有横向比较，才会凸显异常，进而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因此，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两年我对加拿大的了解有多深（区区两年时间能了解多少呢），而在于开拓了视野，影响了思维方式，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其实，你去任何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有这种收获。遥想当年从四川去广东打工，对我的冲击和收益，绝不亚于从中国去加拿大。这并不夸张，以中国发展之悬殊，从农村到大城市，当然比从大城市去国外的冲击更大。然后你再回老家，难道不会不停讲大城市是怎样的，不会不停拿老家跟外面比较？毫无疑问，走出去就是你人生最大的财富。

换言之，人生经历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就是47年的中国+两年的加拿大，而在中国的47年，还可以分成农民、农民工和媒体人这三段，所以，用国际比较视野来写中国的农民养老金问题，就再适合我不过了。

有人说：你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说国外怎样，容易激怒国内的某一类读者。我理解他的好意，但当然不行，这是我这两年最大的收获，怎么能不提呢？国外生活成本这么高，花了不少钱，我不仅要说，还要多说，这样好歹能够赚一点回来。

前面提到我因为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才开始写中国农民养老金问题的，这个信息对加拿大人来说一钱不值，但我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由此延展开去，全世界有多少华人，知道多少信息，这是一笔隐藏财富。如果IP成了打击人的武器，动辄被说是“行走的五十万”，然后在国内互联网上，海外华人连正常意见建议批评都不敢说，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损失？不要以为只有带回钱和技术才算回报祖国，这未免过于狭隘了，制度观念可能更重要，想想市场经济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影响有多大就知道了。

再想想，上一次“全民抓间谍”还是什么时候，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股歪风邪气其实并没有几年，可以休矣。

相关阅读：成都下水道｜多款知名进口药将退出国内市场

“多款知名进口药将退出国内市场”又登上热搜了，看着涉抗过敏、降糖及肿瘤药的多款进口药离开国内市场，不少人唉声叹气……除了叹气，还能咋呢。

去年一部分进口药生存不下去，退出国内市场的时候，叫好的人，今年不说话了。我看了一些评论区，内容很多都在问自己吃得那一款还有没有，没有可怎么办。当初喊着支持国货，让洋药滚出去的人，可能没想到世间大潮翻覆，自己并不是那万里无一的幸运儿。

我还是去年的看法，把原研药赶走，自己的东西，质量能上来吗？如果质量能上来，那应该支持啊，毕竟直接把药卖给老百姓吃，不给中间商赚差价，是个好事儿。

但显然很难。本来在药效上就是同样的配方，不同的作用。何况有强烈的竞争对手都摆烂，没有对手了，那还不彻底躺平。

都知道，为什么要搞“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是为了压价。进口药对病人来说确实很贵，医保也得跟着买单。比如在欧洲最不值钱的阿司匹林，几毛钱一个，卖到我们手里少说翻十几倍。

可原因并不在外企的药厂身上，而在于流通过程中的层层加价、回扣盛行，甚至还有医院的提成。

这些毛病，整又整不干净，拿医院也没办法，于是开搞“集采”：中央直接和药企谈，以超高的数量来换取极低的价格，减少医保压力。

后果自然有好有坏，好处是普通人买到便宜的药了，医保的压力缓解了。但坏处也很明显，原研药被“价格战”逼退场了，同时“便宜的药”质量频频曝出问题。

也因此，这回看到更多进口药退出中国市场，一些患者开始急了，开始失望。有些东西，没有对比的时候，不知道差别。一旦有了对比，那感触就非常深刻了。

而且另外一些问题也很明显，比如网友们所关注的：既然本意是为了降低价格，那为什么又把大量价格不菲的中成药纳入医保，这岂不是与初衷背道而驰，其中又有多少利益寻租？

很多网友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去药店去医院，一开全是中成药，比原来反而更贵了尚且不说，效果还极为不稳定。比如有人就一个感冒去医院，给他开了700多块钱的中成药。

这成本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另一点则是质量，更准确的说是效果。同样都是药，一个便宜，一个贵，但如果便宜的吃了没有效果，那老百姓会选择什么？

说到这个问题，大v“成都下水道”引用了章蓉娅医生讲过的话，成分一模一样，剂量一模一样的药，集采的就是没效果，原研的就是有效果，这是药物之间的巨大鸿沟，想要轻而易举的越过去，怕是还需要不少的时间。

有个偏远地区的进修大夫来中国顶级医院进修，发现某病用某药效果特好，他们医院有这个药，但是之前没有这方面的治疗经验，就把治疗方案带回当地。结果呢？成分一模一样，剂量一模一样，却一丢丢效果都没有。

进修大夫不解，打电话来询问，顶级医院的知名专家也找不到原因——诊断，没问题；药物，没问题；药物剂量、用药频率、疗程天数，都没问题，但就是没效果。

后来专家没办法，就在自己医院开了药，给进修大夫寄回去，再让病人吃，真是神了，寄回去的药就有效，同样的药物成分，不同厂家而已。

——章蓉娅医生

所以讲到这里不得不再提一句题外话，有些贵，除了中间商、医院、销售吃下去的回扣之外，剩下的是在为创新和研发买单。而如果一味的通过量换价，换来的可能只有短期利益。药企更愿意转向成本低、周期短的领域，而真正高技术、高成本的药物，尤其是创新药，很大概率会被迫“留在国外市场”。

最后再讲个这两天自己的亲身体会吧。这不是一夜入冬，温差跳的太快给我跳感冒了么，鼻塞、喉咙痛，于是前两天去药店买点药吃吃。第一次去没注意，直接给我拿了好几盒中成药，不便宜。不想浪费钱，吃了大概两天后，症状毫无缓解甚至加重。于是又去，这次我事先问好了人，要买哪几种西药吃会更有效。结果去药店，连报3个名字，都没有。最后在我强烈坚持下，拿了一盒治干咳的西药给我，结果还硬配一盒中成药。不要的话得争半天，因为中成药温和，有调和的作用。

有时候真的不得不说，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说千百次都比不上人们用一次。什么博大精深，什么传承，现在呢？当国外的原研药退去，网络上一大片哀嚎。而另外一些说得天花乱坠的东西，连捆带绑，却需要硬塞着逼迫着让你买。

唉，说一千道一万，这世间的讽刺，压根不需要记载，它就已经凭空出现在了正常人的内心之中。

近日，广东江门市灭蚊的骚操作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媒体报道之后，江门发布了关于防止和纠正疫情防控负面行为的提醒函。

这个提醒函足足有22条。

而这22条，哪里是提醒函，这分明就是22大罪状。

每一条都惹得天怒人怨，借防疫之名乱搞破坏。

我们细看这22条，正常人会为了蚊子去犯吗？

1，不得以防控为由随意砍伐乔木。

之前看到视频，别人家种了好多年的树，就以蚊之名给砍了，要知道，普通人要想砍自己家的乔木，也要去相关部门申请。防疫倒好，随便砍。乔木是因为能给蚊子提供落脚地吗？其他小动物如飞鸟松鼠等也会以乔木为家，就这样随意砍伐，真是有一次拿起鸡毛当令箭。

2，不得以防控为由灭杀宠物。

这也是出现过的事，宠物跟蚊子有什么关系？新冠时期灭杀宠物，现在以蚊之名，还要这样搞，完全没有关系，也能以防疫为由瞎搞。

3，不得非法进入居民家中，车房等私人领域。

居民家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蚊能进，蝇能进，防疫不能进。

4，不得非法处置他人财产，如绿植等

这些防疫人员以蚊之名，进入居民家中，倒水、收绿植、破坏花园，甚至很多名贵花草都被祸害，说白了这就是破坏私有财产。

5，不得非法收集个人信息，相关信息不得用于疫情防控以外的目的。

6，不得随意在网上传播居民家中图片视频。

7，不得无权限或者超越权限实施行政处罚。

动不动就用权力来压人，迫使居民配合这一系列荒唐的行为。

8，不得向村民过度承诺，随意许诺防疫相关事宜。

9，不得实施填埋鱼塘，抽干人工湖等无效防控措施。

这真是城中灭蚊，殃及池鱼。以蚊之名抽干鱼塘和人工湖，能这样干的，真是服了，怎么不把珠江也抽干？

10，不得强制企业排干消防水池，冷却水槽，生产用蓄水池等。

以蚊之名祸害企业，这群人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11，不得在营业时间对农贸市场消杀。

到处喷杀虫剂，不分时间场合，打得蔬菜水果肉上全是杀虫剂，该怎么吃？

12，不得在人员聚集区进行无预警消杀。

消杀的人带着防毒面具，他不怕中毒，却对着人群狂喷，这是浅浅的报复社会吗？

13-20，基本属于杀虫剂的使用规范，不得对着餐具喷，不得对着动物喷，不得使用高毒性杀虫剂，不得改变浓度。

21-22，不得强制企业进行高频次消杀，干扰企业生产。

看了这么多违规操作，简直触目惊心，这些防疫人员，又有了一点点小小的权力，就像新冠期间一样，就可以把这点权力无限放大，用来为难别人。

一场没有重症没有死亡的疫情，以蚊之名，花了多少钱？这些钱又是进了谁的腰包？

几年前的防疫路径已经打通，只需要再来一次，上次是以毒之名，这次是以蚊之名。

希望这22条负面行为提醒函能纠正各种非法行为。

仿照周杰伦《以父之名》写了一首

《以蚊之名》

杀虫的喷雾，沾湿了衣服。

杀虫剂有毒，蚊在何处？

防疫的觉悟，只能更残酷。

一切都为了通往挣钱的路。

反复喷毒雾，是什么意图？

谁整齐踏步挺住，

还来不及哭

挥动的电锯就砍倒大树。

你们每个人都有罪。

犯了数不清的罪。

我们知道不对。

却要因此受累。

投诉不能解决，

这永无止境的罪。

关掉你的电，

不要再抽水。

躲在后面的人也有罪，

被骂也不会后退。

以蚊之名勾兑，

那感觉尽是荒唐滋味，

就像边笑边掉眼泪。

凝视着完全的黑。

看着家园被毁的画面会让人崩溃。

……

全文完

伊拉克议会选举定于2025年11月11日举行。尽管街头已张贴起各类竞选海报，空气中却难觅热烈氛围。预计许多伊拉克人将选择留在家中——自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以来，伊拉克的民主制度已推行二十年，但选举带来变革的能力让民众逐渐失望。

对于选举结果，各方已形成广泛共识。总理穆罕默德·希亚·苏丹尼领衔的竞选名单被普遍视为头号热门，由什叶派政党组成的执政党联盟“什叶派协调框架”有望通过组建包含主要库尔德和逊尼派阵营的共识政府继续掌权。

然而，即便苏丹尼的竞选名单赢得最多选票，他本人连任总理的可能性仍不大：最终人选将在选举后各党派复杂的组阁谈判中确定。此前的每一轮选举中，胜选阵营的领袖都未能出任总理。

尽管结果存在可预见性，这场选举的竞争依然激烈。各大政治阵营正投入巨额资金用于竞选活动。正如前总理海德尔·阿巴迪所言，此次选举“主要不取决于支持率，而是取决于花钱，取决于买票”。

在许多伊拉克人眼中，选举已沦为庇护政治与腐败的温床。

事实上，这场选举与其说是对政府施政表现的全民公投，不如说是根深蒂固的政党精英们重新分配权力的契机。选举中赢得的席位将成为谈判筹码，精英阶层会借助这些席位，结合暴力手段、街头动员等其他权力工具，争夺政府高级职位。

这场权力博弈的结果可能考验伊拉克的稳定局面。该国正处于罕见的平静期，这种平静建立在脆弱的精英协议之上——以搁置改革为代价换取秩序稳定。若选举进程顺利推进，将通过又一轮体制内竞争巩固伊拉克这种“可控稳定”状态；但如果对立派系认为权力分配失衡，或试图破坏长期形成的权力格局，即便是短暂的动荡也可能打破伊拉克脆弱的平衡。

伊拉克的民主体制如何运作？

伊拉克2005年经全民公投通过宪法，确立议会制民主政体，国民议会为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

每四年，伊拉克全国19个省份（包括库尔德地区各省）的登记选民将投票选举产生329名国民议会议员。

理论上，国民议会先提名总统（多为礼仪性职位），再由总统从议会“最大阵营”中提名总理人选。但这里的“最大阵营”未必是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的阵营，而是指最大的政党联盟，组阁过程往往涉及各党派漫长的谈判与博弈。

尽管宪法文本未明确按民族或宗教派系划分权力，但实际上，2003年后形成的民族和教派导向的秩序已深度制度化，深刻影响着政治运作。

政治与身份认同紧密绑定：什叶派民众主要投票支持什叶派政党，逊尼派支持逊尼派政党，库尔德人则倾向于各自的库尔德政党。自2005年起，伊拉克形成一项非正式协议：总理由什叶派人担任，总统由库尔德人担任，国民议会议长由逊尼派阿拉伯人担任。

谁在角逐伊拉克选举？

二十年前，伊拉克首次议会选举仅有少数几个大型联盟参与。伊拉克团结联盟（UIA）代表了所有主要什叶派团体，并得到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的支持；库尔德联盟联合了主流库尔德政党；伊拉克共识阵线代表了少数未抵制选举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此外还有艾亚德·阿拉维领导的世俗派联盟“伊拉克名单”。

如今，这些曾经统一的阵营已分裂为众多相互竞争的竞选名单。2025年选举共有31个联盟、38个政党和75名独立候选人参与角逐。

从伊拉克团结联盟中分化出多个竞争激烈的什叶派派系，包括苏丹尼总理领导的“重建与发展联盟”、前总理努里·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盟”，以及凯斯·哈扎利的“正义联盟”、哈迪·阿米里的“巴德尔组织”和阿马尔·哈基姆的“民族国家力量联盟”。这些团体中部分与伊朗存在不同程度的历史和政治联系。

这些政党共同组成了执政的“什叶派协调框架”（SCF）——这是一个什叶派政党的联合阵营，最初曾支持苏丹尼出任总理。它们此次以独立竞选名单参与选举，但预计将在选举后再次联合，争取组建议会最大阵营。什叶派协调框架的对手是颇具影响力的什叶派神职人员穆克塔达·萨德尔，其领导的运动已宣布抵制此次选举。

曾经联合在库尔德联盟旗下的库尔德政党，如今也以各自名义参选，包括库尔德民主党（KDP）、库尔德爱国联盟（PUK）以及多个小型库尔德运动组织。

伊拉克共识阵线和“伊拉克名单”同样四分五裂，催生出多个逊尼派领导的政党，包括穆罕默德·哈勒布西的“进步党”、哈米斯·哈贾尔的“主权党”和穆萨纳·萨马里的“决心联盟”。

伊拉克的选票竞争：动员少数群体

尽管理论上伊拉克选民可自由投票支持任意候选人，但实际上，许多仍参与投票的选民是基于庇护网络、经济或物质激励以及依附关系做出选择。因此，在许多伊拉克人眼中，选举已沦为庇护政治与腐败的体现。

历史上，伊拉克政客借助身份政治和民族教派忠诚来动员支持者，让选民相信只有“自己人”才能维护他们的利益或抵御外部威胁。近年来，伊拉克抗议运动呼吁终结民族教派体制，催生了以公民改革为口号的动员方式。

然而，2025年选举的投票率持续走低，此次选举的显著特征是政客利用自身职位和财力拉票。那些最终前往投票站的人，更可能并非自由选票的普通公民，而是以各种方式与现有体制绑定的群体。

政客们此次投入巨额资金竞选，查塔姆研究所一场圆桌会议的专家将其称为“亿万富翁的选举”。对精英阶层而言，选举已成为高风险投资：选举中的优异表现能转化为选后谈判中的更大筹码，进而争取更多影响力和获取国家资源的机会。美国近期对伊拉克银行业实施的限制，意味着许多伊拉克富豪将资本转向国内项目，其中就包括政治领域。因此，此次选举也成为了又一个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

为争取选票，现任总理频繁动用行政权力及公共部门的任免权。在苏丹尼执政的三年里，政府薪资名单大幅扩张，已宣布新增约100万个工作岗位。选举前夕，苏丹尼向国家雇员发放了近9000封“感谢信”，这些信件有助于他们未来获得晋升。不过，这一举措的时机引发了强烈批评，总统阿卜杜勒·拉蒂夫·拉希德警告称，此举违反了政府近期作出的保障选举透明度的承诺。

此外，军人和安全部队人员——包括国防部、内政部雇员以及人民动员部队（PMF）和佩什梅加部队的各类成员——将在专门安排的特殊投票日提前投票。他们的投票率受到严格把控，指挥官全程监督，其选票更易流向给予他们职位并对其发号施令的政党。

军营之外，另一类选民是被纳入伊拉克庞大政党网络的受庇护者。家庭们已学会适应政治周期，清楚何时需要表达忠诚，何时能获得回报。例如，努里·马利基长期被指控通过向部落领袖提供物资援助争取支持，不仅为获取个人选票，更意在赢得整个家族的效忠。

政党还在希望争取支持的地区将公共服务作为选举工具。例如，进步党候选人拉德·杜莱米发起了一项向巴格达北部服务不足的逊尼派社区延伸饮用水管网的运动。此类举措虽解决了实际的基础设施缺口，却也凸显出政治人物正日益扮演国家的角色，通过提供服务来争取选票忠诚。

选票交易还有更直接的方式。伊拉克活跃的选票交易在2025年选举中进一步演变，出现了生物识别选民证的黑市。调查显示，选民证的买卖价格约为每张100美元。选民通常先获得一半预付款，选举日完成预定投票或干脆弃权后再领取剩余款项。

伊拉克政治阶层还将目光投向社交媒体。据称，候选人和政党付费请网红发布对自己有利的内容、推广竞选主张或抹黑竞争对手。某网红透露，此次选举的报酬显著高于往年，一个粉丝众多的账号发布单条帖子就能获得数千美元。

放弃投票：伊拉克选举投票率低迷的原因

自2005年12月近80%的高投票率以来，伊拉克的选举投票率持续走低。这反映出民众普遍质疑投票能否改变执政者及其施政方式。

伊拉克的官方投票率数据往往夸大了公众的参与度。原因在于，这一百分比是基于选民人数与登记选民（或更新了选举登记信息的选民）的比例计算得出，而非针对全部适龄选民——其中许多人选择不进行登记。2025年，伊拉克约有3000万适龄选民，仅约2100万人完成登记，这意味着官方投票率计算中排除了三分之一的选民。

对于众多游离在上述权力网络之外的伊拉克人而言，现行政治体制既不具备代表性，也缺乏回应性。经过二十年的选举和改革承诺，大多数伊拉克人的日常生活仍充斥着困境与漠视。在最基本的治理指标上，伊拉克政府始终表现不佳。尽管拥有丰富的石油财富，伊拉克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仍处于全球下游水平，同时也是全球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萨德尔发起的抵制选举运动也将加剧投票率低迷的态势。他领导的运动在2021年选举中赢得了最多席位——329个席位中的73个，但在2022年8月未能组建“多数派政府”后，该运动戏剧性地退出了议会。

萨德尔已警告其追随者不要加入其他竞选名单，甚至解雇了31名支持其他候选人的组织成员。他的这一立场让许多核心顾问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该组织仍是少数拥有强大且纪律严明的选举机制、能够动员大量选民的政治力量之一。但萨德尔意在将自己公开定位在政治秩序之外，从而与这场预计参与度极低的选举保持道德距离。

