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n as the disgraced financier’s crimes were revealed, newly released emails show how academics at top universities stuck by Jeffrey Epstein, often seeking his help and offering it in return.

© Leah Millis/Reuters

The former Harvard president has come back from controversy before, but revelations in new Epstein emails are threatening his omnipresence in public life.

© David Degn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使得地方政府对公共基础服务的财政补贴越发吃紧。」

特约撰稿人 曹风

日前，广州时隔12年拟再调整中心城区水价，一场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却引来诸多争议。

4月3日，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广州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针对广州市中心城区供水服务区域内（包括越秀区、荔湾区、天河区、海珠区、黄埔区、白云区、大学城区域）供应的自来水价格进行调整，并给出两个方案进行比选。

其中区别为，方案一的居民生活用水“保本微利”、其他用水“合理盈利”，方案二的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按成本定价、其他用水“合理盈利”。两套方案中，平均供水价格均由2.53元/立方米上涨至3.4元/立方米，涨幅达到30%以上。

改革方案中提到，此次自来水价格调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现行水价实施接近12年，城市供水成本已发生较大变化，广州市自来水公司的供水业务亏损从2020年的-4.47亿元扩大至2022年的-6.53亿元，供水销售收入已无法弥补含税成本；二是广州的居民生活用水量远超同期其他一线城市水平，需要增强水价的节水约束作用。

5月9日，广州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举行，参与听证会的17名听证代表， 包括普通居民消费者9名、非居民消费者3名、经营者1名、其他利益相关方1名、人大代表1名、政协委员1名、专家学者1名。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参会的17名听证会参加人均表示理解和支持水价调整。其中，9名听证代表支持了居民用水涨价幅度更大的方案一，7名居民消费者代表支持居民用水涨价幅度相对较小的方案二，还有1名代表没有选择支持的方案，认为调价幅度可以进一步调整。

随着听证会结果在网络上的传播，“被代表”的质疑声音开始出现。

有网友在听证会相关报导中，发现其中一名听证代表为广州荔湾区亲临食府负责人黄志辉。据《广州日报》“大洋网”报导，黄志辉在听证会上表示，“水电气作为经营的重要支出，每个月的水费支出为700至800元。水价涨幅不要太大，单价最好控制在4元以内，不要给企业增加太多负担。”

网友因此认定黄志辉为支持居民用水涨价幅度更大方案的9名听证代表之一，亲临食府在美团、大众点评、百度地图等软件上的留言区开始出现大量一星差评，有网友表示“为什么代表我们加水价，这种没有良心餐厅”。

疑似受到此次听证会风波影响，5月23日，广州市从化区发布通告，原定于5月28日召开的从化区自来水价格听证会“因故延期举行”。

广州自来水的涨价并非孤例，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多地的公共服务因为涨价、价量异常等情况已经屡次引发风波。

就在4月，重庆多名用户在互联网上发帖，称自从去年更换燃气表后，燃气费突然异常飙升，有用户表示，平时50元左右的每月燃气费，暴涨五倍到了270元。

4月13日，重庆市政府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并于19日公布初步调查结果，称当地涉事燃气企业存在错抄和违规估抄、燃气计费周期混乱、价格政策执行不到位、换表工作组织无序、工作力量严重不足、内部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六大问题。

其中重庆燃气集团沙坪坝分公司2024年1-4月因手动录入错误产生用气量增高的1085笔、涉及气量19.05万m³，未入住估抄错误产生用气量增高的106笔、涉及1.16万m³，长期未成功入户抄表造成累计抄表数按更高阶梯价格收费234笔、涉及27.91万m³。

调查组当日表示，重庆燃气集团上级机构已决定免去车德臣的重庆燃气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

4月26日，联合调查组在深夜发布此次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共检定燃气表754只，只有两只表“转得快”，且未发现加注气体设备，智能燃气表无法通过远程或者芯片改写燃气表上的用气量。4月10日以来，共发现企业多计多收气费3837件，涉及气量1658905立方米，涉及金额3378971.64元。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重庆燃气的2024年一季度财报，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7.03亿元，同比增长4.33%；实现净利润-5144.32万元，同比下降1.76%。

重庆的闹剧之外，天然气价格上涨已经成为趋势。

起因是2023年6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表示要促进终端天然气价格及时反映市场与上游成本变化。，湖北、辽宁、江苏等多个省份也在随后出台实施意见。

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自2023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以来，超过130个市县发布了联动机制文件或者通知。其中，在目前已明确价格调整幅度的地区中，基础居民气价上调的平均金额为0.26元/立方米。

今年4月，江苏省丹阳市在发布的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方案中表示，按照该市居民用户占比达86%的第一阶梯的大多居民用户，户均年用气量178立方米测算，预计居民生活月均增加支出3.58元，年增加支出43元。

在价格联动机制推出之前，中国国内燃气企业上游依赖于“”三桶油”（即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供应气源，而各地城市燃气企业的营收主要依靠居民端燃气销售，定价权往往掌握在当地政府手中，利润则依赖于政府补贴。整体而言，地方的燃气供应企业在日常经营中掌握的自主权相对受限。2022及2023年的供暖季中，河北等地的城市燃气公司曾因为上游价格过高，出于减少自身亏损的目的，出现限制购买或断供天然气的情况。此前的天然气价格方案已经很难维持下去，涨价已是势在必行。

今年3月以来，中国国内已经至少有深圳、成都、莆田、福州、镇江、丹阳等六个市县调整了居民用气价格。其中，深圳第一、二、三档价格分别上调至3.41元、3.91元、5.16元，涨幅分别为10%、9%、6%。

水价、气价的上涨趋势已成定局，电价也有了上涨的传闻。

2024年5月，一则有关居民电费涨价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平台上传播，称居民电价将自6月1日起上涨，同时取消谷峰计价，改成分段计价。5月13日，中国A股电力板块持续走强，截至当日收盘，甘肃能源、西昌电力涨停，多家电力企业跟涨。

据第一财经报导，国家电网客服回应称，“暂时没有收到价格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也未收到供电公司的相关电价调整通知。”

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电价的上涨恐怕难以避免。

2021年，国家发改委在答复网民关于“建议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鼓励城乡居民多用清洁的电力资源”的留言时曾表示：进一步深化电价市场化改革要求......使电力价格更好地反映供电成本，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形成更加充分反映用电成本、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居民电价机制。

无论是水、气还是电的供应，在中国都属于公共基础服务行业，作为垄断或者准垄断行业存在，同时依赖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巨额财政补贴，才得以实现较低的供应价格，其中不少都处于长期亏损状态。如前述提到的广州自来水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为33.15亿元，当年获得的水资源费补贴、项目财政资金等其他收益就达到1.91亿元，但利润总额仍为-2.6亿元，持续亏损。

但在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尤其是因房地产行业萎靡连锁反应的土地出让金减少，使得地方政府对公共基础服务的财政补贴越发吃紧。（延伸阅读：《数说中国房地产行业：库存高企，销售暴跌，楼市的冬天还会持续多久？》）

仍以广州市为例，长期以来其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都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2022 年，广州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629.2 亿元，下降31.8%，其中土地出让收入1,552 亿元。广州市政府在预算报告中明确写明“收入下降主要是受疫情和房地产市场环境影响，区级土地出让收入低于预期。”（延伸阅读：《数说疫后中国经济：封控解除一年后，在面临什么样的危机？》）

放眼全国的情况，2023年的中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70704.85亿元，下降9.2%，原因是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了13.2%。

补贴难以为继后，地方政府疑似正在“甩包袱”，把维持公共服务运营的责任转移出去。

早在2023年11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就联合发布一份《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强调引入社会资本，优先选择民营企业参与，同时“不因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额外新增地方财政未来支出责任”。

2024年4月，根据该《指导意见》，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修订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也强调“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运营”，其中关于政府提供投资支持的措辞，也从原本的“可由政府提供可行性缺口补助”，成了“严防新增地方隐性债务”。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在此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泽连斯基一改过去的谨慎立场，直言不讳地密集批评中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

端传媒 国际组 发自新加坡

5月31日至6月2日，一年一度由全球国防、安全代表参与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进行。由于2023年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与美国防长奥斯汀（Lloyd Austin）在会场上仅握手寒暄，没有进一步交谈，此后李尚福又卷入对火箭军的整肃而失踪，今年新任中国防长董军与奥斯汀在会场的活动就格外受到关注。（延伸阅读：《习“大清肃”解放军高层，美情报部门指事缘腐败影响战力》）

据《华尔街日报》报导，中美两国外长进行了长达75分钟的会谈。会谈的主题被媒体概括为沟通与降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将称之为“一次积极、务实、富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美方重申了重开两军沟通热线的计划，但也敦促北京遏制在台湾和菲律宾附近的军事活动，并警告中方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将会引发后果。

两人之后进行的主题演讲同样是在总体克制的基调中偶露锋芒。董军的演讲主要关于“地区各国山连山，水连水，唇齿相依，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但在涉及台湾时，董军言辞激烈，称“外部干涉势力正在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地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并威胁“谁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必将粉身碎骨，自取灭亡”。（延伸阅读：《赖清德、萧美琴就职，就职演说显示对两岸事务强硬态度》）

较去年李尚福的“中国军队不会有丝毫迟疑，不畏惧任何对手”，董军此次的表态来得更为情绪化。随后董军又不点名批评菲律宾“在外部势力的煽动下，毁弃双边约定，违背自身承诺，有预谋地挑起事端……配合外部势力在本地区部署中程导弹”，并威胁这将导致其“引火烧身”。

奥斯汀的演讲主旨是强调印太仍是美国的优先行动区，并例举近年来美国与印太国家的防务合作成果，但期间也特地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演讲中所说的“南海法治”一说背书，并将中菲争端称作“菲律宾面对的骚扰”。有趣的是，在奥斯汀演讲结束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院曹延忠大校提问，美国是否在建立“亚洲版的北约”，并暗示俄罗斯之所以入侵乌克兰是因为“北约东扩”使然。随后奥斯汀驳斥了曹关于俄乌战争原因的说法，引来场下听众长时间鼓掌。（延伸阅读：《印太战略构想：对“均势”的幻觉与被推高的战争风险》）

而在因中菲争端而同样受到关注的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的主旨演讲中，许多篇幅用于强调菲国捍卫海洋主权的决心。在提问环节，中国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院长徐辉少将对其发起挑战。然而由于徐用时过长，且始终在陈述自己关于“三项原则”和“三个不”的看法，被主持人语带讽刺地打断。最后，徐问马科斯，是否认为菲律宾的行为是在“破坏区域的长期和平”。而在回答另一位与会代表的问题时，马科斯表示，只要有一名菲律宾公民——无论军民——死于与中国的冲突，那就是一条（战争）红线。

但获得全场最多关注的却是意外来到新加坡访问并参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新加坡，泽连斯基先后会晤了印尼当选总统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东帝汶总统拉莫斯-奥尔塔（José Ramos-Horta）、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新加坡总统尚达曼与总理黄循财，随后来到香会发表主旨演讲。演讲的一个重点为推广即将在瑞士举办，由乌克兰主导的和平峰会。据泽连斯基介绍，已有106个国家确认将参加此次峰会，其中包括超过70位国家领导人。他话锋一转，指俄罗斯正在通过封锁粮食、农产品等手段威胁一些国家不得前往参会。随后又不点名指出“今天”收到了“一些国家”帮助俄罗斯破坏峰会的负面信息。

在此后的外媒群访会上，多数记者的问题都有关中国，而泽连斯基亦一改过去的谨慎立场，直言不讳地密集批评中国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对于中国和巴西表示不会参加没有俄罗斯的和平峰会，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是战争受害国：“没有人有资格告诉它战争该如何结束”。

对于中国正在积极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生产的报导，他认为，“如果中国支持俄罗斯，战争将会更长久，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坏事”，也违背中国所宣称的尊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

关于和平峰会，泽连斯基明确指出，俄罗斯正在利用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试图破坏峰会。“很遗憾，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成了普京的工具。”他称他国可以不参加峰会，但如果破坏峰会，阻止他国领导人参加，这就是在支持战争。而如果支持侵略者，就意味着“和它遵循同样的生活规则，有着同样的国家政策”。

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中方始终不愿接受和平峰会的邀请，也不与乌方进行面对面对话。两国之间目前没有很强的联系，“因为中方不愿意”。

而上文提到的徐辉少将则在会场外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想“奉劝”泽连斯基，“要考虑乌克兰人民生命的价值，要搞清楚他在为什么而战”。而作为论据，他引述了由俄罗斯宣传机构炮制，并在中文互联网上大量传播的虚假消息，称“拜登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徐的这段话引起不少批评，随后被从多数官媒频道中删除。

香会结束后，泽连斯基又出乎意料地飞往马尼拉，正式访问菲律宾。泽连斯基在菲律宾感谢马科斯总统前往瑞士参加和平峰会的决定，并表示今年将在马尼拉设立乌克兰使馆。在马尼拉，泽连斯基接受了菲律宾媒体 Rappler 专访。面对记者有关乌克兰遭俄罗斯侵略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所遭挑战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的问题，泽连斯基给出了肯定答复，并且表示，“如果乌克兰沦陷，被俄罗斯完全占领，我们就会在其他大洲看到这场战争。它有可能发生在你们的方向，你们的地区。”（延伸阅读：《海上摩擦加剧，中国菲律宾关系滑向寒冬》）

根据《金融时报》近期的一篇报导，泽连斯基正因战争局势与和平峰会的前景而“深感焦虑”，并且非常担心华盛顿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并在大选前结束战争。

报导指，泽连斯基的办公室甚至向官员和议员发布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大家“批评”拜登与习近平不参加峰会。

即使在香会现场，他也流露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在我们的和平峰会后，俄罗斯也举办一场有许多国家参加的会议，这将表明世界的分裂，这是一个不好的趋势。”（延伸阅读：《图解24年春季乌克兰前线危机：新美援终获批，但远水不解近渴》）

目前，中方对于泽连斯基的批评似乎选择了淡化、回避处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6月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使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光明正大”等四字词语形容中方的立场与做法，并没有选择回击。截止截稿时，对于泽连斯基在菲律宾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也尚未见到中国有官方回应。上海官媒“澎湃新闻网”曾以“碰瓷南海？泽连斯基访菲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菲律宾’”为题转载了访谈视频，但随后报导被删除。

而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乌克兰副外长6月6日飞赴北京，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进行了双方外交部级别的磋商，并“就乌克兰危机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莫迪政府在此次大选中的失利和其经济政策扩大了贫富差距有关。」

特约撰稿人 阿齐

将近3个月的分阶段投票后，2024年的印度大选在6月4日落下帷幕。开票结果显示，现任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联盟“全国民主联盟”（NDA）获得议会过半席次，有机会组建政府。如不出意外，莫迪将成为印度历史上少有的连续任职三届的总理。

不过，莫迪所属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此次表现让许多观察者大跌眼镜。相比上届2019年大选中获得的超过300个席位，印度人民党此次只获得240个席位，丢失多达60多个选区，也失去了单独政党过国会半数的优势。

而反对党组建的由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领导的印度国大党（INC）牵头成立的“印度国家发展包容联盟”（I.N.D.I.A）此次大概率获得约201个国会席位。其中印度国大党99席，是2019年选举结果的两倍。这也是2014年来，印度反对派政党联盟在对垒莫迪时获得的最好成绩。

印度大选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民主选举”——登记选民数量达到9.7亿，政府动员超过1500万公职人员参与选举工作。此次选举还遭遇印度北部的极端炎热天气，连续多日气温逼近50摄氏度，仅在北方邦就有超过30名选举工作人员因此中暑殉职。

