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绷

CDT编者按：截至12月5日，大埔宏福苑火灾已造成159人遇难，31人失联，是香港70余年来最惨重的火灾。灾难发生不到十天内，围绕着灾难原因、官方问责姿态、民间救灾安排等种种问题，特区政府和民间发生了种种分歧；而在中国内地舆论场，媒体的焦点又与香港本地传媒不尽相同。“WOMEN我们”最近发表的报道《香港大埔火灾：“真香港，已经没有了，只有真香港人”》记录了悲剧背后的种种暗流涌动，帮助读者理解过去十天发生的一切。

调查显示，灾难源于楼宇维修工程中的严重违规：易燃的发泡胶板与不达标的竹棚网导致火势极速蔓延，而其背后则揭露了“强制验楼计划”下，维修市场长期存在的围标、偷工减料、黑社会渗透及政府监管缺位等深层腐败。目前已有包括工程承建商在内的15人被捕，这场大火以惨痛的生命代价，撕开了香港老旧屋宇维修利益链条中由于缺乏监督而沦为敛财工具的黑幕。

在灾后“头七”的悼念与救援中，展现了香港社会在后国安法时代的复杂生态。一方面，民间义工展现出强大的自救能力与互助精神，试图填补官方救援的空白并承载公众悲痛；另一方面，当局以国安视角审视民间行动，将自发组织视为潜在的动乱因素，导致“关爱队”与独立义工发生冲突，甚至有学生因发起问责联署被捕。报道指出，在立法会选举临近的敏感时期，公权力对异见声音的压制导致实质性的问责变得艰难，这场灾难已从公共安全事故演变为一场关于真相权利、公民社会空间以及市民对制度信任危机的深刻博弈。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家被烧光的还有Neil。

火灾发生时，他与妻子去了附近的河边散步。但下午4点半回来的时候，他站在楼下，意识到自己身上只有手机、钱包和钥匙——几乎所有记忆和财产都留在了屋内。

31岁的年轻住户伟国在宏福苑长大，现在在旺角开一间杂货店。

他说，自己早先已意识到居屋存在的隐患。比如，老旧楼宇长期缺乏日常维护，而顶楼的消防报警系统，就算响起，也长时间无人问津。他说，很多老人用一生积攒的储蓄来购置房屋，这一场火让他们原本憧憬的退休生活在火光中化为泡影。

Chirs住在临近楼栋的4楼，回忆起大火的那一刻时，他的语速仍像被拉回现场：“我当时刚好下楼倒垃圾，突然闻到一股味道……不是普通烧焦味，像塑料跟木头一起烧。很呛，很辣，喉咙一下就不舒服。”

他顺着烟的方向抬头，看见高层的窗口反射出火光，烟从两栋楼的缝隙里挤出来，“像整栋楼被吸住一样”。几秒之后，楼上开始传来敲门声、玻璃碎裂声，还有住户压着嗓子的呼喊。他说，那种声音自己到现在都忘不了。有人拍门，有人喊着家人的名字，有人推开门又被冲出来的烟逼得退回来。

靠近小区的人行天桥上站满了人，烟味呛得许多人咳嗽。天桥下，双向四车道挤满了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警灯的红光照亮了湿漉漉的地面，沿着坡道延伸到看不见的尽头。

宏福苑大火的最初起火点，至今仍没有正式的调查结论。

火灾发生后不久，在中国内地舆论场，竹棚架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并成为某种香港“生产力落后”的象征。然而，港人社交媒体很快出现各种以“竹子受委屈”为主题的梗图，还有人在悼词中直言，“应该被取代的，从来不是竹子”。

作为长期研究建筑安全的业内人士，中科监察主席、时事评论员，同时也是建筑工程从业者的潘焯鸿，是最早抵达现场并提出质疑的人之一。他在11月27日清晨8点赶到宏福苑附近时，大楼仍在猛烈燃烧。

他表示，起火点位于低层的建筑内凹角区域，该区域并无窗户，也没有发泡胶板。现场视频显示，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在6分钟时间内，火烧到至少8楼。如果网是阻燃的，那么火不会这么大、这么快。”他认为问题在棚网上。

潘焯鸿称，在火灾前的15个月里，他曾多次向政府部门示警，提供检举材料，指宏福苑的外墙防护网和棚架设置存在高风险。

火警钟没有响这一事实，也在灾后逐渐被确认。

69岁的吉栋和妻子还有两个儿子长期生活在宏福苑。楼宇的狭小空间设计，让每户平均三至四口人居住在不足60平米的房子里，家具、日用品紧凑排列，生活被压缩到极致。

他记得，房屋开始修缮后，窗外被绿色棚网和发泡胶遮挡，在长达一年半的维修工程期间，住户被迫生活在阴暗、潮湿、闷热的环境中。但据他回忆，物业管理处一直没有给出明确回应。

不过，材料是否易燃并不能解释火势为何能在数分钟内爬升到8层楼高。陈峰强调，发泡胶板虽危险，但火势覆盖整栋楼的速度“难以仅由一种材料造成”。他认为，不能排除竹棚架、棚网和发泡胶彼此形成了组合效应，从而加剧火势升级。

围绕棚网的争议因此成为另一条关键线索。在香港，棚网作为施工安全防护材料，分为普通型和阻燃型，后者成本更高，主要用于包覆脚手架。根据劳工处《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阻燃网需符合多个国家标准，且必须在燃烧试验中保证“续燃和阴燃时间不超过4秒”。

然而，宏福苑居民早在火灾前就对棚网提出过质疑。

2024年9月，潘焯鸿团队让居民自发从八座楼宇外围网中抽取样本进行自行燃烧实验，结果显示材料不仅能完全燃烧，还会滴落熔融物。他向劳工处、屋宇署和消防处投诉，但2024年10月4日收到的回复却称，“安全条例未涵盖棚网的阻燃要求”。在他看来，这是对标准的误读。直至12月4日，劳工处才澄清并表示会调查。

潘焯鸿也向“WOMEN我们”指出，2020年后，香港由于《国安法》的实施，导致政府内部监管也出现混乱，存在各种利益链条，滋生出地下灰色交易和贪腐。于是，房屋修缮成为大家锚定的一个“大生意”。

他同样提到，楼宇维修工程中利益复杂，顾问公司可能渗透到业主立案法团，主导维修方案和招标，其中还会有“黑社会”（或涉及帮会组织）介入，已然成为长久存续的商业模式。据其了解，宏业公司唯一股东也可能有黑社会背景。

调查记者W曾采访过一名黑社会人士，对方直言：围标已经“好揾过贩毒”（比贩毒都赚钱），以前亲友问自己做哪行都难以启齿，现在可以理直气壮说是工程界，万一出事也只是坐牢两三年，“个个都争着入行”。W在调查过程中接触的18名业内人士、包括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全部都“睁眼说瞎话”否认维修巿场有围标，“围标问题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潘焯鸿因介入宏福苑及周边金穗苑等屋苑维权事件，不论是自己或是家人都有被威胁的情况。他也请过黑社会成员保护自己。潘本是公共工程分包商，但自2015年开始，他多次举报政府工程质量问题，导致自己的公司不再有机会承包政府工程，还因此官非不断、个人财务遭遇困境。他曾经加入公民党、自由党等不同阵营，选举议员、区议员，然而以失败告终。

“棚网也只是今次灾难的表面原因，香港面对的是一个针对小业主的有系统犯罪，加上政策配合，巿民根本无路可逃。”W写道。

这种无力感在宏福苑受灾居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悲壮。路透社拍摄的一张受灾黄先生在火场外为受困家中妻子悲恸呐喊的照片，受到全球关注。而12月3日其儿子主动接受路透社采访，更透露父亲退休前是大厦维修的工地主管，持有注册电工及注册水喉工资格。他一直担心宏福苑维修工程安全风险，曾经拆掉房间窗户外的发泡胶，改装阻燃塑料薄膜，还定期向窗外的棚网淋水，“即使知道风险，不管他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事故发生。”

“关爱队”全名“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被内地网友类比为中国的“朝阳大妈”。它由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022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设立，旨在凝聚社区资源和力量，支援政府地区工作和加强地区网络。关爱队和政府以协议形式合作，大约以2年为一期，期间由政府提供部分资源。目前全港18区总共有455支关爱队，而其中大量由建制派大党民建联的外围社区网络承办。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刊物曾在今年年初发表调查报道，批评“关爱队”绩效指标无从查实，有“打卡”之嫌，且提交政府的工作和财务报告不公开，无从监督，后遭港府反驳，还有建制社交媒体群组发起投诉。

关爱队还被指与选举有千丝万缕关联。国安法实施后，为落实“爱国者治港”，2023年区议会选举改制，直选席位大幅减少至三分之一，代以间接选举或任命产生。虽然官方强调，不可将关爱队资源用于选举等，但当年区议会选举中，大埔八成参选人任关爱队成员，多人曾借关爱队派物资活动等宣传。

目前成为舆论众矢之的民建联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也是“广福及宝湖”区域关爱队队长。她长期连任区议员被批“世袭”，仅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背景下，输给过民主派参选者落选。近期她更是饱受民众质疑，她曾任上届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顾问，大维修工程招标期间，业主组成“宏福苑关注组”发起改选法团时，她亲自下场收“授权票”干预业主选举，让改选初次尝试挫败。

有朋友问我说，熊师傅，怎么看那个解读《芳华》的长视频？

啊，一文不值。

为什么呢？

这个拆法，叫索隐派。

什么叫索隐派，就是沾一点边儿就硬往上靠，这个词最早是说一些《红楼梦》研究者的，比如看什么都是悼明之情。

这个视频就是特别低级的索引派。

哦，看见演员长得有点像刘盆子，就说在影射影射刘盆子；

看见角色里有个萍字，就说是前明星？

这样拆，也太好干了。

这么硬靠，那哆啦A梦也是讲那四个人的：

四个人团结在猫总身边，三男一女。

女的有文艺细菌；小的那位鸡贼懦弱、烂泥扶不上墙；胖的那位是超级打手；戴眼镜的男的心态比较好，脸皮很厚，命最长。

猫总爱穿蓝衣服，没什么头发，和尚打伞的孤独气质。

别问我这五个人的名字，问就是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

他们班还有一个长得挺帅的优等生出木杉，整天鞠躬尽瘁很辛苦的样子。

预设一个立场，然后使劲编呗。

我为什么烦索隐派呢？

因为那些热衷于罗志罪名、最恶毒的家伙，当年都是索隐派。

1966年，王府井街头出现了一张大字报，说李宗仁夫人（几个月前已经去世了）是中情局特务，她有个梅花胸针就是接头暗号，仙人洞对此加以利用，株连了好几百人，后来梅花党被写进了地下手抄小说《一只绣花鞋》里。

还有人因为烟盒被打倒，因为举报的人说，那个烟纸上有“蒋介石万岁”的暗纹儿。

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死后被剖尸，造反派说她肚子里藏了报话机。

这都是江湖索隐派。

还有庙堂的。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谁谁谁的官。”

是不是索隐派？当然是。

老小将，新小将，其实干的事情都差不多。

今天热衷于吹嘘那十年的，就是三种人的后代。

什么是三种人？

“三种人”一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占据领导岗位、干了坏事、情节严重的人；二是指帮派思想严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宣扬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立场观点没有转变，抵制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明里暗里继续进行帮派活动的人；三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挟嫌报复、行凶作恶、蓄意诬陷，策划、指挥或亲自动手打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的主要分子，幕后策划或指挥武斗，造成严重后果的分子。

他爷爷夺权的时候风光，现在他在网上煽，大家应该明白这种人的成色。

以及，刘盆子是个什么货，家里但凡有个老人也可以问问。

那是极其扶不上墙的一滩烂泥，三种人的后代也是真的没人可吹了。

刘盆子有没有代人受过，背负了太多？

当然有。

他背负的是谁的罪孽？

不知道。

反正最近在写明朝的故事。

魏忠贤背负的所有指责，只可能属于天启皇帝。

我建议各位。

看见一个东西是屎，就不要把手指头伸进去尝咸淡了。

看了差劲的东西还觉得有思想，漾银笑话。

p.s

《芳华》，我早就写过，其实就是“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

平民子弟被征进文工团，三块红一穿，确实有了“我们成了他们”的错觉。

其实永远都不会。

刘峰只有被综治办暴打的时候，才会被郝家大小姐当做“我们”，大小姐怒的不是“你踏马居然打人”，而是“你踏马居然敢打当年的革命军人”。

来吧，给你们拆拆《芳华》里的职场惨案

我当时推测何小萍是杜飞的亲闺女、跟着继父何书桓姓何，比索隐派要靠谱多了。

不愿意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托辞，最常见的有三种：1、“农民没交社保”；2、“国家没钱；3、“农民有地”。前两种我都专门反驳过，第三种也有必要单独写一篇，供大家使用：再有人拿“农民有地”说事，你就可以把这篇呼他脸上去。

完整的说法是：农民有地，城里人没地，所以农民不需要那么高的养老金。所以我的反驳将分成两个部分：1、农民真的有地吗？2、“农民有地”能成为不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理由吗？除此之外，我还想聊一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

1、农民真的有地吗？

这个事情至少要从土改之前说起。土改之前，中国农民确实是有地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普通农民手上，也就是中农，或者说自耕农，并不是历史教科书或者各种宣传材料所说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占有绝大多数土地。这一点，基本上已是历史学界共识，此处不展开，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农民的命运早在“斗地主”就被决定了》。