选举之后：伊拉克政府组建流程如何运作

理论上，伊拉克宪法为选举后的政府组建制定了明确的时间表。但在实践中，每个环节都成为政治阵营索取让步、交换职位并强化支撑该体制的精英协议的契机。

自2005年以来，从投票到政府组建的平均时长约为224天。内阁职位和高级职位的分配遵循一套非正式的“积分制”，根据各政党获得的席位数量进行核算。

联邦最高法院（FSC）在解决选举争议后确认选举结果，谈判几乎随即启动。确认结果后的15天内，看守总统必须召集新当选的议会召开会议。

首次议会会议由最年长的议员主持，按规定需以绝对多数票选举产生议长及两名副议长。但在实践中，这一时刻往往成为首次政治谈判的舞台。政党会推迟投票，并将会议“无限期延期”数月——2022年就曾出现这种情况，在此期间各方就职位分配和联盟组建展开谈判。

议长最终确定后，焦点转向总统选举，该职位需获得议会三分之二的选票。这一环节的政治博弈同样激烈。2022年起，总统选举需达到三分之二的法定出席人数，这实际上迫使各方达成共识，同时也赋予了三分之一的少数派阻挠进程的权力。

总统当选后，需在15天内从“最大阵营”中提名总理人选。这一环节本身就存在争议。联邦最高法院在2010年的一项标志性裁决中，将“最大阵营”解读为选举后组建的阵营，而非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的名单。这一裁决使得努里·马利基领导的联盟得以击败当时胜选的艾亚德·阿拉维联盟。2019年该判例得到重申，正式将选后谈判确立为政府组建的核心特征。

总理候选人获得提名后，需在30天内向议会提交内阁名单及施政纲领，以争取信任投票。这一阶段同样由谈判主导。主要派系将瓜分预期中的内阁职位，各方根据自身在议会中的席位权重争夺关键部门。

在每个环节，这些谈判都并非在议会内部进行，而是在权力的密室中展开。真正的决策者——各执政阵营的领袖，将选举结果视为争夺部长职位及近1000个其他政府高级职位（即“特等职位”）的谈判筹码。这些职位意味着能够掌控庞大的国家资源、庇护网络以及影响力机制。

然而，在伊拉克选后的权力争夺中，席位只是众多谈判筹码之一。精英阶层还会动员支持者走上街头，甚至动用针对性暴力来维护自身影响力。例如，2021年选举中，人民动员部队的追随者在其关联政党表现不佳后占领了巴格达绿区。不到一年后的2022年8月，萨德尔派因未能组建政府，也发动了对绿区的入侵，造成约30人死亡。在那次政府组建过程中，包括哈勒布西以及当时的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在内的政客住所遭到袭击。选举季常见的报复性暗杀，仍是该体制运作的典型特征。

因此，伊拉克选举中的阵营分裂更多是出于战略考量，而非意识形态分歧。各个派系单独参与竞选，旨在衡量自身的选举影响力，并为选后谈判积累筹码。

一旦席位被兑换为职位，这些派系必然会重新聚集到传统的执政阵营中，以略微调整的形式重建原有的权力秩序。如此循环往复：同一批精英经过重组与重新包装，在民主革新的熟悉外衣下重掌政权。

重建伊拉克选举信任：鼓励参与并强化问责

2003年后伊拉克的选举制度旨在防止独裁政权复辟。选举本应成为定期的权力平衡机制，每四年重新调整政治代表性，并让对立政党在共识的宪法框架内和平角逐权力。竞争本应催生多元主义，而跨民族教派的包容性则旨在维护稳定。向公众作出的承诺是，通过选举，伊拉克民众能够让领导人承担责任，并维护来之不易的民主成果。

然而二十年后，这一制度已固化为另一种形态。它非但未能遏制威权主义，反而在巩固一种竞争性政治秩序——选举虽得以保留，民主与问责制却在不断被侵蚀。那些本应维护民主制衡、透明度与法治的机构，已被同一批精英阶层掌控或政治化。其他让精英阶层承担责任的方式（如抗议活动），则通过拉拢、恐吓与暴力手段被系统性削弱。

只有通过真正的改革，伊拉克的民主才能开始兑现其曾经的承诺。

短期内，伊拉克这套自我维系的政治体制不太可能发生彻底改革。什叶派协调框架（SCF）预计将继续主导政府组建进程，在确定总理人选及行政部门职位分配方面维持核心地位。萨德尔运动可能会继续对该体制采取“一脚在内、一脚在外”的姿态——影响力足以左右结果，又保持足够距离以标榜反对立场。与此同时，主要的库尔德和逊尼派政党将寻求挽回在上一轮政府组建中失去的阵地，并争取更大的权力份额。

因此，重建信任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伊拉克的民主赤字问题，并重建选举与问责制之间的关联。除此之外，伊拉克还需要能让选票真正发挥作用的选举规则：更清晰的席位分配机制、透明的候选人审查流程、对竞选资金及政党相关规则的严格执行，以及一个不受政治操控的选举委员会。同样重要的是强化议会的监督能力，让各委员会能够在不受党派阻挠的情况下，切实审查预算、监督各部门并质询高级官员。

这些举措需要精英阶层展现出迄今为止一直缺失的政治意愿。培养变革所需的政治意愿，需要采取联动方式，将公民社会与体制内具有改革意识的参与者联结起来，形成切实有效的压力。

若不进行结构性改革，伊拉克的选举仍将是精英阶层的竞争舞台，而非公民行使问责权的载体。选举将继续只具民主选择的表象，而无其实质。只有通过真正的改革，伊拉克的民主才能开始兑现其曾经的承诺：不仅是权力的重新洗牌，更要重建信任。

来源：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5/10/iraq-elections-2025-how-votes-are-won-and-what-results-could-mean-iraqs-fragile-stability

编译：温克坚

作者：何五畏

事情是这样的，早晨走在路上，听自媒体音频，讲陈年旧事，讲的那是不着调，讲到林彪，讲他原准备谋杀毛失败去广州“另立中央”。记忆中，1971年，党中央印发的，供全国人民学习的，有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文件，确实是这么说的，但以前没怎么往心里去。

今天听着，忽然想，这可能吗？就算林彪身边有一些忠心耿耿的部将，但总的说来，他能大量调动军队吗？真到那时，以伟大领袖毛的性格，不会向广州扔蘑菇云炸弹吗？

然后就联想到传说中的《571工程纪要》。它后来被评价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部，或者前三十年唯一一部‘宣扬民主，反对毒菜’，却又被公开地、广泛地传播过的历史文献”。

我只记得一些片段，“9.13事件”学习材料中有载的片段。就想查查《571工程纪要》全文。似乎也有人怀疑《571工程纪要》是假的。管它呢，还是想看，就在微信上搜索。

微信搜索联合了腾讯元宝和DeepSeek，技术上说，后两者的搜索能力应该强大前者若干倍。但事实是，腾讯元宝和DeepSeek加起来，狠狠低于微信搜索的成果。换言之，微信搜索轻意就干过了腾讯元宝和DeepSeek两家。请看腾讯元宝和DeepSeek给出的搜索结果——

571工程纪要内容全文

《“571工程”纪要》是林彪集团策划的反革命政变计划文件，内容涉及对当时政治局势的错误分析、企图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阴谋以及具体的实施步骤等，其内容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因此我不能为您提供该文件的全文内容。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弘扬正能量。如果您对这段历史有进一步的疑问，建议通过正规的党史研究资料或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

因为571工程纪要“严重违反宪法和法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我就“不能为您提供该文件的全文内容”。这就是说，腾讯元宝和DeepSeek，是两个带智能的蠢货——两个为了将用户带入愚蠢的陷阱而率先自动愚蠢起来的智能体。

怪不得总说遥遥领先。技术在飞速进步，正常人都在叹息头晕目眩，你却挟着技术向后跑，当然，在你前面，就缈无人迹，你是第一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你遥遥领先，朝X伊X只能望洋兴叹。

以前我们无可奈何的是，百度等搜索器，不是想的扩展人们的眼界，向人们呈现丰富的外部世界，而是挖空心思墙住人们的眼界，简单地说，它不是想办法让人们“搜出来”，而是致力于让人们“搜不出来”。但它们毕竟不太智能，经常有漏洞，经常看到漏网之鱼。

请注意上面的截图，下端打勾的地方，那是一个叫“教的是史”的公众号，于上月25号，也就是25天前，发过我的搜索目标——被腾讯元宝和DeepSeek墙住的内容——《571工程纪要》全文及影印图片。微信公众号可以通过，腾讯元宝和DeepSeek凭什么觉得需要墙住？

在网络没有带上智能以前，没有这么坏的工具，没有愚昧和愚蠢到这种程度。“微信搜索”当然已经很政治正确，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微信公众号”当然已经很政治正确，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是，你还在“微信搜索”和“微信公众号”身上阉一刀。

既然你都智能化了，你会逻辑运算，你难道不知道“过犹不及”？不知道对“正确”加以“正确化”，就是制造错误；对“安全”设置“安全阀”，等于制造麻烦吗？——这就是腾讯元宝和DeepSeek的愚蠢加起来更愚蠢，还不如微信搜索和微信公众号“正确”的逻辑原因吧。

进一步揣想，操作设计这些程序的工程师，应该是一些理工考霸，小镇做题家，他们脑袋里大概只有“安全警觉”，没有“判断安全的能力”。给他一寸安全线，他就收缩一尺。路边拾得一纸封皮，就以为收到信。或者说，一代自带病毒的“理工男”们突然被技术置于为国民调制营养代用品，类似于精神保姆的角色，他们有条件做到把真正的奶粉藏起来，以便让三聚氰氨奶更容易被选中，自认非常神圣，不“使点蛮力”就觉得对不起这份神圣。

既然人工智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以后大家都用腾讯元宝和DeepSeek之类的工具，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加干净，未来的宿命就是，技术越进步，眼界越狭隘，思维越愚昧。

2025年10月21日，于家乡，母亲病榻前

相关阅读：《“571工程”纪要》全文和影印图片

一个国家的总统不得不在外面的空地上找一个地方开发布会，这是载入历史的一幕。

这个发布会的条件，比我们书店办活动还要简陋。

这是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白宫见面后的场景。

我还注意到，特朗普早前宣布与普京见面的地点，是在布达佩斯。欧尔班和他的匈牙利，是最亲近俄罗斯的。

特朗普这次当选后，第一个到海湖庄园见他的外国领导人好像就是欧尔班。这是真正的“亲近”。可以想象，在布达佩斯的三个人，交谈会愉快得多。

当然，不排除一种可能，这都是特朗普的谈判手段，向双方都施压，为了自己的所谓“和平伟业”。

但是透过领导人的政治光环，仍然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怎样的人？他见谁更亲热，见谁更紧张？

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所谓“战斧”都是传说，泽连斯基面临的是一种孤独的处境。

欧洲国家领导人普遍表态支持乌克兰，可是任何一项“集体决议”都会被欧尔班否决。

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些领导人甚至有点感谢欧尔班，因为可以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

在那些领导人的表态中，很少看到有人愿意真正承担责任，他们普遍强调的是一致性和团结，而“真正的责任”则需要敢于独自承担。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每个国家都聚焦于自己的问题（那也是实实在在的），乌克兰问题就很难解决。一个“右转”的世界，不管是国家和个体，都会更加孤独。

泽连斯基孤独的身影，不仅反映出乌克兰的处境，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绝大多数“普通个体”的写照。

昨天，涉及抗过敏、降糖及肿瘤药的多款知名进口药将退出国内市场的话题冲上热搜，与去年不一样的是，多数网民并不是欢欣鼓舞，而是失望和叹息。

可以预见，即将开展的第十一批集采，原研药再次面临全军覆灭。

2024年12月12日，号称“灵魂谈判”的第十批集采申报会将所有原研药“驱逐”出去了。

原研药不可能报出一个亏得血本无归的低价，许多跨国药企干脆退出了中国市场。

从节省费用和全力覆盖医保人群的角度来说，理解，也体现了制度优势。一次次集采的背后，是民生福祉的升级，带给患者更多用药实惠。但是把大量中成药纳入医保且价格不菲，是几个意思？

当然，也有看上去利好的消息。

集采规则本身在不断优化，积极回应临床的合理需求，为原研药和仿制药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保障用药选择权：第十一批集采规则优化了报量方式，医疗机构可按具体品牌报量，其认可的品牌中选后可直接供应，赋予了医院更大的选择权。

尊重临床特殊需求：新规则明确，对于仿制药适应症少于原研药的品种，会降低报量要求，以保障临床合理用药。同时，公立医院的非基本医保服务使用的药品不纳入集采报量监测，也为原研药的使用留出了一定空间。

持续强化质量监管：新的集采规则进一步提高了对投标企业质量管控能力的要求，并强化了对中选药品的全覆盖检查和抽检，旨在从根本上保障药品质量。

不过，价格如此低廉的仿制药，真的能够保证药品质量么？

已经退博的大V@章蓉娅医生 讲过一个故事——

有个偏远地区的进修大夫来中国顶级医院进修，发现某病用某药效果特好，他们医院有这个药，但是之前没有这方面的治疗经验，就把治疗方案带回当地。结果呢？成分一模一样，剂量一模一样，却一丢丢效果都没有。

进修大夫不解，打电话来询问，顶级医院的知名专家也找不到原因——诊断，没问题；药物，没问题；药物剂量、用药频率、疗程天数，都没问题，但就是没效果。

后来专家没办法，就在自己医院开了药，给进修大夫寄回去，再让病人吃，真是神了，寄回去的药就有效，同样的药物成分，不同厂家而已。充分说明：不仅疫苗有质量差别，很多药物也是有差别的。

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原研药与仿制药的巨大鸿沟。

仿制药能不能完全取代原研药呢？

答案：不能。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医保局综合评审专家陈昊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没有模棱两可。

他说：“通过评价”只是市场准入的最低及格线，相当于一个国家规定的最低质量标准。在国家标准之上还有行业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是优秀企业的内控质量标准。原研药企业通常执行的是最高的内控标准，是90分，甚至100分，而“过评”的仿制药企业只能证实自己已达到了60分。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规定，仿制药能否替代原研药，需要满足以下五个“一致性”条件。

第一、按国际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来组织生产；第二、药学等效，具有与原研药相同的药物活性成分；第三、生物等效，相同试验条件下，药物成分被人体吸收的程度与速度一致；第四、临床等效；第五、提供适当的说明书。这些也是国际上公认的仿制药“一致性原则”。

但我国目前实行的一致性评价只做到第三步，也就是生物等效，而非临床等效，甚至有些药物第三步都没有完全达到。实际上，即使药物成分一致，辅料、生产工艺的不同，也会影响到药物在体内的溶解性、生物利用度与稳定性，乃至最终疗效。

他的建议：能否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买药渠道？譬如指定哪些医院作为原研药保障单位，必须库存一定量的原研药，患者想吃集采药就吃集采药，想吃原研药就吃原研药，应该把选择权交给患者自己来决定。

希望药品价格水分被挤得差不多，绝大部分患者有药可吃后，下一步能够考虑对药物进行精细化管理，开始想怎么才能满足患者对于原研药的需求，工作重心转向保质量、保供应。

我赞成。

写这样的文章并不讨喜，上级主管部门别来找我的麻烦，作为一枚已经开始策划退休生活的老医生，我最关心的是患者病情和治疗效果，所以我的赤诚换来什么结果，也就无所谓了。

能走出雨季的从来不是伞， 而是不惧蹲湿的自己。

温馨小贴士——

当你用仿制药得不到满意疗效，可以在各个网络平台或者港澳途径购 买原研药试试。

附1200+种详尽的原研药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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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管理员10月20日晚间发布消息称，近期，在落实网信办“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专项行动中，针对恶意抹黑诋毁企业、散布涉企虚假信息、集纳企业负面、引导并煽动用户攻击企业等行为进行重点打击，并责令对存在相关违规行为的多名汽车领域KOL(意见领袖)用户予以禁言90天、禁止广告收益180天的处置。

由于部分网友对相关账号处罚依据存在疑问，针对被责令处罚的涉企投诉量较多的KOL用户，经报主管部门批准后，微博公布了六起案例，包括“小马甲不小”、“兲虎”、“科技Finder”、“地球上的Alex”等博主相关违规言论。

微博管理员称，站方支持广大用户在相关讨论中提出合理的质疑和批评，表达理性的用户诉求；但故意造谣和抹黑，伤害的不仅仅是企业，也可能破坏整个行业甚至民营经济的整体生态。微博呼吁内容创作者更多侧重于客观的产品测评、深度的行业解读、生动的企业故事等，而不是通过诋毁与拉踩收割流量。

今年5月底，按照2025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总体安排，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网络‘黑嘴’”专项行动，以此督促网站平台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提升涉企网络侵权举报工作质效，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等。

除了微博之外，抖音也曾公布涉嫌抹黑汽车企业的网络“黑公关”案例。8月12日晚间，抖音黑板报发文称，网络上出现大量关于“理想车主”的讨论，其中部分内容存在误导、攻击言论。平台依据相关治理规则，对借事件不当蹭热、恶意炒作的内容及账号予以处置，包括但不限于借此事炒作营销、同质化演绎恶搞或拍摄“理想车主乱停车”、人身攻击理想车主、自行修改头像谎称被“封禁”等。

今年以来，针对网络水军、“网络黑嘴”等问题，多家汽车企业也先后出手治理。

9月中旬，理想汽车表示，公司发现部分网络黑公关、黑水军通过恶意抹黑、编造虚假信息等手段，恶意诋毁理想汽车品牌形象、产品质量，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等。公司现已固定相关证据，将采取不限于刑事报案、行政投诉、民事诉讼等手段追究其法律责任。

今年3月，赛力斯汽车法务部发布声明称，将加大力度持续打击恶意针对问界汽车和用户的黑媒体、黑公关、网络水军，以实际行动守护清朗网络空间，坚定支持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为征集抹黑线索，该品牌给予线索提供者1万元-500万元奖励。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40期：从能公开讨论诺奖、顺利访问诺奖官网开始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1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0月12日—20日，这一周。

10月13日凌晨，成都市天府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米SU7在追尾轿车后，撞上道路中央花坛，再冲进对向车道，起火燃烧。事故发生后，现场有多名路人紧急施以救援，但手拉车门、肘击、脚踹等方式均未奏效。很快，车辆被浓烟吞没，火势迅速蔓延，救援者被迫后退，只能眼睁睁看着疑似昏迷的司机被困车内，最终葬身火海。当火势被消防人员完全扑灭时已是一个多小时后，此时车辆仅剩下焦黑骨架。10月13日下午，成都警方通报了这起交通事故，称驾驶人邓某某（男，31岁）死亡，涉嫌酒驾。不过，不少网友对官方通报提出质疑，认为其中可能存在程序瑕疵。例如，通报中提到“经检测，邓某某涉嫌酒驾”，但司机遗体已被严重烧毁，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对尸体残留生物样本的化验分析几乎不可能。那么，这个“经检测”的结论又从何而来？

SU7是小米旗下的首款汽车，2021年雷军宣布“（造车）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创业，愿押上我所有的声誉和成就”。之后，苹果花了近10年没做到的事，小米仅用3年就做到了，这也为雷军及小米赢得了极大的美誉，许多小米的粉丝将雷军称为“雷布斯”，他也几乎成为了中国企业家的一个神话。今年两会期间，雷军作为制造领域的企业家代表风头正盛，他在全国两会上表示“我要特别感谢北京这片沃土，正是这片沃土孕育了小米”。然而，在过去半年时间里，小米汽车却连发事故，口号难掩安全隐忧。以成都这起事故为例，事后有媒体指出，小米SU7在门把手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车门未配备机械开锁结构，导致事故中车门“打不开”。随后，工信部随即收紧《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这一事后监管的反应，也从侧面印证了小米在安全设计上的短板。

