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新疆老人库尔班骑着毛驴，带上自产干果、馕，前往北京感谢领导人。六十五年后，新疆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国强也从新疆出发，但他带的不是干果和馕，而是豪车中整整3480万元现金。

2021年2月，胡国强女友张爽在北京购房时在银行存款，现金装了很多个行李箱。受访者供图

这些钱，是胡国强为当时的婚外女友张爽购买北京别墅所准备的，也由此掀开了一场反腐大戏。2023年12月，经多名北京居民持续举报，胡国强最终落马，并开除党籍公职。然而，将贪腐官员拉下马的举报人，如今却因涉嫌“敲诈勒索罪”陷入囹圄，至今仍在等待司法裁判，令人唏嘘。

然而胡国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近期，胡国强又被知名法律人包龙军实名举报“涉黑”，称胡除贪腐事实外，还涉嫌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违法审讯等犯罪行为。一系列问题逐步解开了胡国强的权力腐败秘密。3480万北京买别墅，下面看不见的冰山一角。

01 万千宠爱背后的奢靡生活

现实中的胡国强，不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赵德汉那般谨慎，他敢贪就敢花，敢花也敢作。胡国强先后在石家庄市地税局、乌鲁木齐市国资委及新疆能源集团等要职任职，长期与党纪金钱权力打交道，却在熟悉的规则里一步步沦陷，最终沦为了自己曾经要防范的那类人。

张爽，当时胡国强的婚外女友，自称“山东科技大学女博士”，在胡国强的宠爱下生活极度奢靡。知情人士透露，她买一个爱马仕包需20余万，香奈儿一次消费四十多万；出门需带5人随行，包括司机、助理、2名保姆。即便如此，保姆也可能因一句话被解雇。

张爽在北京的生活开销更是惊人：牛羊肉专门从新疆空运，孩子外出旅行亦随行保姆陪同，甚至坐头等舱。为其与胡国强的非婚生子举办模特专场秀时，孩子仅三四岁。这些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都在这位“厅官婚外女友”身上实现了。

用3480万元现金给婚外女友买别墅的新疆贪腐厅官胡国强。图据网络

胡国强在2022年离婚后，张爽终于与其结婚，也使自己摆脱“婚外女友”的头衔。天眼查显示，张爽在2017年至2023年间注册多家公司，包括驴业、珠宝、矿业公司，并可领取财政补贴。胡国强落马后，这些公司一夜间转让或注销。

根据知情人士讲述，胡国强与张爽在一个政商场合相识后，很快便“相恋”，张爽还为胡国强生了一个儿子，“并以此威胁胡国强离婚，否则便要检举揭发。这段关系本身也为日后贪腐曝光埋下伏笔。

02 3480万现金买别墅拉开反腐大戏

2021年2月，张爽通过中介介绍，准备购买北京女子刘某位于顺义区的一套别墅。刘某亲属介绍，张爽提出用3480万现金支付房款。因现金数额过大，直接被银行拒绝。后张爽提出分批存入银行，并说支付家具软装款400万元，把家具软装全部买下。

但事情变化出乎刘某意料。张爽在房屋合同成交后，张爽便出尔反尔，多次带人以看房为名骚扰当时别墅里的原租户，要求租户提前退租退房把房子提前给她，还拒不承认双方口头约定的“400万元家具和软装费”。这一连串反常举动，让原本的买卖关系迅速撕裂，一场原本简单的房产交易，迅速演变成一场充满威压与失衡的较量。

刘某（卖方）遂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700万元。张爽曾扬言：“我老公是胡书记，去哪儿告都没用！”张爽的违约霸道蛮横、对举报人刘某的蔑视，深深刺激了要强的刘某。自2022年1月6日开始，刘某等人向新疆纪委、中纪委等数十次持续举报胡国强、张爽贪腐之事。这让胡国强对刘某等恨之入骨。

特别是在2022年3月初，发生了胡国强公然指使他人殴打、污辱刘某等人事件（下文提及），以及在此事件之后胡多次扬言要通过司法判他们七年以上后，刘某非常清醒地知道胡是想置他们于死地，甚至还发生了胡派律师跟他们谈判，表面想出钱了事实际是胡设计陷害的把戏。为此，刘某天天处于不安和惊恐之中，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

张爽出行时，保姆也坐头等舱，图系一名保姆拍摄并发布的朋友圈视频截图。受访者供图

2023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免去胡国强新疆能源集团董事长职务；2024年1月，新疆纪委监委通报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9月，胡国强被列为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例，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至此，这名曾握有重权的厅官，终于走到了自己一手铺就的深渊。

笔者从知情人士获悉，胡国强涉嫌犯罪的案件尚未宣判，其最终命运仍待司法裁决。

03 举报者为何成“敲诈嫌疑人”

刘某等人举报胡国强后，遭到对方疯狂打击。根据刘某亲属的介绍，自被举报后，胡国强首先是向乌鲁木齐当地警方报案，“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试图逼迫刘某放弃举报。”但乌鲁木齐警方未立案，后在胡国强的反复操作下，北京顺义警方于2023年11月27日成立专案，将赵瑞胜（刘某男友）刑拘，刘某被追逃。

检方指控刘某、赵瑞胜通过跟踪、安装GPS、偷拍等手段获取胡国强行动轨迹，致使胡国强、张爽心生恐惧。但根据受访者叙述，胡国强恐惧自己的贪腐行为会败露，于是利用自己手握重权的强势地位，采用跟踪、殴打等手段阻止举报人举报外，还多次扬言要动用司法力量“判他们七年起步”。这让当事人在两年之内直接处于惊慌、恐惧之中的。

胡国强因涉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图据中央纪委监委网站

检方还称，2022年3月至2023年，刘某、赵瑞胜利用对方恐惧心理，采取举报等要挟方式，在与对方谈判、讨价还价过程中，索取779.4万元未果。其实，这一数字正是刘某民事诉讼中索赔的金额，包括家具款、违约金、房租损失、精神损害及律师费。刘某亲属强调，这是依法索赔，绝非敲诈勒索。

刘某亲属强调，刘某以原告身份依法起诉索赔，恰恰证明她并非“敲诈勒索”，“依法起诉的索赔数字，竟然成了司法机关刑事指控的‘犯罪金额’，可谓开创恶法之先河。”原本属于法治的正当权利，却被硬生生扭曲成犯罪的证据，黑白在此刻被颠倒。

刘某亲属认为，此案缘起举报贪官而遭人构陷、打击报复，刘某等人依法索赔，既未敲诈勒索，又为反腐作出贡献，“在贪官胡国强落马后，举报人仍要面临刑事指控，于法于理，均极荒诞！”贪官伏法，举报人却蒙尘，法理与常识的错位，令人惊讶唏嘘。

目前案件久拖未审，凸显出举报贪官者可能遭司法困境，反映反腐过程中权力与法治的矛盾。整个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广泛讨论：揭发贪腐是否应得到充分保护？司法如何避免因权势干扰而形成制度性不公？如果连举报者都得不到公正，谁还敢挺身而出？如果法治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平，反腐的公信力又将从何谈起？”

04 落马厅官疑似“涉黑”

尽管胡国强因贪腐落马，其势力及余罪仍未彻底清查。笔者获取的举报材料显示，赵瑞胜及代理律师认为，他长期盘踞新疆，结交社会闲散人员及警务人员作为“打手”，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胡国强盘踞新疆长达20年，先后在自治区纪委、乌鲁木齐市、和田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势力庞大，关系网错综复杂。”举报材料中说，长期以来，胡国强利用强权称霸一方、大肆敛财、招揽小弟等。除此之外，材料还详细提及了胡国强等人对举报人刘某及其司机仝晓伟进行拦截、殴打、违法审讯等事。

仝晓伟被打伤后的就医记录。受访者供图

2022年3月，刘某及仝晓伟前往新疆纪委举报，仝晓伟驾车时遭到胡国强安排的四个人强行别停后殴打，伤势严重，一度昏迷；后被强行带至当地派出所，胡国强亲自上阵“审讯”，审问的内容并不是仝晓伟被打案，而是逼迫仝晓伟承认跟踪、监控过胡国强，并逼其指认刘某等人“敲诈勒索”胡国强。

相关材料还显示，胡国强还非法获取刘某的航班信息，安排2名人员，从乌鲁木齐同机跟踪刘某直至北京首都机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刘某进行强行拦截、拖拽，以致刘某上衣脱露，仅剩内衣，造成了首都机场的秩序严重混乱。

陈海等人因寻衅滋事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受访者供图

知名法律人包龙军在接受赵瑞胜等人委托后，担任其控告代理人，向多个部门递交了针对胡国强“涉黑”的举报材料，同时亦在网络公开实名举报。包龙军呼吁相关部门，彻查胡国强余罪及涉黑团伙成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新疆自治区纪委、乌鲁木齐扫黑办已受理相关材料。

05 司法如何保护举报者？

胡国强案，是权力腐败、奢靡生活与制度漏洞交织的真实缩影。3480万现金、豪车别墅、头等舱保姆，模特走秀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奢靡细节背后，是高级官员长期盘踞权力岗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冰冷事实。

刘某向法院起诉索赔779.4万元，该数字却成为检方指控的“犯罪金额”。受访者供图

更令人震惊的是，依法举报这一行为的刘某、赵瑞胜，却因所谓“敲诈勒索”被羁押、被追逃，相关案件久拖未审，呈现出司法保护举报者机制的严重缺失。这一荒诞现实提醒社会：反腐不仅要严惩贪官，更必须让揭发不义的公民免受威胁和报复。

一位资深法律人认为，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不只是法律义务，更是维护社会公正、巩固法治权威的必要前提。胡国强案的荒诞与严重性，是对制度、司法和公众的深刻警示——唯有让正义不畏权势，才能让法治真正守护公共利益，避免腐败再次侵蚀社会公平。也就是说，只有在法律、制度、司法和社会多层面同步保障举报者权益，中国才能建立可持续、有效社会监督体系，真正守护公共利益。

因为上面“高度重视”，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对学校领导以及学生都影响巨大，反而导致出现“能不认定为校园欺凌就不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倾向，即“不认定就没有校园欺凌”。这导致被欺凌学生维权难。

作者：熊丙奇

责任编辑 | 辛省志

“经过警方调查我才知道，一个来月时间，孩子先后被同学高某打了13次。如今她确诊精神分裂，打人者仅被处以15天的拘留还不予执行，校方、教科局认为不存在校园欺凌。”内蒙古王女士向华商报大风新闻反映。

据大风新闻报道，王女士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2022年，女儿小郝考入了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额尔古纳市公安局2025年7月22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5年5月7日至6月20日期间，高某在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班级里与班级外的走廊上多次殴打小郝，经公安机关查明，高某共计殴打小郝13次。对高某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 因高某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一）项之规定，不执行行政拘留。

而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小郝和高某在学校关系很好，经常一起上下学、一起吃饭等，两人发生过肢体冲突，但很快就会和好，“每次冲突的时间很短，所以很难界定是否发生冲突，或者说谁欺负谁”。事发后，他们成立了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研判后认为这起事件不属于校园欺凌事件，因为高某不存在蓄意伤害的情况。小郝在学校出了事，校方有管理责任，也受到了教育部门给予的处分。

