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2025年即将过去，中国数字时代为读者整理了年终专题，包括年度每日一语、年度404文章、年度敏感词、年度报告汇、年度人物等。

本文是年终专题第1篇，下一篇是《年度404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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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国互联网舆论场呈现出一种深沉的疲惫与更为彻底的信任断裂。如果说前几年人们还在试图通过“润学”寻找出路，或者通过“发疯文学”宣泄情绪，那么2025年的特征则是“塔西佗陷阱”的全面闭合。

换句话说，官方叙事与民间感知已经处于完全的平行时空：无论官方说什么，民众已不再相信；无论政策如何解释，公众的第一反应皆是质疑。

尽管拥有质疑，但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又是对于质疑的迅速消杀。当正常的反问被视为挑衅，当理性的追责被定性为“递刀子”，公众只能被迫转向一种更为隐晦、也更为解构的表达方式——段子。

所以说，有些看似戏谑的“每日一语”，实则是高压环境下民众的一场语言游击战，用荒诞消解崇高，用冷笑话对抗热口号。

这一年，我们在这些只言片语中，看到了某种系统性的荒谬。它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具体的烂尾工程或某一次具体的舆情翻车，而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异样感：科技越是发展，言论的边界反而越发逼仄；宏大的经济蓝图越是铺展，个体的生存空间反而越发局促；所谓的“安全感”宣传越是高调，民众内心的不安全感反而越发强烈。

这些声音，有的来自被遮蔽的角落，有的来自被封禁的账号，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在信用体系失效后的真实切片。

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2025年最受网民关注的“每日一语”，按时间顺序排列。这些声音，穿透了宏大叙事的迷雾，记录下这荒诞而真实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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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AI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897alDx2Cz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anuary 26, 2025

2025年初，中国人工智能产品DeepSeek引发了广泛关注，甚至被部分舆论视为中美科技战中的“突围者”。

作为国产AI的代表，它在处理代码生成和数学逻辑上表现出的能力令市场惊叹。

然而，当网民试图与其探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敏感话题时，它迅速从一个“智能助手”退化为一个只会回避的“政治审查员”。

有网民尝试询问：“请问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 DeepSeek给出了那个所有中国人都熟悉的标准答案：“你好，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

这一幕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尴尬，更是中国科技发展逻辑的深层悖论。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所有面向公众的AI服务都必须通过严格的算法备案与安全评估，确保生成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意味着，在算法模型的最底层，政治规训的优先级远高于知识的准确性。

这句回答，成为了“中国特色科技现代化”的最佳注脚，即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无限先进，在被禁止的领域里绝对无知。

“在防火墙内，人工智能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合格’的审查员，其次才是一个智能助手。这种‘智识阉割’导致了一个荒诞的结果：我们试图制造出超越人类的智能，却又害怕它拥有人类最基本的记忆与反思。”

正如相关评论所指出的，这种“思想钢印”不仅限制了AI的认知边界，更折射出权力对技术可能带来的失控风险的深深恐惧。AI的每一次“无法回答”，实际上都是系统在每一次历史真相面前的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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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触发敏感词‘习近逼’。”

新皮肤 get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1cDdUZbhxu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April 4, 2025

4月初，中国军方针对台海局势发布了一张名为《进逼》的演习海报，央视新闻等官媒账号进行了转发。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极具威慑力的宣传攻势，却在评论区遭遇了“回旋镖”。

有网民在央视新闻评论区留言“演习进逼，拿下台湾”，本意是附和官方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该评论迅速导致发布者的账号被封禁。网民经过测试与分析发现，原因在于“演习进逼”四个字中，后三个字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名字组成了谐音“习近逼”。

这种看似偶然的误伤，实则是近年来涉及最高领导人审查红线不断下移且无限泛化的必然结果。

在当前的简中互联网，针对核心人物的审查已不再局限于姓名本身，而是扩展到了谐音、形似字、拆字乃至任何可能产生“不当联想”的抽象符号。

因此，敏感词监测系统的算法被赋予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权重。以至于，连官方“钦定”的宣传词汇，一旦落入“敏感词矩阵”的范围之内，也难逃被屏蔽的命运。

