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个新鲜事，在小黑屋大约一个来月之后，著名网红张雪峰复播了。

他的第一场直播就有四万多人观看，在被网友问及“怎么看看到文科生就业”的问题时，张雪峰一改往日狂贬文科找不到工作 ，“把孩子打晕，闭着眼挑个专业也比学新闻强”的论调，改为狂捧，说文科生就业面很广，“太多了，说不过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当然你说张雪峰老师这段后半段几乎已经笑场了的表演到底是否真心呢？我觉得这事儿难说，毕竟后面那八个字上次广为人知的时候，还是把数百万知识青年号召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年头，至于那个时代到底是“青春无悔”还是别的什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吧。

对于张雪峰这个人，很多当初捧他的人觉得他敢言，戳破了许多“天坑专业”的实相，我觉得敢言这个评价倒是未必，准确的讲，张雪峰只是不知道自己这么逮着他眼中的天坑专业一通狠贬，居然能把有关部门招来断了他财路，毕竟这个思维跳跃确实大了点。如果阿Q欺负小尼姑、偷土谷祠的萝卜不能算英勇，因为两者都是抽刃向更弱者，那张雪峰老师当初也不算。所以我不同意很多人说的，张雪峰“认怂了”的观点，未曾勇，何谈怂？张雪峰老师，一如他自己所说，想干的本就是靠指点他人如何报专业，赚信息资讯费的生意。你跟一个生意人谈坚守，谈情怀，你谈不上，挣钱就是人家的情怀。

事实上，这些年来，张雪峰之所以能吸粉无数，我想靠的大约也就是把挣钱、利己当作唯一情怀的这个招牌。考大学报专业这个事情，捣毁几十年前可能老师还要跟你谈谈什么祖国、社会需要之类的事情，我上大学那会儿，很多老师还在强调兴趣爱好的重要性。张雪峰成功就在于，他是彻底将报专业和考生和家长的纯粹利己动机彻底绑定的人，你看他的直播（我是说以前那种），压根就不扯一丁点社会责任之类什么虚的，甚至考生个人的兴趣、爱好、志向，在他那里也一文不值，就是纯纯的绝对功利——什么专业毕业能挣多少钱，甚至直接问考生家长你家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这个专业可以报，没关系就别报。

但他的受众，那些不仅处于社会财富分配中层以下，而且处于社会信息分配中层以下的家长和考生们，可能要的就是这个——生活的重压或者阶层沦落的焦虑，已经彻底榨干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情怀因素，考大学、报专业，我就是为了将来能混个铁饭碗、好工作，别跟我谈任何虚的，这就是张雪峰爆火的原因所在。

所以你说张雪峰功利，说他精致利己，说他骂文科以及很多基础学科，可能这些说法都对。但你要知道归根结底，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爆火是因为其身后有千千万万追捧他的粉丝，求精致利己而不可得，所以推出了这样一个代言偶像。

这个现象我觉得其实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有种莫名的相似之处，昨天的文章中，我们聊到了特朗普的国际战略有多么孤立、短视与自私，但写完之后，我又想了想，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今的许多美国老百姓可能真的就是这么想的——乌克兰乃至整个欧洲打仗关我们什么事？美国政府凭什么要花我的钱去支援乌克兰人抵抗侵略？我不说饭都吃不上吧，好歹算是吃不好，政府有这个钱，为什么不花在美国人自己身上？

真的，哪怕在我的留言区里，都有很多可能已经在美国拿了身份的华人朋友，就这么说。

特朗普那些直白、乃至直白到有些过激的表述，只不过是把这些人的心里话说出来了而已，所以在这些美国人的眼中，这类话不仅不刺耳，而且因为言他们所不好意思言，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道德卸责，所以特朗普说的越狠，他的粉丝反而越追捧他。这个逻辑，和张雪峰其实是真的有点相似的——他们都代表了那些厌倦甚至痛恨了高尚词汇的人们向往纯粹利己、“贴地爬行”的私心。

说的简单点，就是人们高尚累了也矫情不起了，想活得自私一点，也松快一些。

“感觉这个世界“天下为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都在变得越来越自私，并且这种席卷全球的自私风潮，可能会持续很久”

前两天，高市早苗当选日本新一任首相，我和朋友聊起这女人的胜选时，我朋友突然如此感叹道——因为众所周知，高市早苗是一个即便在较为右翼保守的自民党当中也相当右的人，她胜选自民党总裁之后，与自民党合作多年的公明党马上宣布终止执政联盟，自民党这次是拉上了右翼的日本维新会才成功组阁的，这意味着日本政治从延续多年的“中左右联盟”在逐渐向“右翼联盟”完成嬗变，可谓是日本二战后屈指可数的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

而参考高市早苗平素的言行，她上台后要搞的事情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在日外国人更严格的审查，学着特朗普推动“日本人优先”，日本右翼舆论甚至已经喊出了“只有日本人的日本，才是好日本”的口号。

当然我不相信高市能做的那么绝——不是她不想做，而是她没这个能力，日本政治的诸多规则，决定了即便首相，所能做的事情也是非常有限的。

但你参考一下特朗普上台后的美国，看看在难民、移民问题上急速转向的欧洲和日本，放眼整个世界，你会发现我朋友的那个感叹很可能是正确的，上一个“天下为公”的时代过去了，人们开始放弃共同理想，重归自私，尝试精致利己，这是当今世界正在涌动的潮流。

为什么人们会对“天下大同”“全球化”这样共同理想间歇性的心凉？我想除去单纯的经济、技术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理想主义者们尝试制定一套对公共有益，但需要大家自觉遵守的规则时，总会出现那些耍小聪明的“规则破坏者”。

最典型的例子比如欧洲——仅仅十几年前，欧洲人还会因为一张难民男孩的照片就打开自己海关、张开怀抱接受来自中东的难民大量涌入，并期待这些难民能够融入自己的社会、服膺于自己的文化，或者多元化也无所谓，只要能彼此相安无事就好。然而这种理想终究只是个欢迎，大量难民的涌入不仅压垮了欧洲的福利制度，甚至让其治安不堪重负——我一位刚刚从欧洲回来的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在巴黎街头，金额一定数量以下的盗窃案想报警都得自己去警察局——因为警察根本管不过来，巴黎的治安配置就不是为了应对这种现状所制定。

类似的情况其实也出现在全球化的经贸往来上，这里并不铺开谈了。

总之是一通操作下来，人们发现之前那个全球化、“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好愿景虽然看上去很美，但终究只是看上去而已。具体操作起来，因为总有人破坏规则、总有人钻空子，美好的远景在繁荣过一阵子之后，总会沦为“公地悲剧”。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心灰意冷，或者本就在窘迫的现实中丧失了对梦想寄望，大家喊着“拉倒，拉倒，个人自扫门前雪，顾好自己就得了”，于是世界就进入了精致利己横行的“自私时代”。

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自私时代”其实不止一次的呈现过，希腊社会晚期，自居雅典的牛虻的苏格拉底被处死后，希腊哲学家们逐渐放弃了对社会公益的讨论，退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将哲学的重点关注于怎样修养自身。罗马社会晚期，曾经热心公共事务的罗马贵族们离开罗马城，退回到乡下的庄园里，试图安心过自己庄园主生活。两次世界大战之前，民族主义、绥靖主义、乃至邪恶的纳粹主义、军国主义之所以在很多国家盛行一时，本质上也是因为那样的想法大行其道——这个世界是丛林法则的、弱肉强食的，所以谈个屁的普世理想，我只以我自己的利益，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先为重。

于是全球化崩溃，经济衰退，于是士兵代替商品和思想跨过国界，尘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等到这种“自私时代”走到一个极致，人类接受了足够多的教训之后，世界才会猛醒，原来纯粹只顾自己的极致精致利己主义其实既不精致，也不利己，相反，它很愚蠢，很粗糙。正如上一次让美国发动对全球贸易战的“斯穆特-霍利法案”反而造成了美国自身的大萧条一样，特朗普对全球贸易宣战的政策也注定不会有好结果。同样的道理，当年张雪峰老师爆火之初受他“指点”的那些学生，如今应该也快毕业了吧，真正走上就业市场的他们会发现，他们张老师当初那套看似头头是道、绝对利己、精明的就业分析，也没办法真正替他们找到好工作，就业环境如果良好，应该让所有有价值、有热情的人都有用武之地，反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于是到了那个拐点上，吃够了教训的人们才会重新回还，发现纯粹精致利己的鼓吹是短视而无用的，这个世界想要好起来，还是要有点理想，有些公益。

人类之所以要用公益、普世价值这种东西，并不是因为我们矫情，而是若非如此，若是世界真的只是一个黑暗森林，人人只懂自私自利，文明将活不下去。

于是，到了那个时候，迷途知返的人们将开始制定新的规则，展开新的梦想。

人类的历史，大约就是这样螺旋上升的吧。

而我们，正生活在人类从公益向着自私周期性回摆的时代里，所以无论对特朗普，还是对张雪峰，你要知道，你可以不喜欢他们，但你无法真正摆脱他们，因为他们身后有更多的拥趸，他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季节。

但这个世界上总有倔强的傻冒，像我，，我是一个当年靠理科考上大学，后来转去学了百无一用的人文的“傻子”，正如我是个无论如何都相信乌克兰人民终会迎来他们的胜利的人一样——世界的季节在轮转，人心的思潮在变化，然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一个在凛冬中绽放的花，一盏在黑夜里长明的灯，方能标度生命与坚守的价值。

“乌克兰会站着迎接下一个春天”，我很喜欢泽连斯基的这句话，我将它转送给所有明知“自私的时代”要来临，仍有所坚守的人们。

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季节，但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盐。

凛冬将至，人们在变得越来越自私，随着自私的蔓延，很多不好的事情也许会发生。

但请尽量保留自己心中的那份热爱，站直了，别趴下。

一个观察是，撰写去世名人的社评，早已经不是机构媒体自觉展开的业务。机构媒体放弃讣闻评论，是它们放弃自身公共性的直观表现。而放弃背后的考虑，一二三四，恐怕更是读懂世情的把关人主动为之。杨振宁去世，一同此例。

机构媒体放弃了对杨振宁一生的阐释与总结，社交媒体像人喝水一样接过了这个任务，但在执行上，显然更加零碎、更加任意。杨振宁的一生被分割成无数的切片传播，定性评价没有增量，却分成赞美与腹诽两类，明暗交织，虽盖棺无定论。

从舆论呈现看，杨振宁有诸多可赞美的方面。他以诺贝尔奖得主身份凯旋母国，以其与毛、周的友谊保护了一众顶尖的科学家，他的历史贡献刻进了后者的功勋中。但此类贡献细节不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杨振宁事功的颗粒度。

对常人而言，杨振宁的研究领域过于艰涩高深，他对我国早期物理学人才及学科建设的付出，也难以进入普通人的理解范围。但人们在缅怀时建立了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坐标，于是才得以将赞美杨振宁的逻辑维持下来，这是不难理解的。

杨振宁备受赞美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他对翁帆的选择。木子美老师是众多认同这一智性恋的人之一，但这种赞美有一个BUG，那就是赞美者需要隐去杜夫人的存在才能无碍地赞美。在这种略尴尬的赞美氛围中，杜夫人与翁帆成了互不否定的存在。

赞美杨振宁的物理学成就，肯定其最早一批华裔洋奖获得者身份，分发他睿智的演讲发言，类似切片规模巨大，推动赞美成为他身后评价的主流。但也要看到，在广大赞美的背面，潜伏着相当多的腹诽。这既是社会评判的复杂，也映衬了杨本身的复杂。

腹诽者从两个方面建立对杨振宁的“全面评价”，一是将他与李政道相比，从获奖公案到立言立功，倾向于李而贬抑杨；二是否认智性恋的解释，审视他与翁帆的彼此选择，在道德上加以指摘。一些看似赞美的论调，也潜藏此种腹诽的底色。

虽然表达上有隐现差别，可赞美者对腹诽者的恨意，与腹诽者对赞美者的蔑视，是为同样的强度。腹诽者碍于形势，无法痛快抒发出杨振宁的聪明之选与“私德”之憾。异议的存在，无法左右赞美，却也影响了赞美者的表达方式，赞美渗透着辩护。

但赞美者与腹诽者有个共同点，杨振宁与他们的距离是一样遥远。杨振宁当打之年及其80后的生平，都畅行于世界级科学精英的最高处。赞美不会拉近他与赞美者的距离，腹诽者更无此意。翁帆反而成为他世俗化的牵绊，此间况味，颇有英雄难过美人关之喻。

这就是杨振宁身后舆论的主要状况。因为痛恨用男女之事来评价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有人在痛恨之余，以智性恋来解释道德存疑的选择，塑造杨振宁的完人形象。而腹诽者是这场盖棺定论中最不讨喜的人，却在无意中强调了杨的人性张力。世道呵人心呵！

前几天看到几个视频，河南等地的农民在公路上晒麦谷或花生，某快递公司的无人驾驶车在路上送货，因为无法辨别而碾压过去，被农民试图拦截。

一方是“听不懂人话”又无法辨别路面情况的无人驾驶运货车，一方是不熟悉无人驾驶原理的农民，场面相当戏谑，被不少网民当成笑料。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或认为无人驾驶这个人工智能目前还相当“智障”，或认为在公路上晒农作物本身就是违法行为，不但对司机与行人造成不便，还容易催生事故。有些网友还贴出照片或资料，指某些地方的农民在被晒农作物周围摆上钉板，如果车子不留心碰到，轻则爆胎，重则出现严重事故。

还有一些讨论相当严肃，值得赞赏，比如某大学的法学老师就将之作为讨论案例，让学生从不同角度进行法律分析。仅仅看公众号里呈现的一段段学生看法，就让我受益不少。

老师提供了两个案例——

【案例一：无人驾驶快递车碾压占道晒粮引发争议案】

2025 年 9 月 14 日，一位大妈在双向四车道公路占用机动车道与人行道晾晒花生，并设置障碍物围挡。期间，顺丰无人驾驶快递车未绕行避让，径直碾过花生区域，全程播放安全提示语音但未采取规避操作；大妈见状用双手强行阻拦无人快递车，引发争议。此事折射出传统农村习俗与智能驾驶技术的矛盾，也引发对无人车路权与责任认定的思考。

【案例二：河南焦作占道晒粮致人死亡案】

2022 年 9 月 25 日下午，农民陆某在温县一条公路的非机动车道晾晒玉米粒，并用帆布带（一头绑北侧树干、一头绑南侧绿化带小树）设置临时“隔离带”圈定晒粮区域。9 月 26 日上午，17 岁的王某骑电动自行车行驶至该路段时，被帆布带拦截脖子后摔倒，因颅脑损伤死亡。警方认定此事为刑事案件，2023 年 1 月陆某被批准逮捕。

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都很值得思考：传统农村习俗中道路晒粮看似习以为常，但实际公路晒粮行为不合法。如何看待这一事件中习俗与法律的冲突？在法律具备合理性的前提下，为什么这种明知故犯的现象普遍存在且难以根治？当一种技术出现，开始“严格执行”法律时，其社会代价由谁承担？当无人驾驶车辆遭遇违法占道障碍时，其“径直碾过”且不主动避让的行为，应被视为合法路权下的正常通行，还是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的过错？若造成占道人财产损失，违法在先的晒粮者是否应自行承担全部损失，还是智能驾驶系统的运营方也需因“未能避让”承担部分责任？

有同学认为农民没有法律意识，默认该行为合理，熟人社会缺乏公共意识，不会觉得道上会走外地人，认为熟人可以谅解自己的行为。也有同学认为农村没足够地方供农民晒粮，被迫占道晒粮，而且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形成潜规则，导致执法无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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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思考，如果我是学生之一，会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呢？我的倾向是互害社会。

我一向热衷探访古村落，秋季时常遇到晒谷或晒其他农作物。有一些古村落，村前广场十分空旷，可以直接晾晒，也有一些地方会将农作物摊开在路上，若是原本只有两车道的狭窄村道，就会相当麻烦。但像这样的事情，当地政府不会真正去管，除非出了严重交通事故，比如上面提到的案例二。一些地方的农村缺乏晾晒场地，当地政府也并未解决。

在缺乏治理状态下，互害社会局面由来已久。因为资源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治理缺位，常识、逻辑和文明教育也统统欠缺，所以人们习惯不守规矩，爱钻空子，一心占便宜，但最后谁也无法得利，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快递无人驾驶车更像一个隐喻：人工智能时代遭遇互害社会，其实同样寸步难行，互害社会的局面，不以技术为转移。

所谓互害社会，指社会成员普遍不遵守公共规则、各自为政、为短期利益破坏公共秩序，以致公共资源与安全受到系统性侵蚀，个体行为互相抵消、恶化，最终导致整体福利和幸福感下降。它呈现的是规则执行弱化、投机钻空子习惯化、执法选择性或懈怠、公共治理与私人权益的失衡。

占道晒粮就是典型例子，长期以来，农村晒粮占路是既有生活方式，也与缺乏晒粮场地、基础设施不完善相关。地方执法多为容忍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规则形同虚设，形成不成文惯例。时间一长，更多人复制这一行为，公共道路被“私占”成为事实上的常态。即使是心存公德的农户，看到他人占道晒粮不受惩罚，就会形成“大家都这样做”的合理预期，不愿再付出遵守规则的成本，认为“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甚至为“抢地盘”而发生纠纷。个体不愿承担最先改变的成本，即使有晒谷场，只要距离比公路稍远，人们也不愿去。

对于农户来说，他们长期以来都并不在乎“互害”的结果，因为互害外化成本存在着不对称：晒粮的直接受益者是农户，而风险和成本（交通拥堵、事故、无人车损毁、行人受伤）则由路上所有使用者承担，包括过路车辆、骑行者等。也正是这种无视，反而放大了互害效果——交通隐患越来越严重，有时会造成严重的人身伤亡，施害者也难逃法律制裁。也正是放任占道晒粮，在无人驾驶时代到来时遭遇了冲击，农户终于直接体会到了互害的滋味。

这当然有传统因素，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族、邻里、家族关系为纽带，行为规范往往由人际关系与惯例决定，正式法律规则是后来的约束。人际网络导向下，如果周边人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个体更倾向跟从群体习俗。

所以，“地方惯例”在现实中优先于书面法，规则执行依赖于关系嵌入而非制度化程序，容易形成“大家都这样”的互害均衡。何况，传统社会对人的评价，更倾向于灵活处世与权变，讲究现实利益，“会不会来事儿”是关键。而在乡村治理中，强调的也是稳定实效而非规则，长此以往，规则自然会失效。

要解决占道晒粮，治理才是第一位的。一方面是严格执法，将法律置于人情之上，一方面要利用好村内空闲地，开辟专用晾晒场，而且还要真正便民。

还不完善的无人驾驶车，缺少的是人的“灵活性”或说“人情世故”，始终遵循的是程序化的安全标准，所以才会产生各种看起来爆笑的场面。但它的“死板”，恰恰暴露出社会治理的失败。当社会规则失灵、公共治理滞后，任何新技术都会遭遇阻力并被迫承担非技术性的后果。要让技术真正服务于社会进步，必须先修复制度，互害社会的未来，不可能实现技术的真正应用。

低估了

夜里十一点的广汉小吃街，我正嗦冰粉，身后突然传来急声：“我的兔头呢？”转头看见个穿黑衣的男人，正蹲在垃圾桶旁翻找。老板帮忙找了十几分钟没见着，男人念叨着“就放桌上的”，语气发闷。我随口劝：“找到也不能吃了，我请你新的吧。”他愣了愣，坐到我对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说自己“88年的，被社会淘汰”的男人姓任，已经失业18个月了。

一百万可以撑多久

小任是河北人。2024年失业，在深圳挺了一个月。

那一个月的前半段，小任铆足了劲投简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躺着，用手机求职。从早到晚，计步器显示不超过五百步。那时候的小任，还保持着一股子自我鞭打的卷，生怕稍微慢一点就在深圳活不下去。

上午十点出头，小任穿着短袖短裤下楼取外卖。进电梯没三分钟，住在低两层的邻居牵着狗走进来，诧异地问他怎么今天休息？小任说今天有事请假。等拎着外卖回到家，发现吓得后背腋下都是汗。

小任怕自己成了别人眼中“混不下去的人”。

半个月后，眼看着投简历没回音，小任果断选择送外卖。那时候，小任虽然慌，但还没慌到降低饮食标准的程度。水要喝每瓶两元以上的，饭要吃每份三十块以上的，“太便宜了掉价”。五天算下来，刨去吃喝和租电动车的钱，一共赚了三十块钱。还是用别人的号试工。小任带着一肚子气，眼前的路似乎只剩下一条：回河北老家。

小任不想回河北，他喜欢南方，生活丰富，有空可以去书店咖啡馆或者海边。河北老家有什么？周末休息估计都会被父母的逼婚和逼考公填满。

小任用了三四天做出了决定：隐瞒自己失业、继续留在南方。支持这一决定的，还包括他认真算了一笔账：自己在深圳一年收入在35万上下。每年给父母10万，自己还可以攒12万左右。算下来自己也有百万存款。

“有一段时间，我就是父母的骄傲。”小任感觉自己对父母的回报够了。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有精神上的。父母常对邻居说，儿子在深圳工作，一年几十万的收入。

接下来，他要找一个可以让这笔钱尽可能支撑自己生活下去的地方。他第一个想到的地方是成都。

成都却让小任有些失望。首先是住的贵。一个月两三千的房租，如果有工作，还过得去。但靠存款活着，就有点吓人了。离开成都前，除了在市内转了两天，他决定去一下三星堆。博物馆一直是小任比较喜欢的地方。

