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万俐 ｜ 公众号：我是倪万俐

世界给我的第二个记忆，是计划生育小分队在拆我家的房子。而我的奶奶和妈妈，正在锅屋里给他们蒸馒头吃。

1991年的苏北农村，计划生育抓得紧。土墙上刷满了标语：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好；该流不流，扒屋牵牛……

我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上头已有哥哥姐姐。在村人眼中，一男一女，已经凑成了“好”字，多圆满。

可妈妈后来告诉我，姐姐出生几天后，爷爷对着三姨奶奶感叹：“你家好哦，添了个孙子，我家只添了个孙女。”这话，妈妈在旁边听得真真切切。

后来，妈妈又意外怀上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天天上门，催她去引产。“跟催命似的！”妈妈说。

那天爸爸不在家，他们来了三五个人，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堵门，其他人围住妈妈，不让她做家务。最后妈妈被连拉带拽推上拖拉机，到凤谷卫生院做了引产。

回到家，爸爸气得打了妈妈两巴掌，责怪道：“你胆子太大了！怎么舍得的？”

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是个男孩。”

为此，她写过一篇文章，叫《那些未出世的生命们》。

意外怀了我之后，他们又上门“催命”。妈想起上一个引掉的孩子，心下不忍，没睬他们。他们天天来，妈受不了，就躲到她奶奶家，直到我出生。

可是多一个姐姐，又多一个我，严重超标了，罚款接踵而至。爷爷是村里有名的老木匠，爸爸继承了他的手艺，家里有些积蓄。可一年来三五趟的工作人员，“像喂不饱的狼”。三五年后，家渐渐空了。

我五岁那年的秋冬，他们又来了。这次人真多啊——有的上房揭瓦，有的在墙下码砖，有的坐在院子里指挥。

当时，爷爷、爸爸、哥哥都不在家。

奶奶和妈妈真忙呀，在锅屋蒸馒头招待他们。妈妈默默地烧火，奶奶用簸箕端着刚出锅的馒头，一趟趟往他们跟前送。

我和姐姐真快乐呀，啃着热腾腾的馒头，在院子里蹦跶。对我们来说，馒头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现在还没过年就能吃到，多好。

几天后，我家三间青瓦青墙的主屋被一拆到底。砖头、瓦片、木梁，全被拖拉机拉走了。

记忆里，奶奶曾坐在中间堂屋的椅子上跟我说过话；记忆里，我曾在西边爷爷奶奶的屋子里翻找过好吃的。妈妈说：“西边屋子的墙根底下，埋过一坛子铜钱，你奶奶留下的。”后来爸爸挖过，没找到。

还是那年，快过年了，爸爸在外打工未归，他们又来了。

四五个壮汉把猪圈里的大肥猪拖了出来，猪赖在地上嚎叫，不肯走，他们就拽着猪耳朵往前拖，后面的人就用细枝条抽猪的屁股。

两个男子抬走了妈妈的缝纫机，那是爸妈恋爱时，爸爸买给妈妈的，让妈妈学手艺谋生。

妈妈站在门口望着这一切。

我站在她身后望着她。

近年教课书中关于“文革”定性的翻来复去，映照着中国当下社会政治生态的波谲云诡，而拙作《天坑——93条人命》（附后）的去留删存也蠡测着网络言说“文革”空间的深浅宽窄。值此“天坑”事件53周年之际，我特将近年来了解到的一些相关情况补记再发，以资祭奠。

一

经年打探终获制造“天坑”事件主角黄天辉的儿子黄芪（化名）音讯，于是我几次托人约他一谈，但均未成，幸而结识与他相交30余年的一友人，得窥黄芪对天坑事件态度之一斑。

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处遗将其父黄天辉枪决后，黄芪便离开老家外出打工经商并再未回乡，期间虽十数次经过家门而不入，其中原因主要是怕当年那些被他父亲推入天坑者的亲友找麻烦。我问那友人，在与黄芪交往几十年中，是否谈到过他父亲当年制造天坑事件情况以及他自身对此事心思意念？那友人说，交往半生当然多次有意无意谈到过这事，因为这事在当地我辈中影响实在太大，但黄芪对此事多是避而不谈，有几次实在无法推脱，就说那是父辈的事，放谁在那个时代的那种场合都会那么做，自己父亲不过是听命而行。对自己父亲最后被处决，黄芪心有愤懑，认为父亲是替人受过。而对当年受害者，黄芪概不提及。

由黄芪不多言论可见，他理解自己父亲当年所为，对最后自己父亲下场心存不平，对当年受害者没有一丝忏悔与负罪。

面对黄芪所言，我问那友人，根据自己几十年对黄芪的接触了解，如果1967年情势重现，黄芪会作出何种抉择？友人稍作思考后回答：更可能再造天坑事件。我追问为何？友人说：因为他既然理解自己父亲当年的选择，那他处于那种情境也就会那么选择；今天他怕当年那些受害者亲友报复，不是选择赔罪获得谅解而是选择躲避，一旦时势转换，有强力撑腰，那消灭惧怕的对象就是自然选择；文革处遗没有让他认识父辈罪错，而是积愤不平，如此一旦风云变换，他重蹈父径，以舒怨愤，顺理成章。

闻友分析，心惊肉跳。然而，当下情形，似在佐证。

二

我的故乡平福村，距离天坑事件发生地——黄瓜冲不到二十里，因坐落于五岭山脉东侧都庞岭北端，各种天坑星罗群山。在文革期间，本地众多天坑都或多或少成为了“黑五类”葬身之所。在距我家两里湘桂分界的楚粤亭旁的清塘凹中的天坑，就曾在1968年春被推下过四名“黑五类”，而距我家三里地的半江水村后一天坑，在1968年夏推下过两名外地路过的大学生。该两人翻越都庞岭欲前往湖南，在两省交界被巡查的联防员抓住，吊审一天后获知是“支伍”（文革中广西有支伍支韦两派争斗）的大学生，于是便推入天坑就地正法。

据1968年白宝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在一次开会中说，当年5-6月，白宝公社在短短一个月中处死282名所谓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而这些黑五类多是当地有知识、有才艺的能干人。他们中一部分就是被推入了天坑，或者处决后丢入了天坑。

三

至今对文革中各地出现杀人事件的缘起有众多探讨，我无意赘述，在此仅记我大队两名被杀者简况供方家分析。

我村的地主儿子王时仙，天资聪颖，拉得一手好二胡，学习成绩优异。读初中时同班一出身贫农但调皮捣蛋、学习极差的男生，明令王时仙在考试时给他抄。王时仙在一次大考中因碰到难题，独自思考而忘记给那人抄答案，结果考试结束后，王时仙不仅遭致那人辱骂与殴打，还被警告说有一天要将他弄死。果然，文革开始后，那人担任大队干部，就将王时仙先作为“黑五类”批斗，后用电将他触得半死，再押他到事先挖好的坑里，一边骂着“教你不给抄”，一边用棍棒将其打死。

与我村相距不到三里的立家田村，一名叫唐浩的老师，因为老婆较漂亮，在当地算美女而引起同村同族光棍堂兄的垂涎，于是他堂兄搜集杜撰唐浩平日一些所谓反动言论上报大队，致使唐浩被定成反革命杀害而妻子被堂兄霸占。

前几年那人死时，我叔前去吹鼓，还对唐浩女儿参加杀害自己亲生父亲的继父的葬礼而愤愤然予以嘲讽。

王时仙、唐浩的悲剧，注释着一个罪恶得逞的时代。而制造天坑灾难当事人的社会心理甚至动物欲求显然也是解开历史密团的引线。

四

对黄瓜冲事件有两个需要特别说明的事。

其一、黄瓜冲当年究竟被推入了多少人？坊间流传是上百人，官方处遗资料公布是76人，而黄瓜冲当地村民记忆是93人。权衡各方，或许93人更接近事实。

其二、有资料称三江公社，也有资料称三江大队，其中原因我专门请教过当地一些老人，他们说曾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过在公社下面设小公社的情况，三江曾经也设过小公社，所以称当年三江公社或三江大队均可。

五

摘选几段记录黄瓜冲事件的资料供诸君参看。

《广西文革大事记》记述：

一九六七年九月间，湖南省江华、道县等地以所谓湘江风雷派地富要暴动为藉口，开始大规模的屠杀湘江风雷派和四类分子及子弟。这股杀人之风刮到邻近的广西全州县东山区，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于十月二日上午和晚上两次召集会议策划杀人。晚上在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上，黄天辉煽动说：“湖南道县、江华的四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四类分子，我区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他主张：“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一扫而光，斩草除根，留下子女是个祸根。”

但治保主任杨隆义却强调要讲政策和策略。两种意见都有支付者，争论激烈。黄天辉开始蛮不讲理，压服不同意见，说：“其余的地富子女给你们管，看你管不管得了！“最后威胁道：“哪个不同意（大屠杀），就是和地主有联系！”当有的干部提出打电话向上级请示时，黄天辉大包大揽：“我在区里开了会，难道连这点都不晓得？一切责任由我负。”公社会计黄天爰又提出：“杀完就不行了。譬如有的贫下中农到地富家招亲的，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贫下中农家招亲落户的，杀了那恐怕不好，贫下中农有意见，会引起动乱的。”最后议决分别对待：贫下中农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杀，地富到贫下中农家的女的不杀，男的要杀。最后，黄天辉公布了纪律：“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走脱地主了，就要和地主一样对待！”会议结束，已是十月三日凌晨二点。黄天辉带着民兵挨门挨户地把地富及家人从睡梦中喊醒，捆起来就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有人刚刚醒来，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有的心如死灰，一声不吭地奋身跳下。有的求饶，有的讲理，一律枪托棍棒齐下，打得哭声震天，最后还是被民兵用叉子叉下坑去。凶手们兽性大作，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

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等共坑杀地富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唐正伯一户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述：

10月2~4日，全州县东山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大队会计、“联指”组织负责人等商议，决定召集民兵班、排长等三十佘人骨干开会，会上黄传言湖南道县杀地富情况，并提出；“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铲草除根一扫光”，还宣布“不准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就和地主一样”。最后决定采取坑杀的办法，即将人推下黄瓜冲山洞，并按村分配抓地、富的任务，各村自报名单，会后，黄天辉连夜带民兵去抓人，抓到人立即押送黄瓜冲山洞，强迫被害者跳坑，有的不愿跳，被黄用棍打后推下坑。地主出身的刘香元在坑口向黄求情，请求留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说“天辉，我有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得一个，我老婆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去，留一个给我老婆”黄说；“不行”。结果刘被迫抱着两个小孩（大孩三岁，小的一岁）跳坑而死。

《全州县志》对此也有所记述。

附：王德邦：天坑——93条人命

1967年10月2日至3日，在不足24小时中，广西桂林地区全州县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率队将当地93名地富分子推入无底天坑——黄瓜冲。其中一个大地主家族中老少共76人，包括外嫁的女及所生的孩子，小的不足一岁，老的65岁，全部被推入坑中。

