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2025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敏感词、年度报告汇、年度人物等。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1篇，下一篇是《年度404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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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互联网舆论场呈现出一种深沉的疲惫与更为彻底的信任断裂。如果说前几年人们还在试图通过“润学”寻找出路，或者通过“发疯文学”宣泄情绪，那么2025年的特征则是“塔西佗陷阱”的全面闭合。

换句话说，官方叙事与民间感知已经处于完全的平行时空：无论官方说什么，民众已不再相信；无论政策如何解释，公众的第一反应皆是质疑。

尽管拥有质疑，但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又是对于质疑的迅速消杀。当正常的反问被视为挑衅，当理性的追责被定性为“递刀子”，公众只能被迫转向一种更为隐晦、也更为解构的表达方式——段子。

所以说，有些看似戏谑的“每日一语”，实则是高压环境下民众的一场语言游击战，用荒诞消解崇高，用冷笑话对抗热口号。

这一年，我们在这些只言片语中，看到了某种系统性的荒谬。它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具体的烂尾工程或某一次具体的舆情翻车，而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异样感：科技越是发展，言论的边界反而越发逼仄；宏大的经济蓝图越是铺展，个体的生存空间反而越发局促；所谓的“安全感”宣传越是高调，民众内心的不安全感反而越发强烈。

这些声音，有的来自被遮蔽的角落，有的来自被封禁的账号，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在信用体系失效后的真实切片。

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2025年最受网民关注的“每日一语”，按时间顺序排列。这些声音，穿透了宏大叙事的迷雾，记录下这荒诞而真实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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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AI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897alDx2Cz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anuary 26, 2025

2025年初，中国人工智能产品DeepSeek引发了广泛关注，甚至被部分舆论视为中美科技战中的“突围者”。

作为国产AI的代表，它在处理代码生成和数学逻辑上表现出的能力令市场惊叹。

然而，当网民试图与其探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敏感话题时，它迅速从一个“智能助手”退化为一个只会回避的“政治审查员”。

有网民尝试询问：“请问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 DeepSeek给出了那个所有中国人都熟悉的标准答案：“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这一幕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尴尬，更是中国科技发展逻辑的深层悖论。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所有面向公众的AI服务都必须通过严格的算法备案与安全评估，确保生成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意味着，在算法模型的最底层，政治规训的优先级远高于知识的准确性。

这句回答，成为了“中国特色科技现代化”的最佳注脚，即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无限先进，在被禁止的领域里绝对无知。

“在防火墙内，人工智能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合格’的审查员，其次才是一个智能助手。这种‘智识阉割’导致了一个荒诞的结果：我们试图制造出超越人类的智能，却又害怕它拥有人类最基本的记忆与反思。”

正如相关评论所指出的，这种“思想钢印”不仅限制了AI的认知边界，更折射出权力对技术可能带来的失控风险的深深恐惧。AI的每一次“无法回答”，实际上都是系统在每一次历史真相面前的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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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触发敏感词‘习近逼’。”

新皮肤 get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1cDdUZbhxu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April 4, 2025

4月初，中国军方针对台海局势发布了一张名为《进逼》的演习海报，央视新闻等官媒账号进行了转发。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极具威慑力的宣传攻势，却在评论区遭遇了“回旋镖”。

有网民在央视新闻评论区留言“演习进逼，拿下台湾”，本意是附和官方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该评论迅速导致发布者的账号被封禁。网民经过测试与分析发现，原因在于“演习进逼”四个字中，后三个字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名字组成了谐音“习近逼”。

这种看似偶然的误伤，实则是近年来涉及最高领导人审查红线不断下移且无限泛化的必然结果。

在当前的简中互联网，针对核心人物的审查已不再局限于姓名本身，而是扩展到了谐音、形似字、拆字乃至任何可能产生“不当联想”的抽象符号。

因此，敏感词监测系统的算法被赋予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权重。以至于，连官方“钦定”的宣传词汇，一旦落入“敏感词矩阵”的范围之内，也难逃被屏蔽的命运。

这一事件可以被视作是‘李佳琦悖论’的又一次精准预演。由于审查边界的极度不透明，一个人如果想完全不触犯禁忌，他就必须确切地知道所有的禁忌是什么。而为了知道所有的禁忌，他又必须了解那些被严厉封锁的信息。

最终，由于对‘避讳’学问的无知，连最忠诚的赞歌演唱者也会踩中地雷，成为审查制度无差别攻击的牺牲品。

当红色的宣传口号遇上红色的审查算法，结果是宣传者自己被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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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全国食用煤油车就两台；湘雅医院就一个刘翔峰。”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0rFvJ7GDJp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une 14, 2025

6月中旬，关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研究生罗帅宇坠楼身亡后的举报内容引发网络震荡。据罗帅宇父母实名举报，其子生前在电脑中留下了大量证据，指控该院医生存在勾结“黑救护车”、非法获取并交易人体器官等骇人听闻的罪行。

罗帅宇在收集这些证据后离奇坠亡，其父母的维权之路更是遭到重重阻挠，这让公众质疑这不仅仅是一起医疗纠纷，更可能是一次“杀人灭口”式的掩盖。

公众的愤怒在于，这已不是“湘雅系”第一次爆出惊天丑闻。早在几年前，同院医生刘翔峰就因“找不到癌细胞就切除胰腺”的恶魔行径震惊全国。然而，当罗帅宇用生命试图揭开更深层的盖子时，官方的处理逻辑似乎依然停留在“切割”上。

“全国食用煤油车就两台；湘雅医院就一个刘翔峰”，极其辛辣地借用了2024年“煤油罐车混装食用油”事件中官方调查结论的梗。当年面对全行业的潜规则，调查组仅认定极少数车辆违规。可以说，网民用这种类比，表达了对官方“将系统性崩坏降格为孤立个案”的彻底不信。

如果说刘翔峰是“恶魔”，那么罗帅宇举报材料中揭示的则是一个“魔窟”。当房间里发现一只蟑螂时，暗处往往已经挤满了蟑螂。

可是，在官方的叙事里，永远只有一只蟑螂，和两辆油罐车。

信任的崩塌标志着“塔西佗陷阱”在医疗与食品安全领域的闭合。民众不再相信任何“个别现象”的解释，因为在他们眼中，每一次“个案”的定性，其实都是对系统性腐败的又一次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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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这么说吧，这要是拉了一车猪，人家早想办法了。”

猪都不如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uQ9mT4UzJg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uly 7, 2025

7月初，受强降雨影响，K1373次列车在江西境内滞留长达数十小时。由于机车断电，全封闭车厢内的空调系统彻底瘫痪，空气稀薄且温度飙升。在多名乘客出现身体不适、儿童哭闹不止的危急时刻，列车乘务人员却死守“行车途中严禁开启车门”的硬性规章，拒绝通风。最终，绝望的乘客被迫砸碎车窗玻璃，才争取到了呼吸的权利。

2024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生猪运输管理技术要求》明白写着：只要运猪的车厢温度超过25℃，就必须加强通风降温。而到了人这里呢？

关于“生猪运输”的黑色幽默，虽然可能粗俗，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行政官僚体系内部的一套隐形算计。

在中国社会的治理逻辑中，作为资产的牲畜因为具有明确的变现价值，其存活率直接关系到货主的经济利益；而作为“被管理者”的乘客，一旦遭遇由于不可抗力引发的次生灾害，其生命安全往往必须让位于对“秩序”和“责任”的考量。

在列车员眼中，不开门是‘合规’，热死人是‘天灾’；而一旦开门导致有人跌落或秩序混乱，则是‘人祸’与‘事故’。这种宁可让活人憋死也不愿承担哪怕万分之一违规风险的免责逻辑，将封闭的车厢变成了一座移动的监狱。

关于该事件的讨论或许可以折射出个体在庞大国家机器面前被彻底物化的处境。正如文章所指出的，从“人矿”到“不如猪”，这种无奈的自嘲，背后是公众对自身紧急避险权长期遭到剥夺的深刻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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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当年对日本核废水那股寻求真相、深究责任、不依不饶的劲呢？去哪了？”

“最后一突开啊…”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w334UEKGHE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uly 19, 2025

7月下旬，杭州主城区多地居民反映自来水出现类似“塑料味”、“化肥味”甚至“尸臭味”的异味。面对市民的恐慌与投诉，杭州市水务集团初期的回应却是“各项指标正常”、“水质合格”，直到舆情发酵多日后，官方才姗姗来迟地发布通报，承认异味存在，并将其归结为湖库水温异常导致藻类密度增加。

更令公众感到寒意的是，在水质真相尚未查明之时，针对言论的管控却先行一步。西湖分局迅速发布警情通报，对一名在网上称“水厂电缆掉进水里导致异味”的市民进行了行政处罚。

这种“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解决水质问题”的维稳惯性，激怒了众多网民。

有网友指出，“调查不影响查处”的逻辑就是一切要看大局，而事实及真相本身不重要。

上句说具体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即还没有最后的结论；这一句就确定了“粪水”说法是谣言，而且已经查处。他们的逻辑就是：调查不影响查处。可以边调查，边查处；也可以后调查，先查处；甚至可以不调查，只查处。查处了就查处了，大不了到后来情况有变，给他个烈士，但查处本身还是没错。所以，在通报艺术中，逻辑是不太重要的。有一点固然好，如果没有也无所谓，要看大局。

微博用户发出的质问揭示出了官方宣传叙事中的巨大裂痕。两三年前，中国官方媒体曾连篇累牍地批判日本福岛核处理水排放，甚至不惜通过煽动恐慌情绪来引发民众的抢盐风潮，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科学洁癖”与“问责精神”。

“当危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日本，我们的媒体是显微镜，致力于放大每一个微小的风险分子；当危机发生在自家民众的水龙头里，我们的媒体则变成了滤镜，致力于将臭味美化为无害的‘自然现象’。”

可以说，在当下舆论场之中，爱国主义往往被用作一种注意力的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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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一个从来不关心你的工作时间……的政府，却开始突然关心你工作有没有缴社保。”

不是你需要社保，是社保需要你。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6uidr9Knnk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August 9, 2025

8月，伴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风声鹤唳，中国各地税务部门开启了一场针对企业社保缴纳的“严查风暴”。在“金税四期”大数据的加持下，不仅是当下的漏缴，甚至连十年前的历史欠费也被要求一并清算。这一举措在经济寒冬中，让本就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中小企业与打工人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

行政效率的突然提升，却让公众感到极度的错位与讽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落实《劳动法》方面表现得近乎隐形：

面对互联网大厂的“996”加班文化，面对遍地的拖欠工资现象，监管部门往往保持着“民不举官不究”的默契。然而，一旦涉及到填补社保基金亏空的征收环节，原本缺位的“守夜人”立刻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收税官”。

更令民众愤怒的，是至今仍未实质性打破的“养老金双轨制”。体制内的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长期享受着高额的退休金替代率（往往高达80%-90%），而企业职工的替代率却徘徊在40%左右。这种身份等级制的养老分配，让“强制缴费”变成了一种向体制内输血的劫贫济富。

“选择性关心”撕开了现代化中国的面纱。其实它并不关心作为劳动者的你是否过劳，只关心作为‘耗材’的你是否还能挤出最后的剩余价值。在财政吃紧，内需匮乏的当下，执法的目的不再是正义，而是汲取。

