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来抵抗无聊的理念，今年继续折磨硬盘试验软件。因为Mac好用常驻床头所以我对软件的要求具有同步的硬性要求，说起来其实也挺折磨人的……很多东西到后头逼得没办法只能自己搭服务器，折腾到最后方才醒悟，自己其实对很多东西要求没那么高，主要就是存储好找而已……但走过的弯路终究还是有效的，所以也没毛病~

一、NAS

（一）铁威马（不推荐）

其实早在2022年就买了铁威马，来回也折腾了一个月搞反向代理什么的，但不得不说它软硬件都很难用，双盘重启掉盘概率接近100%，而且docker已经沦落到得手动安装。所以直到10月把旧笔记本刷飞牛前对它的折腾最终停留在webdav备份和emby服务上。然而emby也慢，刮了无数没用的东西，最后成为了音乐播放器。选择这么个方式的原因也是多端同步需求，毕竟同时满足Mac、iPad、安卓和win多端同步也太难了……

（二）飞牛OS（非常推荐）【免费】

官网：https://www.fnnas.com/

飞牛我从去年听到了今年，最终因为实在受不了铁威马的不作为试了下，发现非常好用。毕竟我和程序员之间差了一万个代码，作为小白用起来就图别太折腾。为了实现实时转码特意把几乎没法离电使用的天选2拿了出来，结果系统自带的驱动并不支持1650Ti，多少也有点无语。

因为搞这个主要为了多端同步，所以在搭建以后一直试着搞事，同时也把之前放在铁威马上的webdav同步改到了飞牛上，倒是也很好用。因为它配备了自带不少应用1panel更是省了我不少事，所以目前主要用它做笔记同步、视频播放和电子书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飞牛OS虽然自带很多应用，但似乎都不支持改端口号（反正我没找到修改的地方），所以我用的是1panel修改端口号以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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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视库

刮削确实很快，而且能刮削演唱会。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可能是没法手动设置其它类型，一些短视频、MV只能以文件夹名突兀的出现在这里头，看上去非常不美观。其它倒是没问题，除了转码最终还得靠CPU的核显……只能庆幸机器要求不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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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音乐库

用的还是铁威马 4.8 版本的emby，因为飞牛4.9版本缺了一些我喜欢的要素且没研究出来怎么导入之前建好的歌单，也就不想折腾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网页版无法播放dsf格式，flac都是转成低码率的，同时网页免费版不支持歌词，真想要听还得配第三方软件。

至于歌曲的封面、歌词都是用软件写进了歌曲标签，大概有点像视频的mkv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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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子书库

虽然飞牛自带komga但我选择的还是1panel的。在用它之前想用传统的calibre或者koodo，甚至还用过halo（支持点击直接下载），但试了以后不能达到我搜索的要求，所以一度想要放弃。后来选它本是因为一堆漫画想整理下，结果发现不支持mobi格式，倒是意外很适合建库就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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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同时提供线上阅读和下载功能，对于漫画可以直接线上阅读多端同步（反正网页可以看），但对于比较复杂需要花时间的书我更多选择用app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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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端同步软件

（一）笔记软件——思源笔记【webdav买断，云端功能按年，本地免费】

官网：https://b3log.org/siyuan/

印象笔记、有道云、语雀、为知、OneNote、飞书这些都用过，思源笔记更是老实续费两年后因为webdav老连不上放弃，结果到最后还是用回了思源笔记，因为它webdav终于好用了~甚至我这篇就是在思源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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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笔记软件的要求并没有太多，最重要得满足多端同步且离线可用。OneNote同步难，飞书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数据特别大且除非设置离线否则文档都打不开，有道云没必要的东西太多而且我实在不喜欢必须云端，其它软件各有各的问题，相比之下思源居然最适合——虽然它表格也是烂的出奇而且自带的思维导图不好用，但没关系~我可以做excel或者freeplane文件拖进去同步，在其它端打开也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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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思源笔记支持反向链接，对于看书就很舒服了。摘录的笔记可以链到读后感去（反之亦然），如果做一些专题类的东西也可以一个笔记搞定，因为支持超链接对我是很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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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目录功能，有多种插件和主题可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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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网页剪藏，对于网页收集非常友好（顺带一提我以前用的简悦，结果不知道为啥越来越难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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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多种格式导出，尤其word，真是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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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平台nas音乐播放器——音流（只推荐移动端）【可免费】

我其实没能搞懂它逻辑，而且经常出现在电脑（包括PC和MAC）播放，进度条在走但没声音的情况。但目前确实没找到更适合地支持emby的播放器，但移动端（安卓、iOS）都没出现过问题，只能说矮子里拔高子。

官网：https://music.aqzs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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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截图和简单OCR——pixpin【可免费】

官网：https://pixpin.cn/

如它官网宣传的。对于部分区域OCR以及大量截图用户简直神器，尤其赶PPT的时候……（社畜悲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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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浏览器插件【免费】

Safari确实最适配Mac但它支持的插件也真的少得可怜，edge虽然越来越臃肿难用广告多烧内存但没办法它支持的多同步好啊。

（1）Tampermonkey

官网：https://greasyfork.org/zh-CN

篡改候？反正原来叫油猴，这相当于一个规则或者容器，可以按照需求装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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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它

内容如名字下方说明，个人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几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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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维导图——Freeplane【免费】

其实我是在用幕布途中发现它的。写文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法说完全按照写论文那样钉钉铆铆，所以幕布在构思上给我的最大帮助仅仅只是安卓可用，临时想法可以插进去，但真的胡思乱想的头脑风暴还得靠其它的。而幕布导出mm格式正好它可以用还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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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多种模板，支持自由主题，支持链接，对我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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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Windows

（一）Potplayer【免费】

虽然深陷抄袭风波但不得不说它支持的格式多、广，甚至还包括音频的dsf，同时支持ftp和webdav格式，在外面可以连接nas是很爽的事。

官网：https://potplayer.daum.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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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音HQ播放器【免费】

比Foobar2000累死人的设置简单好用，输出选择好384000完事了。微软商店免费下载。只要自带封面歌词就能用，支持dsf格式，不过只能播放本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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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umi ocr【免费】

比起之前，现在还支持PDF格式的批量OCR，正确率不错，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我没找出批量OCR除了全选复制以外的导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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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em Reduct【免费】

win11开机就8g不是我这个小电脑撑得住的，这个点击以后可以释放大量内存，因为我换回了win10所以一时半会没法截图了，但win10也可以用。

（五）renamer

批量重命名工具，支持全部重命名、加入序号、删除多余文件名部分等等功能（对于一堆资料的人真是谁用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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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BookXNote【同步功能买断收费，本地免费】

官网：http://www.bookxnote.com/

Windows端的阅读软件，支持PDF和epub，笔记可以导出斯维导图格式。它对扫描版的PDF支持度尤其好，以往做笔记还得费劲巴拉的OCR，到这里可以直接图片方式摘录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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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导出支持多种格式，我一般都丢进笔记软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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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Mac

（一）视频播放——IINA【免费】

苹果自带的商店里有。用它就是图能切换音频，毕竟演唱会和4K碟很多都封装了多轨，在家肯定得图爽了~而且可以看音频码率来确定要不要midi切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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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libri【收费】

对于有大量sacd拥有者来说是极品软件，会自动切换到对应的码率不用自己一个个手动去换，音源一装耳机一戴就完事了，不费劲。不过不支持中文，设置得自己慢慢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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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arginnote4【收费】

图它和iPad可以用云同步，效果和bookxnote一致，对扫描PDF效果尤其好，适合看比较专业费脑子的书。

没带Mac就懒得截图了。

结尾

2025没怎么折腾ai修复主要是真的换了4K显示器以后会觉得修复的那都是啥，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把TLW的噪点去了，那可是胶片不可缺损的质感，好在尚能补救（重下一版）。不知道明年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让我折腾，不过最近这硬件涨得……算了我还是啥也别干了（大概……）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渐行渐远渐无书（来自豆瓣）
来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7173007/

在嘈杂声中读完了。开场那只被日月抚慰拥抱过、不被社群接受的母豹让我印象深刻到总觉得它是莉赛特在塔希脑子里的形象。直到最后写那封信以前，莉赛特在“大部分人”眼里都承载着情人刻板形象，而这实际与她是没有关系的。
在这之外我总想到托尔斯泰《复活》，尽管那本书二十几年前读的，但不知为何塔希这个享受过快乐有过自我最终又被习俗欺骗到一度失去自我的人总让我想起复活那位同样承受死刑的角色。《复活》里她的生活或许被描写过但不真实，这里得到了补足，也更让人对男凝社会感到厌恶与愤怒。
其实萨莉太太到底是被谋杀还是时间到了而死亡并不重要，相比下她不着修饰的（特意找我的）“你没那么重要”才是更让人心震所在。那些被认为“应该”的不应该很多人知道，但每个人都不敢反抗。
于是结尾的“抵抗是拥有快乐的秘密”的抵抗有太多含义。抵抗可以是抵抗男权社会享受身体，可以是抗拒并改变传统的，可以是让禁忌宣告于天下，让耻辱加诸在那些设定禁忌的人身上，扯下他们“德高望重”的面皮！

相比《紫颜色》这本书显然作者花了更多心思去设计，但设计的目标不是为了讨好或者炫技而是为了当真正的自我意识显露出来时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因为全书都在不同视角下的“我”叙事，所以个人的性格印记其实很模糊，更多的是“我”面对不同事情时的真实反映。而不断错开且跳跃的时间线让读者自行拼凑出来的感觉既具有阅读快感同时也更加惊心动魄。可以预见完全按时间线写出“公鸡”那刻的冲击力绝对不如小说中通过跳跃时间线所展现的。而萨利太太从“维护传统”的恶魔到“逐渐具有意识但被裹挟成英雄却不反抗”的个体时，对于割礼的僵直的“传统”“权力压迫”又有了新的看法。

至于不断出现的女性性自我在这个“传统”面前的展露，我想大概是六十年代性解放带来的思想冲击下的产物。对于九十年代以后对于性的举重若轻习以为常，更早一些作者的作品很多时候将其视为大事和反抗，正好和“抵抗是拥有快乐的秘密”再次不谋而合。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渐行渐远渐无书（来自豆瓣）
来源：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7213938/

一、电梯爆打伍sir那段估计致敬的《美队2》但是失败版，那个下坠本身没啥问题但抱着路人emmm，老实说比起后面传奇耐杀王这段更离谱。

二、张子枫不说出彩但没有明显失误。她这个角色放在二十年前会是个男角色，尽管电影里设定角色性别女性但其实行动、作为一切都是模式化的，和性别没有任何关系，几乎没有的爱情戏也因为性别设定把羊驼设计成了男人。不过按照以往羊驼角色是女性更符合老派电影设定，什么“因为你很出色所以给你通讯耳机”“路上情况不对冒险跟踪不到一回合就被嘎了”同时可以为第二部加一个“为女朋友报仇”的设定。

三、前面逻辑相对靠谱，等到了影子杀了西蒙逃亡后就变得比较奇怪了，即使彩蛋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主动和果果聊那么久，因为他最开始明显想逃，而后因势利导选择被抓却又突然暴起伤人这个逻辑是不通顺的。导演给的找补是影子在聊天时不断打量周围看自己是不是被围捕了，但因为耗时太长导致缺乏说服力。同理十分钟能到的那批在两人房子拆完了都没出现，后面围捕（不是跟踪，明显暴露过的人出现意图就是围捕）那段意义也不大。
这段处理我更倾向于影子用不超过五句话发现周围没有跟踪人后直接离开但发现后门被堵，正门遇到成龙进来于是转头先打张子枫但没来得及下杀手就和老黄干上了。好不容易赢了发现自己被警察彻底围住就因势利导决定进去躲避熙泰。
除了这些意外没什么槽点，倒是让我想起《海军罪案调查处》有一集停电大家啥也做不了最后靠老方法破案。这里面科技鸿沟让老头子们吃了亏也占了便宜，设定还是好玩的

翻译自《不再做缪斯：爱、战争与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者》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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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25日，杰奎琳·兰巴（Jacqueline Lamba）带着三岁的奥布（Aube）抵达泽西岛，与艺术家克劳德·卡洪（Claude Cahun）和苏珊娜·马尔赫贝（Suzanne Malherbe）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1 克劳德和苏珊娜将杰奎琳迎进他们称之为“无名农场”的家中，看到这位自1932年初次见面以来就充满活力的朋友如今萎靡不振，两人都感到十分惊讶。杰奎琳因患支气管炎而身体虚弱，又因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在巴黎的不愉快经历而心情低落，还在为婚姻的未来而苦恼，她只想睡觉，还有和奥布一起在海里洗澡，以及在海滩上捡石头和海玻璃碎片。克劳德和苏珊娜担心杰奎琳，并且从她的消瘦和苍白中看到了自己对纳粹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内战结束时巴黎的难民危机，这是未曾表达的，预示着另一场战争阴云的忧虑。

两年前，露西·施沃布（又名克劳德·卡洪）和苏珊娜·马尔贝（又名马塞尔·摩尔）在诺曼底海岸外风景如画的偏远海峡群岛上买下了一座大农舍，两人经常在那里度假。这两位女性——继姐妹、恋人、艺术合作者和生活伴侣——在南特上学时相识。1894年10月25日，露西·勒内·玛蒂尔德·施沃布就出生在南特一个杰出的犹太文学世家。她的祖父莱昂·卡洪既是一位历史小说作家，也是巴黎一家著名图书馆的馆长。她的父亲莫里斯·施沃布一直经营着从父亲处继承并拥有的地方日报《卢瓦尔灯塔报》，直至去世。她备受尊敬的叔叔马塞尔则是一系列象征主义小说的作者。

南特：Nantes，法国第六大城市

莱昂·卡洪：1841-1900，法国旅行家、 东方学家和作家。代表作《La Bannière bleue》

马塞尔：1867-1905，Marcel Schwob，法国象征主义作家，被称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代表作《Annabella et Giovanni》

如果说这份文学遗产塑造了小露西早期的智识生活，那么她父亲的犹太背景和母亲的精神疾病，则在这个易受影响的孩子身上留下了各自不可磨灭的印记；没多久，她就遭到了因为德雷福斯事件狂热影响的同学们的嘲讽和攻击。露西早年大部分时间都和祖母玛蒂尔德·卡洪一起度过，后来她随祖母姓，还取了中性的名字“克劳德”。她在英国接受了一年教育，1909年回到南特上学，并爱上了苏珊娜·马尔贝。2

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当局对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诬告案。德雷福斯出生于阿尔萨斯犹太商人家庭，1894年9月，情报处副处长亨利诬陷德雷福斯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机密，以间谍罪加以逮捕。直到1906年7月最高法院才撤销原判，为其昭雪。德雷福斯恢复名誉，被晋升为少校。

苏珊娜出生于1892年，是南特医学院组织病理学教授的女儿，而这位教授是施沃布家族的朋友。她与克劳德的结合快而直接，用克劳德的话说，充满了“嫉妒且排他的激情……很快，除了与苏珊娜的激情，对我来说一切都不复存在”。3

露西的母亲去世后，莫里斯·施沃布与苏珊娜的母亲结婚，这两位年轻女性成了继姐妹。除了这段复杂的家族史，她们还都对文学、戏剧和艺术充满热情。1913年7月起苏珊娜就以马塞尔·穆尔Marcel Moore为笔名在家族报纸上陆续发表配有插图的文章，其中许多是关于时尚的。一年后，露西开始在索邦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课程。她最初以笔名克劳德·库尔利斯Claude Courlis写作，并且与苏珊娜共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面具的文章，这一主题对克劳德塑造多面且模糊的身份一直至关重要。

到1916年，在经历了厌食症的折磨和自杀未遂后，克劳德逐渐塑造出了一种自恋且有才气的人格。她越来越拒绝固定的身份和性别角色，这将催生她后来具备且持续一生的表演性人格、不固定身份和非传统的性取向，而且其中许多都在镜头前或镜头后展现。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文学和摄影是她挑战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的主要工具。

到了1917年——即莫里斯·施沃布与苏珊娜的寡母结婚的那一年——克劳德和苏珊娜在家族报社办公室楼上的一套公寓里开始了同居。五年后，他们从外省城市南特搬到了巴黎的蒙帕纳斯区。在那里，他们置身于一个由彻底现代且具有社会开拓精神的侨居女性组成的文化圈子边缘，其中一些人在致力于激进性政治的同时也会兼顾社会政治，她们和包括西尔维亚·比奇Sylvia Beach和比阿特丽斯·旺格Beatrice Wanger在内的几个人后来成了朋友。4

Sylvia Beach：1887-1962，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创办人，曾以书店名义出版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因美国加入对纳粹德国的作战，她因为是美国人而被逮捕，投送进集中营。

Beatrice Wanger：艺术家和舞蹈教练。

1919年出版的诗集《风景与幻景》（Vues et Visions）由克劳德创作，插图则由苏珊娜绘制。同时，她还在1930年出版的她俩作为伴侣的首部合作作品《未实现的自白》（Aveux non Avenus，即《否认：或取消的自白》）中的照片拼贴画上署名。这本书收录了克劳德的格言、插曲和回忆，由诗歌和散文片段组成，并配有摄影拼贴画。文字与视觉元素共同强化了艺术家对意识、性和身份的不断拓展的认知，她们认为这些是相互关联又支离破碎同时也非常易变的。1923年，克劳德从文学领域拓展到戏剧、摄影和写作领域，与美国侨民、异国情调的舞者比阿特丽斯·万格一起成为了神秘艺术之友联盟的创始成员之一，比阿特丽斯·万格是诗人、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的朋友。5

可能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也可能是因为对超现实主义团体日益浓厚的兴趣，克劳德本人于1932年结识了布勒东。6无论会面的场合如何，如果这次会面呼应了超现实主义者对“偶然相遇”的信念，那么它也证实了克劳德战后在给安德烈·布勒东的一封信中所宣称的：“在我的整个人生中，我一直就是这样（我最早的童年记忆也证明了这一点），本质上是超现实主义者”。7同年，克劳德和苏珊娜与杰奎琳和安德烈一道，致力于对艺术和政治的革命观点，并成为革命艺术家和作家协会（AEAR）的活跃成员，这是一个与共产党有关联的文学组织，尽管对他们与正统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兼容性不无疑虑，它还是接纳了超现实主义者。