天坑——黄瓜冲（由下往上拍摄的照片1）

天坑——黄瓜冲（由下往上拍摄的照片2）

时隔50年后，桂林洞穴探险队员深入天坑，拍摄到触目惊心的森森白骨（参见后面实拍图片），并发出了《森森白骨负衔冤，郁悒大衍终返天——悼念“文革”期间桂林东山坑杀93人》的纪实网文（附后）。

天坑黄瓜冲中的白骨（照片3）

天坑黄瓜冲中白骨（照片4）

天坑黄瓜冲中白骨（照片5）

天坑黄瓜冲中白骨（图片6）

让人惊心的是，类似黄瓜冲天坑在当地不只一个，据洞穴探险队员跟我说：“在那个时期前前后后推下去蛮多人，当天（2017年元月1日）我们还去了距离（黄瓜冲）约3km的竹坞村路边一个深坑洞，那里也发现一些白骨，附近村民讲此洞是附近推下去第二人多的洞”。

印证探险队员所言，与我老家相邻的大贵大队，一个地主出身不到30岁的医生，1967年10月在外出行医返家路上，被一批民兵拦截后，推入了路边一天坑。当时他新婚不久，女儿刚出生。

这个黄瓜冲天坑是我小时候的恶梦。因为当地大人偶尔提起这个天坑的惨案，就特别惊惧而压低声音，甚至环顾左右，仿佛死神在侧。这种情形将极度的恐怖传入我幼小的心灵，致使我常午夜被有关天坑的恶梦惊醒。

1983年暑假，我在县高中守校，8月初一天，在县体育中心广场，看到黄天辉被五花大绑押在台上，罪名正是他制造的天坑坑杀案。宣判大会后，黄天辉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我注意到他居然没有认罪悔改的神情，而是将头不断从押解人员强按的手中挣开昂起。如此罪大恶极之徒，致死无悔的表现，究竟深藏着社会与人生什么样的密码？这显然是值得探究的课题。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然而，当历史被虚拟粉饰，后人就无以为鉴，自然就难知兴替。看看当下时势，许多人公然否认当年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惨案，仅此，今天推出这些累累白骨照片，实不过时。

恳请大家转发收藏，以为史鉴！

转：桂林洞穴探险队：《森森白骨负衔冤，郁悒大衍终返天 ——悼念“文革”期间桂林东山坑杀93人》

文化大革命被广泛认为是自1949年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其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称“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文化浩劫”或“文化灭绝”，指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文革期间，随意打杀黑五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常指黑五类子女，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现行反革命（特定时代产物，是建国初期清除国民党特务和土匪武装提出的，50-55年是使用高峰期，主要由于当时法制不健全，找不出一个合适罪名，1997年刑法已将其废止。）、四类分子（1956年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1958年后增加“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纵观当前社会，其影响的广泛性与深远性仍可见一斑。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东山区（现为东山瑶族乡）就在因“文革”之风的肆意吹刮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东山黄瓜冲坑杀”惨案。

历史背景

在该乡的三江村（旧时称为三江公社）黄瓜冲山上有个洞，洞深万丈，人称无底洞。1967年10月2日，受一月前湖南省红华、道县等地发生的所谓地、富要**，贫下中农可以组织人民法院判决的杀人风影响，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召集了刘性林、黄有生、黄天爱、杨隆义、刘义周、刘俊博、杨雨生等包括治保主任、民兵排长、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共30人在区里老邮电所（即现在的旅社）召开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这场屠戮准备会议在黄天辉的主持下主要讨论哪些人该杀、在哪里杀。期间提出“要动手，先下手为强”、“要一扫光，斩草除根，留下其子女是个祸根。”、“人不断根必有祸，草不断根必有生。”的极端言论。出于担心因贫下中农家庭与地、富家庭有姻亲关系，如若杀完会引起动乱，最后得出“贫下中农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杀，地、富到贫下中农家的女的不杀；男的要杀”的区别对待，丢到黄瓜冲万丈深渊的结论。杨隆义分配“杀人行动”的任务，次日凌晨2点在黄天辉带领下民兵闯入地富家庭绑人并连夜押送至黄瓜冲坑口边，无论男女老少都被强迫跳坑，不从者被虐打或用叉推入坑中。杀红眼的“杀人别动队”甚至连在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据史料记载，直至10月3日下午3点，共计76人被害，上至65岁老人，下至不足1岁婴儿。

现场勘察图片7

从1967年至2017年，时值冤案发生50周年。为铭记历史祭奠被害者，1月1日上午10点24分，桂林洞穴探险队9名队员（领队蜘蛛、老牛，队员无名指、炎炎、精灵、老唐、故事、摇篮、积木鱼）出发“杀人坑”，采用SRT单绳技术进入几十年来未曾有人涉足的竖井现场。

现场勘察

队员下坑前焚香祷告图片8

从1967年至2017年，时值冤案发生50周年。为铭记历史祭奠被害者，1月1日上午10点24分，桂林洞穴探险队9名队员（领队蜘蛛、老牛，队员无名指、炎炎、精灵、老唐、故事、摇篮、积木鱼）出发“杀人坑”，采用SRT单绳技术进入几十年来未曾有人涉足的竖井现场。

探险队员下坑前焚香祷告图片9

上午11点，全体队员到达竖井口，并开始打点设置下降路线。该竖井口宽近8米，深约70米，壁道光滑，有流水沿岩壁下淌。其形成与一至两百万年前第四纪冰川运动有关。为保证队员安全，由熟练的老队员带新队员下井，从探险队找到洞口、打点至全部队员完全进入竖井，已是夜幕。

探险凳下坑图片10

探险队员进入天坑照片11

探险队员到天坑中照片12

下降的过程中从井底吹来的阵阵凉风，似乎在泣诉着50年前的冤屈。当队员们的双脚踏到井底，满地触目惊心的巨石和尸骨残骸让大家心中一滞。然而，更为惊恐的是他们脚下所踩1米多厚的土层其实全是由碎石与被推入坑中的受害者的尸骸组成。据村中一名60岁有余的老者所说，其实被害的远不止史料记载的76人，而是93人。

当时黄天辉将所谓的“地富阶级”推入坑中，为了控制当地舆论，降低影响，侩子手们强迫当地村民推了许多巨石至竖井中，将被害者的尸体压住，甚至企图用炸药炸山体石头扔下去那洞填满，然因各种原因未能实行，才有了今天我们能看到血淋淋的历历在目的事实。

很难想像，50年前，那群在睡梦中被惊醒的受害者，在漆黑的夜里被民兵五花大绑压至“刑场”，每一步的蹒跚和惊恐，苦苦求饶却无果的绝望。或无奈纵身跃入竖井或被迫踢入时的撕心裂肺。一个成年人206块骨头，4000ML的血液，我不知道这近1万9千多块的骨头和近37万毫升的血液掉入深渊时是否撞到岩壁还是凸石？是肋骨断了椎骨粉碎还是脑浆迸裂肝肠寸断？到底岩壁还有哪里没有被血洗过？暗红的血渗到地下多深？现在的泥土是否还有50年前的腥味？掉下去未死却残的人如何在满是尸体的环境中等待死亡的召唤？我，不敢再想了……..

感谢9位队员用专业和执着撕开时间严密的皮肤，还历史还真相自由，让被害者的尸骨让被巨石掩盖的过去重见天日。在现场在事实面前，任何理辩论都是讽刺又苍白无力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愿逝者安息。

蕪戈于丙申年涂月初九申时

澎湃新闻「影子调查队」视频号上线以来，屡遭腾讯方面的屏蔽。

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使用带货主播公开的画面，是否对主播构成侵犯肖像权？腾讯给出了答案：构成侵犯肖像权。

11月13日下午，澎湃新闻影子调查队视频号发布了一则关于某知名品牌奶粉涉嫌篡改相关研究论文数据用于产品宣传，带货主播违规宣称能增高的新闻报道。

在报道发布一个多小时后，便遭到了不明来源的投诉，最终腾讯方面认为该新闻报道侵犯了肖像权，对该视频新闻报道进行了“屏蔽”处理。

这已是影子调查队视频号上线以来，第二次遭到腾讯方面的屏蔽。视频号所谓的“屏蔽”，会导致该则新闻报道仅自己可见，无法转发传播，其实和“删除”几乎无异。

新闻报道中使用带货主播公开的画面，是否构成侵犯肖像权？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的规定，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

显然，腾讯方面判定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侵犯肖像权，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影子调查队视频号，是经过严格审核，认证了红V新闻机构标识的媒体账号，是依法取得新闻资质、承担新闻采编责任的机构身份。红V的意义，本应是让公众在纷乱信息中迅速识别可信来源。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信息聚合平台可以仅凭一方投诉，就把新闻媒体的报道直接“处理掉”？这背后，平台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照《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采编、发布、转载、删除新闻信息，干预新闻信息呈现或搜索结果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新闻报道的审核是为了保障真实性与合法性，不是为了迎合投诉者的诉求，平台成了“自动化总编辑”，不问内容是否属实、是否违法，也不问投诉是否合理，直接“屏蔽”了事。

如此一来，说轻了，就是让一些违法违规者滥用投诉机制，借机干预新闻信息呈现；说重了，就是商业平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粗暴干涉。想给受众呈现什么、不呈现什么，故意营造“信息茧房”不能由信息聚合平台来独断。

网络内容治理并不反对投诉制度，但制度的前提是证据、是调查、是复核。

此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加强对本平台设置的广告位和在本平台展示的广告内容的审核巡查，对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然而，影子调查队曝光揭露了某知名品牌牛奶涉嫌虚假宣传的问题，腾讯方面未对违法广告进行处理，却将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给“处理了”。

换句话说，平台并没有在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职责”，让投诉方轻松获得“信息删除权”。

政策鼓励权威媒体优先传播，这是为了避免谣言先行，不让违法违规、误导群众的信息和行为占上风。但当平台在商业关系、用户投诉、传播流量之间权衡时，红V不再是优先，而成了“高风险内容”。

一旦企业认为报道“不利”，就投诉；平台为了避免麻烦，先“屏蔽”；新闻机构若想澄清，还要反复申诉。

这不是正常的互联网内容治理，而是一种变相的“软封堵”。

新闻要被监督，但监督不是“删帖键”。新闻报道当然可以被质疑、被反驳、被追责。但监督新闻的是法律、是专业伦理、是主管部门，而不是平台的简单投诉审核机制。

申诉未通过。

每一篇报道背后都经过新闻工作者的认真调查核实，新闻单位及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真实性负主要责任。

当投诉可以直接导致新闻消失，那就意味着谁不愿意被报道，谁就能通过“投诉”让新闻不存在。平台拥有技术权力，但技术权力不能越过法律权力，更不能越过新闻应有的公共价值。