在小米股价连续大跌，品牌声誉受到冲击之际，还有网友发现小米长期以来都在广告宣传中玩弄文字游戏，误导甚至是欺骗消费者。例如，在小米17 Pro手机的宣传海报中，有着“逆光之王”的大字标语，但海报右下方的小字却写着“逆光之王是产品设计目标”。同样的，在雷军当年的SU7演讲上，他说“小米的c to b1体化电池技术，经过了包含碰撞、挤压、火烧在内的1050项安全标准测试，这些测试项目数是国家标准的20倍。”在这次事故之后，许多网友期待着雷军真诚的道歉、反思、善后、召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回人们对小米的信心。但让人意外的是，雷军却在16日的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上怒斥网络水军和黑公关，呼吁在政府指导下共同净化产业环境……有网友回应道：“你不能听不进去任何批评的声音，甚至把所有批评声音都归结为友商亡我之心不死，这样才是危险的征兆。”

其实，早就有网友注意到，在习近平认为中国可以实现“弯道超车”的领域，同样也是严控言论、不容批评的地方。早年中国大规模推广5G之时，反对声销声匿迹，舆论场一片叫好声，科技博主何同学更是视频立下五年之约。如今回头看，不少网友调侃何同学是“5G技术唯一受益者”，言下之意便是，这个曾被寄予厚望的国家战略并未兑现预期，也未能实质改善人们的生活。如今官方在电动汽车领域其实重复了类似的路数，只是它引入了企业竞争，提供了对消费端的补贴。但在一个非完整意义的市场环境中，车企玩规则的能力早就超过了创新能力。网友打趣说，现在国产电动车最强的部门不是研发，而是法务——动不动就以“名誉侵权”起诉用户。以至于公众在谈论这些品牌时，被迫采用菊花（华为）、B养滴（比亚迪）、粗粮（小米）等暗语来规避风险，一个连品牌名都不敢直说的语境，本身就已经够荒诞、够扭曲了。如今，曾多次表示会接受外界批评建议的雷军似乎也找到了更优路径，那就是成为华为第二，成为国家战略庇护下的“民营企业”。

本周，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突然在微博发文感叹“（当前）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他说“现在有许多群体都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导致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这种群体性噤声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当只剩一些群体在活跃表达，那样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胡锡进的这番表达让许多人感到意外，毕竟当今舆论的保守、封闭、倒退恰恰是胡锡进之流当年活跃的结果。但让御用文人也都发出了不够自由的感叹，可见昏君是何其昏！讽刺的是，在这条微博的评论，不少网民将胡锡进批评为“被时代淘汰的老公知”，也算是证明了什么是“从当年的队尾巴变成了现在的排头兵”。有网友说胡锡进的感叹可能真有一丝真诚，毕竟舆论管制太严已经是基本共识，连他自己也被反噬得不轻。但也有人怀疑，，胡锡进可能是从高层政斗中嗅到了什么，没准是配合大鸣大放呢？毕竟中国最近出现了“文革结束以来军中最大规模的整肃”。

至于胡锡进文中提到的“开放社会”，有网友吐槽说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开放社会，而是一个封闭社会，因为开放社会的标志在于——公民有权质疑、社会能够纠错、权力受到约束、思想自由流动；而支撑这一切的根基，正是言论自由。也正因为缺乏这一根基，中国社会才不断上演各种魔幻现实：有车企一年两起安全事故，不但没有严肃的道歉、赔偿、召回、受罚。相反，董事长还站出来指责舆论氛围不友好有恶意，企业法务部门更宣布要以“零容忍态度强化舆情监控”，对普通人的“侵权行为”追责到底。南方周末曾发出关于成都SU7事故的报道，现在却已经无声下架。归根结底，一个封闭社会在各领域都极度敌视言论自由，用舆论管控取代公共讨论/问责，把批评看成威胁，把沉默当作稳定。在这种氛围之中，就连批评小米都可能被视为给中国汽车行业添堵、抹黑、动摇国运，最终结果又何止胡锡进所说的“不会太好、会出问题”呢？

一周荐读：

• 【CDT关注】西郊密林｜桥的那一端：万润南，与我们的时代｜往事要再提08

万润南是中国著名企业家，也是一位民主活动家。 1984年，他在北京创办四通公司。1989年，万润南因支持六四学运，被中国当局通缉，后流亡海外。在海外期间他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并曾担任过秘书长、主席，之后定居于法国。早年，万润南曾以公司名义在北京北三环附近捐建一所立交桥并冠名为“四通桥”。2022年10月13日，抗议者彭立发（网名：彭载舟）在四通桥拉横幅抗议……

• 【CDT关注】柴静｜江青如何谈毛泽东，林彪，贺子珍与党内斗争？

10月18日，柴静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题为《江青如何谈毛泽东，林彪，贺子珍与党内斗争？》的节目，以美国学者维克特（Roxane Witke）1977年出版的著作《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为切入，结合了中外亲历者回忆及公开档案、媒体报道，重构这段影响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口述纪录。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胡锡进：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许多人都不愿在网上发声了
• 黄阿狗｜我为什么说不要给这类牲口任何流量
• 就叫熊太行也行｜互联网群体“噤声”，胡总编认为怪全社会
• 木蹊说｜胡锡进开始抱怨“社会宽容度变低”
• 【404文库】海边的西塞罗｜老西觉得，胡锡进老师说的对

10月13日，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微博发文感叹“（当前）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如今，“有许多群体都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导致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胡锡进认为，“这种群体性噤声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当只剩一些群体在活跃表达，那样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 【404文库】南方周末｜两分钟路人生死抢救：起火的车，拉不开的门
• 亮见｜关于成都车祸，我努力写一篇小米投诉不了的文章
• 不正确｜ 小米SU7又爆燃！雷军，是时候停下看看后视镜了
• 燕梳楼｜不是所有批评都是水军

2025年10月13日凌晨3时18分，成都市天府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米SU7追尾一辆轿车后，撞上道路中央花坛后，冲进对向车道，起火燃烧……一位年轻男子把胳膊伸进车内，尝试从里面开门，持续了两三秒钟，门始终没有反应。“拉不开，真的拉不开。”袁华楷听到他喊。在消防员灭火时，那位年轻人的情绪彻底失控，“哭得稀里哗啦”。

一周惊奇：

• 【404文库】大何日拱一卒｜我国有多少财政供养人员？多少人算合理，多少人算多呢？
• 建设性意见｜我坚决不考公务员的三个原因

我们总听人说“财政负担重”，一个县城要养多少“吃财政饭”的人。但有没有想过，这个“财政供养人员”的队伍，到底有多庞大？多少人算合理，多少人算多呢？过去不少研究都觉得，咱们的公共部门人有点儿多，精简机构这事的空间还很大。之前有学者发现，公共部门的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就像一个倒过来的“U”形：一开始，人多点能促进发展，但人再多下去，就成了拖累，甚至会抢了社会上其他工作的饭碗。

• 一个生物狗的科普小园｜新版《生物安全法案》登场：美国开启对中国生物技术的新一轮围堵

自10月1日起，美国政府因未能通过新财年预算案而陷入停摆。然而，华盛顿的政治机器并未停转。就在10月9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法案》（NDAA），其中包括了一项可能对中国生物技术、制药企业产生广泛影响的附案：新版《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

• 法度Law｜游客在国内景区要求他人收起外国元素“旗帜”，有无法律依据？
• 浣花溪杜甫｜张家界爱国贼的表演算不算寻衅滋事？

国庆长假期间，网曝湖南张家界发生了一起“不收旗子就不让走”的事件。视频显示，一名黑衣男子认为一名绿衣男子手持的旗子是韩国旗帜，遂将其拦住并要求他收起来，并称“这旗子不收，我不可能让你走”“我报警了，我们等警察过来”。据爆料，绿衣男子疑似是韩国旅游团领队，其解释称“这是手绢好不好，这是手绢”“你让大家评评理，这是国旗吗”。最终，绿衣男子收起了涉事物品。

一周讽刺：

• 【立此存照】北京日报｜拿没拿洋奖，都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
• 【404文库】就叫熊太行也行｜虽然无缘诺贝尔奖，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了呀
• 个人记忆库｜希望诺贝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官媒指明方向
• 六神磊磊读金庸｜诺贝尔奖这事，咱能不能提前先说好

诺奖的自然科学获奖者人数，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得奖者少，拼命赶上就可以了。非要说“这东西没意思，不重要”，然后用一堆技术领域，甚至基建领域的成就去证明“我们其实也很厉害”。这不还是“地大物博、勤劳勇敢、能歌善舞”那套嗑么，一无所长就说自己人好。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 风烛春霖｜“辅导员住进学生宿舍”，何尝不是一种娇妻文学？
• 竹不倒｜那名学生跪下的时候，他父母一定心碎了！

如何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和社会？如果，我们还认可，大学的使命不是管理，而是教育。就应该再次去考虑「教育的本质」，即所谓启发心智、鼓励探索、独立思考并为自己行为负责之类的漂亮话是不是只能写在书上。一个社会的悲哀，莫过于社会的最高学府，也不再相信年轻人拥有独立思考和为自己负责的能力，开始用幼儿园的方式，去管理一群本应拥抱世界的成年人。

• 【404文库】建设性意见｜一场烟花秀，把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一窝端”了

10月15日，西藏日喀则市通报了蔡国强“升龙”烟花秀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认定该行为影响了高原生态环境，违反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草原法》相关条款，将对蔡国强工作室和赞助商始祖鸟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对烟花秀举办地江孜县领导班子的问责处理堪称“一窝端”，问责之重，处理范围之广，在近年来社会热点事件中较为罕见。

• Kaito｜iPhone Air撬开了中国的eSIM，真讽刺

iPhone Air宣布后天在中国开卖了（只支持eSIM），这意味着中国手机市场「无卡时代」真的来了。从iPhone Air宣布只支持eSIM开始，我就一直好奇这款手机在中国怎么卖，运营商是否会开绿色通道大力支持eSIM？这两天三大运营商宣布全力开放eSIM业务，以支持iPhone Air，整件事让我感觉有些悲哀和讽刺。

一周声音：

• 建设性意见｜通常文章没了我都情绪很稳定的
• 【404文库】建设性意见｜基孔肯雅热确诊超2万例，一个重症都没有

新冠那段时间很不一样，尤其是在22年的时候，除了担心文章没了，账号没了，还会切切实实担心自己会不会突然就进去了。有一种无形无质却真实可感的压力一直笼罩在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势不可挡地碾下来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管控放开了，各种话题或主动或被动地翻篇了，官方也好，民间也罢，大家都心照不宣把那段记忆模糊化处理，最好提都不要提。但记忆其实并不会真的消失。

• jaded.chen｜“苹果人”与“安卓人”：从户晨风开始的隐形分层

我试着回想，户晨风真正触怒的，不是“言论边界”，而是他让太多人看到了某种不体面的真实。在他的视频里，苹果不再是手机，而是一种社会通行证。山姆超市、星巴克、特斯拉、城市地铁线路、居住区密度——他把这些生活符号串成了一条隐形的阶级地图。听上去夸张，可你若细看，现实中确实有迹可循：你可以说这是统计学巧合，也可以承认——那条“看不见的分层”，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

• 【404经验】差劲先生认知｜公众号出新规定，千万不要发这4类内容，会被判违规限流

最近，很多同行后台流量突然腰斩，推送阅读从几千跌到几百。问客服？标准回答是：“系统检测到违规内容”。但问题是，明明没擦边、没标题党、没造谣，怎么还违规？其实你没错，是公众号的新规则变了。过去能涨粉的内容，现在有些会直接“限流”处理。下面这4类内容，是最近最容易被判违规、被限流的高危区。

• 稻草和飞花｜伊朗：明天的歧途

如今的伊斯兰共和国与晚期苏联颇为相似：它依靠高压手段维系着疲态尽显的意识形态，僵化的领导层惧怕改革，而社会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国家离心离德。伊朗与俄罗斯均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引以为傲的历史、享誉世界的文学文化，以及数世纪累积的积怨。

一周故事：

• 水瓶纪元｜黑砖厂从未消失

照片上的老人神情茫然，牙几乎掉光，“像八十多岁的人”，但谢静静一眼便认出是父亲。在寇聚合回家后时断时续的描述里，一个灰暗的世界一点点显露：多年来，他被不同的工头控制，辗转多个砖厂做工。谢静静和哥哥劝说父亲一起去追查黑砖厂，起初寇聚合不愿意，等到次日，他终于像下了决心一般：“走。你不是说去找砖厂吗？”

• 谷雨实验室｜照护失智妻子11年的哈佛教授：生活没有胜利可言

凯博文是国际医学人类学界和精神卫生领域的代表人物，作为精神病学与医学人类学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逾四十年，近十多年来，他更多地以一名家庭照护者的身份出现在公共视野，讲述他照护阿尔茨海默病妻子十年所遭遇的私人痛苦，以及一种普遍的越来越严峻的制度性困境。

• 冷杉RECORD｜为「杀夫」女人辩护的30年

全球妇女峰会正在北京举行。76岁的律师徐维华参加过30年前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是一个让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实际上，在40多年前——那个“家暴”仍被视为“家务事”，更遑论女性主义与个体觉醒的年代，徐维华就已经扎进了中国女性权益最胶着也最复杂的现场。

• 人物｜托起一个被黄谣伤害的孩子

“我想把徐晶的信贴出来，是希望任何一个孩子哪天遭遇类似的事时，打开手机一看，曾经有些人，或者是现在有些人，正在遇见被造谣、被言语欺凌或者身体欺凌，不要害怕，也不要内耗，我们可以依靠法律站出来，最终也能从风暴中走出来，回归到新的生活里头去。”

作者：有竹不倒

这个世界上不能称之为人的生物，是真越来越多了。至于导致这种画面的原因，我想恐怕是某些东西太脏了，一直不打扫，于是什么臭虫苍蝇便找到了天堂，不断繁衍壮大。

先是早上在某视频平台看到的一条爆料，甘肃定西路，一名刚出生的婴儿浑身赤裸的被丢弃在路边，连脐带都没剪断。你好歹给他包一块布吧，连这点人性都捡不起来吗。

尤其当我看到视频里婴儿的手脚还在颤颤抖抖的动弹时，生而为人，感到悲凉心痛。虎豹尚知不食子，牲畜也懂舐犊情深，可笑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居然在有些人类的身上消失了。

一些路人在拍照，一些人内心踌躇想要上前帮助，奈何“种种原因”还在犹豫，最后是一名穿着外套的大哥上前用蓝色毛巾将婴儿包起。

这个社会是怎么了？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画面，除了人性的堕落，像网友说的“有人丧尽天良”之外，还有什么原因。思考一个问题，以前的人也穷，穷到揭不开锅，但即便如此，却也能把一个两个小孩养大，如今却是为何？

再来看这两天另一个引起争议的新闻——“野人小孩”。

起初是网友在四川雅安石棉县拍到视频，然后发了出来，一名小孩全身赤裸，就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行。

“身体黑黢黢，头发乱糟糟，趴在台阶上，用嘴叼食物。”

然而这样的孩子，是有监护人的，是有父母的。就问你恐不恐怖。

更恐怖的是当地警方和妇联在不断的网友质问之下，回应居然是：无拐卖行为，不存在虐待，家长的教育理念不同。

我都懵逼了，如果把人当狗养，都不算虐待的话，请问怎样才算？在学校里老师抽两下学生的手心，动辄搞得跟如临大敌一样，两下手心就把当地的文明教育抽没了，于是全国通报，把老师开除。反倒是这种奇葩、荒诞的事情面前，却来说什么教育理念、崇尚自然，说没虐待。

“没虐待”三个字说出口的时候，不担心一个雷劈下来替天行道吗？

你说再怎么穷，一件破旧的衣服不可能拿不出来。而且这名被当狗养的小孩的父母，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如果在地上爬是他们的理念，那他们自己怎么不去爬呢？他们自己怎么不去用嘴叼食物吃呢？

从小孩脖颈上唯一一圈稍微白一点的肤色上就能看得出来，长期带着和狗一样的项圈。我甚至怀疑，这两个畜生是不是平时就把他和狗关在一起养。

也是奇葩，这样俩生物，居然能凑到一起来。

今天最新的消息，专项组介入，通报称“将对是否存在虐待行为，依法依规展开调查”。看来，妇联和当地警方所谓的“没虐待现象”，在无数外界网友的质疑声中，开始站不住脚了。

究竟是什么，把荒谬离奇到这种程度的画面，带到我们的身边？是不是就像上面的情况一样，某些人某些部门，手里握着点权力，却总在不该插手的时候呦五喝六，在该介入管理的事情上又退避三舍？对良币大打出手，留下劣币猖獗。长期如此，写在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岂能不如约上映。

事实上，这起“野人小孩”事件上热搜后，有网友就透露，他们早在去年12月份就发现了此事，并且还报了警。可他们没想到，下一个冬天即将到来，那名小孩依旧没穿上衣服，依旧在路上爬行。那报警求助的意义在哪里？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今天，看到热搜上官方告诉人们，“家属同意给孩子穿衣服”时，我是震惊的，闹了这么久，居然还有人觉得这只是个“穿没穿衣服”的问题。

如此，你说现实的画面会离谱到这种让人看不懂的程度，似乎也情有可原了。这不正是阿尔贝·加缪在《堕落》里所说，“我没有成为恶人，只是没有阻止恶。”

从来就不是世界变得荒唐，而是荒唐变得被允许。

所以，这样的事为什么越来越多？

我想，是因为垃圾桶满了，良心被丢在外面；又或许是因为某些人学会了装睡，看不见地上的婴儿，也看不见那条爬行的影子。

当“黑暗和扭曲”不再藏身于夜里，而是堂而皇之地走在白天，我们就该知道。脏的不是角落，而是太阳，是照射下来的阳光。

作者：郑立颖

下一次庭审，可能成为案件的重要转折点。

当地时间10月17日上午，涉嫌酒后驾驶劳斯莱斯豪车致人重伤的“杨兰兰”一案，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

有报道称，尽管此前法官要求被告在本次庭审中必须作出答辩，但杨兰兰本人仍未现场出庭，其代理律师约翰·科恩以“仍需时间进一步处理指控”为由再度申请延期。法院最终决定，将案件推迟至11月14日继续审理。

新南威尔士州社区与司法部媒体官员阿尔伯特·马丁内斯提供的庭审记录显示，杨兰兰本人一直未现场出庭，此前皆通过律师代理或视频连线方式参与庭审。10月20日，马丁内斯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类安排在当地司法程序中较为常见，由主审法官或书记官酌情批准。他还确认，在11月14日的提审中，杨兰兰仍可免于现场出庭。

澳大利亚当地媒体报道截图

**律师正推进“两步走”程序

10月17日上午8时开始，数十名媒体记者及当地华人陆续聚集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外。直到9时30分正式开庭，杨兰兰仍未现身。

科恩在庭外向媒体表示，他目前正与警方展开“积极谈判”，并推进一项“两步走”程序。他解释称：“第一阶段为非正式协商，如警方接受认罪方案，预计需约两周；第二阶段则需进一步与警方高层沟通并提交文件，也将持续约两周。”他还透露，事故调查组一名成员将对受害人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正式询问。

