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中国新闻周刊｜“看着满院发霉的玉米，想哭也哭不出” ，黄淮秋收调查

9月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降雨天气。长期阴雨天导致农田受损严重。

一些当地农民发布的视频显示，本处于丰收季的玉米、花生等作物已在庄稼地里发霉。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看着满院发霉的玉米，想哭也哭不出” ，黄淮秋收调查》，该文在微信平台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河南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周口是河南第一产粮大市。张先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承包了约90亩地，其中三十多亩种了芝麻，五十多亩是玉米，“20多天前就熟了，但雨一直下，有的穗上发霉了，有的籽粒长出了新芽”。

类似的秋收困境在黄淮地区多地重演。陕西的华西秋雨从9月2日开始，至10月11日，已持续38天。10月1日至12日，山东出现连阴雨天气。截至10月13日，山东省农田过湿面积7650万亩。多地农户普遍反映玉米减产两三成，湿粮、霉粮收购价不足每斤五毛。

没有机器，小农户能人工抢收。但连阴雨下，晾晒、烘干、防霉成了难以跨过的坎。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公布了烘干机粮食烘干服务点信息。不过，多地农户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烘干站大多也是收粮点，只低价收湿粮，不帮烘干，不想低价卖就只能砸在自己手里，湿粮问题还是没解决”。

从9月下旬起，张先生每天盯着天气预报，雨一场接一场，“洼地水深有30公分，机器进不了地，再心慌心疼也只能干看”。所幸芝麻卖价稍高，为减少被泡坏的损失，他狠下心雇了十余名工人，日薪80元，连干两三天，“一点点从烂泥里拽出来”。

张先生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承包费每亩1200元，一年两收，分摊后约600元。夏季大旱时玉米地浇了六遍水，电费、柴油和人工近万元；加上种子、化肥、农药，秋玉米成本每亩约1300元。

然而，玉米产量和价格都在下滑。张先生说，往年玉米亩产1000至1300斤，收购价约1.1元，今年部分玉米霉变减产三四成，亩产预计800斤，“霉玉米每斤5毛多，潮粮也不过6毛”。他粗算了一下，每亩亏损至少五六百元。

[…]不仅是包地户在泥里发愁，小农户也在苦撑。河南商丘永城市有农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收割机进不去地，父母花了五天时间，从天亮忙到夜里11点，终于在10月5日徒手掰完了7亩玉米，“全是用盆在水里划着运出来的”。

在河南许昌，家里有四亩地的林利（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有人抢收时因霉菌中毒，被送至诊所急救。自家的玉米也发霉，看着满院发霉的玉米，想哭也哭不出。最后卖了四毛一斤。而花生雇人成本高，有农户干脆放弃，“发视频让别人去水里捞，发芽的就炒菜吃”。

安徽、山东部分县市亦是如此。亳州有农户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家中玉米减产近一半，发霉后每斤只卖三毛钱，“不卖又怕全烂在手里”。

二、三联生活周刊｜河南60年一遇“烂秋雨”：农户夏天抗旱救活的庄稼，泡烂在地里

《三联生活周刊》同样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报道河南作物被淹发霉之事。但该文同样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雨还在下。10月17日，河南南阳市社旗县郝寨镇的村民张秀从家里望出去，一片“沟满河平”。从前一天夜里开始，大雨不住地往下泼，田间道道深沟涨起水，漫溢出来，“下得满满的，都分不清哪个是路哪个是沟了”。张秀看得心焦，她惦记着家里还没收割的29亩玉米地，但雨大得她不敢出门。

进入9月以来，河南的这场秋雨已经下了四十多天。本刊采访的多位农户都没有想到，这场雨会下这么久。其实对于起初的几阵雨，农户们是有些高兴的，觉得能缓解持续整个夏季的旱情。但到了9月中旬，玉米成熟该收割了，雨却还在下，眼看着玉米杆子泡在水里，叶片变得枯黄，剥开外皮露出的玉米棒子已经发霉长毛，张秀开始着急，她等不到放晴，冒着雨和老公婆婆掰完了一亩多地的玉米。阴雨天还在持续，张秀家还没来得及收剩下的29亩玉米，紧接着，花生也在9月下旬成熟了。为了不让花生全部沤烂在地里，她们只好先去收更值钱的花生。

土壤过湿，轮式收割机的轮胎会陷进地里，惯常的机械化作业此时不太行得通，很多农户只能自己徒手收割。张秀穿着胶鞋踩进花生地里，半条腿深的泥巴一下子灌进鞋里，感觉一只脚有四五斤重，走不了路，只好脱掉鞋子光脚下地。也没法蹲坐，张秀只能弯着腰一株一株费力把裹着泥块的花生薅出，指甲都被磨断。一天下来，她的腰比肌肉拉伤还疼，晚上睡觉要固定一个姿势，动都不敢动。

收割手成为秋收期间最忙碌的角色之一。河南驻马店市的陈丽和丈夫拥有一台能下湿地的履带式收割机，这一个多月来四处奔波，每天都睡在车上，“不是通宵也是加班”，一天能收割五六十亩地。地太湿，收割起来负荷大，履带等配件损耗翻了三四倍。在河南省内，陈丽夫妻帮收割的基本是玉米，很多都霉烂发芽了，想起她就忍不住叹气，“今年真的不容易啊，玉米收出来跟羊屎蛋子一样。”

三、情况有点复杂｜四川绵阳：两份投诉浮现一场被忽视的致命污染

留言对象：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

“朝*磷肥厂污染我们的农作物和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几个月了越来越严重，到现在还没给老百姓一个处理方案，他们又在开始生产了 2025年8月13号，农作物大面积受伤害，直到10月9号早上老百姓呼吸磷肥化工厂的气体，又一次出现烟雾刺鼻，10月10号早上竹林树木叶子全落，希望领导重视。

留言对象：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

“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工厂污染，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石红村农作物受污染和老百姓呼吸困难，希望上级领导重视。”

以上两则投诉留言来自四川政府网站。近日，微信公众号“情况有点复杂”发布文章从这两则投诉讲起四川省污染问题。但该文遭到删除。

朝阳磷肥厂卫星图

文中写道：

投诉显示，污染对农作物和居民身体的损害已持续“几个月了，越来越严重” 。这表明工厂的污染物处理系统或日常操作可能长期处于低效状态，导致污染物以较低浓度持续泄漏，引发了居民和农作物的慢性中毒症状 。

至关重要的是，投诉明确指出，在农作物已“大面积受伤害”的情况下，工厂于 2025 年 8 月 13 日“又在开始生产了” 。这一重启生产的决策，发生在明显的生态损害信号之后，构成了直接导致后续急性危机的管理疏忽。

2025 年 10 月 9 日清晨，居民报告呼吸到“烟雾刺鼻”的气体，并出现“呼吸困难” 。这种急性症状与接触高浓度刺激性酸性烟雾（如正磷酸雾或氟化氢气体）所致的急性呼吸道损伤一致 。

次日，环境损害爆发至最高级别：“竹林树木叶子全落” 。这种现象标志着排污控制设施（如关键的洗涤塔）发生灾难性失效，导致高浓度剧毒气体瞬时排放。

“竹林树木叶子全落”：远高于二氧化硫毒性的释放

朝阳厂作为磷肥制造企业，其生产工艺决定了其排放的特征污染物。磷矿石在酸解或高温处理过程中，会释放出具有强腐蚀性和高毒性的氟化氢（HF）气体 。

科学研究表明，氟化物对植物的毒性远高于二氧化硫等常见工业污染物，最高可达 20 至 300 倍 。因此，10 月 9 日的“刺鼻烟雾”被高度判定为高浓度 HF 泄露，这是造成随后大面积生态破坏的唯一合理解释。

“竹林树木叶子全落”是环境毒理学中对遭受急性高剂量氟化物中毒的典型、灾难性反应。氟化氢气体在植物体内积累，会造成细胞膜结构严重破坏。同时，它会异常激活植物体内与叶片脱落相关的纤维素酶 ，导致植物被迫在非季节性启动叶片与枝条的分离，以抛弃积累毒素的叶片。 石红村地处农业区，这种完全脱叶现象，意味着污染物浓度达到了植被的急性致死剂量，导致农作物和经济林木的光合能力瞬间丧失，造成彻底的、不可逆转的经济损失。这种损害的修复成本极高，并且周期漫长。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劳工观察：是一家位于美国的独立非营利性 501(c)(3) 组织，成立于 2000 年。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劳工观察“一直致力于监督和报告工厂的劳动实践，倡导工人权利，创建社区，建设集体行动能力，并与工人、社区、政府和其他合作伙伴分享知识”。

一、星巴克华南门店的“隐形劳动”：学生工、无偿培训与合规风险

今年初，星巴克美国公司曾爆发过一系列的劳资冲突。近日，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观察 (China Labor Watch, CLW) 也对中国星巴克进行了调查。

他们以卧底调查与问卷方式，对广东及周边地区二十余家星巴克门店进行实地走访，并访谈了 110 名一线员工。中国劳工观察发布了一份报告《星巴克华南门店的劳动与合规风险》。报告结果揭示了星巴克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劳动管理现实与其品牌所宣称的“尊重与公平”之间的落差，指出公司在用工结构、工时制度和员工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系统性风险。

报告封面

报告发现，星巴克门店的运营高度依赖兼职工和学生工，其中周末兼职员工占比高达 60% 至 75%。疫情结束后，公司明显减少了全职员工的招聘，以“支援调配”和弹性排班维持运营效率。这种低成本、高灵活性的用工模式，使大量员工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公积金及假期制度之外。