新闻机构要承担新闻责任，平台也应承担平台责任。平台不是新闻媒体的“总编辑”，也不应该成为“总编辑”。

作者：章云苏 ｜ 公众号：不正确

“围标”86个项目，这是一张多么庞大而隐秘的关系网？没有公权力机关的人涉嫌犯罪。我的内心很不平静。

上海绿捷食品安全事件，今天出结论了。

调查组用四千字报告承认了一个事实：我们孩子的饭盒里，爬进了一整套发霉的体系。

绿捷公司存在串通投标行为，非法中标86个校园餐服务项目。公司被吊销“双证”，高层有8人被逮捕。

最关键的细节之一是食堂食物中的虫体来源，被确定为“境外生产环节”：

经查明，9月15日上午9时40分许，绿捷公司驻静安区某小学食堂厨师王某和经理孙某亮，从冰箱取出虾仁后未经清洗直接入锅焯水，发现2条虫体，随后孙某亮拍照并层报至张某华。张某华要求将当日配送至全市211所学校（含分校区）的虾仁全部销毁，对外瞒报有虫情节、谎报为“系虾肠外溢，有泥沙”，且要求相关人员删除信息、更换手机。

经昆虫专家、物证鉴定专家论证，虾仁中的虫体系丽蝇幼体。鉴于丽蝇幼体发育需要一定温度条件（15℃至35℃），且同批次虾仁入境后均冷链储运，判断上述丽蝇幼体应系前端境外生产加工环节混入。

发现虫体后，绿捷高层的应急方案很急智：销毁证据比销毁问题食材更彻底，他们谎报“虾肠外溢”的创意也足以让科幻作家失业。

这是一条蛆虫牵出的食安黑洞。

有个问题：抓了绿捷，未来学生们就会吃好喝好了吗？

1

我们回溯一下绿捷事件时间线。

9月15日事发，9月23日由市属国企光明食品集团临时接管了其校园餐供应业务。这速度尚能接受。

10月28日执行逮捕，这算很神速了。

但为什么，此前针对绿捷的多年食材投诉从未进入监管视野？校园餐的“防火墙”，是用纸糊的吗？

绿捷有86个校园餐项目中标，这是一个全靠串通投标的精密骗局。招标代理公司成掮客，餐饮企业当群演，连标书都出自绿捷流水线。这种每个环节都在盖章签字中完成的“合法犯罪”，又岂是8个被捕高管能扛下的？

86个学校的校长不可能不知情吧？

而“围标”86个项目，这是一张多么庞大而隐秘的关系网？绿捷公司能如此肆无忌惮，必然有更高层级的官僚“内部人”照应。这些人没一个涉嫌犯罪吗？

通报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闵行区人民政府在上述事件中，履行校园食品安全的主管责任、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上海市纪委监委分别给予上述单位分管领导党纪或政务处分。

没有公权力机关的人涉嫌犯罪。我的内心很不平静。

2

通报中提到：

“近年来，绿捷公司派驻学校的食堂经理共向公司反映食材质量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多起，绿捷公司均未按规定上报监管部门。”

这说明内部预警机制早已失效多年，监管的耳目在平时是失聪失明的。

一座GDP超五万亿的国际化都市，多年来上演着针对未成年人的食物虐待，而其原因竟是校园餐暴利背后的“权力寻租税”？

绿捷用围标成本买断了垄断经营权，再用压缩食材成本，来回馈腐败成本，最终只能委屈孩子的胃袋了。

所谓“零容忍”，要等到蛆虫爬进舆论视野才能启动，这有点可悲哦。

这究竟是“零容忍”，还是“零容忍于被看见”？ 

绿捷退场，让一家巨型国企来接盘，固然能暂时用行政命令压住阵脚，但这是否意味着从一种垄断走向另一种垄断？

光明集团能否真正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利益板结？

后续的公开招投标，是会成为一场公平的竞赛，还是为新的“指定玩家”铺路的过场？ 

如果游戏规则不变，换一个球员上场，有没有可能只是把“绿捷”的苍蝇，换成了“光明”的蚊子？

公众要的不是临时救场的神话，而是一个能让多家企业公平竞争、让家长投票器（选择权）真正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河南粮食购销商人孙先生卖粮后，银行卡全被冻结，生意为此停摆，家人抱头痛哭。在河南广电、央视等众多媒体的报道下，5天后，孙先生一家的银行账号幸运解封。此事让一位知名律师发文感慨：如果没有媒体报道，河南卖粮所谓涉诈账户可能解冻吗？

一直以来，我方一直在持续关注国内监督调查记者的生存状态，一直在对国内新闻媒体刊发监督报道的情况做持续盯控。

根据我方日常盯控的数据，目前国内仍坚持做监督报道的新闻媒体，仅剩36家（这里所指的“监督报道”，指对公权力的监督报道）。

根据日常盯控统计，最近12个月，澎湃新闻、红星新闻、津云新闻和大风新闻，刊发篇数最多，平均每月在4篇至9篇。在媒体当中，这个发稿频次已算“高频”。

其余32家媒体，每月刊发监督报道的数量均低于3篇。其中，一些平均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刊发一篇监督报道的新闻媒体，也被计算在内。

在如此有限的篇数之内，这36家媒体仍为中国的法治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南方周末等媒体持续追踪报道的指定监视居住问题，媒体前仆后继的报道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力。2025年6月30日，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指定居所回归居住的专有属性，明确规定办案人员不得进入指定居所内，不得在指定居所内进行讯问，保证了暴钦瑞、邢燕军等人的悲剧不会再重演。

媒体报道5天后，商人被冻结账户解冻。律师感慨不报道没这结果一文刊发后，不少人在评论区表示“羡慕”。对于公众来说，监督报道已经成为极为稀缺的资源。

今天是记者节。向这些媒体致敬，愿他们都能坚持下去。

相关阅读：

纸媒守夜人｜媒体报道5天后，商人被冻结账户解冻。

河南新乡的粮食购销商人孙先生，卖出100多吨粮食后，自己和家人的银行卡全都被莫名冻结。询问后警方称，对方付给他的货款里有一笔是涉电诈资金。这笔货款，是否应该算善意取得？孙先生一家为此抱头痛哭，却无法解决。

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的《民生大参考》栏目随即发出新闻报道，央视等多家媒体跟进。5天后，商人的银行账号解冻了。

此事让国内知名律师周筱赟发文感慨：如果没有媒体报道，河南卖粮所谓涉诈账户可能解冻吗？

根据媒体报道，今年9月中旬，孙先生在网上与一名粮食收购商人取得联系，向他卖出100多吨小麦。对方打款后，孙先生将部分款项转给了家人，结果两天后，自己和家人的银行卡均被冻结。询问后他才得知，货款里有一笔是涉电诈资金。

10月24日，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的《民生大参考》栏目记者得知此事后，迅速发出视频报道。视频中，孙先生和母亲抱头痛哭。

报道很快被更多的新闻媒体关注。

10月26日，潇湘晨报发出法治新闻《河南农户100多吨小麦卖28万，收款后资金因涉诈被冻结，辛苦钱能要回吗》。报道中称，如果孙先生及其亲属能证明账户内的资金与案件无关，是合法所得，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查明情况后3日以内应通知金融机构立即解除冻结。

10月27日，河南广电的《民生大参考》栏目再次追踪报道此事。视频中，孙先生表示“生意什么都做不了，我们承受不了，很难很难”，孙先生母亲崩溃倒地，哭喊“真不容易啊”。记者还为孙先生联系了办案的警方。

10月27日，九派新闻跟进，发出报道《28万元小麦成交款涉诈被冻结，农户痛哭》。报道称，孙先生表示“现在钱不能动，相当于小麦被骗走，贷款也还不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10月29日、10月30日，央视“法治在线”针对此事连续发出电视报道。在央视第二篇报道发出的当晚，孙先生一家的银行账户被全部解冻。

从河南广电发出首篇新闻报道，到银行账户解冻，仅仅5天。

针对此事，国内知名律师周筱赟由衷感慨，在自己的自媒体“周筱赟律师”发布了题为《如果没有媒体报道，河南卖粮所谓涉诈账户可能解冻吗？》的文章。

周筱赟在文中表示：现实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愈演愈烈。“如果没有媒体报道，所谓接受了涉诈资金的账户，可能解冻吗？”

在公号和微博的评论区，网友热议。

网友“徐强”表示：“没有媒体报道，卖粮大户再怎么号也是白扯”；

网友“春秋鼎盛”表示：“没有舆论监督，社会发展进步的步伐会放慢速度”；

网友“很像马长军”表示：“可见监督是必须的”。

事件回顾：10月14日，人民网留言板上，ID“23919543”给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留言：“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x工厂污染，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石红村农作物受污染和老百姓呼吸困难，希望上级领导重视。” 而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政府压制新闻传播的行为。

往期阅读：

【404文库】情况比较复杂｜当污染曝光后，有关部门潜入一个13人的微信群来应对舆情

【404文库】情况有点复杂｜“还是要看镇上的处理结果，不能被当枪使了”

【404文库】情况比较复杂｜官员退群，博士进场

【404文库】情况比较复杂｜神秘博士潜入“关注四川绵阳如何应对舆情”微信群，6天7夜，最终成功炸了一个群！

相信鼻子

有时候，“真相”好像不是唯一的，是复数。

第一种真相来自感官。2025年10月，四川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的村民们，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留下了带着刺痛感的文字。他们写道，朝阳磷肥厂“烟雾刺鼻”，“老百姓呼吸困难” 。

第二种真相来自纸张。当地有关部门在7月、8月、9月和10月出具的“行政检查”报告，结论高度一致：“检查中未发现你单位（朝阳磷肥厂）存在违法行为”。   

正如2015年常州“毒地”事件中，一位家长所说的：“我们宁愿相信自己的鼻子”。绵阳的村民们也在行使“相信鼻子”的权利。他们相信自己肺部的灼痛感，胜过相信A4纸上“合格”的印章 。   

这种“合法污染”的灰色地带——一个企业完全可以在“达标排放”的同时，对居民造成真实的伤害——恰恰是“舆情大师”们得以生长的沃土。   

然而，在这场由“大师”们精心编排的迷雾中，一个“不打自招”的细节，成为了刺破谎言的第一个铁证。

村民的投诉中，有一个关键日期：“2025年7月13号污染大面积的农作物”。而工厂在向白晓生辩解、试图否认另一项指控时，无意中说道：“我们7月15日就开始停产了，直到9月1日才恢复生产”。

一家自称“30年无污染”（但实际上在2019年这家“朝阳磷化工有限公司”赫然被列入生态环境部在长江经济带开展的“三磷”专项排查整治名单中）、每月检查均“未发现违法行为”的企业，为何会在一次严重的污染投诉发生后仅仅两天，突然进入长达一个半月的停产状态？

更具讽刺性的是，在工厂停产期间的8月29日，一份检查报告依然在岗，尽职尽责地得出了“未发现你单位存在违法行为”的结论。这是一种“表演式合规”——在生产线关闭时进行检测，以确保报告的“干净”。

它证明了那些“干净的纸”，从一开始就是这场荒诞剧的一部分。

13人“狼人杀”：谢主席最终退群

在村民们的投诉发出后，第一篇揭露此事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它在仅仅激起680次点击后，页面便化为一行红字：“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传统的舆情应对，到此本应结束。但文章附带的一个微信群二维码——“关注四川绵阳朝阳磷肥厂污染”——却继续存在。

