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澎湃新闻注意到，在一份2024年京宏高铁“定向班”面试名单中，也出现了不少名字与百度文库的另一份文档《一万个名字》存在相似之处。

微信公众号“京宏面试通知” 账号主体，为山东京宏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被网友发现的面试名单发布于2024年8月31日，这个名单提到，截止2024年8月29日全天，2024年京宏高铁“定向班”第十三期第三场学员线上面试完美收官。

澎湃新闻注意到，“京宏面试通知”公众号最新消息为2025年6月4日发布，12月7日，澎湃新闻拨打了最新文章中所注值班电话，显示欠费或是空号。目前该账号已经删除了这份名单。

乍看到这份名单，很多人怀疑背后是不是存在国企招聘萝卜岗乱象，所谓的面试名单早就内定好了，对外公开的时候，找百度百科的人名客串做群演，跟上周被曝光的某地政府采购评审名单照搬人名大全一样。

但很快又发现，涉事公司看起来有点山寨，不排除是皮包公司搞虚假招聘骗取求职者钱财。现实中，一些非法中介机构通过企业微信公众号发布招聘信息，向求职者违规收取大额中介费、虚假承诺“内推”“包过”，被监管机构罚款的现象并不少见。

通常，“航空高铁定向班”是一种校企合作的就业模式，面向相关学校的毕业生，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培训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相关职业技能，并优先推荐就业。根据以往的经验，“航空高铁定向班”不太可能通过商业运营机构，对外招聘、运作。

虽然涉事公司的资质很让人怀疑，像是一眼假、骗人的小把戏，但是以“京宏航空”为名的各地分公司非常多，所谓的“高铁定向班”，到底是招聘萝卜岗，还是中介公司虚假招聘，有待当地监管部门调查清楚。

自从“最忙五人组”偶然间被网友发现之后，这场网络大揭底就一发不可收拾。“最忙五人组” 活跃于各行各业，从政府采购的评审专家，到行政处罚公示；从大学公益项目的被资助名单，学术期刊编委会名单，到大大小小的各类赛事，都能见到“他们”。

这场贯穿体制内外的形式主义造假运动，让人惊叹，造假现象已经泛滥到，连名字都懒得编的程度。被网友逮住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这次大曝光后，造假者如果吸取了教训、长了心眼儿，以后“老老实实”编名字，外人是不是就看不出来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杜绝弥漫在各行各业的这股造假之风？

“最忙五人组”出现在行政领域，带来的是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程序空转、暗箱操作，随之而来的可能是贪污腐败，社会公义被腐蚀；出现在其他行业，可能是围猎普通人的骗局。虽然领域不同，但背后原因大同小异：监管机制失效，造假成本太低。

现在曝光的相关案例高达10余起，越挖越离谱，说不定网友很快就看麻了。这让人不免担心，虽然相关部门陆续成立调查组，但会不会因为牵涉范围广，涉及的人很多，后续就不了了之。如果所谓的彻查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弄虚作假者不用付出应有的代价，那这场荒诞的闹剧所带来的结果，不过是“最忙五人组”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些不知从哪里搬过来、稍加改造过的名字。

当“做假”比“做真”更容易出政绩、更容易获利，前者就会成为一种“理性选择”。有的人是为了应付形式主义的检查，以“魔法打败魔法”；有的则利用自己监督自己的便利，将财政资金左手倒右手；有的则是算准了监管懒得管，能骗一个是一个。曝光的不少案例，都考验着地方相关部门精细化治理的诚意。

唯有修补好不同案例暴露出来的制度漏洞，让审核和监管落到实处，才能捍卫普通人的利益，重塑社会风气和公信力。如果仍以一种形式主义，去治理另一种形式主义，就走不出这个怪圈。

好家伙！郭德纲被约谈，以后还是看新闻联播得了！

您没有听错，郭德纲被约谈了，约谈他的是北京西城文旅，约谈他的目的是相声《艺高人胆小》，说他的相声存在低俗内容和不当影射国有院团行为，要求立即整改。

好家伙，现在又开始整改相声了，那以后的相声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严肃相声？政治正确相声？宏大叙事相声？溜须拍马相声？看来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即将断送了。

还记得几年前贾旭明、张康的相声，讽刺、幽默到极点，结果被封杀了。其实懂得都懂，只是看破不说破而已。相声界，郭德纲和于谦已经是相声界的顶中顶，几乎没有比他们说得好了。现在大多数人都苦逼咧咧的，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听听搞笑、幽默的相声段子，心情起码能好一点。这样一搞，恐怕相声从此销声匿迹。

真话不让说，讽刺也不行，骂人被封杀，低俗又会触及底线，以后把相声改成“故事会”得了。当然，“故事会”也会封杀，比如老梁……咱们就说说，以后还能看点啥？难道只能看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我在想，如果周立波继续搞《壹周立波秀》，恐怕涉及寻衅滋事罪。

还有就是，到底是谁举报了郭德纲？观众？德云社内部人士？举报的这个人，真踏马的是个坏种。我看以后，郭大爷和于大爷只能退居幕后让徒子徒孙们上阵。一个相声，怎么影射国有剧团呢？国有剧团还有新东西吗？早就创作力枯竭，“太监”掉了。现在国有剧团还有赚钱的？大多数都半死不活，即使个别“改革”了也换汤不换药。举报者大概率得了“红眼病”，自己赚不到也不能让其他人好过。

北京西城文旅也是够那个啥的，因为这么个屁事就玩约谈这类东西，强刷存在感，要不然大家还不知道有个西城文旅。郭德纲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建议他写个新相声《八辈子血霉》或者《我被约谈了》，自我讽刺一下。西城文旅，骂自己总可以吧？就怕骂完自己也会触及政治红线，最后相声演员彻底沦为哑剧表演系家，或者学学川端康成一言不发，咧着嘴笑，让台下观众猜。

——码头水鬼——

近日，“全网最忙五人组”事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同一组人名，频繁出现在多个地方的行政处罚公示、政府采购公告等公开信息中。尤其是当这种反常现象发生在行政机关身上时，反映出一系列行政法上的制度性问题。

01 真实的谎言：形式合法的弄虚作假

“全网最忙五人组”事件，首先暴露了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中的瑕疵。早在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就已经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应当全面、准确、真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要求行政机关公开的信息应当“及时、准确”。无论是在何种行政活动中，虚构相关人员名单的做法显然违反了信息准确的要求，严重破坏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严肃性，影响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在公开信息真实性存疑的表象之下，可能还掩藏着行政活动形式合法、实质不法的问题。在行政处罚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要求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这意味着，每一个处罚决定的作出都必须有独立完整的证据链和调查过程支撑。即便违法行为真实存在，行政机关也应当核实违法行为人的身份信息，不能张冠李戴。然而，此次事件中曝光的抚顺新抚区城管执法局，在占道经营简易处罚过程中未按规定登记当事人实名，事后在备案和公示材料中使用了虚假人名，明显属于程序失范的行为。

虚构政府采购的评审小组成员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需要进行招标的项目中，评审专家需要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要求，包括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评标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专家应当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八年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等等。

而在湖北省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采购中标公告的事例中，很难让人相信不久之前还是书法比赛获奖选手、医学期刊编委会成员的人能够胜任评审专家的职责。虚构评审专家名单，不仅存在程序滥用之嫌，也透支了政府采购活动的公信力。

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中，评审小组五名成员与网络文档的前五个名字一致 图源：新京报

因此，重复出现的人名揭示出，一些基层行政机关在工作中仅追求形式完备而忽视实质正义，将公示、备案等程序性要求作为弄虚作假的遮羞布，无异于是对依法行政的嘲弄。

02 信息的孤岛：雷同名单为何能过审？

多个地区和部门的行政机关公示中出现同一组人名，除了系统性的形式主义的问题，也折射出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的严重不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本意，是为了接受社会监督、避免暗箱操作。但是，当信息公开工作各自为政、缺乏联动时，公开信息的不真实反而造成更大的公信力危机。

多个单位不约而同地发布包含相同假名的名单，说明它们之间既没有共享数据，也缺乏基本的信息比对与沟通。倘若这些处罚或评审果真涉及同一批人，那么相关机关显然缺乏横向协调，不知道其他行政机关也在处理或使用这些名字。这种由于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导致虚假信息的传播，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信息孤岛”？

另一方面，此次事件也暴露出行政监督机制的无力。按理而言，多个行政机关的公示中出现高度雷同的名单，本应当在政府的内部审核或者上级监督中被发现。然而，现实却是直到社会公众和媒体质疑才使得虚构名单的问题浮出水面。

这说明一些政府内部的审核监督机制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的错误发现和纠偏机制。从这点上说，监督部门也位于信息孤岛之上，无法充分地对公示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核。

打破信息孤岛，需要建立执法信息共享和校验机制。具体而言，需要打破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打通执法信息系统、评审专家数据库等政务信息平台，对各单位公开内容进行智能监测，运用数据比对主动发现不同来源公示中出现的异常模式，并第一时间预警给监督部门。最终，以制度化手段杜绝类似的信息造假在不同机关各自上演。

03 错用的假名：什么情况需要采用假名和匿名？

行政机关假借他人姓名的背后还隐含着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对行政程序的参加人使用假名。假设此次事件中的行政活动本身真实存在，那么行政机关的做法在形式上类似于域外的假名诉讼，即法院使用特定的假名以保护某一当事人。

例如，在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件中，原告诺玛·麦考维为了保护高度敏感的个人隐私，即以“罗伊”的假名提起诉讼。其他诉讼中常用的假名，还包括“多伊”或者小说中的名字。但是，假名诉讼会削弱司法公开性，因此法院会严格限制；通常只有在当事人证明存在“重大且特殊的隐私风险”且没有更温和的措施可以避免伤害时，法院才会破例准予。

相比之下，此次事件中行政机关使用假名的做法，更加随意和主动，不存在任何限制，这样的做法没有任何法律规范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对涉及……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不当影响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

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各地普遍制定了相应标准要求对个人信息作适当处理。例如，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公布的《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实施方案》中要求，公开执法决定书全文时，应当对其中的公民姓名、联系方式等隐私予以隐去；即便只公布执法结果摘要，对于自然人当事人也应当隐去真实姓名。

因此，现行法律已经划定了明确的边界：只有在法律、法规授权的情形下，才能对公开信息做去标识化处理；而且，处理方式应遵循必要、适度原则，不得影响信息的真实性和社会监督效果。

本次事件中的行政机关，即使有保护相关人员的隐私的正当考量，但所采取的假借他人姓名的做法，既存在侵犯第三方姓名权之虞，也会对社会公众产生误导。为杜绝假名滥用，行政机关应建立严格的审批和审核机制，在决定采用化名、匿名公开前，评估是否符合法规依据，并采取明确且不误导公众的方式标示。

“全网最忙五人组”这一荒诞现象，虽然表面上可能是个别人员敷衍塞责所致，但深层反映出行政执法领域的一系列制度漏洞。唯有严格依法行政、加强部门协同、畅通信息共享，才能重塑政府公信，避免类似事件再度上演。

12月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披露：一团伙长期组织“枪手”跨十余省市替考，涉案金额逾千万元，案件经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法院审理后，百余名作弊考生入职后被全部开除，全链条犯罪人员均受到法律严惩。

被告人张某洁等人根据考生性别、面容特征和报考考试种类，从“团队”中选择面容相似、专业对口的“枪手”替考，再安排技术人员通过计算机合成兼具考生和“枪手”面部特征的照片，用于线上报考和提供给被告人黄某水制作虚假身份证件，由“枪手”持假准考证和身份证混入全国十余省市的考场，代替考生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等国家考试89次。

这起公考替考案，情节之离奇，规模之庞大，影响之恶劣，前所未有。

一个犯罪团伙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将作弊做成了一项跨省“产业”，组织替考多达89次，帮助百余人通过伪造身份的方式，混入了党委、政府乃至公安等要害部门。

当“枪手”拿着用高科技合成的假证件，安然穿过本应森严的考场检验通道时，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离大谱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它击穿的，难道仅仅是考场的大门吗？ 公务员考试，绝非普通的求职测试。

它是国家选拔治理人才的主渠道，是确保公共权力掌握在合格者手中的第一道闸门。

其意义，根植于《公务员法》开宗明义的目的，为了“建设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公务员被法律明确界定为“人民的公仆”，其义务的核心便是“忠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套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原则的录用制度，承载着公众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期待。每个人的前途，应取决于自身的品德与才能，而非金钱与伎俩。

因此，公考的考场，既是知识的竞技场，更是社会诚信与政治清明的试金石。 

然而，此案暴露出的，是对公平原则的全链条式亵渎。从网上招揽、合成照片、伪造身份证件，到精准匹配“枪手”、跨省调度，犯罪团伙提供的是“一条龙”服务。

他们狡猾地利用了考场身份核验的漏洞，但这“漏洞”恐怕不止于技术层面。此案时间跨度从2014年到2020年，在《刑法修正案（九）》已于2015年将组织考试作弊入刑的背景下，犯罪活动仍能持续如此之久、渗透如此之广，其背后的猖獗与嚣张，折射出的是监管环节可能存在的松懈与惯性。

当违法行为进化成规模化、产业化的操作，我们的防御体系怎样才能做到“道高一尺”，防微杜渐？ 

更令人忧惧的是，造假者入职对公务员队伍纯洁性与政府公信力的侵蚀。

那百余名凭借欺诈手段“上岸”的人，从踏入职场的起点便充满了谎言。一个通过伪造身份、花钱买路进入公门的人，我们如何能相信其“忠于宪法”、“忠于人民”的宣誓？如何能期待其具备“清正廉洁，公道正派”的职业操守？

他们将本应服务于公众的岗位，异化为用金钱交易的私器，这不仅是对无数寒窗苦读、诚实参考者的极大不公，更是埋设在公共肌体中的隐患。

他们占据的位置，本可能属于一个心怀理想、脚踏实地的优秀青年；

他们未来可能做出的决策，影响的将是公众的切身利益与社会公平。

起点不牢，地动山摇。让这样一群人掌握公权力，其风险不言而喻。 

令人稍感宽慰的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主犯被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重刑并处高额罚金，参与替考的枪手和伪造证件的“技术人员”也均被依法严惩。

这充分彰显了刑法对此类犯罪零容忍的态度。根据司法解释，在公务员录用考试中组织作弊，即属“情节严重”，本案主犯获刑五年以上，正是罚当其罪。

同时，所有通过作弊获取公职的人员已全部被开除。依据《公务员录用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面临的是“取消本次考试资格并终身限制报考公务员”的顶格处理。开除公职，是他们必须付出的职业代价。 

然而，处理不应止步于开除。此案中，作弊者无疑使用了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这一行为本身就可能涉嫌伪造、变造身份证件罪。

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欺诈手段，不仅骗取了公职身份，更在骗取的时期内，领取了本不该属于他们的国家工资、奖金及各项福利待遇。这实质上是一种对公共财产的骗取行为。

因此，对于这些作弊者，除了依据《公务员法》及录用规定予以开除外，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有必要介入审查。

其骗取公职期间所得的工资福利等非法收入，理应予以追缴；

其伪造身份证件、可能涉及的诈骗公共财物等行为，若达到犯罪标准，必须移送司法机关，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唯有让欺诈者付出法律、经济、职业上的全方位代价，才能形成足以震慑宵小的强大威力，才能真正还公考以名声。 

此案一方面反映了在巨大利益诱惑下，犯罪形式的组织化与高科技化，另一方面，也揭示了部分人价值观的扭曲，将庄严的国考视为可交易的“生意”。

根治这一毒瘤，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技术防御必须升级，正如法院在案后发出司法建议所推动的，人脸识别、数据比对等智能安防措施应广泛覆盖，堵住身份核验的漏洞。法律牙齿必须更锋利，持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对团伙头目、“枪手”、造假者、作弊考生进行全链条惩治，让法律条文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事实上，全国多地已在开展多部门联合打击考试作弊的专项行动。 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以来，截至2024年4月30日，人民法院审结的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案件共4007件，判处罪犯11146人，组织考试作弊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制，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秩序明显好转。

但最深层的，仍是涵养社会的诚信土壤。要让“诚信应试是公民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这一观念深入人心，让每个人深刻认识到，作弊行为葬送的不仅是本次考试资格，更是个人前程与社会信任。 

公考之门，必须只为德才兼备的诚实者敞开。广东这起千万元替考大案的查处，是一次有力的正本清源。

它警示所有心存侥幸者，逾越红线的代价，你承担不起。

也提醒整个社会，守护国考的公平，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这条选拔“人民公仆”的道路，必须光明磊落，容不得半点肮脏的交易与虚伪的阴影。

唯有时刻绷紧公平正义之弦，不断加固制度的篱笆，才能确保国家的栋梁，根植于最坚实、最纯洁的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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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隐入寒烟5｜我成了滨崎步的粉丝

11月以来，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当局紧急中止了部分日本艺人在中国的演出。例如，日本歌手大槻真希在舞台演出进行中被突然“拉电闸”式中止表演。

此外，日本著名艺人滨崎步在上海的演唱会也在开唱前夕临时“被取消”，导致一万多名来自多国多地的观众损失严重。

随后，滨崎步独自在场馆内进行了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唱会，并在她的instagram账号上分享了部分照片、讯息。

该事件引起关注后，澎湃新闻等官媒下场，称滨崎步“一个人的演唱会”信息不实，但这些官媒宣传惨遭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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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后，不少网民称赞滨崎步处理得当，不向强权低头。微信公众号“隐入寒烟5”作者更是在被删文章中，称自己“成了滨崎步的粉丝”。

被删文章部分内容写道：

以前我压根儿不知道滨崎步是谁。

直到听说她的亚洲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因“不可抗力”在开演前一天的11月28日被强制喊停，我才第一次知道这名歌手。

那一刻，她成了我的偶像，不是因为她的歌，不是因为她唱功多强，也不是因为她长得多甜美，而是因为她用优雅给了荒唐一记响亮的耳光。

试想，100名中方舞台工作人员连轴转五天搭台，100名日本团队成员拖着行李满怀期待飞来，数万歌迷订机票订酒店，只为了一睹她的风采。结果好了，开演前一天的上午，一纸“不可抗力”通知，一切归零。

换成别人，大可以耸耸肩：

票款已收，责任不在我，散了吧。

但她没有。她选择在空无一人的现场，将整场演唱会，从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

整整三个小时，她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舞台，空荡荡的椅子。

她说：“我把大家都想象成坐在那里。”

那一刻，场外的粉丝听哭了。

空馆演唱录制完毕，她承诺，等到“合适的时机”，免费公开给所有买了票的人。

这不只是敬业，这是尊重。

既是对歌迷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那一刻，所有想通过取消演唱会撩拨情绪的人，都被她狠狠打脸。

[…]因为对日本右翼不满，就惩罚所有日本艺人，包括亲华艺人？就道德绑架歌迷？就拿契约精神和国际信誉当草纸？这不是爱国，这是小孩子摔玩具。这是自己在外面受了气，就回家拿老婆孩子出气的窝囊废！

