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的时间里，苹果公司一直在开发这个代号为“紫色2”(Purple 2)的项目，同样的一些问题在项目的每个阶段反复浮现：怎样才能彻底颠覆原有的“手机”概念？怎样才能设计出一款质量最上乘——比如说，带有不会划花的屏幕——的手机，同时确保公司能以足够低廉的成本迅速推出数以百万计的产品、由此赚取丰厚的利润呢？
几乎是在每一次讨论当中，问题的答案都出现在美国之外。iPhone的组件虽然因型号而异，所有的iPhone却都包含着数百个零件，在海外生产的零件估计占总数的90%。高科技半导体来自德国和台湾，内存来自韩国和日本，显示屏和电路板来自韩国和台湾，芯片组来自欧洲，稀有金属来自非洲和亚洲，组装的地点则是中国。
创业之初，苹果公司通常只会在自家后院里寻找代工厂。举例来说，该公司于1983年推出了个人台式电脑Macintosh，数年之后，乔布斯先生曾经吹嘘它是“真正美国制造的机器”。1990年，乔布斯先生还在打理后来被苹果收购的NeXT公司。当时他曾经告诉一名记者，“我为我们的电脑自豪，同样为我们的工厂自豪。”迟至2002年，苹果公司的高层都还会时不时地开车往总部的东北方向走上两个小时的车，到加州的埃克格鲁夫(Elk Grove)去视察公司的iMac工厂。
然而，进入2004年的时候，苹果公司已经把大部分的生产工作转到了国外。主导这一决策的人是苹果公司的运营专家蒂莫西·D·库克(Timothy D. Cook)。去年8月，乔布斯先生去世六周之前，他接替乔布斯先生当上了苹果的首席执行官。2004年的时候，大多数美国电子公司已然转向海外，正在挣扎求生的苹果公司由是认为，自己必须用上所有的有利条件。
亚洲之所以诱人，部分原因是那里的半熟练工人比较便宜。不过，吸引苹果公司的并不是这一点。对于高科技公司来说，支出的大头是零件采购和管理来自数百个公司的组件及服务供应链，与之相较，人力成本可谓微不足道。
一名苹果公司前高管说，按照库克先生的看法，聚焦亚洲的决策“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亚洲的工厂“扩大或缩小规模的速度比较快”，与此同时，“亚洲的供应链也比美国强”。这名前高管说，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在这一阶段，我们没法跟别人竞争”。
2007年，乔布斯先生提出关于玻璃屏幕的要求之后，上述条件的优越性立刻变得一目了然。
多年以来，手机生产商一直不愿意使用玻璃屏幕，因为它需要精确的切割和打磨，达到标准的难度非常之大。苹果公司已经选定美国的康宁公司(Corning Inc.)来生产大块的强化玻璃板。然而，要想把玻璃板切成数以百万计的iPhone屏幕，那就得找到一家空闲的切割工厂、数百块实验用的玻璃板以及一大帮中级技师。光是准备工作就得消耗一大笔资金。
就在这时，一家中国工厂跑来投标，要求承揽这项工作。
苹果的考察小组赶到那家中国工厂的时候，厂主们已经开始兴建新厂房了。一名前苹果公司管理人员回忆，厂长的解释是，“这是在提前做准备，免得你们的订单让我们措手不及”。此前中国政府已经承诺为许多产业提供成本补贴，那家玻璃切割工厂也从中分了一杯羹。他们有一间装满玻璃样品的仓库，可以向苹果公司提供免费样品。厂主们还答应提供技师，几乎不需要费用。他们已经建起了厂内宿舍，员工可以24小时随叫随到。
那家中国工厂拿到了订单。
另一名前苹果高管说，“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需要1000个橡胶垫圈吗？隔壁就有这样的工厂。需要100万个螺丝钉吗？厂子就在一个街区之外。需要对螺丝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吗？三个小时就可以办到。”
走进“富士康城”
距那家玻璃厂8小时车程的地方是一大片俗称“富士康城”(Foxconn City)的建筑，iPhone的装配线就在那里。在苹果管理层看来，富士康城进一步证明了一个事实：中国有能力提供比美国同行更好的工人，勤勉的态度也超过美国。
原因在于，美国根本找不出像富士康城这样的东西。
这片厂区有23万员工，其中许多人都是每周工作6天，一天的工作时间经常会达到12小时。超过四分之一的富士康员工住在公司的宿舍里，许多工人的日薪都不到17美元。一名苹果管理人员曾经在换班的时候进入工厂，他的轿车卡在了川流的员工之中。“这样的规模真是难以想象，”他说。