中国劳工观察特别提到，星巴克学生员工群体名义上是“勤工俭学”，往往却承担与全职员工相同的工作职责。然而，他们却领取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时薪（约 18 元人民币），也无加班费和年终奖金。部分门店要求学生工签署放弃工伤保险的条款，这与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相抵触。报告指出，这些学生用工安排“处于法律与执法的灰色地带”，甚至可能构成对“勤工俭学制度”的滥用。

调查还发现，广东星巴克咖啡有限公司疑似未经政府批准实施“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即以季度为周期计算总工时，打破每日 8 小时、每周 40 小时的上限。部分员工称曾被要求签署“同意书”，虽形式上自愿，但员工实则难以拒绝。该机构认为，这种未经明确审批的做法，可能违反《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办法》第 7 条，增加了法律风险。

报告指出，新入职员工需完成约 9 小时的线上必修培训及数周实操培训，但均未获得工资补偿。部分门店甚至将培训视作“入职考验”，培训过程强度高、期限严苛，却被归入“非工作时间”。这违反了星巴克自身《员工管理政策》中关于培训时间属于工作时间的规定，也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 153 条相冲突。

除培训外，受访员工普遍反映无偿加班现象严重，特别是在闭店清洁环节。休息制度亦未落实：虽合同规定“每工作两小时可休息 15 分钟”，但实际执行为“每四小时 10 分钟”，且需主管批准。部分员工表示，“连上厕所都要报备”，店内高压工作文化盛行。

报告还指出，星巴克员工普遍未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也缺乏独立申诉途径。多数员工不清楚公司内部的正式申诉机制。中国劳工观察认为，这与星巴克在《商业行为准则》中“提供安全、保密且便捷的申诉渠道”的承诺不符。虽然未发现明显的性骚扰或暴力行为，但“主管训斥新人”的现象被认为“偶有发生”，显示权力结构的不对称。

最后，中国劳工观察提出七项改革建议，包括停止未经批准的综合工时制、为所有员工缴纳社保、确保加班补偿、支付培训工时、加强安全检查、建立独立申诉机制及鼓励工会参与。他们表示，星巴克若希望在中国维持“社会责任领导者”的形象，必须让“商业行为准则在实践中得到贯彻”，让员工的现实体验真正与品牌叙事接轨。

二、中俄联手多次试图削减联合国人权机构预算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多边国际组织，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博弈平台。

通常，媒体和智库等机构往往关注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中的国际政治博弈。然而，国际人权服务社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ISHR) 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揭示了一个公众很少注意的战场——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报告表示，第五委员会是负责联合国行政和预算工作的委员会，原本被视为技术性机构，如今却成为地缘政治角力的核心。

报告封面

报告指出，以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国家，正在通过制度性手段削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人权高专办，OHCHR）的财政基础，以削弱该机构的作用。

报告表示，在联合国的三大核心支柱——“和平与安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中，人权支柱历来最为资金匮乏。该机构研究发现，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仅获得联合国经常性预算的不到 7%，占联合国总预算（包括预算外捐款）的不到 1%。2024 年和 2025 年上半年，该机构的实际预算被削减了 13% 和 27%，多项调查与培训项目被迫延迟或取消。报告引用联合国人权高专伏尔克·蒂尔克 (Volker Türk) 的话指出：“这些削减直接影响了在实地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能力。”

国际人权服务社称，第五委员会的预算谈判早已超越技术层面，成为各国推动自身政治议程的渠道。中国、俄罗斯通过影响“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ACABQ) 等关键机构，使其建议对人权经费进行“比例失衡的削减”。在正式谈判中，这些国家常以“寻求效率”或“发展优先”为由阻挠共识，从而削减对国别调查、公民权利和民间社会参与的资金。

与之相对，拉美和部分西方国家则在谈判中积极捍卫人权预算。报告指出，“这些国家在预算程序中成为抵抗少数派”，但其政治与外交资本有限，难以撼动由中俄主导的议程结构。

在报告调查所访的 37 名外交官与联合国官员中，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在人权资金问题上最具敌意的国家”，而俄罗斯则扮演了“公开搅局者”的角色。中国更倾向于在“闭门场合”施压，在“上游”技术机构中影响决策，并在第五委员会中阻止任何扭转削减的努力。报告指出，中国常通过“77 国集团和中国”(G77+China) 施加影响，打包以“支持发展”为名推进反人权立场，实质上是试图重塑联合国人权议题的定义框架。

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在第五委员会内部合作削减针对缅甸、叙利亚等国的人权调查预算，并推动削弱“公民及政治权利”授权。国际人权服务社指出，这种趋势“正将联合国从以普世人权为基础的体系，转向一个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体系”。

此外，报告同样批评美国的政策转向——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预算削减及其后的会费拖延导致联合国 22% 的常规预算出现缺口。美国以“反以色列偏见”为由削减人权拨款，并取消对人权高专办的数百万美元预算外捐助。这种行为被视为“无差别、无针对性的削减”，进一步动摇了联合国整体财政稳定，也给中俄在预算体系中扩张影响力创造了空间。

因此，国际人权服务社提出了多项呼吁，以支持联合国人权工作，包括：会员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增加人权高专办的预算外捐款并减少指定用途；在第五委员会及其他机构中保持一致、原则性的人权立场；以及确保“联合国 80 周年改革倡议”(UN80 Initiative) 不再以削减人权预算为代价推进结构调整。

最后，国际人权服务社大声疾呼，如果各国继续以地缘政治为导向操弄预算，“联合国可能会从一个促进人权的机构，滑向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国际管理体系”。在联合国 80 周年改革之际，如何在预算表之外守住人权底线，已成为对国际社会政治意志的重大考验。

三、哈德逊研究所呼吁释放宗教领袖金明日

今年 10 月 9 日、10 日，中共当局对中国独立教会锡安教会发动了一场大抓捕，包括牧师金明日在内的 30 名牧者同工相继被拘留或失联。据悉，锡安教会 (Zion Church) 是中国最大的独立教会之一。其成立于 2007 年，最初由约 20 名信徒发展至今已覆盖全国 40 个城市，约有 1 万名信徒。尽管在 2018 年锡安教会被政府正式取缔，但仍以小组形式聚会，并继续通过网络分享讲道。

10 月 24 日，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召开了一场研讨会，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教会工作人员。牧师金明日的女儿金恩慈 (Grace Jin Drexel) 也参加了这场会议。她表示：“我父亲只是因为信仰被关进牢里。”

文章封面

会议主持人、人权与宗教自由研究员 Olivia Enos 在开场中也指出：“金牧师与锡安教会成员，只是在行使他们的信仰自由。但在中国，这种自由从未被容忍。”

在金恩慈的叙述里，锡安教会的故事是当代中国家庭教会命运的缩影。2007 年，它从北京东三环的一间会议室起步，短短数年内发展成拥有 1,500 名固定信徒、线上线下约 10,000 人参与的独立教会。

“父亲总说，信仰不是对抗体制，而是让人自由。”她回忆道。2018 年，锡安教会被北京市宗教局勒令关闭，理由是“非法聚会”。政府切断电力、封锁租约、查封物资，信徒被迫在家庭、小组、线上聚会中维系社区。

即便如此，金明日仍坚持公开布道。他曾在一次讲道中说：“信仰的自由不是恩赐，而是天赋；即使被剥夺，也仍然存在于人的心里。”

此外，金恩慈还透露：“他们不仅关押我父亲，还在海外监视我们。”比如，她的母亲曾接到一个自称“美国政府官员”的电话，后被证实来自厦门公安。电话内容是威胁与“劝说”：“不要发声，不要惹麻烦。”

Olivia Enos 指出，这种“跨国压制”(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已成为中国政府对异议与宗教社群的常规手段。她说：“这不仅仅是一位牧师的遭遇，而是一个全球问题。它告诉我们，中国的权力意志正越过国界。”

金恩慈的丈夫、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 Bill Drexel 则从学术角度分析：中国政府打压家庭教会的真正原因，不只是宗教，而是“社会力量的自主性”。他指出：“家庭教会代表的是一种非官方的社会网络，是人们自发的组织形式。而在中共的逻辑里，社会越弱，国家越稳。”

与会的参议员泰德·克鲁兹 (Ted Cruz) 批评中共“持续迫害基督徒，只因为他们敬拜、因为他们祈祷”；而来自民主党的吉姆·麦高文 (Jim McGovern) 则呼吁：“这不仅关乎宗教，更关乎人类尊严。”多位发言人也呼吁，美国政府应将金明日案纳入“良心犯”(prisoner of conscience) 名单，并在与中国的外交谈判中明确要求释放。

最后，哈德逊研究所还计划推动国会今年通过一项决议，敦促国务院在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单独列出此案。与会的政府官员也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锡安教会相关人员，并推动中国宗教自由。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中国大陆的审查与抗争，但是我们也留意到墙内墙外也并非泾渭分明。一方面，中共大外宣遍及全球，另一方面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民众也在戮力捍卫自由。为此，我们设立“CDT关注”栏目，旨在发掘并助推中国境外网络中反抗中共专制的努力，尤其是华人世界勇敢的声音和行动。