选前，多数评论都认为莫迪将不意外获得第三个任期。莫迪阵营也打出希望获得超过400个议会席次，达到议会三分之二多数的口号——“Abki Baar 400 Paar”，即“这次要400席”。三分之二多数，也是修改印度宪法所需的议会席次门槛。（延伸阅读：《“最后的民主选举？”印度大选面临的威胁｜端闻 Podcast》）

6月1日选举结束后，印度数家电视台和机构公布了其出口民调结果。这些结果均显示莫迪和印度人民党会以大比数赢得大选——其联盟将在议会下院543个议席中取得353至 401个席位。这一民调结果当时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但6月4日的开票结果显示，这些民调和实际投票结果相差巨大：莫迪的执政联盟不仅未能达到三分之二多数，还在其重要的北方票仓遭遇了巨大挫败。

根据当地时间截至4日凌晨的开票结果，印度人民党在印度人口最多、议席最多的行政区北方邦（Uttar Pradesh）遭遇了巨大挫败。印度人民党此次在北方邦只获得34个议席，比2019年大选少了23席，比2014年大选少了32席。而北方邦本次选举的最大赢家是传统本地政党“社会主义党”（SP），获得36个席位。（延伸阅读：《得北方邦者得印度？执政印度人民党大胜后，莫迪势续推改革、争取连任》）

北方邦历来是印度人民党最重要的票仓，也是莫迪亲自参选的选区所在地。一些分析认为，此次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在北方邦的失利，源于其过度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一方面其忽略了基层民众的经济诉求和福利，普通人对通货膨胀、失业率高企和官商勾结积累的怨气通过选举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反对党联盟在北方邦实现了深入整合，将中等种姓和不可接触者的政治力量合而为一，在多个选区成功击败了印度人民党推出的候选人。

除北方邦外，印度人民党还在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西部的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南部印度高新科技重镇班加罗尔所在的卡纳塔克邦（Karnataka）等地大幅丢失了议席，这些邦此前都被认为是印度人民党的重要议席来源。

随著选举结果逐渐明朗，莫迪和反对党领导人都发表了公开讲话。

在演讲中，莫迪表示自己将领导组建联合政府实现第三个任期。他除了历数自己此前的政绩之外，还感谢了选举工作人员，称在炎热天气下维持110万个投票站和500万台电子投票机是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克什米尔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让批评印度的人无处遁形”；此外，莫迪还向支持者们表示，尽管反对党全部团结起来，但是获得的席位仍然没有印度人民党一个政党多。（延伸阅读：《才废克什米尔自治，又燃族群冲突火种，莫迪想要一个怎样的印度？》）

反对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则在演讲中手持一本印度宪法，表示反对党联盟阻止了印度人民党和莫迪获得三分之二席位，保护了印度的宪法和民主制度：“我对印度人民无比骄傲，我对大家阻止了这次对宪法的进攻而无比骄傲”，“是印度的穷人——工人、农民、不可接触者、部落民……是他们挺身而出拯救了印度宪法。”

在此前的选举宣传中，反对党联盟多次宣称：一旦莫迪和执政党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多数，他们就将动员修改印度宪法，将印度的国家体制从世俗主义改为印度教神权政治。

一些分析认为，莫迪政府在此次大选中的失利也和其经济政策过度倾向印度的财阀寡头家族，忽略了穷人的基本生活，扩大了贫富差距有关。《印度教徒报》6月4日晚间的一篇评论文章就指，大选结果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人们对经济分配情况不满，要求经济正义，要求政府面对失业问题、零工经济问题、物价上涨问题和工资过低问题。（延伸阅读：《印度大罢工：在私有化与疫情夹击下，伤痕累累的印度人民》）

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在出口民调数据出炉后，与莫迪政府关系密切的印度亿万富翁阿达尼（Gautam Adani）旗下的数只股票一度大幅上涨，但6月4日随著大选计票进行，其旗下企业股价大幅下跌，其中阿达尼港口和经济特区（Adani Ports and Special Economic Zone）当日收市时下跌了21％。

路透社则指6月4日当天，外国机构投资者在印度股市上抛售了约合15亿美元的印度股票。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晚间8时9分，超过2000名参与者起身默哀64秒，向六四事件罹难者致意。」

端传媒 编辑部

今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35周年纪念日。在台北，“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24个公民组织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民主大道发起“追求⺠主，无畏无惧”六四35周年晚会。晚间8时9分，超过2000名参与者起身默哀64秒，向六四事件罹难者致意。

晚会上邀请了六四亲历者和台湾社运工作者进行短讲。在事件中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以及六四事件中的学运领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录制影片，在影片中他们呼吁世人勿忘六四；曾被中国大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也到场，他演说称：“六四以前的中国，中国人还有一点点贴大字报的自由、一点点上街抗议的自由，但在六四以后全都没有”，他还批评中国现时“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剥夺图博人的权利、在新疆设再教育营、撕毁香港的一国两制”。

晚会现场也设有哀悼亭及烛光排字．开放公众进行追悼，不少青年、学生也手持烛光致意，也有港台艺术创作者发表行动剧、音乐演出等。也有民众自发性举着标语“勿忘六四”，以及喊出“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Taiwan”、“Stand with Hong Kong”等口号。

甫上任的总统赖清德今天也发表贴文吊念，他称“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六四，更因为全球心系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唯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保护人民。”

台湾三大主要政党也都对六四事件35周年发表观点。

其中，民进党发文指“35年前，无数勇敢的中国人民和学生，为争取民主自由不畏极权走上街头⋯⋯却遭到中共当局暴力镇压，许多生命消逝，留下历史的伤痕与创伤⋯⋯中国发生‘六四民运’的隔年，台湾有了‘野百合学运’，同样都是以学生、青年为主，对抗当时的威权政府，要求实施民主改革、贯彻普世价值⋯⋯35年过去，中国仍是极权、压迫异己，而台湾这个国家已经是世界的台湾，在经济、民主等指标上都有亮眼的成绩。”

其进而质疑称：“当国际间民主国家们都在抵制素行不良的中国，台湾的在野阵营，却不时与中国唱和，甚至意图利用扩权以及修改反渗透法、国安五法、来侵害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伤害国家主权与安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在今天发文谈论六四事件。他指“回顾当年的六四前夕，是两岸人民跨越时空和意识型态，最紧密相连的一刻。”

他在文中称，解放军开入天安门广场的前夕，中正纪念堂广场和天安门广场保持电话连线，“连结两岸的不再只是历史、文化、和血脉，更是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性尊严等普世价值的共同期待。”他还表示“中国国民党永远与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所有好朋友们站在一起，我们坚定捍卫中华民国，守护这座华人的民主灯塔”。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发文纪念称“一个国家是否进步，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历史中难以面对的日子”。柯文哲指尽管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六四事件却在人民心中留下“尚未愈合的伤口”，“直至今日中共当局依然把六四定位成‘反革命暴乱’，把热爱国家的年轻人，形容为颠覆政府的叛乱份子，这对经历六四学运的那一代人来说，实是不可承受之重。”

他最后将六四事件和228事件相比较：“有真相，才有原谅。有原谅，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和平。”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其实做不到任何事，少少的悼念是需要的。很简单的，没有特别的胸怀，是人的心。”」

端传媒编辑部

今日（6月4日）是六四35周年，亦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23条）落地后首个六四。这年，香港连续第4年未见大型悼念集会。

距离支联会上一次在2019年的六四维园烛光晚会，已经过去5年。几年过去，支联会解散、实体悼念被禁、悼念的人身陷囹圄、坐落在大专院校的六四艺术品亦遭移走。这年，规模更大的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再次占据维园，由下午一直开放至晚上。场内载歌载舞，消费气氛浓厚；场外寂静绷紧，警方重重布防，全日截查带走多人。

尽管警察严密驻守铜锣湾一带，现场仍见有市民以电话亮起灯光，亦有人身穿黑色上衣在维园长椅上安静地坐着悼念。

维园以外，在香港各区，前民主派区议员开设的店舖遭警察上门调查，包括朱江玮的店舖“如一 AsOne 团购网购平台”。六四前夕，有警员在前民主派区议员黄文萱开设的“猎人书店”查阅出入人士身分证，陈嘉琳今早亦在西贡被警察截停搜查。

晚上，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内，点起了悼念六四的烛光。

警方严密布防，有市民点蜡烛、以电话亮灯光

入夜，维园市集传来音乐，有穿黑衣的人散落在场外的角落。他们沿维园步行、停留，或坐在长椅上。警方加重布防，不时截查市民。晚上8时许，两名身穿西装市民在喷水池附近长椅点起蜡烛，大批警员包围二人、拉起橙带搜身，随后放行。

其中一位市民Thomas 表示在维园亮起过蜡烛，并持续了一分钟。警方随即上前叫他扑熄，并叫来康文署职员，他获告知违反康文署场地使用守则，给予一次警告后获放行。他指心情平常，因是预料之内。

另外，市民卢先生沿天后步行至维园方向时用电话显示烛光相片，被警方和康文署职员阻止，指他引起“骚动”，并登记他的身份资料。他最终在大批警员陪同下送离维园。他说，他问警方自己犯什么法，但对方答不出。“相煎何太急呢，大家都要尊重死去的学生，悼念他们很正常的。”

在铜锣湾东角道，街上不时有穿黑衣的人路过，但警方的截查未有如往年频繁，也没有以帐篷搭起搜身区。

街上动静不大，悼念者比以往低调，但仍有人亮起一点光。70多岁、退休教师何女士一身黑衣，开着电话手电筒，独个穿梭铜锣湾。她说，35年前很多人走出来，“值得为他们做少少事。”她今日从湾仔步行至维园，沿路为死难者祈祷，“希望他们已经回到天父怀中，以及（我们）将来仍有希望。”

她指自己原本不知道如何悼念，但若然没有纪念，回家也会不开心。后来，她在百德新街见到有人亮起电筒，便照着做。

何女士说，自己从未缺席支联会的六四集会，最近几年没有集会，她也照样来铜锣湾。她哽咽道，“其实做不到任何事，少少的悼念是需要的。很简单的，没有特别的胸怀，是人的心。”“（六四事件中民众）是一些手无寸铁的人，只不过走出来想改善那情况，他们受了很残酷很不公平的手段。我永远都觉得政府要爱护自己的人民，你不爱护自己的人民，做什么都没用。”

另一名任职程序员的 Brian 头戴绣上“freedom”的鸭舌帽，身穿印有“黑白 consciences”的黑色上衣，独自坐在维园外围的长椅，悼念六四。2019年前，六四于他太遥远，他从未踏足维园悼念。2019年后，他感觉自由收缩太快，与六四产生共鸣，每年都在不同地方自行悼念，今年他选择到维园默坐。

Brian 认为，六四是值得记住的事，“一堆人被杀，（官方）觉得自己没有错，这是不对的。”

看到多人因悼念被捕，“只手划空气（指行为艺术家三木）又拉、举朵花又拉”，加上邹幸彤等八人被捕，Brian 心中也有恐惧，“但如果惊就缩埋，咩都唔做、唔谂，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在他眼中，默坐的意义是让人看到人们没有忘记：“始终过去的事对未来有启示，是一种坚持。”

他又指着维园没有办市集、但挂上“场地清洁中”、“暂停开放”的另一半球场，认为当局特地占用场地，“很夸张”。

穿黑衣黑裤、年近80的何先生在市集外长椅静坐，他亮起手电筒后，警员随即上前阻止并警告他，若继续做引人围观的行为，或触犯法律。警员抄下其身分资料后离开。

近9时，人称“姨婆”的老妇和一名男子出现在崇光百货对出，她手持《香港国家安全法解读》，男子颈上挂有毛泽东照片。不到数分钟，二人被警方带上警车。

较早前，下午约3时，铜锣湾东角道一带逾半百警察戒备，包括军装及便衣警，警员均穿上战术背心，现场停泊至少三辆冲锋车。崇光百货外平均每两分钟，便有2至8名警员一组走过。一辆“剑齿虎”装甲车停泊在记利佐治街，有途人驻足拍摄。警员亦在维园附近结伴巡逻。

3时许，一名老伯在崇光百货外举起两张手写标语，一张写上题为“六四”的诗，指“念89”、“悼64”，“那些年/维园烛光如火海/但现在/人杳！烛灭！”；另一张题为“两岸三地”，罗列了中港台三地的社运。期间他未有发言，但有警员指他扰乱公众秩序，构成“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罪”﹐将他包围、搜身并带上警车。

数分钟后，任职报纸编辑的刘先生被警员带至怡和街搜身，最终放行。他指自己上班经过，行经警车时欲拍摄便被截查，他觉得：“无乜感觉，好多人可能都试过，我以前都试过”。他指自己以前六四会到维园，被问到集会消失数年、无法参与，他答：“有第二啲（其他）方式的。”

此外，社运人士王凤瑶在铜锣湾地铁站外手持一束鲜花，另一只手举起5字手势，并高叫“平反六四”、“人民不会忘记”等口号。警方指其高叫的口号有机会违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23条）的煽动意图，她随即被带上警车。

特首李家超今日早上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被问及“六四”是否禁语、市民谈论和悼念是否违法等，没有正面回应。他指针对“个别日子”，政府立场清晰，“任何公众活动必须守法。”他又称仍有力量尝试破坏香港稳定和国安，市民要小心“有人骑劫议题，借题发挥去搞事。”

维园之外，警察调查前民主派区议员店舖

除维园一带，警方在各区亦有行动。六四前夕，前公民党区议员黄文萱于深水埗开设的“猎人书店”门外张贴“35/5”字样。书店于6月2日发文指，有自称深水埗分局警员指控其门前的梳化阻街，并在门口登记出入人士身份证。

6月4日下午，书店外的“35/5”红色字样依旧，一街之隔有警车停泊。据报，较早前有5、6位便衣警员驻守书店外，并截停其中一位店长。店内书墙上，香港剧作家庄梅岩创作的舞台剧《5月35日》放在中间，书架角落则放上六四书籍，如《六四见证：四十八名目击证人的报告》。

这天到访的人仍然不少，其中包括90后的彭先生、邓小姐、Rita 和50后的阿勤。他们在附近工作，也是书店的常客，今日趁午餐时间到访。阿勤说从新闻上看到警方要求书店移走梳化，他们很喜欢那张“自由空间的梳化”，便过来看看它是否已经回到原位。邓小姐说，“这是书店，所有的日子都应该可以自由出入。”

对于日前有警员检查到访者的身份证，阿勤说她没有因为警方在场而害怕，“现在出街，多些人保护我们。Rita 说：“政府用心良苦，用尽所有方法去提醒我们，6月4日又来了。”她看到政府近年对六四“愈来愈害怕”，但她并不明白，“为什么要害怕悼念、为甚么要害怕一段记忆？”

他们今日会以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邓小姐说，“我一定不会忘记。”阿勤说，“一日不平反，一日都不可以忘记。邹幸彤一日不出狱，一日都不会忘记。他们拉了邹幸彤，令到大家更清楚六四是什么事，更想追寻的是什么事。”

书店内，还有去年六四在铜锣湾被警方带上警车的社运人士杜志权。去年，他身穿“不想回忆，未敢忘记”黑色上衣到铜锣湾，被警方带走，直到深夜获释。他说在铜锣湾出入是市民基本权利，“但现在变成在某些日子，某些人不可以去某些地方。”不过，他觉得香港传媒的报导还可以传到外界，所以“还可以的时候，应该要做多一点。”

他今年52岁，1989年从电视上看到六四直播。作为见证者，他觉得，“要很努力地用我们的口，去到哪里，传到哪里。”他又表示不认同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的“宽恕论”，觉得宽恕的前题是“认错”。“补救是另一回事，你怎样补救，全世界万千种方式，首先你要认错了，但现在这一刻都没有。”