滨崎步用一场对着空椅子的完整演出告诉所有人：真正的强者，不是把怒气发泄到无辜者身上，而是在荒诞不经中，依然把承诺履行到最后一秒。

我成了她的粉丝。

因为她让我看见，一个人可以活得多高级。

那些躲在“不可抗力”背后动手动脚的人，大概一辈子也想不通这一点。

二、码头青年｜为什么香港会烧成这样？

11月26日下午，香港新界大埔宏福苑（小区）一栋翻新维修中的高层住宅突然起火。受干燥天气、持续强风及易燃建材等因素的影响，火势迅速蔓延到其余七栋，直至完全失控无法扑灭。

香港当局首次启动了近20年来最高级别的火警警报，但在火灾持续逾24小时后，仍有三栋建筑存在火情。现场状况以极为惨烈的方式在网络上“直播”。

这场大火的伤亡同样触目惊心，成为香港现代史上第二致命的火灾。有香港媒体以“港殇”来称呼这场大火，有当地市民哀叹“为何香港会变成这样？”

在微信公众号“码头青年”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宏福苑建于1983年，大部分住户是中老年本地人。老龄化、楼龄高、居住密度大，本来是香港城市肌理的一部分，本不该成为灾难的导火索。然而外墙翻新工程使用的竹棚架，加上一层便宜的易燃尼龙网，外加连续几天异常干燥的大风，还可能有工人抽烟，这些条件叠在一起，酿成了一场罕见的灾难。

竹棚架，一直被视为“香港特色”。在城市形象宣传里，它是本土工艺，是传统智慧。工会也长期强调竹棚架成本低、可塑性强、技工队伍成熟，是香港建筑行业的文化资产。但只要去看香港近20年的大型火灾，就会发现竹棚架和易燃围网几乎都是常客。

阻燃网一张90港币，尼龙网50。阻燃网晒过容易脆化，不能重复使用；尼龙网可以反复套上再拆下，施工队节省成本肯定首选这个。香港消防条例规定得明明白白，但是在实际中却偏偏大量使用。这不是香港管理层的系统性失职？

这场火灾的惨烈，背后是香港城市治理能力的整体滑坡。

香港曾经以严格的建筑条例、强效的监管体系著称。楼宇外墙要翻新、要搭棚架、要换材料，每一步都要申请、审批、验收。可现在的香港，法规还在，但执行越来越松。监管部门人手削减、流程外包、责任外移，各方都不愿承担监管成本。

不知道有没有人意识到，如果不是这次五级大火，今天还有多少人会想起香港？

曾经的“港澳台”，香港永远排在第一位——华人世界的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电影中心、华语世界的桥头堡。港剧、港片、港星、港式制度、港府的效率、消防的专业、楼宇的整洁、社会的繁荣……它曾经是华语世界想象现代城市最具象的模板。如今新闻里有关香港的词汇是这样的：楼市冰冻、移民潮、贫富悬殊、产业空心化、年轻人北漂、治安案件、政府治理能力滑坡……没有一个是好的标签。

过去十年左右，香港的国际地位、经济动能、社会秩序、行政效能，都在持续走低，且肉眼可见。

从机场航班下降，到高等教育人才流失；从财政赤字到房市下行；从社会撕裂到公共服务质量下降，香港处处透露着一种集体焦虑。只是港人一直没时间停下来反思，因为事件一个接一个，风暴此起彼伏。

这场大火之后，香港建造业监管部门能否逃过追责？很难。八幢楼被火一把连烧，这是天灾，更是人祸。这样级别的都市灾难，不可能没有政治后果。那谁应不应该负责？这里就不点名了。

以前的港媒很厉害的，图样图森破的老梗，就是因港媒而生。今天的港媒，还有以前那么犀利吗？希望他们雄起。

三、真实故事计划｜住在香港大火楼群里的中低收入者们

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发布的关于香港大火的文章同样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得知自家所在小区起火时，67岁的陈燕芳正在医院看病。

消息是开车路过宏福苑的亲人打电话告诉她的。11月26日下午15点过，她赶到现场，目睹火焰在大楼外墙攀升，“成条柱噉样烧上去（像柱子一样向上燃烧）”。她赶回自家所在大楼，看到消防车停在门口，整栋楼被浓烟笼罩。

香港发生了过去70余年来最惨重的一次火灾。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数据，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当中一名死者为消防员，另有83人受伤。失联名单中，确认144人安全，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11月26日下午14点51分，消防处接到火警，香港新界大埔的社区宏福苑起火。当时，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都在维修工程中，大楼外墙覆盖着棚网与棚架。F座宏昌阁底层外墙棚架率先冒出火光，仅六分钟火焰便延烧到四楼，随即一路窜升至高层，向邻近楼栋蔓延。

半小时内，火势扩散至邻近的6栋大楼。最终，大火烧遍7栋住户超200户的高楼，超过1500户人家陷于火海。

大埔区坐落于香港新界东北，远离港岛、九龙等繁华核心城区，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以中低收入家庭与老年人居多。

宏福苑的住户，也以60-80年代的两代人为主。

他们多是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宏福苑在1983年1月开放申请售卖，是香港第一代“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房屋，是由香港政府组织兴建、面向中低收入市民出售的保障性住房。

这类房子简称“居屋”，通常以“苑”命名。当年，宏福苑每个单位的面积在50平米上下，第一批售价平均14万左右，是市场价的五到七折。

在当年入住“居屋”的，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另一种保障性住房（简称“公屋”，通常以“邨”命名），又无力负担市场价下的私人住宅。

如今，这群青年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在屋中。而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步入中年。

11月28日上午10点过，在宏福苑西北侧广福商场的平台，陈燕芳从援助物资中挑走一个黄色的卡通水杯。她身上仍然穿着26日事发当天的灰色外套和牛仔裤，烫染的棕色短发顶部有白色发根。手中拎着的蓝色大袋子里，装着她在现场拣的市民捐助衣物。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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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前军长徐勤先受审录像流传到互联网，并在部分平台遭到删除。

徐勤先于1935年出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徐勤先本因年龄不足参军遭拒，后他咬破手指写血书才被军方接受。并于当年年底入伍，随第一批装甲兵编入坦克第一团进入朝鲜作战。

朝鲜战争后，徐勤先返回中国，先后担任坦克第一师通信营营长、坦克第三团参谋长、坦克第一师师作战训练科长、坦克第一师师长、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副军长。1987年，他升任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长。

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被上级要求率领第三十八集团军进入北京执行戒严令，镇压“六四”民主运动。此前，他因肾结石在北京住院期间，亲眼目睹了学生、市民为追求民主、自由展开的和平示威行动。故此，徐勤先拒绝执行上级的调兵令。

六四民主运动图集：

根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罗瑞卿次子、总参谋部原师级军官罗宇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中所述，徐勤先拒绝执行命令的理由是：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没有签，军令不全、不合法，不能执行。

徐勤先违抗上级命令的行为使邓小平等中共时任最高领导层感到震惊。随后，徐勤先因“违抗戒严命令”被捕，次年被军事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刑满出狱后，徐勤先被安置到河北石家庄，受到当局严密的监视和控制，直至2021年1月辞世，享年86岁。

徐勤先

2011年，徐勤先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谈到“六四”期间拒绝执行军令的决定时，他表示：“已经过去的事，就无所谓后悔了。已经做了嘛！要不然就不要做，做了就没什么后悔的。”

据《纽约时报》2014年发布的报道显示，徐勤先曾告诉友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据曾采访过徐勤先的新华社退休记者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曾对他说“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

徐勤先（左）与杨继绳（右）

2025年11月，长期致力于收集、研究“六四”资料的“六四”亲历者、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吴仁华在X平台上发布了一段长达6小时3分44秒的录像视频，内容为徐勤先在军事法庭受审的全过程。

中国数字时代对录像完整版进行收藏，并与AI大模型共同整理文字稿发布。但是，由于音频质量的原因，部分内容仍然可能存在错误。我们欢迎读者及时向我们反馈。

• 【CDTV】1989年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案庭审实录（完整文字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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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浣溪沙杜甫｜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胡锡进很高兴，评论区很清醒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问题的言论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当局通过官媒造势、甚至发出旅游警告等方式，进一步激发部分对日本本就“恨之入骨”的中国人的仇日情绪。

11月17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抵达北京，次日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会面。金井正章一行人低头听中方讲话的画面被中国网民称是在“被领导训话”。胡锡进等人也在微博发帖“自嗨”。

然而，在这些微博评论区中，不少网民嘲讽胡锡进之流的“阿Q精神”。

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将部分网民留言截图，并发布评论文章《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胡锡进很高兴，评论区很清醒》。该文很快便被删除。同时，“浣花溪杜甫”也疑似因本文遭到永久封禁。

被删文章写道：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论，破坏了中日关系。

最近很多人都在骂她，也在骂日本。两国的关系极速降温。

中方甚至还发出了旅行警告，说日本太危险了，不要去旅游。

反正每天与日本相关的话题，一直待在热搜榜上。

而今天，我看到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的视频，也上了热搜。

视频中中方官员气质碾压日本官员，日本官员一直在点头哈腰，看起来就像领导在训话。

而胡锡进也发了这条微博，并配上哈哈大笑的表情。

虽然我也想中国胜利，但从这张照片来看，似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日本人，日本人出于长期的礼貌训练，说话一直都是点头哈腰的。

我刚毕业那会儿，在工作上，接待了日本客户。那个日本客户，说句话就对我点头哈腰，一个中年人，对我一个小年轻，点头哈腰，甚至鞠躬。

搞得我也要回礼，跟着点头哈腰，接待两小时，腰都要断了。

后来又去了两次日本旅行，这样点头哈腰，真的就是日本人的日常。

所以，我们看日本官员的表现，好像只是出于礼貌的点头哈腰，虽然看上去确实在表面上，中方占据上风。

那气质，那眼神，很有感染力。但实际上，还是要从谈判结果多方考虑。有没有达成目标。

而胡锡进的评论区，除了有几个跟着嘲笑的评论，更多的人在嘲笑他是阿Q。觉得这样的意淫没什么意义。

而且很多人也都知道日本人的礼仪。


所以评论区的网友，还是有很多清醒的。这样的自嗨没啥意义。

是啊，中日两国的矛盾，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打败日本。

要从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等方面击败日本，而不是用别人的礼貌来自嗨。

所以老胡这哈哈大笑，他到底知不知道这是日本人的礼貌行为？还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二、木蹊说｜俞敏洪在南极享受阳光，他的员工却在忍受黑暗

亲爱的各位新东方人：

此刻，我正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四周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

冰川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时间的力量与坚守的意义。

现在是南极时间11月16日上午6点钟，在这片远离尘嚣的纯净之地，我热烈祝贺新东方32周年的生日快乐！

现在的南极，几乎24小时充满阳光，我在明媚的阳光下，向每一位参与过或者正在参与新东方事业的人，表达深深的感谢……

上述文字来自在南极享受阳光的俞敏洪向新东方员工发出的“慰问信”。

该信引起部分新东方员工和网民的不满。

微信公众号“木蹊说”对此发布评论文章，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章节选部分写道：

老俞似乎没有意识到，当他在南极享受阳光之时，他的很多员工已经连续上了十几个小时的课，为自己的脱发、肾虚、以及勉强够还房贷的工资而发愁。

南极的极昼，阳光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办公楼的深夜，灯光也常明不熄。

这是同一家公司的两面，也是两种不相通的人生。

[…]这封内部信全文提及17次“我”和5次“南极”，却新东方员工当下的工作压力鲜有提及。

口口声声梦想，字字句句吃人。

有新东方的员工在社交媒体调侃：

“今夜，所有xdfer（新东方人）都是南极人。”

“亲爱的老板，你虚无又狡黠的红字，仿佛在不经意间炫耀着你那被员工血汗染透的成功。”

一些人在南极看冰川，一些人在办公楼熬夜。深夜的工位上，有人双眼紧盯着续费率报表，有人反复修改着明天的课程方案。

但在南极的冰雪世界里，老俞看到的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冰川在极昼的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其实这种反差也是合乎逻辑的：

没有员工的熬夜加班，哪有老俞看“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

据网友统计，俞敏洪乘坐的“夏古号”邮轮一人入住价格最高为148万元，人均消费30万。

而新东方教师月平均工资约8000元，一趟南极旅行费用相当于一位普通教师连续工作多年且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

当俞敏洪在邮轮上举杯欢庆时，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员工正在出租屋里盯着KPI发愁。当他在颂扬企鹅精神时，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见不到南极企鹅的肉身。

“南极没有牛马，牛马会冻死饿死，南极只有牛马的主人。”

俞敏洪终于用“背单词”“考研留学”，把南极企鹅兑换到手了，这是“优绩主义”最完美的自恋循环：

老板用员工的加班时间，兑换了诗和远方，然后回头告诉员工，这就是奋斗的意义。

放在多年前，俞敏洪的励志叙事曾是无数人追捧的精神标杆。

但今天，这份精神引领却失灵了，今天的年轻人需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

三、评论尸｜微博衰落到了什么程度呢？“What is On Weibo”要改名了

微博用户@评论尸 近日发布了一篇帖子，由网站“What is On Weibo”改名事件评论当前微博的衰落。该帖已被删除。

Ta写道：

微博衰落到了什么程度呢……一个（对华比较友好）的荷兰民间汉学家Manya Koetse从2013年起运营了一个叫What is On Weibo的网站，定期翻译和解释微博上的热点事件。

近期，她宣布这个运营了12年的网站要改名了，新名字叫Eye on Digital China了。

她发了一篇长文解释为什么要改名，总结下来就是微博已经不再能够代表中国的社交舆论风向，并且和抖音、快手和小红书比起来，显得老古董。

他们的内容也开始转向解释这些新平台上的中国网民在关注什么话题， 微博的权重已经显著降低。再挂着Weibo的名字，不再能反应网站的实际使命——向英文读者解释中国主流网民最近在关注什么。
新网站里依然会给微博保留一席之地，但从微博来的内容将不再是重点。

Manya Koetse原帖部分内容翻译如下：

自从我2013年开始做网站以来，中国的社交媒体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网站起源于一个简单的好奇心：微博上都有什么？那时我觉得很多英文媒体只关注中国被审查的内容，而忽略了那些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趋势、讨论和舆论。

自201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上对中国以及各代群体关注的问题不仅急剧增加，中国内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AI驱动的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用户获取信息的方式，影响到从娱乐和新闻到网络话语的方方面面。比起微博，抖音、快手和小红书等根据用户行为定制信息流的平台更受欢迎。这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在线媒体生态，不再是“微博式”的微博贴文，而是“micro-communities.”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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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低到已经开始说胡话了”

前两天网络热议滨崎步，上海演唱会被取消之后，滨崎步一个人完成了演唱会。

可能是这件事影响太大太坏，我看舆论又想挽回影响。

今天突然看到热搜榜上又突然冒出来一个热搜，说一个人的演唱会不实。是彩排期间偷拍，摄像团队人员公开致歉。

胡锡进也说滨崎步一个人的演唱会信息不实。

一边说完成了一个人的演唱会，一边说一个人的演唱会不实。

到底谁是对的呢？

这就要考验我们独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了。

首先，很多人都在笑话，说滨崎步ins上都发了。

我相信我们的媒体肯定不会撒谎，至少底线不会无中生有，不会明目张胆的颠倒黑白。

毕竟滨崎步说之后还会公布相关录像。

如果信口雌黄，滨崎步再公布录像，不就光速打脸吗？媒体才不会那么傻。

我觉得这件新闻，媒体还是有自己的独特的角度。而且这个角度很刁钻。

我们看看摄像团队的致歉声明。

声明提到了摄像团队偷拍了艺人在舞台的照片，还传到了抖音上。

我认为这的确是个事实。

然后被人说成是一个人的演唱会。

是啊，如果只是彩排的照片，说成是一个人的演唱会，这的确是不实信息。

摄像偷拍舞台照片，的确违反了相关的规章制度。所以他道歉是应该的。

而网络传播很广的这些图片，看上去灯光暗淡，隔得老远，的确也像是彩排的现场。

所以，所以，媒体说的不实信息，就是指这个图片，的确是彩排，而不是滨崎步一个人的演唱会。

虽然都是同一个人，同一个舞台，但时间差了一天，那也是不同的。

他们这么说有道理没，仔细想想，也能说得通。你要挑他们的理，也挑不出毛病。

但是滨崎步到底有没有开展一个人的演唱会，那就是后面一天的事，是另外一回事，媒体没有说。就事论事，扒开揉碎，把彩排的图片说成是演出，有没有问题？

我看过真正的舞台照片，那灯光效果十分绚烂，毕竟花了那么多钱搭建的舞台，不可能不用这些灯光吧。

所以那张彩排照片被辟谣，有没有毛病？没毛病。

你能不能挑出理？似乎也挑不出。

即使未来滨崎步公布了一个人的演唱会的录像，也不能打这个新闻的脸。

因为细究起来，两个都不是一回事。

我现在大张旗鼓辟谣，我没有撒谎，你没看清楚细节，你误会了，那是你的事。

这就是媒体的厉害之处。

而现在胡锡进也在引用传言：承办滨崎步演唱会的公司，数日前就接到了取消演出的指令，但他们故意拖到了周五才对外公布？

如果是这样，所有的锅都由演出公司来背。

而这个说法只是网络上的一种说法，没有任何可靠的佐证。

没有任何证据还拿出来说啥啊？

演出公司搭那个舞台都花了多少钱？如果提前通知取消了，为何演出公司还要继续搭台，这不是把钱往水里扔吗？

实在难以理解。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很多信息，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这些媒体，这些大V，在网上多重复几遍，不管真假，都会在人脑子里留下印象。

时间一长，谁还记得这么多细节。

只能记得个大概：滨崎步一个人的演唱会不实。

我第一次吃江西菜，大约是在零八年的一个春天，去江西婺源，油菜花没有赶上，倒是被路边的一处麻辣烫所吸引，一位红唇烈焰的小姐姐在摊位上吃得满头大汗，成为本地美味的最佳背书。

我要了中辣，老板娘一听口音，就知道我是外地人，说微辣就可以了。

如今回想起来，那应该是我人生中吃过最辣的微辣，辣到有点胃疼。而我自认为还是很能吃辣的。这就像马克·吐温说过的那句名言，我度过最冷的冬天，就是旧金山的夏天。江西的辣，是那种让四川、湖南的辣，都相形见绌的辣。辣到你很可能不想尝试第二次。

在没有微信、大众点评、抖音的年代，江西的辣还是本地秘密，留有你对旅途一丝偶遇和幻想，而不像现在，所有的本地知识，都已经被千里之外的网红们泄漏得人尽皆知，以至于产生了另外一种刻板印象。

