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科协发布《关于撤销杨晓明、徐佐所获奖励的公告》。

公告显示，鉴于杨晓明、徐佐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为维护全国创新争先奖的荣誉性、权威性、严肃性，经奖项主办单位研究决定，撤销杨晓明、徐佐所获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状，收回所获奖章、证书。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一个科技人才大奖，是国家科技奖项与国家重大人才计划的有效衔接，于2017年由中国科协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报请中央批准共同设立。

杨晓明代表性发明专利：

一种SARS-CoV-2灭活疫苗及其制备方法

新型冠状病毒Vero细胞灭活疫苗病毒液的纯化方法:

新型冠状病毒Vero细胞灭活疫苗病毒液及其生产方法:

……

全国创新争先奖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之后，我国批准设立的又一个重要科技奖项。它被视为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科技人才大奖，在学术圈内拥有崇高地位。

杨晓明曾被誉为“中国新冠疫苗之父”，曾任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首席科学家，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在新冠疫情中，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发上市全球首款新冠灭活疫苗。

说到疫苗，不得不提科兴生物。

曾在疫情期间凭借疫苗一年狂赚600亿元的科兴生物。

就在一个月前，纳斯达克正式向科兴生物发出退市决定书，定于2025年11月21日摘牌，虽然科兴已经提起申诉，但前途未卜。

截至2025年7月，科兴生物美股总市值3.9亿美元，现金储备高达103亿美元，就在7月，科兴生物宣布了一项总额74.4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30亿元）的分红计划，这一异常情况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我们分到了三针，

他们分走了530亿～

因红楼梦发起的悼明运动在网络探讨热烈。翻看了一下，现在已经不仅仅是红楼梦了，就连《流星花园》，《三体》，甚至是《熊出没》啥的都是在致敬明朝。

看看上面这些半戏谑半认真的评论，不知道朋友们作何感想？

我个人，这场奇特的风潮其实没啥说的，几个观点：

一是，先说大背景。

在我没写的这一个星期，我基本没有上网，哪怕蹲在路边看几个小镇老年人下棋，在甘蔗地围观几个少年烤鸡，都是要比网络多了很多的趣味。

再说白了，现在的网络在视频切片，一句话切入的方式下，你越雷人越不尊重事实越可以引发探讨的流量盛宴下，什么《芳华》，到红楼的“悼明”只会是一个开始。

尤其是现在无聊的人越来越多，为了打发之间，排泄心内的抑郁之情，加上很多现实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说，那么网络只会愈发荒诞。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一场风潮必然是有着时代的大背景。当然，我的理解不一定对。

二是，因为悼明，网络上发生了争吵，就是喜欢清朝宫廷的那波人和明朝那些事儿，或者说大明王朝的那部分死忠粉吵起来了。大明的死忠粉就会说一句没有满清的话现在只会更好，满清的则会说，明朝的腐朽才是历史灰暗的转折点。

这两波吵闹，吵到昏天暗地，看吵闹者们的架势大有着各自是王爷和格格的架势，都在为自己的“爸爸”说话。

但我想说的是，明朝也好，清朝也罢，民国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是汉族人也好，满清也罢，甚至说蒙古的大元朝又杀回来了，中国的近代一样会落后。

因为只要是封建，只要是王朝，只要是早朝例行朝拜，只要是这一家把另一家打下来想着的是自家的利益，皇位交给儿子，儿子交给孙子，中国的近代一样会落后。无论任何的人种只要是这个思维，在公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变革下，一样会挨打，会被霸凌瓜分，奴役。

也就是说，不是满清的责任，不是明朝的没落，不是任何一个人种可以改变的，而是封建皇权的思维作祟，是人性的自私，人上人的这种思想导致的落后挨打。

也所以我不理解现在网络吵闹的这些人们，一边在吃着廉价的外卖，一边在打完一天的螺丝钉回到狭隘的出租屋吵个什么劲，因为事实是，你即便回到了明朝和满清，你的祖上连给皇宫挑粪的资格都没有。

就这么简单。

三是，在短剧的盛行下，在现实的困顿和虚幻的盛宴下，当下的人是很容易逃避现实的，这在心理学上也不复杂，因为人在面临痛苦的时候就是这样，即便逃避也要找个爽点来“滋养”自己，尤其是幻想一下舒爽的又不违法，而且还不得罪人。

那么就天天幻想自己也是个“王爷”。

但问题是郁达夫的“沉沦”不有这么一句话，你沉沦获得了短暂了逃避现实的书愉悦，但你终归有一天还会醒来，而醒来后是满身的疲倦。

这个疲倦和吸食鸦片有着一样的结果，昨天不还看一个人骂谁谁谁是全球最大的毒枭被人家起诉了，还赔了5万元钱，其实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就是在吸食毒品。

你看这些爽点，沉迷于幻想，但你总还是要面临现实扽生活，你总有一天还要醒来，尤其是当你醒来的时候因为这些幻想而将自己玩废了的话，那么就会更痛苦。

这个精神鸦片有点敏感，我也就此打住。

再啰嗦的话就是随着这场悼明的运动，什么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又火起来了。因为这句话，又让很多的货感动到泪眼汪汪，大有着爹爹好伟大之类的行为特征出来。这个我看到很多老师都在驳斥了，之所以朱棣将皇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其原因是得位不正，而他的班底在北京，就像你的公司核心人员在北京，核心人员的事业营生都在北京，那自然会想法让老板也回到北京，也所以，天子守国门就这么简单。

至于君王死社稷，崇祯死了，再说白了，崇祯不该死吗？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性格是什么时候会反？那就是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看看明朝的末年，老百姓易子而食，吃观音土，吃到树皮都没有吃的时候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有了李自成这样的人物出现，再说白了崇祯是被李自成的义军打到了皇城下面才不得不自杀的。这样一个昏庸，把民生搞的生灵涂炭的家伙，仅仅是因为被逼死了，现在成了“君王死社稷”。

当然，这也不能怪那些此时此刻为这句话感动到落泪的脑残们，就像昨天我所说的，他们喜欢看爽文，只要人家写的爽了，那么事实不事实，有无逻辑都不重要了。

对了，任何东西都是有因果的，看见没有，发明“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这货，现在不也残了，据说精神分裂。

谢谢！

“爱国大V”卢克文又被封杀了，颇为轰动。微信群里转来一篇公号文《卢克文工作室被封：一个“地摊战略家”的破产》，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值得一读。

文中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样一个预测不准、事实常错、价值观时常跑偏的自媒体，凭什么坐拥三千万粉丝？”。

作者自问自答道：“答案藏在中国的县城网吧和工厂宿舍里。当北上广的白领在星巴克讨论地缘政治结构时，小镇青年们正在流水线休息间隙，刷着卢克文揭秘世界真相的短视频”。

这就有点想当然了。

01

“地摊战略家”的市场也是分层的。最次一档的当属“地铁老爷爷专供”的大字号，公园晨练的谈资、铁腚旅游漫漫旅途打发时间。老登圈之外，是没人看的。最高一档登堂入室，笑容如菊花般灿烂的金灿荣老师之流，都是“登堂入室”的高端局——“堂”是大学课堂，“室”是企事业机关的会议室。“走穴”讲座十几万元一场，往来无白丁。

卢克文的市场定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去年12月，卢克文在某平台推出《人生进阶课》，定价199元、以“知足经济学”为卖点，鸡汤味十足的中年定制。斩获50万订阅，喜提年度第一。无论是主题，还是定价，都不是以“县城网吧”和“工厂宿舍”为目标的。

卢克文也尝试过下沉市场，2022年8月在抖音直播带货首秀，一小时只卖了600块钱，成了江湖笑谈。

这也不难理解。卢克文是动辄大千、上万的鸿篇巨制，并不适合“县城网吧”和“工厂宿舍”。下沉市场用户完读三千字都费劲，更受用司马夹头的咆哮式演出，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拉满，倒也不看重卢克文东拼西凑、虚头巴脑堆砌起来的“知识增量”。

其实，“北上广的白领在星巴克讨论地缘政治结构”也就那么回事，核心逻辑和价值取向和“茶馆大爷”、“县城网吧”、“工厂宿舍”并没有什么区别。长期反美、定期反日，“赢学”和“大棋”齐飞，酒过三巡必有“中美必有一战”、“中日必有一战”的气冲斗牛。只不过，这些“高端局”的“必有一战”，要配上盎撒集团、犹太集团、共济会的前戏。卢克文们的卖点，就是这套前戏。