该组织致力于将具有革命政治理念的艺术家和作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致力于保护他们独立性的共产主义联盟，这吸引了包括布勒东和卡洪在内的许多左派人士。他俩都致力于支持言论自由和人权，认为这是真正而持久的革命的基本要素。然而，不到一年，包括路易斯·阿拉贡和乔治·萨杜尔在内的其他超现实主义者就离开了该组织，因为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与超现实主义独立性之间的冲突不断加深，AEAR与法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许多法国共产党成员觉得超现实主义者更关心文学精英主义而非无产阶级斗争。尽管克劳德一直主张设立一个独立的诗歌部门，但布勒东本人还是很快就面临被驱逐的指控，罪名是他持有反革命态度。

早在她们遇见安德烈·布勒东之前，克劳德和苏珊娜就坚持行动主义和抵抗运动，无论是政治、性还是社会层面，又或者是坚定捍卫人类自由，还有相信艺术对革命文化的价值，使得她们与超现实主义产生了共鸣。克劳德的文学遗产、对隐喻和断裂手法的激进运用，以及她那些有力且令人不安的意象都巩固了这种关系。她的签名出现在该团体的包括《抗议》Protest（1933年3月）在内的所有重要宣言上。该宣言谴责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呼吁“所有工人组成统一战线，援助德国无产阶级”，以及《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反对法国帝国主义》（1933年5月）。

法国共产党察觉到威胁后，通过成立自己的组织做出回应。这两个团体继续发生冲突，原因在于共产党不信任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而超现实主义者拒绝将革命视为狭隘的阶级斗争，也拒绝在唯物主义的革命观中定位梦境和无意识的作用。1934年，克劳德发表了她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论文《巴黎赌局已开》（Bets are on）。她引用《马尔多罗之歌》The Song of Maldoror的作者洛特雷阿蒙伯爵Comte de Lautréamont和兰波Rimbaud的诗歌，热情地捍卫了诗歌在面对“意识形态一致性（即对诗歌本身的否定）”时对自主性的需求。8

《巴黎赌局已开》的第一部分是对诗歌与政治关系的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在这部分中，克劳德批判了特定形式的诗歌，以及它们声称能激发读者采取革命行动（即作为宣传手段发挥作用）的方式。在她的“后记”中，她将诗歌与科学和哲学相提并论，视其为“变革的推动者”。她认为，诗歌无法发挥宣传的作用——二者从根本上是不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共产主义宣传应该交给那些有自觉政治意识的作家，也就是记者……而诗人则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情感。他们的攻击更为巧妙，但他们最间接的打击有时却是致命的。”9

克劳德将她的文章献给了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938年托洛茨基与安德烈·布勒东的合作，表达了他们共同倡导的艺术应摆脱狭隘宗派主义和/或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合著的宣言《为了独立的革命艺术》For an Independent Revolutionary Art将诗歌（艺术）与“自由表达”联系起来，并印证了克劳德自己从象征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历程。10他们还将这一历程与某种情境联系起来，该情境体现了这位年轻女性将自己视为逃亡者的自我认知，这让人想起19世纪法国文学和绘画中常见的流浪犹太人形象。“真正的诗歌，那种保守秘密的诗歌，”她后来写道，“就像铺路石……革命者可以用它，而警察却不能。”11

列昂·托洛茨基：1879-1940，工农红军、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主要作品有《被背叛了的革命》、《俄国革命史》等。

在1935年8月超现实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最终决裂后，克劳德和马塞尔加入了“反攻击”（Contre-Attaque）组织，该组织由持不同意见的超现实主义者——包括布勒东在内——及作家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还有其他人共同组建。创始人试图在当下找到可以在左翼政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另一些超现实主义者转向了右翼，还有一些人则与超现实主义团体分道扬镳。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平衡之举，因为他们看到“反攻击”组织的成员一方面支持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摩洛哥战争的共产主义立场，但另一方面又批评法国共产党。12

克劳德始终坚信，真正的诗歌就像被投掷的铺路石一，具有颠覆性。在1936年致“反攻击”组织会议的一份文件中，她谴责爱国主义，理由是它不可避免地会使追随者沦为“帝国主义的傀儡”——在她看来，法国共产党选择支持法苏条约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同年，克劳德和苏珊娜制作了一组名为《玩偶》Poupée的照片。在这组照片中，玩偶是一个小人体模型，其“皮肤”由类似拼贴画的报纸剪报层层叠叠制成。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的名称出现在它的胸口。玩偶的帽子宣扬军国主义；出现在其手臂上的新闻标题指的是法西斯发动叛乱反对共和政府后西班牙内战的爆发。

《玩偶》的视觉政治既与1936年欧洲面临的动荡世界产生共鸣，也与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将人体模型（包括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的玩偶）作为身体替代品和卑贱形象的做法相呼应，它们体现了生与死、人与怪物、理性与非理性的模糊界限。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所作辛辣讽刺的、具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表演的有力先驱戏剧作品《乌布王》（Ubu roi）也源自其创作者在早期木偶戏中对小人体模型的运用，这并非偶然。该剧的黑色幽默也在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表演中产生了共鸣，这些表演通过替身（人体模型、玩偶、现成物品等）探索了离奇的领域，同时也在克劳德和苏珊娜新兴的抵抗语言中产生了共鸣。

1935年“反攻击”组织解散后，克劳德选择既不加入人民阵线，也不与共产党人结盟。“我一生中有33年都在盲目而热烈地渴望事情能与现状不同，”她后来写道。13她在巴黎最后一次已知的政治活动是加入由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创立的反法西斯组织FIARI，1938年布列东回国后接管了该组织的欧洲分部。克劳德对独立艺术的政治力量的信念从未动摇，她继续重申布列东和托洛茨基对一种不能被收编的激进政治艺术的信仰。她在自己的宣言《巴黎开放》中呼应了他们的宣言《为了独立的革命艺术》的最后几句话：

我们的目标：

艺术的独立性——为了革命。

革命——为了艺术的彻底解放！14

安德烈·布勒东一般不太愿意赞美女性特质——美貌和灵感天赋除外——但他还是称赞了卡洪小册子的“非凡”。 他敦促她继续发声。在1938年9月21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看来你天赋异禀，你必须写作并发表。你很清楚，我认为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探索精神的人之一（四五个之一）。”15

尽管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克劳德和苏珊娜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超现实主义、政治激进主义与她们共同的艺术实践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与该运动中大多数女性追随者所走的道路不同的是，真正引领她们走向超现实主义的道路的时她们曾经接受过的古典教育。她们的美学实践有着多重根源，那些根源远早于她们具体参与该运动的时间。克劳德的文学传承和资历，以及她对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浓厚兴趣——这两者都是布勒东本人超现实主义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为她的加入铺平了道路。然而与此同时，克劳德和苏珊娜的存在对超现实主义的霸权以及（男性）超现实主义者对异性激情的投入构成了挑战。

她们并不是作为男性超现实主义者的朋友和/或恋人出现，也没有接受安德烈·布勒东将异性恋（“疯狂之爱”）奉为替代男性同性恋的崇高愿景，更没有将其视为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另类和对立挑战。16相反，克劳德的影像和表演始终在动摇性别的二元划分。而且，尽管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布勒东的恐同情绪对女性的影响程度与对男性的一样强烈，但克劳德对奥斯卡·王尔德和其他男同性恋者的公开支持又与布勒东经常提及的性偏见相悖。

早在1925年，在一本名为《友谊》《L’Amitié》的小型同性恋杂志的第一期中克劳德就提出同性恋“应被视为与异性恋平等，而非低人一等”。17尽管人们常常认为布列东的恐同情绪也延伸到了女同性恋群体，但就克劳德和苏珊娜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包括那个经常被提到的“克劳德一到会议现场，布列东就会离开咖啡馆”的说法。事实上，布列东经常在某个时刻对某些超现实主义者感到厌烦，以至于他要么不理会他们，要么离开会议。而且，与他对许多女性的态度不同，他似乎认可了克劳德的强大智慧。

从政治层面来看，克洛德与超现实主义结盟所体现出的是她自幼便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信念，而且在加入超现实主义者行列后，她还将这些信念与自己的艺术目标融为一体。早在1918年，她就在《法兰西信使》上发表了关于伦敦有争议审判的一篇报道。此前，一名恐同政客在《治安维持者》The Vigilante上发表文章，暗示德国军队掌握了47000名英国同性恋者的名单并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法庭判决出版商败诉，卡洪的文章以“战时爱国主义”的名义抨击了公共道德方面的清教徒式立法。这种在年轻时就以爱国主义名义反对将同性恋定罪的立场塑造了她后来的激进主义。18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克劳德、苏珊娜与布勒东夫妇的友谊日益深厚，克劳德为这对夫妇拍摄了几张标志性照片。其中最广为流传的照片显示出了他们出众仪表——安德烈狮子般的仪态和杰奎琳“惊世骇俗”的美貌——同时也显示了彼时已隐隐存在的解体威胁。在1935年的一张照片里，这对夫妇站在正在打雷的长窗帘前摆姿势。强光闪耀下的头部及阴影占据了画面中心，身体似乎已经虚化。这对夫妇对称的姿势、间距较大的眼睛、轮廓分明的下巴和五官，产生了多重的双重形象，他们的身体与模糊的影子似乎围绕着一个看似固定但无形的中心旋转，让人不安地感到融合与分裂、实体与消散。

在另一个版本中，他们呈现全身形象，镜头角度却突出了杰奎琳的身孕。当观众的目光停留在隆起的腹部时，卡洪的视角暗示了对布列东将连体身体视为崇拜的“他者”融入的标志这一赞美之词的重新诠释。对克劳德来说，杰奎琳和安德烈的结合体现了男性和女性的完美平衡，这是她多年来既追求又否定的一种状态。正如她的传记作者弗朗索瓦·勒佩利耶所暗示的，她是否以一种明显不可能的爱“爱上了安德烈·布列东”——还是她的激情指向这对情侣的形象？这一形象是由安德烈在他的诗《向日葵之夜》中对杰奎琳的热烈宣称所塑造的，将她视为他们相遇时他贫困生活的另一面和必要的映照？19 还是说，在安德烈和杰奎琳身上，克劳德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智慧光芒、创造性想象力和政治成熟度的化身，以及对她所追寻的现世二元论的印证？我们或许永远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克劳德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无论是对超现实主义和/或政治行动，还是对她对布列东智慧典范的信仰。

她们逐渐意识到西欧蔓延的反犹主义加上克劳德的羸弱身体促使她们从巴黎撤往泽西岛。该岛是位于诺曼底海岸附近的两个英国王室属地之一，也是之后很快就会成为被德国人占领的唯一一块英国领土。在那里，她们买下了一座用厚实的泽西花岗岩建造的大房子，其最古老的部分可以追溯到14世纪（克劳德写道“后来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房子面朝大海，各个房间彼此相通，还能看到广阔的海域和天际线。房子一侧俯瞰大海，另一侧则对着贯穿圣布雷拉德镇St Brelade的道路。同样用花岗岩铺就的车道通向房子后面的一排小棚屋和一个谷仓。一扇巨大的法式中门、镶有菱形小玻璃的窗户和一座种满珍稀奇异植物的围墙花园进一步营造出类似于修道院般的隐居氛围，而花园墙外不远处的小教区教堂和墓地更是强化了这种氛围。克劳德说，这座房子虽然“并不宏伟”，但不管可以直接面向海湾还是可以通过一条狭窄小径到达长新月形海滩的开阔视野都营造出了相似的整体效果

原书名：Different Daughters: A History of the Daughters of Bilitis and the Rise of the Lesbian Rights Movement

作者：Marcia M. Gallo

“我们当时在与教会、沙发和法庭作斗争。”

这些是活动家德尔·马丁（Del Martin）和菲利斯·莱昂Phyllis Lyon描述50年一小群女同性恋者挑战美国宗教领袖、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律师和立法者对女性同性之爱的普遍妖魔化时的话。这两位女性始终坚称她们无意发动一场革命。1955年9月，马丁和莱昂接受邀请与另外三对女同性恋伴侣在旧金山会面谈话，主要议题是为“女同性恋女孩”成立一个社交俱乐部。从她们的讨论中诞生了比利蒂斯女儿会（Daughters of Bilitis1 ；简称DOB），这是美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女同性恋权利组织。

在那个被历史学家称为沉寂的社会政治时代，女儿会的女性激进主义提供了一个独特案例。女儿会用来鼓励、动员女同性恋者的独特组织方式——历史学家马克·斯坦（Marc Stein）称之为“激进的体面”组织方式——在压制性政治环境中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策略范例。

要全面理解女儿会，就必须将其置于冷战背景之下。正如历史学家露丝·罗森（Ruth Rosen）所写，“五十年代是一个认知失调的时代：数百万人信奉那些与自身经历并不相符的理想。这十年间，异议被隔离，顺从之风盛行”（1）。尽管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战后对人类的研究表明，“正常”的美国男女中普遍存在同性恋倾向，但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还是会因为仅仅喜欢“错误”的性别，而遭到被联邦政府解雇，被私营企业开除，并且被剥夺对子女的监护权。他们在同性恋友好酒吧和餐馆里经常受到当地扫黄组的骚扰，还常常被捕，随后当他们的姓名和住址被刊登在家乡报纸的头版时，又会遭受羞辱。那个时代的“同性恋”等同于“变态”以及“颠覆分子”。

最初，“女儿们”在公开与保密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平衡。她们最早开展的项目之一就是在客厅里就女同性恋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一系列讨论。她们把这些以咖啡为媒介的非正式聚会称为“闲聊咖啡会”。参加者不必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 该组织的成员资格向所有有兴趣进一步了解同性恋“问题”的女性开放。甚至该组织所选择的名称也为其提供了避免意外曝光的掩护。通过采用一首晦涩的19世纪情诗（《比莉蒂斯之歌》Songs of Bilitis）的标题，据说这首诗是由传说中希腊教师兼诗人萨福的一位虚构女情人所作，她们可以向那些“知情”的女性表明自己是一个同性恋团体，同时又能避免引起整个社会不必要的关注。

她们还迅速将自己确立为一个非营利组织，制定了章程、信笺抬头和会员卡。这些体现组织公信力的外在标志，不仅让她们自己，也让他人将她们视为一个合法团体。1957年1月，她们在旧金山使命街693号开设了第一个办公室，与男同性恋组织马特辛协会Mattachine Society2共用办公空间。少数决心寻找某种社群的女性在湾区找到了女儿会组织，或在百老汇下段找到了纽约办公室。凯·托宾（Kay Lahusen）3回忆道：“我当时紧张极了！” “我是说，当时我要去参加这个女同性恋团体的活动——而且她们还有一个办公室。我非常胆怯……直到我到了那里”（2）。她看到的是一个杂乱、逼仄的空间，有半打左右的女性聚在那里，不过这场景已经足以说服她加入。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个小小的“女儿会”就像一个组织严密的女性俱乐部，有时又感觉像一个功能失调的家庭。从1958年到1970年，它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有地方分会，平均两年组织一次会议，会员平均每年有200名女性。除了旧金山，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波士顿也有活跃的“女儿会”团体。美国的其他城市——如达拉斯、底特律和新奥尔良——以及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也存在了几年分会。

“女儿会”成员有哪些女同性恋者呢？尽管该组织绝大多数成员是白人，但不是全部。在最初的组织者中有两名有色人种女性——一名菲律宾裔和一名墨西哥裔美国女性。还有有几位非裔美国女性在该组织的全国和分会层面担任领导职务，比如旧金山的克莱奥·格伦（邦纳）Cleo Glenn (Bonner)和帕特·沃克Pat Walker，以及纽约的欧内斯廷·埃克斯坦Ernestine Eckstein。邦纳成为该组织的全国领袖，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领导该组织三年，她是首位领导全国性同性恋权利组织的有色人种女性。古巴裔的阿达·贝洛Ada Bello在20世纪60年代末是女儿会费城分会的领导人，而有爱尔兰和墨西哥血统的珍妮·科尔多瓦Jeanne Córdova在20世纪70年代初帮助振兴了洛杉矶分会。像南希·吉Nancie Gee和爱丽丝·小林Alice Kobayashi这样的艺术家为女儿会的杂志《阶梯》做出了贡献。“与20世纪50年代的许多其他团体不同，”早期成员比利·塔尔马奇回忆道，“女儿会没有肤色限制。”她接着指出，“成员中不仅有非裔美国人，还有亚裔、拉丁裔……推动力量在于我们都是同性恋女性”（3）。

根据早期由女同性恋活动家自己而非专业研究人员开展的女儿会组织成员调查，该组织中的大多数女性是教师。她们中有些人在企业担任专业职位或从事文职工作，另一些人在工厂工作或处于失业状态。20世纪50年代末加入女儿会组织的大多数女性都上过大学；只有少数人曾在二战期间或战后服过兵役。大多数人至少与异性有过一些性或情感方面的纠葛。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有过地域流动，女儿会成员常常为了工作或新的恋爱对象而搬到国内其他地方。有时，这种结果对“女儿们”个人和政治上都有好处——1957年，“桑迪”（海伦·桑多兹）Helen Sandoz遇到并爱上了“斯特恩式轻机关枪”（斯特拉·拉什）Stella Rush4，她搬到洛杉矶以便两人能在一起。次年，她们创立了洛杉矶分会。

塑造女同性恋身份与可见性

《阶梯》杂志The Ladder可能是“女儿会”最广为人知的事物之一。这本25至60页的黑白杂志与许多学术或文学期刊尺寸相同，是美国第一本由女同性恋者为女同性恋者创办的持续发行的月刊。从1956年到1972年，它在工作场所、家庭和酒吧的同事之间传阅；不幸的是，对于该组织微薄的资金库来说，大多数读者都是“借阅”而非购买杂志。如今已年近六旬、七旬的女同性恋者们反复描述着，当她们在朋友家或全国各地售卖该杂志的十几个报摊和“另类”书店中发现一本时，那种惊讶的反应。“有一天，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和我在格林威治村第八街我们最喜欢的报摊前停下，看到了这本小杂志。是给女同性恋者的！” 里面有一篇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5写的文章。我们兴奋极了，”布兰奇·维森·库克回忆道（4）。对于历史学家库克（埃莉诺·罗斯福开创性传记的作者）和作家洛德（1991年被任命为纽约桂冠诗人的首位黑人女同性恋者）来说，《阶梯》杂志因收录了备受赞誉的英国小说家的文章而更具吸引力。艾里斯·默多克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其对道德和伦理问题进行的严谨、富有启发性的写作而闻名。