三星堆在广汉。逛完博物馆，小任没想好下一站去哪里，便搂草打兔子地看了眼广汉的房租，一个老房子的单间只要400。小区虽然老旧，但房子里安了一个二手空调。

小任租的房子。如今他换了一个住处，更明亮一些。这个房间的隔壁就是厕所，月租金550元

房租本来是日常开销中最大的一部分，400的房租，让小任可以将月支出控制在900到1000元。这意味着在不生病的情况下，小任可以至少生活五六十年，而且不用担心被人问“怎么没上班”。

当时距离失业过去了快两个月，小任还带着满满的目标感。思维依旧习惯了为了实现“不让存款使用透支”的目标，分解到每个月甚至每一天的支出的情况。小任那时候还没意识到这件事，此刻他用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这就是被训练出的典型的牛马思维。”

在广汉的日子，是从学习偷懒开始的。小任在深圳时，几乎每天都要考虑衣服的搭配，哪怕因为加班或者应酬，到家已是凌晨，他也要把衣服洗好烘干。小任的衣服不多，又都是潮牌，加上每天都要穿得不同，只能让自己辛苦。

他离开深圳前，把衬衫西装皮鞋都处理掉了，留了大牌的休闲服和运动鞋。有一条为了搭配乐福鞋，花八百块买的修身西裤，结果穿了两次就被茶水间的咖啡渍弄脏，嫌送去干洗麻烦，直接丢进了衣柜最底层，处理时才发现早已发霉。在广汉，不需要工作也没啥熟人，小任穿了一周的衣服，只要没有汗味就可以不洗。

但小任在广汉也有一段迅速下跌的不适应。在深圳送外卖时，他还觉得自己是在拼搏，吃喝都要“像样的”。到了广汉，小任忍不住精打细算起来：瓶装水尽量不买，把自来水烧开喝。饭也开始自己做。

小任把刷牙用的玻璃口杯不小心打碎后，又气又怨，怨自己运气不好。索性又用了一段时间的矿泉水瓶。过了几天，早上起来，没戴眼镜，小任半闭着眼睛去刷牙，把矿泉水瓶碰到地上。那一刻，小任竟然涌起一股心疼，然后是一惊，“自己怎么会沦落到为一个用过的矿泉水瓶心疼？”在广汉被恐惧支配的生活，和在深圳被焦虑支配的生活，有什么差别呢！

那天，小任去了广汉的百伦百货，买了个十块钱的树脂杯，干干净净的，用起来手里心里都舒服。小任说自己“就是在那一刻开窍了”。

别挡住我的阳光

早上五点，金雁湖公园的漫步道上，小任努力跑了几分钟，气喘吁吁。他改成走。身边的人越来越多起来，大家都在努力跑着。早起跑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都市人”的共识。就算在广汉，很多人也是“积极”“规律”的生活。小任刚努力放下了对于花钱这件事的焦虑，但依旧离不开从各种渠道获得的对于所谓“好的生活状态”的宣传。

夜晚的鸭子河

跑步像是一种自我表达。大部分人身上的装备都有模有样，耳机、止汗发带、专业的衣服和鞋子、手机上生成着跑步的轨迹和路线……小任感觉自己有点异类。跑了四天之后，小任感觉少了点什么。以前跑完步还发个朋友圈，看着同事的点赞心里有几分喜悦。现在的日子里，没了老板画的大饼，也没了同事之间不那么真诚的夸奖。

小任一边琢磨一边盯着脚上的跑鞋，形状有点垮了，穿着不那么舒服。他琢磨买一双专业的跑鞋，看到网上售价将近两千。以前他多半是短暂肉疼，便下单了，总觉得钱还能赚回来。现在不仅是钱的问题，“我跑步是为了让别人羡慕自己、觉得我很健康，还是为了让自己舒服？”

现在收入没了，时间多了起来。小任在网上发现不少体校运动员都穿一个叫多威的牌子，一双鞋两百上下，据说穿五六年也不会坏。小任忽然感觉所谓专业，不过就是商业给普通人画的饼。二百块钱的鞋子穿到脚上，舒服的程度并不亚于两千元一双的鞋子。

“我咋就成了哲学家了！”小任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跑步呀、买鞋呀、装备呀……小任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被严重驯化了，有种被现代文明训练成商业想要的那种类型。“说白了，就是用一些概念，先给我们洗脑。专业的就是好的、多跑步就是健康的，诸如此类。然后让我们去消费。”小任为这个发现有些高兴。

但是完全脱离“消费牵引”，还需要一段时间。小任的手机已经用了五年，当时买的还是mini版本，这几年里磕碰了很多次。最近开始出现死机的情况，电量也消耗得很快。苹果17出来了，小任开始看苹果13，二手的。他把这件事讲给好朋友听，朋友劝他换最新款，小任心里还是犹豫的，“手机能打电话、看信息就够了，新款的功能我用不上，没必要为用不到的东西花钱”。

小任多了个能力，会区分出“用不到的东西”。除了价格不菲的跑鞋和手机，也包括他喜欢看的书。这是小任从学生时代保留下来的仅存的爱好。以前都是从网上买来，一般也不算贵，二三十块一本。现在，他会先去社区图书馆看，实在喜欢才买二手的。结果是大部分书看完，就不想买了。

在吃东西上，小任不再认为商场里面的打折套餐是划算的，开始认真吃泡面。说到泡面，小任一脸兴奋，甚至想在这家炸炸火锅店里亲自表演煮面给我吃。我急忙推辞，“我已经吃得很饱。”他则有点显摆的意思，“我的面有菜有蛋，还可以放虾滑，很有营养。”“一直这么吃，不会不健康吗？”我有点纳闷。小任告诉我，这种吃法放在深圳的时候，也觉得很委屈自己：周围的人都在讲究怎么吃更好，自己整天吃泡面？

但现在吃了一年多，小任反而觉得很舒服。反正也没有着急的事情做，就用小电锅煮面或者熬杂粮粥。“在深圳时，我吃泡面会躲在屋里，怕别人看见说‘你怎么这么惨’；现在坐在天窗下吃，风吹过来的时候好舒服！”小任眼中，吃泡面不是“委屈”，是“我想吃”。

“商业化总让我们觉得‘拥有’才是幸福，其实‘用着舒服’才更重要。”小任说自己到底是明白了当年第欧根尼和亚历山大大帝的对话。当亚历山大问第欧根尼有什么需要时，第欧根尼回应：“别挡住我的阳光。”

把自己养成孤儿

在广汉早上叫醒小任的，大多数时候是阳光，有些时候是父母的催促。小任刚到广汉，睡眠很好。过了半个月，小任父母的电话越来越多，小任的梦也开始变多。

“你就是没苦硬吃。”小任的父母说了几次“邻居家的孩子都结婚了”“你的小学同学都要二胎”后，老两口也学会了网络用语，用在了儿子身上。“他们每次打电话过来都问我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不好好的结个婚？一个是为什么不好好找个班上？最后就那么一句，你现在活得太野了。”小任苦笑，“我感觉现在得了‘父母恐惧症’。”

小任长大的河北省特别卷。虽然他就读的高中不是衡水二中，但卷的情况不相上下。小任刚读大学时，午饭十五分钟就吃完，同一个宿舍的北京孩子问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吃完？小任说，自己已经吃得很慢了，以前读高中都是三分钟就吃完的，还要一边吃一边背单词。有一次吃得太急，噎得直跺脚。小任的父母却说，这是努力的表现。

这样的卷，一直持续到小任来到深圳工作。甚至比自己在河北的生活状态有过之而无不及。小任凭借努力，工作一年后成为了项目组负责人。作为乙方的代表，他不仅要全力配合甲方的需求，还需要提供情绪价值。一次，甲方飞过来项目沟通，提出了不少问题，需要小任牵头调整，给出的完成时间是第二天下午五点。小任有些为难，和甲方说晚上的饭局自己就不去了。甲方的脸色变了，“看来是我们发现的问题多，你不满意了啊！”小任心里盘算，这个活已经干了五分之三，这个时候让甲方不高兴，估计将来的验收也不会顺利。小任心里放不下工作，脸上还要挤着笑容，硬着头皮参加饭局。喝的迷迷糊糊之后，又熬夜带着兄弟们调整数据和后续加工方案。

想到这里，小任在广汉哪里是没苦硬吃。没有了收入，也没有被动的卷，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奢侈和放松。着急吃完饭也没有着急去做的事。他可以把一顿饭吃一个小时。

小任放弃了之前所有的“积极的生活方式”。早上起来不再急着去跑步，就算是睡醒了，也可以在床上再多躺半个小时，甚至是一个小时。躺到十点多最好，直接可以吃早午饭了。

但是锻炼不能少。小任手里还有以前在深圳的健身房健身卡，现在健身改成了公园漫步和俯卧撑的组合。唯一知道小任的情况的，是一位大学同学兼老乡。大学同学留在了北京工作，距离河北老家坐高铁只需要一个多小时。以前两个人动不动就说一句“顶峰相见”给彼此打气，现在这位大学同学说，小任是彻底摆烂了。小任没回复，过了一会把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删除了。

“活野了”“摆烂了”，小任没办法控制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他现在判定自己状态的好坏的标准浓缩成了两件事：月支出和体重。到广汉以后，小任瘦了十五斤。腰上的肉也少了，账本上的钱也没多支出。他认为这是身体给自己的奖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哪怕是锻炼也不过度。”

父母依旧不断地叫他回家。小任却在很多时候把自己当孤儿。一次，母亲问他为什么自己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几句话就不吭声了。小任半开玩笑，说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标准，每天说话不超过五百句。

“你真是疯了！”母亲说完，生气地挂断了电话。小任想，自己不过是没有按照大部分人的样子活着罢了。但自己怎么活得还挺舒服？

小任拍下的广汉街头的日与夜

没有再为什么赶过时间

“我求求你了。”时隔一周后，小任接起父亲的电话时，传过来这么一句话。小任的父亲一度因为儿子没有回到河北，去了深圳工作，三个多月没有理小任。直到小任第一笔汇款的一万元到账，父子两个人才重新建交。可这次，父母用尽了威逼、责骂，小任还是远远地躲了起来。甚至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到底在哪个城市。父亲服软了。

小任举着电话，心里有些难受。他想要的并不是逼着父亲放低姿态。父亲的语气从哀求变回不耐烦，“你到底想怎么样！好好的正道不走，非要走这些不求上进的路！”父亲在说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声音都劈叉了。小任没忍住，笑出了声。父亲气得挂断了电话。当天晚上，母亲就发来信息，让小任回家看看，说父亲被他气得心脏不舒服。

小任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视频通话过去。第一次，母亲没接。第二次，依旧是挂断。小任知道，父母不过就是在骗自己。“如果第一次是误按，那第二次应该也接起来了。不接就说明一件事，父亲没啥大事。”在小任看来，他们就是想让自己回家。

父母的电话是在小任到了广汉的第六七个月开始减少的。他们似乎意识到了小任的决心。父母的电话少了以后，小任每天醒来，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以前在深圳，每天被KPI、饭局催着，觉得“自由”是奢望；现在真的自由了，却不知道该做什么。

上午十一点多，小任散步走进小区，发现墙上贴着社区的免费体检通知。小任心里一动。到了社区才知道免费的体检只是针对老年人，自己想体检，还是需要去医院。

小任在医生的安排下，基本项目都查了一遍，花了七百。小任拿着报告去找医生，医生说他的血脂比去年降了不少，他笑着说：“现在吃的都是‘土味’，却比以前的‘精致饭’养人。”医生见病人不多，便和他聊了几句。“小伙子，你自己在广汉？还是要交一些朋友，心情好，也能让身体更好！”医生的这句话，触动了小任。

换做在深圳，或者是河北老家，小任听到这话，大概率都会不太高兴。交朋友属于私事，凭什么让一个医生来提建议？但在广汉，小任发现这个建议对自己来说还挺重要。以前为了项目汇报，下了地铁，拎着笔记本电脑咬牙跑上二三百米，衬衫被汗浸透了。坐到客户对面又被空调吹的连打几个喷嚏，客户的脸上露出不悦，就像这几个喷嚏都是天大的错误一般。现在一个人住在这里，没有再为什么赶过时间。

没有了追逐，也好像没了目标，整个人仿佛失去了规矩和鞭策。“就像这么多年被人为的训练出来的一匹马，每天睁开眼就要拉上货物，有一个目的地。现在忽然没有货物，也没有目的地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此时医生建议他交朋友，小任理解为可以让自己重新找到时间的感念。比如和网友约着某个时间在哪里见面，一起散步或者喝点东西。偶尔也让自己赶一赶时间。

有一次，小任和一个聊了快一周的女生约着见个面。女生“忽然想起”似的，“你做什么工作？”小任老实回答，“最近没上班。”分开前，小任问要不要再约个时间见面，女生的回答是，“等以后的吧！”这是一个看似模糊、实则清晰的回答。

小任把定时去广汉图书馆当作目标。背上包，穿干净的衣服，就像以前上班一样。但不用赶地铁，不用做汇报，不用看客户脸色。图书馆里都是退休的老人，小任坐在他们中间看书，忽然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自在”：不是无所事事，是有规律却不压抑；不是没人管，是自己管自己。小任想，自己这也算是退休了吧？

作者请小任喝的夜市咖啡，他平时舍不得喝，于是拍了照片留念

给自己找到所谓的目标后，生活本身再次成为小任心中最重要的部分。小任在网上刷到好久以前的电视节目，其中有一幕是一只鹤，受伤被人治好，要放回大自然的时候，鹤在地上徘徊走了好久，似乎有些畏惧自然。但花了好多时间，这只鹤到底还是起飞了，在人们头上盘旋几次后，展翅飞走了。

小任盯着屏幕，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家养的动物，现在需要回归到野生的世界一样。

10月22日，湖北省十堰市一小学周边发生车撞人事件，多名学生被撞，引发广泛关注。截至发稿，事发已逾48小时，当地仍未发布情况通报，外界对于事故伤亡及肇事原因则众说纷纭。

据悉，事发地位于十堰市茅箭区重庆路小学附近，为文秀路与山东路交叉口。目击者称，事发时正值学校放学，肇事车超车闯红灯后径直冲向路边人群。当地警方称，肇事司机已被控制，案件正在调查中，后续会有官方通报。

事发后，多名重庆路小学的学生家长称，学校近日如常开学，警方加强了事发路段的执勤，但校方至今未告知事件原因，“作为学生家长，连这点知情权都没有么？”有家长致电十堰交管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告诉其：“这是恶性事件，不归他们管。”但笔者随后拨打该交管热线，接线人员表示，对相关事件不知情。

有学生家长及周边居民告诉笔者，已有被撞人员在事件中遇难身亡，但该信息暂未获官方确认。亦有疑似被撞学校家长告诉笔者，“作为受害者的母亲，我十分压抑自己的心情！什么时候给我们受害者一个交代！”

肇事车行车轨迹简图@zyh

据此前报道，事发时正值重庆路小学放学高峰期，前去接孩子的吴女士（化姓）目睹了上述事件。网传视频显示，肇事车起初在文秀路上由西向东行驶。吴女士告诉笔者，肇事车行至事发路口时，先是停在左侧车道等红绿灯，其正前方停有一辆车，“他（肇事司机）开始还在等红灯，然后突然就闯（红灯）了，直冲着人去了，没有刹车，也没有按喇叭，没打方向（灯）。”

一段网传行车记录仪视频记录下了肇事车撞人的场景。视频显示，10月22日17时29分许，一辆白色轿车从其左侧超车并闯红灯，后径直驶向左前方在等红绿灯的人群。另一段网传现场视频显示，事发后多人受伤倒地，其中有背书包的小孩。

“速度太快了，当时都没人跑，根本反应不过来。”吴女士称，现场有多人被撞，包括小学生，肇事车撞人后仍向前行驶了一段距离才停下，“人都撞飞起来了，前挡玻璃还有只鞋子。”

现场照片显示，肇事车辆系一辆白色“比亚迪·秦”轿车，车牌号为“鄂C·F66780”。事发后，笔者多次致电比亚迪客服热线，接线人员称，若无车主信息及车架号，仅靠车牌号，无法查询到相关事故报告。

10月22日晚间，笔者致电咨询当地官方多部门。十堰市公安局茅箭区分局一工作人员称，警方正在调查此事，不便透露案情；茅箭区教育局一值班人员称，22日下午事发后，教育局有关领导已赶往事发地，其不清楚现场情况；茅箭区政府办一接线人员称，有关情况需待官方后续通报。

10月23日，一位自称十堰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警方已将肇事司机控制，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生活在笼中

杨振宁刚去世不久，本不该在这个时候泼冷水，毕竟死者为大，但眼下对他的吹捧越来越离谱，不仅说他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学术地位历史前十，甚至说他堪比牛顿、爱因斯坦与麦克斯韦。

杨振宁活着的时候，可没人敢这么吹，咋人一走就开始造神了？因为他没法自辩了吗？

诚然，杨振宁在理论物理领域称得上大师，尤其是对20世纪后半叶粒子物理与统计物理的贡献，属于绝对顶尖行列。但这终究只是在现有范式内的塑造与完善，而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则是这些基础范式的开创者。一个是开天辟地，一个是继往开来，两者无法相提并论。

实际上，杨振宁的学术巅峰是在1950到1960年代，到了1970年代则逐渐退居二线，八九十年代更是彻底淡出了理论物理的前沿阵地。换言之，他的学术地位很早就已经确立且明晰了。

比如在1999年12月，《物理世界》的千禧年特刊曾通过传真和电子邮件向全球250多位物理学家发送了包含七个问题的问卷，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哪五位物理学家对物理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收到的大约130份回复中，前十分别是：爱因斯坦119票，牛顿96票，麦克斯韦67票，波尔47票，海森堡30票，伽利略27票，费曼23票，狄拉克、薛定谔22票，卢瑟福20票，玻尔兹曼、法拉第、普朗克16票，而杨振宁等29人仅各得一票。

尽管这不是严谨的学术地位排名，但得票情况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物理学界对此的看法。如果按五票一档，那杨振宁与多普勒、朗之万、洛伦兹、哈勃、泡利、吉布斯、朗道等人属于一个级别；若按十票一档，那杨振宁则与费米、居里夫人等人一个级别。

以上这些名字，哪个不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即便对物理发展史不了解，也多少听说过一些，与他们齐名足以证明杨振宁的水平与地位，过度吹捧反而有损他的声誉。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吹捧角度也很有意思，说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在第二年便获得了诺贝尔奖，说明诺奖“姗姗来迟”的规律对杨振宁并不存在。言外之意就是，杨振宁太伟大了，伟大到打破了诺奖的常规。

这当然也是无稽之谈。杨李二人的发现确实伟大，就像麦尔逊-莫雷实验证明以太不存在一样，彻底颠覆了物理学界的固有假设。但宇称不守恒之所以能在次年便获得诺贝尔奖，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实验技术足够成熟，能够迅速对理论做出检验。

宇称不守恒是1956年提出的，1957年便通过吴健雄等人的β衰变实验得到证实。正因为这个革命性的理论有了充足的实验数据支持，诺奖委员会这才决定给其颁奖，如果当时没有能力验证，那无论这个理论听起来多颠覆，看起来多完美，也不可能拿到诺奖。

爱因斯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他的成就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广义相对论与狭义相对论，其对现代物理学的意义再怎么赞美都不为过。然而，诺奖并没有颁给这两个理论，而是给了他排名第三的光电效应。

理由很简单，相对论尤其是广义相对论，在当时的宇宙观下显得太过惊人，也足够复杂，堪称震碎三观。尽管1919年日食期间观测到的光线偏折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尽管当时的物理学界已经逐渐认可了该理论，但由于验证手段实在有限，属于未完全确证的成果，因此保守的诺奖委员坚持恪守原则，就是不给颁奖。

爱因斯坦等了四五十年，直到去世都没有因相对论再获得诺奖，难道是因为爱因斯坦不如杨振宁伟大？相对论不如宇称不守恒重要？显然不是。

当然，杨振宁之所以能得到如此不遗余力的吹捧，不仅是因为学术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毕竟除了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也是“杰出的爱国者”嘛。

不过无论如何，他的本职依旧是物理学家，盖棺论定的事还是交给科学史学者与科学评论家去做，咱们就放过他吧。

10月22日，国家药品联采办正式公布第十一批药品集采相关信息。本次集采共纳入55个品种，覆盖抗感染、抗肿瘤、糖尿病、心血管用药等重大疾病领域。

去年第十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后，关于“3分钱一片阿司匹林，2毛2一支间苯三酚注射液”的讨论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当时官方的表态是集采药品虽然低价但是药效有保障，还有一些正能量博主说3分钱生产阿司匹林足够，2毛2的间苯三酚也很合理。

现在一年过去了，这些药都还好吗？

2毛2的间苯三酚好像不太行

今年3月，药监部门检查发现，集采中标间苯三酚注射液生产的四川太极制药在关键生产过程出现偏差，未按规范要求开展偏差处理，不符合GMP要求。

这批间苯三酚注射液是由四川海梦智森公司集采中标后委托太极制药生产的。官方通报说的是“关键生产过程出现偏差”，我帮大家翻译成民间大白话，就是“中标的厂家随便看看，生产的厂家随便做做”，交差就行。

四川海梦智森公司中标间苯三酚的价格你猜是多少？正是登上热搜头条的2毛2一支。你说这是巧合呢还是巧合呢？

查出生产过程不符合规范后，药监部门暂停了四川太极制药间苯三酚注射液的生产和销售，并废除其集采中标资格。

帕拉米韦注射液也不太好

今年4月，山西国润制药生产的帕拉米韦注射液被查出不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被暂停生产销售，同样被废除集采中标资格。