卢克文神神叨叨的千字长文煞有介事，既能维系“未庄共识”的抱团意识，又满足赵老爷们了“阿Q不懂”的阶层优越感。成功岂是偶然？

02

我们的知识分子试图回避一个问题，“未庄共识”是跨越阶层的。高学历的赵老爷和文盲阿Q，并没有见识上的差别。学历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见识。学历的知识含量，取决于学校教什么。知识能不能转化为见识，取决于思考的勇气。我们有吗？

绝大部分国人一生经历两个阶段，学生时代是“学而不思则罔”，步入社会后是“思而不学则殆”。前半生是教科书怎么教就怎么学，不敢越雷池半步；后半生啥也不学，热衷瞎琢磨。所以，甭管学历多高，都是无差别的“原厂配置”用到死。985毕业的高材生和初中辍学的打工者的见识，出奇的一致。引用福山和亨廷顿的，大半也是“六经注我”。

牢不可破的“未庄共识”，为“地摊战略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空间。只要把“原厂配置”玩出花样，垂直细分必有一席之地。这行的成功关键，取决于“旧瓶装新酒”的勇气。因为，“旧瓶”很脏，但管用啊。

比如说，许多精英人士挂在嘴边的“盎撒集团”就是从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里抄来的，用在反西方正好。卢克文一战成名的反犹主义，则是纳粹种族主义的正统传承。分析方法更好办，直接从明清演义小说汲取灵感。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三十六计上全套。至于价值观，十九世纪的抢钱抢地抢资源足够了。

所有的“地摊战略家”都是这套，区别无非是见人下菜的表达技巧。抢钱抢地抢资源，对阿Q就是“拳头是硬道理”的简单直白。对赵老爷，就得文绉绉的“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还得假托俾斯麦凸显逼格。反正举人老爷高中后也不读书，不怕穿帮。

03

“地摊战略家”和一些所谓的“庙堂战略家”的区别，也只是差了一件袈裟罢了。有袈裟的是大唐御弟圣僧，登堂入室；没袈裟的金池长老，占山为王。

“生态位”不同，念的都是同一本经。卢克文敢偷师纳粹，“地摊转正”的某大报也有戈培尔名言做标题的壮举。卢克文虚构事实，某主编也曾“巴格达保卫战”一战成名。“预测不准、事实常错、价值观时常跑偏”不是卢克文的专利……

所以，封了卢克文又如何？未庄还是未庄，未庄不缺下一个卢克文。因为，我们的中产精英需要“地摊战略家”满足他们自我毁灭的强烈欲望。

享受和平红利，却不珍惜和平；在全球化时代崛起，却要追求举世为敌的“霸气”。识不配位，消亡在即，多一个卢克文少一个卢克文，并不能改变什么。

我们曾将性命相托的疫苗，其掌舵者竟可能不清白？

这是一则被严重低估的新闻。

今年11月28日，一纸公告落下。中国科协宣布，撤销杨晓明所获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章、证书。这奖颁了没几年，收回去的速度，委实太快了些。

奖章被装进盒子，证书被收回档案室。仪式无声，却比任何审判都响亮。

那个曾经站在人民大会堂、世卫组织讲台、央视镜头前的“疫苗英雄”，此刻在纪律审查的文件里，成了一个被标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名字。

一年多前，2024年4月23日，杨晓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他的犯罪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

1

时间往回倒带，倒到一九六二年二月，甘肃舟曲。

一个藏族男孩出生，他后来沿着一条标准的精英路径前行：西北民族学院预科、兰州医学院、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然后，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履历：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院、美国FDA、美国NIH。这些字母缩写，是他学术护照上最闪亮的签证。

回国后，他成了“救火队长”和“掌门人”。从兰州到武汉，再到北京；从研究所所长，到国药集团总工程师，再到中国生物董事长。

他手里握着疫苗的“兵符”——脊髓灰质炎、百日咳、轮状病毒……最后，是那个改变世界也改变他命运的新冠病毒。

新冠三年，是杨晓明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聚光灯时刻”。

他带领团队，宣称用三百三十五天的“中国速度”将灭活疫苗推向世界，成为首个被世卫组织批准的发展中国家Yi苗。

那段时间，他频繁出现在新闻里，白大褂，坚定的眼神，讲述着“科技抗疫”的故事。他成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成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了“为抗击新G肺炎Yi情、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做出重大贡献”的标杆。

然后，聚光灯骤然变色。

2

2024年3月，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罢免了杨晓明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四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其代表资格终止。

理由是那九个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具体何事？公告未详述。但民众盯着他那几个头衔：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首席科学家。医药、疫苗、首席科学家、违法违纪——这几个词放在一起，足以在舆论场引爆一场无声的海啸。

人们开始回溯。回溯他在疫情期间的每一次亮相，每一句承诺；回溯中国生物yi苗的快速审批与全球使用；回溯那些关于YI苗有效性、安全性与公平分配的争议……

疑问像野草一样生长：那些“全球首个”“重大贡献”的光环下，是否藏着利益的藤蔓？在性命攸关的Y苗研发与审批链条上，这位“总工程师”的手，究竟触碰了科学与良知的边界，还是越过了纪律与法律的红线？

舆情背后，是几种复杂的民众期待在翻滚。

其一，是对“专家”祛魅后的愤怒与幻灭。

疫情将科学家、医生推上神坛，公众期待他们是纯粹的、超然的救世主。而当光环人物从“国士”沦为“嫌犯”，这种坠落感引发的不仅是失望，更有被背叛的怒意。

我们曾将性命相托的Y苗，其掌舵者竟可能不清白？

其二，是对医药领域“深水区”腐败的深层次担忧。

药价虚高、采购黑幕、审批寻租……这些沉疴痼疾，是否已侵蚀到Yi苗这一最应纯洁的“生命防线”？

杨晓明案像一根探针，刺痛了公众对医疗健康领域公平正义最敏感的神经。

其三，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期待：期待真相，期待程序正义。

舆情并非一味“猎巫”，公众要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倒下，更是一个领域的清朗，是一套能防止“下一个杨晓明”的透明机制。

杨晓明的人生剧本，从甘肃小镇写到世界舞台，再从荣誉之巅跌入审查漩涡，充满了时代隐喻。

他曾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样本，是“科技报国”的象征，最终却可能成为“权力腐蚀专业”的注脚。

他研制的Yi苗，注入亿万人臂膀，抵御了一种病毒；而他涉嫌的“违纪违法”，则如另一种病毒，侵蚀着公众对科学权威与制度保障的信任。

杨晓明案，留给时代一剂最沉重的“反思针”。

“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他们已经去世了？”

Tracy的公公最后在家中厕所遇难，他手里紧握身份证，身上裹着两张打湿的棉被。这个场景是家属认领遗体照片时目睹的，公公身体不好，长期依靠呼吸机与轮椅生活，Tracy特别想称赞他好聪明，“可以想象，他当时是平静面对死亡，手里握着身份证，害怕家人找不到他。”

香港大火已经过去整整两周，根据最新统计数字，这场史无前例的、七栋高楼同时着火的灾难造成160人遇难，其中最年长者97岁，最年幼的是1岁的婴儿。

大火已被扑灭，但漫长的哀伤才刚刚开始。香港的社会服务机构在火灾后立刻行动，为灾民提供免费的心理支援和殡葬支持，我们联系了十家机构，很多社工仍在随时待命，全力支援失去亲人的家属，难以抽出时间，也有社工因临时接到任务，取消了交谈，最终五名社工在工作间隙跟我们进行了交流。

12月5日，我在zoom会议中见到了香港圣公会福利协会安宁服务总监陈慕宁，她和社工团队正在支援遇难者家庭，这是她连续工作的第十二天，她需要直面很多老人孩子的死亡和家属的悲伤，同时要隐藏起自己的感受，偶尔工作结束后回到家，她还会默默流泪，“生命的突然离去，实际触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陈慕宁和社工同事驻守在大埔的社区会堂，提供免费的情绪支援，并陪伴有需要的家属完成遗体认领过程，“我们其实是想减轻整个家庭在这件事中的冲击。”她告诉我，对于家属来说，认领遗体是最艰难的一步。