《阶梯》杂志封面和内容的变化，体现了女同性恋运动的演变。该杂志最初以女性的钢笔画为特色，但在1964年，在芭芭拉·吉廷斯（Barbara Gittings）担任编辑期间，《阶梯》开始展示凯·拉胡森拍摄的女同性恋照片。吉廷斯还在杂志封面用粗体字添加了“女同性恋评论”字样。其内容始终以女同性恋为中心，但又不拘一格。除了提供不断发展的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信息外，《阶梯》还向欣赏的读者群体推介女诗人和作家，从玛丽昂·齐默·布拉德利（Marion Zimmer Bradley）和珍妮特·霍华德·福斯特（Jeanette Howard Foster）再到瓦莱丽·泰勒（Valerie Taylor）和丽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1957年，《阶梯》推出的创新之一是由长期撰稿人兼最后一任编辑吉恩·达蒙（Gene Damon6，即芭芭拉·格里尔撰写的每月对所有女同性恋主题出版物的评论“女同性恋文献”（“Lesbiana”）。另一个创新是读者来信专栏，在接下来的14年里，该专栏刊登来自全球各地的信件。在该杂志早期的内容中，有两篇篇幅较长、富有思想性的文章，署名“L. H. N.，纽约，纽约”，在杂志创刊几个月内就寄给了编辑。这两封信对新团体的事业表示祝贺，并全文刊登； 几年之内，其作者、剧作家洛林·汉斯贝里（她在签名中加上了夫姓内米罗夫）凭借她那部关于美国种族关系的犀利戏剧《阳光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1959 年）引起了轰动。

女儿会的领导人还利用其出版物招募研究参与者。女儿会的长期研究主任弗洛伦斯·康拉德（贾菲）Florence Conrad (Jaffy)坚信，改变公众对女同性恋者看法的最佳方式是改变既定医学和科学文献中对她们的描述。贾菲认为，女儿会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找到健康、有正常功能、未被收容的女同性恋研究对象。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女儿会的一些领导人，如吉廷斯，拒绝了该组织在界定男女同性恋者心理健康问题上依赖其成员以外任何人的建议。“对研究的强调已经过时了，”她在《阶梯》杂志的头条文章中写道，“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5）。”

在十年时间里，战略分歧以及地域差异影响了“女儿会”（Daughters）的组织决策。1965年，在东海岸，吉廷斯、拉胡森和埃克斯坦是少数参与早期同性恋公开抗议活动的女同性恋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她们在华盛顿、纽约和费城的联邦大楼前进行抗议，挑战政府政策以及媒体所热衷的对同性恋者的模糊刻板印象。在旧金山，马丁（Martin）和莱昂（Lyon），以及塔尔马奇（Talmadge）、邦纳和沃克认识到消除同性恋“罪恶”观念的重要性，并将工作重点放在宗教领袖身上。1965年，他们与泰德·麦尔文纳（Ted McIlvenna）合作，麦尔文纳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牧师，他在该市贫困的田德隆区（Tenderloin）帮助离家出走的青少年，他们共同创立了宗教与同性恋委员会（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他们在主流教会中结交的盟友为推动同性恋权利立法提供了支持。在芝加哥，像芭芭拉·麦克莱恩（Barbara McLain）这样的“女儿会”领导人与马特辛社的活动家合作，呼吁人们关注困扰他们社区的骚扰和暴力问题。这一步骤促成了美国最早的警察暴力监督网络之一的成立，该网络至今仍在运作。

女权主义与阶梯的崩塌

从该组织创立之初，“个人”与“政治”在女儿会的项目和目标中的相互作用就显而易见。那些主要为结识新女友而来参加聚会的女性，往往收获超出预期。例如，“Gab ‘n’ Java”聚会提供了一个场所，让女性可以谈论她们以前从未敢公开表达的问题。随着一个又一个女性的故事在小团体的安全氛围中被分享和认可，女儿会成员意识到，不仅她们自己的自尊感需要改变，社会的态度和政策也需要改变。她们的杂志也帮助女儿会成员明确了对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之间性别差异的认识，并强调她们与异性恋女性在争取性别平等方面的团结。《阶梯》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为数不多的全国性出版物之一，在其中可以找到批判女性在社会中处于第二性地位的文章，并且它定期刊登带有明显女权主义倾向的诗歌、短篇小说以及对小说和非小说作品的评论。

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妇女解放运动对女儿会中某些杰出活动家的吸引力，以及她们希望利用《阶梯》等受尊重的资源来推动女权主义的愿望，导致女儿会领导层内部出现分裂，到1970年时，这种分裂已无法挽回。那年夏天，在女儿会两年一度的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全国主席丽塔·拉波尔特（Rita Laporte）将该杂志的邮寄名单和制作材料从旧金山带到她在内华达州的新家，以便她和编辑芭芭拉·格里尔能够私下出版《阶梯》。

女儿会的长期领导人们如莱昂、马丁、吉廷斯和拉胡森，对这一行动感到愤怒。《阶梯》的流失引发了一场信仰和友谊的危机，至今仍未解决。格里尔如今将此描述为从一个软弱无力的组织的垂死挣扎中拯救一份珍贵出版物的努力，但其他前女儿会成员坚称这无异于盗窃。他们断言，格里尔和拉波尔特通过“窃取”女儿会最珍贵的出版物——该组织最有价值的资产，导致了女儿会的覆灭。格里尔则认为，到1970年，《阶梯》越来越像一个独立的实体。作为编辑，她希望有自由去拓展其女权主义导向，并在其作为美国唯一有重要发行网络和出版历史的同性恋杂志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不幸的是，如果没有赋予《阶梯》生命的组织，它就无法存续。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格里招募了崭露头角以及知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并将该杂志的发行量扩大到近4000份。然而，读者数量的增加却引发了财务问题。“简单来说，我们无法在不接受读者不想要的广告的情况下，继续印刷和邮寄高质量的杂志，”她在2003年解释自己为何在1972年停办《阶梯》时说道（6）。随后，格里与她的伴侣唐娜·麦克布赖德以及另外两名女性共同创立了奈亚德出版社（Naiad Press），这是一家成功的女性出版公司。她利用《阶梯》的邮寄名单来宣布新企业的成立。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比利蒂斯女儿会至少在地方层面上继续为女同性恋者提供一个归宿。1970年，各分会获得了自主权和以“比利蒂斯女儿会”名义继续开展组织活动的权利，许多分会在整个70年代都继续开展工作。波士顿分会一直活跃到1995年。就像1955年一样，比利蒂斯女儿会对许多女性来说意义非凡。这里是女同性恋者可以结识新女友、开始治愈破碎的心或为自己的生活找到认可的地方。它是一个分享欢乐与悲伤的朋友圈，是一个提供支持和指导的同伴咨询网络，是一个解答有关同性恋问题的资源中心。它也是一个社会行动的舞台。比利蒂斯女儿会将个人支持与政治辩论相结合，吸引了那些从未将自己定义为变革推动者的女性投身于行动主义。

尽管冷战时期盛行着以循规蹈矩为特征的主流文化，但“女儿会”对女同性恋者进行教育和组织，倡导将她们纳入美国社会。她们借鉴战后关于融合和平等的言论，不仅挑战社会的恐同现象，也挑战其性别歧视。

译注：

1.Bilitis：希腊语 ：Βιλιτις，法国人Pierre Louÿs伪造的萨福同时代古希腊妇女，并以这个名字伪造《The Songs of Bilitis》且称之为Bilitis作品。

2. Mattachine Society：成立于 1950 年，是美国早期的全国性同性恋权利组织，之前有几个秘密和公开的组织，例如芝加哥的人权协会。共产党人和劳工活动家哈里·海伊 （Harry Hay） 与洛杉矶的一群男性朋友组成了该组织，以保护和改善男同性恋者的权利。在其他城市成立了分会，到 1961 年，该协会已分裂成区域团体。

3. Katherine Lahusen：也被称为Kay Tobin，美国摄影师、作家和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她是第一位公开的美国女同性恋摄影记者。在拉胡森的艺术指导下， 女同性恋照片首次出现在 《天梯》 的封面上。这是她与伴侣Barbara Gittings合作的众多项目之一。

4. Stella Rush：笔名Sten Russell，美国记者和 LGBT 权利活动家。她是同性恋权利杂志 ONE（1954-1961 年）和女同性恋权利杂志 The Ladder（1957-1968 年）的定期记者。

5. Iris Murdoch：爱尔兰和英国的小说家和哲学家，她 1978 年的小说《 海，海》 获得了布克奖 。1987 年，她因对文学的贡献而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为女爵士 。2008 年，《泰晤士报》 将默多克列为“1945 年以来最伟大的英国 50 位作家”名单第十二位。

6. Gene Damon：美国作家和出版商。在编辑了女同性恋民权组织 Daughters of Bilitis 出版的 《The Ladder》杂志后，她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一家女同性恋图书出版公司 Naiad Press，该公司经过宣传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女同性恋书籍出版商。她建立了重要的女同性恋文学集，并编目并附有主题的详细索引。

“We were fi ghting the church, the couch, and the courts.”

These are the words of activists Del Martin and Phyllis Lyon. They are describing a time, fifty years ago, when a handful of lesbians challenged the widespread demonization of female same sex love by American religious leaders, psychiatrists, psychologists, lawyers, and lawmakers. The two women still insist that they did not intend to start a revolution. In September 1955, when Martin and Lyon accepted an invitation to meet with three other lesbian couples in San Francisco, the main topic of conversation was forming a social club for “gay girls.” Out of their discussions grew the Daughters of Bilitis (DOB), the first national lesbian rights orga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ory of DOB provides a unique example of women’s activism during a time in contemporary U.S. history often portrayed by historians as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quiescent. DOB’s particular style of mobilizing lesbians—what historian Marc Stein has termed “militantly respectable” organizing— provides examples of strategies that have been effective in repressive political climates.

To fully understand DOB, we must place it in its cold war context. As historian Ruth Rosen has written, “the fifties were an age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millions of people believed in ideals that poorly described their own experience. The decade quarantined dissent and oozed conformity” (1). Although Alfred Kinsey’s postwar studies of human sexuality showed the prevalence of homosexual attraction for “normal” American women and men, gay men and lesbians were dismissed from federal employment, fi red from private industry, and deprived of custody of their children, just because they desired the “wrong” sex. They were regularly harassed, and often arrested, by local vice squads at gay-friendly bars and restaurants, then humiliated when their names and addresses were printed on the front pages of hometown newspapers. “Homosexual” was synonymous with “pervert” and “subversive.”

Initially, the Daughters performed a careful balancing act between visibility and secrecy. One of their first programs was a series of living- room discussions on issues of interest to lesbians. They called the informal coffee- fueled gatherings “Gab ‘n’ Javas.” A woman did not have to identify herself as gay to attend; membership was open to all females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problems” of homosexuality. Even the name the Daughters chose for the group provided shelter from unwitting exposure. By using the title of an obscure nineteenth century erotic poem (Songs of Bilitis), supposedly written by a mythical female lover of the legendary Greek teacher and poet Sappho, they could signal that they were a gay group to those women who were “in the know” yet shield themselves from unwanted attention from society at large.

They also quickly established themselves as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ith by-laws, letterhead, and membership cards. The external symbols of corporate credibility helped them see themselves, as well as be seen by others, as a legitimate group. They opened their first office at 693 Mission Street in San Francisco in January 1957, sharing space with the Mattachine Society, an organization of gay men. The few women who were determined to find some sort of community sought out DOB in the Bay area, or found the New York office on lower Broadway. Kay Tobin (Lahusen) remembers, “I was so nervous! I mean, here I was, going to this lesbian group—and they had an office. I was so intimidated . . . until I got there” (2). What she found was a cluttered, claustrophobic space in which half a dozen women had gathered, but it was enough to convince her to join. For the next two decades, the tiny group of Daughters functioned like a highly structured women’s club and sometimes felt like a dysfunctional family. From 1958 to 1970, it was a national organization with local chapters, biennial conferences, and a membership averaging 200 women annually. In addition to San Francisco, there were active DOB groups in New York, Los Angeles, Chicago, and Boston. Other U.S. cities—such as Dallas, Detroit, and New Orleans—as well as Melbourne, Australia, also had chapters for a few years in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Which lesbians were Daughters? While the organization’s membership was overwhelmingly white, it was not exclusively so. There were two women of color—a Filipina and a Chicana— among the initial organizers. A few African American women assumed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t both national and chapter levels, such as Cleo Glenn (Bonner) and Pat Walker in San Francisco, and Ernestine Eckstein in New York. Bonner became th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led it for three years in the mid-1960s, the first woman of color to head a national gay rights group. Cuban-born Ada Bello was a leader in DOB’s Philadelphia Chapter in the late 1960s and Jeanne Córdova, of Irish and Mexican descent, helped revitalize the Los Angeles Chapter in the early 1970s. Artists like Nancie Gee and Alice Kobayashi contributed to DOB’s magazine, The Ladder. “Unlike many other groups in the 1950s,” remembers early member Billye Talmadge, “there were no color bars in DOB.” She goes on to note that “there were not just African-Americans, but Asians, Latinas . . . the driving force was that we were gay women” (3).

According to an early DOB membership survey, the first administered by lesbian activists themselves rather than professional researchers, a majority of the women in the organization were teachers. Some of them held professional positions in business or were employed as clerical workers, others had factory jobs or were unemployed. Most of the women who joined DOB in the late 1950s had gone to college; only a handful had served in the military in World War II or afterward. Most had at least some sexual or emotional involvement with the opposite sex. There was a fair amount of geographic mobility as well, and DOB members often moved to a different part of the country for work or a new love interest. Sometimes the result would be good for the Daughters personally and politically—when “Sandy” (Helen Sandoz) met and fell in love with “Sten” (Stella Rush) in 1957, she moved to Los Angeles so they could be together. The next year, they founded the Los Angeles Chapter.

Creating Lesbian Identity and Visibility

The Ladder may be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 Daughters is best known for. The same compact size as many academic or literary journals, the 25- to 60-page black-and-white magazine was the first ongoing monthly publ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reated by lesbians for lesbians. From 1956 to 1972, it was handed around among colleagues at work, at home, and at the bars; unfortunately for the organization’s meager treasury, most readers “borrowed” rather than paid for their copies. Repeatedly, lesbians who are now in their late 50s, 60s, and 70s describe their amazed reaction to finding a copy at a friend’s home or at one of the dozen newsstands and “alternative” bookstores around the country that sold it. “One day Audre (Lorde) and I stopped at our favorite newsstand on 8th Street in the Village and saw this little magazine. For lesbians! And there was an article in it by Iris Murdoch. We were thrilled,” remembers Blanche Wiesen Cook (4). For historian Cook, the groundbreaking biographer of Eleanor Roosevelt, and writer Lorde, the first black lesbian to be named New York’s Poet Laureate (1991), the discovery of The Ladder was further enhanced by its inclusion of the acclaimed British novelist. Iris Murdoch was renowned for her intellectually rigorous, provocative writings on moral and ethical issue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he changing cover and content of The Ladder illustrate the lesbian movement’s evolution. The magazine initially featured pen-and-ink drawings of women but in 1964,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Barbara Gittings, The Ladder began showcasing photos of lesbians taken by Kay Lahusen. Gittings also added the words “A Lesbian Review” in boldface type to the front of the magazine. The content was always lesbian-centered yet eclectic.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the growing homophile movement, The Ladder promoted female poets and writers—from Marion Zimmer Bradley and Jeanette Howard Foster to Valerie Taylor and Rita Mae Brown—to an appreciative audience. A monthly review of any and all lesbian-themed publications, “Lesbiana,” written by longtime Ladder contributor and final editor Gene Damon (Barbara Grier) was one of the innovations The Ladder introduced in 1957. Another was the letters to the editor column, which featured correspondence from around the globe for the next fourteen years. Among the early riches to be found in its pages are two long, thoughtful pieces, signed “L. H. N., New York, New York,” which were sent to the editor within a few months of the magazine’s debut. Offering congratulations for the new group’s undertakings, the letters were printed in their entirety; within a few years, their author, playwright Lorraine Hansberry (who added her married name, Nemiroff, to her signature), would cause a sensation with her searing drama on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A Raisin in the Sun (1959).

DOB leaders also used their publication to recruit research participants. Florence Conrad (Jaffy), DOB’s longtime Research Director, believed passionately that the best way to change public perceptions of lesbians was by changing what was written about them in the established medical and scientifi c literature. DOB, Jaffy argued, could help researchers find healthy, functioning, noninstitutionalized lesbian subjects for study. By the mid-1960s, however, some DOB leaders such as Gittings rejected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organization rely on anyone but its members in defin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gay women and men. “Emphasis on research has had its day,” she headlined in The Ladder. It was time to take action (5).

Within ten years’ time, strategic disagreements as well as geographic differences influenced the Daughters’ organizing decisions. In 1965, on the East Coast, Gittings, Lahusen, and Eckstein were three of a handful of lesbians who joined early gay public protests. They picketed federal buildings in Washington,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for the rest of the decade, challenging government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shadowy stereotypes of gay people so popular with the media. In San Francisco, Martin and Lyon, along with Talmadge, Bonner, and Walker,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exorcizing the “sin” of homosexuality and focused on religious leaders. Working with Ted McIlvenna, a sympathetic minister who aided runaway youth in the city’s poor Tenderloin district, they helped create the Council on Religion and the Homosexual in 1965. The allies they made within mainstream churches helped develop support for gay rights legislation. In Chicago, DOB leaders like Barbara McLain worked with Mattachine activists to call attention to the harassment and violence that plagued their communities. This step led to the founding of one of the first police brutality monitoring networks in the country, which continues to operate today.

Feminism and the Fall of The Ladder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personal” and “the political” in DOB’s programs and goals is evident from the organization’s beginnings. Women who came to the get-togethers mainly to meet a new girlfriend often got more than they bargained for. For example, the “Gab ‘n’ Java” gatherings provided sites where women could talk about issues they had never before dared to express openly. As one woman’s story after another was shared and validated within the safety of the small group, DOB members realized that it was not just their own sense of self-esteem but society’s attitudes and policies that needed to change. Their magazine also helped DOB members defi ne their awareness of gender differences between lesbians and gay men, and stress their solidarity with heterosexual women on the need for gender equality. The Ladder was one of the few national publications where essays critiquing women’s second-class status in society could be found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and it regularly printed poetry, short stories, and reviews of fiction and nonfiction with a decidedly feminist slant.