江西菜也是这样。

那趟婺源之行回到北京后的十几年里，我很少吃到江西菜，算起来拢共只有两三次，一次是参加婚礼，另一次是一位江西朋友请客。但最近，我却经常在手机上能刷到什么“挑战江西辣”“当山东人第一次吃到江西菜”这样的探店视频。而在外卖平台点餐时，也越来越多跳出来南昌米粉、瓦罐汤等推荐。

算法总是在寻求新鲜的东西推送给用户，用户的味蕾也在期待不一样的刺激。当粤菜、川菜、鲁菜、湘菜、浙菜、鄂菜渐次流行之后，地方菜在全国的轮动，终于轮到了江西菜。

但饮食文化的流行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与钱包的厚度、人的流动方向、以及时代的焦虑感紧密相连。平价咸香油辣江西菜的流行，在传递中国大众口味变化之外，预示着一股社会趋势的暗流涌动。

江西老表不再沉默

今年八月，欧记大排档在北京朝阳大悦城开业，由于我日常活动范围主要在北京的胡焕庸线（地铁八号线）以西，所以还没有口福亲自尝过。

据媒体报道，欧记大排挡主打江西景德菜，厨房透明，每道菜都当着食客现做现炒（听起来像某贝的话术），延续了在上海、深圳门店的人气，市井烟火范围拉满，目前北京仅此一家，几乎每天都是排队爆满。甚至你在大众点评搜“欧记”两个字时，搜索框就自动蹦出来“欧记大拍档排队”。

和江西的地理位置一样，江西菜被八大菜系（鲁、川、粤、苏、闽、浙、湘、徽）团团包围，在主流美食话语权和商务宴请的鄙视链里，江西菜是官方榜单的落选者，长期处于失语状态。如果换一个维度，按“吃辣能力”来排鄙视链，江西菜就是嗜辣江湖的扫地僧。

这恰恰对应了江西人的群体形象：埋头苦干，疏于营销。随着南昌拌粉、江西小炒的走红，全国开始重新审视江西菜走红的核心竞争力，鲜辣，是含蓄下的刚烈；煨拌，是内敛中的深厚。听起来有点舌尖上的中国那味儿了。但以我接触到的江西朋友而言，确是如此。

一家网红店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在大众点评上，过去一年，关键词江西菜、赣菜的搜索量、笔记攻略数和用户评论数，在一线城市，尤其上海、北京，均呈现翻倍甚至数倍的增长，已经是一种现象级井喷。

“江西菜到底有多辣”“挑战江西辣度”“南昌拌粉探店”大量美食博主的集中探店和内容产出，为江西菜的破圈提供了巨大的线上声量，种草达成之后，就是静静等待用户的拔草。

疯狂的搜索和营销，带来了同样惊人的销售转化。美团数据显示，2024年地方菜订单量整体保持增长态势，其中江西菜表现最为突出，同比增长42%，位列全国第一。

在成为网红之前，江西菜经历了漫长的蛰伏和蓄力。

南昌拌粉是江西菜走向省外的先锋，最早的一批店，通常开在科技园区、高校周边或江西人聚居的社区。它们门面不大，装修朴素，名字直白，比如“老表米粉”、“赣南米粉店”。老板和厨师多是江西人。这两年，不少大厂食堂的档口，都增加了南昌拌粉+瓦罐汤的组合。

在拌粉打开市场后，更注重体验和社交的正餐型江西菜馆开始涌现，大多仍然定位平民家庭消费。二十多年来，赣南人家在北京开始了十几家分店，被称为江西人在北京的食堂，菜品强调江西原产地食材，如兴国米粉鱼、藜蒿炒腊肉等，客单价在一百多元。

江西菜进入上海二十多年后，也被魔都的气息浸染，朝向精致化的方向迭代，于是，野山桐、胡恰、杨有喜等一批江西餐厅，在上海核心商圈崭露头角，餐厅设计偏向山野风，同时突出景德镇陶瓷元素，但这并不构成江西菜的主流。你甚至可以理解为是高端餐厅在部分借用江西的元素。

在全国视野下，江西菜的崛起，不仅仅是一种饮食风潮，更是江西人群体性格在新时代的一次刷新。它预示着市场和社会开始重新赏识那些不尚虚言、专注内功、品质过硬的价值，也预示大家熟悉的消费降级正在转入下一个阶段。

餐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江西菜崛起于餐饮行业的生死时刻，这并非危言耸听。

从宏观数据看，餐饮行业正在陷入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在“禁酒令”和“消费降级”的双重影响下，八大菜系中粤菜、鲁菜和淮扬菜（苏菜）餐厅最先遭受重创，它们风味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以商务宴请为主要场景。

粤菜主打鲍鱼、海参、燕窝等名贵食材，且对食材新鲜度要求极高，难以像川菜那样实现标准化和连锁化，当公司和个人预算收紧时，粤菜馆往往是第一个被放弃的选择。像广州陶然轩和香港富临皇宫，最近就关闭了一些门店，还有一些高级粤菜餐厅则转向郊区农庄模式，以更低成本提供非预制菜体验。

鲁菜口味咸鲜、重油，大盘硬菜与北方饮酒文化高度绑定，作为北方宴席、特别是公务接待的首选，但政策限制了公款消费和宴请的规格，使得鲁菜失去了最大的客户群体。特别是鲁菜配合山东酒桌文化，硬生生把饭局变成了一场大型社会服从性检测，令更年轻一代闻风丧胆，九转大肠、葱烧海参也不再让人垂涎欲滴。

淮扬菜以其精湛的刀工和复杂的工艺闻名，这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不计成本的精致”，堪称八大菜系中的内卷之王。可是一旦限制了预算。在效率至上的现代社会，淮扬菜慢工出细活的烹饪方式，再也无法适应快速的餐饮节奏，特别是高昂的人工成本，在消费降级的浪潮中难以维持。

企查查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倒闭的餐饮公司数量达到近300万家，创下历史新高。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一线城市，每个月，每十家餐厅中就有一家关门，在有些月份，关闭率甚至超过15%。

和电动汽车、电商、外卖一样，餐厅行业也陷入“自杀式内卷”。

对餐厅来说，不降价是等死，降价是找死。 只有拥有极致供应链优势的巨头，比如萨莉亚、蜜雪冰城、瑞幸、麦当劳能扛住，个体户完全耗不起。

大量失业的白领拿着最后的赔偿金，涌入看起来门槛最低的餐饮业，结果赔得底朝天。我住的附近开了有家福气汉堡的家门店，但几乎没人光顾，开业不到半年就倒闭了。

对成熟品牌来说，降价是唯一的求生之道。商家被迫推出的5元早餐、10元盒饭、9.9元的咖啡， 99元的四人套餐，将餐饮业打压至无法获利。而人均消费超千元的北京宴这样的高餐厅，也推出了三百多元的双人套餐，可见形势之艰难。

2025年的平台补贴大战，让商户“增量不增收”，这不仅打掉了美团、淘宝、京东超过500亿的利润，也导致商户订单量增长但实收金额和总利润下降，而外卖的增长，对利润更高的堂食，产生了可怕的替代效应。

现在看来，外卖补贴大战之后，淘宝赢得了带血的复兴，美团的护城河快打没了，京东只剩下了物流可以一战，一众餐厅商家尸横遍野，平台和商家原本唇亡齿寒。消费者看似唯一的获益者，但考虑在一天三杯奶茶、两顿炸鸡的暴饮暴食之下，血糖和体重的飙涨成了不可承受的代价。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原本也是可以避免的。

寒风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叙事也正在经历大转折，关键词只有两个：祛魅、理性。

美团核心本地商业负责人在今年一次会议上说，2025年的堂食客单价已经非常接近2015年。一夜回到十年前。据红餐大数据，截至2025年8月，全国餐饮大盘人均消费已经降至36.6元，较2024年同期下降7.7%。

相比高端商务餐厅，过去人均 200-400 元的伪精致餐厅受冲击最大。就是那些试图靠信息差、靠装修溢价、靠预制菜糊弄、靠加盟割韭菜、靠故事装神弄鬼、没有核心壁垒的餐厅，正在被消费者抛弃。

消费者不再为单纯的环境和摆盘买单。精致餐饮（Fine Dining）出现了罕见的关店潮，连米其林餐厅都开始卖盒饭求生。

消费者只愿意为两类东西掏钱：能让人大汗淋漓解压的人均不过几十元江西小炒，或者提供社交货币的网红打卡点。

四十年恍然一梦

2023年，中国人的生活秩序回正常的第一年，多家消费领域的投资机构将“重口味、高性价比的地方菜系”列为重点赛道，其中江西菜被频繁提及。

重口往往意味着两个特点：辣、油。

中国饭店协会2024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地方特色菜系正在成为餐饮创新的新增长点，具有“辣”味记忆点和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类更易出圈。

江西菜完美契合后口罩时期的餐饮口味变化。如果从改开四十多年的历史回看，中国餐饮市场的餐饮变迁史就是一部当代史。

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是内地看世界的窗口，也是财富和现代化的象征，所以粤菜最先流行。

粤菜昂贵的海鲜和精致的服务，成为当时先富起来的人展示实力和身份的最佳社交货币。对沿海发达地区生活方式的向往与模仿，甚至成为一股风气刮到山西、内蒙等远离沿海的内地，每一个小城市都会有一家粤菜馆，哪怕吃的是冰柜拿出来的海鲜，也意味着上档次、有排面。

到了21世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城市化进程加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随着大量川渝等西南地区务工人员和早期白领进入一线城市，他们带来了家乡的口味，也创造了巨大的廉价餐饮需求。

彼时的中国人刚从单位解体、国企改制的阵痛中苏醒，面对房子要自己买、暖气费要自己交的日子，失去了集体的托底，生活压力剧增。川菜的麻辣和重油，成为打工人低成本的解压阀。同期，东三省人民大批涌入关内，东北菜则以量大实惠，在川菜之外，也成为了工薪阶层的聚餐首选。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地产大爆发，移动互联网兴起，到处充溢着经济上行的乐观。此时，80后、90后成为消费主力，聚会社交需求旺盛，火锅与湘菜开始了连锁化狂欢，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注重体验感和服务。湘菜的辣度比川菜更直接，更适合干饭，迎合了年轻人对效率和口味的双重追求。

又过了几年，到了2016年，“消费升级”达到顶峰，中产阶级崛起，健康意识觉醒，人们开始厌倦重油重辣，转而追求食材本味。潮汕菜、江浙菜与轻食开始流行，成为重要分水岭，特别是潮汕牛肉火锅，它要求牛肉绝对新鲜，不靠调料掩盖。这代表了中产阶级对生活品质的精细化要求，以及对健康的焦虑。

咸辣流行背后的中产坍塌

2020年，中国人的餐饮消费再一次转向，主要源于三件事：疫情冲击、经济增速放缓、预制菜泛滥。

人们虽钱包紧了，但嘴变刁了，也不再愿意为虚高的品牌溢价买单，转而寻找质价比好吃的平价菜，于是，江西小炒、贵州酸汤火锅、乐山小吃、以及各种“市井风”大排档，构成当下餐饮的奇观，辣椒炒肉更是成为2025年的年度之菜。

毫无疑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了中产阶级和白领群体的消费决策。

江西小炒的人均消费通常在 40到70 元区间，恰好填补了20到30元廉价快餐和人均百元以上的精致正餐之间的空白。消费者不再盲目迷信网红店或剑走偏锋的装修，而是更看重食物本身的分量和口味。江西菜“量大、下饭、管饱”的特点，精准击中了打工人的午餐和晚餐痛点。

对预制菜的反叛，则是消费者用脚投票，向江西菜投怀送抱的另一大原因。大家宁愿在苍蝇馆子吃现炒的辣椒炒肉，也不愿在商场里，吃被精致摆盘的佛跳墙，更不想听那些套路雷同的创业故事。

江西小炒的核心卖点是现炒，像欧记大排档甚至把灶台搬到门口。由于江西菜重油、重火候，必须猛火爆炒，难以工业化预制。消费者虽然花的钱少了，但吃到的却是有锅气、食材新鲜度更高的食物。

更为内卷的市场环境，也让人们对沙拉轻食提不起胃口，唯有重口味可以解忧躺平。

辛辣食物能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带来愉悦感。江西菜的辣度普遍高于湘菜和川菜，口味咸鲜香辣，是不折不扣的米饭杀手，一顿碳水满满、滋味浓郁的饭菜，往往比精致但寡淡的轻食更能带来饱腹感和心理慰藉，也更能有效缓解高压工作带来的疲惫感。

从这点看，江西菜卡位在重口味解压和现炒高性价比经济需求的交汇点上，这恰恰是中国消费降级进入新阶段的缩影。

哑铃型社会到来，令人不安

我这里说的“降级”不完全是低价，而是理性消费和结构性分化。

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从过去十年的高速进入中速甚至中低速区间。这意味着社会整体财富的创造速度放缓。在这种慢跑状态下，家庭收入增长预期降低，自然会带来消费行为的谨慎。

过去二十年，中国家庭财富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而房地产市场的长期低迷，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承压，财富效应从助推器变成了绊脚石。尤其是一线城市中产阶级，在房贷压力和资产缩水的双重挤压下，消费意愿会长期受到抑制。

随着老年人口增多，必然推高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挤压非刚性消费的空间。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消费者，经历过经济下行周期，对品牌溢价不再迷信，更擅长在电商和折扣平台寻找极致性价比。

这意味着，我们朝向纺锤型社会进化再次受挫。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的艰难历程，但始终未能完成向橄榄型的跨越，主要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阻碍：高收入差距和中产阶层的脆弱性。

纺锤型社会的核心特征是收入差距小、社会平等度高。但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处于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之上。即使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但财富仍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社会结构更接近一个底部收窄但顶端极度肥厚的宝塔型，而不是理想的纺锤型。

中国绝大多数中产家庭的财富与房产深度绑定。他们虽然收入较高，但背负高额房贷，可支配现金流不高。一旦遭遇经济下行、失业、重病或投资失误，这个阶层很容易跌回低收入群体，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

于是，世界继续折叠，国内消费市场呈现全新的哑铃型结构：哑铃顶端是极少数高净值人群对稀缺、定制、顶级奢侈品和高端服务的需求仍然旺盛；哑铃底部就是绝大多数大众消费者，将涌向极致性价比的产品和渠道。

走向哑铃型社会预示的不是单一的餐饮潮流转变，而是一系列结构性的、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

哑铃型结构，首先意味着哑铃型收入结构，社会分裂为哑铃型的两拨人，一拨是极小一部分高收入精英，另一拨是大量低薪、可替代性高的服务业和简单制造业岗位。

进入哑铃型社会，经济也告别过去的中端利润模式，迎接超低价和超高端的极端市场。

纺锤型经济的增长引擎是中产阶级对中等价位、中等品质商品和服务的稳定需求，如中档汽车、改善型住房、大众品牌服饰。当这部分群体收入停滞或财富缩水时，原本服务他们的大批中端品牌将面临淘汰潮，它们既缺乏高端品牌的议价能力，又缺乏低端品牌的成本优势，生存空间被彻底挤压。

在哑铃型的底端，消费者的核心诉求是性价比，市场已经迎来前所未有的内卷式价格战。企业必须将成本控制到极致，牺牲掉利润空间来争夺存量市场。这加速了产业的洗牌和淘汰，同时可能导致产品质量的隐性下降。拼多多的崛起正是满足了哑铃型的底端群体的庞大需求。

哑铃型在社会上则突出表现为，阶层焦虑和不满情绪达到临界点，可能导致社会流动性停滞，极易引发社会结构从稳定走向失衡，最大的隐忧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整体焦虑。

在纺锤型社会，存在一个隐形的社会契约，只要努力工作、接受教育，就能实现代际向上流动。当中产阶层塌陷，年轻人发现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企及父辈的物质生活水平（如一线城市的房产），这种契约就破裂了。这引发了普遍的不公平感和怨气，是社会信任度下降的根源。

面对向上流动通道的阻塞和巨大的竞争压力，一部分年轻人选择撤退，即低欲望或躺平。这不再是个人选择，而可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导致社会缺乏活力、消费意愿进一步萎缩。中产家庭为了避免滑入底端，将不惜一切代价投入到教育和子女竞争中，导致教育内卷和焦虑空前爆发。

纵然从纺锤型社会坠入哑铃型社会，中国消费者也从来没有停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们只是重新分配了预算，就像从追捧网红餐厅到朴实江西家常菜的转变所发射的信号，中国社会的消费逻辑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化：一种带有强烈防御性的实用主义，将主导下一个十年。

据说是美团和央视一起找了个演员拍的励志短片：一名做平面设计的白领，辞掉工作去送外卖，没别的，她就是想看看路上的风景。

这样子宣传，有没有问问交警合不合适啊？本来就堵的怀疑人生了，你还要鼓励外卖员“抽空看看风景”，真有你们的。

甚至送外卖的途中，还能找个时间和空间给路人拍照……你信不信，再给她一点时间，巴黎圣母院的设计图纸她都能赶在外卖送达前画出来。

这怕不是兜里就一份外卖，还是自己点的吧？

虽然在引发争议后，他们终于意识到不妥，把它删掉了。但是看完别人发过来的视频后，我依旧被深深的震撼到了。这样的翻车现象越来越多，是不是意味着靠关系进入某些部门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没有底层生活经历的他们开始不断出现拍脑袋做决策的情况。

以后请不要再黑晋惠帝，他不过就是说了句何不食肉糜，不像某些人已经快要进化到“农民工在工地健身”的程度了。此刻，晋惠帝已成低配版本，跟不上抽象的时代。

要不是知名的平台发布，我都差点以为真是“低级红高级黑”了。

能不能稍微有一点点常识，哪个正常人，能坐在办公室里拿高薪不愿意，偏偏要风里来雨里去，冲进去送外卖？说说得了，还真当真了。昨天还有外卖员吐槽，现在订单少的可怜，只有中午晚饭时间能多跑几单。单价同样低的可怜，并且开始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

当初为了上班时间自由而跑去送外卖的那批人，这会儿也感到浑身难受了。结果，把送外卖拍成“旅游篇”的宣传来了。说句实话，要真实的外卖员真像视频里那样，别说挣钱了，每个月不倒贴都算他们的本事大。

我觉得网民的评论真的一针见血，你们甚至不愿意找一个真正的外卖员去拍摄，而是找了一个演员。这本身就说明你们很清楚，这样的画面，根本不存在现实之中。

另一点，我其实没太懂，现在也不缺外卖员了吧，为什么美团还要拍这种片子来宣传，亦或者说，主导方并不是美团？

要知道，现如今外卖骑手的队伍早就壮实的跟蚂蚁军团一样了，甚至连女性骑手都在不断增加，为什么还想着希望普通人加入。僧多粥少，以前一单赚3块，现在可能只有1块，让饿肚子的更多，这不仅对骑手本身没有任何好处，还会导致下一次的宣传，变得更难，更不得人心。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无论对于外卖行业来说，还是劝别人去跑滴滴。有这么多人拉吗？我是不信的，最近几次打车，都是“秒打”，订单一出去，立马就有空车接单，真正意义上的“抢单”。