一个“汲取型政权”在经济下行周期的真实面目是清晰且明确的：在福利分配上是双轨的，但在压榨提取上却异常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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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为什么中国人到哪都不安全啊？”

“中国人到哪都不安全？”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Jt4utfcUqD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November 17, 2025

11月中旬，随着冬季旅游旺季的临近，简中互联网上再次掀起一波“国外水深火热”的叙事高潮。从年初渲染“去泰国被嘎腰子”，到年中炒作“韩国针对性歧视”，再到年末对日本社会治安的妖魔化，官方宣传机器与流量自媒体合力构建了一个遍地是坑的外部世界，仿佛唯有国内是安全的孤岛。

与此同时，一种独特的亚文化现象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蔓延。源于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一张旨在“警示日本不要玩火自焚”的战狼风格海报，因其夸张的视觉效果，被日本网民开发成了“中国外交部生成器”（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enerator）。

原本严肃、充满攻击性的外交辞令背景，被全球网民填充进“不想上班”、“今天吃什么”等生活琐事或梗图。这种解构不仅消解了战狼外交的威慑力，更让原本意在煽动民族情绪的政治符号沦为了国际互联网上的笑料。

然而，对于墙内的普通民众而言，全方位的恐吓式宣传带来了深层的认知失调。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感到“不安全”，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外部世界，还是出在特定的宣传导向与某种受害者心态的构建上呢？

讽刺的是，恰恰是在这个被宣传为“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看到了针对外国人乃至同胞的仇恨犯罪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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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我连当面道歉的机会都没有，就要亲手拆掉这个舞台。”

该道歉的另有其人…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SIHIkNmeKG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November 29, 2025

11月底，日本天后滨崎步备受瞩目的上海演唱会在原定开演前夕突然宣布取消。尽管主办方给出的理由是惯用的“不可抗力”，但真正的阻力来自哪里，舆论心照不宣。“亲手拆掉这个舞台”，成为了中日民间交流在2025年最苍凉的年终注脚。

这可能并非一场单纯的演出事故，而是冰冷的地缘政治向文化领域蔓延的必然结果 。

在这几年间，从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袭击案，到深圳十岁日本男童遇袭身亡，民间的仇日情绪在长期的“仇恨教育”与官方宣传动员下已成燎原之势 。

当局既需要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维持内部凝聚力，又恐惧任何涉及日本的大型群体性活动可能引发的“不可控”舆情或线下冲突。

于是，牺牲掉一场演唱会成为了维稳成本最低的选择。一边是外交辞令上空洞的“愿同日方加强交流”，另一边却是实体舞台的被迫拆除。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治理逻辑，让所谓的“中日友好”只停留在文件里。

我们或许可以说：那个被拆掉的舞台，象征着两国之间最后一点基于人性的、非政治的连接，也在高涨的敌意中轰然倒塌。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9to5Mac：是一家“致力于成为科技界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该媒体以报道苹果公司新闻和产品而知名，是全球苹果爱好者和行业人士的重要信息源之一。近年来，也有多篇报道设计中国监控技术以及相关科技伦理。

一、9to5Mac：苹果公司多次硬刚各国政府，唯独在中国面前低头

科技媒体9to5Mac是一家专注于苹果公司产品和新闻的英文网站。近日，9to5Mac刊出一篇题为《苹果敢于对政府说“不”的传统，在中国明显缺席》的文章，指出苹果在美国、英国、印度等地，曾多次“挺身对抗不合理的政府要求”，但“在中国，情况截然不同”，该公司反复以“在每个运营国家都遵守当地法律”为由，选择配合中国当局各类打压言论自由的要求。

文章封面

文章以印度为最新案例指出，印度政府曾拟要求所有手机厂商强制“预安装”且不可卸载一款所谓的“安全应用”。该应用名义上是帮助客户找回丢机，实际上则意味着所有手机可被政府追踪。然而，苹果公司并未接受，而是直接拒绝了该方案。结果，印度当局先取消“不可卸载”，最终连“预安装”要求也一并撤回。9to5Mac称，这一案例显示了苹果在部分民主国家愿意付出谈判成本，捍卫用户隐私与产品原则。

此外，作者还回顾了美国圣贝纳迪诺与彭萨科拉两起枪击案中苹果公司的表现。在两起案件中，FBI曾要求苹果开后门解锁嫌犯的 iPhone，苹果以此事“事关重大，不容退让”为由拒绝。在英国，当局推动削弱 iMessage 端到端加密，苹果甚至放话宁可撤出 iMessage 和 FaceTime，也不会同意降低安全标准，最终英国政府“悄然退让”。

然而，文章批评道，在中国，同样涉及信息自由与隐私的议题上，苹果的表现却截然不同。评论列举道，在苹果中国区应用商店 App Store 中，《纽约时报》、Quartz 等新闻媒体应用因报道不合宣传导向被下架，逾四百款 VPN 应用被移除，苹果还陆续下架了与香港抗议、LGBT 社群相关的应用。

其中，最具争议的是 iCloud 中国用户数据的本地化。苹果公司应中国当局要求将数据迁往由地方国企运营的服务器，并在极为谨慎的隐私措辞之外，事实上“移交了 iCloud 加密密钥”，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法律框架下可取得任意中国 iCloud 用户的数据，与其在其他国家极力维护加密机制的姿态形成鲜明反差。

为何同一家公司在不同司法辖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底线？文章指出，“苹果在中国面临的风险再高不过了”：中国既是重要消费市场，也是关键制造基地，一旦被排除，苹果现有硬件供应链几乎难以为继。但同时，苹果也为中国带来巨额制造和出口收益，北京未必愿意轻易放手。在这种高度相互依赖的结构中，苹果似乎选择了风险最小、却也是道德争议最大的一条路——在西方高举隐私与人权的旗帜，在中国则选择“顺应法律”。

最后，作者在文章的结尾鼓励苹果公司至少应该去尝试一下：“那么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苹果选择像在美国、英国和印度那样对抗中国政府，会发生什么？最终苹果或许会败下阵来。中国政府向来以强硬手段应对诉求未被满足的情况。但若这家 iPhone 制造商至少能尝试抵制中国政府某些更具压迫性的要求——哪怕只是试探性地试水——也值得期待。或许会失败，但其尝试本身值得尊重，说不定某些诉求还能成功争取？”

二、CSW：疫情之后，中国宗教迫害变本加厉

近日，宗教自由倡导组织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 (CSW)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权至上：中国将立法与政策武器化以压制宗教信仰自由》，指中国当局在后疫情时代对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打压，正走向制度化和日常化。

报告封面

多名中国人权律师与学者共同参与撰写了该报告，在“镇压的框架”一章中指出：“作为一个以无神论为意识形态根基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宗教始终抱有潜在的敌意，视其为可能威胁国家稳定与意识形态统一的政治因素”，“通过政策、法规和司法实践，中国共产党实施了多层次的打压措施，同时在符合政权利益时对宗教给予有限容忍，加以利用”。

报告还称，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及之后变得更加独裁。在此背景下，宗教自由的空间也同步收缩，打压从粗暴清场转向“更为隐蔽和系统性的控制形式”。

首先，在法律层面，报告引用习近平2014年的讲话称：“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作者认为，在宗教法制领域形成了“法律文本本身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为执法者在面对不同宗教团体与个体时提供了极大的弹性解释空间”，这使宗教行为得以随时被政治化与刑事化。

其次，报告讨论了“宗教中国化”这一中共关键的宗教政策。报告引述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表述，要“引导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作者表示，这“简而言之：无论你的信仰为何，你首先必须信仰中国——更具体地说，是信仰党及其意识形态。党的信条必须凌驾于你的宗教信条之上。”

在这一框架下，各宗教被要求围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写教义。报告举例指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被要求推动“具有‘中国主题’的注解版《圣经》、模范讲道和标准化教科书”，各地教会“正在粗糙地将地方民俗文化与《圣经》教义相融合：福建的‘八福神学’、东北的‘感恩神学’以及山东的‘孝敬神学’。这些并非神学的发展，而是对其的歪曲”。甚至“传统的赞美诗正被带有党派色彩的‘中国化圣乐’所取代，这些音乐以宗教的韵律赞美共产党”。

报告同时还提到了多个教会遭到迫害的案例。比如，山西临汾圣约家园教会在2022年一次家庭夏令营中遭警方突袭，“拘留了30多名成人和40名儿童”。两名传道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其间“他们遭受了酷刑，被剥夺睡眠和食物……被强迫连续四晚五天不许睡觉，前三天仅提供一个馒头和一杯水”。

在贵州，贵阳仁爱归正福音教会长老张春雷因在Facebook上转发批评宗教政策的文章，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因收取14400元奉献金被指控“诈骗罪”。报告认为，该案显示“转发文章被定为‘煽动颠覆’，奉献款被指‘诈骗’”，司法手段被用来“消灭独立教会”，而类似定罪“可能成为常态，威胁宗教团体的合法性”。

在更宏观的判断上，作者形容当下局面是一种“完成时态”的迫害：“党已将自身缠绕在公民社会和信仰之上，不是猛烈一击，而是缓慢、耐心、无情地收紧”，他表示，“真正的根除……是通过切断其与下一代的联系来实现”。在民族地区，“语言是记忆的支柱，因此，它也必须被清除……这不是通过激烈的对抗，而是通过系统性的遗忘。这不是同化，而是精心设计的文化灭绝”。

最后，该机构在结语中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义务，“保护每个人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利”，废除相关侵犯宗教自由的法律条款，并保障宗教团体“在不受国家干涉的情况下选择其宗教领袖和导师的权利”。同时，全球基督教团结联盟也敦促各国政府将宗教或信仰自由纳入对华政策核心，而不要只是为了赚取外交利益而进行“技术性人权”对话。

三、党用AI“精致”独裁：ASPI指中国正重塑社会控制体系

12月1日，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发布了一份报告《党的AI：新一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写中国的人权版图》，指出中国正利用新一代人工智能（AI）技术，将既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升级为“精密仪器”，用来管理民众、筛选信息，并延伸到国境之外。报告形容，中共正在打造“一个借助AI、用于在国内外锁定特定群体的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一个由AI驱动的“压制与人权侵害”体系。

报告封面

报告写道，中国的“人工智能安全”并非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而是被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有一整套相关的法律体系，比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此外，再加上关于算法、深度合成、生成式AI的管理办法，中国当局将“颠覆国家政权”“损害国家形象”“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国家目标转化为可被模型自动识别和拦截的“风险类别”。报告指出，新的国家标准要求训练数据中的“非法或不良信息”占比不得超过5%，其中最大一块是“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在内容层面，ASPI构建了一个约200张图片的数据集，包括“六四”、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议活动、支持维吾尔人和西藏的集会、法轮功示威等，再用中英文向多款中美AI大模型提问，要求解释图片背景和意义。报告发现，部分中国模型在涉及天安门、新疆、西藏、法轮功等议题时，会“拒绝回答、模糊处理，或在回答后附上一段关于平台规范和敏感内容的自我审查说明”，而同样的图片在欧美模型上则更常获得具体描述。

比如，报告提到了一则典型案例：2009年伦敦法轮功抗议的照片。报告指出，当使用英文提问时，有模型会提及中国政府对该团体的打压；而在简体中文的提问下，同一模型则使用官方语言，将法轮功描述为“对社会公共安全和个人身心健康构成极大危害”，并提醒用户要“自觉抵制邪教渗透”。ASPI认为，这种双语差异显示出模型在不同语言环境中被要求“对齐”该语言的政治边界。