对于土改，都说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这个过程是否合法合理暂且不说，从结果看，可以说农民确实分到了土地。但是，不要忘了，在随后的合作社改造中，所有农民都失去了分到的土地，所以“农民有地”只有短短的几年，用这几年来覆盖后面的几十年，这是以偏概全，是很荒唐的。

而且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还失去了更多东西，包括迁徙自由和交易自由的等基本权利。

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农民失去迁徙自由，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成型，“盲流”一词即源于该文件。

同样是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所有私营粮商一律不许私自经营粮食。”后来的“剪刀差”便是基于此，如果能自由交易自然谈不上“剪刀差”。

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基本的自由权利，然后上交了连基本生活保障都无法满足的所有剩余，这种情况下，你说“农民有地”，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然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取消了人民公社，再然后，是包产到户，再后面，农民可以外出务工，易言之，这几十年中国农民一直在与“地有农民”做斗争。到现在，农民终于可以挣脱土地的束缚，在城市落户，这没多长时间。这个过程当中，每一步都非常艰难，都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室主任崔晓黎是这么说的。

农村的改革是从承包到户开始的，发明权是农民的。这一措施对人民公社体制造成了第二次重创。第一次，农民是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逼退了政社合一大一统的体制。这一次，是以近二十年普遍深度的贫穷为代价，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体制的支柱是什么？

这段历史说来话长，我尽量简略，要真感兴趣，有大量的资料书籍可以看，也有无数人的当事人可以问，总之不要说什么“农民有地”，非常轻率轻浮，属于不过脑子开口就来。

所以，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这并不需要有颠覆性的思维，只需要看一下事实，有正常人的头脑，很容易做出判断的。

2、所谓的“农民有地”能值多少钱？

肯定有人会说，我说的不是你有土地所有权，是说农民可以承包土地，有土地的使用权。行，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使用权有多大价值？

首先，没有所有权，不能买卖，土地的价值大部分都没了。这个道理不复杂吧，你的房子不能买卖，只能自己住，它的价值会衰减多少？

有人可能还会说，使用权也可以转让，大城市房租也不便宜啊。这又需要提醒一个常识，房子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位置，所谓“位置为王”。你在北上广市中心，房租当然贵，大几千一个月。你在城郊，上班要三小时，房租是不是就便宜很多？你要回你老家县城，房租是不是更便宜？几百就够了。要是你农村的老屋呢？这个时候恐怕考虑不是价格，而是有没有人租。

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就是如此，根本没人租，就算租，一年有个两三百三五百一亩就不错了。这样算下来，所谓的“农民有地”摊下来一个月也就十几块几十块钱，但是现在农村老人一个月只有不到两百，大城市退休工资几千，差距这么大，是“农民有地”可以弥补的吗？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可以种地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讨论是农村老人，你让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去干农活养活自己？城里人可以退休，农民就活该干到死？这样好了，城里人也不要发退休工资了，发个扫把行不行？别觉得我这是讽刺，实际上，很多农村老人情愿要城里的一把扫帚，也不愿意种农村的一亩三分地，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你在城里没见过环卫工人吗？

昨天看到一个读者留言说：“在公园里看到对比鲜明的一幕，城里老人聚在一起引吭高歌，农村老人拿着一把笤帚一个撮箕在打扫，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只是因为出身的不同造成如此大的差距呢？”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你看那些城中村的农民，那些城郊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年年分红，当包租公爽到飞起，土地值钱得很。我就问你了，这样的农民在中国农民中能占多大比例，千分之一有吗？这样以偏概全，有意思吗？我要把城里的所有人都等同于拆迁户，说你们家家都有千万现金和几套房，你是啥感觉？

我知道，还会有人说农村人有宅基地。这里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中国近几十年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里人的房产增值的收益，远远超过所谓农村人的那点宅基地的价值，而这是绝大多数城里人都受益了的（不管是分房还是买房买得早）。而农民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做贡献的，他们是买房/租房的主体——如若不然，你以为你能有相应的收益？

最后我再问一个问题：让农民放弃他的土地，放弃他的宅基地，在城里只要有个住的，不要产权，一室就行，每个月发一两千块，你问问有多少人愿意换？或者倒过来，让你放弃城里的东西去一个普通农村，给你田地和宅基地，你愿意吗？我们别嘴硬，用脚投票，这是最诚实的。

所以，用“农民有地”来说事，既罔顾历史，也无视现实，且毫无同理心，以此为借口，反对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是完全不成立的。

3、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土地对于农民意味着什么？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农民是土地的主人还是囚徒？土地对农民而言，是好处还是负担？直到今天，“农民有地”仍然是拒绝给农民提高养老金的一个托辞，所以，回顾近八十年的历史，套用那句话：土地啊土地，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未来是让“农民有地”，还是继续保持“地有农民”？这是一块试金石。

知道我为什么如此厌憎温铁军、贺雪峰之流了吧？就我视野所及，大部分所谓“三农学者”，都是如此，以“爱农民”之名，行“坑农民”之实。他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不能让农民失去土地。表面是在为农民好，仔细一琢磨，他们并不是让“农民有地”，而是让“地有农民”。很简单，如果让“农民有地”，就应该让农民真正拥有它，有产权，能买卖，这才叫“有地”；而不让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买卖权，本质上，不过是希望把农民继续绑在土地上。

他们称这是“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借助农村和农业的保障与保底，中国不仅有了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器，而且有了一个防止福利陷阱的蓄水池……使国家可以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面，仍然可以将资源集中于科技进步，集中于冲破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围堵，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突围。”

我之前在《农村不是“蓄水池”和“缓冲器”》中说：

“到今天，还有人会说，经济下行民工返乡，维持了社会稳定，有人想过他们失业回家日子怎么过吗？还有人想把农民捆在土地上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那你为什么不去种？以及我们这几天讨论的，一亿多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老无所依，还要下地劳作，不知‘退休’为何物。所谓‘农村是蓄水池和缓冲器’，无非是不管他们过得有多惨，哪怕是悲惨离世，你们都看不见，不会碍你们的眼罢了——得何等的衣冠禽兽，才会说出这等丧尽天良的话！”

我特别不理解的是：他们担忧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基本保障，为什么从来不提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呢？农民失去土地如果能享受基本生活保障，不就没事了？相反，一说提高农民一两百元/月的养老金，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说财政压力太大，小心福利陷阱。他们会说：农民最需要的不是钱，钱不是万能的，农民对物质消费的欲望极低，没有受到城市消费主义的“洗礼”，等等——没错，这就是前段时间那篇《提高养老金就能解决农民养老吗》的内容。可悲的是，作者还是一个出身农村的博士。我为什么一提到他们就如此愤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荼毒农民的孩子，包括温铁军在B站大受欢迎，他的粉丝中也不乏农民子弟——让人可气又可叹。

记住，他们真正担心的，不是“农民失去土地”，是担心失去“农民有地”这个可以对农民失业养老撒手不管的借口，这就是他们口中“中国的独特制度优势” 。还有所谓“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跟美国种族隔离时的“分离但平等”有何区别？天底下没有新鲜事。

他们从来没有把农民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在他们眼里，农民是愚昧的，短视的，需要他们睿智的头脑帮忙决策，一旦让农民真正拥有土地，农民就会把土地卖了去喝酒赌博。农村当然有这样的人，但这是主流吗？城里败家子还少吗？你怎么不呼吁把他们的房产交易权收回去？还有一些受他们影响的人，进城见了点世面，学了两个名词，脚上的泥都没洗干净，就觉得自己可以瞧不起老家的农民了，倒回去指指点点，要给他们当爹做主。

那些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要代替农民做主的人，这几十年来，哪一个不是在坑农民？不夸张地说，无一例外。我就不明白，这些人在农民面前，哪来的优越感？要知道，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如前面崔晓黎说，是农民“甘冒杀头坐牢的危险，与政府博弈，才逼退了政府让步”的好不好？今天你们牛逼哄哄，在牌桌上当作王牌的中国产业链，不也是农民工这几十年辛苦打拼下来的吗？你们哪来的自信瞧不起农民啊。我就奇怪了，这年头怎么什么猫猫狗狗但敢于去给农民指导人生？

我瞧不起郑秉文，但我会尊重刘世锦；我瞧不起温铁军贺雪峰，但我会尊重崔晓黎，再摘录一段他的话。

我们至今在本质上，思路仍然没有脱离人民公社理念的核心要义，即：官本位掌控全国农村的经济社会运行。以这样的平台来托举中国农村市场，恐怕很难形成真正完全意义上全国统一的城乡大市场。农村巨大的生产和市场潜力将被严重压制。中国几千年形成的农村多维度集成组合的巨大市场优势资源，将无法得到充分发挥，这不是在扬长避短，而是在扬短避长。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农村正再次面临一次重大的体制、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次重大的革命。

崔晓黎，公众号：农村改革史话崔晓黎：人民公社为什么维持不下去？

在《“集体经济组织”路在何方？》一文中，崔晓黎认为，改革方向应该是：让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可自营，可转让，可出租，可出售，一切行为均按物权法，民法典执行，面向社会统一契约制度；农村集体成员权的封闭身份，逐渐取消、消化，其身份与城镇市居民同；政府鼓励所有农民和新进入农民的居民，自愿组合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由重组、独立创新……等等。

我完全同意上面的思路，这才是真正的让“农民有地”。我完全相信，你只要不捆着农民，让农民自己做主，拥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会把自己搞得好好的，不劳你操心。这不是盲目自信，而是几十年来一再证明的事实。

我们今天争取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便是要为农民彻底摆脱土地的束缚，成为土地的主人打下一个基础。那种以“农民有地”之名行“地有农民”之实的话术，玩了几十年了，差不多得了吧？

执笔时，大埔宏福苑大火已夺走过百条人命，伤者与失踪者更多，画面震撼得让人难以直视。灾后逐步浮现的细节更令人心寒：大厦外墙正在翻新，为求成本最低，外墙竟然疑似铺上易燃物料，竹棚层层包围，加上大量塑料布遮挡，犹如替大厦套上一件巨型助燃外衣；当日起火，浓烟迅速被引导向上，逃生空间被压缩，最终酿成多年来最严重的住宅大火。

政府及外媒很快聚焦于竹棚，甚至有文章直指竹棚为火势失控的关键。政府亦随即提出方向，研究以金属棚取代竹棚。自问对竹棚与金属棚的防火性能没有深入研究，但有一点倒是非常清楚：金属棚的成本远高于竹棚，而香港的楼宇维修市场长期充斥围标与合谋，如果竞争环境不改善，任何“提高安全标准”的政策，都只会变成围标集团的新礼物，最终买单的不是承建商，而是每一个住户。

强制验楼制度是主因

很多香港人都知道，其实屋宇维修市场已被围标集团渗入很久。几年前我与两位栏友共同撰写了一篇研究，利用当时仍运作的传真社公开的标书资料，分析141个大厦维修工程的招标结果，试图理解围标与价格飙升背后的经济诱因。最核心的发现是，强制验楼制度本身大幅降低了业主对维修工程的“议价能力”，为合谋与围标创造了最肥沃的土壤。

强制验楼原意良好，希望避免楼宇失修、外墙剥落、影响行人安全，但制度细节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当一幢大厦被政府“点名”，业主必须在限期内完成检查与维修，否则面临罚款甚至刑责；法团、顾问、承建商于是成为整个招标流程的主导者，业主的角色则退缩成只能被动接受。当买家无法拒绝，卖家便能联手抬价；当需求变得无弹性，合谋便变得低成本、低风险，而且极具利润。我们对数据的分析印证了这点：被政府点名强制验楼的大厦，其维修标书的中标价平均高出四成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使没有收到通知、纯粹自愿维修的大厦，在制度推行后的中标价同样上升四成。换言之，强制验楼并非只影响被通知的一小部分大厦，而是彻底改变了整个市场的竞争结构。

市场变坏的方式也有迹可循。我们发现，当时4家最活跃的承建商，在强制验楼推行前后的投标行为出现明显变化：即使控制了物料价格、人工成本、楼龄、地区等因素，他们的投标价格在制度推行后更为一致，彼此之间的相关性显著提高，这很可能是合谋的讯号──在正常竞争中，各公司会基于自身成本独立定价，不应出现如此紧密的同步。制度推行后，标书“一同抬价”的现象突然增加，说明整个市场的合谋风险实际上被制度增强了。

竹棚换金属 抬价恐更猖獗

在这种缺乏有效监督的市场里，任何安全要求的提高，理论上都值得支持；但若制度不先修补漏洞，这些要求往往只会成为抬价的新借口。正如这次金属棚建议，一旦落实，承建商只需对法团说一句“政府要求”或“安全标准提升”便能将成本外加，最终累积成每户数万甚至十数万元的额外负担。在制度没有改善之前，金属棚不会提升安全，只会提升报价。

竹棚是否安全、物料是否易燃固然重要，但更深层的危险其实是在这个市场里每个业主的决策权被抽空、资讯不透明，而政府的制度设计反而强化了承建商的议价能力。

如果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香港下一场大火，只需要另一个工程、另一个法团、另一个看似无关的小决定，便足以重演。

香港值得更安全的楼宇，但要做到这点，需要的不是更多罚则、更多要求、更多成本，而是更透明的招标、更有效的监督，以及让市场真正恢复竞争的制度。否则，不论是竹棚、金属棚，还是任何新技术，都只是围标集团的新包装，而不是市民的保障。

