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些原因，这几天其实不适合写时评，但有事情看到真的不吐不快。譬如下面这则新闻，多位民营企业家改判无罪。

细节都不用细说，只看标题就可以，现在改判无罪，代表着以前是有罪过的。这样的事因为现实看到的太多，其实心内是波澜不惊的，之所以引发我要写的欲望，是网络就这件事的评论。

胡锡进的铁杆粉丝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风向，让民营企业家不再人心惶惶，大家可以安心经营解决就业。

我看到这段话后，心里涌起的是苦涩。

几个观点：

一是，风向，在一些人眼里或许是的吧，毕竟有罪到无罪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我更想说的是，真正不让人心惶恐，不让民营企业家失去安全感，法律的透明和严谨才是最好的风向，而非是从不幸运者到被最高法看到了，才能换来无罪。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幸运，因为如果人活着做事情只依靠幸运的话，那么永远不会有安全感。

二是，真正风向并不是让有罪的止于无罪，而是当初给他们罪过的人需要接受审判，因为把无罪的人当作有罪的人处理了，那么惶恐就已经造就，如是之，制造社会不稳定带来惶恐的破坏力是要比一般的犯罪更严重。

也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冤假错案不能止于国家赔偿，对冤假错案最好的制衡就是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承担他们行为的代价。

三是，损害造就的损失需要得到应有的赔偿，人家正常经营忽然有罪了，本来大好的事业遭受损害，甚至破产，那么制造损害的人需要给予基本的赔偿。而且一直以来我不赞同冤假错案由国家赔偿，应该由制造错误的人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只有这样，才能杜绝。

四是，现实是残酷的。

看一眼下面这个案例。男子被警方扣押1000万元，无罪后申诉要求返还，但这1000万箱拿回来却艰难重重。

在红星新闻的报道上可以看到，宣告无罪后获警方赔偿和道歉，但返还1000万元的要求却未获支持。

如此，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人因为犯罪才导致的1000万被扣，现在人已经无罪了而且获得了道歉和赔偿，但1000万却是要不回来。

这样，很矛盾！

还要说什么？

这篇文本就不该写，最近很多老友说木白有些事情也不写了，我想说的一句是，靠打赏活着的写手很难，而且我又是这一行中很不入流的写手，别人写一篇文章就可以满足一日甚至一个礼拜的生活，我一天多的时候需要写四篇，当然，这是个人能力问题，我也在提升。但在提升的过程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脚就像是拴了一根铁链一样，只要文章稍微扩散一些，问题就又来了。就需要个人反思一二。

今天的评论区不自动精选了，昨天文章的消失，估计和评论区一些并不会为作者考虑的人，那些很无趣的留言导致的。

谢谢理解。理解一个写作者的艰难。

据多方核实，刘道玉先生于今天逝世，享年92岁。

刘道玉，1933年11月24日出生，湖北枣阳蔡阳镇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53年10月－1958年8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1958年9月－1960年12月，在武汉大学任助教。1961年1月－1963年7月，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学习，任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1962年，武汉大学派他到苏联科学院，攻读有机氟专业。1963年9月－1966年4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任讲师。1966年5月－1977年4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79年5月－1988年2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校长。

1980年代，在那个短暂、激越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地图上群星闪烁，如果说改革的政治中心是北京，经济中心是深圳，鲜为人知的是，在武汉的珞珈山畔，也同样在进行一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刘道玉与他所在的武汉大学锐意革新、成果辉煌，被称为“刘道玉时代”。

1981年至1988年间，是刘道玉先生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那个年代，武大最耀眼的不是它的樱花，而是由刘道玉和他的教授、学生们共同缔造的珞珈山奇迹。

而刘道玉之所以能缔造这一教育奇迹，不只是他的勇气与改革才能，正如刘道玉对自己一生三次转身的描述：从“拓荒牛”到“杜鹃鸟”到“啄木鸟”——

作为一个教育改革者，首先必须是个实干家，是“拓荒牛”，有担当、有能力；其次，必须是理想主义者，为教育的至善境界鼓与呼，是“杜鹃鸟”，即使失去了舞台，也不安于现状，对现实不甘妥协；最后，还必须是半个思想家，做错误观念的“啄木鸟”，敢于逆潮流而动，致命遂志，其命维新。

▌武大的蔡元培：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

在刘道玉主政武大的时期，学校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思想自由、民主学风。他认为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人为设置一道道的门槛和禁区，磨灭学生们求知的冲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减少限制，点燃学生对知识的敬畏和渴求。

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刘道玉当时的远见和改革魄力，依然令人感慨，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他率先废除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制；多次进京恳求、克服重重困难，率先摸索出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等一系列先进制度，实现了“以学生为本”。

在武汉大学开学第一天，刘道玉先生就对全校学生说：“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

据当年武大学生回忆：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他们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

学生们可以组成讨论会，探讨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问题。据说，只要学生们邀请，刘道玉校长会尽可能推掉其他事情，参与讨论，倾听学生们的声音。

刘道玉还独创了插班生制：社会青年通过考试，可以直接到武大念大三，毕业后享受同等待遇。著名作家野夫就是第二届作家班的插班生，他感叹“校长给了我们走出深山、人生洗牌的机会”。

当时的武大学生可以不上课，可以提前毕业，可以转系甚至转校；经济困难的可以贷款，毕业后5年内若有大的成就，或自愿奔赴边远的，由学校还贷。

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主持人窦文涛，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

刘道玉被称为“武大蔡元培”。在武大校长任上，他一方面营造了自由开放的校风；另一方面大刀阔斧改革高等教育，学分制、主辅修制、导师制等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他治下的武大。

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与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同步，在短短8年时间里，塑造了举世瞩目的教育成就。

他惜才如金，曾为杨小凯争取平反、保护赵林不被开除、破格录取野夫、帮邹恒甫筹集哈佛大学的学费；培养出了易中天、邓晓芒等著名学者，陈东升、雷军、毛镇华、艾路明等企业家。

遗憾的是，就在武汉大学如日中天的1988年，刘道玉准备开始第二个五年规划时，一道撤职令突然传下来，他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校长一职。

▌一个合格的教育改革家，他的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

被免职后，刘道玉的日子不太好过。大会小会上都要点他的名，生病住院都会被拉出来做检讨，但他从没写过一个字。

杨小凯1995年受刘道玉之邀回武大讲学，校领导不但禁止他讲课，甚至还派人监视他的行踪。

在被免职后，刘道玉还多次受邀出任厦大、暨南、华侨等大学的校长，甚至还有某市市长、团中央书记，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心灰意冷地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只会办教育。但是，既然换来换去都是那个婆婆，我又能做成什么呢？”

他曾写过一副对联：“生不做万户侯，死不争半寸冢。“这是他对为官的真正态度。

刘道玉心心念念的仍然是教育。在长达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的演讲中，他对中国的教育之积弊提出了大量真知灼见。

他抨击错误的基础教育是“戕害人性”，对功利化、官僚化、排斥现代文明的办学方式深恶痛绝，无一不指向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

一个合格的教育改革家，他的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做事的方式却更像实干家和冒险家，能将空中楼阁般的教育理想，落实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正如刘道玉所说：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很多东西总认为不完美、不满意，总要想改它，追求事物最完美的状态。而现实派认为现成的东西都是合理的。

培根有一句名言：新东西再好，人们也会因为不适应它而反对它；旧事物尽管有很多问题，因为人们适应它，所以愿意保护它。

但是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意义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候就已经被浪潮淹没了，但是后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致命遂志，其命维新

“卸任”武大校长之后，刘道玉没有气馁，而是开始攀登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教育研究和演讲，并留下长达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的演讲。

在《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一书中，刘道玉将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的思考，归结为十条意见，无一不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病根所在：

◎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杜绝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的权钱交易。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独立学院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停止大学办分校：办分校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科技开发园决不能多，多则必滥。

◎实行教授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

◎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让剽窃抄袭见光死。

◎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

整顿高等教育绝非仅以上十个方面，但这些是最主要的。刘道玉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也正是因为他的国际视野和触及教育灵魂的改革理念：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正如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略带辛酸的话：“80年代任职的大学校长之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

即便是今天，像他这样敢于直言并且一针见血的教育家依然是极少数。

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耳朵已不太灵光，视力也在衰退，最麻烦的是他还患上一种书写痉挛症，右手提笔写字就颤抖，吃饭可以，拿刀可以，就是不能拿笔。

“这是天要杀我耶，我这种人不写作了，还能干什么呢？”

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说：

“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

在武大的校友里，无人不知刘道玉。关注中国改革教育史的，同样无人不知刘道玉，但在相关的资料与档案中，他却被有意无意的隐去了。

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

在改革举步维艰、温饱都没解决、互联网尚未出现的80年代，刘道玉校长就创造了世界瞩目的教育奇迹，提携了无数青年才俊。尽管中途受阻、壮志未酬，然而他的成就和影响，早已超出校园和时代，至今无人望其项背。

作为改革家，他大胆创新、甘冒风险；作为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成就斐然；作为良师益友，他爱才如命、义薄云天；作为知识分子，他刚直不阿，不慕权位……

刘道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与中国40年的教育改革画上了等号，尽管武大至今没有刘道玉一个题字，也没有一座建筑、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然而世所公认：他的生命历程、改革历程，早已与武大、与中国教育血脉相连。

顺命又逆命 在洪流中浮沉的青年骄子

图源：《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

“激进”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主色调之一，与同时代那些杰出的头脑一样，青年时代的刘道玉，也经历了从热血到觉醒的痛苦历程。

▍农家少年的「诺贝尔梦」

1933年，刘道雨生于湖北枣阳一个典型的农家，排行老三。他6岁放牛，8岁念私塾，先生为他改名“道玉”。他后来的笔名是“路石”，这种自谦恰正如一则奇妙的人生预言——当一块美玉甘做铺路石，必有无数人通过它走向真理。

幼年教育造就了他淳朴善良、勤于思考的品质。他自小以诺贝尔为偶像，立志成为大科学家，到哪里成绩都是拔尖。

▍热血青年的报国心

少年刘道玉满怀激情，渴望报效国家。尽管对现实有困惑，他仍竭力做正确的事。大学期间参加抗洪，他带病坚守大堤。为了多学知识，他偷偷向老右派请教，去地摊上淘俄英教材。

1959年，作为优秀毕业生的刘道玉被选派留学苏联。出国前的新年，他与妻子新婚，恰逢“三年困难”，招待宾客的喜宴，是从“特殊渠道”买来的一锅糖水萝卜汤。

▍命悬一线，激进洪流中的浮萍

1962年，刘道玉在苏联攻读化学副博士，各科成绩全优。但因为代表留学生发言时触怒苏联当局，第二年就被点名遣返。回国后，他竟成为派系争抢的筹码，自此留学梦碎。

1966年，32岁的刘道玉跻身武汉校委，却无法生出兴奋和作为。目睹悲剧与荒唐，坚守善良的他迷茫了，也成了挨整对象。攻击他的大字报贴满校园，无数次非人折磨、命悬一线，他不得已留下遗言。幸有妻儿相爱扶持，才熬过艰难岁月。

其命维新：他为武汉大学而生 中国教育因他而辉煌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负有使命。刘道玉的使命，就是壮大真理、爱生如子。他革新中国教育，为国家抡才，为民族养士。他的舞台，就是80年代的武汉大学。

▍大转折：主动请缨 重回珞珈

1977年，刘道玉被借调到教育部，参与冤假错案平反、高考制度重建。持续两年的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导致他重病住院。大病初愈，他拒绝了高教司司长的职位，回到与他一样饱受摧残的武大，誓要重铸母校的辉煌。

对大学里狂热反智、人才凋零的现状，他痛心疾首，又深知其弊。48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享受讲师待遇，他却乐此不疲、废寝忘食——他终于获得机会一展拳脚，开始锐意改革。

▍武大奇迹：人生的高光时刻

刘道玉率先废除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学生自治。他摸索出的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插班生等先进制度，被各大高校争相模仿，有的延续至今。

80年代的武大学风自由、英才辈出。刘道玉时代的武大精英，成为中国文化新生的一张张名片：邓晓芒、李百炼、彭富春、杨小凯、野夫、易中天、於可训、张在元、赵林、艾路明、陈东升、葛鸿伟、田源……

▍ 「生不愿封万户侯」：命也？时也？

1988年，正当武大的奇迹震动世界时，刘道玉却突然被免职。持续近十年的教育奇迹戛然而止，“刘道玉时代”成为历史。

被免职后，刘道玉曾被委任某市市长等高官，但是他专门赴京谢绝任命。他说：“我不会做官，只会办教育”。也有世界名校发来邀约，他却以“我做不了拉赞助的校长”婉拒。

壮士暮年：拓展生命的新高度

功成身退者沉醉往昔、遭遇挫败者怨天尤人，是人之常情。但这都不是刘道玉。老年多病的他仍在锲而不舍地「与命运搏斗」，拓展生命的新高度——他播下的种子，将会成为时代的遗产，还是爱与美德的延续？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当代蔡元培」

步入多病体衰的暮年，刘道玉依然不失“战士”本色：他批评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积弊。这些批评虽不失青年时的锐气，却满是长者的悲悯与大爱。

他斥责功利化的教育是“无意义地戕害人性”，对官僚化、背弃现代文明的教育更是深恶痛绝；他理想的大学是，以学生和教授为本，思想自由，学术至上，学风民主，创造不止。

▍没有最好的时代，只有不屈的战士

经历过高光时刻，又在高峰中跌落，刘道玉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沉迷于昔日荣光。他潜心研究教育理论，还成立了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将慈善注入教育。正如易中天所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

三十多年笔耕不辍，但他的所思所写，不是为自己辩护立传，而是探寻“何谓人才、何谓大学、何谓教育之真谛”等追本溯源的大问题，以及中国教育转型的现实路径。这些作品，是传承、复制珞珈山奇迹的密码。

▍「对理想拓荒，努力改变现状」

2008年以后，刘道玉受熊彼特、德鲁克等大师的启发，从“破坏性创新”、“管理者的领导力”等角度，为自己的教育实践注入新鲜血液，尤其在“如何发现天分、如何培养人”等具体问题上，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他对教育的诊断和设想，无一不指向其病根所在。但是他说：“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

▍「实为道玉，却甘做路石」——天才少有，教育家更稀缺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文明之大，在于文化

刘道玉开创的奇迹，常被归因于他的人格魅力和教育家才能。但真正成就“70年来最好校长”的，其实是他的“教育家精神”：爱生如子，不甘让天才埋没、被戕害的大爱；为民族抡才养士的使命；为捍卫神圣不可侵犯之教育规律的“教条主义 ”。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实为道玉，却甘做路石”的谦卑——天才可能成为改变时代的巨人，但像刘道玉这样的教育家，却成就了无数个巨人。

▍在多变的时代「扼住命运的咽喉」

刘道玉先生这一代人的际遇，是现代中国的“活历史”：他们生于旧时代的文化余辉；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却如浮萍一般随激流浮沉；在世纪末“巨轮掉头的瞬间”，只有少数的勇者抓住机遇，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我们无法离开时代巨变的曲线，去思考刘道玉的幸运与不幸，但是他身上的“教育家精神”，与“扼住命运咽喉”的努力，永远值得我们致敬、传承。

刘道玉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将会成为时代的遗产，还是美德、真理和爱的延续？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本文参考武汉大学、“先知书店”相关资料。

（视觉中国 / 图）

QuestMobile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我国外卖骑手总数已超过1400万人。

身着各色工装的外卖骑手，构成了数字经济时代最鲜活的图景，他们穿梭于高楼和小巷，如城市血液般流动，成为连接千家万户的纽带。

社会享受他们带来的便捷，如何提高他们的职业保障，也成了社会各界和外卖平台需要考虑的问题。

10月底，在部分城市试点近半年后，美团宣布骑手养老保险补贴正式覆盖全国，对当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美团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社保费用。

这是行业首个面向全部骑手开放的社保补贴方案，此外，美团还初步建成覆盖全部骑手的多层次福利保障网，均最大程度面向全国全行业全部类型骑手开放，预计将覆盖数百万人。

这张行业正在齐心织就的“安心网”，兜住的是数百万人的生计与梦想，也承载着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温度与责任。

失意者的拐角

八年前，小舒失业了。他原本在广东的一家工厂做工，因为工厂搬迁，工人被遣散，他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决定投奔在南京做厨师的大哥。

工作并不好找，小舒做过网吧网管、游戏代打，一个月三千来块，房租和生活成本都难覆盖，想找挣钱多点的活儿，结果总是碰壁。存款一天天减少，小舒想起大哥平时在美团兼职送外卖，决定先做骑手过渡一下。

刚开始早出晚归，他一天能挣个两百块，至少花销够了，慢慢上了手，收入也渐长，一个月多的时候能有万把块。过渡期于是无限延长，小舒开始重新认识外卖骑手这个职业：“又自由又能挣到钱，不干这个干啥呢？”

七年多过去，2025年，骑手小舒不但在南京成了家，还成为了南京市中心CBD的骑士长。

同样是以前在工厂做工，小李也在2021年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他在绍兴本地的一家硅片工厂工作了五年，因为连年亏损，工厂倒闭，他和工友们也被遣散。

在工厂时，小李每月四五千块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家庭开支，工作没了，开销更是难以维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挣点家用，于是小李注册了个骑手账号，白天跑起了外卖。

每周一到周五，他先送女儿上学，再去到离家三公里外的萧山瓜沥镇跑单，跑到下午三点半下线，接女儿回家，陪她玩一会儿，再从五点半的晚高峰跑到晚上十点。周末女儿不上学，他就午高峰再出门，一直跑到晚上。

“每天跑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各时段加起来有十一二个小时。”汗是湿哒哒的，但赚到手的钱也是实打实的。他算过一笔账，如果每天跑五六十单，一天有三百多，加上活动奖励一个月算下来平均收入能过万，比在工厂上班足足高出一倍。

“送外卖完全是你靠自己个人努力，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不光是37岁的小李，21岁的小雪也觉得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15岁辍学，辗转在不同餐厅打工，小雪一度想早日学成厨师，成为能掌勺的大厨。他在夜宵大排档干活，四千块的工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在成都生活攒不下什么，更难熬的是作息，积年累月的日夜颠倒，即便年轻力壮，小雪也有些撑不住。

刚成年那会，他在朋友的推荐下跑过一段时间外卖，先是跑了一个月众包，后来又跑了两个月的专送。自由，按天算钱，小雪有点心动，但还是想着先把厨艺学完，有本事傍身。

现实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来说还是太过残酷。因为理念不合，小雪和后厨同事吵了一架，再回顾自己在后厨帮工的四年，做得多，也做得杂，却没学到什么真正能吃饭的本事，小雪不想学厨了，他要换条路试试。

可年纪小，学历有限，他找不到什么工作。小雪想起在大街小巷穿梭的日子，外卖骑手或许是眼下为数不多的选择。

走出后厨跑外卖的第一个月，小雪就挣了七千块，比在后厨多出不少。他心想，如果之后能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他还可以兼职送外卖。“先干着，然后再找其他出路。”

那年冬天，小雪参加了美团为骑手设置的冬季赛。比赛奖励丰厚，跑得多，挣得多，三个月比赛下来，平均每个月的收入高达一万二三。用冬季赛挣来的钱，十九岁的小雪给自己添置了一部新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还去把驾照考了下来，他觉得人生更有盼头了。

在中国，灵活就业群体共有2.4亿人。而外卖骑手，已经成为当下灵活就业人员中最庞大的群体之一。

门槛不高，时间灵活，结算快速且多劳多得，让这份工作不仅能够帮助困顿者解除燃眉之急，也是性价比颇高的兼职选择。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曾大方分享做外卖骑手的感受。有人视其为颠簸生活中的一段过渡，让他们得以稍作喘息；有人为消磨时间，甚至是为锻炼身体开始尝试送外卖，沉溺于即时奖励的快乐；也有人从骑手这个落点重振旗鼓，走出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成为骑手似乎就像一个人生的拐角，幸运又努力的人，说不定就从狭窄的暗巷走上一条更开阔的大道。不过他们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跑不动了怎么办？

（视觉中国 / 图）

明天的保障

社保是一种让小李安心的方式。

“老的时候可能人干不动了，如果有退休金的话也可以生活下去。”小李说，“如果现在不交社保，万一老了出了什么问题，生活费都没有了。”

在工厂的时候，厂里给小李交了“五险一金”，工厂倒闭之后他也不想断保，每个月自费交钱，从七百多交到九百多，算上同样没有社保的妻子，成本将近两千块。虽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好在收入比在厂里的时候更多，交完社保还能结余一些。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咬牙承担自费交社保的经济压力。小舒就在离开工厂那年断掉了社保，用他的话来说：“当时想都没想这个事儿。”

起初他觉得，要连续交十多年等退休再拿养老金，似乎不值当。但年纪渐长，尤其在成家之后，“保障”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未成年就外出打工的小雪，对“保障”的意识反而更强一些。他家在南充农村，村里每年都做宣传，要大家购买新农合医疗保险，他也在老家一直交着。

但养老保险他没交，最初是因为没到年纪，后来则是因为太贵了，一千二百块几乎是他当时一周的收入。“社保是长期投资的那种。”小雪分析，这也意味着，投进去的钱一时半会拿不回来，不如存在卡里以备不时之需。

很长一段时间，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迫，跟传统单位的正式员工相比，缺少“保障”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骑手的收入和单量挂钩。一个人每天能送多少单外卖，不仅和年龄、体力相关，也被市场需求密切决定着。

“夏天的话好一点，单子多，奶茶单多，有时候一天能跑六十来单，天气冷了单子就少一点。”小李摸索出了一套季节性规律，他也清楚自己不可能一直每个月都拿到过万的高收入，心里始终有所忧虑。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孟泉从2018年开始研究外卖骑手的社保问题，在他看来，影响骑手缴纳社保的原因主要分为两块。

一是骑手自己的意愿，可能由于他们对于社保的信心不足，也有主观意识的影响。“一些青年人还说觉得落袋为安，没有什么对家庭负担的想法，更多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品质好一点，所以多赚钱、拿到现金是最重要的。”

二则是劳动关系的界定。美团的调研数据显示，数百万骑手中，有40%的骑手为跨省份流动就业，70%的骑手为跨城市流动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占比81.6%。

“大部分的平台和劳动者之间是不具备任何劳动关系的。”孟泉解释，外卖骑手这一职业兼职比例高，流动性强，不与平台签订劳动关系合同，很多属于灵活用工关系。“所以造就大量的身份问题，身份的问题解决不了，就造成没有办法按照现行的这种劳动法律去履行责任和义务。”他表示，这也是传统的以全职为基础的“五险一金”保障体系不适用于所有外卖骑手的原因。

三是养老保险制度与新的灵活用工经济存在时代差异。传统的养老保障是企业和劳动者双方承担责任，但在外卖行业，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复杂，政府也很难界定责任归属。

然而，不管是对于平台、消费者还是社会，外卖骑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已成为维系大众生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他们的保障，也是社会发展不能丢下的责任。

2021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多个新业态就业群体被纳入“不完全劳动关系”框架。

制度层面的障碍被扫清了，接下来摆在平台面前的难题是，如何更好地保障骑手的劳动权益？是少部分人全面的保障，还是大部分人相对全面的保障？这些都成为各个外卖平台不断探索的命题。

兜底的“安心网”

自2021年起，美团就着手开展调研，试图制定一个低门槛、公平、可持续的保障方案。把尽可能多的骑手保障起来，给整个行业建立一个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骑手的职业保障难题。