一个仅有13人的微信群。   

一场小范围的“现实版狼人杀”拉开序幕。   

群内迅速出现了几位身份可疑的“绵阳来客”。其中，一个名叫“谢军”的人尤为瞩目。他先是在文章评论区以官方口吻训诫作者：“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入群后，他试图在13人的微型空间里制造恐慌：“转发会不会被公安监控哦？” “之前好像有人转发就被行政拘留了”。   

这种弄巧成拙的威慑，反而激起了怀疑。很快，群主坚果兄弟在群里点破其身份，直呼“谢主席”。群友们发现，“谢军”正是绵阳市安州区秀水镇的人大主席，其分管职责中赫然包括“生态环境保护” 。   

这位本应保护环境的人民代表，在被发现身份后，选择了“彻底的沉默”，并于次日悄然退群。   

谢主席的登场和退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比污染事件更具戏剧性的故事。

他没有平息舆情，他成为了舆情。

200余人数字剧场：从“污染”到“舆情大师”

记录谢主席“首秀”被曝光的文章迅速传播。200余名网友怀着“围观大戏”的心态，涌入了新的群聊。   

有趣的转折发生了。

新群的名字是：“关注四川绵阳如何应对舆情”。   

观众的目光，不只关注一个物理问题（污染），还看到了一个媒体问题（舆情）。

在这个200余人的“数字剧场”中，有毒的不再只是村民投诉的磷肥厂废气，还有精心包装的话术。

在“理性”大师“无心惹尘”（要求村民“拿出证据”）和“眼见”大师“雨后彩虹”（到现场“表演式透明”，回避气味和受害村民）的铺垫之后，“舆情大师”白晓生（博士研究生/律师陈永福）登场了 。他不是来“搅浑水”的，他是来“控场”和“清场”的。

他代表了微信群舆情应对的一种全新形态。   

舆情大师的“全套工具箱”

白晓生的服务，是一套“全包”的解决方案。

服务一：虚构“剧本”

白晓生的核心策略是进攻。他不再被动否认污染，而是主动出击，重新定义整起事件。

他抛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剧本”：这根本不是污染事件，而是一场“敲诈勒索”。   

他在微信群里公开发问：“到底是一起公共污染事件…还是一起人为故意设套…趁机敲诈勒索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他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关键角色，一个名叫“操小平”（或操小萍）的“江湖人士”，并声称此人试图向工厂敲诈 。   

服务二：兜售“服务”

证据来自白晓生与工厂的私聊记录。这些记录显示，“敲诈勒索”的指控并非工厂的原始报案，而是白晓生主动兜售给工厂的一套“法律策略”或“构陷剧本”。   

这场“交易”的过程清晰可见：   

1.主动投靠

（11月2日）：白晓生主动联系工厂：“您好，请问您是绵阳市安州区朝阳磷化工有限公司的吗？”

2. 植入“剧本”

   在确认身份后，他立刻给出了“专业分析”：“根据我的观察与分析，您公司的投诉污染事件，背后应该是有人在故意策划…煽动…趁机实施敲诈勒索。”

3. 工厂“上钩”

   工厂代表立刻表示：“我们也怀疑这个事情”。

4. 锁定“罪犯”

   白晓生随即熟练地列出了他锁定的“犯罪团伙”名单：“群主[#汪仁政]()（坚果兄弟）、[#田曦]()、[#郑宏彬]()、村民曹小平…”

这段对话是整起事件的核心之一。它显示了“舆情大师”的真正价值：他不是在代理一个“敲诈勒索”案，他是在唆使和制造一个“敲诈勒索”案。他将一场村民投诉的污染，在法律和叙事上，扭曲为一场针对环保行动者和受害村民的“刑事指控”。   

服务三：大师的“价格”与“菜单”

这项“服务”收费多少？当群友“丢三落四E”追问他是否与工厂签了委托协议时，他炫耀道：“如果我再告诉你，委托人支付了多少律师费，我怕你这辈子都再也无心搬砖”。   

他的“业务范围”并不仅限于话术。

他还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封群，封号，删帖，公告，发布调查报告，抓人，都是应对舆情的方式。”。   

为了实现终极威慑，他熟练地祭出了两项武器：

1.政治“扣帽”

暗示坚果兄弟“在外网散布以获得相关国际组织机构支持!” ，更在公共群聊中，将此作为正式“证据”抛出“第四组证据：6张外网散布信息网页截图…炒作外网舆论。”。   

2. 人身“威慑”

   他将坚果兄弟过往被拘留的经历，包装成“第三组证据…证明群主…劣迹斑斑啊” 。然后，他对活跃群友“后续吃瓜群众”发出了赤裸的威胁：“我会让你去体验一下群主曾经多次体验过的生活。”。   

服务四：大师的“脏弹”

不只如此，微信群里，他甚至祭出他的“脏弹”——一种具有高度策略性的、系统的性骚扰。   

他的目标是群友“颜颜”，一位ID带有彩虹符号、LGBTQ群体的用户。白晓生立即放弃了对污染问题的讨论，转而对这位群友发起了长达数小时、刷屏式的公开性骚扰。   

他反复追问：“阿彦，你对我有没有感觉？”。   

当群友“海”指责他“小心人家告你性骚扰啊”，他祭出了最无耻的“战术马甲”——声称自己也是群体一员 (“我是LGBTQ里的B”)，以此将骚扰“合法化”。   

这种看似“发疯”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高明的舆论干扰战术。通过强行将一场严肃的公共污染讨论“性化”、“桃色化”，他实现了议程设置，并使严肃的公共讨论变得“恶臭”（群友语），迫使正直的围观者退群，从而实现“清场” 。  

服务五：大师的“炸群”

第二个群，6天7夜之后，白晓生意识到他已经无法通过“话语权”控制这个群聊。他选择了摧毁整个信息场。

10月30日深夜，在被群友持续质疑后，白晓生采取了极端行动。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快速邀请了66个新账号进入群聊，并多次分享自己的实时位置。   

这种异常行为，精准地触发了微信平台的反营销和反骚扰算法。系统自动判定该群存在异常聚集活动，并将其封禁。   

这是一种经过计算的“焦土策略”。白晓生事后在第二个群里得意地承认，这是故意的：“我就是试试封不封群” 。   

但舆情大师，各种折腾到现在，还没有搞定舆情………

导演、场主、助手、策展人父亲被骚扰 

纽约「中国独立电影节」宣布取消

关于IndieChina电影节停止公共活动的声明 

这是一个无比痛苦的决定，但是我必须就IndieChina的现状对公众作出说明： 

我并非处于害怕或者屈服而作出这个决定；但是我希望IndieChina电影节停止的声明能让某些不明势力停止继续骚扰所有跟电影节有关的导演、嘉宾、前工作人员、志愿者，包括我的朋友和家人。 

作为首届IndieChina电影节的发起人和总监，我宣传本届电影节取消。除了其中的电影工作坊作为单独的一个活动，剩余的放映活动不再对外公开；少量没有收到消息而到场的电影工作人员，我们将仅安排内部接待，不再对外。我们已经关闭售票系统，尽快对购票的观众退款。 

如果我不再停止本届影展，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事态，任何参与电影节的人士，无论是导演、论坛参与者、外围人士、志愿者，甚至观众，都有可能受到威胁或者骚扰。这种情况，导致我处于艰难的伦理境地。我无论作为组织者还是个人，都无意将任何人士导入某种危险境地，不管这种危险是事实存在的，还是被制造出来作为恐吓的手段的。 

电影节涉及无数的参与人员和观众。这些人的安危是我当下首要考虑的因素。中止电影节的决定是异常痛苦的，也不是所有人所能理解的，但是我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我将开始继续联系参与的电影工作者们，向ta们解释当前的变化，并寻求一个妥善的处理。 

我们本来计划的11月8日下午3点在纽约市布鲁克林100 Sutton空间的开幕仪式也取消。我们仅仅保留一个只供我私人朋友参与的内部酒会。该场地我已经支付租金使用一周，每天从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根据合同，我只能执行这个协议。我将此空间仅仅作为和朋友们作为私人聚会使用，以缓解这个突然撤销带来的冲击。我也希望有关人士能理解这种安排，并不认为这是电影节的延伸。 

再次重申：本届电影节，组织结构简单，没有任何复杂背景。电影节的所有的资金，来自我本人，没有得到任何其它机构的资助；零星的网上捐款，至今一共没有超过1000美元。我个人作为独立电影创作者和策划人，不隶属任何其它机构，也未在中国或者其它地方加入任何组织。电影节因为系列变故，必将给一些参与者甚至观众造成困扰，包括经济损失。我们将在后续中寻找外界帮助以补偿因此而受损害的购票观众。本电影节作为新成立机构，尚未建立任何经济基础，但是无论是作为机构和个人，我郑重承诺严肃对待所有的事项，并尽力予与协助和解决。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的邮箱跟我直接联系：

director\@indiechina.org 

感谢您们的支持，并就因此带来的所有不便致深刻的歉意 

朱日坤 

IndieChina电影节总监 

2025年11月6日 星期四 

纽约

公式相声要成真了吗？

Hi，大家好，我是尘了。

相信郑智化吐槽深圳机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

“连滚带爬”这个网络热词再一次出现了，虽然用在这里有点夸张了，但人家郑智化说的其实是实情。这个可从下面深圳机场的回应里看到。确实升降机离机门地板有25公分的落差，确实升降机师傅没有把升降板提高，当然并非师傅冷眼旁观，也不是师傅不肯为而是不能为。原因机场说了，是怕擦碰损害飞机。

郑智化10月25日下午发了这个微博，深圳机场10月25日晚上就做出了回应，期间也解释了升降机不能提高的原因，也做出了承诺，今后将试用登机连接装置。本来事情到这里，应该可以画句号了。整个事件就是有个乘客吐槽和批评了机场，虽然言辞激烈了一些，但说的基本也是实际情况，机场方也立行立改，整个事件的走向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直到网络上突然流传出来了一段郑智化登机的视频。

视频里看到升降机和飞机机门落差确实很大，虽然有几名工作人员贴心地协助，但郑智化登机过程看上去确实还是非常地艰难。换位思考，人家当时误会升降机师傅故意不肯提高升降机，气头上发几句牢骚，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一些人看了视频不肯罢休了，火力全开地对郑智化开始了各种抨击。

然后10月27日郑智化出来道歉了。

事情到此，用一部分人的话来说，就是事件反转了。

但事件反转了吗？残疾人登机非常艰难是事实吗？升降机和飞机舱门有25公分落差是事实吗？是事实呀。

事件反转了吗？并没有呀！

整个事件中有人报警了吗？警察当着双方的面调取监控了吗？当事人同意监控公开了吗？也并没有啊！

那么请问，这个监控视频是从哪个渠道哪个人手里流出来的？

全民文明，终究离我们还有点远。

前段时间，新一轮国考开启报名时放宽了报考年龄限制，以身作则打破三十五岁魔咒。

人民群众对编制的热情有目共睹。去年国考有超过三百万人报名，平均竞争比高达86:1，打得最凶的岗位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10655人报名竞争同一个名额。