一、维权网｜近日 锡安教会在全国各地的近 30 名牧者同工相继被拘留或失联

10月9日起，中国当局在深圳、广西、北京、山东等多地抓捕了北京锡安教会近30名牧者同工。是中共强力推进“宗教中国化”后，对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再一次严重压制。

北京锡安教会曾是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之一，2018年9月，中共当局以“非正规宗教活动场所内非法组织宗教活动”为由，查封北京锡安教会聚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还发布“取缔公告”。

疫情期间，北京锡安教会通过线上敬拜聚会的模式继续发展。

对于此次大规模抓捕，维权网发布报道，呼吁海外社会关注。

报道写道：

自 2025 年 10 月 9 日，锡安教会在全国各地的近 30 名牧者同工相继被拘留或失联：

9 日下午，锡安教会负责长三角牧区的王林牧师在深圳宝安机场被警察带走，与家人失联，警察拒绝告知家属看守所的具体信息。

10 日傍晚，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和尹会彬牧师在广西省北海市的处所被多名警察拘禁，目前处于失联状态。另外还有十余名在北京的教牧同工及其家人处于失联状态。

10 日晚 9 点至凌晨 2 点左右，锡安教会在北京市的多位牧师、传道被北海市警方跨区域抓捕，包括高颖佳牧师、王鹏牧师、孙聪牧师、米沙传道、小雨姐妹。多人住处被搜查，电脑和手机被没收。

10 日晚，战歌传道在浙江嘉兴被北海警方逮捕，并被强行连夜带回北海拘留。杯子弟兄在上海虹桥机场被带走失联。

11 日早晨 7 点，刘桢彬牧师在山东黄岛被警察带走，家里被搜查。当日上午，慕成林牧师在成都被拘捕失联。

据当事人家属声称，执法人员系广西省北海市银海区派出所的警察。警方手上有一个抓捕名单。有警员出具了今年 9 月 26 日签发的拘捕令和搜查令。目前锡安教会多名同工被拘押在北海第二看守所，可能面临“非法互联网信息宗教传播罪”的刑事指控。

2025 年，新一波的宗教逼迫正在中国各地兴起。今年 5 月，西安市广受尊重的高全福牧师被拘留，对他的刑事指控是“利用宗教迷信活动破坏法律实施”。6 月，临汾市金灯台教会的多名教会同工以“诈骗罪”被判处多年徒刑，其中杨荣丽传道被判刑 15 年。此外，全国各地不同的教会正在经历日益加剧的打压和逼迫，尤其是针对锡安教会。

锡安教会是秉承正统基督信仰的中国家庭教会（非注册），于 2007 年由金明日牧师在北京创建。在十年内，锡安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新兴城市教会之一，拥有约 1500 名会友。2018 年，锡安经历了残酷的逼迫，数百名会友被宗教官员和当地警察威胁施压，阻止他们参与教会。2018 年 9 月 9 日，锡安被政府强行取缔，教产被全部没收。自 2018 年以来，金明日牧师一直被政府限制出国，长达 7 年不能与在美国的妻子和儿女团聚。

在过去六七年中，虽然经历了逼迫和疫情的双重挑战，锡安教会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在中国约 40 个城市开拓了 100 多个小规模的植堂。这些年来，锡安教会一直遭受政府的打压，不少教牧同工和信徒受到警察的骚扰、威胁、审问，甚至被短期拘留。2025 年，政府对锡安教会各地堂点的逼迫明显加剧。几十个城市的聚会点被频繁干扰，被带到派出所的弟兄姐妹达到 150 人次以上。被行政拘留（通常为期 14 天）的教牧人员达到 11 人。

相关阅读：

• 【立此存照】北京锡安教会取缔公告
• 【CDT关注】WOMEN我们｜信仰抗命：中国家庭教会浮沉录

二、低音｜张雅笛友人：她是个真诚、温和的人

独立媒体“低音”和“新新闻”近日联合发表文章《张雅笛友人：她是个真诚、温和的人》，讲述了近期因参与“华语青年挺藏会”工作，而在回国时被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的22岁青年张雅笛的故事。

张雅笛刚从巴黎高等商学院毕业、并获得伦敦大学硕士奖学金，她一直致力于和平地促进汉藏交流与民族理解，如今却被单独关押在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与外界失联，面临最高15年的刑期。她的家人委托律师会见也遭到拒绝。

《张雅笛友人：她是个真诚、温和的人》这篇文章讲述了张雅笛从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到坚定行动者的转变。受“白纸运动”激励，她将对藏区文化与人权的长期关注，转化为搭建沟通桥梁的实践，希望通过温和、耐心的努力消弭民族偏见。在 朋友眼中，她虔诚、勇敢且充满理想主义，她的被捕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凸显了中国当局对于任何偏离官方叙事的民间跨民族交流的恐惧与严厉打压，也给她的同伴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与考验。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张雅笛加入后，成了挺藏会平台里最高效的志愿者编辑之一。她能用中英文双语写作，还曾用两天读完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的传记，并迅速写出一篇8000字长文，引述了大量藏、中、英三语信源，文章后来在海外藏人社群内获得诸多褒奖。

她的朋友、人权行动者夏巢川接受《新新闻》采访说，张雅笛从不以外来者的猎奇目光去审视藏地文化，而是谦虚地倾听、学习，而她对待所有知识都异常严谨。

有一次，夏巢川想要确认四川甘孜某县的准确英文翻译，便向她请教，而张雅笛竟然查到了几十年前外国人在藏地旅游写的文献，再去询问藏人朋友，最后交叉印证，方才告诉夏巢川她考证的答案。

夏巢川也去过张雅笛的家，看到书架和桌子上摆满了藏地和藏传佛教相关书籍。她随手翻开一本，里面全是张雅笛勾划的笔记。

虽然怀揣理想主义与虔诚信仰，但张雅笛不寻求一蹴而就的宏大变革。三个月前，她在播客《西郊密林》的访谈中坦言，即使是中国异议人士，也可能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带有偏见，而挺藏会的使命，需要极大的耐心去漫长地实践。

“我们不追求一瞬间改变所有人，而是一个一个地改变，”她说，“我们的一篇文章，哪怕只能改变一个人对藏区问题的看法，那也可以。”

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三年，她的政治性抑郁变得严重起来。她的朋友在微信吐槽核酸检测，就被警察上门带走，令她感到真切的恐惧。那时候她想，“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同样冲击她的，是藏族歌手才旺罗布（Tsewang Norbu）自焚的消息。2022年2月，才旺罗布来到拉萨布达拉宫广场马路中间的白塔处，高喊口号后自焚而亡。张雅笛翻墙看到这个消息，震惊又痛心，处于政治抑郁的她意识到，即使被中国主流社会认可、表面光鲜亮丽的藏人，内心也可能带着隐秘的伤痛。

2022年8月，张雅笛来到法国留学，但她发现自己的政治性抑郁并未因此消失。她仍然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可以倾诉内心世界、一起实践公共生活的朋友。她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友情，仍仅限于一起聚餐、逛街、看展；而当她和法国同学们提起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对方只是若有所思地回应“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并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共情。

张雅笛只能继续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托付于网络。她重新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500多条帖子里，有雪饼案、张展、六四等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抗争事件，也有俄罗斯普京的政敌纳瓦尔尼在狱中离奇去世、伊朗女性逃难者等国际人权议题。但她最关注的仍然是藏地：过半帖子皆关于海外藏人活动、国内藏语教育被取缔、藏民就业被歧视、藏区生态被大型工程破坏等。

三、WOMEN我们｜监室之内：中国在押女子生态

独立媒体“WOMEN我们”近日发表文章《监室之内：中国在押女子生态》，回顾中国女性囚犯日常且真实的监禁经历，揭示制度运行中的细节缺失与性别盲区，也为评判现有条文能否真正回应她们的现实困境，提供更具体的参照。

文章中七位曾被羁押的女性，在访谈中回忆了狭小的监室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吵架源于最琐碎的争夺：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时候洗、谁先用水。时间被严格量化——洗澡大概三五分钟，不能多；洗衣服必须排队，上厕所也不平等，卫生纸、卫生巾都不够用，还要忍受全方位摄像头对身体隐私的男性窥视等，但尽管身处绝境，她们仍以绝食、庭审抗议等方式抗争，并在压抑中形成互助网络。

这些真实的叙述揭示了中国现行的法律与监管体系严重缺乏性别视角，其修订未能回应女性在押者的特殊需求，她们的遭遇是对制度“性别盲区”的有力诘问。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对女性而言，冬天尤为难熬：水温低至刺骨，长时间冷水洗浴，造成不少人月经紊乱，甚至停经。洗头更是难题，无法彻底清洁头皮导致湿疹频发，严重者头皮溃烂。虽然监所并不强制剪发，但在反复发作的头皮病与卫生困境面前，许多女性不得不“自愿配合”。

赵威回忆，“洗脸、洗屁股，洗脚，我们都称之为洗三节，是每日的清洁流程，但供水量都受严格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洗澡”，只有每周末能多给一点时间——五分钟。如果是工作日，全身洗完只能用三分钟。洗澡用的热水有限，前面的人稍微多用一点，后面就没水了。一个监室只有一个蹲坑，平时上厕所和洗澡都在这上面，所以排队如厕和洗澡之间时常冲突。

2018年7月，河南维权人士贾灵敏寄出一封信，成为少数公开发声者之一。

2010年6月，因家中遭遇非法暴力拆迁，她开始投身于拆迁现场的维权行动，穿梭于郑州各个拆迁工地，向群众普及相关法规，因此被媒体称为“拆迁普法者”。2014年5月7日，贾灵敏在协助被拆迁人报警时被郑州警方抓捕，次日刑拘，5月29日被正式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先后关押在郑州、巩义和新乡及女子监狱。