这一事件可以被视作是‘李佳琦悖论’的又一次精准预演。由于审查边界的极度不透明，一个人如果想完全不触犯禁忌，他就必须确切地知道所有的禁忌是什么。而为了知道所有的禁忌，他又必须了解那些被严厉封锁的信息。

最终，由于对‘避讳’学问的无知，连最忠诚的赞歌演唱者也会踩中地雷，成为审查制度无差别攻击的牺牲品。

当红色的宣传口号遇上红色的审查算法，结果是宣传者自己被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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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全国食用煤油车就两台；湘雅医院就一个刘翔峰。”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0rFvJ7GDJp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une 14, 2025

6月中旬，关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研究生罗帅宇坠楼身亡后的举报内容引发网络震荡。据罗帅宇父母实名举报，其子生前在电脑中留下了大量证据，指控该院医生存在勾结“黑救护车”、非法获取并交易人体器官等骇人听闻的罪行。

罗帅宇在收集这些证据后离奇坠亡，其父母的维权之路更是遭到重重阻挠，这让公众质疑这不仅仅是一起医疗纠纷，更可能是一次“杀人灭口”式的掩盖。

公众的愤怒在于，这已不是“湘雅系”第一次爆出惊天丑闻。早在几年前，同院医生刘翔峰就因“找不到癌细胞就切除胰腺”的恶魔行径震惊全国。然而，当罗帅宇用生命试图揭开更深层的盖子时，官方的处理逻辑似乎依然停留在“切割”上。

“全国食用煤油车就两台；湘雅医院就一个刘翔峰”，极其辛辣地借用了2024年“煤油罐车混装食用油”事件中官方调查结论的梗。当年面对全行业的潜规则，调查组仅认定极少数车辆违规。可以说，网民用这种类比，表达了对官方“将系统性崩坏降格为孤立个案”的彻底不信。

如果说刘翔峰是“恶魔”，那么罗帅宇举报材料中揭示的则是一个“魔窟”。当房间里发现一只蟑螂时，暗处往往已经挤满了蟑螂。

可是，在官方的叙事里，永远只有一只蟑螂，和两辆油罐车。

信任的崩塌标志着“塔西佗陷阱”在医疗与食品安全领域的闭合。民众不再相信任何“个别现象”的解释，因为在他们眼中，每一次“个案”的定性，其实都是对系统性腐败的又一次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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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这么说吧，这要是拉了一车猪，人家早想办法了。”

猪都不如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uQ9mT4UzJg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uly 7, 2025

7月初，受强降雨影响，K1373次列车在江西境内滞留长达数十小时。由于机车断电，全封闭车厢内的空调系统彻底瘫痪，空气稀薄且温度飙升。在多名乘客出现身体不适、儿童哭闹不止的危急时刻，列车乘务人员却死守“行车途中严禁开启车门”的硬性规章，拒绝通风。最终，绝望的乘客被迫砸碎车窗玻璃，才争取到了呼吸的权利。

2024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生猪运输管理技术要求》明白写着：只要运猪的车厢温度超过25℃，就必须加强通风降温。而到了人这里呢？

关于“生猪运输”的黑色幽默，虽然可能粗俗，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行政官僚体系内部的一套隐形算计。

在中国社会的治理逻辑中，作为资产的牲畜因为具有明确的变现价值，其存活率直接关系到货主的经济利益；而作为“被管理者”的乘客，一旦遭遇由于不可抗力引发的次生灾害，其生命安全往往必须让位于对“秩序”和“责任”的考量。

在列车员眼中，不开门是‘合规’，热死人是‘天灾’；而一旦开门导致有人跌落或秩序混乱，则是‘人祸’与‘事故’。这种宁可让活人憋死也不愿承担哪怕万分之一违规风险的免责逻辑，将封闭的车厢变成了一座移动的监狱。

关于该事件的讨论或许可以折射出个体在庞大国家机器面前被彻底物化的处境。正如文章所指出的，从“人矿”到“不如猪”，这种无奈的自嘲，背后是公众对自身紧急避险权长期遭到剥夺的深刻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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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当年对日本核废水那股寻求真相、深究责任、不依不饶的劲呢？去哪了？”

