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12:13，在今日头条发布了题为《县长突然被调任副局长前，前任县长已经被抓了》的文章。

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因为读者看了我写的《县委书记调去市农业局当副局长，这是在下一盘什么棋？》一文后爆料说：这算什么，山西新绛县委原书记侯文亮、原县长张琼、县纪委原书记杨小召三个人都被调到运城市当副局长了，原因是违规吃喝被举报受到了处理。

我一查，果然，运城市人民政府官网2023年8月31日发布任命通知，侯文亮任运城市医保局副局长，运城市人民政府官网2025年7月10日发布任命通知，张琼任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正处级），杨小召任运城市民政局副局长。

杨小召本身只是一个副县级干部，调去当副局长还不算太反常，但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调去当副局长在当下是非常反常的。

于是，我写了上述文章发布在今日头条上，分析指出反常的调整背后可能是因为他们有违法违纪行为受到了处分处理。文章里隐晦地说：现在地方上有一种很不好的趋势，那就是官员们提拔重用的时候多数都会公示公开，广而告之，落马也多半会广而告之，但一些因违法违纪被降职降级或从重要岗位调离闲置或被边缘化的官员的变动，只做不说，让人摸不着头脑。

10月6日21:07接到头条通知，该文被一个叫“XX召”的人投诉，说我“发布不实信息、造成本人名誉人格受损”。结果，该文被删除。

11月7日13:37，我将文章发布到了微信公众号上，结果文章也被投诉侵权被删除。

杨副局长大概不知道，2016年我曾去运城采访过时任市委书记，2019年曾受运城市委政法委邀请去讲过课，当地官场有不少我的读者，于是找了四个独立不同的信息源了解上述三官到底为何都调去当副局长。除了一人表示打听不到外，另有三个不同的信息源都向我证实新绛县上述三名官员是因违规吃喝被举报受到了处分处理。

这下，心里更有底了。但是，即便在有三个独立不同的信息源的前提下，还是修改了文章，不再提侯文亮、张琼、杨小召三官被调去当副局长的原因，有意完全不提违规吃喝被处分的事，标题改为《县委书记、县长、纪委书记相继都调去当副局长，出啥事了？》，只介绍当地把县委书记、县长、县纪委书记相继都调去当副局长这些事实，然后指出这些是不正常的人事变动，呼吁当地信息公开，文章使用的人事变动信息全部来自政府官网，文章使用的截图也都来自官网。

心里暗想，这下没法投诉了吧。不料，XX召再次投诉，他认为“本人及文中涉及张琼、侯文亮等同志职务的调整，职级并未发生改变”，“当前，干部职务职级的横向调整以及干部职务直接的能上能下均属于国家在干部管理过程中正常行为”。

杨副局长还投诉说，褚朝新把县委书记调去当副局长这种很正常的事情说成不正常，“严重违背了社会共识和发展常识，严重侵犯本人和文中涉及的张琼、侯文亮等同志的名誉，造成人身侵害和人格贬损。”

这么严重的指控，把平台的工作人员吓坏了，导致我修改后完全没提他们为什么被调去当副局长的文章再次被删除，不过，同步发到微信公众号的该文至今还在：怪事：一起搭过班子的县委书记、县长、县纪委书记都调去当副局长了。

连续收到了四次投诉，甚至还有数百字的投诉函，不能不重视啊，很明显，投诉人就是运城市民政局杨小召副局长。

如果说杨从县纪委书记调离纪检系统到民政局当个排名第三的副局长是正常的横向调整，估计很多读者会信，毕竟他只是个副县级干部，也不是地方主官，但他把县委书记调去市医保局当副局长、县长调去市生态环境局当副局长也说成是正常的“横向调整”和正常的“能上能下”，是“社会共识和发展常识”，那完全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日哄鬼。

杨小召在运城市纪检系统工作多年，在两个市直单位当过纪检组长，在运城市纪委当过室主任，2020年调去新绛县当纪委书记。这种常年在纪检系统工作干了多年副县级实职的干部，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果不出问题，调离纪检系统就算不提拔也会重用，然而并没有。最反常的是侯文亮和张琼，侯文亮是跨地市从晋中市昔阳县长的岗位上重用到运城当新绛县委书记的，张琼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多年，是去地方蹲苗的，当了县长不出意外肯定要提拔重用。

稍有时政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侯文亮和张琼这两个人不出意外都会提拔重用，现在不仅没有提拔重用，反而调到权比小了很多的市直机关当副局长，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县委书记和县长是县里的主官，虽然多数都也真是正处级，但权比远远大于市直机关的很多部门的一把手，别说去当副局长，就是去当局长也不算很好的安排。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聂辉华最近出版的《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一书第三章中有专门的“科普”，“县委书记究竟有多大权力”、“哪些职务的‘含权量’更高”等可重点看看。杨副局长若是真不懂这些常识，我建议好好读一读聂教授的新书，长按下图即可进微店下单《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

杨小召说县委书记调去当市医保局副局长、县长调去当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是正常的“能上能下”，是“社会共识和发展常识”，意思很清楚：组织原计划要提拔重用侯文亮和张琼两位同志的，但他们的执政水平不行，用了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两个人不堪大任，所以把两人下了，正常的能上能下。哈哈，不知道侯文亮和张琼两位同志看了杨小召副局长的这些话后是否会骂娘。

杨小召1978年出生，在基层官场混了小半辈子，如果连这些基本的官场常识都不懂，那多半是个酒囊饭袋，那他是如何混到副县级干部的就很让人生疑了。我猜测，他多半是以为褚朝新这么个外地人不可能知道当地的事，能瞒就瞒、能哄就哄。

可是，天下哪有真不透风的墙呢？

11月8日，忍不住把三个独立不同的信息源都证实了的违规吃喝的消息发布到了微信朋友圈和今日头条上。其中一个消息源说得很具体，新绛县的班子成员宴请前任县委书记，喝了某款高档酒，吃完找了一个企业老板买单，老板拍照后举报了……

11月9日，又写了一篇文章，把从三个不同的信息源证实了的他们违规吃喝的消息直接写进了文章里，再次发布到了今日头条上，并点名道姓问杨局长是不是真的认为县委书记县长们被调去当副局长是正常的。这一次，今日头条至今没有再删文。

第四天了，还没有收到杨副局长的新投诉，他突然安静了下来……惶恐啊，不知杨副局长又在憋什么大招。

2025年11月12日

“这一个月就像地狱一样，已经记不清第几次被勒脖子了，恶语相向变本加厉，人性的恶与可怕，项链也被扯断……”

2024年1月24日，31岁的护士董文卉在日记中记录下自己被家暴的片段，施暴者是相处5年的男友师佳豪。

悲剧在5个月后发生——6月20日晚，师佳豪在董文卉家地下车库等了她8个小时，之后，他载着董文卉驶至西安市灞桥区一处十字路口的角落，从主驾驶脚垫处取出一把40公分长的双刃匕首，刺向后者颈部。董文卉死后，师佳豪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棉被盖在她身上，开车转悠了一个多小时，驶往派出所。

经警方侦查证明，董文卉曾在车上向师佳豪提出分手，后者不愿意，因此发生争执。

2025年11月3日，此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师佳豪被控故意杀人罪，将择期宣判。在庭审现场，他否认自己蓄意谋杀，辩称平时喜欢把玩刀具，用来削手上的死皮，杀人只是当时“上头了”。

漫长的被施暴过程中，董文卉并非没有求救。她曾在凌晨向家人展示伤痕，家人两次报警，更换门锁，试图介入——然而，系统将其视为“家庭矛盾，感情纠纷”。直到她死后，日记被发现，人们才拼凑出她长期被困在暴力中无声而漫长的挣扎。也有人因此“怒其不争”，认为她求助太晚、隐瞒男友信息，甚至指责她不是一个“完美受害者”。

那么一个残酷的问题出现了，一个不那么“完美”的受害者，就应该在暴力中被致死吗？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个案子，更想要探究的，是社会系统该如何回应和介入家庭暴力。当受害者的求助被简化为“感情纠纷”，她该如何逃脱无处不在的“人间水火”？

在这个案子中，董文卉无处可逃。

“请你务必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人间水火……你只是你自己，你不是任何人，你才是最重要的！保持清醒、独立，永远！”生前最后一篇日记里，她写道。

一次求救

一切并非没有征兆。生命最后4个月里，董文卉曾尝试打破笼罩了自己几年的阴影。

董文卉生活照

她最先求助的是父亲董守仁。2024年3月26日清晨六点多，董守仁醒来后，发现手机上有一通女儿的未接来电，是半夜十二点多打来的。

这很罕见。董文卉在一家三甲医院做护士，平日工作忙，总值夜班。她住在自己买的公寓里，很少主动和家里联系。董守仁发信息问女儿，今天休息还是上班。后者回复说休息。董守仁说，休息的话就过来，你妈在，想吃啥让她给你做。

那段时间，董守仁和妻子周桂芳住在儿子董文浩在西安东郊租的房子，帮忙照看孙子。董守仁记得，那天女儿没再回信息，直接过来了。她戴着口罩，进了门，招呼都没打，径直走到里间卧室。

哭声随后从掩着的房门传出。家人开门进去，董文卉摘下口罩，给他们看自己脖子和手腕上的伤。直到这时，她才坦言，自己有一个交往了5年的男友，“昨晚他差点掐死我，手腕是被钢管折叠椅打的”。施暴后，师佳豪还一直待在董文卉的公寓里。

董文卉脖子上的伤痕

一家四口赶到公寓楼下时，董文卉拦住了想要冲上楼的弟弟董文浩，“他啥事都能干出来，万一出事咋办？”董守仁随即报警，民警赶到后，众人一同上楼，在电梯口刚好撞见了师佳豪。

“就这么个事，你看咋办？”当着民警的面，师佳豪说。在董家人记忆中，他看起来“很无赖，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随后在派出所，董文卉和师佳豪做了笔录。民警告诉董守仁，这属于“家庭矛盾，感情纠纷”。

回到公寓，董守仁帮女儿换了门锁，要求她和师佳豪断了来往。事后他们才知道，董文卉在师佳豪的威胁下，第二天就去派出所主动撤了案。

5月6日，董守仁夫妇临时起意去女儿家，没打招呼便直接开门进去。小公寓是个开间，董文卉正坐在茶几旁吃饭，紧接着，师佳豪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董守仁见女儿还和他在一起，顿时火起，“他都打你了，还报过警，怎么还能在一起？”他一把将董文卉掀倒，踢了她一脚，饭撒了一地。董文卉哭着说，“你们谁都可以打我，我想从楼上跳下去。”师佳豪狠狠抓住董守仁，在他胳膊上拽出淤青。董守仁大声让师佳豪离开，但对方不为所动。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董守仁坐在茶几上跟他对峙。

后者的回答是，“非她不娶，要么就是你死我活”。

董守仁亮明态度：“你们俩要在一起，除非我闭眼了。”

周桂芳紧跟着问女儿的态度，让她当面说清楚。但董文卉始终一言不发。董守仁说，“你别逼姑娘了，我不同意。”“你去死吧，你死了以后什么事都好说。”师佳豪撂了句狠话。

董守仁当场拍下师佳豪的照片和视频，发给远在甘肃的大女儿董文倩。董文倩远程报了警，但警察说，没出事，管不了。

对峙时，董文卉家人拍下的师佳豪

四个人就这样对峙到将近下午五点，董文卉该出门上班了，师佳豪才离开。老两口把女儿送到医院旁边的地铁站。等到半夜十二点多，两人算好了女儿下班的时间，又去医院接她一起回家。

回家路上，董文卉跟父母隔着好几米，闷头往前走，全程沉默。到家后，她直接倒头就睡。接下来的几天，她大多数时候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独自哭泣。

这一次求助，连同家人与警方的介入，如同石子投入无尽深潭——只激起了一圈涟漪，便又迅速恢复沉寂。很快，董文卉再次陷入那片无人触及的黑暗。

隐秘的关系

回到家，通过反复盘问和多方打听，董守仁夫妇慢慢拼凑起两人相识的经过：师佳豪比董文卉小一岁，是咸阳老家隔壁村人，没有正式工作，靠开货车为生。2019年，师佳豪通过董文卉的堂姐加上她的微信，说是要为董文卉介绍对象。结果董文卉和他介绍的朋友没谈成，他自己反而介入进来，开始约她出去。

“她说师佳豪给她灌了很多酒，趁她意识不清的时候，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还拍了照片。”姐姐董文倩说，父母逼问“怎么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时，董文卉终于说出了原委。

彼时的师佳豪隐瞒了自己已婚并育有两个孩子的事实。董文卉知情后，曾劝他不要离婚。但他自己回去翻箱倒柜找出户口本和结婚证，与前妻办理了离婚，并于2019年底搬进了董文卉家。

董文卉家墙壁上留下的刀痕

董文卉始终不愿多谈这段关系。在家人的认知里，她是有正式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作为一名三甲医院的护士，她的收入也不低；而师佳豪不仅离异有娃，还没固定工作——这怎么看都是一段极不匹配的关系。父母多次告诫女儿，不要与这个男人继续来往。

其实在家人印象中，董文卉几乎从未谈过恋爱，她的婚恋问题一直是全家人的心事。她刚工作那两年，家里没少为她张罗——介绍过董守仁同事的孩子，或者在西安有房有工作的年轻人。可要么因为性格不合，要么因为董文卉工作太忙没时间约会，最终都不了了之。

大概2020年前后，董文卉开始对相亲表现得很排斥。每次打电话，董文倩总要先东拉西扯一些家里的事，最后再将话题引过去，问她最近有没有认识什么男孩。而董文卉总是避而不谈，匆匆挂断。

不同于姐姐的小心翼翼，父母的方式更为直接。2023年，老两口搬到西安后，索性把她拉去了婚介所。当时女儿已经30岁了，他们心里着急，打算交3000多块中介费给她找对象。但董文卉一言不发，勉强登记了基本信息后就离开了。

家人一度将她的回避理解为自卑——自从2018年10月弟弟董文浩结婚后，她似乎就越来越不愿意提起婚恋的事，回家次数也比之前少了。

“弟弟结婚了，她有思想压力。”这是家人的解读。

在社交媒体上，董文卉默默记录着生活的变化。2019年之前，大多是和家人的合影、登山沿途的风景，以及伴着欢快音乐或跳舞或搞怪的视频。2019年6月之后，一些伤感的内容开始出现：有时是一张自拍，配文“如果真的消失了，那应该有特别多的遗憾吧，如果可能，说不定会有另一种选择”；有时候她写道，“早餐吃个香蕉，听说可以抗抑郁”，“希望你能遇见一个勇敢的人，在你选择怯懦的时候，他的勇敢会提醒你站起来”。

比照时间线，当时的董文卉已经遇到了师佳豪。

那两年，董文浩每隔几天会去一趟姐姐家。他曾在家里发现过剃须刀，也在门外看到过一束已经枯萎的玫瑰花。但董文卉从不解释。如今再回想起这些细节，董文浩笃信，“她就不愿意跟这个男人一起。”

暴力与控制

董文卉死后，家人在她的书架上找到了日记本。结合她在社交媒体的记录，以及藏在衣柜抽屉里的存单和去做药物流产的检查单，过往5年里她所遭遇的暴力与控制，才被逐渐还原。

日记始于2024年元旦。

董文卉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自己遭受的暴力

“2024年要多拍照记录生活，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天……给自己留一些美好的回忆，每一天都是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当时她31岁，在2023年12月刚做了药物流产。她将这段话写在日记本开头，仿佛在寄语新生。

然而仅仅3天后，笔调骤然阴沉，“身体和心灵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一次又一次……死过了，丧失意识的感觉，濒临死亡的滋味。恐惧，害怕，无助彷徨，被人威胁，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有家不可回……”

后来在庭审现场，师佳豪承认，自己曾因不满董文卉流产，至少打过她两次。他还透露，自己之前那段婚姻，同样遭到了女方家属的反对，直到女方怀孕才不得不同意结婚。

董文卉似乎从未公开过和师佳豪的关系。姐姐董文倩曾询问过董文卉的闺蜜，对方说见过师佳豪两次：一次是在西安玩时，这个“胡吹乱侃，看着就不靠谱”的男人跟着来了，但董文卉并未介绍对方，其间还抱怨“我都说了是和朋友出来玩，你非要跟着”；另一次是闺蜜婚礼上，董文卉同样不愿意向旁人介绍他。

除了施加肢体暴力，师佳豪还试图威胁和控制董文卉。

他的手机里存有董文卉的私密照。庭审上，法官询问拍摄原因，他辩称自己平时喜欢拍照。但董文倩分析，“拍了照片不删除，女方有固定的住所和工作，如果敢提离开，他就会拿着照片去单位闹”。她在工作中处理过太多类似的家暴事件，女方往往因为男方的威胁而选择忍受打骂。

董文卉

庭审中，师佳豪还承认，施暴理由多是由于发现女方在社交平台上收到了异性的点赞，或者互相访问了主页。而有时她只是约了朋友出去玩，师佳豪就会揣测她想去见某位异性。他声称对董文卉是“真爱”，杀人是因为想和她一起死，只是对自己下不了手，最后才开车去了派出所。

“杀人怎么能是真爱？女性跟任何人谈对象，她都是属于自己的，都是自由的。”董文倩无法理解。

董文卉死后，董文倩还发现，师佳豪会擅自删除她手机里的联系人，比如一位买房时认识的男性中介。他还将董文倩从董文卉的支付宝好友中删除，因为看到过姐妹俩有经济往来。在庭审中，师佳豪承认，他会看董文卉的手机，还曾看到家人发来的相亲对象照片。

董文卉家中被砸坏的手机

董文卉父母与师佳豪对峙后，后者曾致电董文倩，要求她劝父母同意两人结婚。并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杀她全家。此后某天，董文倩收到过一条妹妹发来的询问她工作单位的信息，她没多想就回复了。事后她惊觉，那可能是师佳豪发的，“他还问了我弟和弟媳妇，一家人的信息他都掌握了”。

家人还在董文卉家中发现了一本信用合作社的存折。她曾在2023年3月在社交平台发帖记录，称这是人生第一本存折，还在评论区回复别人称，“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知道了就惦记上了。”

董文倩推测，这是为了防师佳豪——他没有固定收入，还要养生病的家人和两个孩子。庭审上，师佳豪承认自己欠了几十万外债，还将董文卉的电话留给了催债方。家人根据董文卉2020年以来的工资流水与存款记录，估算出约二三十万元的资金缺口，怀疑流入了师佳豪手中。但后者在法庭上坚决否认。

董文卉记录下来的每月工资流水

基于日记、报警记录和银行流水等证据，代理律师欧阳一鹏认定师佳豪对董文卉施加了长期系统性的家庭暴力，包括肢体暴力、精神暴力以及经济压迫，并据此向检方提出了对虐待罪进行补充侦查的建议，希望将虐待纳入最终的量刑中，从重判处。

漫长的沉默

这些隐秘的控制和挣扎，在董文卉生前，都被她的沉默包裹着，连家人也难以触及。

2024年6月10日到19日，趁着孙子暑假出门旅游的空当，董守仁夫妇跟董文卉住在了一起，试图用陪伴来守护她。但她依然沉默、疏远——卫生间灯开关坏了，空调排水管被晒到老化滴水了，她都拒绝父亲的帮忙，自己上手去修。

董守仁感慨女儿太独立了，又忍不住陷入自责，“当时踢她那脚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她动手。姑娘生我气了，不愿意让我为她付出。”他说着，眉头皱成一团，眼泪滚落下来。

提到女儿，董守仁忍不住落泪

6月19日，孙子即将旅行归来，董守仁夫妇便回家去收拾。当晚，周桂芳还给董文卉打了视频电话，一家人隔着屏幕，一起看了投屏在电视上的旅行照片。

次日晚上10点左右，董守仁突然接到公安打来的电话，让他们过去一趟。老两口匆忙赶到，得到了女儿遇害的噩耗。

在董文卉第一次向家人发出求救前，是长达数年的、无人知晓的沉默。

“面对同事的询问，轻然带过，没什么。”她在日记中写道。董文倩事后询问她的同事得知，她并不会跟同事聊自己的感情状况。即使身上的伤痕被看到，她也只是一笑带过，不多回应。

她的书架上有一本《非暴力沟通》，里面留有不少勾画痕迹。她还在日记中记下读书笔记，提醒自己“认清错误即错误，它不代表你”，“要用思维来反抗，消除情绪上的痛苦”，“本身俱足，不会去幻想未来有任何事情或任何人将会拯救你或使你开心”。

家人在董文卉书架上发现的书

她似乎从小就习惯独自承受一切。她是家里最懂事的那个孩子，没有叛逆期，姐姐和弟弟都挨过打，只有她几乎没让父母操过心。小时候大人在炕上支着桌子打麻将，她能安静地在一旁写作业，有时周桂芳半夜醒来，发现她还在伏案学习。高中住校后，她变得更加独立。她是家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毕业后自己还了助学贷款，两年后又买了房，直到交了订金才告诉家人。

她是家里的主心骨。董文倩时常觉得妹妹才是长姐，自己买电子产品也要找她把关，给父母的礼物也是她来仔细比价。她还主动提醒董文浩，婚后要记得给媳妇买花和护肤品。

但她对自己却显得吝啬。董守仁记得，商场里80多元的短袖，女儿一定要上网半价购入。直到30岁生日，才舍得买条细金项链犒劳自己。她想把钱攒起来，买个一百多平的大房子，等父亲退休了，一家人住在一起。

“我娃太独了，都没给家里人机会帮她。”周桂芳从前总以女儿的懂事为傲，现在却偶尔会“恨”她太独立，“自己把自己不当回事。你一个人弄不了的事，总要给人说，大家一起想办法。”

无处可逃

董文卉用沉默堵住了自己的全部退路。而来自男方的控制，则让她无处可逃。

第一次报警时，董文浩曾无意间在董文卉的手机上看到了师佳豪发来的威胁信息，扬言要“杀了全家”，“他拿家人的生命和私密照片威胁我姐，她不敢说”。

在董文倩看来，妹妹之前接触男性很少，是一个对男女关系很保守的女孩，“这就导致她碰到这种事，起初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也不敢让别人知道。现实中真正能勇敢站出来表明自己是受害者的并不多。”

2024年的求助和报警，并没能够真正帮到董文卉。欧阳一鹏认为，家暴的问题不能当作平常的情感纠纷来处理，特别是针对女性的家暴，往往是持续性的，加上双方力量完全不对等，应该加强保护力度，对犯罪进行加重处罚。

董文浩甚至后悔当初报了警，“报警后，他一点儿代价都没付出。要是我当时给他点教训，也许还不至于这么嚣张。”