火灾发生几天后，遇难者的遗体陆续被转移到了公众殓房，各个社区会堂先开放供家属以照片辨认遗体。家属们排成长队进入会堂，完成手续走出门后，紧紧抱住彼此痛哭。一些家属身旁有两名社工陪伴，他们不适应媒体镜头，社工有时会抱住家属，举起衣服遮住家属的脸。

2025年12月3日，香港大埔区宏福苑发生致命性火灾后，居民返回家中收拾物品。

辨认遗体前，有一到两名社工会事先与遇难者家属沟通，了解家庭构成和家属的心理承受能力。有的老人家和病患成员可能不适合参与整个过程，社工会建议家属选出几个代表来完成程序，减轻对其他家庭成员造成的心理冲击。

认领遗体照片前，陈慕宁团队的社工会向家属收集遇难者的特征、身穿衣服、最后身处的位置、身上佩戴的首饰等，再与警方沟通。这些线索有助于警方及法医筛选遗体的相片供家属辨认，他们会尽量避免家属看到不必要、不对应或者过度冲击的照片，极力减少家属会遭遇的创伤。

看完照片后，家属会前往富山殓房的公共停灵处进一步确认，这是香港最大的公众殓房，有一万八千多平米。社工们会先与法医沟通协调，事先了解遗体大致状况，再提供“预告”——为家属简单描述遗体状况，让家属有心理缓冲、做好心理准备。

陈慕宁说，因为随着时间推移，遗体的状态会发生变化，当家属真正见到遗体时，情绪往往剧烈波动，会更加迷惘、彷徨、无措。最终家属可能确认出是亲人的遗体，也可能认不出来，“照片似乎是，但实际遗体却不是。”

若遗体无法辨认，就需要进行 DNA 比对。整个流程会因此延长四到六个月。漫长的等待会让这些家属特别无力、煎熬。“他们尚未成为丧亲者，但也预料自己随时可能接到死亡的消息。”陈慕宁说，社工会持续跟进这些家庭，帮助他们进行心理建设。

火灾后，慈善殡仪机构“毋忘爱”的创始人范宁遇到了几位迟迟不愿认领遗体的家属——他们当时还无法承受残酷的事实。

范宁是一位外科医生，参与过汶川地震和新冠疫情的丧亲者支援，经验丰富。他告诉我，每个人的哀伤反应都不同，家属不是故意逃避，而是情绪尚未抵达那个位置，“一定要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处理，而不是用行政手段逼他们、push他们完成程序。”

同时他也提到，安排葬礼的重点也不在“尽快推进”，如果因推进太快、未能满足家属的真实需求，他们日后往往会感到后悔、遗憾，甚至怀疑自己在亲人的身后事上做了错误决定，这反而会带来二次创伤。

截止12月9日，仍有6人失联。警务处伤亡查询中心主管曾淑贤此前告诉媒体，“因为有些遗体已经烧成灰烬，所以我们不排除，最后未必能够将所有失联人士从（火场中）带出来。”说这句话时，她声音哽咽，忍住眼泪后又说了一句，“sorry”。

香港市民献花悼念

香港生死学协会总监梁梓敦，有接近20年的安宁服务社工经验。他告诉我，亲人失联的家庭是此次火灾中最需要支援的人群之一。因为在丧亲者支援中，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让家属确认和接受死者去世的事实，哀伤才会真正开始流动、显现。而当没有遗体时，家属会产生“模糊性丧失”（ambiguous loss），这种丧失更复杂，也更难处理——“从客观上你知道他们大概已遇难，但主观上却会不愿承认。家属会陷入一种非常矛盾纠结的状态：我到底要不要相信他们已经去世了？”

让家属获得一个有仪式感、有意义的告别，是修复灾后创伤的重要部分。有些遇难者家属在与社工交流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并未被预料到的需求——他们不希望亲人的遗体经历火葬。

陈慕宁解释，许多遇难者遗体都有烧伤，部分家属不希望亲人再次经历类似的痛苦，想要寻求土葬的方式安葬死者。虽然土葬在香港并非主流的殡葬方式，但社工们会尽力协调资源，帮助妥善安排。

一位年轻人在火灾中不幸丧生，他的家人第一时间询问圣公会的社工能否举办日本文化的葬礼，因为年轻人生前喜欢看日本漫画、听日本歌曲，家里还摆满了动漫公仔。社工回复，可以根据年轻人的兴趣与生活习惯举办个性化葬礼，家人听后感到宽慰，陈慕宁说，“他们最后还能花一些心思、按照逝者的喜好，好好送别他。”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接受采访时提到，有235名外籍佣工在大埔宏福苑工作，94人来自菲律宾、141人来自印尼。根据最新数字，至少10名外籍佣工在火灾中去世。对于这些工人，陈慕宁说，“即使她们是外籍，家人在外地，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家人庄重地接她们回家。”

对于那些没见到亲人遗体的家庭，梁梓敦设想了一些告别方式——可以将逝者的照片、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衣服放进棺木里，形成一个“衣冠冢”，同时邀请家属写下纪念文字。

人们需要道别，但有时候来不及道别。12月9日，曾淑贤告诉媒体，“我们收到查询，一位 90 岁婆婆在找一位 100 岁的婆婆，是她住在宏福苑的朋友。我们查询了资料，这位婆婆在 11 年前已经去世了。”

一名香港女士在家中听到了这个故事，她在社交媒体上感慨，“这样一段不需修辞的陈述，直击心灵。”她想起了李香琴旁白、关淑怡主唱的《三千年后》中的那段念白：

“再见，不要怪我第一句就跟你说再见，因为我真的是专程来向你道别。我不会说，我老了，我只会说，我在这里太久了。时间久了，难免知道人总会慢慢把过去淡忘，也会看着一些东西无声无息地消失。”

“有人甚至要穷尽一生去寻找答案”

“毋忘爱”总干事Grace最初在支援过程中，会碰到那种异常冷静的遇难者家庭。

有一名先生，本来拥有幸福的四口之家，太太和两个小朋友都在大火中不幸遇难，独剩下他自己。最初，他要处理家人的身后事，面对各种文件、账单、琐碎的工作，他表现得格外平静，也许是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回忆、纪念、流泪。

另一对夫妻的孩子和家政工人一起遇难。他们表面看起来并不像刚刚经历过大的灾难，每天都会翻出手机里孩子的照片，一张张给社工展示，一边绘声绘色地讲述，“孩子很乖的”，“最后一起吃饭，他那天很开心。”

在Grace看来，这种冷静并不意味着没有悲伤，更可能是情绪被压抑到最深处——“那些能够表达哀伤、说出自己感受的当事人，相对会比较容易支持他们。而需要投入更多关怀和照料的，是那些不愿表达、拒绝承认的人。”

在现场支援时，社工们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在一旁陪伴家属——想看照片，就陪着看；想讲，就默默地倾听；想静静地坐着，就陪同沉默。社工往往不急着说很多话，而是给他们一个拥抱，那种在一起的感觉，比任何言语都更能让人感到不孤单。

在宏福苑住宅区附近悼念悼念现场，痛哭的女士。©视觉中国

悲伤之余，社工们还观察到，火灾过后最普遍的情绪之一是愧疚。火灾当天，一位先生接到长辈最后打来的求助电话，长辈年迈、行动不便，他告诉对方，“先找地方避一避，消防员和救护车很快就会到。”但后来火势太猛，长辈没能等到救援的到来。很多丧亲者之后会不断想起和家人的最后一次对话，也会愧疚，为什么未能将家人带离火灾现场。

Tracy的丈夫也自责没有让父亲带上呼吸机逃生，她的婆婆则自责没有在老伴身旁陪伴，两人携手生活四十多年，非常恩爱，她突然失去伴侣难以接受。Tracy丈夫的现实压力更大，他要假装坚强冷静，照顾家中老小的情绪，还要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处理身后事和各种paperwork。

幸存者李先生也在媒体镜头面前，多次表达自己的内疚。被困在家中等待救援时，他听到门外有呼救声，于是弄湿毛巾捂住口鼻，冲了出去，最后他成功把邻居老夫妇救回家中，三人当时已经非常接近火源。