历经五年探索，美团交出了答卷。

2025年4月，基于国家已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美团开始在福建泉州、江苏南通两城区试点骑手养老保险补贴方案，对当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美团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费用。

“兜底保障是很重要的，你的标准不宜过高，而且一定要考虑劳动者自身的意愿、平台承受的能力和国家的总体稳定和谐。”孟泉认为，这一方案着重考虑了普惠性、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一来，不区分骑手众包、乐跑、专送等不同类型的身份，只要愿意就能享受。二则是，较为理性的补贴形式，对平台的压力在可承受范围内，也能走得更长远一些。此外，方案不强制缴纳养老保险，也充分尊重了骑手的个人意愿。

试点一出，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在骑手间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小舒在网上偶尔会刷到一些讲述老年生活的短视频，断缴多年的他决定把自己的养老保险续上。“有些老人没保障，感觉过得很心酸，想着自己以后不能成那样的，现在不是平台有补贴了吗？赶紧交点。”他没想到交社保原来这么容易，“平台上写得清清楚楚，怎么缴费，什么时候补给你，照着做就行。”

小舒收到了平台发放的养老保险补贴。（受访者供图）

2025年9月，杭州开放试点，小李就第一时间申请了补贴，原本全部自费997块的养老保险，现在只用出不到500块。“相当于多了一笔钱。我买社保的话也就减轻了一半负担，现在也轻松不少了。”

成都在7月开始试点，小雪也在当月就缴上了养老保险。“暂时先做骑手，如果有机会能当上队长的话当然也好，如果有更好的工作也可以去做，因为现在外卖行业人多，单量变少了，不保证每个月的收入能有9000块以上。”年轻的他对未来有自己的考量，希望在成都赚钱，回老家南充置业安家，不管今后收入如何，至少此刻缴纳的养老保险是他为生活打下的一点基础。

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是今年11月初，美团将对骑手的养老保险补贴推广至全国，向全部骑手开放，骑手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在户籍地或工作所在地缴纳。这意味着，历时五年探索、半年试点，美团终于在全国范围内跑通了骑手保障体系，某种意义上为整个行业建立了标准。

相比之下，其他平台要不将保障范围限定在少数全职骑手，要么还在少部分城市试点，美团率先迈出这一大步，历史上第一次将数百万骑手纳入保障，客观上也推动了整个行业向更标准、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在此基础之上，美团也已初步建成覆盖全部骑手的“基础保障+进阶保障+骑手福利”多层次福利保障网。

基础保障除去养老保险外，“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的“骑手工伤险”（职业伤害保障）现在也已拓展至全国17个省市，按计划接下来也会拓展至全国；意外伤害险也已覆盖全部骑手，每单必保、每人必保。2022年7月开始至今，美团在全国为超过1300万人次骑手缴纳新职伤保费超过20亿元。

在进阶保障中，美团不仅首次设立了覆盖全行业骑手家庭的大病关怀保障、子女教育基金，还在行业率先建立超时免罚机制和设立等灯奖，激励骑手安全配送。

超时是所有骑手都不愿意碰到的事。在小舒所在的站点，以前一单超时1-12分钟要扣三块钱，现在不用扣钱，骑手偶尔超时一两单也不会因为压力大而出现危险驾驶的情况。

小李还自豪地告诉记者，他拿过390块的等灯奖奖金。“我跑了六天，一个红灯都没有闯。平台推出这个奖我觉得也是为了骑手好，既有奖励，我们也不闯红灯，送得也安全、安心。”

李金伟的“奖励账单”，9月获得390元“等灯等灯奖”。（受访者供图）

“保障”之外，多样化的骑手福利也在不断提升骑手工作的幸福感。例如美团为骑手推出的工作餐，合作商户逾10万家，包括肯德基、必胜客、霸王茶姬、茶百道等头部品牌；而美团通过自建、社会共建以及与品牌商家合作等方式建设的5.2万个骑手驿站，能为骑手提供饮水、休憩、手机充电、微波炉热饭等生活服务。

“九块九就可以吃肯德基汉堡了。”小舒笑言，很多商家的骑手餐都有折扣，以前去吃饭，一些商家可能会嫌弃骑手，现在反而会主动给他们送个鸡蛋，或者加点粉。

为照顾骑手心理，美团也一直有配置专人对骑手进行心理疏导，还在近期为骑手开放了拉黑恶意顾客的功能，那些工作中偶尔遇到的委屈，也在更加人性化的运营中逐渐消解。

这个过渡工种正在转变为一个相对正规、有体系、有保障、有尊严的蓝领职业。而行业正在齐心织就的“安心网”，兜住的是数百万人的生计与梦想，也承载着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温度与责任。

对比刚成为骑手的时候，小舒也觉得社会整体对于骑手群体变得越来越友善。

“现在去到哪里也没有那种歧视的眼光了，感觉越来越正常了。”他说，“有一种一份正常的工作被大家接受了的感觉。”

2025年9月2日，银丰研究院，桂军民站在储存着展文莲的液氮罐前。 （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 摄）

临近2025年中元节，桂军民买了两束菊花，一束放在妻子展文莲的墓碑前，一束摆在比他还高的不锈钢液氮罐旁。墓碑代表展文莲已经死亡，液氮罐预示，她或许还会复活。

八年前，展文莲因患肺癌生命垂危，桂军民做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决定：他将妻子的身体完完整整地冷冻储存，期待迎接她的苏醒。

于是，展文莲成为中国本土首个“冷冻人”。在那家人体冷冻的机构里，储存她的容器被标记为“1号罐”——里面零下196℃的液氮让时间趋于静止，也让一个普通家庭与科技创造永生的念想紧密相连。

桂军民从来不会用“死”形容妻子。在他口中，妻子只是睡着了，要一直睡到医学能攻克肺癌的那一天。“不然（复活后）又遭一遍罪，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人向桂军民承诺，展文莲真的会复活。她在临床医学上已被认定死亡，但八年中，“她还活着”的念想，渗透进桂军民生活的每处缝隙。她倒置在冰冷的液氮罐里，却与活人的世界持续产生微妙的连接。

展文莲的人体冷冻协议，签了30年。她53岁的妹妹说，要努力再活30年，等展文莲回来。

在等待展文莲复活的日子里，桂军民的生活有了些变化。他老了，上过两次手术台；身边多了个女友，一个被他形容为“永远不可能取代展文莲”的存在；他有了羞于提及的心思——那份对于妻子复活的信念，好像慢慢松动了。

“让你先睡一觉，可以吗”

“记者都喜欢往你心里挖，往难受的地方说，总想搞一点煽情的。”与媒体交手多次，初见南方周末记者时，桂军民习惯于展示他不容置疑的“复活妻子”的决心。他从记忆里挑拣痛楚，讲述对妻子的爱与思念。

从事体育行业大半辈子，桂军民性子爽朗，留寸头，嘴边一圈灰硬胡茬，天天穿一身凉快的运动装。他一遍遍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八年来从未后悔，语气中带有说服自己也说服旁人的意味。

他最常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会回答：机缘巧合。

2017年初，展文莲住院期间的一个凌晨，桂军民闲来无事，在主治医生办公室瞥到一本书《永生的期盼》，书中提出“冷冻人”计划，以期无限延长人类的寿命，让死亡变成可逆的选择。

这个还在试验中的医学计划击中了桂军民的心。之前，罹患肺癌的展文莲被医生宣判只剩半年寿命。桂军民用尽办法，带妻子做过4次化疗，长期吃靶向药，将她的生存期延长到两年。随着靶向药失效，桂军民已无计可施。

《永生的期盼》作者罗伯特·艾丁格在2011年去世，遗体被冷冻保存在美国一家人体冷冻研究所，他的母亲和妻子也是如此。

更早的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贝德福因肾癌去世，成为全球首位冷冻保存遗体的人。公开资料显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冷冻人只有2岁，是一个患癌去世的泰国女孩。

人类对冷冻生命体的想象，最初来源于自然界中一些物种的冬眠或低温生存状态。有生物学家发现，一些生物在低温情况下可以长期保持活性。水熊虫可以在零下20℃沉睡30年后解冻复苏；北美树蛙全身超过70%的水分被冻成冰后，能维持4周甚至更久，到了春天再苏醒。

跟《永生的期盼》一起被桂军民翻到的，还有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银丰研究院”）的宣传手册。

银丰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12月，是银丰集团旗下的民办组织。银丰集团是济南的龙头企业，早期以房地产和金融投资发家，自2003年开始涉足生物医药领域。

当时，银丰研究院正试水人体冷冻技术，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合作，免费招募志愿者。国际上，这项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俄罗斯，三大人体冷冻机构也位于这两国。而银丰研究院，地处济南，距离齐鲁医院约10公里——这正是展文莲接受治疗的医院。

很难说，桂军民当时真的理解这项技术，但他愿意相信，“我是一个爱做梦、爱幻想的人”。

更重要的是，父亲一年前刚去世，还没缓过来的桂军民恐惧再次失去。眼看着妻子大多数时候都在昏迷，肌肉持续萎缩，人枯瘦得脱了相，要靠瓶瓶罐罐的药物维持生命体征，桂军民意识到，人体冷冻是唯一能拒绝失去她的路径。

“我来主动掌握我们之间的这些事，我们不需要接受哀伤。”考察数月后，桂军民敲定主意，以遗体捐献的名义，将妻子交由银丰研究院冷冻30年。

他说服自己，妻子健康时就有过遗体捐献的想法。有一回，展文莲从电视上看到有人捐献遗体，第二天就拉着桂军民父子去红十字会登记。

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冷冻手术失败，再将妻子的遗体火化。

2017年4月，齐鲁医院东院区，冷冻响应小组的几位医生刚查完房，医疗监控设备上的数据显示，展文莲身体情况越来越差，生命垂危。医生告知桂军民，“也就个把月的事了，或者撑两周”。

桂军民凑近病床上的展文莲，在她耳边问：“如果让你先睡一觉，你觉得可以吗？”

展文莲点点头。

桂军民照顾住院的展文莲。（受访者供图）

人体冷冻术

桂嘉源的思绪，经常闪回到2017年5月7日凌晨3点多，他亲手拔掉了母亲展文莲的呼吸面罩。

第一次听父亲提起人体冷冻时，桂嘉源不完全理解，但表示支持。“说一千道一万，最终只有火化和冷冻两条路可以走，你能选择的就只有这一个，（冷冻）总比一把火烧了强。”他的长相、性格都随桂军民，说话口吻透着不容否定的决绝。

到最后关头，桂嘉源也纠结过：要么不冻了？“但是不做的后果，就是以后没有一点机会。做了，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你还能见到她。”

拔掉呼吸面罩那一幕，也定格在桂军民的脑海里。他打心底里觉得亏欠儿子，是他授意儿子做那件“残忍的事”。当时他考虑，要将放弃治疗和接受冷冻的最终决策权，交到儿子手里。否则，万一以后儿子因此恨他，这个家就彻底完了。

被停止供氧约半个钟头，展文莲悠悠地吐出最后一口气，呼吸停止，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医生宣布展文莲临床死亡，守候了十几个小时的临床响应专家立即介入。

考虑到伦理和法律，人体冷冻前需确认临床死亡，由医生出具死亡证明。“特别是脑死亡的判定。如果不是脑死亡后降温，就违背法律。”齐鲁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孙文宇对这场手术印象深刻，他也是银丰研究院临床应急团队成员，当时就在医院待命。

银丰研究院发布的首例人体冷冻纪实中称，理论上，当人停止呼吸和心跳后，大脑缺氧耐受时间为4到6分钟。一旦超过这一时间，大脑皮质细胞就会因缺氧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

当患者被宣布临床死亡后，医学团队需要先通过体外心肺复苏设备，维持大脑及机体的供血与供氧，防止身体细胞进一步损伤。这也是人体低温保存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紧接着是人体降温。从齐鲁医院出发，2017年5月7日4:24，运送展文莲的救护车到达银丰研究院低温医学研究中心。为保手术顺利进行，桂军民要求家属全都不许跟车，包括他和儿子，“预计15分钟要送到银丰，越快越好，中间不许有耽搁”。

半小时后，人体低温保存灌流手术正式开始，持续近55个小时。温度监控系统显示，展文莲身体内外的温度达到平衡，稳定在零下190℃左右。

那55个小时，桂军民过得很煎熬。他回家等手术结果，睡也睡不着，就哇哇大哭。

“她太可怜了。”桂军民以为，展文莲在手术台上会被开膛破肚，“我当时要求，我必须要看见她手术后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面目全非。”

实际上，展文莲被转移到专用低温手术台，初步降温至18-20℃，体内被注射抗凝和抗氧化等药物。

一旦人体温度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体内水分会形成冰晶，刺破细胞膜。为减少细胞损伤，维持细胞活性，医疗团队需要用冷冻保护剂置换展文莲体内的血液，让细胞内外的水分从液态均匀地变为固态，且不形成冰晶，这个过程称为“玻璃化”。

手术由来自美国的主治医生阿伦·德雷克主刀。在展文莲之前，他在美国最大的人体冷冻机构工作近十年，参与过七十多例人体冷冻手术。2015年5月，科幻小说《三体》编审、中国女作家杜虹，选择去世后将头颅冷冻在美国，那场手术也经他之手。

冷冻人体装进液氮罐前，桂军民透过玻璃墙，看到了一个躯体完整的展文莲。她躺在那里，像睡着了，“很安详，很滋润，只是体型缩小了一点”。

这一幕，给在场的亲属们留下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展文莲还活着。

装进液氮罐前，被冷冻的展文莲。（受访者供图）

“新欢”

一晃8年过去，桂军民57岁。2025年9月2日，他站在银丰研究院“1号罐”前，气喘吁吁，已经没有心力再搞复杂的纪念仪式。以前，他偶尔会放展文莲爱听的老式情歌，跟着掉眼泪。

被凝固在48岁的展文莲，以倒立的形态储存在3米多高的不锈钢液氮罐中。桂军民的脸贴近罐体屏幕，屏上显示，罐内分为三个温区，展文莲头部所在区域温度最低——零下190.6℃。若有意外发生，优先保护头部。

跟桂军民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叫王春霞的女人，文着细细的柳梢眉，瘦小身板裹件紧身衣裙。她45岁，济南市商河县人，与展文莲是老乡。

2020年前后，王春霞经人介绍认识了桂军民。那时，她在跑保险销售业务，抱着发掘高端客户的目的，想让桂军民办理高额理财业务。

时间久了，两人慢慢熟络。王春霞被桂军民吸引，她说自己打小眼光就高，不会轻易看上什么人，但桂军民三观正、口才好、懂得多。桂军民则在媒体面前评价：王春霞跟展文莲一样，性格简单，善良，没有那些拐弯抹角的东西。

这段关系引来新一轮风波。桂军民被指“深情人设崩塌”，王春霞是他的“新欢”。

原本，展文莲冷冻后头两年，桂军民是铁了心不打算再找对象的。直到2020年，有天早晨醒来，他身体无法动弹，使不上劲，摸不着手机，亲友们两天后发现端倪，把锁撬开。

经历这次痛风发作，周围人都劝桂军民，毕竟岁数大了，得找个人陪。桂军民第一次意识到，不服老不行，“一个人要是真出点事，只能干瞪眼，哪天死到家里，别人都不知道”。

他说，倒不是怕死，怕的是半死不活，给儿子添麻烦。他就那一个孩子，“把自己活成累赘，是我最不愿意看见的事”。

王春霞名下没有房子，不久便搬来与桂军民同居。房子里有股微妙的氛围，她与这个家之间，始终隔着一个展文莲。

起初，展文莲的东西，王春霞都不能碰。客厅里挂着展文莲大大小小的照片，王春霞与桂军民的床头上方，就是一张展文莲大尺寸的黑白艺术照。

桂军民的家中，还堆积着展文莲淘来没吃完的保健品。（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 摄）

南方周末记者到访，王春霞帮着从柜子里翻出展文莲大摞的相册，抱怨说这些照片不应该留。桂军民来气了：“（照片）不留你也别留，都不要留。”王春霞尴尬地笑笑，不说话，脸色窘迫。

她明确表示抗拒采访，也排斥桂军民喋喋不休地回忆展文莲。她冲南方周末记者屡次强调：“活在当下，老揭他的伤疤做什么？”

“它过不去！我是个人，怎么能忘掉？”桂军民把话挑明了讲，还当面指出王春霞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桂军民觉得，这种不安全感主要源于两人认知与经济上的差距。他自认为见多识广，收入不错，名下有房有车，吃穿不愁，接触的圈子也不赖。

相对来说，王春霞的境遇要差一大截。她出身农村，初一辍学，17岁出门打工，进过厂子，干过服务员，开过理发店和超市。摸爬滚打到现在，不用再上班。

在王春霞的讲述中，前夫欠了几十万元外债，要她来还。桂军民帮她还了一部分，前后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桂老师，是老天给我的礼物，跟着他一辈子不会受苦。”

而桂军民，直言自己对王春霞是“功利性”的选择。他压低声音，指自己的心，又摆摆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现在没有走进我心里。”

谈到未来会不会结婚，桂军民迟疑了。领证会牵扯很多问题，包括自己与展文莲的财产，他和儿子名下有三套房子，都在济南二环附近。“我想着对她（王春霞）负责，但这个事情很复杂。”

这些话，一边忙活的王春霞都听到了，但没作声。

她依旧端茶倒水，叮嘱桂军民吃药，照顾得细心周到。闲暇时，桂军民仰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讲历史与人生见闻，蹲坐在小马扎上的王春霞频频点头称是。

桂军民没了继续讲的兴致，他能听出来，王春霞压根没听懂，只是怕他扫兴。

但展文莲不一样。她和桂军民有共同话题，聊什么都投机；爱好也默契，一起打羽毛球、跑步，周游全国。

2024年，桂军民带王春霞去杭州，那是展文莲最喜欢的城市。他专门去找当年夫妻俩住过的酒店，又带王春霞重走当年的路线，但整趟下来，已经没有当年的味道。“以后也不想再去杭州了。”

尽管声称展文莲难以被取代，但事实是，桂军民已经离不开王春霞了。做过冠状动脉支架手术以后，他走路晃悠，过斑马线时，手不自觉地挽住王春霞的胳膊。

桂嘉源担心父亲的身体，2021年从上海回到济南定居。“我得守着这个家啊，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在跟前。”对于父亲与王春霞的感情，桂嘉源的态度只有三个字——“不反对”，但若结婚，他不同意。

王春霞则解释，她不在乎财产，也不在乎领证；不像年轻时追求情爱，现在有个人陪就好。她反问南方周末记者：“你介入了这样的家庭，能怎么办？”

陪桂军民外出时，王春霞会精心打扮。（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 摄）

“我想让她留下来”

窗外打进来的光线，从白色瓷砖地板上一寸寸收回，桂军民靠坐在昏暗的沙发角上，那也是展文莲从前喜欢的位置。

展文莲冷冻后的头两年，他一直窝在房子里，缓不过神。他不知道该到哪儿交水电费和物业费，那些以前都归展文莲管。屋里到处都是展文莲的痕迹，她买的丝巾堆了几大箱，淘来的保健品还没有吃完。

那段日子过得黑白颠倒。展文莲的小妹展文华去了几次，帮着打扫卫生，房间乱得下不去脚。她看桂军民经常坐在电脑跟前，整理展文莲的照片和录像，“人一下子老了”。

与展文莲的故事，在桂军民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两人自小跟随父母在新疆生活长大，初三那年被分到同一个班。桂军民家境不如展文莲，他老觉得自己黑不溜秋，比展矮一个头，配不上她。

展文莲也是练体育出身，性格像男孩子。她主动拉近关系，两人谈了三年恋爱。桂军民给展文莲辅导功课，“老费劲了，她脑子没在那上头，老盯着我看”。

没等高中念完，展文莲全家搬回山东老家发展。桂军民帮忙打包行李，努力挽留，展家还是搬走了。走出新疆、离山东更近一些，成为他高考的动力。

1987年，桂军民考上上海体育学院。次年10月，展文莲的父母因车祸去世，桂军民从上海赶到济南商河，看到展文莲姐妹在家门口架蜂窝煤炉煮菜叶子，心里不是滋味儿。

大学毕业以后，桂军民来到商河，成为一所学校的田径教练。他的同学大多进了大学当老师，“分到县城的就两个人，我还是自己拿着材料直接去了最基层的地方。”

“那时候高才生少，他能来我们这小地方，都是为了我姐。”展文华为桂军民的选择可惜，展家家道中落，而桂军民放弃了更好的前途，帮展文莲操持一家大小事。展文莲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不叫桂军民“姐夫”，亲昵地管他叫“哥”。

1992年，展文莲生下桂嘉源。那时，她还在银行当柜员，住的房子墙一脚能踢透。她肯拼，为给银行拉存款，骑着自行车走二十公里夜路，车上绑着几十万元现金。凭着这股劲儿，一路干到济南市一家银行的分行行长。

为配合妻子的调动，桂军民前后换了几份工作，中途有两年甚至没有工作。展文莲做饭不好吃，桂军民就自学厨艺，日日掌厨。

那段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在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外甥女眼里，展文莲性格纯真，像个小孩，正是因为有桂军民宠她，“这么大岁数还会打闹”。

好时光终结于2015年6月，展文莲在一次体检中查出肺癌晚期。

“她走了，我的世界重心就坍塌了，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桂军民回忆，“你说冷冻（展文莲）对人类医学做点贡献什么的，那时候不是，没想这些，我就想让她留下来。”

展文莲、桂军民的结婚照。（受访者供图）

衣冠冢

不是所有展家亲人，都能接受桂军民冷冻妻子的决定。

2017年5月，展文莲被宣告临床死亡前，她的弟弟凑到二姐展文革跟前悄悄问，要不要叫几个人抢尸体？展文革摇头，示意不要闹僵。

一个月前，在齐鲁医院，桂军民把展文莲的弟弟妹妹叫到一块，告知自己的决定。

“不可能，我不同意。”展文革和弟弟当场强烈反对，他们理解的人体冷冻，是将展文莲冻在冰块里，不放她的灵魂回到故土安息。

展文革想，如果父母在世，也不会接受冷冻。她和弟弟妹妹常年生活的商河小城，2020年底才全面脱贫，他们念书也少，难以接受太超前的想法。

以银丰研究院工作人员李涛（化名）的经验，在人体冷冻中，最大问题是家庭成员的观念冲突。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许多人忌讳谈论死亡，在“孔孟之乡”山东，如何安排死亡，更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事。

李涛见过很多因为家属意见不合，最后没能成功的案例。银丰研究院的处理方式是，不劝人做人体冷冻，也不干预自然死亡，尊重家属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决定可变更、撤销。

“天时地利人和。”李涛这样总结展文莲的案例。虽然展文革的沉默里隐藏着抗拒的声音，但桂军民摆出一家之主毫不妥协的范儿，能把事情做到底。

看桂军民铁了心，展文革问，能不能给展文莲在商河老家修座坟，照顾老家人的感受和风俗，这样心里踏实。桂军民同意了，毫不犹豫。

2017年5月6日傍晚，停止供氧前，展文革将一件白色青松纹旗袍和一双高跟鞋，放在展文莲的身体上比画。那是展文莲最喜欢的行头，也代表她穿上这一身走了。

那场在银丰研究院举行的展文莲进罐仪式，展文革和弟弟都没有参加。他们至今拒绝去银丰研究院参观，在他们心里，大姐的灵魂一直在商河。

安放“灵魂”的是一座衣冠冢，里面除了展文莲喜欢的衣物，还埋葬了一束她化疗前剪下的长发。展家人经常来此祭拜展文莲，清明、生日、祭日等算下来，一年到头不下七次。

桂嘉源很少上坟，他更愿意清明时节去看看液氮罐。“去世的人才需要买墓地，在我的感觉里，她没去世。”