帕拉米韦注射液是用于重症流感治疗的药物，第十批集采中，山西阳和医药以7.19元每支的价格中标，委托山西国润制药生产。

第一批药品生产出来还没上市，就被查出来生产质量管理不规范。请注意，这是中标之后的第一批就不合格，厂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不装了，摊牌了，这药就是这么生产的，反正也没利润，爱要不要吧。

那，对于这样完全不负责任的集采中标企业，除了废除此次中标资格外，还有什么处罚吗？

有的！国家集采办将这两家企业列入违规名单，暂停了未来18个月的集采申报资格。

18个月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惩罚就问你怕不怕吧？

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也不太好

今年8月，中标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的江西璟瑞药业在确认与验证方面存在缺陷，被药监部门责令暂停生产与销售。随后，国采办取消江西璟瑞药业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中选资格。

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是用来治疗代谢性酸中毒，补充电解质的药品，一些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好出现酮症酸中毒，或者肾功能不全患者出现酸中毒，就要靠这个药来救命。这个药如果质量不好，真的会死人的。

通报所说的“确认与验证方面存在缺陷”不太好理解，我帮大家翻译一下：

保障药品生产质量，既要靠硬件（厂房、设施、设备），也要靠软件（生产工艺、操作规程或方法、系统），软件硬件都非常可靠，能确保达到药品质量预期结果，就称为“确认与验证合格”。

“确认与验证方面存在缺陷”，就是关键硬件和软件方面存在缺陷，不能保证生产出来的药品符合质量要求。

那为什么不直接点出哪个环节不合格呢？这就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了：一种可能是问题不大所以模糊处理，另一种可能是这家药企的漏洞像筛子那么多实在不知道从哪说起。

聪明的你，相信哪一种呢？

同样的，江西璟瑞药业也被列入“违规名单”，并暂停国家药品集采申报资格18个月。

化疗药氟尿嘧啶注射剂也不太好

上周，第十批集采中标企业宁波大红鹰药业委托黑龙江福和制药生产的化疗药物氟尿嘧啶注射液，被浙江药监查出属于“劣药”。

和前面几家过程违规的药企不同，这个是在药品抽检的结果发现不合格。

根据《药品管理法》的定义，劣药是指成份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药品，被污染的药品，未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超过有效期、未注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擅自添加防腐剂和辅料的药品。

对于需要化疗的患者来说，以上劣药的哪一种情形都是性命攸关的。

那么，查出生产劣药的集采中标企业，受到了怎样的惩罚呢？

浙江省药监局对该企业处以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的处理。

国家集采办就比较严格了，将这两家企业列入违规名单，暂停了未来18个月的集采申报资格。

这两家优质药企，只不过是生产了一点劣质药品，就被剥夺中标资格，还要苦苦等到2027年才能再次参加国家药品集采，实在是太凄惨太可怜了，简直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

当然，北京的朋友们可能会哭得更大声一些。

根据第十批药品集采的中标结果，浙江大红鹰药业中标的氟尿嘧啶注射剂供应市场包括北京、浙江、安徽、贵州和新疆。

是不是有点意外？

前几天，有网友发帖举报，称南昌大学双选会现场出现露骨女主播招聘海报，认为211大学不应被这样的企业混入。其后南昌大学道歉，表示“该企业已在江西省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注册登记，此次申请入校招聘的岗位有人事专员、主播、剪辑师助理等，符合校园招聘要求，但该企业摆放的海报未向学校报备。”

我反而不能理解南昌大学的道歉，从涉事海报来看，招聘文字部分很正常，照片确实俗气，但并没有脱离整个社会大环境，很多人天天看的抖音快手小红书，这样的打扮不是比比皆是吗？

很多人意难平的点，实际上是这样的招聘海报出现在211高校的双选会上。若是出现在大专招聘会上，他们就未必觉得那么刺眼。

可是，在学历极度贬值、顶级高校博士硕士人数居然超过本科、本科生热衷“本升专”的当下，211真的能继续高高在上吗？至于主播这个行当，真的比一窝蜂考公考编低贱吗？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在传统观念中，学历越高，意味着更大的社会资本、更优越的职业前景和更高的生活品质。在正常社会状态下，这个规律当然没错。但在社会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学历极度贬值，这个规律自然会被打破。

我是扩招前一年参加高考，曾有同学大致对比过，如果晚一年参加高考，前一年的二本分数足以考上重点本科。经过1999年以来的二十多年扩招潮，学历的水分之大已经超乎想象。90年代的高中，能实现100%上线率和五成本科率，就已经可以在省内成为顶流，如今呢？985、211都是成批成批的。

更何况，在如今的社会结构中，学历虽仍是最重要的敲门砖，但在一些新兴领域和行业里，比如内容创业、电竞、短视频和直播等，学历已经不是硬性门槛。人工智能引领的未来，会让个人学习能力和技能变得更重要，学历只能作为参考，尤其是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这个参考意义甚至相当有限。

当然，在中国人普遍的认知里，“职业不分贵贱”向来只是口头说说，对“高端职业”的认知就是“吃公家饭”。前些年流行的山东段子，“有编制月薪三千叫正经工作，企业里年薪百万叫不务正业”其实从不是山东专利，而是这片土地的普遍认知。原因很简单，“公家饭”意味着权力，即使没有寻租空间，起码有了一个可以依靠的单位和圈子，在人情社会里好办事。

所以，公务员看不起一般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看不起企业，企业看不起灵活就业，是一条相当固定的鄙视链。主播这种新兴行业，不否认有拉低行业下限的人存在，但即使是正儿八经的从业者，在某些人看来也“天然不正经”。同样是高校的招聘会，大国企能让学生平添对学校的自豪感，招聘主播就会让学生觉得学校堕落了。

教育是社会的延伸，社会整体思维以权力为尊，以“公家饭”为荣，教育也会走向“等级导向”而非“能力导向”。

正常文明社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个人的能力、素养、价值观，而非让其成为某个“等级”的象征。但在中国社会，显然不是如此。学校搞校庆，最推崇的校友当然是官员，行政级别就是校友等级。

这当然是现实，但另一个现实也不得不正视，那就是经济下行和学历贬值的就业现实。南昌大学能让主播企业入驻招聘会，即使是所谓的“审查不严”，也是相当务实的做法。它起码客观承认了就业的多元化需求，对接了真实的市场需求。

如果抛开社会本不该有的权力寻租、退休金差异等暗面因素，仅从职业本身而论，主播和体制内一样都是社会需要的合法职业，都需要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并没有本质差异。

很多人认为主播行业强调外表，其实外表一直都是个体条件的一部分，有些行业对外表有要求，一直是客观事实，体制内同样如此，甚至更为明显。甚至可以说，主播比体制内大多数岗位要求的能力都更多（尤其是在许多人考公考编只为上岸，而且体制内充斥大量无意义工作的当下）。相比外表，内容策划、创意、传播手段、表演能力、互动技巧、市场分析，乃至自主品牌的创建、供应链管理等，都更为重要。

我反而觉得，主播行业需要的是个体努力，它固然没有传统观念最看重的“稳定”，也不符合传统观念的“体面”，但实际上比这个社会的大多数行当都干净得多。

相反，一窝蜂的考公考编，将之“尊称”为“上岸”，呈现出的功利心态，还有工作后无法避免的说假话、形式主义，打着“适应社会”旗号对人情和权力的服从，都显得比主播行业低贱得多，对社会的危害也大得多。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基层公务员面对爹味领导、无意义工作、形式主义和严苛等级时的唯唯诺诺，真的拥有比主播更多的尊严吗？当然，有人认为只要工作稳定、收入稳定就有尊严，那当我没说过。

南昌大学道歉新闻的评论区里，有一组对话很有趣，可以拿来做此文结尾——

有网友怒斥南昌大学招聘会“乱象”，认为主播行业“虚假、作秀、忽悠人”，另一位网友回复“你说的是主播，还是著名的统计局？”

靴子飞了2个多月，终于落地。

10月10日，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正式公布“经营管理”签证最新规定，将申请时的资本条件提高到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0万）。新规自10月16日起已正式生效。至此，施行已有10年的经营管理签将迎来剧变，“500万日元移民日本”（约合人民币不到25万）的时代划下句点。

从8月份日本第一次明确释放“门槛提高”信号开始，至少2万个华人家庭面临冲击。作为经营管理签证市场热度的风向标，多名日本行政书士表示，客户的心态两极分化极为明显——追赶政策的人，和暂停、观望的人几乎一样多。

已经怀孕4个月的艾婉在走与不走的反复纠结中，最终决定放弃已经铺垫了1年半的日本事业，毅然回国；在国内建筑行业耕耘十余年的赵岳山决定提前登陆日本，争取赶在新政下来前“上船”；魏巍和妻子本来准备在日本开个咖啡店当小老板，新政落地的当晚，他放弃了这条路，开始考虑在日本就职，老老实实做个打工人。

近年来，日本成为中国人移民目的地的热门之选。截至2024年底，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中，超过五分之一是中国人。

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次新政对外国人——尤其是依靠经营管理签证移民日本的中国人——来说，是一记巨大打击。它不仅提高了门槛，甚至是“直接关上了大门”。这场政策地震对超过2万个华人家庭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人们也在关注：未来在日生活的华人是否会出现明显的“回流潮”？

“只要25万人民币，就能到日本开一家公司，全家定居，孩子享受国际一流教育，全家享受日本医疗福利……”——社交平台上，移民中介这样推介日本。

放眼全球，相比大多数发达国家动辄七位数起的移民门槛，这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移民路径。

再加上“拿到永驻不用坐移民监，不用缴纳任何费用依然享有同等权利”等进一步的宣传，日本这个中国人传统认知里的非移民国家，一时成了移民目的地的热门之选。

“我是看到社交平台上的推荐后，才知道日本居然也有‘移民’的途径。”尤琪在2021年左右开始考虑移民，她望遍全球，加拿大太冷，美国太难，西班牙太贵，新加坡太小，澳大利亚蜘蛛太大，新西兰太寂寞……最重要的是，白人饭太难吃。“看了一年多。经营管理签一进入视野，我就觉得，太合适了，就像天上掉馅饼。”

她花了将近一年时间仔细推敲可行性，在国内参加多个中介的分享会，计算注册公司、办理签证、海外生活的各种成本。虽然25万人民币远不足以涵盖“所有费用”，但账单算下来，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便宜得令她心动。

赵岳山决定赴日则纯属机缘巧合。2024年，因为一场体育比赛，赵岳山第一次去日本，他发现日本和想象中不太一样。在某种微妙的秩序感中，他同时体会到，被语言不通的当地人亲自带路10分钟到车站的亲切感。

“我后来带着老婆又去了一次日本，遇到了一个以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定居的五十多岁大姐，我这才知道有这个签证。”赵岳山开始考虑举家赴日的可能性。他的孩子马上六年级，正在小升初阶段，学习氛围开始紧张和压抑。

在国内，孩子读的是本地最好的学校，学校和英国合作，采用英国小学积分制，攒够积分可以去英国交换。“我有朋友的小孩去了英国回来的，我觉得他们的状态都不咋地。”他坦言，去英国的话经济上也不太承受得起，“直接去欧美太难了，有签证问题，日本还有可能做个跳板。”

也有一些人，是抱着“重启人生”的希望赴日。对魏巍来说，重启的原因是被裁员了。

2019年前，他曾经多次到日本旅游。虽然很多个瞬间，他脑子里闪过“不然来定居吧”的想法，但上海的生活安逸舒适，他并不能真正提起精神来筹谋这么大的人生转折。直到被裁，他终于下定赴日的决心。为了节省成本，他选择先读语言学校，一边适应环境，一边考察经营可行性。“哪怕待两年发现不合适，成本也低。”

“经营管理签证”的雏形，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

1994年左右，为了吸引更多的高端人才和商务投资进入日本，日本推出“经营投资签证”，允许外国人在日本设立公司并从事经营活动。2015年，该签证改名为“经营管理签证”，延续至今。

2018年6月，日本政府推出《日本民宿新法》，开办民宿成为合法经营行为。社交平台上不断有中国人分享成功经验，把开民宿称为通向移民“最简单的玩法”——对于国内一线城市的申请人来说，卖一套房子，就足够在日本买下一套自住房、至少一套民宿，民宿让中介经营，自己不用费神，手上还能有充裕资金用于日常生活。

10年时间里，持有经营管理签证的人数翻了一倍多，从2015年年底的约18100人，增加到2024年底的41600人。其中超过一半持有者是中国人。

许多人拖家带口而来，这意味着，到2025年，以经营管理签证为手段，在日本定居的中国人，保守估计或已超过5万人。

新政落地前，艾婉和丈夫正在京都一家语言学校就读，公司已经注册，正在等待9月中旬正式递交经营管理签证申请材料。

艾婉一毕业就进入国内某一线大厂做IT工作，也在那里认识了丈夫。看到leader因为生孩子被公司边缘化后，她下决心辞职：“我想要自己的孩子，也不想为了孩子放弃我的职业追求。”

之后，艾婉去了深圳单干，后来在这里立足。异地恋谈了一段时间后，艾婉把丈夫挖到了深圳成为合伙人。

两个人的公司，自由度和可能性都是无限的。既然能在深圳做，为什么不能在日本做？

她开始考虑赴日生活，最终采取了用语言学校留学签，过渡到经营管理签的方式，这也是一条常见的迂回之路。

但生活比想象中辛苦。“自己要做很多事情，打扫卫生啦，做饭啦，以前我不用操心这个，什么都可以一键下单。”长时间耗在琐碎的日常事务里，让**她**焦虑，“我期待每天至少能花10个小时在工作上”。

语言能力也不是身在日语环境里就能轻易习得的。每周上五天课，上了一整年，艾婉仍觉得自己水平普通。日常去做个美甲睫毛，不涉及专业术语，还能略微和店员聊两句，但如果去医院，医生讲的话，至少一半她听不懂：“第一次问体温是否正常，答不上来。第二次我胜券在握做了准备，但这次他问我体温多少度，我又懵了。”

赴日“重启人生”的魏巍也面临着自己走出舒适圈的阵痛，在这个看起来礼貌有序却隐藏着“生人勿近”潜台词的国家，他觉得，自己对日本的大部分滤镜，“在落地的第一个月粉碎掉”了。

即便遇到了很多友善的日本人，魏巍仍经历了不少令他记忆犹新的糟糕瞬间。在餐厅拿着翻译器无法自如交流的时候，他觉得沮丧；看了一圈房但没有立刻定下来合适的，就被日本中介夫妻拉黑的时候，他觉得荒谬；在路上骑自行车的时候，他还曾遇到本地人用生疏的中文骂白痴……

定居和旅游是不同的，魏巍开始感受到物价的压力。去吃小夜市，一条烤鱼1000日元，一牙西瓜500日元。热闹是热闹，但还是贵了。

即便是经济实力相当硬核的戴家山，在日本度过的两年多，也并不轻松。

2023年1月的最后一天，戴家山落地大阪，这是他第一次到访日本，但他已经通过中介，在大阪豪掷700万，买下4套公寓作为民宿，并请中介代为运营。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希望能用十年时间移民日本。

不久后，戴家山发现，去掉各种佣金成本，每年民宿的收益所剩无几。旧协议签了5年，无法回头，他琢磨着再买个小旅馆自己经营，于是在2024年，他又买了栋房子，做成简易宿所（日本旅馆的另一种形态）。

但困难接踵而至：他不懂布草清洁，还为垃圾处理发愁。有一次，亲戚来日旅游，住在他的新旅馆。亲友走后，他将留下的可燃垃圾放在门口，以为会有人来收走。但几天过去了，垃圾还在。他查了规定才知道，开民宿产生的是商业垃圾，不能当作生活垃圾处理。

最后，他决定将一碗吃剩的泡面掏出来，晾干，再裹进好几层垃圾袋里，和其他可燃垃圾一起塞进双肩包，步行15分钟带回家，悄悄放进家楼下的垃圾房里。

和戴家山相比，小民宿主运营者王运生的困境更加具体。他在2024年5月开始申请经营管理签证，10月登陆。

他处理了一点国内的房产，凑够100多万，在大阪买了个一户建。“选择民宿是因为我本身在国内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他做了十多年工程师，为了改变生活环境来到日本。

11月，民宿开张，生意还行，每个月的入住率能达到20多天。但是一个一户建的经营流水，不足以支撑经营管理签证的合理续签门槛，他又开始拓展替别人打扫民宿的业务、尝试从事摄影兼职等等。

王运生已经接近40岁，做好了熬十年拿永驻的心理准备，决心要努力在此扎根。他一有琐碎时间就拼命学日语，终于在今年7月通过了日语能力测验的N2级，还没开心太久，8月，新政的风声吹来，一次比一次凛冽。他一遍一遍地读新闻，读入管局的官网条文，读社交平台的每一个分析帖。每读一遍，他就感到更沮丧——他觉得这个新政，似乎是为他这样的企业主，量身打造的拦路虎。

根据10月10日发布的经营管理新规，日本拟对经营管理签证提出的新要求还包括：至少雇佣一名日籍或永驻等身份的常勤员工、对申请人或员工有日本语能力检测N2以上水平的语言要求，最后，还对申请人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做出了具体要求——至少具有3年经营管理经验，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硕士以上文凭。

相对3000万日元这个一目了然的注册资金成本，雇佣更让小企业主们头疼。

按照目前的盈利状况，王运生承担不起雇佣一名常勤员工的成本。“算下来一年400万日元都打不住，我现在一年都赚不到这么多。更别说这几类身份的员工，不是说我想请就请得到的。”

他掰着手指算来算去，感觉接下来，不是自己要不要继续呆在日本的问题，而是“达不到要求，我没法在这里呆下去”的问题。

和王运生一样，觉得自己被新政“筛出去”的人不是少数。

看到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讨论，8月份，还在京都语言学校就读的艾婉，对着“征求意见稿”一条条分析自己的条件，“3000万日元要弄过来就已经很难了，雇员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

撑着的那股气突然就泄了。“干脆放弃吧”，这个念头在她心里转啊转，却因为一个甜蜜的意外，无法下定决心：她怀孕了。

她面临要把孩子生在哪里的问题——目前的留学签证可以生孩子，但是不会豁免出勤率，按照日本绝大多数语言学校的最低出勤要求，艾婉一个月最多有1-2天旷课的余地，产检请假依然要计入缺勤课时。

如果选择回国的话，她必须尽快去三甲医院建档备生。

新规一出，她感觉迎来“审判时刻”。

“在低门槛的时候我是可以试一试的，我们在这儿确实也花了很多成本，大概50万元人民币，但是门槛高了我说服不了自己必须要留下。”

艾婉觉得，如果这一年她在国内，应该能做更多的事情，“语言学校也好，日常生活也好，都在耽误我搞钱”。在日本的这一年，她和丈夫的事业仍在继续，在付出更多辛苦的前提下，保持了和国内差不多的收入，代价是毫无余力尝试任何新的事情。奋力游了一年，她觉得自己缺氧了，亟须呼吸。

2025年上半年，有日本媒体实地探访发现，包括大阪市中央区在内的多座建筑内，许多挂着公司标识的办公室在正常上班时间并无人进行办公。这种情况在东京区也被发现——许多公司租赁小间办公室进行登记，但平时并未在此真实办公。

“说白了就是个挂靠地址而已，”尤琪在2023年第一次前往日本进行考察时，就已经被某中介推销过这种办公室，“他既做移民中介，也做项目推销，甚至还暗示工签挂靠。一条龙服务什么都有。”据她介绍，对方的办公楼里，有至少1-2层楼被拿来进行二次隔断，分别出租，最小的仅有5平米左右，根本达不到正常办公的水平。

新政的推出，影响的不仅是王运生和艾婉们。移民中介、行政书士、税理士等产业链上的从业人员们，也在过去的数月内，或多或少地经历着行业的洗牌。

乘着中国人借经营管理签证涌入日本的浪潮，华人行政书士王洋的业务，在过去几年里得以迅速发展，从最初的一人事务所，发展到拥有5名员工，总计服务客户约200人。今年年初，他租下第二间办公室，筹备上线电子办公系统，准备进一步扩展业务。

但从6月日本政府第一次吹风称“将提高注册资本金门槛”起，他的客户人数开始下降。一部分人开始观望，随着门槛的一步步细化和提高，越来越谨慎与踌躇，也有人选择了撤退。8月，王洋开始出现财务赤字，他开始着手辞退部分员工，并考虑退掉新租的办公室，控制成本，“努力过冬”。

也有冒险家逆流而上。宋利軍是大阪行政书士。据他统计，8月份，到事务所咨询经营管理签证的客户较之前几乎翻倍。虽然不一定每个人都能下定决心，但“抢在关门之前上车”的市场情绪已经可见一斑。

“对不符合条件的客人，我们会建议对方通过别的签证途径实现赴日目的，”宋利軍认为，新政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筛选掉不符合日本期望的外国人。”

“最近几年，用经管签的方式进入日本的人数大增，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人。目前，不少经管签持有者确实是在真实经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为了拿签证，并没有好好经营公司。”宋利軍团队认为，在经管签新政实施之后，特别是等3年过渡期结束，可能会有大量达不到要求的虚假经营者被清除出局。“这是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一方面，日本政府是在筛选持经营管理签证的外国人，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也是促使我们行业进行自我调整的一个契机。”

作为“门槛最低”的经营模式，以大阪为代表的日本民宿业近几年内迅猛发展。伴生而来的噪音、垃圾清理、房价上涨等各种现象，开始让日本本地居民，对外来经营者们越发不满。

根据戴家山目测，他认为用经营管理签证在日本生活的华人，实际经营的比例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就算经营，很多也是小公司。像我这样买了很多民宿的都很少。”

