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叙事，尚待争夺。

今年9月，中国举行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阅兵仪式。礼袍鸣响，战机、导弹和踏着正步的军队在天安门广场亮相，彰显着军事力量和不断扩大的全球影响力。

同时传递的还有一种关于二战的具体叙事，将中国塑造成战胜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核心力量。在这个版本中，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时所言，北京与莫斯科是“主要战胜国”。

此后中国屡次援引二战历史，不仅出现在习近平与特朗普的通话中，也出现在与欧洲官员的互动里。其论述总是以打败法西斯主义和保护战争成果为中心。但其中隐含的信息是，日本是历史上的侵略者，应该被警惕对待——日本最近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它将进行军事干预。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二战叙事。但塑造战后秩序的主要是西方对这场战争的叙事——谁获胜了，为什么而战，以及教训是什么。

如今，这种秩序正在瓦解。随着中国等国家地位和实力的增强，它们正在利用部分力量来提出自己的历史版本——这可能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

为什么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叙事至今仍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正如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对我说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战争”，但对许多人来说，矛盾的是，它成了“战争本身的定义”。

世界各国都经历了同样的事件。但方式各不相同。比弗说，所有这些各自的叙述从未真正融合为一体。如今随着世界力量格局变迁，我们看到争夺历史话语主导权的竞争愈发激烈。

对于那些打败纳粹德国及其盟友（包括日本）的国家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史诗般的正义与邪恶之战。这些国家在定期纪念活动和学校课程中大量讲起这段历史，将人们团结在国旗之下。

战败国与那段历史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但也仍然定义着这些国家。德国战后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与赎罪有关。在日本，国家是否已充分道歉、是否应该正式放弃战后被迫采取的和平主义立场仍是当代政治中的热点议题。

德国和日本仍然是西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流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成为美国战后联盟体系的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在二战中失去约2400万人的苏联和约2000万人的中国在许多西方报道中并不总是占据突出地位。

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它在希特勒的东线战场上做出的牺牲更值得赞扬。中国近期推动提升其在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与俄方诉求相呼应——尽管许多史学家认为，最终退守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在二战中发挥的作用大于共产党。

这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讨论。关于历史的争论总是关于如何塑造现在。

西方国家经常使用适合自己的二战典故：布什政府把9·11事件比作珍珠港事件，把萨达姆·侯赛因比作希特勒。一位支持英国脱欧的活动人士将离开欧盟比作英国士兵从法国敦刻尔克撤离。

中国对西方领导人援引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试图让他们对日本的认知向中国版本靠拢：日本是一个有侵略历史、因而对邻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

比弗告诉我，支撑美国领导的战后世界秩序的叙事是，美国将欧洲从法西斯主义手中解放出来，并赋予欧洲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由此产生了旨在促进民主和自由贸易的国际机构（以及军事干预）。

但中国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为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的一部分，最终应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统一而告终——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一承诺尚未实现。他说，从这个叙事中，衍生出一套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假设，从“主权”的定义到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应对日本的重新武装。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正在转变。但80年过去了，这场战争本身仍然是许多国家认同的核心。我们正在进入战后时代，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争论一直伴随着我们。

高市早苗的当选是一个里程碑时刻。日本上一次由女性领导还是1771年，当时在位的是后樱町天皇。

高市早苗的当选意味着七国集团如今已有两位女性国家领导人。她与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并肩而立。在她们之前还有三位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特蕾莎·梅和利兹·特拉斯，以及德国的安格拉·默克尔、加拿大的金·坎贝尔和法国的伊迪丝·克勒松。

注意到这个群体的共同点了吗？

除了执政不到一年的社会党人克勒松，其他所有七国集团女性领导人都来自右翼。

全球女性领导人最核心的共同点是：数量极少。

由于人数稀少，且这些女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当选，难以总结出规律。每个人的崛起都离不开独特的背景环境。

这些女性的政治立场也各不相同：主张接纳移民的中右翼人士默克尔与推动移民限制的高市早苗和梅洛尼截然不同。

并非所有女性领导人都来自右翼。放眼七国集团之外，不难找到左翼政府首脑的例子，比如墨西哥总统克劳迪娅·谢恩鲍姆和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

尽管如此，在G7这个工业化国家集团中，自由派政党始终未能推出赢得选举的女性领导人，这多少有些令人困惑。在美国，两位最接近总统职位的女性都是民主党人，却均以失利告终。在英国，工党从未选出过女性领袖。

这可能有些反直觉。通常情况下，是左翼明确倡导女性参政，往往通过性别配额等机制实现——如今全球约半数国家都设有此类配额。而右翼大多对这类措施表示反感，梅洛尼本人就明确反对。

高市早苗曾谈及日本政坛女性的孤独感，但她同时支持的某些立场在批评者看来反而阻碍女性发展。她反对修改要求夫妻同姓的法律，还支持保留日本皇室的男系继承制度。

我采访的专家提出，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因素在相互作用。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比较政治学教授皮帕·诺里斯表示，主要由左翼政党推动的女性参政浪潮具有传染性——不仅在国家内部，甚至跨越国界。