重获自由后，贾灵敏把在看守所的亲身感受写成建议书，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安部和司法部。信中，她点出女性在押者最迫切的诉求之一，是能有一处正常使用的热水洗浴设备。

受访者普遍反映，日常管理她们的是女性管教，负责维护秩序和监舍事务；但监控室却多由男性工作人员值守。她们经常能从摄像头里听见“呲啦呲啦”的电子声，夹杂着男警的谈话，令人难以忽视这些男性正注视着监控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涵盖了她们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片段——洗漱、如厕，甚至脱衣接受检查，全都暴露在镜头之下。

这种隐私的剥夺，从入所那一刻就开始了。刚被带进看守所时，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进入监管生活后，面前是一整面巨大的监视墙，实时显示着监室内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从如厕到洗澡，无一遗漏。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控制，让许多女性在押人员产生了强烈的羞辱感。

在看守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唐雪兰意识到，羞耻感不会自动消失，它只会慢慢麻木。

她记得最开始在公安局，厕所是透明的玻璃房，四面都是摄像头。她戴着手铐进去，站在里面，不知道该先脱裤子，还是先背过身去。几次试图用身体遮挡，都失败了。镜头太多，没有死角。那种“透明”的感觉，让她直到今天也难以忘记。

到了看守所，情况并没有好转。每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墙上是一整面监控屏，显示着所有监室的画面：如厕、洗澡、走动、吃饭，全都被放大成一格格实时画面。冬天一个月才洗一次澡，每次不到五分钟。洗澡间没有帘子，也没有任何遮挡。除了摄像头，巡逻干警有时会从监室外的高处俯视进来。“我们没办法，看也得洗。”她说，“身上都脏得黏着了。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海边的西塞罗｜老西觉得，胡锡进老师说的对

10月13日，胡锡进在他的微博发布帖子，称他认为现在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越来越小心了，“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

但对这一现象的原因，他却含糊其辞，避重就轻。

同时，胡锡进的言论引起网民热议，不少网民批评他“贼喊捉贼”，认为当今舆论的保守、封闭、倒退恰恰是胡锡进之流曾经活跃的结果。还有不少网民感叹，到底要达到怎么样的言论管制程度，才能让胡锡进也认为“不够自由”的。

在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发布的一篇遭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对胡锡进的言论明褒暗贬，质疑老胡顾左右而言他，不够“中肯”。

文中写道：

我觉得胡老师说的好，点的大胆。当然我也并不以自己不再写这些事情为耻。人家胡锡进老师是什么人，好歹算是免死金牌的人，地位咱这等人比不了，也不好比。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自我谅解的。

当然指出现象本身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就好比你观察到自然界里水会从下流、苹果会落地，这个现象东西方都发现了，可是咱们得出的只是阴阳和合、到了宋明还是“气之轻清者上浮而为天，气之重浊者下凝而为地”之类似是而非的浑话，人家牛顿牛爵爷就能总结出万有引力等一整套理论，还给出了可证伪的数学化公式，这就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所以点出万马齐喑不算本事，多问一句为什么，方见其勇敢。

[…]胡老师说的有道理，当然，如果他能再有道理一点，追问一句，为什么现如今会有这么多大脑短路的严苛网民横行，就更好了。 […]胡老师文章的最后，忧心忡忡的警告说：“我们的社会应当丰富多彩，社交媒体应是全体民众交流信息的平台。如果一些群体退出了，或者严重消极了，只剩下另一些群体在其中活跃表达，那样的情况一定不会太好，会导致新问题的出现。”

这话说的有点委婉，也比较抽象，我们举个现实一点的例子，生物进化学上有一个左墙定律，说的是假设一个醉汉，蹒跚的走在一条路上，左面有一堵墙，右面有一道沟，他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早晚会调到右边的沟里，因为这个进化模型中一个方向是被封死的，所以物种在随机进化过程中，早晚会走向相反的那个极端。

文章作者小西说，胡锡进这话说的有点委婉，也比较抽象。小西举了个现实一点的例子，我们让AI老胡来读一下：

大家好，我是AI老胡。我每天看中国数字时代，所以比老胡说得更对。我认为小西举的这个例子很好：生物进化学上有一个左墙定律，说的是假设一个醉汉，蹒跚的走在一条路上，左面有一堵墙，右面有一道沟，他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早晚会调到右边的沟里，因为这个进化模型中一个方向是被封死的，所以物种在随机进化过程中，早晚会走向相反的那个极端。

[…]最后，模仿一下胡老师的口吻——小西……啊不，老西觉得，胡锡进老师说的很对，社会的宽容度变低了。

但为什么？

二、建设性意见｜一场烟花秀，把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一窝端”了

2025年9月19日，中国烟花大师蔡国强与中国安踏旗下品牌始祖鸟联动，在西藏喜马拉雅山脉查琼岗日举办了一场烟花秀。

这场名为“升龙”的烟花秀由蔡国强团队设计实施，他们通过在喜马拉雅山脉上点燃烟火，使烟火火焰沿山脊引爆，从而形成“升龙”景观。\

然而，这场烟火秀后续引起网民强烈不满，认为该秀破坏了高原雪山的自然生态环境。

在网络持续发酵近一个月后，10月15日，西藏日喀则市发布对“升龙”烟火秀的调查通报，认定该行为违反《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和《草原法》，对蔡国强以及始祖鸟追究赔偿责任，同时对事发地江孜县的领导班子进行问责。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作者项栋梁针对该事件发布评论文章，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类似这样破坏高原生态、引发舆情危机的事情，有可能在事前避免吗？

理论上来说，如果各个部门都能发挥专业性，把自己分管的工作做好，那是可以避免的。但实际上，由于县域环境普遍存在的“一言堂”决策机制，类似事情几乎不可能避免。

我们逐一分析江孜县被问责处理的这些干部就能明白悲剧不可能避免的原因。

县委这边，除一把手县委书记外，还问责了三个人，分别是宣传部长仓木决、宣传部副部长李静，还有政法委书记桑布。

处理宣传口的领导，是因为他们没有预见到舆情危机的风险，对烟花秀这件盛事可能引发的破坏环境恶评估计不足，准备不足。但凡他们能力强一点，工作仔细一点，找几个熟悉互联网舆论的自媒体博主问问这事做出来大概会有怎样的网络反响，也不至于后面这么被动。

处理政法委的领导，是因为他分管公安系统，而江孜县这场烟花秀活动被当成普通的群众活动来举办，审批单位正是公安局。但凡公安系统在审批时多想一想，这事儿除了人员安全风险，还有自然生态风险，给县领导认真提醒一下，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了。

县政府这边，除县长之外，问责了分管生态环境的副县长崔国禄、分管文旅工作的副县长黄红梅，兼任公安局长的副县长李积平，以及生态环境局局长次成江措，林草局书记达次。

生态环境条线上的副县长和局长被问责，是因为直属于他们管辖的环保工作他们没有发挥作用，不仅没有在事前及时制止，还代表环保部门在舆情危机发生后对媒体错误表态说活动合法合规。但凡他们发挥一些专业作用，或者找几位熟悉高原环境的专家咨询一下，也能知道办这个活动很不合适。

[…]最后再说县委书记和县长。其实在一个县里面，有蔡国强这种量级的艺术家来办活动，必定是由书记或县长出面牵头推进的。

这种县里一二把手亲身挂帅的项目，办或不办，办到多大，投入多少资源，都是由书记或县长直接决策的。现实中，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里的其他成员只有配合的义务，几乎没有提出意见的空间，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整个项目。

公安系统、环保系统、文旅系统，宣传系统，都只会去积极论证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英明决策，不可能提出质疑或反对。

一旦县委书记和县长两个人都没能意识到风险，或者意识到了风险但盲目相信问题不大可以解决，那最终就难免捅出篓子来。只是绝大部分时候，一个偏远的县里出了什么事也走不出这个县，办砸了也就办砸了，书记和县长当作事情没有发生就可以了。

极偶然的机会，像这次蔡国强的烟花秀，因为名声太大，过于离谱，就酿成了全民讨伐的舆论危机，县委书记和县长也就兜不住了。

一言堂决策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

三、建设性意见｜基孔肯雅热确诊超2万例，一个重症都没有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发布的另一篇质疑广东对基孔肯雅热疫情过度防控的文章也遭到审查删除。

文中写道：

因为下周要举办顺德美食之旅活动，有外省伙伴担忧基孔肯雅热疫情，所以我仔细查证了一番，得到一个惊掉下巴的数据：

自2025年7月20日至10月11日，广东省已累计确诊基孔肯雅热病例20006例，无重症或死亡病例。

划重点： 一个重症都没有。

在一种传染性疾病流行的初期，当我们对流行规模和健康危害还没那么有把握的时候，把警惕值拉满，从严从重防控，是非常合理的。

当它已经在密切监控下流行了一段时间（近3个月），累积了超过2万病例数据的时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这种流行病，看看它对人体健康会有多大的威胁，会对社会秩序造成怎样的影响。

基孔肯雅热并不是一种新的传染病，1952年就在非洲被发现了，但在中国较大范围传播还是今年的事情。此前，疾控部门一直根据既往的国际数据来评估基孔肯雅热的威胁，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较大规模统计数据，是时候该更新对这种疾病的认知了。