桂军民则是两边都跑，妥帖地平衡两拨人的观念，并在其中找到自洽的位置。2025年9月3日，看望“1号罐”的第二天，他就驱车从济南回商河，跟展家姐妹一起祭拜展文莲。在那些等待奇迹的日子里，他总是想象，展文莲的灵魂还陪伴着他。

如果说，冷冻妻子让桂军民陷入一场漫长的战役，那儿子就是战场上的同盟。听到有人评判桂军民走火入魔，桂嘉源会忍不住替父亲反驳，声明“这是我们俩一起作的决定”。

可两人独处时，很少提起展文莲。“一提，更睡不着了”，展文莲离去之初，桂嘉源常常失眠。桂军民也是如此，父子俩都能看出彼此的脆弱与空虚。

2025年9月3日，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展文莲的衣冠冢。 （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 摄）

摇摆的信心

桂军民是矛盾的。但让他承认这一点很难，他拉不下面子，“我既然做了，我总不能扇自己耳光吧”。在他过往赖以生存的田径赛场上，没有“中途放弃”，不到终点不罢休。

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第6次见面时，桂军民才袒露出这些年的摇摆。对于妻子来日复活的信念，并非从未松动。

他时而亢奋激昂——“最早我有 50%的希望，现在有100%，因为看见科技一步一步（发展），离梦想越来越近！”时而低沉迟疑——“冷冻不就是个幌子吗？不就是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换了个方式来纪念她？”

手机算法不断给他弹出医疗科技新突破，看得他心情复杂。“我没有跟别人表达过，我心里是质疑我的决定的。我每次去看她，（除了液氮罐）啥也看不见，你说图啥，有什么意义？”

八年了，在那个不锈钢液氮罐里，展文莲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桂军民不知道。他给银丰研究院提过几次意见，希望实现液氮罐可视化，让他看见冷冻后的人体，但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满足。

有半年多时间，他没心思去银丰研究院看展文莲。尤其是冷冻人新闻刚出来那阵，网上争议不断，桂军民经历了一轮轮道德审判。

也有许多考虑冷冻亲属的人找上门来，桂军民不想见。他怕说错话辜负对方，“压力比较大，我只能说我的感受，不敢怂恿人家”。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截至目前，没有冷冻人成功复活的先例。在桂军民事先签署的同意书中，银丰研究院也声明：不保证、担保或承诺展文莲未来能够复活，也不能准确预测未来医学科技的发展时间表。

“现在可能远没有达到复活这种程度。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谈及展文莲时，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直言。

一个人的身体，就像宇宙一样，有无尽探索的空间。长期做低温冷冻基础研究的曾安说，以目前的科研水平，能实现冻存复苏的尺寸，只限于接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拳头大小的心脏组织，尚且无法完整复苏。

“器官层面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更别说整个人体了。”2025年9月，南方周末记者在第十四届低温生物医学年会上遇见上海理工大学教授胥义，他从事低温冷冻研究，在中国制冷学会担任副主任委员。

器官保存，是这场会议中被反复提及的主题。多位专家认为，小型器官低温保存尚且面临易损问题，以至于器官移植过程中，医疗团队造成大量金钱与精力的浪费。

银丰研究院工作人员曾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提及，每做一次人体冷冻手术，仅冷冻保护剂的费用就需二三十万元；储存人体的液氮罐，每隔十天到半个月需补充一次液氮，费用每年约5万元。

李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低温冷冻科研费用主要来自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资金来源包括银丰集团旗下各公司的盈利分成、基金会理财获益、冷冻人家属捐献资金和政府补贴。

在胥义看来，冷冻人体作为一种科学探索很有意义，不排除未来能实现复活，但其中有太多未知，没有人能说清楚，复活的技术路径到底是什么。“从我们的经验积累来看，低温冷冻人体（复活）这条路的确还挺远。”

桂军民纠结了好长时日，直到有一次，哥们给他打气：你既然都选择这么做了，你就等吧，要么你做它干什么？

人总是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事情。桂军民琢磨，是这个理儿。他得说服自己相信，这事儿能成；还得说服亲友，给他们灌输信心。“有时很煎熬，我就像个两面人。”

他的灌输，似乎撬动了展家人的一点念想。展文革有时候也会琢磨，“你说她回来了，还能认得我们吗？”

婚后不久，展文莲的居家照。（受访者供图）

复活的念想

展文华的女儿苏婷婷至今不愿意接受展文莲离开的事实。她从6岁开始在展文莲家生活，两人情同母女，性格也一样大大咧咧。

说起展文莲，苏婷婷平静地像在聊一个出远门的家人。在她的感受里，大姨的灵魂在城市四处游荡，会看到她失恋时的狼狈模样。

2022年，大学毕业的苏婷婷选工作时，因为想离大姨更近，进了银丰集团。她很少去银丰研究院看望大姨，“看了，就要面对她真的在里面，想象会幻灭；不看，我就觉得她还在日常里。”

展文莲之后，银丰的冷冻人越来越多，目前已超过30个。苏婷婷对大姨复活的信心又多了几分，“既然有这么多人选择冷冻，那这事就一定能成。”

根据美国人体冷冻机构阿尔科基金会官网信息，截至2019年5月31日，该机构有170个冷冻人。

李涛观察，咨询人体冷冻的家属，普遍有希望逝者复活的想法。也有科研人员听说，一对夫妻冷冻了去世的孩子，并不寄望于孩子未来复活，而是希望他们活到老时，跟孩子一起走。

在李涛看来，所谓死亡，“死”是一个人不在了，“亡”是一个人被忘记。而人体冷冻，是一种新的生命延续方式。

只是这种生命延续方式，有难以攻克的问题。曾安将人体冷冻的做法比作一张单程票，“登月或去火星，也许去的过程相对来说更简单，回来反而更有挑战性”。

胥义更倾向于将人体冷冻看作一种殡葬方式。近几年，有选择冰葬的逝者，遗体在零下196℃的低温中变脆，再通过超声波粉化为骨灰。

“很多家属其实心里是有数的，不会真以为将来一定能复活，更多是活在一种念想当中。”胥义对展文莲被冷冻的看法是，银丰研究院愿意探索，桂军民愿意尝试，各取所需，外人尊重就好。

阿伦·德雷克曾说过，等展文莲复活时，大概率会失忆。展文莲的侄子想，如果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但对医学有意义”。

桂嘉源却觉得这不重要，只要母亲能复活，哪怕到时出现的是拥有新灵魂的陌生人，那就以朋友的方式接近她，没有必要强求相认。

他选择相信母亲会复活。“相信”这个词，他说了太多遍，却无从解释，以至于话语变得空洞。“实际上，它落不到实处，再怎么讨论也没有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说多了又伤感。”

他计划将母亲的金首饰熔成戒指，刻上她的生辰，留给母亲做纪念；用照片和视频记录每年发生的事情，存在U盘里，以后交给母亲。

桂嘉源不止一次在朋友圈里表达对母亲的思念。这种等待母亲复活的念想，似乎已成为他的精神支撑。“如果哪天想死的时候，想到这事，就不想死了。”

眼前的生活

王春霞从来不信“复活”那一套。2025年8月，她把房间里里外外展文莲的照片都撤下来。在她的观念里，展文莲已经走了，一个走了的人，就不要总留住她。“就让她休息吧，老是揪住，对离开的人不好，对留下的人也不好。”

万一展文莲真复活了呢？“她活了更好，她活了，我就让位。”王春霞说。

桂军民想的问题更多：冷冻人能不能被定义为死亡？他如果跟王春霞结婚，未来算不算犯重婚罪？等展文莲复活了，财产怎么分，户口怎么上？如果一个好端端的活人想跳过当下，是不是也可以将自己冷冻起来？

所有尚无准确答案的问题，都可以漫无边际地想象。只是当下怎么想都没用，桂军民得出结论，所有关于未来的问题，都留给未来再去想。

跨越时代的悬念，不如眼前的生活来得真切。桂军民的重心渐渐转移，他开始在王春霞身上投入更多时间，彼此见了家长，参与对方家庭的活动。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依赖王春霞的照料。每周去单位开会，王春霞开车送他，扶他上楼，在外面等他。他逗王春霞，“你是我的小拐杖”。

他允许房间里关于展文莲的印迹，慢慢被王春霞的喜好覆盖：换掉老旧的双人床和沙发，墙上新贴着大红色的“囍”字，地上立着几根王春霞用来录制视频的支架。

2025年9月2日，桂军民在家中翻出展文莲的旧照，墙上是王春霞贴的“囍”字。（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 摄）

王春霞能感觉到，这两年，桂军民已经从痛苦中抽离出许多。以前逢年过节给展文莲上坟，桂军民脸色铁青，话也少，如今没那么大反应。

她变得敢开玩笑，听桂军民再提展文莲，她会调侃：“她也值了，你年轻力壮的时候都奉献给她了。你老了，身体都出问题了，需要伴儿了，让我来照顾你。”

“毕竟我选择了他，要走一辈子。”被桂军民批评“没有脑子”后，王春霞问南方周末记者：“你觉得我有没有脑子？”她讲起自己经历过太多事，感叹“人难得糊涂，你明明心里门儿清，就得装糊涂”。

“男人，你就得给足他面子，你不能站他上面。”王春霞每日的生活，就是围着桂军民转，不想别的事，更不关心人体冷冻的科研进展。“桂老师关注，他高兴就行，你不要打破人家的念想。”

桂军民确实还会惦记。他眼巴巴等着出现突破性进展，又估计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奇迹。“我现在有点头大了，猴年马月能让我看见（展文莲复活）。”

他劝自己接受现实，命运将他推向哪一步，就到哪一步。他想，展文莲的身体能被完整保存，或许未来，科学家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提取她的记忆，再塑造出新的人。

只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新的展文莲怎么认出他，是个问题。

桂军民跟儿子叮嘱，等以后自己老了，也要装进液氮罐冷冻保存起来。否则，展文莲一个人苏醒后，世界已经翻天覆地，“我得陪在她身边，要不她一个人怎么适应。”

那王春霞呢？桂军民摆摆手，“不管她，她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题图｜视觉中国

10月27日，不少外卖骑手刷到了好消息——美团宣布，骑手养老保险补贴正式覆盖全国，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月。

这是行业首个面向全部骑手开放的社保补贴方案，总覆盖预计将超过数百万人。

这份“提前俩月的惊喜”，并非一蹴而就。

自2008年中国第一笔线上外卖诞生，骑手群体迅速壮大，如今迈过千万人规模。

但面对包括骑手在内的2.4亿灵活就业群体，如何为其兜底保障体系，是世界性难题。美国最大的外卖平台DoorDash，迄今仍将外卖员定位为“个体经营者”或“自雇者”，保障无从谈起。

题之“难”，在于“新”。

传统的社会保障，依托劳动关系的认定——职工VS非职工，只有前者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也就是“劳动二分法”。

但新兴的零工经济，却创造出了第三种全新的不完全劳动关系。在大众认知里，或许效仿全职模式，给骑手全额缴纳五险是最优解。

大部分骑手可不这么想。于他们而言，获得更高收入通常是第一刚需，妻子、孩子、房子、车子都等着供养，社会保障则是第二刚需。不少骑手私下算过账，“交社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到手的钱更少了？每个月要交多少啊？”

而对于平台来说，给骑手交社保不难，难的是给多少人交、交多久，怎么在“低费率、保障全、大规模 ”的不可能三角中，达到微妙的平衡，尽可能让多方满意。

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只有100亿资金，到底是兜底占比一成的全职骑手，还是普惠九成兼职骑手？毕竟，不患寡而患不均，骑手原本就不应该被划分三六九等。

如何在骑手收入、长期保障、平台发展之间，寻找最优解，考验着政策方、用工平台等多方平衡智慧。

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颁发文件，一锤定音，引入了“劳动三分法”的概念。这也就是著名的“56号文”，提出了“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政策空间，明确将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单独归为一类保障对象。

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清晰明了——面对灵活就业群体，不应照搬“全职”保障模式，应该用灵活的方式，将尽可能多的劳动者纳入保障。

政府指挥棒落下，平台跟进。历时五年，随着美团在几天前率先将社保补贴推广至全国，一张覆盖数百万骑手的保障网络，逐渐搭就。

骑手的社保，怎么就成了世界难题？

开始这个问题前，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代入多方视角，从头审视给骑手办社保这件“小事”的复杂性。

先看看骑手的现状：

1. 规模千万人，参保率（城镇职工保障）在25%左右；

2. 流动性为灵活就业群体中最强，有近一半的骑手全年接单不足30天；

3. 有近四成骑手仅愿将月收入的5%以下用于社保，心理承受线是500元；

4. 不同年龄、不同年限的参保意愿差别巨大，超过三成年轻骑手不想交，但近四成中年骑手又想交。

现行的保障制度只有三种：

城乡居民保障，包括新农合、新农保在内，各级财政补贴力度大，覆盖率高，但保障上限较低。大部分骑手在家乡，参与的也正是这类型的保险。

城镇职工保障，即大家熟知的“五险一金”，保障高、成本高。即便个人和单位双边分担，每月劳动者支出也超千元，难以控制在心理线内。

灵活就业保障，以此身份参加城镇职工的养老、医疗保障，费用均由个人承担。但对大部分骑手而言，参保的基数下限，或许已是收入上限。

云南省2024年缴费档次

有了这两个基础，我们再模拟一个情景：

若拿出外卖行业1/3的利润，也就是100亿元，给这样一个规模庞大且高流动的群体办社保，并且还要让各方都满意，要如何落实？

是搞“高成本、高保障”，拿大部分成本来覆盖少数人？还是搞“低门槛、广覆盖”，牺牲一些险种，但能够为大部分人办最基础的一两项保障？

这并不是一个类似“电车难题”的道德悖论。

事实上，不论是哪一方，都会面临相同的不可能三角：“低成本、保障全、大规模”。

政策可以引导、财政也可以补贴，但用工平台、灵活就业群体也要投入；同时，还要考虑保障机制长期可持续性。这是一个多方博弈“取中”的结果。

毕竟，任何一项规则的提出、制定、实施，就是相互博弈的结果，协调各种利益和矛盾，寻找“最大公约数”。

基于朴素正义，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低成本、保障全、大规模”的不可能三角能成为现实：劳动者承担较少成本，就可以获得全面深度保障，并且能够覆盖最大范围，机制也能够长期存在。

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不管是政策制定方还是用工平台，都要考虑成本。这其中包括直接的经济成本，以及执行成本。所以这些年来，用工平台也首当其冲，承担了比较大的舆论压力。

给千万规模的零工群体办保障，能稳定落地并且长期持续，才是好办法。政策的方向也是如此：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实事求是，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脱离实际，不超越阶段。

“老办法”遇到“新业态”

传统的社保体系，与灵活就业形态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并非简单迁移就可填平。

作为最大的外卖平台，美团是个很好的观察窗口。

据美团研究院披露的数据，截至2024年9月，美团有接单收入的骑手高达745万，而全行业的外卖骑手数量早就超过千万。

骑手类型也很多元，全年接单260天以上的全职骑手仅占11%，约81.95万人；约48%的骑手全年接单不足30天。

有学者研究认为，外卖骑手的流动性，是灵活就业群体之最。大部分骑手习惯在不同平台之间流动，甚至同时尝试两三种兼职，如“白天送外卖，晚上跑滴滴”，到底该由哪个平台为骑手提供保障，也没有标准答案。

不同骑手对于社保的价值认知，也大相径庭。

据界面新闻的调查，认为社保非常重要的骑手，占比六成左右，还有近四成骑手认为社保不重要，甚至完全不需要。不少骑手比较看重眼前收入，期望尽快攒钱，回老家买房结婚，而交社保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手工资，因此意愿不强。

更纠结的现实考量在于，大部分骑手背井离乡，社保到底缴在工作地，还是户籍地？

据美团调研显示，40%的骑手曾跨省就业、70%的骑手跨城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占比达81.6%。不止美团，纵观全行业，据界面调查，外地户口骑手占比达75%，工作区域的流动性极高。

潜在的社保负担，也让不少骑手心生惧意。北大国发院调研显示，仅有10%的骑手接受现行的社保缴费比例。

界面新闻的调查结果与之吻合：若全额缴纳五险一金，骑手个人实际收入必然降低，53%的骑手认为这种影响 “非常大” 或 “比较大”。还有三分之二的骑手明确表示，希望社保费用控制在 500 元以内，一旦超出这个数额，参保意愿会明显下降。

换句话说，如果参照全职模式，给骑手提供五险保障体系，大部分骑手既不认可也不接受。

这千头万绪的难题，欧美国家迄今也没找到完美答案。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Uber网约车司机为独立合同工，而非雇员，不满的司机们多次集体抗议，也未能改变窘境。美国最大的外卖平台DoorDash，目前与骑手之间仍然不是雇佣关系，保障体系同样无从谈起。在德国，灵活就业者社保门槛极高，不仅要求稳定收入，还需全额自费参保。

正是在通盘考虑到骑手保障体系的复杂性、多样性，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颁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既务实又务远，明确了针对灵活就业群体，采取“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障体系建设。

小步快跑，先试先行

我们要承认这些复杂的结构性难题，但也必须要看到中国改革的智慧。

骑手保障的创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人社部指导下开展的“新职伤”，即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可以视同为专属“工伤险”。

2022年，人社部牵头推动在北上广等七省市开展试点，选取外卖、出行、即时配送等多家用工平台劳动者群体参与。

它不需要以绑定劳动关系为前提，不再以工资总额作为缴费基数，而是采取一种新的计算方式——按单缴费、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由平台按照上月总单量缴费。

在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下，要有“工伤险”，就必须上“五险一金”，这就需要依托用工单位来签合同、代扣代缴。但显然，这种模式是无法照搬到灵活用工群体之中的。

这种模式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是否雇佣关系”，而是另辟蹊径，在“非完全劳动关系”（人社部56号文）的政策空间中，设计出一套更加灵活、更加务实的弹性方案：只要劳动者完成订单就投保。

到今年年底，新职伤试点还在不断扩容，增加了天津、河北、浙江等10个省份，并进一步覆盖到网约车、货运等大规模用工平台。

可以说，基于“新职伤”，不对骑手保障体系一刀切，有着现实的考量。

这也为骑手灵活保障，打开了新方向：以灵活和包容的制度，应对灵活和流动的劳动者。

随后，各大平台陆续加码，从“新职伤”作为突破口，来解“为数百万骑手交社保”这个全球性“超纲难题”。

为何从“新职伤”起步？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学者委员副主任李干解释称，骑手们的就业场景、环境多涉及道路交通安全，所以对职业伤害保障的需求较为迫切。

2022年，美团第一批参与“新职伤”试点，如今已为超过1300万人次骑手缴纳保费超过20亿元。

2024年，美团针对骑手们的新型保障方案逐渐清晰，并于2025年启动“参保补贴”试点；同年，京东外卖开始为部分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饿了么也前后脚跟进，其方案与美团接近。

因此，2025年成了骑手社保“元年”。

纵观行业，对于骑手的保障，有两种解法，一种是针对全职骑手，采取传统的五险模式。

但统计显示，目前全职骑手的占比仅有11%，因此，“全职”模式，终归是“小众解法”。

面对占比近9成的兼职骑手，提供全覆盖、高弹性、多层次的普惠保障，是必答题。

纵观美团的骑手保障体系，普惠是底色，不设三六九等。目前美团骑手养老保险补贴，已经正式覆盖全国，且向全部骑手开放。不管是长期稳定跑单，还是过渡兼职的骑手，都可灵活自主参与。

普惠和公平把门槛极致压低之下，骑手保障不再是“小众游戏”，数百万骑手都进入了社保网络。基于这张网络，美团建立起了多层次的骑手保障体系。

为骑手幸福感“投保”

平台拿出诚意，补贴真金白银，但这份保障到底要不要，选择权在骑手自己手里。

人到中年、全职跑单的骑手，反馈最积极。

48岁的王云芳多年前就开始自费缴纳养老保险，得知美团有了养老补贴，她第一时间报了名，每个月不足1000元的保险费用，如今美团承担一半。负担轻了不少，王云芳也舍得给自己花钱了，买了金手镯金项链，还给自己办了美容卡，甚至筹划起了退休生活，“我准备在美团再干5年，把社保给交满了以后退休”。

对于这部分规划长远的骑手而言，平台补贴既是“减负”，也是“增收”。

也有骑手不满意，通过平台办了社保，平台补一半，自己出一半，这笔钱毕竟没进自己腰包，跟过去没有社保时相比，自己到手的现钱少了。尤其是一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年轻骑手，当下的收入和体验，排在未来的保障之前。

过去外界给予骑手群体很多关注，但在大部分语境里，总是容易代入俯视视角，这在客观上为骑手争取了更多权益，也给平台施加了更大压力。网友的朴素认知和骑手的真实处境，以及公众预期和现实制度之间，难免存在一定偏差。

外卖平台蓬勃发展、骑手群体日益壮大的这些年，在保障骑手权益这个话题上，以美团为代表的平台挨了很多骂，也推出了很多改进的举措。

“新职伤”是第一步，养老保险补贴是第二步，取消超时扣罚、提升工作福利是第三步。如今，美团骑手的待遇逐渐向“大厂员工”看齐，可以享受工作餐及餐饮补贴、家庭旅游补贴、生活消费补贴、年度免费体检、女性骑手两癌筛查及特殊关怀等生活福利。那些大厂码农、CBD白领可以享受的职业福利，也将成为千万骑手的日常。

大多数骑手的安全感、幸福感，一靠收入，二靠保障。过去骑手收入相对高、保障欠缺，现在保障的短板补上来了，这份职业的吸引力也增加了。

据《2024中国蓝领就业调研报告》显示，骑手月均收入为7496元，同比增长10.02%，时薪（33.6元/小时）比建筑工（24.0元/小时）高出40%。骑手群体的薪酬满意度为64%，居蓝领劳动力市场薪酬满意度首位。在江西赣州做众包骑手，王云芳收入稳定过万，已是当地妥妥的高收入群体。不仅收入高居蓝领群体首位，骑手保障体系的完善度，在灵活就业群体中也首屈一指。

经过近几年外卖平台的努力，骑手的保障体系已经先走一步，率先实现了基础保障全覆盖。

骑手这一职业，逐渐从过去的就业退路，成为了保就业的新出路。

不过，如何提升灵活就业群体的安全感与幸福感，仅靠美团一己之力还不够。

美团承担了“探路者”的角色，很多举措都是开创性的，最早开始试点新职伤，率先在全国推行养老保险；超时免罚、大病关怀等，也由美团率先推出。

身在前方的美团，持续抬高骑手保障的底线与上限之后，也能拉动其他平台跟进，企业标准逐渐推广为行业惯性。

政企协同，上下呼应，形成制度性支持，也是必要举措——在主管部门指导下，美团逐渐推进试点，而美团的创新举措，又能为政策的持续完善提供样本。

眼下，中国的灵活就业群体已经超过2.4亿，占到了城镇就业人员的4成有余，担当起“保就业”的重任，为他们提供必要保障，是一道必答题。

骑手保障模式已跑通，也许该轮到快递员、家政员、网约车司机“入保”了。

近日，美团宣布，骑手养老保险补贴正式覆盖全国，这是行业首个面向全部骑手开放的社保补贴方案，平台将以当地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参保费用。这意味着，美团已初步建成覆盖数百万骑手的福利保障网。