周恬在国内时在国企工作，后来辞职到日本读书，考上修士，最后于东京创业做画廊。对于她来说，一切都非常顺利，新政对她个人的冲击很小，但对她母亲的冲击十分明显。

“我妈年纪大了，创业没有说服力，其实不符合经营管理签证的要求，所以先读语言学校，我最初打算后面把画廊的法人转给她，这样就合规了。她学校里也有一些想这样办的同学，老实说，很多都是把这个签证当跳板。”

新政后，周恬直接放弃了为母亲走这条路，“审核会变得很严格，大概率会失败的”。

日本律师森胁章1998年开始，作为外国律师在北京执业，对中日企业双边业务投资往来趋势十分熟悉。在他看来，经营管理签证的政策收紧虽然看起来速度较快，超出日本行政机构一般新规推进速度水平，但究其原因，是“非常明显的中国人来日本太多太多”。除了经营管理签证，在别的赴日签证持有者中，中国人的占比也明显越来越高。“各个领域的人才正不断汇聚到日本。”

怎么看出来越来越多？他举了个例子——有3年律师执业经验的中国律师，经日本法务省承认后，可以到日本律师协会注册，之后就能在日本开展日本法之外的法律事务，成为外国法事务辩护士。成为外国法事务辩护士后，可以申请日本专为“律师·会计业务”类专业资格人士设立的签证，此外，根据学历、收入等条件，还可以申请“高度人才签证”。后者具有较高的便利性，例如，可获得5年等较长期限的在留资格，并可在较短时间内（3年或1年）申请永住权。作为日本律师联盟外国律师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森胁章会过目几乎所有的协会注册申请材料：“现在持有中国律师资格的申请人增加得极快。这两年，在所有法域中，中国资格者的申请是最多的，这也反映出申请高等签证的中国人才类型日趋多样化。”

“我认为，本次新政的根本并非意在限制外国人赴日，而是希望通过制度优化，引导高质量的国际创业资源进入日本市场。”森胁章说，日本政府推动本次修正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创业门槛，确保制度仅适用于“真正具备经营能力”的外国创业者，防止空壳公司滥用，遏止“移住目的型”申请的泛滥。

对于这一波政策的大转向，也有日本专业人士认为，政府没有认真考虑相关经济规律。

“在旅游热门地区，总能看到特别多的外国人，日本人会觉得，外国人太多，日本不再是日本人的日本，”小谷先生曾在中国的大学留学，并在中国工作多年，他认为这样的看法其实混淆了游客和长期定居者，“经营管理签证的持有者，长期活动的地方并不是旅游区，也有自己的活动区域和规律，但很多人不在乎这些。”

十多年前，小谷先生曾参加过日本众议院选举。现在，他从事中日之间商务咨询方面等业务，100%的客户都是中国企业家。在他看来，日本老龄化问题是客观现实，缺乏劳动人口会是大问题。今年在外国人相关问题上的各项政策转向，也和今年的首相选举有关。“以前是很欢迎外国人来日本开公司的。”他认为，为了迎合选民心理，拉拢选票，“非常着急地进行了政策转向。”

新规公布以后，达不到标准的申请者不可能再获批，已持签的老板们必须在3年内逐步达到新规要求，否则可能无法续签。

虽然官方说明，在施行日前已提交并尚在审查中的申请，将适用旧标准，但从实际操作来看，森胁章律师认为，已持签的在留者，未来将面对相当严格的审查：“不少缺乏实体经营证明的案例，已经出现被长期搁置甚至直接拒绝的情况。需要谨慎应对。”

行政书士宋利軍坦言：“这不是提高了门槛，这可以说是，直接关上了这扇门。”

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布一个经管签的投票贴，“你打算怎么办？”300多名投票者中，约4成选择回国，剩下的人要么硬扛，要么想办法换工签或者其他路径。

赵岳山依旧坚定自己选择的这条路，他即将登陆日本。虽然怀揣着和最初几乎完全不一样的商业规划蓝图，但它指向的目标依然明确——一家三口，要在另一片土地上从零开始，重新扎根。王运生也计划咬咬牙冲一冲，为了留下来再拼一把。魏巍决定放弃经营管理签证这条企业家之路，开始寻求打工拿工签的可能性。

戴家山身边已有朋友准备打道回府，那是一个有3个孩子的家庭。周恬的母亲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以后申请个五年多次往返签证，用非长期在留的方式来探望女儿。艾婉下定决心回国，她在网络上一样一样出售曾经亲手买回来的各种家具，为这趟日本之行做最后的清理。

戴家山预判接下来用经营管理签证在日生活的华人必然会出现一股回流潮。“刚来不久的人损失还小点，要是来了好几年的，咬牙熬永驻，日子更不好过。”

文中除宋利軍、森胁章外，均为化名

CDT编者按：10月18日，柴静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题为《江青如何谈毛泽东，林彪，贺子珍与党内斗争？》的节目，以美国学者维克特（Roxane Witke）1977年出版的著作《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为切入，结合了中外亲历者回忆及公开档案、媒体报道，重构这段影响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口述纪录。

1972年，江青与美国学者维特克进行了长达60小时的访谈。在毛泽东健康衰退、林彪事件刚过、权力交接在即的微妙时刻，江青试图效仿斯诺（Edgar Snow）采访毛泽东的先例，主动寻求维特克为自己立传，以期获得国际舆论支持，巩固其政治地位。在访谈中，江青极力塑造自己作为毛泽东“哨兵”和文革关键角色的形象，详述了她如何启发并协助毛泽东发动历次政治运动，同时花费大量篇幅攻击林彪，并夹带私货、贬损毛的前妻贺子珍，试图重塑自己备受争议的上海历史。然而，这次访谈也暴露了她的政治野心、对权力的操纵欲以及对党内高层（如周恩来）的轻蔑；她无视规则泄露了包括军事地图在内的敏感信息。

维特克在这场充满压力、被形容为“需要驱魔”的访谈中，既被江青的权力魅力所迷惑，也记录下了她的偏执和脆弱。最终，这次访谈适得其反，其内容（及衍生的《红都女皇》传闻）成为毛泽东与她政治切割的因素之一，并在她倒台后，成为指控她“泄密”和“攻击毛主席”的罪证。《纽约时报》称：“毛泽东妻子因向美国学者泄密而遭到主席严厉批评。” 60小时口述里，江青谈到：她是否介入毛泽东婚姻？政治局是否对她存在“约法三章”？如何与林彪，彭德怀，刘少奇斗争？并说“性在最初让人着迷，但长久有吸引力的是权力。”

一

今天照例来得罪人了。

最近咱们为诺贝尔奖的事吵起来了。有媒体说不稀罕“洋奖”，也有人表示反对。

平心而论，日本人拿得确实有点多，本世纪已经22个了。但咱也不至于吵起来嘛。好比隔壁孩子拿了奖，你家里反倒吵起来了，多不好。

孩子拿不拿奖，未必体现什么；但没拿奖之后是什么反应，特别能看出一个家庭的成色。换句粗俗的说，床上不见人品，没上成床后的反应才见人品。

“呵……tui！丑货！”这就很不好了。

对于这个诺宝儿奖、或者说诺贝儿奖，作为一个读金庸的，我觉得最大关键，就是咱们事先得说好，不要变来变去。

这个奖到底是个好奖，还是个破奖？咱们到底想得，还是不想得？如果咱有人不小心得了，到底算是立功还是犯错误？这几点，媒体老师能不能先定下来，得有个章程嘛。

就像华山论剑，去和不去，原本都无所谓。丐帮去了，少林不去，都行，不丢人。就怕变来变去，还说什么最近秦岭老下雨，谁特么稀罕去华山啊，那就很不江湖。

二

比如在发奖之前，就可以先说好：这破奖咱明确拒绝，谁得谁是王八。

那多好，大家就都认识统一了，一起鄙视就完了呗。

年轻朋友有所不知，很多时候，咱们其实显得很想要这个奖。

多年来一直盛行这样的说法：诺贝尔文学奖，老舍本来可以得，鲁迅本来可以得，林语堂本来可以得，都是让出去了，或者是机缘不巧、失之交臂。

说得添油加醋、活灵活现。

前几天还有评论，叫《拉斯洛替李白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你的奖不是你的，是你替我们祖宗拿的。

说白了不还是想得嘛。不想得的东西，谁会这样意淫呢？

此外，倘若咱不小心真得了，是立功还是犯错？也得先说好，不要老变。

有人可能不记得了，我却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就在官媒工作。莫言得了，屠呦呦得了，当时都说是好事，一片祝贺，敲锣打鼓，当时的报道我不好去列举了，你们自己搜。吃瓜群雄们也个个与有荣焉，觉得脸上有光。

然而没过几年，群雄又调转头来骂，还要起诉人家得奖的。

要变卦早说啊，人家完全可以不领嘛。领了，你们沾光过了、自豪过了，等于撸完了，贤者时间了，转头又骂老师，这算是个什么嘛。

这玩意儿到底是荣誉，还是圈套？到底是自豪，还是自宫？事先说好成不，或者正义网民们搞一个《诺奖应对指南》，否则自豪起来都心虚。

三

再说说不稀罕“洋奖”这事。

洋奖到底要不要，也应该有个章程，还是那句话，咱能不能先说好。

世界杯、奥运会，都是洋奖，尤其奥运会，是古希腊发源的奖，可说是洋奖的祖宗。

并且我们现在很多人认定，古希腊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是个骗局，那就更不应该稀罕奥运了。一个假的古希腊，你还去传“圣火”，那不是中计了吗？

然而实际情况是，世界杯，咱们不但想踢，还想办；奥运会，次次下血本重氪，前一阵不是还流行去扒为谷爱凌夺牌花了多少多少钱么。

那么洋奖到底是稀罕还是不稀罕，给个准信啊。

看到有人反驳说，那一样么！奥运会是一个个拼出来的，诺奖是小圈子给出来的！意思是前者咱可以氪金，后者咱应该鄙视。

咦奥运会体操跳水、花滑花游、滑雪马术，不都是“小圈子”打分给出来的么。

而且怎么又成“拼出来的”了，不是说资本操控的么，不是说裁判把持的么，不是说吃药么，不是共济会光明会博彩公司插手么，不是说撒旦神秘祭祀仪式么，不是外国政治交易瓜分奖牌么，这会儿咋又成拼出来的了。

事先能否说好，什么时候承认是拼出来的，什么时候不承认是拼出来的，还是要一致啊。

四

盼诺奖，踩诺奖；想诺奖，喷诺奖；yy诺奖，鄙视诺奖；自豪得诺奖，起诉得诺奖……

又想又怕，又当又立，又卑又亢。

这些吃瓜群雄啊，没拿到时，说标准不公平，我们被排斥了；真拿到了，就怀疑中了计，我们被渗透了。

动作之乱、标准之无序，总给人一种马老师踩着滑板打五连鞭然后不小心触电了的既视感。

花钱能砸的，集训能训的，就拼命砸洋奖、冲洋奖；花钱砸不出的，集训训不了的，就说看轻洋奖、蔑视洋奖。

就想弱弱问一句：为什么奖拿得那么少，戏却那么多？

给自己加油很好，给自己加戏，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了，这篇文不是我写的，是我一个朋友写的，我被他盗号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近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颁布通过《广东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办法中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持身份证、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依法向不动产登记、车辆管理单位申请查询另一方财产状况的，有关单位应当受理，并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

这一规定显然与去年引发热议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形成鲜明对照，该条例规定的是，“妇女持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可以依法向房地产行政管理、车辆管理等单位申请查询配偶的财产状况，有关单位应当受理，并且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

国家干预家庭关系的矛盾和问题

从妻子可查询丈夫财产到夫妻可互查配偶财产，广东省的规定似乎是为了避免彼时福建省出台妻子可查询丈夫财产时所引发的有悖男女平等保护的舆情喧嚣。但是，福建省人大出台上述规定的用意也相当明显：在涉及离婚的家庭纠纷中，往往会出现一方对另一方的财产状况不明，而另一方借此隐藏、转移、变卖、挥霍共同财产的情形，由此就导致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困难和弱势一方的财产损失。而在离婚诉讼的财产分割中，处于弱势的又常常是女性，所以，“妇女持有效证件可随时查询配偶财产”就成为对女性的特别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允许妻子查询丈夫财产的规定是写在“妇女权益保障条例”中，所以对女性施予特别保护的条文，并不能被理解为仅允许妻子可查询丈夫，却禁止丈夫查询妻子的财产，只是这一条仅为落实“妇女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知情权以及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立法依据也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所规定的“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在夫妻共同财产、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

但从上述条文的变化，仍旧可以看到女性权益保护中面临的难题：

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都强调，“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都与男性平等。但此处的平等，若无国家促进义务的履行，本质仍旧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要使两性平等真正由形式成为实质，就必须借助国家在促进男女平等和消除歧视方面的积极作为。这种积极义务对于男女在规范意义上的平等当然是补充和强化，其对于矫正因为生理差异、社会评价、父权文化等诸多原因所导致的两性实质上的不平等而言，也无疑是重要且必须的。

另一方面，国家一旦积极介入，尤其是通过对女性的特殊保护来实现性别正义，就一定会遭遇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的诘问。此处的不平等，既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也有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如此，立法者如何化解积极促进两性平等和不得因性别进行区别对待的矛盾，就成为两性平权叙事中的亘古难题。

再将上述问题放回到妻子可查询丈夫的财产规定上，立法者之所以设置这种“特别保护”，无疑就是为了矫正市场/家庭的二分结构下，女性因承担了大量繁杂却无法被市场量化和评价的家务劳动和照料劳动所导致的，不仅劳动和价值在很多时候都被漠视，一旦涉及离婚诉讼，女性利益还被贬损甚至是牺牲的现实。

所以，放在这个背景下，大致可以理解福建省此前规定的缘由和逻辑。与此前政府多次提出的“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一样，这种举措都是国家在市场和家庭的对立仍旧尖锐、家务劳动的价值未获充分重视的背景下，对家庭和两性关系的强制干预。这种干预除了确保可能处于弱势的女性在离婚诉讼中获得尽可能平等的财产分配外，同样赋予了女性日常对于配偶财产状况的知情权。

这种查询和知情，甚至反向提醒更多在市场中赚取财物的男性，其经济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获得是建立在妻子更多家务付出的基础上，其赚取的市场财富当然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作为配偶的妻子也可平等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尽管突出了对女性的特别保护，却也容易给人留下仅允许妻子查询丈夫，却不允许丈夫查询妻子的错误印象。故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是直接规定夫妻双方可互查配偶财产，由此也避免了法律只保护女性，却未保护可能同样为家务付出更多，在离婚诉讼中同样会面临被剥削和压制命运的男性。

毕竟，尽管在更大比例上，是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无法被市场估值和量化的家务劳动，也仍旧存在同样为家庭作出更多贡献的男性。由此，从福建省的妻子可查询丈夫财产，到广东省的夫妻双方可互查配偶财产，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并没有法条表述所呈现的那么明显，其本质都是国家对于家庭平等的干预、弱势一方权益的维护乃至对性别正义的矫正。

夫妻双方财产知情权的范围与限制

但有意思的是，《广东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的这条位于该办法的第七章“婚姻家庭权益”，而非第六章“财产权益”。在“财产权益”一章，该办法甚至强调，“任何人不得因女方无劳动收入、劳动收入少或者其他理由，限制或者剥夺妇女依法享有的财产权利。对夫妻共同所有的不动产以及可以联名登记的动产，女方有权要求在权属证书上记载其姓名”。

既然没有被列入财产权益一章，而是列入婚姻家庭权益，说明本条的主要用意，除为保护女性在婚姻中的财产权益外，还旨在借由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对彼此财产状况的知情了解，来确保夫妻双方对于婚姻的忠诚持守义务。

然而，夫妻双方的忠诚义务本就属于杂糅了道德和法律双重色彩的模糊概念，其范围大致可包括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感情和性关系的专一性和排他性，以及夫妻双方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不得为第三人的利益牺牲和损害配偶的利益等，这种忠诚义务是否要延续至彼此财产状况的完全披露不无疑问。

因为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仅规定，对配偶财产的查询只应用于双方进行离婚财产分割时。若在整个婚姻存续期间，都可允许夫妻双方随时互查，接受查询的机关也随时有义务为查询者出示查询结果，无疑会导致个人自由和隐私空间在婚姻制度下被无限挤压。这不仅不符合现代年轻人对婚姻关系的期待和想象，也可能会借法律之名形成对个人自主空间的抑制和束缚。

此外，若婚姻制度要彻底凌驾于个人的自由之上，甚至要通过国家干预和政府监督的方式，做到夫妻双方之间的时时披露和事事透明，这大概率又会成为年轻人新的“恐婚事由”。

故而，对这条的理解、宣传甚至是适用，还是应尽量限制在夫妻分居、离婚冷静期、离婚诉讼期以及婚姻关系被依法解除后，其目标也不能直接指向借由财产披露来达到婚姻忠诚，而是为避免在离婚财产分割时，一方通过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和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来损害对方的财产利益。

女性参与市场工作背后的家庭维系

要不要允许妻子查询丈夫的财产，甚至要不要允许夫妻之间随时互查，本质上又都关涉因市场/家庭的二分所导致的婚姻关系下的压制和不公。尽管社会观念一再强调“男女在家庭分工上可能各有不同，但贡献却都一样”，但毋庸置疑的是，家庭中市场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总会在家庭生活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弱势一方也一定会遭遇更多的剥削和困境。

这种困境在面临离婚诉讼时会集中爆发，因为即使法院在进行财产分割时会考虑承担了更多家庭贡献的一方的利益，但这种泛化的“家庭贡献”也无法与明确的市场财富获得同等对待。所以，在离婚诉讼之前就允许夫妻对配偶的财产充分知情了解，可说是事后补救之外的事先预防。

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事先知情就可以有效实现婚姻制度之下的性别正义吗？当进入婚姻就会面临有薪工作和照顾家庭的两难取舍，女性还要进入婚姻吗？再延伸下去，在女性已经开始广泛参与市场工作的前提下，又该如何维系家庭？

美国学者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在《妇女一直在工作》一书中揭露了一个事实：女性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工作，只是在较长时间内，这种工作非但未被量化和价值化，甚至都未进入法律所讨论的工作权的范畴，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也总通过拔高和“美化”女性作为家庭道德守护者的方式，将女性牢固地束缚在家庭之内。但坚韧的生命力总会使很多女性逐步扩展工作边界，从作为母亲到作为社会管家，女性开始真正进入作为男性传统堡垒的市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人类社会的工作模式就是按照养家糊口的父亲和全职在家的母亲量身定做，女性却已和男性一样笃信，工作就是所有人的生活必需品，那么在女性进入市场领域后，家庭又该如何维系？又有谁来承担照顾老人、病人和小孩的责任？渴望工作的女性会因此选择缩小家庭规模，甚至推迟生育，而有财富支持能力的家庭则是将家务和育儿都外包出去，但这不仅会导致其他形式的剥削发生，也会引发生育率的骤减和家庭作为社会最小单元的逐渐坍塌。

这些事实都说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伴随女性权利的提升和主体意识的觉醒而消弭，反而以更具张力的方式呈现。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家被更多地要求要对原本封闭的家庭关系进行介入和干预。

这种干预，既包含国家和社会对母亲的整体性托举，例如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支持幼儿园、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提供普惠托育服务等，也包括允许女性查询配偶财产此类强硬的举措，而其目标又都是尽可能帮助女性超越家庭/市场、生产性/非生产性的二元框架，以及解决家庭责任和市场劳动的内在矛盾。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在上述查询配偶财产的法律规定中，都存在着婚姻中的夫妻忠诚义务是否可延伸至双方都需巨细靡遗地披露各自的财产隐私这一法律问题，但这些规定都表征出，国家在促进两性平等和提升家庭中的弱势群体方面的积极努力。

而其引发的舆论和质疑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性别正义的实现，可能并不能仅依赖于简单的性别扶贫或是禁止区别对待，而是应着眼于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改善女性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压迫性和屈从性地位，也改变“男性必须挣钱养家、女性必须照顾家庭”的传统观念。

或许只有在压制性地位被改变以及传统性别分工被颠覆后，外出挣钱和照顾家庭才会是男性和女性双方的自由选择，二者也真正能够在不牺牲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并行不悖。

“三热爱”也要与时俱进一下吗？

随着2025年度诺贝尔奖各奖项全部揭晓，舆论场又泛起阵阵波澜。其中，围绕物理、化学等奖项获奖者国籍而衍生出的国家科技实力对比，讨论尤为热烈。

“为什么中国人又没能获奖？”“日本诺奖得主这么多，中日差距到底在哪？”有些人也由此认为，中国的科研体制就是不行。

“爱之深责之切”。我们相信，很多网友的忧虑，是出于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关心，希望快些、再快些。但不得不说，若将复杂的、长周期的科学发展问题，简化为一场奖项数量对比，这种“诺奖焦虑”不仅无益于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更会在无形中催生妄自菲薄的社会心态。

（一）

诺贝尔奖源自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旨在表彰“为人类做出最杰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历经百余年发展，诺贝尔奖成为全球最负盛名的荣誉之一。

然而，盛名之下，环绕诺奖的争议也从未停息。即便是其中公认相对客观的自然科学奖项，也绝非完美的“度量衡”。

其一，评选标准存在争议。比如，1949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颁发给“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但很快这项手术就被发现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治疗手段，被各国弃用；比如，20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领域的科学家，也被广泛质疑这与物理学根本毫无关系。

其二，评选结果存在“时差”。有统计指出，诺贝尔获奖人所做出代表性工作与获奖时的平均时间差为16.1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诺贝尔奖衡量的是几十年前的科学成就，并非当下的技术水平。

其三，评选理念存在分歧。由于时代背景局限，诺奖强调个人或小团队的决定性贡献。而今天的重大科学突破，越来越依赖于大规模、跨学科、跨国界的协同攻关。诺奖“最多三人分享”的规则，已难以全面、公允地反映许多重大成果背后复杂的集体智慧。