政坛中的女性越多，女性跻身领导层的可能性就越大，无论她们属于哪个政党。

德国社民党于1988年推行性别配额制，这给保守党带来压力，促使其在选举名单中纳入更多女性。在随后的选举中当选联邦议院议员的就包括年轻的安格拉·默克尔。

一个研究现任及前任女性政治领导人的网络的创始人西尔瓦娜·科赫-梅林表示，仔细观察每位女性的个人崛起之路，确实能发现一些规律。

许多早期女性领导人都是在政治危机中以局外人身份掌权的。撒切尔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陷入经济和政治动荡时崛起；默克尔在21世纪初的腐败丑闻后赢得党内领导权；特蕾莎·梅则在脱欧公投后的混乱局面中成为领袖。

如今，政治危机已成为常态。

这既助长了强硬右翼的崛起，又为那些能标榜自己与前任不同的领导人提供可信度。而角逐那些此前几乎由男性垄断职位的女性本质上就是局外人。

梅洛尼的当选发生在后贝卢斯科尼时代充斥男性荷尔蒙的十年混乱之后——这期间意大利换了六位总理。在法国，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势力成为最受欢迎的政治力量，而该国在不到一年内就换了四届政府。在日本，铁娘子乐队歌迷、业余鼓手高市早苗击败四位男性当选自民党领袖，接手了这个支持率下滑的政党，日本本身也正面临顽固的经济停滞。

右翼女性的崛起颇具看点，但也可能是短暂的。近几十年来，议会女性人数的稳步增长是助力右翼女性掌权的因素，如今这一增长已陷入停滞。另一方面，法国定于2027年举行下一次总统大选，而勒庞的支持率持续领先对手。

本周，大约370名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在北京开会，制定中国的下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将讨论家庭支出、老年护理和机器人等问题。我和我的同事、报道中国逾20年的资深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谈了谈，探讨一个虽未列入议程却牵动无数人心的问题：谁将是习近平主席的接班人？

毛泽东执政直至82岁逝世，当时他因病已无法胜任。其继任者邓小平推行了国家主席两届任期制。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又增设了高层官员强制退休年龄——最初定为70岁，后降至68岁，但为自己破了例。

习近平将这两个规定都取消了。他今年72岁，比特朗普总统（79岁）和俄罗斯总统普京（73岁）都年轻。储百亮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这个他所称的“禁忌问题”。

我很相信会是他。

如果我们研究习近平的言论和政策，会发现其中展现出中国在2035年及更远未来的雄心与愿景。这释放出一个信号：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希望继续留任。

没有。这是中国政治的禁忌之一。他不会谈论这件事。没有人真正谈论它。但人们会研究字里行间的意思。目前中央领导层中尚未出现可能接替习近平的人选。

让接班人到位需要数年的时间，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正确的经验，承担正确的任务。鉴于我们没有看到较为年轻的人士担任这些关键职位，我们可以推断这个过程还没有开始。习近平甚至还没有开始在棋盘上布局。

其中一部分原因无非是政治上的盘算，跟其他地方并无不同。一旦指定继任者，人们的注意力甚至忠诚度就会开始转移。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完全是自私的考量，但习近平深信自己是注定的领袖，在机遇与危机并存的时代担当大任，肩负着确保中国与共产党存续发展的使命。理解这种历史使命感，方能真正理解习近平。

从某些方面看，习近平的做法打破了他的最近几位前任开始形成的模式。胡锦涛和江泽民都在执政约十年后卸任——江泽民的任期稍长。（习近平自2012年末执政至今。）

胡锦涛鼓励这样一种观点，即虽然中国没有民主化，但现代化进程也让中国变得更倾向集体领导，更受规则驱动，更加可预测。他极度注重实现干净利落的权力交接，而他的继任者恰好是习近平。

习近平上台后，其立场逐渐明朗：他认为集体领导制是错误的——这种模式助长了党内派系斗争、腐败现象、对中央领导人的不敬，最终损害了党的根本利益。因此习近平回归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不受约束的中央集权领导模式，形式有所不同。但这种模式使权力交接变得更为复杂。

目前习近平权力如此之大，似乎短期内没有卸任的迹象。

但假设五年或十年后，体制内人士可能会开始更多思考这种安排的长期稳定性，并质疑习近平推迟权力交接是否在埋下动荡的种子。终有一天，习近平的年龄将迫使官员们正视这个问题，即便他们无力改变现状。届时不同潜在接班人阵营之间可能出现权力角逐。

习近平细致研究过苏联历史。他把苏联的垮台归罪于选错了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结果证明他是一个修正主义的改革者。

但是，虽然中国的领导层确实在变老，但它还远不是一个完全的老人统治。领导层正在培养和提拔出生于70年代的干部。有一些40多岁甚至30多岁的年轻官员身居省级和市级要职。

这表明高层意识到需要代际更替——当然，这不适用于习近平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