在旺角，下午约2时，10多名便衣警在由前民主派区议员朱江玮开设的店舖“如一 AsOne 团购网购平台”楼下聚集，及后有约4、5名警员入内调查，并禁止在场记者拍摄。其后，小店收起六四相关的纪念品，包括原本放置在收银处的一排电子蜡烛，及售卖的“自由六月”明信片和胶纸。朱江玮指未能透露调查详情，又指“如一”逢星期二例休，但每年六四都会照常开舖，和上门客人聊天。朱原定4日于其旺角商店派发蜡烛悼六四。

另外，前西贡区议员陈嘉琳在6月1日在“西多”专页发文，指收到将军澳警民关系组电话，询问她会否在6月4日跑步，又问“系咪斋跑（是不是只有跑步）”、“无其他特别？”、在哪跑等，最后提醒她“要小心唔好触犯国安法”，并表示会再打电话给她。

4日，陈嘉琳向端传媒表示，今早8、9时在西贡出门上班时被警方迎面截停搜查，问她“公司在哪”、“这么早在西贡做什么”。她因工作关系身上有索带，被提醒“这段时期不要带索带”。离开时，警方向她表示“近来西贡都唔系咁妥当，好多差人会巡。”但她今天暂未收到来自警方的来电。

陈嘉琳称：“很感谢他们每年都提一提，因为之前可能没有那么大感受，都是他们这样提一提，提大家这个政权无处不在。”她还表示“去到35周年，说真的，他们想抹也抹不走。”

家乡情市集，有人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被带走

今年“家乡市集嘉年华”参与的省级同乡社团由往年的26个增至28个，举办日期延长至5天，设220 个摊位。嘉年华获民政事务总署的“同乡文化推广计划”拨款赞助，获多个政府政策局支持。

场内，不时见到数十人的参观团体。其中，数十名长者的衣服贴上印有民建联区议员“欧阳均诺”及其头像的贴纸，队伍中长者说，区议员组团订旅游巴士接送街坊到市集。在布景板前，另一团的领队举着迷你国旗发号施令，指挥团友站好，然后拉起“香港广州南沙联谊会”等布制横额合照。

市民张小姐和朋友由6月1日起每天都来到家乡市集，她独自拖着一个行李箱，礼盒堆至腰身高度。她指明天会继续来购物，“买不完，香港买不到家乡湖北的牛肉面。”有见维园今天的警力明显增加，张小姐称“安全好多”，并表示不知道为何今天多了警察驻守。

香港黑龙江社团总会义工 Kiki 表示，今天由4时半开档至6时，货品已差不多清光，两个摊位合共将近7000港元营业额，昨天只有约4000多元。 Kiki 称摊档今日开始减价，每款特产均减价两三成，存货足够应付翌日客人。

下午约6时，有两名男子在市集手持写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富强”等字眼的标语。他被在场保安包围，有市集职员打开雨伞、不让途人拍摄，记者举起手机拍摄亦一度被压低及用手阻挡镜头。保安表示两人违反场规，及后有警察到场。

其中一名身穿哲古华拉（Che Guevara）衣服的男子，被5至6名保安紧密围起、带离维园，有人举起伞阵遮挡；沿路上有警察在旁观察并一同走动，但未有介入，有人问警察“为何不处理”事件。及后警察拉起橙线开路，男子被保安抬起带入一蓝色帐篷，期间场面混乱，事主曾大声叫痛，并问“做咩夹住我”。事主并说自己被指身上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书籍，被指违规。最终，该名男子被带上警车。

六四前夕，首用23条拘捕邹幸彤等人

自6月3日下午起，警方在铜锣湾一带加强布防。当晚约9时，行为艺术家陈式森（三木）独自现身在铜锣湾，做出祭酒和喝酒的手势，并对空气比划“八九六四”字样，全程一言不发。大批警员随即拉起橙带，将三木和传媒隔开，又推撞在场记者。三木其后被带上警车，最终无条件获准离开。

获释后他向传媒表示感觉“几好”，“原先以为做唔到嘢，结果可以做到一啲，少少哋满足。”

三木为“这一代的六四”街头艺术活动的艺术家之一，由2009年起，艺术家自发每年在6月3日，于铜锣湾街头以行为艺术悼念六四。上年六四前夕，三木在铜锣湾被警方以“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拘捕，在被带上警车时喊道“不忘六四、打倒暴政、香港人唔好惊（不要怕）”。

同一晚上，在北京见证六四事件的时任学联代表陈清华在海滨亮起烛光、架起十字架和“人民不会忘记”标语悼念六四死难者。多年来，陈清华都会在中联办外或附近地方悼念六四。他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这是他连续第三年，独个在同一位置悼念。

临近六四，警方在5月28日首次引用23条下的“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拘捕八人，其中包括前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据报，其他被捕人为邹的母亲邹刘华珍和舅父、民主派荃湾前区议员陈剑琴、社民连义工李盈姿、前支联会常委刘家仪和关振邦，以及前支联会常委关振邦妻子潘幼翠。“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若罪成，最高可处监禁 7 年。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指案件与 Facebook 专页“小彤群抽会”有关，但没有透露细节。被问及“敏感日子”是否“六四”，邓炳强没正面回答，表示日子本身并不重要，最重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利用这些课题煽动市民憎恨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及司法机构。”整场记者会中，邓炳强未有提及“六四”，仅以“特别日子”和“敏感日子”形容。

值得留意的是，去年六四前夕，关振邦和刘家仪曾在维园喷水池悼念六四死难者，被警方以“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或“在公众地方扰乱秩序”罪拘捕。而李盈姿上年亦因在铜锣湾遭搜出六四标语，被警方以煽动意图罪拘捕。

6月2日，多年来每逢六四前夕刊登纪念祷文的基督教媒体《时代论坛》在头版开天窗，编辑部声明指“因事未能刊出”。同一期社评以“站在历史记忆的肩膀上祷告”为题，指“那年的春夏之交，成为一代港人的集体记忆、政治伦理的启蒙与定规。”文章又写道，诚实面对历史不是为了延续冤仇和抹黑煽动，“而是为了让未来的悔改与复和有根有基”、“避免覆辙重蹈”。

今年是连续第3年天主教香港教区停办六四弥撒。5月30日，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在《公教报》以《就是每年这时期……》撰文，指35年前的事在人心中留下创伤，尽管已被掩盖或结痂。他说有了宽恕，才有可能实现修和与治愈。不过，“宽恕不代表忘记，但它能够提供一个先决条件，让我们内心得享自由、让所有人得享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另外，岭南大学学生会编委会在5月31日在社交媒体发帖，以《共写．昨日血雨》为题征收与“五月三十五日”相关的各类文艺创作，“让真相不被忘记”，并在“6月3日翌日”发布。同日晚上，编委会宣布因“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取消征稿。据《独立媒体》报导，岭大校方向编委会表示收到大量电邮投诉，要求撤销征稿帖文，否则或考虑不再容许岭大学生会使用大学名义。

（尊重受访者意愿，Brian、何女士为化名。）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这一时刻，值得回顾的，是现任墨西哥总统洛佩斯的6年任期，一度被认为“民粹主义”的他，如今支持率仍然高达60%。」

特约撰稿人 谢图

当地时间6月3日，墨西哥大选结果出台，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Morena）的候选人、61岁的首都墨西哥城市长欣鲍姆（Claudia Sheinbaum）在快速计票中以59%的选票位列第一，将成为墨西哥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延伸阅读：《2024墨西哥大选前瞻（二）：女性议员比例近半，性别暴力仍是顽疾》）

这一时刻，值得回顾的，是现任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的6年任期。

尽管即将卸任，但洛佩斯如今的支持率依然保持在60%左右，这份高人气很可能会延续到他10月1日卸任交棒。考虑到他2018年开始任期时支持率约66%，6年内最低时也保持在50%以上，洛佩斯可说是墨西哥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成功执政的左翼领导人，也是最成功的总统之一。根据今年1月拉美数据新闻媒体 Latinometrics 的分析，他还是目前拉丁美洲第三受欢迎的政府首脑，仅次于萨尔瓦多的科技狂人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和刚刚成功连任的多米尼加总统路易斯·阿比纳德尔（Luis Abinader）。

洛佩斯执政的6年，在墨西哥取得了哪些政绩呢？

他最大的政绩是国民经济。虽然他的任期赶上了疫情，导致执政的前两年经济受到严重挑战，但是2021年墨西哥经济就实现了复苏，从此每年保持约3.56%的经济增长，2024年的增长率预计为2.8%。墨西哥国家统计和地理研究所（INEGI）报告显示：2024年初墨西哥失业率降至2.79%，自2022年11月以来一直维持在3%以下的历史低位。2022年的贫困率也到达1.2%的历史低点。

经济强势，部分受益于地缘政治和全球贸易变化下“近岸外包”的红利：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近年来表现强劲，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3600万美元，创历史新高。（延伸阅读：《2024墨西哥大选前瞻（一）：中国企业纷纷赴墨出海，能走多远？》）

此外，洛佩斯的福利补助项目也对国民经济有所帮助。洛佩斯的口号之一是“穷人在先“，他的政府向超过65岁的老人支付每月3000比索（约145美元）的基本养老金，超过150万人收到此项补助。类似的福利项目还有向未就业青年支付的国家最低薪酬，条件是这些青年必须参加有资格企业的培训项目；针对在公立学校和高校就读的贫困学生，他设立专门奖学金；针对在职母亲的补助，她们的孩子每月可以收到1600比索（约77美元）。

另一个政绩是治安。不过外界对洛佩斯政府的治安成果的评价则褒贬不一，这可能是因为洛佩斯政府对其治安政绩有所夸大。洛佩斯曾在晨会时向媒体展示图表，显示自己任内重大凶杀案的比例下降了22%，而前任5位总统任内凶杀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虽然从洛佩斯执政起，墨西哥每十万人凶杀案比例的确有所下降，但三年内也仅仅是从每十万人30起下降到了28起。

洛佩斯最具争议的治安政策之一，是设立了“国家警卫队（Guardia Nacional）”，并逐渐将其归为军事化管理。

本来，洛佩斯设立这一治安力量的原因是为了履行竞选承诺中“要拥抱、不要弹药”的口号，要实现墨西哥治安的去军事化——因为“毒品战争”，墨西哥军队此前对国民治安深度参与，这也导致了墨西哥一些城市当中常常爆发暴力冲突。洛佩斯将军队替换为“国家警卫队”，原是为了让街道恢复平静，但治安的严峻形势又使得洛佩斯重新开始依赖军队力量来维持治安；他扩大了军队预算，还有意将警卫队划归军队管理。

而就算在洛佩斯治下，贩毒集团的活动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洛佩斯本希望通过执行社会福利政策、通过给予年轻人新的就业机会来引导他们远离贩毒集团，但这似乎并未能有效代替传统的安全战略发挥效果，反而使得洛佩斯政府在治安政策上出现了真空，外界也常常批评洛佩斯纵容贩毒集团在墨西哥扩张势力。

洛佩斯本人，算是墨西哥的一个政治传奇：他曾三度参与总统竞选，并声称前两次落选都有其对手贿选或作弊阻挠。2018年，洛佩斯脱离建制政党，自创政党“国家复兴运动”。他以强烈的个人号召力赢得了压倒性优势，吸引了大批选民、也将大量游离在建制派边缘的左翼政客收入旗下，这样以个人魅力作为政治资本的执政风格，颇具千禧年初期拉美“粉红浪潮”的特点，但也被一些人斥为“民粹主义”。（延伸阅读：《墨西哥大选后：拉美政党政治崩溃潮，巴西会是下一个吗？》）

“粉红浪潮”，是指21世纪初拉美绝大部分国家均由左翼政府领导的政治现象，在这一批国家领导人中，不少女性登上政治舞台，比如智利的巴切莱特、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基什内尔。这一时期的左翼领导人，大多都因为上世纪末新自由主义政策在拉美引发的多次经济危机脱颖而出，他们依靠个人魅力迅速崛起，大多打造了本国进入民主化之后的首个左翼政府。

洛佩斯的执政风格，带有强烈的“粉红浪潮”一代个人魅力领导人的烙印：他的政治形象聚焦于反腐败、反精英阶层和反新自由主义叙事。他提出“第四次变革”的口号，旨在消除权贵阶级的“特权滥用”，并将自己的“反新自由主义改革”比作墨西哥独立以来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但另一方面，他也被在疫情期间批评为不够重视疫情风险、反应不够迅速，依然我行我素召开集会并和支持者在未防护情况下接触，引发许多不满声音。

洛佩斯即将退休，也代表着“粉红浪潮”一代正在淡去。“粉红浪潮”的代表人物，除了洛佩斯，还有巴西的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委内瑞拉的查韦斯（Hugo Chávez）以及玻利维亚的莫拉雷斯（Evo Morales）。其中，卢拉将巴西带入地缘强国行列，但2010年退休后，“接班”的同僚罗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支持率一路走低，并在2016年被弹劾下台，卢拉也因官司入狱。如今他虽然重新执政巴西，却已经78岁高龄，未知是否“后继无人”。其他同时代的“粉红浪潮”代表人物中，查韦斯已经过世，莫拉雷斯则在2019年下台。（延伸阅读：《巴西总统卢拉的第三个任期，会是卢拉主义的最后一幕吗？》）

近几年，左翼政府重新在拉美攻城略地，有评论家提出或许意味着新一波的“粉红浪潮”——以2018年洛佩斯当选开始，玻利维亚、秘鲁、洪都拉斯、智利、哥伦比亚等国都相继选出左翼总统。但是，“新粉红浪潮”的执政并不稳固，2021年乡村教师卡斯蒂略（Pedro Castillo）当选秘鲁总统后受到猛烈攻击，仅仅执政一年半就遭到弹劾下台。哥伦比亚的佩特罗（Gustavo Francisco Petro Urrego）深陷与政敌的缠斗和腐败丑闻。智利的年轻总统博里奇（Gabriel Boric）曾参与学生运动，2021年上台时恰逢智利反新自由主义的“宪法运动”方兴未艾，但他上任后却未能够成功推动新宪法通过，目前修宪流程被迫暂停，他的支持率也显著下跌。（延伸阅读：《秘鲁：5年内出现第6任总统后，这里掀起了一场仍在持续的反抗》）

同时，曾经有过强势左翼政府的拉美国家，如今已经被新兴右翼接管。以阿根廷的米莱、萨尔瓦多的布克尔和厄瓜多尔的诺沃亚（Daniel Roy Gilchrist Noboa Azin）为代表的拉美新一代右翼在主张对外国资本全面放开的同时，推崇铁腕管理和反腐败议程，吸引了大量选民，这些选民对过去左翼政府治下的经济停滞十分不满。（延伸阅读：《模仿军政府？阿根廷新总统推政令限制集会、市场化公部门》）

墨西哥首位女总统欣鲍姆面临的形势，其实颇具挑战。拉美接下来是“粉红浪潮”还是右翼政治主导，也还要看年轻一代进入政坛后的景象。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在社群媒体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个资保护与数位监控成为台湾政治的敏感问题。」

特约撰稿人 傅竹君 发自台北

以反对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推动的国会改革五法为主诉求的“青鸟行动”，在短短时间内聚集数万群众，其组成与走向，也成为5月下旬台湾政媒关注的焦点。不过，绿营评论员王义川的“手机定位分析”说，意外在台湾引起一阵个人资料是否受到滥用的质疑与讨论。

民进党2024年不分区立委提名人、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5月27日在三立新闻台“新台湾加油”节目中表示，曾以手机定位分析青鸟运动参与者的组成，指出20-40岁的民众占参与者六成，20岁以下约1成2。此外，他也特别强调，经由讯号比对发现，这些参与者由民众党号召于民进党部前举行的“519草根决心行动”的参与者为不同群众，也与1月12日选前之夜的参与者不同，是一批全新的群众。在主持人许贵雅询问时，他还特别说明，是经由基地台讯号比对。（延伸阅读：《521包围立法院：太阳花十年后，运动的新时代、声音与面貌》）

