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数据，2024年57.9%医生降薪。

这个数字出自一份覆盖了近三万名医务人员的调研报告。

据市场研究机构华医网发布《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的报告显示，57.9%的医生在2024年经历了降薪。

这个比例，比去年的37%又高出了整整20个百分点，说明降薪的潮水不仅在蔓延，而且势头更猛了。

以至于，一些医生不得不去跑滴滴，送外卖来补贴家用。

说实话，这挺反直觉的。

在我们的普遍认知里，医生手握“保命手艺”，技术门槛高、需求刚性强，本该是经济波动周期里的“铁饭碗”。

毕竟，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谁能跟健康讨价还价呢？

更何况，我们正踏在一个浩浩荡荡的老龄化浪潮之上。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3亿，而老年人的人均医疗开销是普通人的3到4倍。

从住院人次来看，去年也比上一年增加了1000万。

一边是看似无限增长的医疗需求，另一边却是医生收入的普遍下滑。

这个矛盾的背后，一定有什么更深层的东西正在发生。

另一组宏观数据更能说当下各地医院的处境。

数据显示，仅今年上半年，全国就有超过1200家民营医院关门大吉，平均每天倒闭近7家。

民营医院的关停率已从2023年的7.2%上升至2024年的19.6%。

公立医院的日子同样不好过，虽然它们轻易不会“倒闭”，但为了缓解经营压力，各地公立医院合并重组的消息此起彼伏。

2025年以来，四川、浙江、安徽、河南、内蒙古、吉林、广东等多地已发生近十起公立医院合并事件。

曾几何时，许多年不愁“客源”的医院，如今竟然开始批量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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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拼凑答案。

首先，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文章中很多医生提到的：病人真的变少了。

这听起来和前面提到的“住院人次增加”有些矛盾，但其实并不冲突。

宏观数据增长的背后，是结构性的变化。

一方面，出生率下降，产科、儿科这些曾经的热门科室，如今门可罗雀，相关的产业链都在萎缩。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经济大环境的凉意，正悄悄改变着人们的就医习惯。

过去手头宽裕时，一点小毛病可能就直奔大三甲图个心安。

现在，更多的人选择“捂紧口袋”，小病能忍则忍，或者去社区医院、线上问诊解决。

这种消费降级，直接导致了大量非核心、非紧急的医疗需求被抑制，尤其冲击了那些定位不上不下的基层和县级医院。

其次，一个更具颠覆性的变化，来自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

这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一招。

过去医院的盈利模式很粗放，多做检查、多开药，收入就水涨船高。

现在不同了，DRG/DIP（按病种付费）的推行，意味着治疗某个病，医保只给一个打包价。

治好了，省下的钱是医院的利润；超额了，医院就得自己承担亏损。

这种改革的初衷就是为了降本增效，遏制医疗资源的浪费。

但它也彻底改变了医院的生存逻辑，从“多做多赚”变成了“省着做才赚”。

实际上由于各地财政状况不一，医保基金的回款周期被不断拉长。

医院垫付了药品、设备、人力的成本给病人看病，却迟迟等不来“回款”，现金流的压力可想而知。

这就像一家企业，销售额看着不错，但应收账款堆积如山，随时可能倒在资金链断裂的路上。

巨大的成本压力，最终会像水一样，顺着管理层级传递到每个科室，再分解到每位医生的绩效上。医生的收入，自然会受到影响。

不过我个人是支持国家下大力气医改。

再不改，我等老去可没人兜底了，光靠国家撑着老年社会的看病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

最后，我们还要把视线拉回到医院自身。

回看前些年，在房地产和基建大发展的热潮中，很多医院也卷入了规模扩张的“军备竞赛”。

新院区盖得一个比一个气派，昂贵的医疗设备一台接一台地买。

这些投资在当时看似风光，如今却变成了沉重的债务和高昂的固定运营成本——无论有没有病人，大楼的维护费、设备的折旧费、员工的基本工资，一分都不能少。

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

一头是需求端的收缩（人们看病更谨慎了）；

一头是支付端的改革（医保控费越来越严）；

中间夹着医院自身背负的历史包袱（高额的债务和运营成本）。

再加上药品集采的改革，切断了最后一条传统的盈利路径。

当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医院的亏损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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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医生降薪，并非一个孤立事件。

它更像是一个信号，是整个医疗系统在经历了多年的高速扩张后，进入深度调整期所表现出的一个最直接的症状。

旧有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而转型期的阵痛，正实实在在地传导到每一家医院和每一位医生的身上。

时代的浪潮下，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时代浪潮下，受到影响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END-

一夜之间，绿捷公司成为过去时，它对上海数百所学校、数以万计孩子的约束解除。上海光明暂时接管绿捷留下的空档，以待学生餐招投标程序恢复常态。若长者地下有灵，也当感叹，他一手创办的光明福祉满满，竟以替补方式入场。

绿捷的倒掉，是一次相当偶然的事件。若没有老罗捶打西贝风波，舆论断然不会延及绿捷，这是上海家长及邓飞等人聪明嫁接的成果。除了不期然的舆论，也该“感谢”绿捷本捷，一份虾仁炒蛋引发了覆灭过程，这就是自作孽不可活。

官方的通报更详细，也很不详细。详细的是列举上海如何以“虾仁炒蛋”这个坏掉的菜，扩大到串标围标行径，最终端掉绿捷这家公司。不详细的是，上海市教育局那些挨了处分的官员，不知姓氏名谁，他们本该被千夫所指，而今幸运地“隐姓埋名”了。

要是单看结果，给学生供应低劣饭食的绿捷没了，上海家长可以放心，也是一个不错的进展。引发这一切的“蝴蝶”老罗，自谦说做了微小的工作，并估计上海家长“要勇敢”。只是回到绿捷曾造成的家长们的处境，“勇敢”能否有用，值得推敲。

官方通报留给网民的最大疑惑，也是绿捷倒台后的舆论构成之一，是人们好奇的是：为什么无胡作非为单凭绿捷一家就能做到？仅凭张某华等8人之力，就能在学生餐招投标中攻城略地？没有专家、领导们策应，绿捷何以成为常胜将军？

一场如此大的风波，最后发现作妖的只有一个民企招牌，这有点不科学。毕竟，在招投标持续拿到供餐合同后，强控学生自主餐饮，杜绝家长送餐，隔绝社会努力的种种，单靠绿捷公司搞不定。可现在，似乎也只能认定，绿捷是唯一的坏人。

值得观察的，当然是老厂长创办的光明会否接手上海学校团餐，可最关键的看点，仍然是围绕学生团餐的权力运作。绿捷在校园畅行无助的时候，家长们无助地期望它能被制止，可即使到它倒掉，人们也不清楚到底可以指望谁来做应该做的事。

通报之前，家长们乃至大多数关心此事的民众，都相信绿捷应该被制止，可所有被求助的机构都未能有明确表达，他们在本该干预的职责上无所作为。通报之后，上海出了一些改善之策，一些学生餐安全措施，可它们消除了家长的不安全感吗？

姗姗来迟的官方行动，不仅证实了上海绿捷的违法，也证迫使上海要面对校园供餐的不足。而现在，针对这些不足所行的措施办法，反过来又促使人们相信，应该还有别的、高于目前所有亡羊补牢的东西——比如权力制衡——尚未落实。

绿捷公司不只是提供了每日几十万份餐饮那么简单，它为了确保利润的稳定回收，也建立了覆盖学生及家长意愿的影响网络。这就是绿捷从校园餐供应这一行政权中分离得到的权力。它越想要赚取更多超额利润，绿捷就会更多地倚重这种权力。

一个理想状况是，在绿捷及其校园权力被砍掉后，曾经帮助它构建这一权力关系的人及其意图，都随之枯萎。要是如此简单，那是最好的。如若不能，那将来某个时候，我们定然还要回望现时的处置，是否埋下了一些恶的种子。

一位社会学家提到，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于，揭露现状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弊病并激发补救行动。没有这样的信念，这些弊病就会不受控制地发展、增殖，而社会的道德标准和生活质量，也注定会沦为那种发展趋势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令人惋惜的连带受害者。

这段话有资格成为看待上海绿捷由盛而衰的标准判断。任何将绿捷的倒掉视作某种管理成就的想法，那种认为总有一种事后追惩可以解决累积问题的思路，都是危险的。因为它无助于从权力入手来解决社会弊病，那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权贵”主义。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今天，是我返乡到家第一天。跟乔叶在《宝水》中说的一模一样，我只要一睡在乡下家中，失眠症就彻底好啦。

在早上九点多，睡醒后，我对着屋后麦田，直接发了一两小时呆。

中午吃了些东西，接着睡到下午五点。一天之内，能睡上这么多时间，多么幸福，多么奢侈。

本来，下午我就应该去干农活了。这几天，全家都在种小麦。虽然，我屋后的地里，很多麦苗已经长出来了，但，我哥家的还没种完。多年以前，他们流转了千亩田，这时候，还在没日没夜耕种。

下午我其实就是被嫂子电话叫醒的，她说，他们决定下午五点就收工。因为我回来了，晚上得带我去下饭店。我说，种地不能拖啦。她说，后面两三天，还是好天气。

这让我觉得罪孽深重了。

我太清楚了，每到种收之际，我哥嫂全家是没日没夜地忙，一天能睡三四个小时，都是幸福的了。

他们手上有很多农用机械，但，又合不得花钱雇人开，一家三口，就每个人都开着，像个突击队，一直向前冲。

本来，我今天也想去帮他们开垦地机。我甚至还想架个手机，全程直播我的英姿。那样，我一定会像巴顿将军，征战在乡村沙场。

但，我是真的太困了。回乡，本来算要穿过大半个中国。这次，为了几场演讲，又绕了一大圈，累得实在不行了。

这会，似乎觉得满血复活了。

因为要返乡，对这两天被网友们嘲讽的那个新闻，想得就多了点。越想，也觉得越不是滋味。

对，我说的是“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事。上周五，在农字口的全国大会上，这词冒出来了。当时，我看到后，就一声长叹。

抛开这事背后令人难言的背景不说，单说“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一词，我认为，就用的跟狗啃似的。

作为一个主要靠解读制度政策吃饭的人，我当然能理解这个说法隐藏的文本，甚至还包括制度的善意。

是呀，是时候好好关心服务一下返乡回流的农民工们了。对，我用的是“关心”“服务 ”，而不是他们说的“防止”。

现在城里情况是咋样的，谁都清楚。这段时间，我到过十几个城市，真没看到多少建筑工地有热火朝天场面。工厂企业也去过不少，那些表演型展示就不说。总体讲，冷清和寒意，我是真的感受到了。

今天中午，在饭桌上，我说，要把家里屋子漏水的地方堵堵修修，不知道这农忙时有没有农民工做。

我爸说，村里农民工基本都回来了，城里没事做，农村地都包出去了，现在他们多是在家打麻将，随时可以叫来做事，有的亲友不给工钱都行，喝顿酒再给两包烟。

这就是真相。

所以，上面说“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一定也是意识到这是个问题——一个涉及大量劳动可能因为闲置带来群体性返贫问题。

但，用“防止”这个说法，让人觉得别扭了，居高临下的了，给人感觉就像是施行政指令了，好像是在给基层下硬任务——不让农民工回来。

事实上，社交媒体上，拿“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这话开涮的，都漫山遍野了。

很多人的口吻，都是在嘲讽，都是在日撅——噢，以前说是衣锦还乡，后来说是欢迎返乡创业，现在，你们开始防止我们回乡了。

这话当然是不理性的，但，公共情绪成这样了，要我说，也真是因为制度性挑逗。

本来，这些农民工内心就很不爽，在城市工厂倒闭了，回农村土地也没地种了，你们还要防止我们回来，难道，我连回家和老婆同房的资格也要剥夺吗？

这里得补充一下——别看我哥是个种田大户，其实，今年他都亏惨了。不信，你们去打听打听，粮价都成啥样了。这几个月，他还是靠借我钱给农户发承包费和劳务费的。

我想想他们那么累那么苦那么惨，我真不是滋味。

前几天，我在文章中说，不要多说什么“大环境困难”之类的话，因为说了没球用，还给自己添堵，也招有人恨。

但，我也认为，如果真的混到制度性救济和政策性补给都跟不上，你情绪价值至少还是要提供好吧。

说什么“严防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不就是在大家伤口撒盐嘛。

我一直认为，先把人话说好了，才能真把人事做好了。

在现在经济环境下，农民工跟着城市化步伐来养家糊口或发财致富，机会肯定渺茫了。孙立平教授在那篇《未中国会不会迎来艰难十年？》中也说，随着农村从过去温饱状态向传统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未来如何走好过去几十年中城市居民所经历的那个阶段，就很重要了。

现在说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说白了，还是因为没有准备好，感觉这些返乡人员都回来，接不住了。

问题是，城市也没能接住呀，你难道要他们睡公园睡桥洞，去跟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抢睡觉地方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至少不要再传递一种信号，给人错觉是在硬性“限制人员流动”，是在阻止外出务工人员返回家乡。

信心比黄金还重要。要我说，“防止规模性返乡滞乡”这个说法，就是典型没自信的表达。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两步走，如果不能让人感觉到并驾齐驱了，至少，也要让人觉得是此起彼伏，自由伸缩吧。

想想吧，当年，老人家都还能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至少，是在展示农村能接住城市大量学生的豪情。

现在，不能让人产生农村连农民自己都接不住的错觉。气势上，不能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又有老大哥在看着我，但，我能声明，我没有质疑工作做主要是说，不能把话说得跟没过脑子似的。

还有“滞乡”这词用的，就算不像狗啃的，也像是猫抓的。

我感觉，好像不是在暗示，乡村就是农民不应该久留停滞的地方。这种话，对咱这种进城打工人员来说，也是“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不小”。

农村，对农民工来说，至少还有白发亲娘，以及风韵犹存的娇妻吧。

这时候，你哪怕多说几句“欢迎兄弟们回来”，也是对留守老人的一种安慰，或许，还能意外地多生出些孩子，为解决中国生育率作出贡献呢！

最后，我要报告一下，作为进城务工人员，我这次回乡，绝不是规模性的，老婆和孩子都没带。

还有，我绝不“滞乡”，过几天就滚！这，总该放心了吧！

前段时间，歌手郑智化乘坐轮椅登机，由于机舱高出升降楼梯25厘米，只能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挪进舱门。事后，郑智化发微博描述这段经历，使用了“连滚带爬”的字眼，引发公众的广泛讨论。

冰冰也是一名残障人士，童年时她因病失去左腿，后常年穿戴义肢行走，大学毕业后，她进入职场，成为一名中层，她会穿着义肢去打羽毛球、做瑜伽，也会脱掉义肢去游泳。

在过往的20多年里，她下意识地隐藏自己的义肢，努力表现得“像健全人一样”。但目睹郑智化事件后，她被触动，写了一篇长文，回忆自己也会在登机过程中经历种种不便，后来这篇长文冲上了热搜。

对冰冰来说，登机的过程依然充满关卡，每次跨过廊桥和机舱之间的缝隙时，她都会因为义肢无法精准发力，而下意识地提一口气。安检时，有的机场没有单独的隔间，她只能坐在安检处旁的布帘后，先脱掉衣物，再脱掉义肢，极其没有安全感；脱下义肢后，汗液不能及时清理，导致再穿时穿不到位是常有的事，大腿根也总是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经历，除了对身体的磨损，更多是对尊严的磨损。

她想说，整个社会的无障碍设施面向的群体，其实不止是残障人士，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推婴儿车的宝妈，甚至是手提重物的行人，我们生活中的每个人，一定都有需要使用无障碍设施的时刻。

以下是冰冰的讲述：

我完完全全能体会“连滚带爬”

看了郑智化的道歉声明，我心里的想法很复杂，当下就决定，隔天一定要动笔写点什么，可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于是凌晨两点爬起来，写了那篇文章。

▲ 10月27日，郑智化发微博表示歉意。图 / 微博截图

整个事件中，争议最大的四个字或许是“连滚带爬”。作为一个失去左腿、常年穿戴义肢的残障人士，我完完全全能体会这四个字。

高考结束后，我换了一条机械关节的义肢，这条义肢陪伴了我20多年。有了义肢的帮助，我其实已经算是残障人士中活动能力很强的一位了。我能自如地上下楼梯、下蹲起立，几乎能够独立地完成生活中的大部分事，“就像一个健全人一样”，但不同的是，我得时刻多加小心。

对健全人而言，登机需要关注的是时间、地点这些关键信息，但我要注意的是地面。下车后进入航站楼，我需要经过一段凹凸不平的减速地砖，然后是带有轻微坡度的糙面砖路面，紧接着，路面会变成大块的光滑瓷砖路面，等过安检时，可能有时还会碰到地毯路面。

机械义肢只有在完全伸直和呈90度直角时才能受力，此外其他任何一种角度，都没办法承受我身体的重量，稍一施力，就会直接摔向地面。而且在完全伸直的状态下，受力的也不是整个脚面，而是脚后跟的一个点，就像踩高跷一样。也就是说，在路面发生变换之前，我必须要格外留神，确保我能在完全伸直义肢的情况下，精准地把脚后跟那一点落到一个平稳的地方，这样我的每一步才能顺利着陆。

这么多年下来，我其实已经能适应机场的各种路面了，但进入机舱，依然是一个需要格外注意的关卡。廊桥和机舱之间，其实是有一个缝隙的，虽然大多数的缝隙不会有25厘米这么高，但多少也是有一定高度的，每当经过这条缝隙时，我都会下意识地进入二级战备状态，如果不小心踢到或者擦到，让义肢发生任何一点角度的变化，我整个身体就会立马扑倒在地，别说连滚带爬了，四脚朝天都是可能的。

▲ 冰冰担心自己会在廊桥和机舱之间摔倒。图 / 视觉中国

事实上，登机时受伤是常事。对于我来说，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是安检。大多数情况下，义肢需要单独拆卸下来过安检，惯常的操作是，两名女性员工陪我一同进入单间，我脱下义肢后在单间等待，检查完毕再穿上义肢离开，听起来，这套流程很顺畅。

实际情况是，机场一般没有专门负责陪同的工作人员，要现场协调，她们要放下手上的工作，专程来陪同我。每当这时，我心里就会下意识地生出一种类似愧疚的情感，总感觉，好像因为我一个人，耽误了她们的工作，耽误了其他人的时间。我希望一切能赶紧结束，尽快穿好义肢离开，让一切都恢复正常。

伤口往往也是在这时产生的，我印象里，有好几次坐飞机回家后，大腿根都是水泡被磨破后留下的几条狭长的血口。义肢的接收腔是密封的，不能透空气，这样一来就会闷汗，尤其是夏天，汗水甚至能直接倒出来。这种情况下，把义肢脱了再重新穿上，是非常艰难的，出汗后再穿衣服都会觉得不舒服，更何况是一条腿，再加上着急，经常是穿不到位的。

正常情况下，穿上义肢后大腿根是不用受力的，可如果穿不到位，大腿根就要被迫承受身体的重量，那里的皮肤要被不断拉扯、摩擦，很容易就会磨出水泡，出血。更难受的是，我明知道已经磨出水泡了，也没办法调整，只能继续忍痛走下去。

看到新闻后，我非常能共情郑智化，进入机舱的过程里，身体已经很难了，可是尊严呢？

身体产生的伤口，大多我已经忘记了，但尊严受到的磨损，很难忘记。有一次，工作人员没有把我带到单独的隔间脱义肢，而是直接在安检台旁拉起了一块布，就像是小服装店里的简易试衣间。义肢又是贴身的，也就是说，我必须要把裤子也连带着脱下来，作为一名成年女性，在公共场合，下身只穿着一条内裤，坐在一块布帘子围起来的空间里，外边就是来来回回的旅客，是极其没有安全感的。

等到义肢安检完成后，工作人员把义肢递给了我，她可能以为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竟然直接走了。布帘不是封闭的，我只能一只手紧紧攥着布帘，另一只手艰难地穿义肢，那个瞬间，我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狼狈。

不止是布帘，有的机场会把我带进楼梯间，让我在楼梯间脱义肢，这些过往里，虽然我的身体是完好的，但尊严已经碎了。

其实，在机场或者其他公共场合，如果遇到了诸如25厘米的困难，最低成本的办法就是求助他人，这听起来也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每一次开口求助，仿佛都在提醒着我和其他人的差异，而且第一步就是展示自己的脆弱和困境。

早些年，光是和安检人员承认义肢都很艰难。我一直记得，几乎是从一踏入航站楼开始，我就会紧张，在安检环节，最害怕的是扫描仪挨到左腿的那一刻，尖锐的“嘀嘀”声立刻响起。我只能承认：“是义肢。”我一般会说得很轻，仿佛害怕自己听到一样，偏偏很多时候，工作人员好像对义肢这个词并不了解，我只能叹口气，又赶紧解释，“义肢，就是假肢的意思，假腿”。

后来，坐飞机的次数多了，我已经能够更自然地向工作人员说明自己的义肢了，但求助还是很难，因为求助以后，事情仿佛都不受控制了，我不知道开口后等待我的会是什么，是被单独带进隔间，或者是又要调集更多原本在忙其他事的工作人员，还是又拉一块布帘？

每一次，我的首选都是尽可能自己解决，实在没办法了，才开始在心里排练求助的话术，然后观察周围的工作人员，挑一个看起来面相最善良、手头工作相对轻松的人求助。

不光是流程无法预测，对方的反应我也无法预料。去年，我换了一条义肢，于是把旧义肢装进一个编织袋里，打算带回老家，托运时，我向机场的工作人员求助该如何具体操作。得知袋子里是义肢后，工作人员沉默了几秒，紧接着脱口而出，“那你要不穿上呢”，可我当时本就穿着义肢，完完整整地站在他的面前。我当下觉得既好笑又无语，但后来想想，可能他工作时很少遇到残疾旅客，自然也拿不出的具体应对方案。

最崩溃的经历，发生在前年冬天，我代表公司去参加联合国在北京举办的一个活动。那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开心，也非常骄傲。当天早上，我早早地起床，穿着自己最爱的西装套装出发，路上一直在想，会上要如何代表公司发言。眼看着就要到大厦了，地面上恰好有一块冰，我一不留神，啪地摔倒在门口。义肢很硬，腿上穿的每一层裤子都摔破了。摔倒的那一瞬间，那些骄傲和开心，烟消云散了，仿佛老天突然给了我一记耳光，它在提醒我说：“你和别人能一样吗，还不多加小心。”

20多年里，我都在证明自己是正常人

向他人求助的前提是，直面自己的残疾，可单接受这一点，我就花了将近30年。

刚失去左腿时，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12岁时，我生了一场重病，直到手术前，父母都没敢告诉我具体的手术方案，但我好像隐约有些预感。手术前一晚，我环抱着左腿躺在床上，自言自语，“我会失去你吗？”

隔天手术醒来后，我感觉左腿有种悬空的感觉，我问病床边的舅舅，“我的腿被吊起来了吗？”他回答我：“没有，你的腿已经没了。”当时的反应，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猜应该很崩溃，导致身体开启了自动保护机制，让我忘记这件事。

▲ 图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但我记得，大概几个小时以后，全家人都很悲伤，我反而开始安慰家人：没关系的，我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看起来，我好像只花了几个小时就接受了这件事，从那以后，我几乎也没有因为失去左腿而情绪崩溃过。如果单从成长轨迹来看，从小县城考到北京读书，再入职大公司，一步步晋升到中层，我和很多人的确没什么不同。

甚至，我一度以为自己早就与左腿和解了，直到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二三十人的小型读书会，其中有一个环节，每个人有一分钟的时间分享自己的故事。我讲了自己做手术的经历，那也是我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聊起自己的身体，而且完全不受控制地，讲着讲着我就哭了出来。

也是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可能并没有完全接受失去左腿这件事。再回头看去，我发现自己几乎是下意识地隐藏残疾，而且努力地证明自己依然和别人一样。

刚做完手术后，有一段时间要坐在轮椅上，我左腿的裤管打成一个结，家人推着轮椅向前走时，我总是故意把轮椅的脚踏板掰起来，让右脚落到地面上，来回动，感觉就好像自己在走路一样。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只有一条腿，但我这条腿是没问题的，和健全人没什么不一样。”现在想想那个画面，会觉得非常好笑，我为什么要这样证明自己？

但事实是，往后的20多年里，我反复在证明。

穿上义肢后，我更会隐藏自己的残障状态了，我很少穿裙子，即便穿裙子，也是过膝长裙，里面再加一双肉色打底袜。原本上厕所时，我会目不斜视地上普通卫生间，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只有一条腿能自如弯曲，在蹲下时，义肢要单独伸直，再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右腿上缓慢下蹲，这个造型看起来很像叶问。

为了和健全人一样，我脑子里也总是在思考。比如工作时经常开会，有时需要上台发言，除了思考上台以后说什么，我得额外分出一部分脑子，思考今天穿了什么裙子、什么鞋，路面是地毯还是地板，讲台有多高，我要如何控制步速，才能确保上台的时候抬起的恰好是右腿。因为义肢是没有办法抬上去的，如果到了台下再换脚，会显得很刻意。

现在回想起手术后的情况，我也会觉得奇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可能那么顺利地接受这么大的一件事呢？我只是暂时地自欺欺人，把这件事压下来，往后的这20多年，其实都没有真正直面过这件事。

我其实也能理解郑智化登机事件引发的舆论，很多人会觉得他登机的过程“还好”，但也许，健全人和残障人士的感受是不同的，很多健全人觉得还好的瞬间，对残障人士来说，可能就是痛苦。

除了肉体感受的不同，对于权利的体验也是不同的，对健全人来说，自如地走入各种公共场合，几乎是一件不需要费力地，只要抬腿就能做到的下意识行动，但对于残障人士来说，它变成了需要被保障的权利。

早在2017年，中国残联康复部主任胡向阳就曾公开表示，我国残障人数量约有8500万，占总人口的6.34%，这相当于每16人中就有1位残障人士。其中，肢体残疾占比最高，约为2472万人。

但日常生活中，我好像很少能看到残障人士，不止看不到，从很多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里，似乎也看不到他们真正的需求。

▲ 冰冰拍摄的无障碍卫生间。

去年，我和父母自驾回老家，想顺便做一个服务区无障碍卫生间的测评，但很快，我就发现根本做不出来，因为我碰见的大多数无障碍卫生间都没法正常使用。最常见的情况是，门上锁了，根本打不开，有的虽然能打开，但要么马桶坏了，要么扶手缺失，甚至还有的卫生间堆满了清洁用品，成了杂物间。