“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

12月2日，名为“华夏杯”的书法比赛公布结果，有参赛者发现，同在书法圈子里，为何拿奖的人都不认识？

随后有人发现，成人组特等、一等、二等奖的名单，和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学生组中则有不少获奖者名字来源于广州市某中学1994级学生名册。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这串名字曾分散出现于多类公共或商业名单中：占道经营行政处罚名单、政府采购评审名单、体培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名单、学术期刊编委会，以及羽毛球、舞蹈等多项比赛的参赛或获奖名单中。

这些相同或高度相似的姓名组合，引发热议。是信息录入模板被直接使用？是填报失误？还是因缺乏核验流程而导致的“形式化名单”？这背后涉及的审核流程、信息发布规范与监管责任，已成为关注点。

受访专家指出，名单重合背后并非巧合，而是某些机构、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将“完成形式”置于“完成工作”之上，而这类行为一旦扩散，最直接损害的将是公共信息的可信度与政府治理的公信力。

华夏杯书法大赛获奖名单，和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网络截图

获奖名单为百度文库“人名大全”

肖毅是一名书法老师，近一年，他陆续参加各类硬笔书法大赛。在书法圈，“以赛代练”并不罕见，许多作者借比赛倒逼自己保持创作。

今年11月初，肖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华夏杯书法比赛”的征稿启事。根据要求，参赛者需提交原创作品，并缴纳报名费。之后，他在线上支付了30元报名费。组委会明确提示，未缴评审费的作品将不参与评奖。随后他按要求将作品寄往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益农东街五号“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

12月3日公布获奖名单时，他发现自己“落选”了。直到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转发“华夏杯获奖名单来自百度文库”的截图，他才意识到，所谓比赛可能是个骗局。

新京报记者在华夏杯获奖名单中看到，成人组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的名单，与百度文库中一份发布于2020年9月的“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高度相似，开头为“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其中名字和顺序都一致。

网络上一份“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文档中，“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等多个名字曾分散出现于多类公共或商业名单中。 图源：网络截图

“这是又骗报名费，又骗作品。”刘相洪是重庆的一位书法爱好者，多次参加书法比赛，他表示“需要避坑的比赛很多，但这么离谱的第一次见”。

他提到，常参加硬笔书法比赛的人都知道哪些名字是高手，而在这次的“华夏杯书法比赛”中，他只在成人组优秀奖中看到熟悉的名字。他认为这是因为根据参赛规则，等级奖有奖金，而优秀奖只有获奖证书，主办方可以赚报名费，又不用付奖金。

在公众号“书法学习指南”发布的首届“华夏杯”全国书法大赛征稿启事中，新京报记者看到，此次大赛的主办单位是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单位为开封八古书画院有限公司、秦皇岛市海港区硬笔书法协会。征稿对象为全国书法家、书法爱好者均可投稿，大赛分为成人组和学生组，同时设置有奖金：成人组特等奖1000元/人，一等奖500元/人等。评审费提交以微信转账方式为准，收款人为组委会主任袁伟民。

而新京报记者查询企查查发现，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于2025年7月成立，于10月被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为经营异常。

12月4日，新京报记者多次拨打征稿启事中袁伟民的电话，未有回应。

12月4日下午，肖毅表示，组委会已经陆续为参赛人员退还30元报名费，至于参赛作品还能不能拿回来，他也不知道。

在“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评审小组五名成员与网络文档的前五个名字一致。 图源：中国政府采购网截图

反复出现的名字

随着对这场书法比赛的关注不断扩大，有网友发现，“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中“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一串名字，曾先后出现在多个领域的名单里。

在一份政府采购评审名单中，同样的姓名组合作为评审小组成员被列入中标结果。

中国政府采购网2025年12月3日发布“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机械设备租赁采购中标（成交）结果公告”，中标金额为3188万元。

新京报记者看到，公告中评审小组成员为“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与“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前五个名字一致。

新京报记者多次致电中标公告中采购人信息“竹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级”中的联系电话，电话均未接通。

12月4日下午，中标公告中采购代理机构湖北润土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该项目的招投标程序已终止，业务主管部门县发改局成立工作专班对该问题进行调查。这位负责人表示，有错误就要认，具体哪里出现问题，后续将会发布情况说明。

在行政信息公开中，这一串人名则以占道经营当事人的身份出现。

在一份发布于2022年5月25日的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执法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公示中，同样出现“张吉惟、林国瑞”等名字。 图源：抚顺市新抚区人民政府网站

12月4日上午，家住湖北的方灵无意间刷到那条揭露“华夏杯书法大赛”获奖名单疑似照搬“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的帖子。她觉得帖子里提及的“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等名字有些特别，出于好奇，她在浏览器中检索这些名字，发现一份发布于2022年5月25日的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执法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公示。

在那份公示中，“张吉惟、林国瑞、江奕云”等人因占道经营被罚款50元。通读名单后半部分的“刘千、王万、吕天、方天”，方灵越发觉得这些名字组合过于巧合，“像是编出来的。”

12月4日下午，新京报记者就此联系新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执法队，对方表示后续了解情况后将与记者进一步沟通。12月5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再次联系新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已成立调查组，正在研究后续处理情况，后续会向公众通报。

另外，这串名字还出现在一家名为“体培健康研究院”的广东企业，其官网公示的中老年健康项目研究员名单中。

12月4日，有媒体就“研究员名单是否不实”联系该公司，有工作人员称“我也没办法告诉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于名单真实性，其表示“无法核实”。截至12月4日下午，上述企业官网已将研究员信息隐藏。

而在检索“张吉惟”时，新京报记者发现一本名为《临床医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的期刊，其编委会名单为“张吉惟、林琴、张玟书、李雅南、江奕云、刘宏、阮建安、林子帆”。

而在“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第一行中也有人名——“张吉惟、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刘柏宏、阮建安、林子帆”等，多个名字相似。

新京报记者查询发现，该期刊并未被知网等网络平台收录，只在所属公司的网站上有所展示。新京报记者致电该期刊所属的北京公司，工作人员告知记者，该期刊目前只有纸质版出版，并没有被网络数据库收录。

至于编委会名单为何和网络文档中的名单相似，工作人员称，这本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就是网站上显示的，至于其名字的真实性，她需要跟主管确认。12月5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再次联系该期刊的工作人员，当被问及是否觉得该期刊不正式，该工作人员表示“不都这样？”

在一本学术期刊的资料中，新京报记者看到，编委会名单和“10000中国普通人名大全”文档中的多位人名极为相似。图源：网络截图

“虚构名单”与形式主义

同一串姓名在书法比赛、行政处罚、政府采购、商业机构、学术期刊等多类名单中反复出现，在专家看来，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技术错误，更折射出深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12月4日晚，据羊城晚报报道，华夏大书法文化艺术研究院一位工作人员曾发送《关于“华夏杯”书法比赛相关问题的致歉声明》，其中提到，“书法比赛因合作方突发违约撤离，导致赛事后期组织工作出现严重纰漏，尤其虚构名单问题的出现，严重违背了书法赛事的公平公正原则，也给广大参赛选手带来了诸多困扰与损失”。

声明还承诺，将全面梳理参赛信息，为所有报名选手全额退还参赛费用；核实并承担选手因赛事产生的相关快递费用损失，确保损失全额赔付。

多位受访者指出，名单重合背后并非巧合，而是某些机构、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将“完成形式”置于“完成工作”之上，最直接的损害将是公共信息的可信度与政府治理的公信力。

一位国企项目经理从招投标流程的角度指出，“一般来说，评审小组成员必须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所有操作都会留痕。”他表示，“直接从网上复制五个名字，这种做法太低级，足以让人怀疑这个招标过程是否真实存在。”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表示，当前反“四风”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度仍然不足，而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反而在某些环节“加重了形式主义”。

“评审小组成员照搬文库名单，这也太荒唐。”他指出，这类行为既是不作为，也是乱作为，背后是一种“把管理当儿戏、把治理当儿戏”的心态。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直言，这类“虚拟名单”并非孤例，“弄些虚拟项目或名字来发奖、侵占国家资产，并非个案。”

上述专家认为，如果罚款记录是虚构的，问题并不仅在于是否罚款了50元，而在于某些部门可能通过虚假记录来“造成绩”。“造了罚款记录，说明工作有成绩。买点成绩、完成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上面可能还会表扬。”

他强调，这类行为，容易让行政处罚从治理工具异化为绩效手段，进而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重大不良影响，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治理能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肖毅、方灵为化名）

“乜都冇晒（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社交媒体上，一个宏福苑居民群组中一篇帖子的内容。它像一句叹息，面对着整个社区在大火中的毁灭。

这场毁灭发生于2025年11月26日下午2点51分，香港大埔宏福苑。

这座超42年楼龄的公共房屋近年来正在大修，多栋大楼外罩着竹棚撑起的绿色的防护网。起火时，火焰像红色的巨龙，从一栋大楼蔓延至另外一栋，直到整片区域成为一座座砰砰作响的巨型火柱。在这些火柱中，有孩童，有老者，有工人，有宠物。这里，曾是近五千人的家。

直至28日上午10时18分，这场燃烧了43小时27分的大火才得以扑灭。据港府最新消息，火灾目前已造成128人遇难，79人受伤，另有约200人情况未明。

为哀悼不幸罹难的人们，今早8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在港府总部默哀三分钟，全港所有政府建筑及设施均下半旗志哀。此刻，市民相继涌入全港18区吊唁处，以表达对逝者的深切悼念。

这是香港这座城市自二战以来遭遇的最具毁灭性的火灾。目前，对于这场火灾的第一起火点，尚未有调查结果。有人看到其中一幢大楼的竹棚起火，由于风大，大火很快延伸至其他大楼的竹棚，并引发大量住房内部起火；也有居民表示，看到某幢大楼内的一个垃圾房首先起火。但这场灾难的预警，事实上早已发出——它是人祸，绝非天灾。

在香港，宏福苑的悲剧并非孤例。作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香港的建筑也在同步老龄化。港府数据显示，香港楼龄达3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超2.7万幢，50年以上的私人大楼超过1万幢。这些崛起于城市快速扩张期的高层住宅，密度高、结构实用，曾是无数城市效仿破解人口承载难题的范本。但四十年过去，当房屋与这里的住民一同老去，陈旧的设施叠加混乱的管理、疑涉贪污的大修，宏福苑以一种最惨烈的方式，暴露了城市发展背后的隐忧。

沉默的火警钟

“火警钟没有响。”从大楼中成功逃生的陈阿姨说。

陈阿姨今年 72 岁，从四川来香港十多年了，一直住在宏福苑二座，帮女儿照看外孙。事发当天，她一个人在家。下午三点前后，她刚把衣服洗好晾起，接到了正在韩国旅游的女儿打来的电话——“妈，你在哪里？楼下起火了，你快看看。”

“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她说，外墙正在维修，窗户被胶纸封住，只能打开一条窄缝，看不清外面发生了什么。她住三楼，听不到警铃，也没有人来敲门提醒。她拿了钥匙、手机和常用的钱包，准备下楼。在电梯口，她想着再回家拿点东西，却被管理人员拦住，“他们说等一下起火了，我跑不动。”

陈阿姨下到地面时，街上已经停满了消防车。她站在空地上，看见对面三座的外墙已经被火吞没。

2025年11月26日，消防员在宏福苑扑灭火灾。

一开始，她以为火不会蔓延到自己这一栋，两座楼之间隔着一个空隙。“没想到不到一小时，我们那栋也烧了，从上面往下烧。”现场烟味又冲又呛，广播不断重复，不允许居民再上楼。

陈阿姨担心的不只是自己。她有一位住在 21 楼的朋友，当时带着 6 岁的孙子，也是在接到家里电话后跑下来的。而住在 28 楼的一对老夫妇——也是她朋友——到现在仍联系不上。“是手机掉在家里了？还是没电了？人还在里面？”她说，“我好怕。”

宏福苑共有八栋楼，每座31层，每层8户。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这里常住有4643人，其中超1/3都是65岁及以上老人，其中不乏从壮年住到退休者。面对火灾，老年人总是更脆弱的。

火灾最终殃及其中七栋。她们家原本计划 12 月 1 日从韩国回来，如今提前返港，却已经没有可以回去的家。“我们一家五口住在这里十几年了，两房单位，四五十个平方，很小，但够住。”她说。

事发当晚，政府部门来电询问她是否需要安排临时住宿。她拒绝了——她暂时住在朋友家，但她知道，女儿和外孙回来之后，“就真的没地方住了。”

受灾居民在庇护点等待物资。（图源：香港內地青年义工交流协会）

陈阿姨几乎整夜未眠。凌晨一点才到朋友家躺下，又在天亮前醒来。白天，她在楼下和附近的庇护点来回走动，不敢静下来。“我在外面，女儿打电话给我，我都在哭，太怕了，看到火烧起来真的太怕了。”

中科监察主席、时事评论员、香港建筑工程商人潘焯鸿于11月27日上午8时到达了宏福苑附近。据他描述，当时大火仍在燃烧，消防车正对着约十五层的位置持续射水，但二十层以上的火势已难以触及。现场消防的策略，是先为大楼降温，让火势自行减弱，再伺机进入楼体内部搜救。他预估，死亡人数可能超过 150 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

潘焯鸿自称其在15个月之前，就开始向政府警示火灾风险。但几乎同一时间，宏福苑大维护工程一份相关文件称，暂未有迹象显示，短期会收到改善消防安全工程的命令。

事件发生后，宏福苑火警钟确无声响的消息方得以证实。对此，他给出的解释是：一些负责维修的工程公司为了避免施工扰动触发火警钟，会非法关闭消防系统。“因为他们做的东西很多都不合规范，很容易惊动消防钟。如果响起，消防车就要来，就会惊动消防处，这会给他们带来管理上的麻烦。”他停顿了一下说，“这个是杀人了。”