（二）

相较于反映基础研究水平的自然科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的争议则更为严重。

多年来，这两个奖项的评选结果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与地缘政治利益高度绑定，热衷于授予那些符合西方霸权主义政治叙事的特定人物。这种操作，使得奖项的普适性与公信力大打折扣，甚至沦为“偏见认证”乃至“政治武器”。

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在遭受着越来越大的质疑。

就拿今年来说，诺奖委员会主席哈斯勒宣称获奖者的理论“提醒我们避免陷入停滞”，但该理论既无法解释美国35万亿美元债务背后的增长悖论，也不能回应中国通过非西方模式实现八亿人脱贫的发展奇迹，更没有正视作为当今全球最大创新应用场景的中国的实践成果。这种解释现实能力的丧失，反映了经济学诺奖评选标准与学科使命的背离。 

（三）

发达国家在现代科学领域起步早、投入大，具备先发优势和话语权。但一把尺子难以衡量多维的发展。拿着一把本身难言客观，甚至带有滤镜和私货的尺子，判定日新月异的中国，无异于刻舟求剑。

跳出“唯诺奖论”的焦虑，客观审视历史与现实，我们可以看到：70余年来，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科技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迫切需求。从“两弹一星”到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从杂交水稻到载人航天，我们在一个个关键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建立起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这种以应用为导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看起来似乎无缘诺奖，但毫无疑问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长足动力，为中国加码基础研究、攻坚前沿科技、拥抱新一轮产业革命提供了坚实基石。

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的技术创新，需要付出很高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往往需要多年才能进入盛果期。近些年，我们开始将基础研究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进行大规模、持续性投入，但果实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孕育。我们不必因为一些领域尚处于“追赶”状态就觉得将永远落后，相反应给予科技创新更多的耐心。

（四）

一些别有用心者之所以热衷于用诺奖数量来“敲打”中国，只是为了通过这种简单对比，论证中国体制“不适合”创新，从而否定中国的发展道路，为“西方优越论”添加注脚。如果我们也陷入这种“唯诺奖论”的逻辑，恰恰落入了对方设置的话语陷阱。

今天的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最广阔的应用市场，这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相互转化、相互促进，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科技自立自强”已成为全社会的高度共识，从国家到企业，从科研机构到普通民众，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氛围相当浓厚。此时此刻，我们要客观理性“正视差距”，更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不被一时的指标或外界的噪音所干扰。

可以说，在迈向科技强国的征程上，既然找对了方向，最需要的是久久为功的坚持。

（五）

面对诺奖，我们究竟应持何种心态？答案是“平常心”。这种平常心，也是一种成熟自信的大国国民心态。

不唯诺奖，当然也不是说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否定诺奖的价值。但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为了获得这奖那奖。拿没拿诺奖，中国科创都要踏踏实实走好我们自己的路。

比赢得外界点赞和认可更重要的，是通过探索攻坚，解决发展挑战，为中国创造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吕行菲是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的一名「少年审判」法官，从业多年来，她接手过与青少年相关的许多案件，见过许多孩子受伤后暗淡的眼神，其中让她最难以忘记的，来自一位13岁的小女孩。

女孩名叫徐晶，初中在一所寄宿学校就读，原本性格开朗爱笑，但在2023年4月，同校的男孩刘宇捏造了一则关于她的黄谣，开始散播。徐晶感到羞耻、焦虑，多次自残，甚至尝试了一次自杀。她的母亲是一名环卫工人，离异后原本和女儿过着普通的生活，但谣言摧毁了母女的日常，使她们陷入无助的困境。

即便校方第一时间调查，让刘宇在小范围的班级里向徐晶道歉，但谣言的传播却没有被完全制止。2023年11月，徐晶和母亲最终决定将刘宇及其父母告上法庭，寻求名誉恢复与精神赔偿。

法官吕行菲记得，庭上争辩时，两位母亲给她的印象完全不一样——一位母亲情感充沛，竭力为女儿争取清白；一位母亲却缺乏同理心，认为女孩应该相信「清者自清」，从始至终都在替儿子掩盖。吕行菲感到，这不仅是一次关于名誉权纠纷的法律裁决，还折射出了许多难题：校园黄谣、言语欺凌要如何在第一时间被有效制止？要如何充分保护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

事后，吕行菲特地去学校办了一次反言语欺凌，反造谣、传谣的普法，想告诉更多的孩子，「作为一名倾听者，对于恶意中伤他人的坏话，要学会质疑，明辨是非，而不是听之任之，不加辩驳就去肆意传播。」

今年夏天，我们和吕行菲在当时案件开庭的少年法庭里见面。她说，涉及校园纠纷的案件，往往呈现出一个特点——拖的时间越久，矛盾就越尖锐和难化解，看似多方都在努力，孩子反而会在纠缠中更加受伤。「我们总感觉晚了一步，就想，如果能往前走一步，提前介入学校单方处理不好的问题，是不是矛盾更容易化解。」她和少年审判团队的同事多次探讨，尝试探索了一些新的制度办法，覆盖到区里的每一所学校，孩子出现任何不良行为，学校都可以提前找法官帮忙，预防可能的违法犯罪。

作为一名女性法官，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吕行菲的观察非常细腻，判决之外，还很在意孩子的心理。这些年，她保留着一个审判习惯，是在判决书后再写一封「判后信」，给到孩子直接的鼓励。她在给徐晶的信中写到，「开朗、乐观，那本就是你最初的模样」，没想到陆续收到女孩的两次回信，字迹从歪斜到工整，情绪从悲观到开朗。因为法律的支持，家校后续的关心和疏导，一个受伤的女孩，终于重新获得了感知快乐的能力。

以下，根据吕行菲的讲述和判决书整理——

「我感受不到快乐」

第一次见到女孩徐晶，是在2023年的冬天。

她是放学后过来的。当时天已经很黑了，法院其他人都下班了，剩下我和书记员在等她和妈妈。在法院门口，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她穿着一件又厚又重的黑色羽绒服，跟身型完全不相符。她一直低着头，头帘儿油油的，蒙住了眼睛，不跟任何人眼神交流。我当时就感觉，小姑娘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已经不在意外形打理这些事儿了。

这起案件里，徐晶是原告，同校的一名男孩刘宇和他的父母是被告。原告提交的诉状里，只有简简单单几句话，但描述的情况很严重：2023年4月，男孩刘宇开始在学校散播徐晶的黄谣，充斥着污言秽语与性暗示内容。谣言逐渐扩散，很多人都知道了，徐晶甚至不敢去学校上学，因为焦虑和恐惧，她多次自残，还实施过一次自杀，被送去医院才抢救过来。

看完诉状，我很担心徐晶的心理状况，如果和刘宇或者他父母当庭对质，情况会不会变得更糟？所以开庭之前，我决定约徐晶和她妈妈单独聊一次。

那天晚上进了法庭之后，徐晶还是低着头，不说话。她妈妈就先讲起来，徐晶和刘宇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同学，原本关系还挺好，升初中也在同一所寄宿学校。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刘宇突然有一天在宿舍里造女儿的黄谣，里面还住着其他班级的人，所以谣言很快在年级里越传越广。

徐晶妈妈文化程度不高，和丈夫离婚后，靠一份环卫工作维持简单的生活。但谣言把母女的日常完全搅乱了。她妈妈就特别无助，原原本本告诉我这么一段话：

「你瞧现在把我闺女弄成什么样了。我说吃饭？不吃。跟妈一块儿出去溜达？不溜达。我们家亲戚有一个孩子，说跟她玩，也不玩。只要一回家就关上门，抱着个手机在屋里。有时候手机都不看，蒙着被子什么也不干，我就说完了这孩子。」

因为有羞耻感，黄谣自始至终没有从母女口中说出来过，但一谈及，徐晶身体就控制不住发抖，她妈妈就在边上拍拍背安抚她。原本我以为，徐晶一句话都不想说了，但谈话快结束时，她突然非常激动地喊，「他讲那什么的人根本不是我。」我注意到，她手上留有一些刀割伤的疤痕，就感到即便距离造谣过去了7个月，对她的影响还是很大。

徐晶接着告诉我，发现自己被造谣后，她第一时间告诉了班主任，班主任也很快找到刘宇询问原委，但刚开始他不承认，班主任就找来不同班级的两名男学生，让他们到办公室里背对背坐着，彼此不能沟通的情况下，各自写下来听到了什么。结果他们写的内容完全一致，就是从刘宇那儿听到的黄谣。

后来，刘宇妈妈被通知到学校，和刘宇一起去了班级向徐晶当众道歉。但她根本不接受，因为对方就说了一句「对不起」，态度还特别轻蔑。谣言也没有因道歉而消失，她走在楼道里、厕所里、食堂里，还是感到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

为了了解更多的细节，开庭之前，我联系过一次学校。校长是个中年人，他对校园言语欺凌这些事儿有职业敏感性，所以第一时间开始调查，并且把之后发生的每一个环节都写成材料保存了下来。

看完材料会感觉到，刘宇有狡诈的一面，也有幼稚的一面。知道老师找两名学生作证后，他居然想到买通他们，请出去吃冰棍，打游戏，结束之后对他们说，下次要有人再问起，就要说是听错了，不是刘宇造的谣。但其中一个男孩回家后感到非常愧疚，第二天就向老师坦白了。刘宇这才感到瞒不住，在班级里给徐晶道歉。

事发第二天，徐晶割腕自伤。学校感到事态严重，约双方家长到校面谈。在校方的主持下，两方初步达成过一致，由刘宇母亲垫付3000元，先给徐晶看病。但后来，徐晶还是反复自伤，双方对于怎么道歉，怎么赔偿，一直谈不拢。校方协调不下来，建议还是走司法途径。

其实，对于类似的校园谣言事件来说，真正走到法庭的并不多见。初次见面那天晚上，我问徐晶母亲，为什么最后下决心来起诉。她一下子就流眼泪了，说哪怕骂女儿，给她起外号，她可能都不会诉讼，钱也不是最关键的，主要是黄谣不堪入耳，她是个女人，是个母亲，实在不忍心看到女儿被这样的言语包围，所以必须得帮女儿要个清白，让男孩承担责任。

和母女谈话结束后，我试着开导徐晶，说她才十来岁，未来的生活还长，既然已经回学校上学，可以试着重新感受身边高兴的事儿。但徐晶当时特别低落，回答我说，「我感受不到快乐。」

其实，那女孩长得挺高大的，但说话声音又轻又小，总给我感觉那么虚弱。最后，她搀着她妈妈，低着头走了。

两位母亲

从始至终，我没见过男孩刘宇。他的爸爸妈妈从河北来到北京，做点小本生意，在北京落脚后就把孩子接过来，尽力陪在孩子身边，提供一份教育。

但2023年6月学期结束，刘宇转回了河北老家上学。所以真正开庭时，两个孩子都没有到场，只有两位母亲带着各自的律师，还有学校一位德育老师作为第三人参加庭审。

作为法官，我能预见到开庭时，每个人都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说，争辩焦点可能在于赔偿多少金额，以及自杀和造谣事件是否相关。但没想到，刘宇母亲上来就全盘否认了，说她儿子没造谣，是别的同学听错了。但当我问及，为什么会垫付3000元，孩子又为什么请同学去电玩厅、吃冰棍。这时候，刘宇母亲有点心虚了，说话不成逻辑，但还是在替孩子掩盖。

面对否认，徐晶妈妈虽然文化不多，但她感情充沛又表现得很克制，说没关系，她可以再找同学补充取证。庭审结束后，她很快和徐晶分头行动，一个给家长打电话录音取证，一个在学校收集同学的文字证言。我看了之后也很感触，有个孩子这样写：「徐晶原来特别阳光开朗，跟我们相处也很好，但被造谣之后，她变了，经常伤害自己。」

有了补充证据，按理说应该组织第二次开庭，但刘宇母亲放弃了质证权利，理由是「小孩子怎么说的都有」，但她对自己孩子说的话，却坚持认为是证据确凿的、严丝合缝的。

两位母亲给我感觉很不一样：女孩妈妈没办法复述黄谣，一谈起来就很激动，而男孩妈妈不会感到难以启齿，认为就是小孩子家的玩笑话。两个多小时的审判中，刘宇妈妈没有表现出任何同理心，不能共情女孩被诋毁的感受，还说徐晶应该相信「清者自清」，不应该自伤，她也得对自伤的行为负责。

考虑到案件双方都有未成年人，司法裁判有价值引领的作用，所以庭审结束后，我把各个角度的思考都写在了判决书里。首先，刘宇的过错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个13周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认知水平是足以分辨好坏的，他故意编排侮辱性强的黄谣，总不是为了赞美徐晶，而是明确知道会给对方带来伤害，存在明显的主观过错。

其次，在寄宿制学校，学生节假日以外都在封闭空间里集体学习和生活，同学关系就是他们现阶段最主要的社会关系，而黄谣无异于让徐晶遭遇了一次「社会性死亡」，声誉明显受到损毁，社会评价降低，构成名誉权侵害和精神损害。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争议点，是我在仔细考虑之后没有给予支持的。

徐晶妈妈在庭上临时加了一项诉求，要刘宇手写道歉信公开张贴在校园。但我考虑到，刘宇已经转学，新一批初一的孩子也已经入学，并不知道这些过往。这时候，如果再贴一封道歉信，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猜测和讨论，反而扩大了影响，对其他孩子的正常生活不好，对还在学校读书的徐晶也不好。

我把这些考虑都写进了判决书里，双方家长都表示理解。判决之后，我再次联系了刘宇母亲，建议她带着孩子再一次给徐晶诚恳道歉，也特别嘱咐了她，加强对孩子的教育，我说您也是女人，是妈妈，有没有想过，黄谣对女孩造成的伤害有多大，让刘宇再次诚心道歉，一来能抚平徐晶心灵的伤害，二来也能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么做，我觉得对于刘宇和父母来讲都是好事儿，会让孩子认识到，嘴上信口开河给别人造成恶劣影响，是要担法律责任的。也会让父母认识到孩子错了，就承认错误，积极改正，总比以后犯下更大的错误好。我觉得刘宇母亲是有点被说通了的，至少在判决生效当天，她就把赔偿款支付给了徐晶母亲。

动机

回头想，我生命里第一次接触女孩被造黄谣，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

那名女孩是我的同班同学，因为发育比别的女孩早，谈论的话题也比较早熟，不知道谁就突然冒出来给她造谣，说她在校外有无数个男朋友，还说得有鼻子有眼。越来越多的人都信了，往她的校服上、自行车座上吐痰。受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我不懂应该如何站出来质疑谣言去支持她，成了一名旁观者。多年过去，我跟她没有联系，也不知道这件事对她后续有什么影响，但每每想起总觉得遗憾。

接到徐晶案后，我又想到了这个同学，同时也特别困惑，黄谣为什么总会发生在女孩身上，并且很难自证，只能看着它的影响一点一点扩大？而且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在本该是清朗的校园里也会说出伤害性那么大的黄谣？

我特地问过学校老师刘宇的特质。用他的原话说，「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孩子」，不太受关注，甚至提到他的名字，都不会想到有什么特别印象的事。

我能理解，受到现在网络环境的影响，孩子会有一个很隐秘的世界，去探索奇奇怪怪的知识。而且往往越是不受关注的孩子，在网络里扎得越深，学到的语言、表达出的恶意可能就越惊人。但即便理解到这一层，我还是想不通，刘宇造谣的动机是什么？

我又去看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书籍和论文，突然意识到，有一件小事被我忽略了，是徐晶那天晚上告诉我的：上小学时，刘宇有一次被车撞伤了，徐晶特别热心，发起一大批同学买水果去家里探望，因为这件事，他们此后成了特好的朋友。上初中后，他们分在不同的班级，刘宇课间就老来约徐晶一块儿上操场玩，但学校不允许学生串班，所以徐晶拒绝了好几次。最后一次，刘宇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了不起什么？你牛什么？」

当时，我没太在意这件事，但看过书之后，理解了刘宇的心理：和性格开朗、多才多艺、招人喜欢的徐晶相比，他显得普通，在这段友情中产生了自卑感，而又到了青春期，还交杂着性别意识萌动的复杂情感。屡次三番在徐晶这儿受挫后，他的自尊心更加受伤，所以生出「得不到就毁掉」的心理，而黄谣，是最能诋毁女孩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的性教育还是缺乏，许多女孩成长过程中还会感到发育羞耻、生理期羞耻，而越是羞耻的东西，别人就越是好奇和想要窥探。所以同样是造谣，说考试作弊传播不会那么广，但黄谣的影响会指数级别增长。

刘宇妈妈曾说，「清者自清」，但黄谣根本不会由浊转清，只会愈演愈烈，因为涉及到性和隐私，内容模糊，女孩根本无法自证。孩子们又长期在校园里过集体生活，当大多数人在共享一个话题时，为了寻找所谓的归属感，他们就会跟风去讨论、去分享，进一步扩大传播，女孩就不断处在被凝视、被质疑、被恶意评价的境地。

所以黄谣真挺摧毁一个人的，有的女孩不敢求助，有的求助时不敢复述黄谣的内容，即使是更勇敢的维权者，也会在去污名化的过程中遭遇二次或者多次伤害。甚至在造谣者道歉的情况下，有些人还是会把女孩推进「受害者有罪论」，比如刘宇离开学校后，他的一名要好的男同学每次见到徐晶还是会说，「自己干的事儿不承认，把好朋友都害转学了。」

其实这件事中，让我担心的还有这些二次、三次传谣的人。因为不是始作俑者，他们不会觉得自己犯错，也不会有道德上的愧疚感，但扮演的是「平庸的恶」的角色。还有一些人甚至用辟谣的方式传谣，比如「我听某某人说，谁谁怎么样了，我不相信，是真的吗」，看起来是在寻找真相，但也导致了谣言扩散。涉及到人性幽微的部分，你很难判断他们是无意识地觉得好玩，还是主观上有很大的恶意，法律上也更难对他们追责。

对于孩子们来讲，还是需要价值观上的引导。徐晶事件发生后，学校召开了拒绝谣言的班会，我们也特地去办了一次反言语欺凌，反造谣、传谣的普法，主要是告诉孩子们，作为一个倾听者，对于恶意中伤他人的坏话，要学会质疑，明辨是非，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而不是听之任之，不加辩驳就去肆意传播。

谈到这里，想起来一件有意思的小事儿：我家闺女今年10岁，经常让我给她说案子，交流多了，没想到孩子变得特别有正义感。有一次，她班里有个女同学哭了，另一位女孩隔得比较远，就让坐中间的男孩帮忙递纸巾。男孩说，又不是我惹哭的，凭什么给她递，她这么爱哭，那咱以后都别跟她玩了。这时候，我闺女就站出来说，「你已经涉及言语欺凌了，联合别人孤立她，凭什么不跟她玩，我就跟她玩。」我说闺女，虽然咱不应该随便使用欺凌这个词，给人家男孩上纲上线，但你帮助同学，比妈上学的时候勇敢。

往前走一步

现在我手里的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除了抚养费、抚养关系变更这类的，剩下大部分都是涉校园纠纷，往往呈现出一个特点——拖的时间越久，矛盾就越尖锐和难化解，导致家校共建很难实现。

大部分涉校案件都是如此，比如遇到孩子之间打架了，或者发生了严重的身体、言语伤害，学校第一时间该怎么安抚孩子、调查原委、固定证据、协商处理，都没有一个成熟的机制。甚至个别学校完全不处理，等到家长打官司了，或者在网络上求助了，才被动处理。

我遇到过一起案件，两个小学生坐同桌，一个孩子被另一个推了一把，摔了腿，学校不知道该怎么做，就让家长打官司，家长急了，觉得这点事儿还要走到法院。打完官司之后，家长一直打12345投诉，说学校和老师不尽责。看到家长这么干，学校又反告家长诽谤，到现在还较着劲儿。整个事情占用了很多资源，持续了很长时间，矛盾却越积越多。

徐晶案件里，学校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但矛盾还是走到司法这一步才化解，而且，一个孩子陷入心理危机，另一个孩子转学，效果并不是最好。我们总感觉晚了一步，就想，如果能往前走一步，提前介入学校处理不好的问题，是不是矛盾更容易解决，孩子也能免受更多的伤害？

其实在很多校园纠纷里，我们发现卡点都在于赔偿谈不拢，比如有孩子受伤，护理费、营养费一天应该按照什么标准给，就卡在这儿了。曾经有一个案例是孩子崴了腿，做手术，家长开口就要10万元，学校就不知道怎么跟家长谈。如果这时候我们能介入，告诉双方法院判决的标准，帮助他们建立共识，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

教育部也想过办法，2022年5月，《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开始实施，就是让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自荐或者委派人选，到中小学兼任副校长，一方面可以普法宣教，另一方面可以第一时间帮助解决纠纷，促进家校以及孩子之间的和解。

制度实施当年，我们法院选出了一支30多人的队伍，分到延庆区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里，到现在3年多了，发现很多学校被投诉、起诉吓怕了，教育就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最典型的就是消失的课间10分钟，为了避免孩子出现安全问题，学校就减少孩子外出活动频率。为了激发教育活力，我们审判机关应该用学校「尽责不担责」的裁判规则，把课间10分钟还给孩子。

但法院的「法治副校长」没有覆盖到辖区每一所学校。我们院今年又做了一个新尝试——联合区教委，成立「平安校园先议办公室」，运行模式很简单，就是区里任何学校遇到处理不了的纠纷，或者发现孩子有不良行为，又不知道该怎么教育，都可以填表提请办公室，后续就会有法官、助理或人民调解员来帮忙出主意。