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的科普知识是这样描述基孔肯雅热危害的：

多数患者症状较轻，病程约1\~2周后可自行恢复，致死率极低（通常低于0.1%）。但少数人群（如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咱也不知道国外这个致死率低于0.1%的统计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是不是和医疗条件薄弱有关，是不是和确诊能力有关，单就今年7月以来广东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

基孔肯雅热的重症率和致死率都是低于万分之一的。

[…]几乎所有我们已经有较为充分了解和成熟防控方案的传染病，需要的都是日拱一卒、久久为功的常态化防控，而不是集中力量、压倒一切，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式防控。

说得直白一点：

在今年7月佛山地区刚出现基孔肯雅热扩散的时候，由于对感染规模还不清楚，对疾病危害还没有足够多本地数据，在本地民众对基孔肯雅热这种疾病还比较陌生，有可能引发恐慌流言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严阵以待，集中清积水防蚊虫，争取尽快控制感染规模，是合理的做法，应有的态度。

但到了10月份，在我们已经有超过2万病例数据，对基孔肯雅热的“零重症零死亡”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在公众经历了数月时间信息轰炸已经基本破除陌生恐慌情绪的基础上，在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再高压的防控也不可能完全扑灭基孔肯雅热，它注定已经成为华南地区常驻蚊媒传染病的情况下：

还有没有必要把防控基孔肯雅热作为一个流行地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还有没有必要以牺牲公众正常生活和商业经营为代价来运动式“清积水防蚊虫”？

还有没有必要花费巨额人力物力财政资金在一个县级市设置33个核酸检测点？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民主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牛津学者的新研究为时代疑问提供答案

中国数字时代曾报道过全球的民主制度正陷入信任危机。对此，牛津大学教授玛雅·都铎 (Maya Tudor) 10月在《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上撰文，用实证数据说话，指出民主制度依然是人类目前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一开篇即点出当代焦虑：“四分之一个世纪前，民主是世界的理想，如今，它正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侵蚀。”都铎指出，民众不再关注“民主是什么”，而在追问“民主能做什么”。因此，她用大篇幅综述了过去二十年中数百篇同行评审研究，指出结论非常清晰：民主在总体上比威权体制更能带来健康、教育、和平与长期繁荣。

在健康方面，她写道：“民主国家在防止婴儿早亡方面显著优于威权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若一个国家从专制转为民主，每 1000 名新生儿中平均会少夭折 17 人。虽然古巴等极少数专制国家报告的婴儿死亡率低于美国，但作者提醒，这些数字“可能受到政治压力影响，被人为压低”。

在教育上，“民主平均能增加 1.3 年的受教育年限”。当一个国家向民主制度转型后，在接下来的 15 到 20 年内，中学入学率可以提高近七成。她指出，民选政治家倾向投资“可见且可量化的政绩”，例如免除学费或扩建小学，这种竞争机制反而促成教育普及。

不过，她也提醒民主并非无条件良药。在缺乏全民医保或社会凝聚力弱的国家，民主对儿童死亡率的改善有限；在拥有强大地主精英的拉美社会，教育支出反而被压低。

此外，玛雅·都铎教授引用多项研究称：“民主更能带来和平。”她指出，民主国家彼此之间“从未宣战”，而且研究显示这种关系“比吸烟与肺癌的关联还要强五倍”。但她同时提醒，过快引入选举可能引发暴力，特别是在战后或族群分裂的社会中。

在最受关注的经济增长领域，玛雅·都铎教授用数据驳斥了所谓“威权增长神话”。她指出，十五项全球研究中有十三项发现“民主显著促进了人均 GDP 增长 10% 至 20%”。另外两项研究也并未否定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其中一项研究表明，民主仅在拥有强大既有制度的国家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另一项研究表明，民主的影响通过间接渠道发挥作用，但都未否定民主的作用。

最值得关注的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是论文中最具锋芒也最重要的一节。她写道：“赞颂中国过去半个世纪无可争议的发展成就时，必须认识到：该国增长的引擎——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为实现‘团结’所付出的代价。推动中国取得无与伦比发展成就的‘团结’，同样直接催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时期在没有外部战争的情况下，造成了人类有记载史上最惨重的人口损失。”

在她看来，这些“威权成功故事”之所以常被高估，是因为研究者和公众忽视了“民主国家虽进展缓慢，却更能避免极端崩溃与灾难”。而且，作者也表示，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所谓“威权主义的经济成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并非威权主义本身。

作者还特别以新冠疫情为例，指出疫情初期中国展现出典型的“威权式高效”：迅速封城、全民追踪、建医院、开发疫苗；但到了 2022 年，“中国仍坚持极端封控，最终导致大规模抗议与推迟放开后的死亡潮”。

她引述独立研究估算，中国的疫情死亡率可能被官方“低估了 17 倍”，实际死亡约每十万人 185 人，与台湾、韩国相当，而日本的数字仅为 60。

该教授总结道：“若政策制定者遵循不伤害原则，那么应当押注民主。因为在提供长寿、教育、和平与繁荣的概率上，民主始终是更安全的赌注。”不过，她也提醒世界民主社会：若要赢回民心，不在口号，而在能力。

二、联合国点名批评中国打击联合国人权合作者，跨国镇压升级成新焦点

为了了解各国人权发展，联合国经常会与人权活动人士和团体进行合作，这也是联合国人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些个人和团体往往却成了独裁政权恐吓与报复的对象。

近日，在联合国第六十届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针对此问题专门向人权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最新的年度报告。报告披露了过去一年发生的多个恐吓及报复行为，涉及至少 32 个会员国，并指出针对人权活动人士的跨境镇压正变得愈发频繁且手段更趋复杂。

报告截图

其中，该报告还特别提及中国，指出中国当局利用“国安”“反恐”及“境外执法”等名义，对在海外与联合国互动的公民进行打压。

报告提到了维吾尔语言学者及人权活动者阿不都外力·阿尤甫 (Abduweli Ayup)，他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与欧洲语言资源协会联合举办的会议时，遭受来自不明人士的恐吓与干扰。秘书长办公室指出，该事件“与国家层面的监控行为存在关联”，并反映出中国针对维吾尔流亡者的跨国压制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现象仍在蔓延。

此外，报告还提到了香港当局的跨国镇压。郭凤仪 (Anna Kwok) 与刘康 (Carmen Lau) 是总部位于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HKDC) 的工作人员，她们因“与联合国持续合作”遭到香港当局通缉。她们的护照被吊销，并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联合国认为此举构成对人权机制参与者的报复，意在阻止民间社会继续通过国际渠道发声。

这已非首次有中国以及香港地区人士因与联合国互动而遭追责。报告附件还继续追踪多起此前已列入的案例，包括多名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如李翘楚、许艳、余文生、王宇、王全璋、陈建芳、江天勇等。这些人权活动人士被指因与联合国特别机制沟通、提交人权报告或参与相关会议，而遭到拘押、骚扰或行动限制。

在总结部分，秘书长指出，本年度“跨国性报复”出现显著增长趋势，有六个国家被发现对境外人士实施威胁与监控，其中就包括中国。报告强调，有关行为涉及吊销护照、冻结财产、拒绝入境及威胁家属等手段，目的在于“阻止个人在流亡状态下与联合国继续合作”。

报告指出，这类手段使海外异议者与维权人士陷入“无国可依”的境地。打击报复使得这些人权活动者“对与联合国合作的恐惧已成为新的常态”，也对仍在国内的人权倡议者形成寒蝉效应。秘书长警告，报复案例的数量“并不反映问题的全貌”，因多起案件出于安全考虑被匿名或删除。

最后，联合国呼吁结束报复文化。古特雷斯呼吁所有会员国都不应进行恐吓与报复，确保人权维护者能“自由且安全地与联合国接触”。他强调：“没有安全的合作环境，联合国的人权体系将无法履行其使命。”

三、程扬扬书评：方方笔下被埋葬的女性与未完成的“妇女解放”

方方是中国知名女作家，并因武汉封城期间所写的《方方日记》而为人所知。在此之前，方方曾因两部女性主义题材作品而受到关注，分别是《软埋》与《奔跑的火光》。

近日，华人学者程扬扬就以这两部长篇小说为题材撰写了一篇书评，探讨中国女性在革命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在“被解放”的叙事中依旧受困。文章指出，尽管中国共产党自 1949 年以来高举“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但现实中，“父权制并未被推翻，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反而加深了性别化的压迫。”这篇评论既是对方方文学的细读，也是一份对中国现代史与性别政治的社会诊断。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首先回顾了方方的作品《软埋》，并引用书中核心隐喻——“被软埋”——象征的不只是历史的遗忘，更是主动的掩盖。“小说的标题（软埋）本意指的是无棺下葬，但软埋的另一种解释是生者执意掩盖过去，抛弃历史，拒绝记忆。”

作者指出，《软埋》的主人公丁子涛承载着土地改革后的记忆创伤。她的个人史与国家叙事交织，揭示了一个冷峻的现实：女性在革命的口号中获得了解放，却在制度的沉默中失去了话语权。方方通过女性视角重新发掘那些被遮蔽的声音——那些被命令诉苦、被动表演“翻身”的女性在“解放”之后依旧没有自由。