这是为了生存，若还要将其描述成什么为了离生活、离梦更近一点，就真的有点厚颜无耻了。谁的梦是“跑滴滴、送外卖”，说这话的人自己半夜想想不会觉得搞笑和讽刺吗？

就这样，不说了。他们把视频下掉了，估计也不愿意别人再讨论。但如果不记得这次的经验，不记得世界上最阴险最歹毒的赞美，就是拿底层人的苦难当做励志故事这个事实，那么同样抽象的画面，一定还会再次上演。

真的，多低低头吧，不然要跟现实脱轨了。

昨天媒体发布的这条报道中，其实有很多内容没说，只讲到了烟花店爆炸，周围有汽车被炸飞，以及3人送医救治，轻伤无生命危险。

就看这么点内容，对很多人而言可能就是个“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已。但网上又还流传着不少其他的信息，包括店主自己点的、喝药、投诉官员索拿烟花和财物等等。

所以，为什么会到这一步？

就在刚刚，当地官方“郴州发布”发布了后续通报，确认了事情属实。也就是说，从昨晚到今天，网上的“小道消息”，偷偷摸摸流传的那些，是真实的。店主写了遗书投诉当地一些官员后，坐在车里喝农药，同时拍摄视频发到群里告别这个世界。

从通报来看，公安找到了店主，现在医院正全力进行抢救。

到这里，店主彭某某实名举报和投诉的是哪些公职人员，又具体是什么事情呢？不知道。

可事实上，从昨晚到现在，该店主的举报信就一直各种群聊私信里流传，被人们议论的热火朝天。而其中内容，直接分多条，分别点明了具体公职人员的姓名、身份，以及他们做了什么事。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第一时间媒体的报道中，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一家提到相关元素，都只说爆炸、无伤亡，闭口不提店主在车里吃药，实名举报多名公职人员这些信息。

是媒体不知道吗？

绝对不可能！因为那些网上流传的视频、举报截图，连我们这些普通人都能看得到，媒体拥有的渠道只多不少。

而且同样用新京报发布的内容作为例子，在“郴州发布”通报表示调查后，他们新一篇的报道里，就把“车主在车里吃药”的视频发了出来。而此前，报道中仅仅只有烟花店的画面。

这基本就说明，情况和视频的素材，这些媒体第一时间就握在手里。可他们觉得再等等，等地方官方表态后再说，能省很多事。

另一点值得一说的是，就算现在，公开通报了，可依旧没有告诉大家，彭某某实名举报了什么事，什么情况，哪些公职人员。上面那张打码的截图，可不是他们发出来的。

换句话说，你把上面两条报道，按照先后的顺序放到一起，可能都看不太懂。

第一条：烟花店爆炸，3人受伤，无生命危险。

隔了一天，第二条：烟花店老板实名举报了多名公职人员，他自己疑似在车里喝药自杀，目前正在抢救。

就是不肯直说，烟花店老板，为什么要在车里喝药？为什么这么巧合的时候，烟花店爆炸了？

注意，媒体从始至终可没说过，这是老板自己点燃的烟花店。

这得让人多无语，并不是什么涉及到国际、政治的话题，他就是现实里发生一件事情，都要三缄其口。能少透露一点讯息，就少透露一点，别给自己惹麻烦。

彭某某的投诉信里，称当地官员，街道办书记等曾多次以各种理由索取烟花与礼品、不付账拿货，甚至索要钱财……这种现象，即便不是该烟花店，而是其他商铺，也曝光过不止一次两次了。尤其城管在这方面，问题特别多。

每次都进行调查了，都处理了，可然后呢？大家应该清楚，停职，实在不行就开除。想想也是，比如利用权力勒索一条烟，一些烟花，又不算什么大钱，都停职了你还要他怎样？

他们从来没想过，一条条烟，一盒盒烟花的分量，落到普通人头上，是个怎样的重量。如果没有那么重，压在一名不到30岁的年轻店主身上，他何至于在车里录下那令人感到绝望、窒息的一幕。

近日，《经济参考报》调查发现，中国电建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简称水电三局）承建的福建省永安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大坝涉嫌偷工减料、违规操作、随意变更设计等情况，工程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危及大坝整体安全。

11月29日深夜，中国电建发布情况通报称，公司已经成立调查组，将会同有关方面全面调查核实，并将及时公布相关调查结果。

媒体报道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首先是数百根锚筋桩存在严重质量缺陷。按照图纸设计锚筋桩应该有12米，但工人透露实际安装长度仅为3至5米，有的甚至不到两米。1000余根锚筋桩，可能只有30%的锚筋桩符合设计要求，其余多数为“残次品”。

再就是灌注过程造假，没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水泥砂浆灌注，施工方仅在桩孔口进行简单封浆处理以应付检查。焊接过程偷工减料，随意变更设计。

按设计要求，水库大坝坝肩边坡锚筋桩，应由三根符合标准的钢筋与钢管及PVC注浆管焊接组成完整的桩体结构。但是具体施工过程中，工人嫌麻烦对锚筋桩仅采用简单“点焊”方式连接三根钢筋。

锚筋桩是水库大坝边坡加固的关键结构，如果按照上面这些偷工减料的施工方案，其存在的质量缺陷可能导致大坝稳定性严重受损，甚至引发滑坡、溃坝等重大安全事故。

可以想见，如果偷工减料的报道属实，大坝建成之后，对于当地民众而言，无异于埋下了一颗地雷。一旦遇到暴雨极端天气，发生事故可能是早晚的事，直接威胁下游居民的生命安全。

事实上，中国电建水电十六局承建的电站下水库边坡工程，在今年8月已经发生了大面积垮塌事故。

作为福建省“十四五”能源发展专项规划重点建设项目，这座大坝到底存在哪些工程质量问题，还有待后续调查，但是有些程序问题，哪怕就是外行也能看出涉嫌违规。

澎湃新闻梳理公开招投标文件发现，永安抽水蓄能电站从前期招标设计、勘测设计到土建施工、建设监理、机电安装的多个核心标段，均由中国电建下属企业包揽。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工程的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不得有隶属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设计方、施工方与监理方同属一个集团，容易给相关人员蛇鼠一窝、沆瀣一气的机会。媒体报道也证实了这一点。

有视频显示，该标段监理单位华东咨询公司的多名监理人员曾接受施工方宴请，在KTV娱乐场所饮酒唱歌，每人身边均有一至两名异性有偿陪侍人员。据知情人士透露，监理等相关方与施工方的此类违规行为并非首次发生。

监理原本应该是建筑工程质量的守护者，他们负责盯住现场、严把质量关，代表业主监督工程，防止施工方违规操作。

但是如果这个工程的监理却和施工方坐到了一个酒桌上，甚至还有异性陪侍，一个个都被糖衣炮弹拖下水了，还能指望他们在工地现场制约施工方吗？

在被媒体曝光后，中国电建表示已经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然而，民众不放心的是，“自己查自己”真的能调查清楚吗？调查结果如何确保公正？

对于媒体曝光的诸多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有第三方独立调查，把工程立项招标、到审批审查，以及施工过程中的种种问题都调查清楚，追责到人。

“揪出硕鼠”或许不难，难的是，如何防止大国企垄断上下游环节，从设计、施工到监理，一条龙包办。

媒体查询公开招投标文件，就能发现问题，有关部门有没有看到？如果这样同气连枝的“合作”模式畅通无阻，且不限于一个工程，那还有多少致命的安全隐患有待核查？

回顾过往10年公益界的新学说，还是康晓光的“行政吸纳社会”，和朱健刚提出的“治理吸纳慈善”对这个行业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最有解释力。

公共政策把社会组织纳入治理体系，慈善被视为“社会治理工具”的一环，这很好地解释了公益行业如何一方面实现了“身份的正式化”，同时面临着越来越细的“合规审查”。

当“被吸纳”成为常态，公益行业如何自处？

CFF年会是一个观察行业的窗口——这既是多方视线交汇的场域，也是公益人一年一次集中表达自我、凝视自己的时刻。

我看到三重变化：

“论坛语言”的变化：语言体系整体向“治理化”靠拢，“安全话语范式”成为共识。

代际气质的分化：老一代的“使命感”与中青代的“职业化”，在各自的叙事中呈现出不同的问题意识。

行业主基调的转向：在制度与资源双重收缩的大背景下，“适应”和“疗愈”成为主要的应对方式。

“论坛语言”的变化：一套“安全话语范式”已经成型

2025CFF年会的开幕主论坛所使用的语言，是一套高度规范、安全的话语。年会主题是“共建可持续价值”，开场就强调：

“基金会如何秉持长期主义，以协同共建的方式创造可持续价值？以高质量慈善回应社会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这类表述大量借用近年各类政策文件中“高频”的词汇，比如“高质量发展”“协同共建”“服务国家战略”“中国式现代化”

这些词贯穿开幕致辞、主办方发言、承办方介绍，以及关于基金会十年发展的政策盘点。

在主旨演讲部分，学者陆铭从“投资于人”谈到中国人均GDP跨越1.4万美元门槛，服务业占比提升，城市人口集聚、服务消费增长等等，用的是一整套宏观经济与结构转型的话语。

这场演讲精彩、扎实（尽管观点谈不上新颖），也确实拓宽了“共建可持续价值”的宏观视角。但如果站在行业发展的视角，它更像一堂“服务业经济与消费结构”的公开课，而不是对慈善行业自身的价值、困境与结构性问题的追问。

另一位嘉宾则从法律与政策的角度回顾了基金会十年的发展：讲到基金会响应脱贫攻坚、讲到慈善法修订，这些内容非常系统地勾勒出“基金会如何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但在这样的叙事中，基金会作为“政策执行者”与“社会创新者”的角色边界，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了。

我留意到，一些在过去被视为行业核心关键词的表达，明显低频甚至缺席，例如：“社会创新”“行业自治”“慈善伦理”“公益机构的主体性”“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我们应当秉持怎样的公益价值”

我当然可以理解，在当前行业内外部环境的制约下，有些话题不适宜在主论坛、在众多领导与从业者面前被集中地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CFF2025年会输出的是一种“安全话语范式”。

当制度空间收缩，语言首先收缩。

在“行政吸纳社会”“治理吸纳慈善”的逻辑下，论坛语言向官方话语体系靠拢，是一种集体的自我保护与适应。

老一辈的“行业问题意识”，与中青代的“职业生存逻辑”

开幕式上，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从“冬天无处可躲”谈到行业结构性收缩。

“本来以为到昆明来取取暖，结果发现昆明比北京还冷。所以我觉得冬天来的时候是没地方躲的。不管大基金会、小基金会，什么公益组织，我觉得都会体会到这种感受。”

在主论坛一派“正确”和追求“和谐”的氛围里，刘文奎是极少直接谈论行业丑闻的发言嘉宾（儿慈会、西安善行），他说：“有人让我不要谈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忌讳的。”

刘文奎谈到了丑闻频发下行业遭遇的信任危机，也谈到了在监管日益趋严的背景下，从业者所遭受的巨大压力：

“备案制度下，500万以上关联交易披露的技术要求，可能需要一个人连续干两个月，这对小机构来说是沉重的合规成本；”

“基金会数量出现净减少，去年和前年相比，全国基金会减少了300多家，其中 100 多家是主动自己注销”；”

“公众捐赠越来越向头部基金会集中；大额捐赠越来越向教育、科技集中；基层、小微公益组织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弱势群体获得的捐赠份额必然相应下降。”

这些问题，其他发言者也未尝没有提及，实则也是大多数从业者的真实体感，但没有人像刘文奎说得这样理直气壮，酣畅淋漓。当然，他也没有“拆台”，结论回到了：

“严格监管是行业乱象的必然结果；凤凰涅槃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阶段。”

由此可见，言论空间尽管逼仄，没到完全没法说话的时候，还得看一个发言者想不想说，会不会说。

与老一辈的浓重的行业问题意识相比，中青代呈现得更多的是“职业生存逻辑”。

比如，有学者从法治视角提出冷静的问题：“我们的基金会行业，它是一个共同体吗？”指出很多基金会对“这是一笔钱，我们来管理”这样寻常表述的理解也存在着差异。

比如，有研究者在“秘书长群体研究”中指出：

81%的秘书长在10人以下的小团队工作；他们需要同时承担项目执行、资源拓展、组织管理等多重工作；最关心的是身心健康、自我成长、家庭责任三件事，其中44%处于“压力成长”状态。

在“闪电发言”环节，许多年轻的发言者带着很强的生活感与情绪张力。

有人颗粒度很细地谈到了“公益的苦”：

“去到云南边疆的一些县城里去家访，让我看到了公益的艰难，确实很苦……早上八点从县城出发，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或者十一二点才能回来，回来整理资料到早上的四五点。”

有人与年会的主题唱反调，质疑公益作为一份工作的“不可持续”：

“今天是我出差的第六天，我爱人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病人，孩子一个人在值班房……最近的我特别不可持续。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共建可持续价值’，我们总是在谈可持续的项目、可持续的资源，为什么不聊一聊项目官员的信念是不是可持续？筹资经理的房租是不是可持续？我们年轻人想扎根在这个行业，好好干的心，是不是可持续？”

这些话非常真诚，也非常典型地呈现了一代公益人的特征：

他们以秘书长、项目官员、传播官、筹款人等具体职务进入行业，占用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是筹款、执行、合规、报告、绩效、审计等具体的技术性事务，他们希望求得职业与生活的平衡，服务社会与陪伴亲人的自洽，而不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宏大叙事。

老一代关心：“行业往哪里去？”中青代更关心：“项目怎么做？团队怎么活？我还撑不撑得下去？”

老一代使命感和中青代的职业感，并不存在谁更高尚、谁更保守的分别，不同的社会化过程赋予了他们不同的问题意识。

适应与疗愈：行业的主基调的悄然改变

CFF2025年会开幕主论坛更多呈现“安全话语范式”，闭幕主论坛则集中地呈现了行业当前的情绪基调——“艰难”是最高频的词汇之一。

这背后是一种普遍的行业疲惫感：项目越做越复杂，合规要求越来越高，资源却越来越少，并越来越向头部机构集中，组织要活、人要活、家庭也要顾，所有压力集中到一代中年公益人身上。

闭幕前的行业建设发言中，主办方也加入了这场“充满坎坷”的集体表达中。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CFF执行机构）副理事长吕全斌回顾了自己在基金会论坛“站在这个舞台上整整十年”的经历，说这条路“充满坎坷，并不平坦”，并呼吁每个基金会拿出1%投入行业建设，用“点滴贡献成就奇迹”。

在困境中，呼吁“集体自救”。

从秘书长研究到闪电发言，从青年故事到“看见人再改变世界”的口号，CFF2025似乎有意增加了对从业者身心状态的关注。在制度环境和资源环境双重收紧的大背景下，这种“看见个体、承接情绪”的安排，未必是缺乏解困勇气的表现，或可视为一种维持行业韧性的生存策略：

当结构问题短期内无解，至少先让人不那么快崩溃；当宏大叙事难以展开，至少先守住个体的价值感与相互扶持。

CFF2025年会，诚实地呈现了这样一种集体姿态：

语言上，从“改变世界”“社会创新”，转向“治理协同”“可持续价值”；议题上，从“价值方向”，更多转向“专业技术”“合规实践”；表达上，“思想输出”，让位于“情绪宣泄”；个人定位上，从“使命型行动者”，转向“职业型执行者”。

话语在收缩，空间在收紧，人还在坚持。

这并不意味着思想的锋芒与开创性的行动已经没有空间，但也许意味着它们需要寻找新的承载方式。

一个问题重新抛回给公益人自身：在这样的结构之中，你还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敢不敢于继续提出问题，并锲而不舍地追寻最初的理想？

本来，对歌唱会这码事没多少兴趣，但前天上海发生的这一幕，还是令人错愕。

11月28日，滨崎步上海演出，“因不可抗力被取消”后，滨崎步随后在IG发布快拍，为五天来搭建上海舞台的200位工作人员、100 名为此奔波劳作的中方工作人员、还有100 名从日本过来的舞者、乐手与工作人员、 以及14000多中国、日本以及世界各地赶来的听众，感到抱歉：

今天早上，我们收到了“取消演出”的通知。我无意对任何我不了解的事情发表评论。我只是深深感到歉意～～我真的非常抱歉。现在我的情绪十分混乱，我不断思考自己是否还能做些什么。但请允许我暂时先发布这份声明，也请原谅我。

另一方面，滨崎步原订29日在上海开唱，已售出上万张票，也被临时取消。她27日还晒出自拍表示已抵达上海，要大家别担心。

还有更离奇的，另一位歌手大槻真希的上海演唱，当她唱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被当场中止。随后，大槻真希错愕的表情被歌迷拍了下来，并在社媒燃烧。

上海国际喜剧节“吉本喜剧专场”取消，高汐巴、铃木良雄、中本麻里、KOKIA等日本艺人的在华演出相继取消或延期。

因为无法与粉丝见面互动，滨崎步选择了空唱，她“独自登上舞台”，在空无一人的会场完成了演出，全程录制，未来再公开传递给歌迷。

滨崎步演唱会被取消后，没能走进场馆的歌迷们并没有散去，而是纷纷前往滨崎步的主题咖啡馆，在那里直到天亮。

有人认为就应该阻止，还振振有词：

“你可以喜欢滨崎步的歌，可以追《犬夜叉》《蜡笔小新》，但当你的国家在核心利益上被挑衅，文化就不可能置身事外。这不是连累，而是现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中国暂停日系文娱活动，不是排外，而是划清底线：你可以来演出，但不能一边赚我们的钱，一边伤我们的根。”

“滨崎步的歌声很美，但在国家尊严面前，再动听的旋律也得让路。”

也有网友留言：

“今天早上，我收到了滨崎步‘取消演出’的通知。我无意对任何我不了解的事情发表评论。我只是深深感到歉意和羞愧～～我真的非常无地自容。人，从先做人开始。”

“谢谢你，滨崎步女士，你的敬业精神让我敬佩，但是该道歉的不是你，而是主办方欠所有人一声道歉。”

不过，广州比较通融，并没有取消日本艺人的演唱。

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聊聊！

谨以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2025年11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10.31—2025.11.28）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十一月之声（2025）》。

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我们谨以此片向这部匿名作品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同时，在中国数字空间更新有该作品的彩色版本。相关链接：https://youtu.be/gUE2wCW_cFM

致谢：感谢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YesterdayBigcat 对中国相关事件素材的收集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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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蒙交界，污染再起》（上一篇）

近期，多份影像资料与村民实地反馈显示，位于内蒙古境内的内蒙古蒙马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蒙马生态”），在中标中煤西北能源化工集团下属伊化矿业公司的煤矸石处置项目后，涉嫌违规操作。大约从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期间，该公司将大量煤矸石直接用于铺设道路，造成持续污染。