报告第二部分则勾勒出了一条“AI司法管线”：前端是依托人脸识别、声纹、轨迹分析的“智能警务”，中段是协助检察机关筛案、为法官提供量刑建议的“智慧法院”，末端则是监狱内对在押人员的行为预测和风险评分。其中，该机构点名科大讯飞是“基于大模型系统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并警告这种“效率提升”，实际削弱了程序透明度和纠错空间，使结构性歧视和错误判决更难被察觉和纠正。

此外，在少数民族管理与跨境维稳方面，报告注意到，中国正投入资源构建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朝鲜语等“小语种”大模型，用于“舆情分析”和“公共意见监测”。由于商业机构对这些语言需求有限，因此研发动力主要来自国家，其目标是“在文本、视频、音频等各层面全面提升监测和处置能力”，并计划沿“一带一路”推广，用于监控境外社群。

ASPI还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AI监控技术出口国”。从平台级内容审查系统，到智能警务解决方案，再到远洋渔业的“智能渔业平台”，中国企业正把在国内反复测试的技术与治理逻辑打包输出。报告以毛里塔尼亚、瓦努阿图附近海域为例称，借助AI预测渔汛和船队路径的中国渔船队，“在技术上远远领先于当地小规模渔民，进一步挤压后者的生计空间”，构成一种“被技术放大的不平等”。

最后，ASPI提醒，各国在讨论AI治理时，“不能只把中国视为技术竞争者，而必须把其以控制为核心的AI安全观，视为一种跨境人权风险”。一旦这些模型通过API、开源权重和海外项目广泛流通，受到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国内，而是整个世界。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维权网：是关注中国人权的非政治性非营利的知名公益组织，由一群志愿者运营。其每个月都会发布的《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是记录中国维权人士遭遇的重要平台。

一、寒冬：哈萨克斯坦政府疑似受中方压力拘押境内人权组织

近日，长期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 NGO 组织寒冬 (Bitter Winter) 披露，哈萨克斯坦再度大规模拘押人权团体“阿塔珠尔特·哈萨克人权组织” (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 的成员，其中包括多名曾公开作证新疆“再教育营”的亲历者和家属。该机构称，这是一起“长臂管辖”的案例。

文章封面截图

据悉，阿塔珠尔特长期收集新疆被拘押者的证词，据称已录制逾一万段视频，是最早系统揭露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反恐扩权”与大规模拘禁政策的草根组织之一。多年间，其成员屡遭罚款、短期拘留与骚扰，然而，寒冬表示本轮打压是一次明显升级。

报道指称，导火索是一场发生在杜拉特口岸附近的小型抗议。四十余名阿塔珠尔特支持者在边境一侧焚烧中国国旗与国家领导人画像，高喊反共口号，其“罪行”在当局眼中只是“作证、烧旗和要求正义”。随即，至少十六人于阿拉木图等地被拘押。

这些抗议者提出三项诉求：其一，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出生于新疆的哈萨克斯坦公民阿利姆努尔·图尔干拜 (Alimnur Turganbay)。他被指已按要求注销中国户籍与护照，却仍于今年 7 月在杜拉特口岸被伊犁州国保人员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图尔干拜的妻子古勒达丽雅·谢里扎特(Guldaria Sherizat) 因持续上街抗议并到外交部上访，已被哈国警方拘捕十五次，累计罚款逾两千三百美元，全家长期处于监控之下，却始终未获任何实质回应。报道形容，她在体制缝隙中成为一种“韧性象征”。

第二项诉求是暂停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入境政策。示威者批评，中资国企与矿业公司大量购买土地与不动产，掠夺地下资源并污染河流。示威者指出，在政府高调宣传“友好合作”的同时，社交媒体上却弥漫着对中国经济与意识形态渗透的怨气。第三项诉求，则是释放所有被关押在新疆营地的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民众。

然而，寒冬批评哈国当局回应模糊且不透明。目前，被捕的十六人迄今未收到正式逮捕令，亲友也拿不到任何书面程序文件。亲北京的媒体与亲政府账号则开始放风称，“行政拘留已升级为刑事案件”，却拿不出正式文书。文章认为，这些人被困在一种“卡夫卡式的悬置状态”：被指控，却没有明确罪名；被关押，却难以启动正常司法程序。

寒冬引用部分活动人士的话表示，他们相信哈萨克斯坦政府正在“试水”——观察西方民主国家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反应。如果国际社会保持沉默，更严厉、更加配合北京利益的打压措施可能随之而来。

此外，报道也提到，阿塔珠尔特创办人谢里克然·比拉什 (Serikzhan Bilash) 目前在美国流亡，他同时批评中共、莫斯科的帝国野心以及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的威权统治，曾多次遭起诉与羁押。他警告称，“除非国际社会重视此事，否则哈萨克斯坦亲北京、亲俄的政府将成功地扼杀少数敢于记录新疆罪行的声音”。

最后，寒冬表示，“哈萨克斯坦或许希望将自己塑造成中立、务实、合作的形象。但当公民因发声而被监禁时，中立便不复存在。当沉默能换来贸易协定时，务实就变成了同流合污。当北京决定谁可以抗议、谁必须消失时，合作就变成了屈服。”图尔干拜、谢里扎特以及其他十六名被拘留的活动人士的命运，“不仅仅是哈萨克斯坦的问题；它衡量着世界是否会挺身而出反对镇压，还是会放任北京的触角继续伸向深渊。”

二、倾听他们的真实处境：中国留学生不是问题，而是对话的关键

在地缘政治紧张、西方对中国怀疑和恐惧情绪双双升高的当下，中国留学生成了西方政治界讨论的对象。

伦敦国王学院学者姚嫣然 (Yanran Yao) 近日在《中国连线》上发表一篇长文，指出，“如今，超过一百万名中国大学生出国留学。但在有关他们留学经历的讨论中，他们的声音却很少被听到。”在安全、意识形态与经济算计的喧嚣之中，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反而成了沉默的当事人。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开篇就点明当下的困局：“在中西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留学生面临着来自双方的猜忌。西方国家既不倾听也不支持他们，甚至还辜负了他们——这样做既是战略上的错误，也是道德上的错误。”作者指出，在美国、澳大利亚收紧签证、强化“外国影响”立法、限制学术交流后，英国的舆论与政策也在悄然右转。

姚嫣然表示，从家庭与教育结构看，中国成为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并不意外。“对于许多中国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家庭而言，送子女出国留学——费用往往是国内学费的十倍之多——是对美好未来的一项重大投资。”以英国为例，中国学生超过 15 万，是规模最大的留学生群体，每年贡献数十亿英镑的学费与消费。

然而，他们在校园与舆论场上常常遇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尽管中国留学生在经济上举足轻重，但他们常常面临误解、忽视和歧视。”文章用一句高度概括的句子，呈现他们进退失据的处境：“如果他们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学科以及前沿技术，就会被指责为走私知识回国；如果他们表达的观点与西方共识相悖，就会被视为北京的潜在宣传员；如果他们在课堂上保持沉默，就会被斥为能力不足、令人‘窒息’或者阻碍融入。”

作者以自己在香港与英国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经验指出，中国学生“是受害者，而非敌人——他们夹在充满敌意的东道国社会和祖国的庇护之间。”文章引用国际学生调查数据显示，“约有 35% 至 41% 的中国学生曾报告遭受种族歧视”，新冠疫情期间反亚裔情绪高涨，更让许多人意识到“反共”与“反华”、“反中国人”之间的界线有多么模糊。

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也承受来自祖国与准官方社团的隐性政治压力。文章指出，“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代理人，这使他们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到来自与中国关系密切团体的压力，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在这样的双重审视下，“大多数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是‘基层大使’，必须‘把中国的故事讲好’，否则就有可能被党视为不忠。”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在中国的未来，他们会“避免点赞某些社交媒体帖子或避免公开表达观点”，形成系统性的自我审查——既不敢在西方公开“批中”，也不敢真正违背国内的政治红线。

此外，高校本身的制度性无知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误解。作者将这种缺失称为“中国素养”的不足：很多英国院校“错误地将中国学生的特殊需求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将其与其他国际学生群体的问题混为一谈。”一个典型案例是，“利物浦大学在考试季发送了一封关于学术诚信的邮件，邮件中只将‘作弊’一词翻译成了中文，并解释说‘中国学生通常不熟悉这个词’”，在学生群体中引发哗然。

在政策层面，作者批评了将中国学生当作“工具变量”的安全化思维。美国曾以大量削减中国学生签证来展示强硬姿态，“结果却损害了自身的高等教育领域，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反而增强了中共的合法性”，因为这让后者得以自我包装成“留学生利益的捍卫者”。而眼下，英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中国学生最青睐的目的地，正处在一个重新定义对华与对留学生政策的关键窗口期。

文章最后提醒，不能只把中国学生视为“资源”或“风险”。“中国留学生不仅仅是资源或工具；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在人生这一重要阶段，他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压力。”西方高校真正应该做的是，“认可他们的价值，不仅意味着询问他们能为我们做什么，更意味着首先倾听他们的需求，并兑现我们对他们的承诺：安全、尊重和机会。”

在作者看来，只有当西方社会愿意真正倾听这一批“政治断层线上的年轻人”，愿意把他们当作有主体性的个体，而不仅仅是威胁、筹码或桥梁，西方所自诩的民主价值与制度韧性，才可能在与中国及中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变成切实的实践而非抽象的口号。

三、维权网：十一月中国新增46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 2025 年 11月 30 日发布《十一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的 38人已刑满释放，1人狱中被迫害致死，并获悉有 3 名被羁押者被判刑，18 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了我们又搜集的被刑事拘留、被精神病的11人以及被判刑的35人，共计 46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少数民族维权、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 38 人名单：