王义川的比对说，随即在节目中受到另一位来宾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质疑有监控嫌疑。28日，陈玉珍、李彦秀、王鸿薇三位蓝营立委更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批评，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智菡也透过媒体群组质疑民进党搜集个资、监控。

王义川称资料为市场分析友人提供

面对质疑，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回应称，透过手机讯号取得人流特性分析是当前商业市场进行活动调查的基本方法，民进党绝无监控人民，呼吁国民党勿作不实揣测。

王义川及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卓冠廷，也先后在社群媒体 Threads 上，援引数据公司 LnData 所作的新北耶诞城分析、新北市、台中市等蓝营执政县市曾经使用“电信信令”或“电信大数据”进行分析的案例辩护。王义川表示，其所有的人流资讯来自民间调查，结果也与时代力量进行的问卷结果类似，并非民进党自行调查的资料。

在28日的媒体联访中，王义川也表示，这些分析是与做市场分析的友人聊天时得知，民进党没有买这些资讯来分析。至于“如何辨别出里面没有小草（即民众党支持者）”，王义川表示，519有个活动取得的资讯与后来的资讯没有重叠，所以就推论没有“小草”，否认直接握有资料，也否认蓝营指控的国家机器介入。

29日，王义川又援引台中市政府与远传电信合作建构的“台中市主要游憩据点游客行为资讯网”，指该资讯网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年龄分层、停留地点比对甚至是数位足迹等分析机能。

行政机关及三大电信业者否认提供相关资讯

不过，这些说法并没有为风波止息，国民党及民众党立委持续在立法院中援引王义川27日的说法向相关政府部门官员提出质询。

面对质询，内政部长刘世芳29日表示不清楚王义川资讯来源，内政部使用电信信令进行的相关分析也并无个资问题。国安局长蔡明彦在同一天受访时表示，按照相关人士对外说法，较可能是涉及市场分析公司与电信业者合作的大数据分析，国安局并无参与也无评论。警政署长张荣兴则强调，绝对没有用手机讯号定位青鸟行动民众。 而曾经在台中市长任内任命王义川为交通局长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30日表示“要由王义川自己回应”。

随后，在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黄国昌、国民党立委吴宗宪29日于在质询法务部长郑铭谦时公开告发后，台北地检署也分“他”字案进行侦办，厘清是否涉有不法情事。

争议爆发后，主管手机通信业务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对外主动表示将邀集三大电信业者说明。三大电信业者也先后对外表示，并未与王义川接触或有业务往来，其所提供的相关大数据服务，皆遵守个资法并进行去识别化处理 。

此外，国民党交通委员会召委陈雪生已安排数发部、NCC、法务部、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处及中华电信在6月3日的委员会中，就“国家机器以手机定位、分析个资特性等方式侵犯人民权益”进行专题报告并备质询。

数位发展部书面报告指出，就技术层面而言，的确可能运用手机讯号分析用户之个人资料，但除非同时取得电信业者“基地台服务之用户号码”及“帐务、客户资料库”之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否则无法得知连上特定区域某个基地台之手机使用者的年龄分布，一般民众、公司可同时取得之可能性极低。

NCC 则指出，并无任何私人企业 、政府机关或特定党籍人士向该等公司接洽或请求有关青鸟行动相关人流资讯，该等公司亦不曾提供任何有关资讯予其他单位或人士。

NGO、学界批行动通讯业者个资应用浮滥

王义川的言论，也引起新闻评论员、学界与 NGO 对电信信令等相关手机使用者个资应用浮滥的讨论。评论员黄暐瀚29日指出，电信业者确实可对“性别、年龄、县市、国籍”进行分析，但王义川所指的可以分辨青鸟行动参与者与519民众党参与者不同的分析则有个资滥用的嫌疑。

另一位评论员张禹宣在30日援引 PTT 论坛贴文指，中华电信大数据总监李诚伟过去曾协助 COVID-19 疫情万华专案匡列，也曾提供相关手机定位资讯给民进党。

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31日至立法院报告前受访称“2020年他还在民进党中央服务，并没有这样状况，也没这样发展过，这是过去误传。” 疾管署也透过例行记者会说明“万华地区高风险注记族群”发送细胞简讯作业，主要是透过基地台讯号，非 GPS 定位，相关个资早已于2021年6月全数删除。

30日，参与“青鸟行动”串连组织的人权团体台湾人权促进会发表声明，认为王义川所提及的行为，已涉及个资目的外利用，或是过度宽泛以致消费者无从得知的目的内利用。认为政府机关及政党应厘清及说明相关分析技术的资料搜集利用现况及法律依据，检视其是否已经落实消费者的知情同意与退出权利。

政治大学法学院刘宏恩副教授则在脸书上指出，三家电信业者全部都早已常态性地以自己用户的通话、简讯和上网及行动轨迹资料，对外兜售“大数据服务”，给许许多多的企业、广告公司来比对。他认为，这些是常态性的违反个资法使用，不是只有政治集会大数据才有问题。

科技发展、演算法黑箱与政治不信任共伴

事实上，相关的手机监控疑虑，在2020年台湾政府以电子围篱控制 COVID-19 疫情时便曾引发争议。监察院也在2022年提出调查报告，指相关作为在程序、行政透明、个资保护及法制面向确有不备之处。台湾的《个资法》于2011年订定，在数位科技持续进步、个人资料应用面向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已渐渐不敷使用。在欧盟订定 GDPR 之后，相关的修法倡议时有所闻。（延伸阅读：《数据保卫战：GDPR的三年之痒》）

2022年，宪法法庭针对健保资料库案做出“111年宪判字第13号”判决 ，要求修法建立独立监督机制。加上个资外泄案件不断，国发会因而在2023年推动修法加强非公务部门罚则并增设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但该次修法并没有强化其他个资保护面向。

在1990年代解严前，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台湾社会曾经长期处在情治机关的监控之中，而亟欲与中国拉开距离，建立自主政治认同的台湾社会，也对于数位监控技术抱持著相当警戒。在社群媒体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个资保护与数位监控成为台湾政治的敏感问题。

过去，曾有不少蓝营支持者相信前数发部长唐凤透过社群媒体监控蓝营民众；而在人权 NGO 的抗议下，数位身分证的推动也因相关法制不足受挫；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推动的台北通、大数据中心也曾饱受无党籍议员质疑。（延伸阅读：《台湾身分证、居留证上的个资太多？他们想要隐私，更想拥有选择权》）

此次王义川发言衍生的个资争议也不例外地成为政治议题，甚至可能成为国会改革法案施行后，第一个受到调查小组调查、举行听证的对象。对此，王义川6月2日在自己的直播节目上回应，自己只是平民，立委只能找官员问话，叫平民去问话是乱七八糟。

他也在同日三立新闻台的政论节目“惊爆新闻线”中推翻自己过去的说法，称自己是“看人就知道、看影片就知道、看直播就知道，去到现场用膝盖想也知道。”对于王义川说词反复，NCC 主委陈耀祥表示，发言要落实事实查证，“若民众有检举，有违反事实查证会去处理”。这个插曲会对于国会改革法案的后续攻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黎智英案”周达权作供；青年被控“侮辱国歌罪”；同志权益案进展；两人冒认他人取消登记器官捐赠判囚」

特约撰稿人 拾圆 发自新加坡

“47人案”：14被不认罪被告罪成，另刘伟聪、李予信脱罪但面临控方上诉

47名泛民主派人士于2020年立法会选举前组织或参与“35+ 初选”，事后被控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法官于5月30日就16名不认罪的被告宣布裁决，其中14人被裁定罪名成立，刘伟聪及李予信无罪。法官公布裁决后，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作出陈词，并且在法官追问之下，确认会引用《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81DB条，针对两名无罪被告提出上诉。

获判无罪的刘伟聪离开法院时回应传媒提问称自己不应该是焦点所在，呼吁公众继续关注案中其他被告以及留意法官判词，了解三位法官如何处理这宗案件。此外，他提到整件案件可能会有后续，因此自己不能讲太多话，形容自己仍然是“一个案中被告”。有记者问到他之后会到哪里，他笑称“会留在香港”。

同样获判无罪的李予信在大批警员包围下离开法院。他回应传媒提问时感谢公众多年来的关心，并指律政司有可能提出上诉，因此他不能对裁决结果和案件作出评论。他表示自己当下心情平和，希望与家人饮茶。

控方代表杨美琪于下午庭上再次确认会上诉。杨美琪另外提出刘伟聪和李予信继续有条件保释外出，其中刘伟聪没有反对，李予信的代表大律师关文渭则提出反对并陈词。最终，法官裁定刘和李续以原有条件保释外出，警署报到次数减至每月一次，直至上诉庭有进一步指示。

至于被裁定罪名成立的14名被告，是吴政亨、郑达鸿、杨雪盈、彭卓棋、何启明、黄碧云、施德来、何桂蓝、陈志全、邹家成、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及余慧明。法官确定案件的求情日期为6月25日，下令被告的求情陈词不得多于20页、需于14天内呈交。有罪成被告提出保释等候判刑的申请，但法官听取陈词后拒绝。

被指“敏感日子”前连续发布 Facebook 帖文，邹幸彤等7人被捕

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5月28日至29日合共拘捕6女1男，包括支联会（已解散）前副主席邹幸彤，指控他们涉嫌干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下的“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于28日会见传媒时指被捕人士涉嫌“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透过 Facebook 专页“小彤群抽会”连续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帖文，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意图煽动网民在之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

不过，邓炳强称“其实我谂（认为）个日子本身唔系重要，最重要系呢啲想危害国家安全嘅人利用呢啲课题”。就案件涉及专页上的哪些帖文、各被捕人士在案件中担当之角色等细节，邓炳强以案件仍在调查中为由拒绝透露。

邓炳强称，《维护国安条例》只针对少部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市民就政府措施作出基于客观事实的批评是“完全无问题”。他还表示，条例生效两个月可见市民继续享有《基本法》、国际人权公约等相关法例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和批评政府的自由。

据《法庭线》等传媒报道，于28日被捕的除了正因“支联会颠覆案”还柙的邹幸彤，还有前荃湾区区议员陈剑琴、牙医李盈姿、邹幸彤母亲、支联会前常委刘家仪及关振邦，而于29日被捕的是关振邦的妻子潘幼翠。

“黎智英案”：周达权作供、庭上播放黎智英访谈节目片段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及《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5月庭审焦点在于第六名控方证人周达权作供、辩方申请重召从犯证人张剑虹被拒、国安警黎国勇作供，以及庭上播放黎智英访谈节目“Live Chat with Jimmy Lai”完整片段及其他黎智英受访片段。

第六名控方证人、壹传媒集团前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于第71日审讯开始作供。辩方提问期间，主要围绕壹传媒财政状况、“饭盒会”及《苹果日报》在应用程式 Slack 上的工作平台。

其中，辩方问到2019年12月6日“饭盒会”上讨论报纸广告遇到困难、如何增加广告销量等，询问周达权是否记得。周称“好老实我系唔记得，直至有呢啲 printout 有返些少记忆”。周还称，他相信自己曾经出席当日会议，但不记得黎智英有没有出席。周随后阅读 Slack 纪录，确认自己有出席，而黎没有出席。辩方随后问到，给予小店登报优惠一事是否在该次“饭盒会”上首次提出。周称不记得，也不记得那是由黎智英还是其他同事提出。

回应辩方提问期间，周达权确认他是 Slack“港苹纸广告”群组的一员，而且在群组成立时已经加入。此外，他确认员工在 Slack 提出问题后，会有实体会议，而且有人撰写会议纪录。

至第77日审讯，控方应辩方要求传召国安警黎国勇作供。黎国勇供称，他于2021年11月11日应上司指示前往荔枝角惩教所，向张剑虹派发关于其保释申请的判词，随后与张倾谈逾三个小时，内容涉及张在狱中的日常生活。

据黎国勇供称，张剑虹当日提议他翌日再来探访。黎翌日与侦缉警员 4315 再度往收押所探望张，张当时表示想做控方证人，而黎对此感到惊讶。就辩方指称黎前一天探访倾谈逾三个小时，是为游说张成为控方证人、并著张考虑一晚，黎表示不同意。

在回应控方提问时，黎国勇进一步解释自己当日跟张剑虹倾谈的理由，指自己前往收押所派发判词是警务工作，派发后跟张交谈是“工作的延续”，也是一个“人性化的处理”，交谈期间他需要评估张在狱中会否有不好的情况发生。

第79日审讯起，控方应辩方要求播放“Live Chat with Jimmy Lai”等片段，片段总长度事先缩减至25个小时，法官预料播毕片段需时五天。

其中，庭上播放2020年5月11日的“Yahoo TV 乡民来冲康”，当日节目主题为《黎智英被捕 香港政治风暴再起》，黎智英通过电话接受节目主持的访问。黎提到《苹果日报》多年来是“反对派报纸”、“反共”，被中央（中国政府）认为是“眼中钉”、“搞到香港乱七八糟”。黎续称：“我们很想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很想美国影响我们，我很想英国影响我们，我很想外国影响我们，因为他们的支持是我们唯一能够撑下去的，外国的势力是现在我们非常需要。”黎还提到，他不介意去坐牢，因为所谓公民不服从就是要对法律负责任，他也对坐牢一早有了准备。

当主持提到有人形容黎智英是“汉奸黎”时，黎自称“从来反对港独”。黎强调“没有人蠢到要港独”，重申他们要的不是港独，而是《基本法》赋予的权利。主持还问到黎是否支持“台独”，黎回应指台独“非常敏感”，而且他从事传媒事业，就这个话题“不好说出口”。不过，黎承认台湾跟独立已经没有分别，理由是台湾有自己的政府、制度和民主，因此他认为台独与否已经不是问题。

另外，庭上播放英国《金融时报》于2020年8月12日访问黎智英的片段。谈及《国安法》时，黎称香港的根基是法治和社会制度，没有法治的香港不会成为金融中心，而新闻自由、私有财产、宗教自由等都将会消失。黎认为，使他本人安全、或者是减缓中央接管香港的唯一方法，是取得国际力量、尤其是美国政府的支持。

在2020年8月13日的“Live Chat with Jimmy Lai”节目中，黎智英被嘉宾问到有没有说话想对支持者说。黎称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的最后阶段，但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正在做对的事，无论有多大困难和艰辛，都会觉得平静、甚至开心。黎续称，他没有一刻双手在手镣之下、而觉得自己很惨，或者觉得自己被屈辱，完全没有那种感觉。他还强调，自己所做的并不为了任何事，只是因为这个地方（香港）实在对他太好。

律政司就《愿荣光归香港》申请禁制令，获上诉庭裁定得直

香港律政司去年入禀高等法院申请禁制令和临时禁制令，要求法庭禁止四项跟“反修例运动”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有关的行为。原讼庭拒批禁令后，律政司提出上诉。5月8日，上诉庭裁定律政司上诉得直，正式批出临时禁制令。25日，英国苏格兰音乐发行商 Emubands 通知《愿荣光归香港》的创作团体称因应香港法庭禁令通知，会在各大平台下架该歌曲。

上诉庭判词指出，法庭必须认知在宪法下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之间的界线，就评估国家安全的风险，行政机关有经验、专业知识和资源，因此相关责任在于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法庭应该“绝对遵从”行政机关的判断。