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低估了来自师佳豪的恶意，没人想到他会真的杀人。

开庭当天，有记者问董守仁，如果当时没有极力反对他们结婚，是否可以避免悲剧——在这个逻辑下，暴力更像是一个男人求而不得后的必然结果。

董守仁觉得这个问题的逻辑不成立，师佳豪多次殴打董文卉，还威胁要杀了全家，他根本不可能同意这门婚事。

董文卉在家中的灵位

事发后，家人在短视频平台为董文卉发声，呼吁判处师佳豪死刑立即执行。董文倩的直播间和私信里，涌来了不少相似的受害者，她们是另一个董文卉。董文倩告诉我，其中年龄最小的22岁，最大的40岁，她们的遭遇共享同一个模板——暴力、威胁和无力。

有一个女孩，被男人以私密照和视频相威胁，对方还扬言知道她妹妹的学校和父母的住址。她的肋骨曾被打断，报警后却未得到处理，现在正在走起诉程序。另一位女性被威胁了整整10年，男方看到董文卉的新闻后，还将链接发给她，警告说，“你要不老实，也把你这样（杀死）。”

“逃不掉。”董文倩摇了摇头，“他知道她的单位和住址，又提前备好了刀具，早早做好了杀人的准备。即使我妹躲过了6月20日，也不一定躲得过接下来的每一天。”

无处可逃的绝境中，董文卉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维持着生活秩序，以此对抗无孔不入的恐惧——她时常在日记和社交媒体上鼓励自己，精确记录每月的工资，每天运动、做饭、记录生活碎片，努力活在当下，试图用规划和克制，掌控自己的人生。

董文卉最后一次为自己准备的午饭

6月20日那天，董文卉称了体重，去银行存了钱，洗了4双鞋，为自己做好了第二天的午餐。她仍在精确执行自己努力维持的生活秩序。没人知道她那晚为什么上了车，师佳豪最终还是控制了她生命的最后一程，连同死亡本身。

（文中董守仁、周桂芳、董文倩、董文浩为化名）

一场6天7夜的狼人杀

2025年10月30日深夜，“关注四川绵阳如何应对舆情”微信群（以下简称“鱼群”），这个由近200余人组成的数字剧场，已经连续上演了6天7夜的“现实版狼人杀” 。舞台的聚光灯，此刻正打在一位“神秘博士”身上。

他，就是这场大戏的“狼王”——陈永福律师，微信群名为“白晓生”或“福尔摩斯白：真相只有一个” 。

在过去的这些天里，这位“福尔摩斯白”凭借其“博士研究生”和“资深律师”的身份，一度试图掌控全场。但此刻，他精心构建的“村民敲诈勒索”推理剧本正被群友持续解构和嘲讽。

“狼王”被逼入绝境。但他没有选择认输，而是启动了终极预案：如果不能控制剧场，就炸掉剧场。

白晓生的操作精准而迅猛：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快速邀请了66个新账号进入群聊”，同时“多次分享自己的实时位置” 。

这不是一个普通群友的“发疯”或“报复”。这是一次经过计算的、利用平台规则的“外科手术”。这种异常行为，“精准地触发了微信平台的反营销和反骚扰算法。系统自动判定该群存在异常聚集活动，并将其封禁” 。

这就是白晓生的“焦土策略”。

当幸存的群友涌入备用的“关注四川绵羊如何应对舆情”群（“羊群”），讨论这场“定点清除”时，这位“舆情大师”施施然地现身了。他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为自己的行为做出了最精辟的注脚：

“我就是试试封不封群” 。

这场大戏的序幕，早已在更早的玩家手中拉开。

前情剧要：13人群，官员退群

在“白大师”登场前，一切的起点，是两声微弱的警报和一次笨拙的捂嘴。

2025年10月14日与15日，两份关于四川绵阳安州区朝阳磷肥厂的紧急投诉，出现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村民的描述充满了生理上的痛苦，直白且具体：“老百姓呼吸困难”、“烟雾刺鼻” 、“竹林树木叶子全落” 。

这些投诉指向的污染，并非虚言。村民在本地群“朝阳大集体（35人）”中抱怨：“反正我是说遭得很凶哦”、“一家老小住着这里不容易”、“影响身体还是不得行哦” 。

然而，10月20日，一篇试图曝光此事的文章在仅获得680次点击后，页面便化为一行冰冷的红字：“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传统的“硬封堵”开始了。但这一次，封堵在数字时代留下了“后门”——文章附带的一个微信群二维码。坚果兄弟和一批神秘潜入者，构成了一个仅有13人的微信群：“关注四川绵阳朝阳磷肥厂污染” 。

第一场“狼人杀” ，就在这个13人的微型房间里展开。官员笨拙地登场了。

谢军的表演堪称灾难级。他先是在文章评论区以官方口吻训诫：“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入群后，又试图恫吓这仅有的13人：“转发会不会被公安监控哦？”“之前好像有人转发就被行政拘留了” 。

这种“弄巧成拙”的威慑，反而激起了群友的好奇。很快，他的身份被点破。这位谢军，竟然是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的人大主席，其分管职责中“赫然包括‘生态环境保护’” 。

当群友在群里直呼“谢主席”后，这位本应保护环境的人民代表，选择了彻底的沉默，并于次日悄然退群”。

这场由地方官员亲自下场、最终仓皇退场的舆情应对，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比污染事件更具戏剧性的故事。

200多名网友怀着好奇与围观的心态，涌入了新的“鱼群” 。舞台被放大，观众已入席。谢主席的溃退，为“大师”陈永福的登场，铺好了红砖路。

博士律师登场

在“鱼群”这个200余人的新剧场里，“福尔摩斯白：真相只有一个”（白晓生）隆重登场。

与谢主席的直白不同，白晓生的出场是“全副武装”的。他深知，在某些舆论场中，权威的构建是“控场”的第一步。他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几乎无懈可击的“专家”人设，一个集学术、法律、心理于一体的“跨界权威”：

1. 法律权威：

   他亮出名片，显示其真实身份为北京峰璟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陈永福。

2. 学术权威：

   他自称博士研究生，而他的博士研究课题，就是“如何应对舆情”——“关于新闻事件，网络舆情的产生，发展…有什么力量参与和干预…这是我的博士研究生研究课题。”  这种“我研究的就是你们正在干的事”的姿态，瞬间让他从“玩家”变成了“游戏管理员”。

3. 专业权威：

   他宣称自己拥有三个学士学位，包括“心理学” ，并明示自己师承中国“第一个环境法博士”汪劲教授，在污染问题上拥有话语权。

看起来，他不是一个“参与者”，他是一个“中立的”、“吃瓜的”观察家。

11月8日，在“羊群”中，他如此炫耀自己的地位：

“你们有很多律师朋友，你也可以去打听打听，我白晓生这个律师界的江湖名号，在律师微信圈子，还算是有几分知名度吧！外号比我本人真名在圈内肯定更有知名度。”

“我白晓生是什么样的人…我专业水平如何，还轮不到你们群里组团来对我诋毁和攻击吧！”

谢军的失败在于一眼就能被识破。而白晓生的策略则是复杂得多，甚至，是“专家”是“学者”是“律师”。

他试图制造一个“真相”：他不是来维稳的，他是来“寻求真相”的。

“福尔摩斯白”：如何从『空气污染』“推理”到『敲诈勒索』？

这位“福尔摩斯白”登场后，迅速开始了他的“探案”。

他的核心策略，是“议题污名化” ，一场精妙的“叙事劫持”。他要做的，是釜底抽薪——将一场严肃的环境污染事件，重新定义为一桩精心策划的刑事犯罪。

他的“推理”分三步走：

第一步：解构污染事实。他先是以“专家”身份科普氟化氢气体的危害，在获得群友信任后，突然抛出“独家情报”：一张声称是事发地的航拍图，显示“只有一小块竹林枯黄” 。

第二步：提出“合理怀疑”。他据此“推理”：这不可能是化工厂的隔空污染，那么原因“好像只有一种可能性：人为故意制造的事件。” 。他甚至“专业”地提出，这可能是“使用除草剂或脱叶剂”造成的。

第三步：锁定“犯罪动机”。他随即抛出一个“内幕故事”，称当地一个名叫张国良的村民，和一个叫操小平（或操小萍）的“江湖人士” ，试图借污染事件向工厂敲诈勒索。

至此，这位“福尔摩斯”的“推理”完成了。他向群里抛出了这个颠覆性的结论：

“到底是一起公共污染事件…还是一起人为故意设套，制造事件…趁机敲诈勒索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    

这套“组合拳”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它瞬间将矛头从工厂和失职的官方身上，转移到了受害村民和关注此事的群主（坚果兄弟）身上。

最后，他图穷匕见，直接在群里对群主坚果兄弟发出了刑事指控：

“如果我内心的怀疑推理成立，群主（坚果兄弟）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

他成功地将议题从“工厂是否排毒”，扭转为“村民/群主是否敲诈”。他此时好像还不是工厂的辩护人，而是揭露“敲诈团伙”的孤胆英雄。

『救星』还是『掮客』？一桩『被制造』的构陷

白晓生的“推理”天衣无缝，唯一的缺憾是：它是假的。

更准确地说，这是他一手制造并兜售给工厂的“法律武器”。“敲诈勒索”的指控，并非工厂的原始报案，而是白晓生主动“投喂”给工厂的“构陷剧本” 。

这一切，在他主动公开的、与工厂方的私聊记录中，暴露无遗。

2025年11月2日早上7点（即“鱼群”被炸两天后，《神秘博士潜入“关注四川绵阳如何应对舆情”微信群，6天7夜，最终成功炸了一个群！》一文发布的第二天），白晓生主动联系上了朝阳磷肥厂。

第一步：主动“投靠”并“植入剧本”。他开门见山：“您好，请问您是绵阳市安州区朝阳磷化工有限公司的吗？”  在确认身份后，他立刻给出了那套早已在“鱼群”演练过的“专业分析”：

“根据我的观察与分析，您公司的投诉污染事件，背后应该是有人在故意策划，煽动…然后在网上大肆炒作舆情…然后趁机实施敲诈勒索。”    

第二步：“锁定”罪犯。当工厂代表表示“我们也怀疑这个事情”时，白晓生立刻熟练地列出了他锁定的“犯罪团伙”名单：

“这个策划和炒作舆情的团队们，主要应当包括以下人员：群主#汪仁政、#田曦、#郑宏彬、村民曹小平、蒋福政。。。”    

第三步：最幽默的时刻。这位“福尔摩斯白”煞有介事地列出了“犯罪团伙”，而工厂代表——即“敲诈勒索”的“受害者”——的回复，堪称全场最佳：

“前面3个都认不到”

这段对话是整个绵阳舆情事件的高潮。它清晰地显示了：“敲诈勒索”的指控，是由“舆情大师”白晓生一手制造，并“兜售”给工厂的。

他不是在代理一个“敲诈勒索”案，他是在唆使和制造一个“敲诈勒索”案。他将在公共群聊中进行的“推理”，在私聊中变成了“法律服务”。

他成功地将一场村民投诉的污染，扭曲为一场针对环保行动者（坚果兄弟）和受害村民（曹小平）的“刑事指控”。这是“舆情应对”的“究极手段”——将提出问题的人，变成需要被法律解决的人。

『表演式质证』：当证据来自停产工厂

为了支撑自己的“推理”，白晓生在“羊群”中抛出了多达11组“证据”，试图证明“污染不存在”且“群主（坚果兄弟）在造谣” 。

这是一场“表演式质证”。讽刺的是，正是这些他赖以“翻案”的“铁证”，彻底暴露了他和工厂的谎言。

荒诞剧之一：“30年无污染”的谎言

工厂代表在与白晓生的私聊中（白晓生将其作为证据公开），抛出了一个极具迷惑性的“事实”：“我们96年建厂，在这里30年了，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污染问题” 。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事实是：就在2019年，这家“朝阳磷化工有限公司”赫然被列入生态环境部在长江经济带开展的“三磷”专项排查整治名单中。2024年3月，它又因“硫酸、罐区未见泄漏应急处理方案”、“洗眼器水压不足”等严重安全隐患被官方点名曝光。

一个连硫酸泄漏预案都没有、被国家点名整治的企业，自夸“30年无污染”。而这位“环境法专家”白晓生，对此照单全收。

荒诞剧之二：“表演式检测”

白晓生的“第七组证据”是四份来自官方的《行政检查告知单》，时间横跨7月至10月，结果均是“检查中未发现你单位存在违法行为” 。

这看起来是“铁证”了。但让我们放大看一眼那份8月份的“合格”报告：检查日期是“2025年08月29日” 。

8月29日——这个日期，恰好处在工厂自己承认的“7月15日至9月1日”的停产期间。

如果绵阳安州生态环境局在朝阳磷肥厂停产期间检查和废气采样，将构成严重程序违规。这属于技术上无效，事实上虚假，性质上恶劣，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 。

这出“表演式检测”的荒诞剧，至此达到了顶峰：一位师承“环境法专家”的博士律师，拿着一份“对停产工厂”出具的“合格检测报告”，在200余人的微信群里，试图证明这家工厂的排污“符合法定标准”。

他证明的，只是一栋没有开工的建筑，确实没有在排污。

『专业』的底色：性骚扰、政治构陷与『大狱』威胁

“福尔摩斯白”的“专业”不止有所谓的“推理”和“证据”。他的工具箱里，还装着更奇葩的武器。

武器一：政治构陷

他抛出“第四组证据”，是“6张外网散布信息网页截图”，用以“证明”坚果兄弟团队“第一时间在外网散布传播，炒作外网舆论” 。他还抛出“第三组证据”，称坚果兄弟“因网络寻衅滋事被多次传唤，拘留”，以此“证明劣迹斑斑啊” 。

在当下的语境中，这是严重的指控，试图将一场环境维权事件，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

武器二：系统性性骚扰

这也是白晓生令人瞠目结舌的操作。2025年10月31日凌晨，他敏锐地捕捉到群友“颜颜”的性少数（LGBTQ）身份倾向，随即对这位群友发起了赤裸的、公开的、系统性的性骚扰。

他反复追问：“阿彦，你对我有没有感觉？”    

当群友“海”指责他“小心人家告你性骚扰啊”时，白晓生祭出了他最无耻的“战术马甲”——声称自己也是群体一员，以此将骚扰“合法化”：

“你不懂我们这个群体”    

“@恭喜不过，你也不要担心，我是LGBTQ里的B，对你我也可以的哦”    

这并非“发疯”，而是一种高明的舆论干扰战术。他深知LGBTQ话题在中国公共空间的敏感性。通过强行将一场严肃的污染讨论“性化”、“桃色化”，他成功地污染了讨论空间，迫使正直的围观者（如“海”）因“太压抑了”而退群，从而实现“清场” 。

武器三：炫耀与威胁

当群友“丢三落四E”追问他是否与工厂签了委托协议时，他公然炫耀：

“如果我再告诉你，委托人支付了多少律师费，我怕你这辈子都再也无心搬砖…”    

而当群友“短裤被风吹走呀”不断戳破他的表演时，他发出了最赤裸的“铁拳”威胁：

“这几天骂的是不是很爽啊? 我会让你去体验一下群主曾经多次体验过的生活。”    

“群主体验过的生活”是什么？白晓生自己早已给出了答案——“拘留” 。

一种新型“律师”的诞生

白晓生（律师陈永福）的这场6天7夜鱼群表演以及后续的操作，如同一场在数字显微镜下进行的公开实验，清晰地勾勒出一种新型“舆情应对”的诞生，一种新型“律师”的诞生。

从官方视角看，他代表了“舆情应对”的迭代升级。如果说谢主席是第一代“直白且无效；那么白晓生就是第二代“软引导”的“新型狼王” 。他精通“表演式透明”、“议题污名化”和“规则利用” 。他比官方更懂如何“引导”舆论。

从工厂视角看，他简直是“主动上门”的“救星”。在工厂因污染事件的陷入困境时，是白晓生“主动投靠” ，并一手“制造”了“敲诈勒索”的剧本。他提供了一套“法律武器”，让工厂从污染的“加害者”，摇身一变成了“敲诈”的“受害者”。

从律师界视角看，这无疑是一场行业“奇观”。一位自诩“江湖名号”响亮、师承名门的“专业”律师，其“专业”操作竟然是：教唆客户“构陷”维权者；在法庭（微信群）上公然使用“停产报告”这种虚假证据；对群友进行系统性性骚扰；并赤裸裸地威胁将“反对者”送进“大狱” 。他的“专业”，重新定义了“专业”二字。

从民间视角看，他通过注入海量的、真假难辨的“信息熵” ，辅以人身威胁和“脏弹”攻击，试图彻底摧毁了公共讨论的信任基础。当他发现无法在200多人的“吃瓜群众”面前赢得“狼人杀”时，他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利用平台规则“炸掉”整个游戏房间，强行结束了真相探寻。

而在两个微信群“关注四川绵阳如何应对舆情”（鱼群和羊群），他以一己之力，污染了两个200多人的公共空间，其污染程度，丝毫不亚于朝阳磷肥厂的氟化物。

更多详情，请见以下几篇文章：

污染曝光后，有关部门潜入一个13人的微信群应对舆情.pdf

神秘博士潜入“关注四川绵阳如何应对舆情”微信群，6天7夜，终于炸了一个微信群.pdf

污染、官方和舆情大师

《涉事工厂到底给“舆情大师”支付了多少钱？》

《从官方到博士：2025高端“舆情应对”必修课》

1、直接删贴、封号、喝茶、抓人、境外势力都只是基础应对，中高端应对，总是充满想象力。

2、北方某地污染曝光，当地有关部门亮出眼花缭乱的“七种武器”，让吃瓜网友大为惊叹，有评论说这些招曾搞定很多人。最终，当地花3500万解决问题。

3、高端的应对，不只是权力打压，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各种策略涌现，可让一部分围观网友或迷惑或信服或厌倦，可让真相迷失在更多“真相”之中。

4、……

线上分享者：

郑宏彬策展人，社会性艺术与艺术行动的长期策划者。他策展的“九个发布会” 、“重金属乡村巡演”、为城市化进程中拆迁群体发声的“村民记者”白石洲系列项目等，皆是深入社会现场、对“失语者”叙事进行赋权和组织的经典案例。

坚果兄弟艺术家。他曾因“持续曝光污染问题”——包括被广泛关注的“小壕兔乡水污染”项目 ——而亲历了全套“舆情应对”流程，并付出过自由的代价。

他们将从“被管理者”的第一视角，提供关于舆情应对运作的实地信息。

参与对象：

本课程根据参与者在信息生态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不同，进行受众区分：

参与对象 A类：

• 想提升业务能力的五毛、涉事方。包括但不限于：战略叙事的操作者、涉事方、及其他寻求提升“叙事管理”业务能力的专业人士。

参与对象 B类：

• 研究五毛/高端五毛的人、吃瓜方。包括但不限于：研究人员、评论者、以及对信息战和叙事构建感兴趣的公众，再及应对者。

课程费用：

依据参与者在信息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本课程采用分层准入机制：

A类：250 RMB（即500个“五毛”单位）

B类：33.3 RMB/66.6 RMB/99.9 RMB (请依据自身情况随意从中选一个数字支付)

课程福利：

前22位报名福利：赠送《天黑请闭眼：高端舆情实战手册》内部资料（PDF版）。

课程信息：

• 开课时间：

  11月12日（周三）晚 20:00 – 22:00

• 线上开课： 

    付款后将引导入群。

如何报名：

请微信联系 jianguoxiongdi

澎湃、红星、津云和大风新闻刊发篇数最多，平均每月在4篇至9篇。其余32家媒体每月刊发监督报道的数量均低于3篇。平均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刊发一篇监督报道的新闻媒体，也被计算在内。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2505.html

今天是第26个中国记者节，也是我2003年入行以来的第23个中国记者节。

这几年来，每个记者节，我都会对自己的“记者纪年”（从上一年的11月8日到这一年的11月7日），做个“年终盘点”——算是对自己，以及对各位长辈、朋友的“工作汇报”。

这个“记者年”（2024年11月8日-2025年11月7日），我一共发表了43篇新闻稿，相比上一个“记者年”，发稿数量减少了20%。

写稿量、发稿量减少的原因，完全是我自己。

我希望自己能够写得更好一些，“水稿”、“烂稿”尽量少一些。

当记者的时间越久，对文章的自我要求、期许，可能确实也在逐步增加。

前些天，一位我非常非常钦佩的前同行在朋友圈里写道：

“记者生涯末期，我秉承一个原则：不是独家，那我就不写了。

这不是某天早上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它是慢慢形成的，像一种疾病，先是轻微的不适，然后是无法忽视的痛苦，最后变成了我唯一能接受的生存方式。

独家的意思很简单。你要领先所有人，不是领先一小时，而是领先好几天，有时候是几个星期。你要早到能听见对面的编辑部陷入混乱，他们的编辑在电话里喊：‘我们自己的稿子呢？！’……”

“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所以，这一年来，我或多或少地拒绝了来自报社的考核要求——原本要求是每月写至少4篇稿，我不愿意为了完成数量的任务，去凑这些篇数，哪怕我会因此被扣掉一部分原本就不多的工资；我也拒绝了几位很好的朋友的请求——理由是别人已经写过了的事情，在新闻事实层面，我也没有得到更多的真正的独家突破。

——我要向这些朋友们致歉；而且，以后我可能会越来越顽固地“傲娇”，会越来越多地拒绝。

在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11月7日，我发出的43篇稿件里，有10篇在发表后“不见了”，长的活了几天、十来天；短的，则存在不到一小时。

这10篇的数量，相比我的上一个“记者年”里的8篇“不见了”，比例增加了25%。

这10篇分别是：

2024年 11月14日 

《江西上坊乡女党委书记李佩霞一审获刑3年》

2025年 1月16日 

《万科总裁祝九胜被公安机关带走》

2月25日 

《民主生活会上被带走 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原主任潘苏彦“落马”》

4月18日 

《湖南机场集团董事长邱继兴涉性侵，已被刑拘》

4月19日 

《江西一地产开发商被控向亲兄长行贿近1200万元》

6月28日 

《中交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双双易人》

7月8日 

《武汉市原市长周先旺被调查》

7月27日 

《河南新乡警方等多部门联合办案 少林寺住持释永信被调查》

9月16日 

《华能信托17亿元“信保贷”资金被骗幕后》

10月20日 

《法院认定：东风汽车子公司总经理收受某上市公司董事长30万元贿赂》

在“不见了”的稿件之外，这一个“记者年”里，我觉得相对重要的“独家稿件”还有：

2024年11月29日 

《涉嫌非法开设赌场 山西“前首富”张新明兄弟三人被警方调查》

张新明的“传奇故事”，在过去十年乃至二十年里，一直是山西政商界的热点。

文章发表之后，有代表张氏家族的人来找我，讲述了更多的“背景内幕”，其中不少细节，令人瞠目结舌。

我也知道，直到今天，这个案件还在持续深入进行中，我肯定会持续关注下去的。

2024年12月8日 

《最高法原刑庭庭长：法官与律师发生冲突 主要责任还在法官》

最高法刑五庭原庭长高贵君先生对近年来屡屡出现的刑事案件诉讼中，律师与法官发生冲突之事，讲了几句公道话。

我们的文章发表之后，在司法界引发了不少的关注。

据说，高老先生也饱受了压力。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也差点被“不见了”；同时，还有一些法律行业从业者说我在“造谣”，讲他们看了会议直播，高先生根本没讲这句话。