富士康雇了将近300名保安来引导步行的人流，免得工人堵在门口的狭窄区域。厂区的主食堂平均每天消耗3吨猪肉和13吨大米。厂房虽然一尘不染，附近的茶馆里却弥漫着烟雾和臭烘烘的烟草味道。
富士康科技公司(Foxconn Technology)在亚洲、东欧、墨西哥和巴西拥有数十家工厂，组装的电子消费品估计占世界总量的40%，客户都是亚马逊(Amazon)、戴尔(Dell)、惠普(Hewlett-Packard)、摩托罗拉(Motorola)、任天堂(Nintendo)、诺基亚(Nokia)、三星(Samsung)和索尼(Sony)之类的公司。
詹妮弗·瑞格尼(Jennifer Rigoni)担任苹果公司全球供需经理至2010年，但却拒绝谈论自己的工作细节。她说，“他们可以在一夜之间雇来三千人。哪家美国工厂能在一夜之间雇来三千人、说服他们住进宿舍呢？”
2007年中期，做了一个月的实验之后，苹果公司的技师最终拿出了一个完善的办法，可以把强化玻璃板切割成适合iPhone的屏幕。据一名前苹果公司管理人员所说，夜深人静的时候，运送第一批玻璃屏幕的卡车才抵达富士康城。各位工头立刻叫醒了数千名工人，工人手忙脚乱地穿上制服——男制服是黑白衬衫，女制服则是红色——迅速排成队伍，开始手工组装手机。不到三个月，苹果公司就卖出了100万部iPhone。那之后，富士康又组装了超过2亿部iPhone。
富士康在声明当中拒绝对具体的客户发表意见。
该公司在书面声明当中宣称，“本公司招募的所有员工都签有列明各种条款及工作条件的合同，受到中国劳动法的保护。”富士康“认真履行对员工的责任，努力为百万有余的员工提供安全有益的工作环境”。
富士康对那名前苹果管理人员讲述的一些细节提出了异议，并在书面声明当中指出，所谓的午夜班根本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为不同班次员工的工作时间制定了严格的规章，所有的员工都有电子计时卡，根本不可能在规定班次之外的时间进厂工作。”公司还说，所有班次要么是从早上7点开始，要么就是从晚上7 点开始，如果有所变更，公司会提前至少12个小时通知员工。
接受采访的时候，富士康的员工对公司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对苹果公司来说，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有利条件是中国可以提供大量技师，数目令美国望尘莫及。按照苹果管理层之前的估计，生产iPhone最终要用到20万名装配线工人，需要大约8700名工业技师来承担监督和指导的职责。苹果公司的分析师预计，要想在美国找到这么多的合格技师，所需时间将会长达9个月。
到了中国，这件事情只花了15天的时间。
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副教务长马丁·施密特(Martin Schmidt)说，苹果之类的公司“宣称，在美国建厂的难点在于寻找技术工人”。这些公司还说，具体说来，他们需要的技师应该受过超过高中生的教育，但又不是非得拥有学士学位。管理人员们坚称，这种层次的技师在美国非常难找。施密特先生说，“这样的工作相当不错，美国却找不出足够的人来填补这些空缺。”
iPhone具有一些美国独有的特色，软件就是其中一例，与此同时，它新颖的营销手段也基本上源自美国。不久之前，苹果公司在北卡罗莱纳建立了一个耗资5亿美元的数据中心。用于iPhone 4和4S的关键性半导体由韩国的三星公司提供，产地则是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丁(Austin)的一家工厂。
但是，以上这些设施并不能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举例来说，苹果的北卡罗莱纳中心只有100名全职员工。据估计，三星的奥斯丁工厂也只有2400名工人。
让-路易斯·卡西(Jean-Louis Gassée)曾经负责苹果公司的产品开发和营销，于1990年去职。他说，“即便手机销量从100万部增加到了3000万部，你也用不着更多的程序员。包括Facebook、谷歌和推特(Twitter)在内，所有的新公司都尝到了这种甜头。他们不断成长，但却不需要雇用太多的人。”