判词指出，《愿荣光归香港》的创作者曾在访问中表示“音乐是凝聚人心最强武器”，而该歌曲也的确成为了用作推动2019年香港的“暴力示威浪潮”的“武器”，包括歌颂和浪漫化当时香港的违法暴力行为。法庭认为，有意煽动分裂的人可以利用歌曲作为鼓动反建制情绪和分裂思想的工具。

上诉庭认为，一直有人利用《愿荣光归香港》鼓吹暴力示威、甚至分裂思想，而且公众对该歌曲的误解也令情况恶化，因此法庭必须立刻干预，防止现有的非法状态持续下去，否则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甚至无法补救的破坏。

就禁制令会否侵害言论自由，判词先强调人权并非干犯任何刑事罪行的许可证，但承认禁制令有机会牵涉言论自由，包括对动机清白的公众产生“寒蝉效应”，例如公众虽非禁制对象，但他们会因为害怕负上违令后果，而避免进行某些合法和受宪法保障的行为。

不过，上诉庭同意原审法官陈健强的说法，指禁制令合乎宪法，也平衡了国家安全和基本人权考虑，而且律政司一方接受禁制令需要列明有哪些跟《愿荣光归香港》相关的行为属于合法活动。另外，判词强调禁制令列明学术、新闻活动等行为不受限制，法庭已经顾及言论自由权利。

有关禁制令的实用性，判词提到《愿荣光归香港》的上传者多数是匿名用户，的确难以起诉他们，但经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下架影片是较可行的做法。判词指出，部份供应商已经表明若有法庭命令就会配合政府要求，也没有迹象显示供应商对遵守禁制令有任何忧虑或困难，因此认为禁制令有其必要性。判词还强调，禁制令的实用性是考虑因素之一，但并非唯一考虑。

香港法庭就《愿荣光归香港》颁布禁制令后，YouTube 声明对裁决感到失望，但会遵从有关命令，包括将禁制令列明的32条短片定为违禁出版物品，安排系统对这一批短片进行地理封锁。不过YouTube 提到会继续考虑提出上诉的可能，表明裁决会令人质疑港府促进数码经济的工作，也会令人担心香港言论自由被禁制。

5月25日，《愿荣光归香港》的创作团体在社交网站表示，他们早前接获英国苏格兰音乐发行商 Emubands 的通知，称因应香港法庭的临时禁制令通知，将会在各大平台下架《愿荣光归香港》。团体向发行商表达反对意见，但获发行商回复指重新上架该歌曲的机会极微。消息传出当日，在 Apple Music、iTunes 等平台搜寻《愿荣光归香港》，显示该歌曲已经消失。

青年观看世界女排联赛期间唱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被控“侮辱国歌罪”

一名21岁青年于2023年6月在红磡体育馆观看世界女排联赛，在会场播放中国国歌期间及前后涉嫌发出嘘声、倒竖姆指及唱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事后被控“侮辱国歌罪”。5月13日，控辩双方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就结案陈词作口头补充，裁判官林子康将案件押后至7月15日裁决，续准被告保释。

控方补充结案陈词时指出，被告不可能是在粗疏之下不小心冒犯了国歌，其行为是“无悬念”侮辱国歌。就辩方认为法庭应只考虑被告在国歌播放期间的动作，控方反驳指被告当时动作是“一连串去做，针对国歌去做”，因此应该一并考虑被告在国歌播放前后的动作。

辩方指出本案的事实争议不大，控辩双方的分歧是如何诠释《国歌条例》所指的“侮辱”。辩方指，条文列出“侮辱”定义时特别提到“侮辱就国歌而言，指损害国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的尊严”，认为立法机关加上此句之目的是限制法例的宽阔度，避免市民发表与国歌有关言论时误堕法网。

就被告当日唱出《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裁判官指有证据显示“社会事件”期间有人唱该歌曲，问到虽然词词未必直接损害国家尊严，但歌曲近年被使用之目的应否纳入法庭考虑。辩方回应，该歌曲并非2019年“反政府示威”的“专利品”，歌曲有自身历史，但“俾人骑劫咗（被强行赋予其他意义）”。辩方还指，该歌曲与国歌有相似之处，同样提及“奴隶”、“吼声”，也“都是呼吁人们战胜逆境的革命号召”。

同志权益案：港府为聘英国御用大律师而申请改期聆讯，被终院拒绝

香港法院此前分别裁定房屋政策及遗产条例排除同性配偶的家庭成员身份属于违宪，港府获批准上诉至终审法院，三宗相关案件排期于今年10月聆讯。然而港府拟就三案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彭力克（David Pannick）担任代表律师，并因应彭力克无法于10月出席聆讯而申请改期，至5月14日被终院常任法官林文瀚拒绝申请。

港府一方指出，三案涉及“重大而广泛重要”的问题，判决有机会对香港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彭力克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对香港法律发展也有丰富经验，难以被取代。

不过，终院常任法官林文瀚在判词指出，法庭认同彭力克的资历，以及他对本案的熟悉程度，可以理解政府一方聘任他为代表律师的意愿，但政府一方提出的理据并不足以令法庭重新排期聆讯。林官指出，彭力克未能参与聆讯并不会对政府一方构成不公，而政府一方可以与其他著名海外大律师接洽，但未有资料显示政府一方曾经连系其他大律师。

判词还提到，其中一案的司法覆核申请人 Nick Infinger 提到押后聆讯会对他构成不公，因为他的公屋申请已被拖迟了一段时间，比平均轮候时间更长。政府房委会一方曾经提出反驳，指案件胜诉只会促使房委会重新考虑他的申请，而不会促使房委会立即向他提供公屋。不过，林官认为延迟聆讯的确会进一步拖迟 Nick Infinger 的公屋申请时间。最终，林官驳回政府一方押后聆讯的申请。

两人因刑事损坏器官捐赠名册，分别被判囚8周和4个月

2023年5月传出港中两地研究建立恒常的器官移植互助机制，香港舆论出现质疑机制影响本地器官移植分配的声音，更有人在社交平台呼吁他人取消登记器官捐赠。事件衍生两宗案件中两名被告于5月被判刑。

其中，一名学生被指冒认艺人曹永廉取消登记器官捐赠，又增尝试在系统输入前特首林郑月娥及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个人资料。他承认一项刑事损坏罪，被判囚8周。

另一名被告报称任职设计师，被控两项刑事损坏罪，经审讯被裁定罪成，于5月24日在东区裁判法院被判囚4个月。案情指，他于或约于2023年5月23日，两度在香港无合法辩解而摧毁或损坏属于卫生署财产，即误用一台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系统的电脑，意图摧毁或损坏该财产或罔顾该财经是否会被破坏。

裁判官崔美霞判刑时指出，被告使用他人及虚假的资料登记器官捐赠名册，导致系统速度减慢之余，直接损坏器官捐赠名册，严重损害公众利益。裁判官指，案中真正受影响的是香港等候捐赠器官、患有严重疾病的病人。

裁判官强调案情非常严重，而且案件严重性不会因被告自称对系统好奇、希望测试系统而减低，判刑有必要反映损坏名册属于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加上被告两次犯案，监禁为合适刑罚。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47人中，刘伟聪和李予信被法庭宣判脱罪，律政司下午指将提出上诉。」

端传媒编辑部

报导最后更新时间：2024年5月30日东八区下午5时

逮捕始自2021年1月6日的“香港民主派47人初选案”，审讯历时118日，今日（5月30日）对16名不认罪被告作出裁决。早上约10时15分，法庭宣判刘伟聪、李予信罪名不成立，其余被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

下午2时半，法庭再开庭，律政司马上指会就被判无罪的刘伟聪、李予信二人提出上诉，并申请撤销李、刘原来的保释，表示担心两人在保释期间离开香港。在休庭10分钟后，法庭决定维持两人保释，条件为每月到警署报告一次。随后，有罪成被告申请保释等待判刑，不过遭法官驳回，随即散庭。

案件休庭至6月25日求情，法官称求情不可超过20分钟，需于14日内呈交。

去年政府修订《刑事诉讼程序条例》，就高院原诉庭由3名指定法官审理的国安案件，律政司可在法庭作出无罪裁决后，紧接著提出拟上诉。律政司上诉期间，法庭要按《国安法》第42条保释门槛决定被告须否还押。目前国安案件定罪率为100％，未曾有被告脱罪。

长达337页的判词已上载于网络。上午开庭不足10分钟就结束。

下午开庭前，包括黄之锋、岑敖晖、徐子见、冯达浚、梁晃维、李嘉达、伍健伟、胡志伟等人在警员的看守下走到被告席前，期间胡志伟与观众席的友人点头示意，友人们大力挥手，面有慰色。惟审讯不足40分钟便结束。有市民对于法庭迅速审理感惊讶，有人问道“听日唔开呀？”，另有人答“6月25号呀！收工喇。”现场保安不断催赶公众人士离开。

约4时，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在西九龙法院回应判决，他称法官判词指出有关罪行严重，各被告有不同程度参与和角色，显示他们是目无法纪，以身试法；今日的裁决是“当头棒喝，让他们知道，当时做的事是犯法。”

李桂华表示，经过118日的审讯，希望公众明白“初选只是一个幌子”，最终目的是令政府瘫痪。“如果当时不是当机立断，香港可能踏上揽炒十部曲的结果，继续有很多不同示威、制裁，社会继续停顿下去。”李桂华说。

有记者提问，如何看参与初选的选民的角色。李桂华表示，初选只不过是案件中“好小部分”，最重要的是涉事人如何合谋想颠覆政权、令政府无法运作。另有记者问及初选案大搜捕中包括涂谨申、邝俊宇等8名未被起诉和获准保释的民主派人士之后的处理，李桂华指案件仍在调查，目前不会发还旅游证件。

案件经过两年多的羁押，于2023年2月6日假高等法院（移师至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至开审时，31名被告认罪、16名被告不认罪。16名不认罪被告为吴政亨、郑达鸿、杨雪盈、彭卓棋、何启明、刘伟聪、黄碧云、施德来、何桂蓝、陈志全、邹家成、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李予信及余慧明。其中有6人目前正在还押，包括吴政亨、林卓廷、梁国雄、何桂蓝、余慧明、邹家成。余慧明及邹家成一度保释成功，后被撤销。

不认罪被告中，除杨雪盈、黄碧云、林卓廷、梁国雄未有作供，吴政亨及柯耀林未作供但传召证人作供外，其余人士均有亲身作供。控方则共传召12位控方证人，其中包括被告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此外，辩方代表曾经要求传召林景楠作供。（延伸阅读：香港国安最大案：47人案证词集）

此案是港区国安法下、以被告人数计，规模最大的案件，又称“47人案”。47名来自香港民主阵营不同光谱的人士，因为在组织和参与了2020年7月的一场民主派内部初选，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若罪成，按港区国安法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负责法官为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和陈仲衡，不设陪审团。

在国安法下，颠覆罪罪成后分为三级罚则：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因此，法庭对不同被告参与程度的宣判，可能会影响他们各自的量刑。

2021年1月6日，香港警队国安处拘捕多名民主派初选参与者，当时有53人被捕，之后获准保释；2021年2月28日，警方要求被捕人士提早报到，之后正式对47人落案起诉，于2021年3月1日开审，从那时开始，超过30名被告（包括已认罪人士）一直被还押，已经在狱超过3年。

刘伟聪、李予信罪名不成立的理据

开庭前，包括胡志伟、 岑敖晖、王百羽、黄之锋、徐子健等数位认罪被告在第二庭被告栏旁听场。有头发花白、手持拐仗的老人遥遥向被告席挥手示意；有中年市民拿著手机，尝试逐个对认被告栏中的各人，“王百羽呀佢系！”、“都系之峰个样最后生”、“最近𠮶个系梁晃维”、“哇佢瘦咗好多”。

早上10时11分开庭。法官旋即宣布16名被告中，除了刘伟聪和李予信，其余14人全数罪成。法官指网上已颁下近400页判词，不到10分钟即宣布休庭。

大量市民感到错愕，宣判后仍留在庭内不愿离去，有市民向被告栏中的各人挥手，有人眼泛泪光。围聚在正庭外等待的市民相拥、抱头痛哭。现场保安人员则著市民赶紧离开。

10时36分，被宣判无罪的刘伟聪步出法院外，有数名警员紧随，他至法院对面马路外才受访。他指：“各位，今日我不应该是焦点所在，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案里面其他朋友。如果今日有任何主角，这份判词才是主角，希望大家去看看法官怎么处理本案。”对于律政司会否上诉，刘伟聪表示，“下午就能知道。”

邻近11时，被判无罪的李予信亦步出法院，被大批镜头包围。李予信表示，“多谢大家多年以来的关心，因为律政司表示有可能上诉，我此刻都不能表达太多意见。”李予信称自己心情平静，“想和屋企人饮餐茶，我未见到屋企人。”

判词中，法官接纳前公民党成员李予信的大部分证供，相信他原先并无打算参与初选，亦无参与任何协调会议；他是在较后期才加入，原不获公民党内批准参选，及至2020年6月中，他在运动中被捕后才获党批准参与。

另外，法官相信他对公民党在2020年3月25日召开记者会的准备会议并不知情；同时不知道党于6月11日以党名义签抗争派发起的《墨落无悔》，因为李当时未正式成为参选人，无法肯定他是否同意《墨》内容，故裁定他罪名不成立。

至于大律师刘伟聪，法官指他参与初选时未提倡五大诉求和否决预算案，他们就刘是否支持无差别否决预算案，认为有合理怀疑；法官认为不能从证据作出唯一合理推论，证明刘在国安法后认同案件中的谋划，亦不肯定刘在任何阶段有意图颠覆国家政权，因此裁定他罪名不成立。

审讯中曾争议刘的名字有出现在《墨落无悔》声明，刘辩称他从未签过，因不想“政治自杀”而未作出澄清。考虑当时政治环境，法官接受其解释。而facebook专页或初选论坛上，刘都未提议否决财案，对于刘是否认同“无差别”否决财案存疑。

此外，法官指刘曾提交初选的提名表格，条款列明确认支持和认同协调会议的共识，对于他在庭上称不知九西参选人达成有捆绑的协议，当选人不一定运用否决权，法官表明不接纳，因为刘曾阅读墨落，肯定知悉初选其中目的是无差别否决财案，迫行政长官回应“五大诉求”。

“这一刻终于来了”。宣判后，26岁的王先生在法庭外伫立，“证实了大家不会再有空间去幻想，终于要面对事实，个红线就系咁尽。”王先生早上特意从港岛来听审，他形容是次审判有如台湾美丽岛大审，是香港史上很重要的一刻。他说自己作为仍未移民的香港人，前来听审是仅余可以做的行动，“作为香港人，想令自己记得这一刻。”

他身著印有乐队My Little Airport歌词“we have to be very strong if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very wrong”的T恤。王先生说，除了希望带出文字的意义外，还因为自己的朋友曾在2019年被捕时穿著同样的衣服。他认为歌词代表了一代人的想法和信念，“有啲野觉得值得做，就去做。”

在法院外，黄女士与友人一同在现场观察，身旁有警员驻守。黄女士是其中一名前区议员被告的相识街坊，今日特来支持。黄女士对判决感到意外，说“个官真系揸得好紧”（法官真的捉得很紧)。她认为初选发生在国安法前，当局追溯指控做法荒谬。“宪法赋予咗佢哋（47人参选）权利架嘛！”

判词要点

这是《港区国安法》实施后第一宗“串谋煽动颠覆国家罪”。

公诉书指，该案16名被告与其他承认控罪的31名被告共同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违反的是《港区国安法》第22（23）条，和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159A及159C条。根据国安法第22条：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之一的，即属犯罪。