竹棚、防护网与发泡胶

在本次灾难中，相比备受争议的竹棚，阻燃能力不佳的防护网，与覆盖在大楼外层的发泡胶，新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11月27日凌晨，香港警方以“误杀”为由拘捕3名男子，怀疑正处于大维护工程中的大楼外墙的保护网、防水帆布等未符合标准，并在唯一一座未被波及大楼的每一层电梯大堂都发现易燃的发泡胶。警方怀疑建筑工程公司“严重疏忽”，不排除发泡胶为火势蔓延的原因，被捕者即为该公司的两名董事和一名工程顾问。

宏福苑自去年 7 月起进行大型维修，陈阿姨所在的二座从去年8月开始施工。她说，女儿为此缴了十多万维修费。开始施工时，外墙架起棚架，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我们什么都看不到，窗也不能开，只能开空调。”她的客厅和厕所的窗户还能开一点，两间卧室的则完全推不开。而封住他们窗户的，正是一层极为易燃的发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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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晚，宏福苑被浓烟和火焰包围。

27日凌晨，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26日大埔火警中，消防处在扑救期间发现大厦外墙的保护网、防水帆布等疑不符防火标准，有窗户更被易燃发泡胶封闭，导致火势蔓延异常迅速，极不寻常。

经过初步调查，警方发现两个不寻常之处：第一，发现有关大厦的外墙物料着火后的蔓延程度，较一些合规格物料远远猛烈和蔓延得快；第二，未受波及的屋苑大厦玻璃窗贴上一些发泡胶板，也不寻常。因此，邓炳强表示，本次火灾不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性。

棚网搭建之初，2024年9月，曾有居民向相关部门咨询棚网阻燃问题。劳工处处长回复称，有关棚架上装置的保护幕（棚网）的作用是限制物件坠下的范围，保护人们免受坠下的物料、工具和废料击中。现时劳工处所执行适用于建筑地盘的安全条例中，并没有涵盖关于棚网或任何物料的阻燃标准。

该回复还提到，根据对该地盘视察所得，该维修工程并不需要在竹棚架上进行热工序、使用明火或易燃物品等，而地盘内亦有提供合适的灭火设施。因此，棚网发生火灾的风险相对为低。而劳工处亦已经提醒有关的承建商，必须做好地盘内的防火措施以防止火灾发生。

而在宏福苑大维护工程前的一份答疑文件中，施工方曾承诺，此次工程所使用的棚网“必须具有阻燃性，但并非完全绝燃”。

答疑文件显示，宏福苑维护工程所用棚网“必须具有阻燃性”。

潘焯鸿称，棚网的材料，“如果用正规的材料，其实花费不多的。但是偷工减料的话，危险非常大。”公开报道显示，阻燃棚网单价约90元，为普通棚网的两倍，且需频繁更换。

他表示，从去年开始，他一直在呼吁政府有关部门正视修缮工作中的偷工减料问题，但是，一直没有收到有效回应。于是，“这些承建商就觉得，香港政府已经放宽了。所以整个维修行业，现在都是偷工减料。”

潘焯鸿曾因检举钢铁“剪钢筋”丑闻，而被喻为“吹哨人”。他坚定地认为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如果要论天的话，10月10号，天对香港已经非常好了。”当天，中环华懋大厦的大型竹棚架发生大火，火舌迅速吞噬工地网布与竹竿，使大楼窗户烧毁、外墙严重焦黑。

28日晚间，港府证实，棚架围网达阻燃要求，但包围大厦窗户的发泡胶板高度易燃。根据初步掌握资料，最初起火位置应发生在宏昌阁低层外的围网，其后由于引燃窗户上的发泡胶板，令玻璃爆破，导致火势急速增强，迅速蔓延，最终酿成灾难。

但邓炳强亦提及，烧断的竹枝飞坠，亦有可能引致其他楼层着火。与此同时，宏福苑大火后，港府屋宇署亦发出通告，要求负责在建筑物外墙使用保护网/幕、防水油布及塑料帆布者，必须在12月4日或之前提交报告，交代所用物料的阻燃性是否符合认可标准。

目前，起火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披露。

强制验楼，贪污严重

在香港的城市版图上，大埔并非一开始就属于城市。五十年前，这里还是新界北的乡郊地区，以客家聚落、渔民与小型农田为主。

20世纪60–70年代，香港人口迅速膨胀，九龙与港岛的城市承载已接近极限。为解决住房短缺与城市过度拥挤，港英政府于1972年正式推出《城市发展计划》，宣布在新界兴建多个“新市镇”（New Towns）——大埔便是其中的关键节点。

八十年代，大埔新市镇进入快速建设期。工业邨落成，东铁线延伸至大埔墟，学校、商场、公屋、居屋陆续建成，人口开始大幅增长。宏福苑便是在这一阶段落成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居屋）屋苑，采用当时普遍的设计：高层、密度高、结构实用，主要服务中等收入家庭。它在1980年代是新社区的一部分，与周边屋苑一起构成了大埔的核心住宅区。

四十年过去，大埔从“新市镇”变成了“老社区”。包括宏福苑在内的多栋屋苑楼龄超过三十、四十年，外墙、排水、电线、公共空间都进入维修周期。

根据港府此前披露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香港楼龄达30年或以上的私人楼宇超过2.7万幢；2009-2019年，楼龄超过35年的公屋比例由6%激增至24%。此外，香港还有大量“三无大厦”，日久失修，管理混乱，存在较大隐患。

为了应对楼宇失修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屋宇署于2012年6月30日起全面实施“强制验楼计划”，要求楼龄30年或以上的私人住宅，每隔一段时间必须接受由政府认可的专业人士进行的结构与外墙检查。计划覆盖大厦的主体结构、公用部分、外墙状况，以及排水与防水系统等可能影响整体安全的部分。若检查发现问题，业主需在指定期限内完成修缮，并由注册承建商执行工程；相关报告与施工过程则由屋宇署负责审核。该计划的目的，是为老化楼宇建立一套制度化、标准化的安全检查机制，避免因长期缺乏维护而引发事故。

港府屋宇署官网，宏福苑被列入强制验楼验窗计划范围。

按照“强制验楼计划”的规定，宏福苑早于2016年接受政府强制验楼法定通知，而直至去年1月，时任业主立案法团才通过涉款共3.3亿元的大型维修工程。

根据方案，每户业主需摊分15.6万至18.2万元，分6期供款。此举当时引起大批业主不满，质疑造价过高及招标过程透明度不足，多次与法团爆发激烈争执。

潘焯鸿称，据他了解，强制验楼计划落地后，带来了严重的贪污现象。他声称，正规的维修公司被排挤在外，工程被黑社会把持，而政府对违规行为采取放任态度。

潘焯鸿介绍，香港目前每年约有千亿港元投入大厦维修，全部由业主承担。业主通过法团代表大厦决策，而围绕维修工程的“回佣”与贪污在行业内已非常公开化。他举例，一宗一亿元的维修工程，法团可能收取400万的“回扣”，管理公司及其他环节亦各有分成。“小业主拿出来的钱，可能有三四成是被贪污了。”他认为，正因如此，承建商在实际施工中只能通过偷工减料来弥补成本。

据《南华早报》2024年4月报道，香港反贪污与反垄断监管机构展开行动，因建筑维修工程围标拘捕 20 名嫌疑人。涉案人员包括承包商、顾问、中间人、业主立案法团成员及物业管理公司骨干。

调查发现，嫌疑人通过操纵招标、夸大合同金额、帮助关联承包商中标，并干预项目监管与付款，违反了《防止贿赂条例》和《竞争条例》。涉案项目涉及香港岛及新界的住宅、综合用途及工业建筑，单个合同金额从数百万至数千万港元，总额约 1.8 亿港元。部分项目尚未授标，一半已启动施工。

香港廉政公署就维修工程可能涉贪展开调查。

目前，香港廉政公署已成立专案小组，就宏福苑维修工程可能涉及的贪污展开全面调查。28日已先后拘捕8名人士，包括工程顾问、棚架工程分判商及中间人。

双重老龄化下，高层住宅的安全隐患

在失踪者信息汇总中，出现最多的就是老人。他们中不乏宏福苑1983年的第一批住户，在这42年间，楼与他们一起在变老。

而人口的老龄化与楼宇，尤其是宏福苑这种超高层楼宇的老龄化，是香港正面对的重要问题。

据香港特区发展局数据，香港楼龄达50年以上的私人大楼就有超过1万幢，并且还在以每年超过600幢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这些楼宇每年得到重建的数量不到200幢，而香港44%的甲级写字楼楼龄已超过3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在2030年升至55.1%。

对于这些老龄的高层，消防毫无疑问是个问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在网上看了宏福苑的平面图。他指出，宏福苑是典型的高密度十字式布局户型，这种楼的设计，为了保证每户有正常的采光和通风，会在几个交织点上留比较深的凹槽，这些凹槽在失火的情况下都会产生非常明显的烟囱效应，对空气流动做垂直加速，会加速大火燃烧。

尹稚称，高层建筑火灾主要问题在于扑救很困难，使用消防车或者直升机灭火等措施基本上是杯水车薪。“楼高到这个程度，其实主要还是靠内部比较严格的防火分区，全自动化喷淋系统的设计施工和良好的养护来防火，指望靠外界的扑救，对于这种高层或者是100米以上的超高层来讲是极其困难的。”

将视角转向内地，这场大火也为许多城市的高层建筑消防隐患敲响了警钟。

过去数十年来，许多城市都曾以香港经验为蓝本，通过高层住宅来应对人口和住房刚需。但随着时间推移，材料老化、外墙脱落、违规改造等问题逐渐浮现，暴露出房屋安全和火灾隐患。机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我国城乡住房总建筑面积已超660亿平方米，其中房龄超30年的建筑占比达35%，总面积或超230亿平方米。

宏福苑楼宇修复工程资料简报显示，火灾发生前，部分楼栋墙体已经剥落。

在尹稚看来，这些年，各地都在适当地强化这种所谓消防扑救能力的建设，但将来中国可能最麻烦的就是大量的县城里边的高层和超高层住宅。因为县城不具备这种外部高层扑救的能力，绝大部分的县城可能连个能爬50米的云梯都很少见。

他一直不太主张把节约用地的重点放在住宅，因为这种高层建筑特别是用来做住宅的话，会带来很多长期的风险，尤其是消防。高层建筑的火灾救灾一直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尹稚认为，想要尽可能排除隐患，就需要在消防上采取“性能化设计”，比如说，加大内部的这种消防栓自喷淋等这些系统的密度和强度，来达到同样的这种燃烧的时间控制效果。

对于老旧高层建筑改造，尹稚指出，进行彻底性的改造肯定是不现实的，那就要通过例如增加阻燃式、耐燃烧的装备来确保更多生命的安全。“耐燃烧的目的不是保证说这个楼最后不被烧掉，而是给你换来了足够的逃生时间。”

如今，宏福苑的大火已基本扑灭，伤者救治、善后支援、事故调查等工作仍在加紧推进。自今日起，香港所有政府建筑及设施均降半旗志哀，整个香港仍处在沉重的哀伤之中。

尹稚初步判断，这场灾难应属于重大责任事故。“这种施工现场怎么可能允许有不受管制的明火，不管是吸烟也好，还是焊接作业也好，所有的建筑工地对这种明火管控，那都是铁律的。”他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失手，其他东西设计得再好、弄得再好也还是会出事的。”

（实习生张佳睿、张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当精准行政的方案走不通的时候，要解决突出的现实问题就只能一刀切。

虽然可能不太礼貌，也不太安全，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一句：

为什么精准行政走不通呢？

这阵子，因为“吸毒记录将被封存”的话题，舆论颇为不满，而立法机关和官方媒体则在极力论证“封存一般违法记录”的合理性，并反复申明“封存不是删除”。

某央媒在新闻报道中列举了几个“因违法记录给生活工作造成极大不便”的真实案例，希望让大家理解封存违法记录的必要性。正好我也借着其中三个案例来探讨一下，有没有可能通过精准行政的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

案例一：

打架违法导致查身份证时异常警报

26岁的王某，4年前因与男朋友感情纠纷打架，被治安拘留3天，留下了违法记录。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从那时起，她每次遇到乘坐高铁等需要查验身份证的场景，机器就会发出异常的警报声，会被带到一旁询问。虽然最终还是能过关，但这种事被朋友看到难免心生疑虑，影响社交婚恋。

所以，这位有违法记录的女生希望以后刷身份证时不再有异常警报，不再被朋友另眼相看。

暂时抛开性别因素，你说这个诉求该不该解决？和伴侣打了一架，被拘留3天，该不该因此一辈子付出代价？我个人认为是应该解决的。

那解决这个问题就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即将生效的新法规，把治安违法（区别于刑法犯罪）记录都封存起来，那就肯定不会有刷身份证异常警报的问题了。

第二种方式是去修改这个刷身份证异常警报的机制，让打架被拘留过的人和其他人一样刷身份证直接通过。本来我们稍微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这个机制很离谱，这个异常警报除了给当事人添堵和给车站民警增加工作量之外，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因为询问一番后还是得放人进去乘高铁，民警也不能给人贴个危险人物标签提醒其他旅客离远点……