However, the appeal of women’s liberation to some of DOB’s most prominent activists in the late 1960s, and their desire to utilize respected resources like The Ladder to promote feminism, caused a split within DOB’s leadership that by 1970 was irreparable. That summer, one month before DOB’s biennial convention, national president Rita Laporte took the magazine’s mailing list and production materials from San Francisco to her new home in Nevada so that she and editor Barbara Grier could publish The Ladder privately.

DOB’s longtime leaders, including Lyon, Martin, Gittings, and Lahusen, were infuriated by this action. The loss of The Ladder caused a crisis of faith and friendship that has yet to be resolved. What Grier describes today as an effort to save a valuable publication from the death throes of a weak and ineffectual organization, other former Daughters insist was nothing less than theft. They assert that Grier and Laporte caused DOB’s demise by “stealing” their prized publication, which was the organization’s most valuable asset. Grier argues that The Ladder by 1970 was increasingly functioning as its own entity. As editor, she wanted the freedom to expand its feminist orientation and build on its legacy as the only established American lesbian magazine with a significant distribution network and publishing history.

Unfortunately, The Ladder could not survive without the organization that had given it life.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Grier recruited up-and-coming as well as well-known feminist writers and expanded the magazine’s circulation to nearly 4,000. The increase in readership, however, caused financial problems. “The simple truth is that we couldn’t afford to keep printing and mailing a high-quality magazine without accepting ads our readers wouldn’t want,” she said in 2003 to explain why she stopped publishing The Ladder in 1972 (6). With her partner Donna McBride and two other women, Grier then founded Naiad Press, a successful women’s publishing company. She used The Ladder’s mailing list to announce the new enterprise.

Through the 1970s DOB continued to provide a home for lesbians, at least on the local level. Chapters were granted autonomy and the right to continue organizing under the “Daughters of Bilitis” name in 1970 and many continued their work for the rest of the decade. The Boston Chapter was active until 1995. Then, as in 1955, DOB was many things to many women. It was where a lesbian could go to meet a new girlfriend, begin to heal a broken heart, or find validation for her life. It was a circle of friends to share good times and bad, a network of peer counselors who offered support and guidance, a resource center for questions about homosexuality. It was an arena for social action. The Daughters’ mix of personal support and political debate brought women to activism who never would have defined themselves as agents for change.

Despite the dominant culture of conformity so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ld war years, the Daughters educated and organized lesbians, advocating for their inclusion in U.S. society. They adapted the postwar rhetoric of integration and equality to challenge their society not only on its homophobia but on its sexism.

Endnotes

1. Ruth Rosen, The World Split Open: How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Viking, 2000), 8.

2. Kay Lahusen, interview with author, April 23, 2002.

3. Billye Talmadge,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rch 30, 2002.

4. Blanche Wiesen Cook, discussion with author, September 5, 2004.

5. The Ladder 10 (October 1965): 10.

6. Barbara Grier,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29, 2003.

Resources

Primary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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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Del and Phyllis Lyon. Lesbian/Woman. 20th anniversary ed. Volcano, CA: Volcano Press, 1991, 1972.

Tobin, Kay and Randy Wicker. The Gay Crusaders. New York: Paperback Library, 1972.

Secondary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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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erman, Lillian. Odd Girls and Twilight Lovers: A History of Lesbian Life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Freedman, Estelle B. “Boston Marriage, Free Love, and Fictive Kin: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to Mainstream Marriage.” OAH Newsletter 32 (August 2004): 1.———. No Turning Back: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of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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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z, Jonathan Ned. Gay American History: Lesbians & Gay Men in the U.S.A.: A Documentary History. Rev. ed. New York: Meridian, 1992, 1976.

Kennedy, Elizabeth Lapovsky and Madeline D. Davis. Boots of Leather, Slippers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 Lesbian Community. Reprin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4, 1993.

May, Elaine Tyler. Homeward Bound: American Families in the Cold War Er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Meeker, Martin. “Behind the Mask of Respectability: Reconsidering the Mattachine Society and Male Homophile Practice, 1950s and 1960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0 (January 2001): 7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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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 Marc. City of Sisterly and Brotherly Loves: Lesbian and Gay Philadelphia, 1945-197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Videos

Before Stonewall: The Making of a Gay and Lesbian Community. VHS. Directed by Greta Schiller and produced by Robert Rosenberg and John Scagliotti. New York: Cinema Guild, 1985.

Forbidden Love: The Unashamed Stories of Lesbian Lives. VHS. Directed by Aerlyn Weissman and Lynne Fernie. Montréal: National Film Board of Canada, 1992.

Last Call at Maud’s. VHS. Directed by Paris Poirier and produced by The Maud’s Project. New York: Water Bearer Films, 1993.

No Secret Anymore: The Times of Del Martin and Phyllis Lyon. DVD. Directed and produced by Joan E. Biren (JEB) and produced by Dee Mosbacher. San Francisco: Frameline, 2003.

Word Is Out. VHS. Directed by Andrew Brown and produced by Peter Adair and Nancy Adair. New York: New Yorker Video, 1991, 1978.

摘要：著名军统特务沈醉在被抓捕后的交代材料，此为其中一本，讲述军统内部行动的方法和培训

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

行动术”这门课程，是从来不印讲义，也不准学生记笔记，只由教官讲述。学生如有听不懂或弄不清的地方，课后可以提出来，请求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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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

组员间向无往来，因此时常弄出自己人做自己人工作的笑话来。这些组员平日在人前总是伪装出一副不满现状和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的“进步”姿态，彼此在一个地方活动时，表现出的假积极也很突出，最易引人注目。在彼此不了解对方身份，而且一个人有几个不同化名，因此自己做了自己人的工作，区部也没有发觉，往往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一直到准备破案逮捕对方时，把偷来和偷拍的照片送到区部做最后决定时才发觉原来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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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搞绩效呢

如果生活费给多了，有些人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便非好好努力设法得奖金来弥补不足，工作越好，奖金越多，最容易表现出成绩；不好便不给，可免去固定的庞大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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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尸体肢解，再装在箱子里，这种箱子，有时用汽车装出抛到荒僻无人的地方，有时则提到马路上雇上一辆人力车拉到火车站或什么旅馆。由人力车拉走这种箱子时，送的人先跟在后面走上一段便溜走。等到拉到指定地点，拉车的见没有物主跟来，有的便悄悄拉回家去，以为发了洋财，等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具尸体，结果往往弄得吃官司脱不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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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个特务从对象背后猛击头部一下，便立刻飞逃。当这个对象被击昏倒地后，另一特务便装作这人的亲友，一面扶住一面大叫抓凶手，一面假充好人叫人力车（或在附近租汽车），伪装送往医院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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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在重庆的罪行

戴笠放现在肯定是最大营销公司和狗仔队头目

你有病想去找找医生，一定有人说石灰市的南京名医张简斋是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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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为了搜集搭乘飞机的旅客照片，特地在市区珊瑚坝飞机场马路边开设一家飞虹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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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以不赚钱来和其他照相馆抢生意。这种廉价照片拍了以后，在特务机关的档案中便会增多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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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检所拆信的办法很简单，一般是用牙骨小刀等轻轻挑开，或在蒸汽上蒸一下，便可揭开。据说用鸡蛋白封的信口不容易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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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里的鸡鸣狗盗和侦缉人员

龙场悟道…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精”，这是过去盗贼们自己常说的口头语。那是说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第一次是生手，被捉关在看守所或监狱以后，便可在这些地方找到有本领的师傅，传授他一套“本领”。等到刑满释出后，他就成为一个熟手。万一再次被捕入牢，他又可以得到进一步学习、研究“技术”的机会，再出去时便成为精通此道的老手。有些人还可以收上几个徒弟，所以他们把坐牢看成是加强本领与结识伙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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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郑介民

祝姑娘今天掉坑了没

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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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16 沈醉回忆录：军统内幕

摘要：在非洲生长的塔希偷窥到姐姐杜拉割礼死亡从此留下了深深阴影，在和美国非洲裔牧师儿子亚当口交后，因为不断被被囚禁的反抗首领发言洗脑，最终自己选择当初给姐姐做割礼的萨利太太做了割礼，从此陷入不幸。在当地解放后她回到当地找到萨利太太，发现她其实对割礼也有不满却被当地架到了民族英雄的位置上，最终闷死她并接受了死刑。

(1.02%)艾丽斯·沃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The Third Life of Grange Copeland）发表。由于小说中塑造了自甘堕落的黑人男性形象，被多数评论家认为有悖于黑人作家要塑造正面的黑人男性群体形象的传统原则，一时间，她成为美国非裔文学批评界的众矢之的。

笔记：和踩组没区别

(9.93%)有这么一种鸟儿，当朋友之间永远别离、不复相见时，它们总是会哀鸣

(9.93%)现在，我们要给一个又一个的男人投票了

笔记：的确，法国60年代才女性独立
(48.63%)母亲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她鄙视这个男人，盼着他去死。但同时，她又渴望抱孙子，希望这个误入歧途的女儿能生下孩子。这位母亲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小孩子值得最甜蜜的吻。

笔记：多年媳妇熬成婆，非洲版

(62.32%)每个人在诞生之初都被赋予了性别迥异的两个灵魂，或者说，都被赋予了与两个独特人格相对应的两套法则。在男人身上，女性的灵魂被封存在了阴茎的包皮中。在女人身上，男性的灵魂被封存在了阴蒂中。”

(62.32%)人类的生命没有能力支撑两个灵魂的存在，每个人都必须融入看上去与自己最为契合的性别之中。”

(62.32%)因此，男人割去包皮，以除去他的女性特质。女人割去阴蒂，以除去她的男性特质。

笔记：啥玩意啊

认真地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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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恋和薛凯琪之间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大概就在于认真地拥抱。

影视剧里常用的，让人相信两人彼此真心相爱的，往往也是认真地拥抱。像《廉政英雌》里三位女主角遇险获救后的拥抱，或者其它警匪、枪战片的拥抱。

爱情里面，比较有印象的应该是《妙手仁心》结尾Henry和Annie的拥抱，带着一种失而复得从而永不肯放手的决定，又带有羞赧和调戏的撒娇，那个真的很美很让人欣慰。

刘恋和薛凯琪的拥抱有意思在，首先她们不是影视剧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在安全的环境里，这么认真地去拥抱，去真诚表达出自己的心情，首先就得对方让自己感到安全。

第一次的拥抱在浪3刘恋被淘汰后酒店的相遇，两人甚至互相陪着对方等团队、等赵梦，等都到了以后分开，才去拥抱。薛凯琪的脸看不到，但刘恋明显是忧伤但又有些担心的。那句以后“别哭那么厉害了”，更多是抱着以后可能不会再有太多交集的嘱托。

而第二次，刘恋空降杭州的节目，可能因为薛凯琪想带她认识自己的朋友们并圆她演戏梦想，也可能还因为彼时父亲住院急救母亲又白内障自己承担起所有开支所以选择不返港，她想要有一个人可以说说话，可以放松下心情。

第三次，我当前最喜欢的拥抱。让人转圈后再抱进怀里，Fiona那一刻肯定是想安慰和开解刘恋的，但这个看上去听上去都没有预兆的拥抱，让刘恋都愣了一秒，才让人觉得，这拥抱多么珍贵、多么安心、多么让人可以放下担忧。

也许这就是刘恋抖音1分钟，却45秒薛凯琪，仿佛号是薛凯琪的一样。

关于努力的call back

20250126卫兰的第八期vlog出了，刘恋薛凯琪恰到好处地出现了合照那几秒的后台，神态亲密自然，让我突然想起像合照、聊天这样的环节大多数都会出现在薛凯琪的vlog里，除了这期。

“此处待插入动图”

这期的vlog唯二场景是两人在薛凯琪家跟着声乐老师练歌，以及刘恋晚上很晚到长沙后第一时间去薛凯琪房间练歌，全程镜头里就两个人，气氛也很快乐。从场景上来说整个vlog第一反应就是两人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此处插入vlog”

但再看合照部分的不合理处，再想起浪3被提起过很多次而声生不息有提起却被切掉的，薛凯琪一直想表达的努力而言，这段vlog大概率是想表达她车采时用“嫌弃”语气，舞台采访时认真语气的“她是我见过的最努力的艺人”，这句话在“她很努力之外”其实还有句小的没说出来的“我也一直很努力所以会很欣赏喜欢努力的人”。

后面这句话，体现在了“TVB处处问”里提及的方大同，因为知道方大同很努力所以她才会说大家愿意一直等到康复那天；也体现在加更的环节里“因为不擅长跳舞所以10小时10小时地跳，努力之后就会有自信”。

这种对努力的欣赏又可以反过头去解决浪三的一些疑问：被剪到看不出交互且是竞争对手的《自己》和《雾里》两个组是怎么做到在返场时薛凯琪张开双臂去迎接刘恋的？这动作展现出来的亲密感和认同度并不是薛凯琪很喜欢抱人可以解释的，更像是私底下已经抱了好几回了，再结合二公分组选歌的时候两人一直提心吊胆到最后开心地“我终于可以合唱了耶”那里的亲密，都不像是偶尔探班的关系。

这答案，也许藏在赵梦的微博和朱洁静直播里。

朱洁静三公直播有提到雾里时一度练到凌晨四点，赵梦也提过那时候和刘恋同寝两个人一个手机一个电脑卷到凌晨三四点。赵梦一公和薛凯琪同组，大概率私下是讲过的；而两个组的训练室隔的又近，那些疯狂练习在《自己》组下班后看到也不足为奇。本着交朋友目的参加浪3的薛凯琪在几次串门子后看到一直在学习和加练的刘恋，也可能会想到准备演唱会时练舞练到昏天黑地的自己，从而产生微妙的认同感，继而在某些擦肩而过的场合抱抱她，散发光和正能量。

尽管一直被贴学霸标签，但刘恋做事显然还不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访谈之类的也说明她有着这样的苦恼。一公队友是首席和副团以及正经学过舞蹈的齐溪，她努力是性格使然是追求舞台效果，同时还有些额外的不能拖后腿的压力。这种压力队友们肯定有帮助但未必能开解，局中人痛苦如此，此刻局外的隔壁的薛凯琪来散发光和正能量，就和后面粤语老师一样，是可以抚慰人心的。

而“我终于可以合唱了耶”了这句，又是薛凯琪对刘恋唱歌最深的肯定。声生不息里她也对卫兰说认识十多年没机会一起表演，现在终于有了，她真的很喜欢也很想和每一个喜欢的朋友合作。

喜欢捏人

刘恋好像真的很喜欢捏薛凯琪的胳膊。喜马拉雅说是想要进一步亲密，但考虑看那么多年电影都没见有谁有这习惯，再查到说很喜欢捏小孩子的胳膊哄她入睡，不知道为啥突然有了种“摸摸你冷不冷”的感觉，带着关系和对小孩子的无限宠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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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她还一度喜欢抚摸或者放在颈椎那里，这动作其实蛮有趣的。一般来说要么搂肩要不搂腰，薛凯琪又没有颈椎病，这动作说亲密又感觉差点意思，说不亲密都搁人颈部了。那个位置那么脆弱，所以是想保护吗？又或者只是半个拥抱？因为手肘正好可以垂在背上又不用面对面贴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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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的信任

1、刘恋&薛凯琪

（1）2022年的折手指游戏（又名我有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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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以后在看那句“你有为我嚎啕大哭过”都得感慨这东西放小说里都觉得精妙，而此刻的两人不过认识3个月。刘恋脑子确实是快。

快在她非常直接但又巧妙地让了薛凯琪一手，于继宵夜后又多了个可以服务对方的内容；也快在她当着镜头认真地向对方确定自己的位置。

这个话题，在那个时候的当下不好提。结识多年后或许会在某个午后提起笑说：“哎呀那个时候你为了我大哭过呢！”，但那个只认识三个月，也只合作过一次的当下，是很难问出口的。因为问了，就显得认真，很容易让人有所误解；但不问，又不放心，不知道那一刻眼泪到底为谁而流。所以只有这时候，用着半玩笑的态度去确认，去送分，才能真正体会到那一天的幕后，哭到到处转，哭到7月扫楼还在说“其实你不知道那个时候……”的种种幕后，都是为了自己。

于是2025年，薛凯琪昭告天下24年圣诞两个人一起去朋友那里参加生日&圣诞聚会时堵在路上一个人练歌一个人休息才半点也不突兀。

因为两年半前，我就知道你会在我生活里成为一个重要人物。

不一定得是爱情，但一定非常重要！

（2）不知道为什么我（刘恋）在你（薛凯琪）面前显得很呆

刘恋在薛凯琪面前呆（扫楼），车采无法反驳和反抗（对比流俗地里阿银对拉组和聪明人）

雏鸟效应，主心骨

全然信任的放松，乐夏后台vlog，求助

快乐、疯狂（杜凯音乐节的冷静，Fiona享受舞台，全情投入）

作品名字：鳄鱼手记

作品类型：小说

地区：台湾

作者：邱妙津

日期：20251011

正文：

这本书很微妙，微妙在庆幸自己没在十几二十出头的时候读它，也扼腕自己没在十几二十的时候读它，那种在黑洞里澎湃的情感被极度感性压到了最底，比起主动分开针扎都算疼的绝望真是最精妙最完美最可以表达出压抑的痛。那份情感太像是黑洞，所以看的时候所有情绪、理智都不自觉被吸引过去，心脏像是被按住，到了极致时忍不住放下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才能重塑心力继续往下看，然后边看边庆幸好在自己已经过了那个年纪。

台湾文学真的是非常有趣的文学，理论上它应该继承了最多的学阀效应，又因为历史大量接触了日本文学就成了巧妙的华语文学分支。不比香港文学长期浸润在效率、利益上的锋利笔锋，台湾文学在日常和情感上是独一份的细腻。不过《鳄鱼手记》给我的感觉更像是继承了法国文学而不是日本，尽管提起了安部公房和村上春树，然而和水伶、小凡的大段大段自述我觉得更像是杜拉斯的风格，带有些巧妙的哲学气质在里面。