本案发生于约三个月前。7月26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在悉尼东部富人区玫瑰湾，23岁的杨兰兰驾驶一辆蒂芙尼蓝色劳斯莱斯库里南SUV越线行驶，与一辆奔驰车迎面相撞，导致52岁的奔驰司机乔治·普拉萨拉斯重伤。

事发后，杨兰兰因其神秘背景、奢侈生活方式及资产来源成谜，迅速成为当地媒体和华人社区的关注焦点。

在回应媒体提问时，科恩表示从未询问杨兰兰“是否来自富裕家庭”，并称该问题“与案件代理无关”。对于网络上的广泛猜测，他形容杨兰兰“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女孩”，称“媒体的高度关注对她个人生活与职业发展均无益处”。

科恩将此案与其曾代理的演员高云翔案相比较，称相较于高云翔案件，这起“尽管并非不严重但相对较小”的案件似乎更受关注。2018年，高云翔被指控在悉尼香格里拉酒店性侵一名女子。该案历时两年审理，于2020年宣判无罪。

接下来是否会认罪？

根据马丁内斯提供的审理记录，杨兰兰所涉指控在审理过程中几经调整。

检方最初于8月15日提出两项指控：一是因不当行为驾驶机动车造成身体伤害（属T1级别罪行）；二是拒绝或未能配合呼气酒精分析（属首次违法）。

至9月23日，指控增至五项，分别是：危险驾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拒绝或未能配合酒精呼气测试；未向警方提供驾驶人或车辆资料详细信息；疏忽驾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因不当行为驾驶机动车造成身体伤害。

在9月26日的通报中，“因不当行为驾驶机动车造成身体伤害”指控被撤回，目前杨兰兰面临四项正式指控：危险驾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拒绝或未能配合酒精呼气测试；未向警方提供驾驶人或车辆资料详细信息；疏忽驾驶导致严重人身伤害。

根据新南威尔士州《道路交通法》，“危险驾驶致人重伤”属严重刑事犯罪，指驾驶行为明显偏离合理谨慎标准，对公共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该罪名通常涉及酒驾、超速或攻击性驾驶等导致严重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的行为。该罪名若成立，最高可判处七年监禁，并可能被长期吊销驾驶资格。

此外，英国《卫报》报道指出，杨兰兰未来仍可能面临新的指控。警方与检方的调查仍在深入，不排除会根据后续证据或法律适用情况增加或调整控罪。

新南威尔士州司法部门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杨兰兰自被起诉以来一直处于保释状态。目前，她于7月26日签署的保释承诺仍然有效，须按条件定期向玫瑰湾警局报到，并须上交护照，且被禁止驾驶任何机动车辆。

马丁内斯表示，目前尚不清楚杨兰兰方是否会在11月14日的庭审中认罪。

分析认为，接下来的这一次庭审将成为案件的重要转折点。杨兰兰是否认罪，将直接决定案件的后续走向：若其选择认罪，案件将进入量刑程序。法庭将综合考量犯罪严重性、对受害人的影响、被告悔罪态度、前科情况以及认罪时机等因素，以决定最终刑罚；若其拒绝认罪，案件将排期进行全面审判。这一过程可能持续数月甚至更久，控辩双方预计将展开激烈的法律交锋。

作者：小忆

随着苹果今年掏出支持 eSIM 的 iPhone 17 Ari、国内三大运营商接着正式宣布为手机终端开放 eSIM 业务，原本死去的「无卡时代」话题又这么活了过来。

对于没接触过的小伙伴来说，eSIM 或许有些陌生，但从技术层面而言它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毕竟早在 2010 年有关 eSIM 技术标准就已经开始起草，正式落地也只用了不到 6 年时间。

2016 年，三星发布的 Gear S2 Classic 智能手表，便已成为全球首个搭载 eSIM 的产品。

随后，包括谷歌、苹果等相继推出支持 eSIM 的手机，甚至于不少国产手机也纷纷响应推出了 eSIM 外版型号。

那肯定有小伙伴儿好奇，为什么直到 2025 年国内市场才姗姗来迟终于拥抱 eSIM？

包括 eSIM 到底是啥，有哪些优势，目前面临哪些问题？

咱们一文给它讲明白。

eSIM原理

许多人将 eSIM 简单地理解为「虚拟 SIM 卡」，这其实并不完全准确。

eSIM 即嵌入式 SIM，说白了就是一张焊死在你设备主板上的「数字身份卡」。

相较传统 SIM卡，eSIM 把前者的所有功能都集成到了一颗微型物理芯片中，并直接出厂预置在你的手机、手表里。

它本质上是一套软硬件结合的解决方案，其核心是颠覆了传统 SIM 卡的物理形态和分发模式。

换句话说，相当于将原本「实体钥匙」变成了「电子钥匙」。

更关键的是，这把电子钥匙支持远程 OTA，也就是空中写号技术。

用户只需要通过扫码或者 APP 操作，就能把运营商的配置文件「空投」进去，实现简单 3 分钟激活。

当然，大伙儿也不用担心激活后是不是终身绑定一类。

eSIM 就像手机里的 「号码文件夹」，想换运营商，直接在手机中删除旧的配置文件，再下载新的就行。

eSIM相较传统SIM卡有什么优势

eSIM 技术最明显的改变在于拥有更充分的自由度，我们将不再受限于物理卡片，换号、出国漫游都变得更加简单。

对于经常出国旅行或出差的伙伴来说，eSIM 技术支持全球范围内的无缝漫游服务，它能更方便地切换到当地运营商。

以前出国还得到处找当地的 SIM 卡，换卡、收好旧卡，甚至一不小心就弄丢。

现在有了 eSIM，直接通过「空中写号」方式，用户可在出国前提前在线购买目的地的 eSIM 数据包，落地后一键激活即可上网，既省钱又省事。

另外，eSIM 的出现完全可理解为一场对传统 SIM 的「物理超度」。

试想哈，以后再也不用处找取卡针、频繁换卡了，手机一体性、防水能力也得到增强。

同时，如今手机内部空间愈发寸土寸金，换装 eSIM 能把卡槽、金属触点、防尘胶圈等一整套占空间的部分给通通省了出来。

一是可以像 iPhone 17 Air 那样将手机做得更薄，二是能塞入更大容量电池……

并且，因为是嵌入式的芯片，eSIM 它比实体卡更难被盗取或复制，安全性也更高。

起码手机丢了小偷没法第一时间拔卡逃避追踪……

正因为有了这些多到根本数不过来的优势，eSIM 在海外早已得到广泛运用，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普及的阶段。

但在国内嘛情况却完全不一样！

国内版 eSIM 面临的问题

众所周知，任何一门技术都不可能十全十美，eSIM 自然也有着它自己的「小脾气」和「硬伤」。

eSIM 的「空中写号」功能虽然方便，但也带来了一个潜在的监管漏洞。

远程激活号卡，万一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

加之我们国内对电信服务的实名制管理是出了名的严格，在「监管」和「利益」的权衡之下，这才让全面推行 eSIM 拖到了现在。

即便目前国内开始开放 eSIM，但也存在严格限制。

例如无论内地还是海外运营商，用户最多仅能写入2 张 eSIM 卡号。

反观港版 iPhone Air 支持最多 8 张 eSIM 卡存储，而国际版 iPhone 17 系列更是可存储 20 张 eSIM 卡号。

同时，我们也无法像国外用户那样完整享受到「空中写号」「远程激活」的便利。

国内用户必须带身份证和设备去线下营业厅或申请上门办理激活。

后续更换设备也需要带着新手机到线下营业厅去经历类似「补办卡」的操作。

另外，只有在大陆地区官方渠道销售的行货（即“国行”）设备，才有资格开通中国运营商的eSIM服务。

这意味着，即使用户从境外购买了一部硬件完全支持 eSIM 的设备，也无法在国内办理和使用三大运营商的 eSIM。

对于后续游客入境的通信问题尚不知会如何解决。

当然，目前eSIM才刚刚上线…..

除此之外，目前国内支持 eSIM 的设备依然太过稀少，首批仅有 iPhone 17 Air 以及 OPPO find X9 Pro 顶配，主打一个未来可期。

总而言之，eSIM 取代实体 SIM 卡，是数字化、轻薄化、高集成度的时代大势所趋，这股浪潮不可逆转。

它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用户体验和行业生态的重构，未来的手机。

或许未来可能会像现在的笔记本电脑一样，完全告别「插卡」时代。

只是目前来看嘛，让子弹飞一会儿吧！

原图：https://x.com/whyyoutouzhele/status/1978664697319866814

伊朗的未来将会怎样？ 或许几个有一定相似度国家的历史轨迹，可以提供一些镜鉴。

俄罗斯的镜鉴

如今的伊斯兰共和国与晚期苏联颇为相似：它依靠高压手段维系着疲态尽显的意识形态，僵化的领导层惧怕改革，而社会大众在很大程度上已与国家离心离德。伊朗与俄罗斯均为资源丰富的国家，拥有引以为傲的历史、享誉世界的文学文化，以及数世纪累积的积怨。两国均经历过意识形态革命的重塑——俄罗斯于1917年，伊朗于1979年——两场革命都试图割裂历史，构建全新的激进秩序。它们都曾试图为过往复仇，并在国内外推行自身的新愿景，不仅给本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对邻国造成了破坏。尽管两国意识形态针锋相对——一方是激进的无神论，另一方是神权政治——但二者的相似之处令人瞩目。与苏联一样，伊斯兰共和国无法与美国达成意识形态层面的妥协，其偏执具有自我应验的特质，而政权内部已孕育着衰败的种子。

苏联的解体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加速：改革放松了中央管控，释放出体系无法遏制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无法无天的社会环境、寡头阶层的劫掠以及悬殊的贫富差距，滋生了民众的不满与幻灭感。在这场动荡中，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崛起，他承诺带来稳定与尊严，以怨怼驱动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总统，他将自己塑造为俄罗斯尊严与世界应有地位的恢复者。

伊朗也可能走上类似的道路。该政权在意识形态与财政上均已破产，对真正的改革无动于衷，在外来压力与内部不满的双重重压下，随时可能崩溃。政权崩溃可能引发权力真空，安全精英与寡头阶层将争相填补。一位伊朗“强人”——可能出身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或情报部门——或许会崛起，摒弃什叶派意识形态，转而以怨怼驱动的伊朗民族主义作为新威权秩序的核心信条。部分知名官员或许暗藏此类野心，包括现任伊朗议会议长、前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然而，他们与现有体制的长期绑定，使得这些熟面孔难以成为新秩序的旗手。未来更有可能属于如今尚不显眼的人物：年纪尚轻、无需为当前的灾难承担公众指责，却又足够老练、能从废墟中崛起的人。

诚然，这种类比并非完美无缺。苏联解体时，已进入第三代领导层，而伊朗如今才刚迈入第二代。此外，伊朗从未出现过“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哈梅内伊坚决阻挠改革，恰恰是因为他坚信改革会加速共和国的灭亡。

但更核心的事实不容忽视：当一种全盘意识形态崩塌时，留下的往往不是公民社会的复兴，而是犬儒主义与虚无主义。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并未呈现民主繁荣的景象，反而充斥着不择手段的逐利行为。后神权时代的伊朗可能也会出现类似局面：以消费主义与炫耀性消费，替代失落的信仰与集体目标。

一位“伊朗版普京”可能会借鉴伊斯兰共和国的部分策略：通过在邻国制造动荡来寻求自身稳定，威胁全球能源供应，以新的意识形态掩盖扩张行径，与其他精英阶层共同敛财，同时承诺恢复伊朗的尊严。对美国及伊朗的邻国而言，俄罗斯的教训历历在目：意识形态的消亡并非民主的保障。它同样可能催生一位新的强人——同样毫无道德顾忌，怀揣着新的积怨，被新的野心所驱使。

朝鲜化：另一种可能的未来

若伊斯兰共和国继续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其未来可能会重蹈朝鲜的覆辙——一个并非依靠民众合法性，而是凭借高压统治与孤立状态维系的政权。哈梅内伊长期以来的偏好，是延续“最高领袖制”：由一位秉持反美反以原则、在国内坚守伊斯兰正统教义的严苛神职人员执掌政权。然而，1979年革命近半个世纪后，鲜有伊朗人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剥夺其经济尊严、政治及社会自由的体系之下。要维系此类政权，就必须实施极权管控——且可能需要拥有核武器以威慑外部压力。

在这种场景下，权力将仍由少数派系甚至单一家族掌控。尽管哈梅内伊可能试图操纵继任进程，扶持忠于革命原则的人选，但可行候选人寥寥无几：强硬派神职人员中，几乎无人拥有民众支持基础或合法性。曾被视为头号热门人选的易卜拉欣·莱希，于2024年5月担任伊朗总统期间，在一场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这使得哈梅内伊56岁的儿子穆杰塔巴成为最显眼的竞争者。但世袭继承将直接违背革命的一项基本原则——霍梅尼曾坚称君主制是“非伊斯兰的”。

穆杰塔巴从未担任过民选职务，几乎毫无公众知名度，为人所知的主要是他与革命卫队的幕后联系。他的形象象征着对其父辈时代的延续，而非新时代的活力。其支持者做出的可笑尝试——包括在社交媒体发起波斯语标签“#穆杰塔巴·本·萨勒曼”，试图将他比作充满活力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即便是哈梅内伊的革命基本盘，也认可前瞻性愿景比复古倾向更具吸引力。

深度不信任已融入伊朗的政治血脉。

其他强硬派竞争者也难以赢得更多信任。69岁、神情阴郁的伊朗司法总监戈拉姆-侯赛因·穆赫辛尼·埃杰伊，不过是一名“死刑法官”，参与过数十起处决案件；他最令人难忘的公开举动，或许是咬伤了一名批评审查制度的记者。任何由这类人物主导的继任，都不会基于民众意愿，而是依赖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忠诚。但目前尚不清楚：革命卫队是否会继续听从“专家会议”中年迈神职人员的安排（该机构负责任命下一任最高领袖），还是会在关键时刻直接自行推选共和国的下一任最高指挥官。

朝鲜模式还将与伊朗社会产生冲突——后者渴望韩国式的开放与繁荣。很少有伊朗人会容忍一个比当前政权更加强调意识形态、轻视经济福祉与人身安全的体系。极权统治需要在国内大规模监禁异见者、导致专业人才大量外流，或许还需要打造核盾牌以威慑外部压力。但与朝鲜不同，伊朗无法完全封闭自身：以色列掌控着其领空，并多次证明有能力打击其核设施、导弹基地及高级指挥官。

若下一任最高领袖仍是强硬派，他很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能暂时维系体系，却无法构建稳定的新秩序。1946年遭伊斯兰主义者暗杀的世俗伊朗知识分子艾哈迈德·卡斯拉维曾写道，伊朗“欠”神职人员一次执政的机会，以便让他们的失败暴露无遗。经过近半个世纪神权统治的治理失当，这笔“债务”已然结清。若伊朗的下一个时代属于另一位强人，他大概率不会是神职人员。

伊朗：阿亚图拉的秋天

原文：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iran/autumn-ayatollahs

编译：温克坚

现在的舌头酸成这样，

难道真是领导的意思？

今年又有两名日本人得了诺奖，提前一半时间完成了30个诺奖的目标，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这个最热爱学习的群体学习《被取笑的日本人，又给我们上了一课》

结果就捅了公牛窝，被詈骂不止。

今天看到这几十年来棍法最好的京城一家日报宏论《拿没拿洋奖，都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忍不住又想说几句。

这个报纸的棍法，向来有乃祖之风。先朝你脸上啐一口，然后问大家一个人朝自己脸上吐还不洗脸对不对？

当然不对，于是他不是左拐就是右拐。

同理，谁拿诺奖定义中国的发展水平了？

我没看到。

当然，对着空气战斗他们最有经验，抛开事实不谈也是基本棍法，关键是站位。

文章毫不避讳这个意图：

• 有些人由此认为，中国的科研体制就是不行。
• 「诺奖焦虑」会在无形中催生妄自菲薄的社会心态。

他又一眼看穿了不可告人的人心、意图……

但奇怪的是，同样是这张嘴，屠呦呦获奖时却是另一个腔调：

那究竟好是不好呢？

看起来只要不是中国人获奖，诺贝尔奖就是错的。

但也不尽然。比如有两个中国人获了诺奖其他类别，就导致诺奖官网常年报错了。

总结一下，应该是中国官方推荐的人获奖了，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利用诺奖反华，是一大发明。

当然也有意外之喜，比如屠呦呦，连中国的院士都不是，结果还获奖了。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的院士水平远高于诺奖。

以此观之，中国人获不获诺奖，确实没有任何意义；日本人获了奖，只需要放出胡锡进就能解决：都发钱等于不发钱，多拿奖等于没拿奖。

而且，这也能证明，中国的科研体制，不但优于西方，也优于东方的日本。

为此，我们的媒体，现在已经很担心日本科研的未来了。

早在10年前的2015年，参考报就刊文称《日本诺奖惊人背后深藏危机》。担心日本人过于追求诺奖，反而丢了初心、忘了使命。

公公们操心君上的身体，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体现了对全人类命运的担当。

对于有人借机攻击中国的科技体制，我认同这篇文章的观点：一些别有用心者之所以热衷于用诺奖数量来「敲打」中国，只是为了通过这种简单对比，论证中国体制「不适合」创新，从而否定中国的发展道路，为「西方优越论」添加注脚。

完全认可，我国的体制，包括但不限于科技和整体道路，不但优于西方，也优于历史上任何时期，因此，要不要改革、怎么改、何时改，都要自己掌握节奏。

至于他们西方那一套做法，都是历史文件，不具备现实意义。

说到这里，我要严肃批评钱学森。

2005年，94岁的钱学森对温总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话题，我认为存在很大问题。

• 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这个前提就错了，完全无视遥遥领先的发展成就。
• 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是攻击我国的教育体制。
• 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这是攻击我国的科技体制。
• 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攻击我国的人才制度。

这么一看，「钱学森之问」几乎完全符合这家媒体包藏祸心的定性。

可能要过问一下钱老所在的组织，此人平时表现怎么样。

2020年初冬，《照护》中译本出版，我买来看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凯博文的名字。此前，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已有《道德的重量》《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疾痛的故事》《重新想象全球健康：导论》，在他出版的四十多本英文著作和编著中，占比不到十分之一，有的署名是中文名凯博文，有的是英文名直译阿瑟·克莱曼。后来他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期，他在上海的旧书摊看见自己那本研究台湾的书被译成了简体中文，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是别人。

凯博文是国际医学人类学界和精神卫生领域的代表人物，作为精神病学与医学人类学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任教逾四十年，近十多年来，他更多地以一名家庭照护者的身份出现在公共视野，讲述他照护阿尔茨海默病妻子十年所遭遇的私人痛苦，以及一种普遍的越来越严峻的制度性困境。

2025年春天，在义乌，我无意中听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张乐天教授说起，他和人类学系的潘天舒教授主编了一套人类学丛书，其中有一本是凯博文的《道德的重量》。2007年，凯博文携病情较重的妻子琼来上海，在同道们的帮助下，不可思议地完成了十几场讲演和授课。张乐天教授的夫人沈老师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琼已经失明，也不能与人交流互动了，但凯博文会低声地给她解释来到面前的很多东西。沈老师见过一些轻视农村妻子的名教授，她问凯博文，你为什么要这样照顾她？凯博文说，妻子这样照顾了他36年，她生病了，他才有机会照顾她。