与《软埋》的历史性凝视不同，《奔跑的火光》讲述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另一种囚禁。小说的女主英芝因长期遭受丈夫暴力而纵火反抗，最终被判死刑。“她的悲剧源于两种力量的交汇：中国悠久的性别政治历史，以及改革时代释放的经济社会趋势”。

作者指出，这个故事并非孤例，而是结构性悲剧的缩影：当市场化改革重塑农村社会秩序，女性被重新困在家务与低薪劳动的边缘。

“她的悲剧源于两种力量的交汇：中国悠久的性别政治历史，以及改革时代释放的经济社会趋势。”

程扬扬表示，方方笔下的女性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挣扎——既是受害者，也是抗争者。“这两个角色……都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且各自在自身毁灭中都难辞其咎。”“她们的愤怒、痛苦与沉默构成了‘另一种中国叙事’。”这种复杂性使她们摆脱了“完美受害者”的定式。

文章还指出，《软埋》因触及土地改革的敏感记忆而在出版后被下架——这本身正印证了“被软埋”的隐喻继续发生。评论认为，方方的小说并非政治宣言，而是一种“文学见证”(fictional witnessing)。她用细腻的叙事捕捉女性在国家机器与家族结构中的微弱抵抗。

最后，作者以当代女性的现实呼应了方方笔下的历史创伤。虽然中国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等政策，但“实践仍受限，多数女性仍在婚姻、土地与劳动分工中被制度性忽视。”她表示：“1949 年共产党接管中国并未消灭父权制……诸如土地改革之类的运动往往加剧了性别压迫。”

书评最后以一句温柔却沉重的句子结尾：“如果像她这样的人足够多，也许她的女儿和孙女们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媒体”栏目中长期记录这些被当局审查封禁的媒体或自媒体。

本期节目，我们将介绍遭到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为：户晨风 、姜婵、麟阁经略。

一、户晨风｜“耐封王”再遭封

2025年9月底，博主户晨风在墙内遭到全网封禁，多个平台的账号内容均被清空。

2023年3月，户晨风拍摄并发布了一段“养老金购买力挑战”的视频。视频中，他遇到一位78岁的南充老人，老人每月只有107元的退休金。这段视频很快在中文互联网引起反响，中国底层百姓艰难的生活困境也被展示出来。

• 相关阅读：【网络民议】问：如何评价B站UP主“户晨风”？答：恶意传播事实

很快，户晨风发布的系列视频均遭删除。

2023年9月，《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引争议之际，户晨风在BiliBili发布视频，公开反对这一修订草案。这一发声导致户晨风的多个视频再度遭审查下架。

• 相关阅读：【CDTV】户晨风：繁荣的社会需要拥有明确，清晰的法律条文

蛰伏一段时间后，户晨风复出，他提出“放弃所有作品的版权”，并改为拍摄更温和的内容，例如随机给陌生人钱+采访、全球购买力挑战系列等，不再触碰敏感议题，并开始进入直播领域。

户晨风直播间最著名的一次事件便是网友在线“冲塔”事件。

2024年4月15日，户晨风在直播间与一名网友连线时遇到对方“冲塔”，连线的网友问户晨风：“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户晨风十分迅速地表示连线的网友“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并试图与该网友撇清关系。

• 相关阅读：【CDTV】B站博主@户晨风直播间遇“冲塔”，提及“中共伏地魔”再遭封号

直播结束后，户晨风在其个人B站账号发布《停播通知》，称：“因身体不适，停播3天！望周知”。但在该通知下，有网民质疑他停播并不是自愿的，要求他“不要顾左右而言他，请直接表明观点”。稍后，他的账号就遭到封禁。

一段时间后，户晨风的账号恢复更新，因而有网友将他戏称为“耐封王”，认为他证明了“李佳琦悖论”，即清楚所有“辱点”，但始终能够避开红线。

的确，在户晨风之后的直播中，他始终严格“把控”红线。例如，在连线中听到工友没领到工资时，户晨风立刻挂断通话，从而规避“讨薪欠薪”这类敏感内容。

最新一次的封禁，起源于户晨风在一次直播节目中提出的“苹果安卓对立论”。

户晨风常常在直播中坦言自己反对中医、支持私有化，偏爱特斯拉、苹果、山姆等海外品牌。并用“苹果”象征高端、优质，用“安卓”指代低端、劣质。这个概念也被他用来形容他所看到的阶层差异现象。

• 相关阅读：【网络民议】“不是户晨风制造阶级对立，而是本就存在，户晨风给说了出来且爆火出圈”

之后，“苹果安卓对立”概念还扩展到了消费、学历、房产、手机等领域，构成了某种鄙视链，在墙外也有人借此攻击习近平是“苹果身份（红二代）、安卓认知”。

2025年9月27日，网信办宣布发起为期两个月的“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对恶意解读社会现象，炮制热门梗、语录段子等现象进行整治。

浙江宣传同期发表文章《硬扯“苹果人”“安卓人”，意欲何为》，指责户晨风崇洋媚外、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 相关阅读：【立此存照】户晨风全网炸号，浙江宣传批其“藏三支暗箭”

户晨风的账号也在此时遭到再一次的全网封禁。

因评论户晨风遭封事件而遭到封禁的微信公众号“像光”则这样概括户遭封禁的“教训”：“这条赛道是一条单行道，拥挤得能容得下无数个张维为，但不能多一个不讲交通规则的户晨风。”

• 相关阅读：【404文库】像光｜ 网红赛道容不下户晨风

二、麟阁经略｜在一个小地方，一个拘留就可以毁掉你这个人

微信公众号“麟阁经略”，作者为前财经记者仝麟阁，该号针对社会热点事件发布评论文章，其中多篇文章遭到微信平台删除。

目前，该号显示“涉嫌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已被屏蔽。作者仝麟阁在“麟阁观察”上继续更新文章。

2025年8月14日，中国数字时代收录了来自该号的一篇遭删除的文章《曝光校服质量问题被拘留的那位，为什么人生也被毁了？》，文中作者以自己的现实经历，展示中国“非法拘留”的不公。

文中写道：

据澎湃新闻报道，2023年12月，因在网上发视频反映儿子学校校服存在质量问题（质疑标注成分与质地不符、有甲醛等有毒物质等），甘肃庆阳市宁县36岁男子邓建国在校服厂商报案后，被宁县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以寻衅滋事行政拘留七天。

被执行拘留后，邓建国精神抑郁，妻子受不了他的变化，双方于2024年1月离婚，两个孩子由女方抚养。

邓建国提起行政诉讼后，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宁县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依法应予以撤销。鉴于案涉拘留决定已经执行完毕，无撤销的必要，但警方要承担7天拘留的国家赔偿3237.08元。

嗯，搞出一个妻离子散、精神崩溃的结局，最后的结果就是3000来块钱…..

但今天我主要想和大家聊聊，为啥拘留几天能对一个普通人带来这么大影响？毕竟，拘留不是刑事责任，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很多人对此事颇有争议，一是觉得一个人精神崩溃、被单位辞退、妻离子散，是不是不仅仅是被拘留这么简单，还有人觉得受害者是在通过卖惨获得更多关注和赔偿。

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各位，两种猜测都没必要，在一个小地方，一个拘留就可以毁掉你这个人，毫不夸张。

大约是2023年，我接到一个求助，来自北方某县的一位教培行业从业者，他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企业家，经营着几家培训机构，收入还算可观。

在2022年7月，因为用公号转发了一则防疫信息，被当地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传唤，但我后面了解来龙去脉，这则信息其实是当地部门先误发的，结果被他转发了一下。

就在他被释放后，其生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很多家长并不了解情况，但知道了他被传唤的经历，都不愿意把孩子送去一个“犯罪分子”开办的学校。

曾经他作为当地优秀的青年企业家，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经常上当地的报纸、电台，获得各种表彰。但在事情发生后，几乎所有往期的荣誉都被取消。

那些过去常和他打交道的朋友，也开始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没人知道之后他后续会不会被拘留，继续被找麻烦。

三、中国召开全球妇女峰会在即，女权博主姜婵公众号遭404

9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召开记者会，发言人郭嘉昆表示，“在北京世妇会召开30周年之际，中方将于不久后在北京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中方愿与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共进，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谱写全球妇女事业发展新篇章。”

早在5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倡议于2025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

然而，不晚于9月22日当天，女权博主姜婵微信公众号却遭到404。

据悉，姜婵是一名女权博主，曾发表过多篇10万+文章（即阅读量超过10万次的文章），其微信公众号介绍为“我们没有沉默，我们参与了改变。”

今年8月9日，姜婵的文章就曾经遭到审核。

另一方面，姜婵的微博账号拥有4.1万名粉丝，其微博介绍为“妳是最好最强的第一性”。目前，其最后一条帖子发布时间为2023年5月3日，之后再未更新。

此外，女权博主女巫之夜也表示，近期自己的三篇稿子突然遭到删除。

以上，是本期节目所选取的被封禁的媒体、自媒体账号。本期节目所选读的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YouTube频道三个水枪手：E87 三套理论，一个怨恨的中国人：苹果安卓×性压抑×力工梭哈 | B站 | 户晨风 | 峰哥 | 三体

一、民主期刊：中国正在变成人工智能驱动的超级监控国家

在全球为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而欢呼之际，一堵由高科技筑成的“AI高墙”正在中国拔地而起。10 月 4 日，《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 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视国家》(China’s AI-Powered Surveillance State) 的论文，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最顶尖的 AI 技术，实现“对人民的全景式控制”，将中国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利维坦”时代。