警方已经明确高某存在殴打伤害他人的行为，校方却称是“肢体冲突”，甚至称“很难界定是否发生”，还称经研判不属于校园欺凌。这一处理表明，即便事实已很清楚，但校方并不愿意将其认定为校园欺凌，而是尽可能淡化处理。这是为什么？

从媒体报道的信息看，高某殴打小郝13次，这显然不是“肢体冲突”，而属于“肢体欺凌”。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存在区别。认定校园欺凌，要看施暴者有无蓄意伤害的主观故意，暴力伤害行为是多次还是一次，是否造成伤害后果。一次暴力伤害，属于校园暴力，不属于校园欺凌。从这起事件看，殴打13次无疑是多次，被殴打的学生已经出现严重心理问题，足可以认定施暴者有主观恶意，对同学进行霸凌。

而校方以她们是“好朋友”为由，认为不属于校园欺凌，也是站不住脚的。校园欺凌行为并不只是存在于“关系不好”的同学之间，有的表面上看上去“关系不错”的同学之间，也存在欺凌行为。如众所周知的性侵犯，有很多就发生在熟人之间。有的人就是利用“朋友关系”实施侵犯、伤害。对于一些没有其他朋友的学生，即便被“好友”欺凌，但却无法挣脱，产生的伤害后果更大。

因此，“好朋友”不是认定不是校园欺凌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是通过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进行认定的。那么，该委员会都有谁？是怎么进行认定的？在认定过程中，有没有听取当事学生、家长的意见？这是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的独立认定，还是按校方的意见认定？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防治校园欺凌问题，并把是否发生校园欺凌纳入对学校的政绩考核，把校园欺凌行为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如山东省出重拳对学生欺凌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建立问责处理机制，对职责落实不到位、学生欺凌问题突出的市和单位通过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实施一票否决等方式，进行综治领导责任追究。四川德阳将“校园欺凌”纳入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被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不得评定为B等及以上等级，按照录取规则，此类学生将不能被录取到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因为上面“高度重视”，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对学校领导以及学生都影响巨大，反而导致出现“能不认定为校园欺凌就不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倾向，即“不认定就没有校园欺凌”。这导致被欺凌学生维权难。

就此事而言，家长报警由警方调查、处理，是正确的。但警方的处理，还有待完善，即便涉案学生因年龄原因不执行行政拘留，也应该依法将其送到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这也是最近多起校园暴力、欺凌事件的处理方式，涉案的未成年人就算没有欺凌他人，只是暴力伤害，也应被送到专门教育学校接受矫治教育。

而在警方处理后，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性质，应该根据警方调查结果进行认定。学校成立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是对的。这也是落实教育部的要求。但是，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或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必须由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如果是高中学校）、教育专家、心理专家、法律专家共同组成，独立开展工作。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的家长代表、学生代表要选举产生，心理专家、法律专家、教育专家要公开遴选。不能由校方委派，否则，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就会变为摆设或工具。

防治校园欺凌，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对于校园欺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公开公正的认定与处理。这需要学校切实建立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推进学校依法治教。对于发生学生欺凌的学校，要依法追责，要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判定学校的责任，而对于涉嫌欺凌他人的学生，也要教育的归教育，法律的归法律，既对校园欺凌行为作出严肃处罚，又治病救人。看起来重视的“一票否决”，在实践中往往会适得其反，阻碍校园欺凌的认定。

网上的这则新闻：

河北一医院全体医护下班后跑操。我看到的时候这件事还没上热搜。但看完之后是无法评论的。因为现在的很多媒体报道，说实话完全没有了新闻人的基本素养。

就像下面这则报道。你在这个简短的报道上只能看到医院医护人员下班集体跑操，以及医院工作人员回应，此举是锻炼身体，全院都可以参加跑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如此这个新闻看到了什么？

一是说不清道不明，这个集体跑操，你去采访了，一个重点便是，是不是医护人员下班之后必须要跑操？这一点在新闻上是没有透露的。

二是，如果是自愿参加，为何又是集体跑操？正常情况下的集体跑操都是有着规定的，譬如某个领导要求下班大家跑操哈，然后医护人员即便很累，也需要参加。但这个新闻上又说了一句，全院都可以参加。如此，这就给人一种也可以不参加的概念。

也正是因为这个简短的小报道，正常人无法理解，我就搁置没有写。

现在这件事上热搜了，很多网友评论：像下面这则帖子说了，想强健队伍的心意能懂，但医护本就高压连轴转，别让为病人好变隐形负担。

翻看了一下网络，大多的网友评论大多如此，医护人员本就工作忙不规律，没有必要这样折腾人家。

我的几个观点：

一是，这阵子我走街串巷，期间也是见了几位好友的，诸如在我喜欢的那座城市一家很好医院上班的小罗，因为我知道他很忙，我家里也有医生，我知道这个规律，就没打算打扰，但他看完文章知道我就在附近，说什么也要晚上吃一顿饭。

但一见面，下着小雨，破败的小饭馆，恹恹欲睡的小罗。再问一句，说好几个晚上没休息好了。问，什么原因？说，即便不上班，来了病人，领导一个电话你也过来的。无论白天黑夜。我说，你这是被当驴使唤了，他笑着说，驴不用填报表，不用这些人情世故，不用人前见人笑人后苦艾艾。活得还不如驴呢！

收入在现在几乎腰斩。我说，医生算是体面的职业的，现在也难啊。他说，医生不体面，少数资历深的还可以，像他这种工作才五六年的基本挣扎着，没有那么光鲜。

我心里默数着，才五六年的工作资历，加上学习的时间，等到混到资历高的时候，普通家庭出来的不是距离退休也不远了。

二是，抛开医护群体，一种气息。我发现越是靠北的地方，那些单位啊啥的，一些领导越是喜欢动辄搞一套什么“小玩意发明”，譬如我在山东的一位做老师的读友，几年前和我吐槽说，新来的校长真是个神经病，今天组织老师搞什么大合唱比赛，而且指定一些他那个年代的歌曲来比赛，自己的喜好是满足了，但不想想老师也是有家庭的，孩子需要照顾，忙活一天，也想休息一二，而非是他一天到晚背着手在学校转一圈，琢磨着搞点娱乐来折腾别人。

我记得当时回答说，折腾这个字很重要。

因为一些人的心理就是，在自己的一个指令下，诸多的人围绕着这个指令转起来，到最后自己在台下坐着，眯着眼睛端着保温杯看着台上的这些人因为自己而卖力的表演，它们就能获得快感。

讲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有点偏颇，特意给这个老师说，当然，你们新校长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当年就遇到过这种领导，遇到这种活动我是从来不参加，狗腿子来叫我，我还会骂狗蹄子一句，瞎叫唤什么，滚！当然，我这个性格领导咋会喜欢，所以现在我靠写字靠打赏为生。

那个老师咿咿呀呀。我说，没得办法，忍着吧。毕竟你和我不一样。

我没和他说的是，折腾，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的艺术。这就是本质。但看透这个本质就有点残酷了。

三是，有时候我在想，很多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大家都是在这种折腾下，在这种一点点测试的侵蚀中慢慢变了样子，不信的话，回头看一眼你最初的模样，是不是和今天很不一样。

罗素有一句话说，人最怕的是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加入了那个你讨厌的，在潜移默化下你已经变成了那个当初你讨厌的人，在风和日丽的午后你照一照镜子发现映照而出的早已不再是你。

嗯，大体就是这样。

一句感慨是，人有时候其实是需要保留出部分的精力来维护最初的自己。但我也知道太多的人无有能力这样做，像新闻里那几个白发苍苍，头顶秃秃的男医生，他们不跑起来，他们身后的父母妻儿就要为了生活陷入窘境。活着，很多时候，你已经就不是自己了。因为，你要为了活着而妥协。

PS：

这个号后面随笔会尽量不写了，因为影响号的属性，而随笔的也没有多少阅读，下面这个号，深度阅读木白随笔的朋友关注一下，等关注的朋友多了，这个号就开始写随笔！

相关阅读：新新新默存｜艾晓明：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

作者按：1957年反右，在中国科学院这个国家级的科学殿堂，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被推上政治祭坛。我在《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近四万字长文中，讨论了这一历史现象。

有读者告诉我，文章太长不能吸引年轻人。为此，我写了这篇相对短一些的文章，将刘治平的故事独立出来；针对官方记录里刘治平“为父报仇”这种唯成分论的偏见，我从第三节开始，补充了新的分析。从更大范围来看，在镇反运动中，很多青年大学生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些人永远失去了父母；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成为共和国的新生代，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这种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对立关系，恰恰颠覆了批判中对他们的指控，也部分地解释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附录包括三部分文字，都是我在写长文时遍查网络无觅处的重要记录：一 科技史研究学者熊卫民提供有关1957年中科院北京区人员统计的相关史料。二 中科院物理所杜钧福老师所写物理所女研究生朱砚磐简历，1957年朱砚磐被划右派后，忍辱负重，但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尽。三 作家、科技史研究学者姚蜀平整理的《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其中列入了自然科学系所和部门的115位右派的名字和分类统计，还有中科院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统计。

附录中这些珍贵史料，为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衷心感谢三位专家老师！

1957-1967：一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从中科院反右开始的追寻

文/ 艾晓明

一 谁是刘治平

我写那篇长文，前后几个月，篇幅将近四万字，为了搞清楚刘治平是谁，所涉何事，蹚入了中科院在自然科学家中反右的一潭浑水。

在修改长稿和写这篇短稿的这些日子，我也在“微信读书”上听书，这本书是盖伊·萨杰（Guy Sajer）《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Le Soldat Oublie），一个年轻的德国小兵，在二战的历史上原本如同炮灰，无足轻重。但他从血肉横飞的战争地狱中偶然地幸存了下来，并写下了他三年里的亲身经历。那些血腥、绝望和残忍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残影，其中浮现出另一个时空，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却同样杀声雷鸣，无数的人如“文革”歌曲所唱道的：“拿起笔，做刀枪”，向自己的同胞冲刺过去。

关于反右，官方统计出来的右派是5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还有数倍于这个数字之外的“中右”“右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同类人物，这些人是不是炮灰一般的存在呢？这是一个残酷的比喻，细想一下，并不恰当——作为右派一类的受害人没有武器，完全谈不上两军对垒。唯一的关联在于，如同战场上被遗忘的士兵，除了赫赫有名的一些大右派，谁能记住那些永远沉默下来的小人物？

文章中的主角刘治平，1957年在中科院的学术圈里，也要算一个小人物了。他的职称级别也很低，是物理所的12级研究实习员。刘治平的同学李淑娴记得，他来自福建，1952年进入北大物理系时，是班上最年轻的一位。在两份1958年的官方记录里，他的年龄分别被标注为21岁、23岁。中国人有虚岁的算法，折中来算，我推测他可能出生于1936年。

尽管年轻，刘治平在物理研究中已崭露头角。大学三年级结束时，他在导师王竹溪（1911-1983）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发表在1956年第12卷第1期《物理学报》上。《物理学报》创刊于1933年，如今是中国唯一被SCI收录的中文物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王竹溪那时已经是中科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委员，1957年获物理学诺奖的杨振宁是他在清华大学指导过的研究生。刘治平得名师指导，并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标志着这位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已经站在了一流学者的起跑线上。