骑手的社保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京东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就引发社会关注。其实，早在2024年，美团就在人社部指导下形成“五险一金”之外的新型方案，今年上半年启动“参保补贴”试点，其他平台跟进。

就在昨天，饿了么也宣布了“社保补贴”方案，与美团模式差不多，为稳定跑单且有意愿参保骑手，补贴50%保险费用，预计年底覆盖全国直营城市。

可以说，京东用“五险一金”开了头，但美团以“全国社保”方案收尾，饿了么也效仿跟进。后两家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都先后选择“参保补贴”模式，也印证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

回头来看，人社指导的这种弹性方案方案，从试点到全国铺开都更加务实。任何事情都是多目标的，既要保障福利，又不能过高的福利，否则反而会减少岗位的规模。人社部门既承担推进社保缴费规模的任务，又肩负着增加就业岗位的目标，所以，在这件事上呈现的最终方案，是多目标约束下的务实。

相比之前一些平台的方案，这次美团的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限制很少，强调“灵活”和“包容”。无前置资格限制、无参保地点限制、无时长单量限制、无跑单类型限制”，也就是说，骑手无须签署任何合约或者等待邀约，支持自主选择在户籍地或就业地参保缴费获得补贴，补贴政策面向所有类型骑手开放，不因骑手的熟练度、工作年限而有所区别。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还是有一个收入限制，当月收入需要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内有3个月满足该收入条件。有收入限制很好理解，任何保障制度都要以公平性为支撑。否则，注册一个骑手，一个月跑一天，就能拿500元的社保补贴了。

以媒体报道的南京为例，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最低月缴费基数为4952元，骑手达到这个收入，每月应缴990.4元，平台补贴后，骑手实际每月支出参保费495.2元。

社保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在当下和未来分配财富的问题。一般来说，年轻人收入少，用钱的地方多，养老又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所以倾向于把收入用在当下。中年人收入增加，离养老更近，更愿意把收入投入到养老中。

但具体情况也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孩子多，家里有人生病，父母多病，赡养负担重，那么，人们可能就只有先顾着当下。所以，社保这件事，需要照顾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对于骑手就更是如此。

骑手和其他职业不一样。首先，骑手在地域上是不稳定的，在工作时间上也是不稳定的。这是骑手这份职业的“优越性”，或者很多人去当骑手，正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自由。

相关数据显示，745万名骑手在美团接过单，其中11%，也即81.9万名骑手是高频骑手，一年跑了260天以上。剩下89%，大部分是兼职的，甚至有30%的骑手一年只跑了一天。从持续时间看，从业两年以上的骑手并不多，相反，一年以下的骑手很多。

相比之下，一个按全职签劳动合同的骑手，入职后，按法律就应该交全职社保。选择全职，交社保的人，一般都是需要社保附带的子女入学、购房、购车这些公共服务，社保就不能断档，工作不能断。刮风下雨、难送的单子，就不得不接，所以，很大程度上，社保是用劳动强度换来的。这一点对很多白领也是一样，工作可以断几个月，都不是大问题，但社保不能断，于是，面对上司的底气就少了一分。

所以，相比给骑手交正式的社保，并要求全职，补贴反而更加适合骑手——只要超过社保基数的收入，骑手自己选择交不交社保，交，则平台给补贴。

此次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群体，纳入到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中，或许是接下来需要各方优先推动的事项。所以，接下来，各个互联网平台，以及传统的劳务派遣、家政、自由职业者，都会面临“交社保”以及“如何交社保”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灵活就业群体总数达2.4亿人，以往大多欠缺社会保险及其他福利保障。若要为该群体提供保障，需降低参保门槛，减轻缴费负担，增强其获得感，同时兼顾其对当期收入与长期保障的综合需求，才能推广得开。此次美团的方案开了一个好头，考虑人社的指导，只要这个思路不变，灵活就业人群的社保问题，就不会对就业产生冲击。

虽然社保问题，这个社会舆论最替骑手关注的问题解决了，但舆论对“骑手”这个岗位的同情还将继续——当然，这种同情只是网上舆论中的，现实中，该打差评还是差评；该用差评威胁骑手，还是会威胁；超时延误了，还是可能投诉。

网络舆论对骑手的同情还将继续，是因为骑手，是城市市民所能看到的，最鲜明的“劳动者”形象。生产线的工人都在郊区，其他劳动者，没有穿制服，不鲜明。市民所接受的教育中的“剥削”观念，就情绪化地投射到了“骑手”身上。

其实，骑手收入并不低。根据《2024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4年蓝领群体规模达4.25亿人，平均月收入达到6150元，较2023年的6043元微增1.77%。

其中，月嫂、货车司机、外卖员月收入水平依然位列前三，月收入均突破7000元，货车司机、外卖员月均收入较23年增长超10%，且这三个行业收入涨幅显著高于蓝领群体平均水平。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符合经济规律的长期现象——劳动力价格上升，蓝领工资接近白领，甚至高于初级白领。

之前有一个著名的段子，一个快递小哥给公司送货，进到一个开放式的大办公室里，有人东西丢了，怀疑是快递小哥。快递小哥说，“我一个月1万多的收入，偷你这个东西干嘛”。办公室里没了声音，因为小哥的收入很可能高于办公室中的一些人。

市民对骑手的情绪投射，其实也是一种身份上的束缚。在外国，一个水管工，一个维修工，能够过上中产生活，也能获得尊重。但在中国这种同情，暗含的歧视，也将束缚这些年轻人。

只有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劳动者收入越来越高，这些“凝视”所包含的歧视，才会最终消失。只不过，那时的配送费，也肯定比现在高很多——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不是算法、平台，甚至法律，而是经济规律，因为它是无数人的选择构成的。

END

因二十多年来以无畏的工作持续揭露中共的审查制度，记录中国人追求真相与自由的抗争，中国数字时代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颁发的2025年民主奖。相关链接：
https://x.com/NEDemocracy/status/1985881266407768296/photo/2
https://www.ned.org/china-digital-times-2025-democracy-award-honoree/

按：2025年10月29日，“城市的地得”发布了“有杏书店将于11月28日关门”的消息。成都有杏书店创始人张丰写道，“我理想的书店是这样的：店员热爱阅读；有好喝的咖啡；每个人都能来分享他的见解，在书店成为更好的自己。很开心的是，到今天为止，书店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所有的活动，也都是我喜欢的。我没有任何遗憾。书店开到足够久，就会变得伟大，会帮助到很多人。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它应该做到美好，有属于自己的体面。开书店是一段创造的旅程——它会结束；作为一个作品，它可能不够完美，但是如果被删除，它在任何意义上又都是‘完整的’。”真正珍惜每一天，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意义。

成都有杏书店的关闭是不幸的，意味着成都这个市民公共空间的淹没。坦白说，就影响而言，似乎也是国内最后一间有影响力的公共书店，因此，也不只是成都的悲哀。书店走出了卖书的范围，而提供给市民一个精神空间，可以互相温暖，互相表达关切，互相承担悲苦，在目前日渐逼仄的环境下，积极乐观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day in day out，不必移民，我们依然可以有心地生活在这里，无论是成都，上海，人活着，不光需要物质，更需要精神上超越有形的环境。

从这个角度看，有杏书店是有心的，被关闭，短时间是不幸的，但磨难是让我们更成熟，让我们清醒，让我们更珍惜无形空间之间的彼此安慰，这片土地上苦难是无穷尽的，但好了伤疤忘了痛，日子过好了一些，就有国人骄傲自满，殊不知，灾难往往隐藏在这些自大后面。

公共空间，在中国古代，就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意的表达是多重的，抖音或表达多层，微博或表达多层，书店或表达多层，这些供治理者参考，一旦声音闭塞，相当于在复杂的马路上，塞住了双耳，很容易出事故。某种程度上，书店类似子产不毁乡校中的乡校，有人聚集，总有些刺耳的声音，听到不同的声音，本能的令人不快，尤其是未有治理经历的人，往往未必中肯中靶，但愚人千虑，必有一得。从历史看来，曹操和袁绍之成败，最终还是谋士士人的刺耳话语，是否能听进去。

成都武侯祠的著名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攻心联或许也是对诸葛一生的反思，诸葛有点好战了，七出祁山，耗尽蜀国民力，无非是为了心里那个大一统的梦想，最终魂归五丈原。真正能攻心的是司马懿，甘心能接受妇人头巾，司马懿给他弟弟司马孚的信中评价诸葛亮说，（诸葛）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最终司马氏能笑到最后，还是很说明问题的。诸葛或是太聪明了，以至于只相信自己，执迷于大一统，而不看当时曹魏也有其天命，当时如果有间有心书店，这攻心联或许现在要摘去了。

话说回来，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书店因人而成，也因人关闭，书店的关闭也能造就人，书店关闭的信息中，书店主理人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这是《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的经文：那 美 好 的 仗 我 已 经 打 过 了 ， 当 跑 的 路 我 已 经 跑 尽 了 ， 所 信 的 道 我 已 经 守 住 了 。 从 此 以 後 ， 有 公 义 的 冠 冕 为 我 存 留 ， 就 是 按 着 公 义 审 判 的 主 到 了 那 日 要 赐 给 我 的 ； 不 但 赐 给 我 ， 也 赐 给 凡 爱 慕 他 显 现 的 人 。这是使徒保罗书信中的话，是他临终前的总结，保罗一生颠沛流离，从世俗的角度，比孔夫子还失败，孔子还当过大法官，但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打属灵的仗，跑传福音的路，一生相信上帝的话语，最终，世上的冠冕并没有给他，他死于罗马，因为是罗马公民，而享受了较好的待遇，被砍头，而不用上十字架。书店美好的仗是什么呢？

书店不是教堂，传播的不是上帝的福音，更多的是社会的福音，知识人传播知识，分享自己的经验得失，希望社会更有爱，有公义，有盼望，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往往让社会中同心者互相安慰和温暖，吾道不孤也。但历史事实往往告诉我们，世上进步主义，往往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回应，美国和欧洲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也不是螺旋式上升，往往是会返祖，如德国在二战期间，还会发生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对于穿着现代，说话柔和的德国知识人士和上流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但就是如此。日本也是如此。人心中的恶，难以想象，恶事可以是自认为善心的人做的，因此，如果有心书店的主理人和读者，能从书店关闭看到更多，“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约：16:33），通过这些苦难，认识真理，真理必让他们从书店的关闭中，得着真正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往往只在心里，而不在外在。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著名演讲中说，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一直觉得可以翻译成，老兵不死，只是退隐。“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只要有心，书店不死，只是隐藏起来。隐藏的，没有不显现的，最终还是要回归的，只不过，你需要盼望。心中的美好盼望。有心人，即便遇到不幸事，依然有心，不会灰心失望，因为美好的盼望，长存心中，无人能夺去。

2025年10月31日上午10点40分，我们的亲人——周权与李冬被执行死刑。我们所有的呼吁、请求甚至下跪，都没能换回他们的生命；众多专家、学者、律师、媒体人、社会人士的接力声援，也没能阻止这一刻的降临。

两条人命，就这样被终结。

我们尚在沉痛之中，当天傍晚，《云南法制报》刊发了题为《背负两条人命的罪犯周权、李冬今日伏法》的报道。

这篇报道不仅罔顾案件的重大争议，更以失实的文字和带有倾向性的表述，对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进行污名化。

例如，报道称“工人争夺两把施工铁铲”，但原审裁判文书以及庭审中公开出示的笔录，均明确记载，现场是因“一把铁铲”引发的冲突，“两把施工铁铲”的说法根本不知从何而来。报道连最基本的事实细节都出错，如何令人信服？

又如，报道称周权指挥“手下携带砍刀、狼牙棒、铁管等当街和对方相互砍杀”，这一情节，在原审裁判文书的表述中，从未出现过。周权没有“手下”，“狼牙棒”更是闻所未闻；报道称“周权就组织了数十人，一天内与对方斗殴三次”，似乎是周权主动与人“斗殴”，而真相是“一天内”对方上门寻衅三次，对方身上雕龙画凤，数十人携带砍刀、狼牙棒、铁管、兵工铲，到周权工地寻衅滋事，堵停工地渣土车。报道如此颠倒黑白，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损害了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的名誉。

再如，报道称“对方人员刘某被汽车撞倒后又被乱刀砍死”，但是，该报道却不写明刘某是被哪一方的“汽车撞倒”、又被谁的刀“乱刀”砍死——语焉不详的背后，是本案一审、二审、死刑复核都应当查明却迄今没有查明的问题——被害人究竟是何种情况下、被哪一方的人员撞倒、砍伤？真相至今没有查清，判决书也语焉不详，但周权、李冬却已被匆匆执行死刑。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篇既无署名记者、又明显失实的报道，竟被广泛转发，甚至被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公众号转载，如果我们沉默，造成的后果是“默认”这些并不存在的事实。

一、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不是黑社会

周权不是黑社会，李冬不是黑社会。

他们只是重庆、四川籍外出到云南昆明务工进行城市建设的农民工，勤劳本分，从不欺压百姓，从不伤害群众。

他们靠双手谋生，却被冠以“黑社会”的名号。这个标签毁掉了他们的尊严，也遮蔽了案件的真相。

他们生前没能为自己辩白，我们作为家人，必须替他们说出：他们不是黑社会，他们从未组织、控制、威胁任何人。

二、“6·29”事件：周权不在现场，也没有幕后指挥，李冬没有杀人，而是对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

2016年6月29日，昆明新螺蛳湾广卫立交桥下发生的那场冲突，真相至今被扭曲、被误读。

那并不是一场聚众斗殴，而是一群螺狮湾附近本地人士——其中包括多名有犯罪前科、曾因持刀砍人被判刑的刑满释放人员，持东洋刀、狼牙棒、钢管等凶器，闯进周权正在施工的工地，对包括李冬在内的重庆、四川籍农民工实施暴力殴打、砸毁设备、拦截施工车辆等行为，是一场正在进行、足以危及生命的不法侵害。

周权并不在现场。事发时，他正在办公室与两名客商洽谈工程业务。当接到现场工人电话后，他第一时间要求立即报警，并亲自致电属地派出所教导员，请求多派些警察到现场。他的全部行动，都是为防止冲突扩大、保护工地安全。

针对这场正在进行的危及生命的不法侵害行为，李冬等人所作出的反应，是在被砍、被打、被撞的混乱中，为了活命而进行的防卫。李冬等人没有预谋，也没有组织，更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他们所实施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正当防卫。

将这样一场被动自卫的悲剧定性为“聚众斗殴”“故意杀人”，是对事实的背离，更是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漠视。

三、为了查明真相，我们承诺百万悬赏，永久有效

在整个案件中，最关键的，是那段至今消失的影像资料。

2016年6月29日那天，“云AZ1V16”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车辆在行驶中，能够记录冲突现场事发的整个过程，能够还原整个事实真相，然而，记录仪视频中最关键的部分却不翼而飞。

2025年10月28日，我们发布《悬赏百万，征集昆明螺蛳湾“6·29”冲突事件的现场视频》。

为了让逝去的亲人得到清白，今天，我们在此再次郑重声明：这份悬赏，永久有效。无论多久，无论多难，只要真相没有重现，我们寻找真相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四、为了还亲人清白，我们坚持申诉，哪怕用尽余生

我们的亲人，周权与李冬走了，但他们的案件，还没有真正结束。因为太多的疑点，仍未解开；太多的证据，仍未查明；太多的声音，根本没被听见。

我们家属将继续为他们申诉。这是我们的誓言，也是我们此生不变的坚持。

每一次提交材料，每一次等待答复，我们都清楚这条路的艰难与漫长。但是，我们更知道，一个存在这么多疑点的案件不应该、不能够以死刑画上句号。

哪怕要用尽余生，我们也要让真相重见天日。

五、我们心怀感恩，继续前行

在这场漫长而沉重的道路中，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要由衷地感谢，那些一直关注、声援周权和李冬案的法律专家、律师、记者、学者、以及无数素昧平生的朋友。正因为有你们的呼喊与注视，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看见了光。

你们的努力，让我们相信：法律，不只是冷冰冰的条文，也是一种温度、一种坚持。

未来的路，也许依然艰难，但我们将继续走下去，为了还亲人清白，为了让正义不缺席，为了让真相，终有一天被看见。

沉痛缅怀周权、李冬

作者 | 何国胜

编辑 | 向现

“是的，深有体会。”

面对“医院真在普遍降薪？”的询问时，外科医师张辉答道。

他在一座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普外科从业，是医生群体中待遇尚好的一部分。他粗略算过，同等岗位同等水平的医生薪酬，跟以往相比，至少打了6-7折。

“我在外科，同时有高级职称”，张辉说，长期以来，外科的绩效比其他科室相对较好，“以往一个月的绩效在1万多（元），但近期降到7000—8000元之间”，且延迟一个月发放。

《手术直播间》剧照

这不是张辉一个人的感受。在海南某家中医院工作了8年的护士刘景红，也在2025年8月收到了医院降薪30%的通知。

“医院所有部门都在降，包括我们护士、医生和后勤等。”刘景红告诉南风窗，相比他们收入本不太高的护理人员，降薪给医生带来的影响更大，“没激情，没动力”。

张辉和刘景红都跟南风窗强调，医生降薪并非个例。

2025年6月，市场研究机构华医网发布的《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显示，参与调研的29469名医务人员中，有57.9%的人表示薪酬下降。相较于2023年调研报告中“37%的医务人员薪酬下降”增加了20个百分点，薪酬下降呈扩大趋势。

更早前，医学界和医米调研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显示，2009名参与调研的医生中，降薪的医生比例从2023年的50%增加到57%。

超六成医生对目前薪资情况不满/图源：医学界

长期以来，由于医疗服务的高价值和培养一名医生的高成本，医生的高薪酬是不同国家的普遍做法。此外，医生职业的特殊性，也要求其薪酬应维持在稳定水平。

张辉表示，相比社会其他行业，医生群体的薪资待遇已属不错，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保障医生合理待遇和做好医疗服务之间做好平衡。

降薪早已开始

事实上，医院降薪不是近期才发生的事。

早在3年前，张辉就跟家里人做了“预警”，“要缩减不必要的开支，来应对这种时期的到来”。张辉说，在2023年初，他就已经感受到医院有降薪的征兆。

随后不久，医护人员的绩效工资就开始打折，并迟发一个月。他记得，他们的降薪不是分次数降的，而是在这三年内缓慢减少，直到现在，绩效工资整体降了30%左右。

随绩效工资一起减少的还有各种福利，“像以前过年过节都会发现金，现在基本都没了”，张辉说，年终奖也早已取消，收入减少明显。

在跟同市的其他医生交流时，张辉也了解到，尽管幅度不一，但其他医院同样经历了降薪。且有些医院的绩效工资，“延迟两三个月是常规，有的甚至延迟半年发”。

而绩效工资是医生的主要收入。张辉告诉南风窗，医生的薪酬主要分为固定工资和绩效工资，其中绩效工资可以占到整个收入的七八成。

医学界和医米调研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显示，医生薪资有一定浮动性/图：医学界

相比张辉，李一鸣所在医院的降薪则开始不久。

他在一家三甲医院的口腔科门诊，从业2年。今年5月，科室发了通知，说绩效工资下调5%，到6月又变成6%。李一鸣说，此次绩效下调涉及全院所有部门所有岗位。

自他入院起，他们的绩效工资都是延迟2个月发放，前不久，李一鸣陆续领到下调后的绩效工资。“我算了下，大概比以前少了1000块左右”，李一鸣说，尽管他们的绩效下调幅度不大，但因为他们的收入以绩效工资为主，所以钱数减少仍颇为明显。

“我们每个月的绩效工资大概在1.5万元左右，基本工资只有2000元。”李一鸣告诉南风窗，绩效工资占了他收入85%左右。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剧照

千里之外，甘肃一地市医院中医科室的护士王青从2025年3月开始，领到好几次打了5折的绩效工资。

“今年3月以来，我们医院有些月份处于亏损状态。”王青说，他们的收入跟着医院的营收情况而波动。

她记得2018年刚入院那年，绩效工资不错，但自2023年以后，绩效工资整体上在减少，一些过节福利也在减少或消失。

王青说，目前每月的基本工资都能保障，但医院的营收状况不是很乐观。近两年来，到他们医院看病的患者在变少，而且不少人的治疗也变得保守起来。

连锁反应

“降薪的原因，最直接的是医院整体医疗服务收入减少，加上最近两年医保的严查和集采药物的价格下调，产生了一连串的反应。”张辉说，他们这类三级医院的医生薪资中基本没有财政来源，所有的工资绩效全靠自己挣回来。

这跟医院的营收状况紧密相关。

李一鸣解释，他们的绩效工资多寡要看医生的业务量或产值多少。“就是你一个月里看的病人在医院花的钱，这个钱扣除成本后再按一个比例给我们发绩效奖金。”李一鸣称，简而言之，一个医生看的病人越多或病人在医院花的钱越多，医生的绩效工资就越高，反之则少。

《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中提到，医院绩效工资主要与接诊量相关/图源：医学界

张辉回忆，在2017年和2019年之前，医生绩效工资中的一部分是靠开药、开检查和使用耗材获得的。但在2017年和2019年，国家先后取消所有公立医院的药品和耗材加成，药品开始集采，医护人员经历了一次降薪潮。

那一波降薪幅度虽也不小，但因为其中含有一些不合理乃至不合规的收入，所以医生群体的接受度尚可。

当时的政策也提到，对于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与耗材加成而减少的合理收入，主要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增设医事服务费、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方式解决。

自那以后，公立医院收入的三架马车——医疗收入、财政补助和药品收入，变成了以医疗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为主的两架马车。

而按照张辉的说法，近几年来，他所在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并没有如期上涨。同时，因为检查检验费用下调，而且患者的治疗态度渐趋保守，医院的总收入在减少。

《问心》剧照

财政补助方面，近几年投入量有所上涨，但总的占比不高。

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曾在一次财经发展论坛上表示，财政资金在公立医院的投入，平均占医院总投入的10%左右，最高约为15%，最低的约为7%。

李一鸣获知的降薪原因是，医院为了支援新院区的发展而下调了他们的绩效。不过，他自己也感受到，由于近两年来患者的治疗方式偏向保守，使得医院收入进一步减少。

“像我们科室，有一项叫根管治疗的方案，费用挺高，一颗牙要三四千块钱。”李一鸣说，近一两年来他给患者介绍方案和大概费用后，很多人，尤其是不能刷医保的人，就选择不做，选择开点药回去吃。

此外，张辉觉得，近几年医保监管的愈发严格和规范，也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医护人员的薪资空间。

李一鸣对此有同感。他解释称：医保严查，尤其是实行DRG/DIP付费改革后，一些跟收治疾病不甚相关的收费项目不让开了，所有治疗项目必须要在病例中有体现且合理合规，否则被查出问题，医保局的罚款，医院就要从医生的绩效工资里扣除。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剧照

而在医保未严查的时，医生的可操作空间相对大一点，能开出的收费项目较多，收入也相应较多。

“但有一个问题是，医保的有些规定是新出的，但它在查的时候会倒查过往记录，那时因为没有这些规定，就会出现不合现在规定的情况。”李一鸣说。

不过，张辉认为，这像是一个天平的两端，严查医保尽管某种程度上“压缩了医护人员的薪资空间，但让利于老百姓，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好事，我非常理解”。