当车辆驶过这条“黑路”，身后扬起的灰尘如同一条巨龙，随风散开，将原本脆弱的草场和林地覆盖在灰色的阴影之下。这起发生在省界边缘的污染事件，不仅揭开了固体废物处置行业“低价中标、粗放治理”的冰山一角，更拷问着跨区域环境监管的神经。

一、“修路”还是“排污”？煤矸石铺设的“黑色公路”涉嫌大规模污染

根据村民提供的现场记录，“黑色公路”涉及伊化矿业东侧停车场及周边区域。这里紧邻蒙陕边界，是典型的两省接壤地带。

自去年底以来，大量黑色的煤矸石被倾倒于此。据当地村民指证，这些工业固废由一家名为“鸿图实业”的企业从“蒙马生态”处运来铺路。

在吴福柱家东侧及吴东华家东南周边，原本黄褐色的土地和植被已被一层细腻的黑灰所覆盖。

照片显示，这些煤矸石路面没有任何硬化或封闭措施，大块的黑灰色石块裸露在外，延伸约10公里。

最为触目惊心的景象出现在车辆通行之时。在一份拍摄于近日的视频中，当车辆行驶在煤矸石路上时，车轮碾压激起漫天黑尘，瞬间吞噬了后方的视野。这些粉尘在西北旷野的风力作用下，长驱直入飘向周边的村庄与林地。

二、煤矸石直接铺路合法吗？

针对蒙马生态“直接用煤矸石铺路”的行为，法律界定十分明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相关行业标准，煤矸石作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其综合利用（包括用于筑路）必须符合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

煤矸石的综合利用（如筑路）有着严格的技术标准。必须经过破碎、筛分、以及无害化处理，确保其浸出液符合标准，且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的**“三防”**措施。

直接将原始煤矸石倾倒铺路，既无硬化也无封闭，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违规倾倒。这不仅违反了防扬散的硬性规定，更属于粗放处置，不仅未能通过技术手段**“变废为宝”**，反而将污染物由点及面地扩散到了公共区域。

三、扬尘蔽日：被忽视的生态代价

村民拍摄的视频与图片触目惊心：车辆行驶在这些简易铺设的煤矸石路上时，车轮卷起巨大的黑色尘柱，瞬间吞没后方的视野。

车辆经过激起的扬尘，绝非仅仅是“脏”那么简单。

首先是植被可能枯死。这里的植被多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脆弱物种。当煤矸石粉尘大量沉降在植物叶片表面，会直接阻断光合作用，导致草场和林地植被大面积枯死。

其次是土壤与水体污染。煤矸石中通常含有硫化物及多种重金属元素。随着粉尘的沉降和雨水的冲刷，这些有害物质会渗入土壤。长期来看，会导致土壤酸碱度失衡（酸化）以及重金属超标。对于依赖土地生存的周边农牧民而言，这不仅破坏了当下的生存环境，更是在透支未来的耕作与放牧潜力，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他能成功当选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让很多人好奇，该机构什么来头？它的实际含金量如何？为何会被郭某骗得团团转？

江苏科技大学前教授郭某被指学术履历造假一事，近日持续发酵。

据新京报，近日，俄罗斯工程院就郭某“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头衔争议回复称，郭某院士资格暂予中止，并对其提交的材料合规性进行审查。有关郭某的结果将及时对外公布。

此前，在江苏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郭某，被指只有高中学历。

相关消息引发广泛传播后，江苏科技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称，已认定郭某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将其解聘后报警，目前案件正处于侦办阶段。

但很多人认为，郭某的所作所为，不是学术不端，而是赤裸裸的诈骗。

经过媒体的多方核实，郭某活跃于学术领域的诸多头衔，大都是伪造的。

他能成功当选为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让很多人好奇，该机构什么来头？

它的实际含金量如何？为何会被郭某骗得团团转？

首先要说明一点，一个国家的最高学术殿堂，设置外籍院士，是很常规的操作。

但问题是，俄罗斯工程院是不是俄罗斯的学术殿堂呢？

俄罗斯工程院官网资料显示，俄罗斯工程院于1991年由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登记为全俄公共机构，在2001年和2004年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认证。

俄罗斯工程院目前有1350名科学家、工程师等，包括来自全球30个国家的200余名外籍院士。

也就是说，俄罗斯工程学院，跟我们通常理解的XX（国字头）工程院，性质完全不一样。

它纯属民间机构，没有官方背景，但不能光凭这一点，就说它是个草台班子。

因为这类机构在其他国家，很多时候也都是民间组织。

今年4月底，美国国家科学院公布了新当选的院士和外籍院士名单，其中中国籍的外籍院士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

美国国家科学院也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民间的、非营利的、科学家的荣誉性自治组织，但其历史悠久，其外籍院士广受全世界科学家推崇。

所以，一个带“国”字头的工程院或科学院，它的地位如何，外籍院士含金量高不高，关键看它的门槛，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度。

其实早在2022年，“25位华人专家当选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的消息就曾引发关注，当时有网友评论“给钱就能评”。

去年2月，有B站博主质疑某些“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缺少过硬科研成果，也在网上引发关注和讨论。

从对外公布的参选条件看，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并非没有门槛。

比如，它要求“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做出重要的、创造性的成绩和贡献”，“原则上年龄在45岁-65岁之间，博士学位、正高级职称，有能证明卓越专业水平的论文、专利、奖项等”。

但郭某能当选该院外籍院士，无异于狠狠打了它的脸。

俄罗斯工程院虽说跟《围城》中的克莱登大学不一样，不算山寨机构，是否是“给钱就能评”也有待进一步调查，但其审核把关方面，很难让人相信没有水分。

如上所述，在郭某事件之前，针对这类“国”字头工程院或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含金量，就有不少争议。

郭某今年仍以“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的头衔招摇撞骗，说明这类头衔在国内的市场仍不小。

去年4月，国内数十名教授当选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的消息，曾引发广泛质疑。

有媒体采访到代办机构，工作人员称可以申办包括“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荣誉，费用大约在20万元-50万元之间。如果申报通不过，则不会收取费用。

在实际工作中，外籍院士的头衔，的确能给一些科研工作者带来项目和资金上的实际帮助。

比如此前某省科技厅发布的一份文件，里面提到，建设院士专家工作站的条件之一，就包括“国境外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其他类别院士提请管委会审议）”。

这就导致一些人明知某些个外籍院士很“水”，为了利益也会拉下脸去申请。

说白了，“水院士”在国内之所以广受推崇，根源是整个社会对“院士”这类荣誉和头衔的无底线追捧。

国内评个院士难于登天，那就去国外找个容易评的外籍院士。即便要花上个几十万，得到的回报大概率会远超预期。

毕竟，负责引进人才、审核把关的，不一定是对应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很容易被这些头衔误导；或者即便知道这类头衔有猫腻，只要结果能实现“共赢”，也就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改变土壤，改进评价体系，含水量颇高的外籍院士，就一直会被投机客和一些高校、教授们盯着，也就还可能会有另一个郭某出现。

近日，网上广泛流传江苏科技大学郭某学术造假的相关消息。据网友爆料，郭某曾任江苏科技大学首席科学家、博士生导师，但实际上只有高中学历；此外，其简历中关于科研成果、奖项、荣誉等多处表述，明显与事实不符，涉嫌学历造假、学术造假、侵占国家科研经费。

针对这些网传消息，11月18日，江苏科大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报，称学校已经启动调查程序，“经调查取证，认定郭某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已经按规定解除了与郭某的聘用协议，并对其团队师生进行了妥善安排。同时，学校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目前案件正在侦办过程中。”

江苏科技大学发布情况通报 图源：学校官方微博

“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这一网络流行语，在郭某事件中变成了现实。如果网传信息属实，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骗子，究竟如何层层突破高校人才引进的审核机制，让本应严谨的学术聘任和监督体系形同虚设？他又何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以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身份，从容开展所谓的“教学科研”，而未引起任何周围人的怀疑？

这不只是一起个体层面的学术造假事件，更是一面映照高校学术评价与监督机制运行失灵的镜子。有网友慨叹“这世界果然是个草台班子”，虽带戏谑却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如果制度本身运行失灵，那么“骗子”的出现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我们对于郭某这种学术造假的行为的处置，并非无法可依。事实上，从《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到《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规范性文件，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形式上相对完整的学术治理规范体系。郭某事件的关键，并不在于对此类行为的规制“无章可循”，而是实践中“有章未循”或“循而不严”。

根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的规定，伪造科研数据、资料，或者捏造事实、编造虚假研究成果，在申报课题、成果、奖励和职务评审评定等过程中提供虚假学术信息的，均属于学术不端行为（第27条）；若存在“多次实施”“造成恶劣影响”等情形，应认定为情节严重（第28条）。

对此，高校有权也有义务依据学术委员会的认定，对行为人作出包括通报批评、终止或者撤销相关的科研项目、撤销学术奖励或者荣誉称号、辞退或解聘、撤职、开除等在内的系列处理或处分。

江苏科技大学的情况通报称已经解除了与郭某的聘用协议，但若郭某学术造假查证属实，则其凭借不端行为所获取的一切职称、项目、荣誉称号，都应被彻底撤销；同时，学校应当同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处理建议（第29条）。此外，根据该办法第30条，学校还应当出具正式处理决定书，明确记载事实认定、处理依据及救济途径等内容。

而公众尤为关切的其中一个问题，是郭某涉嫌侵占的国家科研经费该如何处理。对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第13条明确指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规违纪违法取得的财物和用于违规违纪违法的财物，除依法应当由其他机关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由处分决定单位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应当退还原所有人或者原持有人的，依法予以退还；属于国家财产或者不应当退还以及无法退还的，上缴国库。

这意味着，对郭某所涉经费问题的追查，不应止于校内处理，更应衔接司法程序，由司法工作人员做进一步的查证和处理。

在该事件中，高校的失察也同样需要被问责。根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的规定，高校对涉及本校人员的学术不端线索，负有主动调查处理的法定义务（第14条）。若高校存在推诿塞责、隐瞒包庇、查处不力的，主管部门可直接介入调查（第37条）；若因查处不及时、不公正造成恶劣影响的，或为谋取利益有组织实施学术不端行为的，主管部门应当追究学校相关领导的责任并进行通报，撤销高校由此获得的相关权益（第38条）。

这些条款为高校在学术治理中的责任承担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公众所关注的郭某案中高校相关领导是否应承担相应责任，还有待继续查明事实。

此外，该案还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如能查实郭某利用伪造的学历、学术成果等骗取国家科研经费，该行为已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诈骗罪——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若学校相关人员存在共谋诈骗或收受贿赂等行为，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或贿赂类犯罪。

一个高中学历的人，竟能凭借虚假包装在高校执教两年、带领团队、指导学生、获取荣誉与经费，我们不得不追问：究竟是骗子的骗术太高明，还是高校的制度太儿戏？

郭某事件还折射出当前高校学术评价体系的异化，对教学科研人员的考核重“帽子”而轻能力、重数量而轻质量、重结果而轻过程，当学术价值被简化为论文篇数、项目等级与人才头衔，就必然会催生急功近利之风，为“包装型”学者和投机取巧者提供生存空间。

该事件中的郭某显然熟稔学术界的这一套评价体系，其各种光鲜亮丽、高大上的包装就是在对这套异化、扭曲的评价体系进行精准计算后的“完美产品”，并最终为自己换得不菲的物质回报。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信息高度透明的今天，郭某不可能没想过自己编造的虚假背景会被网友识破，但他仍敢铤而走险，除了他个人的道德失范与对法律法规的漠视之外，更反映出当前学术不端惩戒机制的执行效果不甚理想。

尽管《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等文件三令五申，强调高校教师要遵守学术规范，且明确规定了处分措施，但实践中部分学术不端行为发生后，一些高校或科研单位出于维护单位声誉的考虑，倾向于“内部消化”、淡化处理，导致制度悬空，威慑不足。

当违规成本远低于预期收益，学术不端便异化为一种“高回报、低风险”的投机行为，郭某事件的发生也就不意外。

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学术诚信的维护，不能仅靠个人的道德自觉，更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与保障。唯有让每一份造假行为承担应有的法律后果，让每一道审核关口切实承担责任，学术的殿堂才不至于沦为骗子的名利场。

这个秋天，渭北的黄土塬上下了三十多天雨。53岁的李白娥，随着1亩6玉米地消失了。

村里很多女人最后看见的，是停在路边的红色三轮车。有十多天，稍不下雨，她就骑着这辆车在水泥路上来来回回，一个人抢收一两千斤玉米。

这是玉米杆子一样，用力活着的女人。丈夫残疾，女儿远嫁，儿子被骗走彩礼，她用15年反复构建自己的尊严。今年，心愿终于一个个完成，她本想着，能搬到镇上去，离开这个因采矿产生裂缝的村庄。

每天清晨五六点，挨近村口那间老旧的土红色屋子，传出窸窣扫地声。家人被李白娥的动静搅醒，开始新的一天。她住在东边的灶房，起床就做饭，摆上小米粥和鸡蛋羹，去另一头的房间敲门，喊老汉带孙子出来吃。再吩咐，今天该施肥还是该浇水。

灶房是泥土色的，坑坑洼洼的地连着屋外黄土塬。塬上刚刚入冬，柿子黄澄澄地挂在枝头，冷风吹得玉米杆子簌簌作响。往年这时候，村里女人爱挤进这间灶房，坐在李白娥的土炕上，围着一屉热乎的花馍，打扑克，拉家常。

她们看着李家嫂子埋头干活，“温温柔柔”，话不多。有时会打趣，提起上面村子一个孤寡老头，冲嬢嬢们说笑，“他是你老汉”。席上孩子闹腾了，她就假装转手推给别人，“把这个娃送你了”。声音轻轻的，笑起来也是。

村子不大，前后不过50户人家，都佩服她。她家是低保户，屋里老汉残疾，每天拄着拐杖挪步，还带两个孙子，子女在外打工，里里外外全靠她。女人们讲她能吃苦、能熬住。“换其他人早跑了，还能守到这个时候？”广场舞领队桂芬说。

她一米5的个子，走路外八，左腿常年风湿，一跛一跛。但村里的十字路口，只要音响一开，她就会来。广场舞持续了七八年，她算是四五年前加入的新手，站在第二排中间的位置，跟着领队桂芬一起学。抖音上哪个歌响亮，哪个舞热门，就学哪些。

十多支舞都学会了，李家嫂子也去喜事上跳舞扭秧歌，还买了一把水红色绸扇。今年夏天，她在席上跟姐妹们打趣，“（靠跳舞）赚了三四十块钱，抵得过随礼的一半。”

家里经济主要靠玉米。去地里干活，她总骑一辆红色三轮车。遇着熟人就停下来，问几句“姐你做啥嘞？”“多久没见你？”聊起来也是讲，今天谁接送碎娃（方言，指小孩），这两天地里忙啥活。

这个冬天，属于李家嫂子的声音消失了。10月24中午12点31分，桂芬和很多女人在抢收玉米时，接到微信消息：“咱村上所有在家人员，由于山体滑坡，现有一人失联，请大家迅速上堡子梁找人！”她们赶到现场，只看见停在路边的红色三轮车。

●李白娥的玉米地，只剩下几根玉米杆子。

徐巧丽摄唢呐声叫醒了黄土塬。11月6日一早，队伍从村口出发，一路走到村尾的墓地。经过一家家新建的红砖房，妯娌、邻居，一起做活的，跳广场舞的都来了。

前一天，儿子赵鹏去仅剩的两行玉米地，取了两抔黄土，装到塑料袋，放在路边一棵槐树下，当作接灵——“带妈妈回家。”李白娥就消失在北面的断口处，原本，这片玉米地有1亩6，都是她种的。

找不到人，怎么办葬礼？“不办，村里人笑话。”除了衣柜、房子，赵鹏定制了一台电视——妈妈没读过书，光爱看陕西的方言剧《百家碎戏》。他按照网上查的，拿出崭新的脸盆，买了牙膏、牙刷和杯子，衣服收拾了两袋子，还有跳舞的水红色绸扇，做了一个衣冠冢。

很多仪式都简化了。按照习俗，凌晨两三点“迁棺”，把棺木从家中移到墓地。没有遗体，这就免了。不必守灵，亲侄子辈早早睡去。

谁家办红白事，这里家家要帮忙。许多人在县城带孙子、在咸阳打工，请假回来，流水席从21桌增加到26桌。领队桂芬和其他8个舞友商量，每家出点钱，给李家嫂子送了1个花圈和4个花篮。

家门口的追悼会上，她的过往浓缩在两句悼词里：她勤劳善良，一生操劳，为家庭、为子女默默奉献，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的希望。她待人诚恳，与邻里和睦相处。

现在，席上的女人又坐在土炕上聊起她。大家都说，李家嫂子是村里的“老好人”，谁家晒玉米、晒麦子、摘个苹果，叫上她就来。哪个姐妹家里不清爽，她去洗碗、做饭，都是顺手的事。谁家办事，她都要请假去帮忙，做祭品、蒸馍馍、倒垃圾，啥活都干。

家里小辈拜年的时候，她会提前炒菜、买砂糖橘，外甥女婿吃不惯饸饹面，她就单独做手擀面给他吃。有次席上，还给小辈们买雪糕。她爱操心，外甥去山沟沟里玩，她不吃饭，满山遍野地喊他。

谁都想不明白，这么个厉害女人，怎么一下子走了。要是生了个病，还有段时间能道别，女人们议论着，“这下好比被鹰抓走了，什么也没见。”让她好歹托个梦，“你在沟里，是卧着哩，还是平着哩，趴着哩，还是侧躺着哩？”

今年的雨，连下了39天。很多家的玉米发了霉，有些长了芽。李白娥沿着村里唯一的水泥路，一天来来回回三四趟，独自把一两千斤的玉米搬回家，晒在东西房中间的院子里。

这条路5米多宽，两边是黄褐的土、灰褐的天、枯黄的玉米杆子。邻居知道，她要是骑电摩，是到煤矿上班，要是骑红色三轮车，就是去玉米地。

李白娥最宝贝她的玉米地。下班回来，带孙子散步，只要路过，就往那儿去。黄土塬上的玉米，种下去之前先撒肥料，以后刮风下雨全靠天气。每年三四月，机器播种，再覆上一层膜，有些人家就等玉米苗自己长出来。她会一个个放苗，把捂着的放出来，多发芽的拔掉。秋天玉米变得金黄，收割机过完一遍，她还得检查，漏掉的那么几个，也要捡回来。

别人家玉米地两三个人忙活，晒个玉米，犁个地，一小时。她就一个人，“三个四个小时，慢慢干。”有劲得很，“男人的活女人的活她都干”——搬个苞谷，拉个车车，砍个柴火，夏天小麦晒干了，她能抱起女人一般重的袋装小麦。

邻居家84岁的蒋婆婆，常见她干完活就睡觉，有时顾不得吃饭。没买电三轮的时候，家里一辆加油的摩托三轮，她自己学会开，去拉玉米。

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带，玉米根长得深，杆子更坚硬，长到两米多高，没过男人头顶。一斤8毛4，卖去做饲料，是黄土塬玉米的宿命。收玉米的厂子有三四家，在镇子口的那家，李白娥最常光顾，老板娘跟她小时候一起放过牛羊。