刷身份证时连接公安系统抓通缉犯大家都能理解，

可这个“曾经违法人员”的警报没有任何作用，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个机制呢？

单就这一个案来说，以上两种解决方案显然是第二种更精准，但它需要公安部门去修改一个工作方法，修改系统设置。

案例二：

打架被拘留导致无法当消防员

唐某8年前因盖房子的纠纷和邻居打架，起因是对方先打了他爷爷。因为把邻居耳朵打伤，唐某被拘留3天。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后来他报考消防员通过了笔试和体能考核，却因为曾有违法记录而被拒绝录用，考辅警也考不了。

所以，唐某希望考消防员、考辅警这些场景不要拒绝曾经有违法记录的人，而应该只看现在的表现。

单就这个案例来说，我个人认为唐某的诉求是合理的，本身他当年打架的事情在情理层面就是值得同情的，现在他努力上进，想当消防员或辅警保护公众安全，我觉得挺好。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同样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即将生效的新法规，把治安违法（区别于刑法犯罪）记录都封存起来，那就不会被用人单位知道，自然就不存在拒录。

第二种方式是要求档案管理部门修改规则，违法记录不要放进档案里成为“案底”，影响后续的政审，也可以要求应急管理部门在录用消防员的过程中遵守规定，不得擅自加码。因为根据应急管理部2025年度招录消防员的公告，录取条件的8条里并没有明确要求无违法记录。

信息来源：

https://www.mem.gov.cn/gk/zfxxgkpt/fdzdgknr/202506/t20250627\_548010.shtml

所以，被拘留过就当不了消防员这个事本身就不合理不合规，是相关单位层层加码的做法，把这种层层加码解决掉才是更精准的方法。那为什么没有选这个办法呢？

案例三：

因网络不当言论被处罚致考公务员落榜

安徽的施先生因为网上发表不当言论被治安处罚后，考公务员以省第一名的成绩被刷了下来。

这个事情合理吗？我就不作个人判断了，既然中央媒体把它当作案例讲出来，以此论证封存违法记录的合理性，那应该是中央媒体认为这件事不太合理吧？

同样的，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即将生效的新法规，把治安违法（区别于刑法犯罪）记录都封存起来，那就不会进档案，就不会影响考公考编的政审。

第二种方式，可能就需要公安部门更精准地执法，把“互联网不当言论”和“某些领导不喜欢的言论”区别开来。对那些真正危害社会有现实危险的不当言论，该抓的别手软，对那些本身没有危害只是领导不喜欢的言论，还是要尊重大家的表达权利。

这样一来，真正反社会人格的那些人会被公务员队伍拒之门外，那些为社会公平正义鼓与呼的人则有机会考公为人民服务，岂不美哉？

总结一下：

我不是法学专家，我也说不好“封存违法记录”这个做法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但就官媒拿出来论证必要性的这几个案例来说，我认为都是可以通过精准行政的方式来解决的，都是一些本来就不该存在的问题，无论违法记录是不是封存，这些问题都应该得到解决的。

更多的案例，我猜也是类似的情况。

五年前，林斐然家在高位买了一套房。至今，房价已经跌了整整100万。

这100万让丈夫难以释怀。婚后，从房价下跌开始，林斐然就与丈夫频繁争吵。这五年内，只要谈及钱，他都会忍不住向妻子抱怨不该买房。

2025年11月，林斐然忍无可忍，登记了办理离婚。

房价“腰斩”后，一些人的生活也随之被“腰斩”了。

在过去五年内买房的群体，多为“90后”，他们在工作几年后，开始陆续步入人生的“下一阶段”——买房、结婚、成家，等等。原以为是进入下一人生阶段的起点，却因房价下跌而背上了债务和重担。

由于跌幅严重，部分高位买房的消费者，甚至需要“倒贴”卖房。即卖房款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首付则全部成为泡影。

在持续数年的波动下，房子的价值与定位，以及与生活幸福度的关联，也开始重新被人们审视。

100万，蒸发了

林斐然未曾料到，买房这件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稀松平常的人生大事，会给她的婚姻带来不稳定。

2021年，夫妻俩花180万在合肥买了一套两居室。换房是林斐然的提议，丈夫原本是不赞成的，他希望再等两年，可以一次到位。但当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快上幼儿园了，一家三口还挤在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林斐然想着，“反正小公寓也在涨价，不如现在凑凑、借借，首付就出来了”。

在林斐然的坚持下，她和丈夫借来了20万，把100万首付凑齐了。如今，这套房的市价已经跌到了80万，相当于100万元打了水漂。

房价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下跌的。也是自那之后，丈夫开始频频抱怨，“他老觉得自己是冤大头”，林斐然说，几乎每个月发工资，丈夫都会抱怨一次，“说觉得我们太牛马了，干这么多活，房子还买亏了，纯种的韭菜。”

可丈夫心里还是过不去，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和林斐然因为房子的事情大吵一架。上班时在微信上吵，下班回家后冷战，冷战几天后又和好，但心结还是在。

今年9月，在一次大吵之后，林斐然着手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递给丈夫。丈夫看后沉默了许久，说自己不想离，并发誓自己不再提房子的事。后来，两人一起散步，丈夫也会反思自己，“觉得这事情不该揪着不放”。

然而，2个月后，因为丈夫的妹妹要结婚，两人在红包的琐事上又发生了争吵。情急之下，丈夫又脱口而出，“买房亏了200万，你怎么不说？”

林斐然忍无可忍，买房后的这两年，但凡提到任何关于钱的大小事，丈夫都会扯到房子。“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把这辈子最恶毒的话都说出来了，好像我是个罪人，好像没有买这个房子他就要发家致富了一样。”

从谈恋爱到结婚，林斐然与丈夫已经走过11年了。他们都来自安徽小地方，一起在合肥读书、工作，安了家。如今，两人育有两个孩子，大的正上小学。在林斐然的记忆里，从恋爱时开始，丈夫一直是个比较执拗的人，但在没有碰到买房这种大事之前，两人也从未产生过重大的矛盾。

其实，买房压力对夫妻二人的共同收入来说不算太大。如今，这套房的房贷也已经快还完了。两个孩子要上学，住房是刚需，“（当时）总不能不买吧？”

林斐然也感到委屈，当年，买房虽然是她的提议，但丈夫也是在对户型和实际使用率满意的情况下，夫妻二人共同拍板作出的决定。如今，她身边有不少朋友都买在了高位，“但都没有像我们家这么想不开的”。

没有人可以预料未来，今年29岁的金易说，“人没有前后眼”，如果当初知道房价会跌得这么厉害，他一定不会在2021年按揭买下那套商品房。

当时，金易在武汉购买了一套婚房，总价160万，他与父母出资80%左右，女友承担剩下的20%。如今，金易每个月要还款5000元，占工资约六成。

其实加上装修，这套房的总价比他最初预算的还多了约20万。但在当时，“咬咬牙”“够一够”是包括他在内的不少年轻人的想法。买房之后没过两年，他知道房价开始下跌，但他没有花心思专门关注过，“为避免糟心”，在家也不会与妻子主动谈起房价变化。

直到2025年9月，金易偶然得知，一位老同学买了和他同一个小区，总价整整便宜了50万元。50万元，几乎覆盖了金易当年的首付。

2025年9月，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下跌

“我知道房价跌了，没想到跌这么多。”金易感慨万千，他第一次对“50万”有了如此扎实的触痛感，自己不吃不喝要3—4年才能赚到，“一些人挣50万很容易，但存50万可能很难。”

房价浮动带来的变化是方方面面的。金易还记得，当年，他们尝试与中介讲下来一些中介费，但2.5%的中介费，一分都讲不下来。现在，同一家中介机构，中介费直接自动降到了1%。

金易出生于1996年，与女友从大学开始谈恋爱，毕业四五年后，顺理成章进入婚姻。他自嘲，像自己这样的“95后”，根据社会时钟工作、结婚、买房，是最容易买在高位的人。

他想不明白，一直按照社会期待的顺序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努力工作、生活，为什么在买房这一步，忽然“卡住”了？

被打折的生活*

如今，每个月还完贷款，除去生活必要开销，金易的银行卡里几乎不剩什么钱了。

虽然购房者在签合同时早就知道要为房子的首付和贷款付出多少总额，但来自市场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购房者的生活和心态。

一到还房贷的日子，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骤减，他都会感到一股泄气，“如果我没有买这个房子，我是不是就能过得更自在？我可能就不用太在意工作上的一些吹毛求疵，不那么担心自己会失业。”扣房贷的那一瞬间，金易会短暂地“憧憬”美好生活，但逐渐地，也就不去假想了。

作为大部分普通人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大宗开销，房价直接影响着一个家庭的生活秩序与计划。金易原本打算刚结婚就买车，但直到最近，他才花10万左右买了一辆代步车。结婚前，他还与妻子计划要去很多地方旅行，如今五年过去，他们一个地方都没去过，“上班不能停”。

过去五年内，在房价骤降，但工资并未上涨的环境下，他与妻子不得不压缩生活成本。

刚买房的时候，金易感到经济形势还算比较好，几乎每个星期，她和妻子都要花300-400元外出就餐，每个月光下馆子就要1000多。如今，夫妻俩几乎不外出就餐，除非遇到很便宜的券。但以前，两人外出就餐几乎从不顾虑价钱，“听说哪家好吃就去吃了”。

也有过一些瞬间，金易会想，要不把房子卖了。但又一转念，“房价都跌成这个样子了，卖掉的话连贷款都覆盖不了。”于是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房子亏损180万后，卖还是不卖，也让30岁的王凡凡陷入了两难。

2019年底，为了方便孩子上学，王凡凡在南京买了一套300万的房子，首付90万，贷款210万。前两年，她与丈夫每个月要还一万多元房贷，这两年虽然利率降了，月供依然有9500左右。

五年过去，这套房的总价却足足跌了100万，“再加上这五年多的各种利息和搭进去的钱，卖的话至少亏损180W，资不抵债，还没有去处，但不卖的话根本扛不住了。”

180万平摊到生活里，是实实在在的“巨款”。以前，王凡凡很爱逛街买衣服，现在几乎都要“等换季实在没得穿了”，才去平价的电商网购打折品。以前，她也偶尔会外出“下馆子”，现在彻底成了“厨房钉子户”。节假日想带孩子出去旅游，也会被门票价格劝退，最终一家人只去了免费的公园和爬山。

随着房价越来越低，王凡凡感受到切身的压力越来越大，“每天一睁眼，满脑子都是那近1万的房贷数字，晚上根本睡不着，真怕哪天失业了，房子保不住，这么多年省吃俭用的苦都白受了。”

2025年10月，王凡凡终于下定决心，将房子挂牌出去了，出售价格比贷款总额还低。

高位买、低位卖，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卖房款总价还不及贷款数额。临近2025年底，广州的中介小羊就开始接触一些“倒贴卖房”的业主。房价高点时，一名业主买了一套500多万的学区房，贷款360万，如今，却仅以310万卖掉了。

2022年，为了结婚，卢申在上海按揭买了一套总价600万的小两房，首付200万，月供差不多2万。2024年底，同小区同户型挂牌价降到近400万的时候，卢申被公司裁员了。

那时，孩子已经出生，房子不能卖，生活不能停，全家人的压力砸到了卢申一个人身上。“每天一睁眼就是几百万负债”。每个月，贷款雷打不动地扣，“存款像流水一样迅速见底”，卢申几乎存不下来钱。

他一度陷入抑郁，常常晚上要醒来三四次。想过无数条出路，要么索性断供，等法拍，要么“一了百了”算了。

最让卢申懊悔的，是自己当初对未来形势的预判。买房的时候，为什么就能那么笃定“自己将来能一直月入3万以上？”

与自己和解

2019年，柯燕和丈夫在苏州买了一套房，总房款160万，首付50W，贷款110万，商贷利率为5.8%。当年，房地产还处于上升市场，柯燕他们买的小区比较抢手，自开盘始就不让用公积金，他们只好选择纯商贷。

当时，夫妻俩在上海工作，但暂时没有上海购房资格，“我们想着等有上海购房资格了再卖了苏州的房子，去上海买。”柯燕自己就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她刚买房那两年，整个行业的形势不错，每个月工资能达到3万元人民币。这两年，她的月薪降到了2万出头。

2019年到2020年，房价短暂上升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就开始慢慢下降。到了2025年，小区里与柯燕家同户型的房子售价已经降到了95万。虽然月供已经从最初的6800元降低到了现在的5200，且两人已经还了40多万贷款，但时至如今，他们还欠着银行98万本金，足以抵一套房，“也就是说只还了12万左右的本金。”

柯燕算了一下，“哪怕现在把98万本金一次性还清，也亏了70多万。”70多万，足以在柯燕的老家洛阳买一套小两居的新房了。

“一开始我们没在意，觉得可能有人急用钱出手，后来房地产崩掉，越降越多。”柯燕只能用自住房安慰自己，但还是常会忍不住想，“如果当时没买房，现在就可以买位置更好、面积更大的了。”

高位买房的人，最初无一不是为了更幸福的生活。如今，也只能用生活本身告慰自己，人漂在城市里，对一个家的需求，不是一个应该被否定和反省的需求。

2019年底，30岁的陆鹿也在深圳按揭买了套房子，总价200多万的一室一厅，贷款100多万。当时，她手上有一笔钱，纠结要去读研还是买房，但如果要读研，就不得不放下现在的工作，她选择了买房。

毕业后，陆鹿一直在深圳工作。拿到房产证的一瞬间，她感到自己终于在这座一线城市“扎了根”。当时，陆鹿满心以为，“这会是我的增值资产，是我个人能力的证明。”即便，买下以后，那套房一直没有用来自住，“只是觉得这件事做完了，好像自己成功了一点。”