印象深的有一个案例，一所学校意外发现有个孩子躲在厕所里偷拍他人，学校要求他删除照片，依据校纪校规也处理了，但总觉得不够，担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就求助到先议办公室这边。

后来，我去跟孩子见了一面，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的形象柔柔弱弱的，说话声音也不大。我严肃告知他，从法律界定上，偷拍是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可能会导致行政处罚，甚至涉及刑事犯罪，他就总是回答，「知道了」、「记住了」。

当时孩子父母也在场，因为是老来得子，他们跟孩子年龄差距很大，平时就是管好吃穿，接送上下学，几乎没有其他沟通。孩子出事后，他们也是一味指责，从始至终没问过偷拍的原因。现场我就问了孩子，他犹豫许久后，说是有一次被别人偷拍了，不敢告诉父母，所以就去拍其他人报复。孩子思维模式挺奇怪的，但本质上没有多坏，认识到错误之后，他非常后悔，后续我和学校一直观察到现在，情况都挺好的。

就发现「先议办公室」是有效果的，能够预防孩子陷入更深的错误。但目前，我们也遇到了难点，在于那些发现不良行为或者干预之后还是没有转变的孩子。

比如，我们审理案子时，发现一些少年「飞车党」，没有摩托车驾照，违规购买或者租赁、借用摩托车，在道路上飙车炫技，发生交通事故，伤残的概率特别高。再一查，很多孩子都是逃课或者辍学，结识了社会闲散人员，被介绍到同一家机车俱乐部租车，我们和学校沟通，看能不能做点什么，预防将来可能的事故和犯罪。

但学校也很困扰，这些孩子的家庭关系都不好，跟爸爸妈妈有矛盾，导致他们通过刺激的方式寻找存在感和价值感。学校跟家长沟通，家长回复就是「管不了」。我们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也遇到过有些家长不配合，觉得孩子没到犯罪那一步，法院管得太多了。

按照法律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如果学生出现严重不良行为，经过「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还有家长同意，是可以送去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的。但目前，委员会的工作机制还不完善，部分家长也不愿意将孩子送去这类学校，所以面对这一部分孩子，要怎么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司法帮助，需要更多的探索和思考。

两封信

未成年人工作确实要考虑很多，如果孩子真到了走进法院那一步，我们也想表达，法律对待他们是「温柔」的。

2022年初，我们法院开始少年审判改革，重新装修了少年法庭，布置和普通法庭完全不一样，撤走了审判台，换成了一张浅黄色的圆桌，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都围着这张圆桌坐，刷的墙面、灯的布置也是浅黄色的，就是想让法庭更温馨，孩子也会感到法官和他们靠得更近，可以尽快放松下来。

现在，少年法庭一共12个人，包括前端立案速裁、中端审判、后端执行的法官和助理，基本每天都在群里共享信息和线索，打破信息差之后，案件办起来更加顺畅，也能发现很多隐藏的问题。

比如几个办案团队遇到过好几个案子，地点都在台球厅。我们就发现，不像网吧、 KTV被定义为娱乐场所，严格限制未成年人进入，台球厅被划为体育场所，大部分24小时营业，成了不少未成年人新的聚集地，发生了一些犯罪行为。有了这个发现之后，我们就汇总案件信息，写了一个报告呈递给区政府，区里非常重视，我们也给全区的台球厅从业者办了讲座，希望能够进一步净化台球厅的环境。

可能我们少年审判团里大多是女性法官，观察比较细腻，再加上我又是一位孩子的母亲，办案的时候就会想，如果是我家孩子，她会希望得到怎样的对待或者帮助，所以在法条之外，我更能够看到孩子本身，也能够理解孩子和家长不同的处境。

比如在徐晶案件中，其实她妈妈处理得已经很不错了，知道带孩子维权、看精神科医生，但接触下来，我感觉她也陷在维权里，不知道怎么抚平孩子内心的伤。我就嘱咐她，平时在家里，特别是当着孩子的面，别老说黄谣、维权这些事儿，对孩子的心理恢复不一定有利。不如跟孩子聊点别的，孩子也更容易走进新的生活。

这些年，我还有一个审判习惯，就是在判决书后面再写一封「判后信」。因为一些当庭说的话孩子可能过后就忘了，但是文字是可以永久留下来的。当时我就给徐晶写，「你曾低着头告诉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快乐了，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会重获感知快乐的能力，成为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努力学习、健康快乐的好孩子，而那本就是你原来的模样。」

徐晶很快给我回了一封信。能感觉到，孩子心里还是没过去那道坎儿，信里写了好多错别字，字迹也歪七扭八的，并再一次提到让刘宇公开张贴道歉信。那以后，我一直关心着她的状态，学校后续也做得很周全，心理老师持续疏导，班主任多次家访，落下的课程都补上了，复学后也让旁边的好朋友多陪她。后面一段时间，家长和老师都说她在慢慢恢复，我也不好一直打扰，就没有持续联系了。

但没想到，到了2024年9月，新学期开学的时节，书记员拿回来一封EMS邮件，打开一看，是徐晶给我寄来了第二封信。

真的特别意外，她的字迹完全变了，工工整整的，也没有错别字。从内容里看，我发现她有感知幸福的力量了，听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赞美。最欣慰的是，她还能把自己的事说出来，去开导周围的人，就感到她是真的在变好。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我还想提示更多的孩子，如果自身合法权益遭受到损害，不要悲观消极，甚至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而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不要把这件事想得很难，从2015年开始，我们国家就实行了立案登记制，立案的时候只需要在诉状上写清楚，别人对你造成了什么伤害，你要求对方承担什么责任，剩下的，相信法院和法官就可以了。

最后，我想把徐晶的信贴出来，是希望任何一个孩子哪天遭遇类似的事时，打开手机一看，曾经有些人，或者是现在有些人，正在遇见被造谣、被言语欺凌或者身体欺凌，不要害怕，也不要内耗，我们可以依靠法律站出来，最终也能从风暴中走出来，回归到新的生活里头去。

她的信是这么写的：

「今天下午，我在学校打饭时，我们校长和我说，我现在恢复得很好，之前的案子办得巨成功！听完后我真巨开心，因为真的有人在觉得我变得越来越好，我也像您之前给我写信说的一样，开朗、乐观，那本是我最初的模样，我做到了，我真巨感激您。

我现在也在激励更多像我一样遭遇的人，我每次都会和他们说，『开朗、乐观，那本就是你最初的模样。』这句话是您激励我的，我同样相信这句话还可以鼓励更多的人走出自己的遭遇。

是您给了我勇气，让我面对各种事情会用正确的方法去面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做傻事了，我也渐渐地从那段经历走了出来，谢谢您当时的开导，愿我们未来会一直向阳光走去。」

（文中徐晶、刘宇为化名。）

那天晚上，我刷到一段直播。

一个年轻人面对镜头，语气笃定：“你是典型的安卓逻辑——穷、愤怒、没见识。你看，苹果人从来不这么讲话。”

他叫户晨风。那场直播之前，他已经凭着一系列“社会观察”视频红遍全网：

他去菜市场和老人算账，去县城记录真实的一面，也曾拍下“世界各地的一天工资购买力”之类的视频。

他懂得镜头语言，也懂得情绪节奏。可那晚，他的语气变了。

他开始用手机品牌、超市会员、城市配置来定义人。

“苹果人”，代表秩序、效率、上升、体面；

“安卓人”，则是混乱、穷酸、内耗、焦虑。

这不是调侃，而是一种社会标签的建立。

几天后，他被封禁。

原因不明。外界说是“制造对立”，也有人说他“踩了线”。

但我注意到，在无数评论里，人们并不讨论法律边界，而在问另一个问题：

——“他到底说错了吗？”

我们先别急着下结论。

因为户晨风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试图用消费符号解释社会的人。

从他的话语逻辑里，我们能看到一个很典型的时代现象：

当社会流动性下降、焦虑感上升，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区分方式”。

那条“苹果 / 安卓”线，看起来像是玩笑，其实是一种新式的阶级隐喻。

在中国当代语境中，“阶层”这个词总是让人不自在。

但“标签”却更容易被接受。

你可以不承认自己是穷人，但你可能会承认自己是“安卓人”。

你不愿说别人高高在上，却能心平气和地说：“苹果人嘛，生活方式不一样。”

这就是语言的魔术。

它让不平等变得柔软，也让差距变得理所当然。

我试着回想，户晨风真正触怒的，不是“言论边界”，而是他让太多人看到了某种不体面的真实。

在他的视频里，苹果不再是手机，而是一种社会通行证。

山姆超市、星巴克、特斯拉、城市地铁线路、居住区密度——

他把这些生活符号串成了一条隐形的阶级地图。

听上去夸张，可你若细看，现实中确实有迹可循：

地铁上，苹果手机集中在头班车；外卖群里，安卓头像总是多。

你可以说这是统计学巧合，也可以承认——那条“看不见的分层”，其实我们都心知肚明。

只是，当一个主播把它赤裸裸说出来，还带着一点轻蔑，一切就变得不能容忍。

社会可以容忍不平等，但不喜欢被人指出来。

很多人批评户晨风的傲慢，说他“把消费当优越”。

但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他的傲慢，而是我们为什么会为这种傲慢感到熟悉。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早已默认这样的秩序：

苹果代表成功，安卓意味着还在努力。

就像穿衬衫的人比穿T恤的更“专业”；开油车的不如开电车的“环保”；

连用什么外卖平台，都成了社会标签。

消费已经取代了出身，成为新的阶级密码。

它不靠户籍、学历、血统，而靠你手里握的那一串品牌。

你是谁，取决于你能买什么、买多久、买得有多轻松。

有人说，户晨风是在“制造仇恨”。

我倒觉得，他更像是照出了社会的一面镜子。

问题不是他造的，而是我们早已生活其中，只是没人敢明说。

他用“苹果 / 安卓”这组对立，把人群心理剥开：

一边是“我凭什么不如别人”；

另一边是“你凭什么配不上”。

流量的秘密就在这里——情绪永远比事实更有传播力。

当这种语言开始流行，每个人都被迫选边：

你是苹果阵营，还是安卓阵营？

你讲理性，还是讲自尊？

你愿意被归类，还是宁可沉默？

户晨风的封禁，并没有让话题消失。

相反，“苹果人”“安卓人”已经成了年轻人社交语境的一部分。

它像一面镜子，也像一面墙。

我问过一些公司里的年轻人，他们对这件事的反应出奇地一致：

“其实他说得也没错，只是太直接。”

他们不认同他的态度，却默认了那套等级观念。

一个用“安卓”的女生告诉我：“我不觉得低人一等，但我确实会在客户面前藏起手机。”

另一个“苹果”用户则说：“我不是虚荣，只是想让自己看起来体面一点。”

他们都在用消费的方式争取尊严——这没错，但这正是问题所在。

当尊严与消费绑定，阶级就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成了心理结构。

你以为自己在选择，其实是被选择。

算法推给你哪种内容、哪种生活方式，你就开始模仿哪种语气、哪种审美。

久而久之，你的身份不再靠你定义，而由你能负担的品牌决定。

有评论说：“户晨风不过是把我们心里的鄙视链变成了语言。”

这话刺耳，却也准确。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社会的中产想象逐渐失效。

房价锁死上升通道，教育挤压焦虑蔓延。

于是，消费成为唯一能立刻“证明我不一样”的方式。

苹果、山姆、特斯拉、露营、City Walk——

这些不是生活方式，而是一种求生宣言。

户晨风踩中的是这个时代的自卑：

我们口头上拒绝标签，心里却渴望被区别。

我们批评他制造分裂，其实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划线。

在朋友圈、在社交平台、在谈话细节里，我们都在小心经营“我属于哪一类人”。

有人问我怎么看他的封禁。

我没有答案。

在一个讲究“正能量”的舆论环境中，任何带有分裂气息的表达都可能触线。

但更深层的尴尬是：我们在一边封禁标签化语言，一边又在用更隐蔽的标签生活。

从算法推荐到商品营销，从社区管理到教育资源——

标签机制从未停止。

户晨风不过是第一次，把那套隐形的机制翻到台面上讲。

而当他那样讲的时候，整个系统都会反弹。

我想起一句话：“社会的底色从来不是黑白，而是灰。”

户晨风的故事，不过是那片灰色中的一次闪光——刺眼、短暂，却让人看清结构的轮廓。

或许他真的傲慢，或许他只是无知，也或许他只是一个被流量吞噬的普通人。

但无论如何，他所说的“苹果人 / 安卓人”，已经不仅仅是手机的选择，而是身份的写照。

你用什么手机、住在哪个区、去哪个商场、在朋友圈发什么，都成了社会阶层的可视化接口。

我们在标签里生活，在算法里争夺存在感，也在沉默里被区分。

我不打算替谁辩护。

也不打算做结论。

因为问题早已不在户晨风身上，而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愿不愿意承认：

有时候，我们就是在用“苹果人”的优越掩饰焦虑，

用“安卓人的清醒”对抗无力，

然后一起假装，这个世界还在公平地转动。

后来我又看到那段直播的剪辑，被几次下架又重新上传。评论区的人说，“这不是政治，这只是生活。”

但我知道，我们谈论的从来都不只是手机。

全球妇女峰会正在北京举行。

76岁的律师徐维华参加过30年前在北京举办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是一个让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的名字。实际上，在40多年前——那个“家暴”仍被视为“家务事”，更遑论女性主义与个体觉醒的年代，徐维华就已经扎进了中国女性权益最胶着也最复杂的现场。

媒体称她为“为杀夫女性辩护的人”。她代理的案件，构成了这30年间，女性在家庭暴力和土地权益中所遭遇困境的最真实切片。她曾经提到，“去村里维权的时候，有人说几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我想让他们看看，我们能掀起什么样的巨浪。”如今她告诉我们，自己越来越寄希望于年轻人，“新一代的女孩们总能在第一时间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我们记录下她的故事。毕竟真正的改变，从来不只发生在会场上和宣言里，更发生在那些“于心不忍”的时刻，和一次次“掀起巨浪”的庭审中。

庭审中，被告席上的李彦举起那只缺了一节中指的左手。

“你举着不要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断指是怎么回事。”辩护律师徐维华沉稳而坚定。法庭上原本的喧嚣随即陷入沉默。

这根手指，是被她的丈夫用菜刀砍下的。在经历了漫长的持续家暴后，她杀了丈夫，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而那截悬在空中的断指，成了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最无可辩驳的证据。

这一幕发生在2014年11月，成为徐维华三四十年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刻度——从近乎无力，到终于能为一个陷入绝境的生命撬开一丝生存缝隙。

李彦被改判死缓，不久后，《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

时间倒回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家庭暴力”概念的提出，给徐维华带来了冲击。彼时，她在全国妇联工作多年，参与起草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家暴”这个词，连同它揭示的被“家务事”外衣掩盖的性别暴力本质，成了她职业生涯的分野。

但现实总是无力。徐维华至今记得1998年代理的一个案子——一个河北女孩，在多次被丈夫当作赌资供人强奸后，拿起剪刀反抗，误杀了丈夫，被判死刑。徐维华为她奔走，电话打到了最高法，但最终也没能保住女孩的性命。

“特别伤心，也特别生气。”若干年后再提到这个案子，她的声音不自觉地抬高。这是她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也促使她提前退休离开体制，投入反家暴的民间战场。之后，我们看到了李彦案的转机，徐维华那句“你举着不要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断指是怎么回事”，不仅是律师的法庭策略，更是她凝聚了悲愤和经验的奋力一击。

如今76岁的徐维华仍固定每周去律所值班，接听求助者来电。她也会奔波在一线，为被剥夺土地的出嫁女、被提前退休的女性管理者和遭受职场性骚扰或精神控制的女性发声。

在家休息或出门遛弯时，她会听穿越、修仙、玄幻小说，自从做了白内障手术后，徐维华的这个习惯已经保留了十来年。耳机里是个快意恩仇的世界。听到公平正义被伸张，她觉得“很解气，特别爽”，似乎足以消解一部分现实中的无力。

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像小说里那样，穿越回去完成理想，但至少可以躬身入局，日拱一卒。

以下是徐维华的讲述——

一次观念的冲击

我第一次听到“家庭暴力”这个说法，是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下简称“世妇会”）。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全国妇联工作。当时最关注的是妇女拐卖问题，我们还参与调研、起草和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这部法律在1991年出台，为中国争取承办世妇会打出了非常有利的一张牌。

徐维华在1995年世妇会上。

世妇会之前，我们花了半年时间去基层调研，也去高校、司法局、妇联收集意见。在论坛上，大家分享了中国当时在打击妇女儿童拐卖、遏制卖淫嫖娼、争取女性受教育权和劳动权益等各方面的成果和问题的讨论。

可是“家庭暴力”这个词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很新鲜的。

我第一次意识到，妇女在家庭中受到的虐待、残害甚至性侵，往往被“家庭”这种形式掩盖，被当作家务事。这是认知视角的缺失。家暴其实是一种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应该从家庭范畴拎出来，也需要公权力的介入。

当时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并没有对家暴的定义，也没有针对这个问题的救助措施。在我们做权益工作的人眼里，妇女受到的伤害，不论是轻伤还是重度的残害，甚至被杀害，都属于人身权益范畴。当时大会上，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做了一场主题为“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的演讲。这个话在我们国家可能比较敏感，但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对妇女儿童权利的保障，是一个国家对人身权益保障的尺度，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检验。对不对？

徐维华在世妇会第一次听到“家庭暴力”的说法。

受这场演讲的感召，我的校友郭建梅在世妇会后辞去了公职，组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也就是现在的千千律师事务所，在民间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和服务。我当时觉得她离开体制内太可惜了。

我们俩是一起参与制定《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战友”，当时组织给了我们很大权限去做调查研究，让放手去干。这部法律从没有到出台，花了五六年时间，立法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立法过程中，我和郭建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立下了共同的目标：保护妇女权益。虽然路径不同——她离开了单位，去民间帮助具体的个案；我在体制内，通过推动职能部门站在妇女立场保障她们的权益，但我们的理想是一致的。

“家庭暴力”概念的提出，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种观念的冲击。

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必须被重视的问题。由于论坛的讨论时间有限，我们便主动去联系在反家暴领域经验更为丰富的专家，比如来自美国、加拿大的同仁。通过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逐步建立起反对家庭暴力的支持项目。

当然要救她

在这之后，妇联接手了很多家暴案例，反家暴也逐渐成了我工作的重心所在。这其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案件，是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将施暴的丈夫反杀。

1998年，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河北的一个案子，丈夫让人强暴妻子，后者杀夫。

男人是个富二代，很有钱，但是个赌徒。他赌博输了钱，就将妻子做了赌资，让赢钱的人去家里强奸自己的妻子。

当时他们新婚不久。第一次，女方以为是丈夫回来了，没开灯，就发生了关系。她隐约觉得那人和丈夫不太一样，但也就睡了。第二次，也是黑着灯睡了。

等到第三次，女孩突然开了灯，一个陌生男人吓得翻到床下。他解释说，是经过她丈夫同意的。女孩觉得非常屈辱，为了自我保护，她买了一把剪刀塞到枕头下。结果第四次爬上床的是她的丈夫，当他在黑暗中试图与她发生关系时，女孩从枕下摸出剪刀捅了过去。

男人被割破动脉，死了。

这个案子一审判了故意杀人，死刑。女孩的家属向省高院上诉，也向妇联反映。我们当然要救她。她的丈夫实际上主使了对她的轮奸，这构成了与他人共同强奸妻子的犯罪，他不该死吗？女孩是强奸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自卫，有什么不对？

接到女孩亲属寄给妇联的求助材料后，我们转给了河北省高院刑庭和最高法刑庭。我还打电话给最高法院刑庭，说明案子的特殊性，提出依法对女孩不判处死刑。接电话的庭长答应一定会慎重。但我去香港开会回来再去联系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女孩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这个事情我特别伤心，也特别生气。法官手里握着的是人民赋予他的一把利剑，这把剑应该指向罪犯还是受害人？他们不懂吗？

这是我工作中一个非常失败的个例，也成了我心里的一个坎儿，始终过不去。如果将这个案件放到现在，我认为给她免罪处理都有可能。

2003年，我54岁那年选择了提前退休，与这件事也有一定关系。之后，我去了反家暴网络，这是一个试图从主流公检法机构、学术界以及社会宣传等多方面提高全社会对家庭暴力问题关注和行动的项目。

一年半后，我成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代理反家暴案件。2012年，我正式加入了千千律师事务所，跟建梅一起，为需要帮助的女性提供法律援助。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始终是我们职业最初的发心，我打内心里觉得，这也是我对自己职业的使命和责任。

举起那根断指

在千千所，我们代理过一些“以暴制暴”反杀丈夫的个案。其中，李彦案是最让我感受到法治和时代进步的一起典型案例。

这个案子中，李彦和丈夫谭某都是再婚——李彦之前结过一次婚，谭某已经是第四次婚姻。据我们了解，他之前每次离婚都是因为家暴老婆。这次婚后没多久，谭某就开始打李彦，扇耳光，用烟头烫她，按住她的头往墙上撞，在她做完刮宫手术当晚还要强行发生关系。

李彦尝试过自救。她和家人一起，找派出所、社区和当地妇联求助，但事情被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没人帮她。她也提出过离婚，俩人拟了离婚协议，但因为谭某的车是李彦花钱买的，他没钱偿还，协议也就一直没签。

2010年的一个凌晨，谭某喝醉后，拿起气枪要打李彦。争执过程中，李彦拿起火药枪管砸向丈夫的后脑勺，后者被砸晕。李彦担心谭某醒来后对自己施暴，干脆将他砸死，之后分了尸，将尸块分装在塑料袋，沿隐蔽路段进行抛撒。