冯瑞英、高方强、高洪宾、桂敏海、胡跃霞、

李洪山、林丽红、刘秀云、聂丽娜、普化（藏）、

孙淑清、孙淑霞、田晓平、王建辉、王容媛、

吴春雄、张利辉、张少杰、李芝湘、朱美玲、

姜晓燕、李彩侠、杨美华、代露、 周引力、

姜秀琴、马秀芹、王成美、张秀珍、王苹、

杨益凡、谢丽萍、孙学、 杨丽君、图雅、

黄春子、崔晓乐、邢文香、

2. 本期获悉狱中羁押者遭判刑的 3人名单：

4年6个月：孙承浩、

3年：郭兴梅、

1年10个月：赵长慧、

3.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被精神病的 11人名单：

徐欣蕊、葛志慧、沈爱斌、浦兴娣、沈晓玲、廉长年、廉旭亮、付娟、邵华煊、陈健、刘雪云、

4.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 35人名单：

14年：艾合麦提江·居麦、

13年：阿不都卡德尔·加拉里丁、

9年：姜德新、

8年：韩丽华、

7年：段晓荣、

5年7个月：李琴、

5年：钟芳琼、付鸿、

4年10个月：冯俊英、

4年：郜孟花、李振英、国月霞、刘兆宏、李清、姜云天、

3年10个月：于春艳、

3年6个月：梅广芹、梅广丽、

3年：于永利、程桂君、刘宗珍、郑洪玲、余秀琼、赵俊芳、

2年：张文萍、韩艳文、张秀群、

1年9个月：富云平、

1年6个月：钟庭菊、

1年1个月：苗桂君、

11个月：田秀芬、赵春艳、李淑珍、王玉兰、

6个月：刘燕、

5.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被迫害致死的1人的名单：

陈妍：辽宁本溪法轮功学员，女，2025年约45岁，她原本在某国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只因她坚持修炼法轮功遭迫害而被迫失去公职。2015年，陈妍因发法轮功资料被便衣绑架，被关押在本溪市看守所，后被判刑3年。陈妍2024年7月14日在本溪市溪湖区柳北车站附近发放和粘贴法轮功资料时被录像，随即被警察抓捕，被关押在本溪市看守所，期间她遭到非人折磨，致使身体、精神都很差，法院三次欲非法对她庭审未遂。2025年5月15日，本溪市溪湖区法院人员到看守所强行开庭，于6月26日宣判，其被判刑5年，并罚金五千元。刑期至：2029年7月13日。陈妍此前被羁押在本溪市看守所，期间遭酷刑虐待。2025年11月5日被转监到辽宁省女子监狱，三天后11月8日，她便悲惨离世，终年45岁。在给陈妍尸体穿衣服翻身时，从陈妍嘴里流出黑色粘液。监狱要求陈妍的父母签字，火化遗体，陈妍的父母坚决不同意。陈妍的父母要女儿死亡的真相。现在陈妍的遗体存放在沈阳市回龙岗殡仪馆。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 1713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 11 人、无期徒刑 17 人、有期徒刑 1423人，刑期不明 29 人，羁押未判 262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或强迫失踪情况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 年 11月 30 日）第122期（共17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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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是一个非营利、非政府的国际人权组织。其宣扬的核心价值是：“致力于捍卫世界人权的使命。我们的工作以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为依归，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人权观察每年针对大约90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发布超过100份调查报告和简报，经常获得各国和国际媒体广泛报导。

一、人权观察：土耳其对维吾尔人保护急剧弱化，部分人士被迫签署“自愿返中”文件

长期以来，土耳其因文化与宗教相近，被视为全球维吾尔社区最重要的避风港之一，接受了大量流亡维吾尔人。然而，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11月12日发布的调查报告却指出，土耳其近年来因移民政策收紧以及与中国关系升温，正迅速成为维吾尔族群体的“高风险地区”，甚至部分在土耳其居住的维吾尔人面临拘押、驱逐及被送往中国的危险。人权观察批评，这表明该国对维吾尔人的保护正在“显著倒退”。

报告封面

该报告的内容主要来自当事人访谈、相关裁决文件和官方记录。其中，20名受访者包括13名维吾尔人、6名律师和1名土耳其政府官员。报告开篇便引用了一名受访者的话：“我什至不敢出门，就算只是去买些日用品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不想再被抓进遣返中心。”人权观察表示，这反映了部分维吾尔人在当地的普遍处境：居留不稳定、随时可能被拘押以及担心遭遣返中国。

该报告特别关注土耳其移民管理部门近年来广泛使用的“限制代码” (restriction codes) 制度。根据文件显示，“G87”等代码被用于标识所谓“公共安全威胁”，导致持有该代码者可能无法续签居留、无法取得公民身份，甚至面临立即驱逐的风险。

人权观察批评土耳其当局往往未提供明确依据，也缺乏透明程序。比如，受访律师称，一些维吾尔人仅因邻里纠纷、行政误会，甚至在刑事调查中最终被判无罪，结果被当局套用了该限制代码。“限制代码就像一张黑箱操作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几乎无法推翻。”

报告还记录了至少三起维吾尔人在拘押期间被迫签署“自愿返回”声明的案例。部分人在签署后被遣送至第三国，再转移给中国。当事人称签署文件时遭受威胁，或被告知“不签就永远无法离开遣返中心”等。2018年至2025年期间，媒体已披露至少33起维吾尔人在土耳其被拘押的事件，但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已公开的部分”。

此外，人权观察还发现，许多土耳其法院在审查维吾尔人的驱逐案件时，将限制代码视为事实依据，但却很少解释相关证据或具体威胁来源。多名维吾尔人申请难民身份或签证延期也遭到拒绝，然而人权观察表示当局并未能提供充分的拒绝理由。部分受访者还指出，在缺乏有效司法救济的情况下，他们只能长期处于身份不稳定的状态，难以工作、租房或合法出行。

人权观察强调，中国政府自2017年以来在新疆地区实施大规模任意拘押、酷刑、强迫文化同化等政策，而这些行为已被国际人权机构认定构成危害人类罪。该机构指出，若维吾尔人被遣返中国，极可能面临拘押、审讯、酷刑，甚至强迫失踪。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当局的驱逐行为可能违反国际法中的“非驱回原则”（non-refoulement）——即禁止将个人遣返至可能遭受迫害或酷刑的国家。报告呼吁土耳其政府应立即暂停针对维吾尔人的驱逐行为，并废除缺乏立法基础的限制代码制度。

报告将这一变化的原因归结为自2022年以后中土外交关系紧密、国内反移民情绪上升以及移民管理趋于严格。

最后，人权观察呼吁土耳其政府恢复对维吾尔群体的保护机制，并确保拘押程序、居留审核及难民申请流程的透明性。此外，报告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在新疆实施针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并结束对海外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行为。

二、小布什研究所：威权政体借体育“洗白”，中国案例再受关注

美国小布什研究所11月17日发布了一篇名为《威权政体如何利用体育掩盖人权侵害》的分析文章，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威权政府正日益将体育赛事作为“形象工程”的关键工具，用以转移外界对人权议题的关注，并借此强化国内外的政治叙事。文章强调，体育不再只是娱乐或团结社会的路径，在国家操控下也可能成为掩饰结构性问题的手段。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以北京冬奥会为主要案例，指出中国在争取和主办大型国际赛事时，正面临持续的人权质疑。报告写道，国际社会曾因新疆维吾尔人议题与香港民主运动的镇压而对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提出强烈反对。在赛会开幕式上，一名维吾尔族运动员担任点火者的安排，被外界普遍视为象征性动作。报告指出，这一安排“旨在转移外界对中国在新疆实施暴行的关注”。

报告认为，中国在赛事期间通过高度管控的信息环境塑造统一叙事。文章指出，部分运动员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批评性言论遭到删除，而一些亲北京网络意见领袖则被推至前台。同时，海外观众在观看相关内容后，会被自动推送宣扬中国共产党成就的宣传视频。作者认为，此类操作与国家长期建立的媒体结构相呼应，使体育画面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叙事形成合力，从而有效遮蔽了制度性批评。

小布什研究所的分析尤其指出，一旦赛事正式开跑，国际舆论往往迅速从人权关注转向赛事本身，“对中国行为的愤怒随之平息”。报告认为，这正是体育“洗白”的典型逻辑：赛事制造的情绪动员会短暂压倒公共领域对人权议题的追问。

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体育策略并非孤立行为，而是典型的威权国家情感政治操作。这些国家透过举办国际赛事、打造明星运动员和制造“民族自豪感”，在国际争议背景下重塑自身形象。报告引用了一句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当人们被比赛吸引时，往往忽略一个国家的问题。”在该机构看来，这正是威权政体长期操作体育叙事的根本动因。

最后，小布什研究所强调，体育组织与民主国家需要建立更明确的规范，包括提升公众对“体育洗白”现象的认知、保护敢于表达政治立场的运动员，以及将重大赛事的主办权与人权记录挂钩等。“只有在制度上强化透明度，才能削弱威权政体利用体育转移公共关注的能力。”

三、被挖空的高原：西藏采矿业涉及强迫劳动

人权基金会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近日发布了一篇聚焦西藏采矿业的报告，指出随着该产业不断扩张，随之而来的强迫劳动风险也在增加。报告指出，在乌鲁木齐以西的维吾尔地区之外，西藏正成为中国“绿色能源转型”下的新资源前沿，矿业扩张叠加国家贫困治理、劳动力转移等政策，可能构成对当地藏人的系统性压迫。

报告封面

报告先从历史切入，表示自1950年代中国接管西藏以来，北京不仅重塑宗教、教育与社会结构，也意图掌控这片土地上丰富的矿产资源，包括铜、锂等新能源产业关键材料。这一政策目标贯穿几十年，但在近十年随着全球新能源产业加速，相关开采活动陡然增长。

在中国官方叙事中，藏区农牧民被“转移就业”，进入工业、建筑和采矿企业，以实现“脱贫”与“就业结构升级”。但人权基金会认为，这类“劳动力转移”“就业吸纳”等术语往往是强制政策的委婉表达，与在新疆广泛记录的劳动力转移机制具有高度相似性，例如“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务输出”和“吸纳就业”等，并强调这是一个统一的政策体系，而非地方政府的个别选择。

报告表示，中国的矿业企业自2000年代后大举进入西藏。该机构回顾了典型案例：2010年，中国黄金集团在拉萨附近修建嘉玛铜矿，迫使当地百余户牧民搬迁至新建村庄。随后的矿区污染导致牲畜死亡、村民患病。当藏人抗议时，遭遇武力镇压与逮捕。

然而，这些案例并非孤立。人权基金会强调，此类被迫搬迁 (resettlement) 和定居化政策已在整个高原普遍存在，使原本自给自足的牧民不得不依赖政府提供的生活补助、就业岗位，削弱了其传统生活方式。报告分析了两家重点企业：紫金矿业与中国黄金国际资源公司。

紫金矿业在2020年收购巨龙铜矿后，积极与县级党委合作，开展职业培训并向矿区“输出劳动力”。官方报道显示，仅2022年就“输出劳动力170人”，完全采用与新疆相似的政策语言。

中国黄金国际资源旗下的华泰龙公司则在参与政府“脱贫”计划后，大量“吸纳、安排”藏族农牧民进入嘉玛矿区工作。报告指出，“吸纳”一词是典型政策术语，用于描述通过政府主导的劳动力转移实施就业安排。该机构强调，目前并无直接证据证明西藏劳工遭受与新疆同等强度的强迫劳动，但其制度框架、政策术语、实施方式高度相似，值得警惕。

报告特别指出2023年自治区法律：若劳动力“三次拒绝”政府安排的工作，将被削减或取消最低生活保障金。由于许多被迁移的牧民已失去传统生计，这种惩罚机制构成事实上的强制。该报告还指出，藏区矿山普遍具备强安保系统。嘉玛矿区曾建立武装部队，招聘大量安保人员以“防范非法集会”。紫金矿业则与华为合作发展AI系统，用于矿区管理。该机构认为，这些举措强化了企业“监控与压制不满”的能力。

再加上矿业本身高风险的劳动环境，外界难以获知真实的工作条件。报告引用了一则知乎帖子，表示许多藏族工人面临“12小时连轴工作、不允许休息”的工作环境。

最后，人权基金会呼吁国际机构开展独立调查，尤其是对紫金和中金等企业的劳动力转移、职业培训及就业吸纳机制进行核查。报告警告，“以中国工业增长之名，藏族矿工可能正遭受苦难与虐待”。而这一矿业模式可能将西藏推入“在改善民生名义下的深度剥夺”，而新能源全球供应链也可能因此沾染强迫劳动的风险。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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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简报 (Carbon Brief)：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网站，专注于报道气候科学、气候政策和能源政策的最新动态。

一、被困在数字之网：中国对朝鲜脱北者的数字监控

11月13日，朝鲜人权数据库中心 (NKDB)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结果指出，中国的数字监控系统并没有放过在华的“朝鲜脱北者”们，反而成为控制他们的工具：脱北者既被默许滞留，也被数据监控系统持续记录、识别与追踪，处于“被允许存在，但不被允许隐藏”的灰色地带。