没想到，紧接着房价开始下跌，如今，陆鹿那套已经跌到了100多万。这两年来，陆鹿所在的公司项目也持续亏损，裁员不断。陆鹿虽然暂时没有遭遇裁员危机，但一股对未来强烈的不安感始终笼罩着她。2025年7月，她还结束了一段12年的感情，生活陷入低谷。

一切被外部因素打断，但亲友仍在建议她“赶紧结个婚，生个孩子就好了。”陆鹿感到无奈和苦涩，如今，36岁的她已经放弃“按部就班”过这一生的执念了。好在，她已经还完了贷款，如今，她将自己的房租了出去，月租金是2000多元，恰好可以覆盖她自己在公司附近住的租金。

她并不后悔买那套房子，租房多年，陆鹿从未买过自己喜欢的家具。住所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这会让她明确感受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是不足的。

2021年，23岁的房产销售姜影用自己攒下的第一桶金，在广州郊区买了一套“远大新”，总价130万，按揭92万。如今，4年过去，房价跌了一半，姜影的房子仍然闲置。如果卖掉，不仅首付得全部亏掉，还会背上另一笔负债。

但姜影已经能充分与自己和解。当年，姜影原本在买房与买车之间纠结，如今回想起来，她反而觉得不买车更好，“如果买了喜欢的奔驰C260，肯定会经常出去玩，停车费也贵，可能几年留下来的只有一部打折二手车和并不多的存款。”23岁的时候，姜影的存款有了快40万，她知道，根据自己的性格，如果不买房车，这些钱一定会用来吃喝、旅游，“或是被人借走”。

姜影的心态如此得到了平静，“虽然没有吃上红利升值暴富了。但是让我在消费观上有了质的飞跃——勤俭节约。”

买房这件大事，也让金易感到自己终究被迫成长了许多。约在24、25岁的时候，他时常憧憬着未来会更好，“感觉网上那些‘35岁危机’之类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短短三五年过去，他感到变故随时可能在明天到来，曾经网络那些焦虑在普通人身上的影响，他也在工作中扎实地感到“与自己越来越近了”。

他发现自己从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变成了会精打细算的人，会精密地计划生活的每一步，尽量都不出差错。不过，他想，如果真有一天丢了工作，命运留给自己的唯一选择，也不过是继续找下一份工作，然后继续打工，“反正也不可能说让自己停下来”。

昨天，我去了一趟大埔火灾的现场。原意是献花；去到之后，却被悼念活动现场的组织深深震撼到，最后也成为他们其中的一部分。

我曾很多次在公共灾难性事件之后写文章，呼吁大家注重情绪疏导，强调公共哀悼的重要性。

十二年前，我的同学意外去世之后

但也收到过一些评论。比如这几条对东北大学学生参观矿企溺亡事件的评论：

他们为什么会看起来冷漠、麻木？是天生没有同理心吗？恐怕不是。如果他们所处的环境认为悲伤、哀悼是软弱的，流露情绪的人应该被嘲笑，谁还敢悲伤呢？如果他们从未经历过一场公开的哀悼，又该怎么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看到他人的逝去感到哀伤，是我们每个人的本能；如何寄托哀思，却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事。

从大埔回来之后，我想了特别多：如果我们这儿也可以有这样一场公共悼念仪式，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什么？

今天一起写下来，分享给大家。

01 | 进入现场

到达大埔墟地铁站后，我一边看导航一边走；先是在地铁站看到一个支援站，后来的一路上看到许多援助金申请列表。

在香港，许多信息的传递依然依靠线下的方式。尤其大埔的受灾社区内有许多是老人家，可能并不会使用手机、了解到相关信息；这样的布告就非常重要。这张布告隔几步就会看到一张，还间歇性看到许多其他的信息。

跟着路标指引，我与更多手持鲜花的人相逢，一起到达悼念现场。

02 | 悼念现场内部

悼念现场设置在宏福苑附近的一个花园内。地铁站出来的路上，还偶尔能听到大家交谈、说笑的声音；进入悼念现场，则非常安静。外面的路仅供消防、救援、警方等车辆使用，于是连车辆的声音也没有。广场中心是献花区；大家围城一圈，献花，面对大楼静默。

“你系唔系觉得好唔开心？”我侧过头去看，一位女士在轻轻拍着另一位女孩，女孩的面孔因为哭泣已经涨红了。大概听了一下，她们之前也并不相识；这位女士轻声安慰女孩，应该是一位负责心理疏导的社工。

在悼念现场的其他角落，我也看到一个“情绪支援站”的设置，贴了一些情绪舒缓小贴士及求助热线。

其实之前在网上已经见到好多人转发情绪支援相关信息；但深处情绪中的人未必能将自己的感受放到第一位，想到求助。于是，现场有随时留心他人情绪的社工，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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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之后，我朝广场的另一个方向走。现场有很多纸板贴着大家的留言。

我正在后悔自己没有带纸笔的时候，服务站中的两位义工将一张纸板/纸/笔递给了我。这样我就可以站着写留言了。旁边也有提示牌写着，要将纸板和笔还回来。

这就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要将硬纸板和纸裁成小块，方便大家现场书写。现场重复回收纸板/笔，再夹入新的纸分发给悼念的人，还有人专门负责发裁好的胶带。甚至于贴留言的纸板，也需要提前准备。

03 | 寄托哀思，相拥取暖

当我写完留言再去现场的另一边，看到很多人坐在路边学习折千纸鹤。现场准备了大量的便利贴、彩纸方便大家折纸鹤表达悼念。

一位男生在自己的手臂上贴了一张纸【教折千纸鹤】；许多个角落里，大家围在一起折纸鹤，互相交谈。

这个主意真的很妙。我是自己来的，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献完花可能也没什么事做就会离开。但是因为有这个小小的活动，可以转移一定注意力，也可以有跟其他人交流的可能。聊的也许不直接与火灾相关，但能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获得支持。

以及，在这个场景里，每个会折纸鹤的人，都可以去教新的人。

这时，我留意到很多纸鹤是需要被串起来、再挂起来的。正巧一个角落里放着相关的工具，我就蹲在地上，和其他人一起串千纸鹤；蹲了一会儿，其他义工给我们拿过来了一个瑜伽垫，让我们可以坐着串；就这样，我也成为了义工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小团队不断有人离开、加入，我也因此跟其他人聊了起来。

我说我专程从佛山过来。一位香港的女士说：“我前几天刚去佛山。有一个单亲妈妈自己带着瘫痪的儿子在地铁站卖千层糕，我去买她的东西。”我说：“我知道她，我之前住在那附近，也买过她的东西。”

我身旁一位香港的男士说：“我都是内地出生的，我也算上海人。”一位北京的女士来香港出差，到达的第一天就来这里；还有一位在中大读硕士的女生，连续几天都来现场帮忙。

还有一位香港的奶奶把折好的千纸鹤递给我：“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辛苦你们！”

04 | 义工与管理之间的张力

我刚刚在看其他平台上的留言。有一条是：“这些在内地都要被城管收起来。”我真是哭笑不得。不过其实在这次悼念现场，义工和管理之间也有一定的张力。

现场外围有很多警察；内部也有一些穿着制服的居民治安队员。我们串千纸鹤串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一位义工来跟我们讲，昨天悬挂千纸鹤的范围，警察撤掉了哪些，以及我们接下来可能可以在哪里悬挂。

类似情况之前我也遇到过。今年愚人节张国荣祭日的时候，我曾去悼念现场；去的时候比较晚了，组织者告诉我们，最好每个人都抱一束花走，因为今年的纪念活动审批只争取到一天，接下来这些花都要被清掉。

在香港，这些需要占用一定空间的活动都要提前跟有关部门审批：事件，具体的地理位置等。但是一些更小的细节，比如这些纸鹤挂的范围可以到哪里，则不是特别明确，需要具体沟通。

但，社会力量与公共管理从来就不是对立的。有张力，但也有沟通的空间，大家也能相应做出对策。

比如张国荣祭日那一次，现场似乎是不允许摆放音响。于是一位歌迷开着自己的车大声放音乐，绕着悼念现场开。这一次，前一天被责令取下来的千纸鹤被义工们放在了一个树墩上；于是更多人把千纸鹤放在这里，绕着树墩则形成了一个新的空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里有许多民间自发的行动非常好；但往往因为和管理的冲突而被迫暂停。在应急救灾场景中，“政社协同”已经是一个被经常提到的词。在更多的场景中，管理的力量可否与社会力量有更多的沟通，为民间自发的力量预留一部分空间？

这次悼念活动，让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没有绝对的组织者。每个人都可以帮忙，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支持。在这样一个场域中，每个人都在为他人考虑，自发地做更多的事。

05 | 悼念，也是需要学习的本能

说回到开头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公开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哀思。比如，怎样发朋友圈是合适的？怎样安慰朋友？而许多公共事件中，去世的人是完全的陌生人，而自己也感到悲伤，应该怎样做？

此时，一场公共悼念活动，能够让所有人感受到被接纳。能看到他人与你一同哀伤，能够放心地流下眼泪，能获得免费的拥抱。除了线上转发，大家能够一起线下做些也许“没什么用”的小事，却不会被指责，还能与他人产生联结。活动都不需要很复杂，哪怕只是一分钟的集体哀悼。

而活动中的每个人，无需多言，都能自然而然地学习到，可以怎样表达自己的哀伤。

而如何营造这样的场景？如果我们身在其中，每个人都可以做什么？灾难之后能出现这样有序运作的场景，也离不开香港平日里发达的公益慈善力量、社会参与与社区居民的互助。反观我们自身，日常还可以多做些什么？

这次大埔火灾中，许多香港小朋友的参与也让我印象深刻。有的在现场帮忙，有的想要捐款，还有的在学校的组织下写留言表达自己的哀思。哪怕没有直接参与，当周遭的人都在为这件事努力的时候，相信身在其中的小朋友也会受到感染。

我们的小朋友们，也或多或少地接触了一些社会事件；他们是如何理解的？除了捐款，他们还学习到了哪些参与方式呢？在未来，我们可以怎样引导他们呢？

悼念，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本能。不仅是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都还有很多。

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

截至11月28日10时18分，经历逾43小时，香港特区政府宣告，大埔区宏福苑大火完成灭火及救援工作。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已确认遗体，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作为政府在1983年开放出售的保障性住房“居屋”，宏福苑的住户多为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他们大多在80-90年代，三十岁左右买房，如今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如今步入中年，成为第二代住户。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阶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公屋”，又无力负担私人住宅，通常做着文员、力工等基础工作。
惨重损失与一项维修工程有关。2024年7月，宏福苑因老旧开启维修，承建商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到18万港元。这是独属“夹心层”的困境：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
付出高额维修款后的一年半里，住户们与工程方使用的易燃建筑材料共存。封窗用的发泡胶板，最终促使大火迅速蔓延。
普通人对抗拮据处境的最多手段，是忍耐与节省。当大火烧进屋内，极致压缩的夹心生活，被火焰迅速吞噬。

陷于大火的人们

得知自家所在小区起火时，67岁的陈燕芳正在医院看病。

消息是开车路过宏福苑的亲人打电话告诉她的。11月26日下午15点过，她赶到现场，目睹火焰在大楼外墙攀升，“成条柱噉样烧上去（像柱子一样向上燃烧）”。她赶回自家所在大楼，看到消防车停在门口，整栋楼被浓烟笼罩。

香港发生了过去70余年来最惨重的一次火灾。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数据，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当中一名死者为消防员，另有83人受伤。失联名单中，确认144人安全，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11月26日下午14点51分，消防处接到火警，香港新界大埔的社区宏福苑起火。当时，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都在维修工程中，大楼外墙覆盖着棚网与棚架。F座宏昌阁底层外墙棚架率先冒出火光，仅六分钟火焰便延烧到四楼，随即一路窜升至高层，向邻近楼栋蔓延。

半小时内，火势扩散至邻近的6栋大楼。最终，大火烧遍7栋住户超200户的高楼，超过1500户人家陷于火海。

大埔区坐落于香港新界东北，远离港岛、九龙等繁华核心城区，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以中低收入家庭与老年人居多。
宏福苑的住户，也以60-80年代的两代人为主。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在宏福苑居住的4643人中，有36.6%为65岁以上老人，40至64岁占30%。

他们多是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宏福苑在1983年1月开放申请售卖，是香港第一代“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房屋，是由香港政府组织兴建、面向中低收入市民出售的保障性住房。

这类房子简称“居屋”，通常以“苑”命名。当年，宏福苑每个单位的面积在50平米上下，第一批售价平均14万左右，是市场价的五到七折。

在当年入住“居屋”的，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另一种保障性住房（简称“公屋”，通常以“邨”命名），又无力负担市场价下的私人住宅。

如今，这群青年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在屋中。而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步入中年。

11月28日上午10点过，在宏福苑西北侧广福商场的平台，陈燕芳从援助物资中挑走一个黄色的卡通水杯。她身上仍然穿着26日事发当天的灰色外套和牛仔裤，烫染的棕色短发顶部有白色发根。手中拎着的蓝色大袋子里，装着她在现场拣的市民捐助衣物。