我有时候会刷到残障人士的视频，有个盲人博主记录了自己出行的画面，有一次，一段盲道上停了车子，也有路人在走。每当博主不小心撞到了人或车，就会有人帮忙挪开，博主也会说一声谢谢。两百米的距离里，博主可能说了几十声谢谢。我看了以后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被人帮助当然会真诚地感谢，但其实，原本可以不用说出那声谢谢的。

其实，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今年是我失去左腿的第28年，而真正接受自己的残障状态，我是去年才开始慢慢做到的。

高考后换的义肢，是我穿得最久的义肢，一穿就是22年。其实，我之前工作的地方离一个著名的义肢品牌旗舰店只有1公里，我知道，却从来没去过那里，甚至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专门研究过义肢发展出了哪些新功能，有哪些新技术。

我好像同时承认两个身份存在，一种是作为健全人，另一种是作为残障人士。但残障人士的身份被我有意地隐藏了，所以也很少关注义肢的信息。对我来说，查询或者走入一家义肢店，相当于要再次面对自己的残障。

如果用健全人的参考系来看，世俗意义上应该具备的东西，我已经都有了，攒够钱以后就去买房、买车，然后升级换代。但其实，房子、车子对于我来说，远没有一条腿重要，每次想到要升级义肢时，我都会下意识地和健全人做比较，我已经比健全人多花一部分钱安装义肢了，再花更多的钱把它升级换代，也依然不能达到和健全人一样的行动能力，值得吗？

显然，很多年的答案都是不值得，后来，我穿上了新的顶配版义肢，但我依然很难找出到底是哪个节点，答案突然变成了“我值得”。

想法都是慢慢改变的，但也有一些情绪波动的瞬间。某次和朋友交谈，她困惑：“为什么你不换更好的义肢，这关系到你每一天的生活质量。”我突然有点愣住。某次刷到一篇文章，发现买智能高端义肢的，绝大部分是老年男性，很少有女性的身影，我突然在心里对自己生起气来：已经40岁了，我到底还在等什么啊？难道等老了之后再去装更好的义肢吗？

最打动我的，也许是销售的一句话，我问他智能义肢究竟好在哪里，要怎么用。他顿了一下，回答我：“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那个瞬间，我有点想哭，这种自由真的是我可以拥有的吗？

而实际上，换上顶配版的智能义肢后，我马上发现，我的活动空间更大了，朋友直接把我带去了羽毛球场，她左右吊球，我们意外地发现，我比原本能多迈整整一步的距离，原本只能用右腿支撑，现在也能用义肢做支撑腿了。

也是从去年开始，我开始更关注公共空间里的无障碍设施，也看到了很多改变。前段时间我去看话剧，发现一个无障碍卫生间的扶手坚固，高度合理，还放着应急使用的卫生巾，剧场里有备用轮椅，还有专用的无障碍排队区。登机也有变化，有一次我在浦东机场坐飞机，安检时不用脱义肢，直接站在一个机器上，几秒钟的时间就检查完毕了。

其实，人的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处于残障状态，即便不是身体残缺，人也会面临衰老带来的行动障碍。无障碍设施不止是给残障人士用的，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推婴儿车的宝妈，甚至是手提重物的路人，每个人都会有需要无障碍设施的时刻。

人们的反应也在发生变化。有一次在成都坐高铁过安检，扫描仪靠近左腿时发出了“嘀嘀”声，我刚要开口承认，没想到工作人员自然而温柔地开口，“是不是受伤喽”。

那是一句很软糯的四川话，那一瞬间，我有一种好像独自战斗了很久，突然被轻轻戳了一下的感觉。

▲ 旅途中的冰冰。

全国范围的育儿补贴9月初开放申领，不知道有无读者朋友已经领到的了。

不过，最近一名安徽六安网友爆料，称她的二胎补贴在生二胎后被追回了。

该消息源于一名网友发文：

“安徽省二胎补贴刚轮到我的时候，卫健委打电话说省内所有二胎补贴全部追回，已发放的从育儿津贴里扣除，没发放的直接截回。”

11月6日，安徽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称是有追回补贴，但是是因为新旧政策调整，安徽的补贴要根据国家新出台的规定走。

由于旧政策中二胎补贴的金额是2000元，新政策拟定二胎补贴金额为3600元，为避免差额引起发放混乱，因此暂停发放二胎补贴。

并进一步解释：相关材料已提交至国家，待批复后将发至各市县施行，预计在2025年底之前完成相关流程。

我想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之前2000，现在3600，直接补发1600不行么，为什么要追回？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小细节。

这之前2000元的育儿补贴是地方出台的生育政策，钱是地方出。

而3600元的生育补贴，则是中央补90%，地方承担10%，大头主要是中央出的。

其次，在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发布之后，地方上一些生育补贴政策也就不再单独实施了，因为实施方案中就要求了“县级以下政府不得自行出台育儿补贴政策或标准”。

但是，就算是新旧政策有调整，难道就要收回之前已经发放的民生资金？

又是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意义，搁这适才相戏耳呢？

那要是这样算账的话，现在鼓励生二胎了，那之前生二胎交的罚款，是不是也要退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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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可能。

虽然生育率逐年下降，但我们依旧保持着超强的战略定力。

冷知识，当前的生育政策开放的是 “二孩”“三孩” 而非 “二胎”；

如果第一台生的是三胞胎家庭，再继续生二胎生育第四孩属违规；

计划生育依然存在，只是现在的社会环境鼓励人们生育，对违反的人不处罚了。

在法律层面上，也并非自由生育，而是“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生育三个以上的孩子需要“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

另外，所有的生育鼓励和补贴政策，也是到三孩为止。

你想生更多，抱歉就获得不了任何补贴了，这其实也是一种计划生育。

所以也难怪许多人喜欢发表这样的评论：没准要的就是低生育呢？因为看起来国家根本不着急。

而在国家育儿补贴出台之前，各地都推出过不同程度的“育儿补贴”，但往往是挤牙膏式补贴。

有些地方少发晚发不足额发都算正常现象了，更离谱的就是某些城市跟着别人发文，但真到要申请补贴的时候，

却来了一句还在制定相关细则以及没有预算，就挺尴尬的。

还有很多地区所谓的“生育补贴”政策，补贴内容大都与购房补贴挂钩，就主打一个房子和孩子我全都要。

这些勉勉强强还能接受一点，但是这种已经发下去的补贴，再追回的还真是….少见。

还是姜昆老师说得好：你要是没话说，还不如宣传宣传计划生育呢……

邻居日韩的现状早就告诉我们，把生育率搞崩盘易如反掌，想再拉回来，那是痴人说梦。

我们最好的机会窗口，在十五年前，其次是十年前，哪怕是五年前开始真金白银地补贴，或许还能听到点响声。

其次，发达国家生育支持体系最大的经验教训，恰恰是：别抱太大希望，而且越晚行动，花钱越多，效果越差。

我们现在的情况，连可以摸的石头都快摸不着了，因为发达国家都没在生育率低到这个地步才开始救市的先例。

日本作家三浦展曾在《第四消费时代》指出：“当社会把育儿成本全部转嫁给家庭，文明将因自私基因的反噬而枯萎。”

这段话听起来有些学术，但它描述的现实，每个年轻人都能感同身受。

如果一个社会的运行机制，让年轻人感觉自己活着就像一台停不下来的机器，每天在房贷、KPI和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疲于奔命，那么生育，这个曾经的本能，就会变成一种奢侈的、需要反复权衡的风险投资。

又要马儿跑，却不给马儿吃草，甚至还要马儿自己把前路的石头都清理干净，那我们或许真的不必惊讶，有一天我们的生育率数据会比韩国的更加惨淡。

迟迟不愿投资年轻人，反倒是推着年轻人去接各种盘。

不能每个时代的经济问题都让同一批人来处理吧。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END-

“我们能否从无情的世界获得更多福祉，能否在明知人性有弱点的情况下善待他人，取决于我们能否掌握好公正原则、不被局限性的经验所束缚。”

写在前面

今晚想的话题，需要从前阵子我们发的一条微博说起。

“昨晚看到有读者转发我微博的时候写‘今年（网上）总感觉突然出现了一大批不像人类的人’，嗯，最近的一系列事情，我也同感。”

没想到这条主观性很强的微博有三千多个点赞，评论区也有不少人表达了很多类似的观点和共鸣。

大家都感觉到了一种异常和不安，而且不是以往老生常谈的“网络环境糟糕”可以解释的。

我们一直也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直到我们开始更全面地梳理今年内娱发生的各种事件，我们才突然在过程里意识到了答案的一种可能性——我们似乎在进入一种阴谋论社会。

这个表述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才有的阴谋论，阴谋论一直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顽疾，人类甚至“需要”阴谋论，但以往的阴谋论往往更宏观一些，对准的目标也往往是更有权势的群体或者组织，甚至历史古人，很少是活生生的个体，但今年我们很多连续的阴谋论事件，目标都是个体。

年初的李明德闹剧，对准《三人行》这部剧的导演和马天宇；于ML的逝世引发的阴谋论就更典型了；最近的话，白百何事件里仅仅就是条豆瓣神秘评论，直接把文晏和王传君按死在了沪圈资本运作的帽子里；郝蕾朋友圈那句运作拿奖，把明明表演毋庸置疑的辛芷蕾弄成了“不知运作辛芷蕾”，还有李连杰换心脏的阴谋论，也毫无证据。

当然不是说阴谋论一定是错的（阴谋论也有被证实的例子），也不是在怀疑网上这些阴谋论拥趸的正义感，我真的觉得他们是真心实意地在伸张正义（尤其是YML的事件），我甚至很理解，因为在社会心理学上，下意识相信阴谋论同样是来自于很多人内心的焦虑，不确定感和不安，寻求给自己一种看破人间内幕的安全感。

但我们忍不住会害怕，害怕很多人在养成的这种惯性思维，会成为一种信号，一种气味，如果我有讨厌的人，不管是明星素人，我都不需要是当事人，也不需要他犯错，不需要证据，我制造一个关于他的阴谋论就可以了，因为我知道会相信这件事的人，大有人在。

而且，现在我们所有人也都知道，至少以上举例，没有任何人因此付出代价（李明德是自己砸车才坐牢）。

这是我不安的源头，也是我们写这篇的原因。

我们必须聊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说针对个体的阴谋论看似有理，实则有害，以及为什么我们必须警惕阴谋论社会的形成。

一、

我当然认同，阴谋论在我们这里的处境和意义，真的很复杂，复杂到我在梳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就想到了很多自反的理由，因为跟大家的感受一样，我也同样能意识到阴谋论存活于怎样的土壤之上。

说白了，大家之所以会更愿意相信阴谋，很多时候都不是自发的。

阴谋论盛行，离不开一些消极变化，一些崩塌的发生，而且几乎都是连锁反应。

最先发生也最明显的，是跟阴谋相对的——真相处境的变化，它的空缺成为了常态，各类社会案件的潦草收场成为了常态。

背后原因我们都没有能力去深究，我们只知道，真相跟正义的追讨是一体连枝的，公布真相就意味着需要面对不公的存在，面对大众的指责，需要从现象的缺口去倒推每个链条环节的问题，而摆在眼前的现象是，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别的什么，都没有给出相应支持。

真相的缺失带来了焦虑，愤怒等情绪，更带来了一种普遍的被动感，好像每一天都生活在被遮蔽、被操纵的天幕之下，于是信奉和传播阴谋论这个行为，成为了对话语权、主动权的夺取，也就是被动之下的反抗。

同时，因为缺乏真相，也自然没有可信任的权威方，还缺乏探讨的公众空间，公众被压抑和悬置的情绪需要发泄，这时门槛更低、煽动性更强的阴谋论，又成为了最有能量的一种解释路径与抒发路径。

它提供了强有力的幻觉“我们是可以为了正义做点什么的”，在情绪激昂地散布、传播和讨论的链条里，我们是在共同拼凑着原本模糊甚至空白的真相版图。

也就是说，阴谋论提供了泄压渠道与话语权幻觉，还有一套可能虚假但也可能可行的世界规则，它的的确确是当下的人们所需要的，甚至是最需要的，即使它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

除了环境原因，还有个体位置的缺失。

当下成功学叙事被屡屡消解，人生的确不只有世俗成功这一种方向，但问题是，我们也无法找到别的可行的方向，不知道怎样才能通往更理想的生活。

普通人活在非常大的随机性之中，挫败和虚无是常态。

努力是没有结果的，努力就会有回馈也自然是不值得信任的，于是当一个人拿奖，人们的第一反应也很难是把获奖跟能力划等号，至少比起天道酬勤，人们更愿意相信“背后有不为人知的原因”这一被现实教育而来的感性直觉。

在生活里被压抑的个人情绪需要寻找靶子，自身无法企及的阶级，权力，资本等势力方，直至如今的具体的个体，一切遥远的存在，便是最有代入感，也是最没有压力的攻击目标。

二、

我们会认同这些复杂成因的存在，但为什么我们依然要警惕，前面也说了，最大的原因就是现在阴谋论已经发展到了越来越失控的阶段。

人们不再仅仅对准阶级，权力，资本等势力方，而是对准更多个体，这其实也很好理解，如果对一个群体的符号化是无痛无后果的，那么对个体的符号化必然也是一样。

我相信很多人把怒气对准马天宇，文晏，李连杰等人的时候，也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具体的人，而是和针对所谓资本一样，视为释放愤怒、寻求公平的替代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阴谋论造成的伤害势必更深，更无可挽回。

首先个体是具体的存在，可以抓住和代入的泄愤的点必然会更多，进行主观联想、编造的着力点也更多，放在对一切事物祛魅的当代，这类揭露人性之丑恶的言论（无论真假），必然比真善美有着更多的说服力。

就比如可以攻击导演的作品，将导演之前没拿奖的作品，跟相关演员的没拿奖相挂钩，诠释为私怨或复仇。

攻击演员其他作品的表演，在还没看到拿奖作品时就先进行批判和网暴，无论实际情况如何，恶意和中伤都留了下来，跟演员进行了捆绑——这些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文晏，王传君的遭遇，也或许是更多创作者，演员，更多具体的人将要面对的恐慌处境。

其次，因为对个体的喜恶更主观，站在公众人物对立面的人本身就不会少，他们自然会加入进去混淆视听，这就给传谣者的私心提供了掩饰，无论怎样的恶意都可以假以正义之名。

这难免让局势越来越浑浊，伤害越来越泛化，推动更多网暴，乃至现实谣言、现实暴力的发生。

更不可忽视的是这种惯性思维对全局意义的伤害，无论是不是阴谋论受众，所有人都置身其中，无法幸免。

拿我自己来说，我不相信也从不传播阴谋论，但是我也意识到，这些情绪也是会影响我的，随着阴谋论出现越来越频繁，猎奇程度也越来越高，我渐渐不再对内容感到惊奇，好像再反智的观点都不值得惊讶，再逆反常理的逻辑都是存在的。

而且也因为阴谋论更具备猎奇的建设性，官方的否认相对会显得单薄，于是我又会不受控制地渴求更多信息的输入，去填补那永远也填不满的解释缺口。

这里面的可怕之处就在于，现实本身就存在很多的问题，而阴谋论多数时候是加剧了氛围的下坠，加速了恶性结果的发生。

本来是为了追求真相和正义，现在真相依旧未知，正义没有到来，反而在这一过程里对事实和证据，对具体的个体越来越漠然。

这样的发展之下，我们显然也都可以预知后果，预知不远的未来会如何。

比如公众情绪投射的需求将覆盖更多维度，忽视具体的人，忽视事情的复杂性，一切都是投射的镜像出口，只为了抒发自己的恨意与恶意，路径是对人喊打喊杀，谁是这个对象都可以。

比如，真相变得越来越不可证，一个人的表达也越来越容易被曲解，民众的情绪也越来越容易被利用。

猎奇的阴谋论提高着我们对黑暗规则的接受阈值，即使存在真相，公布的也正是真相，也已经很难被信服。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对一切抱有疑问，对不符合这种黑暗认知的言论，对不贴合黑暗想象的人产生怀疑和恶感。

与“可信”“真实”距离划等号的，现在不再是证据，而是观点的黑暗程度。

可是捏造消极逻辑永远是容易的，放弃了理性思考的后果，就是人们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相信类似那条豆瓣匿名发言的论述，在不清楚造谣者动机和目的的情况下成为施暴者。

还关乎社会批判力的倒退。

针对阴谋论产生的土壤，我们知道很多问题、缺口本就源于结构，源于制度，这也是我们保持思辨、保持敏感觉察的理由，但如今批判的矛头似乎发生了偏移，更多人是频频从批判“为何如此”，倒退到了“谁”应该被骂、下一个可以审判的是谁。

《为什么我们相信阴谋论》（作者拉蒙·诺格拉斯）就有一个尖锐的观点提到，人们对阴谋论的信服是贴合人类本性的，这刚好跟当前环境构成了难以打破的负面循环：

“人类的确是不理性的，倾向于带着偏见处理和记忆信息。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很多主体（公众人物、媒体、公司）都有自己的目的，他们利用偏见限制公众的认知。这形成了一个反馈环。”

不难理解，正是因为本就生活在局限之中，我们更应该对片面之词抱有更多的警惕，而不是沉醉于情绪宣泄、揭开“暗幕”的快感之中，甚至不惜践踏具体的人，用淋漓血肉铸成通往自以为的，真相与正义的道路。

前面已经提到很多次“情绪”了，这篇就用另一个更稀缺的词的含义收尾吧，史蒂芬·平克在《理性》中提出了这样的警告：“我们能否从无情的世界获得更多福祉，能否在明知人性有弱点的情况下善待他人，取决于我们能否掌握好公正原则、不被局限性的经验所束缚。”

配图/《连锁阴谋》

小妹给母亲买了个比较高级的国产智能手机。隔三差五母亲都会过来叫我帮她关掉某款软件，我摸索一番却也关不掉，最后只能强制重启。

自从用了智能手机，母亲的医学保健知识越来越丰富，忌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先是寒性的东西不吃，接着便是连热性的羊肉也拒绝动筷了。平时她最喜欢的水果香蕉、柑橘，也几乎不碰了。现在，一日三餐基本上是稀饭，以前必吃的一日两颗鸡蛋也省了。也不知是网上哪些大师、神医教导的结果？

前些天的一个晚上，她兴冲冲跑来，手里拿着几百元钱，要我帮她买一种眼药水，每瓶100多，必须买一个疗程，3瓶。将这款眼药水的说明书发给一个眼科医生朋友，他说说明书里也没特别的东西，主要成分也是玻璃酸钠，跟药店里20来元的没什么差别。母亲也知道这位医生有点名气，我当时开着免提，母亲听罢也就作罢。

母亲还是懂点科学知识的，另外也没什么钱，再加上不会操作手机支付，所以，除了除了在日常饮食上多了忌口外，并没有其他的经济、健康上的损失。我的另一位至亲老人，退休教师有钱，又懂得手机付钱，手机上跳出的有关养生的，看到中意的就买。每天都会有各种大包小包的玩意儿寄到家里。单单眼贴就买了多品牌的一大堆，好几次都被贴肿成了熊猫眼。还有，每月吃着价格不菲的“某丽”口服液，平时防糖，这口服液可没少含糖，现在记忆力急剧衰退，不知是这口服液的“功劳”吗？子女孝顺，也只能由着她。

父亲在世时用的是我淘汰给他的苹果6，就一直没有这方面的状况。洗我父亲的脑比洗母亲的脑容易，因为父亲当过兵，听话，更容易相信宣传。

这些都不是要紧的。有好几次我外出，给独自在家的母亲打电话，却总是没人接，急到叫物业去敲门。后来总算破了案，每当母亲看视频，她手机的设置里就会自动改为拒接来电。这特么地缺德的，有时是会出人命的呀！

这些状况并不是我的一家之偏见。手机莫名其妙自动下载软件，弹出层层广告，诱导老人观看视频或购买高价保健品等等，已是国产手机的基本“功能”，并屡见于新闻报道。

例如：许多老人及子女反映，某为手机在更新系统后，会自动安装一些预装应用或第三方插件，这些插件会强制弹出广告窗口，引导用户点击“免费试用”保健品链接。一旦点击，老人就被拉入一对一的“养生讲座”或直播间，高价兜售所谓“国家补贴”的假药。

一位老人使用小某手机后，手机突然下载了多个“清理软件”，这些软件不仅占用内存导致卡顿，还推送“低俗、劣质甚至带有欺骗性质的内容”。结果，老人被诱导安装更多App，最终上当购买价值上千元的“量子能量水杯”。

某某O手机的锁屏广告让老人每月莫名扣费数百元，罪魁祸首竟是那些预装的“杂志锁屏”软件，伪装成新闻推送，却暗藏消费陷阱。

这些软件往往通过“钓鱼”机制锁定老人。网上有许多用户吐槽国产手机内置的反诈功能虽好，但预装软件过多，反而成了诈骗温床。老人一不小心点击广告，就可能被引导到假App，输入银行卡信息后损失惨重。一位网友分享，其父母的某为手机在浏览健康新闻时，被自动下载的软件推送“国家百岁工程补贴”广告，谎称“买保健品越多补贴越多”，结果老人货到付款买回一堆无效产品。

（我的二手苹果们）

另一案例中，98万部老人手机被远程控制扣费，涉案金额上亿，这些“老人机”多为国产低端机型，预装软件成了诈骗产业链的入口。

人民日报也警告，刷手机已成为老年人“沉迷陷阱”，一些App以返利诱导时长消费，最终让养老钱“越玩越少”。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手机预装软件问题已成为投诉“重灾区”，国产手机生态开放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第三方应用审核松散，广告变现压力大，导致老人成为“软柿子”。

这些问题根源于国产手机的商业模式：硬件低价竞争，靠预装软件和广告分成盈利，监管虽有适老化改造（如工信部推动115家网站和43个APP改造），但执行不力，老人仍难逃“弹窗癌”。

那么苹果手机为什么更适合老年人呢？

苹果的iOS系统采用封闭式生态，所有App必须通过App Store严格审核，杜绝了预装软件和自动下载的可能。老人使用苹果时，不会遭遇国产机常见的广告轰炸或恶意推送。网络上，苹果被誉为“系统干净”的代表。

苹果的适老化设计也更人性化。iOS内置大字体、语音助手Siri和简化界面，老人上手快、无需额外软件。相比国产机需手动关闭层层广告，苹果的隐私保护（如App跟踪透明度）让诈骗分子无从下手。数据显示，在恶意软件泛滥的当下，苹果的诈骗案例远低于国产手机。

最后，因为使用苹果手机上了当受了骗，全国人民都会帮着你维权。

也难怪任正非老总全家用的都是苹果。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媒体，苹果手机的生态好。这得是多么痛与深的领悟，才能让堂堂的一家最大国产机老总夸奖竞争对手？

在当下这似乎又是一个无解的死局。试想，连诈骗电话都禁止不了，国产手机上这些虽然缺德但免于违法的擦边操作能禁得了吗？这背后涉及多少利益的纠葛与输送？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躲开国产机。咱们老百姓，玩不过，躲得起！

当然，苹果手机价格比较贵，但完全可以像我一样，买二手的。我的二手苹果最老的是苹果6，都快十年了，最新的也是苹果12，都用的好好的（如上图）。一两千元钱，少受一次骗，就全都赚回来了。

接下来在重大案件中，检察监督能否真正起效

是新规能否真正落地的试金石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居”）再一次引起热议。

近日，一份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以下称“新规”）在律师界广泛流传。检察系统、公安系统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这份文件属实，发布于今年6月。

“指居”是介于拘留和取保候审之间的一种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其中拘留与逮捕属于羁押措施，拘传、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都属于非羁押措施。“指居”是监视居住的一种。

按照规定，符合逮捕条件的六类人可以监视居住，分别是：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另外，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而具体到“指居”，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不过，近些年，“指居”在实践中出现执法不规范、被“指居”人权利保障存在缺陷等问题，导致执法乱象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曾刊文提到，“指居”的执行方式的羁押性和非羁押性界限并不清晰，在实践中往往被异化为变相羁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坚卫曾撰文称，近年来，被非法“指居”并在其间遭受刑讯逼供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不在少数。

202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将刑事诉讼法修改纳入“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之列，学界由此掀起“指居”制度废除还是限缩、如何限缩的探讨。

多位受访者表示，此次新规出台，传递出相关部门倾向于保留“指居”制度的意向，不过会进行限缩，且强调了检察机关对“指居”的法律监督。不过，早在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曾发布《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监督的规定》，但从执行效果来看不尽如人意。那么这次，新规是否能落地？

新规明确，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地有固定住处的，禁止为了适用“指居”而指定异地公安机关管辖。图/视觉中国

被滥用的“指居”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瑾对一起案件印象很深，当时，他的当事人被执行“指居”了。

该案案发于安徽某市，当事人在当地有固定住所，但办案机关还是以“无固定住处”为由，对其采取了“指居”措施。随后，当事人被转移到一个“秘密地点”，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指居”。

胡瑾回忆，那段时间，他作为辩护律师申请会见当事人，办案单位都以“当事人不愿意见”“人手不足”等理由拒绝了，他甚至不知道当事人被“指居”的具体地点。直到当事人“指居”结束被送往看守所，他才有了第一次会见。

后来，这名当事人在庭审时陈述了他在“指居”期间的遭遇：办案人员在冬天以用冷风机吹身体、用强光照射眼睛等方式对他进行逼供。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剥夺睡眠，在“指居”地，三班人24小时值班，每15分钟到半小时叫醒他一次。在身心濒临崩溃并作出有罪供述后，这名当事人被送往医院治疗，后被转入看守所。

这名当事人推翻了他被“指居”期间所作的有罪口供，胡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过，这些口供还是作为了对这名当事人的定罪依据。

“一听到当事人被‘指居’，我们律师和家属心里都会一沉。到了看守所，反而能稍微放心一些。” 胡瑾说。

这名当事人在“指居”期间的经历并非个例。近年来，多起“指居”致死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2年，34岁的河北省某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暴钦瑞等9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带到宾馆“指居”。十多天后，暴钦瑞在“指居”期间离世。2023年，内蒙古某地公安局办案人员以涉嫌开设赌场罪等为由，对北京某科技公司总经理邢燕军在内的14人展开抓捕行动。在当地检察院已经作出不批捕决定之后，邢燕军等人本可以被取保候审，但同年12月，邢燕军等12人被警方采取“指居”措施。2024年4月，邢燕军在“指居”房间内被发现非正常死亡。