玉米棒子价钱贱，颗粒值钱。老板娘记忆里，冬天价低，春天又高起来，许多人家会等一等，但李白娥家不会，往往赶在10月中下旬就卖了。一亩地大约2000块——除开生活费，这笔钱是为孙子买奶粉，买玩具，为自己和老伴买药的。

15年前的秋天，丈夫赵晋安在煤矿上修路，还有一天就结束了，同事让他坐上蹦蹦车去家里吃饭。傍晚6点天黑透了，一辆运煤王卡车的大灯迎面照来，晃得同事看不见路，翻进沟里。他颈椎滑脱、四肢瘫痪。

后来，赵晋安没钱复健，就拿两个核桃握在手里，慢慢转手指头，之后换成台球。这两年，他才能拄着拐杖一点一点挪步子。天气冷、心情郁闷的时候，腿脚会止不住抖动。种地干活，都靠不上他。

●李白娥丈夫赵晋安。徐巧丽摄

“你种啥，额也能种啥，你能收回来，额也能收回来。”李白娥会对地头的几个邻居这样说，靠这句话支撑尊严。辣椒大葱在市场上卖得贵，她就去种。看到别人养鸡养兔子赚钱，她也买回来养。后来，鸡被狗吃了，兔子被黄鼠狼吃了。别人地里整来种麦机器，她马上买肥料、种麦子，不卖钱，自己吃。

挨到今年收玉米的日子，价钱在雨水里掉下来。玉米粒一斤只剩8毛，外出打工的都赶回来抢收。等到10月23日，李白娥才拜托弟弟约到了一台收割机——她家共有4亩玉米地，2亩4可以用收割机收，还有1亩6在最北边，去年开始有了裂缝，一个成人那么宽，收割机过不去，只能一袋袋搬。

在村民的记忆里，也是那个时候，两个村组间的玉米地常见着裂缝，有些一个指头宽，有些长到一个小腿。数李白娥家的裂缝最大，10月中旬，她家儿媳掉进去，被家人拉了上来。

女儿赵红娟打电话提醒她，下雨就不要去地里了，太危险。她说“知道了”，反让女儿照顾好自己。赵红娟二婚，怀孕已经足月，李白娥每天叮嘱，人好着没？孕期有啥反应？

赵红娟眼里，妈妈很要强。为了给爸爸治病，10块、50块也借，看人脸色借了三四万，一两年攒到钱又还回去。平日给爸爸擦身体，大小便，穿衣服，晒太阳，一个礼拜一次去镇上挂吊瓶，也都是她。

23日下午，她难得叫上隔壁男人老蒋帮忙搬玉米。老蒋50多，岁数跟她相近，自认干活还比不过她——玉米须扎人，别人会先放倒玉米杆子，再掰玉米，李白娥家的玉米杆子直愣愣站着，她拿签子往玉米上一戳，玉米苞就开了，再顺杆一拔，玉米就下来了。

一直忙活到下午5点，李白娥终于歇了口气，“一天就搬完了，不急。”老蒋记得，她叫自己把玉米盖子堆在一块儿，她还要拿回家烧炕用。

家里男人车祸之后，李白娥成了拿主意的人。她想儿女把书读下去，总说“没文化不好找工作”，用自己的经历教育他们——小时候没读过一天书，一家七八口人盖一床被，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时赵鹏上初一，赵红娟在技校读书，打电话回家，妈妈都讲，家里好着呢，有我。一年后，两人还是辍学了。李白娥打了儿子好几顿，赵鹏不愿意，要出去赚钱。他14岁，从洗碗工做起，干到厨师，全国各地跑。

让儿女读书的心愿，变成给儿子买房。赵鹏去了西安，李白娥有时和丈夫赵晋安说起，“房费大得很，一个男生，拿啥盖房子？”考虑提前为儿子结婚规划规划。

儿子一两岁时，赵晋安贷款5000块，建了一间土砖房，房顶的木头是山沟沟里砍的。等到儿子上初中，不能一家四口睡一个炕了，才在土砖房的西面，建了一间新房，里面南北两间，花了4万，铺水泥地面，贴白瓷砖。

钱是煤矿上挣的。赵晋安算村里难得的文化人，29岁读到初三。年纪大了不好找人家，被介绍认识18岁的李白娥。结婚后，他是第一批去煤矿上班的男人，月工资70块。在公开资料里，这是县城中最小的矿，1989年正式投产，生产至今。沿着水泥路，到黄土塬的山沟下，有20里路，村里80%的人选择过去工作。

赵晋安出事第二年，李白娥也去那儿找了个拣煤的活儿。工友顺芳记得，每天早上8点，她们在运煤的皮带上集合，黑色的煤里泛白的是石头，要拣出来。有些石头传到了运煤王卡车里，李白娥小小一个，“直溜溜（爬）上去，直溜溜（爬）下来。”有次拣着拣着，顺芳双腿卡进煤堆里，还是李白娥把她拉了出来。

干这活计，彼此都知道是为了儿女，有人养四个孩子，有人给两个孩子供上大学。李白娥话不多，大家只知道她老汉残疾，赚钱压力大，需要顶班时会经常找她。光顺芳就找她顶过三四次。

●煤矿上拣煤的女工。讲述者供图

下班洗过澡回去，在家干活要换一件绿色羽绒服，系上写着“幸福”的红色围裙。李白娥喜欢琢磨做菜，老汉喜欢凉菜，孙子爱吃萝卜丸子和洋芋饼子，她学着网上做——凉菜讲究辣椒和醋，热菜舍得用鸡精。

家里处处是她维持的秩序。被子每天都要叠整齐，台面上不能放东西，否则会被孙子扔着玩。每个不舍得扔的快递箱，都放不同的东西——鞋盒里挤满一次性手套、一次性筷子和碗，“得物”的大箱子装着女儿的鞋，不用的礼品袋专门放各种杯子。

平时去地里，穿迷彩服外套，麦田种得跟拿尺子量过一样。去山沟沟里砍来的柴一根一根码在后院。后院也有一片小菜地，哪块种辣椒，哪块种西红柿，排列整齐，田埂上是一排大葱。她不把泥土带回家，外套要脱了挂门口。儿女都说，她是个闲不下来的性子。

2020年，赵鹏带回来一个怀孕的女孩，李白娥很高兴，彩礼拿出十几万，全是煤矿上班攒的工资。儿子的婚房也靠她布置，添了张两三千块的沙发，亲手刮了大白，爬到屋顶上挂彩带，铺上地砖，挂上宝宝的海报。隔壁邻居看了，还要提醒她，“你小心着哩，本事大得很。”

第二年生下孩子，女孩就跑了。官司胜诉，钱也要不回来，还花了1万律师费。她气得没办法，跟儿子急，我要你弄啥啊？“人财两空”是那段时间她说的最多的。

赵鹏和姐姐都感受到妈妈的沉默。说不苦，不累，但她头发全白了，不经常笑，嘴角多了不少皱纹。把村里说的闲话也吞下去，对外只说儿子离婚了。孙子她还是带，用工资养到了5岁。邻居听过她抱怨，“碎娃费得很。”

干完活回来，她的脸黑着，看到家里碗没洗、地没扫，就骂赵晋安，“额一出去你就啥也不管。”赵晋安不吭声，一天抽两包烟。他知道她血压高，休息不好头就痛，自己带孙子睡在女儿房间。有时候他早醒了，会帮忙煮个小米粥。

脾气急了，话赶话，他的拐杖也会打在她身上。上次赵鹏回家，妈妈就跟他说了自己的委屈。儿女心里明白，“如果不是我们，她早就离婚了。”

黄土塬上的女人各有各的苦，村口的两块木头听了最多心事。早上10点，她们跟着太阳出动，抱着孙子，提着玩具木马，从塑料袋掏出手机，围坐在木头上谝闲传（方言，指闲聊）。聊子女在外干啥活、给孙子做了什么饭、儿子回来买了啥东西。谁家孙子今天捣蛋了，谁又挨老汉说了，对这些一般心照不宣。

等到12点，各自回去做饭。李白娥还得骑电摩去娘家村子，照料自己80多岁爹娘的生活。她是家里长姐，底下有弟弟妹妹。“操心得很。”有次娘家人来她屋子看，说她要“忙络死了”。

邻居蒋婆婆常帮李白娥带孙子，听过她抱怨，“这一家人把我害死了。”主要指责老汉，“啥都不弄，光坐着抽烟抽烟抽烟。”前几年，她找一起做活的大姐说，女儿离婚了，让大姐帮忙找找下家。她的心事，散落在这一两句话里。

赵红娟去年再婚，远嫁到湖南，想力所能及帮到妈妈。李白娥左腿风湿，一下雨就疼，赵红娟带她去针灸、按摩。因为头疼，又带她去咸阳看医生，查出脑梗。高血压也出现了，李白娥的柜子里，备着复方硫酸软骨素片、去痛片、抗栓丸，还有自己从网上买的降压中药。

吃肉过敏，染头发也过敏，染发膏不好，眼皮底下就起一片红疹——赵红娟总说，妈妈没法享福。给她买几百块的羽绒服，她放在屋里不穿，气得赵红娟说“不穿扔了”，才时不时拿出来穿穿。

李白娥不去理发店，头发长了就拿剪刀一剪，卖点钱。前几年，赵红娟看到别人家过年都烫发染发，给妈妈买了质量好的染发剂，才觉得她显得年轻了些。赵红娟提过几次，让妈妈不要去矿上干活了，危险，手掌上都是裂纹。劝不动。

去年农闲时，赵红娟还在西安工作，带妈妈去玩了一趟。在市中心的钟楼，儿女和孙子都在，拍下好多照片。但一回住处她就心慌，谁也不认识，啥也干不了，每天都说“想回家”。两三个月，她又回村忙活起来。

●李白娥在钟楼。讲述者供图

儿女都希望她能停下来。今年元月开始，李白娥终于不去煤矿上班了，赵鹏把2岁的小儿子也给她带，让她转移注意力，能变相休息。这是新媳妇悠悠生的孩子，悠悠两年前上门时，李白娥提前暖好了炕，放好洗澡水，准备上成套的衣服。

赵晋安知道，李白娥对这个儿媳很满意。悠悠跟她很像，勤快、能干，还说过不要彩礼。前两年，悠悠没工作，缺生活费了问她要，五百一千她也给。儿子问她拿钱，她就会骂一顿，“天天挣不到钱，跟我要。”

悠悠觉得，李白娥像个“大女人”，把家里大大小小都安排妥。每年春节，指挥悠悠做个鱼做个鸡，女儿儿子做包子。修补屋顶、清理烟囱、换灯泡，村里哪些事需要出席，随多少礼，都是她决定。

这两年，李白娥的生活里，多了两个孙子的闹腾。小男孩们一碰面，这个磕到了那个，那个踩了这个，哭哭闹闹，跑远了追都追不上。有时他们抓小猫，她大喊，“放下，小猫咪生气了。”小的那个喜欢把脸搁到窗户缝里，或者抓着苍蝇拍，大的那个边跑边叫，“老师要打我了，兄弟们！”李白娥把这些拍给女儿和儿媳，她们听见背景音里，妈妈也在笑。

大孙子上幼儿园之后，李白娥就在镇上租了一个房子，一年800块，用来接送孙子。她时常叮嘱儿子儿媳，把日子过好，考到驾照，买辆车，不要整没用的。他们每次回家都放个一两千块，她也不动，就存着。今年年初，存到5万块，她跟悠悠讲，年底跟云南的家里人见个面，再补办婚礼。

赵红娟觉得，妈妈把她和弟弟抚养大，满意的儿媳也娶上了，孙子渐渐带大，“她的心愿都一个个完成了。”前段时间，赵红娟约定好，让妈妈去湖南陪她坐月子，也不用做啥，到时候四处转转。

冬天到了，坐在村口木头上晒太阳的女人，又少了一个。前些年，穿旗袍的去西安带孙子，剪短发的去咸阳带孙子，也没剩下几个人了。因为采矿，村里耕地、马路出现坍塌，房子有裂缝，有一组已经搬到镇上。谈论了两年，李白娥家还没轮上，她向镇上邻居表达过羡慕，“额们要是搬迁了，就住到这儿来了。”这是她最后的心愿。

黄土塬上的人家，沿着一条一条山沟沟生活。村庄骑在黄土脊背上，房子、土地和树木，都加了一层泥土的滤镜。在土砖砌成的房子里，李白娥家为数不多的色彩是，写着“勤和家兴”的红褐色门楣，供奉着菩萨和财神的蓝色衣柜。直到打开一扇小木门闩，通向后院。

红色的天竺葵、紫色的菊花、火红的旱金莲、肥大的虎耳草，像小灯笼的四季果。十多盆李白娥的花撞入视线。还有她种的辣椒、大葱、黄瓜、西红柿，捡回来的玉米须子，排列整齐的柴火。

很多花是和朋友方惠萍一起，在镇上赶集时买的。她和李白娥一样，嫁了个大十岁的老汉，孩子在外打工，四年前老汉脑溢血去世了，就剩她一个人，常找李白娥吃饭、纳鞋底、捡柴火。每逢二五八，集市的摊子上摆满盆栽，她们不知道名字，只顾好看就买了。后来，两人又学会在拼多多上下单。

方惠萍了解李白娥的脾气，性子急，“一生气，实话就都说出来了”，但对花用了一分耐心，冬天花要一盆盆搬到室内，生怕冻着。今年四月，方惠萍19块钱买了一盆“金枝玉叶”，不知道是流行的多肉，光看它好看，养了一个月就死了。去李白娥家里一看，也有一盆，只花了9块钱，养得还好好的，还教她，这花不用多浇水，五六天一次。

儿媳悠悠记得，她平时打孩子，婆婆会在旁边制止，但有次小孙子用玩具砸了一盆太阳花，婆婆急得骂了一顿。一天，李白娥给儿子儿媳打视频，语气很开心，“你们留下的那个是什么树，被额种活了。”悠悠一看，是菠萝蜜——今年初回家，他们买的一袋，吃完了把核放在窗台上，没想到还能发芽。

●李白娥养的旱金莲、虎耳草、多肉，被儿子搬到了窗台上。

徐巧丽摄养花养娃，这些李白娥很有倾诉欲。每次儿媳一回来，她就会说她今天做了啥，娃今天做了啥。有时是谁家带孙子玩，有时是孙子又打了谁。

她有两个抖音账号，“李白娥”拍大孙子，“心情原望”拍小孙子。有时也拍拍坐在木头桩上的女人们、皮带上等煤的女工、犁枯草种地的自己。还会用AI模版，把小孙子变成拉二胡的文化人。

她记录了自己在西安钟楼的全家福，文案不知道谁帮她写的：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很温暖。愿家人平安，岁月静好，天真依旧。每个账号500多粉丝，只有儿女有时会看看，没跟村里人互关。

10月24日这天，李白娥照旧五六点起床，给孙子做了小米粥和鸡蛋羹。接着，拿了剩下几个萝卜丸子给邻居尝尝，这是照着手机上的教程学的。

7点多，连下了39天的雨终于停了。赵晋安骑着电摩送4岁的孙子去镇上幼儿园，她特地嘱咐他，下雨路难走，就住在镇上的房子里过周末。他们往两个方向分开，这边车朝西走，那边车朝东走。

邻居看见，她干活的迷彩服都潮了，来不及换洗，一身平时在家穿的绿色羽绒服就出门了。

●李白娥的家。徐巧丽摄

她先跑到村尾，问好友方惠萍拿了盒止痛药——抢收了10天的玉米，她腰痛腿痛都复发了，没顾得去镇上买药。临走时，两个女人约好，等方惠萍去镇上把玉米卖了，回来和李白娥一起搬玉米。就剩最北面那一片了，李白娥不着急，“迟早都是额滴，额慢慢搬。”

这天，李白娥玉米地头的隔壁邻居老钱，被老蒋叫去帮忙拉玉米了，只有李白娥一个人，忙活在比她人还高的玉米杆子里。

下午3点多，远在西安的赵鹏做销售刚下班，接到爸爸的电话。电话那头，赵晋安哭着说，你妈妈出事了。赵鹏赶到家里，夹在两边亲戚中间，妈妈家的亲戚坚持要找人，爸爸家的亲戚让他放弃，“人救不回来了”。

搜救的8天里，他来来回回走那条水泥路，想着去年过年时姐姐拍下的，妈妈和他做包子的画面，妈妈就穿着那身绿色羽绒服，给他打下手。

后来官方通报，这是一次黄土残塬沟壑区的垮塌。她家的玉米地位于采矿区，地质形变导致塬面出现裂缝。今年秋天，累计降水量431.5毫米，是同期多年平均降水量的2.86倍，这些雨水通过塬面裂缝渗入深层，导致了垮塌。

办完了葬礼，赵鹏去仓库里收拾遗物，找出了一对对的绣花鞋面和鞋底。这是李白娥为过年准备的鞋子，只做好了一双小孙子的虎头鞋，其他都还没缝合。赵鹏的姑姑把鞋子拿回家去纳，收拾了杯子、一次性筷子拿回家。

少了李白娥，家里失去了秩序。锁住柜子的钥匙找不到了，亲戚去赵鹏的婚房里找蒸馍馍的屉子。赵鹏翻了不少柜子，分辨哪件是妈妈的衣服，哪件是姐姐的衣服。

李白娥的衣柜空出来，填补进香烟、玩具和小孩的袜子。她的花还开着，秋天的时候，出现了两朵紫色的菊花。儿子儿媳商量，让赵晋安带大孙子去镇上的房子生活。

只有两个账号还留着李白娥的痕迹。一个8月的视频底下，女儿赵红娟发了哭泣的表情——画面中，是李白娥对口型唱的苦情歌，“为了一家老小操碎了心，却唯独亏欠了自己，如果人真的有下辈子，我只想为自己而活。”

（除李白娥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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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澎湃新闻｜随意屏蔽新闻报道，腾讯成了媒体“总编辑”？

11月14日，澎湃新闻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对腾讯的“檄文”，痛批腾讯对澎湃新闻视频号“影子调查队”的审查屏蔽。但该文也被删除。

文章写道：

新闻报道中使用带货主播公开的画面，是否构成侵犯肖像权？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条的规定，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

显然，腾讯方面判定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侵犯肖像权，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影子调查队视频号，是经过严格审核，认证了红V新闻机构标识的媒体账号，是依法取得新闻资质、承担新闻采编责任的机构身份。红V的意义，本应是让公众在纷乱信息中迅速识别可信来源。

但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信息聚合平台可以仅凭一方投诉，就把新闻媒体的报道直接“处理掉”？这背后，平台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照《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提供者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采编、发布、转载、删除新闻信息，干预新闻信息呈现或搜索结果等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新闻报道的审核是为了保障真实性与合法性，不是为了迎合投诉者的诉求，平台成了“自动化总编辑”，不问内容是否属实、是否违法，也不问投诉是否合理，直接“屏蔽”了事。