杨振宁在“物理学家、教育家王竹溪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图片来自北京大学新闻网）

刘治平1956年夏毕业，进入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不到一年，反右开始了。1957年7-8月间，刘治平被定为物理所头号右派（“第一个点火人”），他的名字，一夜之间由中央媒体昭告天下。8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文章《中科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栏目里播报此文，对刘治平的点名批判，占了整整一个段落。

刘治平从鸣放到反右期间的言论，被详细辑录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的第二册中。他先在物理所内受到批判，接着在9月份，与中科院其他四位青年右派一起，成为中科院北京区四千人大会连续四天所谓“辩论”会上的批判对象。

1958年2月，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一文中，21岁（文中标注）的刘治平名列前茅。在对右派的六类处理中，他得到的是最严重的一类处理——劳动教养，其中，又有开除公职和保留公职两个级别，刘治平属于后者。

有知情人告诉我，刘治平先是被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的农场，那里本是劳改农场，1958年3月开始接收来自北京中央机关的右派，包括劳动教养人员和其他戴上右派帽子（从二类到六类不同级别的处分）的人员。其中，中科院右派（二类处理，即监督劳动）多数在853农场。大概在1960年10月，因为中苏交恶，幸存下来的劳教者被看作危险分子，迁回至天津境内的清河农场。这两处农场，都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管辖之内。

相对于刘治平作为右派的高曝光度，关于他的死，我没有查到任何官方记载。他的死因，在北大校友中也有不同说法：一说是他吃了毒蘑菇而死，一说是吃了七个饺子而死——他原本因工伤住院，又发现被病毒感染，吃饺子引发胃穿孔、腹膜炎，病情迅速恶化。因他已瘫痪数月，农场的医生也没有抢救。

时值1967年春节，被划为右派将近十年，刘治平葬身于清河农场的盐碱地，死时不过30出头。

二 丧钟为谁而鸣？

中国1957年反右以后的十年，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运动中被整死、自杀者不计其数。右派、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的刘治平，没有遗言，没有遗物，死得无声无息，这种情形并非罕见。我奇怪的是，刘治平并没有被开除公职，但查不到1979年以后中科院为他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的消息，也没有物理所为他恢复名誉或开个追悼会的记录。如果不是他的北大同学和清河农场个别难友提及，这一切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当年，刘治平在北京受批判时，牵连过一位远在兰州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同学顾雁。仅因为和刘治平的通信，顾雁被划为右派，这改变了他的前半生——他被下放到天水劳动考察，后与张春元等人共同创办地下杂志《星火》，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我追踪刘治平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最初只想弄清楚，刘治平是谁？为什么和他通信就落入陷阱？结果发现，他是这么年轻和优秀的科研人才，不仅如此，我还看到另一幅诡异的图景，即科学院以区别对待的政策保护了一批自己有成就、国家有需要的资深科学家，却将青年科研工作者推到了政治祭坛上。他们成为自然科学家中右派的主体，代表了自然科学界反右斗争的战果。

60多年过去，有媒体在报道中科院反右时，重在赞美当时科学院领导和高层的沟通，强调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保护政策；可是，像刘治平这样一批无辜受害的年轻科研人员，他们的生命代价被抹杀了。这种赞美，还催生了另一种更简单化的论断，仿佛科学院得到过一面盾牌，自然科学家可以自外于反右运动。

事实是，1957年反右，不仅在科学院掀起巨浪，而且造成了本应该成为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一次大分裂。当然，读者还可以问，在从肃反延伸过来的反胡风运动中，有艺术家共同体吗？有文化工作者共同体吗？有知识分子共同体吗？其实也是没有的。但1957年反右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它以空前的规模以言治罪，自然科学家不可能幸免。反右所针对的言论领域是如此广泛，从公开的鸣放意见到私人空间的个人交谈，从大字报、辩论会到日记书信记录等，我在那篇长文里有具体分析。从中可见，与基层鸣放中较少政治表达的情形不同，在国家级的科学殿堂，这些科学研究人员讨论了很多政治话题，包括肃反、反胡风运动的错误，苏联对斯大林独裁的批判等。他们呼吁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要求广开言路，加强法制，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他们还探讨了关于人事制度、干部政策、党员作风等许多问题……而反右开始后，这些言论全都成为罪证。

我也设想，刘治平，如果他不问政治，能不能躲过一劫？

我觉得，我们设想一位科学研究者要靠隐藏思想、莫谈国事的态度来求生存，这又怎么谈得上忠于真理、探求未知的科学精神呢？还有，尽管你不想过问政治，但政治还是会来过问你，因为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不断，政治扫荡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外于政治。

刘治平在1952年进入北大，现在来看，只是一时的幸运；因为那时大学录取还没有实行严格的政审。但他父亲在镇反中被处死，早已开始牵连到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曾因此被开除团籍；北大肃反期间，他又受到审查。当他被中科院当作右派典型抛出时，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后来的官方文件里，一律把他父亲的“罪行”和下场当作他本人思想反动的根源。可见，无论他怎么努力，实际上逃不脱被划入另类的宿命。

是不是将刘治平这类人物清除出去，科学界就得到了纯洁忠诚的群体，受信任的科学家就能高枕无忧了？短期看来似乎如此，长远来看，却是无效的。1967年初，当刘治平在劳教农场的医院里奄奄一息时，“文革”浩劫已经到来，那些批判过他的人们，自己也陷入了灭顶之灾。

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浩劫，揭示出这样的教训——文明的堤坝不是突然塌陷的，之前每一次反文明、反人道的激流，都在击穿它的底座。而此时，那些先就被碾压的受难者，则成为更脆弱和易受伤害者。1957年中科院四千人批判大会上，有五位青年被抓出来当典型，其中之一徐刍，被划右派后送劳动教养，在“文革”中丧生。中科院被划为右派的二百多人，很多人失去专业前途。那些被调出原单位，在劳教农场或其他地方监督劳动的右派，那些被驱遣回家自谋出路的人，他们个人和家庭遭受的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可以查到的文字有限，但从其他人的回忆里可见一斑。有些人在“文革”后回到科研或教学岗位，还有一些人，没有在网上留下任何痕迹；即使他们幸存下来，显然已流失在社会底层。只有被送兴凯湖或清河农场的劳教人员和被监督劳动的右派，我在同样流放到这两个农场的幸存者如戴煌、巫宁坤、殷毅、杨崇道、冯志轩、从维熙、辛秋水、赵文韬、王书瑶等人的回忆录中，看到了一些名字。我能追述刘治平的故事，也是得益于他们回忆中的记录。

三 摒弃亲情与政治认同

前面我设想，如果刘治平不问政治，能否逃过一劫？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被归之于“反动官僚”家庭所属的阶级，是需要清除的所谓“残渣余孽”者。然而这里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限于篇幅，我在那篇长文中没有展开；要理解刘治平的冤案，却是绝不能回避的要点，那就是他的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刘治平在现实中所发表的言论证明，他的思想基础，与他父亲没有关系；这种思想的底色是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主旋律——共产主义，这个现象又意味着什么？

从官方记录中我们读到，刘治平的父亲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处极刑，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一文中，这一事件，被归入刘治平“历史上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对这位父亲，只有两句说明：“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以下没有列出他的任何具体罪行。我认为，如果刘父真的负有血债，这里列出来，才能说明罪大恶极。但此处没有列，那么也很有可能，他仅仅是因为所任职务被处决。

福建镇反运动中，对“反革命”处决比例较大，这在毛泽东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中也承认的。而福建镇反中有错捕错杀，这方面也有研究予以确定。高绵在《解放初期福建镇压反革命运动述评》一文中写道：福建的镇反运动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肯定，并获得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并将“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作为最值得重视和推行的福建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如今我们看有关暴力土改的访谈，可以得到相关认识。

高绵在他的文章中，高度肯定了福建镇反的必要性和意义，但他毕竟也不能不承认，在轰轰烈烈的行动中，镇反也出现了偏差：“部分干部和群众滋长了‘左’的情绪，企图单纯以杀人解决问题。由于这些原因，逮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处决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张冠李戴误伤好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第50页）。文中有一个统计数字，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福建全省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85293人，处决26129人。我根据这个数字来计算，处决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30.634%） 。由于看不到这26129人的案情记录，因而无从得知究竟哪些人属于可捕可不捕、可杀可不杀者。如果这里的误捕误杀全都由“偏差”二字来笼统概括，而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对每一个人的具体甄别，那么我们也无法知道，“偏差”究竟意味着什么？涉及到多少条人命？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偏差？应有的法律程序在哪里？

再说刘治平，他父亲被“镇压”（镇反运动中对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替代说法）时，他才十四五岁，尚未成年。少年丧父，自古以来便被看作是人生的至大不幸。但在1949年以后的新时代，中国的很多家庭，对亲人被“镇压”这般不幸，是存而不论的。因为那种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和雷厉风行的处决过程，已经震慑了所有人。被处决者的家庭或已分崩离析，孤立无援，或为保护子女，只能噤声。而未成年子女势单力薄，不会也不敢去核查事实。我们如果阅读1951年的吴宓日记，可以看到与土改和镇反相关的多条记载，其中有很多残忍的暴力行为和家破人亡的惨剧，在校师生受到影响，以至于自杀和精神失常，都是他亲眼所见。吴宓的继任妻子邹兰芳两位兄长被镇压后，她本人，继而是吴宓不得不承担起养育、接济邹兰芳一家九口人生活的重负。当邹兰芳“泣谋葬兄”，吴宓亦函示“只可效光武痛縯遇害时泪湿枕席，庶能免祸而全身云云。”（《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1951年2月28日记）

像吴宓这样饱经世故、不忍看革命的暴力血腥者，毕竟也不敢公开表达。而年轻一代中，即使家庭遭受重创，由于追求进步，或为了争取个人前途，绝大多数人，除了拥护新社会，并无其他道路可走。吴宓从学生代表发言中得知，一位杜姓学生，兄被枪决，父服毒自尽，“而杜生怡然学习，毫不动心改容，认为父兄咎有应得，足征进步云云”，吴宓日记中按语：“杜生之真意如何，吾侪实未知。”但在公开场合，确实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家庭的子女，无论情愿或不情愿，都必须表态与父母的罪恶切割。尔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党的教育下，产生了这样的共和国新生代，他们背弃家庭，与父母划清界限，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

我不知道少年刘治平怎样度过了父亲之死的心理关卡，可以看到的是，他凭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自尊自强地存活下来。而且，他努力加入共青团，将自己融入剥夺他父亲生命的政治力量之中，显示出共产革命中常能见到的“大义灭亲”之举。

然而，在官方文件里，我们看到的是，他要求进步的政治选择被彻底抹杀，他的丧父之痛被强化为“政治污点”，那种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的父子关系被妖魔化，小小少年成了这样的老谋深算者：“刘于1950年隐瞒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团，1951年在三反运动中，因坚持反动立场、图谋报杀父之仇，被开除团籍。”所谓“坚持反动立场”，有可能他讲过同情父亲的话，但若他真的认定父亲被冤杀，若他真有为父报仇的志向，又何须入团，追求政治进步？如果他与父亲的血缘亲情高于他对政治立场的选择，他又怎会在1957年6月向党写出那样掏心掏肺的诗篇？诗中自称是党的“青年儿子”，他要把一颗心“献给您——党”/“因为这颗心里面，/含的是沸腾的爱，还有赤红的鲜血”。