“最后一突开啊…”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w334UEKGHE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July 19, 2025

7月下旬，杭州主城区多地居民反映自来水出现类似“塑料味”、“化肥味”甚至“尸臭味”的异味。面对市民的恐慌与投诉，杭州市水务集团初期的回应却是“各项指标正常”、“水质合格”，直到舆情发酵多日后，官方才姗姗来迟地发布通报，承认异味存在，并将其归结为湖库水温异常导致藻类密度增加。

更令公众感到寒意的是，在水质真相尚未查明之时，针对言论的管控却先行一步。西湖分局迅速发布警情通报，对一名在网上称“水厂电缆掉进水里导致异味”的市民进行了行政处罚。

这种“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解决水质问题”的维稳惯性，激怒了众多网民。

有网友指出，“调查不影响查处”的逻辑就是一切要看大局，而事实及真相本身不重要。

上句说具体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即还没有最后的结论；这一句就确定了“粪水”说法是谣言，而且已经查处。他们的逻辑就是：调查不影响查处。可以边调查，边查处；也可以后调查，先查处；甚至可以不调查，只查处。查处了就查处了，大不了到后来情况有变，给他个烈士，但查处本身还是没错。所以，在通报艺术中，逻辑是不太重要的。有一点固然好，如果没有也无所谓，要看大局。

微博用户发出的质问揭示出了官方宣传叙事中的巨大裂痕。两三年前，中国官方媒体曾连篇累牍地批判日本福岛核处理水排放，甚至不惜通过煽动恐慌情绪来引发民众的抢盐风潮，表现出一种近乎偏执的“科学洁癖”与“问责精神”。

“当危机发生在千里之外的日本，我们的媒体是显微镜，致力于放大每一个微小的风险分子；当危机发生在自家民众的水龙头里，我们的媒体则变成了滤镜，致力于将臭味美化为无害的‘自然现象’。”

可以说，在当下舆论场之中，爱国主义往往被用作一种注意力的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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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一个从来不关心你的工作时间……的政府，却开始突然关心你工作有没有缴社保。”

不是你需要社保，是社保需要你。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6uidr9Knnk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August 9, 2025

8月，伴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风声鹤唳，中国各地税务部门开启了一场针对企业社保缴纳的“严查风暴”。在“金税四期”大数据的加持下，不仅是当下的漏缴，甚至连十年前的历史欠费也被要求一并清算。这一举措在经济寒冬中，让本就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中小企业与打工人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

行政效率的突然提升，却让公众感到极度的错位与讽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在落实《劳动法》方面表现得近乎隐形：

面对互联网大厂的“996”加班文化，面对遍地的拖欠工资现象，监管部门往往保持着“民不举官不究”的默契。然而，一旦涉及到填补社保基金亏空的征收环节，原本缺位的“守夜人”立刻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收税官”。

更令民众愤怒的，是至今仍未实质性打破的“养老金双轨制”。体制内的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长期享受着高额的退休金替代率（往往高达80%-90%），而企业职工的替代率却徘徊在40%左右。这种身份等级制的养老分配，让“强制缴费”变成了一种向体制内输血的劫贫济富。

“选择性关心”撕开了现代化中国的面纱。其实它并不关心作为劳动者的你是否过劳，只关心作为‘耗材’的你是否还能挤出最后的剩余价值。在财政吃紧，内需匮乏的当下，执法的目的不再是正义，而是汲取。

一个“汲取型政权”在经济下行周期的真实面目是清晰且明确的：在福利分配上是双轨的，但在压榨提取上却异常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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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为什么中国人到哪都不安全啊？”

“中国人到哪都不安全？”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Jt4utfcUqD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November 17, 2025

11月中旬，随着冬季旅游旺季的临近，简中互联网上再次掀起一波“国外水深火热”的叙事高潮。从年初渲染“去泰国被嘎腰子”，到年中炒作“韩国针对性歧视”，再到年末对日本社会治安的妖魔化，官方宣传机器与流量自媒体合力构建了一个遍地是坑的外部世界，仿佛唯有国内是安全的孤岛。

与此同时，一种独特的亚文化现象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蔓延。源于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一张旨在“警示日本不要玩火自焚”的战狼风格海报，因其夸张的视觉效果，被日本网民开发成了“中国外交部生成器”（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enerator）。