——我在现场听了全程，并且也全部录音了，事后还再三核对了录音。我好奇，为什么那些不在现场的人，好像更能掌握“真相”？

然后，从2024年12月到2025年6月，我就中国象棋界的腐败窝案，又写了5篇报道：

2024年12月2日

《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易人 曾任主任6年多的朱国平去职》

2025年1月12日 

《一盘棋“卖”20万元 41名中国象棋手被处罚》

4月11日 

《王天一、赵鑫鑫等6位中国象棋手被公诉 涉受贿行贿两宗罪》

5月12日 

《中国象棋“窝案”开庭：王天一涉“买棋”22笔 检方给出具体量刑意见》

6月13日 

《中国象棋的“秘密”：多少冠军靠“买卖”而来？》 

在这其中，2025年6月13日 《中国象棋的“秘密”：多少冠军靠“买卖”而来？》 一文，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也算是这两年来，我对中国象棋反腐行动的一篇总结性报道吧。

2025年5月9日，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就象棋腐败“窝案”一审公开开庭。我提前从北京到了杭州。

在这之前，我联系上城区法院要求到法庭旁听，未获答复。

当天法院戒备森严，我用了不少力气，才得以悄悄进入法院审判大楼——我甚至想过，要不要“翻墙”进入。

如果我“翻墙”，有没有涉嫌“违法”、“违规”？

这样的“翻墙”在十几年前的中国记者工作中，其实是司空见惯的“日常操作”。可为什么，现在，我要问自己，如果需要“翻墙”，我会不会涉嫌“违法”、“违规”？

我进入法院之后，又多次联系法院的院长、副院长等人，再次要求旁听。

答复说，旁听席已满。

我讲，这是“公开审判”，我去法庭外面看一下，如果确实没有空座了，我立马扭头就走。

法院依然不答应——因为在我这些年的经验里，就没有见过完全没有空座的旁听席，所以我敢肯定，法院在撒谎。

僵持中，法院有工作人员说，下一步法院可能会就这个案子公开发通报、通稿，到时候会第一时间把通报、通稿给我……

说实话，一方面，我理解这位工作人员的“好意”；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受到了“侮辱”——不是对我个人的“侮辱”，而是对于我们“新闻行业”的“侮辱”。

因为这些年来，对于重大公共事件，主事者越来越习惯于发通报、通稿；而不是让记者去现场自主采访、写稿；当然，他们自己也不会接受记者真正的采访了。

久而久之，媒体接受了这样的“安排”，“驯服”形成了：

一切，等通稿……

2025年1月

还有2篇报道，自觉可能比较重要。

1月16日 

《万科总裁祝九胜被公安机关带走》

稿件发布之后，引发了大范围的震动。

祝九胜的“朋友圈”后来更新了，结果一些自媒体，包括机构“媒体”纷纷说，祝九胜在“辟谣”。甚至当晚和第二天凌晨，还有祝九胜与外界通电话进行“辟谣”的消息发出。

可是如果我没有完全十足的把握，如果我真的写错了，我相信，用不着祝九胜这样来“辟谣”，万科公司就会把我，乃至把报社都给“吃”了……

除了祝九胜，以及因为其他事项而“消失”了的万科新任董事长辛杰，万科的事件，还在持续。

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最著名的公司，作为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房地产行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现象级的企业”，万科的命运，祝九胜的命运，以及可能的郁亮们的命运，甚至王石们的命运，究竟又会如何？

……

1月22日 

《争夺“千年金矿”——豫陕两省究竟谁在越界采金？》

以及，6月20日 《豫陕两省“千年金矿”案后续：河南法院一审重审 陕西金矿11名员工获罪》

在黄金价格不断刷新历史记录，不断创新高的今天，金矿的事件格外引人瞩目。

我从2024年年初就开始跟踪关注这个事情，然后也去了几次现场，访谈了不少人，读了很不少的材料。

在我看来，这个案件不乏“以刑夺金”的嫌疑——金矿的利益，实在太大太大了。

我还很感慨，河南警方，以及陕西警方，分别对对方省份的几十个金矿员工，采取刑事强制手段的“对等做法”。

普通公民的个人自由、尊严，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难道就这样不重要么？

时至今日，陕西金矿一方还有几个人被河南司法部门强制羁押着，案件二审，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我在想，在巨大争议面前，国家层面是否可以来指定管辖，由河南、陕西之外的第三省进行调查、处置，以及可能的司法审判，才能相对更公平、公允一些？

到了4月，4月18日

《湖南机场集团董事长邱继兴涉性侵，已被刑拘》

以及，6月7日 《纪委监委跟进调查 涉性侵的湖南机场集团原董事长邱继兴被撤销政协委员》

邱继兴的这起丑闻，大概是这些年里，被曝光的级别最高的性侵者了。我的第一篇稿件，只存活了40来分钟，不过影响还算是比较大。

发稿后，我在朋友圈里如是说——这也是我的真心话：

4月，还有一篇性侵案的丑闻：

4月26日 

《中粮信托财富中心总经理任杰因猥亵女性被行拘10天》

这些年，见过、写过不少官员以及央企国企管理者的性侵案丑闻，比如2024年我还写了华润置地中西部大区总经理陈刚的丑闻。

我是愈发认为，我们男性深刻的劣根性，很多时候，还不仅仅是“普信”——普通而自信；而是“糟信”，是“糟糕而自信”。

7月，首先是海航的案件。

7月19日 

《一审领刑12年 海航原董事长陈峰当庭表示上诉》

以及，7月22日 《海航集团原美籍高管、首席执行官谭向东三罪并罚获刑6年》

海航曾经也是“万亿帝国”，就主业而言，海航是中国唯一的五星级航空公司——不是国航，不是南航，当然更不是东航。

这个“万亿帝国”，与当年的“明天系”、“安邦系”一样，前几年倒台了。

陈峰个人，也免不了牢狱之灾。

一审宣判，陈峰当庭提上诉，也算是一种态度。

不过更让我感慨的，后来的二审，即使是陈峰这样的人物，也没有获得开庭审理的机会，而是直接维持……

——刑事案件的二审开庭，为什么依然这样难？！

少林寺释永信的案件，在我看来，是这几年最重要的司法案件、职务犯罪案件之一了。

7月27日 

《河南新乡警方等多部门联合办案 少林寺住持释永信被调查》

这篇稿件存活的时间很短，“消失了”的直接原因，令人啼笑皆非。

后续，我又去了几次河南，希望以后有可能对此事做更多的报道。

7月28日 

《居然智家董事长汪林朋意外去世》

汪林朋先生的自戕，令人唏嘘，包括后续的一些发展，也让人难以接受。

就新闻本身而言，我感到难过的是，明明我们可以在确认消息后的第一时间，把稿件发出来，却不得不“等待”。

而且，类似这样的“等待”，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涉及到官员或者大人物们的不好的消息。

比如，这几个月里，就有如山西省长金湘军的新闻、广西政府主席蓝天立的新闻、内蒙古政府主席王莉霞的新闻、证监会前主席易会满的新闻、武汉市前市长周先旺的新闻，也包括这两天的西安书记方红卫的新闻，都不得不“等待”……

7月，还有一篇，关于武汉大学的新闻

7月31日 

《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正在处理“学生性骚扰指控被驳回”事件》

说实话，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沸沸扬扬一两年，我对这种事情，原本没有什么兴趣。

到了2025年7月底，我看到很多媒体又在纷纷报道此事，却似乎总觉得缺乏“核心采访”——当然，在重大公共事件里，缺乏“核心采访”，是长久以来中国新闻行业的普遍情况。“核心采访”，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也很大程度上需要运气。

在这个事情上，我运气不错，找到了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先生的电话，也打通了他的电话，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张平文先生说的一句话，“等上级的安排”（原文：至于何时会公布处理结果的问题，这位校长则称，还要等上级的安排），被很多媒体转载时改为了标题，并“引爆”网络。

没想到的是，20多天后，突然有人写文章，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乃至辱骂，说我是利用与张先生的中学校友关系，去设套行骗，是“背叛了校友”。

还有人以“内行”人身份，非常“认真负责”地教育我们：

类似事件，如果要采访单位的负责人的话，第一步需要去联系单位的宣传部门，发去采访提纲；第二步，得到对方应允后，再进行采访；第三步，在写完初稿之后，把初稿交给对方进行审核；第四步，对方审核同意后，我们才能进行发表……

对于这种指责，我在微博上做过一个回应：

“我可以公布全部的采访录音。实际上发稿后，我也已经向编辑部提交了采访录音。接通电话的一开始，我就明确地说，我是经济观察报的记者，而且从头到尾，没有讲这是私人聊天……”

我的朋友，张丰先生还公开写文章帮我辩护。

张丰先生说：

“……武汉大学校长，那句‘等上级安排’，其实是能代表2025年社会氛围的证词，也是这个事件的核心真相：很多困扰，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

“在武大发生的事情，想办法采访校长，本来是媒体的第一任务。但是，人们已经普遍知道，中国的校长，已经不会就公共事件表态，最多由学校的宣传部门回应。如果你致电宣传部门，会让你单位开介绍信；或者一句‘等通报’。

所以，大部分记者都已经和读者一样，只是‘等通知’而已……”

9月

9月4日 

《案中案：巨额“灰色收入”存进原保姆账户之后……》

这个案件不大，但确实有趣，我认为，这是典型的“黑吃黑”案。

我更感慨的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一个县，其县医院的中层科长，怎么也有“能力”获得几百万元乃至事实上可能更多的“腐败收入”？

9月16日 

《华能信托17亿元“信保贷”资金被骗幕后》 

金融类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额惊人，情形也很复杂。事实上，这个案件的作案者们，几年里从华能信托、徽商银行里，骗出来的钱，有100多亿元，然后有超过17亿的钱，还不上了。

有意思的是，这个案件里，既有骗了十几个亿，但检察院对其不起诉的重要参与者；还有两个意外死亡的重要参与者——一个是心梗死亡，一个是以极为血腥的方式自杀……

9月27日 

《东莞土地案争议：17亿元全额付款土地被无偿收回，再罚款3亿》

2019年年底，有民营企业全资付款，买下东莞的土地，结果在随后三年里，因为疫情管制等原因，困难重重。

没想到，东莞政府部门认定其土地属于“闲置”，宣布无偿收回，还要再罚款3亿多元。

我问了不少房地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对于这样大金额的土地无偿收回，再另外附加巨额罚款，他们都说，“闻所未闻”。

我更看重的是，在接下来民营企业就此提起的行政诉讼里，其起诉的对象包括东莞市政府。

一审，只能在东莞市所辖的基层法院审理；

二审，只能在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

——这样的“诉讼制度安排”，合理么？

10月16日 

《追诉中超“最神奇的比赛”：花5000万元，买下一场平局》

热热闹闹的中超比赛，买下一场球，需要多少钱？

5000万元。

结果，还没有买赢，只是一场平局。

事件的参与者之一，是已经获刑20年的李铁。

其他的参与者，目前有的在被追诉。还有的，避居海外。

除了这场5000万元的球，我看到的材料里，深圳佳兆业俱乐部前前后后买过的球，花费至少达到了亿元级别……

——这就是“中国足球”。

是的，在这天价的足球面前，涉案金额几十万元，顶多一百多万元的中国象棋腐败，简直不堪一提……

10月还有一篇报道，金额也不大，行贿者却是上市公司的现任董事长。

10月20日 

      《法院认定：东风汽车子公司总经理  收受某上市公司董事长30万元贿赂》

这些年，目力所及，上市公司高管、实控人们，涉及腐败案件被查，很多都不再主动披露了，包括森特股份这次。

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公开、透明、及时的信息披露，一定是股市持续健康发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也一定是“牛市”最有力的保障之一。

而且，公开、透明、及时的信息披露，不仅仅关于股市，也关于整个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拉拉杂杂，到此时，已接近凌晨4点了。

在写作这个“记者年”的总结时，我还瞅了几眼英剧《窃听黑幕》（The Hack）。

这部剧的一开头就吸引了我。

男主角，也是一个从业多年的记者，他讲到英国的新闻行业，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二手信息的被动处理者”（passive processors of unchecked，second-hand material ），媒体现在是“更多地依赖新闻通稿，而非自主挖掘新闻”（newspapers use press releases rather than getting their own stories）。

是的，“二手信息的被动处理者”、“更多地依赖新闻通稿，而非自主挖掘新闻”……

——这几句话，甚而让我觉得有些“惊心动魄”。

也许不仅仅是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等通知”、“看通报”、“转通稿”、“听上级安排”，会是，或已经是“主流”了，但这，绝不是新闻工作的本真，绝不是记者职业的本质。

否则，我们，又如何能成其为记者？又何以不愧于这个职业？

谨与诸位同仁共勉，并以此纪念，我们的“中国记者节”。

文丨将爷

夜深了，忙完读完写完了，喝几杯老酒，来这个公号说几句闲话吧。

今天，11月8日，记者节。一大早，就有近百位网友捎来祝福，但，我无一回复。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怕肩已软，我忧手已烂。故而，回避这种日子。

这一天，我只读书。

当然，在朋友圈，看了大量同行朋友们的“自嗨派对”，却也是真心祝福的。

我们活在时代的夹缝中，对所有能够坚强活着的人，甚至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人，我都是尊敬的。

我对这个行业有太多意难平，陆陆续续、隐隐绰绰地讲过。

余生，如果有足够宽松的机会，有些话，我会打捞出来的。总之，让时间作证吧。

老铁知道，我曾因为质疑某地一个媒体老总吹牛逼说他家的APP下载超1个亿遭到各种背刺。

其实，我现在最大的苦痛，就是某个场域和情境，已经出现了群体性作伪。

我研究媒介20多年，几乎是国内最牛逼的几家头部平台流量规则研究制定的参与者，我几乎能一眼就判断出，当前国内媒介在流量方面是否存在作伪。

做人，必须是有信仰的。

对新闻这个行业，我唯一的信仰就是真实性。抱歉，我最大的绝望，就是当前除了一些新闻事实造假，甚至连一些官办的平台流量也在造假。

我不敢点评，因为屁股不干净的太多了。

总之，有些所谓的官方平台，如果不刷量，屁股上的屎都早就臭气熏天。而他们刷量的钱，本质上讲，是纳税人的钱。

这是我没能勇敢揭露的。

因为如果真说到位，我自己都不知道会如何死。

但，2025年记者节，我在这里若隐若现地说了这番话，多年以后，如果此生有幸，能够平安活着，并且可以说出真心话，我相信，时间会交出真正的答卷。

我爱这个国家，爱这片土地，爱善良真诚的国民。

所以，我依然信仰，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线，真诚是所有写作唯一的基础。

我们可以真话不全说，但，我们绝不能说假话，更不能作伪。

余生，我纵然生活境遇越发艰难逼春仄，但，不说假话，是最后的底线了。

说得直白点，这也是对D忠诚。

我将心事附瑶琴，虽然，得不到足够的回音，但，真的尽力了。

白纸黑字，不负经典。

历史终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全面检测我们写下的所有文字，说过的所有

我的命运不在今天，而在未来。

今天白天，我写了一篇悼念刘道玉的文章。本来，激情与悲情相和，但，成压抑了。

即便如此，最终，我只能将文章发在“谷小九”了。

其实，即便是小号，我也只发了简单的一部分，4000字，被我压缩成了1000多字。

因为，我看到，社交媒体上，几乎所有写到深处的文章，都被烧成灰了。

我给这篇文章做个超链接，你们去看看吧。

未尽之言，如同刘校长未竞的改革事业。

最后，要说点事情——双十一之际，出版社给了我超级福利，拿出了一批优质书，回馈老铁。

具体，请打开“人格志”公号或视频号，点击橱窗看。

还有，最重要的是，我的“签名+钤印”的新书，在下面链接中独家推出了！

这里要特别讲的是，出版社给了个套餐，原价最低275元的5本书，只需要75元。

其中一本，是我的《不负经典》的“签名+钤印”，另外四本，是阿来、苏童、陈忠实和范稳的书。

这四个人，有三人已经获得茅奖，另外一个，我预测未来应该会获得茅奖。

这个套餐意味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能看得起我的“签名+钤印”，那其他4本书总共就30元，每本也就7块多。

打开购买，有三个选项，争取拿到你最喜欢的福利。对，有些是一折多了。

我昨天直播时说，出版社给的不是白菜价，而是狗尾巴草的价。

如此好书，如此价格，我之前从未遇过，此次也不敢相信。

觉得值得的好朋友，可以下单购买了，这是超级值得的送礼。

卖书是一件令我憋屈的事，但，我更清楚，这个世界，卖书本身就是文化摆渡，也是高贵的事。

今天，是记者节，有很多人祝我快乐，但我挺难过的。

我想，不论如何，余生能多写些真诚真实真心的话，就好了。

今晚，我很想交代一人观点——不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社交媒体，任何讲事实、说真话、传正义的媒体，都是真正的媒体。

是的，良心自媒体，也是正当媒体。

最后，我要说的是，沉痛悼念刘道玉。这个真爱人才的人，这个真正站在独立与自由的立场上捍卫专业和正义的人，必将被民众永远记忆。

世间再无刘道玉，道义最怕记者节。

爱人才，说真话，做好人。

我们这一生，能做应做的，就是讲真话，写真文章，也不过时间如此。

全文完：感谢各位。请欢迎关注人格志视频号，方便我们在直播间交流：

昨天午后最好的消息，是成都有杏书店主理人张丰老师发文说：就在有杏书店继续做吧，书店可以继续开下去啦。

在过去的几天，网上到处是纪念即将消失的有杏书店的文章，很多人有良好的接纳万物的心态，觉得与书店曾经邂逅，从此美好留心间。可是我没有，我比较狭隘，认为偌大一个成都，容不下一家小小的书店，这就已经不美好了；我开始迷茫，因还没找到任何渠道去听那些思想快闪，去参加大咖嘉宾的分享活动，书店就没了，我该去哪找那份滋养？心里最柔软的部位将何处安放？尽管，我明白读书和思考是一件很私人的事，但当听到那么多鲜活的人在用心的分享，那么多年轻的心灵在与我共读，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我不孤独，还认为希望无处不在。

书店会员的不舍与回馈。这手字是真漂亮

不管是什么大舆论核力量让书店活了下来，我都心存感激。因为我过几天准备去成都，原以为是去告别，去填补遗憾。到现在，可以堂而皇之的说，我是来逛有杏书店的。

在洪范组织的关于指居存废的直播讨论中，大家呼吁废除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也有专家提出，废除可能性不大，但进行规制的可能性很大，最终指居新规说明，在一系列被关押人的死亡或植物人的代价，以及体制外的众多呼吁之后，体制内的回应是加大规制力度，总结为：内部制约为主，外部制约为辅，重大案件还会用。

内部制约主要是公安系统内部，纵向为内部审批提级，原来是县公安局即可指居，现在提及到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直辖市所辖的区等公安局，要省级负责人审批。横向审批增加一个环节，就是公安内部的法制部门审核批准。

另一个重要的内部制约是，将指居地点的办案和执行相分离，即管理指居地点（执行指居）的和审理案件的内部分离，当然，还是一个公安机关内部人员。但是，审案的如果在指居场所出了问题，管理（执行）的警察也要承担责任。

新规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措施是，办案和执行分离。办案（审问）部门的警察要出具传讯通知书，将人提出去，在执法办案场所讯问室进行。这意味着，公安机关将在看守所和指居场所之外，另外的讯问场所，譬如办案中心进行，而且要全程录音录像。不得超过8小时。而且办案人员临时将人带出去，要执行部门的人全程陪同。

对于公安的外部制约，主要是检察机关的外部制约，检察机关的制约，对收到公安机关对《监视居住决定书》之后，进行审查，认为不符合规定，经检察长批准，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公安认为对，就改正。公安认为不对，没说。第二点是，收到《监视居住决定书》之后，检察机关24小时内去现场监督，还可以查看录像，和被居住人谈话，来实地监督。至少每周来一次监督，2人以上，至少1人是检察官，应当如实记录。被监视居住人可以约见检察官，检察官24小时内必须会见。

检察机关的外部制约当然很有价值，但同样有价值的外部制约，就是律师会见。除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之外，律师要求会见的，48小时内，必须安排会见，公安不得在场，时间次数不受限制。这个就堵死了很多公安机关实质上，在指定地点监视居住期间，不让律师会见，一旦让律师会见，很多涉嫌刑讯逼供的行为就会曝光，亲属和社会舆论就会监督。这就是外部制约。内部制约，外部制约，把环节增多，链条拉长，其中的目的，是责任分配，如果谁的环节出了问题，谁就要被追责，某种程度上就是内外互相制衡。

还堵住的法律漏洞是，设定了不可指居的条件，检察机关不批捕的不能指居，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地有固定住处的（包括自己和近亲属自有或租赁房屋），禁止为了适用指居而指定异地公安机关管辖。这是针对实践中某些公安机关钻法律空子，你在浙江嘉兴有房子，我把你的管辖区指定到浙江湖州，你就没固定住处了。甚至，你在嘉兴桐乡有房子，我把你指定到嘉兴海宁，你就没固定住处了。这条在最终执行中，很可能会对一些公安部指定的案件，不适用，譬如证劵犯罪，公安部指定到别的地方管辖，也有地方会实施指居。很可能，公安机关认为，我们这不是因为适用指居而指定异地管辖。在实践中，尚待观察。

现在我们来分析，指居新规可谓对指居规定非常详细，按照媒体报道说，有的警察说，这样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再适用指居。我认为，既然公安部和最高检如此详细规定指居的条件，以及内外规制措施，但依然要保留指居，充分说明，指居的威力依然是强于关在看守所，如果说，威力弱于看守所，基本就可以废除，或者如北大陈永生教授说的，在家监视居住即可，无需设定指居。

保留指居的现实考量，依旧是根植于指居的核心，单独关押。人是需要群居生活，一个人单独住久了，会非常难受，看守所和指居，都剥夺了自由，看守所提供了一群看上去那么不可爱的人，至少可以聊聊，即便可能被欺负，也胜过了单独关押。其次就是关押时间长达6个月，比看守所37天就要面临检察官批捕考验，时间够长。这漫长的6个月中，发生什么，都要独自面对。第三，在公安机关的办案审问中心审问，比在看守所审问，或许有所不同。这个或许是最大的变数，且待以后时间观察。