这对夫妇告诉他，他们听到一位印尼家政工姐姐，在走廊喊婆婆。李先生想再出去找她们，但屋外一片漆黑，无法分辨方向，他也再听不到呼救声。

最终，李先生和老夫妇在下午五点左右获救，一个小时后，那位婆婆和家政工一同遇难了。他说，“（工人）姐姐没有丢下婆婆离开，她很勇敢。”

李先生获救后收到很多称赞，“不仅救了自己，还救了两个人，你很厉害，你是英雄。”但每当听到这些话时，他都很心痛，陷入一种深深的自责，“感觉有两条人命在我面前，没有把握好我们就走了……我没有再开门出去尝试找找，如果逃出去之前我能找到，她们不会在六点死亡。”

这位遇难婆婆的女儿知道李先生的遭遇后，通过媒体转告他，“谢谢你，让我知道在最后时刻有人在我母亲身边，你已经尽力了，不要内疚。这一路很漫长，我很感谢有朋友一起哭泣。”

社工们还不得不面对更多激烈的情绪。一些老人失去了孙子、孙女，完全不能接受，会愤怒地控诉：“我平时求神拜佛，为什么没有保佑我们？”有人悲痛地说，“我不想做人了！”也有人因为至亲离世出现放弃生命的念头，面对这种情况，社工会和临床心理专家一起介入，进行危机干预，并长期提供心理支援和创伤治疗。

被烧黑的宏福苑大楼前的市民

范宁告诉我，愤怒是哀伤的一个必经阶段，尤其当这场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当家属骂人、不满、情绪激动，讲一些旁人难接的话时，都有原因。因为他们的内心处于极度的焦急和痛苦中，他们得不到答案，正确的支持方式是——“我们要容许愤怒、不接受的情绪存在，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否定这种情绪。”

但在这一阶段，“毋忘爱”的社工们不会尝试解释事故原因，也不会引导和帮助家属“寻找真相”。一是因为他们不是专业调查人员，二是范宁认为，“即便日后有调查结果，家属也不一定能接受。可能一家人里只有一个人接受，也可能一个人都接受不了。”范宁说，“有些人甚至要穷尽一生去寻找这个答案。”

“我会为她们好好继续活下去”

火灾发生后，一位灾民在网上发帖说，“确认家里人和老人家都走了，只剩下我自己一个。好难熬。不是要钱，也不是发 Payme code 求打赏，只是想要一点关心。不知道可以去哪，现在身上只有一个上班用的背囊。”

一位香港市民在评论区回复，

“我见你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处理一些行政的事情，例如申请你应得的资助。你想不想我陪你一起去处理？我最近状态挺好的，而且我处理文书方面很在行，又快又准。如果你不嫌弃，我煮饭也很好吃的，花胶冬菇鸡煲你觉得怎么样？请你吃，好不好？吃点米饭，肚子暖了，人也会更有力量。

谢谢你走上来让我们看到你的伤口。这真的非常不容易，但你做到了。不如也让我们陪着你吧，陪你慢慢行多一步，可能又有一步，甚至再多一步。不急，不需要快。油也不用加…..你一定要记得，我们都是同根生、一样迷惘的香港人。你只要说一句「需要」，就一定会有人来陪你。坐着发呆也可以，吃个饭也可以。知道吗？”

梁梓敦认为，有余力的香港市民都可以为丧亲者做出力所能及的行动，“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给对方抒发情绪、用心聆听；当他们说‘我很想去某个地方或做某件事纪念死者’，就陪他去吧；还可以分担一些日常生活事务，也许他们现在暂住的房屋连厨房都没有，给他们买些食物、点些外卖，或者帮他们接孩子上下学。”他说。

灾民安置点

火灾发生时，陈晓悠和家人都外出上班了，侥幸逃过一劫。出门前，陈晓悠只背了一个背包，里面装了随身物品：钱包、手机、水瓶、充电器和一些药物，包上还挂着她最喜欢的玲娜贝儿钥匙扣，这是她如今的全部家当。

自从父母离婚后，她就跟母亲搬来宏福苑，在这里相依为命十几年。最初单靠母亲一人工作，母女俩的经济压力很大，她们去找装修公司，买家具电器，一点点构筑起属于自己的新家。

家里存放着她们的日常用品、陈晓悠小时候的照片，还有一架钢琴。她告诉我，自己家并没有贵重物品，但邻居家的金器、珠宝、首饰全都被烧毁了，损失极大。

陈晓悠和母亲目前住在亲戚家，尽管失去了一切，但她觉得比起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我和妈妈真的是非常幸运了。”

不过她始终被一种不安和恐惧裹挟着———唯一的家人会不会突然离开？关心我的朋友真的会一直陪着我吗？暂时的栖身之所会不会出问题？她害怕所有拥有的东西会突然间再次失去，“好像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陈晓悠近几年得了抑郁症，火灾发生后，抑郁情绪更加严重，每天她都有好几次心跳加速、喘不过气、胸口发闷、反胃想吐。她不敢看太多新闻图片和报道，控制不了情绪；除了办必要的手续文件，她不敢再返回宏福苑；直到现在，她没有一天能睡着超过四个小时。

情绪影响行动。她无法应付全职工作，只能做收入有限的兼职，她的母亲已经退休了，政府的援助金足够她们支付未来半年到一年的开支，但之后的日子会变成什么样，她也不确定。她告诉我，“坦白说，不知道如何走下去，我走不出来，当我在家里哭泣躲起来的时候，世界一直在运行，在继续，不会等我，时间不会等我，人不会等我，我怕工作也不会等我。”

之前发病时，她会一个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她觉得自己的小房间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房间摆满了她最喜欢的玲娜贝儿公仔，她经常抱着玲娜贝儿哭，度过无数个抑郁失眠的夜晚。她也经常去迪士尼看玲娜贝儿，让自己获得能量坚持下去。

大火带走了陈晓悠最亲近的朋友，她一想到每晚陪伴她睡觉的贝儿们被烧毁，就觉得极度心痛，火灾后她在社交媒体上吐露情绪，“好后悔以前没有和它们拍一张全家福，到现在已经没有心力也没有钱再买一套回来。每晚都好困难，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睡一小阵，但每晚都会被吓醒，然后心跳狂飙。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RIP my Linabells and my lovely home。”

她的账号原本并没有关注度，但这则帖子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收到了上百条评论、上千条点赞，很多香港市民留言关心鼓励陈晓悠，还有几十名香港女孩给陈晓悠发私信说，要把自己的贝儿“弃养”让她收留。

接下来，陈晓悠陆续收到女孩们寄来的一箱箱快递，有迪士尼的钥匙扣、周边礼物、棉被和手袋，还有保存得很好、穿着漂亮衣服的公仔，一些女孩特地买了全新的娃娃送给陈晓悠，连贝儿身上的吊牌都没剪。寄件者中，有几位是迪士尼的女性工作人员。陈晓悠收到的公仔上附了很多心意卡，这些市民都很低调，没有写自己的名字，落款只写了“香港人”。

陈晓悠收到香港女孩寄来的玲娜贝儿公仔©陈晓悠

如今她拥有了一群“贝儿旅行团”，来自香港、上海、东京的迪士尼，大中小型号、KC挂件都有，快递多得陈晓悠差点搬不走，她不知道以后是否会有空间去收藏她们。

她发帖感谢所有关心她的香港市民，“我都唔知可以點樣答謝同報答你哋（我真的不知道还能怎样答谢和报答你们）。”同时调侃道，“我想講香港人真係好痴線呀”（好疯狂，好可爱）。

还有一位女生专门去了迪士尼乐园，找到玲娜贝儿拍视频，为陈晓悠加油打气。视频中，穿着紫色衣服的玲娜贝儿冲着镜头招手、比心、飞吻，这位女生特意为陈晓悠配上了文字和音乐，“妈咪，彪彪会在这里等你，妈咪要加油加油啊，每天都要好好休息，彪彪会等妈咪来看我呢。”

看着视频，陈晓悠泣不成声。

几位有心的女孩没有在寄完公仔后就消失，她们一直找陈晓悠聊天，陪伴她，关心她的情况，告诉她“什么时候、有任何需要都可以跟我说，”几名社工和心理辅导员也主动给陈晓悠留言，义务提供情绪支援。