原本严肃、充满攻击性的外交辞令背景，被全球网民填充进“不想上班”、“今天吃什么”等生活琐事或梗图。这种解构不仅消解了战狼外交的威慑力，更让原本意在煽动民族情绪的政治符号沦为了国际互联网上的笑料。

然而，对于墙内的普通民众而言，全方位的恐吓式宣传带来了深层的认知失调。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感到“不安全”，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外部世界，还是出在特定的宣传导向与某种受害者心态的构建上呢？

讽刺的是，恰恰是在这个被宣传为“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看到了针对外国人乃至同胞的仇恨犯罪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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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我连当面道歉的机会都没有，就要亲手拆掉这个舞台。”

该道歉的另有其人…

#每日一语 pic.twitter.com/SIHIkNmeKG

— 中国数字时代 (@CDTChinese) November 29, 2025

11月底，日本天后滨崎步备受瞩目的上海演唱会在原定开演前夕突然宣布取消。尽管主办方给出的理由是惯用的“不可抗力”，但真正的阻力来自哪里，舆论心照不宣。“亲手拆掉这个舞台”，成为了中日民间交流在2025年最苍凉的年终注脚。

这可能并非一场单纯的演出事故，而是冰冷的地缘政治向文化领域蔓延的必然结果 。

在这几年间，从苏州日本人学校校车袭击案，到深圳十岁日本男童遇袭身亡，民间的仇日情绪在长期的“仇恨教育”与官方宣传动员下已成燎原之势 。

当局既需要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维持内部凝聚力，又恐惧任何涉及日本的大型群体性活动可能引发的“不可控”舆情或线下冲突。

于是，牺牲掉一场演唱会成为了维稳成本最低的选择。一边是外交辞令上空洞的“愿同日方加强交流”，另一边却是实体舞台的被迫拆除。这种精神分裂式的治理逻辑，让所谓的“中日友好”只停留在文件里。

我们或许可以说：那个被拆掉的舞台，象征着两国之间最后一点基于人性的、非政治的连接，也在高涨的敌意中轰然倒塌。

近两年来，不同省份相继更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进一步收窄一次性补缴的空间。在安徽，一些地方通知了补缴可能截止的消息；佛山市规定，于2025年3月1日起停止执行原一次性补缴政策；海南省明确将最后的窗口时间定在2025年12月31日。

根据这些政策，此前从未缴纳社保或中途断缴的农村居民，可一次性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过了截止时间后，首次参保已经超过45岁的，以及存在欠缴年度的，如果没有及时补缴，在60岁时无法满足累计缴费满15年，只能往后逐年续缴至65岁以满足年限。换句话说，就是要再“熬”5年。

这牵动了许多在异乡漂泊的年轻人的神经。在社交平台刷到信息后，他们开始紧张起农村父母的养老来。他们的父辈主要是1960年代或1970年代初出生的人，临近退休年龄，年轻时常年在外打工，因时代所限，没有被纳入完善的职工社保体系，有些连基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没缴纳过。

父辈从城市的缝隙穿行而过，年老时，沉重的现实压力转移到子女身上。这群年轻人希望能赶在“最后的窗口期”内，为操劳半辈子的老人按尽量高的档次补缴养老保险，让他们能在晚年有份保障。

今年春天，小妍偶然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消息：有省市已经停止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次性补缴。她赶紧去向安徽农村老家的基层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对方告诉她，大概率今年年底当地也会截止了。

最后的“窗口期”在即，小妍赶紧把给父母补缴社保的事儿提上了日程：她的父亲今年5月1日就满60岁，妈妈是明年3月。这些年，父母从未有过正式的、体面的工作，始终辗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做零工。虽然从2011年就开始缴纳社保，中间没有断掉，但之前许多年，父母都是按照最低档缴纳的，“个人账户里的钱很少。”小妍说，按照现行规则测算，他们最后能拿到的养老金非常微薄。

父母刚开始缴纳社保那会儿，小妍才刚上大学，对五险一金的重要性几乎一无所知。她只记得，那会儿家里要重新盖房子，经济上比较拮据，父母在这种没有即时性回报的“投资”上向来兴趣不大。