实践中，“指居”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前检察官、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景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重大复杂刑事案件中无固定住处的嫌疑人，或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且住处执行有碍侦查的情形，“指居”能弥补取保候审与逮捕之间的强制措施空白，既保障侦查顺利推进，又避免不当羁押。

但是，“指居”制度在实践中逐渐背离其立法初衷，究其原因，是“指居”制度执行与监督的合一。胡瑾称，尽管看守所也隶属公安部门，但毕竟是独立的职能部门，提审者必须到看守所履行提审手续，遵守看守所的管理规定进行审讯。但在“指居”场所，办案人员自己看管、自己办案，极易创造出一个不受监督的违法违规办案环境。“对于重大、复杂案件，当口供难以突破时，‘指居’就成为让嫌疑人脱离看守所监管，方便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手段。”

魏景峰表示，容易出现“指居”滥用的案件集中在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及涉众型犯罪，这类案件往往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多，部分侦查人员为了便于取证，有可能会选择突破法定适用边界。

新规出台

在“指居”制度被诟病的背景下，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新规，成为当前规范“指居”制度的核心文件。

新规对“指居”的适用条件和审批、执行、变更以及解除、法律监督、责任追究作出详细规定。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新规，在规定层级和细致程度上都取得了较大进步。

在实践中，“指居”制度被滥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部分办案机关将“无固定住处”认定标准放宽，或将案件指定异地管辖变相来适用“指居”。比如嫌疑人在案发A地有住所，为了对嫌疑人“指居”，办案机关将案件指定到其没有住所的B地管辖。魏景峰表示，而指定管辖的合法性难以举证质疑。

对此，新规明确，公安机关应当依法适用指定管辖。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地有固定住处的，禁止为了适用“指居”而指定异地公安机关管辖。

什么叫固定住处？新规一样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生活的合法住处，包括其本人或者共同居住的近亲属自有或者租赁的合法住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此之前，“固定住处”通常是指当事人有所有权的住所，有的案件嫌疑人或辩护律师提出在当地租个房子来监视居住，被办案机关拒绝。如今，新规将“固定住处”扩大到当事人租赁的房子，以及近亲属自有或者租赁的房子，有望大幅度缩小“指居”适用范围。

新规另一个受到关注的条款是，将适用“指居”的审批权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升至必须呈报“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魏景峰认为，这提高了“指居”的启动门槛，增加了滥用程序的制度成本。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维认为，审批权上收的积极作用在于，基层办案人员无法再自行决定适用“指居”，必须准备材料逐级上报，这本身就形成了过滤。同时，将决策责任提升至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人，其在审批时会更加审慎，权衡案件是否真正符合“指居”的法定条件。

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文友说，对于部分重大、敏感或来自上级部门的交办案件，市级审批机关仍然可能会因为压力而批准适用“指居”。比如市公安局收到一个线索，指定到某个县公安局去办，后者再上报到市公安局申请适用“指居”，市公安局很可能会同意。“审批权上收是有效的内部监督，但无法完全阻断权力的不当干预。”魏景峰说。

陈永生也认为，从国内的实践情况看，上级审批对下级执行“指居”能起到的制约作用有限。他称，办案机关的上下级同在一个系统之中，承担的都是控诉职能，对于下级提出的请求，上级大多会倾向于批准。因此，他认为这一条款对于规范“指居”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

他提出，在新规规定检察院对“指居”行使监督职责的情况下，是否适用“指居”可以交由检察院来审批，而非上级公安机关，但遗憾的是新规没有这样规定。

新规还有一个颇受关注的条款是，“指居”实行办案与执行相分离，负责办案、监督工作的人员不得参与执行工作，办案人员不得进入指定居所内。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讯问被监视居住人，不得在指定居所内进行。

在此之前，“指居”地点通常就是办案点，不乏办案人员在“指居”地对嫌疑人疲劳审讯、干扰其饮食作息来获取口供的情形。魏景峰表示，上述条款目的在于将办案功能从“指居”点分离，“指居”的执行人员只负责当事人的饮食起居、身体健康，公安机关如果要提讯犯罪嫌疑人，需带去执法办案场所的讯问室。他认为，这有望打破以往“谁办案、谁控制”的局面，能建立内部制约。

执行人员具体由公安系统哪个部门的人担任？新规对此没有明确规定。陈永生认为，应是不参与办案的部门，或许法制部门相对合适。高通则认为，可能会由公安机关内部的监所管理部门来负责。但总体原则是，执行部门和办案部门在机构隶属上应分离。

监督体系

不过，陈永生提到，上述条款可能还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办案人员有可能利用将嫌疑人带出的机会进行非法审讯。

新规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这个问题，规定“因办案需要将被监视居住人临时带出指定居所的，执行部门应当派员全程陪同”。另外，陈永生认为，结合新规要求执行部门应当对被“指居”人实行全程录音录像，如果能落实，应该能防范违法办案。

事实上，除了公安机关内部制约，新规构建了一套监督体系，包括录音录像、律师会见、检察监督。

新规规定，除依法保护辩护律师会见权和被监视居住人隐私权外，执行部门应当对被监视居住人在指定居所内的活动和被临时带出指定居所期间的活动实行全程录音录像。

陈永生提到，以前国内外都出现过的情况是，办案人员在警车押送嫌疑人的途中开展审讯，嫌疑人交代了，办案人员才会把他送到目的地，否则警车就一直在街上转。

高通认为，录音录像能为“指居”执行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据支持，更重要的是对办案人员形成心理约束。陈永生建议，被带出指定居所的录音录像不仅应覆盖讯问期间，还应覆盖被带出的沿途路上。

新规还再次明确了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除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外，辩护律师要求会见被监视居住人的，公安机关执行部门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48小时。会见时公安机关不得派员在场，会见的时间、次数不受不当限制。

在实践中，律师本可以申请会见被“指居”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多位代理过“指居”案件的受访律师表示，申请会见的成功率很低，办案单位通常会以“正在调查”“有碍侦查”等理由拒绝律师会见。

一起当事人被“指居”的案件中，李维会见当事人的诉求被拒绝后，他联合当事人家属持续向相关部门控告，才得以会见。李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会见过程中，办案人员在现场监视，会见时长也受到限制。后来他又持续向相关部门控告，在后续的会见中，才没有办案人员在场。

李维认为，新规明确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是引入外部监督的关键一步，如果能落实，有望对部分公安机关人员违法办案形成制约。

此次新规最受外界关注的条款是，强调了检察机关对“指居”的法律监督。按照规定，检察院在收到《监视居住决定书》后24小时内，应当到指定居所现场开展监督，并需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实地监督。被“指居”人也有权约见检察官，检察官应在24小时内与其见面。

此前，多位受访学者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法律规定来说，公安机关决定“指居”时，并不需要主动向检察院报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刘计划表示，因为“指居”的立法本意不是羁押，因此，公安机关采取“指居”措施时，无须向检察机关报备或经其批准。

在山东省一名检察官眼中，虽然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有权也有义务对“指居”进行法律监督，但很多时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取“指居”措施并不知情，因此，难以对其监督。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曾发布相关规定，旨在加强和规范对“指居”的检察监督。不过，陈永生说，2015年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个单一部门发布的，其中的内容是规范检察院应该怎么做，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应该怎么做。实践中部分公安机关不配合，这份规定其实并没有完全落实。个案当中，可能有辩护律师向检察院申请监督，也可能有检察官对公安机关就“指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但从根本上没有解决“指居”缺乏监督的问题。

高通认为，此次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新规让检察院的监督有了抓手。在李维看来，接下来在重大案件中，检察监督能否真正起效，是新规能否真正落地的试金石。

仍有待完善

魏景峰说，短期来看，可能出现“指居”适用量小幅下降的情况。新规的全程录音录像、专人值守等要求对人力、物力提出更高要求，基层办案机关执行成本增加，部分办案机关为规避成本压力，会优先选择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

但长期来看，他认为，对于确有必要的案件，办案机关仍会依法适用“指居”，且随着配套保障措施的完善，成本因素对适用的影响会逐渐降低，关键在于基层机关后续能否落实。

多位受访者指出，为了规避部分办案人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新规仍有多处有待完善的条款。

李维表示，尽管新规对“固定住所”等问题进行了明确，但对于什么刑事案件属于“重大、复杂”以及“可能有碍侦查”等问题仍然只规定了相对泛化的概念，易被扩大适用，需进一步明确和规范。

江苏司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奭指出，实践中，“指居”的通知问题普遍困扰嫌疑人家属和辩护律师。办案机关不告诉家属嫌疑人关在哪里、承办警官是谁，更不会告诉家属如何联系，家属和辩护律师需要多方打听才能摸清嫌疑人被“指居”的地点，这会导致时间差。

新规在这一条上有进步，规定“执行监视居住后24小时内通知家属和辩护律师”。但是，对“无法通知家属”的情形未明确严格的举证要求，可能被部分办案机关滥用以规避通知义务。

魏景峰提议，需要建立指定居所备案公示制度，除涉密案件外，向同级检察院和辩护律师公开居所地址及设施情况。

高通认为，新规在监督机制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他表示，监督大致可分为公权力监督和权利监督两类，公权力监督在新规中体现为公安机关内部制约、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等，而后者在新规中稍显不足。他认为，新规应该进一步完善权利监督机制，比如申诉救济渠道等。此外还可以建立社会面监督，比如看守所开放日制度，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可以预约参访，“指居”制度也可以参考。

在公权力监督力度上，高通认为也可以进一步加强。新规规定，检察院需每周至少到“指居”场所进行一次实地监督。他认为，可以参考看守所的检察机关派驻机制，在“指居”场所也长派检察机关人员，实现检察监督的常态化。

关于“指居”执行方式的人性化改进上，高通认为，需要回归“指居”制度设计的初衷。“指居”本质上是对符合逮捕条件但因特殊情形不适宜逮捕者采取的替代措施。因此，在“指居”执行方式上理应更为人性化，在确保案件侦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对当事人的行动限制，让“指居”更符合立法本意。

昨天说了苏州道歉的事情。

震惊！撞了仨人，她第一眼在乎的居然是自己的摩托车

今天咱们来点颗粒度细的。

一起看看通报的文案：

11月8日14时许，我局骑x在公开技能展示时，一队员因操作失误擦碰到前排观看的三名观众。事情发生后，涉事队员未能及时关注被擦碰人员，现场J力第一时间将受伤观众送往医院检查，并全程做好陪护。经治疗后，三名伤者均已离院回家。

操作失误：不是故意的，也不是没有责任心。

前排观看：你要是往后点儿多好。

三名观众：你说说孩子算不算观众吧。

未能及时关注：注意，不是未关注，不是未及时关注，而是未能及时关注。

我还未能及时制止特朗普给我们加关税呢，这种表达，就会让你的错误变得轻描淡写，让旁观的人觉得你本来也做不到的感觉。

第一时间、全程陪护：这点如果都做不到还是人吗？

最后说说擦碰。

这俩字应该能当选年度汉语词汇。

那倒霉孩子俩脚离地了都。

撞上了就说撞上了，玩这种文字游戏，漾人笑话。

旁边的邻居，最近也有通报。

拍了拍后背。

看这个词还以为是微信群点了群友头像的意思。

怎么拍的？

妈妈拍孩子那么拍？（温柔哄睡捞人法）

哥们喝多了拍后背那么拍？（海姆立克捞人法）

下面这个也是拍。

如果是女生的手力，前面的两种拍法，为什么要把人带回所？

注意这个定性：

较为轻微。

妙啊。

如果是特别轻微，那带回来调查就没有必要了。

如果是不太轻微，那不处罚就说不出去了。

就得是较为轻微。

这样秦编剧没有错，叔叔也没有错。

谁错了？

我们看热闹等通报的人错了呗。

谁说新闻学没用的。

谁说新闻系不能考的。

只是：

过去，新闻学正统在媒体；今天，新闻学正统在局里。

说起来通报，昨天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云南野人小孩”的报道。

把野人小孩妈妈网暴死，您就舒坦了是吗

有读者给我发私信提醒我说说那篇不报道是蓝底白字公报，而是“几个记者自己写的”。

我只好告诉他，天底下没有三个记者自己写个稿就发了的。

所有署名记者编辑的，都是职务行为，要经过三审三校，正规的签发流程。

那个报道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三家一起发的，这个就代表地方政府的态度，而地方政府能说动这三家发，说明这个结论上面是承认的。

还有位责令我分清楚新闻稿和蓝白通报的区别。

我能怎么说呢？

我干这行的时候，您还没学到《叶圣陶先生二三事》和平面直角坐标系呢。

新闻稿和蓝白通报哪个更可信？

没有一定之规。

你比不出他俩哪个更真，但你能比出他俩哪个更大。

御三家的新闻稿比地方性蓝白大。

地方性媒体的稿子和地方性蓝白相比的时候，要看蓝白本身，在不在这个事件里面。

如果自己也在这里面，像刚才咱们举例的两个的时候。

他们就会总体真实、细处闪躲、极尽委婉。

p.s

这些不会不要紧，普通人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也不要投身去干这行，没出息的。

我第一次见识到委婉的威力，是在20年前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

有一天我去学校里的集X小吃吃饭。

看见炉火边烤羊肉串的那个伙计，拿着一把剪刀，把滋滋冒油的羊肉边上剪下来往嘴里送。

我回去在BBS上发帖子，说烤串那孙子偷肉吃，以下就顶上热搜了。

大家知道，985大学里的傻子也很多的。

有人就坚持说，人家厨子么，尝尝咸淡很正常。我说我在外面吃了多少次烤串，从来没见过烤串的师傅尝咸淡。

后来后勤集团发了一个通报：

经查，该餐厅工作人员在烤串时确有品尝行为，已经批评教育。

品尝行为，品尝行为，你细品。

伟大的文字啊。

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使用带货主播公开的画面，是否对主播构成侵犯肖像权？腾讯给出了答案：构成侵犯肖像权。

11月13日下午，澎湃新闻影子调查队视频号发布了一则关于某知名品牌奶粉涉嫌篡改相关研究论文数据用于产品宣传，带货主播违规宣称能增高的新闻报道。

在报道发布一个多小时后，便遭到了不明来源的投诉，最终腾讯方面认为该新闻报道侵犯了肖像权，对该视频新闻报道进行了“屏蔽”处理。

这已是影子调查队视频号上线以来，第二次遭到腾讯方面的屏蔽。视频号所谓的“屏蔽”，会导致该则新闻报道仅自己可见，无法转发传播，其实和“删除”几乎无异。

新闻报道中使用带货主播公开的画面，是否构成侵犯肖像权？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的规定，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

显然，腾讯方面判定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侵犯肖像权，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影子调查队视频号，是经过严格审核，认证了红V新闻机构标识的媒体账号，是依法取得新闻资质、承担新闻采编责任的机构身份。红V的意义，本应是让公众在纷乱信息中迅速识别可信来源。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信息聚合平台可以仅凭一方投诉，就把新闻媒体的报道直接“处理掉”？这背后，平台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照《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采编、发布、转载、删除新闻信息，干预新闻信息呈现或搜索结果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新闻报道的审核是为了保障真实性与合法性，不是为了迎合投诉者的诉求，平台成了“自动化总编辑”，不问内容是否属实、是否违法，也不问投诉是否合理，直接“屏蔽”了事。

如此一来，说轻了，就是让一些违法违规者滥用投诉机制，借机干预新闻信息呈现；说重了，就是商业平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粗暴干涉。想给受众呈现什么、不呈现什么，故意营造“信息茧房”不能由信息聚合平台来独断。

网络内容治理并不反对投诉制度，但制度的前提是证据、是调查、是复核。

此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加强对本平台设置的广告位和在本平台展示的广告内容的审核巡查，对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然而，影子调查队曝光揭露了某知名品牌牛奶涉嫌虚假宣传的问题，腾讯方面未对违法广告进行处理，却将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给“处理了”。

换句话说，平台并没有在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职责”，让投诉方轻松获得“信息删除权”。

政策鼓励权威媒体优先传播，这是为了避免谣言先行，不让违法违规、误导群众的信息和行为占上风。但当平台在商业关系、用户投诉、传播流量之间权衡时，红V不再是优先，而成了“高风险内容”。

一旦企业认为报道“不利”，就投诉；平台为了避免麻烦，先“屏蔽”；新闻机构若想澄清，还要反复申诉。

这不是正常的互联网内容治理，而是一种变相的“软封堵”。

新闻要被监督，但监督不是“删帖键”。新闻报道当然可以被质疑、被反驳、被追责。但监督新闻的是法律、是专业伦理、是主管部门，而不是平台的简单投诉审核机制。

申诉未通过。

每一篇报道背后都经过新闻工作者的认真调查核实，新闻单位及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真实性负主要责任。

当投诉可以直接导致新闻消失，那就意味着谁不愿意被报道，谁就能通过“投诉”让新闻不存在。平台拥有技术权力，但技术权力不能越过法律权力，更不能越过新闻应有的公共价值。

新闻机构要承担新闻责任，平台也应承担平台责任。平台不是新闻媒体的“总编辑”，也不应该成为“总编辑”。

更多调查新闻，关注影子调查队视频号⬇️

本期资深编辑 周玉华

最近看到大连万达王健林王大老板的两张图片，时隔8年。2017年还是活力满满，目光炯炯，意气风发的中年人形象。8年后到2025年，瘦的脱相，目光失神，心力憔悴的老人样子。

2017年到2025年，正好8年。抗战从永定河上卢沟桥1937年7月7日开始算的华北华东到华南八年抗战（东北部分从1931年的9·18开始算）的同样长时间。

这么段时间，国内国际财经大事主要有这么几个：

2018东大西大之间毛衣站。

2020-2022，口罩三年，经济停滞并在摘下口罩后掉头向下。

这八年里，房地产市场，由百度开水热蒸汽腾腾，到近乎冰冻。房产老板倒霉，买楼花的倒霉，高位买房后因失业降薪导致现房断供的倒霉，住房在供，但是大大跌价的倒霉。最倒霉的买房者，则不是房子被法拍并陷入债务泥潭，就是自我了断。

也就是潘苹果和香港老李几乎全身而退，地产大商人许恒大很惨，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房地产公司，破产的破产，深陷债务泥潭的也在挣扎。一些金融公司烂账爆雷，老总不是进去，就是高楼顶上跳水。

对中国头面企业家来说，这几年是一条生死线，好多人没能跨过去。许家印进去了；万达的本家，同样姓万的万科几近破产，若无深地铁输血续命，估计万科老王每年的千万退休金也会没了着落，女贵族可能就此破落。

中植系解植坤前两年身故后，中植系资金链断裂，现在企业集团土崩瓦解。政府还在清查，据说中植系几大部门老总，也都被追讨资产。而老解遗孀毛阿敏拿的几百万抚养金，也退回去了。清理并收回部分资产，也算给投资人个明白的说法，投入一万，拿回万分之一或千分之一的一元十元，也是说法。

浙江杉杉集团老板突然病故，儿子与其年轻继母争产而一地鸡毛，业绩滑落，花落别家。

海航集团一地鸡毛，最高管理层二人，死一个，关一个。

连996发明人杭州老马，都踢到钢板腿脚骨折，垂头丧气潜伏起来疗伤去了。据说核酸大王张盒子，也破产当了老赖。

还有些东窗事发逃亡国外的，也有的从高楼一跳而下自我了断的。在海外混的陈志，上了米国通缉令。而小虾米埃及电诈池广滢，估计在开心地吃埃及司法当局的免费清真餐。

好在所有的大大小小麻烦事，万达老王都拼命扛了过来，不断地把自己的好资产变卖抵偿债务，填补窟窿。他算是条汉子，对市场，对股东，对客户，对员工都尽了力，有承担。只是所有这些事经历过来，说难听点，没死也脱了两层皮。看看这两幅肖像照的差异，他以人们看得见的速度老去。显然老王经历的这些事，换别人，可能三个人都扛不住而早早自我了断，眼不见为净了。

我说过，经历过这一轮见底的经济周期还能带点伤全身而退的企业家，才有资格给MBA班和工商管理短期培训班授课。没经历过一个完整经济周期的老板，没有资格。

可见，真想做事的企业家不好当的。如果他写回忆录，估计这八年的经历和心路历程，都会占很多笔墨，因为这是他作为企业家的“生死”大关。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近期，“指居”（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成为法律界，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界热议的话题。

据媒体报道，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以下简称《指居新规》），明确了被“指居”者的权利：患病时得到及时、合理治疗；不得使用手铐、脚镣；提供充分必要的饮食，保证每日连续8个小时以上的休息和必要的活动。

《指居新规》有望解决“指居”程序被滥用、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难以得到保障，以及“指居”易滋生的刑讯逼供等问题。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原本是介于刑事拘留、取保候审之间的强制措施，脱胎于原来的“监视居住”措施，其立法本意是适用于“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到公安机关指定的“居所”接受监视居住，其人身强制烈度应明显低于刑拘。

但是，“指居”制度在执行的10多年时间里，却出现了不少需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原本，办案机关到看守所提押、审讯犯罪嫌疑人，是有严格的程序要求的：提押有时间限制、审讯时有录像、收押时要查验身体，犯罪嫌疑人还可以向驻看守所的检察官提起控告。而“指定居所”的本意并不是羁押措施，因此法律没有对公安审讯、律师会见等做出明确规范。而由公安机关指定的“居所”一般是招待所、医院等，又缺乏看守所、驻所检察官的制衡监督。

结果，如刑事诉讼法权威樊崇义教授所指出的：一些办案机关将指定的居所转化为秘密的讯问场所，以“谈话”之名行讯问之实，以“三班倒”“四班倒”的形式，进行连续讯问，乃至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变相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口供。甚至业内有说法是，“指居”的权利保障还不如看守所被拘。

2023年以来，媒体已公开报道多起“指居死”事件。2024年6月，最高检发布第五十三批指导性案例，就有一起“指居”期间的刑讯逼供案，当事人遭受殴打及饥饿、违法使用戒具、疲劳讯问，2名侦查人员因此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今年1月至9月，检察机关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违法情形提出纠正意见300人。

最高检、公安部发布《指居新规》，是对长期以来“指居”存在问题的正视，也提出了有力的规范措施。刑事诉讼手段要保证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目标的并重，切实解决“指居”从原来的“居住”变异为羁押的过程中的制衡、监督缺位的问题；要解决被“指居”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乃至人身权利缺乏保障的问题；要解决“指居”措施中律师的辩护权利难以保障的问题。

这一次，最高检、公安部公布了《指居新规》，予以严格规范，另一方面，在刑诉法修订过程中，也有必要对“指居”的合理性、正当性、规范化做出全面审视。

“指居”作为一项主要针对无固定居所的犯罪嫌疑人的、补充性的、低烈度的强制措施，应从“办案效率至上”向权利保障过渡，应严格适用条件、规范执行场所、强化权利保障、杜绝刑讯逼供，达到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的双目标共赢。

11月8日，是记者节。上个月，我去见了三位著名的前调查记者，想看看他们离开新闻行业之后，生活得如何。

这算是今年记者节的一个小策划。

三位分别是：简光洲、康少见和杨万国。

简光洲不用多做介绍，他可能是互联网上最知名的调查记者之一。供职于《东方早报》时，他第一个点名报道了“三鹿奶粉”，随后引爆了“三聚氰胺”事件。

康少见是《京华时报》的末代深度部主任，他主持期间，京华的深度部以小规模的团队几乎做到了国内重大新闻现场的不缺席，在业界有口皆碑。

杨万国是《新京报》深度部资深的调查记者，也是我认识的人当中，转型最为成功的媒体人之一。我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已经出现在周正龙华南虎事件、山西黑窑工事件以及汶川地震等重大新闻的现场了。

这三位同行都远离新闻业好久好久了，现在干的事儿倒差距不大：简光洲开始卖酒，康少见开始卖肉，杨万国开始卖保险。

三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调查记者，不约而同地开始卖货时，或许才是一个行业最隐忍不言的忧伤。

他们三人另一个共同之处是，都曾经在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出现在汶川地震的报道现场。

在湖北的走马镇，在上海的大宁，在香港的观塘，我们喝茶、喝咖啡、喝酒，聊那些无人在意、无人问津且年代久远的过往，聊一个时代、一家报馆与一个职业的忧伤。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闲聊。

这些年，去很多地方，我会特意多留几天，见一见当年的老朋友、老同行，只是淡淡地叙旧。

剪辑说我年纪大了，老登就是喜欢叙旧，油腻中年总爱提当年勇。

其实也不是，我当年也没多勇。我只是还单纯地怀念和向往那样一个天真年代。

我们出差、采访、写稿，在那个年代可以只考虑理想和意义。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迪士尼呢？因为在那里，那些童年时做过的梦，就会重回眼前。

于我而言，和这些老而不死的调查记者们坐在一起，几口咖啡下肚，那个如梦似幻的黄金年代，就会重回眼前。

那是我的“迪士尼”。

01

我和杨万国在十多年前，有过交集。

2012年夏天，在酷热难耐的湛江，我第一次见到了杨万国。那是我做记者的第二年，我还在《半岛都市报》。我们采访湛江一个规模巨大的钢铁项目时在村子里碰上了，当时，湛江市长亲吻项目批文的照片，引发关注。

后来，杨万国采访完走了，我被当地官方发现并被留置。只有一面之缘的杨万国参与了营救。当然，我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我只记得我们后来喝了酒，那是我第一次喝珠江啤酒，跟茉莉花茶差不多，远不如青岛的扎啤凛冽。

杨万国当时已经是经济部的副主编了，算是个小领导。他原本已经不必出差采访了，之所以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湛江，是因为他还想写稿。

杨万国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他在湖北大学上学时，他是学校记者团的成员之一，当时就已是“稿王”。他常常能从当地媒体消息稿的只言片语中觉察到线索，然后再去深入发掘，写了“特稿”投给国内各大报刊杂志。

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秀记者天生的直觉，他的解释是“为了挣钱”。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大学的生活费需要自己挣。