当全国人民都理解了山东人的执念，教培行业也一叶知秋，光是今年上半年，“公考一哥”中公教育的正价课培训人次达到45万，同比增长18.42%。打眼望去，有种考公越火、中公越爽的错觉。

然而，中公教育的处境却相当尴尬。过去的四年，营收成绩是每况愈下，从2021年的69亿降至2024年的26亿，亏损的泥沼似乎也暂时难以挣脱，在连亏36.8亿后，去年才勉强赚了1.8亿。

中公教育一手开创的“协议班”模式是拖累业绩的根源。简单来说，就是考生预付学费，不过包退，后来甚至演化出考生贷款培训，利息中公来还的进阶版本。

一个协议班两次改写中公教育的命运，它曾经承包了公司75%的收入，如今却贡献着82%的诉讼和仲裁案件。

今年上半年的财报显示，公司账面货币资金1.77亿元，待退费却达到4.82亿。

本该享尽红利的公司实则债台高筑，但压垮这位公考一哥的稻草，远不止协议班那么简单。

从天才发明，到业绩拖油瓶

今年八月，一则维权新闻把中公教育送上热搜，起因是有学员考公惜败，按“不过包退”约定要求退费，却得到分期17年付款的惊人答复。

按照中公教育一年退一千的承诺，这位年轻考生要熬过中年危机的毒打，才能真正落袋为安。

镜头下的机构尽显语言艺术，退款速度不详，二手平板抵债，欢迎随时起诉，胜诉以后这套流程从头再来[1]，破罐破摔的程度，足见其窘迫。

退款困难户的声名远扬，以至于“中公退费”都被诈骗分子盯上，假装客服诱导学员通过投资返现来退钱[2]。

但在此以前，协议班也曾造就中公教育的辉煌。

2018年中公教育借壳上市，正式升咖为“公考第一股”。次年，中公教育市占率达到第二名的两倍，公司76%收入都由协议班贡献[3]。

当同行还在绞尽脑汁卖课时，中公教育已经靠着“不过包退”的承诺杀穿行业。2021年，公司市值涨到2600亿，度超过新东方和好未来；创始人李永新成了教育领域首富，与其母（公司实控人）带着1420亿身家荣登《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是当时俞敏洪的近五倍[4]。

但也是这一年，天才发明初现端倪。由于三季度巨亏近8亿的业绩大变脸，中公教育连续收到证监会的警示函、深交所的关注函，不得已才揭了老底[5]——赚钱的速度快赶不上退钱的速度了。

2021年第三季度，中公教育只收到了52亿培训费，退费却高达57亿。

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此后中公教育要退的钱越来越多。2024年，中公的“待退费负债”是5.8亿，而2025年仅上半年，就已经达到4.8亿。

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中公教育先是取消全额退款的课程，然后劝落榜考生转学其他职业考试、把退款兑换成内部消费券，最后视考生的好惹程度，动态调整退款进度。

2022年-2024年，中公教育总共亏了11.27亿。李永新母子虽然还在今年的《新财富杂志500创富榜》榜上，但身家已经干没了上千亿。

吃到回旋镖的不只中公教育一家，今年上半年，粉笔和华图的退款负债分别为1.28亿和3.07亿，重新定义了公考机构的第一大竞争力：退钱爽快。

早在由盈转亏的2021年，中公教育就曾将称业绩波动归因于“考试周期性波动、需求收缩、学员参培意愿减弱等现象”。通俗地说，就是单位太难进，考生的积极性也被打击了。

然而，中公教育今天的苦日子，真的只是因为公务员不好考了吗？

考公不是卖保险

2022年，《财经》记者曾经做过一个调研，整个行业的协议班笔试通过率只有20%-30%，这一小部分人的面试通过率又只有50%。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顶多只有1.5个人能上岸[6]。

风浪越大，上岸越难，考生越需要兜底，协议班应运走红，连带着教培公司也活成了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的赚钱门道说来简单，一是分摊风险，假设100位车主有一人理赔车险，赔付款实际上是另外99位幸运车主众筹的；二是让钱生钱，把预收的保费拿去做投资理财。

中公教育显然学到了其中的精髓。公考从报名、考试到录取结果通常历时数月，中公教育手握一笔相当可观的现金，反手就拿去做了投资。

2018年-2021年间，中公教育买了大量短期理财产品。光2019年一年，中公教育就靠着投资收益和利息收入小赚2.6个亿。

但这套模式运转有两个前提条件，即可控的赔付比率，可观的投资收入，而中公教育不出意外地在每一步上都出了意外。

首先是赔付比率，即退款率出了问题。

2021年，当中公教育的综合退费率达到68.46%，然而动力不足的白嫖党还能再创新高，“理享学”产品的学员里82.94%都没上岸。

2025年国考报名收官时，李永新出现在直播间点评，预判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从考试范围看，学起来更容易；从报考人数看，考起来更难[7]。

考公市场越火热，中公教育越痛苦。以国考为例，2021年至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翻了近一倍，录取率却从1.6%变成了1.3%，坑位的增速远远落后于萝卜的长势。

录取比例越低，协议班的退费概率越高，中公教育越发显得像个义务支教的慈善家。

2018-2021年间，中公教育大量进行短期借款，三年累计达到116亿元，资金用途之一就是要给考生退费。

中公教育不仅低估了公考的风险系数，还高估了自己的投资能力。

2021年，中公教育投资收益7927万，但在近24亿的亏损面前杯水车薪。此后几年理财收益还在光速萎缩，去年中公教育艰难盈利，投资对利润总额的贡献只有两个点。

中公教育似乎还走上了绝大部分散户都会走的弯路：赚点小钱，然后花个大的奖励自己。

退费率一路走高的那几年，中公教育却在大兴土木，它先是在湖南花2亿建区域总部，然后于西安花3.8亿建大楼，同时还在北京的昌平和怀柔分别豪掷30亿和42亿建培训基地，面积堪比46个世界杯足球场。

用短期现金流投资长期不动产，只因基地封闭班能卖出上万的单价，是网课的十倍有余，奈何地产监管和业绩不佳的现实，共同打破了这个转型的美梦[8]。

2022年起，中公教育的资产负债率开始游移在90%左右，击鼓传花的游戏愈发玩不下去。同年11月，中公教育发布了一封保证书，宣布将分10期支付退费，如果做不到，将用石家庄的一处地来抵债。

归根结底，是公考这个“险种”的风险系数太高了。一个人的上岸概率取决于教学水平、个人能力和历史进程，教培机构能够左右的因素实在是太过有限。

上岸难如上青天，老师和学生还是掉进了同一条河里。

换个赛道又如何

去年7月，李永新以中公教育董事长的身份开启直播首秀，在名为“中公严选”的抖音直播间回应了广大粉丝关切：给点时间，一定退钱[9]。

一场直播暴露了中公教育的两个麻烦，眼前的麻烦是昔日明星产品遗留的退费问题，深层的麻烦则是光靠公考已经越来越难赚钱，是时候发展一下副业了。

放眼公考培训行业，积极转型的不只中公教育一家。

隔壁的粉笔灵机一动，要做“保健品界的小米”，线下开过烘焙店、新中式茶饮店、针灸推拿馆，线上也推出了一个健康管理APP和一个烘培培训APP[10]；最晚入局的华图动静不大，脑洞不小，试图靠AI降本增效，搞起了“人机协同” 的教学探索。

公考三巨头手拉着手不务正业，都得从那场席卷教培行业的风波说起。

2021年双减政策落地，扫射范围之外的中公教育本该是个幸运儿，谁知赶上同行紧急避险，纷纷涌入公考赛道，当年新东方规划的一系列成人教育课程里，公务员考试与司法考试赫然在列[11]。

公考机构的竞争对手一下子从网盘资源变成了跨界同行。

相比于协议班，一些新入局的机构卷出的新玩法有过之而无不及，诸如全勤打卡全额返现、甚至返两倍钱让学员连吃带拿的噱头不断，同样贡献了不少或拉扯或跑路的名场面。

中公教育的困境，实际上是历史遗留问题和新政次生灾害共同作用的结果。协议班的退费难题已经让公司的业绩愈发难堪，行业竞争的加剧却又让其无法完全放下“不过包退”的引流神器。

重压之下，中公教育开始了降本增效的行业基操。2020年-2024年之间，员工从4.5万裁到7888，直营分支机构也从1669个缩减至681个。

另一边，中公教育也开始积极转型谋出路，像素级致敬新东方搞直播，但目前40多万粉丝的账号还够不到腰部；最近又要进军硬件市场，卖起AI就业学习机，号称自研大模型，定价4999元，但目前在淘宝旗舰店里还显示着0人付款。

截至2024年，这一系列副业的收入占比不足三个点。

同年，中公教育宣布转型为“就业与再就业服务提供商”，通俗地说就是教人找个班上。李永新言之凿凿，称就业服务是未来十年最有价值的一个市场[12]。

尽管在去年的财报里，转型大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中公教育扭亏为盈主要是三费齐降的功劳。在这个行业的新增岗位数量愈发追不上新增考生数量的节点，也很难说考生和公考机构谁更难上岸。

但至少中公教育没有忘记教培行业的祖训：把一代人的不安，转化成另一代人的收入。

三十多年前，我们曾是一出好戏里的活道具。那是上大学的第一年，我们有一门课要对外展示。登台前，我们这些“演员”——老师和学生反复排演，哪个问题由谁举手，答案的字句，甚至辩论时谁该脸红脖子粗，都像京戏的锣鼓点，掐得分秒不差，我们追求的是一种严丝合缝的“正确”。

正式上演时，在辩论环节，一名同学许是紧张，忘了顺序，提前站了起来。霎时，我们这些“入了戏”的，都脱口而出：“你错了！你错了！”——错的不是观点，是他打乱了精心编排的秩序。幕落，观摩的领导们却击节赞叹，说这一幕辩论最是真实，有火药味，可见同学们思考之踊跃。

那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成功地用一个真实的失误，完美地演绎了一场虚假的“真实”。这其中的荒诞，像一根细刺，扎在我心里三十年，不疼，却总也忘不掉。

如今，听闻相声也要这般了。不知道这新规定是真？是假？

台上的一言一行须与备案的台本一字不差。那叫“现挂”的玩意儿——演员与观众电光火石间的机锋，熨帖着当下烟火气的俏皮话——将被视作必须剔除的杂质。

相声本是市井里的活鱼，水的波动、观众的嘘声或喝彩都是它赖以扑腾的氧气。“现挂”就是那鱼跃出水面时，鳞片上闪着的、最不可预知的光。侯宝林大师当年从剧场顶灯飞下只麻雀，即兴编出一串包袱，把一场事故点化为一代佳话。这是智慧，更是与台下众人共呼吸的同在感。如今，要把这活鱼制成标本，钉死在备案号的玻璃框后，美其名曰“规范”。这无异于告诉厨子，往后炒菜，不许再看火候，只准默诵菜谱。