“我”是有强烈自毁倾向的，不过这种倾向大多数内敛的，用大量的昏睡、放纵遮掩隔离着，结合作者结局来看确实可以理解为什么会被认为是自传小说。至于真实世界真假，到了现在——三十年后，已经没人知晓了吧。

作品总有着被误读的命运，只能希望作者本人如果了解到，可以放开吧。

哦，读的时候，总觉得配乐应该是陈奕迅《打回原形》。

作品名字：拥有快乐的秘密

作品类型：小说

地区：美国

作者：艾丽斯·沃克

译者：闵晓萌

日期：20251029

可重读性：8

正文：

在嘈杂声中读完了。开场那只被日月抚慰拥抱过、不被社群接受的母豹让我印象深刻到总觉得它是莉赛特在塔希脑子里的形象。直到最后写那封信以前，莉赛特在“大部分人”眼里都承载着情人刻板形象，而这实际与她是没有关系的。
在这之外我总想到托尔斯泰《复活》，尽管那本书二十几年前读的，但不知为何塔希这个享受过快乐有过自我最终又被习俗欺骗到一度失去自我的人总让我想起复活那位同样承受死刑的角色。《复活》里她的生活或许被描写过但不真实，这里得到了补足，也更让人对男凝社会感到厌恶与愤怒。
其实萨莉太太到底是被谋杀还是时间到了而死亡并不重要，相比下她不着修饰的（特意找我的）“你没那么重要”才是更让人心震所在。那些被认为“应该”的不应该很多人知道，但每个人都不敢反抗。
于是结尾的“抵抗是拥有快乐的秘密”的抵抗有太多含义。抵抗可以是抵抗男权社会享受身体，可以是抗拒并改变传统的，可以是让禁忌宣告于天下，让耻辱加诸在那些设定禁忌的人身上，扯下他们“德高望重”的面皮！

相比《紫颜色》这本书显然作者花了更多心思去设计，但设计的目标不是为了讨好或者炫技而是为了当真正的自我意识显露出来时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因为全书都在不同视角下的“我”叙事，所以个人的性格印记其实很模糊，更多的是“我”面对不同事情时的真实反映。而不断错开且跳跃的时间线让读者自行拼凑出来的感觉既具有阅读快感同时也更加惊心动魄。可以预见完全按时间线写出“公鸡”那刻的冲击力绝对不如小说中通过跳跃时间线所展现的。而萨利太太从“维护传统”的恶魔到“逐渐具有意识但被裹挟成英雄却不反抗”的个体时，对于割礼的僵直的“传统”“权力压迫”又有了新的看法。

至于不断出现的女性性自我在这个“传统”面前的展露，我想大概是六十年代性解放带来的思想冲击下的产物。对于九十年代以后对于性的举重若轻习以为常，更早一些作者的作品很多时候将其视为大事和反抗，正好和“抵抗是拥有快乐的秘密”再次不谋而合。

20251029 拥有快乐的秘密

作品名字：H2

作品类型：漫画

地区：日本

作者：安达充

日期：20251020

正文：

可能安达充作品是我看的最多的，不管《美雪美雪》的伪青梅竹马，《幸运四叶草》的一直同学校且家长有往来，《Rough》的童稚时期见过面还是《Touch》一直就在隔壁，每一对青梅竹马都有自己的好，也每一对都有难以忽视的离世者。安达充甚至可以说塑造了我对青梅竹马的印象，他们对彼此优缺点了若指掌，能够肆无忌惮地告诉别人来彰显他们之间独有的时间默契，他们父母相识私交甚好，在法定成年之前是彼此最漫长最浪漫的陪伴者。

H2大概算是例外，例外就例外在这次的青梅竹马太多了，例外在这次的竹马太晚熟，于是其他竹马抢先让初恋成为了遗憾。

开始我以为它像张爱玲的《半生缘》，从比吕对春华说出“I Love you”的时候就到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的节点。读完后才发现，从最开始他们就再也回不去了。就算承认自己初恋是雅玲，但从头到尾比吕都没想过要介入要抢夺，就像他说的介绍给英雄以外的男人才会后悔，就像叔叔说的如果当初介绍的不是英雄而是其他歪瓜裂枣就好了。正因为英雄如此优秀才会相处如此只好，正因为如此只好就再也不会去想介入。一起长大一起比赛是这被子都不会再有一次的经历，由始至终比吕都想着他们好。即时到最后，故意大声说“最喜欢雅玲”也是和过去的告别，同时也是对英雄的报复。比吕大概没想到英雄还会玩重新选择这么一出游戏，原本是两个关上心门的人的别扭，却拉上他出场，对他来说也是极为难受的事了。

英雄是四人当众心思最重的人，所以才会刺激到木根加入棒球队，巧合的是雅玲心思也重。重有重的好处，好处在一般问题上他们都成熟，所以他俩从没上过美步的当；但重也有重的坏处，怀疑种子一旦埋下去就太容易牛角尖。演唱会那次假设比吕英雄对换，比吕大概率是不会对英雄产生怀疑的。可能因为是《Touch》续作，比吕明显带有达也气质而英雄也同样继承了和也气质，那场在上作中被救人阻断的对决在这里用棒球做了决断，只是结局想来并不是《棒球英豪》会有的。

雅玲母亲之死大概构思了很久，所以画出来时因为太过突然所以主角们以为还被庇护的少年生涯那些不曾出口的心思在她过世后就彻底起了变化。母亲还在时，比吕还是雅玲的“亲生弟弟”，是格外亲密的小儿子，是英雄误会的开始。母亲过世后那本就不存在的血缘关系立刻寸断，从对决时雅玲父亲决定不和比吕父母坐一起时就能看出端倪。他真正把他俩作为女婿的未来人选，也真正地看重英雄。

最后的三个直球三振，和最开始二人的对决一样。最开始比吕三振了英雄，成了朋友，将雅玲介绍给他，是告别初恋的开始；这次的三振，是最终的告别，告别青春也告别青梅竹马，以后的来往是两对情侣之间的成人式交往，也可能二人还会在职业棒球场上继续对战，毕竟比吕对春华说以后坐她值班的飞机参加比赛，只是那时英雄身后是雅玲而比吕身后是春华，不会再和以往一样，这次的青梅竹马，在这场对决上走到了终点。

以团队配置来说，他俩的配置可能是安达充所有漫画里团队配置最高的两个队伍了，比赛看起来没有那种天才带着队伍拿冠军的爽感，但也更加焦灼，让人在这难明的情绪里淋了一整个夏季的梅雨。

时隔几年再看安达充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事，首先安达充虽然自己都说角色相貌高度一致，但景致上画地极细，是那种给文学家画插画级别，看上去像是照片一样真实。另外就是他角色设定也一直符合连载时的社会风气，八九十年代的“福利”到了2000年后就没怎么出现了，包括校园打架也是，也是很认真考察了当时社会。至于《名侦探抠男》联动的歪瓜裂枣我只能爆笑了，柯南和小兰的青梅竹马可能因为战线太长原创太多而愈发失去了青梅竹马的感觉了。

简介：

原书名：Farewell to the Muse: Love, War and the Women of Surrealism

作者：惠特尼·查德威克 Whitney Chadwick

前言

1982年初夏，我和丈夫以及他十几岁的女儿开车前往东萨塞克斯郡，拜访画家罗兰·彭罗斯（Roland Penrose）。当时我正在撰写第一本关于超现实主义女艺术家的书，这次拜访是应邀请前往法利农场，罗兰于1949年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美国摄影师李·米勒在此定居，他的许多艺术藏品至今仍存放在那里。

Roland Penrose：1900-1984，英国艺术家、历史学家和诗人。他是肖像画家James Doyle Penrose之子，母亲Elizabeth Josephine Peckover则是富有的贵格会银行家佩科弗勋爵的女儿，他同时也是现代艺术的主要推动者和收藏家。

当我们驱车向南驶向海岸时，我翻看着那一堆我为了与罗兰见面而精心准备的问题。罗兰有着传奇的一生，他曾是两位开创性艺术家瓦伦丁·布埃（Valentine Boué）和李·米勒（Lee Miller）的丈夫，也是从巴勃罗·毕加索、琼·米罗（Joan Miró）到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和亨利·摩尔（Henry Moore）等其他艺术家的密友。作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艺术家、作家和先锋派的赞助人，罗兰是超现实主义的历史见证者；我只能希望通过几个小时的采访来重塑他的经历。我参考了书籍，也借鉴了我的叔叔们讲述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活的故事，来试图将一个迷人历史时代的零散线索编织在一起，这些尝试偶然会让我感到沮丧。

一小时后，我们在弥漫着玫瑰和金银花香气、夹杂着一丝淡淡的牲畜棚气味的轻柔微风中，进入了穆德尔斯格林Muddles Green这个小村落。远处是广袤的苏塞克斯丘陵Sussex Downs，点缀着嬉戏的羊羔和温顺却警觉的母羊。村庄由几处零散的农场和许多为抵御恶劣天气而建的坚固的房屋组成。

我们把车停在路边，找到了法利农场，推开一扇嘎吱作响的大门，走进了花园。花园四周是砖墙，一座优雅的18世纪建筑正面俯瞰着这里，盛开的绣球花、成熟的树木和蔓延的金银花藤蔓让它显得柔和。¹八十多岁、相貌英俊的罗兰在门口迎接了我们。

在屋内，他带着我们穿过一间间摆满了画作的房间，这些画作色彩斑斓、光线充足，都是从艺术家朋友和超现实主义同仁那里购得的杰作。多亏罗兰慷慨地允许这些作品在书籍和博物馆曲库中复制，其中许多作品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一边走，他一边指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并分享关于创作者的轶事。

我们的主人在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著名画作《塞莱斯大象》（1921年）的大幅海报前停了下来，为给我们展示复制品而非原作而道歉。他解释说，在把这幅画捐赠给伦敦泰特美术馆后，他一直为失去这件维系着他与艺术家长久友谊的作品而哀伤。最终，他在入口大厅里挂了一幅复制品。我之所以会记住这个轶事，部分原因是看到恩斯特的海报让我想起了我用来装饰一连串破旧研究生公寓的那些海报——唉，都是复制品而非原作——以及它们在我学生时代给我带来了多少鼓舞，又如何激励我走上了艺术史学者的职业道路。

尽管我所研究的艺术史在每一个房间里都变得鲜活起来，但法利农场终究不是博物馆，而是一个艺术、家人和朋友以及公共和私人历史深度交织的地方。在这座错落有致的农舍里，布拉克Braque、毕加索、恩斯特等人的画作与孩子们的涂鸦、毕加索童趣十足的素描、家庭纪念品、非洲面具以及一批达到博物馆收藏级别的霍皮族卡奇纳玩偶（Hopi Kachina dolls）（后者是马克斯·恩斯特在急需用钱时卖给罗兰的）相互穿插。这里有瓦伦丁和李的照片和画作，也有两人的少量作品。

Hopi Kachina dolls：亚利桑那州原住民霍皮人所做玩偶，通常用于仪式上。

我们走到由亨利·摩尔标志性的石雕《母子》坐镇的石板庭院，眺望远处丘陵上由白垩雕刻而成的古老的威尔明顿巨人，凝视着这片丘陵。端详着这个新石器时代的人像，它伸展的双臂握着长棍，我想起了我们在室内看到的绘画和照片。

随着午后时光的流逝，我们聊起了我的研究、罗兰的生活，以及我们在伦敦、巴黎和纽约的共同好友。当我向他询问李的摄影作品时，他建议我联系《Vogue》杂志的出版商康泰纳仕（Condé Nast），李曾为该杂志工作，但他对前妻作为摄影师只字未提。²当我谈到想研究那些曾是超现实主义圈子一员却常被忽视的女性作品时，罗兰友善而坚定地摇了摇头。“你不应该写一本关于这些女性的书，”他说——考虑到他与两位女艺术家共度的岁月，这多少让我感到惊讶。

我可能挑了挑眉以示不解。现在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而不是30年代，女性艺术家和作家的历史已经过了让人觉得激进的时候。“她们不是艺术家，”罗兰说，此时，瓦伦丁·彭罗斯《女性的礼物》（Gifts of Women）（1951年）中与诗歌相伴的梦幻而萦绕人心的摄影蒙太奇，以及李·米勒拍摄的战争受害者的震撼照片在我脑海中浮现。“当然，这些女性很重要，”他接着说，“但那是因为她们是我们的缪斯。”而她们将永远是缪斯——我记得当时我这样想——想象着她们永恒飘荡于远远低于她们的情人和同事——毕加索、米罗、恩斯特、曼·雷（Man Ray）等人所在之圈的——但丁地狱的圈内。

Dons des féminines（Gifts of Women）：一本由毕加索插图，瓦伦丁著诗的合作作品。详见网页：https://www.moma.org/collection/works/29866

回到伦敦后，我翻阅了罗兰最近出版的图文回忆录《剪贴簿》（Scrap Book）（1981 年），试图理解当天的矛盾之处，以及当话题涉及他的妻子们时，罗兰隐晦的矛盾态度。³ 那天在法利农场看到的作品——包括瓦伦丁和李的作品——即使在我们回到伦敦很久以后仍留在我的脑海中。它们融入了《女性艺术家与超现实主义运动》这本书，这本书因那次难忘的访问而成型，也融入了后来的书籍、目录和文章中。尽管第一本书中有一章是关于作为缪斯的女性，其他章节则是关于她们作为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但直到后来我才充分意识到迷人缪斯和专注专业艺术家这两种角色根本不相容。

后来我第一次采访英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莱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时，我询问她对超现实主义缪斯这一主题的看法。“我觉得那是胡说八道，”她以当事人事后结论的清晰口吻干脆地回答道，“我没时间当任何人的缪斯……我忙着反抗家人，忙着学习成为一名艺术家。”⁴她的话让我想起，罗兰在回忆他与瓦伦丁的关系时，曾称她为“他的加斯科涅缪斯”，接着又形容她是一个像闪电般闯入他生活的迷人尤物。尽管这个形象最初在我脑海中引起共鸣，被视为超现实主义者对‘奇妙闯入现实’信念的恰当隐喻，但事实证明，它对我试图解开瓦伦丁神秘诗意愿景的含义，或探寻莱奥诺拉·卡林顿对凯尔特神话和藏传佛教的兴趣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20世纪80年代初，在巴黎，李·米勒作为曼·雷的情人比作为战地记者更为人所知；瓦伦丁·彭罗斯的诗歌，包括她的战争诗，在英语国家几乎无人知晓；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还没有举办过大型的博物馆回顾展。在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之交期间，书籍、电影、会议和展览开始还原历史真相。李·米勒的战争照片被整理、印刷（其中许多是由她的儿子安东尼·彭罗斯Antony Penrose首次印刷）并出版。莱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的短篇小说选集，以及她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精神崩溃并逃离欧洲、情人马克斯·恩斯特被捕的第一人称叙述，都被重新翻译成英文出版。⁵展览和书籍让更多人了解到克劳德·卡洪（Claude Cahun）和苏珊娜·马尔赫贝（Suzanne Malherbe）的抵抗活动。弗里达·卡罗的作品也在全球的展览、书籍和文章中广泛传播，她也成为了备受尊崇的人物，并兵因此引发了国际现象。

渐渐地，我了解到超现实主义圈子里其他女性的故事，她们在战争和混乱时期的经历从未被讲述，在那些法国沦陷、巴黎被德国军队占领、数千枚炸弹落在伦敦时的艰难岁月里，她们生活中往往没有男性，从而她们是在女性朋友的支持下度过。我一直在想她们在混乱和战争中的生活经历，直到另一场展览，这些碎片才被重新拼凑成一个新的谜题。

当《暮光之城：超现实主义、摄影和巴黎》（Twilight Visions: Surrealism, Photography and Paris）2010年1月在纽约开展时，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展厅里挤满了人。⁶他们前来，不仅仅是出于对作品的好奇，更是因为这些特别的照片和电影生动地唤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十年里巴黎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此外，它们还与那些曾威胁到艺术自由、超现实主义和巴黎这座城市生存的历史和政治事件产生了共鸣。

Twilight Visions: Surrealism and Paris：该展出作品曾于2009年集结成册由加州大学出版，可搜寻到电子版。该展览大多为男性作品但对象多为女性，因而引发下一段的作者思考。

展览节选

看着那些20世纪2、30年代的先锋巴黎代表照片，我脑海中浮现出许多问题。我想知道这些照片对这些女性自身意味着什么，对她们的生活经历又意味着什么。我想知道她们第一次看到这些照片时在想些什么；当她们独自又或者和女性朋友们一起观阅这些由超现实主义同好和恋人举办的展览时，一同走过如今满是德国士兵和沉重靴子声的熟悉街区时，她们是如何体验巴黎这座城市的。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在一个由著名男性定义的先锋运动背景下，年轻、有抱负的女性意味着什么，而这些男性的教育、哲学和文学背景往往与他们年轻的恋人及同伴不同。

David E. Scherman, Lee Miller, War Correspondent, c. 1944

大卫·E·舍曼、李·米勒，战地记者，约1944年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带来的恐惧、流亡、失去以及精神崩溃的噩梦，许多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家既没有婚姻的保障，也没有为人母和家庭的保障，她们的身份和所处的社会位置往往被男性伴侣所排斥。她们本人对这种传统也嗤之以鼻。为了个人和专业逐渐走向成熟，许多人会在与其他女性的友谊中找到支持并结合成新的关系形式。

超现实主义者的革命是随着布勒东在1924年发表第一部《超现实主义宣言》宣告开始的，它开启了一个几乎所有事物——从政治到艺术再到性——都有待讨论、争辩和质疑的时期。正是超现实主义的这一方面，在抗议活动盛行的那些年里，吸引了身为大学生的我：越南、柬埔寨、女权主义、黑人民权运动。还有那种“异国情调”，很快就吸引我前往法国，1968年，在那里，我看到超现实主义诗歌和革命口号并列张贴在巴黎大学的墙上，当时学生们发动骚乱，几乎推翻了政府。在我成长的纽约西部中产阶级郊区，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将疯狂与创造力联系起来，没有人谈论过推翻政府的必要性，也没有人质疑过女性在革命文化中的角色。