他甚至还跟一个学长合作，组成了“write group”，他采访写初稿，学长编辑润色，挣了稿费俩人再分。

杨万国的家乡在湖北十堰的山村，从武汉到他的村子，要两天两夜，中间要在县城住一晚。童年的记忆中，多是关于学校的饥饿和寒冷。从小学四年级住校直到初中，5年里，学校食堂只有一种东西：玉米面粥，吃不饱是常态。直到高中，他都常常被饥饿折磨。

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下晚自习之后，走了十几里山路和他母亲一起去一个亲戚家扛柴火到学校。他们要在食堂吃饭，需要定期交柴火。

他和双胞胎的哥哥在同一所初中，晚上住在学校一间四面漏风的宿舍里，冬天最冷时能到零下。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夜晚，他被冻到失温，幸亏哥哥发现了才救了他一命。

于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而言，吃苦几乎是生活的必修课，甚至是一种无意中习得的习惯。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仍然感激自己的父亲，一直支持他们上学，甚至在他们中考时差几分需要交赞助费的时候，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送他们去读了重点高中。

大学毕业之前，他就已经成了《武汉晨报》的记者。

他仍记得自己写的第一篇大稿，是两个整版的头版头条，写了一个清洁工培养了五个博士的故事。

这是他从学校发现的线索。

或许是因为在大学里经历了漫长的职业训练，也或许是贫穷塑造的不怕吃苦的精神，又或是惊人的天赋。他很快就成了一名优秀的记者。

不到两年，他成了《武汉晨报》最年轻的主笔。

2006年9月，他去了当时风头正盛的《新京报》深度部。彼时彼刻，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新京报》是“记者的耶路撒冷”，而刘炳路先生主政的深度部，无疑这座圣殿“皇冠上的明珠”。

很快，少年老成的小杨记者就回湖北监利报道了一对贫困的重病夫妇自缚沉江的新闻，震动全国。

他在《武汉晨报》时期的领导褚朝新看到了这篇报道，感慨“这才是一个记者该去写的报道”。很快，他也辞职去了《新京报》深度部，和他差不多时间去的还有同事吕宗恕。很长一段时间，三个《武汉晨报》的老同事合租在北京的三路居，三个理想主义洋溢的年轻人偶尔能聚在一起买菜做饭，吃完饭，就坐在客厅的小沙发上聊采访经历和新闻业务。

那个小小的合租屋，就是那个黄金时代的一个乌托邦式的缩影。

三个人中，年纪最小的杨万国无疑是“最卷”的那个，据说，他六年里累计出差了1800多天，有时候连续出差70多天。

这是个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数字。

杨万国

勤奋的小杨出现在了一个又一个重大到足以载入新闻史的新闻现场，比如周正龙华南虎事件、山西的黑窑工调查以及聚集了中国最多优秀记者的汶川地震。他成了报社的首席记者和“稿王”，写出的报道常常占据门户网站的头条区。他为弱者维权，与丑恶对抗，不为利益所动。

那时是报纸的黄金时代，他以为这样的日子，可以天长地久。

可惜没有。

02

那天下午，我和杨万国在他们家楼下的太平洋咖啡馆聊了很久，聊他漫长的记者生涯，聊他一次次转型，聊他的大厂岁月，也聊他的香港生活。

但聊的最多的，还是汶川。

2008年5月12日下午，他正在重庆采访，坐在采访对象的办公室里，突然感觉屁股底下的沙发正在晃动。采访对象说有点头晕，因为他看到眼前的东西在晃。很快，文件柜上就开始噼里啪啦地掉东西。

他们都意识到，地震了。

跑到楼下，小杨很快就知道了这场地震的量级。记者的本能让他几乎没有犹豫，很快就决定去汶川。在一片兵荒马乱的重庆，他强行拦停并说服了一辆私家车，将他送到了长途汽车站。

为了尽快抵达现场，在去成都的路上，他已经提前托朋友联系好了成都的“黑车”等他。当晚，他就到了受灾严重的都江堰，第二天，到了极重灾区北川。

杨万国成了《新京报》乃至整个中国新闻业最早一批进入地震极重灾区的记者，并在这里连续高强度地工作了一个月。

那天下午，他给我讲北川那个“腿没了，芭蕾在”的“残奥女孩”李月，讲锯腿求生的龚天秀，讲“救囚犯，舍妻女”的狱警唐首才，也讲他在灾区的“不避生死”和“一往无前”。

一个又一个至今闪烁的新闻现场，组成了他记者生涯的前半程。

刚去震区的时候，余震不断。他买了个哨子挂在脖子上。他说，如果被困在废墟里一两天嗓子就喊不出声了，可以吹哨求救。

这样的细节，不是真正直面过的死亡的人，是想不到的。

最初两天，他们只能在一家媒体驻绵阳的记者站蹭地方写稿，房子裂了，交完稿已是深夜，他们不敢睡在室内，跑到小区门卫室找到一堆市民捐的旧衣服，铺几件就露宿门卫岗亭边。

只有一名老记者不害怕，睡在屋里，年轻人都不敢。

那段日子，他连续高强度工作，睡觉极少。灾区事儿太多，几乎忙不完。《新京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接连推出了两期震动业界的的特刊——《逝者》和《活着》，杨万国贡献不少。

地震之后他患上了荨麻疹，医生诊断说，可能是地震时严重缺乏睡眠导致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03

就在杨万国戴着哨子写稿的时候，《京华时报》记者康少见也在地震灾区，他那时是负责突发新闻的编辑。

康少见同样是湖北人，也毕业于湖北大学，在社科院读硕士的时候就加入了《京华时报》，算是报社元老。

彼时彼刻，《京华时报》和《新京报》是当时京城市场化媒体的“双子星”。

2008年5月12日下午，他在北京的办公室同样感受到了杨万国感受的震动。

他第一反应是：要去现场。

于任何一个合格的记者而言，去现场在彼时彼刻，几乎是一种本能。

报社里请战声一片，但领导迟迟没做决断。领导有自己的难以言说的顾虑。

被新闻理想激荡的康少见径直冲进了报社当家人朱德付的办公室，问《南方周末》出身的朱先生：这样的新闻，您做记者的时候，可以不去吗？

最终，报社决定低调派出一个近20人的团队，赶赴四川。

康少见去了四个特重灾区之一的彭州，后来又去了映秀，还帮忙抬出了最后获救的幸存者马元江。马元江在映秀的废墟中被埋了近179小时，是汶川地震幸存者中被埋时间最长的人。

康少见反复跟我提起他在彭州银厂沟谢家店子看到的惨象，几公里的山崩将一片农家乐掩埋得仅剩半扇木墙，一个小队的人仅3人幸存。

他说，刚到现场的时候，他差点踩到一具尸体。

17年前的惨象，他几乎终生难忘。

康少见

2008年的时候，简光洲也在汶川地震的现场采访。但于他个人而言，那一年最重要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是：《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当时，已经有好几家媒体报道过婴儿患肾病的新闻，但直接点名“三鹿”并指出肾病与奶粉有关系的，简光洲和《东方早报》是第一个。

你现在回头看那篇引发了行业地震，导致了官员落马甚至加速了《食品安全法》立法的报道，从写法上和调查手法上，其实是调查报道的常规操作。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选题和勇气。

简光洲说，他是从武汉媒体的一篇报道里发现了这个选题，然后跟进采访，之后甘肃的媒体又报道了类似的事情，他再度跟进采访。采访接近完成的时候，他又联系了三鹿方面。整篇报道，其实是靠电话采访完成的。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篇报道，将在2008年的舆论场，掀起滔天巨浪。

简光洲一直都知道这篇报道巨大的危险性，当年9月10日晚交稿后，他就做好了离开新闻行业的准备。从报社回家的路上，他还是反复在想那篇稿子，后来又转头回去，让编辑宁希巍加上了一句：“目前尚不知患儿所使用的奶粉是否为假冒伪劣产品。”

他说，确实不排除患儿喝的是假三鹿，因为这样的事儿也发生过。加上这句话，会让稿子更严谨，也能规避很多风险。

这篇稿子引爆了当年震动全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他也因为这篇报道，在当年力压张艺谋，被《新周刊》评为“年度人物”。

我想念一下他的颁奖词：

真相因良知而显露，黑幕因勇气而洞开。他打破媒体“某”规则，直接说出了“三鹿”两个字，引发了中国奶制品行业地震，间接挽救了无数婴幼儿的生命健康。在蝼蚁撼大象的背后，他和他所供职的《东方早报》的诚实和勇气，还原了传媒的公共价值和监督角色。他只是一个记者，但他代言了2008中国传媒的良心。

这样的荣誉，既是简光洲个人的荣耀，也是以百年大报自许的《东方早报》声誉的顶峰，更是那个黄金时代的见证。

简光洲

04

三鹿报道刊发之后的四年，简光洲离开了新闻业，转型进了公关行业。

他离开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报道的空间日渐逼仄，二是生活的压力。他当时有了女儿，需要承担更多的经济压力。

又过了三年，人称“康少”的康少见也辞任《京华时报》末代深度部主任，转身去了腾讯。深度部在京华内部屡建屡撤，但这次再也没有恢复。2017年1月1日，《京华时报》正式休刊。那一天，同时休刊的，还有简光洲的《东方早报》。

一南一北两家曾经辉煌无比的报纸成为历史，标志着那个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从此，新闻业的车轮开始滚滚驶向流量和短视频的时代，一个又一个优秀的记者开始兵荒马乱地转型。

在时代的剧烈变化中，杨万国也作别《新京报》，南下杭州，投身阿里的公关事业。此前，他曾在报社内部执掌一个事业部，并创办《新食品》周刊，背广告任务，尝试为报社挣钱。做了一年多，他负责的事业部在十几个事业部中名列前茅，但他依然觉得他够呛能改变潮水的方向，于是转身离开。

再后来，他在阿里系统多次辗转，最终去一个上市企业做助理副总裁，成了公共事务的一号位。再后来，他在四十多岁的高龄裸辞，搬去了香港，然后就听到了他开始卖保险的消息。

我一直以为他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但当我看到他在香港租的是50多平的“老破小”时，我非常诧异。

我问他：“你的游艇和别墅呢？”

他哈哈大笑。

搬去香港之前的那段日子，他状态很差，常常失眠。

听闻我也失眠，他还给我推荐他吃的那个盐酸达利雷生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失眠几乎是中年人的必修课。按说像我这样生活压力没那么大的人，不该失眠。但我也会一夜一夜地睡不好，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然后再也睡不着了。

杨万国推荐的那个盐酸达利雷生片，我回胶南后吃了好几次，确实比褪黑素效果好太多。如果有同样失眠的中年朋友，不妨一试。

搬来香港是“卷王”杨万国第一次由着自己的性子为自己的生活做出选择。

他说，很喜欢香港的生活——自由自在，没有人刻意的关注你，但如果求助，也有人真诚的帮助你。

即使他放弃了杭州的大房子，生活在香港的“老破小”里。

那天晚上，他去菜市场买了很多海鲜下厨做饭。很少在家喝酒的他破例去便利店买了啤酒，酒过三口，我问他现在的工作，他从金融讲到了体制，从美联储讲到了特朗普，唧唧歪歪讲了很久，我一个字都没听懂，也不想懂。

他反复言说的，其实是这份工作的意义。我觉得他有病，卖保险的意义难道不就是挣钱吗？

显然他并不这么想。

就像简光洲那天下午在办公室给我讲的公关行业一样，他只字不提做买卖的技巧，反复强调的也是底线和意义。

去了腾讯的康少见，在各个部门兜兜转转，终于还是无法适应大厂的节奏，在38岁那年，辞职回乡，拍三农短视频，卖农产品。

17岁那年，他从恩施大山深处的走马镇去了武汉的湖北大学，成了村里的第一位大学生。21年后，他再度回到走马镇，开始一段新的人生之路。

我从宜昌开了四个多小时的山路去走马镇找他，他拿出了珍藏的红酒在镇上最好的农家乐招待我。酒桌上，聊起他现在做的事儿，他反复说的也是意义。

他直播带货这个事儿怎么看都不是个挣大钱的买卖。人家大主播都是带别人的货挣佣金，康少见是自己拍片子，做自媒体，自己种茶，自己熏腊肉再自己直播卖，甚至还要自己分肉。

他把一个走在时代潮头的直播行业，生生玩出了赶集的感觉。

他说，他不敢卖他没有把握的东西。他的很多粉丝，都是他的熟人和朋友。

第二天中午，他在自己的视频号“康少见”上直播卖猪肉。他花了两个冬天的时间，学会了分猪肉。镜头前的他拿着杀猪刀分猪肉时是如此认真，就像他当年写稿一样。

直播中，他突然问说：“如果当年的老朋友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会不会有点心酸？”

我不知道。

我后来在他的直播间下了三单五花肉，寄给了我为数不多会做饭的朋友。

去年，简光洲开始卖酒，酒名就叫“简酒”。在上海，他叫上了几个老朋友晚上一起喝酒，几杯简酒下肚，大家聊的还是行业往事，最后竟然讨论起了新闻业务。

第二天，我去澎湃新闻新的办公室，在小马的座位后面，挂着曾经的《东方早报》中国新闻部的座右铭：干干净净做新闻。

我终于明白了“简酒”包装盒上印着的那句：讲真话，喝简酒，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些曾经为理想拼过命的人，那些曾经被意义感照耀过的人，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那些自己笃定的东西，总在默默流淌。

那块标语的不远处，坐的正是简光洲曾经的编辑宁希巍，当年，正是他亲手编辑了三鹿的稿子。17年了，他还在。

这非常不容易，有时候，留下的人可能比离开的人更加不容易。离开的人毕竟还获得了经济上的改善，而留下的人，却需要和这个行业同生共苦。

虽然已经反反复复做了好多期视频了，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向诸君讲述调查记者。

我的前同事曾经在我一条片子里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曾经做过调查记者，你将用一生去怀念它。

他们怀念的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杨万国反反复复提及的意义感，你曾经做过那样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你的工作曾经那样真切地改变过他人的命运，这样的自豪感、荣誉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其他任何一份职业都无法做到。

所以，即使到了其他行业，他们曾经笃信的那些东西，融进血液里的那些东西，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流淌。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愿意和调查记者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无论走多远，都很难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

因为一些原因，这几天其实不适合写时评，但有事情看到真的不吐不快。譬如下面这则新闻，多位民营企业家改判无罪。

细节都不用细说，只看标题就可以，现在改判无罪，代表着以前是有罪过的。这样的事因为现实看到的太多，其实心内是波澜不惊的，之所以引发我要写的欲望，是网络就这件事的评论。

胡锡进的铁杆粉丝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风向，让民营企业家不再人心惶惶，大家可以安心经营解决就业。

我看到这段话后，心里涌起的是苦涩。

几个观点：

一是，风向，在一些人眼里或许是的吧，毕竟有罪到无罪对当事人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但我更想说的是，真正不让人心惶恐，不让民营企业家失去安全感，法律的透明和严谨才是最好的风向，而非是从不幸运者到被最高法看到了，才能换来无罪。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幸运，因为如果人活着做事情只依靠幸运的话，那么永远不会有安全感。

二是，真正风向并不是让有罪的止于无罪，而是当初给他们罪过的人需要接受审判，因为把无罪的人当作有罪的人处理了，那么惶恐就已经造就，如是之，制造社会不稳定带来惶恐的破坏力是要比一般的犯罪更严重。

也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冤假错案不能止于国家赔偿，对冤假错案最好的制衡就是制造冤假错案的人承担他们行为的代价。

三是，损害造就的损失需要得到应有的赔偿，人家正常经营忽然有罪了，本来大好的事业遭受损害，甚至破产，那么制造损害的人需要给予基本的赔偿。而且一直以来我不赞同冤假错案由国家赔偿，应该由制造错误的人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只有这样，才能杜绝。

四是，现实是残酷的。

看一眼下面这个案例。男子被警方扣押1000万元，无罪后申诉要求返还，但这1000万箱拿回来却艰难重重。

在红星新闻的报道上可以看到，宣告无罪后获警方赔偿和道歉，但返还1000万元的要求却未获支持。

如此，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人因为犯罪才导致的1000万被扣，现在人已经无罪了而且获得了道歉和赔偿，但1000万却是要不回来。

这样，很矛盾！

还要说什么？

这篇文本就不该写，最近很多老友说木白有些事情也不写了，我想说的一句是，靠打赏活着的写手很难，而且我又是这一行中很不入流的写手，别人写一篇文章就可以满足一日甚至一个礼拜的生活，我一天多的时候需要写四篇，当然，这是个人能力问题，我也在提升。但在提升的过程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脚就像是拴了一根铁链一样，只要文章稍微扩散一些，问题就又来了。就需要个人反思一二。

今天的评论区不自动精选了，昨天文章的消失，估计和评论区一些并不会为作者考虑的人，那些很无趣的留言导致的。

谢谢理解。理解一个写作者的艰难。

据多方核实，刘道玉先生于今天逝世，享年92岁。

刘道玉，1933年11月24日出生，湖北枣阳蔡阳镇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53年10月－1958年8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1958年9月－1960年12月，在武汉大学任助教。1961年1月－1963年7月，先后在留苏预备部和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学习，任支部书记和学生会主席。1962年，武汉大学派他到苏联科学院，攻读有机氟专业。1963年9月－1966年4月，在武汉大学化学系任讲师。1966年5月－1977年4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校党委副书记。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79年5月－1988年2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校长。

1980年代，在那个短暂、激越的年代，中国的改革地图上群星闪烁，如果说改革的政治中心是北京，经济中心是深圳，鲜为人知的是，在武汉的珞珈山畔，也同样在进行一场对中国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刘道玉与他所在的武汉大学锐意革新、成果辉煌，被称为“刘道玉时代”。

1981年至1988年间，是刘道玉先生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那个年代，武大最耀眼的不是它的樱花，而是由刘道玉和他的教授、学生们共同缔造的珞珈山奇迹。

而刘道玉之所以能缔造这一教育奇迹，不只是他的勇气与改革才能，正如刘道玉对自己一生三次转身的描述：从“拓荒牛”到“杜鹃鸟”到“啄木鸟”——

作为一个教育改革者，首先必须是个实干家，是“拓荒牛”，有担当、有能力；其次，必须是理想主义者，为教育的至善境界鼓与呼，是“杜鹃鸟”，即使失去了舞台，也不安于现状，对现实不甘妥协；最后，还必须是半个思想家，做错误观念的“啄木鸟”，敢于逆潮流而动，致命遂志，其命维新。

▌武大的蔡元培：为国家抡材，为民族养士

在刘道玉主政武大的时期，学校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思想自由、民主学风。他认为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人为设置一道道的门槛和禁区，磨灭学生们求知的冲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减少限制，点燃学生对知识的敬畏和渴求。

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刘道玉当时的远见和改革魄力，依然令人感慨，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他率先废除了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制；多次进京恳求、克服重重困难，率先摸索出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等一系列先进制度，实现了“以学生为本”。

在武汉大学开学第一天，刘道玉先生就对全校学生说：“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

据当年武大学生回忆：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他们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

学生们可以组成讨论会，探讨各个学科最前沿的问题。据说，只要学生们邀请，刘道玉校长会尽可能推掉其他事情，参与讨论，倾听学生们的声音。

刘道玉还独创了插班生制：社会青年通过考试，可以直接到武大念大三，毕业后享受同等待遇。著名作家野夫就是第二届作家班的插班生，他感叹“校长给了我们走出深山、人生洗牌的机会”。

当时的武大学生可以不上课，可以提前毕业，可以转系甚至转校；经济困难的可以贷款，毕业后5年内若有大的成就，或自愿奔赴边远的，由学校还贷。

毕业于武汉大学的主持人窦文涛，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

刘道玉被称为“武大蔡元培”。在武大校长任上，他一方面营造了自由开放的校风；另一方面大刀阔斧改革高等教育，学分制、主辅修制、导师制等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他治下的武大。

刘道玉的教育改革与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同步，在短短8年时间里，塑造了举世瞩目的教育成就。

他惜才如金，曾为杨小凯争取平反、保护赵林不被开除、破格录取野夫、帮邹恒甫筹集哈佛大学的学费；培养出了易中天、邓晓芒等著名学者，陈东升、雷军、毛镇华、艾路明等企业家。

遗憾的是，就在武汉大学如日中天的1988年，刘道玉准备开始第二个五年规划时，一道撤职令突然传下来，他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校长一职。

▌一个合格的教育改革家，他的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

被免职后，刘道玉的日子不太好过。大会小会上都要点他的名，生病住院都会被拉出来做检讨，但他从没写过一个字。

杨小凯1995年受刘道玉之邀回武大讲学，校领导不但禁止他讲课，甚至还派人监视他的行踪。

在被免职后，刘道玉还多次受邀出任厦大、暨南、华侨等大学的校长，甚至还有某市市长、团中央书记，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心灰意冷地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只会办教育。但是，既然换来换去都是那个婆婆，我又能做成什么呢？”

他曾写过一副对联：“生不做万户侯，死不争半寸冢。“这是他对为官的真正态度。

刘道玉心心念念的仍然是教育。在长达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的演讲中，他对中国的教育之积弊提出了大量真知灼见。

他抨击错误的基础教育是“戕害人性”，对功利化、官僚化、排斥现代文明的办学方式深恶痛绝，无一不指向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

一个合格的教育改革家，他的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做事的方式却更像实干家和冒险家，能将空中楼阁般的教育理想，落实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正如刘道玉所说：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很多东西总认为不完美、不满意，总要想改它，追求事物最完美的状态。而现实派认为现成的东西都是合理的。

培根有一句名言：新东西再好，人们也会因为不适应它而反对它；旧事物尽管有很多问题，因为人们适应它，所以愿意保护它。

但是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意义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候就已经被浪潮淹没了，但是后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致命遂志，其命维新

“卸任”武大校长之后，刘道玉没有气馁，而是开始攀登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峰——教育研究和演讲，并留下长达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的演讲。

在《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一书中，刘道玉将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问题的思考，归结为十条意见，无一不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病根所在：

◎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严格大学文凭标准、净化人才市场的需要。

◎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杜绝大学以卖学位换取资源的权钱交易。

◎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严格整顿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

◎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独立学院的产生是利益均沾的结果，是不伦不类的怪胎。

◎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真正体现职业教育或继续教育的特点。

◎停止大学办分校：办分校就是变相的教育产业化。

◎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科技开发园决不能多，多则必滥。

◎实行教授定编制：不允许无限量地晋升教授，解决滥竽充数的问题。

◎砍掉三分之二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让剽窃抄袭见光死。

◎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对大学的拨款、经费开支、建设项目、享受的待遇等进行严格监督。

整顿高等教育绝非仅以上十个方面，但这些是最主要的。刘道玉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也正是因为他的国际视野和触及教育灵魂的改革理念：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正如刘道玉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略带辛酸的话：“80年代任职的大学校长之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

即便是今天，像他这样敢于直言并且一针见血的教育家依然是极少数。

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耳朵已不太灵光，视力也在衰退，最麻烦的是他还患上一种书写痉挛症，右手提笔写字就颤抖，吃饭可以，拿刀可以，就是不能拿笔。

“这是天要杀我耶，我这种人不写作了，还能干什么呢？”

正如易中天教授所说：

“人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惟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

在武大的校友里，无人不知刘道玉。关注中国改革教育史的，同样无人不知刘道玉，但在相关的资料与档案中，他却被有意无意的隐去了。

中国有刘道玉，乃天下学子之幸；史书无刘道玉，乃世道人心之哀。

在改革举步维艰、温饱都没解决、互联网尚未出现的80年代，刘道玉校长就创造了世界瞩目的教育奇迹，提携了无数青年才俊。尽管中途受阻、壮志未酬，然而他的成就和影响，早已超出校园和时代，至今无人望其项背。

作为改革家，他大胆创新、甘冒风险；作为教育家，他慧眼识珠、成就斐然；作为良师益友，他爱才如命、义薄云天；作为知识分子，他刚直不阿，不慕权位……

刘道玉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与中国40年的教育改革画上了等号，尽管武大至今没有刘道玉一个题字，也没有一座建筑、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然而世所公认：他的生命历程、改革历程，早已与武大、与中国教育血脉相连。

顺命又逆命 在洪流中浮沉的青年骄子

图源：《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

“激进”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主色调之一，与同时代那些杰出的头脑一样，青年时代的刘道玉，也经历了从热血到觉醒的痛苦历程。

▍农家少年的「诺贝尔梦」

1933年，刘道雨生于湖北枣阳一个典型的农家，排行老三。他6岁放牛，8岁念私塾，先生为他改名“道玉”。他后来的笔名是“路石”，这种自谦恰正如一则奇妙的人生预言——当一块美玉甘做铺路石，必有无数人通过它走向真理。

幼年教育造就了他淳朴善良、勤于思考的品质。他自小以诺贝尔为偶像，立志成为大科学家，到哪里成绩都是拔尖。

▍热血青年的报国心

少年刘道玉满怀激情，渴望报效国家。尽管对现实有困惑，他仍竭力做正确的事。大学期间参加抗洪，他带病坚守大堤。为了多学知识，他偷偷向老右派请教，去地摊上淘俄英教材。

1959年，作为优秀毕业生的刘道玉被选派留学苏联。出国前的新年，他与妻子新婚，恰逢“三年困难”，招待宾客的喜宴，是从“特殊渠道”买来的一锅糖水萝卜汤。

▍命悬一线，激进洪流中的浮萍

1962年，刘道玉在苏联攻读化学副博士，各科成绩全优。但因为代表留学生发言时触怒苏联当局，第二年就被点名遣返。回国后，他竟成为派系争抢的筹码，自此留学梦碎。

1966年，32岁的刘道玉跻身武汉校委，却无法生出兴奋和作为。目睹悲剧与荒唐，坚守善良的他迷茫了，也成了挨整对象。攻击他的大字报贴满校园，无数次非人折磨、命悬一线，他不得已留下遗言。幸有妻儿相爱扶持，才熬过艰难岁月。

其命维新：他为武汉大学而生 中国教育因他而辉煌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负有使命。刘道玉的使命，就是壮大真理、爱生如子。他革新中国教育，为国家抡才，为民族养士。他的舞台，就是80年代的武汉大学。

▍大转折：主动请缨 重回珞珈

1977年，刘道玉被借调到教育部，参与冤假错案平反、高考制度重建。持续两年的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导致他重病住院。大病初愈，他拒绝了高教司司长的职位，回到与他一样饱受摧残的武大，誓要重铸母校的辉煌。