我还没有见过凯博文，但已经听人说起他的不少事情。那种赞许或敬重的语气，自然有智识上的成就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力，但更多的，只能是出自人格层面的魅力。有两个星期，那本《道德的重量》（What Really Matters）作为睡前读物，我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我知道这里的“道德”不是离我们的脑子更近的鲁迅讲的“仁义道德”，而是更接近康德讲的“道德律”，是那种人必须严肃对待的东西，是决定一个人本质性存在的东西。读这本书的过程，是凝视不同的人的道德深海的过程。

两个月后，我有了随访凯博文的机会，他在深圳出席第九届亚洲医学人文菁英训练营，给医学人文领域的青年人才做培训。在深圳的一个星期，我基本上跟着他的车跑完每个疯狂的行程。他对任何问题有问必答，即使问题犀利，或者不吉利，他也是心平静气地给出从不敷衍的答案。

回看对谈录音、视频、讲演材料，以及能找到的他的书，这个过程持续了挺长时间。我听见自己那些天已经像他身边的学生们一样，习惯了称呼他为阿瑟，而不是凯博文教授。为了维护这种心理上的亲近感，等到写稿时，我也采用了阿瑟·克莱曼。

在琢磨和理解的过程中，我产生了这种感受：阿瑟·克莱曼是硬汉海明威所赞许的“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的那种人。至爱突然患上不治之症，这当然是人生的无常本质给予他的一记重拳。他一开始就知道，这场投入整个后半生的较量，没有任何胜利可言。这蕴含着人性光辉的照护精神，就是他十年反抗的拳法。越是深入了解这个人，我越是相信，不管无常的生存本质在他那儿幻化出何种残酷的外在表现，他都会调动自己的一切人性特质，积极而有为。他没有被打败，还走到了公共空间，勇敢地讲述私人痛苦，他每年自费来中国，通过言说和行动活跃在一个个公共空间，以此为契机，寻求制度性的改善，为身处同样困境的人群提供理性的认知和心灵的抚慰。我甚至想象过，如果他无常的危机不是阿尔兹海默病，而是失业，失独，是抚养自闭症子女，是在非洲工作时感染了艾滋病，是被驱逐出自己的国家……那么，他研究和写作的这本书就不会是《照护》，而是关于那些困境的。他面向讲演和对答的人群，大量访谈和联结的人群，也不会是目前这些人，而是在那些困境中挣扎的人。

阿瑟·克莱曼八十多年的生命是一片浩瀚的深海。我尝试舀出一瓢，从可能的逻辑的层面，回答他何以成为他。同时，我也希望提供些许改善人的境况的智慧闪光。

文|胡卉

无常的威胁

关于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阿瑟·克莱曼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法定假日，美国独立日，2010年7月4号。他当时69岁，职业虽是哈佛教授，但每天花费最多心力的身份，是病妻琼·克莱曼的照护者。琼是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居家照护坚持到第11年，这对夫妇进入了异常痛苦的病程的最后阶段。十八个月以来，镇静剂之类的精神药物完全失效了，病人一刻不歇地处在激越状态，极度兴奋，大喊大叫，拳打脚踢。高频次的暴力行为让照护她的人，几乎绝望。正如很多讲述照护极限的故事一样，阿瑟总会一次又一次地强撑着疲惫的身子，从绝望的谷底爬上来，重新投入到照护工作中。但这一天，他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了。

晚上，他带着琼开车从缅因州回马萨诸塞州。一上车，病人就来回拨弄副驾驶的门把手，想要开门跳车。阿瑟只好用左手小心控制着方向盘，用右手安抚着随时可能失控的乘客。他握住妻子的双手，搁在她的大腿上，就这样高度紧张地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深夜回到剑桥的家中，他精疲力竭，不剩一点体力去应付局面了。然而，一回家，病人就陷入了疯狂，先是把结婚46年的丈夫妄想成陌生的歹徒，高声呼救，然后在“逃命”的过程中，砸烂了墙上的装饰画和好几只古董碟子。直到发泄完所有的精力，她躺倒在地板上，睡着了。阿瑟重重地坐在地上，大脑一片空白。他想不到该如何平息妻子大脑深处的暴乱。他看见面前耸立着一堵无法翻越的高墙，感到自己已无路可走。

琼患病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岁。那时，这对夫妇正处在人生的好时刻，一双儿女已长大成人，刚离家独立。时间终于带走了束缚，把属于两个人的生活还了回来。他俩打算重振青年时期的生活艺术，一起旅行，去世界各地拜访朋友。琼还精打细算地攒够了钱。这时候，神秘可怕的阿尔茨海默病找上门来，接着，一切急转直下。无常的威胁，不确定的生存危机，从来没有真正解除，而是又一次出现在阿瑟的生命中。

年轻的凯博文和妻子琼

阿瑟的命运第一次与无常交手时，他刚满一岁。那时，他的名字还是阿瑟·施皮尔。施皮尔是生父的姓氏。生父是个德国犹太人，纽约房地产开发巨头。阿瑟出生不久，生父卷进了一宗行业丑闻，丑闻迅速发酵并成为一起报纸持续关注的公共事件。一名同伙，一位有名的大法官，顶不住压力自杀了，经济丑闻演变成一桩犯罪案件。母亲后来向阿瑟解释说，当时她情急绝望，急需从困境中逃脱，于是离婚。阿瑟从此再未见过生父。成长过程中，有关父亲的一切都是禁忌，蒙着一层阴霾与耻辱。

在布鲁克林的家中，外祖父是肩负着财务责任的一家之主。他是个俄罗斯犹太人，创办了一家成功的肥皂公司，给纽约市的公共厕所提供支持。为了保护财产，外祖父在曼哈顿中城买下了一片街区。

然而，历史的偶然摆弄着个人的生活。战后，纽约的公共厕所用洗手液取代了固体肥皂，造成肥皂公司的生意下滑。同时，城市转向郊区发展的行政规划，也让外祖父侧重市中心的投资大幅缩水。至于那块街区，被政客以欺骗手段征用了。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家庭笼罩在危机和焦虑之中。十二岁，阿瑟改了名字，克莱曼是继父的姓氏。祖父过世后，继父停止工作，与母亲一道花光了她继承的遗产。阿瑟体会到了失去经济支柱的苦痛，也为两个大人的不作为感到非常羞耻。他长成了一个冷漠暴戾的少年，在布鲁克林的街头打群架，被黑手党看中，眼看就要误入危险的歧途。

也许是为了换换风水，家庭迁移到长岛郊区。随之而来的，这位少年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一次迁移。一位好老师影响了阿瑟，帮助他变成了一个喜欢看书的少年。他花很多时间沉浸在传记、回忆录和私人日记中。他追寻着影响人生轨迹的线索，试图理解历史的偶然如何塑造了个体的命运。他想到不明的身世，中落的家道，以及读到的数不清的人类生活中的荒谬和失败，不免怨愤：难不成自己这一生也要成为荒谬存在的佐证？

在孜孜不倦的求索中，阿瑟树立了追求生命意义的信念。他认同精神病学家、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观点：“我们无法撤销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但可以选择看待它的方式，正是这种选择，为我们的生命赋予意义。”

 “天生的医生，渴望为人们排忧解难”

光从专业来看，阿瑟一开始也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他先是去了塔夫茨大学，然后转去斯坦福大学，拿到历史系本科文凭。接着他在斯坦福医学院读完硕士。服完兵役后，他前往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之后，在麻省总医院完成精神科住院医师的培训。

他与生俱来的个性逐渐显露——如卡夫卡所说，“天生的医生，渴望为人们排忧解难。”他对病人保持着极浓的兴趣，不仅关心他们身体上的痛苦，而且在乎他们的心理感受和社会境遇。他不仅像中学老师那样上门家访，倾听人们怎样面对复杂的境况和混乱的自我，还像记者一样提着录音机，做口述的速记。最后，他变成作家，用写书来整理病人们的生命经验，同时提供他个人的理解和见地。

”《照护：哈佛医师和阿尔茨海默病妻子的十年》，[美

他接触的第一位病人，是七岁的小女孩安妮。安妮全身大面积严重烫伤。那还是阿瑟做实习医生时的事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安妮每天重复的残酷境遇。当被问及一切开始于哪里，他会一遍一遍地讲述这个小女孩的故事：

每天她必须忍受极端痛苦的漩涡水疗法，把坏死的肉从绽开的伤口处清除。她尖叫着反抗医护人员，哀求我们不要伤害她。作为一个初次临床实践的学生，我的工作是握住她那只没受伤的手掌，使她安静下来，以便医生能在漩涡的水池中尽快将死组织扯下，完成清创。我笨拙地试图将她的注意力从每天面对的惨痛中转移开，尝试谈论她的家人和学校。我简直无法忍受这种天天上演的恐怖：尖叫、血水、挣扎和皮开肉绽的伤口。因为无法减轻她的痛苦，我也对自己的无知无能感到绝望。终于有一天，我好像开窍了。我请她告诉我，她是怎样忍受这种痛苦的，烧伤这么严重，日复一日经历这么可怕的外科疗程，她有什么感受。这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她停止挣扎，握紧我的手，用直接、简单的词汇讲述她的感受。从这天起，她对我有了信任，每天尽力向我传达她所经历的生活。当我离开这个康复病房到其他部门去接受训练时，这个幼小的烧伤患者，显然已经比较能够忍耐这种清创术了。然而，不管我对她有多少影响，她对我的影响更大。在对病人的治疗和照护上，她给我的教益匪浅：她让我懂得，与人交谈现实的疾痛经验是可能的，即使是与那些经历最惨痛的病人。见证并整理这些经验会有实用的价值。

安妮以她的苦痛，赠予阿瑟深远的启示，锚定了他医学人类学思想的方法论起点：保持在场，凝神倾听，积极回应。等到阿瑟晚年成为妻子的24小时照护者，这依然是他每天实践的方法，也是照护精神的体现。

同一时期，医学生阿瑟遇见了未来的妻子。琼比他大两岁，是一个睿智优雅的女性。她当时在斯坦福工作，是中国经济学家吴元黎的研究助理。她有一个中文名凯博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阿瑟的中文名是凯博文。琼出生于美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她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读书。这一年原本是她的过渡年——她计划先回美国挣点钱，再重返欧洲深造。一天，在那条很多人匆匆忙忙去学校电影院的路上，两个年轻人相遇了。一年后，他们结婚了。此后，如果不能说他的人生大计全部取代了她的，至少她也都是以他为轴心来运转自己的。

凯博文和妻子琼结婚照

新婚不久，阿瑟因为服兵役，被派到台湾，在美国海军医学研究中心二部担任公共卫生服务临床研究员。他在城市和农村走访那些被严重污名化的传染病患者及其家庭，比如，麻风病人和结核病人。琼辞掉斯坦福的工作，陪同阿瑟到台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学习中国艺术史。她也帮阿瑟做访谈，做翻译，做研究助手。台湾研究花费三年，阿瑟以此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文化语境中的患病者与疗愈者》，这本书后来成为医学人类学的奠基性著作。四十年后的一个春天，在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举办的阿瑟·克莱曼学术庆生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和同事评价这本书是将他们引入医学人类学大门的“绿皮书”。

1980年，阿瑟访谈了100多个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病人。据此，他写出了《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琼和阿瑟一起待在长沙做访谈，也是他书稿的编辑。“琼绝对是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但她不愿意署名，因为她觉得这不是她的研究领域。”这本书让阿瑟在中国精神病学界出了名，因为他把抑郁症及其治疗的现代观念引入了中国。同时，因为这一研究建立起了政治创伤、地域文化与精神病学之间的联系，他在美国也出了名。

日常生活中，这对夫妻也形成了他们的婚姻模式：一如阿瑟把自己的衣食、薪水、房子、孩子、母亲和狗通通交付给妻子照护，在某些关键的职业选择上，他同样完全信服妻子，由她说了算。在《照护》一书中，他把那段有妻子照护的时光称为人生的“黄金时代”：

35岁那年，我拿到两份工作邀请。一份工作是留在哈佛大学，非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另一份是华盛顿大学，终身教职的副教授。琼只花了两分钟时间，就为我们家做出了那个重大决定。我们决定举家迁往无亲无故的西雅图，去拿终身教职。这样我们的生活能更稳定，对于未来也更有掌控权。

疾病除了制造显而易见的毁坏，还能带来什么意义吗？

在西雅图，阿瑟开启了他狂飙突进的职业生涯，日程爆满，名声大噪。六年之后，哈佛授予他终身教职。他马不停蹄地撰文、出书，还在世界各地的董事会、委员会等机构任职。他仍旧每年去中国做研究。只要他人在剑桥市，他都会带着学生，在医院进行临床教学查房。到了晚上和周末，他会在大学的办公室和家里的书房，与私人患者见面。他的工作量极大，日常节奏快得出奇，但他仍然永不满足地追求着职业上的成就，想将顶峰状态维持得足够长久，渴望看见顶峰之上还有顶峰。

这是他的黄金时代，也是他看得见的白天。到了夜晚，他经常做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被挽具套着脖子，奋力拖着一辆双轮战车，在空中飞驰。战车的驾驶员死劲地鞭打他，让他跑得快点，再快点。直到最后，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停了下来，怒吼道：“我没法儿更快了！”他怀着极大的怒火，转过身去面对那个无情的驾驶员。可令他感到震惊的是，那个手握着缰绳和鞭子的驾驶员，竟然是他自己。

这个梦让他感到情绪崩溃，呼吸不畅，由此引发严重的哮喘发作。一次，他好不容易缓过一口气，忍不住在妻子的怀里痛哭起来。事实就是，无节制地追求职业成功，毁坏了他的身体。可即使如此，每当一个新的白天来临，他还是不停地朝自己挥鞭子，迫切做完一件事，马上投入下一件。

如此疯狂工作十年，阿瑟遭遇了职业危机。行业竞争激烈，长期睡眠不足，健康和耐心都遭受了许多的打击，他开始怀疑工作的价值，产生虚无主义情绪，内心萌生出那种只求在现实中生存下来的精神状态。当时他在医院康复部照顾一群严重伤残的青少年。有的人双腿瘫痪，有的人颈部以下失去知觉，有的人不能自己完成呼吸。他们在每周阿瑟主持的团体治疗聚会上，阴郁而严肃地讨论自杀，完全无视医生让处境相似的病人抱团取暖、相互打气的意愿。一次，阿瑟出于担心，想用鼓励的话语，在正面的气氛中到点结束这次聚会。结果，他遭到一位因车祸折断脊椎的年轻人的一顿臭骂。他不屑地嘲讽阿瑟的治疗，说如果他沦落到他们一般的境况，也会想自杀。也许那些极其消沉的言语、表情和精神状态感染了阿瑟。有几个月时间，他深感彷徨，脑海中不断回放聚会的场景。他迫切地想明白一个问题：疾病除了制造显而易见的毁坏，还能带来什么意义吗？

在深圳一个阳光如瀑的房间里，他眯着眼睛俯瞰着落地窗外奇迹般崛起的城市，山脉如同绿色潮水滚滚而来，山边的公路上，蚂蚁般大小的人们沉默地奔忙着。他用手指轻敲玻璃窗，说我们关心宏大的事物，这是自然。然而，是那些普通的个人给予我们最多的启示。一直都是如此。当初，帮助他走出退避的职业倦怠和危险的虚无主义的，是一个叫帕迪的年轻人。

相识时，帕迪30岁，高个子，极瘦，气质沉静，善于言辞。他在医院做临终顾问，开导临终的病人及其家属。帕迪有严重的心肌炎，这最终导致他33岁去世。生病前，帕迪过度地关注着他的自我，他的野心，他的个人感受。一次，他患有癫痫的姐姐疾病发作，很多路人围着她看，而帕迪以她为耻，当作没看见，丢下在地上抽搐的姐姐，默默走开了。等到这一生时日无多，帕迪经常想起当时的情景，可见这件事一直是他道德上的困扰。他的行为看似是维护他自己，实则是对人性本身包含的悲悯心、责任感和勇气的一次破坏和打压。这实际上伤害了他自身，也在无形中损害了他的自我认同感。

二十岁确诊重疾后，帕迪被迫中断了学业，去印度待了三年。他不确定还能活多久，但确定了生活的目标是为他人操劳，给恐惧绝望中的人分享他找到的安宁和智慧。尽管他的身体持续恶化，但他说：“我变得更好了。”这话对阿瑟来说，是一句振聋发聩的妙语，给了他苦苦寻觅的东西一个恰如其分的回应。说到青少年团体治疗会的事，阿瑟请问帕迪，一方面，这些人遭受无常，落入毁灭性的困境，这就是他们身上的事实；另一方面，他该怎样面对他们的咆哮、诘问和人生的意义问题，帕迪听了，发出朗朗的笑声，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有时恰恰是面临绝望和大限的境遇，才是创造真实意义的关键。然而，这就是美国的文化——人们拒绝面对人生的无常和死亡。那些孩子还太年轻，不谙世事。如果能教给他们一些人性的知识就好了。这样，即使他们摆脱不了身体的痛苦，也能避免一败涂地。人性本身携带着上行的力量，人如果不幸落到下沉的境遇，依然可以信任人性中美好上行的一面，力图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正是在作为之中，人会变成一个比过去更好的人，而这，会有效地改善人的境况、人的感受。

帕迪临终时，阿瑟和他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没有录音，阿瑟只能转述帕迪留下的话。也许承载着思想救赎的意味，阿瑟把这番话分享给了很多的人：

你知道，康拉德写的《吉姆老爷》和《胜利》是关于普通人身陷困境，个人勇气面临考验的故事。两个主人公都和我一样，一开始就败下阵来。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能看透对能力的肤浅恐惧，以及对自我认同的不足。这些问题总是困扰着年轻人。他们过分专注于自己，只看重自己对事物的反应。他们在重大考验中不及格，结果逃跑了，从此，他们为自己的懦弱深感羞耻。他们逃跑，是为了躲避那些将他们与别人绑在一起的责任。但这无法躲避，即使逃到南海。在他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一旦不可避免地与别人建立某种人际纽带时，考验就会重复出现。这些纽带，这些新关系会受到威胁，于是他们起来面对挑战。这就是对每个人的重大考验：为别人操劳，由此使自己变得更好。这，也就是我所经历的。我因自我中心而可耻地惨败过。但我也得到了第二次接受挑战的机会，一次把我的人生转向胜利的机会。也许这不是美国式的伟大胜利，称之为小小的胜利吧。嗯，不管你信不信，就是这该死的疾痛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度过精神危机的阿瑟，重新拥抱了有目标、有热情的生活。从他接触第一个病人七岁的安妮算起，六十多年来，他照护、操劳、研究过的人难计其数。与此同时，也因为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他深入理解过的人们，跨越了极大的社会阶层。譬如，学生保罗·法默，是全球公共健康领域的先驱，因为拯救了无数感染艾滋病、肺结核等传染病的穷人，有“圣徒保罗”的美誉和感召力。另一学生金墉，被奥巴马总统任命为世界银行行长。阿瑟一共指导过60多位博士生和200位博士后，教授过数百名医学院学生和本科生。另一方面，他也深刻地关怀着普通人。拿中国社会的研究来说，他为之操劳的人群和议题，包括台湾山区的麻风病人、宁夏的癫痫病人、湖南的抑郁症患者，乃至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健康问题和农村女性的自杀问题。