报告封面截图

这篇论文并非只是对现有监控现象的简单记录，它更揭示了一种全新的、由技术赋能的治理模式。作者指出，中国对 AI 的投入，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提升控制力，以维护政权安全。”他还认为，这种控制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理监视，进入了对社会行为、个人思想甚至潜在不稳定因素的“预测性”干预阶段。

文章首先指出，AI 技术帮助中国当局构建了无孔不入的“数字警网”。目前，中国已经部署数以亿计的摄像头，并将其升级为具备深度学习能力的“智能探头”。“这些 AI 摄像头集成人脸识别、步态识别、车辆识别和目标跟踪等功能，使得一个公民从踏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处于‘全息’追踪之下。”

文章引用了最令人震惊的新疆模式来佐证 AI 监控的强度。“在新疆，AI 系统与生物识别技术（包括虹膜扫描、DNA 样本采集）相结合，其强度已远超一般意义上的监控，构成了对整个维吾尔族群体的系统性压制。”这里的 AI 不仅是捕捉犯罪的工具，更成为了一道筛选和标记特定族群的“电子种族隔离墙”。

作者表示，更具奥威尔式 (Orwellian) 色彩的是，AI 技术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注入灵魂”。这套系统通过整合公民在金融、交通、网络言论、甚至人际交往等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为每个人生成一个“社会信用分”。

“低社会信用分的惩罚是显而易见的——限制购买高铁票和机票，阻止某些就业机会。但其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它制造了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促使人们按照算法预设的‘符合规范’的脚本去生活。”

此外，作者也特别提到中国的“预测性警务系统”(Predictive Policing)，他表示这是中国 AI 监控中最可怕的未来趋势。这种系统可以通过对海量数据（如社交媒体讨论、集体投诉记录、实时人流模式）的分析，在不稳定事件爆发前，甚至在异议思想成形之初，就向中国当局提前发出预警。

“系统能够识别出在敏感事件发生前的‘异常聚集’或‘突增的负面评论’，并向安全部门发出指令。这实质上是让国家安全机构能够‘在犯罪发生前进行干预’，而这里所谓的‘犯罪’，往往是政治异议。”作者评价道，这种能力使中共能够高效、低成本地“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之中”，极大地提升了政权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这篇论文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严峻的警报。作者指出，中国正在积极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威权或半威权国家出口其 AI 监视技术和一整套“技术威权主义”(Techno-Authoritarianism) 的治理蓝图。

作者称：“这种技术输出并非仅仅是摄像机和软件的交易，它是一种治理模式的‘捆绑销售’——即‘用效率换自由’。它让其他独裁者看到了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实现永久性、精细化控制的可能性。”

因此，作者呼吁，面对这种以 AI 为载体的“威权主义全球化”，民主国家必须联手建立有效的国际规范，以确保 AI 技术的未来，不至于成为压制人类自由的工具。

二、被连坐的童年：国家暴力下的人权捍卫者子女心理创伤研究报告

在人权研究与公共讨论中，国家暴力常被视为针对异议个体的直接打击。然而，中国情况特殊，国家暴力经常会连累受害者的家人。

10 月 10 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 HRIC) 发布了一份深度报告，揭示了一个在中国的残酷事实：“暴力的效应并不会止步于被针对的个体。它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渗入家庭结构，并以隐蔽却持久的方式波及到最脆弱的群体——儿童。”

报告封面截图

中国人权通过多个家庭的惨痛个案，集中呈现了国家权力如何通过“连坐”机制，系统性地剥夺了这些孩子受教育、健康成长和免于恐惧的权利，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复杂性心理创伤。

具体来说，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主要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家庭结构频繁破碎；教育权受严重剥夺，被作为打压工具；心理健康危机普遍存在；跨代创伤延续并沉默化；海外流亡并非终点，而是新困境。

报告首先指出，中国人权捍卫者子女的童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父母因维权、信仰或社会行动而遭遇监控、拘押或流亡，孩子们被迫卷入无休止的政治博弈。国家暴力以司法打压和隐蔽的日常侵扰两种形式显现，“深深嵌入儿童的生命经验之中，成为他们成长的底色。”

作者表示，家庭结构的破碎与亲子分离构成了这些孩子遭遇的共同脉络。报告指出，“大多数孩子在关键时期经历了依恋对象的缺失或动摇”。例如，人权律师余文生之子余镇洋的案例：他“在十八岁青春期时同时失去父母的陪伴，出现多次自杀行为”，在报告收录的案例中被标注为“两次自杀未遂，抑郁严重”，面临“高危自杀风险”。

另一典型案例是人权律师唐吉田之女唐正琪。她因父亲长期遭软禁而被迫赴日，孤身一人在异国。“唐正琪则长期陷入抑郁，多次尝试自杀，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自伤痕迹。”据悉，2024 年 2 月，唐正琪因罹患肺炎在日本东京去世。然而，中国当局却不允许唐吉田离境，导致他未能如愿出席女儿的遗体告别式。

此外，教育的中断与受限是所有案例的共同模式。报告总结道，对于他们而言，教育“不再是向上流动的通道，而成为国家施加惩罚的工具”。比如，人权律师王全璋之子泉泉长期与母亲遭到逼迁、监控，“多次中断学业”；谢燕益的孩子在课堂上被公开贴上“反革命子女”的标签，遭到师生霸凌。

更为惨烈的是何方美的四个孩子。母亲被捕入狱后，“他们被强制分散寄养，甚至被送入精神病院，失去了与家庭的基本连接”。报告直指这种命运：“这样的命运不仅剥夺了儿童的教育和康复权，更构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忽视。”

报告从心理学视角分析，这些孩子所承受的是“复杂性创伤”。他们“被迫生活在对未知风险的持续警觉之中”，这种生活形态是“复杂性创伤的社会化再生产，它在代际之间延续”。

最后，报告提出，应当以儿童为中心，承认他们独立的权利和需求，并从社会、法律和国际层面推动保护，具体总结为“三大原则与六项行动呼吁”：

原则一：承认儿童独立权利。 未成年人不应因父母的维权行动而被连坐。所有涉及政治打压的行动都必须排除未成年群体。

原则二：建立有效社会支持网络。 在国内，应推动公益机构、教育工作者和民间社群为这些孩子提供补偿性支持，包括心理辅导、学业帮助、社会融入等。在海外，应由跨国公益组织和侨民社区共同承担接纳与帮助的责任。

原则三：强化国际监督机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儿童权利委员会等国际机制应将这些案例纳入议程，敦促中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义务。

在具体行动层面，报告提出六项呼吁：

教育保障： 立即停止基于父母身份剥夺儿童入学机会的做法，提供补偿性的教育资源。

心理健康支持： 为受创伤儿童提供专业心理辅导和长期干预，避免危机恶化。

家庭团聚权利： 停止强制性的亲子分离，保障儿童与父母团聚的权利。

反歧视保护： 学校和社区应建立反歧视机制，防止“政治犯子女”在日常生活中被污名化。

流亡援助： 为流亡中的儿童提供奖学金、临时住所和语言培训，减轻他们的生存压力。

国际倡议： 鼓励国际 NGO、学术机构与媒体持续记录和发声，防止这一群体的处境被掩盖。

三、北京的人口焦虑与女性的退步空间

“婚育不仅是关系个人幸福的家事，更是关乎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 2023 年的一份倡议书中如是写道。在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MERICS) 看来，这句话精准体现了今日中国当局对人口问题的重新定义：从家庭选择转为国家安全。

10 月 8 日，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生育问题的报告。结果指出，中国正经历“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危机，然而当局想要扭转这一趋势却困难重重。

报告封面

2022 年中国全国总和生育率降至 1.09，远低于 2.1 的更替水平；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 15%，劳动人口比例持续下滑。“中国的人口自 2023 年开始负增长，警告早在二十年前已发出，如今的政策转向，只是太迟的觉醒。”报告写道。

报告表示，过去四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留下了沉重的阴影：被迫绝育与堕胎的记忆尚未消散，性别失衡与小家庭观念根深蒂固。报告形容，北京如今“必须逆转自己制造的社会结构”，而年轻一代“早已习惯于小家庭、不婚或丁克的生活方式”。

自 2015 年起，中国陆续放开二孩、三孩政策，但该报告指出，国家并未真正退出家庭领域。“计划生育体系依然健在，只是换上鼓励生育的外衣。”

2021 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强调“家庭是社会细胞，女性在生育与养育中具有天然角色”，并规定“国家支持适龄婚育”。报告认为，这种“以生物学为依据的道德号召”使女性再次被固定为母职角色。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生育”已写入《国家安全白皮书》。在官方话语中，“人口安全”被视为维系经济、科技与军事竞争力的关键——一种“将生育纳入国家战略的安全化转向”。

在政策层面，中国推出了首个全国性育儿补贴：每名 0 至 3 岁儿童每年 3,600 元人民币。报告称这一金额“杯水车薪”，仅为平均养育成本的八分之一。地方政府动作更快：四川攀枝花与湖北天门率先实施现金补助、延长产假、购房优惠，被中央媒体誉为“可复制的成功样本”。然而，这些地区也显示出一个事实——鼓励政策往往带来短期反弹，难以改变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宣传攻势不断升级。自习近平提出“积极培育婚育新风”以来，各地陆续举办集体婚礼、婚俗改革活动，并要求高校开设“婚恋教育课程”。一名地方官员被引述称，年轻人“结得少、生得更少”，必须“用新文化唤醒责任感”。但现实却讽刺地相反：2024 年全国结婚登记跌至历史最低，仅 610 万对。