对大学里狂热反智、人才凋零的现状，他痛心疾首，又深知其弊。48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享受讲师待遇，他却乐此不疲、废寝忘食——他终于获得机会一展拳脚，开始锐意改革。

▍武大奇迹：人生的高光时刻

刘道玉率先废除政治辅导员制度，实行导师负责、学生自治。他摸索出的学分制、双学位、转学制、插班生等先进制度，被各大高校争相模仿，有的延续至今。

80年代的武大学风自由、英才辈出。刘道玉时代的武大精英，成为中国文化新生的一张张名片：邓晓芒、李百炼、彭富春、杨小凯、野夫、易中天、於可训、张在元、赵林、艾路明、陈东升、葛鸿伟、田源……

▍ 「生不愿封万户侯」：命也？时也？

1988年，正当武大的奇迹震动世界时，刘道玉却突然被免职。持续近十年的教育奇迹戛然而止，“刘道玉时代”成为历史。

被免职后，刘道玉曾被委任某市市长等高官，但是他专门赴京谢绝任命。他说：“我不会做官，只会办教育”。也有世界名校发来邀约，他却以“我做不了拉赞助的校长”婉拒。

壮士暮年：拓展生命的新高度

功成身退者沉醉往昔、遭遇挫败者怨天尤人，是人之常情。但这都不是刘道玉。老年多病的他仍在锲而不舍地「与命运搏斗」，拓展生命的新高度——他播下的种子，将会成为时代的遗产，还是爱与美德的延续？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当代蔡元培」

步入多病体衰的暮年，刘道玉依然不失“战士”本色：他批评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积弊。这些批评虽不失青年时的锐气，却满是长者的悲悯与大爱。

他斥责功利化的教育是“无意义地戕害人性”，对官僚化、背弃现代文明的教育更是深恶痛绝；他理想的大学是，以学生和教授为本，思想自由，学术至上，学风民主，创造不止。

▍没有最好的时代，只有不屈的战士

经历过高光时刻，又在高峰中跌落，刘道玉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沉迷于昔日荣光。他潜心研究教育理论，还成立了刘道玉教育基金会，将慈善注入教育。正如易中天所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

三十多年笔耕不辍，但他的所思所写，不是为自己辩护立传，而是探寻“何谓人才、何谓大学、何谓教育之真谛”等追本溯源的大问题，以及中国教育转型的现实路径。这些作品，是传承、复制珞珈山奇迹的密码。

▍「对理想拓荒，努力改变现状」

2008年以后，刘道玉受熊彼特、德鲁克等大师的启发，从“破坏性创新”、“管理者的领导力”等角度，为自己的教育实践注入新鲜血液，尤其在“如何发现天分、如何培养人”等具体问题上，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他对教育的诊断和设想，无一不指向其病根所在。但是他说：“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

▍「实为道玉，却甘做路石」——天才少有，教育家更稀缺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文明之大，在于文化

刘道玉开创的奇迹，常被归因于他的人格魅力和教育家才能。但真正成就“70年来最好校长”的，其实是他的“教育家精神”：爱生如子，不甘让天才埋没、被戕害的大爱；为民族抡才养士的使命；为捍卫神圣不可侵犯之教育规律的“教条主义 ”。

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实为道玉，却甘做路石”的谦卑——天才可能成为改变时代的巨人，但像刘道玉这样的教育家，却成就了无数个巨人。

▍在多变的时代「扼住命运的咽喉」

刘道玉先生这一代人的际遇，是现代中国的“活历史”：他们生于旧时代的文化余辉；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却如浮萍一般随激流浮沉；在世纪末“巨轮掉头的瞬间”，只有少数的勇者抓住机遇，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我们无法离开时代巨变的曲线，去思考刘道玉的幸运与不幸，但是他身上的“教育家精神”，与“扼住命运咽喉”的努力，永远值得我们致敬、传承。

刘道玉先生的思想和精神，将会成为时代的遗产，还是美德、真理和爱的延续？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

本文参考武汉大学、“先知书店”相关资料。

（视觉中国 / 图）

QuestMobile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我国外卖骑手总数已超过1400万人。

身着各色工装的外卖骑手，构成了数字经济时代最鲜活的图景，他们穿梭于高楼和小巷，如城市血液般流动，成为连接千家万户的纽带。

社会享受他们带来的便捷，如何提高他们的职业保障，也成了社会各界和外卖平台需要考虑的问题。

10月底，在部分城市试点近半年后，美团宣布骑手养老保险补贴正式覆盖全国，对当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美团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社保费用。

这是行业首个面向全部骑手开放的社保补贴方案，此外，美团还初步建成覆盖全部骑手的多层次福利保障网，均最大程度面向全国全行业全部类型骑手开放，预计将覆盖数百万人。

这张行业正在齐心织就的“安心网”，兜住的是数百万人的生计与梦想，也承载着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温度与责任。

失意者的拐角

八年前，小舒失业了。他原本在广东的一家工厂做工，因为工厂搬迁，工人被遣散，他也因此失去了工作，决定投奔在南京做厨师的大哥。

工作并不好找，小舒做过网吧网管、游戏代打，一个月三千来块，房租和生活成本都难覆盖，想找挣钱多点的活儿，结果总是碰壁。存款一天天减少，小舒想起大哥平时在美团兼职送外卖，决定先做骑手过渡一下。

刚开始早出晚归，他一天能挣个两百块，至少花销够了，慢慢上了手，收入也渐长，一个月多的时候能有万把块。过渡期于是无限延长，小舒开始重新认识外卖骑手这个职业：“又自由又能挣到钱，不干这个干啥呢？”

七年多过去，2025年，骑手小舒不但在南京成了家，还成为了南京市中心CBD的骑士长。

同样是以前在工厂做工，小李也在2021年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他在绍兴本地的一家硅片工厂工作了五年，因为连年亏损，工厂倒闭，他和工友们也被遣散。

在工厂时，小李每月四五千块的工资只够勉强维持家庭开支，工作没了，开销更是难以维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挣点家用，于是小李注册了个骑手账号，白天跑起了外卖。

每周一到周五，他先送女儿上学，再去到离家三公里外的萧山瓜沥镇跑单，跑到下午三点半下线，接女儿回家，陪她玩一会儿，再从五点半的晚高峰跑到晚上十点。周末女儿不上学，他就午高峰再出门，一直跑到晚上。

“每天跑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各时段加起来有十一二个小时。”汗是湿哒哒的，但赚到手的钱也是实打实的。他算过一笔账，如果每天跑五六十单，一天有三百多，加上活动奖励一个月算下来平均收入能过万，比在工厂上班足足高出一倍。

“送外卖完全是你靠自己个人努力，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不光是37岁的小李，21岁的小雪也觉得这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15岁辍学，辗转在不同餐厅打工，小雪一度想早日学成厨师，成为能掌勺的大厨。他在夜宵大排档干活，四千块的工资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在成都生活攒不下什么，更难熬的是作息，积年累月的日夜颠倒，即便年轻力壮，小雪也有些撑不住。

刚成年那会，他在朋友的推荐下跑过一段时间外卖，先是跑了一个月众包，后来又跑了两个月的专送。自由，按天算钱，小雪有点心动，但还是想着先把厨艺学完，有本事傍身。

现实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孩来说还是太过残酷。因为理念不合，小雪和后厨同事吵了一架，再回顾自己在后厨帮工的四年，做得多，也做得杂，却没学到什么真正能吃饭的本事，小雪不想学厨了，他要换条路试试。

可年纪小，学历有限，他找不到什么工作。小雪想起在大街小巷穿梭的日子，外卖骑手或许是眼下为数不多的选择。

走出后厨跑外卖的第一个月，小雪就挣了七千块，比在后厨多出不少。他心想，如果之后能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他还可以兼职送外卖。“先干着，然后再找其他出路。”

那年冬天，小雪参加了美团为骑手设置的冬季赛。比赛奖励丰厚，跑得多，挣得多，三个月比赛下来，平均每个月的收入高达一万二三。用冬季赛挣来的钱，十九岁的小雪给自己添置了一部新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还去把驾照考了下来，他觉得人生更有盼头了。

在中国，灵活就业群体共有2.4亿人。而外卖骑手，已经成为当下灵活就业人员中最庞大的群体之一。

门槛不高，时间灵活，结算快速且多劳多得，让这份工作不仅能够帮助困顿者解除燃眉之急，也是性价比颇高的兼职选择。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曾大方分享做外卖骑手的感受。有人视其为颠簸生活中的一段过渡，让他们得以稍作喘息；有人为消磨时间，甚至是为锻炼身体开始尝试送外卖，沉溺于即时奖励的快乐；也有人从骑手这个落点重振旗鼓，走出一段新的人生旅程。

成为骑手似乎就像一个人生的拐角，幸运又努力的人，说不定就从狭窄的暗巷走上一条更开阔的大道。不过他们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跑不动了怎么办？

（视觉中国 / 图）

明天的保障

社保是一种让小李安心的方式。

“老的时候可能人干不动了，如果有退休金的话也可以生活下去。”小李说，“如果现在不交社保，万一老了出了什么问题，生活费都没有了。”

在工厂的时候，厂里给小李交了“五险一金”，工厂倒闭之后他也不想断保，每个月自费交钱，从七百多交到九百多，算上同样没有社保的妻子，成本将近两千块。虽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好在收入比在厂里的时候更多，交完社保还能结余一些。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咬牙承担自费交社保的经济压力。小舒就在离开工厂那年断掉了社保，用他的话来说：“当时想都没想这个事儿。”

起初他觉得，要连续交十多年等退休再拿养老金，似乎不值当。但年纪渐长，尤其在成家之后，“保障”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

未成年就外出打工的小雪，对“保障”的意识反而更强一些。他家在南充农村，村里每年都做宣传，要大家购买新农合医疗保险，他也在老家一直交着。

但养老保险他没交，最初是因为没到年纪，后来则是因为太贵了，一千二百块几乎是他当时一周的收入。“社保是长期投资的那种。”小雪分析，这也意味着，投进去的钱一时半会拿不回来，不如存在卡里以备不时之需。

很长一段时间，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迫，跟传统单位的正式员工相比，缺少“保障”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骑手的收入和单量挂钩。一个人每天能送多少单外卖，不仅和年龄、体力相关，也被市场需求密切决定着。

“夏天的话好一点，单子多，奶茶单多，有时候一天能跑六十来单，天气冷了单子就少一点。”小李摸索出了一套季节性规律，他也清楚自己不可能一直每个月都拿到过万的高收入，心里始终有所忧虑。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孟泉从2018年开始研究外卖骑手的社保问题，在他看来，影响骑手缴纳社保的原因主要分为两块。

一是骑手自己的意愿，可能由于他们对于社保的信心不足，也有主观意识的影响。“一些青年人还说觉得落袋为安，没有什么对家庭负担的想法，更多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品质好一点，所以多赚钱、拿到现金是最重要的。”

二则是劳动关系的界定。美团的调研数据显示，数百万骑手中，有40%的骑手为跨省份流动就业，70%的骑手为跨城市流动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占比81.6%。

“大部分的平台和劳动者之间是不具备任何劳动关系的。”孟泉解释，外卖骑手这一职业兼职比例高，流动性强，不与平台签订劳动关系合同，很多属于灵活用工关系。“所以造就大量的身份问题，身份的问题解决不了，就造成没有办法按照现行的这种劳动法律去履行责任和义务。”他表示，这也是传统的以全职为基础的“五险一金”保障体系不适用于所有外卖骑手的原因。

三是养老保险制度与新的灵活用工经济存在时代差异。传统的养老保障是企业和劳动者双方承担责任，但在外卖行业，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复杂，政府也很难界定责任归属。

然而，不管是对于平台、消费者还是社会，外卖骑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已成为维系大众生活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他们的保障，也是社会发展不能丢下的责任。

2021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多个新业态就业群体被纳入“不完全劳动关系”框架。

制度层面的障碍被扫清了，接下来摆在平台面前的难题是，如何更好地保障骑手的劳动权益？是少部分人全面的保障，还是大部分人相对全面的保障？这些都成为各个外卖平台不断探索的命题。

兜底的“安心网”

自2021年起，美团就着手开展调研，试图制定一个低门槛、公平、可持续的保障方案。把尽可能多的骑手保障起来，给整个行业建立一个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骑手的职业保障难题。

历经五年探索，美团交出了答卷。

2025年4月，基于国家已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美团开始在福建泉州、江苏南通两城区试点骑手养老保险补贴方案，对当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美团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费用。

“兜底保障是很重要的，你的标准不宜过高，而且一定要考虑劳动者自身的意愿、平台承受的能力和国家的总体稳定和谐。”孟泉认为，这一方案着重考虑了普惠性、灵活性和可持续性。

一来，不区分骑手众包、乐跑、专送等不同类型的身份，只要愿意就能享受。二则是，较为理性的补贴形式，对平台的压力在可承受范围内，也能走得更长远一些。此外，方案不强制缴纳养老保险，也充分尊重了骑手的个人意愿。

试点一出，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在骑手间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小舒在网上偶尔会刷到一些讲述老年生活的短视频，断缴多年的他决定把自己的养老保险续上。“有些老人没保障，感觉过得很心酸，想着自己以后不能成那样的，现在不是平台有补贴了吗？赶紧交点。”他没想到交社保原来这么容易，“平台上写得清清楚楚，怎么缴费，什么时候补给你，照着做就行。”

小舒收到了平台发放的养老保险补贴。（受访者供图）

2025年9月，杭州开放试点，小李就第一时间申请了补贴，原本全部自费997块的养老保险，现在只用出不到500块。“相当于多了一笔钱。我买社保的话也就减轻了一半负担，现在也轻松不少了。”

成都在7月开始试点，小雪也在当月就缴上了养老保险。“暂时先做骑手，如果有机会能当上队长的话当然也好，如果有更好的工作也可以去做，因为现在外卖行业人多，单量变少了，不保证每个月的收入能有9000块以上。”年轻的他对未来有自己的考量，希望在成都赚钱，回老家南充置业安家，不管今后收入如何，至少此刻缴纳的养老保险是他为生活打下的一点基础。

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是今年11月初，美团将对骑手的养老保险补贴推广至全国，向全部骑手开放，骑手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在户籍地或工作所在地缴纳。这意味着，历时五年探索、半年试点，美团终于在全国范围内跑通了骑手保障体系，某种意义上为整个行业建立了标准。

相比之下，其他平台要不将保障范围限定在少数全职骑手，要么还在少部分城市试点，美团率先迈出这一大步，历史上第一次将数百万骑手纳入保障，客观上也推动了整个行业向更标准、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在此基础之上，美团也已初步建成覆盖全部骑手的“基础保障+进阶保障+骑手福利”多层次福利保障网。

基础保障除去养老保险外，“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的“骑手工伤险”（职业伤害保障）现在也已拓展至全国17个省市，按计划接下来也会拓展至全国；意外伤害险也已覆盖全部骑手，每单必保、每人必保。2022年7月开始至今，美团在全国为超过1300万人次骑手缴纳新职伤保费超过20亿元。

在进阶保障中，美团不仅首次设立了覆盖全行业骑手家庭的大病关怀保障、子女教育基金，还在行业率先建立超时免罚机制和设立等灯奖，激励骑手安全配送。

超时是所有骑手都不愿意碰到的事。在小舒所在的站点，以前一单超时1-12分钟要扣三块钱，现在不用扣钱，骑手偶尔超时一两单也不会因为压力大而出现危险驾驶的情况。

小李还自豪地告诉记者，他拿过390块的等灯奖奖金。“我跑了六天，一个红灯都没有闯。平台推出这个奖我觉得也是为了骑手好，既有奖励，我们也不闯红灯，送得也安全、安心。”

李金伟的“奖励账单”，9月获得390元“等灯等灯奖”。（受访者供图）

“保障”之外，多样化的骑手福利也在不断提升骑手工作的幸福感。例如美团为骑手推出的工作餐，合作商户逾10万家，包括肯德基、必胜客、霸王茶姬、茶百道等头部品牌；而美团通过自建、社会共建以及与品牌商家合作等方式建设的5.2万个骑手驿站，能为骑手提供饮水、休憩、手机充电、微波炉热饭等生活服务。

“九块九就可以吃肯德基汉堡了。”小舒笑言，很多商家的骑手餐都有折扣，以前去吃饭，一些商家可能会嫌弃骑手，现在反而会主动给他们送个鸡蛋，或者加点粉。

为照顾骑手心理，美团也一直有配置专人对骑手进行心理疏导，还在近期为骑手开放了拉黑恶意顾客的功能，那些工作中偶尔遇到的委屈，也在更加人性化的运营中逐渐消解。

这个过渡工种正在转变为一个相对正规、有体系、有保障、有尊严的蓝领职业。而行业正在齐心织就的“安心网”，兜住的是数百万人的生计与梦想，也承载着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温度与责任。

对比刚成为骑手的时候，小舒也觉得社会整体对于骑手群体变得越来越友善。

“现在去到哪里也没有那种歧视的眼光了，感觉越来越正常了。”他说，“有一种一份正常的工作被大家接受了的感觉。”

2025年9月2日，银丰研究院，桂军民站在储存着展文莲的液氮罐前。 （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 摄）

临近2025年中元节，桂军民买了两束菊花，一束放在妻子展文莲的墓碑前，一束摆在比他还高的不锈钢液氮罐旁。墓碑代表展文莲已经死亡，液氮罐预示，她或许还会复活。

八年前，展文莲因患肺癌生命垂危，桂军民做了一个离经叛道的决定：他将妻子的身体完完整整地冷冻储存，期待迎接她的苏醒。

于是，展文莲成为中国本土首个“冷冻人”。在那家人体冷冻的机构里，储存她的容器被标记为“1号罐”——里面零下196℃的液氮让时间趋于静止，也让一个普通家庭与科技创造永生的念想紧密相连。

桂军民从来不会用“死”形容妻子。在他口中，妻子只是睡着了，要一直睡到医学能攻克肺癌的那一天。“不然（复活后）又遭一遍罪，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人向桂军民承诺，展文莲真的会复活。她在临床医学上已被认定死亡，但八年中，“她还活着”的念想，渗透进桂军民生活的每处缝隙。她倒置在冰冷的液氮罐里，却与活人的世界持续产生微妙的连接。

展文莲的人体冷冻协议，签了30年。她53岁的妹妹说，要努力再活30年，等展文莲回来。

在等待展文莲复活的日子里，桂军民的生活有了些变化。他老了，上过两次手术台；身边多了个女友，一个被他形容为“永远不可能取代展文莲”的存在；他有了羞于提及的心思——那份对于妻子复活的信念，好像慢慢松动了。

“让你先睡一觉，可以吗”

“记者都喜欢往你心里挖，往难受的地方说，总想搞一点煽情的。”与媒体交手多次，初见南方周末记者时，桂军民习惯于展示他不容置疑的“复活妻子”的决心。他从记忆里挑拣痛楚，讲述对妻子的爱与思念。

从事体育行业大半辈子，桂军民性子爽朗，留寸头，嘴边一圈灰硬胡茬，天天穿一身凉快的运动装。他一遍遍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八年来从未后悔，语气中带有说服自己也说服旁人的意味。

他最常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会回答：机缘巧合。

2017年初，展文莲住院期间的一个凌晨，桂军民闲来无事，在主治医生办公室瞥到一本书《永生的期盼》，书中提出“冷冻人”计划，以期无限延长人类的寿命，让死亡变成可逆的选择。

这个还在试验中的医学计划击中了桂军民的心。之前，罹患肺癌的展文莲被医生宣判只剩半年寿命。桂军民用尽办法，带妻子做过4次化疗，长期吃靶向药，将她的生存期延长到两年。随着靶向药失效，桂军民已无计可施。

《永生的期盼》作者罗伯特·艾丁格在2011年去世，遗体被冷冻保存在美国一家人体冷冻研究所，他的母亲和妻子也是如此。

更早的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贝德福因肾癌去世，成为全球首位冷冻保存遗体的人。公开资料显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冷冻人只有2岁，是一个患癌去世的泰国女孩。

人类对冷冻生命体的想象，最初来源于自然界中一些物种的冬眠或低温生存状态。有生物学家发现，一些生物在低温情况下可以长期保持活性。水熊虫可以在零下20℃沉睡30年后解冻复苏；北美树蛙全身超过70%的水分被冻成冰后，能维持4周甚至更久，到了春天再苏醒。

跟《永生的期盼》一起被桂军民翻到的，还有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银丰研究院”）的宣传手册。

银丰研究院成立于2015年12月，是银丰集团旗下的民办组织。银丰集团是济南的龙头企业，早期以房地产和金融投资发家，自2003年开始涉足生物医药领域。

当时，银丰研究院正试水人体冷冻技术，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合作，免费招募志愿者。国际上，这项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俄罗斯，三大人体冷冻机构也位于这两国。而银丰研究院，地处济南，距离齐鲁医院约10公里——这正是展文莲接受治疗的医院。

很难说，桂军民当时真的理解这项技术，但他愿意相信，“我是一个爱做梦、爱幻想的人”。

更重要的是，父亲一年前刚去世，还没缓过来的桂军民恐惧再次失去。眼看着妻子大多数时候都在昏迷，肌肉持续萎缩，人枯瘦得脱了相，要靠瓶瓶罐罐的药物维持生命体征，桂军民意识到，人体冷冻是唯一能拒绝失去她的路径。

“我来主动掌握我们之间的这些事，我们不需要接受哀伤。”考察数月后，桂军民敲定主意，以遗体捐献的名义，将妻子交由银丰研究院冷冻30年。

他说服自己，妻子健康时就有过遗体捐献的想法。有一回，展文莲从电视上看到有人捐献遗体，第二天就拉着桂军民父子去红十字会登记。

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冷冻手术失败，再将妻子的遗体火化。

2017年4月，齐鲁医院东院区，冷冻响应小组的几位医生刚查完房，医疗监控设备上的数据显示，展文莲身体情况越来越差，生命垂危。医生告知桂军民，“也就个把月的事了，或者撑两周”。

桂军民凑近病床上的展文莲，在她耳边问：“如果让你先睡一觉，你觉得可以吗？”

展文莲点点头。

桂军民照顾住院的展文莲。（受访者供图）

人体冷冻术

桂嘉源的思绪，经常闪回到2017年5月7日凌晨3点多，他亲手拔掉了母亲展文莲的呼吸面罩。

第一次听父亲提起人体冷冻时，桂嘉源不完全理解，但表示支持。“说一千道一万，最终只有火化和冷冻两条路可以走，你能选择的就只有这一个，（冷冻）总比一把火烧了强。”他的长相、性格都随桂军民，说话口吻透着不容否定的决绝。

到最后关头，桂嘉源也纠结过：要么不冻了？“但是不做的后果，就是以后没有一点机会。做了，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你还能见到她。”

拔掉呼吸面罩那一幕，也定格在桂军民的脑海里。他打心底里觉得亏欠儿子，是他授意儿子做那件“残忍的事”。当时他考虑，要将放弃治疗和接受冷冻的最终决策权，交到儿子手里。否则，万一以后儿子因此恨他，这个家就彻底完了。

被停止供氧约半个钟头，展文莲悠悠地吐出最后一口气，呼吸停止，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医生宣布展文莲临床死亡，守候了十几个小时的临床响应专家立即介入。

考虑到伦理和法律，人体冷冻前需确认临床死亡，由医生出具死亡证明。“特别是脑死亡的判定。如果不是脑死亡后降温，就违背法律。”齐鲁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孙文宇对这场手术印象深刻，他也是银丰研究院临床应急团队成员，当时就在医院待命。

银丰研究院发布的首例人体冷冻纪实中称，理论上，当人停止呼吸和心跳后，大脑缺氧耐受时间为4到6分钟。一旦超过这一时间，大脑皮质细胞就会因缺氧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

当患者被宣布临床死亡后，医学团队需要先通过体外心肺复苏设备，维持大脑及机体的供血与供氧，防止身体细胞进一步损伤。这也是人体低温保存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紧接着是人体降温。从齐鲁医院出发，2017年5月7日4:24，运送展文莲的救护车到达银丰研究院低温医学研究中心。为保手术顺利进行，桂军民要求家属全都不许跟车，包括他和儿子，“预计15分钟要送到银丰，越快越好，中间不许有耽搁”。

半小时后，人体低温保存灌流手术正式开始，持续近55个小时。温度监控系统显示，展文莲身体内外的温度达到平衡，稳定在零下190℃左右。

那55个小时，桂军民过得很煎熬。他回家等手术结果，睡也睡不着，就哇哇大哭。

“她太可怜了。”桂军民以为，展文莲在手术台上会被开膛破肚，“我当时要求，我必须要看见她手术后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面目全非。”

实际上，展文莲被转移到专用低温手术台，初步降温至18-20℃，体内被注射抗凝和抗氧化等药物。

一旦人体温度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体内水分会形成冰晶，刺破细胞膜。为减少细胞损伤，维持细胞活性，医疗团队需要用冷冻保护剂置换展文莲体内的血液，让细胞内外的水分从液态均匀地变为固态，且不形成冰晶，这个过程称为“玻璃化”。

手术由来自美国的主治医生阿伦·德雷克主刀。在展文莲之前，他在美国最大的人体冷冻机构工作近十年，参与过七十多例人体冷冻手术。2015年5月，科幻小说《三体》编审、中国女作家杜虹，选择去世后将头颅冷冻在美国，那场手术也经他之手。

冷冻人体装进液氮罐前，桂军民透过玻璃墙，看到了一个躯体完整的展文莲。她躺在那里，像睡着了，“很安详，很滋润，只是体型缩小了一点”。

这一幕，给在场的亲属们留下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展文莲还活着。

装进液氮罐前，被冷冻的展文莲。（受访者供图）

“新欢”

一晃8年过去，桂军民57岁。2025年9月2日，他站在银丰研究院“1号罐”前，气喘吁吁，已经没有心力再搞复杂的纪念仪式。以前，他偶尔会放展文莲爱听的老式情歌，跟着掉眼泪。

被凝固在48岁的展文莲，以倒立的形态储存在3米多高的不锈钢液氮罐中。桂军民的脸贴近罐体屏幕，屏上显示，罐内分为三个温区，展文莲头部所在区域温度最低——零下190.6℃。若有意外发生，优先保护头部。

跟桂军民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叫王春霞的女人，文着细细的柳梢眉，瘦小身板裹件紧身衣裙。她45岁，济南市商河县人，与展文莲是老乡。