对于重大案件，设区的市一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依旧可以适用指居，表明，对各地的重大案件，如果看守所难以突破，或者37天时间不够，指居依然是很可能的选择。这次指居的改革，希望对以后留置改革能有所影响，因为，指居新规里有一些规定，还是很有意思的，譬如，提供充分必要的饮食，保证其每日连续8个小时以上休息和必要的活动，譬如外部制约的律师会见，检察机关监督，都有助于改善被关押人的基本人权。

另外一个新意思是，朝野互动，最近3-5年，指居被各地公安机关广泛使用，导致很多弊端之后，学术界和律师界对此诟病不断，社会舆论也纷纷批评，河北暴家指居死亡案，导致批评滥用指居的最高峰之后，在此期间，最高检和公安部出台这个新规，也是一种有效的回应，表明，并非对社会舆论置之不理，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回应方式，虽然不是完全同意废除指居的意见。

社会进步，法制改善，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会有反复，会有进退，但如韩愈《 送孟东野序冬》：“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 一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不平则鸣，闻后有回应，良性的互动，利国利民，毕竟人人都可能有被指居的一天，当然，对官员而言是留置。所以，留置也需要改革，当然，这一天恐怕会等久一点。

文｜李宇琛

2025年10月27日下午，昆明，高芳接到一通来自市中级法院的电话，通知她本周五可以去见丈夫周权的最后一面。

一天后，一封由她署名的、悬赏百万寻找关键证据的公告出现在网络上。这份民间悬赏，质问着一个已经被最高审判机关核准的死刑判决。

给高芳的电话很短。

那头的人声音很平静，公事公办，只是在履行程序。根据一位律师的说法，这种通知通常意味着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已经走完，核准死刑的命令已经下达。

电话里的人没有提“死刑”，也没有说“执行”。他只是通知了一个法定的程序：

临刑会见。

高芳说，挂了电话，她有那么几分钟什么也没听见，世界是静的。

那一夜，高芳整夜无眠。第二天，散落在各地的亲戚都赶了过来，挤在高芳昆明的家里。没有人说话，只有孩子的哭声和断断续续的抽泣。周权的儿子周泳宏，一个在这九年官司中长大的少年，抱着头蹲在角落。

这场沉默的家庭会议最终达成了一个共识：沉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们决定把一切都说出来。

这意味着，留给周权的时间，只剩下了：

2天。

10月28日深夜，高芳在亲戚的帮助下，写好了那封后来流传甚广的《刀下留人：致最高法院张x院长的一封公开信》。

信里，她用一个底层女性最朴素的语言，讲述了这个案子最核心的矛盾：一群拿着东洋刀、琅琊棒的本地人至今身份不明，而被追砍反抗的外地农民工却要被执行死刑；一份能还原文物证的32G行车记录仪视频，在最关键处不翼而飞。

信的结尾，她写道：

我们没背景、没依靠，唯一的依靠，就是相信法律会伸张正义。

这句话，像一句来自民间的天问。九年前，这个家庭把全部的信任交给了法律，九年后，他们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最高法院院长办公室里可能永远不会被打开的一封信。

奏折递上去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那句批复。

文章通过一个名为“刀下留人-周权 李冬”的公众号发出。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它像一滴水汇入信息的洪流，没有激起太多浪花。

转机出现在29日，多位法律界人士，包括此案的辩护律师朱明勇、郭鹏、刘长等人，开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转发这篇文章。

律师郭鹏写道，这个案子使他们一众参与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再憧憬法治的未来。

这篇文章开始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阅读量从几百，迅速突破一万，人们在评论区里留下惊叹号和蜡烛，追问着那消失的32G视频的下落。

然后，它消失了。

点开文章链接，弹出的页面上只有一行灰色的字：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几乎在同一时间，家属们发现，他们准备发布的另一篇梳理案件七大疑问的文章，也无法发出。系统提示：

此内容发送失败无法查看。

一场线上的攻防战开始了。人们用截图、转存PDF、甚至做成长图片的方式，继续传播着那封公开信。高芳的公众号被封了，他们就换一个公众号。周权的儿子周泳宏，用他自己的账号，一遍又一遍地发布着同一句话，像是在哭喊，也像是在凿墙：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望最高法院务必刀下留人！！

在所有的文字都被反复删除后，高芳一家做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决绝的决定。

10月28日晚21点52分，一份《悬赏公告》出现在网络上。公告的逻辑简单粗暴：既然国家机器找不到那份关键证据，那就让社会去找。

公告详细列出了涉事车辆的车牌号“云AZ1V16”，失踪视频的文件编号“14340137.AVI及其后续”，并承诺：

凡能提供……完整行车记录仪视频……均可获得100万元悬赏。

一百万，买一个真相。

这大概是中国司法史上，第一次由一个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人家属，公开悬赏寻找本应由公权力保全的核心证据。

公告的最后，高芳留下了一句话，像是在对九年的司法程序提问，也像是在对冥冥中的某个存在祈祷：

真相或许就握在您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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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缠绕周权案九年之久的，有两个幽灵。

第一个幽灵，是一段容量为32G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它来自一辆车牌号为“云AZ1V16”的白色丰田车。案发当天，这辆车就在冲突的核心。

故事的最初，这份视频曾是这个家庭的圣杯。

案发后不久，当高芳和律师们得知有这样一份完整记录了现场影像的物证时，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一位早期介入的律师告诉高芳，这种有客观视频的案子，事实清楚，没什么可担心的。

高芳当时也这么觉得。她说：

有视频，一切都清楚了。

他们以为，这台小小的机器，是上帝投向人间的一瞥，能照亮所有的黑暗与谎言。他们开始等待。等待这段视频在法庭上播放，还他们一个清白。

他们等了九年。

九年间，案子一审、上诉、发回重审、再一审、再上诉。卷宗堆积如山，从157本增加到更多。但那份完整的视频，始终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

三段由昆明市公安局提供的、经过剪辑的视频片段。

根据家属的控诉材料，这三段视频不仅在文件名尾数上不连续，其中两段之间，更是有着长达54分钟的空白。

54分钟，足够发生任何事。

对于这份决定两条人命的关键证据，云南省高级法院在2023年作出的终审裁定书里，给出了最终的官方结论：

因该内存卡损坏，无法当庭播放。

一句“损坏”，为所有的追问画上了句号。但对高芳一家来说，这只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他们聘请了北京的电子数据鉴定专家，对仅存的三段视频进行分析。

专家给出的意见简单而尖锐：

人为删除。

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像两扇门，一扇通往意外，一扇通往阴谋。中国的司法系统，选择了前者。

于是，这个案子诞生了第一个幽灵：一段官方认定“已死”（物理损坏），家属坚信“被杀”（人为删除）的视频。它徘徊在卷宗里，你看不见它，但它无处不在。

而第二个幽灵，是一辆蓝色的保时捷。

根据家属在《紧急情况反映》中的说法，案发当天，对方的核心人物代小龙，驾驶着一辆车牌号为“云AL2A21”的蓝色保时捷。这辆车不仅多次冲撞、堵截，车上还有未到案的嫌疑人张金龙等人。

家属称，这位蓝色保时捷的车主，是昆明官渡一带“著名的黑恶势力”：

杨天斗。

这个名字，以及这辆高调的豪车，在家属看来，是解开所有谜团的钥匙。他们认为，这才是真凶的线索。

但在官方的叙事里，这辆保时捷的命运和那份视频如出一辙。

据家属披露，冲突的核心人物代小龙，在最初的笔录中曾承认张金龙等人在车上。但几天后，他突然改口。对于张金龙是否在场，他的记忆忽然变得模糊：

记不清了。

随着这份笔录的变更，蓝色保时捷和它背后的杨天斗、张金龙等人，也一同从案卷的核心地带淡出，最终彻底消失在判决书的视野之外。

就这样，一段关键的视频，一辆关键的豪车，都在官方的叙事里归于沉寂。一个坏了，一个忘了。

两个幽灵，共同守护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而周权和李冬的命运，就在这个黑洞的边缘，等待着最后的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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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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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市中级法院（2020）云01刑初222号判决书里，周权是一个教父式的人物。

判决书的叙事从2010年开始。那一年，周权利用亲属、战友等关系，通过聘用、纠集等途径，网罗了包括他大舅子高书林、侄子李冬在内的二十余人，在昆明新螺蛳湾一带“逞勇斗狠”，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这个组织层级分明，以发放报酬、发包工程的方式笼络成员，同时使用殴打、辱骂等手段威慑管控。他们通过挂靠多家建筑公司承揽工程，攫取经济利益，并以此为依托，实施了聚众斗殴、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多起暴力犯罪。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扫黑故事模板：一个外来者，在城市的灰色地带崛起，建立自己的地下秩序，最终被强大的国家机器扫除。

这是一个好故事，唯一的问题是它与事实的距离。

2019年初，律师杨航远在昆明市盘龙区看守所会见了这位“黑社会老大”。彼时，一审死刑判决已下。但周权身上看不到颓丧，他身高马大，身上还带着军人的孔武之气。

他一边在判决书上写写画画，一边告诉律师：

我就是一个包工头。

根据周权自己的讲述，他的人生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初中毕业去当兵，退伍后到西藏卖水果。听说昆明好赚钱，就和妻子高芳来到这里。没技术，没门路，只能在建筑工地做苦力。

他至今记得，看到怀着孕的妻子还在街上蹬三轮车时，自己回到家哭了一整晚。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他一天打两份工，像骡马一样干活。

后来，他发现当包工头赚钱，于是凭借着当过兵的仗义和认真，慢慢拉起了一支队伍。手下的人，大多是像他一样从四川农村出来讨生活的亲戚和老乡。

判得重的人是我的亲戚，判得轻的是我的工人。杨律师，你看我们这些人像黑社会吗？有这样的土八路黑社会吗？

在会见中，周权唯一一次情绪失控，是提到妻子高芳的时候。这个一米八的大汉泣不成声。他说，高芳才是家里的“老大”，自己赚的钱都交给她，让她十分钟回家，他不敢十五分钟才到。

对于这个被官方定性为组织、领导百人黑社会，在昆明建筑市场形成非法控制的“教父”，周权和他的家人坚称，他们是一群被冤枉的农民工。而刘长律师的评论，则更加尖锐。他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个轰轰烈烈的案件：

凑数。

“把被打的农民工抓来作为黑社会凑数”，这个指控的背后，是案件中另一个巨大的荒诞：加害者与被害者身份的彻底倒置。

在家属的叙事版本里，2016年6月29日那天，真正主动挑起事端的，是以代小龙、李聪为首的矣六村村民。家属在一份控告材料中称，这是一个“长期盘踞在昆明市官渡区矣六二甲村的地方恶势力团伙”，有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等前科。

他们才是黑社会：

他们手持东洋刀、狼牙棒，主动上门打砸闹事。而周权一方，从始至终是被追打、被迫还击的一方。

但在最终的判决书里，故事走向了另一个方向。手持凶器上门的一方，其核心成员李旺、刘松，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被害人”。

而被追打的农民工一方，周权和李冬，成了故意杀人的死刑犯。

代小龙2014年7月18日因犯开设赌场罪被判刑，缓刑两年，2016年6月29日代小龙参与聚众斗殴，还在缓刑考验期：

在缓刑考验期内参与犯罪，居然未被收监。

2016年8月末，代小龙接受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调查，并因涉嫌聚众斗殴罪被刑事拘留，后被逮捕，然而，代小龙居然又在2017年2月底被：

取保候审。

这让周权想不通。他在看守所里对律师说，那个开保时捷的村霸，带着一帮人拿着武士刀来打人，警察却不对他们进行调查。

这个逻辑的转换，像一个精巧的魔术。帽子换了，黑白也就颠倒了。

3

在中国，每一个死刑判决，都必须经过最高法院的核准。

这道设立于2007年的程序，被法学界普遍视为法治进步的里程碑。它像一道最后的闸门，理论上，可以过滤掉所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确保万无一失。

刘长律师在他的评论里写道，死刑复核收归最高法，曾是“我们这一代法治记者最津津乐道的事件”。

对于周权的家人而言，这也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在经历了云南省两级法院充满争议的审判后，案件卷宗被送往北京。高芳和她的律师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申诉。他们将希望寄托于这道“最后的闸门”。

他们相信，离开了云南本地复杂的环境，北京的法官会更客观、更审慎地审视那些致命的疑点：消失的视频、身份不明的行凶者、被指控包庇的蓝色保时捷。

根据辩护律师之一张亮后来发布的一篇文章，他们的努力似乎收到了回应。

文章中披露了一个关键细节：

最高院死刑复核的主审法官在听取意见时也曾明确表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最高院会对全案进行复查。

这位主审法官进一步做出了更具体的承诺。他表示，最高院会：

调取行车记录仪和同步录音录像等关键证据。

并且，最高院会：

追究故意删截隐匿关键证据的那些人的责任。

这个承诺，对已经奔走多年的家属和律师来说，无异于天籁。它几乎印证了他们的所有判断：案子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最高法主审法官口中说出的这八个字，意味着周权和李冬的生命，有极大的可能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这完全符合法律界的预期。刘长律师就曾断言，依据最高法自己的案例库，“至少十个以上的理由，都不应该核准”这个案子。

律师郭鹏也说，最高法内部有“十大不核准死刑的硬杠杠”，周权案至少占了七条。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闸门即将落下，拦住那辆驶向死亡的列车。

家属们开始等待最高院调取证据、启动复查的消息。

他们等待着。

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复查”的通知，而是“诀别”的电话。

张亮律师用一句话描述了这巨大的反转：

话音言尤在耳，证据一份未到，核准死刑的决定却突然从天而降。

那道被视为最后防线的闸门，在所有人都以为它会关闭的时候，悄无声息地升了起来。

最高法院最终核准了周权和李冬的死刑。

没有人知道，在那间位于北京东交民巷一号的最高审判机关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判断，是如何被推翻的？那份“调取关键证据”的承诺，为何没有兑现？

在家属和律师看来，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黑箱。

朱明勇律师在他的朋友圈写道：

最高法法官曾表示必须调取消失的视频，查明案情。但是，前天法官突然通知家属，外地两名农民工被判死刑，周五（后天）执行。

他最后评价：

这杀人也太随意了吧。

这种随意，彻底击碎了家属们对司法程序的最后信任。曾经津津乐道的制度设计，在周权案的终点，变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

它也击碎了辩护律师们的职业信念。郭鹏律师在陪同家属奔走最高法和最高检后，对他们说：

这案子使我们一众参与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再憧憬法治的未来。

法治的未来，在这一刻，似乎与周权和李冬的生命一起，被推进了那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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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法律世界的大门一扇扇关闭，高芳一家只剩下最后一条路：

走向市场，走向公众。

10月28日，在接到“临刑会见”通知的第二天，这场以“刀下留人”为名的喊冤正式开始。

主战场，是微信公众号，一夜之间成为了这个家庭最后的阵地。

第一颗信号弹，是那封《致最高院张x院长的公开信》。文章发出后，反响超出了高芳的预料。在多位律师的接力转发下，这篇文章迅速成为法律圈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

阅读量、点赞、转发，这些平日里冰冷的数字，此刻成了家属们衡量希望的唯一指标。每一个新增的阅读，都可能意味着多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冤情；每一个转发，都可能让这封信离最高决策者的案头更近一步。

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在这个战场上，对手并非只有冷漠。

文章发出不到24小时，链接就变成了灰色。一行冰冷的系统提示取代了原文：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违规”——这个模糊而有力的词语，成了他们遭遇的第一次绞杀。

高芳不明白，一个公民给最高法院院长的公开信，为何会“违规”。但她没有时间去深究。她和家人像一群熟练的游击队员，迅速开辟了新的战场。

一个号被封了，就换另一个。文章被删了，就做成长图片，或者PDF。

周权的儿子周泳宏，成了这场游击战中最执着的士兵。他一遍遍地复制、粘贴、发送那句短促而绝望的呼喊：

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望最高法院务必刀下留人！！

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争。一边是手握删除权限、力量无形的平台，另一边是一个随时可能失去一切的家庭。

在文字的传播路径被反复切断后，高芳一家祭出了他们的终极武器：

悬赏一百万。

这个决定，将这场反击从单纯的信息传播，拓宽到了市场经济。

“悬赏公告”的措辞极为专业。它没有太多情绪化的宣泄，而是冷静地列出了所有关键信息：涉事车辆的车牌号“云AZ1V16”，失踪视频的文件编号“14340137.AVI及其后续”，悬赏金额100万元。

这是一个清晰的商业报价。

当一个家庭不得不通过悬赏的方式，去寻找本应由国家机关妥善保全的核心证据时，这意味着他们内心里已经完成了对求助对象的转换：

他们不再仅仅向权力呼吁，而是开始向同胞们求助。

公告发布后，高芳的手机被打爆了。有打来表示支持的，有提供所谓“线索”的，当然，也少不了闻风而动的骗子。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案子以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方式，被牢牢地钉在了公众的视野里。

“百万悬赏寻证据”，这个标题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戏剧张力。它像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向那个宣称“内存卡已损坏”的官方结论。

与此同时，法律共同体的声援也达到了高潮。

朱明勇、郭鹏、刘长、张亮……一个个在中国律师界响亮的名字，开始为周权案背书。他们不是简单地转发，而是用自己的专业信誉，为这个案子的疑点作注。

如前文所述，朱明勇律师直接点出：“这杀人也太随意了吧。”

刘长律师则发出了对整个制度的拷问：“我无法掩饰对最高法院的失望。”

郭鹏律师说得更决绝：“这案子使我们一众参与辩护的律师，都无法再憧憬法治的未来。”

这些来自法律圈核心腹地的声音，让周权案不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鸣。它变成了一次对死刑复核制度的集体叩问。

金琳律师写下了一段话：

当刑事律师不再相信法律，大概也就不再会认真做案子了，但我们的相信能不能支撑得住，看的就是司法的良善能不能在我们希望枯竭前给留一口气了。最近这口气，就看这个周五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那个即将到来的周五。

留给周权的时间，只剩下最后几十个小时。留给最高法院的，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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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时间最终会来到周五。

昆明市第一看守所的高墙之外，一切如常。没有人知道，那扇冰冷的铁门背后，正在发生着怎样的诀别。

九年零四个月的司法长跑，它始于昆明街头的一把铁铲，难道就此终于最高法院落下的一纸命令？

回望这条漫长的道路，无数的碎片拼凑出一个巨大的荒诞拼图。

拼图的起点，是高芳的那句话：

唯一的依靠，就是相信法律会伸张正义。

那时，她还相信，一部能记录真相的行车记录仪，就是正义的化身。她只需要等待，等待国家机器将它播放出来。

然后，她听到了官方的结论：

内存卡损坏。

拼图的中央，是周权在看守所里的那场痛哭。这位退伍军人、包工头、别人口中的“黑老大”，在描述完自己如何被一步步推向死刑的深渊后，却因为思念妻子而泣不成声。

他说，到执行死刑那天，他不会为自己哭。

我为她心疼我这一辈子掉泪。

拼图的背景，在北京。最高法院死刑复核的主审法官，曾向律师许下承诺：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会对全案进行复查。

这个承诺，像一道光，短暂地照亮了这个家庭的绝望。但光很快就熄灭了。他们等来的，是那通“临刑会见”的电话。

最后，拼图的终点，落在了那份悬赏一百万的公告上。高芳一家不再向权力乞求，他们转向了市场。这个曾经只相信法律的家庭，最终选择相信金钱的力量。

他们向整个社会喊话：

真相或许就握在您的手中。

九年时间，足以让一个少年长大，让一个中年人鬓染白霜，也足以让一份对法治的信仰，从坚不可摧到支离破碎。

当一段关键视频可以轻易地被损坏，当一群手持凶器的行凶者可以长久地身份不明，当一个在缓刑期的村霸可以被违法取保，当一个明星法官可以设计一场没有辩护律师的庭审……当所有这些“不应该”叠加在一起，最终却依然穿透了最高法的复核程序时，那道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防波堤，是否还足够坚固？

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曾被视为一道坚固的防波堤，用以抵挡所有可能错杀的惊涛骇浪。它代表着一种国家层面的审慎与谦卑：

当国家面对任何一个国民的生命时，任何疑点都值得被无限放大。

这道防波堤，在呼g案、n🌲b案、车超案中，一次次展现了它纠错的力量，尽管有时迟到了太久。

但在周权案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可能。

那把号称最审慎的刀，和那份至今下落不明的视频，谁会先到？我们是否又将亲历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

距离周五还剩下24小时，留给最高法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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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0月29日

10月，蓝书屋邀请到媒体人、成都有杏书店创始人张丰在汉诺威和柏林分别举办了两场讲座。张丰分享了自己从事公共写作和开设独立书店的经验，也给观众们“科普”了不少成都文化的细节。

四川的茶馆文化源远流长。而近年来，成都则兴起了独立书店“热”，据一份统计，2023年成都就有15家独立书店（不包括二手书店）。【1】独立书店，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居民提供了与茶馆类似的公共空间，用于交流与讨论。

张丰于2023年8月创办的有杏书店，也是其中之一。书店是张丰和朋友一起开的，以门口的一棵杏树为题，称为“有杏”。

张丰说，疫情期间，人们内心渴望真正的物理上的共处，这种需求促成了公共连接的愿望。独立书店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书店甚至晚上营业，为公共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讲座中，张丰细聊了成都独立书店公共活动的概念，让我们看见独立书店的兴衰以及背后城市文化和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在公共空间不断压缩的当下，书店成为很多人寻求价值和意义的场所，也承载了深入城市肌理的交流和对话。

开书店，在张丰眼中，是另一种公共表达的方式。

在柏林的讲座中，张丰用历史性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职业路径和职业选择。他是中国都市报时代进入职业生涯的媒体人。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曾是中国都市报代表的《成都商报》担任编辑。这一时期，张丰亲历了媒体市场化与党媒体制的混合交织。那是都市报倡导公民社会与个人权利的黄金时代。

2015年起，他一边仍然做编辑，一边开始为各大报刊和网络平台写稿，担任专栏作家。彼时新兴的网络平台腾讯“大家”，给作者提供较大的写作空间，也有比之于传统媒体更高的稿费。

他于2019年期间辞去了都市报媒体的编辑工作，准备靠写专栏为生。然而，疫情初期，随着“大家”平台停止更新，张丰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但与此同时，疫情期间反而成为他创作最多的时候。社会对深度评论的需求激增，他开始经营个人公众号，写作量大幅提升，并直接介入本地公共事件。