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以此说明这种子女背叛家庭的普遍性和时代意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杨沫本人和她笔下的女主角林道静，都是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可是她们克服了种种思想感情的弱点，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这种反宿命论的书写，彰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光明前途，它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唯成分论，鼓舞了无数因家庭出身而“背包袱”的青年学生。在《青春之歌》里，阶级顺序是按照革命的逻辑固化的，工农阶级处于光明和优越的地位，剥削阶级则在道德和政治上一路溃败。那么像林道静这样在一个阶级混血的家庭里长大的小知识分子，其实也像所有被毛泽东论之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知识分子一样，何去何从呢？

《青春之歌》把这种阶级排序浪漫化，赋予工农阶级的革命者以人格魅力。出身于旧官僚家庭的林道静，通过和这些理想人物结缘而达成自己的政治认同，从而与革命环环相扣，以身相许。我认为，这一主题要素，正是《青春之歌》大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它满足了整整一代青年皈依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想象。革命的天生骄子，工农子弟可以在小说形象中找到自我的完美镜像，而被划入另册的年轻人也看到了自己的前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啊。否则，《青春之歌》怎么能达到这么高的发行量？短短半年时间，它发行了39万册，至1959年6月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

同理，当刘治平听到党的鸣放号召；看到他的母校北大“五一九”运动开展起来，他势必敞开心胸，毫无戒惕地传递起北大的火炬。直到反右开始以后，他还试图为同道鲍诚光辩护。这就是“青春之歌”的基调所在，在新中国的颂歌声中，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不可能将个人前途寄托在已化为枯骨的父亲那里。正因为如此单纯和真诚，他也不可能料想到，这场最高领袖发动起来的鸣放将是一场“阳谋”，是引蛇出洞。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在1957年8月15日的新闻联播里，《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涉及刘治平那一段，是这样结尾的：“这几天来在多次会上受到群众批判后，他表示愿意坦白交代，并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除了交代，还有“材料”，在反右的高压态势下，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人还能如何自保呢？他表示全身心地臣服，更紧密地向党靠拢，并且毫无保留。他所交出的与北大好友反右期间的通信，不久到了兰州大学；于是兰大的右派名单里，增加了顾雁的名字。

而以亲友间书信定罪，何止是在反右中。共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它必须在现实中贯彻“大义灭亲”的情感逻辑。所谓“义”，即至高无上的阶级性、党性；在这些观念操纵下，亲可灭，任何人伦关系也可以灭，万般皆下品，万物皆可灭。

四 抵抗命运

不过，刘治平的故事没有到此结束。看起来，他对自己的命运几乎是无法选择的：党的阶级路线已经预先设定了他之为异类的属性。可是，在这种不公正的处境里，我看到了前所陈述的第一个挑战，这是对自我的挑战。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党的怀抱和家庭之间，选择了背叛家庭。刘治平所谓“隐瞒”出身，“混入”共青团，原本是一场自我革命；这与《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与作家杨沫没什么两样。他要证明，自己将成为“反动官僚”家庭的逆子，一个共产主义新人。

1957年刘治平成为鸣放先锋，他受到当时苏共批判斯大林独裁思潮的影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加以改善，纳入民主自由的价值。这里有他对现实中缺乏民主的切身体验，更是受到党的激励。让我补充一句，苏共开始去斯大林化的过程，固然给国际共运带来了震撼，但那还是在体制内的调整，并非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何况党正发出“百家争鸣”的召唤呢？刘治平在所里率先署名，支持同所也是北大物理系同学鲍诚光起草的文本：《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结尾，两位作者确信，他们的政治倡导，也是回应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的信任：

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设起来，只有这种政治制度才能和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对抗性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建立比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得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表示党中央领导同志是相信人民的，在建设自由的社会主义大道上，人们久远是你们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而党这一次回敬给他们的是右派帽子，刘治平更为不幸，他终于被推倒在他父亲一边，成为一个家庭里第二代政治殉难者。

如此，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既不能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孝子贤孙，又做不成党的儿女；如果怎么做都不对的话，一个人如何与那个时代相处？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个问题本不应该向受害者提出。试想，对于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应该问的不是个人如何被避免被送往灭绝营；而是应该追问，为什么会产生纳粹主义，如何在大屠杀之前阻止其发生？

从个人命运来讲，刘治平的生命故事的确是一曲悲歌，说起来一波三折：一个人被剥夺了平等权利，亦无法追踪父亲的死亡真相，尽管他选择汇入时代的主流，却依然不可避免被送上祭坛；但是，从他留给难友王书瑶最后的印象中，我看到了抵抗——即使是在那样屈辱的劳教环境里，在被科学界权威和同行排斥与遗忘的十年间，无论是饥饿还是劳役的痛苦，都没能中止他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没有磨灭他的知识追求。他以顽强的坚持，表达了对命运的不服从。这令我震撼，也为之痛惜。

我由此想起了另一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1957年他公开提出组建“劳动党”的主张，结果，不仅被打成右派，还因“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狱友严昌在回忆中写道，1970年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上天，管教干部专门带人去训斥他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后，徐璋本淡淡答道：“惭愧，惭愧！”

“惭愧”二字，在狱卒听来，或许是阶下囚的唾面自干，是无可奈何的折服；而我在这两个字里读到的，却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剧里，一句充满反讽意味的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时间退回到1956年，在《物理学报》第12卷的第1期、第4期，刘治平和徐璋本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论文；

刘治平最后的科研记录，停留在1957反右的劫难到来之前他的毕业论文《玻色-爱因斯坦凝结的双气体解释》，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7年第1期上发表。

这是分属两代的两位物理学人留在科学星空最后的高光时刻。在他们陨落之后，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闹剧接踵而来，继而是几千万中国人在大饥馑里丧生。当年的青年五右派之一何犖（原中科院物理所）说过一句话：“不是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脱离知识分子”，这是他被痛批的言论之一，却被历史的惨痛所证实。知识精英是怎样开始崩溃的，理性思考怎样全面让位于绝对权力的狂舞，而整个社会又怎样在鞭挞下被驯服，回顾刘治平的故事和中科院反右的历史图景，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2025年10月23日再改

附录：

一 1957年中科院研究人员的确切统计

我的长篇文章《中科院反右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在“新新新默存”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以后，科学史研究学者熊卫民老师告诉我，有关1957年中科院的研究人员，有如下确切的统计数字：

“科学院研究人员已从1952年底的1292人，发展到目前的5500多人。研究机构已从1952年底的31个，发展到目前的68个。”

——《中国科学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成就 1958年1月2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第285-288页。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说的是研究人员数量。据《中国科学院1957年工作人员比例统计表》（见《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第448页），1957年研究人员占比是31.5%，当年中国科学院职工总数当在17460以上。

中科院还包括北京以外的机构，中科院在上海也有很多研究所，在南京、武汉、成都、东北、广州等地也有中科院的研究所。北京的研究所最多，我估计占到了研究所总数的接近50%。

熊卫民补充史料：“又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出自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把握，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用个人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要保护国宝’,最终获准由中科院自己制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开展反右斗争的意见》。以这个意见指导的结果，中科院京区55个单位，划定的‘右派分子’人数，不及很多高校一所学校的几分之一，从而保护了一大批正直的学者。”——郭传杰

二 中科院物理所反右受难者朱砚磐简历

杜钧福老师是中科院物理所李荫远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之一，退休前一直在物理所从事研究。他发来他所写的同事朱砚畔简介，这是又一位反右受难者的记录。看到这样的故事，朱砚磐，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个右派名单上的数字而已，而是让人无法忘怀的生命之痛。

朱砚磬简介

朱砚磬（1928-1968），女，江苏泰兴人，出身世家。祖父朱季鹰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父亲朱茨申也从事教育工作。

朱砚磬1928年10月9日生，1948年7月毕业于扬州中学，学业优良，考取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一年后转入物理系。

朱砚磐，1947年于扬州中学。

1952年她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后改称物理研究所）工作。因其基础扎实、学习勤奋，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后因家庭出身等问题未能成行。1956年，她被著名物理学家李荫远先生招收为研究生，从事磁学方面的研究。1958年初被打为右派分子，继续在物理所理论研究室工作。当年由于“大跃进”的缘故，该所所有研究生均被取消。

朱砚磬在逆境中仍努力工作，在《物理学报》《物理通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为我国磁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她的处境日益困难。1968年工宣队进所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斗争对象很快转到所内有历史问题的职工身上。因为曾参与议论江青，她在1968年11月初被审查。届时她在给她妹妹的一封信中说：“因我在宿舍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最近可能有一些麻烦。暂时不必给我来信。”以后再也没有家信收到。直到1969年1月，家中才接到噩耗。

1968年11月6日，研究室的“革命小组”勒令她“交待问题”。在威逼之下，她于11月10日自杀身亡，届时她穿上她最喜爱的红毛衣，四肢缠上电线，拉电闸通电而亡。死后部分遗体烧焦，惨不忍睹。

朱砚磐，1960年代于物理所

“文革”结束后，她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文革”里的问题也被澄清，把罪恶都推给“四人帮”。

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校友，扬州中学于2018年召开了朱砚磬诞生70周年、逝世30周年纪念会，1999年编印了《朱砚磬纪念集》。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

《朱砚磬纪念集》，扬州中学1948届普甲班编印，1999年6月

撰文者：杜钧福

三 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

来源：姚蜀平《崎岖科学路，逶迤人生行—姚蜀平自选文集续编》（CEI稷下智库书社），第44页-49页

姚蜀平：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实录分析

1957年反右运动，院属京区单位共划右派172名。因建制变动共调出59名，即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现社会科学院）41名，原自动化所（现七机部502所）6名，科技情报所（现归国家科委）5名。调进2名，水工室2名。下列名单共计115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属党派 入党年份 职务 处理结果 备注

1. 化冶所

1)戚继华 男 31 翻译 三类

2)夏永年 23 共青团研究实习员 三类

3)曾庆祥 23 见习员四类

4)壬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

2.动物所

1)李思忠 37 助研 三类

2)王宗楷 21 共青团 见习员 六类(原昆虫所划)

3. 化学所

1)曹家桢 35 共产党 1949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黄寿令 30 1947 四类

3)高葆元 27 共青团 三类

4)见百熙 35 民盟 助研 三类

5)邹清祥 21 见习员 四类

6)麦痒珍 31 助研一类 (不开除公职)

4.力学所

1)袁志辉 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二类

2)欧阳峰 （应为欧阳绛）31 共产党 1950研究实习员 二类

3)樊蔚勋 28 1954 研究生 二类

4)范永章 22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原动力计划)

5)李道纯 22 共产党 1955 研究实习员 四类

5. 地球物理所

1)陈忠易 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

2)郭覆灿 25 五类

3)瞿章 24 共产党 1951 五类

4)郑树蕃 24 共青团技术员 二类

5)陈育彦 24 见习员 二类

6)邬鸿勋 24 研究实习员 二类

7)程宏生 46 技佐 一类 （不开除公职)