2011年，当地中级法院判李彦犯故意杀人罪，死刑立即执行，二审也维持了原判。李彦的弟弟找到千千所求助，我和建梅决定一起为李彦辩护。

当时案子正处于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的阶段，也正好是《反家庭暴力法》酝酿期间，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专家、学者、人大代表，包括媒体都在为李彦发声。2014年6月，案子的死刑复核没有通过，被发回二审法院重审。

徐维华在工作中。

2014年11月，二审重新开庭。在举证质证环节，我请求给李彦出示被家暴的受害部位证据的机会，审判长同意了。

我跟李彦说，请举起你的左手，给大家看看断指是怎么回事。

李彦左手中指缺了一个指节。她举着这只有断指的手，在法庭上陈述说，自己当时从朋友处得知谭某在外面与小三相会，就去了现场抓人。回家后，谭某问她，刚刚是用哪只手指着那个女人的，李彦说是左手。谭某继续追问，是哪根手指头，李彦伸出了左手的食指和中指。谭某拿起菜刀砍了下去，“啪”地砍掉了一个指节。

在此之前，因为要面子，李彦对外都说是自己切肉时不小心砍断的。但这次面对的是生死问题，她陈述了事实。我记得我当时在庭上说，请大家以生活经验来判断，我们都做饭，切再大的骨头，都不会切到中指吧？谭某在婚姻中做了不忠的事情后，还对妻子进行暴力伤害，这多么残忍。李彦已经在努力自救了，但凡过得下去，她都不会做出杀人的事。可惜命运没有给她机会，但我们不能不救她。

当时庭上有很多男方的亲友，一直在用很难听的话骂我们。李彦把手指举起来的时候，他们的声音都没了。法庭的情况在这之后得到了扭转，我们也长舒了一口气。

李彦在最后的法庭陈述中，首先跪向公婆，承认犯了罪，为自己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表达了忏悔；之后她面向法官，陈述自己因为家暴求助和投诉了好多次，也提出过离婚，但都没有机会保护自己，以至于酿成悲剧。她既是施害人，也是受害者。

我最后说，很遗憾以李彦的手杀了死者，但他（谭某）本人在整件事情中，也应该负有相当大的责任。在生死的紧要关头，一个女性要保全自己的人身安全，还能有什么办法？

2015年2月，李彦由死刑改判为死缓。之后，李彦还通过律师以自己的案件为例，向人大提出了修改《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的建议。2015年12月27日，《反家庭暴力法》通过了，2016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

那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李彦，和她的家人也渐渐断了联系。2020年左右，她弟弟突然来电，告诉我李彦减刑了。只要她继续努力，多争取几次减刑，或许就能早一点儿重获自由。

这样的结果，在30年前，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争取不来的。

“我越来越寄希望于年轻人”

我是1949年出生的。当时社会提倡的风气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从我出生、成长，到改革开放以前，“男女平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接受度是很高的。

我刚参加工作，是在公安机关。过了半年的实习期后，大家不论男女，工资都一样，我拿36块，他们也是36块。在各方面的培训、提拔上，也都以个人表现作为依据。之后我去高校、妇联，乃至基层工作，单位领导给与了肯定，认为工作任务完成得比较有成效，也因此获得组织上的肯定。

在我所在环境中，或者说成长过程里，从来没有觉得男女有多大区别。

所以我也一直觉得女性跟男性享有同等权利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我大学学的是法律，在杭州大学任教期间，会作为法律顾问参与办理一些刑事案件。我参与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为一位女性被告人所做的辩护。她因为长期被人污蔑、侮辱、贬损，在忍无可忍、应激反应抑制不了的情况下，杀死了对方。

当时我单纯从法律角度出发，觉得这个女性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我作为她的辩护人，必须建立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证据为基础之上而提出的辩护。该案件最终没有轻判，但为作为被告人的妇女争得了生的希望。

徐维华在加拿大交流反家暴合作项目。

后来到了全国妇联，我一直秉持着这个朴素的观念，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就是我的工作。

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定的过程中，我们去基层调研，才发现在“男女平等”口号之下，存在着诸多不平等的事实，比如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在当时很猖狂，比如很多人有钱之后开始搞婚外情、婚内虐待、打骂老婆。由于那个年代倡导的生育政策是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有的人为达到离婚再娶再生男孩的目的等种种情况，出现了不少换老婆的现象。社会治安方面也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光天化日之下强奸妇女等事件。

我认为当时出现的那些问题，都不能离开当时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现实情况。它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比如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提高女性参政的比例。这是为了提升女性的权利意识，旨在推动全社会对女性相关事务的重视关注，也促进女性的参与程度。

我们的理想当然是不断提高女性参政议政的比例，但这个比例现实中提高的速度比较缓慢，和我们期盼的还有差距。

从体制内出来后，我对女性权益问题有了更具体的感受。2010年前后，千千所接到了大量有关男女同龄退休问题的案件，同样处于管理岗位或者专业技术岗，依照法律规定，具有副处以上、副研究员以上职级、职称的人，可以享受60周岁退休的待遇。

但现实中女性被以各种理由在55岁退休的情况时有发生。毫无疑问，这就是男女不平等现象的突出表现。

这类案件我们当时接触了很多，但维权的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她们去提起行政诉讼，大部分屡诉屡败。我们还代理过一批浙江省退休女性的诉讼案件，最后也败诉了。

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以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中心的名义，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寄了材料，得到了他的重视。浙江省迅速专门派了人来北大汇报，给出了解决办法。

这是一个解决女性退休问题做得很好的特例，其他地方我们作了很多努力，也很难解决。

近些年，我们接到不少有关农村出嫁女土地权益的案子，这是农村已婚女性或者离婚女性面临的困境——村集体分给每户成员的宅基地，通常会分给家里的每个孩子，但村规民约认为，嫁出去的女性就是本村的外人，默认她们没有土地。而当出嫁女离婚、丧偶后，这个困境更加突出，她们早已失去了老家的土地，再也回不去了。

这是以村民自治为名，不受制约地侵害妇女权益的现象，也是国内目前基层治理中一种难以对抗的现象。现在想起来湖北一个村子的案例，我都觉得荒唐。

那个村里，很多出嫁女的土地被剥夺。她们层层往上反映问题，都难以解决。我们帮她们立了案，同时也找不少基层领导以及相关部门的人，做了很多的工作，本着这件事能在行政范围内解决是我们的愿望。我记得光是村委会主任，我们就找了好几趟。

那个村主任原本是个杀猪专业户，后来成为村委会主任。他在与我们的对话过程中说，他去找了省里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请教他们，都认为不能给出嫁女分配土地补偿费、集体经济分配款等款项，宅基地申请更得不到批准。我们与他反复说理、沟通。对方甚至说，你们向上反映、去投诉，我们可以组织村民公投，反正村里的男性成员跟出嫁女比起来，还是多数，（给她们征地补偿款、集体经济分配款等款项）是通不过的。

最终我们协商、协调未成。这类案子诉讼也大多都败诉，真的很荒唐。我始终觉得，虽然失去土地补偿款的出嫁女在农村属于少数，但她们的权益应该受到重视和保护，她们的声音也应该被听到。

徐维华仍然奔波于一线。

距离1995年世妇会过去30年了，国内妇女权益问题发展其实有不少进步的地方。比如大家不再担心“家丑不可外扬”，越来越多人清晰认识到家丑并不是你的原罪，应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正因如此，我们接触到的以暴制暴的杀夫案也确实变少了。

随着法制教育的普及，大家都在学着对这种行为说“不”，这是女性权益意识的觉醒，也是社会的进步。

当然，性别问题也在以新的形式出现，比如近几年在舆论场比较突出的职场、高校性骚扰/性侵、看不见的精神暴力、精神控制等问题，我们也接到了许多求助。这些基于权力关系的侵害和暴力更隐形，更不易察觉，而且一旦造成伤害，很难取证。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推动，我们的政府部门、妇联和教育机构也应该更好地教会女性如何保护自己。

我倒是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现在“90后”“00后”的年轻人认知觉悟越来越高，社会上发生的有关家庭暴力、虐待弱者的事件，新一代的女孩们总会在第一时间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并努力施以援手。

我越来越寄希望于这些年轻人。

我现在76岁了，只要我的思维能力还能适应，只要不被人反感，只要她们还需要，我就还会继续做。毕竟帮助她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这个话题前几年就想写来着，只是那时候过了35岁，本身不具备报考资格，写出来难免要被人嘲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好在我还没过38岁，现在又有报考资格了，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写一写我坚决不考公务员的理由。

第一，我这人对“铁饭碗”过敏

上大学期间，我曾认真考虑过要不要考公务员的问题，为了实际了解公务员的工作状态，我还在上海市某处室实习过一个学期，之后就明确了将来不考公务员的观念。

大多数人提到公务员铁饭碗的时候，都以为这铁饭碗是端在手上的，这没错，但并不完整。

公务员的确有端在手上的铁饭碗，只要不违法犯罪，不犯重大错误，这铁饭碗可以稳稳当当地端到咽气入土之后。是的，不仅能管退休，死后还能领取丧葬费和相当于40个月基本养老金的一次性抚恤金。

但作为代价，这个“铁饭碗”也是扣在公务员身上，隔绝其个性化发展的无边铁幕。要保住这个铁饭碗，就必须和数百万端同款铁饭碗的人在个性层面保持大体一致，要收敛起来，不能一枝独秀，也不能旁逸斜出。

不只是公务员，其他带有铁饭碗属性的事业单位、央国企、教师编等体制内岗位，都会有类似的代价。

当然，有人不觉得这是代价，反而甘之如饴，也有人明知有这个代价，但愿意以此交换一个稳定的预期，这都无可厚非，也无所谓高低。

只是我个人对铁饭碗过敏，那也是没有办法。

第二，公务员的收入和发展都是有上限的

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较来说，公务员岗位，哪怕是最基层的公务员岗位收入那都是相当不错的，要是再加上退休待遇与身后待遇，可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了。

但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能力有个评估，每个人对人生财富创造量的期望也不一样。如果你认为凭自己的能力这辈子总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就很满足了，那做公务员的确是个稳妥且优质的选择。

只是刚好我的期望不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应该还是可以比社会平均水平或中位数水平稍微多赚一些的，相应的，我也期望自己对社会所作出的贡献要稍微多一些。

我知道有人会说灰色收入的问题，只是我这人既没有心思也没有胆量去做那些贪污受贿违法犯罪的事情，那考公后的合法收入也就完全可以估算出来一个有限数值。

再说发展，我家几代人都没有一个公务员，没有谁能在体制内给我一些指点或者提携，我估计就算是能考进去，发展空间也会相当有限。

相比一个收入和发展明确可预期但上限也很明显的职业方向，我还是更愿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虽然预期不明朗，但还是有机会合法地挣到更多钱。

所以从理性层面考虑，做公务员对我来说应该不是个划算的职业选项。

第三，我不喜欢职级分明被动听令的氛围

我这人虽然本事不大，但想法主见还挺多……

很自然地，我从小就没那么“听话”。倒也不是说非要闯祸捣蛋，我从小学到大学应该都算是“好学生”来着，只是更多时候喜欢用自己舒服的方式来达成好的结果，喜欢尝试用不同的新鲜的方式来达成固定的目标：

我承诺把这事做好，我也有把握做好，但你别规定我用什么方法和路径来做。

后来毕业了做记者，报社里的氛围也一直都比较宽松自由，不管是选题方向还是出差安排，都可以和部门领导、报社领导商量，甚至理论，报社也鼓励记者有自己的风格。

职业生涯前几年做记者，我极少有被强制命令的时候，绝大部分工作都是自己安排，发挥自身创造性，可能也是因此被“惯坏了，养刁了”。

如果进入公务员序列，就我这“不爱听命令”的坏习惯只怕真的活不过两集……

所以总的来说，我决定不考公务员完全是基于对自身客观条件与主观理念的了解，认为这个职业方向不适合我。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适合做公务员，而且很想要那样的生活状态，我也会衷心祝福你得偿所愿。

并且作为纳税人努力监督你。

理论水平可提名诺贝尔五毛奖

刚刚获得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北川进，在新闻发布会上分享了自己的座右铭——“无用之用”。

按照一般中国人的观念，得了诺贝尔奖，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单位”也跟着面上有光。拉横幅、发喜报、搞各种研讨会，都是标配动作。不过北川进所在的京都大学，这个近年来日本的“诺奖摇篮”，表现相当淡定，官网仅仅发布了北川进获奖简讯，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至于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坂口志文，虽然当年在京都大学研究生院退学，但也是京都大学的正牌校友，可京都大学并未有任何提及，更不会满校园挂“本校校友获诺贝尔奖”的大红横幅，绝无“硬蹭”之举。

中国人推崇“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反差感，将“天下知”视为回报，但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喜欢京都大学这种获奖后的淡定与获奖前的寂寞所呈现的一致感。

中国孩子从小就听惯了苦难哲学，很多时候哪怕稍微想往正常人那里靠一靠，都立马会有老人站出来说你瞎讲究，然后来一句“一看就是没吃过苦”。他们会为所有野蛮、鸡贼、计较、贪婪和走火入魔式节俭套上一层神圣外衣，那就是“我吃过苦所以我知道”。虽然绝大多数人只会在苦难中沉沦，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实现逆袭，但这并不妨碍苦难哲学对“苦难成就了我”的夸大。这种愚蠢思维其实有一个重要基础，那就是在中国传统的功利化叙事里，“有用”才是关键，他们粉饰苦难，是为了给苦难找到“用途”。虽然事实上苦难并没有用，反而伤害人的心智，造成各种不可逆的伤害，但少数成功者的“逆袭”仍然会被包装，就像传统故事里的穷书生中状元又抱得美人归那样。

不仅仅是苦难，生活中的一切东西与际遇，都会以“有用”和“无用”来划分。中国孩子从小就处于“远离无用”的状态：画画有什么用？你以后又不当画家；看小说有什么用？都是胡编乱造会让你学坏；打篮球有什么用？有那时间你怎么不去做题；音乐有什么用，难道以后街头卖唱吗？至于玩积木玩沙子看卡通片，那更是纯属浪费时间。

这种功利心态不仅仅体现于学生时代，更贯穿了许多人的人生。若是一件事与升官发财、考大学考公务员找好工作无关，就会被划入“无用”之列。

结果许多人就陷入无趣的悲催人生。甭管开心还是不开心，想找个乐器释放下情绪，结果发现自己啥也不会，出门见到风景也没法提笔来个素描，读书读了十几年，课外书没读过几本。由此衍生的审美缺失，更是让许多人连装修个房子、出门搭配个衣服都难看得要命。

很多人总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当你用功利心态去面对孩子眼前的教育，过分强调“有用”，你的孩子就已经失去了未来。

北川进研究了数十年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曾因“无明确用途”而遭冷遇，但正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和京都大学的包容，让他坚持到了今天。京都大学以“自由学风”为校训，强调学习和研究的独立自主。没有论文数量和引用率之类的硬性指标考核，不刻意强调应用转化等短期成果，而是坚持长效考评，鼓励研究者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研究周期探索基础课题。

而在东京大学，据说研究人员可以十年不发表论文，但必须定期提交“失败报告”。资料显示，价格极其昂贵的超导磁体等设备，在东京大学可24小时预约，论文署名强制分离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也正是在这种包容机制下，梶田隆章用十几年时间验证中微子振荡理论，大隅良典专注酵母细胞自噬现象二十年。真正的原始创新，无法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模式生产，它需要的是“耐心资本”。

更可贵的是，不少日本媒体还泼起冷水，批评现行教育体制和科研环境，认为诺奖获得者多半成长于当年经济高速发展期，而科研经费的缩减、基础教育的薄弱，会导致日本科研后继无人。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多年来也一直尖锐批评东亚教育体系，称之为“浪费时间”，认为年轻人被束缚于过分功利的应试体系中，严重破坏心智，也会带来黯淡未来。相比之下，中国年轻学者普遍面临的是“35岁焦虑”，还有整个社会对基础科学的漠视。

还有不少人会自以为理性客观，来个“凡事都要两面看”，认同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但认为普通人不一样。在他们看来，普通人不搞科学不搞艺术不搞文学，就应该一心想着赚钱或者往上爬。毕竟，那才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立竿见影”“短期见效”“赚快钱”，这些都是许多人的生存准则，也是评价标准。如果你二十来岁、工作几年，人家问你做什么，你说研究摄影或是咖啡，或者在排话剧，对方跟你客套的同时，心里就会把你归于“不务正业”的行列，如果你说自己已经提拔了副科正科，对方立刻肃然起敬，说你前途大大的好，是个做正经事的人。前几年有个拿山东开涮的段子（其实不仅仅山东，全国各地都一样），说老人家对“有出息”的定义，就是在体制内“正经单位”里上班，开个帕萨特，车尾箱有鲁花牌花生油，必须得是单位发的，早早成家立业，妻子是中小学教师，生了儿子，儿子还能通过单位指标入读重点小学或初中。

其实，无论是伯克利这种诺奖层出不穷的研究型大学，还是近年来成为诺奖摇篮的京都大学，都并非只有学者才有“慢”的资格，普通学生也一样，这就是他们身处的教育氛围。京都大学在东亚文化仍有强大根基的日本算是个例外，但伯克利在欧美世界却属于常态。也不仅仅是大学如此，整个社会都是如此，没读过大学的普通人，也可以毫无功利心地慢下来，潜心于一件事。比如沉迷于木工，不为赚钱，只为给自己的家添置一件亲手做的家具，或是坚持摄影，不为商业用途，只为给自己留下永恒记忆……

中国社会的功利思维有深刻的社会基因，社会评价体系极度单一化，“成功”被狭隘定义为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多元价值失去生存空间。

家庭早已成为社会功利思维的第一道传送带。常挂在中国家长嘴边的“这个没用”，意味着对“有用”的狭隘定义。在大多数家长眼中，“有用”等同于“对升学有用”、“对找工作有用”、“对赚钱有用”。绘画、音乐、哲学思考，除非能转化为证书、加分或直接的经济回报，否则便是“无用之事”。也因为整个社会存在巨大的阶级坠落风险，容错空间极小，规避风险成为许多人奉行的第一原则，所以考公考编这种“主流”选择才会被认为靠谱成熟的路子，即使是做基础科研，也会被视为不稳定。

其实，所谓有用无用，本质是长期与短期之别。人们太执着于“立竿见影”，却很少想过漫长人生里到底需要些什么。有些“有用”的知识，仅仅有用于一时，而人文与艺术，却是当你需要时已无法弥补的东西。也正因此，乔布斯才会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最后以我一条朋友圈作结——

无论伯克利还是京都大学，其实都是走“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路子，不是为了诺奖，也不只是研究者，即使是普通学生，也在这个氛围里成长，潜心静气，尊重知识，不急功近利。中国人鼓励的是“争”，是立竿见影，一样东西不能马上赚钱，不能帮助升学，不能帮助考公考编，不能满足高楼大厦的“气派”，立马就被归为“无用”。所以课外书没有用，哲学没有用（凡事有好有不好的极端伪辩证法是唯一例外），艺术没有用，文化没有用，历史建筑没有用，城市记忆没有用……他们活得就像猪圈里的猪，只知道猪食有用，其他不能填饱肚子的都没有用。如果指出他们的短视和愚昧，他们就会说“猪圈里都是这样的，一直都是这样的，你如果不跟大家一样，怎么在猪圈里继续生活呢？”他们不知道，猪圈正是少数人所制造，希望的就是猪只知道填饱肚子，没有空想其他任何事情，没有逻辑没有审美没有对文明的尊重，养肥了就拎两头出来杀了吃。

“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后台资料马上就破万了，热度有一点超乎想像。我们才意识到，它在女性群体中是非常被重视的议题。”2024年12月9日，《水瓶纪元》在微信公众号刊出的报导〈海棠作者被捕，耽美创作频繁涉刑出路何在？〉，是最早关注及报导“海棠事件”的中文媒体之一。

海棠全名“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是提供各类文学创作的中文平台，又以描述同性之间情谊的Boy’s Love（BL）／耽美作品为大宗。2024年的海棠事件，即是中国安徽省绩溪县逮捕人不在其管辖区的网络作者，罪名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水瓶纪元》编辑弹弹认为，这是首次发生大规模“远洋捕捞”海棠作者情况，整体氛围倾向于息事宁人，所以报导的媒体不多。另一家有报导此事的媒体是搜狐新闻的极昼工作室。“远洋捕捞”在网络用语的意思，是指一地的执法机关到不属其执法辖区的地方抓人，此举的正当性备受质疑和批评。

《水瓶纪元》报导上线后，先是被禁止分享，隔了近10日才被删文，这期间已有许多人转发，甚至帮忙分享至微博，其中一位微博转发者告诉弹弹，那则贴文的浏览量破了百万。

撰写这篇报导的记者紫雨林，早在2024年6月传出有海棠作者被抓时，就关注此案，但迟迟没敢跟经常合作的单位报题，“我主要跟非虚构写作的媒体合作，但感觉她们不会通过这个选题，所以一开始先关注著，没有报题。”直到同年10月看到《水瓶纪元》在找记者合作海棠报导，她主动联系她们，才著手报导。

作者拒绝采访

紫雨林先是在微博上联系十多位海棠作者，都未收到回复，转而尝试联系海棠读者。受访者之一的小竹，就是先以读者身份接受采访，有所信任后，才表示自己也是海棠作者。

小竹不只受访，也帮忙询问其他受访者、提供相关资料。报导揭露判决书上的证人，与中国安徽省绩溪县公安局一位职员重名，这一线索就是来自小竹。“我不确定是她本人查出来，还是圈子里有人查出来，在要发稿的那一周，前三天左右（收到）吧。可能她们对记者不是很信任，所以一开始没有给我（判决书），或者说她们有想公开的时机。”