张丰眼中的城市书写，和开书店是一回事。在当下中国城市，开书店和写公众号在工作性质、方式、审查压力上都非常接近。他说，通过关注本地具体的、务实的议题（如消防通道、医院停业），而非宏观意识形态批判，文章能获得更长的生命周期并促成现实改变。

以中国公共媒体的衰落和本地新闻的缺失为例。张丰认为，近期成都本地媒体对两起发生在本地的社会事件（小米汽车碰撞燃烧致死、成都女孩在公园自杀）“零报道”，是中国都市报媒体系统性衰落的结果。

汉诺威的讨论环节中，大家提出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年轻人会选择开书店，明明这并不是一门好赚钱的生意？张丰说，“我认为他们就是不想上班了。”能感受到他对年轻人处境的共情。这一代的年轻人面对工作的期望和态度，已经和上一辈不同。年轻人不愿再被传统职场剥削，尝试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在汉诺威的活动有近30人参加，最远还有从Mainz过来的听众（车程近4个小时），柏林的活动由于场地限制，接纳了20位报名观众，创作者、学生、学者、记者居多。其中一位先生1988年来到德国，至今已37年。时间最短的朋友是一个年轻女孩，曾经从事纪录片工作，刚来柏林一个月。

就在讲座结束不久，传来了有杏书店即将歇业的消息。蓝书屋深感惋惜，愿张丰能继续以他的方式践行公共表达。

参考资料：

【1】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529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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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就是蛮奇妙的，尤其是那种心灵之间的“互相看见”，有时候一见如故，有时候相识、甚至相伴了多年，也走不进彼此。

我与有杏书店的主理人张丰，总共只认识了不足两年，见了两面，就有这样的感觉。所以，看到他昨天的文章《好了，今天就告别吧》，我就难过得笑起来——没写错，好像不使劲让自己努力笑起来，会承受不住那种难过。这真是他——不管是逆着风做书店，还是如今预料之中的告别，都守着心，微蹙了眉，扶一扶眼镜，有点儿不好形容地微笑着——我说不好形容，因为那微笑里起码有温暖、好奇、亲切、平和、阅历和智慧，真无法用一个词来形容。。

有杏书店，我也只去过一次，但一眼就喜欢。简洁、从容、有料、不卑不亢。

那是9月14日晚，我在有杏与张丰、薛野一起讨论拙译《北欧秘诀——他们是如何创造奇迹的》。那天正值他们平时做活动的正式场地无法使用，我们几十个人，就挤坐在腾挪出来的书店空间里，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地上，有的站着，还有几位，就倚在外面。

印象深刻的人和情节，我都记录在《我们能向北欧学点儿什么——《北欧秘诀》成都分享会后记》里了，包括那天到场的那些还在读中学的年轻读者们。这几天，想必他们也会听说有杏书店的消息，看到张丰的文章，好奇心重的，或许还会搜到随后朋友们、读者们一篇篇的“追思”文。或许，有的同学一定会奇怪：看上去经营得很不错的有杏书店为什么要关门？

或许，有的同学会从不知道什么来源知道，几天前，张丰刚在票圈发过一句话：“郑智化真正冒犯大陆人的就是用了’连滚带爬’这个词。这就是我们的日常，你还忍受不了啦？还要说出来？在这里不管你四肢多么健全，每天都是爬，或者跪。” 然后或许会觉得有杏“倒下”的时间似乎巧得很。如果有人去问家长，大概率的回答会是：“纯属巧合，好好读书，不要瞎想！” 或许，有的会接着去问别的同学，或者某位老师，到底为什么……

或许还有人会更好奇一些，想知道，这两年，就在成都这座以松弛、闲适、包容、有滋有味的城市，是不是还有别的独立书店不见了，或者转行了？他们可能不难发现，就在去年五月的《成都为什么有那么多独立书店？》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好几家书店已经实质上“不在”了：荒原，关了；野梨树，关了（在各空间做流动现场）；一苇，转型中，书不再占据主要空间；文中没有提到的戈鸟，不卖书了；有杏，只是刚刚轮到。

再或许，他们会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为这些独立书店这么悲伤？书店不就是一种“店”吗？现在买书都是手机下单，为什么书店还这么重要？

或许，有的他/她会遇到一位“朋友”，告诉他/她一个叫做“公共空间”的名词，以及公共空间对一座城市和生活于此的人的重要性。或许他们还会讨论别的什么，比如关于自由、权利和责任。

“老兵不死，他只是凋零。” 就像一颗杏树，树倒下了，谁也看不见，它曾经撒下的种子，如今都散落在哪个城市，哪条小巷。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当下一个春天到来，那些种子又会发出新芽来。

有杏撒下的种子，除了那天来到讲座的读者们，我还知道一位年轻人，我上面列举的去年以来消失的书店信息就来自她的票圈。我们尚未谋面，她为一家教育自媒体写稿，几天前刚电话访谈我。那天我们两个状态都不怎么好，采访进行得磕磕绊绊，最后我“回到了老路上”，开始“我建议你……”。她马上颇有些委屈地解释，我心里就更不爽了。不过因为是朋友介绍的，最后还是互相客气地约了再访一次。

其实我当晚已经有些悔悟了，今天上午偶然在她的票圈看到了她写的关于有杏，关于独立书店，还有很多别的喜怒哀乐、迷茫与艰难，她在我心里立刻鲜活起来，让我想到那天在有杏看到的一张张年轻的、可爱的脸，认认真真地面对着即将在他们面前展开的未来。

采访那天，她问了几个问题，我当时觉得“怎么会这么问呢”，现在大体理解了。正如我当时“建议”她“应该事先更了解一下被访者”，我是不是也应该更了解一下采访者呢？ 意识到自己无意中伤害了一粒这么可爱、可珍的“种子”，或许，这让我比有杏宣布关停更加难过起来。

叮一声响，父亲的手机来了条微信。

他打开手机，读取信息。随即说：这个中金支付是干嘛的？怎么又扣了我两百多。

我警觉起来，问道：这是第一次扣？

老爸回答：扣了几次了，每次看到了，后面一忙就忘记了。

我问：您是不是签过什么协议合同之类的。

老爸说：怎么可能呢？肯定没有签过。我不可能随便签这些。

毕竟做过几十年的父母官，应该也不可能轻信他人。以前我妈差点被哄得去开户投资返钱，还是被我爸阻止的，他很理智，从不信天上掉馅饼的事。

我拿过手机看了看，农业银行的微信提示，中金支付。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支付。

直接用老爸的手机拨打农行电话，人工很快接听，听我描述完，他问我父亲在不在旁边，需要和本人确认一下身份。身份确认好，我接回电话。

客服说：刚才这个扣费是由中金支付扣走的。

我问：中金支付是什么？一个公司？

客服说：就是一个支付方式，类似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

我又问：那这个钱是付到哪里去了呢？我父亲对这个毫无头绪。

客服说：请问您父亲有没有签署过什么保单合同之类的？

我说：他本人十分肯定没有签任何合同。请问这个钱扣了几个月了？

客服马上查询，已经连续扣了3个月，并且3月份还支出了一个0.6元，收款方是tai康。

那就是和保险相关了。

我问：那200多元的扣款是怎么回事呢？

客服说：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需要您本人打中金支付的电话询问一下，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中金支付的联系方式。

电话那头顿了顿，又说：或者您也可以拨打一个电话，但是需要您本人记一下。

接着报了一串北京区号的电话，然后说，这个机构叫yuanbao，款是打到那边去了。

我连声道谢，挂断。没有管中金支付的问题，直接拨通了北京yuanbao的电话。

很快接通，客服很客气。我语气严肃的询问了扣款的事。同样的流程，先确认父亲的身份，然后电话给我处理。

她说：我这边查到您父亲3月份和我们签署了什么合同，目前是有两份保单，时间是从2025年4月到2026年4月。已经扣了三次费。

我打断她：签的这个什么合同保单，我父亲本人全不知情。我想请问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让他签署的合同？

她说：就是您父亲在手机上使用APP的时候，看到我们公司推送的广告，点击进去签署的。

我赶忙看向老爸，他说不可能，肯定没有签名字之类的流程。

我不想同对方过多攀扯，目标是为了把钱要回来，于是口气更加严肃：所以按你说的，他看手机，不小心点进去了你们的广告，然后就默认签了你们公司的保单？你们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我可以直接去投诉你们知道吗？我要求你现在立刻处理退款事宜，把前面交的所有费用全部返还。

客服有点慌：好的女士，我这边会马上申请处理您的退款，并且保单直接作废。我这边查到您有两份保单，全部帮您退款作废，您看可以吗？

我问：申请时长需要多久？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收到退款？

客服回：我这边马上就申请，很快可以收到退款。

我还想多问几句，父亲的手机连续来了三条消息。

就这么迅速的，退款直接到账了。

那不用过多纠缠了。

都说银发经济，老年人的钱好赚，但是这么明目张胆的骗，还真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此经历写出来，希望读者们引以为戒，警惕各种针对老年人的广告。

「左边扣费截图，右边退款到账截图」

下午的某个时刻，突然看到了这篇文章《好了，今天就告别吧》。

呆住片刻，怎么说呢，从我知道这个书店起，就想可能会有这个结果，但它真的发生了，涌起的情绪还是这样强烈。

知道这个书店，是因为先认识了书店创办人张丰。

2022年和2023年我们有机会进行过两次长谈。在那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时间段，张丰最打动我的，是他说：

某些东西，只有在你在争取它的时候，它才是最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非常好，但却离开了需要它的地方，那你也就彻底放弃了对它真正的争取。

相关阅读：【404空间】城市的地得｜好了，今天就告别吧

后来，我又与一个认识张丰的朋友长谈，他说，我们的身边需要一千个一万个张丰，他站在那里，让更多人知道人可以活出人的样子。

有杏存在了两年多，今年，我愈加强烈地感觉张丰和有杏的行动几入无人之境。

勇敢是人类最珍贵的品质，张丰拥有这样的品质。

想起曾与一位坚持为学生做通识教育的高中老师聊天，他说，自从做了这件事，他再没得到过表彰。说完这句话他突然笑了，对我说：我突然想到，没有表彰正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书店被消失，也正是她的荣光。

今晚，很多人为这家书店的消失而落泪，有人边走路边落泪，有人在地铁里落泪……

春天，杏花开时，我想自己能为这个书店做些什么，虽然人不在成都，我还是买了几张会员卡，请张丰转送给想参加书店各种活动但资金紧张的年轻人。

夏天，有朋友要去非洲做志愿者，我买了有杏书店的周边——极有特色的T恤做礼物，希望在遥远的非洲人们有机会看到三个中文词，简中世界终将拥有她们：自由 勇敢 独立。（购买方式见文尾）

秋天，我们收获着有杏越来越棒的活动。

冬天，有杏书店终于说告别。

在各种情绪退去后，我心中是从未改变的相信：去做，就是去成为。

张丰让更多人看到人可以活出人的样子；有杏书店的存在，则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社会的公共生活应该是这个样子。

有杏书店消失了，但新的一切，开始了。

图片是我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举杯，今夜，让我们再次举杯

致 永不消失的有杏
致 一个新的开始

～来来来～（有杏周边除了T恤，还有同样飒的背包、杯子，还有更令人期待的张丰精挑细选的书，有需要的朋友私信我购买方式）

CDT编辑注：水瓶纪元介绍：“由一群从机构出走的女性媒体人志愿组建的报道平台。我们希望在substacks上自由地传播文章，不再受审查限制和算法绑架。” 点击这里访问并订阅水瓶纪元的Substack。 点击这里查看CDT收录的相关文章。

9月26日，洪范研究院举行了“如何看待和保障公民的旁听权”线上研讨会。刚被释放的吴云鹏观看了这场“因他而起”的研讨会，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这场研讨会的“旁听记”。在文末，他自白：“我的想法很朴素，我喜欢追求真相，我旁听并记录法庭，是为传播法庭真相，也是普法，如此而已。”

9月10日，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这是王颖超等人“涉黑”一案公开审理的第三天，吴云鹏消失了。为他准备的旁听位空了一整天。

他被公安带走的消息第二天才传开。年近六旬的吴云鹏寸头剃得极短，戴一副银框眼镜，经常出现在庭审前后律师们的合影中，因喜欢旁听案件和不少律师相识。

派出所人员告知前去探望的律师，吴云鹏被传唤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冒充被告人家属旁听，二是撰写的“旁听记”（公民在旁听过程中记录庭审的所见所闻）“内容不实”。吴云鹏现场则称，他自愿旁听，而旁听名单控制严格，为旁听冒充家属实属无奈，且他写的内容90%都是法庭上听到的确切信息。水瓶纪元获悉，吴云鹏在派出所待了二十四小时后，紧接着被通知治安拘留五天。

从公共法学_（Public Law）_角度看，法庭旁听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的一部分，能提升、加强国家权力行使的合法性。受访律师均告诉水瓶纪元，在过去的几年中，为了减少庭审曝光度，大法庭改小法庭、法院提前派人占位甚至阻挠记者、律师旁听的事件屡有发生。一个极端案例是2024年12月发生的律师郭睿等人旁听“学力星球案”遭锡林郭勒法院法警喷辣椒水。

2024年12月25日，“学力星球案”在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郭睿、杨晓、王兴未、李庆铎、冷慧5名律师到法院旁听时，被法警喷射辣椒水。（图_网络）

从进法庭被拦到法警与旁听者发生肢体冲突，再到写“旁听记”被拘，旁听权代表的社会舆论监督空间愈加逼仄。

“旁听士”被拘，律师被投诉

吴云鹏现年57岁，是青岛的一位法律爱好者。据其友人讲述，吴云鹏多年前通过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曾在体制内做工程师，退休后云游各地旁听案件，在个人公众号“旁听士”上发表“旁听记”和个人感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九条规定，公开的庭审活动，公民可以旁听。旁听席位不能满足需要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的先后顺序或者通过抽签、摇号等方式发放旁听证，但应当优先安排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旁听。

参加庭审的一位律师告诉水瓶纪元，王颖超等人“涉黑”案开庭在大审判庭，旁听位充足，但法院仅分配给被告人家属三个旁听名额。

水瓶纪元获悉，此案开庭前，吴云鹏联系到被告代理律师张锦宏表示想来旁听。张锦宏考虑到被告家属所属地离法院六十多公里，且一般家属来不满三个，和家属沟通后，对方表示会来一人旁听，可以出让一个名额。张锦宏在微信的“案件沟通群”中给法院报上了旁听名单，其中包括吴云鹏。

王颖超等人“涉黑”案于9月8日开庭。该案2011年发生在河南滑县，2013年已作为行政案件结案，2024年9月，郑州市公安局认为该案涉黑重启刑事审查，后移送审查起诉。在9月8日和9日的庭审上，张锦宏等代理律师提出管辖权异议，被法院驳回。

9月8日和9月9日是庭审的头两天，吴云鹏凭身份证进入法庭畅通无阻。

就旁听情况，吴云鹏写了两篇“旁听记”，一篇阅读量几百，另一篇不超过两千，已全部被从公众号上删除。一位参与本案的律师向水瓶纪元确认“旁听记”内容确为庭审大致情况。“他（文中）所说的‘抢来的黑社会’，法院要强推案件，这可真不是他自己写的，都是我们在法庭上说的。”

第三天的庭审仍照常进行。参与庭审的律师看到，进入法庭前，吴云鹏也照常安检上交手机。进到法庭，他们却没看到吴云鹏。吴云鹏后来告诉律师们，法警把他从审判庭叫走了，先送到了刑警大队，到晚上又被送到了派出所。一位律师回忆，派出所工作人员告诉其他去探望吴云鹏的律师，“他们也不清楚这个案子，不是刑事，不是行政。”

但最后，吴云鹏被治安拘留五天。

前法官、现刑辩律师赵军则表示，吴云鹏一事中，法院管控旁听人员违反了《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审判公开原则。法律中明确规定，除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等不能公开审理的情况，其他案件都要公开审理。“公开审理是面向所有人的公开，不是附条件的公开，仅让被告人近亲属或者直系亲属旁听，这种限制明显违法。”

在赵军看来，吴云鹏旁听行为发生在法庭庭审过程中，“旁听记”直接和法庭审理相关，如果有问题，也应当由法院按照《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的规定来处理，该文件并未对写“旁听记”做出规定，“此事最后由公安来处理，处理主体是有问题的。”另外他还认为，旁听以及写“旁听记”都是行使公民监督权的一种形式，并没有违法，“不管是法院去处理还是公安去处理，将公民旁听以及写‘旁听记’当成违法明显有违常识。”

吴云鹏是9月16日从郑州市第一拘留所被释放的。吴云鹏获得释放后，才从派出所拿到《拘留通知书》。《解除拘留通知书》显示，他被拘留的原因是“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

2025年9月16日，吴云鹏被释当天，在郑州市第一拘留所门口展示其收到的《解除拘留证明书》。（图_网络）

帮助吴云鹏旁听的张锦宏也遭到律师惩戒委员会调查。接近张锦宏的人士透露，他被法院控告“邀请吴云鹏来旁听，把相关的起诉书等案件材料发给了他，还帮他修改文章、发布上网，恶意炒作案件”。

上述接近张锦宏的人士透露，法院控告张锦宏的依据可能是吴云鹏被拘留期间的口供。吴云鹏被释放后，拒绝了为张锦宏出面作证，或者行政复议澄清口供与事实不符，面对外界询问也公开表示不再回应。“他已向相关人员承诺不复议不诉讼”，接近吴云鹏的人士告诉水瓶纪元，吴云鹏已办理退休手续，如今靠体制内的退休金生活，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宽裕，孩子也还在上学。

当水瓶纪元联系到吴云鹏，他拒绝再提及旁听事件的细节。但他如此自陈处境：“我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我不能说的事，我就坚决不说，即便他们再逼迫我，我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我也会做。有人说我的行为会使以后旁听变得更艰难，但我不慌，我有自己处理的权利和方法。个人的权利行使带来的外溢效应使得个人的事务公共化，而公共化就有可能使得其他个人的权利受损，这种相互影响避免不了，有人骂我，我选择不辩解。”

旁听、炒作与监督权

在赵军看来，法院管控旁听人员的原因很复杂，“最关键的一点，可能是为了防止旁听人员去传播庭审情况。有不受控制的旁听人员，公权力违法的情况就更容易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法院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因此表现出来就是拒绝接受监督。”

近年来，律师协会、司法局以“炒作案件”为由调查处分律师并不少见。

2021年，全国律师协会发布了《关于禁止违规炒作案件的规则（试行）》，该文件是专门约束律师利用网络或通过媒体违规给办案机关施加压力，影响依法办案的行为。“炒作案件”定义模糊为律师们所诟病。据《南风窗》报道，有律师表示，“‘炒作案件’总体上包含两个要件，‘恶意’和‘虚构事实’，‘恶意’比较难判断，标准有点模糊。”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曾询问一位司法局官员“什么是炒作”，对方也回答含混。

 “炒作案件”已经变成了悬在律师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曾撰文指出，多个案件中已经显现出公权力“报复性投诉”律师的势头。“如果律师揭露的是真实存在的违法行为，不仅不具有误导性，还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如果律师指出超期羁押、不当羁押、刑讯逼供、非法取证、不正当分案、限制旁听、不移送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等程序性事项，不属于‘违规炒作案件’的范畴。这些均属于‘程序性辩护’事项，是辩护律师履行职责的体现。”

处理法庭投诉成为了律师们的沉重负累。“和我们打交道比较多的司法局处长都说，你们老是被公检法投诉，当事人从来不投诉你们。”一位不愿具名的刑辩律师说，被投诉后，律师要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做笔录，写答辩材料，严重的可以被停业。一般律师会走内部控告渠道，给多级有关部门寄信、上访。“纪委、公安厅、政法委、人大的信访大厅我们全去过。”

即使律师是出于学习的目的，进入法庭旁听与自己无关的案件，也会和案件代理律师一样可能面临“炒作案件”的投诉——只要他们写了“旁听记”，对外披露庭审内容，即使案件是“公开审理”。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表示，如果律师旁听并未扰乱法庭秩序，法院无权投诉律师，如果律师写了“旁听记”，涉案当事人会以旁听可能损害其权利而投诉律师。

律师胡楠在洪范研究院9月26日举行的线上研讨会上透露，他与许多律师一起旁听某法院公开审理的一起诈骗案时，法警不允许记录，把律师们的笔和纸都收走了，他见势，偷偷把笔纸带进了法庭。后来，当他发完第一篇“旁听记”，该法院主管舆情的负责人找到他，起先告诉他“你写的‘旁听记’挺好的”，但话锋一转，表示不想让庭审内容散播出去。当他写完第二篇，该法院对他进行了投诉。“好在北京律协顶住压力，最终客观认定并驳回了投诉。”

胡楠将写“旁听记”看作律师辩护权的延伸，发布“旁听记”是“庭外辩护”的散播。“庭外辩护”将律师的辩护舞台延伸至法庭之外，通过在庭外发表有关其代理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法律适用及司法程序等方面的言论，维护刑事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曾撰文指出，在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基础下，律师“庭外辩护”言论是律师行使辩护权的表现，它是辩护权的内在组成部分。

“法院真正怕的是这个”，胡楠说，涉黑涉恶案件是典型的可以写“旁听记”的案件， “因为庭内基本解决不了问题”。

事实上，法院对旁听人员严阵以待并非普遍情况。作为前法官，赵军认为，大部分普通刑事案件，法院并不会限制旁听，旁听权受限的案件多是那些案件本身有一定敏感性，以及当事人或者家属在自媒体上喊冤引起舆情风险的案件。“他们（法官）觉得会有压力。”他指出，很多年前一些敏感的案子，法院也会安排一些内部人先去占位，“但就总数来看，并没有很多，可能一两百个案子里边有一二个，但这些年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也很难说。”

赵军分析，法官限制旁听，一方面是体制内的自由度在变小，“几年前，可能法官们还发朋友圈，现在他们感觉环境不一样了，基本上就不发了，对案子应该也是一样的，以前可以旁听的，现在可能就不让了”；另一方面，对于移动互联网、自媒体的快速传播，法官肯定会有抵触心理和自我防备。

但他认为，既然是公开审理，法庭就要面对公众的审判，“旁听记”是未能参与旁听的公众了解庭审情况的重要渠道。“这不仅是《宪法》所规定的根本权利监督权的一部分，也是公众知情权的一部分。”赵军指出，法院如果不公平对待公众旁听权，“在这么小的问题上都不讲理，那你还敢期待当事人相信你在大的问题上、在裁判结果上、在其他更重大的程序问题上，能够依法处理吗？”

“最疼的软柿子”

受访律师普遍认为，近年来机构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越来越少，这就将律师和旁听者们推向了台前，他们作为“野生法庭报道员”，缺乏媒体机构支持，成为了“最疼的软柿子”。