8)毕文达 26 见习员 开除劳动教养

6. 电子所

1)李秀卿 男 32 研究实习员 四类

2)万家增 31 九三 四类

3)蔡德孚 21 共青团 五类

4)魏文瑞 25 共产党1954 五类

5)宣受之 36 开除 劳动教养

6)韩大钧 39

7)刘楚材 26 科员

7. 心理所

1)王忠义 男 26 研究实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2)李宝仁 女 27 会计 三类

3)辛代高 男 33 共产党 1948 研究生 五类

4)黄仁发 29 民盟 二类

8. 植物所

1)钱冀 男 30 共产党 1948 办事员 五类

2)姚壁君 女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3)胡昌序 男 23 共青团

4)马彦卿 31 技术员 四类

5)黄成就 36 助研 三类

6)张祝三 32 技术员 开除 劳动教养

9. 数学所

1)邵品踪 男 24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2)陈龙玄 27 四类

3)徐㑇刍 （应为徐刍）27 助研 一类 开除公职

4)任宏硕 23 研究生开除 劳动教养

10.计算所

1)谢鸿男 27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柳维长 24 四类

3)黄自宁 25 三类

4)吴乐之 22 五类

5)徐振之 22 翻译 一类 （开除)

6)赵隆邦 25 研究实习员二类

11. 遗传所

1)李云震 男 26 助研四类

2)黄季芳 37 农工 三类

3)李树藻 37 图书管理员 二类

12.地理所

1)罗开富 男 45 九三研究员四类

2)陈怡惶 28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四类

3)伉 33 编辑 三类

4)刘清民 31 资料员 二类

13.微生物所

1)吴雄中 男 26 共产党 1954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陈硒用 30 研究生 三类

3)杜文亮 28 研究实习员 二类

4)王伯彦 45 图书管理员（开除 劳动教养)

14.高能所

1)吴哲 男 26 研究生 三类

2)陈芸 26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3)马明燮 25

4)蔡莲珍 女 28

5)项志遴 男 26 三类

6)仇士华 25 研究实习员 四类

7)鲍成光 22 （应为鲍诚光）

8)鲁阳 23 共青团

9)葛远凌 25 (根据亲友回忆，应为葛运凌）

10)张家琨 27 助研 一类（不开除公职)

11)刘治平 21 研究实习员 一类 （不开除公职) (劳动教养）

12)蔡京艳 25 开除 劳动教养

13)华士龙 17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15.图书馆

1)陆长旭 21 助理馆员四类

2)李申男 30 馆员 开除 劳动教养

3)王星南 50 副组长 五类 原器材局划

16.物理所

1)崔钦生 21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2)陈秉玉 24 研究实习员

3)欧阳恒忠 28 共青团

4)沈鸿烈 26 技术员

5)周立中 24 研究实习员 五类

6)傅德中 27 三类

7)靳永涛 23 见习员

8)陈明华 23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六类

9)朱砚馨 女 28 研究生 三类

10)何茔 (应为何犖，这是印在《中科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中的名字，有些网页报道，写为何犖）男 30 助研 二类

11)胡康祥 23技术员 二类

17. 科学出版社

1)黄宗甄 男43 九三编辑室主任 五类

2)杨肇燫 60 副社长兼副总编

3)贾善群 32 助理编辑 四类

4)汪锡藻 37 校对员

18. 综考会

1)顾准 男 42 共产党 1935 副主任 二类

19. 办公厅

1)萧国基 男 22 翻译 五类

2)范岱年 32 共产党1948 资料室副主任

3)徐志国 22 共青团 翻译 二类

4)曾肯成 28 翻译 三类

5)苏承论 22 办事员 二类

20. 联络局

1)张绍声 男 36 科员 逮捕法办

21. 地质所

1)朱星 男 26 共产党 1946 科员 四类

2)崔克信 48 研究员 五类

3)劳秋元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

4)周翰中 25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5)王士云 29 科员

22. 古脊椎所

1)李傅燮 男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郑显荣 33 科员 二类

23.生物物理所

1)李华 男 20 共青团 见习员 四类

24. 自动化所

1)何善堉 男 27 共青团 助研 五类

25. 电工所

1)王诚厚 男 32 技术员 六类

2)朱其清 49 研究员 一类 开除

26. 土壤队

1)吕成宝男 23 见习员 三类

2)朱祥明 18

3)陶运长 19

小结

在上列统计收录的115位被划右派分子中，分类统计结果是：

1)按职务：研究员3人，含一位相当级别的副社长兼副总编，共4人，占3.4%；主任、副主任3人，占2.6%；助研9人，占7.8%；研究实习员43人，占37%；研究生8人，占7%；见习员13人，占11%；

2)按年龄：20岁以下4人（最年轻17岁），占3.4%， 21-30岁78人，占67%； 31-40岁24人，占21%； 41岁以上9人（最年长60岁），占7.8%；

3)按党派：共产党员13人，占11.3%，共青团员42人，占36.5%，民主党派7人，占6%，无党派53人，占46%；

4)处理结果：六类3人，占2.6%，五类20人，占17%，四类23人，占20%，三类25人，占21.7%，二类17人，占14.8%，一类不开除公职4人，占3.4%，一类开除公职3人，占2.6%，开除劳动教养11人，占9.6%，逮捕法办1人，占0.9%。

姚蜀平在该书第49页，写了《中国科学院“文革”中非正常死亡问题综合报告》 （京外地区），开头有这样的统计内容：

中国科学院在八十年代整党期间，曾经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问题进行了调查。

京内外各单位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共229 名，其中，高级科学技术人员27名，中级科学技术人员31名，初级科学技术人员48名，司局及领导干部11名，处、科级干部40名，其他人员72名。按当时全院职工60，258人（其中科学技术人员25，934人)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员占职工总数的0.38%，科学技术人员非正常死亡106名，占科学技术人员总数的0.41%。

京区各单位情况为非正常死亡74名，其中58名为被迫害致死。死因均已查明。对死者用酷刑折磨、刑讯逼供等手段的主要责任者，已查清37人，在整党前开除党籍3人，整党开始后定“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职务1人。

（感谢武宜三先生录入，姚蜀平老师整理的右派名单中，在括号内加星号文字，是我根据熊卫民老师意见以及其他材料佐证后添加的。如有遗漏或需要补充，欢迎读者留言。艾晓明 敬上）

去年9月，铁流先生在成都青城山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2岁。这位本名黄泽荣、笔名晓枫的世纪老人，用一生诠释了何谓“坎坷与传奇”——从热血青年到反右囚徒，从劳改犯到文化老板，他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史中一粒微尘的史诗。

1933年，铁流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寒微之家，幼年失怙，饱经忧患。

17岁那年，“天下已定蜀未定”的成都，终于迎来了改弦更张的时刻，随着新旧政权的更迭，土改运动随即地在川西如火如荼地展开。读过几年私塾的铁流，能说会写，很快就被土改工作队看上，成为稚气未脱的革命者。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大都怀有“时间开始了”的憧憬，青年得志的铁流，工作自然十分卖力，他先后担任过土改工作组组长、工作队队长、成都市委秘书等职。1956年，铁流被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任记者，倚重这一传媒平台，根正苗红的铁流很快就成为成为红色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工农作家”。

铁流那时英气勃发，笔耕不辍，出版过《生活在前进》《风水树》等作品集，总计近30万字，以文字书写新时代的理想。

文人风骨在于独立思考，上不媚权贵，下不欺弱小。事业原本顺风顺水的铁流，行在起伏不定的政治风浪中，虽说笔下有剑，心里有火，但他总是竭力遮掩自己的立场观点，力图在四平八稳中做个顺势而为的老好人。

这种“二元思维”，常常在铁流内心骚动难安。他十分清楚，自己原本就是一枝带刺的玫瑰，气候温和就静悄悄绽放，摇曳起来却能刺破时代和人心。

事发比铁流预料的还快，时代尘埃很快就成为压在他身上的大山——在那场“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中，思想上紧跟形势的铁流却意外地栽了大跟斗。

1957年注定是铁流滑铁卢的一年，他因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而走向命运的断崖。因文中“不合时宜”的批判性，成为他“含沙射影攻击这攻击那”的罪证。不久，这位浪漫主义文青就被重重按倒在地，头上还被扣了顶右派分子的高帽。

革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铁流还没能为自己争来辩护的机会，人生就开启了长达23年的监禁与劳改，自由从此被铁丝网与高音喇叭撕成了碎片……

23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小青年变成中年大叔，也足以磨掉所有人的棱角，成为弯腰、低头、认命的顺民。可铁流咬着牙，在风雪里站着，像一棵老树，根扎在冻土里，枝头却向着天。他可以检讨，可以被批斗争，但就是不认错，不认罪，不认命。他总是唠叨：“我就是说了几句真话，真话不该有罪啊！”

1980年，铁流的冤案平反昭雪，他得以重回文化岗位。

那时的中国，政治小阳春下，思想冰封的河床开始解冻。已近天命之年的铁流意气风发，准备甩开膀子再大干一场。但时代的环境诱因已然嬗变，本来靠作品说话的文化行业，铁流却因着英语与计算机考试连续多年未达标，职称始终原地踏步。

他的遭遇引发了社会对职称评审制度的广泛质疑。

天上无雨地下旱，过不了日子另打算。那时全社会叫得最响的口号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铁流盘算下自己的人脉资源，老夫聊发少年狂，心想何不下海试试？

经过23年的牢狱之灾，虽说人老了、头发白了、背也开始驼了。但铁流心里那团火还在，眼睛也仍是亮的。像他这样脑壳打得转的文化人，把握商机的能力比普通人要强很多。

上世纪80年代初，铁流开始在成都春熙路练摊，主要卖牛仔裤，一条竟然可赚9块钱，有时一天收入就相当于普通公职人员一月的工资。钱的确是太好赚了，只是腰包稍鼓，铁流的文人情怀就重新流露出来。

倒底是“喝过墨水”的人，铁流那份天然的文化使命挥之不去。他从每条牛仔裤里取3块利润，汇总成一笔可观的经费后，就用“以文养文”的方式，自创了一份16开的油印小报——夜航船。小报只发三样东西：被删的报道、被关过的人和被遗忘的痛。

3年后，小报变成杂志，杂志又变成文化公司，文化公司又将众多文化资源孵化成文化资本。环环相扣，业务遍及全国……为了快速提升公司文化品牌，铁流还将公司总部迁往北京，并联合央媒，共同举办国内大型论坛并参与经济权威评选，铁流的名声随之享誉京圈。

铁流的观点是，钱是最实在也是最柔软的东西，正好给真话垫脚。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在做，铁流先后资助过20多位律师，进行了80多次公益诉讼；他还给许多被“远洋捕捞”的记者，及时送出最关键的支持。当然，还有很多初出茅庐的青年文化人，无论是生活接济还是书籍出版，铁流也从不吝啬。

四川有句俗话：人是三节草，不知哪截好。这对“说真话死不了人，不说话才是死人”的铁流来讲，倒像是命运节外生枝的箴言。本来早就财富自由的他，躺平就可以安享晚年，但秉笔直书的铁流偏偏是那性情中人，笔尖稍稍发叉，他就撞上了人生第二劫波。

2014年9月，81岁的铁流因撰写文章再次被拘。他的辩护律师刘晓原在“长辈的背影”一文中记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会见，因连续长时间提讯，他身体极度虚弱，甚至出现了晕厥与失禁。可当他望向我那一刻，目光依然清亮如炬……那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最坚硬的灵魂内核，就是精神的绝不屈从。