随着越来越多的超现实主义选题，我开始想办法将超现实主义者中有关性别和伴侣关系的个人问题与影响并塑造这些问题的政治和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我在超现实主义者的男性作品中发现了许多潜在的资料来源，深入探究女性政治生活和奉献的作者却寥寥无几。当我收到一位巴黎朋友的电子邮件时，我震惊不已。这位朋友自1967年起就是画家莱奥诺尔·菲尼Leonor Fini的密友，自她1996年去世后一直管理着她的遗产和档案。他在邮件中告诉我，他在菲尼的文件中发现了一批未知且未发表的信件。⁷这些信件记录了菲尼和莱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之间的通信。⁸这些信件写于战争初期卡林顿的情人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被捕入狱后的几个月，它们近乎逐日展现着一个可怕世界。

莱奥诺尔和莱奥诺拉（她们被称为“两个莱奥诺尔”）在我理解的充满矛盾的超现实主义缪斯与成熟艺术家关系里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我急于尽快读到那些信件，于是教学和写作一有间隙，就飞到了巴黎。一天后，我拖着时差未倒的疲惫身躯，前往位于皇家宫殿附近的那座18世纪建筑，战争结束后莱奥诺尔·菲尼回到巴黎，就一直在此生活和工作。

当我沿着优雅的中央楼梯爬上她位于五楼的工作室时，我想起了那些曾走过同样楼梯（这里没有电梯）的非凡人物：政治家和艺术家、作家和演员、电影制作人和外交官、诗人和怪人。在那间天花板很高、光线充足的工作室里，仍然摆放着莱奥诺尔用过的结实的工作台和木制画架。自她去世后的这些年里，巴黎屋顶的景色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那三十来只曾给她带来欢乐和激情的猫咪的死亡还是展现了时光的流逝。那群猫中唯一的幸存者静静地睡在角落里的小床上；当我挠它头时它睁开一只眼，发现不是莱昂诺尔后又蜷缩成了一团。

我终于将那些信件捧在手中，不过不是在莱昂诺尔的工作室而是在拉丁区中世纪部分的一个私人档案库中，这个区域比第一区的皇家建筑早了几个世纪。⁹我坐在一扇俯瞰内院的窗户旁——旁边放着放大镜、铅笔和法语词典——在出示了介绍信并签署文件后，我慢慢打开了送到我手中的盒子，取出了里面第一张泛黄纸张。

我原以为我已充分了解这些信件的背后故事。我曾用了几个月来钻研法国那些年的历史。我也反复阅读了莱奥诺拉的短篇小说和她的自传回忆录《底层》，其中详细记述了马克斯被捕后的事件——包括她精神崩溃，几个月后逃往西班牙，在桑坦德一家疗养院被强制收容并遭受残酷对待，以及她从“看守”手中逃脱，投入毕加索的一位墨西哥朋友的怀抱，这位朋友安排了一场仓促的婚姻，并利用他的外交护照将她迅速带离欧洲，送往纽约。

自20世纪80年代初初次见面后，在很多个场合里我们都探讨过她生活的细节。因为我们曾一起筹备展览和出版作品，我还到纽约拜访过她，她选择在那里生活，甚至在狭小的地下室公寓里作画，她选择这样的住处是因为它们让她感到“脚踏实地”；在墨西哥城时尽管朋友们曾严重警告她当地谋杀和绑架频出，她仍在街上拦出租车，因为她说“墨西哥人不会杀害让他们想起母亲的老妇人”；在马萨诸塞州沿海地区，她教我用当地鳕鱼和火红辣椒制作墨西哥菜肴韦拉克鲁斯风味鳕鱼。

然而在信面前这一切都显得意义不大。尽管我熟悉那些事，可面前桌上的信附有罕见却真切的即时感。这些信件几乎每天都有，每一封都带着努力保持理智的紧迫感，给人一种日记或个人日志的感觉。它们是一位孤立无援、惊恐愤怒的叙述者写给挚友的，既具描述性又很私密。它们记录了日常生活得同时也讲述了另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展现了一位年轻女子的决心，她与爱人与家人与社群隔绝，却在恐惧和孤立面前依旧坚定着不去崩溃。

她们所描绘的世界既不是巴黎超现实主义者的世界，也不是依靠女性激发男性想象力的世界。相反，她们描绘了一个令人痛苦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平行且相互交织，在现实世界中，一位年轻女子通过和挚友的书信往来来与失落和恐惧作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她将悲痛和恐惧转化为艺术。我开始想着写一本书，去深入探究战争年代女性之间的特殊友谊——这本书既会借鉴她们的作品，也会探讨她们身为艺术家和作家的生活以及与经历战争之间的关系。¹⁰

一年后我获得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的奖学金，这让我可以投身于一个跨学科的学者和艺术家群体中。彼时叙利亚战争正酣，中东地区从阿富汗到伊拉克都在动荡不安。当我谈及超现实主义时，同事们就会问我关于一战后那段时期以及二战时欧洲对法国艺术家和作家的影响。在我看来，缪斯女神已化作战士，而我现在想要写的书，就是关于她们之间的女性友谊，以及这些友谊在那个她们作为艺术家、超现实主义者和女性时挑战生活的时期所发挥作用的故事。

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前身为1999年并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原哈佛附属女子学校），现为哈佛大学规模最小的学院。

这些女性不仅重新定义了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生活，并且在许多情境下还重新定义了在政治活动、艺术、战争和超现实主义背景下女性友谊的意义。那些照亮她们私密生活并记录她们集体行动的诗歌、绘画、信件、照片和日记，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凡世界的迷人景象。作为视觉艺术家和作家，女性之间的关系基本不会受到当代社会学著作或女性友谊心理学的影响，而是更多地被虚构的浪漫关系影响； 例如，莱奥诺尔·菲尼（Leonor Fini）和莱奥诺拉·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都对热拉尔·德·内瓦尔（Gérard de Nerval）的小说情有独钟，她们的信件常常以一种让人想起内瓦尔、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等作家小说的语言，表达出强烈的情感纽带。摄影师克劳德·卡洪（Claude Cahun）和她的生活伴侣苏珊娜·马尔赫贝（Suzanne Malherbe）将政治抵抗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形式，并成功诱导了泽西岛的德国占领军们，使之相信该岛已成为一个大规模抵抗运动的根据地。李·米勒从《时尚》杂志的时尚摄影转向成为一名随军记者，跟随法国的盟军部队，这经历让她用摄影见证了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的解放。

Claude Cahun： 1894-1954。原名Lucy Renee Mathilde Schwob ，法国超现实主义摄影师 、 雕塑家和作家。

Suzanne Malherbe：1892-1972。又名Marcel Moore，法国插画家、设计师和摄影师。

这些女性之间的信件充满了爱与激情、恐惧与绝望、分离与渴望。这些情感不仅塑造了她们成熟的作品，也影响了她们离开巴黎和超现实主义圈子后多年的情感生活。20世纪50年代初，莱奥诺拉·卡林顿带着孩子住在法国西南部的热门度假地洛泽尔度假时写信给莱奥诺尔·菲尼。在信里她用几句话总结了过去的岁月，唤醒了两位十年未见的女性间的友谊能量。当时住在墨西哥、自1940年以来首次访问法国的莱奥诺拉写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一直希望你能再次回到这里。我一直温柔地爱着你，吻你，莱奥诺拉。”¹¹

对其他人来说，战后的几十年带来了新的、有些甚至难以解决的问题。瓦伦丁·彭罗斯和李·米勒在那些年里得到罗兰的支持，两人都与罗兰一起住在苏塞克斯和伦敦。那些年里，在遭遇战争创伤和破坏之后，她俩都努力创造新生活并取得了不同的成功。两人都在法利农场去世（李享年70岁，瓦伦丁80岁），她们的骨灰撒在了农场的古树之下。这是对超现实主义者之间友谊和社群力量的致敬；这是对两位女性所展现出的勇气和意志的见证，她们在战争阴影下的生活中，努力重新协商并定义了情感与心理边界。即便她们过世已久，她们的故事，以及其他超现实主义女性艺术者的故事依然能引起许多共鸣。

无主之地 / Borderlands

剧情无聊到爆，太过于公式显得人物角色都很无聊了！

白箱 / SHIROBAKO

因为画风而无法继续看下去。

戏台 / The Stage

看的点映，因为话剧很期待结果太失望了。陈佩斯、姜武、黄渤、尹正画风完全不统一以致于很割裂，拍摄角度完全话剧语言式的偏偏剧本又很想给出前因后果的完整性以致于镜头语言近乎缺失。如果它像《扬名立万》那样将舞台固定在戏园子也许会很好看。 剧情和立意都很老套，洪大帅这样的角色在荧幕里出现太多次以致于索然无味。想起荷兰1937年的导演还能交出《圣母》这样的电影再看这边，一声叹气。

白宫杀人事件 / The Residence

还懂现实世界运作的毒舌侦探很有英剧感。不故作玄虚，但恰到好处的给出和剧中人一样讯息的侦探剧不多见了。 不要去纠结剧中人夸张行为，毕竟角色不可能像文字作品那样不断独白，夸张演绎才能表露角色真正的所思所想。 AB委屈吗？作为检举人结果被提前刺杀是很可惜。但他不近人情让人难以理解无法共情的做事作风不仅让人心生埋怨也造成死亡后每个人都想隐藏这事，这也不会那么可惜。毕竟像《流人》毒舌上司那样活着得有过人本事和人脉。AB作为行政人员只能不断随机应变堵住漏洞。 所以，不要当草台班子的极品草台——行政人员。

人类要是没有爱情就好了 : 一生不会只爱一次，你需要与欲望坦诚相见

作者是电影《好东西》和《爱情神话》的编导邵艺辉，这本书可能因为是公众号合集，和电影的俏皮话一路相承，故事真不行，小妞电影味太重了。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性描写

论文集，内容缺乏，不值一看。

死線已是十天前 : 日本文豪的截稿地獄實錄

其实也没那么地狱，看的时候倒是颇有我的心声。那篇除夕因为借钱花去的车费足够还款结果还没借到钱实在好笑，以及川端康成对老婆态度真的让我受不了。

如何描写情感 : 情感类语辞典

留不下记忆的一本书，不过在确认角色当前核心情感但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时候可以翻到对应的那页找找灵感，算一本工具书吧。

卡片笔记写作法 : 如何实现从阅读到写作

例子过于繁复，一直引经论典，其实真的15分钟视频可以说完。 简单来说就是思维导图但已经理解的支点优先，最后根据需要设置中心点再将符合的支点挪过来。最后以此为基础输出。

浮生六记

只看了前面确认作者所写的。第一部若不是时有感叹斯人不在，倒是颇为欢乐。芸密友帮捡石头还被笑猴子助力那里看着就有种林黛玉笑话史湘云那里，真朋友就毒舌的笑死人。 到了第三章坎坷部分，与第三章又成对比，甚为心酸。 第四章游历狎妓一段，在现在很多“爱妻”看来全是黑点，但时代所限，反而是真实记载。四句“强”的排比让妓之苦跃然纸上。 好久没看小品古典了，看完以后觉得我被现代文和网文浸泡太久了，得换换口味。

把自己当回事儿

作者杨天真。看的感觉就是真就什么人都可以出书了。

济公全传

济公要按这个改编得无聊到吐。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文学性一般，可能和编辑改了好几次有关。故事虽不觉新意，但确实七十年后再看还是那么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22岁不到的作品，也是很可以了。不过附录的部分我觉得都比正文精彩。

包公案

安遇时版。真就礼法腌透的垃圾小说！不会因为明朝人写的就有什么特殊。

绝叫

[日] 叶真中显

翻译很厉害！ 以前看《造花之蜜》，恶角胜利着实惊艳了一把。而这本，是因为被生活、社会、偏见逼成了恶魔的胜利。 我会喜欢结局吗？不会，因为有无辜的人成为了胜利者手下亡魂。 但我会期待它的结局如同电视剧吗？我也不会。因为她的结局不该如此轻描淡写。 这就是人类啊！

暂停键

[马来西亚] 黎紫书

这本书，适合十年前读。它的文字浸满了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味道，那时候大家读的书差不多，看的内容差不多，所以在看到的瞬间有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我很是怀疑作者写这书的时候还是intp的样子，五官感受在这些文字里淡漠成荒芜，倒是精神触觉沿着空间无限延展开，灵魂跃然于头顶默默打量着肉体和世界。肉体是无声的主体，肉体之外是无限速度的延时摄影，在某些个时段会特地放慢成为可以入眼的风景，但转瞬又消逝在时间中。 散文读者，大多寻求的精神共鸣。于是未曾写明但就能感受到那个十楼是北京，尽管我只去过三次。而英国小镇即使挑明我也下意识觉得那里是法国的某个角落，不是戛纳不是马赛也不是巴黎，总之是某个角落就对了。 但有趣的是中间有一段，文字的背景音全是“达洛维夫人想去买花”，“花”字在天空不断延长，像极了飞机尾气……

杀夫

李昂

确实因为《酱园弄》才知道这么本书，根据原报道移植并发展的小说，与事件原型可以说大半无关，仅保留了男方屠户、家暴的设定并以此延伸出了底层农村社会的吃人性。 杀猪仔陈在故事背景所处时代的社会形象几乎可以说是个好人了。在邻里口中顾家、救人，赚钱，把门板式的老婆养的胖了。至于吃喝嫖赌这四样是“男人”应该的。所以整件事从开头到结尾乡村谣论的点都来自于林市，及至到了极限引发的杀夫也都认为是隐藏的奸夫唆使的。与之算是半参照的隔壁阿清为了婆媳吵架暴打老婆那段在所有人眼里都是正常的，因此可以推出杀猪仔打老婆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婚内强暴也是女人自己要的慌。结构性的压迫和愚昧很能品出《祥林嫂》的味道，但因为主体不同而更觉悲凉！

理智与情感

简·奥斯丁 【著】 孙致礼【翻译】

和傲慢与偏见同一时期作品，故事情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毒舌能力在此可见一斑。孙译本大概有参考王科一《傲慢与偏见》，部分用词一样，有继承感。

幻色江户历

[日]宫部美雪

一个个小故事组成，感觉更像图一乐。

漆中之黑

[澳] 杜可风【著】 张熠如、张露婷【翻译】

这本书的价格大概是以纸张和剧照为成本成本基础，内容可用之处并不多，像是回忆日记里随便找的几个章节努成的作品。 简而言之，不行！

看完了大半，第一卷因为涉及到中日战争看的心痛所以没看。
我个人一直以来不喜欢琼瑶文笔，但不得不说她故事里的人物确实都很有记忆点，他们鲜活，有着自己的思想和叛逆，对主流有着遵从与不屑，这点在现在已经非常难得了。
看她少年时因为学习而受到父母不再看重因而决定离开世界的那段，想起她曾经不允许三毛自杀。小时候看三毛提及的时候其实不理解，现在看到她的述说反而明白了。
平鑫涛与她的关系，在她自己看来应该是痛并快乐着，但我看来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不过这种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作为外人确实难以置喙。而她作品商业价值之高，让我想起以前看到古龙为了“骗稿费”常一字一行的传闻，对这行为多少有了理解。
综合而说，她确实是非常传奇的女子，这种传奇在未来可见的日子里也不会再诞生了。

从各种意义来说，我都被法国社会文化的无耻和“开放”给震惊到了，我丝毫不讶异他们怎么就“培养出了”波兰斯基这样的导演，怎么就放任了阿黛拉·哈内尔的受害。我深深怀疑在法国的每个角落、每条街区都存在或曾有过不满14岁的受害未成年！
如果说房思琪还有着因为受害后开始因为名声等转而受到双重层次的系统压迫，那么在这里，从最开始，每个成年人都是加害者。我简直无法想象医生提出为14岁少女用手术刀切开那层膜并且实施，我的天啊！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文化！？

看完《影后》发现了个很有趣的事，女创作者笔下的男性往往也是符号化、客体化的，基于现实的恶劣（导演）或者基于想象的优秀（年下），唯独那个gay具有普通人的复杂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gay~

它最不好看的是它豆瓣简介，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直接把女性间与男性无关的复杂情谊完全抹除，同时也消散了另外几位群像女主的存在。

片中致敬也很多，艾玛那个角色很难不联想《时尚女魔头》；而最后入围的歌舞电影活脱脱就是《芝加哥》，但好笑的是移植了6女爱1男的俗套戏码，就和男导演这个角色一样俗套的可以。

很喜欢最后离婚那段。现在人看电视总喜欢前一秒发现后一秒果断，但其实生活里大多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沉没成本与情感纠结才是生活里最现实无奈地一环。

之前不记得看什么，说男性老登作家的母亲大多是符号化的、献祭化的、形象化的，同时也是分裂的，要么妓女要么圣母。

而在这电视剧里，巧合的也一样，要么形象优秀到让人羡慕——流氓；要么刻板恶心到让人觉得过于经典——李子齐。比起精心塑造的女性们，还有牛马精神的经纪人壁虎，其它男性要么没有名字形象，要么就刻板经典的惊人。很难说好不好，因为也可能是12集的体量容不下那么多去刻画新鲜人了。

艾玛这个角色是简介没提到但其实贯穿始终的角色。如果没有最后那个回眸与胖姐一笑泯恩仇，那么这个角色也完全刻板的像是上世纪女性影星角色——她们要么就像《诺丁山》那样“自降身价”只为爱情，要么就《宿敌》那样不忌惮一切只为往上爬。她的路，既用行动体现了第六集里薛周对女演员必须保持形象的吐槽内容，也展现了女演员想出人头地只凭借才华多么难——毕竟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妮这个角色从人物到台词很难不觉得是舒淇的基地，同是台湾，同是负债，同是做了些后面无奈又必须坦诚的事。只是她的圈内交际更加理想化，结局也更加理想化。我想这可能是编导想向舒淇以及后续可能继续走这条路说的话：它很难，甚至可能不值得，但总有人在身边陪伴你保护你。

柯丽芬，同时兼顾了东亚母亲和大年纪女演员的印象角色。女儿找来欠债消失的父亲情节是最被人诟病但其实也是最现实的。首先糖宝儿这个角色可能就参考了“男性争取被父亲承认”这个社会情节，另一边“近憎远亲”——比起一直养着自己但也因为各种原因忽略自己的母亲，能联系上并宠爱自己的父亲在情感上总是更加亲近的。而她最后选择不离婚，大部分原因是不想女儿独立承担父亲绝症的难题，基于此，与“前夫”和解，其实也是和自己那段难言的过往和解。她现在的生活不靠前夫，也不需要靠憎恨过活。