因为定期的门诊和私人会诊，他在美国接触了不同族裔的病人，以中产阶层居多。他极其重视医患关系的质量，总是为病人留出充足的时间，耐心倾听他们的生活史，家访了解病人蒙受的苦难郁结与生理疾病之间的关系。很多病人长久地萦绕在他的脑子里，成为他深入琢磨和理解的人。在一本讲慢性病的书中，他写了艾丽斯、豪伊、鲁道夫，等等几十个病人。他如同为普通人立传，常以万字篇幅细致叙述一个人的疾痛体验、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每个故事最后有他的“诠释”，表现出他对琢磨人的境况和人性的维度怀着难以释怀的兴趣。

一位中国教授回忆他在哈佛求学时，导师阿瑟让他多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存在主义的思想浪潮早已过去，如今，高度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在中美两国的年轻人当中变得非常流行，在阿瑟看来，这种危险的文化势力已经摧毁了原本该成为常识的生活智慧。譬如，他所认同并且一生践行的海德格尔的生命哲学：人非孤立主体，而是通过“操劳”（sorge）在与世界的互动中生成自我。

照护十年

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那天，克莱曼夫妇回到家里，流着苦涩的泪水，愤怒地哀叹命运无常。琼说，对于那美好的晚年时光，两个人已经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可到头来，他们要去面对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阿瑟抱紧她，向她承诺，他一定会为她倾其所有，无论发生什么，他都会照顾她，而且是在家里照顾她。

阿瑟把秩序视为改善境况的一种智慧。秩序是无形的盔甲，会阻挡混乱的侵扰，提供保护和庄严感。秩序让生活的轮子稳重地运转起来，让他觉得走好一条漫长的下坡路是可能的。他在湘雅医院访谈过的那些湖南病人告诉他，人逢厄运，首先，你要自觉地调动忍耐力。然后，你要在狗屎一样的生活上建立起井然的秩序。经过数月乃至数年的摸索，阿瑟建立起居家照护的日常秩序：

我每天早晨六点至六点半，喊琼起床，然后带她去卫生间，给她递厕纸，洗手，帮她穿上运动裤和运动文胸，带她去地下室的健身房锻炼身体。之后，我会带她泡澡或淋浴。我会帮她脱去衣服，然后扶着她进出浴缸。我用肥皂给她擦洗身子并洗头，用浴巾擦干她，吹干头发，给她梳头。然后，我带她回卧室，给她挑选衣服，连衣裙、半腰裙、裤子、衬衫、毛衣和外套，即使到了病症末期，她还是打扮得很体面，我一直尽力确保她看起来着装得体。穿好衣服后，我会带她去厨房，让她在旁边等待我为她准备健康早餐。接着，我给她喂饭，注意不让吃的喝的呛到她。清洁好她的嘴角、双手和餐盘以后，我会停下来想想这一天工作、购物和做晚饭的安排该怎么相互协调。

疾病毁坏了琼的身体健康和人格特质。她向来充满耐心，说话委婉，能准确地理解别人的处境，并慷慨地施以援手。然而，随着病情呈螺旋式恶化，她在处理简单的日常事务时处处碰壁，人变得苛刻，常常勃然大怒。要么，她干脆走向封闭，沉默不语。作为医生，阿瑟自然知道这些现象会发生在重疾缠身的人身上，也知道厄运会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是，当儿子对他大发雷霆，指责他没有积极想办法让母亲参与家庭生活，他还是崩溃了，失声痛哭起来。

这场争吵过后，阿瑟反思自己作为一名照护者，初期表现的确称不上积极有为。他接受了无药可医的事实，也接受了妻子的消沉冷淡，试图用工作填补破碎的生活。他有着强烈的事业心，也充分认同其价值。他也需要收入来维持生计。当他增加工作的时间，而减少照护的时间，日子似乎变得容易了许多。这既是照护者会出现的典型防御机制，也是内在分裂的价值观的表现。后来，在写给哈佛本科生的教材中，他以自身为例，诚实地剖析了他分裂的自我——“对于照料他人的冲动和追求自我利益之间的冲击碰撞所产生的动态主体性过程”。

他被毕加索的《医学生头像》所吸引，认为这幅画表达了他的境况：一张嵌在非洲面具中的脸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眼是要看见他人的苦难疼痛，满足他人的照护需求；闭眼是要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如创建事业和经济收入等。如果把这幅画的寓意推而广之，它或许能成为指导我们怎样生活的启示。既要睁大一只眼睛，看清这世界的危机性和人类环境的无常性，却必须闭上另一只眼睛，不去看黑暗负面的本质，继续积极有为地过我们的日子。

照护进入了新的阶段，工作狂阿瑟减少工作时间，学会从做饭洗碗中获取认同感。不可思议的是，一种终于有机会回报照顾了自己36年的妻子的幸福感，偶尔浮现心头，成为照护的奖赏和补偿。琼坚持否认病情的严重程度，也让局面变得容易些。夫妻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能维持住以往的生活方式，依旧去高档餐厅聚餐，或者看看画展，不过频率低了点，看上去也并非彻头彻尾的改变。如《照护》封面照片上夫妇的相视一笑，生活依旧，似乎也说不上根本性的丧失。

年轻时的凯博文和妻子琼（摄影：托本·埃斯克洛德）

诊断过去第七年，休学术公假期间，阿瑟带着失明的、几乎失语的妻子，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同仁的帮助下，阿瑟带琼去博物馆看展览，去大剧院听歌剧，去苏州看邻居贝聿铭设计的建筑。每到一处，他会给妻子讲述眼前所见，希望这能在她的心里唤起一些对中国的记忆和美好的情感。这样的画面给同行的中国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离开上海后，阿瑟带妻子去了荷兰。每周三次，他俩坐火车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去莱顿讲课。一次下车时，她差点从火车和月台之间的空隙掉下去，幸好他及时抓住了她。他已经养成了凝神看紧她的习惯。而她本人对一切都表现出无所谓，看着他惊魂未定的表情，她报以浅浅的一笑。疾病夺走了她的视力、语言，以及同情同理之心。他无法预料，在他竭力维持的、不断下滑的日常轨道上，下一刻会突然冒出何等可怕的变故。她从荷兰的酒店床上醒来，第一次没有认出自己的丈夫，尖叫着驱赶他。等回到美国，这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几次。精神科医生阿瑟眼看着熟悉的专业名词迫害妄想症、替身综合症、强迫症，真实地演绎成了他的日常生活，令他感到眩晕和孤独：

“我能站在医学的角度去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是从存在的角度看，这就好像是我们之间的纽带——那条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已经被锻造得牢不可破的纽带，一瞬间就这么崩断了。”

但这只是一时的挫败感，并非事实。他始终没有松开连接她的那根纽带，没有取消与她的关系的神圣性。他认同哲学家兼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并选择将其作为照护期间完成的涵盖数十年临床治疗经验和数百个经手病例的《疾痛的故事》一书的扉页引文：人生的真实意义永远是同一个永恒的主题——婚姻，也就是一些不同凡响的理想。然而，不管它们如何特别，都总是与男人与女人的某种忠诚、勇气和毅力有关，也都伴随着他们的痛苦。

某种程度上说，阿瑟所开创的医学人类学，是关于“人怎么活下去”的学问。他在田野调查中看见人的种种苦难，听见人的切肤渴望，为他人的生命经验征调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在他情感和记忆的深处，他召唤出那些教他认识了人的种种可能的旧交，邀请他们陪伴和照护他艰难漫长的“照护之路”。

譬如，他记得抑郁症病人、湖南小镇工人小黄。小黄始终走不出“文革”的创伤，性格大变，极其自闭，根本无法相信别人。小黄认为自己唯一的希望是写一本亲身经历的小说，公开表达他和同代人经历的损失和失败。可是他既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天赋，每当他拿起笔要写的时候，他内心没法信任自己能完成愿望。他感到头晕，心灰意冷，无所作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瘫痪”。阿瑟理解这种瘫痪并非生理性的，而是一种深度的精神困顿和行动意志的丧失。这让他联想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个体在沉闷环境中普遍性的无力感，正如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人。

不过，这位年轻工人的认识很可能是对的。如果能像卡夫卡说的那样做——如果你应付不了生活，就可以用一只手挡住笼罩着你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这的确会改善人的境况，实现一定程度的救赎。而阿瑟正是这么做的。比他的病人幸运，他既受过教育，又有天赋。在24小时照护变得独力难支时，阿瑟接纳了一名护工做帮手。从这个阶段，他开始记日记。他一直手写，笔是精神的手杖，扶持他，伴他从混沌不明的情感与思想中辟出一条清晰可见的路径。

居家照护坚持到第11年，克莱曼夫妇进入到阿尔茨海默症病程的最后阶段，这也是琼生命中的最后阶段。美国独立日那天晚上，阿瑟一边用左手开车，一边用右手握住妻子的手，就这样开了三个半小时，回到家里。紧接着是病人掀起的一场失控的狂风暴雨。阿瑟感到穷途末路，打电话给一位哈佛的同事。同事带了一位晚期痴呆症患者精神科用药方面的专家朋友，一块儿过来。他们建议琼立即入院，去哈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全美精神科排名第一的麦克莱恩医院。那里会有一套药物治疗方案来控制她的激越和谵妄状态，这不仅是阿瑟需要的，更是琼需要的。他们的看法和很多人一样，阿瑟把妻子留在家里的时间太久，是时候找一家护理院来安置她了。

凯博文照顾病重的妻子琼

十年来，阿瑟把居家照护看作唯一的选择，觉得就算海枯石烂，也应该在家里由他亲自担当琼的主要照护者。这是他作为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义务。这是诊断那天，他向病妻许下的承诺，而她也希望他信守诺言。在他犹豫不决，想到为了自我保全而放弃对她的承诺时，他对自己的认同感动摇了：她照顾他36年，他给她带去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她一直不离不弃；他才照顾她10年，就要离弃她了吗？这是做人失败了吗？他想到老朋友严仲舒医生。严医生在“文革”期间遭受一位同事的毒打，险些丧命。多年以后，他终于等到一个复仇的机会，但是，他没有使用这个机会去伤害仇人。他做不出来那样的事。他与生俱来的道德信念不会以外在的环境为转移。

虽然都是身处一项极致的道德实践，然而与严医生相比，阿瑟自觉“非常失败”。他对自己在道德层面勘探到的潜力，并不满意。虽说事实已不是十年前承诺时能够想象得到的，从理性和专业上看，他也清醒地知道护理院必须取代居家照护，成为唯一的选择。但是，内疚和苛责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这样回忆把妻子留在病房的第一个晚上：

到了晚上十一点，护士要我们离开病房，可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带上琼一块儿逃离病房。我实在不愿把她独自留下。……我吻别了琼，开车回家。半夜到家后，我给孩子们打去了电话，讲述那可怕的一天里发生的一切。当讲到要把琼留在病房，我的情绪彻底崩溃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我觉得自己非常失败，那么多年来，我都向琼许诺会永远在家里照顾她，可最后，我终究没能兑现这一诺言。

和临终顾问帕迪一样，一个残酷的机会毫无预兆地降临，迫使阿瑟审视自己在道德方面的潜力。疾病让他的婚姻和家庭遭受重创，且没有恢复的胜利可言，但照护的过程让他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他不仅改善了因追求个人成就而损毁的身体，也改变了火爆急躁的脾气。他愿意花时间关心亲友，加强与他们的联结。用他母亲的话说，“阿瑟变得有人情味了。”——照护另一个人的同时，他在身心和道德方面自我照护，这让他具备了更多的人性光辉。

最动人的是，他自觉变成了至爱的继承人：

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就是，我成了琼的某种镜像。我继承了许多她在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前所具有的关键特征，我继承了她性格中最好的那些特质——关爱、宁静以及对于细节的关注。

也许，只有继承至爱身上美好的人性特质，才是珍惜和保存她最好的方式，才能在无常的无可通融的命运面前，掰回一局。妻子离世以后，阿瑟体会到一种深沉而神秘的情感力量，如爱尔兰桂冠诗人谢默斯·希尼在母亲逝世后所说：“我们环立的空间已然空寂，她进入我们体内长存。”

从私人痛苦到公共关怀

妻子去世十五年后，也就是2025年夏天，84岁的阿瑟搭乘十四个小时的飞机，从波士顿洛根机场飞往中国。他将依次前往北京、长沙、广州、深圳和上海，以《照护》作者和哈佛教授的身份，以更为中国人所知的名字“凯博文”，出现在大学、剧场、医院、书店和企业，做分享和讲演。机票酒店等所有开支均自费，面向医生、医学生和大众的演讲与交流，分文不取。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这么舟车劳顿，这么疯狂地驱使自己？为什么还要像四十年前那样，把自己绑在那辆狂飙的战车上？

他会微微一笑，说因为喜欢。他喜欢讲演，喜欢传统的人类学方式，与真实的人面对面地交流。除了喜欢，更有价值观的驱动——他认为自己为之努力的这些事，是真正重要的事。表面上看，他的确还在那辆战车上，但与之前不同，他没有感到那种脖子上勒着套具的被动和恐惧，现在，他主动驾驶着缰绳，掌控着战车的节奏。

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六月的一个傍晚，他站着完成了两个半小时的讲演。梯形教室坐满了学生和老师，提问者以本科生居多。不管问题听起来多么稚嫩，不值一谈，或者英文不佳，引发误解，阿瑟都会凝神倾听，流露出渴望实现理解的意志，给予充分地回应。不管接收了什么问题，由他给出的答案总蕴含着启迪人心的智慧闪光。他的做法，一如他所认同的历史人物里弗斯，这位活跃于1920年代的人类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会把资历最浅的人视为平等的研究者。“这正是里弗斯一贯的为人之道，也是他之所以能深刻影响他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关键所在。”

阿瑟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是，人们在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中缺乏对陌生人的照护。他将其视为无法接受的“过于狭隘的道德观”。在阿瑟的学生、人类学家阎云翔看来，阿瑟的思想超越了启蒙运动对人性的理解和占据西方中心位置的个体主义范式，并借鉴了那种认为人格构建是通过终其一生在大的社会情境中与他人进行社会、道德和情感互动方能完成的思想。

即使怀着平等心，保持诚实，具备出色的表达能力，这并不意味着实现理解、传递价值观是容易的事。这里选取阿瑟在上海的最后一场分享中讲述的一个片段，关于“义务的不可选择性”：

我在十年照护中学到的一课，是我那本书的标题：对你真正重要的，是什么（What Really Matters，中译本名为《道德的重量》）。我想就此延伸一下。

有一位曾为《纽约客》撰稿的作家艾·斯·古德曼，他照顾了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妻子十年。他写下了一本畅销书，名叫《照护者》（The Caregiver），我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我和他一起去剑桥市的波特广场书店参加新书发布会，房间里挤满了人。他当时93岁，拄着助行器，身体非常虚弱，但脑子很清醒。他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最后提问环节，一位年轻女士举起了手。他说，请讲。

她说，我想请您向我解释一下，您为什么要这么做？您为什么要照顾您的妻子？

他完全不能理解这个问题。他说，我想我没有听清楚，您能再说一遍吗？

于是她又重复一遍说，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照顾您的妻子，去经历所有这些困难。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看着她说，这从来不是一个选择。事情就在那里，等着我去做。那种认为你是在做选择的想法，不，不对。这是婚姻关系的一部分，她照顾过我，我照顾她，我这么做了。

我的一个观察是，阿瑟对很多事物的认识，早在几十年前就完成了拣选，形成了清晰的判断，乃至不容怀疑的信念。经过时间的培育，这些认识在他的头脑和灵魂深处，已经像参天大树一般显而易见。但年轻一代的读者有可能还没有在众多观点中完成自己的拣选，也没有树立起阿瑟和古德曼脑子里物理常识一般的观念。隔阂让老人们听不懂年轻人的提问——被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根本无法接收这种问题，当然也不免感到苦恼和担忧。

《照护》首版发布于2019年的纽约，一年后，中文版出版（四年来印刷了七次）。这本书在中美两国都颇有反响，因为它触及了一个全球化的老龄化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照护的负担该如何承担。到2045年，老龄化最严重的日本超过65岁的人口占比40%，中国则是30%。中国社会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将只有一点五个工作者对应一个退休者。美国的情况也类似。照护工作是防止老龄化社会崩溃的“黏合剂”，但绝大多数照护是由家庭中的女性无偿提供的。在很多国家，女性被社会化为“天生的照护者”，比如，菲律宾派遣了400万女性去别处做照护工作。在美国，如果10%的家庭女性不再提供照护，这将压垮整个社会体系。而这一代女性同时在建立她的事业，无偿照护在未来是难以为继的。在阿瑟看来，中美社会都不得尽快建立起完善的照护体系，给家庭提供制度性的补偿。

阿瑟的每场讲演、交流、回答提问，一般持续两个小时以上，持续地输出数万单词量，过程一般没有媒体、直播等见证，也只有零星的声音和文字记录。阿瑟非常关心人们脑子里的图景，关心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正与之搏斗的困境。他倾囊相授，直截了当。一如他的书，相比开口表达的内容，他对表达技巧之类的形式不太在意。你能感受到他的友善、平等和充分的耐心，但不要对美式幽默抱有期待。两个小时下来，他的表情语调也几乎没有变化。这是一个深刻的美国人，只在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上面花费时间，坦言到了这个年纪，他是在“与死神赛跑”。

使私人痛苦成为公共关怀的起点，通过写作、讲演和全球的行走，最终实现制度性的公共善好，改善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这既是阿瑟·克莱曼心中描绘的图景，也是他价值观和道德经验的体现。

阿瑟每年都在努力。他说，这样的努力至少要再持续五年。他预估上天留给他的时间，是五年。每一天都很珍贵。在中国奔走一个月之后，他从上海独自飞回波士顿，回到他的日常秩序。他保留了很多照护时期形成的习惯：五点起床，先健身两个小时，然后开车去哈佛的办公室（他还没有退休）。他或许是剑桥市最高龄的司机之一。他吝惜时间，一段二十分钟的步行路程，开车仅需五分钟。工作到下午五点回家，给自己做晚餐，晚餐以后，他从七点工作到十点。如今他要求自己早睡，放弃了夜读——他曾经每天十点到凌晨两点，阅读其他专业的书籍，这一习惯保持了三十多年。

他目前的头等大事，是撰写一本关于“重振”（revitalization）的书。为此，他已经投入了十八个月做研究和准备。他想回答，人是怎样从失去中重振精神的。他预想不到，妻子离开十五年了，却像风和水，无处不在，他依然每天轻易地想起她。这趟在湖南省博物馆，他想起当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上的一个古隶汉字难倒了在场的所有人，是妻子一眼识别出来。在深圳美术馆，他看到当代中国艺术家借用《文心雕龙》的文学意象来表达历史与当代的关联，脸上泛起幸福的微笑，说妻子曾花费五年时间，苦心翻译这本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

现在，他还健康地活着，继承着妻子的人性之美，继承着夫妻青年时代的热望和远见，以及对智识真知的共同追求。当初，从缅因州开车回马萨诸塞州的高速公路上，他一只眼睛盯着她的险境，一只眼睛盯着前方的归途。那段惊心动魄的黑暗，如今已沉入时间的深海。尽管另一种黑暗终将到来，但此刻，他选择闭上绝望之眼，专注地驶向心中的目标。如果说“照护”是面向关系与外部世界的坚守，那么，“重振”便是向内寻求精神的可能，是采集绝望之中生机的微光，汇聚成一座不熄的灯塔。这是他想要留给世界的最后的礼物。