好在经过各方努力，铁流最终被放马归乡。他先住在成都西城的清水河畔；后来又因养老+商务考量，租住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街子古镇。他为此亲力亲为，内装外饰，清寂的民宅顿时就有了文人雅士们墨斋里的书卷气息。铁流落根于此，饶有兴趣地给这个水岸之家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号：铁流水榭。

笔者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铁流先生的——因着教会的一项慈惠事工，我特地去探访了他。说实话，铁流先生好茶好饭招待我无数次，而我却谈不上为他做过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当然，福音是必传的，但像老爷子这样九死一生熬出来的文化人，他们更相信由自身文化个性派生出来的那些信念，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2024年3月20日，成都春光明媚，被癌症折磨得形容消瘦的铁流，拖着疲惫的身子，前来参加他所景仰的几位老哥的聚会。他说这次是特来与大家作生前告别的，如果人生有什么误会、歧见，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理解。那天他还拿出一个600元的大红包，笑眯眯地交给我2岁的小女……

前排右2为铁流先生，抱小孩为笔者

那次聚会后不到半年，安排好自己一切后事的铁流，像掠水而逝的白鹭，静静消失在广袤无垠的青天。

铁流逝矣！但他的生命轨迹仍如“铁流”之名，沉重而坚定地流淌在中国现代史的河床上。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自由与思想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而个体的坚韧可以超越时代的苦难，去追寻我们所向往的理想！

“永远处于变化的工作之中，永远要关注新的动向，永远需要自我更新。像我们父母那代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已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

2020年9月，复旦大学博士生赖楚谣偶然点进一个直播间。手机屏幕里的张姐看起来四五十岁，身材微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教粉丝做爆款账号：

“你一天播多少次，播多长时间，有多少人看，这些算法都是会记着的。”

“算法刚开始会给你推流量，但这些都是‘路过’的，你们知道吧？要把这些过路的变成你的铁粉，让他们加入粉丝团，送个灯牌，算法记这个呢！”

……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算法是技术人员、专业创作者、研究学者更关心的话题。但张姐从未上过学，是一位从安徽农村嫁到新疆喀什的农村妇女，却流畅地使用着“算法”“推流”“流量”这些词，并掌握一套属于自己的“算法民间理论”——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当时的赖楚谣感到震惊又好奇。

她开始思考：普通人如何理解并应对算法？他们如何与算法“打交道”？那些被称为“直播村”的集中化创作基地，又是怎样运作的？

从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赖楚谣跟访了70余位短视频创作者，遍及北京、杭州、义乌、连云港、临沂、定西、舟曲等地；进行为期12个月的数码民族志，并选取了两个“直播村”典型样本——浙江省义乌市北下朱村和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头镇展开实地田野。

这项研究进行之时，正是线上世界以前所未有速度生长的阶段。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20年年底，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8.73亿，其中20.4%的人第一次触网使用的就是短视频应用。

五年后的今天，超级短视频平台每日新增内容数以亿计。算法如“数字空气”般无处不在——我们身处其中，并对此习以为常。

这正是赖楚谣的研究重点。如今，赖楚谣已是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她的博士研究最终成书《算法生活》。书名直指现实：我们的社会早已与算法密不可分。今年8月底，我们在上海聊了聊她的研究和田野过程。

她谈到，每当新技术出现，社会往往陷入“乐观拥抱”与“悲观抵抗”的二元叙事。正如学界以往对算法的讨论，也容易简化为“算法控制-用户抵抗”的框架——这种视角，常常遮蔽了具体情境中真实的人。

她所观察和访谈的这些创作者，大多来自传统权力结构中的边缘角色：渔民、菜贩、无固定职业者、家庭主妇。赖楚谣说，他们的人生，往往难以自主掌控。也正因如此，算法为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改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知识、资源与财富的差距，让他们被看见、被认可。

为了更贴近 “算法生活” 的真实样貌，我们也电话访谈了两位短视频创作者：帮老爸扛起沉香家族生意的长女丹丹，和在贵州榕江村寨卖山货的三妹。

她们的故事折射出算法更温暖的侧面：高效连接信息与人、推动产业从局部走向普遍，也让人与人之间萌发新的连接，善意、互助与支持自然流动。

另一位在甘孜藏区支教超过10年的985硕士衮衮，则从局外人的视角补充了更现实的叙事：算法不仅引来了外部世界对大山的关注，更促进了信息的流动——这关乎社会氛围和文化常识，如细水长流般在大山内外同步发生。

但她的讲述里还包含着自省和警惕：当我们试图理解同类的处境时，应时刻回望，这些关照之中是否带有俯视和自我想象。

流量来去间

每天上午11:30，一辆灰黄色的中巴车会途经贵州省榕江县两汪村的乌计寨。除了村民，班车上的“乘客”还包括辣椒、大米、百香果、土蜂蜜、腊肉、猕猴桃、蕨菜和野生粽叶。接下来的4个小时，车子蜿蜒前行，把这些大山深处的物产运至县城车站，再由快递员发往北京、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或香港。

车顶满载的不仅是山货，更是一个普通家庭与远方世界的连接。这份连接的起点，是34岁的三妹和她的短视频账号“贵州苗家姑娘”。若用镜头记录她的一天，你会看到榕江地区一个农村女性在算法时代的真实日常：起床打扫、午后劳作、晚上带小孩洗澡、辅导作业；拍摄短视频、剪辑发布、直播则穿插其间。每日重复。也因此，我们的语音电话只能从晚上九点开始——白天她要么忙到抽不开身，要么在山里干活没信号。

三妹做主播后，全家人的生活也围着短视频和直播转。过去8年，三妹渐渐有了40多万的粉丝。流量带来了关注，也重塑了一家人的生活。

一家六口，以前住在“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大雨”的山上老房里，卖货的包裹要靠人肩扛到路边等车。2021年家里在靠近村道的宅基地盖了新房。一年到头，全家人靠卖山货的收入最高能到七八万，少的时候有五六万，孩子不必成为留守儿童，老人也得以照顾。

三妹家以前的老房子

结婚前，她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老公，都在浙江永康一家做门的小工厂里上班，在流水线上用钻头打螺丝 —— 在没有短视频和直播的年代，要想赚钱，只能到大山之外。

打工时，两口子每月每人有1400元的工资，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四年。结婚后，夫妻俩又外出工作了一两年，直到儿子4岁快上幼儿园的时候，三妹和丈夫决定回到贵州老家。

回乡后缺少经济收入，三妹和家人原本打算种水果“黑老虎”，但“黑老虎”的种植周期长达三年，结出果子前，三妹一家赚不到什么钱。2017年，还在读书的弟弟告诉她，那时拍短视频，如果播放量到了1万，平台就给500元奖励。

那时，夫妻俩正处于为钱焦头烂额的阶段，三妹想的是，“那时候我啥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个流量能换钱，只要有10000个人看过我的视频，我就有500块钱。那我就要去挣这500块钱，不就拍个视频嘛。”

用流量换钱，是她最初的动机。尽管当时她并不明白流量为何能变现，更未料到它将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只是期待着播放量高一点，能给家里赚到多一点的钱。

起初，流量并未如预期般到来。三妹坚持拍摄了很久，播放量却始终未能破万。直到一条记录干农活、抓鱼与村庄风光的视频，意外获得了17万播放，并带来了6000多个粉丝。“虽然没拿到钱”，她笑着回忆，但这次突破让她看到了拍视频的机会。

真正的人气来自于一条婆婆制作贵州酸辣鱼的视频。它不仅播放量最高，更将大量观众引至三妹的直播间。直播间里氛围融洽，同时在线人数一度达到两三千人。许多人在聊天中询问：“能不能买酸辣鱼？”然而这道传统美食制作周期漫长，无法立即销售。

转机在秋冬时节悄然出现。有网友在直播间看到了三妹家里挂着的腊肉，又问能不能买。山里不像城市，家里来客人了可以去下馆子。三妹说，以前家里条件贫困，平时腊肉不太舍得自己吃，那些土猪腊肉原本是留着招待亲戚朋友的。网友对她镜头后面的生活十分好奇——比如那串挂着的腊肉，大家询问热情不减，她不好意思拒绝，七八十斤就这么卖了出去。这让她意识到，或许可以把家乡的好山货通过直播间卖到全国各地。

三妹家的菜地

三妹说不清自己的直播间为什么被推荐，平时网友问什么，她就老实答什么，她所展现的苗家生活，在城里少见，成为某种程度上稀缺而本真的内容。

但从2023年开始，她发现自己的流量肉眼可见地变差了。几年里，她直播间同时在线的人数，也从千余人慢慢到了四五百、一两百，甚至更少。三妹想不明白，到底是自己拍的短视频内容出了问题，还是产品质量不过关？

赖楚谣在访谈中发现，“买流量” 几乎是所有创作者都有过的尝试。流量早已成了网络里的 “通用货币”，被明码标价。账号初期，三妹也试过买 “涨粉流量”，觉得 “只有观众关注了，以后才能看到我，才会买货”。她知道自己的粉丝大多是比她大的姐姐，“我又不是美女，没什么男粉，全靠姐姐们支持”，所以买流量时，还特地选了 “女性偏向” 的投放。

三妹一般选择“投涨粉”，她会先买个几十百来块钱，看看效果怎么样，觉得效果好就继续买，效果不好就不买了，“如果投播放量，我们可能有时候那个播放量很高，但它不一定就能涨很多粉啊，证明这个作品只适合看，但观众并不想关注。”

但她很快发现：“这钱不能烧，也烧不起。” 卖农产品利润本就薄，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没有MCN机构扶持，不是带货主播，也不懂如何应对流量的流逝。把直播做好，把产品做好，靠口碑坚持下去——这是她目前能想到的唯⼀办法。

如今，各平台的创作者们都意识到流量是何等重要——关乎自己被看到的几率，以及所占据的用户注意力。这与经济收益强关联。站在普通用户的视角，大家的感受则更直接：用户越喜欢看谁，谁就越有流量。

信任、连接与姐妹情谊

在大众视野里，三妹所在的榕江地区爆火的文旅名片是“村超”。乌计寨是离榕江县城最远的村寨之一，过去几年，村庄经历的局部变化并非一蹴而就。

起初，为了拍出质量高流量好的视频，三妹总是拿着手机在寨子里到处转，回复信息也总拿着，手机不离手。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谣言先传开了，有人怀疑她在做传销，甚至让家里的年轻人别跟她接触。2018年，三妹第一次想发动村民们一起种辣椒往外卖，无人响应，大家都觉得不可靠。

转机发生在2019年。一位叔叔跟着三妹试种辣椒，当年增收三千余元。消息传开，如今同村已有15户加入种植。三妹家靠短视频收入在村口建起新房，成为最直观的示范。

她家承包的土地从原来的八担田扩展到三百来担，越来越多的村民在春耕时主动来电，询问该种什么、能否销出。从寨子到村里，上百户人家已随她共同耕作。三妹虽从未提过“算法”或“利益分配”，却真切带领乡亲们摸到了这个时代新的生存规则。