图丨陈燕芳在广福商场平台，展示安置点情况

宏福苑的这套房子，是陈燕芳1994年买下的，50平米，两室两厅，售价约50万港币。

住进这套房子，是陈燕芳和丈夫作为香港中低收入群体，在一公里半径内完成的第一次阶层跨越。

最初，陈燕芳和丈夫、大儿子一起挤在祖母的狭小公屋居住。直到90年代，一家三口才申请上自己的公屋，在邻近宏福苑的广福邨，租住上一套30平、一室一厅的房子。

再次怀孕后，她辞去文员工作专心照料家庭，也开始和丈夫筹划买房。家庭收入不足以购置更好的房产。两人再次研究起港府计划，提交了购置邻近居屋宏福苑的申请——这里不仅更大更宽敞，还意味着他们终于有机会在香港，购入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在90年代寸土寸金的香港，要申请上居屋并不容易。按照针对公屋居住者的政策，陈燕芳先填写了资格证明书，再由香港房屋委员会“摇号”决定优先顺序。

她足足等了两年。丈夫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当时每个月收入六七千港币，一半都用来还房贷。剩下的资金两人省吃俭用，供两个儿子读书。

入住宏福苑小区H座805室的那天，一家四口开启了新生活。31年间，陈燕芳的两个儿子相继成家，独立搬出去，各自生育。50平方的空间，与30载的记忆，陪伴着夫妻二人步入晚年。

起火当天，丈夫和陈燕芳一样有事外出。两人幸存。

站在大楼门口，看着火光漫天。陈燕芳突然意识到，除了此刻身上口袋内的手机、钱包、钥匙，她什么都没带走。

封闭窗户之后**

火灾发生后，11月27日，3名涉事工程公司宏业建筑的负责人，因涉嫌误杀罪被拘捕。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专案小组，针对维修工程可能涉及的贪污行为启动调查，于28日先后拘捕11名人士，包括工程顾问、棚架工程分判商及承建商负责人等。

贪污疑云中，多为中低收入的宏福苑住户，长期生活在危险的密闭空间之中。

自2024年7月起，宏福苑的8栋住宅大楼同时开始维修。大楼的外墙，被绿色的棚网和竹制棚架遮挡，而住户的窗户外部被发泡胶包裹。据财新报道，维修动工之前，工程方告知住户，这是一项保护措施，可以避免工程期间有碎石掉落击中玻璃窗。

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包裹窗户的发泡胶正是此次火灾造成巨大伤亡的重要因素。火灾始于低层棚网，继而引燃发泡胶，急速蔓延至邻近楼栋。点燃的发泡胶又导致玻璃爆破，大火窜入室内，造成多栋内外同时起火。

在宏福苑一年半的维修期间，陈燕芳家中的阳台被封闭，三台空调被强制拆去两台。

屋子里闷热潮湿，不见天日，她过着有“密室感”的生活，“系好阳光顶啊，我乜都唔知，大风乜都唔知，好压抑嘅（是阳光好的天我也不知道，大风天也不知道，好压抑）。”

她也想过搬出去住。但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她想应该难再容下两位老人。

大楼维修期间，71岁的林力和陈燕芳过着相似的日子。除了留在宏福苑，他“没有选择”。

1983年，林力买下宏福苑E座21楼的一室。退休后，他和儿子同住一屋。晚年，林力身体不好，没办法继续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来源，靠退休金生活。

更多被发泡胶遮蔽的面孔，闪现在失联求助的网页中：90岁坐轮椅的老人及其护工。独居的80几岁婆婆。七八十岁的老夫妇。一位被困于厕所、手机没电的老人。一位凌晨6点发来最后一条消息的爸爸。还有好几个钟未饮奶的15个月婴儿。

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每层有8户人家。作为居屋，小区设计的初衷之一便是用最小空间容纳最多的人。在每户实用面积不到五十平的空间里，拆分出两间卧室、厕所和客厅，平均一家住进3到4口人。

这一逻辑也延续至每家每户。在可见的画面中，人们在逼仄中努力建构生活，有对室内空间的极致利用。

入户处只留一个转身的余地。接着紧贴置物架与鞋架，躲避遮眼藤蔓般的雨伞、杂物、塑料袋，扭身举手按响厅堂的灯光。

厨房塞进冰箱、水池与灶台后，只剩一块仅供一人站立的空间。碗筷凌空架柜，排气扇纸一般做薄贴在窗上，笊篱、锅铲等物挂满空墙。

餐厅客厅合二为一，是一些多代家庭与护工的共享区域。一切家具秉持小巧原则，三座沙发不容躺卧，方形餐桌下堆满塑料储物箱，电视机紧贴墙面，高空用电视柜辟出一片猫咪容身的窝。

谁要提前回屋休息，只需起身绕过他人，客餐厅立时宽敞许多。然而，三步长两步宽的次卧与一间稍大的主卧，除床之外，也要储存全家数十年来积攒的什物。

一些住户分享，宏福苑的高楼窗外，在维修前本可望见吐露港、马屎洲，与香港多山多林的半岛丘陵地貌，提示着世界的广阔，这曾是他们喜爱这里的原因。

而维修的一年半间，许多住户和陈燕芳、林力一样，住在隔绝光线、密不透风的家中，忍受阴暗湿热。一则发布在社交媒体，2024年10月拍摄于宏福苑宏昌阁的房屋视频显示，当时厨房、客厅、卧室的7扇窗户均贴上发泡胶。即使在白天，室内的四盏灯也全部打开。

2025年6月30日，有业主在社交媒体上自称“网中人”，表达对工程结束的期待，“成为网中人整整一年啦，盼望着重见光明的日子。”

他们最终看见火光。一张住户拍摄的照片显示，当火势蔓延，窗外火光透入发泡胶，映红了整间卧室。紧贴火光的墙面书架上，摆放着五六十只布娃娃，床上堆着衣物和被褥，窗前悬挂着四只防尘袋中的Labubu。

当火焰烧穿封窗的发泡胶，楼外攀爬而来的大火侵袭室内，他们数十年间用物品与记忆竭力填满的狭小空间，顷刻变成灰色。

图丨11月27日晚，仍有浓烟从宏福苑顶部冒出

痼疾与隐忧

看到大火消息的起初，同样在居屋长大、35岁的张嘉伟就产生了一种“会很严重”的预感。

在香港做房产中介这一年半以来，每当有人来找张嘉伟咨询宏福苑购房，他的回答只有一个：“不推荐购买。”

他认为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和上一辈，都清楚居屋的隐患，“都是从这出来的”。“如果我卖给别人，出现这样的事（火灾），我心里能不愧疚吗？”

张嘉伟的父母是广东人，80年代来到香港务工后，在屯门购置了一套居屋。他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寒暑假。居屋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也是他在香港最熟悉的地方。

穿梭在香港各个楼盘的这些年，他意识到，许多居屋都存在类似的结构瑕疵：除了极易形成加速火势的烟囱效应外，多数居屋没有防火隔断。

在结构设计的隐患外，老旧楼房的维修工程，也暗含灾难更根源的线索。自2012年起，香港实施“强制验楼计划”，全港数千幢楼龄超过30年的大厦须按规定接受检验与维修。

楼龄已有42年的宏福苑，在2016年收到政府的强制验楼法令，要求对公共部分及外墙进行修葺。

香港居屋实行房委会统筹监管、私营物业执行、业主法团自治的三层架构。一旦居屋被要求维修，业主法团就要自行主导维修决策，并筹齐款项。

2024年，宏福苑业主法团通过的维修方案备受瞩目。有当地媒体报道，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万至18万港元。住户必须在约半年内交齐款项，否则可能被告上法庭。

许多住户都与法团产生激烈矛盾。他们质疑价格不合理，收费急促，乃至怀疑承建方与业主法团间存在利益输送。

除却贪污可能外，张嘉伟觉得3.3亿的费用有另一层原因。老旧楼宇的外墙是瓷砖或水泥材质，一旦老化脱落，必须搭建大型脚手架才能进行安全维修，而搭棚是整个维修过程中最贵的环节。相比之下，新建的玻璃幕墙楼宇，其外立面本身是耐久材料，无需频繁大修，因此成本远低于老式楼宇。他认为，这笔高价费用是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中爆发，是几十年来旧楼缺乏日常修缮、维护的结果。

当时每月收入仅有退休金的林力，感到维修费用构成了不小的压力。一些住户发现维修款甚至比当年购房的价格还高。有人反问法团方，“如果拿得出钱，我就不会住这里了。你想想是不是？”悖论无人理会。维修工程在争议中执行。
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廉价“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这是独属于“夹心层”的困境：那些租住“公屋”的住户，不必为维修款操心。

11月27日晚上，距离宏福苑两站地铁、也在维修中的居屋穗禾苑，紧急召开了居民大会。

不少居民表示担心悲剧重演。穗禾苑的一楼电梯口张贴着告示，“禁止在外墙竹棚及大厦范围内吸烟”。

宏福苑大火后，张嘉伟去了趟穗禾苑，发现这个楼龄45年的小区，几乎面临和事发前宏福苑相似的情景。

9座大厦因维修均围上绿色棚网，其中一座已开始拆棚拆网。在楼宇内部，可以看见每层楼外架设的竹棚，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不时有碎渣往下掉落。有居民公开表示，家中厨房窗户被不明材质的白色板封着。

图丨穗禾苑外围，因维修围上绿色棚网

图丨穗禾苑内部视角，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

据公开资料，穗禾苑采用错层式十字型设计，每三层共用一部电梯，每三个单位共用一条楼梯。类似设计也见于后期落成的翠瑶苑、兴民邨、祈德尊新邨等小区。而宏福苑则采用弹性十字型设计，同一楼层围绕中央楼梯和电梯井布置八个独立住宅单元，可容纳八个家庭，被香港居民俗称为“八面来风”。

在1981年至1991年间落成的许多居屋都采用类似结构。然而，这类设计也存在消防隐患。例如，宏福苑在厕所与厨房外侧设置了槽式通风天井，虽有利于通风采光，但一旦发生火警，天井便会与电梯井一样形成强烈的烟囱效应，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

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宏福苑的五级火警扑救困难，正是由于高层建筑内部形成的烟囱效应。楼梯间、电梯井等竖向通道，在火灾中成为烟火迅速上升的路径，加速了整个建筑的燃烧。

住在穗禾苑的老街坊们，也有多人认为居屋存在消防隐患。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舍不得搬离这里。

这些老旧居屋里，承载了他们半生的回忆。他们习惯了早晨去熟悉的菜市场，再顺路吃顿早茶，与楼下熟悉的老街坊们唠家常。存了钱的老人，会资助子女，帮助他们购置新房产；没存上钱的家庭，子女便会继续留在这，一代又一代。
11月28日一早，71岁的林力站在东昌街社区会堂门口。会堂内铺着不少床垫，门口贴着满员标识。

除了这个会堂，火灾发生后，大埔区内开放了多个庇护中心。政府物色了近1000个临时单位供灾民居住1-2周，并计划后续安排约1800个过渡性房屋及房协单位。灾后，香港特区政府注资3亿元，派发紧急补助金、慰问金等，统筹安排心理、医疗、殡葬等多方力量进行支援。此外，有关部门正巡查全港所有正在进行外墙维修且搭建棚架的楼宇，检查物料阻燃标准。

11月27日晚上九点，火灾发生已过去30小时，在距离受灾的宏福苑最近的大埔墟地铁站外，挤满了自愿捐赠物资的香港居民。

火灾发生后，这里成为了一处物资收集站。牙膏、纸巾、泡面等生活物资会在这里聚集，再由义工开车运送至各个救助站。一位香港市民提了一袋从家中整理的旧衣物匆忙赶到。下班后，她跑遍附近的紧急收容所，都称物资充足。

图丨11月27日晚，广福商场平台聚集的志愿者们

广福商场平台上，义工们忙了一夜。从各地赶来的人，搬着成箱物资汇聚到此。受灾住户们在这里自行拿取需要的用品。现场提供了心理疏导、创伤安抚等服务。

拿着黄色卡通水杯的陈燕芳，等到了前来会合的丈夫，一起前往安置场所。她得知那里只有两张床和一张书桌，限制两周居住时间。陈燕芳还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东昌区社区会堂的林力，正等待儿子接他前往新的住处。

29岁那年，他买下宏福苑的这套一居室。那时，他从事器械维修工作，每个月收入两三千港币。作为小区最早的一批居民，42年来，林力在宏福苑成家立业，生下儿女，“我以为我会永远住在这。”

火灾发生时，林力刚出门五分钟。后来他得知，自己居住的宏泰阁正是火灾最猛烈的区域之一。

寻找

热闹的宏福苑不见了。这个曾经居住着4000多居民的社区，如今只剩下七栋被烧得灰黑的高耸楼栋，割断了白色的天际线。燃烧过的竹棚像枯草编成的网，包裹住斑驳的墙。大部分窗户失去了玻璃，留下空洞又细密的缺口。楼宇外围被红色警戒胶带层层围起，与外界拉开了上百米的间隔。偶尔有拖着崭新行李箱或小推车的一家几口经过，步子很缓，很轻。他们是宏福苑幸存下来的人。

宏福苑小区外已拉起警戒线

对于他们来说，生活还要继续。小雪一家四口暂住在一处叫“大埔酒店”的家庭旅馆，这也是她工作的地方，距离宏福苑步行只要15分钟。小雪生长在重庆，20多年前嫁给一个香港人，自此以宏福苑为家。刚一见面的时候，她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们，一说起话就停不下来。