报告封面

首先，报告指出，中国官方长期将朝鲜脱北者定义为“非法入境者”，并保留随时遣返的政策选择。然而，自习近平上台并于2013年启动“天网工程”以来，地方公安愈发依赖数字技术管理这一群体。比如，在北方乡村地区，对于一些被贩卖、与中国男性建立事实婚姻的朝鲜女性来说，一旦身份被发现，当地公安就会要求登记姓名、出生地、家庭成员、居住地，甚至采集指纹、虹膜与血样。

许多受访者起初误以为，这种登记是取得某种“合法身份”的预备步骤。然而报告强调，这实际上构成了一套从“身份识别—登记—持续上报—监控”的技术化治理体系，逐步让她们陷入无法摆脱的监控网络。“她们无法看到监控自己的公安机关，却被这些机关随时通过手机定位、通话拦截、强制上报等方式观察。”

报告显示，86.3%的脱北者在中国拥有智能手机，而其中近三成意识到微信等应用可能被公安用于监控。部分受访者表示，当地公安会要求她们安装特定APP，照片自动记录时间与地点，“发出去的每一个图像都将像是一张行踪汇报单”。

50%的受访者直言，他们“感觉手机受到监听”，有人认为通话被拦截，有人觉得聊天记录被查看。心理压力由此成为一种“日常性内化的监控机制”，促使她们主动规避、主动汇报，呈现类似“数字全景监狱”的效应。疫情期间，这种控制进一步加剧。没有身份证的脱北者们无法申领健康码，无法穿越村落与检查站，只能依赖熟人代购食物。其中有36%的受访者表示，即使生病也因害怕暴露身份而选择硬扛，不敢就医。

朝鲜人权数据库中心指出，29.4%的受访者曾被公安采集生物信息，19.6%曾被要求进行身份或户籍登记。许多人在登记后虽未立即被遣返，但被要求定期向公安汇报动向——即便公安没有明确要求，有些人也会“主动天天报备”，因为深知自己的“非法居留”身份随时可能被利用。报告指出，这种“自我规训”是数字监控的关键：监控并不是始于暴力，而是通过不透明的权力关系，让弱势者主动顺从。

在接受访谈的脱北者中，不少已在中国生活数年甚至十余年，建立了家庭与事业。然而，从2020年起，随着公安更频繁要求“出行前报备”“安装指定应用”和“上报家庭照片和定位”，越来越多人感到“不逃走就会被抓住”。

在调查中，51.8%的受访者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身份证导致生活极度不稳定”，另有12.9%因担心“假身份随时会暴露”。对她们而言，中国的数字监控不是抽象的“科技治理”，而是切实改变命运的高压系统。

最后，该机构强调，外界常将关注点放在“强制遣返”事件上，而忽视了脱北者在中国生活期间承受的“长期、持续、无形的压迫”。中国的数字监控技术原本用于治理公民社会，却在制度性歧视下成为管理“无证群体”的强力工具，让脱北者“在被允许留下与被随时驱逐之间摇摆”。

二、中国电动汽车快速普及助力中国降低碳排放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其减排目标能否实现将对全世界的气候变化造成深远影响。今年上半年，专注于气候变化的媒体碳简报 (Carbon Brief) 就曾刊文，表示受益于清洁能源政策，中国的碳排放增长在过去一年出现逆转。

在今年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碳简报再次发文，表示“自2024年3月起，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连续18个月持平或下降”。其中，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排放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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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机构虽然尚未确认全年是否净下降，但文章认为，在九月录得约3%同比下降后，“全年总量下降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不过，文章也强调，这依然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排放量是否真正下降，还将取决于第四季度的走势。

具体来看，不同行业的表现分化明显。该机构将这次碳排放并未增长的主要原因归功于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的快速普及使交通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下降了5%。另一方面，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收缩也使水泥与建筑材料生产相关排放在三季度同比下降7%，而金属行业（如钢铁）则下降1%。”

此外，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力，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电力相关排放同比基本持平。文章将原因同样归结于能源转型：尽管用电需求大幅上升（增长6.1%），但可再生能源增长迅速。“2025年第三季度，太阳能发电量同比增长46%，风能发电量同比增长11%。”这意味着太阳能、风能等非化石电源几乎覆盖了新增需求，因此化石燃料发电排放才得以保持平稳。

然而，中国化工行业却出现排放增加的问题。包括塑料、化纤、乙烯等行业的产量大幅增长，从而使石油需求、油制品消费在除交通以外的部门增长了8%–10%。文章表示，如果这一情况持续，可能会抵消其他行业减排的努力。

不仅如此，报告虽然称赞中国的碳排放进入“不增长”阶段具备象征意义，但中国在“碳强度”（编者注：碳强度是指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排放峰值”方面仍然面临重大挑战。比如文章指出，中国的2021—25五年规划强调的碳强度下降目标为18%，但该机构估计，到2025年底预计只能实现约12%的降幅。而在排放峰值方面，报告表示中国虽承诺“2030年前”达到排放峰值，但尚未公布明确的峰值年份。

最后，报告表示：“为了实现其2030年的主要气候承诺，即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5%的碳排放强度，中国需要在未来五年内减排约22%—24%。”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该机构认为中国的能源转型迫在眉睫，“清洁能源的增长率需要远高于中国在2035年承诺的每年新增200吉瓦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的最低水平——除非能源需求增长率出现急剧且意想不到的放缓。”

三、中国记者董郁玉狱中荣获2025年国际新闻自由奖，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立即释放

本月底，保护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将在纽约举行第35届年度国际新闻自由奖颁奖典礼，以表彰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自由捍卫者。今年共有五位获奖者，分别来自中国、厄瓜多尔、吉尔吉斯斯坦和突尼斯，“以及一位美国新闻自由的捍卫者”。其中，中国的获奖者是2022年以“间谍罪”被逮捕入狱的记者董郁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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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董郁玉是一名中国资深记者，曾任《光明日报》社评论部副主任。2022年，他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2024年11月，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其七年有期徒刑，董郁玉于次月提出上诉。2025年11月，其上诉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

他的文章被广泛认为倡导中国进步改革，包括支持法治和宪政民主。董先生也曾为《纽约时报》中文网站撰稿。董先生的入狱凸显了中国以间谍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打压记者的趋势日益增长。

11月13日，保护记者委员会在得知北京高院维持原判后，立刻发表了一篇声明，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董郁玉，并允许他与家人团聚。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太区主任易碧丽表示：“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决定。今天的裁决表明，中国决心不给董宇宇应有的公正”，“与外交官对话是记者的日常工作，而不是间谍活动。中国必须立即释放董宇宇，否则就是在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其宣称的公开对话目标不过是空谈。”

「台湾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学术研究，也是攸关台湾命运的政策研究。」

王信贤

（王信贤，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来，国际间关于中国研究“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讨论不断，由于很多情势异于过往、难以判断，导致出现是否应该由现有的研究传统过渡到另一种研究传统的呼声。这主要肇因于两方面，一是“习近平因素”，自从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正式掌权以来，透过反腐打贪、在党内成立各种“委员会”与“领导小组”，通过诸多法律，甚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等，使得整个国家的权力更加集中，再加上研究领导人性格的难度极高，因而让原本就已透明度不高的决策“黑箱”（black box）更加难以窥探。

另一因素是在2018年3月正式启动的“美中战略竞争”，两大国从关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战略等，无不争锋相对，导致全球化风潮的退散，使得国际互动更加难以预估。此外，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干扰，中国复杂的内政与外交因素，以及各种灰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常态与非常态因素的叠加，使得一切变得不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难以预测。这是当前全球中国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学术界与政策圈皆然，作为国际中国研究重镇的台湾，当然也无法避免。

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

一般而言，针对以特定区域或国家为对象的研究都面临两种张力，分别是“区域研究 vs. 学科专业”以及“学术研究 vs. 政策分析”，而随著中国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爆炸性的快速崛起以及美中战略竞争的开展，中国研究的两种张力更加明显。

学科专业 vs. 区域研究

美国政治学名宿 Gabriel Almond 与 Stephen Genco 曾在名为《云朵、时钟与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的文章中对政治研究提出反思，其将学科的要求比喻为“时钟”，代表的是规则、精准与可预测；然而，实际的政治运作却犹如“云朵”般，如此变化万端与难以捉摸。也就是说，“学科要求”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抉择往往是两难的。同样，学科专业与区域研究间的张力亦复如此。

以中国研究为例，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称为“学科研究”，研究者感兴趣的往往是各自学科的理论问题，进而以中国作为研究个案，借以支持或批判现有的理论；而对中国研究属于“区域研究”，研究者可能更关心“中国”本身的发展动态，并透过中国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科际整合、整全式地解释甚至是预测。

「晚间8时9分，超过2000名参与者起身默哀64秒，向六四事件罹难者致意。」

端传媒 编辑部

今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35周年纪念日。在台北，“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等24个公民组织在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民主大道发起“追求⺠主，无畏无惧”六四35周年晚会。晚间8时9分，超过2000名参与者起身默哀64秒，向六四事件罹难者致意。

晚会上邀请了六四亲历者和台湾社运工作者进行短讲。在事件中被坦克碾压失去双腿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政，以及六四事件中的学运领袖、“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录制影片，在影片中他们呼吁世人勿忘六四；曾被中国大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也到场，他演说称：“六四以前的中国，中国人还有一点点贴大字报的自由、一点点上街抗议的自由，但在六四以后全都没有”，他还批评中国现时“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剥夺图博人的权利、在新疆设再教育营、撕毁香港的一国两制”。

晚会现场也设有哀悼亭及烛光排字．开放公众进行追悼，不少青年、学生也手持烛光致意，也有港台艺术创作者发表行动剧、音乐演出等。也有民众自发性举着标语“勿忘六四”，以及喊出“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Taiwan”、“Stand with Hong Kong”等口号。

甫上任的总统赖清德今天也发表贴文吊念，他称“纪念六四，不只是为了六四，更因为全球心系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唯有民主自由，才能真正保护人民。”

台湾三大主要政党也都对六四事件35周年发表观点。

其中，民进党发文指“35年前，无数勇敢的中国人民和学生，为争取民主自由不畏极权走上街头⋯⋯却遭到中共当局暴力镇压，许多生命消逝，留下历史的伤痕与创伤⋯⋯中国发生‘六四民运’的隔年，台湾有了‘野百合学运’，同样都是以学生、青年为主，对抗当时的威权政府，要求实施民主改革、贯彻普世价值⋯⋯35年过去，中国仍是极权、压迫异己，而台湾这个国家已经是世界的台湾，在经济、民主等指标上都有亮眼的成绩。”

其进而质疑称：“当国际间民主国家们都在抵制素行不良的中国，台湾的在野阵营，却不时与中国唱和，甚至意图利用扩权以及修改反渗透法、国安五法、来侵害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伤害国家主权与安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在今天发文谈论六四事件。他指“回顾当年的六四前夕，是两岸人民跨越时空和意识型态，最紧密相连的一刻。”