紫雨林在报导中揭露海棠涉事作者的判决书。（翻摄自《水瓶纪元》）

晨晨是另外一位主要受访者，一开始是犹豫受访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先前有其他记者来联系，却没有下文。她们以共享文件方式进行笔访，紫雨林表示：“我把问题都列进去，但等了一周，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我以为她要放我鸽子。”结果是晨晨每一题都思考许久，回答详细，甚至从上千张照片里，挑选相关材料，提供给紫雨林。

“为什么能说服到她们两位受访，跟她们对于媒体的认知有很大的关系。她们觉得，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留下纪录。”紫雨林说。

小竹协助联系的作者拒绝采访的理由，除了因为这些作者年纪都很年轻，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倾向保守以对，也因面对高额罚金的经济压力，有些人期待会给予受访费用，紫雨林表示：“一开始我有点生气，我冒风险做报导，为什么还要倒贴钱呢？”

“但平静下来后，我感觉我们站在不同位置看这件事，记者是用公共价值的角度去看。”紫雨林说：“记者的职责是通过报导，尽可能整合资讯、披露资讯，然后引起舆论的关注。”

报导刊出后，小竹也才向紫雨林坦承，受访时提到的其他作者的资讯，她事前并没有告知她们，“她怕说了，那些作者不会让她说。她认为，这件事有必要公开。”幸好，相关作者读到报导后，没有不悦或不安，反倒肯定报导撰写的立场角度。

“引用小竹的回答，因为我这篇报导相对中立，或者说那些作者可以接受这样的立场。也看到报导出来，她们没有受到危险，反而有更多人看到她们的处境，会给打赏之类的，有改变她们的处境。可能也让她们对媒体的认知有改变吧，觉得是可以帮到她们。”

紫雨林为《水瓶纪元》写的报导发挥了作用，后续也有越来越多作者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但她一再强调，能促成这个效果，是多方面力量的集结，包括被删文的时间差和多人转发，“如果报导一出来就被打掉，那可能大家都不会再说话了。它没这么快被打掉，还有很多大V转发。”

公开发声才能保护自己

2025年3月，海棠作者面临第二次抓捕情况，这次是甘肃省兰州市警方进行远洋捕捞，到了6月，此话题已在微博热议，多位律师在社群平台公开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援助，中文独立媒体《WOMEN我们》随即也代为发布〈海棠当事人问询应对手册〉，并在文中补充强调，接受媒体采访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不要惧怕发声，要为自己据理力争。”

接受媒体的采访是正常的事，因为公众对发生了什么有知情权。不要惧怕发声，媒体的关注会引发大众关注受害者的境遇，减少污名化的伤害，大概率可以让公权力更谨慎的对待案件。当然，在接受采访时也要保护自己，可以要求匿名，保护隐私信息等。你可以选择专业的媒体接受采访，通过搜索记者和媒体的过往报导进行判断。

“我们认为，承认信息权是我们平台的基本价值观。”《WOMEN我们》编辑于长夜向《田间》说明决定发布手册的主要原因。他说，在2015年之前，接受采访仍是一种普遍信念，相信“公开”就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武器，如今许多人不这么想，主要原因是受到威吓，那并不是民众或媒体的问题，但“不说出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WOMEN我们》代为发布〈海棠当事人问询应对手册〉。（翻摄自《WOMEN我们》）

国中（初中）时期就接触耽美文化，这次为《水瓶纪元》报导第二波抓捕的记者甄无羽解释，随著案件开始进入庭审，作者们意识警方审讯所承诺的“不会有事”出现变化，处境越来越不乐观，于是纷纷“发帖”自述处境，希望社会舆论能影响大众正确看待事件，包括律师、学者、读者和一般大众都指出案件的不公，针对其中的法律、社会文化问题，进行知识科普和讨论。许多律师也纷纷行动，援助作者，这正是此次报导的转机所在。

台湾成不能报导因素

早在2024年事情发生时，甄无羽便在微博私讯作者，想报导她们的处境，“但当时我还在机构（媒体）内，尺度不太允许，我报（题）了好多次都不可以。”

甄无羽当时的主编对于耽美作者案件并不陌生，但她立刻识别到这题的敏感点在于，海棠文学城的伺服器设在“台湾”。

另一位参与报导的记者岛眉淡也曾向任职媒体的主管报题，“他是中年男性，不知道海棠是什么。”由于伺服器在台湾，主管直接误解那是一个有关政治的网站，“当时我跟他解释，里头是女读者看的小黄文，他说‘肯定不是’。”主管认为过于敏感拒绝岛眉淡的报题。

“兰州这次，《财新》和《南方都市报》也都有发，但报导角度把它当成个案去报导，尽可能规避一些东西。比方说，海棠是台湾网站这点，只当作背景资料补充，不与案件连结一起。”甄无羽认为，目前的海棠报导，不管出自于中国境内还是海外媒体，都没有探讨到海棠在此次事件中的位置、应该承担的责任等等。

有关海棠的伺服器架设在台湾的说法，这点难以查证，但《田间》试著确认该网站与台湾龙马文化公司的关系，以及此公司是否仍在运作。

使用 Wayback Machine 回溯海棠网站历史，发现该网站于2014年8月成立时，名称为“龙马文化线上文学城”，联络电话与龙马文化公司相同，但2017年4月的纪录显示，该网站已改名为“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连网络书店名称也是从原本的龙马文化改为海棠文化。

另外，海棠网站上公布的会员规章及隐私权规范中，最后一条明文：“因约定条款所发生之诉讼，以台湾云林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龙马文化公司登记的地址同样在云林。

“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母公司为设址在台湾云林的龙马文化公司。（简恒宇摄）

《田间》曾致电龙马文化公司，当时无人接听。9月21日，《田间》团队前去云林，不只找到该公司门牌，再次拨打电话时，意外地有人接听。对方表示是龙马文化公司，并称已没再出版书籍，现在小说内容只能线上付费看；当被问到要在哪个平台看时，对方沉默数秒，没有明确回答；追问是否可在海棠看时，对方给予肯定答复，也确定该公司还在运作，随即结束通话。

不过《田间》当时仅确认了海棠为龙马文化公司营运，没有机会进一步询问海棠抓捕事件的相关问题。另外，龙马文化公司曾于2010年出版天一的作品《绝对侵占》。天一是中国耽美小说作家，当时因印制作品贩售，被安徽芜湖县警方依“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逮捕，最后被芜湖县人民法院判决坐牢十年

对当事人影响是首要考量

甄无羽强调，难以通过报题，除了因为涉及“台湾”，也与海棠文学城涉及性别议题有关，她直言，2020年以前，报导耽美事件是可以见光的，“天一案当时有一批市场化媒体报导，整个社会是可以讨论这件事的。2019年深海先生案子，虽然没天一案广泛，但判决资料是公开的，家人愿意公开（采访）的意愿也高。”深海先生也是中国耽美作家，2017年以“非法经营罪”被捕，最后被判四年徒刑。

2021年，中国多个大学LGBTQ+社团的社群帐号遭到删文、停用，甄无羽直言：“我认为这件事是分水岭，不只是耽美，LGBTQ+议题都被禁止了，完全变成敏感词。”

据传也有其他同业想报导海棠，但所待机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同意报导和刊出。不过，第二波抓捕，确实有更多家中国媒体报导，包括已被删文的《三联生活周刊》，以及《财新》、《南方周末》等等。只是在报导角度上都必须取舍，著重讨论其中的司法问题、量刑计算方式，避免碰触警方执法缺失，“这是无可奈何的状况，如果不按照那个角度，可能稿子都发不出来。”

相较之下，具有独立性的《水瓶纪元》，一直企图扩大这些较为敏感议题的报导空间。“我们的定位是尽可能弥补，在审查制度之下深度报导的空缺。”弹弹说，编辑室内部没有任何（自我）审查，“就是先把稿子做出来”，但因应大环境的审查压力，会调整发稿策略。

2025年6月底《水瓶纪元》刊出第二篇海棠报导。（翻摄自《水瓶纪元》）

像是《水瓶纪元》的第二篇海棠报导，选择不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就是考量到，其他中国媒体都已发稿一段时间，可以明显感觉来自官方监控的压力逐渐升高。岛眉淡说，她可以理解《水瓶纪元》的做法，“毕竟公众号是非常宝贵的平台，现在炸一个少一个。”

就算没有自我审查，在中国做这类报导，记者身心仍处在非常紧绷的状态。甄无羽说：“我们不能像外媒那样，得到什么资讯，都可以全部写进去，我们也很想从专业主义去做（新闻），质疑政府、质疑公权力，但在中国就是不行。这样牺牲的会是采访对象，甚至我们自己。”

在采访撰稿过程中，甄无羽与岛眉淡会随时沟通确认，曝光内容可能对判决结果，以及涉事作者、读者造成的影响，“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视角，任何资讯会如何影响这件事的处理程序，影响到具体的人，这是最为首先考量的。”甄无羽强调。

“最难处理的是审讯过程。”甄无羽直言，写这篇稿是很折磨、纠结的过程，采访到多位涉事作者、读者在被审讯时，遭遇到不符合程序正义的细节，但若详细写出，可能波及到采访对象。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是顶著来自警方警告的压力，仍坚持受访。

“在日常新闻报导中，媒体代表的公共利益与采访对象的个人利益经常有冲突，但在做敏感议题报导时很特殊，它有点像我们一起完成一个战斗，一起想怎么保护好自己。”

记者两难：想声援却有风险

不管是紫雨林还是甄无羽，在报导刊出后，都曾痛苦过一段时间，夹杂失落、恐惧和自我怀疑，甚至是不被理解。

紫雨林曾在社群写下约访不到受访者的挫折，认为作者们可以更积极为自己辩护，贴文却遭到网友批评不理解海棠作者的处境，说她是一位不专业的记者。与网友来来回回地争辩，让紫雨林身心俱疲，有段时间刻意不去触碰相关消息。

而看著受访者们还有同业所遭遇的压力，甄无羽说自己总会有股愧疚感，“自己报导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除了公共价值，能给具体的人又带来什么？”但另一头，又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抓被审问的对象。

“你没办法去判断声援当事人，要声援到什么程度。你不发声，可能没有好结果，发声规模太大，让事件升级，可能又会面临另一个局面。”“它若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公共讨论，作为记者会感到失落，但又也有点庆幸，这样能安全。”这类矛盾无解的思绪，把记者拉进抑郁无力的深渊。甄无羽叹：“每做完这种题目，会有耗光力气的感觉。”

岛眉淡早些跳脱了这种消极抑郁的创伤黑洞。2024年11月，广东省珠海市发生造成38人死亡的冲撞事件，岛眉淡听同事转述，有200多位记者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到达现场，“当时现场有非常多媒体，但那天一篇稿子也没见到。”直到隔天，《水瓶纪元》终于发出了报导⸺中国新闻环境的高度紧缩，对照新闻媒体追求报导真实的奋不顾身⸺在那一刻岛眉淡心中也有所体悟：“我不能够再陷入无力之中，做点什么，才能拯救自己。”在那之后，她开始与《水瓶纪元》的合作。

《水瓶纪元》合作作者全是身处中国的撰稿者，他们在一再被噤声的环境里头，努力寻找管道，持续纪录和报导，“偶尔会感慨这种个体的坚持，很难形成特别强的力量。但它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岛眉淡说。

甄无羽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深陷恐惧无力，得出一种经验，她说，隐隐拉住自己的，是那份对新闻专业的信念。“我始终觉得我在做专业的事情，做记者该做的事情，写出事实。如果要为事实承担代价，虽然不知道我能不能承担，但在做报导的当下，我就是要把稿子发出去，不想这以外的事情。”

CDT编者按：独立媒体“WOMEN我们”近日发表文章《监室之内：中国在押女子生态》，回顾中国女性囚犯日常且真实的监禁经历，揭示制度运行中的细节缺失与性别盲区，也为评判现有条文能否真正回应她们的现实困境，提供更具体的参照。

文章中七位曾被羁押的女性，在访谈中回忆了狭小的监室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吵架源于最琐碎的争夺：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时候洗、谁先用水。时间被严格量化——洗澡大概三五分钟，不能多；洗衣服必须排队，上厕所也不平等，卫生纸、卫生巾都不够用，还要忍受全方位摄像头对身体隐私的男性窥视等，但尽管身处绝境，她们仍以绝食、庭审抗议等方式抗争，并在压抑中形成互助网络。

这些真实的叙述揭示了中国现行的法律与监管体系严重缺乏性别视角，其修订未能回应女性在押者的特殊需求，她们的遭遇是对制度“性别盲区”的有力诘问。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抓捕，还只是漫长羁押的开始。她们发现，进入看守所、监狱接下来的日子，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在封闭的审讯室里，每一次对话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提问，而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相同的问题，慢慢消磨人的意志，迫使人交出自我、重写立场。

受访女性都经历了几乎相同的流程：每天，审讯成为固定仪式。问题重复、时间拉长、细节被一再咀嚼。

陈敏回忆说：“他们每天拿一个问题审我，一两个小时，就围着一个问题不停地问。”她被问及是否与境外组织有联系，是谁组织她去了亮马桥，“翻墙”注册Telegram和Instagram等软件的目的又是什么。提问者不断更换，却始终不说明来自哪个部门。直到一名警察得知她有过精神病史和自杀倾向，态度骤然转变——语言由温和变为粗暴，辱骂她“卖国贼”，还拿她的大专学历羞辱她，质疑她的性取向。她想认真阅读审讯笔录再签字，对方却将纸甩在她面前，反复催促她签字。

王春艳记得，冬天的审讯室窗户总是敞开的。“警察说我们这些人一进屋就臭，要开窗通风。”她坐在“老虎凳”上，四个多小时一动不动。有一次，一个警察猛踹她膝盖上方的关节，留下大片淤青。他们还威胁她：“不配合，就送你去‘死人床’。”她听说过——一个刚好套住人的铁环，身体无法动弹，大小便都只能在里面解决。警察拿出一张纸，要她写明到底想要多少赔款。她表示不服：“我家原本有509平方米的宅基地，警方说只有66平方米有房产证，其他都是违建，多一分都不给。”

唐雪兰被戴上背铐、套上黑头套送到县公安局，再一次坐上了曾经无数次坐过的约束椅接受审讯。坐在约束椅上被审讯了近10小时，颈椎、腰椎还有头疼得无法忍受，“当时真想一头撞死”。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律师王宇经历了另一种节奏的高压审讯：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一次，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下午从一点持续到四五点，连续五天五夜不让她睡觉。稍微一闭眼，审讯人员就会用各种方式把她拍醒——有时拍椅子，有时直接拍她本人，让她根本无法合眼。

90后赵威与王宇曾被关押在同一个指定监视居所，经历相似的审讯与酷刑，随后又一同被转入天津第一看守所。赵威也清楚，警察的策略是用高强度的心理压力确保口供“稳定”。因此，他们不断重复提问，反复核对她的每一句话，确保每次笔录都“固定”下来，在案件提交检察院前不留翻供的可能。她形容这种审讯导致心理上形成的条件反射——就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铃声一响就流口水；在她身上，则是见到警察就本能地感到恐惧，从而动摇翻供的幻想。

每次审讯后，赵威都在“要不要翻供”的念头间挣扎。她想，未来可能会见到检察官，并且心中萌生反供的念头，但酷刑的后遗症像无形的锁链，将她牢牢束缚在高度戒备与焦虑之中。

她清楚，相比于之前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看守所虽然是合法可查的地方，家人知道她在哪里，但她的生活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食物、水、关押环境。于是，她在“想反供”与“害怕再次受刑”之间反复挣扎，长期处于心理拉扯之中。然而事实是，直到她被取保候审，检察官始终未曾出现。

警察要求她在录像中认罪。她担心这些内容被公开播放，但更惧怕酷刑再次发生，还是照做了。她刻意让自己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试图让录像无效。但没多久，警方通知她：“领导说录得不清楚，要重新录。”

警察决定对她取保候审，还继续追问：“你打算出狱后做什么？”她给出一个“安全”的回答：“不见媒体，不找律师，只想回家陪父母，好好恢复身体。”

王丽被关押三个月后，才首次与律师通话，那次会见只是一次简短的隔空电话交流。她最牵挂的，是自己年幼的儿子。“他们把我小儿子带走了，我连他被送去哪里都不知道。”这种对家人的焦虑和不安，是她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为了获知家人的消息，她多次请求会见律师，但回应总是：“律师要来，自然会来。”

开庭前她已被羁押了一年半。此时，看守所管理人员声称，她家属聘请的律师已解除代理，退出案件，并表示将为她指派一位律师。但王丽没有收到任何相关律师文件。她认为这只是形式主义的法律援助，根本无法信任，便直接拒绝了这项安排。她终于被允许律师第二次会见时，已是开庭前夕。“每次见律师，手、脚、腰都被锁在约束椅上，几乎不能移动，根本没有尊严。”她补充。

黄芳终于得以会见家人，也是熬到了判决下来。但这次见面隔着厚厚的玻璃，用电话通话，旁边还有警察监视。作为母亲，却在最关键的时候被带走，不能照顾、不能陪伴，夜里总在想：’他们现在还好吗？’她惦念孩子青春期的变化、学业、生活安全，忧虑萦绕不去。会见时间不过四五分钟，一肚子问题都来不及一一问到，让她更添失落与无力。

赵威在被抓捕前，已准备好三份委托书，交由不同地区的律师，确保哪怕有人出事，也还有律师可来会见。然而被捕后，警方却宣称没有律师来找她，家属也没有为她聘请律师，最终由政府指派律师接手。初次会见中，这位律师仅寒暄几句，并未涉及案情，十分钟后便匆匆结束，此后未明确表达过退出代理，也再未出现。

后来她才得知，监室里还有一名经济犯罪嫌疑人也由同一位律师代理。这位嫌疑人向律师反映监室内生活问题，被律师批评其“不讲理”，并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是“文明看守所”。这名嫌疑人会见后极为失望，于是申请解除了这位律师的代理关系。

王宇出狱后才从丈夫口中得知，警方曾出示一份“同意指派律师”的文件，上面甚至有她的签字。但她明明只写过一份“不需要律师”的声明。她想请熟识的律师，却被告知“他们都被抓了”。实际上，有些人根本没被抓，只是她提到的名字，警方一律称“已被抓捕”。最终，她无奈放弃聘请律师。那份“指派律师”的授权书上，警方伪造了她的签名。

还有一次，在她情绪稍稍平复时，办案人员忽然告诉她：“你儿子因为偷越国境罪被缅甸带回来。”语气轻描淡写，但对她来说，比任何威胁都要沉重。那之后，她开始幻听，常听到儿子的声音在耳边呼唤“妈妈”，却什么都做不了。

在七位受访女性中，只有黄芳曾顺利会见律师，并因此获得关键保护。

对女性而言，冬天尤为难熬：水温低至刺骨，长时间冷水洗浴，造成不少人月经紊乱，甚至停经。洗头更是难题，无法彻底清洁头皮导致湿疹频发，严重者头皮溃烂。虽然监所并不强制剪发，但在反复发作的头皮病与卫生困境面前，许多女性不得不“自愿配合”。

赵威回忆，“洗脸、洗屁股，洗脚，我们都称之为洗三节，是每日的清洁流程，但供水量都受严格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洗澡”，只有每周末能多给一点时间——五分钟。如果是工作日，全身洗完只能用三分钟。洗澡用的热水有限，前面的人稍微多用一点，后面就没水了。一个监室只有一个蹲坑，平时上厕所和洗澡都在这上面，所以排队如厕和洗澡之间时常冲突。

2018年7月，河南维权人士贾灵敏寄出一封信，成为少数公开发声者之一。

2010年6月，因家中遭遇非法暴力拆迁，她开始投身于拆迁现场的维权行动，穿梭于郑州各个拆迁工地，向群众普及相关法规，因此被媒体称为“拆迁普法者”。2014年5月7日，贾灵敏在协助被拆迁人报警时被郑州警方抓捕，次日刑拘，5月29日被正式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先后关押在郑州、巩义和新乡及女子监狱。

重获自由后，贾灵敏把在看守所的亲身感受写成建议书，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安部和司法部。信中，她点出女性在押者最迫切的诉求之一，是能有一处正常使用的热水洗浴设备。

受访者普遍反映，日常管理她们的是女性管教，负责维护秩序和监舍事务；但监控室却多由男性工作人员值守。她们经常能从摄像头里听见“呲啦呲啦”的电子声，夹杂着男警的谈话，令人难以忽视这些男性正注视着监控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涵盖了她们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片段——洗漱、如厕，甚至脱衣接受检查，全都暴露在镜头之下。

这种隐私的剥夺，从入所那一刻就开始了。刚被带进看守所时，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进入监管生活后，面前是一整面巨大的监视墙，实时显示着监室内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从如厕到洗澡，无一遗漏。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控制，让许多女性在押人员产生了强烈的羞辱感。

在看守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唐雪兰意识到，羞耻感不会自动消失，它只会慢慢麻木。

她记得最开始在公安局，厕所是透明的玻璃房，四面都是摄像头。她戴着手铐进去，站在里面，不知道该先脱裤子，还是先背过身去。几次试图用身体遮挡，都失败了。镜头太多，没有死角。那种“透明”的感觉，让她直到今天也难以忘记。

到了看守所，情况并没有好转。每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墙上是一整面监控屏，显示着所有监室的画面：如厕、洗澡、走动、吃饭，全都被放大成一格格实时画面。冬天一个月才洗一次澡，每次不到五分钟。洗澡间没有帘子，也没有任何遮挡。除了摄像头，巡逻干警有时会从监室外的高处俯视进来。“我们没办法，看也得洗。”她说，“身上都脏得黏着了。”

可以得诺贝尔审查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