“以治病为准则”

医保监管趋严，尤其是DRG/DIP付费改革，成为多位受访医护人员在提到降薪原因时，都无法绕开的争议焦点。

不过，现实可能更加复杂。2024年4月，国家医保局官网曾发布一篇题为《DRG导致医疗收入减少？导致医院亏损？这个锅DRG背不动！》的文章。该文提到，当下不少公立医院的亏损和医疗收入减少，问题主要出在医院的不合理扩张和发展上：

“有的医院求大求全，扩院区、盖大楼、搞装修、加病床、买设备，这些都将让医院发展背上巨大的包袱。另外，有的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置过多导致效率偏低、费用过高，有的医疗机构成本控制能力偏弱、药耗占比过高，这些都可能导致医疗机构入不敷出，艰难度日。”

图源：unsplash

有观点认为，当前问题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仍以“自负盈亏”的市场逻辑运行，而医生的薪酬制度又与医院收入紧密挂钩，这使得医生成了医院经营压力的直接承受者。

前不久，复旦大学公卫学院卫生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应晓华等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医生薪酬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的文章。

该文章提到，从2006年以来，中国公立医院开始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医务人员薪资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四部分组成。

在薪酬结构方面，全国公立医院固定薪酬占比较低，而以绩效工资为主。地区上，一线城市固定薪酬比例仅为29%左右；级别上，三级医院固定薪酬比例约为36%，较二级医院低8个百分点。

文章称，医生的绩效考核以医疗服务为中心，所以医生主要关注服务类型、数量、费用，以及对所在医院净收益贡献等，这会激励医生追求更多服务与更高费用。这些导致出现一些不合理的“大处方”、“大检查”、分解住院等问题。

可一旦政策方面对此类行为加强监管，医生的绩效工资就随之受影响而减少，陷入一种怪圈。

《亲爱的生命》剧照

而国际经验显示，公立医院的医生薪酬，以固定薪酬为主。澳大利亚学者对比国家公立医院的工资制与私立医院的按项目支付制发现，固定薪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医生选择患者的经济激励，按服务付费制则导致医生显著偏向治疗短期住院患者。

文章认为，固定薪酬为主的模式更有利于保持公立医院的医疗公益性。

故此，文章建议我国逐步提高医护人员固定薪酬占比至60%-80%，构建“基础工资+有限绩效”或“基本工资+小比例绩效奖金”的结构，降低绩效奖金与业务收入的直接挂钩强度。

国家卫健委近日也强调,“逐步提高基础薪酬等相对固定的稳定收入占比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同时，“研究推进动态缩小机构之间薪酬差距”。

张辉对此深有感触。他呼吁，医生和医院要以治病为准则，而不是以营收为准则。“如果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的话，医患关系变差，我们也有一份罪责。”张辉说，医院转向公益性，需要医生降低“欲望”，同时更需要财政方面的支持，让他们可以安心治病，而非费心创收。

至于已经发生的降薪，“在社会中还有很多人的生活比我们艰难，跟他们相比的话，我也挺知足的”。张辉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1956年，新疆老人库尔班骑着毛驴，带上自产干果、馕，前往北京感谢领导人。六十五年后，新疆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国强也从新疆出发，但他带的不是干果和馕，而是豪车中整整3480万元现金。

2021年2月，胡国强女友张爽在北京购房时在银行存款，现金装了很多个行李箱。受访者供图

这些钱，是胡国强为当时的婚外女友张爽购买北京别墅所准备的，也由此掀开了一场反腐大戏。2023年12月，经多名北京居民持续举报，胡国强最终落马，并开除党籍公职。然而，将贪腐官员拉下马的举报人，如今却因涉嫌“敲诈勒索罪”陷入囹圄，至今仍在等待司法裁判，令人唏嘘。

然而胡国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近期，胡国强又被知名法律人包龙军实名举报“涉黑”，称胡除贪腐事实外，还涉嫌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违法审讯等犯罪行为。一系列问题逐步解开了胡国强的权力腐败秘密。3480万北京买别墅，下面看不见的冰山一角。

01 万千宠爱背后的奢靡生活

现实中的胡国强，不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赵德汉那般谨慎，他敢贪就敢花，敢花也敢作。胡国强先后在石家庄市地税局、乌鲁木齐市国资委及新疆能源集团等要职任职，长期与党纪金钱权力打交道，却在熟悉的规则里一步步沦陷，最终沦为了自己曾经要防范的那类人。

张爽，当时胡国强的婚外女友，自称“山东科技大学女博士”，在胡国强的宠爱下生活极度奢靡。知情人士透露，她买一个爱马仕包需20余万，香奈儿一次消费四十多万；出门需带5人随行，包括司机、助理、2名保姆。即便如此，保姆也可能因一句话被解雇。

张爽在北京的生活开销更是惊人：牛羊肉专门从新疆空运，孩子外出旅行亦随行保姆陪同，甚至坐头等舱。为其与胡国强的非婚生子举办模特专场秀时，孩子仅三四岁。这些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都在这位“厅官婚外女友”身上实现了。

用3480万元现金给婚外女友买别墅的新疆贪腐厅官胡国强。图据网络

胡国强在2022年离婚后，张爽终于与其结婚，也使自己摆脱“婚外女友”的头衔。天眼查显示，张爽在2017年至2023年间注册多家公司，包括驴业、珠宝、矿业公司，并可领取财政补贴。胡国强落马后，这些公司一夜间转让或注销。

根据知情人士讲述，胡国强与张爽在一个政商场合相识后，很快便“相恋”，张爽还为胡国强生了一个儿子，“并以此威胁胡国强离婚，否则便要检举揭发。这段关系本身也为日后贪腐曝光埋下伏笔。

02 3480万现金买别墅拉开反腐大戏

2021年2月，张爽通过中介介绍，准备购买北京女子刘某位于顺义区的一套别墅。刘某亲属介绍，张爽提出用3480万现金支付房款。因现金数额过大，直接被银行拒绝。后张爽提出分批存入银行，并说支付家具软装款400万元，把家具软装全部买下。

但事情变化出乎刘某意料。张爽在房屋合同成交后，张爽便出尔反尔，多次带人以看房为名骚扰当时别墅里的原租户，要求租户提前退租退房把房子提前给她，还拒不承认双方口头约定的“400万元家具和软装费”。这一连串反常举动，让原本的买卖关系迅速撕裂，一场原本简单的房产交易，迅速演变成一场充满威压与失衡的较量。

刘某（卖方）遂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700万元。张爽曾扬言：“我老公是胡书记，去哪儿告都没用！”张爽的违约霸道蛮横、对举报人刘某的蔑视，深深刺激了要强的刘某。自2022年1月6日开始，刘某等人向新疆纪委、中纪委等数十次持续举报胡国强、张爽贪腐之事。这让胡国强对刘某等恨之入骨。

特别是在2022年3月初，发生了胡国强公然指使他人殴打、污辱刘某等人事件（下文提及），以及在此事件之后胡多次扬言要通过司法判他们七年以上后，刘某非常清醒地知道胡是想置他们于死地，甚至还发生了胡派律师跟他们谈判，表面想出钱了事实际是胡设计陷害的把戏。为此，刘某天天处于不安和惊恐之中，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

张爽出行时，保姆也坐头等舱，图系一名保姆拍摄并发布的朋友圈视频截图。受访者供图

2023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免去胡国强新疆能源集团董事长职务；2024年1月，新疆纪委监委通报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9月，胡国强被列为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例，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至此，这名曾握有重权的厅官，终于走到了自己一手铺就的深渊。

笔者从知情人士获悉，胡国强涉嫌犯罪的案件尚未宣判，其最终命运仍待司法裁决。

03 举报者为何成“敲诈嫌疑人”

刘某等人举报胡国强后，遭到对方疯狂打击。根据刘某亲属的介绍，自被举报后，胡国强首先是向乌鲁木齐当地警方报案，“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试图逼迫刘某放弃举报。”但乌鲁木齐警方未立案，后在胡国强的反复操作下，北京顺义警方于2023年11月27日成立专案，将赵瑞胜（刘某男友）刑拘，刘某被追逃。

检方指控刘某、赵瑞胜通过跟踪、安装GPS、偷拍等手段获取胡国强行动轨迹，致使胡国强、张爽心生恐惧。但根据受访者叙述，胡国强恐惧自己的贪腐行为会败露，于是利用自己手握重权的强势地位，采用跟踪、殴打等手段阻止举报人举报外，还多次扬言要动用司法力量“判他们七年起步”。这让当事人在两年之内直接处于惊慌、恐惧之中的。

胡国强因涉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图据中央纪委监委网站

检方还称，2022年3月至2023年，刘某、赵瑞胜利用对方恐惧心理，采取举报等要挟方式，在与对方谈判、讨价还价过程中，索取779.4万元未果。其实，这一数字正是刘某民事诉讼中索赔的金额，包括家具款、违约金、房租损失、精神损害及律师费。刘某亲属强调，这是依法索赔，绝非敲诈勒索。

刘某亲属强调，刘某以原告身份依法起诉索赔，恰恰证明她并非“敲诈勒索”，“依法起诉的索赔数字，竟然成了司法机关刑事指控的‘犯罪金额’，可谓开创恶法之先河。”原本属于法治的正当权利，却被硬生生扭曲成犯罪的证据，黑白在此刻被颠倒。

刘某亲属认为，此案缘起举报贪官而遭人构陷、打击报复，刘某等人依法索赔，既未敲诈勒索，又为反腐作出贡献，“在贪官胡国强落马后，举报人仍要面临刑事指控，于法于理，均极荒诞！”贪官伏法，举报人却蒙尘，法理与常识的错位，令人惊讶唏嘘。

目前案件久拖未审，凸显出举报贪官者可能遭司法困境，反映反腐过程中权力与法治的矛盾。整个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广泛讨论：揭发贪腐是否应得到充分保护？司法如何避免因权势干扰而形成制度性不公？如果连举报者都得不到公正，谁还敢挺身而出？如果法治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平，反腐的公信力又将从何谈起？”

04 落马厅官疑似“涉黑”

尽管胡国强因贪腐落马，其势力及余罪仍未彻底清查。笔者获取的举报材料显示，赵瑞胜及代理律师认为，他长期盘踞新疆，结交社会闲散人员及警务人员作为“打手”，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胡国强盘踞新疆长达20年，先后在自治区纪委、乌鲁木齐市、和田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势力庞大，关系网错综复杂。”举报材料中说，长期以来，胡国强利用强权称霸一方、大肆敛财、招揽小弟等。除此之外，材料还详细提及了胡国强等人对举报人刘某及其司机仝晓伟进行拦截、殴打、违法审讯等事。

仝晓伟被打伤后的就医记录。受访者供图

2022年3月，刘某及仝晓伟前往新疆纪委举报，仝晓伟驾车时遭到胡国强安排的四个人强行别停后殴打，伤势严重，一度昏迷；后被强行带至当地派出所，胡国强亲自上阵“审讯”，审问的内容并不是仝晓伟被打案，而是逼迫仝晓伟承认跟踪、监控过胡国强，并逼其指认刘某等人“敲诈勒索”胡国强。

相关材料还显示，胡国强还非法获取刘某的航班信息，安排2名人员，从乌鲁木齐同机跟踪刘某直至北京首都机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刘某进行强行拦截、拖拽，以致刘某上衣脱露，仅剩内衣，造成了首都机场的秩序严重混乱。

陈海等人因寻衅滋事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受访者供图

知名法律人包龙军在接受赵瑞胜等人委托后，担任其控告代理人，向多个部门递交了针对胡国强“涉黑”的举报材料，同时亦在网络公开实名举报。包龙军呼吁相关部门，彻查胡国强余罪及涉黑团伙成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新疆自治区纪委、乌鲁木齐扫黑办已受理相关材料。

05 司法如何保护举报者？

胡国强案，是权力腐败、奢靡生活与制度漏洞交织的真实缩影。3480万现金、豪车别墅、头等舱保姆，模特走秀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奢靡细节背后，是高级官员长期盘踞权力岗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冰冷事实。

刘某向法院起诉索赔779.4万元，该数字却成为检方指控的“犯罪金额”。受访者供图

更令人震惊的是，依法举报这一行为的刘某、赵瑞胜，却因所谓“敲诈勒索”被羁押、被追逃，相关案件久拖未审，呈现出司法保护举报者机制的严重缺失。这一荒诞现实提醒社会：反腐不仅要严惩贪官，更必须让揭发不义的公民免受威胁和报复。

一位资深法律人认为，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不只是法律义务，更是维护社会公正、巩固法治权威的必要前提。胡国强案的荒诞与严重性，是对制度、司法和公众的深刻警示——唯有让正义不畏权势，才能让法治真正守护公共利益，避免腐败再次侵蚀社会公平。也就是说，只有在法律、制度、司法和社会多层面同步保障举报者权益，中国才能建立可持续、有效社会监督体系，真正守护公共利益。

因为上面“高度重视”，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对学校领导以及学生都影响巨大，反而导致出现“能不认定为校园欺凌就不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倾向，即“不认定就没有校园欺凌”。这导致被欺凌学生维权难。

作者：熊丙奇

责任编辑 | 辛省志

“经过警方调查我才知道，一个来月时间，孩子先后被同学高某打了13次。如今她确诊精神分裂，打人者仅被处以15天的拘留还不予执行，校方、教科局认为不存在校园欺凌。”内蒙古王女士向华商报大风新闻反映。

据大风新闻报道，王女士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2022年，女儿小郝考入了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额尔古纳市公安局2025年7月22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5年5月7日至6月20日期间，高某在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班级里与班级外的走廊上多次殴打小郝，经公安机关查明，高某共计殴打小郝13次。对高某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 因高某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一）项之规定，不执行行政拘留。

而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小郝和高某在学校关系很好，经常一起上下学、一起吃饭等，两人发生过肢体冲突，但很快就会和好，“每次冲突的时间很短，所以很难界定是否发生冲突，或者说谁欺负谁”。事发后，他们成立了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研判后认为这起事件不属于校园欺凌事件，因为高某不存在蓄意伤害的情况。小郝在学校出了事，校方有管理责任，也受到了教育部门给予的处分。

警方已经明确高某存在殴打伤害他人的行为，校方却称是“肢体冲突”，甚至称“很难界定是否发生”，还称经研判不属于校园欺凌。这一处理表明，即便事实已很清楚，但校方并不愿意将其认定为校园欺凌，而是尽可能淡化处理。这是为什么？

从媒体报道的信息看，高某殴打小郝13次，这显然不是“肢体冲突”，而属于“肢体欺凌”。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存在区别。认定校园欺凌，要看施暴者有无蓄意伤害的主观故意，暴力伤害行为是多次还是一次，是否造成伤害后果。一次暴力伤害，属于校园暴力，不属于校园欺凌。从这起事件看，殴打13次无疑是多次，被殴打的学生已经出现严重心理问题，足可以认定施暴者有主观恶意，对同学进行霸凌。

而校方以她们是“好朋友”为由，认为不属于校园欺凌，也是站不住脚的。校园欺凌行为并不只是存在于“关系不好”的同学之间，有的表面上看上去“关系不错”的同学之间，也存在欺凌行为。如众所周知的性侵犯，有很多就发生在熟人之间。有的人就是利用“朋友关系”实施侵犯、伤害。对于一些没有其他朋友的学生，即便被“好友”欺凌，但却无法挣脱，产生的伤害后果更大。

因此，“好朋友”不是认定不是校园欺凌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是通过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进行认定的。那么，该委员会都有谁？是怎么进行认定的？在认定过程中，有没有听取当事学生、家长的意见？这是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的独立认定，还是按校方的意见认定？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防治校园欺凌问题，并把是否发生校园欺凌纳入对学校的政绩考核，把校园欺凌行为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如山东省出重拳对学生欺凌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建立问责处理机制，对职责落实不到位、学生欺凌问题突出的市和单位通过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实施一票否决等方式，进行综治领导责任追究。四川德阳将“校园欺凌”纳入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被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不得评定为B等及以上等级，按照录取规则，此类学生将不能被录取到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因为上面“高度重视”，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对学校领导以及学生都影响巨大，反而导致出现“能不认定为校园欺凌就不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倾向，即“不认定就没有校园欺凌”。这导致被欺凌学生维权难。

就此事而言，家长报警由警方调查、处理，是正确的。但警方的处理，还有待完善，即便涉案学生因年龄原因不执行行政拘留，也应该依法将其送到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这也是最近多起校园暴力、欺凌事件的处理方式，涉案的未成年人就算没有欺凌他人，只是暴力伤害，也应被送到专门教育学校接受矫治教育。

而在警方处理后，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性质，应该根据警方调查结果进行认定。学校成立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是对的。这也是落实教育部的要求。但是，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或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必须由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如果是高中学校）、教育专家、心理专家、法律专家共同组成，独立开展工作。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的家长代表、学生代表要选举产生，心理专家、法律专家、教育专家要公开遴选。不能由校方委派，否则，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就会变为摆设或工具。

防治校园欺凌，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对于校园欺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公开公正的认定与处理。这需要学校切实建立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推进学校依法治教。对于发生学生欺凌的学校，要依法追责，要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判定学校的责任，而对于涉嫌欺凌他人的学生，也要教育的归教育，法律的归法律，既对校园欺凌行为作出严肃处罚，又治病救人。看起来重视的“一票否决”，在实践中往往会适得其反，阻碍校园欺凌的认定。

网上的这则新闻：

河北一医院全体医护下班后跑操。我看到的时候这件事还没上热搜。但看完之后是无法评论的。因为现在的很多媒体报道，说实话完全没有了新闻人的基本素养。

就像下面这则报道。你在这个简短的报道上只能看到医院医护人员下班集体跑操，以及医院工作人员回应，此举是锻炼身体，全院都可以参加跑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如此这个新闻看到了什么？

一是说不清道不明，这个集体跑操，你去采访了，一个重点便是，是不是医护人员下班之后必须要跑操？这一点在新闻上是没有透露的。

二是，如果是自愿参加，为何又是集体跑操？正常情况下的集体跑操都是有着规定的，譬如某个领导要求下班大家跑操哈，然后医护人员即便很累，也需要参加。但这个新闻上又说了一句，全院都可以参加。如此，这就给人一种也可以不参加的概念。

也正是因为这个简短的小报道，正常人无法理解，我就搁置没有写。

现在这件事上热搜了，很多网友评论：像下面这则帖子说了，想强健队伍的心意能懂，但医护本就高压连轴转，别让为病人好变隐形负担。

翻看了一下网络，大多的网友评论大多如此，医护人员本就工作忙不规律，没有必要这样折腾人家。

我的几个观点：

一是，这阵子我走街串巷，期间也是见了几位好友的，诸如在我喜欢的那座城市一家很好医院上班的小罗，因为我知道他很忙，我家里也有医生，我知道这个规律，就没打算打扰，但他看完文章知道我就在附近，说什么也要晚上吃一顿饭。

但一见面，下着小雨，破败的小饭馆，恹恹欲睡的小罗。再问一句，说好几个晚上没休息好了。问，什么原因？说，即便不上班，来了病人，领导一个电话你也过来的。无论白天黑夜。我说，你这是被当驴使唤了，他笑着说，驴不用填报表，不用这些人情世故，不用人前见人笑人后苦艾艾。活得还不如驴呢！

收入在现在几乎腰斩。我说，医生算是体面的职业的，现在也难啊。他说，医生不体面，少数资历深的还可以，像他这种工作才五六年的基本挣扎着，没有那么光鲜。

我心里默数着，才五六年的工作资历，加上学习的时间，等到混到资历高的时候，普通家庭出来的不是距离退休也不远了。

二是，抛开医护群体，一种气息。我发现越是靠北的地方，那些单位啊啥的，一些领导越是喜欢动辄搞一套什么“小玩意发明”，譬如我在山东的一位做老师的读友，几年前和我吐槽说，新来的校长真是个神经病，今天组织老师搞什么大合唱比赛，而且指定一些他那个年代的歌曲来比赛，自己的喜好是满足了，但不想想老师也是有家庭的，孩子需要照顾，忙活一天，也想休息一二，而非是他一天到晚背着手在学校转一圈，琢磨着搞点娱乐来折腾别人。

我记得当时回答说，折腾这个字很重要。

因为一些人的心理就是，在自己的一个指令下，诸多的人围绕着这个指令转起来，到最后自己在台下坐着，眯着眼睛端着保温杯看着台上的这些人因为自己而卖力的表演，它们就能获得快感。

讲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有点偏颇，特意给这个老师说，当然，你们新校长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当年就遇到过这种领导，遇到这种活动我是从来不参加，狗腿子来叫我，我还会骂狗蹄子一句，瞎叫唤什么，滚！当然，我这个性格领导咋会喜欢，所以现在我靠写字靠打赏为生。

那个老师咿咿呀呀。我说，没得办法，忍着吧。毕竟你和我不一样。

我没和他说的是，折腾，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的艺术。这就是本质。但看透这个本质就有点残酷了。

三是，有时候我在想，很多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大家都是在这种折腾下，在这种一点点测试的侵蚀中慢慢变了样子，不信的话，回头看一眼你最初的模样，是不是和今天很不一样。

罗素有一句话说，人最怕的是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加入了那个你讨厌的，在潜移默化下你已经变成了那个当初你讨厌的人，在风和日丽的午后你照一照镜子发现映照而出的早已不再是你。

嗯，大体就是这样。

一句感慨是，人有时候其实是需要保留出部分的精力来维护最初的自己。但我也知道太多的人无有能力这样做，像新闻里那几个白发苍苍，头顶秃秃的男医生，他们不跑起来，他们身后的父母妻儿就要为了生活陷入窘境。活着，很多时候，你已经就不是自己了。因为，你要为了活着而妥协。

PS：

这个号后面随笔会尽量不写了，因为影响号的属性，而随笔的也没有多少阅读，下面这个号，深度阅读木白随笔的朋友关注一下，等关注的朋友多了，这个号就开始写随笔！

相关阅读：新新新默存｜艾晓明：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

作者按：1957年反右，在中国科学院这个国家级的科学殿堂，一批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被推上政治祭坛。我在《中科院反右中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近四万字长文中，讨论了这一历史现象。

有读者告诉我，文章太长不能吸引年轻人。为此，我写了这篇相对短一些的文章，将刘治平的故事独立出来；针对官方记录里刘治平“为父报仇”这种唯成分论的偏见，我从第三节开始，补充了新的分析。从更大范围来看，在镇反运动中，很多青年大学生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些人永远失去了父母；然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成为共和国的新生代，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这种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对立关系，恰恰颠覆了批判中对他们的指控，也部分地解释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附录包括三部分文字，都是我在写长文时遍查网络无觅处的重要记录：一 科技史研究学者熊卫民提供有关1957年中科院北京区人员统计的相关史料。二 中科院物理所杜钧福老师所写物理所女研究生朱砚磐简历，1957年朱砚磐被划右派后，忍辱负重，但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而自尽。三 作家、科技史研究学者姚蜀平整理的《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其中列入了自然科学系所和部门的115位右派的名字和分类统计，还有中科院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统计。