他在文中称，解放军开入天安门广场的前夕，中正纪念堂广场和天安门广场保持电话连线，“连结两岸的不再只是历史、文化、和血脉，更是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性尊严等普世价值的共同期待。”他还表示“中国国民党永远与追求自由和民主的所有好朋友们站在一起，我们坚定捍卫中华民国，守护这座华人的民主灯塔”。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则发文纪念称“一个国家是否进步，取决于它是否能面对历史中难以面对的日子”。柯文哲指尽管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六四事件却在人民心中留下“尚未愈合的伤口”，“直至今日中共当局依然把六四定位成‘反革命暴乱’，把热爱国家的年轻人，形容为颠覆政府的叛乱份子，这对经历六四学运的那一代人来说，实是不可承受之重。”

他最后将六四事件和228事件相比较：“有真相，才有原谅。有原谅，才有和解。有和解，才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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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群媒体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个资保护与数位监控成为台湾政治的敏感问题。」

特约撰稿人 傅竹君 发自台北

以反对中国国民党、台湾民众党推动的国会改革五法为主诉求的“青鸟行动”，在短短时间内聚集数万群众，其组成与走向，也成为5月下旬台湾政媒关注的焦点。不过，绿营评论员王义川的“手机定位分析”说，意外在台湾引起一阵个人资料是否受到滥用的质疑与讨论。

民进党2024年不分区立委提名人、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5月27日在三立新闻台“新台湾加油”节目中表示，曾以手机定位分析青鸟运动参与者的组成，指出20-40岁的民众占参与者六成，20岁以下约1成2。此外，他也特别强调，经由讯号比对发现，这些参与者由民众党号召于民进党部前举行的“519草根决心行动”的参与者为不同群众，也与1月12日选前之夜的参与者不同，是一批全新的群众。在主持人许贵雅询问时，他还特别说明，是经由基地台讯号比对。（延伸阅读：《521包围立法院：太阳花十年后，运动的新时代、声音与面貌》）

王义川的比对说，随即在节目中受到另一位来宾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质疑有监控嫌疑。28日，陈玉珍、李彦秀、王鸿薇三位蓝营立委更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批评，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智菡也透过媒体群组质疑民进党搜集个资、监控。

王义川称资料为市场分析友人提供

面对质疑，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回应称，透过手机讯号取得人流特性分析是当前商业市场进行活动调查的基本方法，民进党绝无监控人民，呼吁国民党勿作不实揣测。

王义川及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卓冠廷，也先后在社群媒体 Threads 上，援引数据公司 LnData 所作的新北耶诞城分析、新北市、台中市等蓝营执政县市曾经使用“电信信令”或“电信大数据”进行分析的案例辩护。王义川表示，其所有的人流资讯来自民间调查，结果也与时代力量进行的问卷结果类似，并非民进党自行调查的资料。

在28日的媒体联访中，王义川也表示，这些分析是与做市场分析的友人聊天时得知，民进党没有买这些资讯来分析。至于“如何辨别出里面没有小草（即民众党支持者）”，王义川表示，519有个活动取得的资讯与后来的资讯没有重叠，所以就推论没有“小草”，否认直接握有资料，也否认蓝营指控的国家机器介入。

29日，王义川又援引台中市政府与远传电信合作建构的“台中市主要游憩据点游客行为资讯网”，指该资讯网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年龄分层、停留地点比对甚至是数位足迹等分析机能。

行政机关及三大电信业者否认提供相关资讯

不过，这些说法并没有为风波止息，国民党及民众党立委持续在立法院中援引王义川27日的说法向相关政府部门官员提出质询。

面对质询，内政部长刘世芳29日表示不清楚王义川资讯来源，内政部使用电信信令进行的相关分析也并无个资问题。国安局长蔡明彦在同一天受访时表示，按照相关人士对外说法，较可能是涉及市场分析公司与电信业者合作的大数据分析，国安局并无参与也无评论。警政署长张荣兴则强调，绝对没有用手机讯号定位青鸟行动民众。 而曾经在台中市长任内任命王义川为交通局长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在30日表示“要由王义川自己回应”。

随后，在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黄国昌、国民党立委吴宗宪29日于在质询法务部长郑铭谦时公开告发后，台北地检署也分“他”字案进行侦办，厘清是否涉有不法情事。

争议爆发后，主管手机通信业务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对外主动表示将邀集三大电信业者说明。三大电信业者也先后对外表示，并未与王义川接触或有业务往来，其所提供的相关大数据服务，皆遵守个资法并进行去识别化处理 。

此外，国民党交通委员会召委陈雪生已安排数发部、NCC、法务部、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处及中华电信在6月3日的委员会中，就“国家机器以手机定位、分析个资特性等方式侵犯人民权益”进行专题报告并备质询。

数位发展部书面报告指出，就技术层面而言，的确可能运用手机讯号分析用户之个人资料，但除非同时取得电信业者“基地台服务之用户号码”及“帐务、客户资料库”之资料进行交叉比对，否则无法得知连上特定区域某个基地台之手机使用者的年龄分布，一般民众、公司可同时取得之可能性极低。

NCC 则指出，并无任何私人企业 、政府机关或特定党籍人士向该等公司接洽或请求有关青鸟行动相关人流资讯，该等公司亦不曾提供任何有关资讯予其他单位或人士。

NGO、学界批行动通讯业者个资应用浮滥

王义川的言论，也引起新闻评论员、学界与 NGO 对电信信令等相关手机使用者个资应用浮滥的讨论。评论员黄暐瀚29日指出，电信业者确实可对“性别、年龄、县市、国籍”进行分析，但王义川所指的可以分辨青鸟行动参与者与519民众党参与者不同的分析则有个资滥用的嫌疑。

另一位评论员张禹宣在30日援引 PTT 论坛贴文指，中华电信大数据总监李诚伟过去曾协助 COVID-19 疫情万华专案匡列，也曾提供相关手机定位资讯给民进党。

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31日至立法院报告前受访称“2020年他还在民进党中央服务，并没有这样状况，也没这样发展过，这是过去误传。” 疾管署也透过例行记者会说明“万华地区高风险注记族群”发送细胞简讯作业，主要是透过基地台讯号，非 GPS 定位，相关个资早已于2021年6月全数删除。

30日，参与“青鸟行动”串连组织的人权团体台湾人权促进会发表声明，认为王义川所提及的行为，已涉及个资目的外利用，或是过度宽泛以致消费者无从得知的目的内利用。认为政府机关及政党应厘清及说明相关分析技术的资料搜集利用现况及法律依据，检视其是否已经落实消费者的知情同意与退出权利。

政治大学法学院刘宏恩副教授则在脸书上指出，三家电信业者全部都早已常态性地以自己用户的通话、简讯和上网及行动轨迹资料，对外兜售“大数据服务”，给许许多多的企业、广告公司来比对。他认为，这些是常态性的违反个资法使用，不是只有政治集会大数据才有问题。

科技发展、演算法黑箱与政治不信任共伴

事实上，相关的手机监控疑虑，在2020年台湾政府以电子围篱控制 COVID-19 疫情时便曾引发争议。监察院也在2022年提出调查报告，指相关作为在程序、行政透明、个资保护及法制面向确有不备之处。台湾的《个资法》于2011年订定，在数位科技持续进步、个人资料应用面向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已渐渐不敷使用。在欧盟订定 GDPR 之后，相关的修法倡议时有所闻。（延伸阅读：《数据保卫战：GDPR的三年之痒》）

2022年，宪法法庭针对健保资料库案做出“111年宪判字第13号”判决 ，要求修法建立独立监督机制。加上个资外泄案件不断，国发会因而在2023年推动修法加强非公务部门罚则并增设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但该次修法并没有强化其他个资保护面向。

在1990年代解严前，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台湾社会曾经长期处在情治机关的监控之中，而亟欲与中国拉开距离，建立自主政治认同的台湾社会，也对于数位监控技术抱持著相当警戒。在社群媒体不透明的演算法以及政治偏好的分化催化下，个资保护与数位监控成为台湾政治的敏感问题。

过去，曾有不少蓝营支持者相信前数发部长唐凤透过社群媒体监控蓝营民众；而在人权 NGO 的抗议下，数位身分证的推动也因相关法制不足受挫；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推动的台北通、大数据中心也曾饱受无党籍议员质疑。（延伸阅读：《台湾身分证、居留证上的个资太多？他们想要隐私，更想拥有选择权》）

此次王义川发言衍生的个资争议也不例外地成为政治议题，甚至可能成为国会改革法案施行后，第一个受到调查小组调查、举行听证的对象。对此，王义川6月2日在自己的直播节目上回应，自己只是平民，立委只能找官员问话，叫平民去问话是乱七八糟。

他也在同日三立新闻台的政论节目“惊爆新闻线”中推翻自己过去的说法，称自己是“看人就知道、看影片就知道、看直播就知道，去到现场用膝盖想也知道。”对于王义川说词反复，NCC 主委陈耀祥表示，发言要落实事实查证，“若民众有检举，有违反事实查证会去处理”。这个插曲会对于国会改革法案的后续攻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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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居之后的新抗争里，在台港人希望其他人想起香港的时候，不只记起现在“黑暗的事实”。」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许恩恩、依珊 发自台北

“我是一个来台湾的香港学生，也是台湾公民社会的一份子。”

5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台北青岛东路立法院侧门外，“反立法院扩权黑箱法案”台上，戴著黑帽与黑色口罩的香港人阿林以“台大学生组织联合声明”连署发起人之一的名义发言：

“香港对民主的憧憬跟追求，大家应该有目共睹。现在，（台湾）国会倒退，人民该怎么办？站出来，反抗！我们要保护台湾的民主。”

这晚有3万人走上街头，三日后人数更达到10万，其中就有21岁的阿林、27岁的小真与不少18、19岁的在台港生。几名因参与反修例运动而陆续流亡来台的港人也结伴而来，看到街头汹涌的人潮、满满的标语，不免想起当初的抗争，有人一度感触落泪。

拒绝台湾国会“香港化”的口号、“台股变港股”的民众自制手牌、“战车”上传来的华语版《愿荣光归香港》歌声⋯⋯在5月21日、24日、28日的立法院外集会中，“香港”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场上，有在台港人上主台演讲、做志工、支援物资、手绘标语牌、静坐参与，成为这场被称为“青鸟行动”的台湾社会运动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退回审议！”阿林带领台下的群众大喊。

「“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在变老，我们一直在等待，我真的很希望能在台湾生养孩子。”」

端传媒记者 王怡蓁 发自台北

2024年初，台湾卫福部预告《人工生殖法》草案，内容包括开放同性伴侣单身人工生殖及代理孕母制度，预计年底前送入行政院。

2023年底开始，台湾立法院就欲修正17年来未大幅修正的《人工生殖法》。这部法条并未与时俱进，其中，人工生育的对象被限缩于已婚的异性恋“不孕夫妻”。因此，就算单身女性如今可以自行决定冻卵，同性伴侣如今可以合法结婚，他们却都无法在台湾合法地进行人工生殖。（延伸阅读：《一对女同志“生孩子”有多难》）

2024年总统大选后，新的国会中的主要政党皆关注《人工生殖法》的修订，更有立委将此法案作为最优先推动的目标——如国民党立委陈菁徽，她在担任立委前是一名妇产科医师。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则是长期推动代孕的倡议者。

2024年2月27日和3月28日，卫福部召开两场公听会，讨论相关修法。听证会上的争论点有三项：1）是否开放女同志配偶使用人工生殖？2）是否开放单身女性使用人工生殖？3）是否开放代理孕母？