控罪中可提取四个关键词：“串谋”以“非法手段”、“严重干扰”，达致“颠覆国家政权罪”。

对于宣判前的控辩双方关键争议，判词要点如下。

1、阐释何为“国家政权”？何为“颠覆”门槛？

该案法律争议之一，涉及罪行中的“颠覆国家政权”。

辩方认为，《国安法》或其他地方均未对“颠覆”和“国家政权”这两个词句作出具体定义，故有关罪行有欠肯定。

判词指，由于《国安法》并未对上述词语有具体定义，故应按“立法目的”诠释。法庭引用中文词典《辞海》的定义诠释：政权也称为国家政权，通常指国家权力或体现这种权力的机关。法庭考虑法律文意时采用终审法院诉黎智英一案、港区《国安法》立法原意（即与本地法律衔接、兼容和互补）、香港法例对“国家”“权、权力”的定义和《基本法》第62条形容香港特区政府职能。

综合以上四项要素，法庭认为，《国安法》第22条保护的“国家政权”指的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各种权力，以及政府不同组织（例如政府部门/政策局）所履行的职能。”

判词续指，就“颠覆”一词在制定《国安法》时的社会情况和法庭对“国家政权”的诠释后，认为《国安法》第22（23）条的“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行为足以构成“颠覆国家政权”。

法庭强调，有关“干扰、阻扰、破坏”必须达到“严重程度”。

2、《基本法》第73条下规定的职权，是否构成《国安法》22条中的“非法手段”？

就此，辩方提出本案另一法律争议：违反《基本法》73条下的职权，会否构成《国安法》22条中的“非法手段”？

根据《基本法》第73条，立法会行使审核、通过财政预算、批准公共开支的权利；并无提及不能否决议案。就此辩方认为，议员行使否决权——即便是为了实现“五大诉求”——也并非违法；就算议会否决政府预算案，《基本法》也早有解决机制。因此，辩方认为，按照《基本法》规定行使否决权，称不上是“非法行为”。

控辩就此有三大涉及犯罪“行为”及“意图”的争议。最终，判词认为：对“其他非法手段”的狭义诠释，违反《国安法》立法目的。

“非法手段”须限于“武力”否？

根据《国安法》第22条，辩方认为，“其他非法手段”，应限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非法手段。

判词指：《国安法》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国安法》第22条是订定“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例，目的显然是为防范及制止背后的“祸害”，即颠覆国家政权。

法庭引用全国人大于2020年5月22日作出的“说明”，和5月28日通过制定《国安法》的“决定”，认为二者相继指出：“瘫痪政府管治和立法会运作等非暴力行为，可令国家安全在香港受到破坏”，“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法庭强调“任何”的字眼，认为：该“说明”和“决定”提及“任何”活动，并非单指关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活动⋯⋯即辩方提出“其他非法手段”一词应作狭义诠释的说法，有违《国安法》的立法目的。

也即，法庭认为根据针对祸害的原则，《国安法》第22（23）条的诠释，不但须涵盖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的行为，还须涵盖其他非法手段。

“非法手段”需限于刑事否？

辩方又指：“其他非法手段”所指的必须为“刑事罪行”。若把“其他非法手段”诠释为不足以构成完整刑事罪行的行为，会造成《国安法》第22条的范围过于广泛和有欠肯定；如果把民事过失也包括在内，可能令“其他非法手段”一词过于广泛和有欠肯定。

法庭指，依据《国安法》可认为：所有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或活动，不论其形式及方法，均不可能视为可接受或可容忍的。

法庭结论是：“其他非法手段”所指的并不止于刑事行为，而是包括“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外的手段，目的是要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以及防范颠覆国家政权罪行。

至于非法手段所涵盖的确切范围，即民事过失是否足以构成非法手段，法庭认为无需就此事表达肯定意见。在本案中，法庭只需就“违反《基本法》是否足以构成非法手段”此问题作出决定。

被告需确切知道手段确为非法，否则不知者无罪？

就“非法手段”控方需进行证明，对此控辩双方无异议。但辩方指，控方必须证明各被告当时知道涉案的手段是非法的。其论据续指，因此辩方可提出真诚但错误相信（第一被告戴耀廷提倡的）该等手段属合法手段，作为其辩解理由。

法庭认为：《国安法》第22条并非绝对责任的罪行，反而是带有特定意图的罪行。如果控方未能证明该等双重意图，则无法证明有关罪行。

法庭指，经过仔细考虑得出的结论是：控方无须证明各被告知道有关手段属非法手段。法庭认为，《国安法》第22条“非法”一词，明显是形容“罪行”中的犯罪行为，而并非所需的犯罪意图；否则，被告即可基于自己对法律无知，提出辩解理由。

议员行使职权，是“非法”吗？

判词指出，法庭认为议员“集体肩负宪制责任，在需要时依据财政预算案的利弊，对之审核和通过”。

因此，“不予区别地否决”财政预算案或公共开始以迫使政府回应五大诉求，是违反《基本法》职权规定和拥护《基本法》的规定。

判词强调，“若此等行为具有严重破坏政府或行政长官权力和权威的意图，更不在话下。”

法庭补充，议会特权不适用于本案；再者，《国安法》第62条清楚说明，本地法律规定与《国安法》不一致的，适用《国安法》规定。

法庭再总结：若各人怀有控罪所指的意图，不予区别地否决财政预算案，会否必然地“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答案为肯定的。

但值得留意的是，在审讯期间，亦有数名被告提出不会无差别否决议案。

3、“串谋”颠覆国家政权，“串谋”是否成立？法庭：这或许不是空想。

从一开始，控方力图证明，47名被告因为参与了协调和初选，因此都参与了“一个串谋”。“串谋”关键是实现“35+”和否决财政预算案。

“串谋”指，被告若在2020年立法会选举中取得过半35+议席，将对政府提出的任何财政预算案或公共开支不予区别地否决，意图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否则就解散议会及令特首下台。这就构成“滥用否决权”的“非法手段”，目的是引发“前所未有的宪制危机”，达至国安法下颠覆罪所指的“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

辩方就此提出争议，指：被告不可能取得35+；即便议席过半，接下来的事情发展也未必全如戴耀廷所想；戴耀廷的想法不代表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目的也有不同。

对此，法庭观点如下：

这场“串谋”，初选计划起点是第一被告戴耀廷的构想“立法会取得过半议席”，该想法发表在2019年12月的《苹果日报》文章《立会夺半 走向真普选重要一步》——判词称之为“没争议的事实”。

呈堂证据显示，戴耀廷在报章和Facebook发表多篇文章宣传“35+”计划和行使否决权迫使特首对“五大诉求”让步的想法。

法庭认为，在2020年3月和4月，“35+”的终极目的和目标已经非常清晰：“第一被告目的和用意就是要利用该谋划破坏、摧毁和推翻现行的政治制度，以及香港特区根据《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方针所建立的体制。”

在审讯过程中，初选协调会议和机制协议、初选记者会、《墨落无悔》声明、抗争派记者会等被控方作为证据。数名不认罪被告在作供时，对各议题有不同说法。

法庭指，看到协调会议形成的四项协议中没有“否决”事项。然而，法庭认为，协调过程绝非止于协调会议，会议结束后，“运用否决权是绝大多数参选人已达成的共识”。法庭又指，《墨落无悔》声明，源于对不要求签署声明的不满，声明中可见“共同纲领”乃一众候选人的合作基础。法庭续指，初选后的记者会中，第一被告曾说明，“​​参选人已在协调会议中达成否决财政预算案的协议”，后来抗争派更声明，会“按协议不予区别地否决财政预算案”。

判词指，若“35+”顺利进行，控方的串谋指控，即通过否决权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和下台，便会被推进。随著抗议升级，五大诉求的内容曾有过变化，最后一条诉求从要求行政长官下台变为要求双普选，但法庭认为，要求行政长官下台的诉求一直存在，只是名目不同。

判词指出，第一被告提及“否决财政预算案”的概念时，法庭毫无疑问肯定他所指的，是《基本法》第50至52条中整体的否决权力，以及运用此等权力后带来的后果。而法庭肯定，第一被告已对参加协调会议的人士，解释了他的步骤和追求的结果。

最终，关于“一个串谋”的指控，法庭结论是，“这或许并非是一个空想”。在此基础上，政府执行任何新政策会受到严重阻碍，“政府和特首权力和权威被大大破坏”，会对香港造成宪制危机。

法庭回到上述1、2法律观点，总结认为：若各方怀有如控罪所指的意图来进行该谋划，必然构成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行为，或令成功的候选人参与这等行为。

以下内容的更新时间：2024年5月30日东八区上午11时20分

开庭现场

47人案判决备受瞩目。第一日判决日早上，警方在法院外采取严格戒备。法院正门外的行人通道上设置了比过往更多的铁马，记者主要被限制在两个专门区域。西九龙法院外沿途街口有警车和便衣驻守，法院内外均有大量身著防刺背心的警员看守。

端传媒记者在现场观察，早上8时，法院外已有约百名人士排队等候听审，一条细长的人龙排到英华街综合调解事务处后。根据《法庭线》《集志社》报导，有些人士自昨日起自带折凳、干粮连夜排队，另有人则称不知道今日为何案件；有旁听过多次的市民称，认出有排队人士为排队党，后者此前亦有来过现场占位。

30多岁的赵先生昨晚12点已经来到法院外排队，他身穿风衣，脸上戴著黑色口罩，仍盖不住脸上的疲态。他向端传媒表示，2021年47人案落案起诉时，已经开始关注此案。“要比佢哋（他们）知道，庭内庭外都仲有好多人支持紧佢哋。”

对于有61万人在初选投票，赵生反问政府为何不也起诉那61万人？他还表示，若政府认为事件违法，为何当初又会容许事件发生。“法院前的正义女神，以前代表公平公正，现在就是甚么都睇唔到，因为国安法已经指定了法官。”他叹道。

30多岁的小灵从昨晚11点便到法院外排队，他自带露营椅、干粮和零食，在法院外形成一面另类的风景。小灵表示，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支持被告朋友。虽然他近来都有和朋友保持正常联系，但仍想亲身到现场支持。只因整件事“好荒唐、好荒谬。”

早上9时许，不认罪被告刘伟聪抵达法院外。他身著一身深蓝条文西装、打著粉色领带。对于记者“今日心情如何”的提问，刘伟聪用精神的声音回答，“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多谢大家。”被告彭卓棋身穿黑色西装，他已剪短头发，以平头现身。被告杨雪盈身穿一身白裙在九时半抵达法院，面带微笑。彭、杨二人短暂在媒体区前停留、拍照，没有发言。

获得保释的被告李予信今日身著黄蓝色主调的衬衫来到法庭，他在29日晚于Facebook发文，“我之后有可能失去自由，有可能以后将不可在这里当社工或在其他专业岗位上发挥，也有可能失去在世界舞台上代表香港跳舞的机会。不过我更在意的是，无论结果为何，保持香港人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其实早已每天不断地面对著最严峻的挑战。”

另一不认罪被告邹家成正还押，他的社交媒体今早更新，指“由于我决定不认罪、经历抗辩，再到今日面对判决，我都抱著既不期盼也不气馁的心态。未来难以预测，生命充斥著无数不可控的因素，唯一引领著我的，是信念和原则。于一个当下做最正确和最无悔的决定，而我完成了。”

国际政党和舆论十分关注这次具有标志性的案件。包括英国、加拿大、美国、日本和欧盟等领事馆都有派员到场听审；纽约时报、CNN、BBC、美国之音、法新社等等多间国际媒体也有来到现场报道。

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今日亦有到场。进入法院前，刘慧卿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很伤心，里面的人很多已经关押了三年。”刘慧卿表示，她不仅是来支持该案，也是来支持香港的制度，“香港有自由、法治、安全，有一国两制，香港应该返返去很安全的情况，香港已有《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基本法》。”

刘还表示，自己希望媒体也可以自由采访报导，而不是被监禁，“ 我们香港人可以有示威、媒体、信仰、艺术各方面的自由，这是我们要争取和支持的，今日希望法庭可以向全世界发出讯息，香港可以迈向像以前一样自由安全的城市。”

根据《文汇报》报导，今早9时，包括被告梁国雄太太、社民连成员陈宝莹和曾健成、黄浩铭、周嘉发、余伟彬在法院外抗议时，被警方以“行为不检”拘捕。

案情焦点：“五大诉求”、“揽炒”

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在审讯中成为焦点，一个是“五大诉求”，另一个是“揽炒”。

2019年的示威运动最早由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允许数种刑事罪行的嫌疑人被移送大陆审理而引发，因此被称为反修例运动。在2019年上半年多次大规模和平游行示威之后，港府续在立法会恢复二读条例，推进修例，引发2019年6月12日示威者首次包围立法会，以图阻止恢复二读，港府以防暴警出动催泪弹等多种镇暴武器驱散，并宣布当日示威为“暴动”。

由此示威日渐升级，示威者提出“五大诉求”：第一、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第二、撤回暴动定性；第三、撤销对示威者的控罪；第四、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队滥暴滥权；第五、立即实行立法会议员和行政长官“双普选”。

控方认定，要政府实现“五大诉求”和要求政府渎职无异，因此政府不可能满足“五大诉求”也因为众被告明知如此，所以他们是决心要无差别否决预算案。但有被告抗辩，争取“五大诉求”没有问题，政府也可以做到，以“五大诉求”为标准判断是赞成还是否决预算案，并不违法。

另一个概念是“揽炒”，控方将“揽炒”翻译为 mutual destruction，即同归于尽、双输的局面，并以戴耀廷发表的《揽炒十部曲》为基准解释这个概念，指根据戴的“十部曲”计划，揽炒是一个“邪恶计划”，目的就是要让香港陷入宪制危机、刺激香港和北京当局铁腕镇压、香港出现流血事件、从而让国际社会围堵制裁香港。但有被告抗辩，称“揽炒”是示威者不怕牺牲自我的精神，是要提高政权打压的代价，从而让政权重新回到谈判桌与示威者谈判。

民主派初选案是国安法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被告涵盖民主阵营由传统温和到本土激进的光谱。2020年7月的民主派初选，两个投票日共有超过61万名香港选民参与投票，此案也因此被普遍视为国安法对香港民主和政治反对派的审判。

在2020年7月11、12日初选投票日之后不久的7月底，港府就以新冠疫情为由，宣布推迟立法会选举至少一年，民主派候选人，无论有无参与初选，实际上都没有参加到正式的立法会选举。

在实施国安法的同时，北京和香港当局也在落实北京提出的“爱国者治港”原则，通过全国人大常委决议和香港本地修订法例的方式，强化公职人员——包括议员、区议员、公务员——宣誓效忠的要求，并修改立法会和区议会的组成。在初选案审讯完结之际，立法会和区议会中都已经没有往昔的反对派。

47人案被告名单：

47名被告依次为戴耀廷、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吴政亨、袁嘉蔚、梁晃维、郑达鸿、徐子见、杨雪盈、彭卓棋、岑子杰、毛孟静、何启明、冯达浚、刘伟聪、黄碧云、刘泽锋、黄之锋、谭文豪、李嘉达、谭得志、胡志伟、施德来、朱凯廸、张可森、黄子悦、伍健伟、尹兆坚、郭家麒、吴敏儿、谭凯邦、何桂蓝、刘颕匡、杨岳桥、陈志全、邹家成、林卓廷、范国威、吕智恒、梁国雄、林景楠、柯耀林、岑敖晖、王百羽、李予信及余慧明。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在变老，我们一直在等待，我真的很希望能在台湾生养孩子。”」

端传媒记者 王怡蓁 发自台北

2024年初，台湾卫福部预告《人工生殖法》草案，内容包括开放同性伴侣单身人工生殖及代理孕母制度，预计年底前送入行政院。

2023年底开始，台湾立法院就欲修正17年来未大幅修正的《人工生殖法》。这部法条并未与时俱进，其中，人工生育的对象被限缩于已婚的异性恋“不孕夫妻”。因此，就算单身女性如今可以自行决定冻卵，同性伴侣如今可以合法结婚，他们却都无法在台湾合法地进行人工生殖。（延伸阅读：《一对女同志“生孩子”有多难》）