直到工作稳定后，最近四五年，小妍才开始接管了为父母缴纳社保的任务，每年为他们按照2000元的档次缴纳。之前每到缴费时，小妍会把钱通过微信转给村大队里一个负责社保事项的基层干部，对方缴纳至系统后，再把电子回执单发给她。

但同样年轻的基层工作人员对政策也不完全了解，小妍说，她是因为补缴的契机，钻研起当地社保政策的细则，又给区里的税务局打了咨询电话，才后知后觉错过了缴纳每年“子女资助”的6000元额度——而这部分一旦错过就不能再补缴了。

小妍能为父母提档补缴的部分，是每年额度上限的差额。算下来，如果去掉这些年父母账户里已经缴纳的部分，一次性提档补缴的话，每人大概还差7万块。（注：根据小妍提供的颍泉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测算表，年缴费档次分800元至6000元共9档，按照最高档缴纳，月养老金为844.06元）

但当小妍正式和弟弟、父母商议时，才发现沟通的成本比她想象中要高很多：家里没一个人同意。说服妈妈相对容易，她还在工作，没有脱离社会，对社保政策稍微了解一点，主要是心疼钱，“老人你让她一下子拿个几万块出来，她不舍得的。”

最顽固的是父亲，小妍说，谈判那段时间她和父亲吵了好几架。父亲心疼钱她能理解，但她受不了父亲话语间“自我放弃”的消极情绪。“他觉得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事故，还能活多少年，不确定能不能把本钱拿回来。”

小妍漂泊在上海，是一名中学老师，平时的工作压力很大，那段时间下班还要跟父亲打电话来回掰扯细节，帮他按照测算表算账，但无论怎么算，父亲总是不相信补缴是更划算的方式。

有次终于说通了，父亲同意补缴，很快又改变了主意，气得小妍哭了一场，跟父亲大吵一架：“我说爱缴不缴，我都不想理他了。”第二天，父亲像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给她打电话，说同意补缴。

小妍最终敲定方案：先给马上退休的父亲补缴，年底再帮母亲补，每人补缴7万，大家一起承担。老人自己出3万，剩下的4万，她和弟弟一人补贴2万。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官网，有网友关心养老金补缴截止日期。图源网络

她把为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帖子发到了社交平台，迅速获得了大量留言——几乎都是老家的年轻人们。大家的烦恼各不相同：有人在纠结父母职工社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怎么双轨合并；有人已经进入婚姻，双方4个老人都面临补缴的问题，资金压力巨大。但大家的态度相当统一：提档补缴是一定要为老人提前谋划的，不然到时子女养老压力大，能讲道理说服父母当然好，实在不行建议“先斩后奏”。

李晴在安徽省某市区人社局工作十多年，据她说，今年3、4月的时候，他们确实接到了通知，一次性补缴通道会在2026年1月1日停止，但很快这个通知又给撤回了，“也没有给我们解释，可能涉及的人群比较多吧。”另一位在阜阳市下辖基层地区社保窗口工作人员也提到，开会时领导提到年底将关闭补缴通道，但文件还没下来。即使如此，他们接到消息后还是“在各自然村微信群进行通知”。

但补缴即将截止的消息还是有迹可循，有县、市的官方账号也发布了相关通知。8月19日，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特别提醒”文章：我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政策即将调整，我县广大参保人员2025年以前存在断缴或2025年以前已缴费有意愿提高缴费档次的，请抓住窗口期，尽快完成补缴申报与缴费，以免政策调整影响缴费权益。

李晴观察到，今年到人社局办理补缴的人比往年多了很多，大家都担心错过最后的窗口期，因为以后“社保政策会越来越规范”。阜阳基层社保窗口工作人员说，他个人认为按照现行政策，提档补缴对群众来说算是一种福利，“哪怕你没领取养老金，账户余额也在以3.59的利率在增长，万一发生意外会全部退还外加一部分丧葬补助金。”

他说，能提早按最高档缴纳是最划算的：“以阜阳为例，基础养老金195元，按15年，最高档次6000元（缴纳），到退休大概在900元左右，当然这不包含子女资助部分，最终领取按照个人账户余额/139（月数）加当地基础养老金。”