在分享撰写“旁听记”如何规避风险的经验时，胡楠特别提到，要注意发布“旁听记”的舆论环境和时间点。“如果已经有机构媒体关注发文，旁听人员不首当其冲的时候，就相对安全一些。”

律师卢义杰做过多年法治记者，亲历了一些旁听权被限制的现场。他告诉水瓶纪元，2015年，某厅级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开庭时，他没有事先申请旁听，到达法院后，由于法庭严格核查旁听者身份，他未能进入。他获悉，同行的北京某媒体记者，事先向法院宣传部门申请旁听，但以旁听位置已满为由，未被允许进入。

同为2015年，卢义杰旁听另一厅级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时，同行记者有的亮出记者证，不被允许进入法庭，有的去法院宣传部门交涉，也未果。他观察到，拿到旁听证的一些当地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不全程旁听，有家属因为无法进入旁听，在法庭门前带着哭腔恳求，此举感动了一位代表或委员，偷偷给家属塞了他的旁听证。这张旁听证就成了记者轮流旁听的证件。

2016年，某法院提审一起再审的重大刑事案件，社会关注度很高。卢义杰与多位同行记者进入法庭后，好几人很快被识破身份，被撵了出来。后来才知道，法院已安排人员在法庭隔位就坐，然后重点核查隔位之间的人员。记者们各显神通，有的趁核查完毕再次混了进去，有的坐在最后一排的工作人员工作区，最终听完了庭审。

卢义杰在2019年转行当了律师。除了提前制作旁听证、提前核实旁听亲友身份之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中原某省一起涉黑案中，法院事先拆掉了旁听席的多排座椅，然后以现场旁听席不够为由，将希望现场旁听的群众安置到视频旁听室。

卢义杰表示，如今的机构媒体愈发收紧法治报道。近年来，部分机构媒体受选题风险评估、报道尺度把控等因素影响，对庭审类法治选题的投入与产出显著减少，报道触角主动或被动收缩。原本由专业媒体承担的“庭审信息传递者”角色出现空缺，无法充分满足一些公众对司法信息的需求。

另一方面，他还指出，辩护律师发布信息的风险提升，面临“庭外炒作”“影响司法公正”等投诉风险，这使不少律师在公开庭审信息时也更加审慎，主动减少信息输出的频率与内容深度。

在卢义杰看来，“旁听记”对公共领域中流通的司法信息起到了补充作用。这类基于亲历视角的内容，可弥补官方通报的概括性，以及现实因素导致的专业报道的缺位，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舆论误解。

9月26日，洪范研究院举行了“如何看待和保障公民的旁听权”线上研讨会。刚被释放的吴云鹏观看了这场“因他而起”的研讨会，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了这场研讨会的“旁听记”。在文末，他自白：“我的想法很朴素，我喜欢追求真相，我旁听并记录法庭，是为传播法庭真相，也是普法，如此而已。”

水瓶纪元获悉，旁听被拘一事带给律界的震惊未消，但吴云鹏已经试着回到自己“旁听士”的轨道中，他仍坚持带着纸笔继续在各地法院庭审现场旁听、记录。

一是，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标题就是立意，郑智化无需道歉。

相关阅读：经济观察网｜郑智化无须道歉

在这个撕裂的氛围下，官媒能发出这种直接表明观点的文章出来，已经很不容易。

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份不容易，这篇文章引发了诸多理性人士的点赞。自然，也引发了那些眼里没有具体之人，只有假大空群体的谩骂。其实我一直不理解，为何有些明明是人，自己也是弱者，为何偏偏不去看到具体的人，对假大空却往往泪流满面。

二是，我上一篇文章的立意很明确，但有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精力读完，以至于造成下面这位好友所说的景象：

在友圈看到几则帖子。

一则是下面这个博主发的，残疾人的尊严和屈辱，其实也是我上篇文章的表达。

还有下面这位，帖子是私信里好友袁纯发来的，

基本就是站在残疾者的角度在思考问题：

读完上面的两则帖子，基本也就能理解了当下的一些现状。要给残疾者一个出行的机会，要让他们有尊严的走出那个封闭的家。而这就是对人的包容和尊重。

三是，写郑智化的事情是有一点风险的，因为一个不注意就会被骂死：

在这之前他在评论区留言说：他道歉了，就是他错了。

在截图完这张之后，我善意的将他的评论给取消精选了，当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他头像上的女儿。网络社会很复杂，你将女儿的照片做头像，微信名还带着自己的手机号，为人处事又是四处攻击辱骂他人，真要遇到较真的人，你分分钟都不知道灾祸来自于哪里。因为这一点，说实话我挺为他女儿感到悲哀的。

最后，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在路上，电脑都没电了，用手机敲的上面这些字，然后电脑打开来编辑，等一会要找个地方给电脑充电。我这一趟出行除了边缘群体那些家长的自私教育给我造成一些心理阴影之外，所眼看到的都是朴实，遇到的也都是善良的人。今儿上午，有一个老人家看我在车里编辑文章，看我的车牌是外地的过来与我寒暄，我说是采风写作的。老人家竖了大拇指，然后问我要不要到他家里接一杯开水泡茶。然后我爽快的跟着进去装了一大壶水，现在都又快喝完了。

作为感谢，我送给老人一大块没开封普洱，然后闲聊问到认识郑智化吗？老人说不认识。我说是个残疾人，因为腿脚不便轮椅无法登飞机，现在网上都在议论。老人说，是啊，残疾人，老人走到哪里都被嫌弃，我现在就在门口种地，人多的地方是不会去的。

谢谢！

01

昨天我写了一篇关于郑智化的作文，里面客官在评论区说到了城市盲道被占用的情况。然后，我在后台收到了这么一条评论。

我没有精选出来，但是不代表我没有看到这条评论。不精选，不是怕他，是为了保护他，不愿意把他的头像和微信名暴露在评论区。今天我发这个截图的时候，也裁去了他的头像和名字，但是保留了IP。

保留IP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大家因为某个地域吵架，我从来不搞地域之争，大家都是中国人，人口都在流动，一个IP代表不了什么。我是为了证明，这条评论不是我自己为了制造话题发的，我在重庆。

发这条评论的人，后台显示关注了我三年，昨天是他第一次留言，留了两次，都是针对“盲道”这个问题发表的评论，内容都差不多。

02

我是学历史的，以前我们学习的从猿到人的标志，是直立行走或者制造工具。直到几年前我看到一个讲座，演讲者说，她认为从猿到人的标志，是一段愈合的大腿骨。

她是这么解释的。

作为直立行走或者主要依靠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来说，一旦大腿骨折就意味着失去了全部的运动能力和大部分的战斗能力，在自然法则之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等死。

因为腿骨愈合至少需要好几十天的时间，一个丧失了运动能力和战斗能力的人，不可能在野兽攻击和食物匮乏的情况下存活那么久。只有你生活的这个族群，能够抽出力量来保护你和照顾你，才能保证你的腿骨愈合。

而这种照顾弱小、有同情心、互相帮助的群体，才能叫做人。

我惊呆了，随即表示认可。

03

很难想象，一万多年过去了，到今天，2025年，依然有人反对这种照顾弱小的理念，并且以之为荣，还要在公共网络平台上非常自信地发表出来。

从他的发言，所有人都能非常清楚地看出来，他是反对盲人出门的，原因就是盲人出行会增加需求，增加需求就要增加成本，增加成本就要让他产生损失。

按照他的观点，连盲道这种基础设施都不应该修建，因为这是一种浪费。他之所以还能容忍盲道，就是因为盲道的存在可以减少“内外舆论”。

所以，他的建议是，盲道就不应该修得好用，这样就能逼着盲人少出门。

盲人不出门了，那么就能减少全社会为了照顾盲人而修建的基础设置，这样就能节约很多钱。

而且，按照他的想法，一旦盲人外出了，就要“得寸进尺”地提出更多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但要花钱，而且还可能产生“更多的舆论”。

04

看完他的这段话，我甚至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反驳。

有句话说得好：当一个勺子出现一个洞的时候，你还能试图修理它，但是当一个勺子全是洞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修理了，它就成了另一个物品了，叫漏勺。

我也觉得，当某个人的言论全是槽点的时候，就完全不用想办法去反驳他了，因为他已经是另外一个物种了，就是族人的大腿骨骨折以后，他是绝对不会去救助的那一类物种。

说不定还要把受伤的族人当成食物。

这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人应该说出来的话，不管他是成年人还是孩子，都不应该。

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学到的这一套理论，是自学成才还是高人指点，我唯一希望的是，他不要再继续关注我，我很害怕这种人。

05

我可能是一个悲观的人，我觉得，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自己成为“老弱病残”的情况。

就我自己而言，我自认为那么强壮一个人，眼睛动过手术，当过一周的盲人，手骨折过，靠左手吃饭打字换衣服，肋骨骨折过，起床都要花好几分钟一厘米一厘米挪，跟腱断过，一只脚蹦过一段时间。

昨天在评论区里，也有不少朋友分享自己受伤的经历。

我们不要说什么悲天悯人的场面话，我们今天呼吁全社会善待残疾人，就是为了某天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家人行动不便的时候，能够享受到这些帮助和便利，而不是被人居高临下地指责“你为什么要出门”。

我懂他们的心态，一旦他们开始指责“你为什么要出门”并且被你接受之后，他下一步就会指责“你为什么要存在”。

06

我一向不喜欢在评论区跟人辩论，我一直都觉得，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句话用重庆话读押韵一些），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我觉得很害怕的是，这样的人关注了我三年，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关注我三年究竟是要干嘛，从来没有讨论过历史，也没有聊过跑步，唯二的留言都是反对盲道和盲人出门的。

我不知道我的客官里有多少这样的人，但是我希望你们最好还是离我而去，去到你们同类聚集的地方，不要到我这里来威慑我。我胆小，经不起吓。

最后啰嗦一句，我对开口闭口就是“内外舆论”的人，也同样很害怕。

你都不让盲人出门了，你还担心个什么舆论……

CDT编辑注：近年来，墙内各类线下活动屡因“不可抗力”被迫取消，包括讲座、读书会、音乐节、艺术展、商业活动、公民聚会、及性少数群体相关活动等。CDT持续追踪并收录这些被404的活动与实体空间。

这是书店活动第一次被取消。‘

我没有生气和难过，而是感到非常遗憾。在我看来，斯伟江律师谈劳东燕，是非常好的题目，甚至是美好的相遇。

他们都是绍兴人。当劳东燕当年考上华东政法大学时，斯伟江已经从这个学校毕业。她第一次听到这位老乡、著名律师的名字，是什么时候？

我想象中，这次讲座会谈到绍兴。谈到周树人，绍兴的山水，华东政法的校园，律师这个行业的现状，2025年的冷暖。

斯律师不久前写过一篇《年轻律师的信》，一般人写这种东西，一定会被讽为“爹味”。但是，不会有任何人用这个词形容斯律。读过他文字或者见过他本人的，首先感受到的是他的谦逊——然后才是他的强大。

他是我过去几年见过的几位最美好的人之一，劳教授也是。

所以，当我听斯律师要谈的题目是“谈谈劳东燕的抑郁和坚守”的时候，我被深深触动了。我把这个讲座看成是劳教授最新文章的回响。

我看很多公号都转发了劳教授的这篇文章，这也是回响。

有我尊敬的教授，在劳教授看来也是前辈，给我发消息，让我转达他对劳教授的赞美和支持。这也是回响。

有几个朋友表示，他们看到海报上的这两个名字，就知道活动办不成。我感叹于他们的成熟，说实话，在接到通知之前，我真没有任何这样的预感。看到不断增加的报名人数，我想的是，书店的椅子是否够用。

我已经不那么成熟了，相反，我变得幼稚。而且为这种幼稚开心。

有十几年的时间，我是报社的编辑。每天的工作是删除、修改别人（记者）的文字和想法，我知道哪些是不能说的，哪些是危险的。

我知道很多“不”，很多“否定”。

但是现在，有很多我已经忘掉了。我变得单纯，相信很多都是“可以”“应该”“能够”。我想促成美好的事情发生。

从2019年辞职以来，我就是这样的状态。写出一篇文章，不会考虑它是否被删。看到被删的消息，也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因为那些写出的，就是自己真正想说的。

我在朋友圈开玩笑说，下一个活动可能是“谈谈斯伟江律师的抑郁与坚守”——其实，我从他身上看到的更多不是抑郁，而是接纳。

有朋友说，这是抑郁套娃，下一个可能是“张3丰的抑郁与坚守”。其实我自己也不怎么抑郁，更谈不上什么坚守。我更愿意称自己“单纯”。

美好的事应该发生。在你想让它发生的时候，实际上它就已经发生了。这个活动取消了，但是在我心中，它已经举办过了。

CDT编辑注：读者可前往工劳小报官网订阅新闻信，或加入Telegram群。工劳小报简介：“工劳”这个名字是工人和劳动的简称，同时也是“功劳”的谐音。我们想透过“工劳”这个词来强调基层劳动者在维持中国社会运转中的贡献。但同时，工人也是社会不公的最大受剥削者，长期处于失语、不可见的无力处境。我们反对此种现状，希望提升劳动者的能见度，让我们彼此能看见、理解社会不同劳动者的处境，並期盼不同职业的、不同性别的、不同民族的劳动者能达成真正的团结。

本期新闻按照细化分类——工厂工地、农林牧渔、生活服务业、交通运输、白领、教育医疗、政府部门、文化娱乐进行呈现，在收录更多行业劳动者新闻的同时，也做更合理的归类。文末「工劳推荐」推介优质平台、深度文章、报告等，读者可根据兴趣点击阅读。

近期，平台劳动者似乎迎来了一些好消息。美团、饿了么和京东外卖相继宣布取消骑手超时订单罚款。与此同时，继各大平台宣布降低抽成比例后，多个地区也已叫停网约车“一口价”订单。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这些平台新规，然而，传统行业劳动者的讨薪困境却鲜能见报。秦唐高速的开通被当地媒体宣传为“交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建筑工人为讨薪设置的路障却遭警方强拆；甘肃白银公交公司拖欠工资，数百名司机罢工，媒体报道当日下午公交线路即恢复运营，但工资与社保问题却未见跟进。

以下为各行业的劳动者新闻简讯。

01 工厂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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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酒厂发生中毒窒息事故，3人死亡

9月26日2时许，四川自贡富顺县朝荣酒厂发生一起较大中毒和窒息事故，造成3人死亡。事故直接原因是，在酒厂停产期间，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气体在发酵池底部沉积，形成缺氧环境，作业人员未通风和检测便进入池内清扫，造成中毒窒息。救援人员盲目施救，事故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该酒厂在安全管理上存在严重漏洞：酒厂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未设置警示标志、未曾开展应急演练，而属地政府在多次检查中也未能发现事故隐患。

车间发酵池实景图

河北秦皇岛建筑工人高速路设路障讨薪

9月28日，由于未领取到工资，河北秦皇岛至唐山高速的部分建筑工人在该高速正式通车运营当天，于九龙山收费站前设路障拦截交通讨薪。秦唐高速的开通，被当地媒体宣传为“秦皇岛市交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时刻”，但工人讨薪一事，当地媒体只字未提。工人设置的路障，也在不久后遭到警察强拆。

02 农林牧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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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屠夫集体罢工，抗议政府和公司联手垄断市场

10月10日至12日，云南红河州弥勒市虹溪镇、竹园镇的屠夫集体罢工。当地政府近日出台政策，要求全县的生猪都必须在吉成集团下属屠宰场进行集中屠宰，否则将不允许进入市场。此举无疑将大幅增加成本，影响屠夫们的生计。在竹园镇，屠夫们还拦阻从吉成集团屠宰场运来的猪肉进入市场销售。

03 生活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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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门窗安装工人高空坠落身亡

10月13日，成都锦江区某小区内一名门窗安装工人在18楼作业时，未系安全绳导致连人带窗坠落，现场确认不幸身亡。现场施工人员透露，事发时未发现任何安全防护设备痕迹。目前涉事区域已暂停施工。

西安一大学生送外卖遭车祸昏迷 农民家庭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

10月10日，据报道，陕西一19岁大学生刘帅送外卖遭遇车祸，导致特重型颅脑损伤，至今昏迷不醒。家庭为此已支付50余万元医疗费，仍需20余万治疗费。其家庭仅靠44岁父亲在建筑工地打工维持生计，母亲全职照顾9岁弟弟，66岁奶奶拿出全部养老钱仍无力承担。刘帅在校成绩优异，暑假为减轻家庭负担送外卖。目前交通责任认定书还未出具，各项赔偿程序也未启动，家庭陷入绝境。

三大外卖平台拟取消超时罚款 改用服务分管理机制

国内三大外卖平台美团、饿了么、京东外卖相继宣布取消骑手订单超时罚款，改为扣除"服务分"的管理方式。美团计划2025年年底前全面取消超时罚款，京东外卖已在25个城市试点，饿了么于10月14日上线免罚新试点。平台行为响应了9月市场监管总局征求意见稿中“不应将扣款作为主要处罚方式”的要求。

04 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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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叫停“一口价”网约车，平台价格战压缩司机收入

10月10日，据报道，全国多地相继叫停网约车“一口价”订单，原因在于司机普遍反映存在“接单量增而收入不增”的问题，尤其在高峰时段接单性价比更低。“一口价”实质将平台竞争成本转嫁给司机，被认为是“价格战”的短期手段，不利于长期发展。继此前各平台宣布降低抽成比例后，“一口价”订单的叫停或将成为网约车司机的新利好。

甘肃白银公交公司欠薪，数百司机罢工讨薪

10月9日，甘肃白银多条公交线路停运，数百名司机罢工讨薪。有司机在抖音表示，自己的养老保险已欠缴五六年，自6月起就没有收到工资。公交热线的工作人员表示停运情况属实，并坦言自己也五个月未领工资。尽管公交线路当日下午恢复运营，但工资与社保问题是否得到妥善解决，目前仍未见报。白银公交司机的窘况，也是国内许多同行的共同困境。

05 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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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上海再启裁员，传补偿“N+4”

10月9日，多位员工称，微软已对上海 Azure 云业务团队启动新一轮优化，此次方案为“N+4”，无额外签字费；此前曾给出调岗澳大利亚的选项，不接受则进入裁员流程。此次裁员研发岗占比较高，赔偿方案也从7月最高N+7缩水至N+4。近半年以来，外企在华裁员潮持续，戴尔中国2025年启动多轮裁员，波及上海、厦门等多个部门，10月前将完成第三轮裁员。IBM、美光等跨国科技企业由于业务调整、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已进行不同程度的裁员与业务撤出，补偿普遍在 N+3至N+4 之间。

匹克“阶梯式降薪“后，要求拒绝降薪员工写检讨

10月上旬，匹克被曝在多部门推行“阶梯式降薪”，部分一线与直销体系降幅更高；拒绝降薪的员工被要求在10月14日前提交“反思检讨”，否则将从9月起“暂作停发工资”。多张盖章《告知书》图片在网络流传。泉州市人社局称已接到反映，相关维权已交由丰泽区劳动保障维权中心办理，部分员工称已收到“打折后”的9月工资，公司未正面回应。

06 教育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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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一医院工会组织脱口秀引众怒，当地卫健局表示已投票取消

10月中旬，湖南益阳市桃江县人民医院被员工投诉：工会在休息日和下班后组织“演讲/脱口秀”等非必要活动，存在“强制或变相强制”，严重侵占医护休息与家庭时间。院方称活动“自愿、与考核无关”。目前，桃江县卫健局表示，已通过院内投票取消相关活动。在人手紧缺、绩效捆绑的多重压力下，一线医护常年超时值守，休息权被“自愿”活动吞噬、加班被“奉献”叙事抵消。医护劳动者真正需要的是法律保障的合法休息，而非“强制自愿”的形式主义活动。

07 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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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放宽考公考编年龄限制，旨在促进就业

10月12日，据报道，多地发布了事业单位招聘公告，放宽年龄限制。例如，四川遂宁市、眉山市2025年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考试招聘工作人员的公告显示，本科生与研究生的适龄范围分别放宽至38和43岁。上海市和江苏省的一些遴选标准中，年龄上限也放宽至38岁。部分专家认为，此举意图打破“35岁门槛”，为“35+”群体提供再就业机会。

什邡市基层干部集体违领失业金，隐瞒就业状态是关键

10月10日，据报道，四川省什邡市119名干部违规领取失业金，合计达150万元。部分人员在重新就职后未主动上报，继续冒领失业金，引起其他干部的效仿，最终在43个村（社区）中都出现了违规领取的情况。目前违领金额已全部追回，并有24人被立案调查。而造成集体、长期违领失业金的系统漏洞，仍待修补。

08 文化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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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公司诱骗女主播擦边直播，离职索取高额赔偿，仲裁委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10月11日，四川成都朝鱼公司被曝光以高薪诱骗年轻女性签订《独家艺人经纪合同》并索要高额离职违约金。多名求职者应聘人事、模特等岗位时，被劝说转做“才艺主播”，承诺底薪7500元。入职后，她们被迫进行露骨直播、完成打赏任务，完不成会遭到体罚。离职时公司依据合同索要20万元违约金。多名主播提起劳动仲裁，金牛区仲裁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了违约金条款。公司不服裁定，表示将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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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什么我们盼了那么久的假，却感觉比上班还累 | 谷雨数据

文章揭示了当代职场人普遍面临的"假休实劳"困境。表面休假，实则难以真正放松——许多人在假期被迫待命工作，陷入异地办公的窘境；也有人错将刷短视频、赶场式旅行当作休息，反而耗尽精力。这种现象折射出更深层的文化矛盾：在效率崇拜的驱动下，职场人陷入过度自我规训，"请假羞耻"心理让休息成为奢侈品。

CDT编辑注：近年来，墙内各类线下活动屡因“不可抗力”被迫取消，包括讲座、读书会、音乐节、艺术展、商业活动、公民聚会、及性少数群体相关活动等。CDT持续追踪并收录这些被404的活动与实体空间。微信公众号“打交道inter.act”简介：一个北京空间。歡迎普罗大众（prolétariat）一起做飯、勞動、生活、自我教育、流浪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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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无法使用，明日活动（文字缠绕工作坊、随时放映）取消。请不要跑空。

CDT编辑注：本文在“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上已404。

极端天气频频侵袭，农户们过往的经验渐渐失灵，脆弱又无奈。

9月以来的四十多天，河南被笼罩在连绵的阴雨之中。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全省平均降水量达34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6倍，是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正是玉米、花生等作物丰收的时节，农户们冒着雨，想尽办法徒手抢收，但许多时候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好不容易从夏天旱情里保住的庄稼被淹在地里，发霉长芽。