2024年总统大选后，新的国会中的主要政党皆关注《人工生殖法》的修订，更有立委将此法案作为最优先推动的目标——如国民党立委陈菁徽，她在担任立委前是一名妇产科医师。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是长期推动代孕的倡议者。

2024年2月27日和3月28日，卫福部召开两场公听会，讨论相关修法。听证会上的争论点有三项：1）是否开放女同志配偶使用人工生殖？2）是否开放单身女性使用人工生殖？3）是否开放代理孕母？

端传媒参与了两次公听会现场。在公听会上，不同意见的民间团体、专家学者公开角力。反对开放已婚夫妻之外的对象使用人工生殖的“台湾家长守护妇幼权益协会”在3月28日第二次公听会时，于立法院群贤楼外抗议，他们的货车上贴着“牺牲儿童权利的人工生殖，是在谋求谁的利益”标语，另一组持反对意见的“台湾全国妈妈护家护儿联盟”则在公听会场内说：“人工生殖只能用在不孕症，单身女性跟女同志不是不孕症患者。”

这些反对意见，激怒了从未公开发言的与会者R，她走上公听会的讲台哽咽地说：“我是一名已婚的女同志，我非常想要有孩子，我今天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会经历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跟金钱到国外才能进行人工生殖，但至今仍未成功……”，她说要让反对者看见没被法律保障的人的处境。（延伸阅读：《同性婚合法后，传统的财产继承制该怎么跟上时代？》）

这两次的公听会上，多数民团以及立委、医生都认为可以优先开放单身女性与同性配偶，对于代孕制度则认为应暂缓。这些不同意见的团体的最大公约数只有保障人工生育“儿童权益”。

为什么要修法？

倡议修正人工生殖法并非冒出的议题，台湾社会的整体生育情况与17年前刚立法时有许多差异，晚婚、晚生的比例逐年增加。立法院2022年的人工生殖法修法研究指出，台湾的生育率在2022年为“全世界最低”，结婚率与出生数也在2021年创下台湾新低。研究指，虽然“婚育”不一定必然相关，但有些对象想生育却受限于有无“结婚”，这让法律成为了生育的阻碍。这些对象如单身的女性、非婚者、同性配偶，都无法使用人工生殖技术来生育孩子。

台湾现行对人工生殖技术（ART）的定义是：利用生殖医学协助，以非性交方式达到受孕生育。目前又可以分为以两大类的人工生殖技术，分别是“人工授精”（IUI）和“试管婴儿”（IVF）。

人工授精是将精液经过洗涤、分离、浓缩后以导管直接将精虫送入子宫腔，以便精子与即将排出的卵子顺利会合，达成受精怀孕的目的。

相较于流程简单但成功率为15%至20％的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可达35%到50%。试管婴儿是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在体外结合受精，培养成胚胎后植回母体内。而前期还需要加入打排卵针刺激排卵、取精、卵等过程。

随着晚婚晚育以及其他因素，台湾夫妻的不孕症大约为10至15%，不孕症的医学定义是一对夫妻在自然不避孕的情况下，经过一年仍无法怀孕。为了鼓励生育，卫福部从2021年开始扩大民众采取试管婴儿生育的补助，将补助对象从中低收入扩大到45岁以下的不孕症夫妻。

台湾生殖医学会理事、医师陈美州于2月27日的公听会上表示，世界范围内统计显示，接受人工生殖的最多数落在35岁以上，台湾则是40岁以上，“为什么台湾女性那么高龄才进行人工生殖？因为我们有法规限制，需要在婚姻关系之下才能进行，这对身体造成很大的风险。”他表示作为一名医师深知政策会改变医疗行为，因此他呼吁，要改善母胎健康，就要让生育年龄能够下降。

“妇女新知”与十多个民间团体的论述也呼应了台湾社会转为多元时，应该照顾到更多人的生育权。他们认为，台湾从保守走向多元，“婚育应该脱钩”，让同婚女性以及单身女性可以适用人工生殖技术。（延伸阅读：《在疫情和崩坏的时代里，我跨越半个地球只为遇见腹中的小生命》）

而行政院性平处与司法院也在27日公听会上对修法表示赞成。司法院指出，根据大法官历次的解释，宪法保障人民享有人格权与家庭权，因此他们赞同单身女性与同志家庭应受到生育权的保障。而行政院性平处表示，性平委员对开放单身女与女同志有高度共识，不过在代孕制度上，则持保留意见。

代孕制度为什么争议？正反意见为何？

从卫福部讨论的三个修法重点中，代孕是意见最分歧的项目。台湾在2004年首次举办代孕公民会议，达成“不禁止，但有条件开放”的共识。但后续举办了20多次的专家学者会议，却难以取得更近一步的共识。

本次力推代孕修法的立委陈菁徽曾多次公开表达称，她不同意“妇女新知”等民团要先通过一部分人工生殖法的论述，她认为人工生殖法与代理孕母不可能脱钩，“有什么议题是讨论三十年没办法讨论好？”由于男同志家庭需要代理孕母才能进行生育，陈菁徽认为，这些同志家庭的生育权益不能被忽略，“我们要让愿意生育的台湾人也可以生育下一代。”

陈昭姿在担任立委前曾是一名药剂师，也曾公开表示自己先天性无子宫，20多年来公开倡议推动代理孕母制度，她也曾表示：代理孕母制是她担任立委职位上最重要的志业。记者发现，陈昭姿并未出席两次卫福部修法公听会，但她曾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人工生殖法不应该缺乏代孕制度，她更批评反对方质疑代孕制度会物化与工具化女性。（延伸阅读：《到美国借腹生子：跨越太平洋的受精卵》）

艺人小娴曾在陈昭姿的邀请下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的公听会，她17岁时发现自己没有子宫，至今44岁，她虽希望代孕制度通过，但同时认为反对意见也很重要，“这会减少国外曾发生的商业代孕问题，所以反对意见是我们需要的，尽量可以让代孕制度把关得更严格。”她于4月23日在脸书粉丝专页写下：“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生育的人，希望可以生下宝宝，体验父母亲的天伦之乐。这件事情，你觉得在台湾有机会吗？”

持强力反对代孕制度观点的“台湾女人连线”理事黄淑英两度在公听会上表示，代孕制度只从需求方来思考，并为顾及孕母的感受与权益。台湾女性协会也公开反对代理孕母制度，只赞成人工生殖法通过单身女性与女同志受孕，“女同志的子宫怎么使用可以自己决定，但代理孕母不是。”这些反对论述与世界上其他反对的原因类似——反对工具化与剥削代理孕母的身体。（延伸阅读：《反代孕狂潮的偏见：隐身权贵、失足孕妈，和成为众矢之的男同性恋？》）

卫福部于2024年5月14日公告了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在60天内搜集各方意见、凝聚共识，预计年底前送入行政院。草案内容包含将原法条的“受术夫妻”改为“配偶”，并增订未婚女性与同性伴侣。最争议的代理孕母部分，则是规范代孕需要无偿，但提供必要费用及开立代孕费用专户，代理孕母完成人身保险投保后，始得执行代孕生殖，禁止委托配偶于代理孕母怀有代孕生殖胎儿期间终止契约，同时明订代孕子女法律地位。

目前，相关修法的意见仍在搜集，纵使有强烈反对的意见存在，草案的公布对于在台湾能合法进行人工生殖的对象来说，仍是一线曙光。R告诉端传媒，她很期待，但她将近40岁，“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在变老，我们一直在等待，我真的很希望能在台湾生养孩子。”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俄罗斯需要一位像别洛乌索夫这样的经济学家坐镇，遏制军事系统内肆无忌惮的腐败，提高国防支出的效率。」

特约撰稿人 龚珏

5月7日，普京又一次宣誓就职俄罗斯总统，正式开始其第五个总统任期。按照程序，俄罗斯随之产生新一届政府。在文职官员部分，新政府的组成没有任何意外——多数部长得到继续任命，为数不多的变动也几乎都被观察人士提前预测到。

然而，随之而来的国防、安全系统官员洗牌却让所有人始料未及——担任国防部长12年之久的绍伊古（Sergei Shoigu）被免去职务，由原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Andrei Belousov）接任；绍伊古改任安全会议秘书，而原先担任该职的老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则改任总统助理，负责“造船事务”。

自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却并未如预期的那样“72小时拿下基辅”，关于绍伊古将被解职的传言就从未停止过。尤其在2023年夏天国防部与瓦格纳雇佣军矛盾公开化、亲战舆论普遍同情普里戈任之际，许多评论者认为普京将会处理绍伊古以平息冲突。然而随着普里戈任兵变，并在两个月后坠机身死，而俄军又挺过了乌克兰的夏季反攻，评论界又开始认为，普京决定不在战争结束前更换防长，绍伊古的地位又得到稳固。即使当4月23日，绍伊古的左右手、国防部副部长伊万诺夫（Temur Ivanov）因“大额受贿”被捕，也几乎没人预见到绍伊古即将去职。

绍伊古的这次调动属于明升暗降，他的新职务安全会议秘书负责协调军警特检侦等各个安全机构的行动，是一个高位虚职，虽个人安全得到保障且仍拥有当下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资源——随时面见普京的权限，但相比从前，绍伊古及其派系失去了兵权、钱袋子，以及可供安插亲信的官僚结构。

老帕特鲁舍夫常被视为俄罗斯头号鹰派，甚至被一些媒体称作俄罗斯实际二号人物。但这并非因为其职位使然，而是因为作为普京在列宁格勒克格勃的老同事以及经常发表奇特阴谋论的克格勃意识形态家，他与普京有着思想上的强烈亲缘性，而这一点是作为忠实的执行官僚、救火队长的绍伊古从未享有过的。

尽管如此，帕氏的这次调动仍有明显的降职意味，尤其负责的造船方向甚至带有些嘲弄色彩，让人想到他在23岁被克格勃招募前毕业于造船学院。尽管其子德米特里（Dmitri Patrushev）此次从农业部长升到副总理，但综合来看，帕特鲁舍夫的派系亦严重受挫，此前盛传的小帕特鲁舍夫接班普京的可能性已有所降低。

但这轮人员调整中，最大的黑马还是出任国防部长的别洛乌索夫。近两周来，俄罗斯的调查记者根据各路克宫信源，以及他的履历、著作，乃至泄漏的私人信件，为这位低调的经济学家拼出了一幅更全面的肖像：1959年，他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经济学家世家，父亲是1965年苏联经济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之一。和父亲一样，他接受了全套苏联式经济学教育，是一个强硬的凯恩斯主义者。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中，他承认苏联的经济体系发展逻辑必然会导致崩溃，但又认为苏联解体并未改变由斯大林奠定的经济基础，当代俄罗斯不可能在其上建设自由的市场经济，因此要想实现经济增长，还是要依靠国家政策向重工业，乃至军工产业倾斜。

此外，别洛乌索夫又经常强调创新与“技术主权”的重要性，数字化、人工智能、无人机都是他在战前就重点关注的领域。他从政期间的一大政绩是在2011年启动旨在改善俄罗斯营商环境的“战略倡议处”（ASI），并在几年内把俄罗斯的营商便利度排名从世界第123位提升到第20位。但近年来，他开始不断提出要向国内大企业征收暴利税，在导致商界舆论强烈反弹后，他又表示类似要求都是商界“主动提出”，与当局无关。

在政治层面，他也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和普京一样相信俄罗斯正遭受全世界的围堵，据信他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时唯一支持这一决定的经济官员。许多信源称赞他清廉正直，但一些媒体仍然挖掘到了他以权谋私、曾在海外拥有房产的蛛丝马迹。此外，他还是一名虔诚教徒，且据报参与一个由大量高级官员组成的神秘主义宗教团体。这些都让他在主导俄罗斯财政、金融政策的西式自由派经济官僚中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据传他与总理米舒斯京也有矛盾。但另一方面，别洛乌索夫的这种立场和信念又让他受到普京的格外认同与信赖。

综合以上种种要素，可以推测任命他担任国防部长的意图：2024年，俄罗斯的国防与安全支出占全部预算支出的近40%，如果再放任其无节制地增长，很可能重蹈苏联经济崩溃的覆辙，因此需要一位像别洛乌索夫这样的经济学家坐镇，遏制军事系统内肆无忌惮的腐败，提高国防支出的效率，更好地整合国民经济与战争机器，并鼓励国防工业开展各种技术创新，从而不仅应对眼下的战争，也为与西方的长期对抗做好准备。

问题在于，作为来自经济系统的技术官僚，别洛乌索夫几乎没有自己的团队。从一个完全异质的系统空降，孤身作战的他能否撼动俄罗斯国防部这台庞大的腐败机器。谢尔久科夫（Anatoli Serdyukov）的经历或许能给出答案——这位同样来自财政系统的技术官僚在2007年入主国防部后即着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是迅速得罪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最终在五年后被绍伊古取代，自己也身陷一连串的腐败丑闻之中。

但这或许也是普京任命别洛乌索夫的另一重考虑：让一个文职官员专心负责财政与生产问题，而他就能更方便地通过总参谋部亲自指挥、亲自部属具体的战争进程。不少评论者指出，普京的这次人事调动是在刻意模仿二战时斯大林亲自出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即部长）的做法。

别洛乌索夫被任命后不久，俄国防部就发生规模史无前例的人员“清洗”——继副部长伊万诺夫被捕后，至少又有三名将军因经济罪名被拘留。目前尚不清楚这轮清洗是否还会持续下去，但由于侦查部门始终强调对这些落马将领的调查已持续多年，可以推断，促使他们出手的原因并非“别洛乌索夫来了”，而是“绍伊古走了”。

但在这些被捕高级将领中，波波夫（Ivan Popov）将军属异类。此前他曾任俄军最有战斗力的第58军司令，是去年夏天击退乌克兰反攻的重要功臣。此外，58军拥有其他军事单位所没有政治地位，目前俄罗斯代表军方利益的几位议员，乃至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Valeri Gerasimov）都系58军出身。然而，诸多俄罗斯亲战军事博主都断言，波波夫被捕的真实原因并非当局公布的“盗窃1700吨金属制品”，而是因为他在去年夏天公开批评以格拉西莫夫为代表的俄军最高指挥层“沉默、胆怯，掩盖不想听到的事情”，并强调他自己“以所有阵亡战友的名义，没有权利撒谎，必须实事求是”，所以把军队的所有问题都报告给普京。

别洛乌索夫在任职前的上议院磋商会上称：“我始终遵循一个铁一般的原则：可以犯错，但不能撒谎。”此后俄罗斯的亲战军事博主们争相称颂这句话，认定别洛乌索夫将会让俄罗斯国防部焕然一新。然而，波波夫将军的命运告诉我们，在这个系统内真要做到“不撒谎”，往往会付出异常惨重的代价。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当局指六人经营专页发布相关邹幸彤、六四和支联会等内容，是利用“敏感日子”煽动市民。」

端传媒编辑部

5月28日，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首次以《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即根据《基本法》23条订立的条例）拘捕六名人士。警方新闻公报指六名人士包括五位女子和一位男子，年龄介乎37岁至65岁。警方指，他们涉嫌干犯条例下第24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这是今年3月《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后的首宗案件。

公报指，一名在大榄女惩教所还押的女子，透过另外五名被捕人士，自2024年4月开始以匿名方式在一个社交平台专页，利用“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帖文，“挑起市民对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及司法机构的憎恨，及意图煽动网民在较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