附录中这些珍贵史料，为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衷心感谢三位专家老师！

1957-1967：一位青年物理研究者的生死劫 ——从中科院反右开始的追寻

文/ 艾晓明

一 谁是刘治平

我写那篇长文，前后几个月，篇幅将近四万字，为了搞清楚刘治平是谁，所涉何事，蹚入了中科院在自然科学家中反右的一潭浑水。

在修改长稿和写这篇短稿的这些日子，我也在“微信读书”上听书，这本书是盖伊·萨杰（Guy Sajer）《被遗忘的士兵：一个德国士兵的苏德战争回忆录》（Le Soldat Oublie），一个年轻的德国小兵，在二战的历史上原本如同炮灰，无足轻重。但他从血肉横飞的战争地狱中偶然地幸存了下来，并写下了他三年里的亲身经历。那些血腥、绝望和残忍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留下残影，其中浮现出另一个时空，这里没有炮火硝烟，却同样杀声雷鸣，无数的人如“文革”歌曲所唱道的：“拿起笔，做刀枪”，向自己的同胞冲刺过去。

关于反右，官方统计出来的右派是55万人，加上他们的家人，还有数倍于这个数字之外的“中右”“右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同类人物，这些人是不是炮灰一般的存在呢？这是一个残酷的比喻，细想一下，并不恰当——作为右派一类的受害人没有武器，完全谈不上两军对垒。唯一的关联在于，如同战场上被遗忘的士兵，除了赫赫有名的一些大右派，谁能记住那些永远沉默下来的小人物？

文章中的主角刘治平，1957年在中科院的学术圈里，也要算一个小人物了。他的职称级别也很低，是物理所的12级研究实习员。刘治平的同学李淑娴记得，他来自福建，1952年进入北大物理系时，是班上最年轻的一位。在两份1958年的官方记录里，他的年龄分别被标注为21岁、23岁。中国人有虚岁的算法，折中来算，我推测他可能出生于1936年。

尽管年轻，刘治平在物理研究中已崭露头角。大学三年级结束时，他在导师王竹溪（1911-1983）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发表在1956年第12卷第1期《物理学报》上。《物理学报》创刊于1933年，如今是中国唯一被SCI收录的中文物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王竹溪那时已经是中科院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委员，1957年获物理学诺奖的杨振宁是他在清华大学指导过的研究生。刘治平得名师指导，并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标志着这位尚未毕业的大学生，已经站在了一流学者的起跑线上。

杨振宁在“物理学家、教育家王竹溪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致辞（图片来自北京大学新闻网）

刘治平1956年夏毕业，进入中科院物理所工作。不到一年，反右开始了。1957年7-8月间，刘治平被定为物理所头号右派（“第一个点火人”），他的名字，一夜之间由中央媒体昭告天下。8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文章《中科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8月1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栏目里播报此文，对刘治平的点名批判，占了整整一个段落。

刘治平从鸣放到反右期间的言论，被详细辑录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的第二册中。他先在物理所内受到批判，接着在9月份，与中科院其他四位青年右派一起，成为中科院北京区四千人大会连续四天所谓“辩论”会上的批判对象。

1958年2月，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一文中，21岁（文中标注）的刘治平名列前茅。在对右派的六类处理中，他得到的是最严重的一类处理——劳动教养，其中，又有开除公职和保留公职两个级别，刘治平属于后者。

有知情人告诉我，刘治平先是被发配到黑龙江兴凯湖的农场，那里本是劳改农场，1958年3月开始接收来自北京中央机关的右派，包括劳动教养人员和其他戴上右派帽子（从二类到六类不同级别的处分）的人员。其中，中科院右派（二类处理，即监督劳动）多数在853农场。大概在1960年10月，因为中苏交恶，幸存下来的劳教者被看作危险分子，迁回至天津境内的清河农场。这两处农场，都在北京市公安局的管辖之内。

相对于刘治平作为右派的高曝光度，关于他的死，我没有查到任何官方记载。他的死因，在北大校友中也有不同说法：一说是他吃了毒蘑菇而死，一说是吃了七个饺子而死——他原本因工伤住院，又发现被病毒感染，吃饺子引发胃穿孔、腹膜炎，病情迅速恶化。因他已瘫痪数月，农场的医生也没有抢救。

时值1967年春节，被划为右派将近十年，刘治平葬身于清河农场的盐碱地，死时不过30出头。

二 丧钟为谁而鸣？

中国1957年反右以后的十年，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运动中被整死、自杀者不计其数。右派、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的刘治平，没有遗言，没有遗物，死得无声无息，这种情形并非罕见。我奇怪的是，刘治平并没有被开除公职，但查不到1979年以后中科院为他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的消息，也没有物理所为他恢复名誉或开个追悼会的记录。如果不是他的北大同学和清河农场个别难友提及，这一切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当年，刘治平在北京受批判时，牵连过一位远在兰州大学的研究生，他的同学顾雁。仅因为和刘治平的通信，顾雁被划为右派，这改变了他的前半生——他被下放到天水劳动考察，后与张春元等人共同创办地下杂志《星火》，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

我追踪刘治平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最初只想弄清楚，刘治平是谁？为什么和他通信就落入陷阱？结果发现，他是这么年轻和优秀的科研人才，不仅如此，我还看到另一幅诡异的图景，即科学院以区别对待的政策保护了一批自己有成就、国家有需要的资深科学家，却将青年科研工作者推到了政治祭坛上。他们成为自然科学家中右派的主体，代表了自然科学界反右斗争的战果。

60多年过去，有媒体在报道中科院反右时，重在赞美当时科学院领导和高层的沟通，强调对自然科学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保护政策；可是，像刘治平这样一批无辜受害的年轻科研人员，他们的生命代价被抹杀了。这种赞美，还催生了另一种更简单化的论断，仿佛科学院得到过一面盾牌，自然科学家可以自外于反右运动。

事实是，1957年反右，不仅在科学院掀起巨浪，而且造成了本应该成为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一次大分裂。当然，读者还可以问，在从肃反延伸过来的反胡风运动中，有艺术家共同体吗？有文化工作者共同体吗？有知识分子共同体吗？其实也是没有的。但1957年反右运动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它以空前的规模以言治罪，自然科学家不可能幸免。反右所针对的言论领域是如此广泛，从公开的鸣放意见到私人空间的个人交谈，从大字报、辩论会到日记书信记录等，我在那篇长文里有具体分析。从中可见，与基层鸣放中较少政治表达的情形不同，在国家级的科学殿堂，这些科学研究人员讨论了很多政治话题，包括肃反、反胡风运动的错误，苏联对斯大林独裁的批判等。他们呼吁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要求广开言路，加强法制，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他们还探讨了关于人事制度、干部政策、党员作风等许多问题……而反右开始后，这些言论全都成为罪证。

我也设想，刘治平，如果他不问政治，能不能躲过一劫？

我觉得，我们设想一位科学研究者要靠隐藏思想、莫谈国事的态度来求生存，这又怎么谈得上忠于真理、探求未知的科学精神呢？还有，尽管你不想过问政治，但政治还是会来过问你，因为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不断，政治扫荡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没有什么人可以自外于政治。

刘治平在1952年进入北大，现在来看，只是一时的幸运；因为那时大学录取还没有实行严格的政审。但他父亲在镇反中被处死，早已开始牵连到他——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曾因此被开除团籍；北大肃反期间，他又受到审查。当他被中科院当作右派典型抛出时，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和后来的官方文件里，一律把他父亲的“罪行”和下场当作他本人思想反动的根源。可见，无论他怎么努力，实际上逃不脱被划入另类的宿命。

是不是将刘治平这类人物清除出去，科学界就得到了纯洁忠诚的群体，受信任的科学家就能高枕无忧了？短期看来似乎如此，长远来看，却是无效的。1967年初，当刘治平在劳教农场的医院里奄奄一息时，“文革”浩劫已经到来，那些批判过他的人们，自己也陷入了灭顶之灾。

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浩劫，揭示出这样的教训——文明的堤坝不是突然塌陷的，之前每一次反文明、反人道的激流，都在击穿它的底座。而此时，那些先就被碾压的受难者，则成为更脆弱和易受伤害者。1957年中科院四千人批判大会上，有五位青年被抓出来当典型，其中之一徐刍，被划右派后送劳动教养，在“文革”中丧生。中科院被划为右派的二百多人，很多人失去专业前途。那些被调出原单位，在劳教农场或其他地方监督劳动的右派，那些被驱遣回家自谋出路的人，他们个人和家庭遭受的人格侮辱和人身伤害，可以查到的文字有限，但从其他人的回忆里可见一斑。有些人在“文革”后回到科研或教学岗位，还有一些人，没有在网上留下任何痕迹；即使他们幸存下来，显然已流失在社会底层。只有被送兴凯湖或清河农场的劳教人员和被监督劳动的右派，我在同样流放到这两个农场的幸存者如戴煌、巫宁坤、殷毅、杨崇道、冯志轩、从维熙、辛秋水、赵文韬、王书瑶等人的回忆录中，看到了一些名字。我能追述刘治平的故事，也是得益于他们回忆中的记录。

三 摒弃亲情与政治认同

前面我设想，如果刘治平不问政治，能否逃过一劫？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被归之于“反动官僚”家庭所属的阶级，是需要清除的所谓“残渣余孽”者。然而这里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限于篇幅，我在那篇长文中没有展开；要理解刘治平的冤案，却是绝不能回避的要点，那就是他的阶级出身与政治认同。刘治平在现实中所发表的言论证明，他的思想基础，与他父亲没有关系；这种思想的底色是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主旋律——共产主义，这个现象又意味着什么？

从官方记录中我们读到，刘治平的父亲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被处极刑，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106名右派分子处理意见》一文中，这一事件，被归入刘治平“历史上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对这位父亲，只有两句说明：“曾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中统特务”，以下没有列出他的任何具体罪行。我认为，如果刘父真的负有血债，这里列出来，才能说明罪大恶极。但此处没有列，那么也很有可能，他仅仅是因为所任职务被处决。

福建镇反运动中，对“反革命”处决比例较大，这在毛泽东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中也承认的。而福建镇反中有错捕错杀，这方面也有研究予以确定。高绵在《解放初期福建镇压反革命运动述评》一文中写道：福建的镇反运动多次受到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肯定，并获得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并将“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作为最值得重视和推行的福建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如今我们看有关暴力土改的访谈，可以得到相关认识。

高绵在他的文章中，高度肯定了福建镇反的必要性和意义，但他毕竟也不能不承认，在轰轰烈烈的行动中，镇反也出现了偏差：“部分干部和群众滋长了‘左’的情绪，企图单纯以杀人解决问题。由于这些原因，逮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处决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张冠李戴误伤好人。”（《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第50页）。文中有一个统计数字，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福建全省逮捕各种反革命分子85293人，处决26129人。我根据这个数字来计算，处决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30.634%） 。由于看不到这26129人的案情记录，因而无从得知究竟哪些人属于可捕可不捕、可杀可不杀者。如果这里的误捕误杀全都由“偏差”二字来笼统概括，而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对每一个人的具体甄别，那么我们也无法知道，“偏差”究竟意味着什么？涉及到多少条人命？又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偏差？应有的法律程序在哪里？

再说刘治平，他父亲被“镇压”（镇反运动中对处决“反革命分子”的替代说法）时，他才十四五岁，尚未成年。少年丧父，自古以来便被看作是人生的至大不幸。但在1949年以后的新时代，中国的很多家庭，对亲人被“镇压”这般不幸，是存而不论的。因为那种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和雷厉风行的处决过程，已经震慑了所有人。被处决者的家庭或已分崩离析，孤立无援，或为保护子女，只能噤声。而未成年子女势单力薄，不会也不敢去核查事实。我们如果阅读1951年的吴宓日记，可以看到与土改和镇反相关的多条记载，其中有很多残忍的暴力行为和家破人亡的惨剧，在校师生受到影响，以至于自杀和精神失常，都是他亲眼所见。吴宓的继任妻子邹兰芳两位兄长被镇压后，她本人，继而是吴宓不得不承担起养育、接济邹兰芳一家九口人生活的重负。当邹兰芳“泣谋葬兄”，吴宓亦函示“只可效光武痛縯遇害时泪湿枕席，庶能免祸而全身云云。”（《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1951年2月28日记）

像吴宓这样饱经世故、不忍看革命的暴力血腥者，毕竟也不敢公开表达。而年轻一代中，即使家庭遭受重创，由于追求进步，或为了争取个人前途，绝大多数人，除了拥护新社会，并无其他道路可走。吴宓从学生代表发言中得知，一位杜姓学生，兄被枪决，父服毒自尽，“而杜生怡然学习，毫不动心改容，认为父兄咎有应得，足征进步云云”，吴宓日记中按语：“杜生之真意如何，吾侪实未知。”但在公开场合，确实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些家庭的子女，无论情愿或不情愿，都必须表态与父母的罪恶切割。尔后，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党的教育下，产生了这样的共和国新生代，他们背弃家庭，与父母划清界限，最终以党的儿女自居。

我不知道少年刘治平怎样度过了父亲之死的心理关卡，可以看到的是，他凭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自尊自强地存活下来。而且，他努力加入共青团，将自己融入剥夺他父亲生命的政治力量之中，显示出共产革命中常能见到的“大义灭亲”之举。

然而，在官方文件里，我们看到的是，他要求进步的政治选择被彻底抹杀，他的丧父之痛被强化为“政治污点”，那种无法选择也无法改变的父子关系被妖魔化，小小少年成了这样的老谋深算者：“刘于1950年隐瞒其父反革命罪行混入青年团，1951年在三反运动中，因坚持反动立场、图谋报杀父之仇，被开除团籍。”所谓“坚持反动立场”，有可能他讲过同情父亲的话，但若他真的认定父亲被冤杀，若他真有为父报仇的志向，又何须入团，追求政治进步？如果他与父亲的血缘亲情高于他对政治立场的选择，他又怎会在1957年6月向党写出那样掏心掏肺的诗篇？诗中自称是党的“青年儿子”，他要把一颗心“献给您——党”/“因为这颗心里面，/含的是沸腾的爱，还有赤红的鲜血”。

我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以此说明这种子女背叛家庭的普遍性和时代意义。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杨沫本人和她笔下的女主角林道静，都是出身于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可是她们克服了种种思想感情的弱点，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这种反宿命论的书写，彰显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光明前途，它在一定意义上颠覆了唯成分论，鼓舞了无数因家庭出身而“背包袱”的青年学生。在《青春之歌》里，阶级顺序是按照革命的逻辑固化的，工农阶级处于光明和优越的地位，剥削阶级则在道德和政治上一路溃败。那么像林道静这样在一个阶级混血的家庭里长大的小知识分子，其实也像所有被毛泽东论之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知识分子一样，何去何从呢？

《青春之歌》把这种阶级排序浪漫化，赋予工农阶级的革命者以人格魅力。出身于旧官僚家庭的林道静，通过和这些理想人物结缘而达成自己的政治认同，从而与革命环环相扣，以身相许。我认为，这一主题要素，正是《青春之歌》大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它满足了整整一代青年皈依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想象。革命的天生骄子，工农子弟可以在小说形象中找到自我的完美镜像，而被划入另册的年轻人也看到了自己的前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啊。否则，《青春之歌》怎么能达到这么高的发行量？短短半年时间，它发行了39万册，至1959年6月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

同理，当刘治平听到党的鸣放号召；看到他的母校北大“五一九”运动开展起来，他势必敞开心胸，毫无戒惕地传递起北大的火炬。直到反右开始以后，他还试图为同道鲍诚光辩护。这就是“青春之歌”的基调所在，在新中国的颂歌声中，在共产党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不可能将个人前途寄托在已化为枯骨的父亲那里。正因为如此单纯和真诚，他也不可能料想到，这场最高领袖发动起来的鸣放将是一场“阳谋”，是引蛇出洞。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在这里得到解释，在1957年8月15日的新闻联播里，《中国科学院北京各单位 右派分子纷纷现形》涉及刘治平那一段，是这样结尾的：“这几天来在多次会上受到群众批判后，他表示愿意坦白交代，并且已初步交代了些材料。”

除了交代，还有“材料”，在反右的高压态势下，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人还能如何自保呢？他表示全身心地臣服，更紧密地向党靠拢，并且毫无保留。他所交出的与北大好友反右期间的通信，不久到了兰州大学；于是兰大的右派名单里，增加了顾雁的名字。

而以亲友间书信定罪，何止是在反右中。共产革命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它必须在现实中贯彻“大义灭亲”的情感逻辑。所谓“义”，即至高无上的阶级性、党性；在这些观念操纵下，亲可灭，任何人伦关系也可以灭，万般皆下品，万物皆可灭。

四 抵抗命运

不过，刘治平的故事没有到此结束。看起来，他对自己的命运几乎是无法选择的：党的阶级路线已经预先设定了他之为异类的属性。可是，在这种不公正的处境里，我看到了前所陈述的第一个挑战，这是对自我的挑战。很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在党的怀抱和家庭之间，选择了背叛家庭。刘治平所谓“隐瞒”出身，“混入”共青团，原本是一场自我革命；这与《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与作家杨沫没什么两样。他要证明，自己将成为“反动官僚”家庭的逆子，一个共产主义新人。

1957年刘治平成为鸣放先锋，他受到当时苏共批判斯大林独裁思潮的影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加以改善，纳入民主自由的价值。这里有他对现实中缺乏民主的切身体验，更是受到党的激励。让我补充一句，苏共开始去斯大林化的过程，固然给国际共运带来了震撼，但那还是在体制内的调整，并非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何况党正发出“百家争鸣”的召唤呢？刘治平在所里率先署名，支持同所也是北大物理系同学鲍诚光起草的文本：《一切为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结尾，两位作者确信，他们的政治倡导，也是回应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的信任：

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建设起来，只有这种政治制度才能和社会主义 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对抗性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建立比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得多的自由民主是完全可能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表示党中央领导同志是相信人民的，在建设自由的社会主义大道上，人们久远是你们取之不竭的力量的源泉。

而党这一次回敬给他们的是右派帽子，刘治平更为不幸，他终于被推倒在他父亲一边，成为一个家庭里第二代政治殉难者。

如此，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既不能做所谓剥削阶级家庭的孝子贤孙，又做不成党的儿女；如果怎么做都不对的话，一个人如何与那个时代相处？

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个问题本不应该向受害者提出。试想，对于纳粹时代的犹太人，应该问的不是个人如何被避免被送往灭绝营；而是应该追问，为什么会产生纳粹主义，如何在大屠杀之前阻止其发生？

从个人命运来讲，刘治平的生命故事的确是一曲悲歌，说起来一波三折：一个人被剥夺了平等权利，亦无法追踪父亲的死亡真相，尽管他选择汇入时代的主流，却依然不可避免被送上祭坛；但是，从他留给难友王书瑶最后的印象中，我看到了抵抗——即使是在那样屈辱的劳教环境里，在被科学界权威和同行排斥与遗忘的十年间，无论是饥饿还是劳役的痛苦，都没能中止他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没有磨灭他的知识追求。他以顽强的坚持，表达了对命运的不服从。这令我震撼，也为之痛惜。

我由此想起了另一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1957年他公开提出组建“劳动党”的主张，结果，不仅被打成右派，还因“反革命”罪被判了无期徒刑。他的狱友严昌在回忆中写道，1970年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上天，管教干部专门带人去训斥他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片刻之后，徐璋本淡淡答道：“惭愧，惭愧！”

“惭愧”二字，在狱卒听来，或许是阶下囚的唾面自干，是无可奈何的折服；而我在这两个字里读到的，却是中国科学家的悲剧里，一句充满反讽意味的台词，令人回味无穷。

时间退回到1956年，在《物理学报》第12卷的第1期、第4期，刘治平和徐璋本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论文；

刘治平最后的科研记录，停留在1957反右的劫难到来之前他的毕业论文《玻色-爱因斯坦凝结的双气体解释》，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7年第1期上发表。

这是分属两代的两位物理学人留在科学星空最后的高光时刻。在他们陨落之后，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闹剧接踵而来，继而是几千万中国人在大饥馑里丧生。当年的青年五右派之一何犖（原中科院物理所）说过一句话：“不是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脱离知识分子”，这是他被痛批的言论之一，却被历史的惨痛所证实。知识精英是怎样开始崩溃的，理性思考怎样全面让位于绝对权力的狂舞，而整个社会又怎样在鞭挞下被驯服，回顾刘治平的故事和中科院反右的历史图景，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2025年10月23日再改

附录：

一 1957年中科院研究人员的确切统计

我的长篇文章《中科院反右消失的一页——寻找青年物理研究者刘治平》在“新新新默存”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以后，科学史研究学者熊卫民老师告诉我，有关1957年中科院的研究人员，有如下确切的统计数字：

“科学院研究人员已从1952年底的1292人，发展到目前的5500多人。研究机构已从1952年底的31个，发展到目前的68个。”

——《中国科学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成就 1958年1月2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编：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第285-288页。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说的是研究人员数量。据《中国科学院1957年工作人员比例统计表》（见《中国科学院年报1957》第448页），1957年研究人员占比是31.5%，当年中国科学院职工总数当在17460以上。

中科院还包括北京以外的机构，中科院在上海也有很多研究所，在南京、武汉、成都、东北、广州等地也有中科院的研究所。北京的研究所最多，我估计占到了研究所总数的接近50%。

熊卫民补充史料：“又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出自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把握，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以极大的政治勇气，用个人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要保护国宝’,最终获准由中科院自己制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开展反右斗争的意见》。以这个意见指导的结果，中科院京区55个单位，划定的‘右派分子’人数，不及很多高校一所学校的几分之一，从而保护了一大批正直的学者。”——郭传杰

二 中科院物理所反右受难者朱砚磐简历

杜钧福老师是中科院物理所李荫远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之一，退休前一直在物理所从事研究。他发来他所写的同事朱砚畔简介，这是又一位反右受难者的记录。看到这样的故事，朱砚磐，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个右派名单上的数字而已，而是让人无法忘怀的生命之痛。

朱砚磬简介

朱砚磬（1928-1968），女，江苏泰兴人，出身世家。祖父朱季鹰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父亲朱茨申也从事教育工作。

朱砚磬1928年10月9日生，1948年7月毕业于扬州中学，学业优良，考取浙江大学化学系学习，一年后转入物理系。

朱砚磐，1947年于扬州中学。

1952年她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后改称物理研究所）工作。因其基础扎实、学习勤奋，曾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后因家庭出身等问题未能成行。1956年，她被著名物理学家李荫远先生招收为研究生，从事磁学方面的研究。1958年初被打为右派分子，继续在物理所理论研究室工作。当年由于“大跃进”的缘故，该所所有研究生均被取消。

朱砚磬在逆境中仍努力工作，在《物理学报》《物理通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为我国磁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她的处境日益困难。1968年工宣队进所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群众运动。斗争对象很快转到所内有历史问题的职工身上。因为曾参与议论江青，她在1968年11月初被审查。届时她在给她妹妹的一封信中说：“因我在宿舍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最近可能有一些麻烦。暂时不必给我来信。”以后再也没有家信收到。直到1969年1月，家中才接到噩耗。

1968年11月6日，研究室的“革命小组”勒令她“交待问题”。在威逼之下，她于11月10日自杀身亡，届时她穿上她最喜爱的红毛衣，四肢缠上电线，拉电闸通电而亡。死后部分遗体烧焦，惨不忍睹。

朱砚磐，1960年代于物理所

“文革”结束后，她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文革”里的问题也被澄清，把罪恶都推给“四人帮”。

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校友，扬州中学于2018年召开了朱砚磬诞生70周年、逝世30周年纪念会，1999年编印了《朱砚磬纪念集》。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