三妹在收谷子

除了赚钱的动力，三妹对短视频和直播还怀有更复杂的情感。最令她振奋的，是在虚拟世界中建立的深厚信任。从社交层面看，推荐算法为人与人的连接提供了机会。依据用户行为而进行的推荐算法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群汇集到一起—— 对三妹来说，这份 “聚集”，成了她情感世界的支撑。

第一次卖腊肉的时候，三妹曾带着怀疑问家人，“是不是真的呢？能卖得掉吗？”家人也同样担心她被骗。但很快，三妹和全国各地的客户互加了联系方式。还没发货，网友们就直接把钱转了过来。三妹当时心里想，好神奇啊，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还能这么信任。

这份信任，慢慢长成了更温暖的连接。三妹的铁粉里，不少女性成了她的 “姐姐”—— 她们不仅买她的山货，给她经济支持，还会在她烦心事时，隔着屏幕陪她聊天、给她打气。三妹性格爽朗，但也有绷不住的时候：有次跟老公因为太累吵架，想起两人一起过了 17 年的日子，越想越委屈，忍不住哭了。

一位杭州的姐姐在直播间里看到了，连忙劝她：“三妹别担心，你还年轻，一家人齐心，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别泄气。” 比她大6岁的香港姐姐，也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跟老公也是白手起家，一开始也常吵架，都是累的，别往心里去。

还有一次，下雨了老房子在漏雨，一个姐姐在直播时看到后，给三妹转了1000块钱。三妹退回了这笔钱，她告诉对方，姐姐谢谢你的好意，不要这样子，我们虽然现在条件艰难一点，但是一家人无病无灾，可以靠双手去打拼。你要是喜欢我们的山货，就买一点 。你得了东西，我也卖了货，这样才最好。

懂商业的姐姐也教她生意上的事。以前三妹卖山货，从没算过打包成本：寨子里打包好的山货，一袋三四十斤，早年班车司机收15元一袋运费，后来发得多了，才谈到10元；到了县城拆分快递，3公斤内首重8到10元，超重另算。懂商业的姐姐提醒她：“以后得把打包费算进去，万一卖得多了请人打包，工人的工资也得加进去，不然生意做不长久。”

赖楚谣在研究中，将这种由算法连接、在数字空间里生长的女性情谊，定义为 “数字姐妹情谊”（digital sisterhood）。它不是偶然的闲聊，而是基于算法对 “同类” 的精准匹配，最终形成的稳定女性支持网络。

三妹是嫁到乌计寨的。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她在村子里也没有太多朋友。每当对未来没信心时，她就想在直播间里跟姐姐们说说。

“真的是她们在给我打气。” 三妹数过，这样的 “姐姐朋友” 有十来个。“遇见她们，我太幸运了。” 在三妹心里，姐姐们的鼓励从不是 “客套话”，也没有功利的 “好处”，只是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善意流动。

村镇进化：从局部到普遍

从贵州榕江往东南1000公里，广东茂名的沉香产业里，算法正以更深刻的方式重塑人与产业的关系。1996年出生的丹丹，是“沉香女儿珍藏阁”的主播，执掌着月销售额千万的家族生意，也是沉香世家的第三代传人。

在她的直播和短视频里，你很少听到急促的叫卖。取而代之的，是她对沉香文化的娓娓道来——如何辨别香气层次，如何读懂木质纹理，一块沉香又经历了多少年岁才凝结成香。她展示家族传承的老工艺，解答新香友的疑问。算法将这些内容精准推送给了那些对沉香感兴趣的人，完成了文化与受众的匹配。

在赖楚谣的研究里，电商领域的推荐算法，本质是 “人与商品的精准连接器”。短视频、直播的形式，比图文更直观 ，能多维度、细颗粒度地展现沉香的纹理、香气（通过镜头下的燃烧状态）与工艺细节，帮消费者打破 “看不见实物” 的顾虑。

从粉丝数看，丹丹的账号粉丝量只有三妹的一半，20万。但沉香客群精准，属于小众产品，但有很好的复购——单场销售额就能破百万。

和三妹一样，丹丹也是2020年踏入直播领域，是国内最早做沉香直播的创作者。最初守在镜头前的，是她50多岁的父亲。父亲卖的多是野生沉香原材料，一小块就能卖到上万元，客群都是懂行的高端玩家，做得也算有声有色。2020年春节，丹丹回娘家过年，抱着 “试试玩” 的心态，在自家餐桌旁架起手机开播，没想到一场就卖了几万块。“当时特别惊喜，没想到真能成！” 这份意外的收获，让她下定决心接过直播的担子。

沉香，本质上是一棵树用岁月写就的日记。据广东省沉香科学研究所介绍，沉香树在受伤后分泌树脂，在微生物、温湿度作用下，经20年至上百年才能凝结成“香结”。丹丹的直播间里，产品从99元的体验装到9900元的收藏级皆有涵盖，但始终只做20个品类。

沉香工人在加工产品

丹丹告诉我，沉香市场鱼龙混杂，消费者难辨真伪，“花高价买假货”的情况时有出现。市场上诸如“雷击木”等被热炒的概念，更让初学者感到困惑。她以自家在海南和广东的林场为例解释道：“台风能吹倒树，但极难见到雷击木。更何况，树木受伤后结香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怎么可能立刻做成手串？” 在她看来，沉香的未来，在于凝结其中的时间与工艺故事，破除信息不对称，比单纯推销更重要。

茂名电白区本就是 “中国沉香之乡”，有着1500多年的沉香采集、加工历史。当地经商氛围浓，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就开始琢磨谋生。丹丹和弟弟早年间就跟着父亲，背着沉香样品跑遍全国 —— 去上海的珠宝店、北京潘家园的文玩市场，一家家找买主。

在直播兴起前，丹丹这样的商家在源头手上有好料，但找不到买主。是算法打破了这个僵局：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商家能直接触达精准客群，不用再依赖二道贩子、三道贩子；“有了获客渠道，有了卖货的路，生意自然就来了，日子也能过好。”

丹丹的成长轨迹，恰是这一传统的现代延续，通过直播间直接连接全国香友。丹丹的粉丝里，有一位累计消费超过20万元的老客户；还有一个爱香如命的客户，是丹丹老爸的铁粉，每年都从天津来广东的家里拜访。

丹丹的家族故事，也是茂名沉香产业的缩影。在丹丹爷爷那一代，老人们都是上山挖野生沉香换钱。到了丹丹爸爸那一辈，发展为种植，研究沉香树的嫁接培育，并在海南和广东拥有了家族的棋楠种植基地。

在丹丹的家乡，整个村庄3000多户都从事沉香相关产业。当地政府修建沉香博物馆、检测基地，成立行业协会，打造 “沉香第一村”“沉香夜市”。全产业链产值已超68.6亿元，带动了15万人就业。丹丹告诉我，现在去到茂名当地，很多台前的沉香老板都是像她这样的90后。

这是AI技术应用在信息分发领域的变革：算法让原本小众的文化找到了知音，让传统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正如研究者赖楚谣所观察到的：自2022年以来，“短视频+直播”的电商产业链催生了直播村、直播镇、直播城的繁荣，在地域上形成集群效应。

浙江义乌市北下朱村，是算法时代的 “直播村模板”：高峰时期每天有超5000名主播开播；99栋楼宇底层的1200间店面几乎全是供应链商铺，上层住宅住满直播从业者。另一个是江苏连云港的海头镇，著名海淡水养殖之乡。以前年轻人大多“子承父业”出海打鱼或是做海鲜零售。而短视频和直播让海头镇的海前村变了样 —— 它成了区域内最大的海鲜集散地，人、货、信息在这里高频流动。

热闹的北下朱村

在上述两个直播村做田野研究时，赖楚谣见证了直播和流量留在人身上的印记：人们对爆款的追逐是近乎狂热的，吃饭喝酒、饮茶、打篮球都在讨论直播技巧、货源信息、算法推荐规则。人与人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上下游之间需要紧密配合——无论做不做直播，几乎所有人都卷入其中。

1994年出生的张哥，是赖楚谣在海前村主要的田野对象，高中学历的他，身兼三职：短视频博主、主播、主播团队负责人。他和同行常常每天四五点就到工厂集合，一起看直播、选品，一天讨论几十次创作问题，直到深夜才回家，形成了紧密的 “主播社群”。

赖楚谣拍摄的主播创作者

在直播村，赖楚谣感受到算法的存在是弥散的、隐形的，它无时不刻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日常和行动之中。在这里，算法是所有人需要去共同面对和适应的对象，大家也有共同的目标——都得在平台中挣到钱。也因此，人和人的关系里，既有竞争，也有集体协作。

这也是最让赖楚谣触动的一点。她的感受是，“创作者们永远处于变化的工作之中，永远要关注新的动向，永远需要自我更新。像我们父母那代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在TA们身上已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了。”

被看见之后

过去几年，由人的走红带动地区爆火的故事并不鲜见，丁真和理塘是最典型的样本之一。

2020年，19岁的丁真被正在采风的摄影师胡波拍下一段视频，发布在“微笑收藏家·波哥”的抖音号上。网友们观看、转发、在评论区热议丁真的帅气与淳朴。两个小时之后，这段短短的7秒视频，播放量飙升到一千万，也在此后，让丁真的人生和家乡理塘都发生了巨变。

丁真从放牛娃变成颇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学汉语、上综艺、和明星一起参加活动，被官方点赞；理塘也从曾经的贫困县到如今的热门旅游地，从成都到理塘有了专线大巴，高铁也在建设中，5G网络全覆盖，满街都是民宿。一个广为流传的数字是，丁真为理塘带来385亿元的收入。算法放大了一个人在互联网世界的影响力，直观地将个体与地域的发展紧密相连。

35岁的衮衮，在理塘隔壁县城下辖的甘孜藏区的村子支教了十几年，是比原来的理塘更贫穷的地方。衮衮原本是大山的局外人，考上985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后，第一次来到这里，认识了同来支教的如今的伴侣，从最初教授汉语，转向为年轻人提供缝纫、唐卡绘画等职业技能培训。

周末，她家里总是挤满了来玩的学生，一次性给她展示很多有趣的短视频。会玩短视频和直播的年轻人们，成为一个个信息的窗口，在大山之外的人也在TA们的短视频里，看到甘孜藏区的生活一隅。

学生们的账号会关联闺蜜、兄弟、恋人、家人，把短视频玩出了朋友圈的感觉。学生们会发自己画唐卡的视频、自拍的照片；藏区很流行拍慢动作，从一个画面切到另一个画面，大家很爱玩转场定格；唱歌跳舞更是他们擅长的内容创作领域；评论区也总是夸夸氛围，年轻人们毫不吝啬给出自己的夸赞，宝宝好美，兄弟好帅。

随着信息的流动，城市里的新闻、热议话题也流动进了藏区。过去，很多信息都靠衮衮的讲述。她会给女生们讲互联网世界热议的话题。因此，当一位女孩发布穿着较为清凉的视频并声明“这是我的穿衣自由”时，她毫不意外，评论区也多是同学朋友们的支持。

衮衮（戴蓝色棒球帽）和学生们

学生们也会聊起丁真的走红，开玩笑让衮衮帮忙拍摄，还有人买过丁真同款蓝松石耳钉，坐等成为下一个幸运儿。不过在衮衮看来，他们把拍视频更多视为生活娱乐，而非成名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于人类的算法代码最终服务于人与万物的连接——不仅连接人与信息，也把广阔的世界带到求知心灵的面前。这种感受，科普作者@安森垚也有过。