在美国生产iPhone会增加多少成本，相关的数字很难估算。不过，按照多位学者和制造业分析师的估计，由于人力成本对高科技制造业来说微不足道，支付美国标准的薪金会让每部iPhone的成本增加至多65美元。鉴于苹果公司从每部手机收获的利润往往可以达到数百美元，从理论上说，即便在美国生产手机，苹果公司依然可以得到相当不错的收益。
然而，这样的分析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原因在于，在美国生产手机的条件远不只是雇用美国人那么简单，还意味着要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进行调整。苹果管理层认为，美国就是没有那么多符合公司需要的工人，也没有速度够快、灵活性够大的工厂。康宁公司之类的苹果合作方也宣称，他们必须走向海外。
苹果公司的玻璃订单让康宁公司设在肯塔基州的一家工厂获得了新生，时至今日，用于iPhone的大部分玻璃仍然产于此地。iPhone大获成功之后，康宁公司从急欲模仿苹果设计的各家公司那里接到了一大堆订单。它的强化玻璃年销售额增长到了7亿美元以上。为了满足新起的市场需求，公司雇用了或说是保留了大约1千名美国员工。
不过，随着市场的扩张，康宁公司已经把大部分的强化玻璃生产任务转到了位于日本和台湾的工厂。
康宁公司副主席兼首席财务官詹姆斯·B·弗罗斯(James B. Flaws)说，“我们的客户来自台湾、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我们固然可以在美国生产玻璃，然后再用船运过去，航程却长达35天。我们也可以改用空运，可空运的费用是海运的10倍。既然如此，我们就把玻璃厂开在了那些组装厂的隔壁，那些组装厂都在国外。”
161年前，康宁公司在美国诞生，时至今日，它的总部依然位于纽约州北部。理论上说，公司可以把所有的玻璃生产任务放在国内。但是，弗罗斯先生说，这就“需要对整个行业的结构来一次全面调整。电子消费品行业已经变成了亚洲的独门生意。身为美国人，我对这种状况感到担心，可我没办法阻止这样的势头。亚洲已经取代了美国在过去40年当中的地位。”
中产阶级工作萎缩
第一次踏进加州埃克格鲁夫那家苹果工厂的时候，埃里克·萨拉戈萨(Eric Saragoza)恍然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处工程技术的仙境。
当时是1995年，这家邻近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工厂雇用了超过1500名工人。厂房里面就像是一个万花筒，有各式各样的机械手，有承载着各种电路板的传送带，最后还有处于各个装配流程的花花绿绿的苹果电脑。身为技师的萨拉戈萨先生在厂里的地位迅速攀升，很快就进入了负责诊断产品问题的精英团队，薪水也增加到了5万美元。他和妻子生了三个孩子，还买了一幢带游泳池的房子。
他说，“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的学总算是没有白上。我早就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会做东西的人。”
与此同时，电子产业却起了变化。由于产品销势每况愈下，苹果公司正在奋力进行自我改造。萨拉戈萨先生入职几年之后，他的老板谈起了加州工厂相对于海外工厂的劣势：刨去原材料不算，在埃克格鲁夫生产一台售价1500美元的电脑需要22美元的成本，在新加坡生产的成本是6美元，台湾则是4.85美元。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工资，而是仓储之类的成本，以及工人完成活计的速度。
萨拉戈萨先生说，“老板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每天工作12个小时，星期六也得上班。可我是个有家有口的人，还想看我的孩子们踢足球呢。”
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会让一些工作变化或者消失。美国经济先是从农业转型为制造业，然后又转入其他产业，在此期间，农夫变成了钢铁工人，跟着又变成了推销员或者中层管理人员。这样的转变带来了许多经济效益，总体说来，即便是没有技术的工人也可以通过每一次的转变获得更高的工资，获得更大的上升机会。