《朱砚磬纪念集》，扬州中学1948届普甲班编印，1999年6月

撰文者：杜钧福

三 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

来源：姚蜀平《崎岖科学路，逶迤人生行—姚蜀平自选文集续编》（CEI稷下智库书社），第44页-49页

姚蜀平：中国科学院京区单位右派名单实录分析

1957年反右运动，院属京区单位共划右派172名。因建制变动共调出59名，即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现社会科学院）41名，原自动化所（现七机部502所）6名，科技情报所（现归国家科委）5名。调进2名，水工室2名。下列名单共计115名。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所属党派 入党年份 职务 处理结果 备注

1. 化冶所

1)戚继华 男 31 翻译 三类

2)夏永年 23 共青团研究实习员 三类

3)曾庆祥 23 见习员四类

4)壬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

2.动物所

1)李思忠 37 助研 三类

2)王宗楷 21 共青团 见习员 六类(原昆虫所划)

3. 化学所

1)曹家桢 35 共产党 1949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黄寿令 30 1947 四类

3)高葆元 27 共青团 三类

4)见百熙 35 民盟 助研 三类

5)邹清祥 21 见习员 四类

6)麦痒珍 31 助研一类 (不开除公职)

4.力学所

1)袁志辉 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二类

2)欧阳峰 （应为欧阳绛）31 共产党 1950研究实习员 二类

3)樊蔚勋 28 1954 研究生 二类

4)范永章 22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原动力计划)

5)李道纯 22 共产党 1955 研究实习员 四类

5. 地球物理所

1)陈忠易 男 25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

2)郭覆灿 25 五类

3)瞿章 24 共产党 1951 五类

4)郑树蕃 24 共青团技术员 二类

5)陈育彦 24 见习员 二类

6)邬鸿勋 24 研究实习员 二类

7)程宏生 46 技佐 一类 （不开除公职)

8)毕文达 26 见习员 开除劳动教养

6. 电子所

1)李秀卿 男 32 研究实习员 四类

2)万家增 31 九三 四类

3)蔡德孚 21 共青团 五类

4)魏文瑞 25 共产党1954 五类

5)宣受之 36 开除 劳动教养

6)韩大钧 39

7)刘楚材 26 科员

7. 心理所

1)王忠义 男 26 研究实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2)李宝仁 女 27 会计 三类

3)辛代高 男 33 共产党 1948 研究生 五类

4)黄仁发 29 民盟 二类

8. 植物所

1)钱冀 男 30 共产党 1948 办事员 五类

2)姚壁君 女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3)胡昌序 男 23 共青团

4)马彦卿 31 技术员 四类

5)黄成就 36 助研 三类

6)张祝三 32 技术员 开除 劳动教养

9. 数学所

1)邵品踪 男 24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2)陈龙玄 27 四类

3)徐㑇刍 （应为徐刍）27 助研 一类 开除公职

4)任宏硕 23 研究生开除 劳动教养

10.计算所

1)谢鸿男 27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柳维长 24 四类

3)黄自宁 25 三类

4)吴乐之 22 五类

5)徐振之 22 翻译 一类 （开除)

6)赵隆邦 25 研究实习员二类

11. 遗传所

1)李云震 男 26 助研四类

2)黄季芳 37 农工 三类

3)李树藻 37 图书管理员 二类

12.地理所

1)罗开富 男 45 九三研究员四类

2)陈怡惶 28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四类

3)伉 33 编辑 三类

4)刘清民 31 资料员 二类

13.微生物所

1)吴雄中 男 26 共产党 1954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陈硒用 30 研究生 三类

3)杜文亮 28 研究实习员 二类

4)王伯彦 45 图书管理员（开除 劳动教养)

14.高能所

1)吴哲 男 26 研究生 三类

2)陈芸 26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五类

3)马明燮 25

4)蔡莲珍 女 28

5)项志遴 男 26 三类

6)仇士华 25 研究实习员 四类

7)鲍成光 22 （应为鲍诚光）

8)鲁阳 23 共青团

9)葛远凌 25 (根据亲友回忆，应为葛运凌）

10)张家琨 27 助研 一类（不开除公职)

11)刘治平 21 研究实习员 一类 （不开除公职) (劳动教养）

12)蔡京艳 25 开除 劳动教养

13)华士龙 17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15.图书馆

1)陆长旭 21 助理馆员四类

2)李申男 30 馆员 开除 劳动教养

3)王星南 50 副组长 五类 原器材局划

16.物理所

1)崔钦生 21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2)陈秉玉 24 研究实习员

3)欧阳恒忠 28 共青团

4)沈鸿烈 26 技术员

5)周立中 24 研究实习员 五类

6)傅德中 27 三类

7)靳永涛 23 见习员

8)陈明华 23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六类

9)朱砚馨 女 28 研究生 三类

10)何茔 (应为何犖，这是印在《中科院北京区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材料选编》中的名字，有些网页报道，写为何犖）男 30 助研 二类

11)胡康祥 23技术员 二类

17. 科学出版社

1)黄宗甄 男43 九三编辑室主任 五类

2)杨肇燫 60 副社长兼副总编

3)贾善群 32 助理编辑 四类

4)汪锡藻 37 校对员

18. 综考会

1)顾准 男 42 共产党 1935 副主任 二类

19. 办公厅

1)萧国基 男 22 翻译 五类

2)范岱年 32 共产党1948 资料室副主任

3)徐志国 22 共青团 翻译 二类

4)曾肯成 28 翻译 三类

5)苏承论 22 办事员 二类

20. 联络局

1)张绍声 男 36 科员 逮捕法办

21. 地质所

1)朱星 男 26 共产党 1946 科员 四类

2)崔克信 48 研究员 五类

3)劳秋元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四类

4)周翰中 25 见习员 开除 劳动教养

5)王士云 29 科员

22. 古脊椎所

1)李傅燮 男 23 共青团 研究实习员 三类

2)郑显荣 33 科员 二类

23.生物物理所

1)李华 男 20 共青团 见习员 四类

24. 自动化所

1)何善堉 男 27 共青团 助研 五类

25. 电工所

1)王诚厚 男 32 技术员 六类

2)朱其清 49 研究员 一类 开除

26. 土壤队

1)吕成宝男 23 见习员 三类

2)朱祥明 18

3)陶运长 19

小结

在上列统计收录的115位被划右派分子中，分类统计结果是：

1)按职务：研究员3人，含一位相当级别的副社长兼副总编，共4人，占3.4%；主任、副主任3人，占2.6%；助研9人，占7.8%；研究实习员43人，占37%；研究生8人，占7%；见习员13人，占11%；

2)按年龄：20岁以下4人（最年轻17岁），占3.4%， 21-30岁78人，占67%； 31-40岁24人，占21%； 41岁以上9人（最年长60岁），占7.8%；

3)按党派：共产党员13人，占11.3%，共青团员42人，占36.5%，民主党派7人，占6%，无党派53人，占46%；

4)处理结果：六类3人，占2.6%，五类20人，占17%，四类23人，占20%，三类25人，占21.7%，二类17人，占14.8%，一类不开除公职4人，占3.4%，一类开除公职3人，占2.6%，开除劳动教养11人，占9.6%，逮捕法办1人，占0.9%。

姚蜀平在该书第49页，写了《中国科学院“文革”中非正常死亡问题综合报告》 （京外地区），开头有这样的统计内容：

中国科学院在八十年代整党期间，曾经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问题进行了调查。

京内外各单位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共229 名，其中，高级科学技术人员27名，中级科学技术人员31名，初级科学技术人员48名，司局及领导干部11名，处、科级干部40名，其他人员72名。按当时全院职工60，258人（其中科学技术人员25，934人)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员占职工总数的0.38%，科学技术人员非正常死亡106名，占科学技术人员总数的0.41%。

京区各单位情况为非正常死亡74名，其中58名为被迫害致死。死因均已查明。对死者用酷刑折磨、刑讯逼供等手段的主要责任者，已查清37人，在整党前开除党籍3人，整党开始后定“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职务1人。

（感谢武宜三先生录入，姚蜀平老师整理的右派名单中，在括号内加星号文字，是我根据熊卫民老师意见以及其他材料佐证后添加的。如有遗漏或需要补充，欢迎读者留言。艾晓明 敬上）

去年9月，铁流先生在成都青城山医院安详离世，享年92岁。这位本名黄泽荣、笔名晓枫的世纪老人，用一生诠释了何谓“坎坷与传奇”——从热血青年到反右囚徒，从劳改犯到文化老板，他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史中一粒微尘的史诗。

1933年，铁流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寒微之家，幼年失怙，饱经忧患。

17岁那年，“天下已定蜀未定”的成都，终于迎来了改弦更张的时刻，随着新旧政权的更迭，土改运动随即地在川西如火如荼地展开。读过几年私塾的铁流，能说会写，很快就被土改工作队看上，成为稚气未脱的革命者。

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大都怀有“时间开始了”的憧憬，青年得志的铁流，工作自然十分卖力，他先后担任过土改工作组组长、工作队队长、成都市委秘书等职。1956年，铁流被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任记者，倚重这一传媒平台，根正苗红的铁流很快就成为成为红色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工农作家”。

铁流那时英气勃发，笔耕不辍，出版过《生活在前进》《风水树》等作品集，总计近30万字，以文字书写新时代的理想。

文人风骨在于独立思考，上不媚权贵，下不欺弱小。事业原本顺风顺水的铁流，行在起伏不定的政治风浪中，虽说笔下有剑，心里有火，但他总是竭力遮掩自己的立场观点，力图在四平八稳中做个顺势而为的老好人。

这种“二元思维”，常常在铁流内心骚动难安。他十分清楚，自己原本就是一枝带刺的玫瑰，气候温和就静悄悄绽放，摇曳起来却能刺破时代和人心。

事发比铁流预料的还快，时代尘埃很快就成为压在他身上的大山——在那场“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中，思想上紧跟形势的铁流却意外地栽了大跟斗。

1957年注定是铁流滑铁卢的一年，他因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而走向命运的断崖。因文中“不合时宜”的批判性，成为他“含沙射影攻击这攻击那”的罪证。不久，这位浪漫主义文青就被重重按倒在地，头上还被扣了顶右派分子的高帽。

革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铁流还没能为自己争来辩护的机会，人生就开启了长达23年的监禁与劳改，自由从此被铁丝网与高音喇叭撕成了碎片……

23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小青年变成中年大叔，也足以磨掉所有人的棱角，成为弯腰、低头、认命的顺民。可铁流咬着牙，在风雪里站着，像一棵老树，根扎在冻土里，枝头却向着天。他可以检讨，可以被批斗争，但就是不认错，不认罪，不认命。他总是唠叨：“我就是说了几句真话，真话不该有罪啊！”

1980年，铁流的冤案平反昭雪，他得以重回文化岗位。

那时的中国，政治小阳春下，思想冰封的河床开始解冻。已近天命之年的铁流意气风发，准备甩开膀子再大干一场。但时代的环境诱因已然嬗变，本来靠作品说话的文化行业，铁流却因着英语与计算机考试连续多年未达标，职称始终原地踏步。

他的遭遇引发了社会对职称评审制度的广泛质疑。

天上无雨地下旱，过不了日子另打算。那时全社会叫得最响的口号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铁流盘算下自己的人脉资源，老夫聊发少年狂，心想何不下海试试？

经过23年的牢狱之灾，虽说人老了、头发白了、背也开始驼了。但铁流心里那团火还在，眼睛也仍是亮的。像他这样脑壳打得转的文化人，把握商机的能力比普通人要强很多。

上世纪80年代初，铁流开始在成都春熙路练摊，主要卖牛仔裤，一条竟然可赚9块钱，有时一天收入就相当于普通公职人员一月的工资。钱的确是太好赚了，只是腰包稍鼓，铁流的文人情怀就重新流露出来。

倒底是“喝过墨水”的人，铁流那份天然的文化使命挥之不去。他从每条牛仔裤里取3块利润，汇总成一笔可观的经费后，就用“以文养文”的方式，自创了一份16开的油印小报——夜航船。小报只发三样东西：被删的报道、被关过的人和被遗忘的痛。

3年后，小报变成杂志，杂志又变成文化公司，文化公司又将众多文化资源孵化成文化资本。环环相扣，业务遍及全国……为了快速提升公司文化品牌，铁流还将公司总部迁往北京，并联合央媒，共同举办国内大型论坛并参与经济权威评选，铁流的名声随之享誉京圈。

铁流的观点是，钱是最实在也是最柔软的东西，正好给真话垫脚。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在做，铁流先后资助过20多位律师，进行了80多次公益诉讼；他还给许多被“远洋捕捞”的记者，及时送出最关键的支持。当然，还有很多初出茅庐的青年文化人，无论是生活接济还是书籍出版，铁流也从不吝啬。

四川有句俗话：人是三节草，不知哪截好。这对“说真话死不了人，不说话才是死人”的铁流来讲，倒像是命运节外生枝的箴言。本来早就财富自由的他，躺平就可以安享晚年，但秉笔直书的铁流偏偏是那性情中人，笔尖稍稍发叉，他就撞上了人生第二劫波。

2014年9月，81岁的铁流因撰写文章再次被拘。他的辩护律师刘晓原在“长辈的背影”一文中记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会见，因连续长时间提讯，他身体极度虚弱，甚至出现了晕厥与失禁。可当他望向我那一刻，目光依然清亮如炬……那瞬间，我仿佛触摸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最坚硬的灵魂内核，就是精神的绝不屈从。

好在经过各方努力，铁流最终被放马归乡。他先住在成都西城的清水河畔；后来又因养老+商务考量，租住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街子古镇。他为此亲力亲为，内装外饰，清寂的民宅顿时就有了文人雅士们墨斋里的书卷气息。铁流落根于此，饶有兴趣地给这个水岸之家取了个响当当的名号：铁流水榭。

笔者就是在这一时期认识铁流先生的——因着教会的一项慈惠事工，我特地去探访了他。说实话，铁流先生好茶好饭招待我无数次，而我却谈不上为他做过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当然，福音是必传的，但像老爷子这样九死一生熬出来的文化人，他们更相信由自身文化个性派生出来的那些信念，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2024年3月20日，成都春光明媚，被癌症折磨得形容消瘦的铁流，拖着疲惫的身子，前来参加他所景仰的几位老哥的聚会。他说这次是特来与大家作生前告别的，如果人生有什么误会、歧见，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理解。那天他还拿出一个600元的大红包，笑眯眯地交给我2岁的小女……

前排右2为铁流先生，抱小孩为笔者

那次聚会后不到半年，安排好自己一切后事的铁流，像掠水而逝的白鹭，静静消失在广袤无垠的青天。

铁流逝矣！但他的生命轨迹仍如“铁流”之名，沉重而坚定地流淌在中国现代史的河床上。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自由与思想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而个体的坚韧可以超越时代的苦难，去追寻我们所向往的理想！

“永远处于变化的工作之中，永远要关注新的动向，永远需要自我更新。像我们父母那代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已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

2020年9月，复旦大学博士生赖楚谣偶然点进一个直播间。手机屏幕里的张姐看起来四五十岁，身材微胖，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教粉丝做爆款账号：

“你一天播多少次，播多长时间，有多少人看，这些算法都是会记着的。”

“算法刚开始会给你推流量，但这些都是‘路过’的，你们知道吧？要把这些过路的变成你的铁粉，让他们加入粉丝团，送个灯牌，算法记这个呢！”

……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算法是技术人员、专业创作者、研究学者更关心的话题。但张姐从未上过学，是一位从安徽农村嫁到新疆喀什的农村妇女，却流畅地使用着“算法”“推流”“流量”这些词，并掌握一套属于自己的“算法民间理论”——这种强烈的反差让当时的赖楚谣感到震惊又好奇。

她开始思考：普通人如何理解并应对算法？他们如何与算法“打交道”？那些被称为“直播村”的集中化创作基地，又是怎样运作的？

从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赖楚谣跟访了70余位短视频创作者，遍及北京、杭州、义乌、连云港、临沂、定西、舟曲等地；进行为期12个月的数码民族志，并选取了两个“直播村”典型样本——浙江省义乌市北下朱村和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头镇展开实地田野。

这项研究进行之时，正是线上世界以前所未有速度生长的阶段。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20年年底，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8.73亿，其中20.4%的人第一次触网使用的就是短视频应用。

五年后的今天，超级短视频平台每日新增内容数以亿计。算法如“数字空气”般无处不在——我们身处其中，并对此习以为常。

这正是赖楚谣的研究重点。如今，赖楚谣已是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的副教授。她的博士研究最终成书《算法生活》。书名直指现实：我们的社会早已与算法密不可分。今年8月底，我们在上海聊了聊她的研究和田野过程。

她谈到，每当新技术出现，社会往往陷入“乐观拥抱”与“悲观抵抗”的二元叙事。正如学界以往对算法的讨论，也容易简化为“算法控制-用户抵抗”的框架——这种视角，常常遮蔽了具体情境中真实的人。

她所观察和访谈的这些创作者，大多来自传统权力结构中的边缘角色：渔民、菜贩、无固定职业者、家庭主妇。赖楚谣说，他们的人生，往往难以自主掌控。也正因如此，算法为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质改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知识、资源与财富的差距，让他们被看见、被认可。

为了更贴近 “算法生活” 的真实样貌，我们也电话访谈了两位短视频创作者：帮老爸扛起沉香家族生意的长女丹丹，和在贵州榕江村寨卖山货的三妹。

她们的故事折射出算法更温暖的侧面：高效连接信息与人、推动产业从局部走向普遍，也让人与人之间萌发新的连接，善意、互助与支持自然流动。

另一位在甘孜藏区支教超过10年的985硕士衮衮，则从局外人的视角补充了更现实的叙事：算法不仅引来了外部世界对大山的关注，更促进了信息的流动——这关乎社会氛围和文化常识，如细水长流般在大山内外同步发生。

但她的讲述里还包含着自省和警惕：当我们试图理解同类的处境时，应时刻回望，这些关照之中是否带有俯视和自我想象。

流量来去间

每天上午11:30，一辆灰黄色的中巴车会途经贵州省榕江县两汪村的乌计寨。除了村民，班车上的“乘客”还包括辣椒、大米、百香果、土蜂蜜、腊肉、猕猴桃、蕨菜和野生粽叶。接下来的4个小时，车子蜿蜒前行，把这些大山深处的物产运至县城车站，再由快递员发往北京、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或香港。

车顶满载的不仅是山货，更是一个普通家庭与远方世界的连接。这份连接的起点，是34岁的三妹和她的短视频账号“贵州苗家姑娘”。若用镜头记录她的一天，你会看到榕江地区一个农村女性在算法时代的真实日常：起床打扫、午后劳作、晚上带小孩洗澡、辅导作业；拍摄短视频、剪辑发布、直播则穿插其间。每日重复。也因此，我们的语音电话只能从晚上九点开始——白天她要么忙到抽不开身，要么在山里干活没信号。

三妹做主播后，全家人的生活也围着短视频和直播转。过去8年，三妹渐渐有了40多万的粉丝。流量带来了关注，也重塑了一家人的生活。

一家六口，以前住在“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大雨”的山上老房里，卖货的包裹要靠人肩扛到路边等车。2021年家里在靠近村道的宅基地盖了新房。一年到头，全家人靠卖山货的收入最高能到七八万，少的时候有五六万，孩子不必成为留守儿童，老人也得以照顾。

三妹家以前的老房子

结婚前，她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老公，都在浙江永康一家做门的小工厂里上班，在流水线上用钻头打螺丝 —— 在没有短视频和直播的年代，要想赚钱，只能到大山之外。

打工时，两口子每月每人有1400元的工资，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四年。结婚后，夫妻俩又外出工作了一两年，直到儿子4岁快上幼儿园的时候，三妹和丈夫决定回到贵州老家。

回乡后缺少经济收入，三妹和家人原本打算种水果“黑老虎”，但“黑老虎”的种植周期长达三年，结出果子前，三妹一家赚不到什么钱。2017年，还在读书的弟弟告诉她，那时拍短视频，如果播放量到了1万，平台就给500元奖励。

那时，夫妻俩正处于为钱焦头烂额的阶段，三妹想的是，“那时候我啥也不知道，只知道这个流量能换钱，只要有10000个人看过我的视频，我就有500块钱。那我就要去挣这500块钱，不就拍个视频嘛。”

用流量换钱，是她最初的动机。尽管当时她并不明白流量为何能变现，更未料到它将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只是期待着播放量高一点，能给家里赚到多一点的钱。

起初，流量并未如预期般到来。三妹坚持拍摄了很久，播放量却始终未能破万。直到一条记录干农活、抓鱼与村庄风光的视频，意外获得了17万播放，并带来了6000多个粉丝。“虽然没拿到钱”，她笑着回忆，但这次突破让她看到了拍视频的机会。

真正的人气来自于一条婆婆制作贵州酸辣鱼的视频。它不仅播放量最高，更将大量观众引至三妹的直播间。直播间里氛围融洽，同时在线人数一度达到两三千人。许多人在聊天中询问：“能不能买酸辣鱼？”然而这道传统美食制作周期漫长，无法立即销售。

转机在秋冬时节悄然出现。有网友在直播间看到了三妹家里挂着的腊肉，又问能不能买。山里不像城市，家里来客人了可以去下馆子。三妹说，以前家里条件贫困，平时腊肉不太舍得自己吃，那些土猪腊肉原本是留着招待亲戚朋友的。网友对她镜头后面的生活十分好奇——比如那串挂着的腊肉，大家询问热情不减，她不好意思拒绝，七八十斤就这么卖了出去。这让她意识到，或许可以把家乡的好山货通过直播间卖到全国各地。

三妹家的菜地

三妹说不清自己的直播间为什么被推荐，平时网友问什么，她就老实答什么，她所展现的苗家生活，在城里少见，成为某种程度上稀缺而本真的内容。

但从2023年开始，她发现自己的流量肉眼可见地变差了。几年里，她直播间同时在线的人数，也从千余人慢慢到了四五百、一两百，甚至更少。三妹想不明白，到底是自己拍的短视频内容出了问题，还是产品质量不过关？

赖楚谣在访谈中发现，“买流量” 几乎是所有创作者都有过的尝试。流量早已成了网络里的 “通用货币”，被明码标价。账号初期，三妹也试过买 “涨粉流量”，觉得 “只有观众关注了，以后才能看到我，才会买货”。她知道自己的粉丝大多是比她大的姐姐，“我又不是美女，没什么男粉，全靠姐姐们支持”，所以买流量时，还特地选了 “女性偏向” 的投放。

三妹一般选择“投涨粉”，她会先买个几十百来块钱，看看效果怎么样，觉得效果好就继续买，效果不好就不买了，“如果投播放量，我们可能有时候那个播放量很高，但它不一定就能涨很多粉啊，证明这个作品只适合看，但观众并不想关注。”

但她很快发现：“这钱不能烧，也烧不起。” 卖农产品利润本就薄，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没有MCN机构扶持，不是带货主播，也不懂如何应对流量的流逝。把直播做好，把产品做好，靠口碑坚持下去——这是她目前能想到的唯⼀办法。

如今，各平台的创作者们都意识到流量是何等重要——关乎自己被看到的几率，以及所占据的用户注意力。这与经济收益强关联。站在普通用户的视角，大家的感受则更直接：用户越喜欢看谁，谁就越有流量。