陈晓悠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受到这么多关注，一时间感到不安，隐藏了帖子，同时内心矛盾，“觉得自己其实并不配拥有这些漂亮的公仔。”

过去的陈晓悠一直都是独自面对抑郁症，这是一场孤单又无助的战斗，她也曾有过想要放弃生命的念头。但如今香港人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爱，让她在黑暗的日子里感受到了温暖。

陈晓悠看到不同大小的玲娜贝儿摆在半张床上，冲她微笑，陪着她睡觉，每一个都代表着女孩们满满的爱，她鼓励自己，要振作坚强起来，“知道有这么多人关心我爱我，我会为她们好好继续活下去。”她告诉我。

她也在社交媒体告诉关心她的香港市民朋友，“我知道你们最希望的，就是想我早点振作、能够开心好好生活。我会加油，我会努力的！”

12月4日，陈晓悠抱着一箱玲娜贝儿公仔，去了宏福苑献花悼念的地方，她希望把它们送给大火中逝去的孩子，以作纪念。她同时在公园附近看到了很多小朋友，这些孩子还在上幼儿园和初小，陈晓悠弯腰把公仔送给小朋友，问道：“你们愿不愿意收下我的玲娜贝儿？”

“愿宏福苑街坊，离苦得乐。”

几位社工都告诉我，对香港来说，这次火灾是一个集体创伤事件。影响范围并不只局限在宏福苑，而是扩大到全香港——大火烧了四天才被完全扑灭，媒体一直在实况直播，很多市民都对遇难者家庭产生了强烈的共情和投射，救援人员也有不同程度的情绪崩溃。

图/微博

梁梓敦说，所有香港人或多或少都受了伤——无论是遇难者家属、宏福苑居民、伤者亲友、前线救护和支援人员、大埔区居民，还是普通市民，“我们都需要疗伤。”

火灾发生的周末，成千上万的市民们到宏福苑去悼念，长长的队伍排到了下一个地铁站。为了献上一束花、一个卡片，大家要排队好几个小时。现场一个白色花束上插着黑框白底的卡片，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字“痛”，右下角落款是：全香港人。

还有一些卡片上写道，“天灾？人禍？愿公義早日到來！！天有眼。”、“要檢討嘅唔係竹棚而係個制度”（要检讨的不是竹棚而是这个制度）。

人们在发生火灾的宏福苑住宅区附近悼念遇难者©视觉中国

范宁认为，哀伤的复杂程度和疏导方式，跟官方对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和处理结果是紧密关联的。他指出，这次火灾是一场人祸，从个人到社会都要进行反思，公民教育、家庭教育也都需要加强。同样重要的是，后续如何进行纪念活动、周年活动，怎么更好地让大家记得这件事，而不是忘记。

以往每逢十二月，香港的各种节日庆祝活动都会陆续展开，几天前有位牧师问梁梓敦，今年是否应该继续到街上报佳音？也有幼儿园校长询问，是否应继续举办圣诞派对？在这个悲伤的时刻，快乐庆祝似乎不合时宜，市民们担心——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我幸灾乐祸、冷漠无情？

但梁梓敦认为，这些活动应该继续举办，不过主题应从“欢欣喜乐”改为“平安”和“安慰”。他觉得面对如此重大的创伤时，最好的疗伤方法就是彼此连接，“唯有重新建立连结，才能让悲伤中的人得到安慰。”

他还建议，在参与节日活动时，如果看到有人流泪，请不要过于紧张，给对方一些安全的空间让他好好悲伤，然后送上一个拥抱或轻拍肩膀以示支持。也许不必说“圣诞快乐”或“新年快乐”，一句简单的“希望你平安，好好保重”就够了。

12月3日，遇难者头七当天，很多香港市民去九龙殡仪馆悼念，他们把一袋袋折好的元宝和纸钱扔进焚烧炉，在橙黄色的火光中，在场的民众齐声大喊，“收嘢啦”“收嘢啦”…….这是香港的殡葬传统，意思是请另一边的亡者接收东西，留意给自己的元宝。

一位香港摄影师Zenswk在社交媒体记录下当天的见闻——他和太太去了九龙殡仪馆，从下午到晚上，他终于学会了折最简单的那种金元宝。有人一路折，一路啜泣；有人一路念经，一路折；有人折多一会儿要回去做饭喂奶；有位婆婆是大埔街坊，微笑着说：“房子没了，怕自己一个，这里人多一点……”

这位摄影师觉得香港人很有意思，明明大家都没见过面，但会互相关心“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帮忙”，订书机没订针，就会有人拿一排针给你。“谢谢”“辛苦了”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你会看到一个打扮新潮、做了发型、美甲、化了妆的年轻漂亮女生，笨拙地偷看隔壁，慢慢成功折了一只又一只金元宝；你会看到背着H牌包、头发和指甲齐整的阔太，折到手指都染色了；你会看到好像下一句就要爆粗的叔叔，红着眼，静静地，一路折，一路折。”

他最后写道：

有啲人性

係無關血緣

係無關利益

係無關立場

願宏福苑街坊

離苦得樂

“他们为什么不公布结果？”

近两年来，范永归一直在追问这个问题的答案。

2024年1月19日晚11时，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砚山铺村英才学校一宿舍发生火灾，导致13名三年级学生遇难，4人受伤。

范永归9岁的二儿子小南（化名）是遇难者之一。当年1月23日，方城县发布通报称，失火学校系寄宿制民办学校，当晚该宿舍住有32名三年级学生和1名宿管员（班主任）。

通报提到，调查组正在对事故原因、性质和消防器材配备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而事发近两年后，事故调查报告仍未公布。

近两年来，范永归通过各种方式申请、呼吁当地公开事故调查报告，希望给遇难孩子一个交代，给社会警醒。

2025年7月17日，他收到独树镇的信访答复：英才学校1·19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已结案。因涉及未成年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事故调查报告不予公布。

“范永归收到的信访答复都为“事故调查报告不予公布”

范永归不满这份回复。“你可以把孩子的名字、年龄、家庭住址什么都隐藏，不能拿这个做挡箭牌，什么都不公布。”范永归说，“公职人员的具体处理情况不涉及未成年人，为什么也不公布？”

此外，上述回复提到英才学校法人代表、业务校长和班主任，因教育设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方城县公安局羁押，正在移送起诉。

但该案的庭审多次推迟。“上个月通知说11月24日开庭，23日半夜突然通知开庭推迟。”范永归说，今年10月也曾收到开庭传票，亦被推迟。

与范永归的这些追问一同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还有一份事发后家属和学校签订的赔偿协议。范永归和另一位遇难孩子的爷爷杨云朝告诉南风窗，当时不签协议见不了孩子，他们“被逼无奈”才签了。

但这份协议没让范永归停止追问。2024年11月，他从北京聘请了律师，向英才学校三位相关负责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不管花多少钱，都要给孩子一个交代。”范永归说。

1 先签协议，再见孩子

范永归是在事发次日接到村支书的电话，“孩子在学校出点事，问题不大，赶紧回来。”

当时范永归和妻子在东莞开了一家早餐店。尽管村支书这样说，但范永归心想，“如果不严重肯定不会让我回去”。他感觉这事不小，但没想到是最坏的结果。

他们买了当天的机票，去机场路上，有人在孩子班级群发了新闻报道截图，说有13个孩子遇难。

“我当时一下子就有种不祥的预感。”范永归说，一到南阳机场，当地的安抚小组就把他们接去了方城县一家酒店。

那时，范永归已经猜到孩子不在了。所以到酒店后，他第一时间要求见孩子遗体，“安抚小组让我们别着急”，范永归说，随后有警方找他们采血，这印证了他的判断，“抽血肯定是为了比对DNA，孩子肯定是没了”。