极端天气频频侵袭，农户们过往的经验渐渐失灵，脆弱又无奈。种了70多亩地的南阳农户张秀还不敢计算这次的庄稼的具体损失有多少钱，但可以肯定的是，“赔都赔得不得了”。

记者｜魏昭阳
实习记者｜何新月 安越洋

抢收

雨还在下。10月17日，河南南阳市社旗县郝寨镇的村民张秀从家里望出去，一片“沟满河平”。从前一天夜里开始，大雨不住地往下泼，田间道道深沟涨起水，漫溢出来，“下得满满的，都分不清哪个是路哪个是沟了”。张秀看得心焦，她惦记着家里还没收割的29亩玉米地，但雨大得她不敢出门。

进入9月以来，河南的这场秋雨已经下了四十多天。本刊采访的多位农户都没有想到，这场雨会下这么久。其实对于起初的几阵雨，农户们是有些高兴的，觉得能缓解持续整个夏季的旱情。但到了9月中旬，玉米成熟该收割了，雨却还在下，眼看着玉米杆子泡在水里，叶片变得枯黄，剥开外皮露出的玉米棒子已经发霉长毛，张秀开始着急，她等不到放晴，冒着雨和老公婆婆掰完了一亩多地的玉米。阴雨天还在持续，张秀家还没来得及收剩下的29亩玉米，紧接着，花生也在9月下旬成熟了。为了不让花生全部沤烂在地里，她们只好先去收更值钱的花生。

烂在地里的玉米（受访者供图）

土壤过湿，轮式收割机的轮胎会陷进地里，惯常的机械化作业此时不太行得通，很多农户只能自己徒手收割。张秀穿着胶鞋踩进花生地里，半条腿深的泥巴一下子灌进鞋里，感觉一只脚有四五斤重，走不了路，只好脱掉鞋子光脚下地。也没法蹲坐，张秀只能弯着腰一株一株费力把裹着泥块的花生薅出，指甲都被磨断。一天下来，她的腰比肌肉拉伤还疼，晚上睡觉要固定一个姿势，动都不敢动。

收割手成为秋收期间最忙碌的角色之一。河南驻马店市的陈丽和丈夫拥有一台能下湿地的履带式收割机，这一个多月来四处奔波，每天都睡在车上，“不是通宵也是加班”，一天能收割五六十亩地。地太湿，收割起来负荷大，履带等配件损耗翻了三四倍。在河南省内，陈丽夫妻帮收割的基本是玉米，很多都霉烂发芽了，想起她就忍不住叹气，“今年真的不容易啊，玉米收出来跟羊屎蛋子一样。”

在豫北，濮阳郎中乡的凤娥自玉米成熟后就睡不好觉了。每天夜里她都会起来三四次，看看雨停没停。她和丈夫承包了一百多亩地种玉米，是村里最大的种粮户。在常州打工的女儿和上大专的儿子都回来帮忙抢收，凌晨五点起床，只要雨一小就下地，掰玉米、装袋。儿子埋头背着40斤的玉米袋，一脚深一脚浅地淌过一百多米泥地，要花上十分钟，期间得用手抓着身侧的玉米杆，不然就会摔倒。为了方便干活，他们不穿雨衣，凤娥看着儿子湿透的衣服，一阵心酸，“我无论怎样吃苦，感觉都没事儿，也不觉得苦，但是看到自己的孩子那样，我的泪就流下来了。”

辛苦着和天抢时间的农户们大多有着同一个朴素念头：不能让粮食烂在地里。张秀的婆婆今年62岁，种了一辈子地，最近只要在地里看到一颗遗漏的花生，就心疼地赶紧捡起来装进衣服口袋，“说捡一个花生就是一颗金子”。想着地里没收的几十亩庄稼，婆婆又愁又急，有时拔着花生就哭起来。她每早天不亮就起床，把两个胶袋剪开后一针一针缝成大袋子，方便背花生。即使得吃止痛药才能下地，她也要在地里干到天黑，都不舍得回家。

晾在地上的花生（受访者供图）

抢收如此迫在眉睫，也有着经济上的考量。李伟是商丘市睢县蓼堤镇的农户，租了5亩地种玉米，他给本刊详细计算了每亩玉米地的成本：地租一年800元，要买种子、化肥、除虫药、矮壮素，加上浇水的电费、播种和收割的机器费用，一亩地成本1200元左右。正常情况下，每亩玉米能收成1500斤-1700斤，一斤卖1.1元，但如果是被打湿的玉米，售价砍半，这样一亩地要倒亏好几百元。

许多抢收不完的农户，只能眼睁睁看着庄稼“烂在地里”。凤娥有块承包地在村南边的低洼处，30多亩玉米来不及抢收，只能先留在地里，等雨完全停后，拿小型抽水泵把水慢慢排走。在河南最主要的水稻种植区信阳市，雪莲61岁的父母只在9月初约上一次收割机，收了十几亩水稻，之后就再也约不上。国庆雪莲回家下地，掰开稻谷一看，里面都是深灰或者黑色的霉斑，对于剩下还没能收割的20亩水稻，雪莲说，“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60年一遇的秋雨

李伟今年52岁，这是他记忆里头一次遇到这样连绵的阴雨天，“像江浙那带的梅雨季”，往常早晨洗的衣服中午就能晾干，现在晾上两天“还是潮乎”。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进入9月以来，河南先后出现10轮大范围降水，全省平均降水量达34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6倍，是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时间上，河南平均阴雨日数达25.3天，较常年多14天。

乔江方是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玉米耕作与栽培室主任、河南省秋粮生产专家组成员。他告诉本刊，往年正常情况下，秋天天气较为晴好，即使下雨一般就两三天。而过去的四十多天里，他印象里只见到6、7次太阳。连绵阴雨对正处于收获季的农作物无疑会产生不利影响。以玉米举例，乔江方表示，其一是光照不足，玉米中后期的籽粒灌浆会受阻，从而减少产量。二是玉米表面长时间湿润，容易滋生霉菌，毒素含量增加，影响质量。

这场60年一遇的秋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人们过往的应对经验。乔江方8月参加过两次省气象部门组织的预判会，当时预判到9月的降雨量会比往年更大，“但不知道会偏多这么多，还持续这么长时间”。9月中旬开始，乔江方到乡村一线指导如何在连阴雨天气抢收，“基本跑遍整个河南”。各方也都在行动，据河南日报，河南组建了742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跨省引进3080台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向农民群众公布全省4963台烘干机械位置和联系方式，先后安排5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烘干机械奖补、秋粮收获补助和调度农机。

泡在水里的玉米地（受访者供图）

更异常的是，在“秋涝”之前，河南先经历了严重的“夏旱”。河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李芳此前接受采访时指出，1961年以来，河南仅2014年出现过类似“夏旱秋涝”情况，但当年6—8月降水偏少四成、9—10月偏多1.1倍，而今年9—10月降水偏多超2.6倍，异常程度更为突出。

对农户来说，这些被泡在地里的庄稼都是他们从旱情中保住的。浇水这一动作贯穿了凤娥的整个夏天。浇一轮要半个月，今天刚浇完，明天就看到玉米叶卷起来，又旱了，她一共浇了3轮。从6月种下玉米开始，凤娥就守在水井旁，有时十几分钟就要挪一次水管，只有浇300多米长的田地时，能有四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伏天太热，凤娥一天要喝七八瓶水，把毛巾打湿后盖在头上，再戴上宽檐帽子，能凉快点。抗旱还有经济成本，李伟说，一盘60米的“小白龙塑料袋”（长塑料管）要百十来块，一块地要用好几盘，“比较心疼，都不愿意浇，除非没办法了浇一下。”张秀为了浇水都睡在地里，“天天没日没夜的浇水，心里面总想着浇完到时候能有个好收成，一直都是抱这个希望。”

即使把庄稼抢收回来，许多农户没有充足的通风晾晒条件，庄稼还是会发霉长芽。乔江方说，正常玉米收获的水分含量在20%以下，这次秋雨导致玉米水分含量在35%以上，容易积热加速霉变，有效的方法是烘干。乔振群在南阳唐河县经营烘干点，两台烘干机24小时连轴转，一个月来烘干了四五千吨玉米，一吨收费150元。乔振群告诉本刊，城郊乡8万亩地，有十几个烘干厂，他的烘干机使用率翻了一倍的情况下，农户们依然要排队三天才能烘上，找他的以种几百上千亩地的大户最多。

而在很多个体小农户看来，烘干不是最便捷实惠的选择。其实李伟也想去烘干，但政府修建的烘干塔每仓要十几二十吨起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邻居种三四亩地，收五千斤玉米，量太少，每家玉米质量、干湿度也不一样，很难凑起来一起烘干。如果找私人经营的烘干点，李伟觉得费用有些高。家种水稻的雪莲回忆，往年几乎用不上烘干机，只有偶尔晒粮中途遇大雨才应急使用。张秀也没有去烘干，而是腾出自家新建的二层房子来晾，主要顾虑烘干的价格，“那个应该好贵吧。”

秋雨影响的不仅是秋收，还有下一茬农作物的播种。张秀判断，今年的小麦可能种不上了，因为花生还没收割完，地湿也无法旋耕。李伟说，往年他两周前就种下大蒜了，现在还不敢播种，害怕坏根，得等土里的水分渗下去些。他有些忧心产量，“种的时间晚了，温度低，明年大蒜可能要减产。”

受损的农户

32岁的张秀还不敢计算这次的庄稼的具体损失有多少钱，但可以肯定的是，“赔都赔得不得了”。没收上来的玉米和花生都有20多亩，收上的花生里有一大半湿坏，晒干后去卖，收粮商也因为质量问题拒收。

放心不下父母孩子，张秀夫妻每年一半时间在外打工，5-11月回家种地干活。张秀和丈夫郑楠是高中同学，婚后一起去广东中山打工。张秀在纺织厂做内衣肩带，一天站12个小时，在30多台机器间跑动，月工资四五千。郑楠在五金厂做工，一个月五六千元。为了多攒下点钱，夫妻俩能省则省。饭在工厂食堂吃，只花三四百元在城中村租了一间10平米的单间，往返河南和广东坐的是十几小时的大巴车。

枯萎的玉米杆（受访者供图）

对于这个有着四个孩子的家庭，种地是收入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四个孩子分别13岁、12岁、7岁和6岁，都是上学的年纪。父母身体不太好，一直在吃药，止疼的、降血压的都吃，一个月药费千把元。养家一年得十来万，张秀夫妻打工半年挣五六万，剩下靠70多亩地，正常收成一亩地能挣六百元，加起来将将够上收支平衡。张秀说，上有老下有小，家里攒不下钱，也顾不上考虑为孩子存钱这类更长远的事，一切努力先解决眼下的生计问题。

张秀说，种地比打工辛苦，也更不稳定，但孩子们逐渐长大，她需要更多地留在家里。夫妻没回来时，在乡里上初中的大女儿总是闷闷不乐的，吃完饭就把自己关进房间，有什么事都藏在心里，张秀打电话时问起，女儿就只摇头，更不会和爷爷奶奶说。张秀回家后，大女儿明显活泼起来，“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吃了什么饭，学了什么习回来都说。”12岁的儿子变化也很大。过往爷爷奶奶说一两句他就容易发火吵架，“像叛逆期”，父母回来后变得很听话，让他做家务也立马就去。

和张秀类似，48岁的凤娥也离不开家。五六年前，她会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去过广东、杭州和山东的食品厂、玩具厂。直到女儿陆续生下两个孩子，年轻的夫妻俩去常州打工，放在邻村的丈夫家里由婆婆帮忙带，凤娥觉得自己也要帮衬女儿带外孙，于是不再出门。

凤娥家的收入主要靠这一百多亩地，正常一年收入七八万，成本三万。种地赚得不多，家里的经济压力也存在，丈夫是村干部，工资一个月一千多元。20岁的儿子在上大专，一个月生活费2000元。家里前几年盖了一栋两层楼的新房，凤娥在装修上很用心，铺了大理石地砖，楼梯安装了木质扶手，盖房的欠款也得慢慢还。眼下赚的钱过日子是够的，但凤娥想到，将来公公婆婆两位老人如果有小病小痒住院需要钱，更大头的是儿子结婚的开销，“怎么也得四五十万”。所以凤娥不舍得折价一半卖湿粮，好在自家有十几万斤容量的粮仓，凤娥把玉米放进四面通风的铁丝笼里，每半天去翻动检查，如果有发霉的就铺开重新晾晒，希望最后还是晾成干玉米棒再卖。

烂在地里的玉米（受访者供图）

52岁的李伟是村里少有的留在家里干庄稼活的“70后”，更多村民选择外出打工。他年轻时当兵，退伍后也在工地上做过工，前些年，两个孩子在县里读中学，需要接送，加上2016年村里在脱贫攻坚政策下建了大棚，他就靠大棚挣钱，春种甜瓜和西瓜，夏种蔬菜，再种几亩玉米。李伟说，现在年龄渐长，也没有什么技能，外出打工已经很难谋生，“就靠这点地了”。

“我两口子现在所有干的都是为了孩子。”李伟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女儿正在睢县县城实习，儿子在郑州读大二，每人每月1500元生活费。李伟夫妻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他的衣服7元一件，菜就吃大棚里自己种的，挑便宜的土豆、绿豆芽、白菜，辣椒卖得贵，就不吃。把两个孩子供上大学后，李伟没攒下什么积蓄，现在只希望孩子毕业后能找着工作，能养活自己，“别再回来种庄稼都行”。

10月18日，凤娥发来一条视频，她抢收到粮仓精心照料的玉米还是有许多发了芽，远远望过去像一丛嫩绿的青草。她没有抱怨什么，转而分享起了把玉米收进粮仓时的一件事：上周的一个晚上，凤娥洗完碗出来，看到粮仓院子里三四个邻居主动搬来凳子，默默坐在玉米堆前帮她剥皮。对门大哥有严重腰间盘突出，但也想搭把手，就举着太阳能灯帮忙照明。邻居们也没说啥，只是冲她笑。所以凤娥想着，天灾不由人，不管收成怎么样，她能做到的是好好把玉米种下去、收上来，“把当下能做的做好就行了”。

凤娥粮仓里发芽的玉米（受访者供图）

（应受访者要求，张秀、陈丽、郑楠为化名）

今天的文章消失了，事实上这三天消失的文章有两篇了，之前消失的文章更多。没有必要说罢了。社评的写作向来如此，写作者需要做好这些心理准备。

甚至说，相比于文章消失更严重的情形也要做好准备。

既然都准备好了，既然知道这是一种你规避不了的风险，为何还要说。其原因便是这消失的文章，都是写完心境受到严重损害的文章。

一篇是成都的流浪狗，

那个视频其实我看了很多遍，包括那些官方说辞背后的更真实的人性其实我也掌握了，也正是因为这些掌握了的，在写那篇文章之后，内里的心境是遭受到很大损害的。写完之后，是立即做了几组俯卧撑，而后又骑车在大街小巷慢无目的来回穿梭，到下雨了，雨滴在脸上之后的清冷才平复心情。

今天的这篇，神农架农村那些智障的不幸者，一个家庭蓄养十几个，说实话我非常震撼这个人性在当下的存在，不敢想象人间还有这样恶毒的事情正在发生着。

同样的，写完之后心境也是受到很大损害。

如果不是心境的问题，今天不会有我讥讽胡锡进的那篇文章，也不会有歪葫芦这个比喻。

但即便歪葫芦写出来，依旧坐立不安，草草写完便又骑车出去，骑了一圈不行，又回去开车到其他的镇子兜兜转转，后来在吴淞江一个偏僻的地方看人钓鱼，一直坐在那里看，看了一个小时心境才回复。

为何会这样，其实就是深渊人性的一种反噬。即便我见识过太多的邪恶，杀人的，伤害的，更邪恶的等等，但相比于这些邪恶的犯罪，这现实的人性其实更可怕。

也许有人会说，多看看善。是的，的确如此，当你的视线在善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善，

过去的几个月，随笔的文字大多趋向于善。

这些善，是一种内里的救赎。

救赎自己，也救赎迷途中的人。

像我的身边善的人其实很多，有时候所眼所见皆为善；

超市，买一支笔芯，才下过雨，地铁的女安保打开消防箱在里面拿出不知道的食物蹲在那里喂一只猫。已经过去了，再回头看一眼，闲聊中得知这是一只流浪猫，日常她值班的时候便会过来投喂，且在消防站的对面台阶下，她细心的为小猫搭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小窝。

公园后面的木栅栏处，一个步履蹒跚，常年几乎都是白衬衫的老人经常拄着拐杖逗留，有一次在老人走后，远远看他坐的那块岩石，几只黑色的鸟蹦蹦跳跳过来，头上下来回啄食着石块上的食物。

每一次老人特意过来，张望一番便留下一小撮黄黄的小米粒。留下后便会蹒跚着离开。啄食的群鸟，老迈的人，没有言语，但有着眼神的交流，他走了，它们来，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流很令人感到奇特。

在上海的最后一年，我步行到咖啡馆，一场暴雨后，路面许多粘在地上的大大绿色树叶，断枝走不了几米便会遇到一个，已经快要到拐弯处的木桥了，岩石下方一直没有褪绒的幼鸟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尽管我的原则是不为无法负责到最后的生命停留，但终归没有忍心视而不见，过去将其捧在掌心，路过的人们也会看。推着买菜小推车的爷叔说，是在树上被风吹下来的，而后看一眼头顶的树丛，道一句，按道理说老鸟该在附近啊，小可怜，被爸爸妈妈抛弃了，而后佝偻着身子离开。我说，要不放在树上，老鸟一会回来找的吧？

一位阿姨说，你放在那里就死了，没办法我就只能带回去，一天喂几次肉，没有多久这只鸟就能来回的飞动，到我离开上海之前的一天，回到家没有了它的叫声，只有小区外的高耸树木上有着鸣叫的盘旋。。。

还要说什么？

善是一种救赎，看见恶其实也是救赎。

善与恶是世间存在的对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播善是让我们有爱，看见恶是让我们对恶有足够的了解，不去作恶，不被恶害，仅此而已。

后面这个号我会尽量少写，不会再一天写三篇了，如果可以的话，会分出一篇发在下面青萍说这个小号里。

谢谢！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信公众号：

微哥：心中有善的人，才见不得恶，若本来就是充满恶的人，它根本就看不到恶，即使看到了也会装作没看见。

失眠不吃药：我加了个有良心的公众号，无意例外的都是被逼开了小号备份。没办法，但是这样也好起码不会失联。要是每次都是说一样的话。都是歌颂才是最危险的时候。有相反的意见不怕，不可以辩论聊天。和罗永浩一样公开骂都行，私信骂人真的无聊

虾兵蟹将：好吧，估计不单是文章本身的事，评论区犀利了也可能被删吧

灵动倾心：其实我想说，信仰和理智有时候是冲突的

槽三刀：时评类太难了

敬三：跟读作者几年的帖子了，帖主给我最大的感动:是在帮助读者正视世道沉沦中努力提升自已，莫下坠，莫沉沦！

山丘：是被举报了，还是后台审核的

西方不败：你的文章，我基本都看完，有震撼，也有无语，说内心话我一般只看网易和你这个公众号！望保重[抱拳]

完颜互：已经关注小号了

CDT编辑注：本文在“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上已404。

10月13日，河南周口的张先生从玉米地里蹚水回来，裤脚沾满泥浆。

9月以来，河南出现8轮大范围明显降水，平均阴雨日数达27.5天，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

河南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周口是河南第一产粮大市。张先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承包了约90亩地，其中三十多亩种了芝麻，五十多亩是玉米，“20多天前就熟了，但雨一直下，有的穗上发霉了，有的籽粒长出了新芽”。

类似的秋收困境在黄淮地区多地重演。陕西的华西秋雨从9月2日开始，至10月11日，已持续38天。10月1日至12日，山东出现连阴雨天气。截至10月13日，山东省农田过湿面积7650万亩。多地农户普遍反映玉米减产两三成，湿粮、霉粮收购价不足每斤五毛。

10月17日，在安徽亳州，玉米已经霉坏，“都冒着烟”。（图/受访者提供）

“黄淮海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抓好黄淮地区秋收和秋冬种工作，对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和夯实明年夏粮生产基础至关重要。”10月5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韩俊在视频调度会上指出。

随后，中央财政拨出4.84亿元防灾救灾资金，用于支持河北、山西、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7省受灾地区加快开展农机抢收、潮粮烘干、农田排涝、冬小麦抗湿播种等农业生产防灾救灾工作。

抢收、抢烘，是摆在农户面前的两道关键难题。土壤湿度高，传统轮式收割机容易陷车。农业农村部已成立工作专班，截至10月7日，已按照黄淮地区需求调剂调度24.63万台能在积水地块作业的履带式收割机。

没有机器，小农户能人工抢收。但连阴雨下，晾晒、烘干、防霉成了难以跨过的坎。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公布了烘干机粮食烘干服务点信息。不过，多地农户向中国新闻周刊反映，“烘干站大多也是收粮点，只低价收湿粮，不帮烘干，不想低价卖就只能砸在自己手里，湿粮问题还是没解决”。

10月14日，山东菏泽，农户拉着掰好的玉米在泥泞中艰难前行（图/受访者提供）

从烂泥里拽出来的收成

从9月下旬起，张先生每天盯着天气预报，雨一场接一场，“洼地水深有30公分，机器进不了地，再心慌心疼也只能干看”。所幸芝麻卖价稍高，为减少被泡坏的损失，他狠下心雇了十余名工人，日薪80元，连干两三天，“一点点从烂泥里拽出来”。

张先生给中国新闻周刊算了一笔账：承包费每亩1200元，一年两收，分摊后约600元。夏季大旱时玉米地浇了六遍水，电费、柴油和人工近万元；加上种子、化肥、农药，秋玉米成本每亩约1300元。

然而，玉米产量和价格都在下滑。张先生说，往年玉米亩产1000至1300斤，收购价约1.1元，今年部分玉米霉变减产三四成，亩产预计800斤，“霉玉米每斤5毛多，潮粮也不过6毛”。他粗算了一下，每亩亏损至少五六百元。

收割成本也水涨船高。张先生称，往年晴天时，秸秆可回收，每亩收割价二三十元，“现在不要秸秆了，一亩得七八十元”。

不仅是包地户在泥里发愁，小农户也在苦撑。河南商丘永城市有农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收割机进不去地，父母花了五天时间，从天亮忙到夜里11点，终于在10月5日徒手掰完了7亩玉米，“全是用盆在水里划着运出来的”。

河南商丘永城，有农户用盆运出玉米（图/受访者提供）

在河南许昌，家里有四亩地的林利（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有人抢收时因霉菌中毒，被送至诊所急救。自家的玉米也发霉，看着满院发霉的玉米，想哭也哭不出。最后卖了四毛一斤。而花生雇人成本高，有农户干脆放弃，“发视频让别人去水里捞，发芽的就炒菜吃”。

