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问题，只要你回答你就输了。比如那些拿我IP说事的，一个人只要说出这种话，就可以划到人群中认知最低的5%里去了。所以，我从来不回，如果非要回答，那就是：我想写，我有能力写，你管得着吗？

我当然不会无聊到为了回应这么低级的问题专门写一篇，我真正想写的是异域生活对我的思考写作的影响。

我是23年9月到多伦多的，算起来有两年了，再过三个月，准备回国不再过来，这段时间时不时会想：这段生活对我意味着什么？

刚到加拿大的想法是：我既然到了加拿大，就要多写加拿大。所以我第一篇文章写加拿大为什么有些路口用停牌？我想从最小最细微的地方写起。然后我写了这里的图书馆和公园，写了我的教堂经历，后面还写过一下这边的学校教育。

那时有点刻意回避写中国问题，觉得既然到了一个新地方，就要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开放心态，好好观察体验吸收，同时，觉得对中国已是隔岸观火，少了日常生活切肤的感觉。

这种心态，有点类似出国刻意选择去中国人少的地方，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出国”。但慢慢意识到这种想法不一定对，在多伦多，不同族群都是扎堆住的，印度人、韩国人、伊朗人都是如此。我现在写东西的图书馆外面，正有一个穿黑色正装，头顶小帽子的人走过去，附近是以色列人的聚居区。后来我写了一篇出国需要远离华人圈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而从今年开始，我完全没有写加拿大，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写中国的农民养老金问题上了。但正因为如此，我反而找到了国外生活经历对我的意义。

如果是以前，我写农民养老金问题一定会把重点放在农村老人的现实处境和养老制度的不合理上面，但现在不一样，几乎每一篇都加入了国际比较的视角。这件事的由头是我偶然知道加拿大的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不需要缴养老保险，而且一旦你退休金高过一定标准，老年保障金就会递减直至归零。这就打开了一扇窗，由此我不仅会拿加拿大与中国比较，还会拿更多国家进行比较。

然后知道新西兰之所以实行非缴费养老金制度，是因为大量农民和匠人缺乏稳定的收入，才明白原来制度设计上就应该考虑这一点，而且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知道财政补贴应该按人头平均分配，即便日本厚生年金把补贴和缴费结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点，绝不能以“多缴多得”的名义多占财政补贴。

知道几乎所有国家的养老制度都在“劫富济贫”，即便最强调自由竞争的美国，也在通过分段累进替代率来降低有钱人的收益率。

如此种种，几乎贯穿了我近一年的写作，我开始有了国际视野。下图是暑假回国我买的书，大部分是关于国外社保制度的介绍。

如果你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就很容易把周遭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比如很多中国人就会觉得养老金一定要缴了养老保险才有。有人甚至会觉得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他们会说历史上哪个朝代给农民发过钱呢？这就是向前看与向外看的区别，难怪复旦唐世平会说要少看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文明。只有横向比较，才会凸显异常，进而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因此，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这两年我对加拿大的了解有多深（区区两年时间能了解多少呢），而在于开拓了视野，影响了思维方式，这才是最大的收获。

其实，你去任何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有这种收获。遥想当年从四川去广东打工，对我的冲击和收益，绝不亚于从中国去加拿大。这并不夸张，以中国发展之悬殊，从农村到大城市，当然比从大城市去国外的冲击更大。然后你再回老家，难道不会不停讲大城市是怎样的，不会不停拿老家跟外面比较？毫无疑问，走出去就是你人生最大的财富。

换言之，人生经历就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对我来说，我的人生就是47年的中国+两年的加拿大，而在中国的47年，还可以分成农民、农民工和媒体人这三段，所以，用国际比较视野来写中国的农民养老金问题，就再适合我不过了。

有人说：你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说国外怎样，容易激怒国内的某一类读者。我理解他的好意，但当然不行，这是我这两年最大的收获，怎么能不提呢？国外生活成本这么高，花了不少钱，我不仅要说，还要多说，这样好歹能够赚一点回来。

前面提到我因为老年保障金（Old Age Security）才开始写中国农民养老金问题的，这个信息对加拿大人来说一钱不值，但我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由此延展开去，全世界有多少华人，知道多少信息，这是一笔隐藏财富。如果IP成了打击人的武器，动辄被说是“行走的五十万”，然后在国内互联网上，海外华人连正常意见建议批评都不敢说，这是一笔多么巨大的损失？不要以为只有带回钱和技术才算回报祖国，这未免过于狭隘了，制度观念可能更重要，想想市场经济对中国这几十年的影响有多大就知道了。

再想想，上一次“全民抓间谍”还是什么时候，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股歪风邪气其实并没有几年，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