（来源：腾讯新闻）◦ 头图来自哈佛大学官网。

我就喜欢这种大报的文章。

特别大气。

拿没拿洋奖，都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

这是一篇力量批判诺贝尔奖的檄文，把诺贝尔奖的各种短处，全都给讲了个底掉。

尤其是你看下面这一段：

什么意思？

虽然我们没有诺贝尔奖，但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了，别的地方我们很厉害。

这个话术，我们生活中一定要学。

比如你是一个学术青椒，大学说要让你非升即走，嫌你C刊发得少，你就可以拿起一张大报甩在他脸上：

“我这种工作方式，虽然与发C刊无缘，但毫无疑问，为学校食堂的伙食改善提供了长足动力啊！”

比如你是一个外卖员，把饭送错了，客户打电话批评你，你就可以拿起一张大报甩在他脸上：

“我这种工作方式，虽然没有让你吃上饭，但我在短期内送了更多单，为全国配送业的改进提供了长足动力了啊！”

比如你是一个高考考生，280分，家长暴怒，你就可以拿起一张大报甩在他脸上：

“我这种学习方式，虽然上不成985，但我集中力量办大事，去上大专可以早一年参加工作了啊！”

比如你是中国男足，小组赛垫底，球迷暴怒，你就拿起一张大报甩在他脸上：

“我们这种踢球方式，虽然看起来无缘大力神杯，但我们增加了亚洲球队的自信心了呀。”

你看，如果你有了这种“转进”的逻辑，你永远都不会输了。

诺贝尔奖奖的是什么？

1.基础科学的发现和突破，他奖的不是制造者，更不是模仿者。

2.对全人类有用的进步。

屠呦呦教授发现合成青蒿素，这东西能治疟疾，亚非拉的穷兄弟因此少死了很多人，符合以上两个条件，所以她能得诺贝尔奖。

合成牛胰岛素为什么不行？因为胰岛素不是你发现的，你只是合成了有体外活性的牛胰岛素而已。

造原子弹的人为什么不能得诺贝尔奖？因为制造一种在外国已经有了的东西，不是基础科学的突破。

诺贝尔奖是诺贝尔设立的，他遗嘱里说给谁就给谁，他自己造炸药，觉得罪孽深重，把钱都捐了，就希望这个奖是服务人类的奖，不想给造武器的人，后人遵循他的遗嘱，并没有错。

这就是为什么奥本海默没有拿奖，费米虽然有诺贝尔奖，但他是1938年获奖的，成果是量子力学方面的奖项，他拿奖也不是因为在奥本海默团队里工作拿的。

德国的海森堡得诺奖更早，也是量子力学方面的成就——没有人会因为研究那个大炸弹得诺贝尔奖。

想要颁奖给搞原子弹的功勋科学家，自己国家设立一个就可以了，不用去幻想国外的奖项，样人笑话。

《性爱狂想曲》里，北野武演一个发明了隐身人技术的科学家，想要得诺贝尔奖，但因为实验者格调低下，只想偷看女浴室，试验失败了。

但是，现在的自然科学界，诺奖就是金标准，国内各大学招人才，别管有没有，一定要给一个政策，诺奖得主来了，我们给出什么条件，大专、职业学院都会写上这一条。

诺奖的自然科学获奖者人数，代表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得奖者少，拼命赶上就可以了。

非要说“这东西没意思，不重要”，然后用一堆技术领域，甚至基建领域的成就去证明“我们其实也很厉害”。

这不还是“地大物博、勤劳勇敢、能歌善舞”那套嗑么，一无所长就说自己人好。

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

诺贝尔奖重要不重要？

大报说不重要。

科学技术重要不重要？

数理化和外语，对你的孩子很重要。

抓紧了车，不要被甩下来。

作者：大何

我们总听人说“财政负担重”，一个县城要养多少“吃财政饭”的人。

但有没有想过，这个“财政供养人员”的队伍，到底有多庞大？

多少人算合理，多少人算多呢？

过去不少研究都觉得，咱们的公共部门人有点儿多，精简机构这事的空间还很大。

之前有学者发现，公共部门的规模和经济增长之间，就像一个倒过来的“U”形：一开始，人多点能促进发展，但人再多下去，就成了拖累，甚至会抢了社会上其他工作的饭碗。

简单说，咱们庞大的人员规模，不仅让财政压力山大，而且似乎也没让整个国家的运转效率跟着提上去。

当然，也有人不这么看。

他们觉得，问题不在于人“绝对”多，而是“不该多的地方人挤人，该有人的地方没人干”，是结构出了问题。

可惜的是，想搞清楚具体数字太难了，因为2009年之后，官方就不再公布详细数据了。

这让后面的研究，总有点“盲人摸象”的意思，靠着零星的调查，很难拼出一幅完整的画像。

好在，最近复旦大学的三位学者（张军、马欣榕、刘志阔）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他们从各种官方统计的犄角旮旯里搜集数据，估算出了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真实规模和结构，总算填补了这些年的数据空白。

今天，我就借着他们研究里的干货，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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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讨论之前，首先要知道财政供养人员包含了哪些，不要简单的将其等价于公务员。

财政供养人员，通俗来说就是由国家财政（也就是老百姓交的税）直接发工资或承担福利的人。

他们的工作单位属于政府部门或公立机构，相当于 “吃公家饭” 的群体。

不过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范围，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最核心的 “铁饭碗”——公务员和在编事业单位人员

这部分人是财政供养的 “主力”，特点是有正式编制、工资福利全由财政兜底。

首先是我们常说的公务员，比如政府里的科员、公安局的警察、法院的法官等，他们的工资、奖金、社保都来自财政预算。

关于全国公务员总数的问题，人社部仅对外公布了两次统计数据，即2015年和2016年。

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共有公务员719万人。

此后，人社部就没有继续再对外公布相关数据，显然这不是由于数据缺失或统计能力不足导致。

其次是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像公立学校的老师、公立医院的医生、图书馆的管理员等。

不过事业单位也分三种情况：

第一类是全额拨款的，工资全部由财政发。

比如县城的小学老师，不管学校学生多少，每月工资准时到账。

第二类的是差额拨款的，财政出一部分，单位自己挣一部分。

比如三甲医院的医生，基本工资由财政保障，但绩效奖金要看医院的诊疗收入，效益好时能拿高薪，差时可能打折。

第三类的是自收自支，财政不管，单位自己挣钱发工资，这类正在逐步转企，比如部分招待所，宾馆，设计院，报社等单位。

然后，是范围更广的“泛体制内”人员——离退休人员和编外人员。

这部分人虽然没有编制，但福利或工资仍由财政承担。

离退休人员不用多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干部、职工，他们的养老金由财政统筹支付。

而编外辅助人员，比如辅警、环卫工人、社区网格员等。他们没有编制，但工资实际由财政负担。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很多人搞混的国企员工，像中石油、国家电网的职工，他们的钱是企业自己挣的，不算吃财政饭。

还有些政府部门通过第三方公司雇的临时工，比如食堂大厨，那也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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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到底有多少财政供养人员呢？

这篇研究基于多个来源的官方统计数据，给出了三个统计口径。

最大口径的是包含了离退休人员和编外辅助人员的广义范畴，测算值为7606万人。

中间口径是编内外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之和，加一起大概有6846万人。

最小口径就只统计了编内在职人员和离退休的，测算值为6385万人。

不过这个数据也只能统计到2020年，再往后的数据也因为不全，没办法统计了。

不过还是可以从这份研究报告中看到一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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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趋势：人越来越多，而且结构越来越“怪”。

虽然嘴上说着编制“只减不增”，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

但实际上，这股增长的势头并没被真正刹住。

从2004年到2020年，财政供养人员（中间口径）从5212万增加到6846万，平均每年多出100多万人。

到2020年，每100个中国人里，差不多就有5个人是靠财政养着的。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涌向了机关事业单位。

为什么会这样？

一方面是退休的人多了，另一方面，就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先看退休的。

2020年，吃财政饭的人里，有近四成已经不在岗了。

离退休人员从2004年的1468万，暴增到2687万。而且，2022年机关事业单位的平均退休金接近6000块，是企业退休人员的两倍。

随着老龄化加剧，这块开销只会越来越重。

再看“对策”。

长期以来，改革的重点都是严控“编制”，可结果呢？

编制的“正门”是关小了，但编外的“后门”却越开越大。

2004年全国编外人员才215万，到2018年就飙升到442万，翻了一倍还多。这些人不占编制，但工资照样得财政出。

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把问题从左口袋换到了右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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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趋势：人都在基层，形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

这么多人，都在哪儿呢？

答案是——绝大部分都在基层。

研究显示，省、市、县三级供养人员的分布，越来越像个金字塔。

以财政和税务系统为例，超过70%的人员都挤在最底层的县级单位。

这说明，这些年机构改革“上紧下松”，越到基层，人越多。

这背后其实也暴露出几个问题。

首先是，越是穷的地方，吃财政饭的人越多。

很多人口小县，财政状况已经严重失衡。

去年《半月谈》报道的乌蒙山A县，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一年税收才4.14个亿，但光给体制内人员发工资，就要花掉26个亿，是税收的6倍多！

钱从哪来？靠中央“输血”。

2023年，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首次突破了10万亿大关。

全国31个省，有22个一半以上的收入都靠中央补贴，西藏、青海这些省份甚至超过70%。

这又揭示了两个残酷的现实：

一方面是相当多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自己的财力，基本靠中央的输血来维持运转。

另外一方面，虽然大头还是在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但问题是，转移支付并不是说下面的缺口有多少，上面就给多少，也不是专门用来给基层体制内发薪的，中间的缺口还是需要由县城自己来填补。

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当下，地方填补缺口的压力越来越大，上面维持现有转移支付规模的压力越来越大。

这又可以和前段时间国家审计署调查发现，66县个出现了挪用学生餐补的事情，很多地区正在琢磨着如何获得更多的收入，各种由地方财政“创收”引发的奇葩事情，也层出不穷。

这些其实都不是什么个例，而是普遍情况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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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好像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

那就再给大家在科普一个基本常识：

那就是政府不会创造财富，财富都是老百姓自己创造的。

公务员其实不生产财富，他们的职责是分配财富，是维持机器的运转，打个比方就是他们可以是汽车的冷却剂、机油、刹车、变速箱，但唯独不是汽车的发动机和汽油。

对汽车来说当然这些部件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汽车要跑起来的话，还是要靠发动机和汽油。

但，为什么？

各位好，连日更新长文，今天写累了，简单聊两句吧。

看到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感慨说现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言越来越小心了，连明星都坚持只唠家常：

这里插说一句，我在标题里管胡锡进老师叫“老师”，纯粹是因为我们山东人的口癖，并没有什么特殊尊敬的意思，就是习惯了而已。

三国时代马超给人家写信，说“曹孟德杀我全家七十余口”——杀父之仇了还管曹操叫字，那也是汉代人的口癖，马超应该是觉得他如果对曹操直呼其名，显得自己很没素质，侮辱的不是曹操而是他自己。我觉得这个习惯可以沿用到这里。不仅为人还是很可以的胡锡进老师要尊称为老师。甭管话说的多浑的人，叫声老师，总没错，因为至少，他们教我们见识了人类的多样性，比如……不举例了。

不过胡老师发的这个帖子吧。倒是确实证实了我之前的一个想法——为什么我说自己今后尽量不写时评了呢？因为我担心自己写时评的口径和力度，会有一天连胡锡进老师都赶不上，你看这种情况如今就已经出现了，胡老师在他的微博上点出的一些社会现实问题，我现在在文章中都是不好写的，只能在他写以后截图或者原文引述给你看：

“很多人如今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小心了，或者干脆不发了。明星们的账号过去经常唠家常，现在都是各种官宣了。体制内的人更是小心翼翼，很多人连朋友圈都不发了，发的话也是转发某个正规报道。大学老师们也成了“敏感群体”，多数人选择在互联网上能少说就少说。民企高管或者中层也是一样。总之，很多群体的个性化信息变得像秋收后的田野一样干干净净。”

我觉得胡老师说的好，点的大胆。当然我也并不以自己不再写这些事情为耻。人家胡锡进老师是什么人，好歹算是免死金牌的人，地位咱这等人比不了，也不好比。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自我谅解的。

当然指出现象本身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好比你观察到自然界里水会从下流、苹果会落地，这个现象东西方都发现了，可是咱们得出的只是阴阳和合、到了宋明还是“气之轻清者上浮而为天，气之重浊者下凝而为地”之类似是而非的浑话，人家牛顿牛爵爷就能总结出万有引力等一整套理论，还给出了可证伪的数学化公式，这就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所以点出万马齐喑不算本事，多问一句为什么，方见其勇敢。

而这个为什么，人家胡锡进老师倒是也问了，并且给出了原因，在于“社会的宽容度降低”，我觉得胡老师这个总结把……还是非常有道理的，至少点出了该现象发生的一部分原因，现在互联网上以毁灭他人而不是以学习和改进自己思想为目的的人，确实比以前多多了。

就好比昨天我写《惨烈撞燃之后，他们为什么还愿意信任国产车》一文，回复中有两种，一种留言说“这文章以前你发过了”（发过了您也没打赏过啊），另一种则立刻义愤填膺，质问我是不是在内涵某国产电动车品牌，还说特斯拉也有问题，你为什么就不写文章揭批？

搞得我很哭笑不得，我这文章揭批的就是美国车企当年为了追求自身商业利益草菅人命的故事么，批判的就是美国你还要怎样？如果这样一个曝光美利坚阴暗面的历史故事，居然都有人能从这种嗅出“汉奸”“卖国贼”的味道，那我也真是无奈了，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写点什么好，或者干脆封笔，亲身实践一下胡老师说的“大家发言越来越小心”的感慨，也许这才是明哲保身之道。

我据这个例子，其实是意在为胡锡进老师说话，很多人觉得他这种“社会的宽容度降低”的归因是在避重就轻，柿子专拣软的捏，我觉得不全是。王小波先生说过，“当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恶，就是打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我觉得先生这话说的有失偏颇，自己驯化自己、自己牢笼自己、自己愚笨自己的，又何止知识分子。你看那些在网上义愤填膺的敲键盘，要人家宁可烧死也要支持xx车、说一点不同观点就是汉奸卖国贼的人，他们显然是算不得知识分子的。而牢笼自己的力度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当然还有一帮明明自己开着高价洋车却忽悠粉丝“爱国网红”，这帮人倒是并不甘于自愚，他们是把胡老师“拍死在沙滩上”的后浪”，人家精着呢。

这里本来很想再劝一下那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我没说不让您买什么车，您愿买什么车（如果你买的起的话）就去买，我想说的只是，您要尊重一下他人作为消费者也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我发现很多人压根就不理解这种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选择自由的生活状态，琳达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显然，这种方式，确实是很多喷子完全无法理解的。

所以我最后只能说，如果你连这个道理也不懂、或者不认同，那也随您，反正每个人最终都要为他的选择和认知负责。

另外就是胡老师说的，你人在体制内，乱发个朋友圈，单位领导容易找你麻烦这种事。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我当年有份还算铁饭碗的工作，后来自己写公众号，就辞职了，就是因为领导要求 不要给单位添麻烦，其实如你所见，我真的没写什么东西。但我也非常体谅单位领导的难处，因为我不仅有领导，还有同事，很多同事读我文章读的比很多读者都认真，觉悟也比领导还高，但见有只言片语苗头不好，他们立刻会去领导那里打小报告。而领导也不仅有领导，也有他的同事，他同事盯着他的言行也比他领导还紧（毕竟升迁名额有限么），稍微出点乱子，也会往领导的领导那里报告，就这样一级一级叠上去，上面一根针，底下千斤重，我们这些基层干活的小兵，当然聪明的也就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这就是体制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胡锡进老师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非但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避重就轻”反而是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圣奥古斯丁说的么，“我们怎样，时代就怎样。”一个人，他所处的社会环境、舆论氛围乃至最终得到的结果，不是别人强加给他的，而是他所身处的社会的基本盘决定的，而一个社会的基本盘是宽容还是苛刻，是彼此友善还是互相举报，这归根结底，难道不是我们自己选的么？

所以胡老师说的有道理，当然，如果他能再有道理一点，追问一句，为什么现如今会有这么多大脑短路的严苛网民横行，就更好了。

当然，对这一点，我不强求，我觉得胡老师话说到这个份上，也算尽力了。

胡老师文章的最后，忧心忡忡的警告说：“我们的社会应当丰富多彩，社交媒体应是全体民众交流信息的平台。如果一些群体退出了，或者严重消极了，只剩下另一些群体在其中活跃表达，那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这话说的有点委婉，也比较抽象，我们举个现实一点的例子，生物进化学上有一个左墙定律，说的是假设一个醉汉，蹒跚的走在一条路上，左面有一堵墙，右面有一道沟，他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早晚会调到右边的沟里，因为这个进化模型中一个方向是被封死的，所以物种在随机进化过程中，早晚会走向相反的那个极端。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社会因为屏蔽乃至消灭某种声音导致跌入这个“左墙定律”陷阱的例子并不罕见，我没有胡老师那么勇敢，就不举例说明了，但我觉得胡锡进老师确实说到了问题电子上，“如果一些群体退出了，或者严重消极了，只剩下另一些群体在其中活跃表达，那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又何止是不太好，又何止是会出问题。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确实老了、至少老于世故了，本来还有很多想说的，却不愿甚至懒于诉诸笔端，乃至这篇文字，也成了给胡老师的那篇文章“作注”的蹩脚文字。

但也就是这样吧，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今天很忙，在为未来的生活奔走。

传统时评，讲究点到为止，就此搁笔吧。

最后，模仿一下胡老师的口吻——小西……啊不，老西觉得，胡锡进老师说的很对，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

但为什么？

“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

“有许多群体都不愿意在网上发声了，导致公共舆论的面貌变得不再完整”。

“大学老师们也成了敏感群体，多数人选择在互联网上能少说就少说。民企高管或者中层也是一样。”

“这种群体性噤声是互联网时代公共信息领域的一个损失…”

“当只剩一些群体在活跃表达，那样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说实话，看到这些言论，我只想笑。

笑什么呢？

笑岳不群偷了林家的辟邪剑谱，然后让林平之好好修炼华山剑法。

笑阿Q把自己的长辫子盘在帽子里，走上街头，到处吹嘘自己革命了。

笑蒋介石去妓院嫖完娼，回家就开始写日记：“哎呀呀，这实在是不应该啊！”

明星怎么不说话了，企业家怎么不说话了，教授怎么不说话了，这不是正和胡锡进每天的叽叽喳喳，形成鲜明对比吗？

作为意见领袖，胡锡进的话已经具备了隔三岔五登上热搜的能力。

很多海外媒体报道中国热点事件的时候，都要引用他的看法。

明星说的话不对，他要出来评评理。

企业家说话不好听，他要出来规劝几句。

大学教授上课讲几句超出教纲之外的话，都不用胡锡进出手，他的徒子徒孙就能直接举报了。

以至于现在的社交媒体，到处都是抓间谍的和抓汉奸的。

他们在每一条帖子下面盘问：

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批评民族企业？

我们都那么强大了，为什么你还在说这不好那不好？

你是不是屁股坐歪了？举报你这狗汉奸！

而被盘问的人也早已熟悉这些二胡卵子一样的提问，刚开始还据理力争几句，后来干脆直接闭嘴离场。

没办法啊，你不跟着他赞美，你就是屁股歪了，是汉奸。

你不跟着他炮打佩罗西，虽远必诛，你就是心虚，还是汉奸。

横竖都是汉奸，不如不说话。

尤其是大学教授、学校教师，说错一句，工作没了，这谁受得了啊。

你说日本诺奖多，他说这是西方的奖，不具备参考意义。你说屠呦呦不容易，应该拿个院士，他说中国科学界有自己的考虑。你说大学校门要敞开，他说严防青年被渗透。

你说食品安全很重要，他说美国也吃死过人，你说社保福利要加强，他说我们的新能源全球第一，你说个别民族企业爱吹牛虚假宣传，他说特斯拉也有过车祸。

你说欧洲不内卷，他说都是抢来的，你说英国蓝领工资高，他说现在是产业争雄重要阶段，再苦几年我们也会提高，你说已经苦几年了怎么还不提高，他说你再说我举报你这个狗汉奸！