端传媒参与了两次公听会现场。在公听会上，不同意见的民间团体、专家学者公开角力。反对开放已婚夫妻之外的对象使用人工生殖的“台湾家长守护妇幼权益协会”在3月28日第二次公听会时，于立法院群贤楼外抗议，他们的货车上贴着“牺牲儿童权利的人工生殖，是在谋求谁的利益”标语，另一组持反对意见的“台湾全国妈妈护家护儿联盟”则在公听会场内说：“人工生殖只能用在不孕症，单身女性跟女同志不是不孕症患者。”

这些反对意见，激怒了从未公开发言的与会者R，她走上公听会的讲台哽咽地说：“我是一名已婚的女同志，我非常想要有孩子，我今天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会经历什么。我花了很多时间跟金钱到国外才能进行人工生殖，但至今仍未成功……”，她说要让反对者看见没被法律保障的人的处境。（延伸阅读：《同性婚合法后，传统的财产继承制该怎么跟上时代？》）

这两次的公听会上，多数民团以及立委、医生都认为可以优先开放单身女性与同性配偶，对于代孕制度则认为应暂缓。这些不同意见的团体的最大公约数只有保障人工生育“儿童权益”。

为什么要修法？

倡议修正人工生殖法并非冒出的议题，台湾社会的整体生育情况与17年前刚立法时有许多差异，晚婚、晚生的比例逐年增加。立法院2022年的人工生殖法修法研究指出，台湾的生育率在2022年为“全世界最低”，结婚率与出生数也在2021年创下台湾新低。研究指，虽然“婚育”不一定必然相关，但有些对象想生育却受限于有无“结婚”，这让法律成为了生育的阻碍。这些对象如单身的女性、非婚者、同性配偶，都无法使用人工生殖技术来生育孩子。

台湾现行对人工生殖技术（ART）的定义是：利用生殖医学协助，以非性交方式达到受孕生育。目前又可以分为以两大类的人工生殖技术，分别是“人工授精”（IUI）和“试管婴儿”（IVF）。

人工授精是将精液经过洗涤、分离、浓缩后以导管直接将精虫送入子宫腔，以便精子与即将排出的卵子顺利会合，达成受精怀孕的目的。

相较于流程简单但成功率为15%至20％的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可达35%到50%。试管婴儿是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在体外结合受精，培养成胚胎后植回母体内。而前期还需要加入打排卵针刺激排卵、取精、卵等过程。

随着晚婚晚育以及其他因素，台湾夫妻的不孕症大约为10至15%，不孕症的医学定义是一对夫妻在自然不避孕的情况下，经过一年仍无法怀孕。为了鼓励生育，卫福部从2021年开始扩大民众采取试管婴儿生育的补助，将补助对象从中低收入扩大到45岁以下的不孕症夫妻。

台湾生殖医学会理事、医师陈美州于2月27日的公听会上表示，世界范围内统计显示，接受人工生殖的最多数落在35岁以上，台湾则是40岁以上，“为什么台湾女性那么高龄才进行人工生殖？因为我们有法规限制，需要在婚姻关系之下才能进行，这对身体造成很大的风险。”他表示作为一名医师深知政策会改变医疗行为，因此他呼吁，要改善母胎健康，就要让生育年龄能够下降。

“妇女新知”与十多个民间团体的论述也呼应了台湾社会转为多元时，应该照顾到更多人的生育权。他们认为，台湾从保守走向多元，“婚育应该脱钩”，让同婚女性以及单身女性可以适用人工生殖技术。（延伸阅读：《在疫情和崩坏的时代里，我跨越半个地球只为遇见腹中的小生命》）

而行政院性平处与司法院也在27日公听会上对修法表示赞成。司法院指出，根据大法官历次的解释，宪法保障人民享有人格权与家庭权，因此他们赞同单身女性与同志家庭应受到生育权的保障。而行政院性平处表示，性平委员对开放单身女与女同志有高度共识，不过在代孕制度上，则持保留意见。

代孕制度为什么争议？正反意见为何？

从卫福部讨论的三个修法重点中，代孕是意见最分歧的项目。台湾在2004年首次举办代孕公民会议，达成“不禁止，但有条件开放”的共识。但后续举办了20多次的专家学者会议，却难以取得更近一步的共识。

本次力推代孕修法的立委陈菁徽曾多次公开表达称，她不同意“妇女新知”等民团要先通过一部分人工生殖法的论述，她认为人工生殖法与代理孕母不可能脱钩，“有什么议题是讨论三十年没办法讨论好？”由于男同志家庭需要代理孕母才能进行生育，陈菁徽认为，这些同志家庭的生育权益不能被忽略，“我们要让愿意生育的台湾人也可以生育下一代。”

陈昭姿在担任立委前曾是一名药剂师，也曾公开表示自己先天性无子宫，20多年来公开倡议推动代理孕母制度，她也曾表示：代理孕母制是她担任立委职位上最重要的志业。记者发现，陈昭姿并未出席两次卫福部修法公听会，但她曾在立法院质询时表示，人工生殖法不应该缺乏代孕制度，她更批评反对方质疑代孕制度会物化与工具化女性。（延伸阅读：《到美国借腹生子：跨越太平洋的受精卵》）

艺人小娴曾在陈昭姿的邀请下出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的公听会，她17岁时发现自己没有子宫，至今44岁，她虽希望代孕制度通过，但同时认为反对意见也很重要，“这会减少国外曾发生的商业代孕问题，所以反对意见是我们需要的，尽量可以让代孕制度把关得更严格。”她于4月23日在脸书粉丝专页写下：“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生育的人，希望可以生下宝宝，体验父母亲的天伦之乐。这件事情，你觉得在台湾有机会吗？”

持强力反对代孕制度观点的“台湾女人连线”理事黄淑英两度在公听会上表示，代孕制度只从需求方来思考，并为顾及孕母的感受与权益。台湾女性协会也公开反对代理孕母制度，只赞成人工生殖法通过单身女性与女同志受孕，“女同志的子宫怎么使用可以自己决定，但代理孕母不是。”这些反对论述与世界上其他反对的原因类似——反对工具化与剥削代理孕母的身体。（延伸阅读：《反代孕狂潮的偏见：隐身权贵、失足孕妈，和成为众矢之的男同性恋？》）

卫福部于2024年5月14日公告了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在60天内搜集各方意见、凝聚共识，预计年底前送入行政院。草案内容包含将原法条的“受术夫妻”改为“配偶”，并增订未婚女性与同性伴侣。最争议的代理孕母部分，则是规范代孕需要无偿，但提供必要费用及开立代孕费用专户，代理孕母完成人身保险投保后，始得执行代孕生殖，禁止委托配偶于代理孕母怀有代孕生殖胎儿期间终止契约，同时明订代孕子女法律地位。

目前，相关修法的意见仍在搜集，纵使有强烈反对的意见存在，草案的公布对于在台湾能合法进行人工生殖的对象来说，仍是一线曙光。R告诉端传媒，她很期待，但她将近40岁，“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慢慢在变老，我们一直在等待，我真的很希望能在台湾生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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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妃雅让我们看到，亚洲变装皇后不必复制西方的 “diva” ，可以成为一种风格。」

端传媒台湾组记者章凯闳，端传媒音频制作人陈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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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卸任前于总统府接见了《鲁保罗变装皇后秀》第十六季冠军得主妮妃雅。

台湾的“变装皇后”妮妃雅是该节目开播以来，第一位在亚洲养成并夺冠的变装皇后。

为什么在众多Drag Queen，尤其是众多亚裔Drag Queen中，妮妃雅能成为冠军？一位受访者形容她：“她把这道亚洲菜炒得最香。”

《鲁保罗变装皇后秀》本身就是随着LGBT和族群平权的浪潮而起的节目。过去几季，节目组也不断回应时下的平权议题，族群议题一直是节目的重要部分，但接连几季一直缺乏一位诞生于亚洲的皇后。

妮妃雅非常聪明地意识到自己的亚裔身份，比赛初期，她就很有策略地将亚洲元素融入自己的服装和表演，明确地向观众展示：“我就是在亚洲养成的皇后，我能创造你们无法达到的造型。”即便她的表达和个性并不讨喜，但她的作品太独特，很难被淘汰。

实际上，变装皇后并非源于亚洲文化，它源自于1980年代纽约的舞厅文化，与黑人和美国拉丁裔LGBTQ族群的平权运动有关。亚洲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历史，所以过去在台湾谈论变装文化时，会有种文化断裂的感觉，仿佛把美国的变装文化空运到亚洲。更不用说，早期的变装皇后通常非常华丽且女性化，一定要有大胸部和臀部，表演风格和审美非常贴近西方的 “diva” 文化，大家都要模仿碧昂丝或 Lady Gaga。

但妮妃雅完全不做这件事，她平胸，造型大量使用亚洲传统艺术以及当代普普艺术，表达了变装皇后作为基于性别平权的表演艺术，绝对不只有一种审美。妮妃雅让我们看到，属于亚洲的变装皇后不必复制西方的 “diva” ，可以自己成为一种风格。

本期“端闻”，端传媒台湾记者章凯闳追踪了妮妃雅的封后之路。从他接获参赛通知，到比赛过程的幕后纪录，带你了解这位亚洲皇后，如何驾驭从西方源起的变装文化，收服全球观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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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声音设计：“缰河媒体工作室”王伯维、孙圣峰、Wa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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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大法官虽为前总统蔡英文提名，但会否对民进党声请释宪有利则仍待观察。」

端传媒记者 许伯崧 章凯闳 实习记者 江亮儒 发自台北

【报导内容截至28日晚间24时】

台湾立法院今日（28日）持续处理国会改革法案，傍晚4时59分，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完成此次国会改革关键法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的三读程序，通过“总统国情报告”、“藐视国会”、“人事同意权”与“调查权与听证权”等相关条文。

三读敲槌后，民进党立委随即在台下爆以怒吼，呐喊“反黑箱，反恶法”，国民党与民众党团则大举欢呼“阳光国会”进行反制。

根据本次三读通过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被质询人若有“藐视国会”行为（如反质询，或拒绝答复、提供资料等），可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锾；行使调查权部分，国会也得要求政府或社会相关人员提供资料，拒绝、拖延或隐匿者，经立法院会决议可处最高新台币10万元罚锾。

此外，法案还要求总统常态化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对于立委进行口头提问时，总统应依序即时回答。

晚间立院继续挑灯夜审《刑法》部分条文，在蓝白人数优势下，晚间10时54分三读修正通过，增订第5章之1“藐视国会罪”，也增订第141条之1条文，规定公务员于立法院听证或受质询时，就其所知的重要关系事项，为虚伪陈述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20万元以下罚金。

不过在立法院审议《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之际，民进党立委沈发惠在“广泛讨论”阶段发言，花莲县议会仿效“藐视国会罪”，提案要制定“藐视议会罪”，但现场徐榛蔚反对，沈发惠要傅崐萁回家跟太太好好沟通。花莲出身的傅崐萁闻讯不满回击，双方引发一阵口角，直至韩国瑜出声制止。

除了立法院议场喧闹声四起，蓝绿白立委不断在场内隔空叫阵。立法院外，即便今日阵雨频频，立法院周边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仍持续涌进反对蓝白修法的声援民众齐声反对国会改革法案，下午6时许，主办单位经济民主连合宣布人数已达到1.5万人；到了晚间9时半，主办单位更宣布群众已超过七万人。