周凡和薛亚之是极其复杂的一对。从绝交那天起，周凡的事业几乎到了谷底而薛亚之作为经纪人冉冉升起；但重逢之后，二人的交往对象又恰好相反：一个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对象另一个则“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二人绝交时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周凡开始是理智下的真话，而薛亚之则是被情绪放大后的真话。她真的嫉恨拿了奖但版面全是周凡吗？肯定有过，但绝不是全部。她结婚改幕后想签的第一个人就是周凡，一个是周凡能力上深得她肯定但性格上又让她担忧，而另一个，则是她向自己坦诚在演员这条路上她可能永远都无法胜过周凡了。所以她想尽力去托举她，让她走上更高的高度，让8提0中成为过往。可惜这些最终都消散在了那场本来不该出现的纷争当中。

相比周凡，薛亚之缺乏“女演员”的执念，这种缺乏可能是气性上本来就缺乏，也可能是周凡的卓越让她心生灰念，所以她可以答应李的不拍亲密戏。而周凡一再提出这点甚至提到女演员注定孤独的时候，很难说薛有没有微微的酸意。这些微小情绪在婚礼那天发酵成了灾难，让她甩下这辈子都不想见到周凡那句话时，对双方都是巨大伤害。

最后一集拍的很精妙。从发现到难过，再到李的道歉让她动摇，却因为剪片真正看清最后决定离婚。整整一集都在描述薛亚之作为人的那面。经纪人工作上面的理智、精准在最后一刻挽救了她，让她远离错误决定。而她那些脆弱、痛苦都让周凡承受了——一如往昔。

李在剪辑时流的泪是真的因为爱艾玛吗？我认为不是。那些泪与其说是为了艾玛，不如说是痛哭自己失去这件事。他想念的不是艾玛，而是那个“执掌权柄，有人投怀送抱”的自己。

2024休了半年，最大的“进步”是不再执着于效率工具的学习，不再执着于必须如何，焦虑感因此减了很多。再到看了《好东西》就愈发觉得其实很多事当下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它甚至于没有答案，答案是在许久以后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才有的——就像小孩在结尾和妈妈说读了自己出生那年的报道一样。

《关于女儿》在许多事上是混沌不明的。母亲最终对女儿取向的态度，对女儿对象的态度，对自己一边懊悔送女儿读那么多书结果“不懂遵循规则”一边却又做着相同的事而边后悔边执行。 母亲的部分思想行为被烙印在了女儿身上，就像以小说形式说明了逃离和重复原生家庭这件事上一直被关注负面所属的母亲的思维模式。时代变化放大了刻印下的“不合时宜”，就像老实本分在工业社会早就不再是什么优秀人品，反而成了木讷不懂时宜的修饰词。

看，词都能因为时代而变化。

书名很妙。关于女儿，其实更像是“关于我期待中的女儿”和“完全偏离了我期待的女儿”之间的纠缠。这里面母亲的投射是女儿，女儿因为自我相信与保持着正义且愤怒的心而暂时没有投射对象——但让她自我相信和保持愤怒且愤怒之心的来源又是“母亲”。取向是投射与刻印之间最大的矛盾来源，又是最无法跨过的鸿沟。 “不被看见的苦恼被报道时不存在重复”。那么，当矛盾来源偏向于个例时，对女儿偏离期待而产生失望的母亲，是重复的吗？

四位曾经的偶像剧男女主们共同演绎了一部十二年后的偶像剧——当青春的记忆悸动被拉长后，是否还是观众熟悉的发展。

一、标准的偶像剧男主——何瑞之

年轻时，还在和Rebecca恋爱的何瑞之拥有标准的偶像剧男主身份：孝顺、有潜力、善良、品性坚定，为了爱的女人敢于反抗家庭。如果用二十年前的偶像剧视角，从女主去看，这是一个多么值得自己爱和奉献的男人。

然而他出场在成家以后，对象是偶像剧不可能登位的女二，还有了孩子。他和年轻时一样顾家，善良，会带孩子，品性坚定，能赚钱。以婚恋角度看男人这个维度来看，是个非常好的男人。

但是以现实角度看，他也像绝大部分现实男人一样，孝心外包。

看，扯下了偶像剧男主的何瑞之，其实并不那么值得爱。甚至于选简庆芬，也是实现了偶像剧的套路：当你爱人不爱你时，就去找那个兢兢业业爱你的。至于最后发现了讯息真相，回“我很爱我老婆”时，他是拒绝了回头，还是基于现实的选择，我更倾向于后者，否则那个病中母亲特写实在没有必要。

“我很爱我老婆”翻译过来是“我无法放弃现在这种有老婆照顾母亲儿子的生活”。

但简庆芬爱他吗？在最后结尾好像应该是的。但我认为她还是像Rebecca说的那样，她爱的其实是自己。

二、无法自爱的女主——Rebecca

20年前的偶像剧女主：漂亮、有能力但一直被否决/做事不行但可爱、悲惨身世、善良到有些蠢、很多男人爱她、缺乏自我，她深爱男主。

十二年前的Rebecca很符合。所以十二年前的她和何瑞之恋爱，是标准偶像剧剧本。

然后就像大部分剧本一样，被对象母亲刁难的女主选择了放弃；而男主没有其他人助攻，最终选择了女二没能实线回头。

那时她爱何瑞之吗？爱的。后来她爱何瑞之吗？

我认为不爱的，更多是亏欠引发的愧疚。她放的干脆又突兀，所以肯定伤害到了他。故意公开的社交媒体，肯定多少有点想刺激简，但更多可能还是希望何能放下。自己过得很好，所以其实不用他再担心了。

三、登堂入室的女二——简庆芬

不择手段、想方设法得到了男主的女二，二十年前是要被谴责的。

但她最终成功了。她没有得到何瑞之的爱，但是得到了他善良、坚定品性下的尊重以及面对强势母亲的无能为力和最终的孝心外包。

品性比爱其实更值得相信，但她不依，她要得到爱，所以她有着假想敌：婆婆和Rebecca。

这些假想敌或真或假弄得她生活不宁，然后给予重击。

她最后回归家庭是因为“小心开车”的甜蜜吗？

那句话也许那刻听来是甜蜜的，因为她已经没有能听到这句话的对手了。

但不久后，它也不会再甜蜜。

为人妻母，是她熟悉的领域，而且未来可见的二十年里她不会再遇到婆婆那样的麻烦。

这也是她为什么当初想尽办法跳过恋爱直接接受求婚的原因。爱情重要吗？也许，但重要不过经济适用的婚姻，仅此而已。

四、我的敌人从来是你，也不是你——女主vs女二

“波粒二象性”的那段物理，那段镜头，其实已经说明了她们之间的情感变化取决于何瑞之在，或者不在。

在正式再次见面前，她们眼中的彼此，是摄影机何瑞之播放出来的彼此：被何瑞之深爱的女人和可以让何瑞之幸福不为难的女人。她们彼此妒忌自己没有的东西，但一个愿意抢夺一个愿意退出。

在正式见面后，她们弥补了摄像机关掉后的形象：是一起看电视的朋友，是会任性吃东西的人，是一直努力照顾自己的人。是其实生日根本不在同一天的人，是一位父母早亡一位父亲出轨的人。

那些曾经不知道的讯息在见面后渐渐弥补，何瑞之，不过是两人交集的开端，也是结束。

五、爱情还是生活？

于项立的爱情在乳癌面前什么也不是，尽管他浪漫、激情、充满年轻的朝气。

何瑞之的爱情什么也不是，尽管他拿着优秀偶像剧男主的角色性格，最终也没处理好恋人、妻子和母亲之间的矛盾。

支撑家的诞生、家的延续的是简庆芬目标明确地追求，差点毁灭家庭的是她对何瑞之回报的奢望。

但“主人”会对“菲佣”致以谢谢、小心开车以外的回报吗？

会吗？

是本寄托了作者无限期望的可爱的书。 合卷以后思考，20年代的她们给了80年代的伊芙琳多少勇气呢？

这本书的表达主题是爱，近乎于乌托邦的爱。父母无条件接受了艾姬异乎常人的爱情，露芙虽然也有着宗教意义上的挣扎但很快就接受了心内。这两点在现在想来都不可思议，更别提那个种族隔离3K盛行的世代。

它身上确实有很大的时代故事印记，像死亡。但它又有混杂着《杀死知更鸟》和《飘》里那种信任和相爱的气息。 扒火车这个事现在想来不可思议，但看过 《铁道游击队》 的人都知道那是怎样的勇气和自由象征（当然在不同世代不同地方象征意义是不同的）。艾姬身上超越时代的勇气、行动力都是本书成型的关键。

而爱情部分特别适合拿来做斯嘉丽、梅兰妮的cp代餐。甚至在其中一位死亡后，都可以幻想梅兰妮过了以后斯嘉丽怎么生活。更别提这里的两位还有一个心性像母亲但举止像“姨妈”的人。 趴火车我真的爱极了！ 女作者作品里都会自觉不自觉带有怜爱，还有权利平等的视角。角色大部分的可怜可爱，又来自于女性社会地位的不自觉投射。《第二性》能振聋发聩，是她总结了很多遇到想到的问题，让议题有了逻辑性。 据说拍摄为电影时作者竭力希望能拍出同性爱情元素但由于时代未能拍出只能擦边。但想起同时代有《爱的甘露》又觉得只是电影方的不作为吧。顺手翻了下作者生平，立刻明白了她非常坚持的理由。 想读这本书的原由是TLW，时隔12年，我终于找到并读完了它，真好！

《顿悟的时刻》看完了第一部分。这本书还蛮有趣的，在我角度它不是一本作者指导书，更像是一本阅读指南。它几乎没有技法上的指导，非常不适合初学者，但通过对作品的拆解，作者写时的计划和目的，可以学习另一些东西。而部分技法上的如视角转换或者精神消亡/改变，一定要看了原著才能理解。

第二部分直接进入了拆解，拆解了村上春树、艾丽丝门罗等五位作者的书。从拆解结果来看，果然我个人情感上是更倾向于女作家的书。村上春树看过两本，《挪威的森林》当年看的纯属跟风带了点生理不适，另一本就是讲95年日本地铁那个，记不住名字了，那本书里确实有着浓烈的“有果必有因”的说法。仔细想想这种因果其实在日本推理小说里也很常见，只是日本的推理小说动机有七成的因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例如乱伦、精神病、家族捍卫等等，总让人有种异时空的感觉，这可能也是日本漫画多异时空的原因？算是一种文化继承。而门罗的“房间”写法是我喜欢的。比起事无巨细或者至少有个交代，我个人偏向于很多地方空白，因为空白是非常具有力量的，这大概也是我喜欢安达充漫画的原因。很多空镜让读者有着非常多可以自我思考的地方，甚至想法角度也可以各有不同。另外三位作家的作品没看过，不过麦克尤恩这名字一看就爱尔兰，感觉爱尔兰盛产那种不走寻常路的创作者。至于珍妮弗·伊根的不按时间线走的圆环叙事法，我脑子里闪过《流俗地》、《情人》等好几部作品。叙事方法的不断改变和效率化应该也有关系，现代高效率社会让旧有的那种慢悠悠受到了很大冲击，否则也不会有几分钟讲电影这样的视频了。

其实故事与故事之间是有巨大重复性的，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巨大重复性下人物的想法、逻辑是否符合它自己，是否能充分自洽，是否有表达作者对这段的看法。爽文当然可以达到前两点，但第三点是万万无法达到的。

虽然基础技法果然还得看夏丐尊、叶圣陶的《文心》与《七十二堂写作课》。可能水土不服的原因，《故事》和另一本美国教授非虚构写法的书不太适合。（但据说《故事》台版比较说人话能看懂，我还没翻）。另一本《美剧编剧策略》在故事结构上也有部分助益。但我认为在电影、戏剧流行的当下，其实转换视角这个事对于观众来说几乎可以说从小培养了，几乎让人轻而易举就跨过了这关，只是说笨拙还是轻松，这就是需要练习的地方了。

小时候喜欢看港剧，大部分还是因为港剧有着一种难以言明的暧昧。《妙手仁心》里Annie和Henry的经典拉扯，不管恋人还是朋友都难以形容，偏又不共事，于是世间所有关系都难以断言那份关系，甚至于常用的比朋友高比恋人低都没法用上。

周慕云和苏丽珍也是一样。他们是邻居，所以物理意义上是隔着墙，但有意思在于真实情况下也隔着一堵墙。

不得不说王家卫这块把握的真好，那股子欲说害羞的暧昧，两场模拟现实的对话都模糊了真实与虚妄的界限，整一部都在这欲说还休之间来回婉转。

因为是二刷，所以在看时整个心思都在跳，结果发现很多很有趣的地方。李安曾拍过《饮食男女》，将饮食和男女关系结合在一起。这里面也出现了很多吃饭场景，开场的电饭煲是发现二人配偶出轨的契机，也是后面婉言拒绝时的回忆；是在2046模拟揭穿时的白饭青菜，也是煮一锅芝麻糊其实只为一人食；是同一个摊子上吃了无数次的云吞，也是心虚之下房间里分食的面条。如果是李安将饮食和男女关系结合的恰好，那王家卫正好又将饮食和男女关系拆开，暧昧地用饮食代替了床笫之间那点事。

这些暧昧持续到了最后，庸生是谁的孩子？以饮食算，可能是1963年的新加坡，因为那段有两人一起时才会出现的红色窗帘、红色台灯，却偏偏没了两人的大快朵颐；也可能是陈先生的，2046那段模拟终究用于了现实，苏丽珍不再是陈太太，却还是有了孩子。也可能两者都不是，她只是想要个孩子，至于孩子是谁的——就像小说是谁写的，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他存在。

很喜欢顾家喝醉了突然回来那段镜头下腿与腿之间的纠缠，它似乎什么都说了，又似乎什么都没说。原本以为的模拟关系在那段打破了模拟，走进了现实。因为如果真的只是模拟，那段的两人还是可以坦荡的，就像后来苏丽珍说的纯属自己吓自己又不是没经常来。但正因为不坦荡，所以所有关系都在那刻并进了现实。他们已经不再是坦荡的“我想了解”而是化为了吴哥窟洞里的秘密。

“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1962年的苏丽珍不会，但2001年的苏丽珍会。

饮食贯穿到了彩蛋。“那晚她没吃蛋糕，也没怎么喝酒，但是醉了。”没怎么吃，但是醉了，是饮食终究成了“饮食”。

另外有意思的地方是旗袍，在二人日渐亲密前，苏丽珍的旗袍是暗色的，灰色、饱和度特别低低到镜头里闪烁中带红的颜色，黑白格子。等到了后来，无声哭泣心里离别的翠绿间白、模拟时的白色绣上紫花，都是明亮的。大红则出现在关系极具转化的时刻，像出轨心情被堵在房里，还有得知苏消息后一路跑过去2046又畏缩下楼再上楼那段。2046一直飘荡的红色像是红灯，明晃晃阻止让人想过线的欲望。

PS：2001里两撇胡子的梁朝伟总让我想起《东成西就》，要了命了。

出于热搜过敏体质，在花少5频繁热搜挂榜的时候我愣是一眼没看，但也多少被剧透了电音朵拉和霸总小说的梗。

7位嘉宾，秦海璐的作品我是正经看过的，从《谁都会说我爱你》那位当时惊世骇俗的女主角、得过奖的《桃姐》、话剧《青蛇》、她自己投资的《钢的琴》，在我心里她一直是位生活工作经验丰富压得住场的人。正片里她也确实有这感觉，不管是备用金的提出，高铁落了票镇定指出电子票可用，到通宵副驾和大家大逃亡，她确实是个镇得住场的主心骨。

秦岚我一直停留在知画那个角色，这角色实在给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前期虽然站在主角团对面但温柔可人让人恨而不得，后来目标暴露让人觉得自己眼瞎心盲，哪个年龄来看确实演得很好。岳银瓶这个角色服化道得扣分，她本身也缺乏女将军的说服力。花少里密不透风的电音朵拉也证实了这点。

辛芷蕾看上去是个特别自我的人，实际上多少有点错觉。多少是指她的自我在于较真同时也会认真袒露情绪，但不会纠结其中。“君子不立危墙”她可能执行的很好，就如果她认为一个人不可深交时大概率就会真的执行，所以给人一种自我感。这态度也让我觉得在心理上她可能不是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人，如果浅浅交往像阿拉伯时期只会看到她认真表达“我不开心”“错了道歉就好了”这种稳定上，但深了以后看她和秦岚一直斗嘴就会觉得她其实需要秦岚这么个稳定的人给她提供安全：我不管怎么任性都会有人不嫌弃地兜底。这种安全感特别难得，尤其她自己还要承担娱乐圈工作的同时。

迪丽热巴真的好看，但也像个不安定的小女孩。她对世界很善良，但工作给她带来的可能伤害远大于成就。

王安宇有点点自恋，是好的那种。人一旦非常自信就有可能带点自恋性质的自我肯定，很正常。严格按照计划也许是他考600分的原因，如何解决计划赶不上变化还是他需要磨练的。

赵昭仪当妹妹可太好了！活泼又善解人意，梗多却不讨人嫌，遇到问题会独立解决问题，给予尊重不恃宠而骄，对于男女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性格。