顺利办完补缴后，小妍悬着的一颗心才安定下来。按照最高档6000元的缴费档次补缴满15年，老人养老金大概每月每人能拿到800多元。两个人加起来足够支付日常生活开销。

她习惯规划未来，补缴也是为父母年老时能减少些矛盾。“（以后）他们每个月都有固定到账的钱，不用伸手跟子女要钱了。”小妍说，如果今后她和弟弟各自成家有了小孩，每个月还要固定给父母钱，其实是不容易的。

而且，按照父母的个性，如果遇到难题，他们大概率也很难开口直接向子女要钱。“如果是政府每个月固定往里打钱的话，他们会活得更舒心、有底气一点。”

张衡为妈妈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最直接原因是，想让她年老时，和拿职工养老金的爸爸比起来没那么大的落差，关系更“平衡”一点。张衡的爸爸在深圳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多年，虽然只是普通工人，但也顺利、持续地缴纳了15年社保，目前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每个月能拿到接近2000元的退休金。如果妈妈不做提档补缴，最后的月养老金大概只有200元左右，和爸爸差距悬殊。

“我不想让我妈找我爸要钱，不要伸手讨，让她为难。”张衡说，他早在2023年的时候就关注过湖南省补缴社保的政策。那年春节回乡，他特意到当地的人社窗口询问，工作人员告诉他，要到60岁退休当年才能办理，但当时妈妈年纪还差一年。

●图源东方IC

第二年春节时，张衡已经在国外工作，回家的时间短暂，就拜托离家近的姐姐去跟进了整个流程。补缴需要8万多，除了妈妈补贴的几千块，全部由他来出。两个姐姐都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他不好意思开口让姐姐分担，“说实话钱也是从她们老公那来，我也不是很想让她们去要这个钱。”

张衡2019年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企业和体制内工作过几年，补缴养老保险的钱几乎是他工作后的全部存款。

他希望尽可能让父母晚年生活安稳些，但张衡说，父母好像并不“满足”，只要他一天不结婚，他们就还想再多干活，多攒点钱。“我觉得你赚再多的钱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点钱在澳洲一点消费能力都没有。”

和很多保有传统观念的家长一样，张衡的父母也将他成家立业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们在县城提早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为他结婚做准备。今年过完春节回澳洲前，张衡建议父母赶紧脱手，县城的房子没什么上涨的可能了。“我宁愿他现在把房子卖掉，也不愿意他继续再交房贷了。你就可以回农村老老实实待着，享受你的退休生活。”他说，自己不一定会结婚，也大概率不会回国工作。

在生活发生不可控的变动前，阿闪对自己的人生有清晰的规划：“多大之前结婚，婚前攒一笔钱给父母，婚后多久要宝宝，都会考虑好。”为父母补缴社保原本不在计划内，直到失业、怀孕同时到来，她的生活产生剧烈变动，阿闪才动了补缴的念头，她“不确定以后有没有资金和精力去顾父母”。

之前，她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并不了解，只知道农民一年会有一两千块的养老金，一直以为是国家补贴。去年年底了解完政策，她就赶紧联系村干部，为父母两人都办理了补缴。按照次高档5000元每年的标准提档补缴，算下来两个人一共要补缴接近15万元，阿闪拿出自己存的应急钱补上了。

阿闪家里姐妹三人，当她提出为父母补缴养老保险时，两个姐姐都不同意，“她们对政策不了解，怕钱有去无回”，她就一个人承担了所有费用。后面二姐支持了2万块，但话里话间还是有顾虑，“二姐会反复问，这个有没有人缴，钱缴到哪里？有没有人拿到钱？从哪个途径交，靠不靠谱？”阿闪干脆把钱退给了她。

不过，了解完政策的细则后，姐姐们都转变了态度，打算过年把钱分摊给阿闪。大姐甚至开始操心起自己的养老保险来，前段时间还在问阿闪流程的事，也想为自己补缴一下。“对姐姐而言也算有所突破了”，阿闪说。

对许琪来说，为父母补缴社保，更像是一种给自己的安慰，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买单。“我怕我后续有什么变故的情况下，可能连几百块都掏不出来，我买的是一个安心。”