事发第三日，范永归依然要求见孩子遗体，“他们以各种理由不让见”。随后不久，范永归得知有工作人员找他家人谈赔偿协议。

“我听到后情绪很激动，孩子都没看着，签啥协议？”范永归说。

同时，在方城县另一酒店，杨云朝也接到了先签赔偿协议的通知。“他们让我们赶紧签协议，不然就见不了孩子。”杨云朝说。

赔偿协议的部分内容/图源：看看新闻News

僵持到2024年1月22日早晨，范永归他们仍未见到孩子遗体，对方还是强调先签协议，“签了协议就能见到孩子”，范回忆说。

杨云朝记得，当时还有工作人员说，晚一天签协议，赔偿就少10万元。看看新闻News公布的一份1月22日上午家属和相关人员的对话录音中，相关人员说：“11点半前，如果咱签了，再追加10万元······这说得有点紧，请您谅解和理解。”

杨云朝说，他一个老农民没办法，就签了。

范永归不想让孩子遗体在殡仪馆躺太久，“那时候腊月初九了，我们这很冷”，他说，当时迫切想见到孩子，“被逼无奈签了那个协议”。

这份甲方为英才学校，乙方为遇难者家属的“赔偿协议”显示，甲方支付乙方一笔赔偿金，乙方收到赔偿款后，保证不再因此事向任何主体主张任何权利，不得干扰甲方正常教学秩序，并做到不诉不访，否则，乙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同时，协议约定双方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外泄。

“赔偿协议”部分内容/图源：看看新闻News

范永归在当晚8点多签的协议，9点就被带去殡仪馆。“进去前，把我手机收了，说不让拍照”，范永归说，接着让他再签火化协议，“不然不让进去里面看，那时候我脑子一片空白，只想着马上看到孩子，签了字”。

但最后，范永归也没有近距离看到孩子。

当时，他几个亲戚先去看了一眼，出来后就坚持不让他进去。“我猜是孩子被烧得很惨，他们怕我看了崩溃。”范永归说，最终，他远远看了孩子一眼。

随后，孩子遗体被火化。

他妻子因为前一天梦到孩子周末“回家”了，坚持要回去看看，就由孩子奶奶陪着去了。所以她们两人没有看到孩子最后一眼。“我也不忍心让她们看到。”范永归说，他瞒着妻子和母亲，就说孩子只是被烟呛晕了，除了脸上有灰，其他都好。

杨云朝也同样签了一份火化协议。之后，他看到孙子的遗体“被一个袄包住了，看不清”，他们那样看了看，遗体也被拉去火化。

火化结束，范永归和杨云朝他们各自捧着骨灰盒回了老家。范永归记得，当时回家，方城县那边有人陪同，到家之后，他们都走了。

“从那天开始，他们就再没有问过这件事，对家属的心理辅导、安抚什么的都没有。”范永归说。

2 调查事故报告不予公布

事发3个月后，范永归就开始询问事故调查结果。

他当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之后方城县一部门受理，但一直没给回复，直到今年7月。“后来我又打电话问其他部门，他们说正在处理、跟领导在反馈什么的。”范永归说，他前后给各部门寄了近200封信件。

为此，他还专门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用来写相关材料。同时，尽管只有初中学历，但他购入法律书籍自学，希望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表达诉求。

事发后，范永归和妻子也没再外出，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吃店。但没开多久，范永归因为孩子这事难以静下心来，就把小吃店转了，专心为孩子“要一个结果”。

范永归记得，2024年7月，方城县派了两个工作人员来跟他沟通。他从对方那里得知，事故调查报告在当年5月中旬就已完成，但因为涉及未成年人不能公开。

他接受不了这个理由。他觉得调查报告里可以不提未成年人的信息，但其他更多的细节需要向大众公布，尤其是学校的消防设施和公职人员的处理情况。

范永归告诉南风窗，当时孩子小南入住那个宿舍时，他曾去铺过床。宿舍在三楼，两间房，跟教室一样。

“从宿舍门口开始，靠墙一圈全是床，中间留了块空地。”范永归回忆道，床是上下铺，有铁的，也有木制的。房间前后两个门，后门平时是封起来的，只开前门。

他强调，当时宿舍里没有任何消防器材，灭火器、消防喷淋、烟感器等都没有。

英才学校着火宿舍旁边的宿舍堆满了学生床铺

“当时我们几个家长还在聊，这么大、这么挤的宿舍也没个灭火器。有家长和老师就说，现在学校都这样，老师就住在宿舍，放心吧。”范永归说，“要是当时宿舍里有灭火器，值班老师说不定就在前期把火灭了。”

杨云朝之前也去过孙子的宿舍。孙子3岁的时候，孩子母亲就离家出走，再未回来，父亲常年外出打工，一直都是他们老两口照看孙子。

杨云朝看到的景象跟范永归差不多，他印象中宿舍很挤，床铺沿着墙摆了一圈，中间空出两米见方的空地。

他们都想知道，事发时宿舍有没有消防器材，值班老师在不在宿舍内等细节问题。

2025年7月17日，范永归收到独树镇政府的答复。其中提到调查报告已出，但因为涉及未成年人不予公布。此外，事故涉及的有关单位相关负责人，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已由省市县纪委监委部门依规依纪做出了相应处理。

此后，2025年9月、11月，他又陆续收到三份内容几乎一模一样的回复。

英才学校着火宿舍所在楼道被全部熏黑

再到2025年11月21日，范永归和杨云朝他们收到通知，河南省消防总队要向他们告知火灾事故调查结果，但看前要先签保密协议。“我当时在忙，就没有去。”范永归说。

杨云朝去签了保密协议。看之前他手机被收走，进去后，“就是他们有人给我念”，杨云朝说，对方主要说了两点：一是英才学校某年月日着火了；二是简单的起火原因。

“但我们还是想让他们公开这个调查报告，让我们知道更多的细节。”杨云朝说。

12月12日，南风窗记者就是否公开1·19方城英才学校火灾事故调查报告一事询问当地有关部门。记者先拨打方城县应急管理局官方联系电话，通话提示对方未交话费，无法接通。随后，记者拨打方城县委县政府办公室电话，对方表示其不知晓此事，建议联系宣传部门。记者多次拨打方城县办公室提供的宣传部联系电话，均无人接听。此外，记者亦多次拨打方城县教体局联系电话，均无人接听。

3 涉未成年人火灾事故报告公开已有先例

火灾事故调查报告，依规依理都应公开。

应急管理部于2023年2月印发的《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编制指南（试行）》规定：事故调查报告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

“公开时，应以开展调查的事故调查组名义在政府网站或主流媒体上全文公开事故调查报告正文内容。对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依法应当保密的内容，应进行适当处理后方可公开。”

按照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事故调查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范永归和杨云朝他们尤其想让官方公开后三项的内容，他们认为只有如此，对死去的孩子才算有交代，也能借此警示全国其他学校，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但范永归为申请公开事故调查报告做了很多努力，最后的答复仍是：因涉及未成年人，报告不予公布。

官方答复中，不公布调查报告的具体依据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3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有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姓名、影像、住所、就读学校以及其他可能识别出其身份的信息，但查找失踪、被拐卖未成年人等情形除外。

火灾一周年后，范永归在事发宿舍拍下的照片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执业律师叶竹盛认为，当地以涉及未成年人为由不公开调查事故报告并不合理。

叶竹盛表示，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所说的不得披露未成年人信息，主要是在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中，比如未成年人被性侵或被杀害等，需要对未成年人信息保密，案件不公开审理。且在后续文书上传裁判文书网或作为典型案例发布时，隐藏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

“但火灾事故具有公共性，公布事故调查报告是对社会的一个交代，而且（在对未成年人信息处理后）并不会影响到未成年人本身的权利。”叶竹盛说。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金坤也表示，未成年的隐私，本意是保护未成年的健康成长，避免被外界干扰，所以不披露其姓名、年龄、外貌及所涉之事。

“如果人已经罹难，则民事主体不存在，隐私权也消亡了，何来继续保护其隐私？”丁金坤说道。法律要保护的是事件中生者的未成年人隐私权，披露时不指向特定个体则可。调查报告适当处理后，应该向社会公布，接受监督，并汲取事故教训，警醒世人。

此外，之前也已有涉及未成年人火灾事故调查报告公开的先例。

2021年6月25日，河南省柘城县震兴武官宿舍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8人死亡，11人受伤。

据央视新闻报道，该火灾中遇难的18人均为未成年人，其中最小的只有7岁。当年12月，事故发生半年后，当地就公布了调查报告。

另一方面，2024年11月，范永归委托律师向英才学校相关负责人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该案的庭审已多次推迟。