2020年前后，王春霞经人介绍认识了桂军民。那时，她在跑保险销售业务，抱着发掘高端客户的目的，想让桂军民办理高额理财业务。

时间久了，两人慢慢熟络。王春霞被桂军民吸引，她说自己打小眼光就高，不会轻易看上什么人，但桂军民三观正、口才好、懂得多。桂军民则在媒体面前评价：王春霞跟展文莲一样，性格简单，善良，没有那些拐弯抹角的东西。

这段关系引来新一轮风波。桂军民被指“深情人设崩塌”，王春霞是他的“新欢”。

原本，展文莲冷冻后头两年，桂军民是铁了心不打算再找对象的。直到2020年，有天早晨醒来，他身体无法动弹，使不上劲，摸不着手机，亲友们两天后发现端倪，把锁撬开。

经历这次痛风发作，周围人都劝桂军民，毕竟岁数大了，得找个人陪。桂军民第一次意识到，不服老不行，“一个人要是真出点事，只能干瞪眼，哪天死到家里，别人都不知道”。

他说，倒不是怕死，怕的是半死不活，给儿子添麻烦。他就那一个孩子，“把自己活成累赘，是我最不愿意看见的事”。

王春霞名下没有房子，不久便搬来与桂军民同居。房子里有股微妙的氛围，她与这个家之间，始终隔着一个展文莲。

起初，展文莲的东西，王春霞都不能碰。客厅里挂着展文莲大大小小的照片，王春霞与桂军民的床头上方，就是一张展文莲大尺寸的黑白艺术照。

桂军民的家中，还堆积着展文莲淘来没吃完的保健品。（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 摄）

南方周末记者到访，王春霞帮着从柜子里翻出展文莲大摞的相册，抱怨说这些照片不应该留。桂军民来气了：“（照片）不留你也别留，都不要留。”王春霞尴尬地笑笑，不说话，脸色窘迫。

她明确表示抗拒采访，也排斥桂军民喋喋不休地回忆展文莲。她冲南方周末记者屡次强调：“活在当下，老揭他的伤疤做什么？”

“它过不去！我是个人，怎么能忘掉？”桂军民把话挑明了讲，还当面指出王春霞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桂军民觉得，这种不安全感主要源于两人认知与经济上的差距。他自认为见多识广，收入不错，名下有房有车，吃穿不愁，接触的圈子也不赖。

相对来说，王春霞的境遇要差一大截。她出身农村，初一辍学，17岁出门打工，进过厂子，干过服务员，开过理发店和超市。摸爬滚打到现在，不用再上班。

在王春霞的讲述中，前夫欠了几十万元外债，要她来还。桂军民帮她还了一部分，前后在她身上花了不少钱。“桂老师，是老天给我的礼物，跟着他一辈子不会受苦。”

而桂军民，直言自己对王春霞是“功利性”的选择。他压低声音，指自己的心，又摆摆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现在没有走进我心里。”

谈到未来会不会结婚，桂军民迟疑了。领证会牵扯很多问题，包括自己与展文莲的财产，他和儿子名下有三套房子，都在济南二环附近。“我想着对她（王春霞）负责，但这个事情很复杂。”

这些话，一边忙活的王春霞都听到了，但没作声。

她依旧端茶倒水，叮嘱桂军民吃药，照顾得细心周到。闲暇时，桂军民仰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讲历史与人生见闻，蹲坐在小马扎上的王春霞频频点头称是。

桂军民没了继续讲的兴致，他能听出来，王春霞压根没听懂，只是怕他扫兴。

但展文莲不一样。她和桂军民有共同话题，聊什么都投机；爱好也默契，一起打羽毛球、跑步，周游全国。

2024年，桂军民带王春霞去杭州，那是展文莲最喜欢的城市。他专门去找当年夫妻俩住过的酒店，又带王春霞重走当年的路线，但整趟下来，已经没有当年的味道。“以后也不想再去杭州了。”

尽管声称展文莲难以被取代，但事实是，桂军民已经离不开王春霞了。做过冠状动脉支架手术以后，他走路晃悠，过斑马线时，手不自觉地挽住王春霞的胳膊。

桂嘉源担心父亲的身体，2021年从上海回到济南定居。“我得守着这个家啊，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在跟前。”对于父亲与王春霞的感情，桂嘉源的态度只有三个字——“不反对”，但若结婚，他不同意。

王春霞则解释，她不在乎财产，也不在乎领证；不像年轻时追求情爱，现在有个人陪就好。她反问南方周末记者：“你介入了这样的家庭，能怎么办？”

陪桂军民外出时，王春霞会精心打扮。（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 摄）

“我想让她留下来”

窗外打进来的光线，从白色瓷砖地板上一寸寸收回，桂军民靠坐在昏暗的沙发角上，那也是展文莲从前喜欢的位置。

展文莲冷冻后的头两年，他一直窝在房子里，缓不过神。他不知道该到哪儿交水电费和物业费，那些以前都归展文莲管。屋里到处都是展文莲的痕迹，她买的丝巾堆了几大箱，淘来的保健品还没有吃完。

那段日子过得黑白颠倒。展文莲的小妹展文华去了几次，帮着打扫卫生，房间乱得下不去脚。她看桂军民经常坐在电脑跟前，整理展文莲的照片和录像，“人一下子老了”。

与展文莲的故事，在桂军民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两人自小跟随父母在新疆生活长大，初三那年被分到同一个班。桂军民家境不如展文莲，他老觉得自己黑不溜秋，比展矮一个头，配不上她。

展文莲也是练体育出身，性格像男孩子。她主动拉近关系，两人谈了三年恋爱。桂军民给展文莲辅导功课，“老费劲了，她脑子没在那上头，老盯着我看”。

没等高中念完，展文莲全家搬回山东老家发展。桂军民帮忙打包行李，努力挽留，展家还是搬走了。走出新疆、离山东更近一些，成为他高考的动力。

1987年，桂军民考上上海体育学院。次年10月，展文莲的父母因车祸去世，桂军民从上海赶到济南商河，看到展文莲姐妹在家门口架蜂窝煤炉煮菜叶子，心里不是滋味儿。

大学毕业以后，桂军民来到商河，成为一所学校的田径教练。他的同学大多进了大学当老师，“分到县城的就两个人，我还是自己拿着材料直接去了最基层的地方。”

“那时候高才生少，他能来我们这小地方，都是为了我姐。”展文华为桂军民的选择可惜，展家家道中落，而桂军民放弃了更好的前途，帮展文莲操持一家大小事。展文莲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不叫桂军民“姐夫”，亲昵地管他叫“哥”。

1992年，展文莲生下桂嘉源。那时，她还在银行当柜员，住的房子墙一脚能踢透。她肯拼，为给银行拉存款，骑着自行车走二十公里夜路，车上绑着几十万元现金。凭着这股劲儿，一路干到济南市一家银行的分行行长。

为配合妻子的调动，桂军民前后换了几份工作，中途有两年甚至没有工作。展文莲做饭不好吃，桂军民就自学厨艺，日日掌厨。

那段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在与他们一起生活的外甥女眼里，展文莲性格纯真，像个小孩，正是因为有桂军民宠她，“这么大岁数还会打闹”。

好时光终结于2015年6月，展文莲在一次体检中查出肺癌晚期。

“她走了，我的世界重心就坍塌了，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桂军民回忆，“你说冷冻（展文莲）对人类医学做点贡献什么的，那时候不是，没想这些，我就想让她留下来。”

展文莲、桂军民的结婚照。（受访者供图）

衣冠冢

不是所有展家亲人，都能接受桂军民冷冻妻子的决定。

2017年5月，展文莲被宣告临床死亡前，她的弟弟凑到二姐展文革跟前悄悄问，要不要叫几个人抢尸体？展文革摇头，示意不要闹僵。

一个月前，在齐鲁医院，桂军民把展文莲的弟弟妹妹叫到一块，告知自己的决定。

“不可能，我不同意。”展文革和弟弟当场强烈反对，他们理解的人体冷冻，是将展文莲冻在冰块里，不放她的灵魂回到故土安息。

展文革想，如果父母在世，也不会接受冷冻。她和弟弟妹妹常年生活的商河小城，2020年底才全面脱贫，他们念书也少，难以接受太超前的想法。

以银丰研究院工作人员李涛（化名）的经验，在人体冷冻中，最大问题是家庭成员的观念冲突。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许多人忌讳谈论死亡，在“孔孟之乡”山东，如何安排死亡，更不是个人能决定的事。

李涛见过很多因为家属意见不合，最后没能成功的案例。银丰研究院的处理方式是，不劝人做人体冷冻，也不干预自然死亡，尊重家属的知情权和决策权，决定可变更、撤销。

“天时地利人和。”李涛这样总结展文莲的案例。虽然展文革的沉默里隐藏着抗拒的声音，但桂军民摆出一家之主毫不妥协的范儿，能把事情做到底。

看桂军民铁了心，展文革问，能不能给展文莲在商河老家修座坟，照顾老家人的感受和风俗，这样心里踏实。桂军民同意了，毫不犹豫。

2017年5月6日傍晚，停止供氧前，展文革将一件白色青松纹旗袍和一双高跟鞋，放在展文莲的身体上比画。那是展文莲最喜欢的行头，也代表她穿上这一身走了。

那场在银丰研究院举行的展文莲进罐仪式，展文革和弟弟都没有参加。他们至今拒绝去银丰研究院参观，在他们心里，大姐的灵魂一直在商河。

安放“灵魂”的是一座衣冠冢，里面除了展文莲喜欢的衣物，还埋葬了一束她化疗前剪下的长发。展家人经常来此祭拜展文莲，清明、生日、祭日等算下来，一年到头不下七次。

桂嘉源很少上坟，他更愿意清明时节去看看液氮罐。“去世的人才需要买墓地，在我的感觉里，她没去世。”

桂军民则是两边都跑，妥帖地平衡两拨人的观念，并在其中找到自洽的位置。2025年9月3日，看望“1号罐”的第二天，他就驱车从济南回商河，跟展家姐妹一起祭拜展文莲。在那些等待奇迹的日子里，他总是想象，展文莲的灵魂还陪伴着他。

如果说，冷冻妻子让桂军民陷入一场漫长的战役，那儿子就是战场上的同盟。听到有人评判桂军民走火入魔，桂嘉源会忍不住替父亲反驳，声明“这是我们俩一起作的决定”。

可两人独处时，很少提起展文莲。“一提，更睡不着了”，展文莲离去之初，桂嘉源常常失眠。桂军民也是如此，父子俩都能看出彼此的脆弱与空虚。

2025年9月3日，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展文莲的衣冠冢。 （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 摄）

摇摆的信心

桂军民是矛盾的。但让他承认这一点很难，他拉不下面子，“我既然做了，我总不能扇自己耳光吧”。在他过往赖以生存的田径赛场上，没有“中途放弃”，不到终点不罢休。

在与南方周末记者第6次见面时，桂军民才袒露出这些年的摇摆。对于妻子来日复活的信念，并非从未松动。

他时而亢奋激昂——“最早我有 50%的希望，现在有100%，因为看见科技一步一步（发展），离梦想越来越近！”时而低沉迟疑——“冷冻不就是个幌子吗？不就是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换了个方式来纪念她？”

手机算法不断给他弹出医疗科技新突破，看得他心情复杂。“我没有跟别人表达过，我心里是质疑我的决定的。我每次去看她，（除了液氮罐）啥也看不见，你说图啥，有什么意义？”

八年了，在那个不锈钢液氮罐里，展文莲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桂军民不知道。他给银丰研究院提过几次意见，希望实现液氮罐可视化，让他看见冷冻后的人体，但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满足。

有半年多时间，他没心思去银丰研究院看展文莲。尤其是冷冻人新闻刚出来那阵，网上争议不断，桂军民经历了一轮轮道德审判。

也有许多考虑冷冻亲属的人找上门来，桂军民不想见。他怕说错话辜负对方，“压力比较大，我只能说我的感受，不敢怂恿人家”。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截至目前，没有冷冻人成功复活的先例。在桂军民事先签署的同意书中，银丰研究院也声明：不保证、担保或承诺展文莲未来能够复活，也不能准确预测未来医学科技的发展时间表。

“现在可能远没有达到复活这种程度。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谈及展文莲时，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曾安直言。

一个人的身体，就像宇宙一样，有无尽探索的空间。长期做低温冷冻基础研究的曾安说，以目前的科研水平，能实现冻存复苏的尺寸，只限于接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拳头大小的心脏组织，尚且无法完整复苏。

“器官层面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更别说整个人体了。”2025年9月，南方周末记者在第十四届低温生物医学年会上遇见上海理工大学教授胥义，他从事低温冷冻研究，在中国制冷学会担任副主任委员。

器官保存，是这场会议中被反复提及的主题。多位专家认为，小型器官低温保存尚且面临易损问题，以至于器官移植过程中，医疗团队造成大量金钱与精力的浪费。

银丰研究院工作人员曾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提及，每做一次人体冷冻手术，仅冷冻保护剂的费用就需二三十万元；储存人体的液氮罐，每隔十天到半个月需补充一次液氮，费用每年约5万元。

李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低温冷冻科研费用主要来自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资金来源包括银丰集团旗下各公司的盈利分成、基金会理财获益、冷冻人家属捐献资金和政府补贴。

在胥义看来，冷冻人体作为一种科学探索很有意义，不排除未来能实现复活，但其中有太多未知，没有人能说清楚，复活的技术路径到底是什么。“从我们的经验积累来看，低温冷冻人体（复活）这条路的确还挺远。”

桂军民纠结了好长时日，直到有一次，哥们给他打气：你既然都选择这么做了，你就等吧，要么你做它干什么？

人总是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事情。桂军民琢磨，是这个理儿。他得说服自己相信，这事儿能成；还得说服亲友，给他们灌输信心。“有时很煎熬，我就像个两面人。”

他的灌输，似乎撬动了展家人的一点念想。展文革有时候也会琢磨，“你说她回来了，还能认得我们吗？”

婚后不久，展文莲的居家照。（受访者供图）

复活的念想

展文华的女儿苏婷婷至今不愿意接受展文莲离开的事实。她从6岁开始在展文莲家生活，两人情同母女，性格也一样大大咧咧。

说起展文莲，苏婷婷平静地像在聊一个出远门的家人。在她的感受里，大姨的灵魂在城市四处游荡，会看到她失恋时的狼狈模样。

2022年，大学毕业的苏婷婷选工作时，因为想离大姨更近，进了银丰集团。她很少去银丰研究院看望大姨，“看了，就要面对她真的在里面，想象会幻灭；不看，我就觉得她还在日常里。”

展文莲之后，银丰的冷冻人越来越多，目前已超过30个。苏婷婷对大姨复活的信心又多了几分，“既然有这么多人选择冷冻，那这事就一定能成。”

根据美国人体冷冻机构阿尔科基金会官网信息，截至2019年5月31日，该机构有170个冷冻人。

李涛观察，咨询人体冷冻的家属，普遍有希望逝者复活的想法。也有科研人员听说，一对夫妻冷冻了去世的孩子，并不寄望于孩子未来复活，而是希望他们活到老时，跟孩子一起走。

在李涛看来，所谓死亡，“死”是一个人不在了，“亡”是一个人被忘记。而人体冷冻，是一种新的生命延续方式。

只是这种生命延续方式，有难以攻克的问题。曾安将人体冷冻的做法比作一张单程票，“登月或去火星，也许去的过程相对来说更简单，回来反而更有挑战性”。

胥义更倾向于将人体冷冻看作一种殡葬方式。近几年，有选择冰葬的逝者，遗体在零下196℃的低温中变脆，再通过超声波粉化为骨灰。

“很多家属其实心里是有数的，不会真以为将来一定能复活，更多是活在一种念想当中。”胥义对展文莲被冷冻的看法是，银丰研究院愿意探索，桂军民愿意尝试，各取所需，外人尊重就好。

阿伦·德雷克曾说过，等展文莲复活时，大概率会失忆。展文莲的侄子想，如果是这样，“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但对医学有意义”。

桂嘉源却觉得这不重要，只要母亲能复活，哪怕到时出现的是拥有新灵魂的陌生人，那就以朋友的方式接近她，没有必要强求相认。

他选择相信母亲会复活。“相信”这个词，他说了太多遍，却无从解释，以至于话语变得空洞。“实际上，它落不到实处，再怎么讨论也没有用，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说多了又伤感。”

他计划将母亲的金首饰熔成戒指，刻上她的生辰，留给母亲做纪念；用照片和视频记录每年发生的事情，存在U盘里，以后交给母亲。

桂嘉源不止一次在朋友圈里表达对母亲的思念。这种等待母亲复活的念想，似乎已成为他的精神支撑。“如果哪天想死的时候，想到这事，就不想死了。”

眼前的生活

王春霞从来不信“复活”那一套。2025年8月，她把房间里里外外展文莲的照片都撤下来。在她的观念里，展文莲已经走了，一个走了的人，就不要总留住她。“就让她休息吧，老是揪住，对离开的人不好，对留下的人也不好。”

万一展文莲真复活了呢？“她活了更好，她活了，我就让位。”王春霞说。

桂军民想的问题更多：冷冻人能不能被定义为死亡？他如果跟王春霞结婚，未来算不算犯重婚罪？等展文莲复活了，财产怎么分，户口怎么上？如果一个好端端的活人想跳过当下，是不是也可以将自己冷冻起来？

所有尚无准确答案的问题，都可以漫无边际地想象。只是当下怎么想都没用，桂军民得出结论，所有关于未来的问题，都留给未来再去想。

跨越时代的悬念，不如眼前的生活来得真切。桂军民的重心渐渐转移，他开始在王春霞身上投入更多时间，彼此见了家长，参与对方家庭的活动。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依赖王春霞的照料。每周去单位开会，王春霞开车送他，扶他上楼，在外面等他。他逗王春霞，“你是我的小拐杖”。

他允许房间里关于展文莲的印迹，慢慢被王春霞的喜好覆盖：换掉老旧的双人床和沙发，墙上新贴着大红色的“囍”字，地上立着几根王春霞用来录制视频的支架。

2025年9月2日，桂军民在家中翻出展文莲的旧照，墙上是王春霞贴的“囍”字。（南方周末记者 郑丹 / 摄）

王春霞能感觉到，这两年，桂军民已经从痛苦中抽离出许多。以前逢年过节给展文莲上坟，桂军民脸色铁青，话也少，如今没那么大反应。

她变得敢开玩笑，听桂军民再提展文莲，她会调侃：“她也值了，你年轻力壮的时候都奉献给她了。你老了，身体都出问题了，需要伴儿了，让我来照顾你。”

“毕竟我选择了他，要走一辈子。”被桂军民批评“没有脑子”后，王春霞问南方周末记者：“你觉得我有没有脑子？”她讲起自己经历过太多事，感叹“人难得糊涂，你明明心里门儿清，就得装糊涂”。

“男人，你就得给足他面子，你不能站他上面。”王春霞每日的生活，就是围着桂军民转，不想别的事，更不关心人体冷冻的科研进展。“桂老师关注，他高兴就行，你不要打破人家的念想。”

桂军民确实还会惦记。他眼巴巴等着出现突破性进展，又估计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奇迹。“我现在有点头大了，猴年马月能让我看见（展文莲复活）。”

他劝自己接受现实，命运将他推向哪一步，就到哪一步。他想，展文莲的身体能被完整保存，或许未来，科学家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提取她的记忆，再塑造出新的人。

只是，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新的展文莲怎么认出他，是个问题。

桂军民跟儿子叮嘱，等以后自己老了，也要装进液氮罐冷冻保存起来。否则，展文莲一个人苏醒后，世界已经翻天覆地，“我得陪在她身边，要不她一个人怎么适应。”

那王春霞呢？桂军民摆摆手，“不管她，她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题图｜视觉中国

10月27日，不少外卖骑手刷到了好消息——美团宣布，骑手养老保险补贴正式覆盖全国，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月。

这是行业首个面向全部骑手开放的社保补贴方案，总覆盖预计将超过数百万人。

这份“提前俩月的惊喜”，并非一蹴而就。

自2008年中国第一笔线上外卖诞生，骑手群体迅速壮大，如今迈过千万人规模。

但面对包括骑手在内的2.4亿灵活就业群体，如何为其兜底保障体系，是世界性难题。美国最大的外卖平台DoorDash，迄今仍将外卖员定位为“个体经营者”或“自雇者”，保障无从谈起。

题之“难”，在于“新”。

传统的社会保障，依托劳动关系的认定——职工VS非职工，只有前者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也就是“劳动二分法”。

但新兴的零工经济，却创造出了第三种全新的不完全劳动关系。在大众认知里，或许效仿全职模式，给骑手全额缴纳五险是最优解。

大部分骑手可不这么想。于他们而言，获得更高收入通常是第一刚需，妻子、孩子、房子、车子都等着供养，社会保障则是第二刚需。不少骑手私下算过账，“交社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到手的钱更少了？每个月要交多少啊？”

而对于平台来说，给骑手交社保不难，难的是给多少人交、交多久，怎么在“低费率、保障全、大规模 ”的不可能三角中，达到微妙的平衡，尽可能让多方满意。

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只有100亿资金，到底是兜底占比一成的全职骑手，还是普惠九成兼职骑手？毕竟，不患寡而患不均，骑手原本就不应该被划分三六九等。

如何在骑手收入、长期保障、平台发展之间，寻找最优解，考验着政策方、用工平台等多方平衡智慧。

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颁发文件，一锤定音，引入了“劳动三分法”的概念。这也就是著名的“56号文”，提出了“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政策空间，明确将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单独归为一类保障对象。

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清晰明了——面对灵活就业群体，不应照搬“全职”保障模式，应该用灵活的方式，将尽可能多的劳动者纳入保障。

政府指挥棒落下，平台跟进。历时五年，随着美团在几天前率先将社保补贴推广至全国，一张覆盖数百万骑手的保障网络，逐渐搭就。

骑手的社保，怎么就成了世界难题？

开始这个问题前，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代入多方视角，从头审视给骑手办社保这件“小事”的复杂性。

先看看骑手的现状：

1. 规模千万人，参保率（城镇职工保障）在25%左右；

2. 流动性为灵活就业群体中最强，有近一半的骑手全年接单不足30天；

3. 有近四成骑手仅愿将月收入的5%以下用于社保，心理承受线是500元；

4. 不同年龄、不同年限的参保意愿差别巨大，超过三成年轻骑手不想交，但近四成中年骑手又想交。

现行的保障制度只有三种：

城乡居民保障，包括新农合、新农保在内，各级财政补贴力度大，覆盖率高，但保障上限较低。大部分骑手在家乡，参与的也正是这类型的保险。

城镇职工保障，即大家熟知的“五险一金”，保障高、成本高。即便个人和单位双边分担，每月劳动者支出也超千元，难以控制在心理线内。

灵活就业保障，以此身份参加城镇职工的养老、医疗保障，费用均由个人承担。但对大部分骑手而言，参保的基数下限，或许已是收入上限。

云南省2024年缴费档次

有了这两个基础，我们再模拟一个情景：

若拿出外卖行业1/3的利润，也就是100亿元，给这样一个规模庞大且高流动的群体办社保，并且还要让各方都满意，要如何落实？

是搞“高成本、高保障”，拿大部分成本来覆盖少数人？还是搞“低门槛、广覆盖”，牺牲一些险种，但能够为大部分人办最基础的一两项保障？

这并不是一个类似“电车难题”的道德悖论。

事实上，不论是哪一方，都会面临相同的不可能三角：“低成本、保障全、大规模”。

政策可以引导、财政也可以补贴，但用工平台、灵活就业群体也要投入；同时，还要考虑保障机制长期可持续性。这是一个多方博弈“取中”的结果。

毕竟，任何一项规则的提出、制定、实施，就是相互博弈的结果，协调各种利益和矛盾，寻找“最大公约数”。

基于朴素正义，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低成本、保障全、大规模”的不可能三角能成为现实：劳动者承担较少成本，就可以获得全面深度保障，并且能够覆盖最大范围，机制也能够长期存在。

但现实并非如此简单。不管是政策制定方还是用工平台，都要考虑成本。这其中包括直接的经济成本，以及执行成本。所以这些年来，用工平台也首当其冲，承担了比较大的舆论压力。

给千万规模的零工群体办保障，能稳定落地并且长期持续，才是好办法。政策的方向也是如此：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要坚持实事求是，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脱离实际，不超越阶段。

“老办法”遇到“新业态”

传统的社保体系，与灵活就业形态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并非简单迁移就可填平。

作为最大的外卖平台，美团是个很好的观察窗口。

据美团研究院披露的数据，截至2024年9月，美团有接单收入的骑手高达745万，而全行业的外卖骑手数量早就超过千万。

骑手类型也很多元，全年接单260天以上的全职骑手仅占11%，约81.95万人；约48%的骑手全年接单不足30天。

有学者研究认为，外卖骑手的流动性，是灵活就业群体之最。大部分骑手习惯在不同平台之间流动，甚至同时尝试两三种兼职，如“白天送外卖，晚上跑滴滴”，到底该由哪个平台为骑手提供保障，也没有标准答案。

不同骑手对于社保的价值认知，也大相径庭。

据界面新闻的调查，认为社保非常重要的骑手，占比六成左右，还有近四成骑手认为社保不重要，甚至完全不需要。不少骑手比较看重眼前收入，期望尽快攒钱，回老家买房结婚，而交社保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手工资，因此意愿不强。

更纠结的现实考量在于，大部分骑手背井离乡，社保到底缴在工作地，还是户籍地？

据美团调研显示，40%的骑手曾跨省就业、70%的骑手跨城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占比达81.6%。不止美团，纵观全行业，据界面调查，外地户口骑手占比达75%，工作区域的流动性极高。

潜在的社保负担，也让不少骑手心生惧意。北大国发院调研显示，仅有10%的骑手接受现行的社保缴费比例。

界面新闻的调查结果与之吻合：若全额缴纳五险一金，骑手个人实际收入必然降低，53%的骑手认为这种影响 “非常大” 或 “比较大”。还有三分之二的骑手明确表示，希望社保费用控制在 500 元以内，一旦超出这个数额，参保意愿会明显下降。

换句话说，如果参照全职模式，给骑手提供五险保障体系，大部分骑手既不认可也不接受。

这千头万绪的难题，欧美国家迄今也没找到完美答案。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Uber网约车司机为独立合同工，而非雇员，不满的司机们多次集体抗议，也未能改变窘境。美国最大的外卖平台DoorDash，目前与骑手之间仍然不是雇佣关系，保障体系同样无从谈起。在德国，灵活就业者社保门槛极高，不仅要求稳定收入，还需全额自费参保。