安徽、山东部分县市亦是如此。亳州有农户对中国新闻周刊称，家中玉米减产近一半，发霉后每斤只卖三毛钱，“不卖又怕全烂在手里”。

“救灾资金”怎么用

除了中央财政拨出的资金，当前，河南省财政安排5000万元救灾资金，当中 3000万元用于支持各地烘干机械奖补和秋粮收获补助。其后追加的2000万元，用于补贴烘干和调度农机。山东、山西也分别拨付1.5亿元和4000万元救灾资金。

多地市还安排了专项资金。像张先生所在的周口市，还额外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投向应急烘干与超标粮食处置。其中500万元用于补贴参与应急烘干的各类主体，另外500万元专项补贴定点收储企业。当地媒体报道，前者旨在“直接降低农户烘干成本，防范粮食霉变风险”；后者则用于“严防不符合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

10月11日，山东惠民县也公布，安排补贴资金100万元给为本地农户提供秋粮烘干服务具有烘干能力的市场主体。按烘干主体实际收储烘干量进行补贴，原则上每吨补贴30元(按享受补贴期间用电量核算)。

烘干站点的信息容易查到，但多地受访农户对中国新闻周刊称，询问当地烘干站后普遍被告知“量太少烘不了”。有的还趁机压价，玉米收购价从6毛降到4毛多，“还说大豆没法烘，会损失蛋白”。至于部分愿意接收湿粮的烘干站，烘干单价甚至超过卖价，每斤烘干费6毛多，“卖价才5毛”。

中国新闻周刊随机拨打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公布的烘干站电话，接线者均称不收散户湿粮，起烘量至少300亩或60吨，重量达标后每斤费用七分到一毛钱不等。

河南省豫东地区一位烘干站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采取的模式是“收农户湿粮后自烘”的模式，烘干塔每天燃料成本高达2.5万元，小农户的湿粮收了再烘干不划算，“卖粮的钱还没有烘干的成本高”。他说，烘干站确实可领取补贴，国庆期间已完成部分统计上报。

“受灾的是我们，拿补贴的却是烘干企业，他们连我们的粮都不愿意烘。”多个受访农户认为，救灾补贴绕过了真正受灾的农户，流向了拥有烘干设备和收储能力的企业。“他们烘干后能储存，等粮价涨了再卖；遇上连雨天，我们的湿粮晒不干，只能低价卖给他们，否则就发霉砸在手里。”

事实上，早在2023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就曾明确“谁烘干、补贴谁”的原则，资金直接发放给拥有烘干设备的经营主体。相关负责人当时对媒体解释，此举“便于他们让利给农户，最终让农户烘干时少花费甚至不花费”。

在地方农业部门看来，这样的安排有其合理性。河南某粮食大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将补贴发给企业更有效，“群众没有烘干条件，直接发给群众也不能把湿粮变干，烘干企业收粮后烘干，能帮助消化农户手中的湿粮”。

摆在张先生面前的选择并不多。自家玉米量不足就近烘干站的起烘线，即便找到愿意接收者，还得额外支付运费和烘干费。“拿了补贴的烘干站既不免费也不降价为农户烘粮，还借机压价收湿粮，这不是两头赚吗？”

上述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补贴并非为了让烘干企业获利，而是通过补贴降低其烘干成本，促使其收购农户的湿粮。

按照这一逻辑，补贴成为推动企业收湿粮的激励手段。不过，上述烘干站老板直言：“即使没有补贴我们也会干，这就是我们的生意。有补贴后能多收一点，但烘干和收储能力有限，也不可能超负荷收湿粮，不然粮食收来，堆在我们这儿也会发霉。”

至于粮价低，上述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解释，当前部分玉米含水量达40%，100斤粮要去掉40斤水，烘干后只剩60斤，按原来每斤一元多的价格，减去霉变等损耗，其实也就五六毛一斤。

连绵阴雨下，带来了另一门生意。中国新闻周刊致电多家销售烘干机的商家，商家称近日河南、山东等地的订单火爆，交货需等待一周以上。

救灾机制如何优化？

有的玉米籽粒已发芽成幼苗（图/受访者提供）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黄淮海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农业农村部已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农机抢收、抢烘，遵循“先熟先收、有涝先收、易损先收”的原则，全力抢收减损。“然而在基层执行中，短期内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应急机制与长期内农户个体化、公平的服务需求之间还是有落差的。”

针对“部分烘干站拒收散户湿粮”的现象，钱龙指出，烘干机的启动存在较高成本。阴雨导致粮食湿度上升，烘干费用随之增加，企业因成本与效率考量而设定“起烘量”门槛，从经济角度看有其合理性，“但从灾年救助角度看，如何保障散户的利益，值得关注”。

他认为，救灾工作在应急阶段以效率优先，但长期而言，应关注公平与可及性。针对目前财政补贴主要流向设备端与企业端，拥有烘干设备的种粮大户、合作社能获得优先保障，而缺乏条件的小农户则被边缘化的现象，要努力实现政策公平，需在结构上调整救助机制，让小农户真正受益。

钱龙建议，应推动烘干设备的梯度化配置，增加移动式、小型化设备投入，或组织小农户集中烘干，降低单户成本。当本地产能不足时，还可对跨区域烘干给予运费补贴，鼓励跨区域就近烘干。

在粮食收储体系中，国家对干湿度有严格标准，烘干企业在粮食安全中扮演重要角色。钱龙指出，现实中，部分拥有烘干设备的规模化种植户或合作社以盈利为导向，将补贴留在自身环节，而普通小农户的种粮收益则因缺乏粮食烘干与储备设备，面对不利粮情很难自救，导致粮食市场收购价格被进一步压低。

钱龙进一步指出，这种分配格局或会带来结构性失衡：拥有资源的种植大户或合作社具备更强议价能力，而小农户在救灾资源分配中容易被边缘化，他们可能需要自寻晾晒场地，阴雨绵绵则会引发他们手上的粮食进一步霉变和整体品质下降。更深层的风险在于救灾体系信任感的削弱——“政策资源向企业倾斜，尤其是普通农户得不到财政补助，没有获得感，久而久之会质疑政策的公正性，从而影响未来的政策执行与配合度”。

在钱龙看来，在天气异常日益频发的背景下，救灾机制必须更具前瞻性与韧性。他提出，可从政策设计、执行监督与长效机制建设三方面优化补贴体系。

在政策设计上，应构建精准、多维的补贴指标体系。例如，设立农机抢收补贴和粮食不良品质差价补贴。若因天气导致机收成本翻倍，政府可直接补贴差价给农户；对湿粮，可提供价差补贴，降低农户烘干成本，让农户与烘干企业形成正向激励。此外，除了对农户规模进行分类外，还可以根据受灾等级分类，借鉴浙江温州等地的模式，通过无人机、卫星等对农户受灾程度进行评定，再发放不同比例的补贴。

执行监督方面，钱龙认为，应强化价格监管与公平竞争。对领取烘干补贴的企业要求公开烘干价格，对拒收农户湿粮的行为设立举报电话或快速响应机制，防止补贴政策在执行中“变形”。

至于长效机制，钱龙建议，应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如增加履带式农机、分级烘干设备等储备。同时对农业保险扩容，将“连续阴雨致霉变”等特定风险纳入保障范围，政府给予保费补贴，以提高保险的应对范围和赔付率，保障农户收入。

“还要构建应急的联动机制。”钱龙表示，除了中央层面外，省、市、县同级的政府之间的联动也应加强，并强化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与协作能力，“通过集中收粮、统一烘干，小农户也能获得规模效应，既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也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10月17日，雨仍在下，张先生家的玉米仍未收割。天气预报显示，阴雨将持续至20日夜间。张先生冒雨又去地头，秋风拂过，卷起田间的湿气与霉味，久久不散。他心疼粮食，又不知如何是好。

记者：解雪薇（xiexuewei\@chinanews.com）

告别

在营业19年后，位于海淀区成府路262号的豆瓣书店决定告别。这是2025年，火车站取消纸质车票，报刊亭渐渐消失，仅存的明星产品也变成饮料和烤肠，互联网已历经好几重技术革命，纸的时代仿佛过去了很久。人们谈论着AI、新能源和世界的动荡，一间书店消失，又一间书店消失，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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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9月20日那天开始，一个星期六。豆瓣书店挂出了告别的海报，“从今日起，进入闭店倒计时”，图书的售价从平时的五六折降到三折起。旁边一张黄色的手写纸条，写的是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昧的年代；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

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人们正在步入天堂，人们正在走进地狱。

52平米的狭窄空间里，时间是近乎停滞的。除了旧书架，书，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布局十几年未变。这里卖人文社科类的滞销书和二手书，不少来自80年代、90年代的版本，有的书里还夹着前主人的旧照片。收银台旁边放着一沓厚厚的《世界文学》，创刊于1953年。书架顶端则是店主手写的纸条：“当人家议论纸媒已死时，我们开始卖报纸”。

这里拒绝一切“商业化”，包括直播、卖咖啡和教辅，以及搬进大商场。这里的规则也不同于大部分书店，书架上的手写纸条告诉那些拮据的学生、学者和普通市民：“问价不买无妨”，“带塑封的书都可拆，拆开不买亦无妨”。

一个客人买完书，请求店主在书页里写下：豆瓣书店，2025年9月20日。她小声说，以后可能就不会再来了。一次微小的告别。翻开店里的留言本，一位客人在5个月前写下：“祝豆瓣书店开到二十二世纪。”

书店外是一个高速运转的效率的世界。一辆电动车迎面而来，骑车的是母亲，抬头看一眼“豆瓣书店”的招牌，停下来：“进去看看吧，有没有教科书。”后座上的小学生从车上跳下来，飞跑而去，推开书店的玻璃门。我蹲在门口，忍不住提醒：“这里应该没有教科书。”

“没有教科书出来吧！”孩子探进店的一半身体缩了回来，跨上电动车后座，他们飞快地远去了。

一个中年男人低着头，告诉一旁的女儿：“你以后就找不着这家店了，这家店就没有了，知道吗？”

失衡

卿松在2019年《GQ》杂志的一篇报道中被描述为“消费市场的失败者”和“自由意志的捍卫者”，“每日坐在没有窗子的小仓库里，对着书单选书、买书，把喜爱的人文书籍进上几百本，再花10年的时间卖出去。”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营书店兴起，万圣书园、风入松、国林风以及席殊书屋等书店相继创立，“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固定买书、办论坛、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卿松赶上了黄金时代的尾声，边缘化和个人化的选书品味让豆瓣书店遇到了众多知音。《GQ》杂志的报道里提到这么一个细节：一次，书店新到一大批上海出版集团的清仓库存，“北大清华的学生都涌到书店里来，守着两张桌子拼成的新书台，一包书传过来，大家争抢着帮忙拆开牛皮纸，好第一时间占据自己想要的那一本。”

如今，这种对“个人自由意志的捍卫”成本日渐涨高，到达了某个临界值。知识分子时代的余晖散尽，高校的围墙越砌越高，人们的注意力分散在短视频和短剧中，豆瓣书店的逆主流成为一种“不懂变通”“不通世故”的证明。

“没办法，因为世界在变化，你适应不了它的变化，就只能离开。”我在2025年这个秋天见到了43岁的卿松。他仍然是一张圆圆的的脸，藏在留长的头发后面，显得有点潦草。但脸上有种孩子般的天真，常常难为情。

因为童年遭受暴力，卿松患上严重精神强迫、失眠和抑郁。恐惧发作的时候，他无意识地用中性笔在纸上画水草、树枝和鱼，黑洞洞的线条互相缠绕，把一张纸塞得满满当当动弹不得。有一次严重到住院，七天没睡觉。

卿松的画

书店是他花19年为自己打造的安全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以书店作为我的场域的。如果走到大街上，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啥。”卿松说，有一回去看心理咨询师，约了一年半才约上，一小时500块。不知道怎么聊到了神秘主义的事，卿松想起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永生》，给对方推荐起了书。“在博尔赫斯的世界里边，可以成为任何人。你可以成为柏拉图，也可以成为未来人，你可以成为你喜欢的人，也可以成为你讨厌的人。在时间轮回的概念里就相当于永生。”他们聊了很长时间，咨询师说，下次别来了。

我问他，如果书店如此重要，为什么要关掉？

“其实人的天然缺陷就是不安全。人离开母体的时候，就被抛向这个世界。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是最安全的，对吧？动物会应激，但是人有理性，所以人基本上是分裂的。”他总有很多道理可讲，我问他能知行合一吗？他讪笑一下，说没有。“你说的安全感也好，自己地盘也好，这个玩意它是很重要，但是开始失衡了，你没法生活了。”

从现实的层面看，书店一年租金是24万，加上员工工资、水电，卿松计算过，一天的销售额在3000块就能保本，但状况是从疫情开始就越亏越多，每个月亏损超过一万，夫妇俩拿着积蓄往里填，填不满。“疫情开始就在赔，只是现在卖的比疫情期间还差，这个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妻子邓雨虹说，“在疫情中间，我就觉得疫情肯定会过去的，过去之后肯定会好的，没想到会变成这样子。”

北京大学、五道口、蓝旗营，曾经安顿了两个自由的人。2003年卿松22岁，在北大朗润园里租了一个大杂院单间，屋内只有一张床，但院里神人云集。有一个北大空间物理系的老乡，喜欢写诗，喜欢跟土地打交道，不喜欢人。还有一个特别有钱的广东姑娘，开着一个破吉普，在学校里四处蹭课。为了解决生活困顿，他去风入松书店打工，在那里认识了从江西来到北京书店上班的邓雨虹。两人先是在书店工作，然后开起自己的书摊，赚了一点钱就再拿去进书，慢慢拥有了这家小小的书店。

“我们那个年代并不焦虑。房租是100块钱，基本上会有200多来吃饭买书，天天借钱，每个月都借钱，发工资再还钱。”他哈哈大笑，“那个心态我也不知道，反正书店工作的人都好像马大哈一样无所谓。”

“你会想回到那时候吗？”我问。“说不上来，怎么说呢。”他停止了哼歌，沉默很久，鼠标在屏幕上点来点去，不知道在点什么。看向天花板，又看向我，看起来很局促。“其实我挺想回到那时候的。”他说。

时代

关于书店自救的可能性，我曾目睹过店里发生的一次小型讨论。有客人问：你们没想过搬去一个租金更低一点的地方吗？

“现在不是租金能解决的问题。”邓雨虹说，“是网上的折扣太低，行业太畸形了。出版社印了书批(发)给我们，比如说是5折。但他们自己有淘宝店，还有直播，同样一本书，他们可能也是卖5折包邮，你明白吗？”她叹一口气，“出版社也没办法，他们的书也不好卖。”

所有的可能性都一一失去了，于是我们只能看向这个唯一的结果。把店关了，关了起码可以停止赔钱。书店关了以后要做什么呢？卿松和邓雨虹还没有开始细想。“你们家水缸一直在漏水，你得先把这个水缸堵住，而不是想我明天要吃什么。再不堵住，我们家就被淹了。”

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了。资深读者老王和卿松两口子认识大概十几年，他至今保留阅读纸质书的习惯。但也只是习惯而已。“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是没别的选择，被迫把看书当做一个文化生活或者消遣。”他把包打开，拿出一本随身带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用塑封仔细地保护着。转个身，他又低声地承认：“有时候看不了几页，我也自控力很差，会经常看手机。”

“我有时候特别不好意思的，我看到他卖多少钱，我还习惯到网上看一下多少钱。”正说着，卿松走过来找书，老王的悄悄话眼看被撞破了，他尴尬地笑一笑：“当着他面说也无妨。”

老袁是另一个资深读者，他在五道口这片长大，十几年来几乎每周都来豆瓣书店溜达溜达。

“这个老板确实懂文学，他这里面的书，怎么说，其实更适合当一个图书馆。”他说，“我在法国留过学，但他给我推荐几个法国作家，我都没听说过。”

那天老袁穿着国安球服拉卿松在书店门口畅聊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一口气用电瓶车驮了60本书回家。相比老袁的激情飞扬，卿松有点局促，显然不太能应付这种社交。老袁佩服卿松，“这哥们儿也是个神人，就跟尼采一样，他是一个疯子，但是经济运行规律是按‘正常人’来的。他要倒给我，他这店就好了。”他随口说，“比如说弄点赞助，弄点会员。就印成T恤卖，我觉得都行。说白了你拴条狗在这它就不会倒闭了，别放一个爱书的人。”

另一个客人问：你们为什么不学其他书店进购物中心？“我好讨厌进购物中心。”邓雨虹觉得进购物中心不独立。这些事没有到“理想主义”的高度，只是受不了束缚而已。

“我想几点开就几点开，我想几点关就几点关。比如我今天和顾客聊天聊得很开心，可以聊到12点没关系，购物中心不行，它是统一关门的。在购物中心感觉像关在一个温室里。”说着说着，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神往，“其实这个书店还不是最好的状态，最好的书店我觉得得有个院子，你能看见一年四季。”

“不破不立。”客人试图用一些市场经济规律说服邓雨虹。“树挪死，人挪活。它可能是棵树，它就不该挪，对不对？”邓雨虹回答。最根本的问题是，时代在变。

朝颜

这些天邓雨虹哭了很多次。大家都觉得告别突如其来，同行来了哭，顾客来也哭，一哭她就忍不住跟着哭。“有些人说的话让人控制不了。”我问她说了什么话，她俯身去找书：“不想说了，待会儿我又要哭了。”

邓雨虹不喜欢沉重。她声音响亮而温和，常常大声和顾客聊天，大声地笑。那天一个年轻男孩抱着书低头来到收银台，邓雨虹探身去看他的脸：“你要哭了吗？你不要哭。我这两天天天哭。”男孩沉默。邓雨虹又安慰地说，“有我们的微信吗？加一个吧，回头微信上联系。应该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没那么快关。”等男孩走出店门，邓雨虹转头对我说：“这种不说话的小孩最感性。”

但在书店的社交媒体里，她也写下过一个伤感的故事。一个下雨天，店里没什么人，邓雨虹坐在收银台快要睡着。冲进来一个小伙子，不断从包里掏出水果，石榴，脆柿，橘子：“除了桃，其他都是家里种的。这个你猜是什么？是‘枳’。有大的，黄的，我摘不到。”然后就走了。“今天下了一天的雨啊，哪里来的傻孩子啊，我去哭会儿……”她写。

“我给你讲个故事。”在书店的仓库里，卿松说，又摆摆手，算了，太伤感了，算了，你说咋弄？

叹了一口气，他还是给我讲了这个故事，北大历史系的欧阳哲生教授就住书店对面，经常来，是老读者了，“2005年，我还没开店，他在北大，我当时住在朗润园，我给他骑车送了13本《丁文讲年谱》。”卿松说，一晃就18年了。

前两天晚上欧阳教授来了，照常来看一会儿书，看一会儿要走。是卿松自己开口说，我们要关店了，欧阳老师，握个手，将来不知道我还有没有太多机会见到你。

握完手，63岁的老先生说，等过几天你落幕的时候，我再来看你一眼。教授走后，店里没人，卿松关了门嚎啕大哭。

很多天后的此刻，卿松对我讲这个故事，每讲完一句话就要哈哈大笑，笑得我有点发毛。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太悲了，他会不好意思，“太痛了就要笑，有些东西太沉重了。就是这样子的，还能说啥？我怎么去用语言跟你形容这个事情呢？”他说，“我可能曾经把书店看得太重，以前我以为书店我会开一辈子，后来我确实也很沮丧。”

从2012年起，他隔三差五帮出版社的朋友做些设计。他给我看自己设计的封面，粉红的底色下，一只大手牵着一只小手，书名是《如何成为情绪稳定的父母》。他们没有孩子，因为妻子觉得人生不值得一来。但他想象过有孩子的生活，“小朋友不是很好玩吗？大人其实没什么好玩的，很无聊。大人的世界是经验的世界，经验的世界是最无聊的，经验其实是秩序。对不对？”

吞吞吐吐一番后，他告诉我他之后想要做什么，“这个不用写。”他赶紧说，脸上又浮现出那种不好意思的神情。“干出来（再说）比较好。你是不是觉得像傻子一样？”

相比之下邓雨虹在人前显得更豁达一些，这种豁达来自她已经走了漫长的路。这些年，她像一个24小时照护者，看着病人逐渐衰弱，再也没有生还的机会，“过程中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你把书店当成一个生命来看，其实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

在以“人才”“科技”和“高效”著名的繁华区域，夫妇俩像打理植物一样收拾书店，书长得满地都是，客人必须在书本的生长缝隙之间钻来钻去。同一件事做了19年并不是一种较真，只是自然而然地延续下来了，“书店自己有生命，它可以自己呼吸。”邓雨虹说，因为它是一个生命体，“有淡季有旺季、有高潮有低潮，没有什么奇怪的。”

关店以后她想做很多事。比如去看一棵树从春天到冬天，比如种各种各样的牵牛花，“把世界上所有的牵牛花都种出来。”他们现在在库房门口种了一丛牵牛花。这些花在太阳出来以后就开始凋谢，第二天又开新的。每天清早采一朵插在店里，那些花五颜六色的，“很平凡，不引人注目，但自己开得很好。”邓雨虹很喜欢。“在古代，牵牛花被叫做‘朝颜’，意思就是早上的笑脸。”

小时候，邓雨虹住在江西的小镇里，奶奶家厨房外面就是菜园，种着橘子树，菜园下面是赣江的支流，站在院子里能看见江水滚滚而去。吃的是最新鲜的菜，在进锅的前一秒钟，那些韭菜、小葱还长在地里。没有自来水，是窑井。现在那里被拆除，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之一生活了近二十年以后，邓雨虹现在仍然可以过那种生活，“只要有饭吃，房子不漏雨。吃不起干饭就喝粥。”她说，“生存，只要你又不傻，你又不懒，你还活不下去吗？”

她不想计划这些事。几天前还有客人看店里书架整理得挺好，想请他们去给他整理架子，500块钱一个小时。邓雨虹说，你不要担心，我们能活下去的。“发生了什么就做什么，对于书店来说是坏事，对于我来说未必是坏事。”她说。

书店不会再进新书了，存书卖光，也就到了闭店的那一天。

一个年轻的读者向我讲述了一件关于豆瓣书店的小事。有段时间他住的小区疫情反复，周围四处封控，他也被困在家中不允许返校。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突然崩塌的时刻，豆瓣书店发了一条朋友圈“别担心，书店还在正常营业”。

这句话曾给过他很大的安慰。“你好像处在洪流之中。而那个书店是你唯一可以停靠的很小的港湾，是把你定格在了你熟悉秩序中的最后一颗钉子。”

终于捱到可以出门的那天，他去了书店，书店的门半开着。店员从里面钻出来，他问，书店还会开下去吗？店员说，会开下去。

“我以为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关闭的书店。”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