课堂上的“假互动”与相声里的“没现挂”，都源于一种恐惧——对“鲜活”的恐惧，对任何计划外活动的恐惧。于是，最稳妥的法子便是将一切鲜活的存在，无论是思想的碰撞还是艺术的火花，都制成不会呼吸的标本。标本是安全的、永恒的，只是没有了生命。

教室讲台上，在排练思考；相声剧场里，在审核笑声。当一切不可控的“真实”都被消杀，剩下的，便只有那场被我辈曾演绎完美的公开课——一场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盛大的、沉默的演出。

或许，未来的某一天，当台上的演员因一个绝妙的“现挂”而赢得满堂彩时，台下，我会低声对孙儿说：“瞧，他错了，他错了，就像我当年那个同学一样。”

「国行」eSIM比实体SIM体验差多了。

来源｜雷科技（ID：leitech）

封面来源**｜**企业官方

2025年10月22日，采用全eSIM方案的iPhoneAir国行版本正式发售。与之一同到来的还有国内三大运营商的eSIM服务，在标准发布近9年后，中国用户终于用上了「与时俱进」的eSIM。

但从现状来看，国行iPhoneAir用户的eSIM体验，似乎和大家设想中的样子有些许不同。

尽管取消了卡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告别营业厅。就现阶段而言，eSIM的开通必须回到号码归属地的线下网点；人证验证、身份核查、配置文件下发，每一步都要在营业厅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完成。而当eSIM需要换机或者eSIM服务遇到异常时，还得回到营业厅再走一遍流程。要知道现在实体SIM卡都可以上门配送、手机激活了，涉及eSIM的业务反而需要亲自跑一趟营业厅，这样的结果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eSIM在国内的使用方式也比人们想象的更「克制」。以国行iPhoneAir为例：更换设备时，国内eSIM用户无法像海外用户那样一键转移，必须再跑一次营业厅；部分小红书用户更是反映自己的eSIM「无缘无故失效」，刚用两天就得回营业厅。

「国行」eSIM体验极差，只怪运营商不用心？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认为国内这烦琐的eSIM开通、转移流程是为了响应「断卡行动」，也就是为了避免不法分子以低廉成本交易SIM卡。但早在iPhoneAir发布之前，国内用户就用上了「国行」eSIM，而那些国行eSIM可没有现在的eSIM这么麻烦。

早在2018年，国内运营商就为AppleWatch蜂窝版等智能手表提供了一号多终端的eSIM服务。尽管一号多终端和iPhoneAir的eSIM模式有所差异，但早在当时，运营商就已经找到了一套基于在线发卡模式的在线人证校验流程，只要在入网设备上完成简单的「摇头晃脑」操作，就可以直接给对应的设备入网。

事实上，国内实体SIM卡的激活方式用的也是同一套方案：实体SIM卡在办理时要留下个人信息，签收后用在线人证验证来确认本人激活。只可惜，这套流程并未用在eSIM上。

相比之下，国行iPhoneAir在海外使用eSIM的流程就简单得多了：打开设置，找到添加eSIM的界面，扫描海外运营商提供的eSIM二维码，卡片就自动下发到手机或平板里，之后只要将蜂窝数据切换到eSIM，下载、激活的流程就完成了。

以小雷年初、年中参与海外报道时的体验为例，从连上机场Wi-Fi到eSIM激活，整个流程不超过3分钟。如果使用的是海外版手机，更是可以在国内出发前就买好当地的eSIM，落地就能用，不再需要开通漫游流量或手忙脚乱地插拔SIM卡。

也正因体验过「正常」的eSIM是怎样的，小雷才会对现在的「国行」eSIM如此不满。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小雷对当前国内eSIM的情况颇有怨言，但小雷对国内eSIM的发展仍有信心。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的「国行」eSIM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从手机行业的发展来讲，eSIM仍旧是大势所趋。

01

「国行」eSIM卡

未来的体验会好起来吗？

在雷科技看来，国行eSIM之所以让人觉得麻烦，并不是技术本身不成熟，而是它落地的流程仍然沿用了「实体卡时代」的管理方式。

实体SIM卡时代，号码和身份的绑定依靠的是那张薄薄的、可以随时「流通」的SIM卡——它既是通信凭证，也是风控环节的最后一道物理锁。eSIM时代，号码成为数字配置文件，可以被复制、导出、转移，国内运营商需要确保它不会在不受控的情况下流通，于是只能把开通、迁移和恢复都收回到线下。

这也是开通eSIM要回到号码归属地营业厅，换手机不能直接在手机上完成迁移，遇到配置异常同样要再跑一趟的原因——不是技术做不到，而是运营商的体系不敢一下子全部放开。实体SIM卡「流通」还需要一个物理载体，但eSIM只要一张图片就行，「流通风险」极高。

也正因如此，eSIM的开通、转移通过线下方式完成重新确认。

但并不是所有流程都必须如此。雷科技认为，eSIM的开户、激活和转移，其实可以复用实体SIM卡生命周期中已经非常成熟的「线上实名+生物识别」体系。上文提到，运营商已经能做到实体SIM卡上门配送、快递签收后手机端激活，这说明「在线完成身份确认」并不是什么难题，只是还没有被完整移植到eSIM上。随着运营商内部系统的统一，eSIM的开通和转移很有可能转为线上操作。

真正短期内难以摆脱线下的，是涉及号码冻结、补卡、过户和风险排查的环节，这些决定号码归属和责任边界，必须由人工最终确认。但在雷科技看来，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eSIM的使用门槛必然会一步步放松，最终也一定会和海外eSIM服务的便利性看齐。

02

eSIM终将重构

「手机号」的逻辑

退一步讲，虽然目前的eSIM体验仍显笨拙，但国内手机品牌已经展现出对eSIM的兴趣，不少品牌也宣布将在11月推出eSIM手机。可以肯定的是，eSIM将成为未来通信形态中不可逆转的一环，而eSIM技术的流行，也意味着越来越多并不具备插卡条件的设备将有机会长期在线，这在混合AI时代尤为重要。

而入网方式的变化，也将从行业的角度重构传统的通信服务。举个例子，当前的通信以「号码」为单位，但仍离不开绑定的SIM卡载体。在eSIM时代，「套餐」可以脱离实体SIM卡的限制，让号码在不同的硬件之间自由「转移」，未来甚至就像「登录账号」一样激活已经内置的eSIM，直接使用自己的套餐。

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的eSIM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作为「先驱者」，iPhoneAir将eSIM当前遇到的问题，统统暴露在消费者和运营商面前，同时也给运营商指出了解决问题的路。等到开通、转移真正在线化的那一天，eSI

言咏/文

10月25日，台湾歌手郑智化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深圳宝安机场，作为轮椅旅客的他，在登机时遭遇窘境。他搭乘的航班停在远机位，机场为残障旅客提供的升降车与舱门之间有25厘米的高度差，轮椅推不进去，腿也跨不过去，他“连滚带爬”才登机。 

机场方面当天两次致歉，解释升降车和舱门之间保持高度差是基于安全操作规范。机场将立行立改，试点启用有一定坡度的登机连接装置，解决高度差带来的不便。 

事情发展到此，本是一个由个体发声，推动残障人士被看见、推动无障碍公共服务改善的良好契机。但10月27日，郑智化发文道歉，称自己“连滚带爬”用词不当，是他登机过程不顺，一时气愤的遣词。 

这一看似“反转”背后，是郑智化登机视频的广泛流传。网友说，他并没有连滚带爬啊，有人帮推轮椅，有人帮抬腿，怎么就“冷眼旁观”了？随后，舆论对郑智化的指责铺天盖地：夸大其词、别有用心、索要特权…… 

郑智化真的需要道歉吗？他言语间是有情绪，升降机不抬高或许确实是出于操作规范，服务人员也在帮忙，但他遭遇的困境是真实的，他有权感到愤怒并吐槽。从个体的角度说，只要郑智化愿意，他当然可以选择为自己激烈的言辞道歉，但不是必须道歉，更不必因舆论批评道歉。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厘清这一是非很有必要。在舆论的汹涌反扑中，郑智化的道歉很容易被理解为知错后的改正，但实际上，他没有错，我们无权要求批评者完美，就如同我们无权要求受害者完美一样。我们经常陷入这样的认知谬误里，当受害者有半点瑕疵时，其所遭遇的不幸似乎祸有应得。对批评者也是一样，如果他们有任何不完美，舆论的声浪就盖过本应反思的问题指向批评者，似乎他们才是问题。这种戾气的失焦对讨论公共议题有害无益。 

再说，难道一名残障人士，只有狼狈到真的“连滚带爬”了，才有资格站出来吐槽吗？有这样想法的人，没有真正理解什么叫残障人士拥有平等权利，无障碍出行环境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于残障人士而言，一个友好的出行环境是，在无障碍设施的辅助下，他们能最大限度地自主行动，而不是“有人架胳膊有人抬腿”才能通过。 

不要忽视“自主”对残障人士的意义，这意味着自由，也意味着尊严。社交媒体上有一条评论说，其一位朋友在机场遭遇过因升降机坏了不得不被工作人员抬上飞机的经历，这位朋友觉得很难堪，此后尽量避免坐飞机。当我们站在残障人士的视角，就可以理解“有这么多人帮忙，不感谢还吐槽，不识好歹”的想法是多么谬误。协助有需要的人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残障人群更希望的是一个可以支持他们自主出行的环境。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 

只有理解了残障人士诉求的同等权利里包含了自主与自由，才能在无障碍环境建造时更精准地支持他们。理念到位了，办法总比问题多。类似机场升降机和舱门高度差这样的场景，一块坡度板就能减少很多窘迫，国外很多机场都是这么操作的。不可否认，机场的安全规范应当遵守，但安全规范不应成为忽视特殊群体需求的理由，机场有责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最大化满足残障旅客的无障碍出行需求。 

郑智化在致歉信的结尾说“因事件引发的对少数群体利益的关注，比我个人感受意义更大，交给社会各方讨论”，若能如此，这将是此次公共事件最大的价值所在。郑智化的困境不是个例，而是8500万残障人士困境的缩影。舆论对郑智化汹涌的批评，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我们社会对残障人士观念的误区。在对残障群体的包容和支持上，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环境，我们不是已经“足够好”，而是“需要改进的还有很多”。 

2019年，致力于截瘫患者回归社会的公益人文军，在大理考察时因无障碍路口被占，他开着轮椅另寻他路，不幸跌落辞世；2021年，一位昵称为“轮椅小仙女”的脆骨症患者，在深圳因无障碍通道设施破损致轮椅侧翻，摔落身亡。每一起悲剧都是对文明底色的拷问。如果在郑智化风波中任由舆论失焦，既不可能充分保障残障人士的权利，也不能推动他们福祉的进步。

在人民网留言：

关于绵阳秀水镇朝阳磷肥厂污染事件，请有关部门早日官宣处理结果。

事情节点梳理：

1、10月14日，人民网留言板上，ID“23919543”给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左永祥留言：“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工厂污染，绵阳市安州区秀水填石红村农作物受污染和老百姓呼吸困难，希望上级领导重视。”