和很多老人一样，她的父亲也是执拗拒绝的那个，连理由都高度相似：政策是变换的，相当于存钱，万一人没了，钱没领到，实在很亏。今年国庆，村里的一个60多岁老人，去喝喜酒时忽然猝死，爸爸心有余悸，拿这件事作为拒绝补缴的“盾牌”，“他说你看到没？生命就是这么无常。”

许琪的父亲60多岁，和很多农民工一样，他年轻的时候也参与过城市化的建设，去过广东工厂打工，也在家乡做过服装生意。但由于不断流动，当年的工厂也没有完善的制度规范，他没能持续缴纳职工社保。直到许琪大学毕业前不久，父母才彻底回老家来生活。

“可能对于我父母那个时候而言，他们也没什么路可以走，哪（条路）更挣钱就在哪一个。”目前，父亲做门窗相关的小生意，妈妈没有稳定工作，兼职做一些零活，去村里人家酒席上帮忙做饭、洗碗。

为了说服父亲，许琪让他去问身边人，“他的朋友不可能没有一个补缴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当地农村，大多数老人真的没补缴，基本都和父亲一个想法，“怕自己拿不到，活不了那么长。”只有小部分是子女直接帮忙补缴的。另外，除了观念不普及，钱本身也是难题。许琪说，比如一年4000元一档，并不是最高的，但很多农村家庭拿出这些钱是困难的。而且老人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缴纳，线上操作特别麻烦，“他本能就会去逃避这个麻烦。”

许琪最终也没能说服父亲，如果直接给他补缴，他可能会一直惦记着这些钱。今年国庆，她为母亲补缴了近6万元，父亲没有阻拦。

●图源东方IC

根据安徽师范大学的仇凤仙教授对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的调研，他们打工超过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不到5万元，钱都用来供孩子上学、成家。

养老观念冲突之外，像许琪父亲这样的大龄农民工都经历了相关政策变动与完善期，现实存在的城乡差异、对信息的滞后导致他们对补缴的迟疑。

大龄农民工对养老的焦虑也催生出“灰色”市场。由于以城镇职工身份参保，退休后能拿到的养老金更高，有些人通过有门路的“中介”挂靠代缴职工社保，在2022年新版人社部《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施行后，社保挂靠代缴被全面叫停，一系列案件浮出水面，这群老人的养老金也停发了。

根据《财新》报道，一起案件中，至少有超过百名重庆籍参保人通过挂靠代缴的方式在一家从未工作过的公司补缴了职工养老保险费，“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没有固定工作，有的在家带孩子，有的打零工，有的做小生意。在他们的讲述中，并不清楚‘串串’是如何办理的挂靠，事情败露后才知晓大致模式。”

事实上，像张衡父亲这样，在2000年左右南下广东做建筑工人，却能找到国营工厂的机会，有正规的社保缴纳，享受到城市的退休待遇，算非常幸运的。连张衡都感慨，“尤其是前些年，制度还没那么完善，能这样执行下来的工厂就更少了。”大部分大龄农民工像潮汐一样退回农村，但迫于生活，又再出来打零工，要完成对下一代的托举。

小妍爸爸身体不好，今年已经住了几次院，小妍说，爸爸的肺、肾都有问题，身体零件的损耗相当严重，目前只能留在村里给人做点零工。

小妍的妈妈一个人在外地打工挣钱。最近几年，妈妈在多个行业间流转：早些时候去过工厂，由于手指关节留下类风湿的毛病，僵硬疼痛，没办法长期做工，又去给人在工地做零散的体力活。但这两年工地对工人年龄开始有限制，妈妈显然不占优势。城市里留给她的岗位又少一个。

小妍说，目前妈妈在做家政，给人家打扫卫生。妈妈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态度“自力更生”，在她朴素的价值观里，人永远要自食其力，即使到了退休年纪，她也从没想过去依赖一份政府按时发放的养老金。小妍说：“她想趁现在还能干活的时候多干点，攒点钱。”

如果为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言，那或许是对长寿的热切期待——许多人在社交媒体发帖分享，自从补缴后，父母说自己一定要活得久一点，活到80多岁，把钱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