运动至今，也开始有群众将此次一连串的反国会改革行动命名为“青鸟行动”。行动名称源自于抗议群众在5月21日聚集青岛东路时，不少人发现只要在社群平台写“青岛东”三个字，演算法就会自动降低流量与触及，有人开始改以“青鸟东”代称，也逐渐形成“青鸟行动”之称。

经济民主连合召集人赖中强也提出六大对策，除要求行政院一定要提出覆议、立法院党团声请释宪等程序外，也呼吁公民团体让行动升级。

蓝白强拚国会改革法案完成三读

今日是国会改革五法审理的第四次审议，上午立法院议场7时开放进场，蓝绿持续口角冲突，随后三党随即在议场各自悬挂布条，以口号隔空叫阵。前三次审议期间，民进党团采取拖延战术，使得法案审理进度牛步，28日开议前剩下14条文及1个章节名待审议。

这日议场内虽气氛不若前几次剑拔弩张，但民进党团持续以不断提案、试图拖住审议进程。而蓝白一方，议场内的布条除了前几次审议已悬挂的旧布条外，另也有新的标语：“翻桌耍赖 不是民主”，前方还有一颗“芭乐”画上“叉叉”、“要改革 要查弊”、“绿色极权 不是民主”，也有标语直指民进党“当家闹事 民主之耻”、“用你的魔法打败你”看板，彼此叫阵意味浓厚。

上午9时开议后，截至中午近12时院长韩国瑜宣布休息止，总计处理八个条文，但处理条文内容原先已是不予增订或不予修正内容，换言之，并未更动现有法律。下午3时29分，韩国瑜宣读完条文后宣布，《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全案经过二读，他请三党团干部到主席室沟通，宣布院会休息。民进党立委则朝主席台射出有代表“青鸟”的纸飞机。

下午4时，国民党立委再经连署表决通过，直接在二读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进行三读程序，民进党不敌蓝白两党立委席次，难以力挽狂澜，下午4时59分，韩国瑜宣布该案完成三读。

绿营沙盘推演，法案三读后的攻防战

此次争议的国会改革五大案包括：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立法院调查权及听证权、藐视国会罪、强化人事同意权、正副院长互选办法，涉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刑法》、《立法院组织法》、《立法委员行为法》、《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等五法的修法。

本届国会呈现朝小野大格局，三读通过国会改革五法已是时间问题。在台湾，经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会先送到行政院，行政院则有移请立院覆议作为救济手段。除此，民进党团此前已言明会提出释宪，国会改革争议在三读后将持续延长战线。

首先，以行政院覆议路径来看，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规定，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认为窒碍难行时，法案送达10日内，总统可与行政院依法共同提起覆议，要求立法院重新投票，立院应在覆议案送达15日内作成决议，逾期未议决则失效。不过，1997年修宪后，立院重新投票的通过门槛已降为二分之一；换言之，如果有二分之一以上立委决议维持原案，行政院长应即接受该决议。

因此，若民进党透过行政院提起覆议，即可再为阻挡国会改革五法争取至少近一个月的时间。

其次，连日来亦有法律学者接连提出总统可对三读通过法律行使“不公布的权力”。前促转会委员、法律学者罗承宗日前撰文指出，《宪法》规定，总统“应”于 10 日内公布三读通过的法律，他认为“总统公布法律”乍看下是一种义务，不过在学术上向来会把这样的概念列为总统享有的“法律公布权”，而非“义务”。

罗承宗认为，当国会运用政治力践踏民主宪政，制定“显然违宪”的法律之际，总统基于维护宪法的义务，似有拒绝公布的空间。他表示，总统公布法律并非仅是扮演“仪式认证”的角色，更应具备违宪审查功能，留意宪法有无被破坏，这是一种“事前”的违宪审查机制。

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胡博砚则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胡博砚对端传媒表示，依目前台湾宪政体制来看，在覆议程序上，已经赋予总统核可的权力，台湾已经设计一个方式去处理问题。胡博砚也说，如果三读法律有宪政争议，目前的机制也有宪法诉讼，最好是由大法官去解决这个宪政争议问题。

胡博砚表示，在台湾，行政权相对立法权，立法权也相对行政权，但总统并不在这样的权力平衡关系中，“如果要总统不公布法律的话，最好是总统不在那个政治游戏中，也就是不在行政、立法、司法的政治游戏中，这样才有超然的地位可以做这样的事。”

胡博砚指出，如果总统今天一旦不公布法律，只会坐实在野党说的“总统有权无责”，“所以叫赖总统来国会质询也不是没道理”。他说，如果总统不公布，就应该负起相对责任，这是一个相对关系，“如果放在德国基本法里就没问题，德国基本法中的德国总统没有直接权利，他不在政治角力中。”

需留意的是，总统即便是未依《宪法》在10日内公布法律，亦无罚责。

再者，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日前已表态一旦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将声请释宪。依据《宪法诉讼法》第49条，四分之一以上立委行使职权，认定法规范抵触《宪法》者，得声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之判决。以目前国会113名立委人数计算，只要有29名立法委员行使职权时，认为法律抵触宪法，即可声请宪法法庭为宣告违宪的判决。民进党在国会计有51席次，提起释宪应势在必行。

此外，现任15名大法官（含正、副院长）皆为前总统蔡英文任内所提名，这样的人选结构会否对民进党声请释宪有利，仍待观察。不过在声请释宪之际，可同时声请暂时处分，由大法官裁定有违宪之虞的法律，半年内暂不施行。在声请释宪经审查庭审理、宪法法庭审理后做出“合宪”或“违宪”的决议。

晚间柯建铭指出，一定会提释宪，释宪要等总统公告后才可以提出，民进党团会尊重行政院覆议，处理后总统在要10天内公告，三天后生效，民进党才会依法提出释宪。

柯建铭说，国会改革法案在实体内容绝对是违宪，而在程序部分，包括表决与在场人数不一样，在实体跟程序部分都违宪，“是双重违宪。”

在行政院移请立法院覆议、总统或不公布法律，以及由民进党团提起释宪以外，“解散国会”的主张也环绕在舆论场中。

依据《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立法院若要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得经三分之一以上立委连署，若二分之一以上立委赞成，行政院长应于10日内提出辞职，但同时得呈请总统解散立法院。换言之，“倒阁案”的不信任案仅需三分之一立委同意，依目前的国会结构来看，执政党或在野党都可发动倒阁，若通过，国会可能被解散并重选。

不过目前执政的民进党，由民进党发动对自家阁揆的不信任案，从政治现实层面来看可能性较低。且不信任案需过半立委同意通过。以民进党身为国会少数来看，要通过倒阁的可能性更低。

过去台湾国会曾三度对阁揆提起不信任案，分别为1999年的萧万长、2012年的陈冲，以及2013年的江宜桦，结果皆未通过。

“青鸟行动”升级，民团吁战场转向蓝委选区

场外方面，反国会改革声援者组成的“青鸟行动”持续发酵。今日上午即便阵雨频频，抗议民众依然风雨无阻，持续进驻立法院周边的青岛东路、济南路，且随著越晚人潮越多，齐声反对国会改革法案。

现场还出现印有“公民捍卫民主、重启社会对话”黑色大字的两颗巨大白气球在中山南路聚集的人群中，被众人往青岛东路的方向推进。

此外，中山南路上也搭起讲台“学生之声”，不少欲上台发言的民众一个个坐在椅子上排队等待。一位据信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女生上台发言，指出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令她嗅到“威权的气味”，引发台下声援者拍手欢呼。

81岁的怡蓁向端传媒表示，自己是第三次来到现场，今天二度站上“学生之声”野台演讲。她说过去她在海外生活，做出口贸易，不少欧洲友人都向她了解此次在台湾的国会改革争议，而她告诉国外朋友们，这是台湾人民自决的时刻。她的手机记事里还存有一张“欧洲议会强调台湾、中国互不隶属”的图卡，用来发送给海外人士呼吁关注台湾状况。

现就读台大城乡所的学生咏竹也接受访问，她表示，自己是第二次来到立院附近，她指自己参与抗议的原因是“看见霸权与控制的危险性”：“这件事情追根究柢，是社会的多元发展可能被限缩。”

咏竹也说，过去参与类似活动时，很常出现厌女的言论，不过这次的行动现场却更有性别意识，不少举著“不要厌女”的牌子，营造更友善的运动空间。

在议场内传出关键条文三读通过后，场外抗议的公民团体之一、经济民主连合随即召开记者会，宣布后续六大对策。召集人赖中强表示，首先，要求行政院一定要提出覆议、立法院党团声请释宪等程序。

不过，赖中强也表示，接下来的法律攻防战，或许将持续一至三个月，他呼吁公民团体让行动升级，“战场不在立法院，而是国民党立委选区”，经民连将培力种子讲师组成“社会对话工作队”，在蓝营立委选区举行社区座谈会，论述国会改革法案对宪政体制的影响。

“第一站就是新北市。”赖中强说，他预告“青鸟行动”尚未结束，且将延伸至全台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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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日后我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移居者，是否意味著有朝一日我会客死异乡，又要如何规划可能突如其来的身后事？」

特約撰稿人 湯珮然 發自台北

2023年五月，我收到特殊清洁师卢拉拉的电话。“我收到一个清洁的委托，想要请你帮忙⋯⋯”

卢拉拉是我在采访孤独死议题认识的朋友，一直以来，都是我在请教他业界方面的知识。2018年，我从香港搬到台湾。有时候我会开玩笑说，假如我在台湾不幸意外过世，身为独自在台的外国人，之后的事情就麻烦他了。

“是这样的，对方是香港人，不太会讲国语，想说请你帮忙翻译。”

不到一分钟，话筒来熟悉的广东话，因著这样的机缘，我认识了特地从香港来台湾，为哥哥处理身后事的阿晴。

借着一杯酒劲儿，我在深夜与你分享前一阵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观看《暗恋桃花源》的体验，以及近 20 年来反复看这部戏，我对它的理解和感情。

无论你是否看过《暗恋桃花源》这部话剧，都适合收听这一期节目。这不是一出需要介意剧透的戏，它太经典和熟悉了，哪怕你没有在剧场看过，也应该听黄磊、何炅在《向往的生活》中多次聊过。但话剧的魅力，在于剧场，在于你坐在剧场里感受舞台和当下的氛围、一气呵成的现场表演：如果你先听这一期节目再去看，大体上会对你的观看体验有所帮助；如果你恰好看完今年的巡演回来收听，也能丰富这一次的观剧体验。

在这一期，你会听到：

—- 当代年轻人生存与理想的困境是什么？

—- 为什么当下互联网中有那么多年轻人批评《暗恋桃花源》的声音？它真的「三观不正」吗？观众和作品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 为什么《暗恋桃花源》能长盛不衰近 40 年？

—- 当代年轻人爱情观念的冲突

—- 江滨柳是渣男吗？

—- 我和「江滨柳」都非常喜欢新版本的江太太

—- 为什么说这一版江太太终于「成为」了美茹？

—- 美茹恨云之凡吗？

—- 江滨柳 vs 老导演 VS 新导演

—- 1948 vs 1986 vs 2024

—- 悲剧《暗恋》明明是明恋啊！

—- 喜剧《桃花源》到底在闹什么啊？

—- 当代年轻人的困境 VS 暗恋桃花源：美丽的错位

—- 以《午夜巴黎》为例，什么是「黄金年代」？

—- 我们为什么会怀念「黄金年代」？它们美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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