2、10月15日，ID“23927852”给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留言：“朝*磷肥厂污染我们的农作物和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几个月了越来越严重，到现在还没给老百姓一个处理方案，他们又在开始生产了 2025年8月13号，农作物大面积受伤害，直到10月9号早上老百姓呼吸磷肥化工厂的气体，又一次出现烟雾刺鼻，10月10号早上竹林树木叶子全落，希望领导重视。”

3、10月20日下午，一篇名为《四川绵阳：两份投诉浮现一场被忽视的致命污染》的文章出现在互联网上。它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本应激起层层涟漪，却在水面留下一个几乎无法察觉的痕迹后，便迅速沉底，消失无踪。

4、10月23日下午，当人们再次访问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时，那两条引发了这一切的原始投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官方记录被悄然抹去，仿佛那些关于“呼吸困难”和“竹叶落尽”的呼救从未存在过。这种结局背后，可能隐藏着一种被称为“先删帖再办事”的潜规则。地方部门可能会联系发帖人，以解决问题为交换条件，要求他们主动删除投诉，从而消除负面舆情。有时，甚至可能演变成“只删帖不办事”。

5、10月25日，《当污染曝光后，有关部门潜入一个13人的微信群来应对舆情》被删。

6、秀水镇分管环境的人大主席谢军在“关注四川绵阳朝阳磷肥厂污染”的微信群里表示，“等待官宣”。

7、请您督促当地有关部门尽职调查，尽早给出官方处理结果。

下面是朝阳磷肥厂所在村庄的村民反馈

这些对话传递了一些核心信息：

一、政府已经介入且反应迅速；

二、工厂已经停产；

三、政府还未公布处理结果……

  以及两个公众关注群：

张雪峰在经历了短暂的“禁闭”后复播，深得炒作大法的他，引用“广阔天地、大有可为”这句话，来“夸赞”文科。以张氏的精明而言，为什么偏偏使用容易引起歧义的八个字，是不是他在表面赞文科时，想的其实是需要被改造的“牛鬼蛇神”？

这就是张雪峰对侥幸过关的回报，对那些放他一马的、具有文科背景的网络管理者的冷嘲热讽。那些有权力的文科生，原本不在他“文科无用论”的指向范围，本可以趁机锤死他，却轻揣张雪峰一脚，允许他继续营业。张氏的嘲笑延伸到这些人。

与张雪峰结下梁子的机构媒体，在报道他“夸赞”文科时，都使用了怀疑的语气，评论会打问号，以示警惕。这是明智的，因为看完张雪峰的复播视频，稍微有点脑子的，都不会将他的话看成是肯定——他的表情、语调、手势等出卖了他的表演。

张雪峰已经被重重标上“文科无用论”的标签，对他这几个月先观察再管理的过程，让他经历了不大不小的惊吓。现在来看，他似乎通过了审查，但是不是就此高枕无忧，只怕也未必。只能说明，他此前用悲情发动的舆论，在过审时能起到一定作用。

张雪峰复播中反向操弄“文科无用论”这一标签，考虑这个人的个性，可以推测他在某种形式的约谈中，该标签可能是重点要谈的问题。以致于，在他被“释放”后，或出于完成“约谈”任务，要“立功表现”，或为了出口恶气，动用了皮里阳秋的修辞。

张雪峰暂时过关，或许与他公司为苏州当地贡献税收有关，可以借用保护民企的那套托词，帮助抵消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在权衡要不要封杀张雪峰时，技术性考虑有可能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考虑——他被认为无害，只是大嘴巴而已。

在臧否大学专业及就业前景时，张雪峰将文科比作服务业，本质就是“舔”，是近年来最有破坏力的公共言论之一。很多人只是从大学毕业生的角度来看待它，极少有人去思考，这句看似无脑的惊人语，包含浓厚意识形态，是一种挑拨，一种激进。

张雪峰的“文科无用论”，虽然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社会背景，但并非后者在网红时代的变种或沿袭，不是换了个说法那么简单。因为后者只是优选理工科，而不是鄙夷并鼓吹砸烂文科。张雪峰对文科的恨，近乎阶级仇视。

很多人在为张雪峰开解时，提供的逻辑是他为信息闭塞的底层家庭代言，为苦孩子的生存举旗定向。据此，有进一步的评论认为，只要大学公开透明招生政策，张雪峰就会丧失生存土壤，被自然淘汰。这些都是糊涂的感动，是归因错误的失焦。

张雪峰掀起现象级的咨询热潮，并在潮头赚取数以亿计的头部利益，根本原因不在于大学招生政策的不透明，他的生意扎根于家长们不得不忍耐的生存经验。大人们狂热地希望自家孩子可以抽到生签而不是死签，人们以一种可怕的末日恐惧培育了张雪峰。

张雪峰现象的本质，不是大学招生的不透明，不在于专业是文是理，而是接受大学教育那部分国民普遍感受的痛苦——这种痛苦没有被正视，没有明确的帮扶之道，它像汹涌且无声的时代浪潮——因为希望后代免遭同样痛苦，所以寻求张氏扶乩。

某种意义上，张雪峰提供的不是志愿填报清单，而是提供了让人在近乎乱世的生存竞赛中感到心安的信仰产品。因此，张雪峰不只是一名志愿咨询师，领导着一家职业规划公司，更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在这个领域深具号召力。

即使像遭受了不明自明的压力，张雪峰仍然在紧急情况解除后，桀骜不驯地戏耍文科生、将那个标签玩弄于唇齿间。可以推断的原因，是张雪峰比粉丝更理解他自己的地位。用文科生加缪的话来说，张雪峰“将得意置于绝望旁，正如将药置于病痛旁边。”

张雪峰卖的“药”被包装成高价咨询项目，他之所以能，是因为卖的是类信仰产品。据说张氏粉丝有6500万之众，可见此种“信仰”的普遍性及渗透之广。张氏不仅引领了一股反文科的风尚，还间接壮大了反智风潮，因为追捧者认为他手里有时代之痛的解药。

理解了这层含义，穿透张雪峰的咨询事业，就能发现其底层逻辑不是商业逻辑，而是一种沉溺在失败与悲观心态的社会人逻辑。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为人父母者，带着无边的忧愁下单，给张雪峰充值，被他们当成为某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充值打怪。

那些能决定张雪峰能否继续营业的人，无论出于什么考虑决定放过他，都在理解张雪峰现象上浅尝辄止，同时也展示出他们对社会场域中的意识形态发展，缺乏敏感性与理解力。张雪峰的生意火爆，其实象征民间一种意识形态的新类型早已弥漫开来。

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容包括但不至于：将社会划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据此将痛苦、幸运、忍耐等人生经验二分法，取代城乡二分法；将阶级固化视作理所当然，否认教育对阶层跃升的决定作用；规训新生代安于阶层命运，否则绝望将被继承，拉长为永恒。

所有这些在“文科无用论”思想中被持续强化的东西，都在塑造人们的认知与处境感受。人们用向张雪峰靠拢的方式来掩盖退无可退的人生经验，这些悲苦矩阵所锻造的意识形态，迥异于旧有的意识形态类型，张雪峰的复出，足以证明它的陌生，以及对它的低估。

自从换了工作后，我的早晨就像一场和时间的拉锯战。

家到公司的直线距离只有11公里，按理说，骑个自行车都能轻松搞定的路程，偏偏开车却得整整一个小时。

一路上几段必堵的路口，每个都像设了关卡一样，想要准点抵达工位，就得提前和无数个“早高峰战士”拼命赛跑。

可即便是我早上七点二十就起床，经过刷牙洗脸、出门开车、被动挤在车流里、在公司停车场打转、买份早餐、排队等电梯、再顺手去个洗手间……这一连串动作下来，等我真正坐在工位上，几乎刚好九点整。

而我的角色属于对接客户，每周五天的时间，四天都需要和客户视频开会。所以每天早上，从睁眼到十点开完客户视频会，我的心跳都像挂在了加速器上，丝毫没有缓冲的时间。

为了解决这趟通勤噩梦，我试过绕道走高速，想象中应该更快，结果下了高速后，还得穿过西安牛马聚集地——软件新城和环普。

那里人山人海，程序员、测试、产品、外包团队……一群又一群打工人被挤在路口，像潮水一样往各自的工位涌去，生怕迟到被扣钱。

这一幕让我想起几年前在上海，挤地铁赶实习面试、秋招面试的日子。那是一段很苦的日子，非常疲惫。

这不仅仅是我的困境。

01

国内打工族的通勤，正在成为现代都市生活里最隐秘、最耗费精力的痛点之一。

无论是地铁的拥挤，还是早高峰的堵车，每个打工人都在一边计算时间，一边被动消耗着自己的耐心和体力。

国内打工族的通勤现状究竟是什么样子？

平均值下的隐痛，多数人觉得“通勤还行”，只有少数“极端通勤族”最受伤。

中规院与百度地图联合，选取了45个中国主要城市，研究通勤时间、通勤空间、通勤交通三个方面的9项指标，《2024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发布，单程平均通勤时间约为 36分钟，与前期持平。略高于人类普遍能容忍的30分钟“幸福通勤时间”（即“马尔凯蒂常数”）。

【马尔凯蒂常数：意大利物理学家 Cesare Marchetti 在 1980 年提出。核心思想是，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和不同国家、不同交通工具条件下，人们每天用于通勤或出行的平均时间保持在大约 1 小时左右。】

超大城市平均约 40分钟，特大城市约 36分钟。北京则更为严重，28% 的上班族单程通勤超过 60分钟，为全国最高。

同年，全国依旧有约 12% 的人单程通勤超过 60分钟，可被称为“极端通勤族”， 换算下来，全国仍有超过1400万人被卡在这“1 小时通勤圈”的极限线上。

可是据我所知，我的某些同事们，每天单程通勤路程甚至远达30公里，比我还要辛苦一些。

02

“职住分离”现象明显的根源在于，房价、城市规划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大量就业人口居住在城市外围的新城或郊区，而工作岗位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导致长距离通勤流。

单程在45分钟以内，被认为是衡量城市运行效率的一个标志；2022年，45分钟以内通勤者占比约 76%。虽然看似高比例，仍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每天高强度消耗在路上。

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越长，主观幸福感越低，尤其是单程超过 1小时 的极端情况，对生活满意度明显打折。