信任、连接与姐妹情谊

在大众视野里，三妹所在的榕江地区爆火的文旅名片是“村超”。乌计寨是离榕江县城最远的村寨之一，过去几年，村庄经历的局部变化并非一蹴而就。

起初，为了拍出质量高流量好的视频，三妹总是拿着手机在寨子里到处转，回复信息也总拿着，手机不离手。在相对封闭的村庄里，谣言先传开了，有人怀疑她在做传销，甚至让家里的年轻人别跟她接触。2018年，三妹第一次想发动村民们一起种辣椒往外卖，无人响应，大家都觉得不可靠。

转机发生在2019年。一位叔叔跟着三妹试种辣椒，当年增收三千余元。消息传开，如今同村已有15户加入种植。三妹家靠短视频收入在村口建起新房，成为最直观的示范。

她家承包的土地从原来的八担田扩展到三百来担，越来越多的村民在春耕时主动来电，询问该种什么、能否销出。从寨子到村里，上百户人家已随她共同耕作。三妹虽从未提过“算法”或“利益分配”，却真切带领乡亲们摸到了这个时代新的生存规则。

三妹在收谷子

除了赚钱的动力，三妹对短视频和直播还怀有更复杂的情感。最令她振奋的，是在虚拟世界中建立的深厚信任。从社交层面看，推荐算法为人与人的连接提供了机会。依据用户行为而进行的推荐算法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人群汇集到一起—— 对三妹来说，这份 “聚集”，成了她情感世界的支撑。

第一次卖腊肉的时候，三妹曾带着怀疑问家人，“是不是真的呢？能卖得掉吗？”家人也同样担心她被骗。但很快，三妹和全国各地的客户互加了联系方式。还没发货，网友们就直接把钱转了过来。三妹当时心里想，好神奇啊，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还能这么信任。

这份信任，慢慢长成了更温暖的连接。三妹的铁粉里，不少女性成了她的 “姐姐”—— 她们不仅买她的山货，给她经济支持，还会在她烦心事时，隔着屏幕陪她聊天、给她打气。三妹性格爽朗，但也有绷不住的时候：有次跟老公因为太累吵架，想起两人一起过了 17 年的日子，越想越委屈，忍不住哭了。

一位杭州的姐姐在直播间里看到了，连忙劝她：“三妹别担心，你还年轻，一家人齐心，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别泄气。” 比她大6岁的香港姐姐，也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跟老公也是白手起家，一开始也常吵架，都是累的，别往心里去。

还有一次，下雨了老房子在漏雨，一个姐姐在直播时看到后，给三妹转了1000块钱。三妹退回了这笔钱，她告诉对方，姐姐谢谢你的好意，不要这样子，我们虽然现在条件艰难一点，但是一家人无病无灾，可以靠双手去打拼。你要是喜欢我们的山货，就买一点 。你得了东西，我也卖了货，这样才最好。

懂商业的姐姐也教她生意上的事。以前三妹卖山货，从没算过打包成本：寨子里打包好的山货，一袋三四十斤，早年班车司机收15元一袋运费，后来发得多了，才谈到10元；到了县城拆分快递，3公斤内首重8到10元，超重另算。懂商业的姐姐提醒她：“以后得把打包费算进去，万一卖得多了请人打包，工人的工资也得加进去，不然生意做不长久。”

赖楚谣在研究中，将这种由算法连接、在数字空间里生长的女性情谊，定义为 “数字姐妹情谊”（digital sisterhood）。它不是偶然的闲聊，而是基于算法对 “同类” 的精准匹配，最终形成的稳定女性支持网络。

三妹是嫁到乌计寨的。年轻人几乎都出去打工了，她在村子里也没有太多朋友。每当对未来没信心时，她就想在直播间里跟姐姐们说说。

“真的是她们在给我打气。” 三妹数过，这样的 “姐姐朋友” 有十来个。“遇见她们，我太幸运了。” 在三妹心里，姐姐们的鼓励从不是 “客套话”，也没有功利的 “好处”，只是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善意流动。

村镇进化：从局部到普遍

从贵州榕江往东南1000公里，广东茂名的沉香产业里，算法正以更深刻的方式重塑人与产业的关系。1996年出生的丹丹，是“沉香女儿珍藏阁”的主播，执掌着月销售额千万的家族生意，也是沉香世家的第三代传人。

在她的直播和短视频里，你很少听到急促的叫卖。取而代之的，是她对沉香文化的娓娓道来——如何辨别香气层次，如何读懂木质纹理，一块沉香又经历了多少年岁才凝结成香。她展示家族传承的老工艺，解答新香友的疑问。算法将这些内容精准推送给了那些对沉香感兴趣的人，完成了文化与受众的匹配。

在赖楚谣的研究里，电商领域的推荐算法，本质是 “人与商品的精准连接器”。短视频、直播的形式，比图文更直观 ，能多维度、细颗粒度地展现沉香的纹理、香气（通过镜头下的燃烧状态）与工艺细节，帮消费者打破 “看不见实物” 的顾虑。

从粉丝数看，丹丹的账号粉丝量只有三妹的一半，20万。但沉香客群精准，属于小众产品，但有很好的复购——单场销售额就能破百万。

和三妹一样，丹丹也是2020年踏入直播领域，是国内最早做沉香直播的创作者。最初守在镜头前的，是她50多岁的父亲。父亲卖的多是野生沉香原材料，一小块就能卖到上万元，客群都是懂行的高端玩家，做得也算有声有色。2020年春节，丹丹回娘家过年，抱着 “试试玩” 的心态，在自家餐桌旁架起手机开播，没想到一场就卖了几万块。“当时特别惊喜，没想到真能成！” 这份意外的收获，让她下定决心接过直播的担子。

沉香，本质上是一棵树用岁月写就的日记。据广东省沉香科学研究所介绍，沉香树在受伤后分泌树脂，在微生物、温湿度作用下，经20年至上百年才能凝结成“香结”。丹丹的直播间里，产品从99元的体验装到9900元的收藏级皆有涵盖，但始终只做20个品类。

沉香工人在加工产品

丹丹告诉我，沉香市场鱼龙混杂，消费者难辨真伪，“花高价买假货”的情况时有出现。市场上诸如“雷击木”等被热炒的概念，更让初学者感到困惑。她以自家在海南和广东的林场为例解释道：“台风能吹倒树，但极难见到雷击木。更何况，树木受伤后结香需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怎么可能立刻做成手串？” 在她看来，沉香的未来，在于凝结其中的时间与工艺故事，破除信息不对称，比单纯推销更重要。

茂名电白区本就是 “中国沉香之乡”，有着1500多年的沉香采集、加工历史。当地经商氛围浓，很多孩子初中毕业就开始琢磨谋生。丹丹和弟弟早年间就跟着父亲，背着沉香样品跑遍全国 —— 去上海的珠宝店、北京潘家园的文玩市场，一家家找买主。

在直播兴起前，丹丹这样的商家在源头手上有好料，但找不到买主。是算法打破了这个僵局：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商家能直接触达精准客群，不用再依赖二道贩子、三道贩子；“有了获客渠道，有了卖货的路，生意自然就来了，日子也能过好。”

丹丹的成长轨迹，恰是这一传统的现代延续，通过直播间直接连接全国香友。丹丹的粉丝里，有一位累计消费超过20万元的老客户；还有一个爱香如命的客户，是丹丹老爸的铁粉，每年都从天津来广东的家里拜访。

丹丹的家族故事，也是茂名沉香产业的缩影。在丹丹爷爷那一代，老人们都是上山挖野生沉香换钱。到了丹丹爸爸那一辈，发展为种植，研究沉香树的嫁接培育，并在海南和广东拥有了家族的棋楠种植基地。

在丹丹的家乡，整个村庄3000多户都从事沉香相关产业。当地政府修建沉香博物馆、检测基地，成立行业协会，打造 “沉香第一村”“沉香夜市”。全产业链产值已超68.6亿元，带动了15万人就业。丹丹告诉我，现在去到茂名当地，很多台前的沉香老板都是像她这样的90后。

这是AI技术应用在信息分发领域的变革：算法让原本小众的文化找到了知音，让传统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正如研究者赖楚谣所观察到的：自2022年以来，“短视频+直播”的电商产业链催生了直播村、直播镇、直播城的繁荣，在地域上形成集群效应。

浙江义乌市北下朱村，是算法时代的 “直播村模板”：高峰时期每天有超5000名主播开播；99栋楼宇底层的1200间店面几乎全是供应链商铺，上层住宅住满直播从业者。另一个是江苏连云港的海头镇，著名海淡水养殖之乡。以前年轻人大多“子承父业”出海打鱼或是做海鲜零售。而短视频和直播让海头镇的海前村变了样 —— 它成了区域内最大的海鲜集散地，人、货、信息在这里高频流动。

热闹的北下朱村

在上述两个直播村做田野研究时，赖楚谣见证了直播和流量留在人身上的印记：人们对爆款的追逐是近乎狂热的，吃饭喝酒、饮茶、打篮球都在讨论直播技巧、货源信息、算法推荐规则。人与人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上下游之间需要紧密配合——无论做不做直播，几乎所有人都卷入其中。

1994年出生的张哥，是赖楚谣在海前村主要的田野对象，高中学历的他，身兼三职：短视频博主、主播、主播团队负责人。他和同行常常每天四五点就到工厂集合，一起看直播、选品，一天讨论几十次创作问题，直到深夜才回家，形成了紧密的 “主播社群”。

赖楚谣拍摄的主播创作者

在直播村，赖楚谣感受到算法的存在是弥散的、隐形的，它无时不刻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日常和行动之中。在这里，算法是所有人需要去共同面对和适应的对象，大家也有共同的目标——都得在平台中挣到钱。也因此，人和人的关系里，既有竞争，也有集体协作。

这也是最让赖楚谣触动的一点。她的感受是，“创作者们永远处于变化的工作之中，永远要关注新的动向，永远需要自我更新。像我们父母那代一成不变的工作模式，在TA们身上已不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了。”

被看见之后

过去几年，由人的走红带动地区爆火的故事并不鲜见，丁真和理塘是最典型的样本之一。

2020年，19岁的丁真被正在采风的摄影师胡波拍下一段视频，发布在“微笑收藏家·波哥”的抖音号上。网友们观看、转发、在评论区热议丁真的帅气与淳朴。两个小时之后，这段短短的7秒视频，播放量飙升到一千万，也在此后，让丁真的人生和家乡理塘都发生了巨变。

丁真从放牛娃变成颇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学汉语、上综艺、和明星一起参加活动，被官方点赞；理塘也从曾经的贫困县到如今的热门旅游地，从成都到理塘有了专线大巴，高铁也在建设中，5G网络全覆盖，满街都是民宿。一个广为流传的数字是，丁真为理塘带来385亿元的收入。算法放大了一个人在互联网世界的影响力，直观地将个体与地域的发展紧密相连。

35岁的衮衮，在理塘隔壁县城下辖的甘孜藏区的村子支教了十几年，是比原来的理塘更贫穷的地方。衮衮原本是大山的局外人，考上985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后，第一次来到这里，认识了同来支教的如今的伴侣，从最初教授汉语，转向为年轻人提供缝纫、唐卡绘画等职业技能培训。

周末，她家里总是挤满了来玩的学生，一次性给她展示很多有趣的短视频。会玩短视频和直播的年轻人们，成为一个个信息的窗口，在大山之外的人也在TA们的短视频里，看到甘孜藏区的生活一隅。

学生们的账号会关联闺蜜、兄弟、恋人、家人，把短视频玩出了朋友圈的感觉。学生们会发自己画唐卡的视频、自拍的照片；藏区很流行拍慢动作，从一个画面切到另一个画面，大家很爱玩转场定格；唱歌跳舞更是他们擅长的内容创作领域；评论区也总是夸夸氛围，年轻人们毫不吝啬给出自己的夸赞，宝宝好美，兄弟好帅。

随着信息的流动，城市里的新闻、热议话题也流动进了藏区。过去，很多信息都靠衮衮的讲述。她会给女生们讲互联网世界热议的话题。因此，当一位女孩发布穿着较为清凉的视频并声明“这是我的穿衣自由”时，她毫不意外，评论区也多是同学朋友们的支持。

衮衮（戴蓝色棒球帽）和学生们

学生们也会聊起丁真的走红，开玩笑让衮衮帮忙拍摄，还有人买过丁真同款蓝松石耳钉，坐等成为下一个幸运儿。不过在衮衮看来，他们把拍视频更多视为生活娱乐，而非成名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于人类的算法代码最终服务于人与万物的连接——不仅连接人与信息，也把广阔的世界带到求知心灵的面前。这种感受，科普作者@安森垚也有过。

他在贵州宁洱的一个小山村讲课时，遇到了一件让他既惊诧又感动的事。课后，一个当地小女孩主动跑来问他："非欧几里得几何和正常几何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两条平行线可以交汇？它和黑洞有什么关系？"

这个偏远山村的孩子，展现出了对前沿科学的深刻好奇。安森垚发现，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已经在短视频的牵线下，突破资源的局限，对许多超出日常生活的知识都有了好奇心和兴趣：“越是角落的地方，越可能有对世界感兴趣的小天才。”

回到真实生活，衮衮支教的村子，男性多放牧、挖虫草，女性则很少外出工作，不少女孩初中毕业便早早结婚，难以拥有独立收入。正因如此，衮衮坚持“把女生教得凶一点”——教她们敢于说不。从她们的园地完成职业培训的几十名女生，大多已能依靠工作赚钱。她让女孩们明白：“你才是为家里带来最多收入的人，你做一年，比男人们打小工、挖虫草要赚得多。”

女性获得独立收入究竟意味着什么？赖楚谣在研究中发现，经济收入的提高，虽然并不必然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但显而易见的是，这能提升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获得经济上的部分自主权。这既适用于算法世界，也同样适用衮衮所在的甘孜藏区。

在电话里，衮衮向我讲述了藏族女孩四龙巴珍的故事。她的命运原本早被父亲安排好，到寺庙出家，却争取到了学习唐卡的机会。她极具天赋，毕业后留下任教，不满二十岁就成为县级非遗传承人，是该地区第一个获得该荣誉的女性唐卡画师。后来她拿下甘孜州唐卡大赛第一名，被评为州级传承人，一幅小唐卡吊坠能卖到3000元。父亲不再干涉她的人生。色达喇荣寺五明佛学院也请她作画。她靠自己的笔，真正养活了自己。

画唐卡的四龙巴珍

在纪录片《再会长江》中，另一个女孩的命运也曾发生相似的改转。日本导演竹内亮特地找寻到当年的藏族女孩茨姆。她没有完全复制长辈女性们的命运，因为十年前意外跟着摄制组去了上海，她见识到了外部世界的样子，十年后真的如愿在家乡开起了民宿。

但她身上仍留下了旧世界的痕迹，经历了传统的包办婚姻。比她小十岁的妹妹命运则不同。家长们对儿女的婚事不再像当年那般强势。她的妈妈说，因为后来会看抖音之类的短视频，放弃了传统观念，不再干涉妹妹的婚姻。

算法带来的改变，从来不是单向的 “外界看藏区”，而是双向的 “彼此看见”。对藏区村民来说，算法让大山的美与生活被更多人看见，外界的好奇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源；对藏区里的人来说，短视频与直播是他们看世界的窗口，让他们知道外面的多彩世界 —— 这种双向连接，最终落在了 “改变现实”上。

藏区的变化始于交通：2013年衮衮赴支教地，从成都出发需三天，最后几十公里悬崖路得靠车身倾斜通行，耗时4小时；2022年道路修好后，那条路的通行缩短至半小时。衮衮支教的县城不在热门川藏南线，四周环山无草原。她深知藏区日常与城市遥远，却更清醒：外界的关注远不及学生能赚钱、过得好，来得实在长久。

当地各级文旅都在努力“打造下一个理塘”，拍宣传片、推网红局长。可她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被看到，而是在这里生活的学生们能否真的赚到钱、生活得更好。丁真和理塘的走红完全是偶然，衮衮觉得，这难以复制。

正如藏区需打通交通通路才能连接外界，知识传播也需破除地域、资源壁垒，让偏远之处触达有用信息；而衮衮对 “学生实际生活改善” 的重视，恰是普惠的核心 —— 它不追求表面的 “被看见”，而是以切实生活为目标。

她还有一个深刻的提醒：“藏族同胞并不一定需要‘走出大山’。他们有信仰，能歌善舞，虽然条件艰苦，但内心快乐、精神丰盈。我们不应以俯视的眼光看他们，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文化，理解他们的选择。”

每一次雨后的彩虹、夜晚的银河，仍会让她和当地人一样由衷欣喜。生活在这里的人并不会对随处可见的美景也习以为常。那种快乐，只与生活本身有关。

比技术讨论更重要的事

进入田野调查的第二个月，赖楚谣就意识到，自己最初的研究设想被打破了。

博士开题时，她计划从情感理论切入，探讨创作者与粉丝之间的情感联结、社群互动。但现实给了她不同的答案——每当她试图探讨情感话题，创作者们总会不自觉地把对话拉回“限流、爆款、涨粉”这些更迫切的问题。

“算法”这个词对大多数创作者而言，依然抽象而遥远。这个源自12世纪西班牙的数学概念，在直播间里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几乎没有人能准确说出算法的定义，反而会反问赖楚谣：“我更关心怎么把流量做高？”

另一个有意思的观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他在对创作者的调研中发现，真正的头部创作者很少纠结算法规则，他们更关注对标账号的动态、什么内容正在走红。他们的核心始终是内容本身。

在赖楚谣的56位核心访谈对象中，成长背景、年龄、教育程度各异—— 从高校博士到乡村主妇，从企业职员到自由职业者。每个人对算法的理解各不相同。

33岁的苟先生是高校教师、工学博士。带着技术背景进入短视频领域的他认为，算法通过流量分配这根“无形的线”，深刻影响着创作者的选题、更新频率甚至表达方式。

而在算法设计者眼中，故事是另一个版本。几乎所有技术人员都认为，算法只是人类达成目标的 “工具”。他们能设定算法的核心目标（比如 “匹配用户兴趣”），但具体规则会根据数据实时调整，不存在 “操纵” 的意图。

算法技术管理人员张先生在与赖楚谣的谈话中，12次提及“算法与人的关系”，反复强调：“算法没有偏向，有偏向的是设计它的人”“算法是梯子，没梯子也能爬，有梯子爬得更快。”在他们看来，算法始终是工具，服务于人的目标。

随着机器学习的发展，算法已进化到无需理解内容语义，就能直接预测用户行为。但即便最优秀的工程师，也难以完全解释某条视频为何被推给特定用户。

面对“算法是否在操控我们”的疑问，赖楚谣给出了包容的解答。“对抗思维可以理解。新技术出现时，人们总会本能地感到威胁。”但她更关心的是：当算法落在每个普通人身上时，究竟意味着什么？

丹丹的回答很直接：“我不知道算法是什么，但我能感知流量。流量好，我就能卖货。”这种朴素的认知，恰恰揭示了算法最真实的价值。

赖楚谣深深理解这种 “务实”。在她的访谈和写作中，她特别强调两点：创作者的“努力”，以及中国人在改善生活上极强的内驱力。参与直播、适应规则、争取流量，在她看来都是“为更好生活奋斗”的一部分。

赖楚谣

“被看见只是一种可能性，”她说，“但很多人就已经拼命从中蹚出一条路。不需要每个人都成功，哪怕只是一点可能性，就足以给处境相似的人带来希望。”

这份 “希望”，在每个人心里有着不同的模样。丹丹的希望，是在靠近大马路的地方，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沉香大展厅 —— 展厅外连着林场，每年定一个日子，把全国的香友粉丝都聚过来，煮茶、品香，以香会友。

对三妹和丹丹这样的普通人来说，算法的价值远超越商业逻辑的“流量分配”。算法连接了人与信息，也连接了人与人。无论是沉香的香气、山货的滋味，还是三妹的日常、藏区孩子关心的热门话题，在算法出现之前，它们常常因地理距离、阶层差异、资源壁垒而被隔绝。

但现在，生活似乎真的不一样了。三妹告诉我，为了直播，她在2023年买了一台苹果手机，花了8千块，因为拍视频内存要大。她想要视频做得更好，卖更多的农产品。她还想开一个民宿，有个农家小院，让大家能去她的村里看看。

和三妹聊天时，她大多在讲乡村生活和家人，那是她更熟悉的世界。三妹家四面环山，对面是梯田，门前是一条小溪，家后面是唯一一条通往县城的马路。进入九月，马上要到打谷子的日子了，到时候早上起来一推开门，三妹家就能闻到稻香味。聊得开心时，常常蹦出带着贵州方言的语气词“妈耶！”她也爱笑，说起自己的糗事会笑，谈到变好的生活也会笑。

三妹居住的村寨景色

前几年，三妹曾被短视频平台邀请来过北京。车子开在北京的街道，三妹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心情，只觉得眼前的城市好大、好平、好宽啊，人也很多。

电话快结束的时候，她说起自己的心愿：想再走出大山一次，去上海，看看只在别人旅游视频里见过的东方明珠。那是算法带她看过的世界。

昨天傍晚看到公众号关注列表显示有个账号注销了，点开一看竟是“张3丰的世界”。号主是张丰，他在成都媒体干了十五年，近几年主要写公众号，前年在二仙桥开了个书店，叫“有杏书店”。从传统媒体到自媒体，再到书店，张丰都在做一个事情：

为美好发声。

我不知道张丰为什么会“自主”注销那个账号，截了图想问问他，在将要发出去的那一秒，我取消了。我想，或许“不该问”。

在成都的时候，我时常去有杏书店，点一杯拿铁，再找一本书，坐一小会儿。这里的咖啡好喝，书也好看。成都有这样的书店，我感到有幸。

开书店是一个冒险的行为。特别是像有杏书店这样不搞网红打卡，不打情怀牌，只是认认真真地开书店。那就更难活下去了。记得刚开业的时候，书店一杯拿铁只要十多块，后来好像是涨了价，但也没有超过二十块。张丰清楚地知道，独立书店靠卖饮品是活不下去的，靠卖书则更不行。有杏书店却活了下来。我感觉它甚至可以很好地活下去，像成都的茶馆那样，成为一张名片，到时候外地人去成都不只是为了茶馆，还有书店。

让有杏书店活下来的秘诀是活动。一场场高质量的活动。张丰把那些真正用心生活，用心记录的人请到书店来，和大家摆龙门阵。林小英、王笛、劳东燕、亚当·图滋等名字，都曾在二仙桥的夜空里闪闪发光。去年他也叫过我，我说我不知道讲啥，他说就你拍的那些照片就可以。我让他先和身边的朋友约一场，讲讲自梳女的故事。她来成都参加摄影周，过几天就走了。最后由于时间确实太仓促，这个朋友的分享也取消了。而她在摄影周创作的作品，同样被取消了，我们抢在组委会之前，救了一批实物，放在了有杏书店的外面。她的作品，是关于采耳，关于交流，关于倾听。这个城市需要更多耳朵。

现实很难。

今年成都的独立书店，陆续关了不少。每一次张丰都鼓足勇气在公众号“告别”，试图留下点什么，向以后证明它们真的存在过。

直到今天傍晚，真的告别了。

有杏书店也要关了。

这下张丰可以真的喝茶了。

这一切都是在我离开成都之后发生的，我并不在场，我最后看到的成都仍是美好的。如今马上又要回去了，我得先和过去的成都告别，或许张丰点下“注销”按钮时，也是这样的心情吧。

而那些发声过的美好，自然随着一起注销了。

至此文毕，乙巳蛇年九月初九，重阳。龙亦写于西双版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