如此一来，说轻了，就是让一些违法违规者滥用投诉机制，借机干预新闻信息呈现；说重了，就是商业平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粗暴干涉。想给受众呈现什么、不呈现什么，故意营造“信息茧房”不能由信息聚合平台来独断。

网络内容治理并不反对投诉制度，但制度的前提是证据、是调查、是复核。

此外，《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明确要求“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应当加强对本平台设置的广告位和在本平台展示的广告内容的审核巡查，对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然而，影子调查队曝光揭露了某知名品牌牛奶涉嫌虚假宣传的问题，腾讯方面未对违法广告进行处理，却将影子调查队的新闻报道给“处理了”。

换句话说，平台并没有在履行法律规定的“审核职责”，让投诉方轻松获得“信息删除权”。

政策鼓励权威媒体优先传播，这是为了避免谣言先行，不让违法违规、误导群众的信息和行为占上风。但当平台在商业关系、用户投诉、传播流量之间权衡时，红V不再是优先，而成了“高风险内容”。

一旦企业认为报道“不利”，就投诉；平台为了避免麻烦，先“屏蔽”；新闻机构若想澄清，还要反复申诉。

这不是正常的互联网内容治理，而是一种变相的“软封堵”。

新闻要被监督，但监督不是“删帖键”。新闻报道当然可以被质疑、被反驳、被追责。但监督新闻的是法律、是专业伦理、是主管部门，而不是平台的简单投诉审核机制。

[…]当投诉可以直接导致新闻消失，那就意味着谁不愿意被报道，谁就能通过“投诉”让新闻不存在。平台拥有技术权力，但技术权力不能越过法律权力，更不能越过新闻应有的公共价值。

二、建设性意见｜“赤裸小孩”官方通报不方便讲的那些话，我们要看懂暗示

11月11日，云南大理州和南涧县联合工作组通报了此前网传“野人小孩”、”犬化小孩”的调查情况，不过他们用的标签是“赤裸小孩”。

我仔细看了文字通报和配发的视频，对通报的核心事实部分，例如是亲生父母、没有邪教、没有拍视频牟利，我基本是认同的。

不过，大家也要理解“官方通报“的局限性，有一些话作为官方是没办法讲的，有一些话是地方政府不想讲的，这就只能通过细节的表述来看懂暗示。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被删除的文章《“赤裸小孩”官方通报不方便讲的那些话，我们要看懂暗示》。在该文中，作者项栋梁以对官方就“野人小孩”的通报进行“分析”的方式进行质疑。

文章节选部分写道：

孩子此前绝大部分时间处于赤裸状态，通报前几天才习惯穿衣服，但通报只能说现在好多了。

通报里，民政局工作人员小王说，这些天来孩子变化明显，他已习惯穿上衣服鞋子，也越来越愿意和人交流。

这些话大家要看明白，官方的重点是“向前看”，告诉大家在政府的帮扶干预之下孩子已经有很大改善。但换个角度，也可以作证孩子直到通报的这几天才习惯穿上衣服鞋子， 才开始愿意和人交流。

变化明显，意思就是跟之前完全不同；

已经习惯穿衣服鞋子，意思就是之前抗拒穿；

越来越愿意和人交流，意思就是之前拒绝和人交流。

甚至，直到被干预接近一个月后，孩子仍然没有完全习惯穿鞋。在公布的视频里，工作人员带孩子玩沙子，提醒他不要把鞋子弄脏，孩子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鞋子脱掉。

孩子父亲李某某的自述也佐证了“孩子长期不穿衣服“是事实。

针对网络上关于”从来不给孩子穿衣服”的质疑，李某某说，事实并非如此，“平平患过湿疹，天气暖和时不喜欢穿衣服，但他觉得冷了也会主动找衣服穿，从来没有因为着凉生过病。”

这种辟谣方式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从来不给孩子穿衣服“是谣言，因为偶尔孩子冷得受不了了会主动找衣服穿。但大家关心的重点从来都是3岁半的孩子为什么大部分时间没穿衣服。

孩子经常像狗一样四肢爬行，但因为没有发现虐打的外伤，所以通报基于落后的观念认定不存在虐待。

联合工作组相关人员介绍，经公安机关调查，结合证人证言、医学鉴定及日常行为观察， 。

大理方面对“是否存在虐待儿童”的调查有一个基础逻辑，是通过医学检验孩子有没有外伤痕迹，这是《刑法》的逻辑，是对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

之所以我国早在《刑法》之外单独制定一部《未成年保护法》，是因为刑法保护的是一个人最低限度的权益，制约的是那些显著凶残的暴力行为，而未成年人所需要的保护和照顾远在刑法的标准之上。

没有外伤痕迹，可以推定不存在暴力殴打，但按照一个正常人的朴素认知，长期放任孩子赤裸爬行、在地上取食，难道不是生理和精神的双重虐待吗？

然而，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对于家庭暴力是有明确定义的：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要是按照这个定义，这对父母可能还真不构成虐待儿童的家庭暴力……

三、金无忌｜我在北京“被上访”的两年

微信公众号“金无忌”的作者是一名在北京工作了十几年的“北漂”，2024年的一月，作者在闲逛时突然被警察盘查问话，在被带走后，作者被告知自己成了一名被重点关注的“上访人员”。

作者在《我在北京“被上访”的两年》文章中，讲述了这一段经历，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我是一名北漂，在北京工作十多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成了“上访人员”，享受着警察盘问、查身份证、驻京办核查、属地调查的待遇，持续了两年。

我实在忍不住想说说：这一切还要从2024年初说起，当时正值寒冷的一月，我在北京后海南锣鼓巷闲逛，有个警察突然叫住我，让我拿出身份证检查，我配合了他。这种情况我在北京遇到过多次，基本走个流程一分钟就完了。但这一次不一样，警察说，我的身份信息有些问题，让我等等。

我问有什么问题，他没说，而是用对讲机叫来了另一个警察，那个警察到了之后简单问了我几个问题，意思是我还要到警察局配合调查。我当时也是闲逛，想知道我究竟有什么问题。于是在北京第一次坐上了警车，警察在车上还很客套地和我聊天，十几分钟后带我到了南锣鼓巷附近的派出所。这个派出所在一处四合院，院子堆满了落叶。

我在警务室等待期间，有值班警察给我录了笔录，笔录的内容只有两行字，我的身份年龄等，为何到派出所？我说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笔录就真这么如实记录了，我签字按手印了。然后，这个警察就让我在警务室等，等啊等，等了一个小时，没人管我。

我问警察，我可以走了吗？他说刚才那个找我的警察有事出去了，让我等等。我又等了一个小时，再询问的结果是要等我户籍地的驻京办核查。我于是又等了一个小时，驻京办官员才姗姗来迟。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驻京办官员没有对我作任何核查，直接把我给接走了。到警局外面，我还在想着我为何被滞留。驻京办官员说你没事，回家吧。我一时火大，没事你让我在派出所呆这么久。驻京办官员说，我核查了你的身份证，你不是上访人员。“我们也是从五环外匆匆赶来，路上一个多小时。兄弟！我是为你好。”他说，这是北京警方的问题，现在快到春节，他们扩大检查范围，误把一些人员划到重点监控区了。

那一晚，我从六点被叫到派出所，结束都十多点了。我以为这只是一场误会。

没想到，两个多月后，我在前门又遭遇了同样的问题，又是警察拦住我让我去警局，这一次我不干了，我说前阵子刚刚被检查过，我是被误划入黑名单的人员，我在北京有正常工作，不是上访人员。

此后，这类的事发生多次。我开始疑惑，我为何成了北京警方的重点关注对象？直到我去故宫玩，我才知道真相，我真的是上访人员了。

那一次我带着家人去故宫，在长安街地铁就被拦下了，又是到警务室作登记，后来警察还和我老家打电话确认。打完之后，值班警察又把我领到另一个警察处，在他的协助下我才顺利到故宫。我在太庙游玩的时候，遭遇同样的问题。我留了个心眼，瞄了一眼警察的身份证核验器，上面隐约写着：“新冠疫苗”几个字。原来，我是疫苗问题的上访者。

不对啊，我从来没有因新冠疫苗上访过，这在我身上根本不可能发生。曾经，确实有新冠疫苗上访者找过我，但仅此而已，难道接触上访者自己也会变成上访者，就像新冠病毒一样感染？我无法理解，一定是哪错了，可我找不到答案。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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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11月20日，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遭到微信平台永久封禁。据该号作者“徐鹏1”发布的消息，“浣花溪杜甫”的封禁疑似是因文章《日本官员低头听中方讲话，胡锡进很高兴，评论区很清醒》所致。中国数字时代收录该号的多篇文章：点击此处阅读

今天真是至暗的一天，中午我住了十来天icu的表弟，最终还是没挺住，表弟的故事希望以后有机会聊一下。

泪水还没干，下午我的公众号浣花溪杜甫，就被永封了。沙滩上的城堡终将被海浪卷走。

从中午到晚上，都是很恍惚的状态。但又不断打起精神来，照顾孩子。

发呆的时候，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发声的意义。

每次发声都是小心翼翼，履薄临深，最终还是不小心踩到雷炸了。

从2022年底石壕村杜甫没了之后，开始用浣花溪杜甫更新文章，期间断断续续被封了几次。也被删了很多文章。

最终还是存活了四百多篇文章。只可惜这四百多篇文章也没有了。

想要看之前的文章，只能去网易新闻上搜索：历史总在押韵。

这三年来也写过很多爆款文章，但最终也只积累了四万多的粉丝，何其有幸，有这么多三观一致的朋友喜欢，但没办法，努力了这么多年，也只是一个小号，随着视频的崛起，文字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不过再艰难，我都不忘初心，不唱赞歌，只说人话。

指出社会的问题，不是负能量，这是希望社会越来越好。

站在大尺度的历史周期上看问题，当世之负能量，万世之正能量。

杜甫写“三吏三别”，写“兵车行”，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国破山河在”，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当代某些人的眼光看来，都是负能量。

然而，穿越千年，当年的负能量，都成了中小学必背的正能量。

所以我写文章，是希望一百年后的人看了之后仍觉得我没有胡说八道。

这三年也写了一些诗，时文速朽而诗不朽。之前还做了个诗集，现在也找不到了。以后再慢慢整理吧。

如今一声惊雷，浣花溪杜甫也和这四万多名读者朋友说再见了。若是之前没有加好友，想要再次重逢，就太难了。

就像杜甫的人生轨迹，从石壕村，走到了浣花溪，之后他会走到白帝城。所以还有一个白帝城杜甫。麻烦关注一下，记得星标。⭐

以及历史押韵

我会平复心情，在这里更新。我一定吸取教训，痛改前非。

希望大家能帮忙关注、转发一下，找回三观一致的读者朋友。

谢谢

“中国人到哪都不安全？”

“不断提⾼企业的环境治理能⼒和⽔平，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也是企业的主体责任！更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的⼀种体现” ——涉事⼯⼚

“律师”传达通报（11⽉16⽇）：

“福尔摩斯⽩”传达的信息要素⻬全：

权威主体： 绵阳市⽣态环境局检测站。

⾏动范围： “全覆盖的环境取样⼯作”，包括“⽔样、⼟样、⼤⽓样”，覆盖了“公司驻地区域”、“⽯红村群众反映区域”以及“⽅圆⼏公⾥范围” 。

最终结论： “⽬前相关部⻔已将检验结果通报给问题反映群众, 在全部环境监测过程中, 未发现有异常数据！” 。

这段陈述的⽬标⾮常明确：以覆盖范围之“全”、检测主体之“权威”，来⽀撑其结论之“不容置疑”。在公关策略中，这属于“硬着陆”式的危机应对，即通过权威机构的背书，试图⼀锤定⾳，终⽌公众的质疑和讨论。

1、【福尔摩斯⽩：真相只有⼀个】。这个特意改的名字本身就有表演性，它暗示⾃带⽆可辩驳的、逻辑严谨的“真相”。

2、“未发现有异常数据！”这句话并不等于“没有污染”，不等于“过去⼏个⽉没有污染”，也不等于“环境是安全的”。它回避了关键问题：排放是否是间歇性的？“异常”的标准是什么？以及最重要的——它与居⺠的感官体验是否⼀致？

那个刺眼的感叹号，更像是⼀种公关宣告，⽽⾮科学结论。

3、“已将检验结果通报给问题反映群众”

这是⼀个“程序闭环”的声明。潜台词是：我们已经⾛完了所有流程，此事实质上已经“办结”。

涉事⼯⼚和⽩“律师”的聊天（11⽉12⽇）：

1、

“我们这边已经按照相关部⻔, 组织的省级相关⾏业专家…给出的专家意⻅进⾏了提升改造, ⽬前基本要完成了!”

“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的法律法规, 没有对过磷酸钙⾏业要求安装尾⽓在线监测的要求, 我们接受专家建议, 主动安装尾⽓在线监测设备!”

“增加了很⼤的成本压⼒…但是我们也愿意承担这种环保⽅⾯的投⼊, 拿实时数据说话”

A

⼯⼚代表⽤极⼤篇幅强调其“主动性”：“按照……法律法规, 没有……要求安装尾⽓在线监测的要求, 我们……主动安装尾⽓在线监测设备!” 。

“主动” 是这⾥的关键词。 然⽽，通报的另⼀处⼜提供了关键的上下⽂：“我们这边已经按照相关部⻔, 组织的省级相关⾏业专家到我们公司实地考察后, 给出的专家意⻅进⾏了提升改造”。

将这两段话并置分析，可以清晰地还原出⼀个“被动-主动”的逻辑重组：

事实逻辑： 污染引发投诉 -> 监管介⼊（“相关部⻔组织的省级专家”） -> 专家给出“意⻅”-> ⼯⼚ 被迫 “提升改造”。

公关逻辑： ⼯⼚（省略投诉和监管介⼊）“接受专家建议” -> “主动”安装了超越法律要求的设备。

这种“将被动包装为主动”的策略，是企业在环保合规压⼒下最常⽤的“洗⽩”⼿段。它试图将⼀个由公众压⼒和监管⼲预驱动的结果，包装成⼀个由企业责任感驱动的起因。

B

“成本压⼒”= 巨⼤牺牲： 强调“很⼤的开销”，是在博取“同情分”，并暗示这种“牺牲”是巨⼤的，是“诚意”的体现。

⼯⼚的论述，故意混淆了“没有法律要求安装某⼀特定设备”（尾⽓在线监测）与“没有法律要求监测和处理尾⽓”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先，相关的⾏业技术标准明确规定了⼯⼚的末端治理义务。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肥料制造业（含氮肥、磷肥、钾肥等）》的相关要求，“过磷酸钙酸解反应尾⽓应收集处理… 使其⼤⽓污染物排放符合相应排放标准的规定”。法律法规要求的不是“⾃愿”，⽽是“应”。⼯⼚必须收集和处理尾⽓，使其达标排放。

其次，⼯⼚⾃⼰提到了“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核⼼，恰恰就是企业的“⾃⾏监测”法定义务。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及相关技术规范，排污单位必须“制定⾃⾏监测⽅案并开展⾃⾏监测”，并按时提交“执⾏报告”，“如实报告污染物排放⾏为、排放浓度、排放量等”。如果未按规定制定⽅案并开展⾃⾏监测，将⾯临“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因此，⼯⼚所谓的“主动安装”，前提是他们依法必须处理尾⽓，依法必须⾃⾏监测并报告数据。他们所谓的“主动”，是将法律的强制规定（或更可能是，在被举报后为弥补过往不合规
⾏为）粉饰为企业的“⾃愿牺牲”。他们“愿意承担”的“很⼤成本”，仅仅是他们本应承担的合法经营成本。

2、

“有⼼⼈”。

⽩“律师”：“虽然, 这次的环保污染损害举报事件, 是有⼼⼈故意捏造或策划的事件, 甚⾄为了某种⽬的⽽炒作舆论。”

这个词，将所有提出问题的⼈，全部打⼊了⼀个“别有⽤⼼”的另册。这是典型的“转移焦点”和“归咎于外”话术。

这与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中的叙事如出⼀辙，当时校⽅“指责媒体夸⼤其词” 。这是⼀种经典的“受害者指责”，通过“推动虚假叙事” ，将受害者的呼救，定性为“恶意”的“捏造”。

“捏造”、“炒作” : 这两个词试图将问题的核⼼从“污染事实”转移到“投诉⾏为”。其潜台词是：污染或许存在，但其严重性是“捏造”的，其影响⼒是“炒作”的。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排污，⽽在于“有⼼⼈”的恶意。

3、

“作为企业经营者, 你们有这样的认识, 有这样的⾏动, 有这样的社会责任,”

“即便⾯对捏造夸⼤的虚假造谣, ⾯对来⾃各个⽅⾯的压⼒, 依然能够保持冷静理性, 积极采取措施改进改良, 这种有则改之⽆则加勉的精神, 值得我们每⼀个⼈学习!”