甚至，北京通勤研究显示，每增加10分钟通勤时间，抑郁概率就增加 1.1%。这证明通勤本身就是一种心理压力源，尤其对蓝领、年龄较大人群影响更明显。

每天早上，我开着车在城市里疾驰，和无数个像我一样的打工人，一起被时间和堵车追赶。

11公里，一个小时，这只是中国千万个通勤故事里最普通的一种。

通勤带走的不仅仅是时间，还有一个人面对生活的力气，甚至会蚕食掉生活的热情。

也许，有朝一日，当城市学会为人留出更多喘息的空间，我们才能不必把大半的清晨，交给漫长的路途和无尽的疲惫。

通报发出后，有学生家长质疑，“做心脏复苏都好几个，怎么才一个（逝世）？” —— 媒体「水瓶纪元」

肇事车辆车牌号显示为湖北省十堰市本地车；撞车后其左右侧后视镜都未打开，撞车后前方保险杠全部损坏，车头碎裂变形，挡风玻璃有撞击痕迹，上面落着一只白鞋。行车记录仪捕捉到的撞人过程中，刹车尾灯全程未亮，后视镜未打开。不止一位家长称，被车辆撞击的重庆路小学学生，多属于一年级13班，其他班放学时间和事故时间错开。刘静等家长告诉水瓶纪元，事发时，一年级10班之后的几个班正在放学。

10月22日17时29分，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重庆路小学附近十字路口发生撞人事件。一辆白色轿车快速驶向等待红绿灯的学生和家长，多人被撞，有人倒地不起。10月25日，十堰市公安局茅箭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已查明陈某（男，48岁）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1人送医救治无效死亡，4人伤情较重（均无生命危险），多人轻微受伤。目前陈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办理工作正抓紧进行。

据同一车道上车辆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10月22日7时29分22秒，当时交通信号灯是红灯，一辆白色小轿车突然从左侧车道冲出，直冲左前方马路边等红绿灯的人群。两秒后，该车撞向在安全岛等红绿灯的孩子和接送者，有人被撞至空中腾起。红绿灯在此时才由红转绿。现场目击者称，车辆撞向安全岛人群后，仍继续前行冲撞至校旁行人路并驶出较远距离。

根据行车记录仪、现场视频、卫星地图和目击者描述绘制的事故演示图。（图_李桂芳/绘）

水瓶纪元注意到，行车记录仪捕捉到的撞人过程中，刹车尾灯全程未亮，右侧后视镜未打开。事发后，一张肇事车辆照片在网上流传，多名目击者证实，其正是网传车辆。照片显示，该车车型为比亚迪秦，车牌号显示为湖北省十堰市本地车；其左右侧后视镜都未打开，撞车后前方保险杠全部损坏，车头碎裂变形，挡风玻璃有撞击痕迹，上面落着一只白鞋。

黄菲的孩子在十堰重庆路小学就读二年级，她告诉水瓶纪元，当时她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事故发生。“他（指肇事车辆）在左车道等红绿灯，前边还有车（一同等待），突然就冲过去了。”黄菲确认这辆车闯了红灯，且在撞人过程中没有减速，甚至有提速的迹象。“（肇事车辆）速度特别快，直直地对着人冲过去的，还提速，没打方向也没按喇叭”，“速度快到都没人反应过来”，“（把人）撞飞了都，严重得很，人又多”。据她目测，现场有几十人被撞，“几个特别严重的都不动了”。

多位学生家长告诉水瓶纪元，事故发生时间正值一、二年级学生放学，家长和孩子聚在安全岛上，一同等红绿灯。事故地点紧邻重庆路小学新校区，一、二年级学生出入该校区校门，在老校区的三、四、五、六年级学生走旧门。学生家长刘静告诉水瓶纪元，新校区于今年8月底竣工。

公开信息显示，重庆路小学新校区位于重庆路65号，现有占地面积38665平方米，建筑面积17789平方米，现有班级57个，学生3028人。

因近日总在下雨，刘静常步行接送两个孩子。恰巧22日这天出门较晚，刘静不得已骑电动车去新校区接候在学校保安亭的孩子。事后刘静感到后怕，如果那天走着接孩子，她和孩子大概率会在事发时出现在事发地。刘静回忆，22日傍晚，当她带小儿子走出拥堵异常的新校区校门后，听到了因事故发出的异响。当时她距事故区域约30米。

“突然就好多人赶紧冲过来，速度非常快，‘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就这种喊的声音。”刘静回忆，喊话的人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阿姨，无暇理会刘静的询问，继续边跑边喊，“压死好多人啊！好多好多人啊！”众人跑去寻找校方的保安。一位手持很粗的棍状物，身型魁梧的保安随后带了五六号人赶赴现场。 刘静指出，接孩子的家长很快围了过去，校方也在第一时间到了现场。

经过“一片狼藉”“不忍直视”的现场时，刘静说，她自己心生恐惧，不敢细看，只“大致瞄了一眼”。据她回忆，她看到现场有两个六七岁大的女孩躺在地上不动弹，分别穿黄色衣服和紫色衣服，“孩子没有反应了，书也洒了一地，就躺在那儿”；现场有保安给其他孩子做心脏复苏，但孩子看起来状态不佳。去学校另一侧的老校区接到另一个孩子后，刘静再次路过事发地，她留意到，现场前后至少有9辆救护车停在路旁，交警亦有到现场。

事故现场行人路上，疑似肇事车辆留下的轮胎划痕。

刘静注意到，安全岛上没有护栏，行人路上正对着安全岛的四个路障石全被撞倒，行人路更远处的四个路障石中有两个断裂。刘静事后在行人路上看见一道明显的黑色划痕，她认为是肇事车辆撞击受阻后车胎和地面摩擦留下的，有可能是车辆最终停下的位置。一位身高约1.6米的家长迈步丈量，从安全岛上的土堆处步行至该划痕，走了90步。

令刘静感到庆幸的是，三、四、五、六年级学生都在下午5点40分放学，这些高年级的孩子基本没有家长接送，“这避免了更大型的灾难”。

事发现场照片，多名幼童和家长被肇事车辆撞倒。

近两个月来，十堰阴雨连绵。事故当日天空阴暗，最低温度5.6℃，也是当月最低气温，很多行人都戴着帽子。网传视频显示，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故，家长们茫然地拿起孩子肩上的书包，或安抚受惊的孩子。许多人沉默地坐着或躺着，一位女士上衣里的填充物飘落全身。有人现场进行抢救，亦有倒地者无人顾及。圆柱形路障石翻倒在地，不止一辆电动车被甩在一旁，碎片四散。

据现场视频，有着迷彩制服、穿黑色马甲的辅警扶着躺在绿化带中的孩子拨打电话。一男性正对一儿童进行心脏复苏，孩子脑后鲜血成流；一旁的城管托住其下巴，提醒周围人拨打120。一位母亲双手搭在浑身是泥的孩子身上，神情悲痛。有孩子身体陷在土堆里，有家长试图叫住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视频中有打电话，抢救，喧哗的议论声，孩子的哭喊声，以及躺在地上、鞋子丢失的成年人与未成年人。

事发现场照片，多名幼童和家长被肇事车辆撞倒。

据刘静介绍，一、二年级参加晚托的学生分别于下午5点20分左右和5点30分左右陆续放学，这也恰好贴近事故发生时间。不参加晚托的学生提前一小时放学。因放学太早的话家长可能还未下班，或考虑到避免没人监督孩子做作业，只有极少数学生不参加晚托。

不止一位家长称，被车辆撞击的重庆路小学学生，多属于一年级13班，其他班放学时间和事故时间错开。刘静等家长告诉水瓶纪元，事发时，一年级10班之后的几个班正在放学。10月22日当晚，刘静在读一年级的孩子的班主任逐一给家长们打电话，询问孩子是否到家。与此同时，刘静所在的家校联系群被设置为禁言状态。

事发后，被全员禁言的重庆路小学家长群。

刘静表示，事故发生区域是附近住宅区“汉成国宾府”和“冠城·美立方”居民前往重庆路小学的必经之地。刘静住在“冠城·美立方”小区，居民伤亡情况严重，“人尽皆知”。看到朋友的母亲没来跳广场舞，刘静才从朋友口中得知，对方母亲当晚接孩子放学时被撞到牙齿，腿需要做手术，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刘静告诉水瓶纪元，学校附近的交警看到人群议论时会直接驱赶，“如果说（在学校附近）真的要问的话，大家都愿意说，可是就害怕那些便衣。”小区里讨论的人多起来时，大家也会自觉地立刻散开。

事故发生当晚，刘静说，她所在的“整个小区好多人都没睡着”。黄菲也表示：“这两天都睡不好，闭眼都是（现场画面）。官方（当时）没通报，但是看到了都知道有多严重”，“都是当妈的，看了真是心里不得过”。有不少人猜测，官方当时的沉默是怕影响到10月24日当地举办的第八届武当太极拳国际联谊大赛。黄菲感到难过，“消息压得死死的。可是那些家长该咋办。”

从22日傍晚事发到25日官方姗姗来迟的通报的空档里，伤亡人数在官方沉默中衍生出多个版本。十堰市民李丽22日当晚7点在十堰市人民医院带孩子看病，恰巧看到医院大厅和急诊室外有众多交警，区长随后赶来。李丽通过他们的对话得知，多人正被抢救。刘静听周围人称，有19人在太和医院接受救治，附近一家人民医院收治3名轻伤患者。

各平台搜索界面，点击对应联想词条检索，难见事故相关内容。

许多居民因恐惧被“喝茶”、被“上报”，不太情愿谈及此事。水瓶纪元拨打重庆路小学附近公司法人电话，对方以“政府不让讲”为由拒绝置评。尽管社交平台上市民的相关发布和评论转瞬即逝，仍不断有人发布相关内容。通报发布前，人们质问官方为何不公布此事，愤怒谴责肇事者，悼念遇难者，哀叹言论受限。有人在抖音发送相关视频后，被警察致电警告，在QQ空间发布的相关视频亦会被删除。部分现场图片即便经过旋转、涂鸦，仍无法在小红书内发送。多位网友评论称，在微信群内传播相关视频后，群聊随即被解散。

10月23日上午，刘静送孩子上学时，发现现场被打理得极其整洁，“花坛边带有血迹的叶子都清理干净”，她依稀能看出柱子上和地面缝隙内还残留着血迹。线上线下一致的一尘不染令刘静感到不适，“好像（遇难者）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一样”事故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她认为不能这样不了了之，“那个人（肇事者）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事件？”她翻看《十堰晚报》，没发现任何她想知道的信息。刘静称，学校部分家长“敢怒不敢言”。“发生这么大的事件都不给个说法”，刘静感到伤心，“ 生命不能随意践踏呀！”

10月24日，附近路段仍像往常一样施工，新的拦路石被安置在人行路上。刘静从家中有人因事故住院的邻居那里得知，每位住院患者由区政府的2名工作人员看守，没收手机。有非本地户籍的病人户籍所在地的官员赶来。10月25日，通报发出后，有学生家长表示质疑，“做心脏复苏都好几个，怎么才一个（逝世）？”

出于对肇事者的愤恨，有人在受访时禁不住飙脏话。不少家长认为肇事者在蓄意报复社会。国内近几年频发恶性随机伤人事件，包括多起车辆驶向人群事故。有受访市民感慨：“现在社会不可预知的事情太多了。”刘静亦表示，“今天可以避免，以后（是否会发生）都未知。”

事故发生后，重庆路小学的学生家长仍在正常接送孩子，一个未被注意到的拦路石躺在花坛中。（图_受访者供图）

（文中黄菲、刘静、李丽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