然而，经济学家们指出，过去20年当中，某种更为根本的东西发生了改变。中等收入的工作开始消失。今天的新工作过多地集中于餐馆职员、接线员、医院护理人员和临时杂工之类的服务性岗位，这些岗位提供不了多少升入中产阶级的机会。对于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
即便是拥有大学学位的萨拉戈萨先生也抵挡不住这样的势头。刚开始，公司把埃克格鲁夫工厂的一些日常工作交到了海外，萨拉戈萨先生没有在意。接下来，人工智能设备把苹果公司变成了一个未来主义风格的游乐场，也给公司管理层提供了用机器取代工人的机会。公司把一部分的问题诊断工作交给了新加坡。管理工厂库存的中层纷纷下岗，原因在于，公司突然发现，有那么几个连着网的人就够用了。
萨拉戈萨先生身价太高，没法安排不需要技术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又不具备担任高层管理人员的资质。2002年的一次夜班之后，上头把他叫进一间小办公室，辞退了他，然后就让人送他出厂。他教了一阵高中，跟着又尝试重返科技行业。然而，到那个时候，曾经帮助该地区赢得“北方硅谷”美名的苹果公司已经把埃克格鲁夫工厂的大部分改造成了一个售后服务电话中心，新员工的时薪通常只有12美元。
硅谷倒是有工作机会，只可惜都没有变成现实。萨拉戈萨先生现年48岁，家里已经有了5个孩子。他说，“他们真正想要的是30来岁、没有孩子的人。”
找了几个月工作之后，他产生了绝望的感觉。就连教书的工作也已经无处寻觅了。于是乎，他在一家电子行业临时工介绍所找了个工作，苹果公司雇那家介绍所来检修退回的iPhone和iPad，然后再把机器还给顾客。萨拉戈萨先生每天都要开车去他曾经担任技师的那座大楼，在那里擦洗数以千计的玻璃屏幕、插入耳机以测试音频接口，时薪10美元，没有福利。
苹果公司的发财日子
苹果公司的海外业务及销量膨胀之际，公司高层也大发其财。上一个财政年度，苹果公司的收入高达1080亿美元，超过密歇根、新泽西和马萨诸塞三州预算的总和。2005年拆分股份之后，苹果的股价已经从45美元左右涨到了427美元以上。
一部分的财富落到了股东手里。苹果股票是股东最分散的股票之一，高涨的股价让数百万个人投资者、401(k)基金和养老基金从中受益，也让苹果的工人发财致富。上一个财政年度，除了工资之外，苹果的员工和经理还得到了总值超过20亿美元的股票，兑现或生效的股票及期权总值也达到了14亿美元。
不过，最大的受益者通常都是苹果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去年，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先生获得了将在10年之内逐步生效的大量赠与股，按现在的股价计算，这些股票的价值是4.27亿美元。除此之外，他的薪水也涨到了140万美元。苹果公司的证券披露材料显示，2010年，库克先生的薪酬包总值为5900万美元。
一名与苹果公司关联紧密的人士宣称，苹果员工的薪酬是合理的，部分是因为苹果公司为美国乃至全世界创造了如此庞大的价值。随着业务的发展，公司已经扩大了国内员工的规模，包括从事制造业的员工。去年，苹果公司在美国的雇员增加了八千人。
其他公司纷纷将电话中心迁往海外，苹果公司却把自己的电话中心留在了美国。某消息来源估计，苹果产品的销售已经促使其他公司雇用了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举例来说，联邦快递(FedEx)和UPS宣称，由于苹果产品带来的巨大运输量，他们都为美国人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过，两家公司都不愿意提供具体的数字，说是需要得到苹果公司的许可，与此同时，苹果公司拒绝提供这样的许可。
苹果公司的一名现职管理人员说，“我们雇用中国工人的做法无可指责，因为美国已经不能提供我们需要的人才了。”
除此之外，苹果方面的消息来源说，公司已经为美国人创造了大量的好工作，有的岗位是在苹果的零售店里，还有的是在销售iPhone和iPad应用软件的商家那里。