律师的“总结陈词”堪称典范：

“有则改之，⽆则加勉”——这句公关的“万能句式”终于登场了。在相关的话语体系中，如新华⽹在“魏则⻄事件”后评论⺠营医院时，也曾使⽤此话。但其语境是劝诫整个⾏业要借此契机进⾏真正的“⾃查⾃纠”。

然⽽，在这场表演中，这句话，暗藏着⼀个精妙的“话术陷阱”。律师在说出这句话之前，已经⽤“捏造夸⼤的虚假造谣”作为了⼤前提。

这意味着，他已经替⼯⼚定义了这次事件属于“⽆则”（没有过错）的范畴。

因此，这句“有则改之，⽆则加勉”的真正含义是：“我们本来是’⽆则’的（是谣⾔），但我们依然表现出了‘有则’（有错）⼀般的积极态度去‘改进’。我们的精神是多么值得学习啊！”

4、

“我们这种⽼企业, 因为历史遗留原因, 地理原因, ⽆法媲美⼯业园区, 周边群众也多, 也得(顾及)周边群众的感受！

⼯⼚诉苦，扮演⼀个“⽆奈的⻆⾊”，并对社会进⾏情感勒索。

这套说辞试图将责任全部“外部化”：

“⽼企业” / “历史遗留原因”： 这是将当前的问题归咎于“原罪”。其潜台词是：问题是历史形成的，不是今天主观故意的。这是⼀种典型的“以历史为盾牌”稀释当前责任的话术。

“地理原因” / “⽆法媲美⼯业园区”： 这是将问题归咎于“客观条件”。其潜台词是：我们不在⼯业园区，被“群众”包围 ，升级改造“场地受限了” ，所以存在问题是“没办法”的。

“也是那么多的家庭”： 在提到“很多⼯⼈都是这么多年以来⼀直跟随着的”之后，⼯⼚代表补充道“也是那么多的家庭” 。这是最经典的“诉诸同情”和“就业绑架”话术。它试图在环保问题中强⾏植⼊“⺠⽣”和“稳定”议题，向投诉者施加道德压⼒：如果你们穷追猛打，导致⼯⼚倒闭，你们就要为“那么多的家庭”失业负责。

这是整份⽂件中最委婉的词之⼀：“历史遗留原因”。

在公关话术体系中，“历史遗留问题”是⼀个近乎⽆敌的词汇 。它如同⼀张“不可抗⼒”证明，瞬间将⼀个当下的、可解决的问题，转变为⼀个过去的、抽象的、⽆法追责的“历史状况”。

你⽆法起诉“历史”，也⽆法制裁“遗留原因”。

当⼯⼚抱怨“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时，它实际上是在承认⾃⼰是⼀个不应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

CDT编者按：截止发稿时，该文在微信遭到删除，在虎嗅新闻平台仍可见。

昨天“XX真棒”、更早的“X思”，这两个号用“网红学校暴雷”“创始人跑路”这些抓眼球的题目发了关于北京一土致知学校的文章，东拉西扯一些信息，加上自以为是摇头晃脑的解读，凑了“文章”，后面带他们自己的活动广告。流量和自己广告的效果估计都不错，编辑团队八成在弹冠相庆，沾沾自喜。恭喜他们！

这些号自称是教育自媒体。我们逻辑推理一下，如果一土做的是糟糕的教育，那不需要你们“爆料”，家长早就用脚投票了。如果一土做的是好的教育，那一个好的教育“出事”了，你们这样“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的心情，怎么解释呢？只有一个合理解释，就是你们其实根本不关心教育，只关心自己的流量和生意而已。

当然，这些所谓的“教育自媒体”吃人血馒头的行为，一点不新鲜。一土做了9年多，由于我们经营能力的欠缺，场地资源的短缺，从来就不顺利。每一次不顺，都有等着吃馒头的。他们既不关心学校和老师，也不关心孩子和家长，其实说到底，不关心教育。所以到现在这些流量小作文的把戏，一土的家长看得明白，他们自己的读者也看得明白。

本来我们在埋头解决问题，但既然这些流量号让大家关注，我就给各位关注一土、关注真教育的朋友们做一个解释和交代。讲一讲：一、发生了什么？二、怎么发生的？三、现在我们在怎样解决？

一、发生了什么？

从2025年10月开始，北京一土致知学校账上就没有多少钱了，无法给老师和员工正常发放工资，无法支付供应商欠款。目前华章借钱支付了10月份一半的工资，11月份的工资款还在筹措中。

但是团队、老师和家长们都和我们一起在面对危机。北京一土致知开学的时候500多个孩子，现在还是500多个孩子。广州一土今年是第九年，平稳运营中。

二、怎么发生的？

一土从创校开始到现在的第十年，从2016年的31个学生到现在北京广州两校区近700个学生，我们倡导的教育理念和落地执行一直没有变，从2016年到现在，教学和教育的质量也都有目共睹（感谢家长们的直接反馈）。

在广州，非常感谢和广州华美学校的合作，我们有相对稳定的场地（2024-25学年也有一些波折）。在北京我们一直为了昂贵的场地和办学证照在努力，因此不得不多次搬家，找合作伙伴，这些年付出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和心力。这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我们“不会玩”，经验不足，经营能力有限。

疫情期间，我们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无限期托管运营”的BISS学校被对方私自换保安，锁校园整个暑假，我们被迫搬家，后来的诉讼我方胜诉，但对方现金有限，作为置换，我们有了和当时致知学校的合作。合作的条件之一是华章做校长，一土负责运营学校，和致知共同承担之前致知积累的数千万债务。我们接受这个“合作”，是看重了终于有了全年级的办学资质，和终于可以给老师和孩子们的一个稳定的场地。从2024年夏天开始，一土的运营团队齐心协力，不遗余力地整修校园，尽我们所能希望给老师和孩子们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

但是很快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已经是致知自2020年启动以来的第四批“合作伙伴”了。从2024年秋天开始一年多来，学校第一次有了超过500名学生，致知方于是用一土致知学校的现金流做抵押，神通广大地从兴业银行、海尔融资租赁、北京银行贷款5000多万，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用到学校，而是被转移到他们的关联公司和偿还他们和上一个合作伙伴的“分手费”。一方面，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用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现金流贷款成功的，一方面资金被挪走，贷款金融机构是如何监管的。结果就是本应用于学校的资金被他们迅速掏空，导致现金流困难。学校背负巨额银行贷款，华章作为法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直接“引爆”的，是2025年暑假致知方要求华章配合他们做学校的“两套账”，方便他们进一步去拿更多的贷款。因为律师认为这涉及刑事犯罪，华章不能配合，并提出双方应该达成共识一起去融资，但之后关系持续恶化，就到了10月份的“无钱可发”这一步。

三、我们在做什么？

因为我和华章的能力有限，资源有限，从2016年做一土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了。我们在国内唯一的资产，是我2008年给父母买的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在2018年就抵押给了银行，资金在一土。我这些年做的一土之外的业务，诺言社区、视频号等，现金流大部分也在一土，这些年早已超过千万。

说实话，如果我们开的是一家门店，或者一个什么公司，早就关门省心了。但学校不一样，后面是一个个孩子和家庭，所以过去这些年，不管什么样的难关，我们都选择了坚持。这些年华章多次压力大到满口起包，腰痛地起不来床，陷入抑郁，但是都挺过来了。我亲爱的姜姐（学校的运营总管）去年夏天为了我们能在新校区按时开学，在黑白无休在学校同时看着30多个大大小小的改造工程，导致肩膀抬不起来，膝盖严重受伤。那时候姜姐给我看，她每天在校园看工程就是两万多步。有的时候我自我感动地想，我们一家人，是在用命做这个教育。这世界哪什么超人，这些年一个个的打击、绝境，都是普通人的肉身在抗的。

最近这次危机，我们把能找到的钱都悉数放进去了，华章用个人信用借钱给老师发了半个月的工资。下一步的工资，还在筹措中。

到这里，基本回答了这三个问题。

说到底，那些流量号们说得对，主要是因为我们经营能力差，导致了今天的状态，因为我们关注的孩子、家庭和老师，导致了我们在每一个所谓的“合作”中，特别是现在这个合作中，都非常被动。

一方面，华章是法人代表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和法律后果，一方面董事会里致知占多数，所以华章这个法人代表只有风险和责任，没有权力，包括不允许资金被挪用的权力。因为你不同意，很多事情就会推不动，学校就会停摆。

10月底开始，致知一方面把持了学校，不让华章和其他几位一土的核心人员进校园，一方面放出话来他们不管运营，不管供应商，出了问题一土负责。

在他们眼里，老师、孩子、家庭，可能都是“人质”吧。

这一招的确对我们管用，我们做一土这些年，钱没有，名常常是让人消费的恶名。我们的确在乎孩子们，和每个孩子后面为了更好的教育一直在努力的家庭，还有为了教育理想在一土工作的老师。这些，的确是我们的软肋，没办法。

包括这次所谓的“暴雷”，我们希望在股东和举办公司层面解决，尽量不影响学校和教学。但是流量号们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奔走相告，所以不得已有这样说明一篇文章。给各位读者道歉。

事到如此，说到底，是我们经营能力差导致的。我们也在诉诸法律手段，希望能追回被挪用的资金，尽快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解决方案。一切为了保护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为底线，其它都可以谈。我们一无所有，现在想想，谈起来倒也算是个优势吧。

谢谢大家的关注。

写在最后：当时从美国到中国，无知无畏地办学校，一个心底很朴素的想法，是希望中国孩子脸上也能有我这些年在海外看到的孩子们的那种放松，自信，纯净的笑脸。这些笑脸，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到了。所以这件事，也算做成了吧！如果因为各种原因被动结束，也不能说一事无成吧……

这些年看到这么多学校/教育机构的“广告”，很少看到我们这样是孩子们本色出镜，不摆不演，真实可爱，光彩照人的，不管一土未来怎样，我希望更多人能看得懂，孩子这样的状态，这才是真正“值钱”的好东西，也继续用我们各自的方式为之努力。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人类文明史中无数血淋淋的事实，都在为这句箴言写下注脚。玩弄权力政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个人腐败，而是足以动摇国本、践踏人性的最大之恶。

权力如何异化为“最坏的恶”？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这座千年帝国的心脏被蛮族铁蹄踏碎时，圣哲罗姆在伯利恒的修道院里哀叹：“照亮世界的灯熄灭了。”但罗马的衰亡并非一日之功。早在帝国鼎盛时期，历史学家塔西佗就犀利地指出：“权力欲在人们心中越是根深蒂固，它就越是渴望得到满足。”

权力本应是公共福祉的守护者，却在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异化的悲剧。古希腊哲人柏拉图曾梦想“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晚年却在《法律篇》中无奈承认：“绝对的权力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场致命的考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更直白地断言：“人一旦脱离法律和正义，就是最坏的动物。”

这种异化在中国历史上同样触目惊心。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痛陈：“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当皇帝视天下为私产，百官成为家奴，权力便从公共责任堕落为私人欲望的工具。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警告穿越时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从罗马的暴君尼禄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从明朝的魏忠贤到当代的独裁者，历史反复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当国家公器沦为私器

1933年，德国国会大厦燃起熊熊烈火。希特勒借此机会通过《授权法》，完成了从民主到独裁的“合法”转变。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后来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道：“极权统治的本质，在于将一切政治机构转变为传达领袖意志的传声筒。”

这种权力私有化的过程往往披着“国家利益”的外衣。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的名言至今振聋发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他进一步阐释：“历史并非由道德力量驱动，而是由不断增长的权力意识推动。”

在中国历史长卷中，秦朝的兴衰提供了绝佳案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通过严刑峻法将天下权力集于一身。结果是“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强大的秦帝国仅存15年便土崩瓦解，正是权力极端私有化的必然结局。

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明末的党争乱象也堪称权力政治祸国殃民的典型标本。万历年间起，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为争夺内阁控制权，将朝堂变为角斗场，他们争论的不再是治国方略，而是如何罗织罪名打压异己。

陕西大旱时，地方官员为迎合京中派系需求，不仅不减免赋税，反而加大盘剥力度以充作“政治献金”，导致流民四起。当时的奏疏记载：“民有父子相啖者，有阖门自缢者”，而京城的官员们仍在为谁能入阁辅政争论不休。

现代社会的权力滥用虽少了几分古代的暴戾，却多了几分隐蔽性。美国学者戴维·科顿在《权力的陷阱》中记录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菲律宾马科斯政权的腐败细节：马科斯夫妇通过修改海关条例、操控土地审批等方式，将国家资源源源不断转入私人账户，其妻子伊梅尔达的鞋柜中收藏着三千多双名牌皮鞋，而当时菲律宾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饥饿线以下。

更令人齿冷的是，当台风引发洪灾时，马科斯政府竟将国际援助的救灾物资囤积起来，作为换取政治支持的筹码，导致数万灾民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

当代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指出：“当一个国家不能约束自主的、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国家权力时，良治就不可能实现。”权力一旦成为当权者的私器，公共利益便成为最先牺牲的祭品。

权力私有化如何蚕食社会根基

1788年，法国财政总监向内克尔报告：国家濒临破产。而此时，凡尔赛宫依然夜夜笙歌，不知大革命即将掀起惊涛巨浪。

权力私有化的最大危害，是它对社会信任的系统性摧毁。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区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指出当权力失去价值导向，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就会崩塌。

这种侵蚀在民生领域尤为明显。当权者将公共资源视为私产，必然导致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通过研究发现，民主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大规模饥荒，因为自由的媒体和选举压力迫使政府必须回应人民的基本需求。

权力私有更深远的影响是对创新精神的扼杀。历史学家乔尔·莫基尔在《增长的文化》中指出，开放的社会秩序是技术创新的温床。当权力垄断思想市场，社会的创造力就会枯萎。从伽利略被迫忏悔到苏联李森科主义的泛滥，都是权力压制思想的血泪教训。

当权力缺乏有效约束时，人性中的私欲便会如洪水般冲破道德与法律的堤坝。西晋时期的石崇与王恺斗富，用蜡烛当柴烧，用锦缎铺大路，他们的财富并非来自商业经营，而是来自担任荆州刺史时的“劫商”行为。他们凭借手中的军政权力，公然劫掠过往商人的财物。这种将公共权力转化为私人敛财工具的做法，正是权力政治最核心的本质。

权力政治对国家信用的破坏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记录了奥匈帝国的衰败过程：当统治阶层为争夺权力不断欺骗民众、违背承诺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逐渐崩塌，最终在一战的炮火中，这个曾经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

这种信任崩塌的后果，比经济衰退更为可怕，因为它会破坏社会的凝聚力，让国家陷入“人人为己”的混乱状态，正如肖伯纳所言：“一切世俗的权力都会使人成为无赖”，当掌权者沦为无赖，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便会彻底失守。

权力私有大行其道的根源

权力政治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其根源并非简单的个人道德败坏，而是在于专制作风、缺乏民主、人民参与感低等构成的制度性困境。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皇权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有“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相对清明的时期，但本质上仍是“人治”而非“法治”。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将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虽然初衷是防止权臣专权，但最终却导致宦官干政的乱象——当皇帝怠政时，权力便会落入身边的宦官手中，形成“权力代持”的腐败格局。

专制作风的核心特点，是权力的单向流动与不受约束。法国大革命前的波旁王朝，国王拥有“君权神授”的绝对权力，议会形同虚设，普通民众没有任何政治参与渠道。

当时的贵族们凭借世袭特权占据高位，他们既不了解民间疾苦，也无需对民众负责，唯一的目标便是维护自身的权力与利益。这种“权力自上而下赋予，对上级负责而非对民众负责”的体制，必然导致权力与民生的脱节，为权力政治提供滋生的土壤。

民主制度的缺失，使得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与监督。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强调：“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而民主制度正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机制。

雅典民主虽然有其局限性，但通过公民大会、陪审法庭等机构，实现了对权力的初步约束，这也是雅典能够在古希腊众多城邦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对，古罗马共和国晚期，当元老院逐渐丧失监督执政官的权力后，权力便迅速集中到凯撒、屋大维等军事强人手中，共和制度最终被帝制取代。

人民参与感的低下，是权力政治得以盛行的重要社会基础。清末的“预备立宪”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的封建统治让民众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当统治者试图进行制度变革时，普通民众既不了解也不关心，而权力阶层则趁机将改革变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民众更关注家族利益而非国家公共事务，这种心态使得权力政治能够在缺乏民众监督的情况下肆意蔓延。

现代社会的实践表明，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与权力政治的发生率呈明显的负相关。北欧国家之所以被评为“最廉洁的国家”，核心在于建立了完善的民主监督体系：政务公开让权力运行透明化，多党制形成了有效的权力制衡，全民参与的社会监督机制让权力滥用无处遁形。

芬兰前总理因用公务信用卡购买少量私人食品被曝光后，迅速辞职并接受调查，这种对权力的严格约束，正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从权力垄断到人民主权

1649年1月，英国白厅前竖起断头台，查理一世被送上刑场。这不是革命的终点，而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起点。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系统阐述：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这条希望之路的核心是建立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理论，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实践检验，依然是最有效的权力约束方案。正如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所言：“用野心来对抗野心。”

但制度设计只是第一步。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强调，民主的真谛在于“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这意味着必须建立全方位的公民参与机制。

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这些思想资源为我们建构现代民主提供了独特的思想根基。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权力只有在阳光下运行，在制度的笼子里行使，在人民的监督下运作，才能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力量。否则，它终将成为吞噬一切美好价值的黑洞。这条路漫长而艰难，但每一步都值得。

回望人类历史，权力政治虽然曾给文明带来巨大灾难，但人类从未停止过驯服权力的努力。从《大宪章》的签署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从古代的监察制度到现代的廉政体系，每一次制度的完善，每一次公民意识的觉醒，都在推动权力走向规范化、民主化。

正如查尔斯·戈尔顿所言：“没有人是至贤至善而可以被赋予不受限制的权力”，认识到权力的危险性，并用制度与监督去约束它，正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标志。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幸运不是拥有多少财富与资源，而是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约束权力的制度，培养出具有公民意识的民众。当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当掌权者敬畏人民、敬畏法律，当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权力政治便会失去生存的空间，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与繁荣。

我不记得是农夫山泉还是南京的战马行动，或者说苏州的胡友平大姐的文章，总之因为斥责这种无脑U型锁的行为，然后我就被少部分人给打上了精日的帽子。

像这几天日本那个女首相的发言，连续两天都在热搜。

这种事不好写，为啥不好写？

一是这件事显然已经超越了社会话题的范畴，如果写起来稍微有一点不符合哪些主流媒体看法的，首先你个人要承担风险；

二是，还要维护好那些理解能力，或者说压根没有理解力之人的情绪，他们要是看不懂，你还要被骂，甚至大肆举报。

看看现在网上，已经开始批判他们看不懂的帖文了，

那么人家说的有问题吗？

答案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有问题的便是因为这段话就要让人销号，致人于死地的想法。

这段话是不爱国吗？

答案显然不是的。只是人家的个人想法，也许人家正憋着劲，不说话，真要上战场，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呢。反倒是这些喊得响的，

看下面这个，

不承认日韩留学的学历，这不是堵死人家赚钱的赛道，而是在恶意的伤害那些留学日韩回国工作的无辜留学生。

再说白了，这件事吵吵闹闹，日本那边社会上都还没有什么动静，它们已经第一时间想着搞自己人了。

真的没有什么动静，我特意咨询了在日本正旅游的朋友，问了句安不安全，结果人家压根不知道这个事，都没听到什么风声。

昨晚上，有个在我微信里很久的家伙阴森森的问我，作者不写一下这几天日本的事。

我看到后立马删除了他。

因为平时你呆在这里我也就当看不到，但这样的事你私信问我，明显是带着满满恶意。还有私信骂得，平时不是很敢写，怎么这个时候不发几篇维护日本的文章了。这样的我看到也是删除了。

如此，我再次声明以点：

我比你们这些只知道整自己人的垃圾要爱国的多，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在爱，每天都在用自己的文字来尽到一丝丝向善的力量，每天都能看到具体的人。再说白了，你说你爱国，你连你身边的人都不爱，这边才吵起来，第一时间想着的是取消日韩留学的学历，这不是在伤害日本，是在伤害自己人。

另外，韩国在这件事上没有占日本，而是迅速取消了韩日的军演，这个时候你喊着日韩学历取消，代表着你恨的不是日本，你只是嫉妒那些留学的人，嫉妒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留学罢了。

这不是爱国，这是坏到了骨子里。

现实社会很多人其实都是这类心理，理性的人都是沉默的，内敛的，真正遇到事不说也会行动的，而脑残的，弱智的，虚伪的，喊的很响亮，但遇到事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中在哪里，像个弱智一样只会拖后腿。

这种人你指望他关键时候帮忙，不可能的，不把牙齿咬到自己就已经不错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