正是在通盘考虑到骑手保障体系的复杂性、多样性，2021年，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颁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既务实又务远，明确了针对灵活就业群体，采取“多层次、多样化”的保障体系建设。

小步快跑，先试先行

我们要承认这些复杂的结构性难题，但也必须要看到中国改革的智慧。

骑手保障的创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人社部指导下开展的“新职伤”，即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可以视同为专属“工伤险”。

2022年，人社部牵头推动在北上广等七省市开展试点，选取外卖、出行、即时配送等多家用工平台劳动者群体参与。

它不需要以绑定劳动关系为前提，不再以工资总额作为缴费基数，而是采取一种新的计算方式——按单缴费、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由平台按照上月总单量缴费。

在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下，要有“工伤险”，就必须上“五险一金”，这就需要依托用工单位来签合同、代扣代缴。但显然，这种模式是无法照搬到灵活用工群体之中的。

这种模式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不拘泥于“是否雇佣关系”，而是另辟蹊径，在“非完全劳动关系”（人社部56号文）的政策空间中，设计出一套更加灵活、更加务实的弹性方案：只要劳动者完成订单就投保。

到今年年底，新职伤试点还在不断扩容，增加了天津、河北、浙江等10个省份，并进一步覆盖到网约车、货运等大规模用工平台。

可以说，基于“新职伤”，不对骑手保障体系一刀切，有着现实的考量。

这也为骑手灵活保障，打开了新方向：以灵活和包容的制度，应对灵活和流动的劳动者。

随后，各大平台陆续加码，从“新职伤”作为突破口，来解“为数百万骑手交社保”这个全球性“超纲难题”。

为何从“新职伤”起步？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学者委员副主任李干解释称，骑手们的就业场景、环境多涉及道路交通安全，所以对职业伤害保障的需求较为迫切。

2022年，美团第一批参与“新职伤”试点，如今已为超过1300万人次骑手缴纳保费超过20亿元。

2024年，美团针对骑手们的新型保障方案逐渐清晰，并于2025年启动“参保补贴”试点；同年，京东外卖开始为部分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饿了么也前后脚跟进，其方案与美团接近。

因此，2025年成了骑手社保“元年”。

纵观行业，对于骑手的保障，有两种解法，一种是针对全职骑手，采取传统的五险模式。

但统计显示，目前全职骑手的占比仅有11%，因此，“全职”模式，终归是“小众解法”。

面对占比近9成的兼职骑手，提供全覆盖、高弹性、多层次的普惠保障，是必答题。

纵观美团的骑手保障体系，普惠是底色，不设三六九等。目前美团骑手养老保险补贴，已经正式覆盖全国，且向全部骑手开放。不管是长期稳定跑单，还是过渡兼职的骑手，都可灵活自主参与。

普惠和公平把门槛极致压低之下，骑手保障不再是“小众游戏”，数百万骑手都进入了社保网络。基于这张网络，美团建立起了多层次的骑手保障体系。

为骑手幸福感“投保”

平台拿出诚意，补贴真金白银，但这份保障到底要不要，选择权在骑手自己手里。

人到中年、全职跑单的骑手，反馈最积极。

48岁的王云芳多年前就开始自费缴纳养老保险，得知美团有了养老补贴，她第一时间报了名，每个月不足1000元的保险费用，如今美团承担一半。负担轻了不少，王云芳也舍得给自己花钱了，买了金手镯金项链，还给自己办了美容卡，甚至筹划起了退休生活，“我准备在美团再干5年，把社保给交满了以后退休”。

对于这部分规划长远的骑手而言，平台补贴既是“减负”，也是“增收”。

也有骑手不满意，通过平台办了社保，平台补一半，自己出一半，这笔钱毕竟没进自己腰包，跟过去没有社保时相比，自己到手的现钱少了。尤其是一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年轻骑手，当下的收入和体验，排在未来的保障之前。

过去外界给予骑手群体很多关注，但在大部分语境里，总是容易代入俯视视角，这在客观上为骑手争取了更多权益，也给平台施加了更大压力。网友的朴素认知和骑手的真实处境，以及公众预期和现实制度之间，难免存在一定偏差。

外卖平台蓬勃发展、骑手群体日益壮大的这些年，在保障骑手权益这个话题上，以美团为代表的平台挨了很多骂，也推出了很多改进的举措。

“新职伤”是第一步，养老保险补贴是第二步，取消超时扣罚、提升工作福利是第三步。如今，美团骑手的待遇逐渐向“大厂员工”看齐，可以享受工作餐及餐饮补贴、家庭旅游补贴、生活消费补贴、年度免费体检、女性骑手两癌筛查及特殊关怀等生活福利。那些大厂码农、CBD白领可以享受的职业福利，也将成为千万骑手的日常。

大多数骑手的安全感、幸福感，一靠收入，二靠保障。过去骑手收入相对高、保障欠缺，现在保障的短板补上来了，这份职业的吸引力也增加了。

据《2024中国蓝领就业调研报告》显示，骑手月均收入为7496元，同比增长10.02%，时薪（33.6元/小时）比建筑工（24.0元/小时）高出40%。骑手群体的薪酬满意度为64%，居蓝领劳动力市场薪酬满意度首位。在江西赣州做众包骑手，王云芳收入稳定过万，已是当地妥妥的高收入群体。不仅收入高居蓝领群体首位，骑手保障体系的完善度，在灵活就业群体中也首屈一指。

经过近几年外卖平台的努力，骑手的保障体系已经先走一步，率先实现了基础保障全覆盖。

骑手这一职业，逐渐从过去的就业退路，成为了保就业的新出路。

不过，如何提升灵活就业群体的安全感与幸福感，仅靠美团一己之力还不够。

美团承担了“探路者”的角色，很多举措都是开创性的，最早开始试点新职伤，率先在全国推行养老保险；超时免罚、大病关怀等，也由美团率先推出。

身在前方的美团，持续抬高骑手保障的底线与上限之后，也能拉动其他平台跟进，企业标准逐渐推广为行业惯性。

政企协同，上下呼应，形成制度性支持，也是必要举措——在主管部门指导下，美团逐渐推进试点，而美团的创新举措，又能为政策的持续完善提供样本。

眼下，中国的灵活就业群体已经超过2.4亿，占到了城镇就业人员的4成有余，担当起“保就业”的重任，为他们提供必要保障，是一道必答题。

骑手保障模式已跑通，也许该轮到快递员、家政员、网约车司机“入保”了。

近日，美团宣布，骑手养老保险补贴正式覆盖全国，这是行业首个面向全部骑手开放的社保补贴方案，平台将以当地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参保费用。这意味着，美团已初步建成覆盖数百万骑手的福利保障网。

骑手的社保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京东为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就引发社会关注。其实，早在2024年，美团就在人社部指导下形成“五险一金”之外的新型方案，今年上半年启动“参保补贴”试点，其他平台跟进。

就在昨天，饿了么也宣布了“社保补贴”方案，与美团模式差不多，为稳定跑单且有意愿参保骑手，补贴50%保险费用，预计年底覆盖全国直营城市。

可以说，京东用“五险一金”开了头，但美团以“全国社保”方案收尾，饿了么也效仿跟进。后两家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都先后选择“参保补贴”模式，也印证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

回头来看，人社指导的这种弹性方案方案，从试点到全国铺开都更加务实。任何事情都是多目标的，既要保障福利，又不能过高的福利，否则反而会减少岗位的规模。人社部门既承担推进社保缴费规模的任务，又肩负着增加就业岗位的目标，所以，在这件事上呈现的最终方案，是多目标约束下的务实。

相比之前一些平台的方案，这次美团的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限制很少，强调“灵活”和“包容”。无前置资格限制、无参保地点限制、无时长单量限制、无跑单类型限制”，也就是说，骑手无须签署任何合约或者等待邀约，支持自主选择在户籍地或就业地参保缴费获得补贴，补贴政策面向所有类型骑手开放，不因骑手的熟练度、工作年限而有所区别。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限制，还是有一个收入限制，当月收入需要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内有3个月满足该收入条件。有收入限制很好理解，任何保障制度都要以公平性为支撑。否则，注册一个骑手，一个月跑一天，就能拿500元的社保补贴了。

以媒体报道的南京为例，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最低月缴费基数为4952元，骑手达到这个收入，每月应缴990.4元，平台补贴后，骑手实际每月支出参保费495.2元。

社保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在当下和未来分配财富的问题。一般来说，年轻人收入少，用钱的地方多，养老又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所以倾向于把收入用在当下。中年人收入增加，离养老更近，更愿意把收入投入到养老中。

但具体情况也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孩子多，家里有人生病，父母多病，赡养负担重，那么，人们可能就只有先顾着当下。所以，社保这件事，需要照顾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对于骑手就更是如此。

骑手和其他职业不一样。首先，骑手在地域上是不稳定的，在工作时间上也是不稳定的。这是骑手这份职业的“优越性”，或者很多人去当骑手，正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自由。

相关数据显示，745万名骑手在美团接过单，其中11%，也即81.9万名骑手是高频骑手，一年跑了260天以上。剩下89%，大部分是兼职的，甚至有30%的骑手一年只跑了一天。从持续时间看，从业两年以上的骑手并不多，相反，一年以下的骑手很多。

相比之下，一个按全职签劳动合同的骑手，入职后，按法律就应该交全职社保。选择全职，交社保的人，一般都是需要社保附带的子女入学、购房、购车这些公共服务，社保就不能断档，工作不能断。刮风下雨、难送的单子，就不得不接，所以，很大程度上，社保是用劳动强度换来的。这一点对很多白领也是一样，工作可以断几个月，都不是大问题，但社保不能断，于是，面对上司的底气就少了一分。

所以，相比给骑手交正式的社保，并要求全职，补贴反而更加适合骑手——只要超过社保基数的收入，骑手自己选择交不交社保，交，则平台给补贴。

此次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群体，纳入到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中，或许是接下来需要各方优先推动的事项。所以，接下来，各个互联网平台，以及传统的劳务派遣、家政、自由职业者，都会面临“交社保”以及“如何交社保”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灵活就业群体总数达2.4亿人，以往大多欠缺社会保险及其他福利保障。若要为该群体提供保障，需降低参保门槛，减轻缴费负担，增强其获得感，同时兼顾其对当期收入与长期保障的综合需求，才能推广得开。此次美团的方案开了一个好头，考虑人社的指导，只要这个思路不变，灵活就业人群的社保问题，就不会对就业产生冲击。

虽然社保问题，这个社会舆论最替骑手关注的问题解决了，但舆论对“骑手”这个岗位的同情还将继续——当然，这种同情只是网上舆论中的，现实中，该打差评还是差评；该用差评威胁骑手，还是会威胁；超时延误了，还是可能投诉。

网络舆论对骑手的同情还将继续，是因为骑手，是城市市民所能看到的，最鲜明的“劳动者”形象。生产线的工人都在郊区，其他劳动者，没有穿制服，不鲜明。市民所接受的教育中的“剥削”观念，就情绪化地投射到了“骑手”身上。

其实，骑手收入并不低。根据《2024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2024年蓝领群体规模达4.25亿人，平均月收入达到6150元，较2023年的6043元微增1.77%。

其中，月嫂、货车司机、外卖员月收入水平依然位列前三，月收入均突破7000元，货车司机、外卖员月均收入较23年增长超10%，且这三个行业收入涨幅显著高于蓝领群体平均水平。这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符合经济规律的长期现象——劳动力价格上升，蓝领工资接近白领，甚至高于初级白领。

之前有一个著名的段子，一个快递小哥给公司送货，进到一个开放式的大办公室里，有人东西丢了，怀疑是快递小哥。快递小哥说，“我一个月1万多的收入，偷你这个东西干嘛”。办公室里没了声音，因为小哥的收入很可能高于办公室中的一些人。

市民对骑手的情绪投射，其实也是一种身份上的束缚。在外国，一个水管工，一个维修工，能够过上中产生活，也能获得尊重。但在中国这种同情，暗含的歧视，也将束缚这些年轻人。

只有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劳动者收入越来越高，这些“凝视”所包含的歧视，才会最终消失。只不过，那时的配送费，也肯定比现在高很多——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不是算法、平台，甚至法律，而是经济规律，因为它是无数人的选择构成的。

END

因二十多年来以无畏的工作持续揭露中共的审查制度，记录中国人追求真相与自由的抗争，中国数字时代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颁发的2025年民主奖。相关链接：
https://x.com/NEDemocracy/status/1985881266407768296/photo/2
https://www.ned.org/china-digital-times-2025-democracy-award-honoree/

按：2025年10月29日，“城市的地得”发布了“有杏书店将于11月28日关门”的消息。成都有杏书店创始人张丰写道，“我理想的书店是这样的：店员热爱阅读；有好喝的咖啡；每个人都能来分享他的见解，在书店成为更好的自己。很开心的是，到今天为止，书店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所有的活动，也都是我喜欢的。我没有任何遗憾。书店开到足够久，就会变得伟大，会帮助到很多人。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它应该做到美好，有属于自己的体面。开书店是一段创造的旅程——它会结束；作为一个作品，它可能不够完美，但是如果被删除，它在任何意义上又都是‘完整的’。”真正珍惜每一天，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意义。

成都有杏书店的关闭是不幸的，意味着成都这个市民公共空间的淹没。坦白说，就影响而言，似乎也是国内最后一间有影响力的公共书店，因此，也不只是成都的悲哀。书店走出了卖书的范围，而提供给市民一个精神空间，可以互相温暖，互相表达关切，互相承担悲苦，在目前日渐逼仄的环境下，积极乐观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day in day out，不必移民，我们依然可以有心地生活在这里，无论是成都，上海，人活着，不光需要物质，更需要精神上超越有形的环境。

从这个角度看，有杏书店是有心的，被关闭，短时间是不幸的，但磨难是让我们更成熟，让我们清醒，让我们更珍惜无形空间之间的彼此安慰，这片土地上苦难是无穷尽的，但好了伤疤忘了痛，日子过好了一些，就有国人骄傲自满，殊不知，灾难往往隐藏在这些自大后面。

公共空间，在中国古代，就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意的表达是多重的，抖音或表达多层，微博或表达多层，书店或表达多层，这些供治理者参考，一旦声音闭塞，相当于在复杂的马路上，塞住了双耳，很容易出事故。某种程度上，书店类似子产不毁乡校中的乡校，有人聚集，总有些刺耳的声音，听到不同的声音，本能的令人不快，尤其是未有治理经历的人，往往未必中肯中靶，但愚人千虑，必有一得。从历史看来，曹操和袁绍之成败，最终还是谋士士人的刺耳话语，是否能听进去。

成都武侯祠的著名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攻心联或许也是对诸葛一生的反思，诸葛有点好战了，七出祁山，耗尽蜀国民力，无非是为了心里那个大一统的梦想，最终魂归五丈原。真正能攻心的是司马懿，甘心能接受妇人头巾，司马懿给他弟弟司马孚的信中评价诸葛亮说，（诸葛）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最终司马氏能笑到最后，还是很说明问题的。诸葛或是太聪明了，以至于只相信自己，执迷于大一统，而不看当时曹魏也有其天命，当时如果有间有心书店，这攻心联或许现在要摘去了。

话说回来，中国有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书店因人而成，也因人关闭，书店的关闭也能造就人，书店关闭的信息中，书店主理人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这是《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的经文：那 美 好 的 仗 我 已 经 打 过 了 ， 当 跑 的 路 我 已 经 跑 尽 了 ， 所 信 的 道 我 已 经 守 住 了 。 从 此 以 後 ， 有 公 义 的 冠 冕 为 我 存 留 ， 就 是 按 着 公 义 审 判 的 主 到 了 那 日 要 赐 给 我 的 ； 不 但 赐 给 我 ， 也 赐 给 凡 爱 慕 他 显 现 的 人 。这是使徒保罗书信中的话，是他临终前的总结，保罗一生颠沛流离，从世俗的角度，比孔夫子还失败，孔子还当过大法官，但上帝给他的使命，就是打属灵的仗，跑传福音的路，一生相信上帝的话语，最终，世上的冠冕并没有给他，他死于罗马，因为是罗马公民，而享受了较好的待遇，被砍头，而不用上十字架。书店美好的仗是什么呢？

书店不是教堂，传播的不是上帝的福音，更多的是社会的福音，知识人传播知识，分享自己的经验得失，希望社会更有爱，有公义，有盼望，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往往让社会中同心者互相安慰和温暖，吾道不孤也。但历史事实往往告诉我们，世上进步主义，往往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回应，美国和欧洲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是直线发展，也不是螺旋式上升，往往是会返祖，如德国在二战期间，还会发生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对于穿着现代，说话柔和的德国知识人士和上流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但就是如此。日本也是如此。人心中的恶，难以想象，恶事可以是自认为善心的人做的，因此，如果有心书店的主理人和读者，能从书店关闭看到更多，“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要有勇气，我已经胜过世界”（约：16:33），通过这些苦难，认识真理，真理必让他们从书店的关闭中，得着真正的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往往只在心里，而不在外在。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著名演讲中说，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我一直觉得可以翻译成，老兵不死，只是退隐。“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只要有心，书店不死，只是隐藏起来。隐藏的，没有不显现的，最终还是要回归的，只不过，你需要盼望。心中的美好盼望。有心人，即便遇到不幸事，依然有心，不会灰心失望，因为美好的盼望，长存心中，无人能夺去。

2025年10月31日上午10点40分，我们的亲人——周权与李冬被执行死刑。我们所有的呼吁、请求甚至下跪，都没能换回他们的生命；众多专家、学者、律师、媒体人、社会人士的接力声援，也没能阻止这一刻的降临。

两条人命，就这样被终结。

我们尚在沉痛之中，当天傍晚，《云南法制报》刊发了题为《背负两条人命的罪犯周权、李冬今日伏法》的报道。

这篇报道不仅罔顾案件的重大争议，更以失实的文字和带有倾向性的表述，对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进行污名化。

例如，报道称“工人争夺两把施工铁铲”，但原审裁判文书以及庭审中公开出示的笔录，均明确记载，现场是因“一把铁铲”引发的冲突，“两把施工铁铲”的说法根本不知从何而来。报道连最基本的事实细节都出错，如何令人信服？

又如，报道称周权指挥“手下携带砍刀、狼牙棒、铁管等当街和对方相互砍杀”，这一情节，在原审裁判文书的表述中，从未出现过。周权没有“手下”，“狼牙棒”更是闻所未闻；报道称“周权就组织了数十人，一天内与对方斗殴三次”，似乎是周权主动与人“斗殴”，而真相是“一天内”对方上门寻衅三次，对方身上雕龙画凤，数十人携带砍刀、狼牙棒、铁管、兵工铲，到周权工地寻衅滋事，堵停工地渣土车。报道如此颠倒黑白，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损害了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的名誉。

再如，报道称“对方人员刘某被汽车撞倒后又被乱刀砍死”，但是，该报道却不写明刘某是被哪一方的“汽车撞倒”、又被谁的刀“乱刀”砍死——语焉不详的背后，是本案一审、二审、死刑复核都应当查明却迄今没有查明的问题——被害人究竟是何种情况下、被哪一方的人员撞倒、砍伤？真相至今没有查清，判决书也语焉不详，但周权、李冬却已被匆匆执行死刑。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篇既无署名记者、又明显失实的报道，竟被广泛转发，甚至被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公众号转载，如果我们沉默，造成的后果是“默认”这些并不存在的事实。

一、我们的亲人周权和李冬不是黑社会

周权不是黑社会，李冬不是黑社会。

他们只是重庆、四川籍外出到云南昆明务工进行城市建设的农民工，勤劳本分，从不欺压百姓，从不伤害群众。

他们靠双手谋生，却被冠以“黑社会”的名号。这个标签毁掉了他们的尊严，也遮蔽了案件的真相。

他们生前没能为自己辩白，我们作为家人，必须替他们说出：他们不是黑社会，他们从未组织、控制、威胁任何人。

二、“6·29”事件：周权不在现场，也没有幕后指挥，李冬没有杀人，而是对不法侵害进行正当防卫

2016年6月29日，昆明新螺蛳湾广卫立交桥下发生的那场冲突，真相至今被扭曲、被误读。

那并不是一场聚众斗殴，而是一群螺狮湾附近本地人士——其中包括多名有犯罪前科、曾因持刀砍人被判刑的刑满释放人员，持东洋刀、狼牙棒、钢管等凶器，闯进周权正在施工的工地，对包括李冬在内的重庆、四川籍农民工实施暴力殴打、砸毁设备、拦截施工车辆等行为，是一场正在进行、足以危及生命的不法侵害。

周权并不在现场。事发时，他正在办公室与两名客商洽谈工程业务。当接到现场工人电话后，他第一时间要求立即报警，并亲自致电属地派出所教导员，请求多派些警察到现场。他的全部行动，都是为防止冲突扩大、保护工地安全。

针对这场正在进行的危及生命的不法侵害行为，李冬等人所作出的反应，是在被砍、被打、被撞的混乱中，为了活命而进行的防卫。李冬等人没有预谋，也没有组织，更没有故意杀人的动机，他们所实施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正当防卫。

将这样一场被动自卫的悲剧定性为“聚众斗殴”“故意杀人”，是对事实的背离，更是对正当防卫制度的漠视。

三、为了查明真相，我们承诺百万悬赏，永久有效

在整个案件中，最关键的，是那段至今消失的影像资料。

2016年6月29日那天，“云AZ1V16”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车辆在行驶中，能够记录冲突现场事发的整个过程，能够还原整个事实真相，然而，记录仪视频中最关键的部分却不翼而飞。

2025年10月28日，我们发布《悬赏百万，征集昆明螺蛳湾“6·29”冲突事件的现场视频》。

为了让逝去的亲人得到清白，今天，我们在此再次郑重声明：这份悬赏，永久有效。无论多久，无论多难，只要真相没有重现，我们寻找真相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四、为了还亲人清白，我们坚持申诉，哪怕用尽余生

我们的亲人，周权与李冬走了，但他们的案件，还没有真正结束。因为太多的疑点，仍未解开；太多的证据，仍未查明；太多的声音，根本没被听见。

我们家属将继续为他们申诉。这是我们的誓言，也是我们此生不变的坚持。

每一次提交材料，每一次等待答复，我们都清楚这条路的艰难与漫长。但是，我们更知道，一个存在这么多疑点的案件不应该、不能够以死刑画上句号。

哪怕要用尽余生，我们也要让真相重见天日。

五、我们心怀感恩，继续前行

在这场漫长而沉重的道路中，我们并不孤单。

我们要由衷地感谢，那些一直关注、声援周权和李冬案的法律专家、律师、记者、学者、以及无数素昧平生的朋友。正因为有你们的呼喊与注视，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看见了光。

你们的努力，让我们相信：法律，不只是冷冰冰的条文，也是一种温度、一种坚持。

未来的路，也许依然艰难，但我们将继续走下去，为了还亲人清白，为了让正义不缺席，为了让真相，终有一天被看见。

沉痛缅怀周权、李冬

作者 | 何国胜

编辑 | 向现

“是的，深有体会。”

面对“医院真在普遍降薪？”的询问时，外科医师张辉答道。

他在一座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普外科从业，是医生群体中待遇尚好的一部分。他粗略算过，同等岗位同等水平的医生薪酬，跟以往相比，至少打了6-7折。

“我在外科，同时有高级职称”，张辉说，长期以来，外科的绩效比其他科室相对较好，“以往一个月的绩效在1万多（元），但近期降到7000—8000元之间”，且延迟一个月发放。

《手术直播间》剧照

这不是张辉一个人的感受。在海南某家中医院工作了8年的护士刘景红，也在2025年8月收到了医院降薪30%的通知。

“医院所有部门都在降，包括我们护士、医生和后勤等。”刘景红告诉南风窗，相比他们收入本不太高的护理人员，降薪给医生带来的影响更大，“没激情，没动力”。

张辉和刘景红都跟南风窗强调，医生降薪并非个例。

2025年6月，市场研究机构华医网发布的《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显示，参与调研的29469名医务人员中，有57.9%的人表示薪酬下降。相较于2023年调研报告中“37%的医务人员薪酬下降”增加了20个百分点，薪酬下降呈扩大趋势。

更早前，医学界和医米调研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显示，2009名参与调研的医生中，降薪的医生比例从2023年的50%增加到57%。

超六成医生对目前薪资情况不满/图源：医学界

长期以来，由于医疗服务的高价值和培养一名医生的高成本，医生的高薪酬是不同国家的普遍做法。此外，医生职业的特殊性，也要求其薪酬应维持在稳定水平。

张辉表示，相比社会其他行业，医生群体的薪资待遇已属不错，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保障医生合理待遇和做好医疗服务之间做好平衡。

降薪早已开始

事实上，医院降薪不是近期才发生的事。

早在3年前，张辉就跟家里人做了“预警”，“要缩减不必要的开支，来应对这种时期的到来”。张辉说，在2023年初，他就已经感受到医院有降薪的征兆。

随后不久，医护人员的绩效工资就开始打折，并迟发一个月。他记得，他们的降薪不是分次数降的，而是在这三年内缓慢减少，直到现在，绩效工资整体降了30%左右。

随绩效工资一起减少的还有各种福利，“像以前过年过节都会发现金，现在基本都没了”，张辉说，年终奖也早已取消，收入减少明显。

在跟同市的其他医生交流时，张辉也了解到，尽管幅度不一，但其他医院同样经历了降薪。且有些医院的绩效工资，“延迟两三个月是常规，有的甚至延迟半年发”。

而绩效工资是医生的主要收入。张辉告诉南风窗，医生的薪酬主要分为固定工资和绩效工资，其中绩效工资可以占到整个收入的七八成。

医学界和医米调研发布的《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显示，医生薪资有一定浮动性/图：医学界

相比张辉，李一鸣所在医院的降薪则开始不久。

他在一家三甲医院的口腔科门诊，从业2年。今年5月，科室发了通知，说绩效工资下调5%，到6月又变成6%。李一鸣说，此次绩效下调涉及全院所有部门所有岗位。

自他入院起，他们的绩效工资都是延迟2个月发放，前不久，李一鸣陆续领到下调后的绩效工资。“我算了下，大概比以前少了1000块左右”，李一鸣说，尽管他们的绩效下调幅度不大，但因为他们的收入以绩效工资为主，所以钱数减少仍颇为明显。