范永归说，2025年10月24日，他收到法院传票，称当月29日开庭。但收到传票当天下午，法院又通知说推迟。11月17日，他再次收到传票，称24日周一开庭，然而23日晚11时左右，法院通知庭审再次推迟。

该案的庭审多次推迟

次日，范永归和几位家属去方城县法院询问情况，对方称检察院临时提交了新证据，被告律师需要核实。

“这样发传票后推迟的庭审已经两次了，口头上通知推迟的不知道多少次了。”范永归说。

两位执业刑辩律师告诉南风窗，实务中存在因新到证据而推迟庭审的情况，但比较少。

“如果是比较重大的案件，或者涉及人数比较多的，出现了关键的新证据，确实会延期，但也不会一延再延。”广东艾比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侯浩楠称。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表示，出现新证据，被告律师确实需要阅卷。“但如果屡屡推延开庭，就要考虑下背后的因素”，该律师称，“一直补证据不正常。”

针对英才学校相关负责人涉嫌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一案被多次推迟庭审一事，南风窗记者联系了该案承办法官，承办法官当时表示：正在开会，一会再说。晚些时候，记者多次拨打该法官电话，未被接听。

4 “心里这个坎可能过不去了”

事故发生后，范永归一直处在悔恨中。

他后悔自己把孩子送入这所学校，“让那么小的孩子去住校，听起来，我都觉得自己残忍。”范永归说，但那时被逼得没办法。

他们村有公立小学，但现在学生流失严重，老师只有两三个。范永归想让孩子接受好一点的教育。保安镇上也有公立小学，但距离他家有点远，需要骑电动车接送孩子。

“我妈老了，又不会骑电动车，一天接送多次，实在没办法实现。”范永归说。

而英才学校虽然归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管，但离范永归所在平顶山市叶县保安镇只有1公里多。范永归说，事故遇难的13个孩子中，有6个是平顶山地区的，其中多数都是留守儿童。

当时，他们夫妇不得不出去挣钱。

范永归说，他父亲2017年肺癌去世，前后4年的治疗，家里积蓄已空，还欠了“一屁股外债”。“最后没办法，才把孩子送到能寄宿的英才学校，结果出了这事。”范永归说，这辈子，“心里这个坎可能过不去了”。

范永归儿子小南成绩很好，屡获学校奖状

他更后悔的是2023年秋季学期开学时，没让孩子小南跟着大儿子转去另一个学校。

在小学毕业之前，范永归大儿子也在事发学校读书，毕业后去别的学校上初中。当时，他本来想让小南一起，去哥哥上初中的那个学校，“他们也有小学部，两人有个照应”。

但小南说在那边没朋友，不想去。范永归就决定让他再读一学期。

“当时已经跟孩子和老师都说好了，结果再过三天就放寒假了，却出了这个事。”范永归说，他一直后悔，要是当时再坚持一下，让小南跟哥哥一起转校，可能就没这事了。

有时他也后悔，当时不该让孩子选了个上铺。范永归说小南爱干净，不喜欢睡下铺，因为下铺容易脏。

“我想他要是在下铺，可能就跑出来了。”范永归说。

事故发生后，英才学校被勒令停止办学，但家长们对孩子的思念无法停止。

在范永归记忆里，儿子聪明、成绩好，且有着跟他年纪不匹配的懂事和孝顺。范永归经常拿孩子手持奖状的照片作为短视频作品的封面，奖状上写着小南获得“学习标兵”“三好学生”的称号。

他的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一篇儿子小南二年级写的介绍自己的作文，他写自己“留着平头，一双弯弯的眉毛，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张大大的嘴，高高的鼻子”。他说自己喜欢做东西、下围棋，优点是爱整齐，缺点是爱说话。

范永归儿子小南在二年级写的自我介绍

往年每次放暑假，范永归会让小南去东莞过暑假，“他每次都帮忙打扫卫生，每次出去买点吃的，都想着给爸爸妈妈留一点，他哥哥都想不起来”。

有次放暑假，范永归给儿子20块钱，让他在火车上买点吃的。结果碰到列车员推销驼奶，说对老年人好，小南就花15块给奶奶买了包驼奶。

小南3岁时，范永归父亲已癌症晚期，瘦骨嶙峋，要垫个东西才能坐起来。“他爷爷只要坐起来，要是旁边没人，他就赶紧拿个枕头给他爷爷垫着。”范永归说，“这孩子从小就很懂事。”

但越想起这些，他们就越发难过。奶奶经常在中午跑到小南的坟上，“哭一两个小时”。范永归说，奶奶天天想孙子，整晚失眠，不吃药睡不着。而且一直坚持留在村里老家，不愿意出来，因为担心孩子周末“回来”，家里没人怎么办？

范永归妻子也一直陷于丧子之痛，直到今年7月第三个孩子出世后才有缓解。

“对孩子太想念了，就又要了一个”，范永归告诉南风窗，他们第三个孩子也是男孩，所以“我们感觉是（老二）孩子回来了”。

杨云朝提起孙子，一直重复孙子多么活泼可爱和优秀。他说，孙子从小由他们带，跟他们很亲，“你问着问着我都想哭啊”。

孙子出事后，“他爸爸因为这件事精神不太正常了，再没有出去打工”，杨云朝说，现在家里就靠种几亩地。

小南下葬后，范永归隔段时间就回老家上坟，给孩子说追问的进度，也带了他特别爱吃的香蕉和薯条。

他印象深刻的是，2025年10月1日，他去给孩子上坟时，突然有只蝴蝶落在小南生前最喜欢吃的香蕉上，直到他们离去都没有飞走。

“我当时真的绷不住了。”范永归说。

2025年国庆节，范永归去给小南上坟，有只蝴蝶落在小南生前最爱吃的香蕉上久不离去。

文中配图部分为受访者供图，首图来源于新华社

刚刚看到衡水中学上了热搜。原因是衡水中学的清北人数大幅下降。

衡水中学，以前是家长花大价钱把孩子往里送，感觉只要进了衡水中学，至少211是有很大希望，甚至还能冲击清华北大。

而衡水中学的管理也是出了名的严格。

采用非常高压，非常制度化，极度重视效率和结果的管理模式。

学生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晨跑早读，一直到晚上，每一分钟都控制得很严格。

学生的行为几乎“量化管理”：成绩、纪律、卫生、德行等都被打分。

学生的每一个行为都被监控。甚至不允许看表、发呆、翘腿、擦眼镜等。

衡水中学还强调集体主义，集体跑操步调一致，军事化管理，把学生的个性磨灭，训练成答题机器。

这样对学生的精神，心理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整个青春期这样度过，就为了高考。真的值得吗？

以前提出这个问题，很多人觉得只要高考考得好，一切都是值得的。

毕竟衡水中学每年的升学率在那里摆着，清华北大人数也很多。甚至能占到河北清北人数的80%，

在以升学率为导向的环境中，衡水模式被复制到大江南北。复制到其他地方，也似乎取得了成功，升学率上去了，就说明成功了。

我们四川人就喜欢把孩子送到绵阳去。

教育产业化，让多少学校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近年来，衡水中学的清华北大的人数却出现断崖式下跌，从最高峰275人，下降到今年的45人，而整个河北今年一共录取281人。

原因是什么呢？

是衡水中学的教学质量下降了吗？不是。

主要是因为不许招外地生了。

整体录取的人数也大差不差，只是分散到河北其他地方了。

这就揭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只能筛选，不能培养。

对于学校来说，选择大于努力。

高考就是用来筛选人的。衡水中学提前就选择了全省的聪明大脑。不用太努力就能出成绩。

以前衡水中学，通过掐尖的方式，把全省甚至全国的聪明孩子，都招到衡水中学。

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有了这些好苗子，考上清华北大就很容易。

考上清北，又继续正反馈，让衡水中学名声更大，又能吸引更多尖子生。

而现在不许招外地生，这样的好苗子，就分散在各地，一样的能长出来。

而且，清华北大每年都有那么多名额，集中到一起卷，也是那么多人，不卷了也是那么多人。

所以像衡水中学那些高强度的卷学习，没意义。

不许招外地生，用衡水模式，大力培养资质平庸的本地孩子，效果就不明显了。再大力也出不了奇迹。

高考本来就是用来筛选人才的，衡水模式只不过把高考的筛选作用，提前了。

虽然不让招外地生了，但有家长看不到其中的因果，专门买房子都要去衡水中学读，还有长尾效应，所以衡水中学还是能有45个清北。

只不过看这个趋势，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不过这样也好，经历了20多年的实验班实验，发现这样卷毫无意义，还不如让学生们过得轻松一点。