他在贵州宁洱的一个小山村讲课时，遇到了一件让他既惊诧又感动的事。课后，一个当地小女孩主动跑来问他："非欧几里得几何和正常几何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两条平行线可以交汇？它和黑洞有什么关系？"

这个偏远山村的孩子，展现出了对前沿科学的深刻好奇。安森垚发现，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已经在短视频的牵线下，突破资源的局限，对许多超出日常生活的知识都有了好奇心和兴趣：“越是角落的地方，越可能有对世界感兴趣的小天才。”

回到真实生活，衮衮支教的村子，男性多放牧、挖虫草，女性则很少外出工作，不少女孩初中毕业便早早结婚，难以拥有独立收入。正因如此，衮衮坚持“把女生教得凶一点”——教她们敢于说不。从她们的园地完成职业培训的几十名女生，大多已能依靠工作赚钱。她让女孩们明白：“你才是为家里带来最多收入的人，你做一年，比男人们打小工、挖虫草要赚得多。”

女性获得独立收入究竟意味着什么？赖楚谣在研究中发现，经济收入的提高，虽然并不必然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但显而易见的是，这能提升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获得经济上的部分自主权。这既适用于算法世界，也同样适用衮衮所在的甘孜藏区。

在电话里，衮衮向我讲述了藏族女孩四龙巴珍的故事。她的命运原本早被父亲安排好，到寺庙出家，却争取到了学习唐卡的机会。她极具天赋，毕业后留下任教，不满二十岁就成为县级非遗传承人，是该地区第一个获得该荣誉的女性唐卡画师。后来她拿下甘孜州唐卡大赛第一名，被评为州级传承人，一幅小唐卡吊坠能卖到3000元。父亲不再干涉她的人生。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也请她作画。她靠自己的笔，真正养活了自己。

画唐卡的四龙巴珍

在纪录片《再会长江》中，另一个女孩的命运也曾发生相似的改转。日本导演竹内亮特地找寻到当年的藏族女孩茨姆。她没有完全复制长辈女性们的命运，因为十年前意外跟着摄制组去了上海，她见识到了外部世界的样子，十年后真的如愿在家乡开起了民宿。

但她身上仍留下了旧世界的痕迹，经历了传统的包办婚姻。比她小十岁的妹妹命运则不同。家长们对儿女的婚事不再像当年那般强势。她的妈妈说，因为后来会看抖音之类的短视频，放弃了传统观念，不再干涉妹妹的婚姻。

算法带来的改变，从来不是单向的 “外界看藏区”，而是双向的 “彼此看见”。对藏区村民来说，算法让大山的美与生活被更多人看见，外界的好奇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源；对藏区里的人来说，短视频与直播是他们看世界的窗口，让他们知道外面的多彩世界 —— 这种双向连接，最终落在了 “改变现实”上。

藏区的变化始于交通：2013年衮衮赴支教地，从成都出发需三天，最后几十公里悬崖路得靠车身倾斜通行，耗时4小时；2022年道路修好后，那条路的通行缩短至半小时。衮衮支教的县城不在热门川藏南线，四周环山无草原。她深知藏区日常与城市遥远，却更清醒：外界的关注远不及学生能赚钱、过得好，来得实在长久。

当地各级文旅都在努力“打造下一个理塘”，拍宣传片、推网红局长。可她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被看到，而是在这里生活的学生们能否真的赚到钱、生活得更好。丁真和理塘的走红完全是偶然，衮衮觉得，这难以复制。

正如藏区需打通交通通路才能连接外界，知识传播也需破除地域、资源壁垒，让偏远之处触达有用信息；而衮衮对 “学生实际生活改善” 的重视，恰是普惠的核心 —— 它不追求表面的 “被看见”，而是以切实生活为目标。

她还有一个深刻的提醒：“藏族同胞并不一定需要‘走出大山’。他们有信仰，能歌善舞，虽然条件艰苦，但内心快乐、精神丰盈。我们不应以俯视的眼光看他们，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文化，理解他们的选择。”

每一次雨后的彩虹、夜晚的银河，仍会让她和当地人一样由衷欣喜。生活在这里的人并不会对随处可见的美景也习以为常。那种快乐，只与生活本身有关。

比技术讨论更重要的事

进入田野调查的第二个月，赖楚谣就意识到，自己最初的研究设想被打破了。

博士开题时，她计划从情感理论切入，探讨创作者与粉丝之间的情感联结、社群互动。但现实给了她不同的答案——每当她试图探讨情感话题，创作者们总会不自觉地把对话拉回“限流、爆款、涨粉”这些更迫切的问题。

“算法”这个词对大多数创作者而言，依然抽象而遥远。这个源自12世纪西班牙的数学概念，在直播间里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几乎没有人能准确说出算法的定义，反而会反问赖楚谣：“我更关心怎么把流量做高？”

另一个有意思的观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他在对创作者的调研中发现，真正的头部创作者很少纠结算法规则，他们更关注对标账号的动态、什么内容正在走红。他们的核心始终是内容本身。

在赖楚谣的56位核心访谈对象中，成长背景、年龄、教育程度各异—— 从高校博士到乡村主妇，从企业职员到自由职业者。每个人对算法的理解各不相同。

33岁的苟先生是高校教师、工学博士。带着技术背景进入短视频领域的他认为，算法通过流量分配这根“无形的线”，深刻影响着创作者的选题、更新频率甚至表达方式。

而在算法设计者眼中，故事是另一个版本。几乎所有技术人员都认为，算法只是人类达成目标的 “工具”。他们能设定算法的核心目标（比如 “匹配用户兴趣”），但具体规则会根据数据实时调整，不存在 “操纵” 的意图。

算法技术管理人员张先生在与赖楚谣的谈话中，12次提及“算法与人的关系”，反复强调：“算法没有偏向，有偏向的是设计它的人”“算法是梯子，没梯子也能爬，有梯子爬得更快。”在他们看来，算法始终是工具，服务于人的目标。

随着机器学习的发展，算法已进化到无需理解内容语义，就能直接预测用户行为。但即便最优秀的工程师，也难以完全解释某条视频为何被推给特定用户。

面对“算法是否在操控我们”的疑问，赖楚谣给出了包容的解答。“对抗思维可以理解。新技术出现时，人们总会本能地感到威胁。”但她更关心的是：当算法落在每个普通人身上时，究竟意味着什么？

丹丹的回答很直接：“我不知道算法是什么，但我能感知流量。流量好，我就能卖货。”这种朴素的认知，恰恰揭示了算法最真实的价值。

赖楚谣深深理解这种 “务实”。在她的访谈和写作中，她特别强调两点：创作者的“努力”，以及中国人在改善生活上极强的内驱力。参与直播、适应规则、争取流量，在她看来都是“为更好生活奋斗”的一部分。

赖楚谣

“被看见只是一种可能性，”她说，“但很多人就已经拼命从中蹚出一条路。不需要每个人都成功，哪怕只是一点可能性，就足以给处境相似的人带来希望。”

这份 “希望”，在每个人心里有着不同的模样。丹丹的希望，是在靠近大马路的地方，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沉香大展厅 —— 展厅外连着林场，每年定一个日子，把全国的香友粉丝都聚过来，煮茶、品香，以香会友。

对三妹和丹丹这样的普通人来说，算法的价值远超越商业逻辑的“流量分配”。算法连接了人与信息，也连接了人与人。无论是沉香的香气、山货的滋味，还是三妹的日常、藏区孩子关心的热门话题，在算法出现之前，它们常常因地理距离、阶层差异、资源壁垒而被隔绝。

但现在，生活似乎真的不一样了。三妹告诉我，为了直播，她在2023年买了一台苹果手机，花了8千块，因为拍视频内存要大。她想要视频做得更好，卖更多的农产品。她还想开一个民宿，有个农家小院，让大家能去她的村里看看。

和三妹聊天时，她大多在讲乡村生活和家人，那是她更熟悉的世界。三妹家四面环山，对面是梯田，门前是一条小溪，家后面是唯一一条通往县城的马路。进入九月，马上要到打谷子的日子了，到时候早上起来一推开门，三妹家就能闻到稻香味。聊得开心时，常常蹦出带着贵州方言的语气词“妈耶！”她也爱笑，说起自己的糗事会笑，谈到变好的生活也会笑。

三妹居住的村寨景色

前几年，三妹曾被短视频平台邀请来过北京。车子开在北京的街道，三妹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心情，只觉得眼前的城市好大、好平、好宽啊，人也很多。

电话快结束的时候，她说起自己的心愿：想再走出大山一次，去上海，看看只在别人旅游视频里见过的东方明珠。那是算法带她看过的世界。

昨天傍晚看到公众号关注列表显示有个账号注销了，点开一看竟是“张3丰的世界”。号主是张丰，他在成都媒体干了十五年，近几年主要写公众号，前年在二仙桥开了个书店，叫“有杏书店”。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再到书店，张丰都在做一个事情：

为美好发声。

我不知道张丰为什么会“自主”注销那个账号，截了图想问问他，在将要发出去的那一秒，我取消了。我想，或许“不该问”。

在成都的时候，我时常去有杏书店，点一杯拿铁，再找一本书，坐一小会儿。这里的咖啡好喝，书也好看。成都有这样的书店，我感到有幸。

开书店是一个冒险的行为。特别是像有杏书店这样不搞网红打卡，不打情怀牌，只是认认真真地开书店。那就更难活下去了。记得刚开业的时候，书店一杯拿铁只要十多块，后来好像是涨了价，但也没有超过二十块。张丰清楚地知道，独立书店靠卖饮品是活不下去的，靠卖书则更不行。有杏书店却活了下来。我感觉它甚至可以很好地活下去，像成都的茶馆那样，成为一张名片，到时候外地人去成都不只是为了茶馆，还有书店。

让有杏书店活下来的秘诀是活动。一场场高质量的活动。张丰把那些真正用心生活，用心记录的人请到书店来，和大家摆龙门阵。林小英、王笛、劳东燕、亚当·图滋等名字，都曾在二仙桥的夜空里闪闪发光。去年他也叫过我，我说我不知道讲啥，他说就你拍的那些照片就可以。我让他先和身边的朋友约一场，讲讲自梳女的故事。她来成都参加摄影周，过几天就走了。最后由于时间确实太仓促，这个朋友的分享也取消了。而她在摄影周创作的作品，同样被取消了，我们抢在组委会之前，救了一批实物，放在了有杏书店的外面。她的作品，是关于采耳，关于交流，关于倾听。这个城市需要更多耳朵。

现实很难。

今年成都的独立书店，陆续关了不少。每一次张丰都鼓足勇气在公众号“告别”，试图留下点什么，向以后证明它们真的存在过。

直到今天傍晚，真的告别了。

有杏书店也要关了。

这下张丰可以真的喝茶了。

这一切都是在我离开成都之后发生的，我并不在场，我最后看到的成都仍是美好的。如今马上又要回去了，我得先和过去的成都告别，或许张丰点下“注销”按钮时，也是这样的心情吧。

而那些发声过的美好，自然随着一起注销了。

至此文毕，乙巳蛇年九月初九，重阳。龙亦写于西双版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