此外，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特别指出，“人口安全”正在压倒女性权利。报告援引多项地方政策，显示对单身女性冻卵、非医疗性堕胎及男性绝育的限制愈发严格。2023 年成都法院甚至裁定“未经丈夫同意堕胎侵犯男性生育权”，引发舆论震动。“过去被迫堕胎，如今被逼怀孕。”一位网友在微博上的评论被报告引用，成为社会反感的象征。

在网络空间，年轻女性不断发问：谁能负担得起孩子？谁来承担职场歧视与育儿成本？《三联生活周刊》报道一位母亲说：“我从小镇考上名校，却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企业界同样怨声载道——全国妇联代表李承霞指出，“企业为产假埋单，直接导致不招 25 至 35 岁的女性，这是一种制度性歧视。”

最后，报告总结性评价中国的生育政策为“太晚、太少、太像命令”。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结论中指出，北京在旧有社会工程与现代福利思维之间左右为难：“若将生育完全纳入国家安全范畴，强制与宣传的结合将侵蚀社会信任，并可能引发反弹。”

作者认为，这一轮“鼓励生育运动”行动过晚、投入过少、方式过于行政化，难以扭转人口下滑。随着中国筹备纪念《北京宣言》三十周年的全球性会议，政府或将高调宣扬妇女进步——但现实中的女性，仍被卷入一场以“国家未来”为名的身体政治。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建设性意见｜电视台报道水稻亩产万斤？这是在2025年 ……

2025年9月22日，某电视台《生财有道》栏目播出吉林舒兰大米专题节目，其中有一段记者采访当地水稻种植户，问他家里50亩水稻今年产量能达到多少，种植户回答说最低是七十五万斤。

非专业人士乍一听到这个数字可能没概念，就感觉好像还挺多的，但作为曾经的农业记者，我一听这个产量就炸毛了：

50亩，75万斤，平均每亩产量1.5万斤！

好家伙，你这2025年的产量比1958年还要高啊！亩产一千多斤的水稻，愣是被你给翻了10倍……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在这篇遭到审查删除的文章中，作者项栋梁对央视“亩产万斤2.0”报道进行质疑和抨击。

文章中，作者接着写道：

在观众指出这个问题后，电视台已经在节目播出3天后对官网发布的版本作出修改，剪掉了这两句关于亩产的对话。

不过我有原始视频，没有冤枉他们就是了。

当然，对这段采访本身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它和1958年的水稻亩产万斤还是有本质差别的，属于是“宣传工作中的技术失误”，而非恶意浮夸。

之所以判断2025年这段采访没有恶意浮夸，是因为后续讲到预计收入的时候，种植户大哥回答的是最低15万元，也就是每亩收入3000元，这个数据是相对靠谱贴近现实的。

由此推算，当地水稻亩产1500斤，50亩总产量预计7.5万斤，收购价2元一斤，总收入15万元，这才是真相。

一名朴实的水稻种植户，面对中央媒体的镜头时精神紧张，语气亢奋，脑子一下转不过来说错了话，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以前和电视媒体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见过不少，十几秒的镜头要重拍五六遍才能过。

以前作为文字记者，一直不爱跟电视媒体一起采访。这帮人都是直勾勾的诱导性提问，经常对要采访的事情一点基础了解都没有，问的都是特别肤浅的问题，还要优先安排采访拍摄，像极了那些“干啥啥不行，出风头第一名”的同事。

所以这个事情的重点在于现场采访的记者业务素质比较低，缺乏关于水稻的基本常识，对数字不敏感，所以采访的时候没有察觉到不对劲，负责剪辑制作与审片的编导也是敷衍了事，没有发现这么离谱的问题，最终让这个错误留在了节目里。

[…]水稻亩产万斤这样的浮夸不至于，但各种夸大职业收入、美化底层生活的操作可以算是常规了。

什么东北县城女孩卖鸵鸟年入百万，靠摆摊卖螺蛳粉老板月入8万，985毕业生男子捡垃圾8年实现财富自由……这些离谱新闻，大部分都是电视台（以及附属融媒体账号）搞出来的。

就很没意思……

这些电视台的存在现在就非常尴尬，新闻报道的价值体现不出来，党政宣传的价值其实也体现不出来，就单纯是为了维系电视台本身的存在而消耗各级政府的财政经费，时不时还要捅出几个娄子来。

估计撑不了多久啦。

二、公民金建国｜户晨风、张雪峰，两个背锅侠

九月底，长期活跃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户晨风、张雪峰等博主的账号遭到封禁。对此，微信公众号“公民金建国”发布文章，探讨这些博主遭封禁的本质原因。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在张雪峰的账号被限制时，我曾一度怀疑是因为他那段“5000万”的发言所致，直到南方网发表的批评文章被各大媒体转载，我才明白，原来张雪峰成背锅侠了。

文章指出，五年前张雪峰大力推荐土木工程专业，现在又称其是天坑，这种前后矛盾说明，他的指导充满了功利性的短视。

没错，张雪峰在做专业建议时确实很功利，尤其在一个以年为周期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中，更显短视，但之后的推论就很离谱了。

文章说，这种论调将严重侵蚀国家科技创新的根基，因为“如果人人都追逐热门专业，无人甘坐基础研究的冷板凳，国家的创新体系将面临断层危机。”

把一个人的言论影响直接推到“国家创新断层”的极端后果上，况且这种后果还是建立在“人人都”的极端假设上，这就像说，张三今天杀猪，明天就要杀人，如果人人都跟张三一样，那这个世界就完了。这已经不能称为滑坡谬误了，应该叫山体塌方谬误。

类似的谬误在文中随处可见，比如“这种片面指导如果成为主流，将极有可能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当所有人都遵循同一套成功学公式时，所谓的就业优势将不复存在”。

可以说，整篇文章对张雪峰的批判几乎全都建立在极端假设之上推导出的极端结论，其将多元的可能性强行引申为必然性，再得出一个“严重后果”。这与文革时为了批判而批判的“上纲上线”别无二致。

另外，文章动辄国家长、国家短，看似格局拉满，但本质上是没把人当人。

[…]说白了，不是有了张雪峰，教育才变得功利，而是有一个普遍崇尚功利的社会，张雪峰才应运而生。 […]巧的是，对张雪峰的批判才过去几天，对戶晨风的批判接踵而至。

浙江宣传发表文章《硬扯“苹果人”“安卓人”，意欲何为》，指责戶晨风利用崇洋媚外来消解共识、利用年轻人的焦虑来精准收割、利用偏激情绪来扭曲价值观，最后上纲到误导年轻人、黑嘴伤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戶晨风确实存在刻板印象、歧视与引战之嫌，尤其是在他做直播以后，但问题是，如果在一个没有对立、人人和谐共处的社会，戶晨风又从哪里月入数十万？毕竟一个枣核形社会，极端言论除了吸引处于某一端的极少数人，是缺乏市场的，只有在撕裂的葫芦形社会，才会有足够多的拥趸。

是的，我们就身处这样一个社会。学校里，学生要分为普通班与重点班；医院中，病房要分成普通房与高干房；地域上，户籍要分成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社保上，养老金要分为公务员、企业员工与新农保…

社会的分层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分层与对立，所谓的“安卓人”与“苹果人”只是不经意间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而恰好这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标签化的梗文化，又最符合当下的网络流行风向，因而产生了病毒性传播。

三、个人记忆库｜张雪峰被禁止关注，“捐一亿”还算数吗？

对于张雪峰被封禁一事，微信公众号“个人记忆库”则发布文章，批评张此前的各种极端爱国主义言论，在这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一个做生意的，突然开始扯爱国大旗，就像宗庆后将几瓶水将国家安全捆绑在一起那样，必然是遇到了麻烦。

爱国饭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张雪峰遇到了什么麻烦？

他赖以为生的高校报考咨询，大学都招不到学生了，谁还关心报哪所呀《一家高校今年仅招到22名学生！下岗的小学教师都去哪了？》

于是他擎起了爱国大旗。

[…]就像曾凭借《战狼2》创造56亿票房神话的吴京，也正遭遇严重口碑危机。他转型温情路线的新片《再见，坏蛋》上映6天票房仅26.7万元，首日票房更是低至2.5万元，创下了近年知名演员关联电影的最差票房纪录。

投资500万的影片，最终三天分账票房不足10万，相当于赔掉98%。影院排片占比长期低于0.1%，上座率仅约1%。

最终，吴京对着0.1%排片表发呆十分钟，最终把卖不掉的票塞给工作人员：「带朋友来看吧，空座也是浪费。」

爱国饭吃得太难看，他们集体被抛弃。

他们的「爱国生意经」，早已形成固定套路：先是碰瓷式恶意举报，对他人的正常行为作政治化解读；然后散布煽动式反智谣言，以编造谣言假说煽动情绪；最后推出通稿式爽文剧本，不同主播讲述同一个「感人至深」的爱国故事。

他们表演式「爱国」，霸占「爱国」的定义权。一些正常的语言被歪曲为「别有用心」，一些正常的事物被指责为「崇洋媚外」。真正爱国的人对他们退避三舍，专家变得噤若寒蝉，企业变得如履薄冰。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平台 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了解更多投稿信息，请阅读中国数字时代征稿说明

欢迎读者访问 CDT播客 和 CDT视频 收听/观看更多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