据《明报》等报导，被捕人士包括正因另案还押的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除此之外，还有邹幸彤的母亲邹刘华珍、前支联会常委刘家仪、关振邦、前民主派区议员陈剑琴和牙医李盈姿。

保安局长邓炳强下午召开记者会时确认被捕人士包括邹幸彤，而涉及案件的社交媒体专页为Facebook页面“小彤群抽会”。邓炳强指，邹幸彤与另外五人串谋运作社交平台，被捕人士并非简单批评政府，而是涉嫌透过发布煽动言辞，利用“敏感日子”煽动市民作出危害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国家安全的行为。邓炳强还指，近期另一宗案件上诉庭指出，文字往往可以令人将思想付诸行动，而煽动文字可能导致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

对于记者提问，“敏感日子”是否六四，邓炳强并未正面回应，他指“日子本身不重要”；就提及六四和维园、公开悼念六四等是否违法的提问，邓炳强则指并非提及“敏感日子”就违法，利用相关课题做出煽动行为才违法。

此外，香港警方还表示，已经根据法庭手令搜查其中五名被告的住所、检取一批与该案有关的物品，包括用作发布煽动意图讯息的电子通讯装置。警方指，根据法例，煽动意图相关罪行最高可判处监禁七年，“意图危害国安分子不要妄想可在网上以匿名方式逃避警方追查”。

港府在今年3月就《基本法》23条快速立法。《条例》第24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规定，任何人出于煽动意图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或发表具煽动意图的文字，最高可判处监禁7年；若勾结境外势力做出煽动行为，最高可判处10年。法例规定，煽动意图相关罪行“无需证明有关作为、文字或刊物(视何者属适当而定)具煽惑他人作出扰乱公共秩序的作为的意图”。

另外法例写明，在裁判法院授权下，警方可在未经起诉情况下，拘留最长时间限制由48小时上调至16天；“危害国家安全情况”下，若裁判官批出手令，警方可在拘捕48小时内限制被捕人士咨询律师，或在拘留期间限制咨询指定的律师。

一星期后为六四35周年。去年，香港第三年未见公开的六四悼念集会，亦为第四年未有合法六四集会；2020年，市民无视防疫禁令自发到维园悼念示威。2023年，全港26个省级同乡社团在维园举办“庆回归26周年”嘉年华，今年多个同乡社团再申请在六四当日于维园举办嘉年华。

专页“小彤群抽会”发布邹还押情况、收集六四记忆

根据Facebook“小彤群抽会”公开内容，该专页自2023年5月开始更新。该专页日常发布与邹幸彤相关的资讯，包括邹还押期间的情况、其涉及六四和支联会的案件进展、在海外获得人权奖的新闻及其感言等等。专页未有说明发布内容人士与邹幸彤的关系，不过许多内容口吻是以邹幸彤第一人称发布。

根据专页2024年4月发布的帖文，专页团队正在收集关于支联会国安案件相关的事实证人及证词资料，证词内容包括六四相关的个人经历和记忆等。

今年是六四35周年。自4月30日，专页开始连续发布关于六四“35个片段”的帖文，每日更新一则关于邹幸彤个人的六四记忆，帖文指，“既是个人经历的分享，也是一份‘证词’”。这个帖文系列除了邹幸彤个人参与六四的记忆，亦有涉及关于支联会、往年香港六四烛光晚会、八九民运的历史资料等。最后一则帖文在5月27日晚间近11点发布，为该系列第28则贴文。记者翻查目前已发布的28则贴文，未有提及有关今年6月4日活动的相关内容。

邹身负多宗审讯，包括六四煽惑及支联会案

邹幸彤现年39岁，为香港执业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目前邹幸彤身负多宗案件，包括2021年“六四煽惑案”、支联会拒交资料案、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案件。

2021年，警方以防疫为由拒绝批准六四集会，邹幸彤被指在六四期间于个人社交平台和报章发文呼吁市民参与，被控煽惑集结，后经审讯被裁定罪成、判囚15个月。邹幸彤提出上诉后，获得高等法院裁定得直，撤销定罪和判刑。而后律政司向终审法院上诉得直，今年1月终院裁定恢复原审定罪。2月，高等法院宣判维持原审判决的刑期。

同为2021年，支联会因被怀疑为“外国代理人”且拒绝向国安交出组织相关资料，邹幸彤及4名常委徐汉光、邓岳君、梁锦威、陈多伟被捕，而后被控港区国安法43条实施细则相关条例。这宗“不遵从指令提交资料”案件最终被判罪成、囚禁4.5个月。裁判官裁定毋须证明支联会是否为外国代理人，只要拒绝交资料就是罪成。

今年4月25日，包括邹幸彤、前支联会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在内的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高等法院进行第二次案件管理聆讯。庭上法官指该案不会在今年内审理，6月24日将处理更换法官的申请。

而除邹幸彤外，去年6月4日，刘家仪和关振邦曾在维园悼念六四，手持A4纸写上“个人悼念六四”；李盈姿亦在同日于高士威道一带摆放“具煽动意图物品”。当时三人被警方指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而被捕。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

「现任大法官虽为前总统蔡英文提名，但会否对民进党声请释宪有利则仍待观察。」

端传媒记者 许伯崧 章凯闳 实习记者 江亮儒 发自台北

【报导内容截至28日晚间24时】

台湾立法院今日（28日）持续处理国会改革法案，傍晚4时59分，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完成此次国会改革关键法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的三读程序，通过“总统国情报告”、“藐视国会”、“人事同意权”与“调查权与听证权”等相关条文。

三读敲槌后，民进党立委随即在台下爆以怒吼，呐喊“反黑箱，反恶法”，国民党与民众党团则大举欢呼“阳光国会”进行反制。

根据本次三读通过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被质询人若有“藐视国会”行为（如反质询，或拒绝答复、提供资料等），可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行使调查权部分，国会也得要求政府或社会相关人员提供资料，拒绝、拖延或隐匿者，经立法院会决议可处最高新台币10万元罚锾。

此外，法案还要求总统常态化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对于立委进行口头提问时，总统应依序即时回答。

晚间立院继续挑灯夜审《刑法》部分条文，在蓝白人数优势下，晚间10时54分三读修正通过，增订第5章之1“藐视国会罪”，也增订第141条之1条文，规定公务员于立法院听证或受质询时，就其所知的重要关系事项，为虚伪陈述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20万元以下罚金。

不过在立法院审议《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之际，民进党立委沈发惠在“广泛讨论”阶段发言，花莲县议会仿效“藐视国会罪”，提案要制定“藐视议会罪”，但现场徐榛蔚反对，沈发惠要傅崐萁回家跟太太好好沟通。花莲出身的傅崐萁闻讯不满回击，双方引发一阵口角，直至韩国瑜出声制止。

除了立法院议场喧闹声四起，蓝绿白立委不断在场内隔空叫阵。立法院外，即便今日阵雨频频，立法院周边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仍持续涌进反对蓝白修法的声援民众齐声反对国会改革法案，下午6时许，主办单位经济民主连合宣布人数已达到1.5万人；到了晚间9时半，主办单位更宣布群众已超过七万人。

运动至今，也开始有群众将此次一连串的反国会改革行动命名为“青鸟行动”。行动名称源自于抗议群众在5月21日聚集青岛东路时，不少人发现只要在社群平台写“青岛东”三个字，演算法就会自动降低流量与触及，有人开始改以“青鸟东”代称，也逐渐形成“青鸟行动”之称。

经济民主连合召集人赖中强也提出六大对策，除要求行政院一定要提出覆议、立法院党团声请释宪等程序外，也呼吁公民团体让行动升级。

蓝白强拚国会改革法案完成三读

今日是国会改革五法审理的第四次审议，上午立法院议场7时开放进场，蓝绿持续口角冲突，随后三党随即在议场各自悬挂布条，以口号隔空叫阵。前三次审议期间，民进党团采取拖延战术，使得法案审理进度牛步，28日开议前剩下14条文及1个章节名待审议。

这日议场内虽气氛不若前几次剑拔弩张，但民进党团持续以不断提案、试图拖住审议进程。而蓝白一方，议场内的布条除了前几次审议已悬挂的旧布条外，另也有新的标语：“翻桌耍赖 不是民主”，前方还有一颗“芭乐”画上“叉叉”、“要改革 要查弊”、“绿色极权 不是民主”，也有标语直指民进党“当家闹事 民主之耻”、“用你的魔法打败你”看板，彼此叫阵意味浓厚。

上午9时开议后，截至中午近12时院长韩国瑜宣布休息止，总计处理八个条文，但处理条文内容原先已是不予增订或不予修正内容，换言之，并未更动现有法律。下午3时29分，韩国瑜宣读完条文后宣布，《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全案经过二读，他请三党团干部到主席室沟通，宣布院会休息。民进党立委则朝主席台射出有代表“青鸟”的纸飞机。

下午4时，国民党立委再经连署表决通过，直接在二读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进行三读程序，民进党不敌蓝白两党立委席次，难以力挽狂澜，下午4时59分，韩国瑜宣布该案完成三读。

绿营沙盘推演，法案三读后的攻防战

此次争议的国会改革五大案包括：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立法院调查权及听证权、藐视国会罪、强化人事同意权、正副院长互选办法，涉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等五法的修法。

本届国会呈现朝小野大格局，三读通过国会改革五法已是时间问题。在台湾，经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会先送到行政院，行政院则有移请立院覆议作为救济手段。除此，民进党团此前已言明会提出释宪，国会改革争议在三读后将持续延长战线。

首先，以行政院覆议路径来看，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规定，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认为窒碍难行时，法案送达10日内，总统可与行政院依法共同提起覆议，要求立法院重新投票，立院应在覆议案送达15日内作成决议，逾期未议决则失效。不过，1997年修宪后，立院重新投票的通过门槛已降为二分之一；换言之，如果有二分之一以上立委决议维持原案，行政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

因此，若民进党透过行政院提起覆议，即可再为阻挡国会改革五法争取至少近一个月的时间。

其次，连日来亦有法律学者接连提出总统可对三读通过法律行使“不公布的权力”。前促转会委员、法律学者罗承宗日前撰文指出，《宪法》规定，总统“应”于 10 日内公布三读通过的法律，他认为“总统公布法律”乍看下是一种义务，不过在学术上向来会把这样的概念列为总统享有的“法律公布权”，而非“义务”。

罗承宗认为，当国会运用政治力践踏民主宪政，制定“显然违宪”的法律之际，总统基于维护宪法的义务，似有拒绝公布的空间。他表示，总统公布法律并非仅是扮演“仪式认证”的角色，更应具备违宪审查功能，留意宪法有无被破坏，这是一种“事前”的违宪审查机制。

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胡博砚则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胡博砚对端传媒表示，依目前台湾宪政体制来看，在覆议程序上，已经赋予总统核可的权力，台湾已经设计一个方式去处理问题。胡博砚也说，如果三读法律有宪政争议，目前的机制也有宪法诉讼，最好是由大法官去解决这个宪政争议问题。

胡博砚表示，在台湾，行政权相对立法权，立法权也相对行政权，但总统并不在这样的权力平衡关系中，“如果要总统不公布法律的话，最好是总统不在那个政治游戏中，也就是不在行政、立法、司法的政治游戏中，这样才有超然的地位可以做这样的事。”

胡博砚指出，如果总统今天一旦不公布法律，只会坐实在野党说的“总统有权无责”，“所以叫赖总统来国会质询也不是没道理”。他说，如果总统不公布，就应该负起相对责任，这是一个相对关系，“如果放在德国基本法里就没问题，德国基本法中的德国总统没有直接权利，他不在政治角力中。”

需留意的是，总统即便是未依《宪法》在10日内公布法律，亦无罚责。

再者，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日前已表态一旦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将声请释宪。依据《宪法诉讼法》第49条，四分之一以上立委行使职权，认定法规范抵触《宪法》者，得声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之判决。以目前国会113名立委人数计算，只要有29名立法委员行使职权时，认为法律抵触宪法，即可声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的判决。民进党在国会计有51席次，提起释宪应势在必行。

此外，现任15名大法官（含正、副院长）皆为前总统蔡英文任内所提名，这样的人选结构会否对民进党声请释宪有利，仍待观察。不过在声请释宪之际，可同时声请暂时处分，由大法官裁定有违宪之虞的法律，半年内暂不施行。在声请释宪经审查庭审理、宪法法庭审理后做出“合宪”或“违宪”的决议。

晚间柯建铭指出，一定会提释宪，释宪要等总统公告后才可以提出，民进党团会尊重行政院覆议，处理后总统在要10天内公告，三天后生效，民进党才会依法提出释宪。

柯建铭说，国会改革法案在实体内容绝对是违宪，而在程序部分，包括表决与在场人数不一样，在实体跟程序部分都违宪，“是双重违宪。”

在行政院移请立法院覆议、总统或不公布法律，以及由民进党团提起释宪以外，“解散国会”的主张也环绕在舆论场中。

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立法院若要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得经三分之一以上立委连署，若二分之一以上立委赞成，行政院长应于10日内提出辞职，但同时得呈请总统解散立法院。换言之，“倒阁案”的不信任案仅需三分之一立委同意，依目前的国会结构来看，执政党或在野党都可发动倒阁，若通过，国会可能被解散并重选。

不过目前执政的民进党，由民进党发动对自家阁揆的不信任案，从政治现实层面来看可能性较低。且不信任案需过半立委同意通过。以民进党身为国会少数来看，要通过倒阁的可能性更低。

过去台湾国会曾三度对阁揆提起不信任案，分别为1999年的萧万长、2012年的陈冲，以及2013年的江宜桦，结果皆未通过。

“青鸟行动”升级，民团吁战场转向蓝委选区

场外方面，反国会改革声援者组成的“青鸟行动”持续发酵。今日上午即便阵雨频频，抗议民众依然风雨无阻，持续进驻立法院周边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且随著越晚人潮越多，齐声反对国会改革法案。

现场还出现印有“公民捍卫民主、重启社会对话”黑色大字的两颗巨大白气球在中山南路聚集的人群中，被众人往青岛东路的方向推进。

此外，中山南路上也搭起讲台“学生之声”，不少欲上台发言的民众一个个坐在椅子上排队等待。一位据信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上台发言，指出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令她嗅到“威权的气味”，引发台下声援者拍手欢呼。

81岁的怡蓁向端传媒表示，自己是第三次来到现场，今天二度站上“学生之声”野台演讲。她说过去她在海外生活，做出口贸易，不少欧洲友人都向她了解此次在台湾的国会改革争议，而她告诉国外朋友们，这是台湾人民自决的时刻。她的手机记事里还存有一张“欧洲议会强调台湾、中国互不隶属”的图卡，用来发送给海外人士呼吁关注台湾状况。

现就读台大城乡所的学生咏竹也接受访问，她表示，自己是第二次来到立院附近，她指自己参与抗议的原因是“看见霸权与控制的危险性”：“这件事情追根究柢，是社会的多元发展可能被限缩。”

咏竹也说，过去参与类似活动时，很常出现厌女的言论，不过这次的行动现场却更有性别意识，不少举著“不要厌女”的牌子，营造更友善的运动空间。

在议场内传出关键条文三读通过后，场外抗议的公民团体之一、经济民主连合随即召开记者会，宣布后续六大对策。召集人赖中强表示，首先，要求行政院一定要提出覆议、立法院党团声请释宪等程序。

不过，赖中强也表示，接下来的法律攻防战，或许将持续一至三个月，他呼吁公民团体让行动升级，“战场不在立法院，而是国民党立委选区”，经民连将培力种子讲师组成“社会对话工作队”，在蓝营立委选区举行社区座谈会，论述国会改革法案对宪政体制的影响。

“第一站就是新北市。”赖中强说，他预告“青鸟行动”尚未结束，且将延伸至全台各地。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