“我们每个月的绩效工资大概在1.5万元左右，基本工资只有2000元。”李一鸣告诉南风窗，绩效工资占了他收入85%左右。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剧照

千里之外，甘肃一地市医院中医科室的护士王青从2025年3月开始，领到好几次打了5折的绩效工资。

“今年3月以来，我们医院有些月份处于亏损状态。”王青说，他们的收入跟着医院的营收情况而波动。

她记得2018年刚入院那年，绩效工资不错，但自2023年以后，绩效工资整体上在减少，一些过节福利也在减少或消失。

王青说，目前每月的基本工资都能保障，但医院的营收状况不是很乐观。近两年来，到他们医院看病的患者在变少，而且不少人的治疗也变得保守起来。

连锁反应

“降薪的原因，最直接的是医院整体医疗服务收入减少，加上最近两年医保的严查和集采药物的价格下调，产生了一连串的反应。”张辉说，他们这类三级医院的医生薪资中基本没有财政来源，所有的工资绩效全靠自己挣回来。

这跟医院的营收状况紧密相关。

李一鸣解释，他们的绩效工资多寡要看医生的业务量或产值多少。“就是你一个月里看的病人在医院花的钱，这个钱扣除成本后再按一个比例给我们发绩效奖金。”李一鸣称，简而言之，一个医生看的病人越多或病人在医院花的钱越多，医生的绩效工资就越高，反之则少。

《2024年度中国医院人力资源现状调研报告》中提到，医院绩效工资主要与接诊量相关/图源：医学界

张辉回忆，在2017年和2019年之前，医生绩效工资中的一部分是靠开药、开检查和使用耗材获得的。但在2017年和2019年，国家先后取消所有公立医院的药品和耗材加成，药品开始集采，医护人员经历了一次降薪潮。

那一波降薪幅度虽也不小，但因为其中含有一些不合理乃至不合规的收入，所以医生群体的接受度尚可。

当时的政策也提到，对于公立医院因取消药品与耗材加成而减少的合理收入，主要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增设医事服务费、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方式解决。

自那以后，公立医院收入的三架马车——医疗收入、财政补助和药品收入，变成了以医疗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为主的两架马车。

而按照张辉的说法，近几年来，他所在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并没有如期上涨。同时，因为检查检验费用下调，而且患者的治疗态度渐趋保守，医院的总收入在减少。

《问心》剧照

财政补助方面，近几年投入量有所上涨，但总的占比不高。

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曾在一次财经发展论坛上表示，财政资金在公立医院的投入，平均占医院总投入的10%左右，最高约为15%，最低的约为7%。

李一鸣获知的降薪原因是，医院为了支援新院区的发展而下调了他们的绩效。不过，他自己也感受到，由于近两年来患者的治疗方式偏向保守，使得医院收入进一步减少。

“像我们科室，有一项叫根管治疗的方案，费用挺高，一颗牙要三四千块钱。”李一鸣说，近一两年来他给患者介绍方案和大概费用后，很多人，尤其是不能刷医保的人，就选择不做，选择开点药回去吃。

此外，张辉觉得，近几年医保监管的愈发严格和规范，也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医护人员的薪资空间。

李一鸣对此有同感。他解释称：医保严查，尤其是实行DRG/DIP付费改革后，一些跟收治疾病不甚相关的收费项目不让开了，所有治疗项目必须要在病例中有体现且合理合规，否则被查出问题，医保局的罚款，医院就要从医生的绩效工资里扣除。

《关于唐医生的一切》剧照

而在医保未严查的时，医生的可操作空间相对大一点，能开出的收费项目较多，收入也相应较多。

“但有一个问题是，医保的有些规定是新出的，但它在查的时候会倒查过往记录，那时因为没有这些规定，就会出现不合现在规定的情况。”李一鸣说。

不过，张辉认为，这像是一个天平的两端，严查医保尽管某种程度上“压缩了医护人员的薪资空间，但让利于老百姓，对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好事，我非常理解”。

“以治病为准则”

医保监管趋严，尤其是DRG/DIP付费改革，成为多位受访医护人员在提到降薪原因时，都无法绕开的争议焦点。

不过，现实可能更加复杂。2024年4月，国家医保局官网曾发布一篇题为《DRG导致医疗收入减少？导致医院亏损？这个锅DRG背不动！》的文章。该文提到，当下不少公立医院的亏损和医疗收入减少，问题主要出在医院的不合理扩张和发展上：

“有的医院求大求全，扩院区、盖大楼、搞装修、加病床、买设备，这些都将让医院发展背上巨大的包袱。另外，有的医疗机构人力资源配置过多导致效率偏低、费用过高，有的医疗机构成本控制能力偏弱、药耗占比过高，这些都可能导致医疗机构入不敷出，艰难度日。”

图源：unsplash

有观点认为，当前问题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仍以“自负盈亏”的市场逻辑运行，而医生的薪酬制度又与医院收入紧密挂钩，这使得医生成了医院经营压力的直接承受者。

前不久，复旦大学公卫学院卫生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应晓华等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医生薪酬模式及对中国的启示》的文章。

该文章提到，从2006年以来，中国公立医院开始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医务人员薪资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津贴补贴四部分组成。

在薪酬结构方面，全国公立医院固定薪酬占比较低，而以绩效工资为主。地区上，一线城市固定薪酬比例仅为29%左右；级别上，三级医院固定薪酬比例约为36%，较二级医院低8个百分点。

文章称，医生的绩效考核以医疗服务为中心，所以医生主要关注服务类型、数量、费用，以及对所在医院净收益贡献等，这会激励医生追求更多服务与更高费用。这些导致出现一些不合理的“大处方”、“大检查”、分解住院等问题。

可一旦政策方面对此类行为加强监管，医生的绩效工资就随之受影响而减少，陷入一种怪圈。

《亲爱的生命》剧照

而国际经验显示，公立医院的医生薪酬，以固定薪酬为主。澳大利亚学者对比国家公立医院的工资制与私立医院的按项目支付制发现，固定薪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医生选择患者的经济激励，按服务付费制则导致医生显著偏向治疗短期住院患者。

文章认为，固定薪酬为主的模式更有利于保持公立医院的医疗公益性。

故此，文章建议我国逐步提高医护人员固定薪酬占比至60%-80%，构建“基础工资+有限绩效”或“基本工资+小比例绩效奖金”的结构，降低绩效奖金与业务收入的直接挂钩强度。

国家卫健委近日也强调,“逐步提高基础薪酬等相对固定的稳定收入占比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同时，“研究推进动态缩小机构之间薪酬差距”。

张辉对此深有感触。他呼吁，医生和医院要以治病为准则，而不是以营收为准则。“如果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的话，医患关系变差，我们也有一份罪责。”张辉说，医院转向公益性，需要医生降低“欲望”，同时更需要财政方面的支持，让他们可以安心治病，而非费心创收。

至于已经发生的降薪，“在社会中还有很多人的生活比我们艰难，跟他们相比的话，我也挺知足的”。张辉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1956年，新疆老人库尔班骑着毛驴，带上自产干果、馕，前往北京感谢领导人。六十五年后，新疆能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国强也从新疆出发，但他带的不是干果和馕，而是豪车中整整3480万元现金。

2021年2月，胡国强女友张爽在北京购房时在银行存款，现金装了很多个行李箱。受访者供图

这些钱，是胡国强为当时的婚外女友张爽购买北京别墅所准备的，也由此掀开了一场反腐大戏。2023年12月，经多名北京居民持续举报，胡国强最终落马，并开除党籍公职。然而，将贪腐官员拉下马的举报人，如今却因涉嫌“敲诈勒索罪”陷入囹圄，至今仍在等待司法裁判，令人唏嘘。

然而胡国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近期，胡国强又被知名法律人包龙军实名举报“涉黑”，称胡除贪腐事实外，还涉嫌寻衅滋事、非法拘禁、违法审讯等犯罪行为。一系列问题逐步解开了胡国强的权力腐败秘密。3480万北京买别墅，下面看不见的冰山一角。

01 万千宠爱背后的奢靡生活

现实中的胡国强，不像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赵德汉那般谨慎，他敢贪就敢花，敢花也敢作。胡国强先后在石家庄市地税局、乌鲁木齐市国资委及新疆能源集团等要职任职，长期与党纪金钱权力打交道，却在熟悉的规则里一步步沦陷，最终沦为了自己曾经要防范的那类人。

张爽，当时胡国强的婚外女友，自称“山东科技大学女博士”，在胡国强的宠爱下生活极度奢靡。知情人士透露，她买一个爱马仕包需20余万，香奈儿一次消费四十多万；出门需带5人随行，包括司机、助理、2名保姆。即便如此，保姆也可能因一句话被解雇。

张爽在北京的生活开销更是惊人：牛羊肉专门从新疆空运，孩子外出旅行亦随行保姆陪同，甚至坐头等舱。为其与胡国强的非婚生子举办模特专场秀时，孩子仅三四岁。这些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都在这位“厅官婚外女友”身上实现了。

用3480万元现金给婚外女友买别墅的新疆贪腐厅官胡国强。图据网络

胡国强在2022年离婚后，张爽终于与其结婚，也使自己摆脱“婚外女友”的头衔。天眼查显示，张爽在2017年至2023年间注册多家公司，包括驴业、珠宝、矿业公司，并可领取财政补贴。胡国强落马后，这些公司一夜间转让或注销。

根据知情人士讲述，胡国强与张爽在一个政商场合相识后，很快便“相恋”，张爽还为胡国强生了一个儿子，“并以此威胁胡国强离婚，否则便要检举揭发。这段关系本身也为日后贪腐曝光埋下伏笔。

02 3480万现金买别墅拉开反腐大戏

2021年2月，张爽通过中介介绍，准备购买北京女子刘某位于顺义区的一套别墅。刘某亲属介绍，张爽提出用3480万现金支付房款。因现金数额过大，直接被银行拒绝。后张爽提出分批存入银行，并说支付家具软装款400万元，把家具软装全部买下。

但事情变化出乎刘某意料。张爽在房屋合同成交后，张爽便出尔反尔，多次带人以看房为名骚扰当时别墅里的原租户，要求租户提前退租退房把房子提前给她，还拒不承认双方口头约定的“400万元家具和软装费”。这一连串反常举动，让原本的买卖关系迅速撕裂，一场原本简单的房产交易，迅速演变成一场充满威压与失衡的较量。

刘某（卖方）遂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700万元。张爽曾扬言：“我老公是胡书记，去哪儿告都没用！”张爽的违约霸道蛮横、对举报人刘某的蔑视，深深刺激了要强的刘某。自2022年1月6日开始，刘某等人向新疆纪委、中纪委等数十次持续举报胡国强、张爽贪腐之事。这让胡国强对刘某等恨之入骨。

特别是在2022年3月初，发生了胡国强公然指使他人殴打、污辱刘某等人事件（下文提及），以及在此事件之后胡多次扬言要通过司法判他们七年以上后，刘某非常清醒地知道胡是想置他们于死地，甚至还发生了胡派律师跟他们谈判，表面想出钱了事实际是胡设计陷害的把戏。为此，刘某天天处于不安和惊恐之中，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抑郁症。

张爽出行时，保姆也坐头等舱，图系一名保姆拍摄并发布的朋友圈视频截图。受访者供图

2023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免去胡国强新疆能源集团董事长职务；2024年1月，新疆纪委监委通报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审查调查；9月，胡国强被列为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例，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至此，这名曾握有重权的厅官，终于走到了自己一手铺就的深渊。

笔者从知情人士获悉，胡国强涉嫌犯罪的案件尚未宣判，其最终命运仍待司法裁决。

03 举报者为何成“敲诈嫌疑人”

刘某等人举报胡国强后，遭到对方疯狂打击。根据刘某亲属的介绍，自被举报后，胡国强首先是向乌鲁木齐当地警方报案，“其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试图逼迫刘某放弃举报。”但乌鲁木齐警方未立案，后在胡国强的反复操作下，北京顺义警方于2023年11月27日成立专案，将赵瑞胜（刘某男友）刑拘，刘某被追逃。

检方指控刘某、赵瑞胜通过跟踪、安装GPS、偷拍等手段获取胡国强行动轨迹，致使胡国强、张爽心生恐惧。但根据受访者叙述，胡国强恐惧自己的贪腐行为会败露，于是利用自己手握重权的强势地位，采用跟踪、殴打等手段阻止举报人举报外，还多次扬言要动用司法力量“判他们七年起步”。这让当事人在两年之内直接处于惊慌、恐惧之中的。

胡国强因涉严重违纪违法而落马。图据中央纪委监委网站

检方还称，2022年3月至2023年，刘某、赵瑞胜利用对方恐惧心理，采取举报等要挟方式，在与对方谈判、讨价还价过程中，索取779.4万元未果。其实，这一数字正是刘某民事诉讼中索赔的金额，包括家具款、违约金、房租损失、精神损害及律师费。刘某亲属强调，这是依法索赔，绝非敲诈勒索。

刘某亲属强调，刘某以原告身份依法起诉索赔，恰恰证明她并非“敲诈勒索”，“依法起诉的索赔数字，竟然成了司法机关刑事指控的‘犯罪金额’，可谓开创恶法之先河。”原本属于法治的正当权利，却被硬生生扭曲成犯罪的证据，黑白在此刻被颠倒。

刘某亲属认为，此案缘起举报贪官而遭人构陷、打击报复，刘某等人依法索赔，既未敲诈勒索，又为反腐作出贡献，“在贪官胡国强落马后，举报人仍要面临刑事指控，于法于理，均极荒诞！”贪官伏法，举报人却蒙尘，法理与常识的错位，令人惊讶唏嘘。

目前案件久拖未审，凸显出举报贪官者可能遭司法困境，反映反腐过程中权力与法治的矛盾。整个事件在社会上引发广泛讨论：揭发贪腐是否应得到充分保护？司法如何避免因权势干扰而形成制度性不公？如果连举报者都得不到公正，谁还敢挺身而出？如果法治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平，反腐的公信力又将从何谈起？”

04 落马厅官疑似“涉黑”

尽管胡国强因贪腐落马，其势力及余罪仍未彻底清查。笔者获取的举报材料显示，赵瑞胜及代理律师认为，他长期盘踞新疆，结交社会闲散人员及警务人员作为“打手”，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胡国强盘踞新疆长达20年，先后在自治区纪委、乌鲁木齐市、和田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势力庞大，关系网错综复杂。”举报材料中说，长期以来，胡国强利用强权称霸一方、大肆敛财、招揽小弟等。除此之外，材料还详细提及了胡国强等人对举报人刘某及其司机仝晓伟进行拦截、殴打、违法审讯等事。

仝晓伟被打伤后的就医记录。受访者供图

2022年3月，刘某及仝晓伟前往新疆纪委举报，仝晓伟驾车时遭到胡国强安排的四个人强行别停后殴打，伤势严重，一度昏迷；后被强行带至当地派出所，胡国强亲自上阵“审讯”，审问的内容并不是仝晓伟被打案，而是逼迫仝晓伟承认跟踪、监控过胡国强，并逼其指认刘某等人“敲诈勒索”胡国强。

相关材料还显示，胡国强还非法获取刘某的航班信息，安排2名人员，从乌鲁木齐同机跟踪刘某直至北京首都机场，并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刘某进行强行拦截、拖拽，以致刘某上衣脱露，仅剩内衣，造成了首都机场的秩序严重混乱。

陈海等人因寻衅滋事被北京警方行政拘留。受访者供图

知名法律人包龙军在接受赵瑞胜等人委托后，担任其控告代理人，向多个部门递交了针对胡国强“涉黑”的举报材料，同时亦在网络公开实名举报。包龙军呼吁相关部门，彻查胡国强余罪及涉黑团伙成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新疆自治区纪委、乌鲁木齐扫黑办已受理相关材料。

05 司法如何保护举报者？

胡国强案，是权力腐败、奢靡生活与制度漏洞交织的真实缩影。3480万现金、豪车别墅、头等舱保姆，模特走秀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奢靡细节背后，是高级官员长期盘踞权力岗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冰冷事实。

刘某向法院起诉索赔779.4万元，该数字却成为检方指控的“犯罪金额”。受访者供图

更令人震惊的是，依法举报这一行为的刘某、赵瑞胜，却因所谓“敲诈勒索”被羁押、被追逃，相关案件久拖未审，呈现出司法保护举报者机制的严重缺失。这一荒诞现实提醒社会：反腐不仅要严惩贪官，更必须让揭发不义的公民免受威胁和报复。

一位资深法律人认为，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不只是法律义务，更是维护社会公正、巩固法治权威的必要前提。胡国强案的荒诞与严重性，是对制度、司法和公众的深刻警示——唯有让正义不畏权势，才能让法治真正守护公共利益，避免腐败再次侵蚀社会公平。也就是说，只有在法律、制度、司法和社会多层面同步保障举报者权益，中国才能建立可持续、有效社会监督体系，真正守护公共利益。

因为上面“高度重视”，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对学校领导以及学生都影响巨大，反而导致出现“能不认定为校园欺凌就不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倾向，即“不认定就没有校园欺凌”。这导致被欺凌学生维权难。

作者：熊丙奇

责任编辑 | 辛省志

“经过警方调查我才知道，一个来月时间，孩子先后被同学高某打了13次。如今她确诊精神分裂，打人者仅被处以15天的拘留还不予执行，校方、教科局认为不存在校园欺凌。”内蒙古王女士向华商报大风新闻反映。

据大风新闻报道，王女士家住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2022年，女儿小郝考入了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额尔古纳市公安局2025年7月22日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5年5月7日至6月20日期间，高某在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班级里与班级外的走廊上多次殴打小郝，经公安机关查明，高某共计殴打小郝13次。对高某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 因高某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一）项之规定，不执行行政拘留。

而额尔古纳市第二中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小郝和高某在学校关系很好，经常一起上下学、一起吃饭等，两人发生过肢体冲突，但很快就会和好，“每次冲突的时间很短，所以很难界定是否发生冲突，或者说谁欺负谁”。事发后，他们成立了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研判后认为这起事件不属于校园欺凌事件，因为高某不存在蓄意伤害的情况。小郝在学校出了事，校方有管理责任，也受到了教育部门给予的处分。

警方已经明确高某存在殴打伤害他人的行为，校方却称是“肢体冲突”，甚至称“很难界定是否发生”，还称经研判不属于校园欺凌。这一处理表明，即便事实已很清楚，但校方并不愿意将其认定为校园欺凌，而是尽可能淡化处理。这是为什么？

从媒体报道的信息看，高某殴打小郝13次，这显然不是“肢体冲突”，而属于“肢体欺凌”。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存在区别。认定校园欺凌，要看施暴者有无蓄意伤害的主观故意，暴力伤害行为是多次还是一次，是否造成伤害后果。一次暴力伤害，属于校园暴力，不属于校园欺凌。从这起事件看，殴打13次无疑是多次，被殴打的学生已经出现严重心理问题，足可以认定施暴者有主观恶意，对同学进行霸凌。

而校方以她们是“好朋友”为由，认为不属于校园欺凌，也是站不住脚的。校园欺凌行为并不只是存在于“关系不好”的同学之间，有的表面上看上去“关系不错”的同学之间，也存在欺凌行为。如众所周知的性侵犯，有很多就发生在熟人之间。有的人就是利用“朋友关系”实施侵犯、伤害。对于一些没有其他朋友的学生，即便被“好友”欺凌，但却无法挣脱，产生的伤害后果更大。

因此，“好朋友”不是认定不是校园欺凌的理由。值得注意的是，学校是通过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进行认定的。那么，该委员会都有谁？是怎么进行认定的？在认定过程中，有没有听取当事学生、家长的意见？这是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的独立认定，还是按校方的意见认定？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防治校园欺凌问题，并把是否发生校园欺凌纳入对学校的政绩考核，把校园欺凌行为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如山东省出重拳对学生欺凌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建立问责处理机制，对职责落实不到位、学生欺凌问题突出的市和单位通过通报、约谈、挂牌督办、实施一票否决等方式，进行综治领导责任追究。四川德阳将“校园欺凌”纳入初中毕业生综合素质评价，被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不得评定为B等及以上等级，按照录取规则，此类学生将不能被录取到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因为上面“高度重视”，一旦认定为校园欺凌，对学校领导以及学生都影响巨大，反而导致出现“能不认定为校园欺凌就不认定为校园欺凌”的倾向，即“不认定就没有校园欺凌”。这导致被欺凌学生维权难。

就此事而言，家长报警由警方调查、处理，是正确的。但警方的处理，还有待完善，即便涉案学生因年龄原因不执行行政拘留，也应该依法将其送到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这也是最近多起校园暴力、欺凌事件的处理方式，涉案的未成年人就算没有欺凌他人，只是暴力伤害，也应被送到专门教育学校接受矫治教育。

而在警方处理后，校方对学生的行为性质，应该根据警方调查结果进行认定。学校成立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是对的。这也是落实教育部的要求。但是，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或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必须由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如果是高中学校）、教育专家、心理专家、法律专家共同组成，独立开展工作。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的家长代表、学生代表要选举产生，心理专家、法律专家、教育专家要公开遴选。不能由校方委派，否则，校园欺凌防治委员会就会变为摆设或工具。

防治校园欺凌，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对于校园欺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公开公正的认定与处理。这需要学校切实建立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推进学校依法治教。对于发生学生欺凌的学校，要依法追责，要对校园欺凌事件进行客观、公正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判定学校的责任，而对于涉嫌欺凌他人的学生，也要教育的归教育，法律的归法律，既对校园欺凌行为作出严肃处罚，又治病救人。看起来重视的“一票否决”，在实践中往往会适得其反，阻碍校园欺凌的认定。

网上的这则新闻：

河北一医院全体医护下班后跑操。我看到的时候这件事还没上热搜。但看完之后是无法评论的。因为现在的很多媒体报道，说实话完全没有了新闻人的基本素养。

就像下面这则报道。你在这个简短的报道上只能看到医院医护人员下班集体跑操，以及医院工作人员回应，此举是锻炼身体，全院都可以参加跑步，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如此这个新闻看到了什么？

一是说不清道不明，这个集体跑操，你去采访了，一个重点便是，是不是医护人员下班之后必须要跑操？这一点在新闻上是没有透露的。

二是，如果是自愿参加，为何又是集体跑操？正常情况下的集体跑操都是有着规定的，譬如某个领导要求下班大家跑操哈，然后医护人员即便很累，也需要参加。但这个新闻上又说了一句，全院都可以参加。如此，这就给人一种也可以不参加的概念。

也正是因为这个简短的小报道，正常人无法理解，我就搁置没有写。

现在这件事上热搜了，很多网友评论：像下面这则帖子说了，想强健队伍的心意能懂，但医护本就高压连轴转，别让为病人好变隐形负担。

翻看了一下网络，大多的网友评论大多如此，医护人员本就工作忙不规律，没有必要这样折腾人家。

我的几个观点：

一是，这阵子我走街串巷，期间也是见了几位好友的，诸如在我喜欢的那座城市一家很好医院上班的小罗，因为我知道他很忙，我家里也有医生，我知道这个规律，就没打算打扰，但他看完文章知道我就在附近，说什么也要晚上吃一顿饭。

但一见面，下着小雨，破败的小饭馆，恹恹欲睡的小罗。再问一句，说好几个晚上没休息好了。问，什么原因？说，即便不上班，来了病人，领导一个电话你也过来的。无论白天黑夜。我说，你这是被当驴使唤了，他笑着说，驴不用填报表，不用这些人情世故，不用人前见人笑人后苦艾艾。活得还不如驴呢！

收入在现在几乎腰斩。我说，医生算是体面的职业的，现在也难啊。他说，医生不体面，少数资历深的还可以，像他这种工作才五六年的基本挣扎着，没有那么光鲜。

我心里默数着，才五六年的工作资历，加上学习的时间，等到混到资历高的时候，普通家庭出来的不是距离退休也不远了。

二是，抛开医护群体，一种气息。我发现越是靠北的地方，那些单位啊啥的，一些领导越是喜欢动辄搞一套什么“小玩意发明”，譬如我在山东的一位做老师的读友，几年前和我吐槽说，新来的校长真是个神经病，今天组织老师搞什么大合唱比赛，而且指定一些他那个年代的歌曲来比赛，自己的喜好是满足了，但不想想老师也是有家庭的，孩子需要照顾，忙活一天，也想休息一二，而非是他一天到晚背着手在学校转一圈，琢磨着搞点娱乐来折腾别人。

我记得当时回答说，折腾这个字很重要。

因为一些人的心理就是，在自己的一个指令下，诸多的人围绕着这个指令转起来，到最后自己在台下坐着，眯着眼睛端着保温杯看着台上的这些人因为自己而卖力的表演，它们就能获得快感。

讲到这里，我意识到自己有点偏颇，特意给这个老师说，当然，你们新校长不一定是这样的，我当年就遇到过这种领导，遇到这种活动我是从来不参加，狗腿子来叫我，我还会骂狗蹄子一句，瞎叫唤什么，滚！当然，我这个性格领导咋会喜欢，所以现在我靠写字靠打赏为生。

那个老师咿咿呀呀。我说，没得办法，忍着吧。毕竟你和我不一样。

我没和他说的是，折腾，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服从性测试的艺术。这就是本质。但看透这个本质就有点残酷了。

三是，有时候我在想，很多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大家都是在这种折腾下，在这种一点点测试的侵蚀中慢慢变了样子，不信的话，回头看一眼你最初的模样，是不是和今天很不一样。

罗素有一句话说，人最怕的是你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加入了那个你讨厌的，在潜移默化下你已经变成了那个当初你讨厌的人，在风和日丽的午后你照一照镜子发现映照而出的早已不再是你。

嗯，大体就是这样。

一句感慨是，人有时候其实是需要保留出部分的精力来维护最初的自己。但我也知道太多的人无有能力这样做，像新闻里那几个白发苍苍，头顶秃秃的男医生，他们不跑起来，他们身后的父母妻儿就要为了生活陷入窘境。活着，很多时候，你已经就不是自己了。因为，你要为了活着而妥协。

PS：

这个号后面随笔会尽量不写了，因为影响号的属性，而随笔的也没有多少阅读，下面这个号，深度阅读木白随笔的朋友关注一下，等关注的朋友多了，这个号就开始写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