在澳洲的花园里，有中国的“爱国者”在挖呀挖呀挖金库，而揭露这一切的“汉奸”却被莫名删帖。

面对随时搞搞扬起的铁拳，越来越多的人只能吓得假装糊涂：

对对对！是是是！好好好！行行行！

爱因斯坦说，能量是守恒的。

当胡锡进们的能量与日俱增，那么被消灭的自然是那些多元的声音。

等那些多元的声音消失了，寂寞的老胡又感到一阵空虚哆嗦，偶尔出来唤几声：

“你们咋不说话呀，畅所欲言嘛！”

就像太监总管问小太监：你那话儿怎么只剩下排尿功能了？

无敌是一种寂寞，寂寞就会孤独。

而今天的老胡，已经在孤独求败。

从来没有事，竟出大天朝。

《环球时报》退休总编胡锡进最近觉得，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越来越小心，或者干脆不发，明星过去的微博充满活人感，现在都是官宣，很多人连朋友圈都不发了。

他认为，根本原因是“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

胡总编这个人啊，是人精中的人精。

我有个类似聪明的熟人，我们内部提到他，都说“某某是海鸡会的”，海淀区鸡贼委员会的。

有成就，是有关部门聪明，领导睿智，如果有点什么不足，就都算在全社会头上，如果你有了这种归纳总结的能力，也能像胡总编这样，退休前整个局级干干。

为什么公职人员、大学教授不愿意继续在媒体上继续分享自己的心得？

因为他们不像老胡一样，有一个免死金牌啊。

任何有公职身份的人，一旦言论形成了舆情，单位领导是绝对不会保你的，因为你的同事，尤其是跟你不对付的人，会利用这个机会把你往死里打，外面的大舆情不会直接伤人，单位里的小舆情才会摧毁我们，竞争对手、敌人趁机对领导施压，这才会把发声的人打躺下。

也没法责备领导不保护自己的下属，因为一旦领导敢护着引发舆情的你，领导的竞争对手和敌人，就会往大领导那里捅咕捅咕，制造小舆情。

领导愿意护你一次，是他仁义，或者是你还有用处，但你如果还有第二次，第三次，那神仙也救不了你的。

这不是一个两个单位的风气问题，而是从上而下推行的一种规矩。

胡总编为有编的朋友们发朋友圈鸣不平，其实如果你没有编而且爱发朋友圈，更麻烦，因为你没有单位，所以可能直接被拘留……

社会性动物，比如蜜蜂、蚂蚁，可能是没有个体的意志的，一窝蜜蜂、一窝蚂蚁，共享一个意志。

所以你觉得你的单位领导深谋远虑，睿智非凡，其实很多时候，哪怕是最优秀的人，只要坐在了单位领导的位置上，他就和所有这一窝蜜蜂、一窝蚂蚁一样，有了一个共享的脑子。

上面怎么做，他就去模仿，就像一个光屁股小孩学大人说话一样。

他会模仿上面的口吻，说你挑战权威，妄议单位，你当然是百口莫辩，自认倒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会说，有编的话你就不要开微博，抖音小红书最好也都注销掉，没有社交软件，你就会变得更安全。

胡总编所说，不能代表任何的趋势，他那里没有上意，他偶尔会做一些揣摩上意的事情，有时候也会猜错，而且随着他脱离一线，错得会越来越多。

所以，千万不要上了这种腔调的当。

家里有老人的都知道，什么时候有人说“大家尽请提意见吧”的时候，唯一正确的答案就是：

“领导！您真的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啦。”

• 一位年轻男子把胳膊伸进车内，尝试从里面开门，持续了两三秒钟，门始终没有反应。“拉不开，真的拉不开。”袁华楷听到他喊。
• 在消防员灭火时，那位年轻人的情绪彻底失控，“哭得稀里哗啦”。袁华楷猜测，可能是眼看着人在车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

文｜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吴小飞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佳彤 李佳珩 潘奕忻

责任编辑｜何海宁

2025年10月13日凌晨3时18分，成都市天府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米SU7追尾一辆轿车后，撞上道路中央花坛后，冲进对向车道，起火燃烧。

当天，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警情通报，31岁的涉事司机邓某某已死亡，涉事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经检测，邓某某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

事故发生后，现场多名路人加入救援，手拉车门、肘击、脚踹，均无法打开车门救援。10月13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就事故中车门无法打开一事致电小米汽车客服。客服表示已如实记录问题，如有受访意向会另行回复。截至发稿，小米汽车尚未回应。

“真的拉不开”

30岁的李旭（化名）目击了全过程。那时他刚下夜班，驾车回家。这条路他每天都走，双向八车道，路面平直，没有弯道。他看到那辆车从前方驶过，速度很快。李旭后来在现场听到交警称，事故发生前，涉事车辆车速可能达到150公里/小时，而事发路段限速为80公里/小时。

数秒后，李旭听到两次撞击声：一次追尾，一次撞到花坛。同时，他看到那辆车飞过路中间的花坛，当他驶到事故地点时，涉事车辆已停在对向车道。

袁华楷正好行驶在对向车道。那时路上车辆不多，突然前方出现一个黑影，他仔细看是一辆失控的车。当时他距离事故车辆还有一两百米，尚未看到明显的火光。

袁华楷拿起手机，准备拍下这起车祸视频发给朋友，却没想到刚按下录制键，车辆就在他面前起火了。根据袁华楷拍摄的视频，火势凶猛，车辆右后方火势较大。因距离较近，袁华楷听到了他认为是“电磁起爆的声音”，“声音特别大，很吓人，我整个人都蒙了，反应不过来，很恐怖”。

向前行驶三十米左右，袁华楷把车停在路边，他的第一反应是报警。因为过于紧张，第一次拨号时只按了“11”，“0”还未按到就已拨出。根据他的手机记录，报警时间是凌晨3点20分。

报警后，袁华楷向起火车辆跑去。等他跑到跟前时，车窗边已经有人在施救。一位体型较壮的男子正用手敲玻璃，嘴里喊着“醒醒，醒醒”，另一位瘦高男子在用脚踹门。袁华楷对他们说：“这样打不开。”

他转身去喊人：“谁手上有扳手？什么工具拿过来。”几秒钟后，有人从对向车道递来一把扳手。

一位男子接过扳手，继续砸窗。两下之后，驾驶座一侧的车窗被砸开，但只碎了右半边的玻璃。随即，另一位年轻男子把胳膊伸进车内，尝试从里面开门，持续了两三秒钟，门始终没有反应。“拉不开，真的拉不开。”袁华楷听到他喊。

火势又大了，这次从驾驶座方向往外蹿。那位年轻男子连忙把胳膊抽出，动作太急，右手被碎裂的玻璃划伤了几处。袁华楷并不认识他，两人都是路过的司机。“他挺勇敢的。”袁华楷说，“那车的电池就在底下烧着。”

这时，有人从对向车道递来一罐绿色的泡沫灭火器。袁华楷上前接过，正好110和120的电话不断打来，灭火器被另一位男子接过去，对着车体喷射。“要是能把明火压一压，也许还能再试试开车门。”袁华楷说。

那罐灭火器可能来自李旭的车上。他平时随车携带，听到有人在找灭火器，便从车里取出递了过去。隔着花坛相距二三十米远，李旭看到那团从灭火器喷出的白雾融进火光，只觉得“作用不大”。

消防员切割破门

灭火器喷了数十秒，左侧车身的火势一度减弱。但很快，车底再次传出更激烈的爆炸声。爆炸瞬间，袁华楷感觉地面明显震动，一股气流冲过来。所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后退，火势顺势向上蹿起，他们被迫撤离。

“那时候我们已经确认，司机救不了了，真的救不了了。”袁华楷感到手脚发麻，在破窗之前，他曾透过车窗看到车内浓烟翻滚，确认驾驶室里有人，但无法判断对方的状态。喊了几声，都没有回应。从开始救援，到无法靠近，袁华楷说“没到两分钟”。

两三分钟后，消防人员赶到。

消防员灭火时，袁华楷离开了。他说，现场焦糊味太重，空气里混着电池燃烧的气味，还有橡胶、塑料的味道，身上都沾满那种糊味。地面上也冲出很多碎屑，塑料的、金属的。“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

那一夜，他几乎没睡，脑子里反复闪回救援画面。“那个伸手去开车门的小伙子更难受。”袁华楷说，在消防员灭火时，那位年轻人的情绪彻底失控，“哭得稀里哗啦”。袁华楷猜测，年轻人痛哭的原因可能是无力感，眼看着人在车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

对消防员来说，这个车门也很难打开。李旭记得，包括消防指挥车在内，当晚一共来了七辆消防车。灭火持续了二十多分钟，火灭了又燃，燃了又灭。消防员一边扑火，一边尝试破门。李旭看到他们拿着撬棍去撬车门，撬了很久，却没能打开。随后消防员用切割机才把车门打开。那时，驾驶座的司机已无生命迹象。

火势被完全扑灭后，李旭发现，事故车的前半部分还算完整，车标依然清晰，但从前挡风玻璃到后座几乎被烧空，只剩车架。

直到现场处理完毕，李旭才离开，当时已是凌晨4点40分，他在现场待了接近一个半小时。

事故车辆灭火现场。

国标已在征求意见

近两年，多起电动车事故中出现“车门打不开”的情况。

2024年4月，山西省侯平高速路段一辆电动车追尾道路养护车，随后起火，造成司乘三人死亡，事故车辆车门打不开，引发关注。2024年5月，山东省淄博市一辆电动车撞上路中央防护栏后起火，被困人员随后由路人用撬棍和小刀救出。2025年3月，安徽省铜陵市也发生类似事故，三人身亡，同样车门打不开。

电动车在发生事故时，门把手打不开有多种原因。“比如一些电动车门把手被设计成电控开关，有电的时候才能打开，一旦断电车门就无法打开；再比如车辆边框或者核心零部件在撞击后发生重大损伤、机械锁止装置损坏等情况，都会打不开车门。”一家车企的资深汽车工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一名小米SU7车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车型门把手是半隐藏式，电控开关，在车辆断电的情况下，驾驶舱可以通过内置的机械拉手打开车门，但是车外无法通过机械方式打开车门。

“一旦发生断电，在驾驶舱人员无法开锁自救的情况下，外部救援无法通过直接拉开车门施救。平时或许没啥大影响，但对于逃生救援来说会比较重要。”前述工程师分析。

这位工程师介绍，电动车的隐藏式门把手和传统门把手的区别，可以简单理解为家用门锁里的电子锁和机械锁，两者的锁芯都是机械锁，不过隐藏式门把手需要电子系统先把门把手推开才能开门，比传统门把手多了一个前序步骤。

电控门把手在救援方面的潜在隐患，已引发职能部门重视。2025年9月下旬，工业和信息化部就《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对车门内外把手均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必须配备机械释放装置，以便应急开门；即便是电控车门，也需保留机械门把手以策安全。

具体要求为，每个车门应配置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外把手，系统的设计应满足在锁止装置处于锁止状态时，发生不可逆约束装置展开或动力电池热事件等事故后，非碰撞侧车门应能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通过车门外把手开启车门。

对于车门内把手方面，也要求每个车门应配置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应能在不借助外部工具的情况下，通过具备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释放门锁并开启车门。若装备电动式车门内把手，应同时配备具有机械释放功能的车门内把手。

在互联网上，写关于雷军和小米的文章，你得格外小心。

你只要不把话说得百分百周圆，他们强大的法务部就有可能闻着味，千里迢迢地追到你，投诉你。

我之前在“亮哥读书”号上写的《雷军们的文字游戏，该歇歇了》，已经被“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诉并删除了。

就连B站上抄袭我这篇文案的视频，都先被小米给投诉了。

早上我又看到，博主“朱文强”发了关于成都小米汽车车祸燃烧的视频，也被小米迅速投诉了。

甚至是，之前有厨子冒充小米高管炒作，博主“麦杰逊”写文章，帮小米“辟谣”，然后，也被小米投诉了。

细心的读者应该已经发现了，投诉我们的主体，都是“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我都怀疑这家公司是不是以投诉为主业的了。

所以，我决定以这篇文章为案例，努力写写小米，写写这次的成都车祸，看看能不能写一篇不被“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诉成功的文章（我已经不期待小米不投诉了）。

首先，我得检查一下上面写的所有内容。

我们三个号都被小米投诉，这是事实；我的一些感想，基于我的亲身经验且并不构成诋毁。OK！

其次，我得把每一个信息都标注好权威来源。

就比如，据官方警情通报可知，事件发生在2025年10月13日凌晨3时18分左右，地点是成都市天府大道南段，驾驶员邓某某（31岁）涉嫌酒驾，追尾前车后，撞击绿化带翻滚起火身亡。

虽然通报没说出车祸的是什么车，但权威媒体《中国新闻周刊》其实已经报道，起火的车辆就是小米SU7。

参与救援的司机还说：“车里只有司机，我们叫不醒，人已经昏迷过去了，车门也挤压变形了。”

然后，又有其他多名过路司机参与救援，有位薛先生称：

“我们有的拿灭火器，用石头或用脚踢，打不开门，车门玻璃砸不破。因为火势太大、温度高，我们受不了就散开了，看着汽车被火吞噬。直到消防车来，我们根本靠近不了。”

而根据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的报道，救援者用扳手破窗时，发生两次爆炸，众人用灭火器灭火时，发生第三次爆炸，迫使大家撤离。

而据《三湘都市报》报道，消防人员到场后，先用水枪压制火势，随后用工具切割车身救援，现场方才逐步得到控制，但驾驶员已不幸遇难。

事故原因尚未可知，但这已经是我在网上能找到的、关于事故过程的最权威、最客观和最全面的报道了，我再检查一遍，这些都是客观经过的描述，没有任何损害小米品牌的信息。

再次，要让各种说法都有机会展示。

在南都做记者时，老师就教过我们，新闻事件的涉事双方，都有为自己说话的权利，不能只采访一边。

所以，既然已经涉及到小米了，而且很多网友都已经对车门为何打不开存在争议（不管这种争议是不是有着坚实的道理和依据，这种争议的存在本身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做报道时，就该让小米站出来为自己辩解。

但问题是，从上面的截图中也能看出来，很多媒体致电小米客服，但大多未收到回复。

但我还是努力找到了小米一点点的回复，据《现代快报》报道，关于小米SU7门把手的问题，一位客服人员解释称：

当车辆发生碰撞或者接受到碰撞信号时，车外门把手会从电动解锁切换成机械解锁。

此外，车门内也有应急把手，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拉动解锁。

当记者提出若车辆出现断电情况，车门如何从外打开，对方并未明确作答。

但《现代快报》很严谨，还不忘提醒读者，如遇重大事故导致车门变形，不论传统机械门把手或是电子门把手，都可能打不开车门。

言下之意，这并非小米一家，甚至不仅仅是新能源汽车的问题。《现代快报》尽最大的努力保持了公平客观，所以我也照录在此。

这已经够意思了吧？

再再次，我批评其他对象，总可以了吧？

当然，爱投诉的，也不止是小米，光我收到的投诉，就来自但不限于：京东、百度、希音、美团。

当然也有其他类型企业的投诉，但互联网公司是最多的，能占90%以上。

大佬惹不起，我批评点别的，总可以了吧？

就比如，在这起事故的报道中，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

虽然现场照片及多源信息都已经确认，起火的车子就是小米SU7，甚至都已经精确到是SU7 Ultra，但很多媒体在报道时，竟然不约而同地回避了涉事汽车的品牌。

“小型轿车”、“一辆小车”、“一小车”，代替了汽车品牌，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新闻里。

不是要把责任归罪于小米汽车身上，而是，全国的车祸每天那么多，这起事故之所以有新闻价值，值得大书特书去报道，就因为它是“小米SU7”。

宁愿冒着丢掉新闻点的风险，也不愿提及“小米”这个品牌，某些媒体的做法实在让人心寒。如果说是因为权力干预，我也理解；如果是自媒体怕了，不想惹火上身，我也理解。

可正儿八经的媒体啊，何至于此？怪不得有博主感慨：

小米已经强大到，成为一个媒体需要回避的敏感词的地步了吗？还是说，我们的媒体已经堕落到连一个汽车品牌都不敢提的境地？

此处艾特@小米法务部，如果你们看到这里，请知悉，我是在批判某些媒体，矛头没有指向你们，OK？

OK，OK，我终于快要小心翼翼地写完了这篇文章。文章里说的事实，都有权威官方和媒体来源，还替小米说了话，没有污蔑，没有甩锅，批评的狠话也指向了媒体。

我承认我带着情绪，但在事实上，我相信我已经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直接转述媒体报道，尽力做到客观中正了。

如果这样，小米也要投诉我（只要投诉，就一定能够成功），那就说明，他们也只敢欺负欺负我这种小虾米了。

那还真是强大呢。

-完-

昨晚写的关于基孔肯雅热的文章，今早9点02分就没了。

相关阅读：【404文库】建设性意见｜基孔肯雅热确诊超2万例，一个重症都没有

很多没看到的读者后台求全文，我都没发。其实没啥，简单来说就是我做了个小小的统计，发现自今年7月爆发以来，广东省基孔肯雅热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万，但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一个都没有。

事实就是这么简单而清晰。

当然我还多嘴评论了几句当下某些城市防控基孔肯雅热的做法，可能是这些评论让某些人不爽了，就让文章消失了。

如标题所言，大家都知道我总是瞎说大实话，文章消失什么的也是经历过很多很多次了，通常来说情绪都很稳定，心态也是很平和的：

好，不让讨论这个，知道啦。

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心绪一直平静不下来，老想着这个话题，憋得慌。仔细回想，我大概是被这操作触动了一些还没消退的伤痛记忆吧。

之所以会有建设性意见这个备用账号，其实最早就是因为主号基本常识在新冠那几年里一直都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最难的时候，10篇文章发出去，能撑过一天的只有两三篇。写药物的文章，没了，写疫苗的文章，没了，写核酸的文章，没了，写转运写方舱的文章，也没了……

在最难的2022年，基本常识全年12个月营业时间不到5个月。于是才有了备用账号建设性意见，这里也要特别感谢读者们不离不弃订阅。

对于职业写作者，尤其是写时事评论的作者来说，其实都是有觉悟文章随时会消失，账号随时会消失的，完全估不到哪一天哪个话题突然就招惹了得罪不起的利益集团。

但新冠那段时间很不一样，尤其是在22年的时候，除了担心文章没了，账号没了，还会切切实实担心自己会不会突然就进去了。有一种无形无质却真实可感的压力一直笼罩在身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势不可挡地碾下来了。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管控放开了，各种话题或主动或被动地翻篇了，官方也好，民间也罢，大家都心照不宣把那段记忆模糊化处理，最好提都不要提。

但记忆其实并不会真的消失。

而曾经笼罩在每个人身上的压力，那种压倒一切不容讨论的氛围，其实也并没有真的远去。

基孔肯雅热的文章被消失，又唤醒了我的那段记忆。

内心颇不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