胡先煦就像他自己说的是个绅士。很难想象这样的男生才23岁。情绪稳定，为人着想，技能多。唯一的问题是先看这个节目再去看他作品会不会出戏。

这期节目策划很好，问题在于剪辑。看正片真的会有很多错觉，像秦海璐的压迫性等；很多东西都放在了花絮。尤其不能忍的是克里放在了加更部分。可以理解这是芒果为了让大家充会员以及时长限制不得不突出某一部分。但每个景点突出同一个人不同特质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磨磨叽叽看完了《重启人生》，这种非常细致的日常向剧作，感觉真的只有霓虹人写的出来。这感觉可能来自于所谓的“母语羞愧”，还可能因为霓虹那种非常看重气氛的语言氛围。很多我们常见的行为像勾肩搭背什么的，在霓虹女性几乎看不到，是一种克制的亲呢。
可能是性格原因，令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整个故事视角。已知有经历重生的人有河口小姐（8次），真理（6次），麻美（5次）和最后出现的离婚男（2次）。1和4因为完全脱离主角团外可以不做视角切入考虑，而女主也不是经历了多次重生还一直坚持同一目标的的真理而是麻美。这点很有意思。仔细想了想，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 真理的第二次开始就为了目标远离了朋友们，即使第一集如同麻美那样展示几人之间深厚友情，也因为后续缺乏持续性人物互动而容易陷入一种假大空的圣母情怀里，反而麻美直到第四次重生才与朋友们分离，前面加一起快一百年相处让她更具有共鸣性；
2 麻美花了很多笔墨去描写她温柔下又直爽的一面，形象上更加鲜活，更加让观剧者代入甚至想象；
3 麻美第四次的努力、跟河口的邂逅和真理的坚持才让麻美第五次成功救下朋友们，四人又一次可以成为共享晚年的闺蜜。正因为有这样的伏笔，才没让整部剧产生割裂。无论重生多少次，麻美都是温柔且直爽的人。
4 真理6次的坚持看似没有一个可靠立足点，因为她第二次开始就没和主角团们一起了。但换个角度：对于失败的耿耿于怀和对于转世为人的欲望，加上和麻美的再遇见，或许才是她真正可以坚持下去的原因。
5 河口小姐很有点肖申克救赎里那个出狱以后无法适应社会结果自杀的老头子的味道，但被编剧温柔处理成了一个主动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在如今被迫自卷的环境里，就像《悠长假期》那样给与人一种抚慰。

从himeko桑那里薅来的，田里摘茄子那一幕的扭头“我不知道”，真的特别灵特别灵。

母亲切入让大儿媳不要乱管事说家事还没交出去那里，不知道为啥想起《红楼梦》里贾母还在世的时候就是这么宠着两个玉儿，两个玉儿也是打小关系就好。只是儿媳妇王夫人更喜欢宝钗啊~

被委派摘棉花那里，擦着酒瓶，酒洒了出来，不知道意外还是特意演绎的克制不住的欢喜，后者的话是非常有灵气的表演了。

男主演的有点愣，非常程序化，以致于女主结婚的消息传到耳里时我居然感受不到他情绪变化。不过长得很阳光？形容不来，反正比较讨我喜欢的长相。

阿增这个角色很有意思，从最开始的仿佛雌竞到后来的不平辞职，是个非常直爽的角色。

非常日式的青梅竹马，每一帧画面都能从安达充的漫画里找到。但同样也不喜欢这个故事，尽管民子死的那段我也用了几张纸巾。

可能是看多了这种初恋折损的恋爱故事，日本这类尤其多，所以有些免疫。仔细想想《神雕侠侣》不就是大家都错就杨过对这么个概念么？故事开场结尾都以男主老年结束，不由不想这不是他回忆美化的结果。

比起这个同样初恋的故事，果然我还是喜欢托尔斯泰《复活》多一些，当然，马太福音少点就好了。

顺便，化妆师对圣子不知道是有所嫉妒还是当时妆容所限，总觉得民子面相有点苦，可能正因如此，那回眸的“我不知道”就格外清澈吧？

终于砸摸到了假期的快乐（当然这不是熬夜的理由，熬夜只是因为抢到了去福州看薛凯琪演出的火车票的后遗症！！）

所以在豆瓣刷着看有没有什么好剧准备撸下来看，意外发现还没给《拉字至上》和《想吃饭的女人和想做饭的女人》做观影记录。如果换成现在的自己去看，应该会更喜欢饭女，和好不好看无关，而是被工作榨完了精力后没有那个精神气去看又长又戏剧性的剧，只想简单点熨贴些。

当然这么对比不公。仔细想想每一部剧在播出那个时代都有它承载的意义。《拉字至上》的时代还有未曾戳破的美国梦，以及对女性尤其边缘女性对自己是呐喊，和毫不掩饰甚至可能有些戏剧化非常符合美剧风格的戏剧化人物关系。它锚定点是人，只要人类社会规则里会有的东西它也都有。有爱情有背叛有信任有体贴，它不过度赞扬也不不屑一顾，只是写出了让很多人不安的故事：双在同与直之间基于自我定位必然的纠结，不被理解的亲属关系和被理解支持的亲属关系。

饭女也有。但它的时代在经济不断下行的今天的东亚，文化属性来说更加熟悉，也不具有美国梦属性。切实的第二性、少数群体不断被要求承受社会既定功能性和服从性，但这些并不能像昭和时代为女性带来至少经济上的安全感，于是要求被承载的责任就变得可笑且不切实际。反而反应在大社会环境内受到的耻辱，用几乎完全相反的爱与尊重来支撑爱人成了当前影视题材里还缺乏的素材。日本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大和抚子”现象以及社会交流习惯恰好又是最适合的载体。

文化表述本就该一路向前，哪怕《黑暗荣耀》也摆脱了以“性”事复仇的故事而是认真筹划，寻求帮助。《杀死比尔》里刘玉玲角色还在用它作为武器呢。

可惜返观《第二十条》，多好的题材，女性角色偏还停留在八九十年代歇斯底里一无是处只会添乱的刻板印象里，想到这里，都觉得《秋菊打官司》白拍了。难怪卢苇没少吐槽五代导演剧本能力。

希望高智商高理智女性角色可以越来越多，样板房角色越来越少吧。真的，没劲！

《我爱你！》拖拉了几个月，终于看完了。翻了下豆瓣才知道翻拍电影，不由得感慨现在国产电影到底多么缺好本子。

豆瓣有条短评说有些电影3星低了4星高了，对于这部电影我真是无限赞同。叶童凭借演技把整部电影拉的无限高，又被老人家的“欢喜冤家”开场扯的无限低。这种三十年前常用剧本用到如今年轻主角电影身上都嫌弃过老，用到老年人身上直接产生了剧情上的割裂感。

捡破烂卖破烂那段，看豆瓣说新加的，这段加的很好，特别好。前几天晚上十一点回家，看到大马路上一个满头银发的老人家正在弯腰收拾当天还没卖完的菜，我下午3点经过的时候她就已经在那顶着大太阳卖菜了，手臂又瘦又黑，几乎皮包骨看的人特别难受。到家时又看到一个老人家正翻着垃圾桶收瓶子，当时已经快凌晨了。这些贫苦老人家逐渐消失在了影视里，只剩下太平世界捏着矫揉做作唱着新歌。

女性困境

豆瓣最近很爱给我推“今天没有当软柿子”小组的帖子，可能因为我曾经点开过。

其实多刷几篇就会发现这小组里发帖的绝大多数是女性，在我看的几十篇贴子里少数男性发帖的内容集中在奇葩亲戚试图通过父母借用己方能力的内容上；而女性则涉及到性骚扰、权力欺压等多种内容，究其原因还是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引发。由此引发我一些关于女性创作者作品的联想——伍尔夫《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玛格丽特米切尔《飘》、韩江《素食者》；美剧《拉字至上》和法国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荷兰电影《圣母》、比利时电影《让娜·迪尔曼》（后两者都有法国联合制作）。当然还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绕过去的波伏娃《第二性》。这些作品共有的特色就是女性应该被承认和被看见。

在通透性上当然以《第二性》为主。盛产哲学家和数学家的法国基因让它拥有着历史性和逻辑性。只是法国同样还盛产艺术家，所以新浪潮电影的出现让《让娜·迪尔曼》具备冲击性，让《圣母》具有艺术性，让《燃烧女子的肖像》同时具有先锋性和艺术性，而且因为二战，欧洲悠久的艺术同样也深远地影响了美国影视剧创作。毕竟让·雷诺尔二世、西德尼·吕美特等欧洲艺术者移居美国，为这个年轻国家带去了深厚悠久的艺术氛围，同样被带过去的还有千年来的男尊女卑氛围。所以西德尼拍出了影史称道的《十二怒汉》，但里面没有女性角色。

相比前辈们文学和影像作品里的女性主义，《圣母》属于比较另类的作品。它虽然有着女同这个点，但重点不在此处，反而有一些“皇权天授”的味道。因为主角深信自己是神的代言人，并因为一些“神迹”获得了她能得到的权力顶峰；她那位对象，更多是权力的依附者而不是恋人，因为时代背景，女性性别给了这种依附更多的文化基因，无需从头解释。女性作为第二性在这电影里被诠释地非常清楚。

而《拉字至上》和《燃烧女子的肖像》又因为牵涉到同性群体，比起纯粹的女性觉醒又有了更多的权力弱化和被凝视。江湖传说顺直男→男同→顺直女→女同的社会地位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每一个群体都认为自己是弱势那方，都想争取更多地位，这是动物本性而已。就像狼头文化，换成人类就是精英文化，所以每一个阶层都想向上跃迁，成为被承认和被看见的人，从而踏足并扎根上一个阶层，也是非常正常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燃烧女子的肖像》具有先锋性和艺术性的原因。艺术性无需解释，克莱尔·马松的掌镜让所有画面都具有油画质感，而缪斯从有史以来被凝视的客体成为“当你在凝视我时我又在凝视谁”的自我意识时，这电影先锋性就不再仅仅只是被看到和被承认——尽管在那个社会女画家只能用父亲名字发表作品，大小姐对婚姻和爱情不具有任何掌控只能按照要求嫁给从未见过的人。席导用摒除方式制造了不具有社会概念的短暂孤岛，让具有自主意识的两个人互相影响，从而制造出一个平等的乌托邦，让常年来不被看到的女性主体浮出水面，浮出地表。在这个乌托邦里，画架与大小姐之间并不仅仅只是一见钟情，它同时拥有着期待、理解、渴慕与遗憾。离开乌托邦之后，她们不约而同用绘画记录和展示这永世难忘的情感。在这个作品里，女性是短暂脱离社会驯服的主角。她们的被承认和被看见来自于对方自我意识而非规则驯导。

这个乌托邦是单像的、纯粹的、古典的、不可复制的。而《拉字至上》虽然也创造出西好莱坞这个同性环境乌托邦，但它是现代的、群像的、与世界还有交集的存在。故事容量也不是电影所能承载的。作为主角之二的Tina和Bette从开始到结束形成了圆环，主动与被动，承认与看到中有了许多美国特有文化的存在。

First Last And Forever

虽然Tina说出这句台词的时候没想过自己最开始的结局是重回顺直世界，但不影响最终二人整体关系发展恰恰印证了它。有意思的地方在于“First”由B开始，而“Last”由T完成，最终构成了“Forever”的圆环。

在First里，Bette先发现耳环掉落，先约的Tina，先吻的Tina，也是先背叛的Tina；而Last里，是T先提出想回到过去，是T先要B表态，是T主动要B为她背叛Jodi，哪怕为此要背负上道德负罪的十字架，这是她的主动选择，她不再像最开始那样被驯服。

可能是IC的故意。抛去审讯室部分，除掉以上的调转之处，还有两处前后对应。其中一个是广为人知的S01E01和S06E08，二人激情之后坐在家门口遇到Shane双方互相调侃；另一个则是S01E01和S05E112，这两段都被老友们真心认为她俩是天作之合。但前者都是危机四伏下的短暂安宁，而后者才是大浪之后的坚定选择。

其实在这之外还有个对比，只不过对比对象是Jodi因为不忿让Bette当场社死，和Tina在杀青宴上牵着Bette步入舞池向她的世界宣告这是她最喜欢、最得意的对象。Bette一生都在期待被看到被承认，而这一刻她达到了爱情生活里的顶峰。

B被抛弃的前半生和T被驯服的前半生

其实纵观Bette前半生都是被抛弃的。母亲因为父亲的背叛而离开所以抛弃了她；姐姐Kit少不经事将不良药品放进她玩具里还对父亲撒谎说是她的之后也离开家里；初恋Kelly完全是利用自己；取向和爱人始终不被父亲承认；甚至于可能因为黑白混血而受到欺凌。这些造就了Bette格外强势，因为她要自己被看到、被重视、被承认。不只是自己，就连她的所有物Tina、即将到来的孩子，也需要被承认和被看到。她倔着成了中产阶层，坚信自己的艺术判断力超凡脱俗，坚持要父亲承认Tina，认为自己无坚不摧所以可以一直守护恋人，要从小培养Angie让她成为人中龙凤，因为这是被看到和被承认的最好体现。在这一段里，她其实也是被社会规则驯服的。她的学习对象恰好就是那个出轨成性的父亲，这也为她出轨木匠埋下了伏笔。父亲在种族隔离时代，需要白人阶层的承认；自己被黑白两边攻击着长大，所以同样混血的木匠可以理解她。性只是出口，被抚慰被承认才是真正的需求。

而这种被抚慰被承认，曾经是Tina的事。Tina就像所有无趣的白人中产家庭那样以伴侣为中心，为她的需求而“献身”，是第一季里个性最不鲜明的第二性。所以即使害怕Marcus也因为Bette要求怀了混血宝宝。以Bette要求为目标生活是她最开始的生活内容。

不考虑爱情，其实这段的两人是在其他文学作品有参照物的，那就是《飘》中的斯嘉丽与梅兰妮。

艾希礼与梅兰妮又是南方社会主流标准的最高认可之一。斯嘉丽深受母亲影响想得到这认可，就像Bette想得到父亲的认可一样。Tina身上曾经的驯服烙印也和梅兰妮一样，成为标准贤妻良母。

梅兰妮身体不好，所以斯嘉丽一直将她视为照顾对象，却不知自己精神上深深依靠着梅兰妮，梅兰妮全盘接受了她、照顾她、为她说话。而Bette也将Tina视为照顾对象，而Tina也悉心照顾她的精神，尊重她选择。在发现Jenny出轨愤而离席时T为B打掩护说头痛，而梅兰妮为了不让邻居们嚼斯嘉丽舌根直接不再接待直到他们放弃为止。

斯嘉丽直到梅兰妮离世才知道自己有多爱她，多依赖她；B在T离开后也才知道自己多爱她，多离不开她，这可能也加剧了她对木匠的性依恋——她已经失去了Tina，她不能再失去更多了。

将她从这段垃圾关系里拯救出来的是Tina因为自己自暴自弃的乌龙消息，认为自己依旧被爱着的B喜气洋洋自以为是地想再续前缘，结果吃了无数飞醋和闭门羹。Helena出现其实并没能真正打击到Bette，不然她只会像车祸那样撒气到别人头上。真正当头一棒的是她发现Tina不再需要自己照顾时，这也意味着曾经以为的被看到和被承认化为乌有，这也是她对着心理医生哭泣的原因。

从场外角度说，同一个心理医生可能更好延续故事发展。但以角色来看，选择这位曾经被自己轻视的心理医生，是Bette渴望能继续被Tina看到，留在她生活里，她不想成为被抛弃的那个。尽管从整件事角度来说，真正被抛弃的其实是Tina。T曾经的生活信条、爱情信仰都因为这个出轨彻底崩塌，她也不再是那个被Bette看到和承认的人，木匠才是。

因为创作需求而被牺牲的Jodi

按照主创最开始想法，Tina最终是要回归到顺直生活中去，继续当无趣的第二性，就像Dana的死亡一样，因此给Bette配了Jodi，同样才华横溢，但相当自信，是个比Bette更强势，但有身体生理性缺陷的女人——也就是说她社会地位比女同还低——因此她的被承认和被看见需求比Bette来的更加猛烈，所以她比B还要来的强势且不顺从，也因为是艺术家所以更具有“艺术家性格”。

这么激烈的两人有着强烈艺术触觉，彼此从激情开始逐渐到了愿意相伴，她们爱情的立足点来自于Tina身上未曾展露过的相同的艺术品味——这同样也是Bette第三季被背叛的原因之一“华而不实”——按照主创团队设想她们应该是磨合地渐渐走到最后。这种磨合来自于Bette甘愿交出掌控权的被蒙住眼睛，也来自Jodi认认真真照顾Jodi想来获得Bette的认同。二人最后会磨合到哪一步不得而知，因为两位演员的意愿，Jodi在S04E10里被加入了过于激烈反抗好意，S04E12里被塞进了之前没有的曾经脚踏两条船以及不尊重Bette的设定，同样还有S05E05加入的不顾Bette爱热闹的设定。这些设定让二人性格冲突表面化，预示着分手是迟早的事，也给Jodi当众羞辱Bette埋下伏笔。

最终的团圆

S04E08中Tina想回归这事因为创作方向改变其实伏笔不多，就像Q时代里两人离婚又复婚一样有着莫名感，但Tina屡次违背道德展现出自己主动，除了承接第三季短暂游离的设定外，也是她告知B自己知道她，肯定她。这种知道和肯定是涵盖了当初的七年之痒，也展现了对这几年改变的心知肚明和全盘接纳。

尽管主创们一再强调说Tina的寻找自我，但这个角色的性格始终是这群人里面最难以界定和凸显的，无论谁想到Tina都是温柔、包容这样的词语，又或者是cheat这样真实存在过的行为。在Jodi的性格影响和曾经被抛弃的影响下，Bette对Tina更多是有些惧怕的。惧怕自己表错情，惧怕自己误会，也惧怕背叛的再次上演而遭人不耻。在这段复合里Tina从情感和行动上都更占据主动权，她也不再是耳环事件里的被动方，而是背负道德审判遵从内心情感主动选择这条路。这种主动让关系基石比第一季稳得多，二人之间的相互认可不再被社会教条左右而是全然来自自己。这也意味着第三季里失落的Bette不会再有着相同待遇，而Tina的社会地位也不再依附于Bette而是来自于自己。

所以在Bette遭遇羞辱后Tina会带着她在杀青宴上跳舞。这里有着她近乎全部的社会关系——老板、同事、属下、朋友等等人物，她向着她世界宣告她深爱Bette，并且以拥有她为傲。

比起第一季，同样相信她看到她倚赖她的还有Angie，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不被承认的Bette也终于放下了一直以来追求被承认和看见的心魔：最想追求肯定的父亲已经离世，但走前还是因为误会给了她美好的希望；曾经抛弃自己的姐姐现在安稳度日，无论何时都支持自己；Tina和女儿都在身边，都相信她，支持她，爱着她。所以S06E08里她才能说出也许到了纽约自己会成为家庭主妇，因为她已经不需要来证明自己了。

被看到和被承认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至关重要的社会议题，《看不见的女性》里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证明女性千百年来是如何被忽略的。波伏娃用《第二性》这个词，更加明晰地告诉了女性困境：她不被看到和承认的时候，是传统社会难以想象和惯性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