做了两个月iPad测试工作之后，萨拉戈萨先生辞了职。按他的盘算，与其忍受这么低的薪水，还不如把时间用来寻找别的工作。不久之前的一个十月夜晚，萨拉戈萨先生坐在自己的苹果笔记本跟前，又在网上发了一轮简历。与此同时，半个地球之外，一位女士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这位女士名叫林丽娜（音译），是PCH国际公司深圳分公司的项目经理，该公司与苹果等电子公司签有合约，负责协调配件生产，比如iPad玻璃屏幕的保护套。林女士不是苹果雇员，但却为苹果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林女士的工资略少于萨拉戈萨先生受雇于苹果时的工资。通过看电视和中国一所大学的教育，她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每个月，她和丈夫都会把四分之一的工资存入银行。夫妻俩住在一套108平方米的公寓里，同住的还有儿子和姻亲。
“工作机会多得很，”林女士说，“尤其是在深圳。”
创新浪潮的输家
去年，奥巴马先生与乔布斯先生及其他硅谷高管的那场晚宴临近尾声的时候，所有人都起身准备离开。一群想要合影的人围在了总统身边，乔布斯先生身边也围起了一群规模略小的人。关于他病情恶化的流言已经传开，有些人希望跟他合个影，没准儿是最后一次了呢。
到最后，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按照一名旁观者的叙述，乔布斯先生对奥巴马先生说，“我并不为国家的长远前途担心。这个国家棒极了。我只是担心，我们关于解决方案的探讨不够彻底。”
举例来说，晚宴过程之中，各位高管曾经建议政府修改签证政策，为各家公司雇请外国技师打开方便之门。有些人敦促总统给各家公司一个“税负假期”，好让他们把海外利润转回国内，同时还说，他们会用这些利润来创造工作机会。乔布斯先生甚至提出，如果政府愿意协助培训美国技师的话，有朝一日，苹果兴许会把一部分高技能制造业务迁回美国。
经济学家们就以上及其他一些措施的效用争论不休，同时指出，有些时候，意料之外的发展会为步履艰难的经济带来转机。举例来说，分析师们上一次为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而揪心的情形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那个时候，互联网几乎还不存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平面设计学位会迅速成为一个精明的赌注，与此同时，电话修理却会变成一个没有前途的专业。
不过，美国能不能把未来的技术革新变成千百万个工作机会，眼下还是个未知之数。
过去10年当中，太阳能、风能、半导体制造以及显示技术方面的技术飞跃已经带来了数以千计的工作机会。这类产业有许多都是发源于美国，由此而来的大部分工作机会却落到了国外。各家公司纷纷关闭在美国的大型设施，为的是在中国重新开张。公司管理层的说辞是，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跟苹果争夺投资者。要是增长速度和利润率赶不上苹果的话，他们就无法生存。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劳伦斯·凯茨(Lawrence Katz)说，“新的中产阶级工作机会终将出现。可是，那些40多岁的人具备赢得机会的技能吗？他们会不会被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抢在头里、再也无法回到中产阶级的行列呢？”
来自多个产业的管理人员纷纷表示，乔布斯先生之类的商人加快了创新的速度。在以前，通用公司要等长达五年的时间才会对车型进行大幅度修改。反观苹果公司，它在4年之内就推出了5款iPhone，手机的速度和内存都翻了倍，针对部分用户的售价却有所降低。
跟奥巴马先生道别之前，乔布斯先生从兜里掏出了一部iPhone，为的是炫耀一款影像效果无比精细的应用软件——一款驾驶游戏。手机反射着房间里的柔和光线，身价总和超过690亿美元的其他高管争先恐后地隔着他的肩膀观赏游戏画面。所有的人众口一词，这款游戏妙不可言。
手机屏幕之上，不见丝毫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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