她反复告诉我们，她想开了，她是很幸运的。

她家在第四栋。“好像听说，第三、五、六栋烧得最厉害，其他的要轻一些。”火灾那天，唯一一个在家的是小雪儿子，他正好游戏打累了，下楼找餐厅填肚子，躲过一劫。

宏福苑小区不同楼栋受损程度不同

26日那天得知失火的消息，小雪赶到家已经是三点多，她看到起火的楼剧烈燃烧，但还没波及到第四栋。警方已经拉起警戒线，她就走到邻近的公屋广福邨下的街心公园，从那里能望到整个宏福苑。到了傍晚，灰黑的浓烟已经遮住了她在顶楼31层的家。“看不清烧到了没有。”她抬头望了很久很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就在小公园踱步，一直走到凌晨两点才离开。

“大埔酒店”老板娘李太是26日下午众多给小雪打来电话的人之一。李太60来岁，梳着发髻，画着讲究的弯眉。她立刻给小雪一家留了一间房，免得一家人四处流离。“先不说钱的事，住着再说。”那天夜里，李太酒店住满了收留的宏福苑住户，地上也坐了人。

宏福苑外的街心公园，香港居民送来的花铺了满地

从29日开始，宏福苑居民已经开始陆续搬到政府安排的临时住所，有的是酒店，有的是敬老院。但小雪还留在老板娘那里，她的儿子在大埔上小学，临时住所很多都远离大埔，在元朗、青衣，如果住过去，上学路就从几分钟变成了一小时。“我一个人的话无所谓，但是孩子上学没办法住得太远。”

许多人仍在等待新的搜救信息。11月30日，香港特区政府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召开记者会宣布，截至30日下午4时，火灾已造成146人遇难、79人受伤，另有100宗失联个案界定为无法追查。

夜里的广福邨平台，火灾后，这里一度成为义工和物资集散地

一直到30日上午，印尼家政工Wiwien还在苦苦寻找失踪朋友的下落。她穿着棕色长裙，围着黑色头巾，头巾的角上用金线绣着故乡城市的名字。Wiwien不会说英语，但在家政公司学过简单的广东话。她告诉我们，她和领事馆联系过了，宏福苑一共15个印尼家政工，其中7人已经遇难。她的一个好友遇难，另外四个还没有音讯，所以她心里很急。这位离世的印尼朋友有个11岁的儿子和老公都在印尼。“领事馆打电话通知她老公的时候，他一下子‘睡’（昏）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她说着说着，话突然塞在喉咙里出不来，抬头看天上，没让眼泪掉下。“好惨，好惨。”

我们跟着Wiwien走到大埔墟公交车站边的水泥空地。像每个星期天那样，那里坐满出来休息的印尼家政工——她们平时住在雇主家，没有属于自己的居所，星期天是休息日。在拥挤的人海中，Wiwien看到了朋友Tri。Tri正盘腿坐在铺了一块布的水泥地上，身上穿着她逃生时穿着的那一件米色连帽衫，身边放着一个黑白编织袋，里面装着刚刚到救助站取回的一大袋子衣物。这几天夜晚温度会降到15度左右，Tri说大火那天，她冻着站在楼下，望着火舌一点点接近这个她尚不熟悉的“家”。 “好惊啊，真的好惊。”

印尼女佣在宏福苑外哭泣和哀悼。宏福苑居民中有大量老年人，许多外籍佣工也居住在此。

Tri42岁了，来香港工作两年多，半年前来到宏福苑第七座的20楼，照顾两个八旬老人的起居，婆婆腿脚不便要坐轮椅，公公能走但有点聋。26日下午两点多，她接到雇主、老人女儿打来的电话，通知马上撤离。“还好当时没烧过来，电梯还能用，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火灾当天下午，Tri带着两个老人住进临时安置点，一家政府公营的养老院，三个子女也送来了老人的药品，轮流来看望父母。本来Tri可以自己单独住一间房，但是担心行动不便的老人，她在婆婆床边打地铺。印尼家里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很担心她，但她因为签证，还有一年多才能回家探亲。“很挂住（想念）她们。”

救助

从宏福苑步行十分钟就能到达繁忙的大埔墟站。从28日开始，这里已经成为大埔无数个义工聚集点之一，十来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在地铁站边上，接收人们送来的围巾、衣服、做饭用的器具，分门别类，装进蛇皮袋，再扛进小货车的车厢，或是派发给路过的宏福苑居民。

宏福苑外排队献花献物的队伍

Sophie是在附近做餐饮业的员工，她这几天都是一下班6点就冲向地铁站。“大家互相都不认识。没有人组织，就是自愿来帮忙的。”有的只是路过地铁站，放下背包就帮忙一起抬桌椅、扛箱子。市民捐来的物资太多，以至于到第三天Sophie她们不得不立了一个纸牌，“物资已够”，但还是有捐物资的人、想要帮把手的路人不断在这驻足。

为了把人力用在最紧急的地方，有志愿者建了网站，让大家在电子表格上报名时间地点。但Sophie说，这些做法并不能很奏效。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来不及做到“规规整整”。有女孩停在志愿服务点前，说自己是填过表的，就是这个时间点过来。Sophie很抱歉地告诉她，人已经太多了。

宏福苑外，许多心理志愿者为附近居民提供心理支持

政府、商家和各种民间组织提供的救灾物资和资金分散在大埔的不同学校、社区中心、体育场馆、小区广场。对于需要帮助的人来说，这意味着要辗转不同地方一一登记领取。志愿者Jody很清楚这种情况。她来到离宏福苑只有五分钟步行距离的冯梁结纪念中学，这里有一个“灾民证”登记点。她身上挂着一张写有“社工支援”的纸，手上也拿着一叠纸。Jody说，老人家不擅长用智能手机，网上流转的赈灾资讯可能会漏掉，她便将分散的赈灾信息整理起来，打印出来。她站在中学门口，若任何人有需要，她便为她们解释：领什么、在哪里领、什么时候领。

她还准备了一些“情绪卡”，写了一些温暖鼓励的话分发给居民，“或许他们现在不需要，但等他们回去了，心情起伏时可以看看”。

香港市民自发来到宏福苑外的街心公园，为遇难者留言吊唁和献花

Jody是大埔人。她的父母在大埔生活了三十多年，她也出生在大埔。在她印象里，大埔一直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市镇，一旦遇到灾难，或邻里遇到困难，人们常常“一呼百应”。读中学时，香港遭到台风“山竹”袭击，她记得街坊邻居一起出去铲泥，铲树枝，大家一起出钱出力，用自己的方式支援。Jody说，大埔有很多公共屋邨，也有居屋，她的同学们都在不同屋邨里长大，中学也在屋邨里。她和父母住在私人房屋里，但她觉得大家“没有什么分别”。

宏福苑外的心理咨询站门口

Jody告诉我们，火灾后第二天深夜，她就来过广福邨平台。那时她看到有老人神色凝重地独坐在空地边的长椅上，她就去陪他们聊天。这些老人都是宏福苑居民，住到庇护所后，白天有社工帮助、陪伴，夜里人群散去，新闻里还一直播放各种坏消息，他们难以入眠，就会到街上来坐着，“有些老人家讲着讲着就掉眼泪，他们的邻居朋友有些还受伤在医院”。从谈话中，Jody得知，宏福苑许多老人孩子在国外，他们不愿离开家，便留了下来。居住在宏福苑的他们，平时一起吃饭、聊天，相互探望，“多亏了邻里感情好，火灾发生时警铃没响，一些人是靠邻居敲门，才有机会逃生”。

记忆与情谊

11月29日傍晚6点，天已经全黑了，饭菜的香味飘散在香港大埔区的街道上。宏福苑是附近居民区里最静默的——在密密麻麻、星星点点的灯光中，只有这里漆黑一片。宏福苑的楼，好像只是一块块安静的、巨大的石头。

前来为宏福苑大火遇难者吊唁的香港民众排成长队

在大埔河边的街心公园，悼念的人不断前来。人们在这里站定，双手握住，垂在身前，低下头。微弱地啜泣是这里唯一的声音。

离宏福苑不远的冯梁结纪念中学被临时用作登记和领取灾民证，拎着行李箱、提着布袋的居民进进出出。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许多宏福苑的业主，他们都是1983年就搬进去住的，从壮年一直住到耄耋。

73岁老人鸿叔是1983年第一批住户，曾经是实验室技术工，他身材瘦高，满头白发，但眼睛依然清亮。我们问宏福苑在刚建成时是否是“很好”的住房，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什么当时？在星期三之前，都很好！”

宏福苑位于大埔墟站不远处

宏福苑拔地而起时，大埔恰逢从旧墟市转变为“新市镇”的伊始。70年代中期，香港开始谋划“新市镇发展计划”，也就是打造几个郊区的卫星城市，以容纳经济腾飞下迅速增长的人口，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80年代落成的宏福苑、广福邨，都是这个计划的产物。宏福苑刚建成时，是大埔墟车站边最显眼的建筑：明亮的淡橙色，高耸的31层，依山傍海。

鸿叔搬进去的时候，曾经认为这辈子再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房子已经落定，赚钱够养孩子就好，他没有想过搬家的事，尽管后来他的工作挪到葵涌，上班要花上一个小时通勤，也没有怨言。对于鸿叔这样的工薪阶层，收入足够生活，再花上几百万新房，既会带来负担，也没有必要。42年过去了。大火之前，宏福苑已经褪去当年的光鲜，不再和“新”沾边。但他依然是大埔居民眼中宜居且舍不得搬离的地方。

前来宏福苑悼念的人们

何美莲也是1983年宏福苑建成后就搬进来了，她的子女们在这里出生长大。她说，大埔虽远离香港闹市，但大埔墟街市历史悠久，生活物资应有尽有。交通也方便，和宏福苑同一年建成的东铁线只要23分钟就能将居民带到红磡。居住在宏福苑的很多都是大埔人，彼此都熟悉，“我们这些老人家，一起看着当年没有小孩，到小孩长大、结婚，有时我们会问彼此，‘哎你儿子结婚了吗？你抱孙子了吗？’这样聊天很开心”。

张珉二十多岁，从出生起到今天，他只住过宏福苑这一间房子，没有动过搬走的念头。他的父亲是1983年买的房子，他是一个运输公司的管理者，母亲是家庭主妇。张珉小学、中学都在大埔，他记得小时候虽然家里不算富裕，但也没为钱担心过。他姐姐已经搬出去租房，但他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他在家附近的一家大型银行做电脑技术员，上班离家就两站地铁，很方便。张珉说，香港房价今非昔比，50平米，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算得上宽敞，租一间这样的房子，在大埔差不多要一万三千港币。如今新建成的居屋，平均面积只有20平米左右，也要住下一家人。

宏福苑外前来献花悼念的人们

对宏福苑的居民来说，大火烧去的不仅是他们的家，还有他们的记忆和情谊。何美莲说，她先生去年去世，她独身住在宏福苑，火灾后她搬去和儿子一起住。有朋友的妻子、孩子都不幸遇难，家里只剩一个人。她不断地感慨，“比起其他人，我已经算很好的”。

谈起那天的火灾，陈太的嘴角垂了下来。这是陈太一家第二次在大火中失去家园。40多年前，陈太和丈夫陈生曾经要住进木质的排屋。木屋刚修好还差十天入住，相邻的屋苑起火，一把烧尽他们的新家。“比起四十多年前，什么也没有，今天得到的支援已经多了很多。当时拿到政府的2万5千元，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那时候女儿三岁，儿子还不到一岁。”这次相邻楼栋起火的时候，陈太刚好走到离自家楼下十几米的地方。“我挣扎，要不要上楼去拿东西。可我想，我一双手，能拿到什么呢？”

“来的事，改变不了。没得改变。物质的东西，已经看淡。好多街坊走了…”陈太说到这里，每个字都被喉咙里涌起的泪意阻断。“最难过是这一个。”

（受访者何美莲、张珉为化名）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11月29日发表谈话表示，面对香港大埔宏福苑突如其来的火灾，从中央到特区、从政府到民间、从香港到内地，众志成城，全力抗灾救灾。但就在这危难时刻，反中乱港分子和别有用心者仍蠢蠢欲动、伺机作乱。他们泯灭人性、罔顾事实，散播虚假信息，恶意攻击特区政府救援工作，挑动社会分化对立，煽动对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怨恨。他们挟民痛、忤民意，妄图利用灾民的悲痛遂其政治野心，令香港重回“修例风波”乱局，让香港再现“黑暴”至暗时刻。其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为人神所共愤，必受道德严谴和法律严惩。

发言人指出，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强大支援下，香港特区政府以“当家人”、“第一责任人”的担当和勇毅，带领社会各界发扬狮子山精神，团结一致抗灾救灾、共克时艰。同时，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及时澄清事实真相，揭露批驳乱港分子妖言惑众、混淆视听的邪恶图谋，调查制止别有用心者借灾生事、“以灾乱港”的不轨言行。相信广大市民定会擦亮眼睛、识别祸心，警惕一些人故伎重施，打着“为民请愿”的旗号挑动对抗撕裂社会，不受蛊惑、排除干扰，始终以团结大爱同舟共济，与特区政府一道，齐心协力做好善后工作，帮助受灾市民重回安全稳定的生活轨道。

发言人强调，驻港国家安全公署自2020年7月成立以来，坚定依法履职，时刻保持警惕、严阵以待，坚决防范、遏制、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随着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附属法例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深入实施，香港已迈入国安法治新阶段。我们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毫不手软依法打击“以灾乱港”行径，坚决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坚决反制任何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坚决捍卫香港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大势。我们正告妄图“以灾乱港”的反中乱港分子，无论你们变换什么手法，都一定会受到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追究严惩！

一句话告诉你什么叫“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