我初中在乡镇中学，在初二结束的时候，城里的中学到乡镇里来掐尖，我们班前几名都被掐走了。

我因为初中成绩差，继续留在镇上读书，看着别人被重点高中提前录取，心里那个羡慕啊。

没办法，成绩不行，高中也只是去的城里差一点的高中。

但后来，我发现那些去了重点高中的同学，在高中成绩越来越差，高考反而还没我考得好。

因为我发现，我在一群成绩不好的人当中，只要稍微努力，就能拔尖，学习越来越有动力。

而那些去重点高中的同学，他们说：在高手如云的学校再怎么努力，也是垫底的，学习越来越没劲。

所以我历来就觉得像衡水中学这样掐尖的模式，是不好的。

你以为是学校的实力，其实就是幸存者偏差。

现在不许招外地生，打掉衡水中学的特权，让教育回归本初，这对外地的学生来说，是一件好事，至少不用去那里煎熬几年。

对于此事，你怎么看，欢迎留言讨论。

——全文完——

一个人的衰老是命中注定无可挽回的，但一座城市理应有更新和演化能力，衰老是可以避免的。

——项栋梁基本常识

11月26日，香港大埔一幢维修翻新中的大楼棚架起火，并蔓延至邻近7幢大楼，截至发稿前已造成65人遇难，超过200人失联，是42年来香港最惨重的火灾事故。

以上个世纪的技术用竹子搭建的棚架，没有阻燃性能的尼龙网与泡沫板，形同虚设的施工安全监管……没有亲身去过香港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一直以科技发达和廉洁高效著称的香港，会发生如此低级和离谱的重大安全事故。

但近距离接触过香港社会，了解近年来这座城市深刻变化的人们会知道，这样的事故发生在香港并不意外。

因为香港真的是老了，全方位的衰老了。

香港，曾经代表着璀璨繁荣与潮流先锋的东方之珠，正在衰老黯淡的通道里加速下滑。这场连烧8幢老楼的冲天大火，是老年香港日积月累下暴发的一场大病，蹒跚行进时跌下的重重一跤。

香港的衰老，直观的体现是建筑的老化

此次发生火灾的社区宏福苑建成于1983年，是一组已经42岁的高楼：外墙剥落、房屋渗水、电梯失修，连防火警铃都没有，到了不得不维修翻新的地步。

42年前，中国内地99%的人还没坐过电梯的1983年，在香港的城市边缘地带，如宏福苑这样超过30层的居民楼已经是常规配置。相比内地，香港的城市发展在当时至少领先两个时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是香港房地产业狂飙突进的一个周期，宏福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居屋”（类似经济适用房概念），这一周期持续了十几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仍然有很好的发展，但却再也没有这般大规模集中的地产建设了。在这一周期，香港的地产商把资金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更广阔的内地市场。

这就导致了一个显著的问题：房屋老化。

据香港特区发展局数据，香港楼龄达50年以上的私人大楼就有超过1万幢，并且还在以每年超过600幢的速度增加。与此同时，这些楼宇每年得到重建的数量不到200幢。

信息来源：

https\://www.devb.gov.hk/s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press/index_id_11362.html

香港的建筑老化还不止体现在居民住宅楼方面，商业地产的老化同样十分严重。据仲量联行数据：

香港44%的甲级写字楼楼龄已超过3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在2030年升至55.1%。

信息来源：

https\://hongkongbusiness.hk/commercial-property/news/jll-warns-capital-loss-risk-ageing-hong-kong-offices

房屋老化不仅会给居民生活和商业活动带来诸多不便，更有外墙脱落的安全风险和致命的火灾风险。

此次发生火灾的宏福苑虽然是不幸的，但在香港诸多高龄失修住宅里已经是情况相对比较好的了，至少他们筹集到了资金启动了维修翻新项目。还有更多同一时期建造的高层居民楼仍然维持着40年前的生活水平和消防安全等级。

香港的衰老，更令人忧心的是人口老龄化

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数据是，香港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地区。2025年，香港男性平均寿命82.38岁，女性88.17岁，整体平均85.3岁，连续七年蝉联全球第一。

但与此同时，香港的老龄化程度也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香港各年龄段人口数据（单位：千人）

香港老龄化趋势

香港常住人口753万，其中60岁以上人口238万，占比约32%。作为对比，北京市常住人口60岁以上的占比23.5%。

内地人均寿命最长，老龄化也比较严重的大城市是上海，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的比例高达37%。看起来上海的老龄化程度是不是比香港还高一大截？其实真相不是这样的。

这个60岁以上37%的数据其实只统计的是上海市户籍人口，如果把统计范围扩大到常住人口，上海市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就只有22%了。

上海“本地人”老龄化严重，但因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这里发展，所以整个城市依然充满年轻活力。而香港却很难通过吸纳外部的年轻人来保持活力。

近几年，香港政府也在努力通过“高才通”、“优才计划”等引进年轻人口，但截至2025年6月总共也只批准了14万宗，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只是拿了身份，并不真正长期在香港生活工作，还有一部分没能续签第二期。

这次宏福苑的火灾伤亡巨大，除了火势蔓延迅速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居住在这里的高龄人士很多。

比如这两位就是宏福苑居民的典型画像，上图那位70岁的阿叔逃过一劫其实是因为火灾发生时他在外面上班。是的，70岁，在上班，是香港老人的常态。

宏福苑更多遇难者其实是行动缓慢甚至失能卧床的老人，火灾发生时，这些老人家很难有及时逃生自救的能力。

人口老龄化绝不只是财政负担或者医保压力这么简单，在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的场景，是真正会致命的威胁。

香港的衰老，最痛心的是香港精神的老化

其实说起来，建筑的老化有重建和更新的机会，人口的老化也有机会通过配套的社会支持系统来应对：

曾经，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例如全球最领先的义工团队，一直以来都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与文化魅力之一，也使得这座城市极有逆境之中的韧性；

之前，以廉政公署为代表的清廉高效政府系统，配合曾经高度独立的司法系统，不仅为香港营造了绝佳的营商环境，也能帮助香港克服老化进程中非常多的难题；

火灾发生前一年的施工期，廉政公署去哪儿了呢？

以往，高度发达，充满竞争的香港新闻传媒系统会不断发掘和曝光社会问题，监督特区政府的行政行为。类似宏福苑翻修工程项目这样明显违规的操作，照理说根本是逃不过新闻媒体监督的，或许，这场重大灾难就不会发生。

可惜，世间之事没有那么多如果，更不能用“曾经”、“之前”、“以往”的情况来应对当下的问题。过去了的，已经过去，消失了的，也很难再回来。

腰杆直不起来，香港可就真的老了。

近两年来，不同省份相继更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进一步收窄一次性补缴的空间。在安徽，一些地方通知了补缴可能截止的消息；佛山市规定，于2025年3月1日起停止执行原一次性补缴政策；海南省明确将最后的窗口时间定在2025年12月31日。

根据这些政策，此前从未缴纳社保或中途断缴的农村居民，可一次性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过了截止时间后，首次参保已经超过45岁的，以及存在欠缴年度的，如果没有及时补缴，在60岁时无法满足累计缴费满15年，只能往后逐年续缴至65岁以满足年限。换句话说，就是要再“熬”5年。

这牵动了许多在异乡漂泊的年轻人的神经。在社交平台刷到信息后，他们开始紧张起农村父母的养老来。他们的父辈主要是1960年代或1970年代初出生的人，临近退休年龄，年轻时常年在外打工，因时代所限，没有被纳入完善的职工社保体系，有些连基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也没缴纳过。

父辈从城市的缝隙穿行而过，年老时，沉重的现实压力转移到子女身上。这群年轻人希望能赶在“最后的窗口期”内，为操劳半辈子的老人按尽量高的档次补缴养老保险，让他们能在晚年有份保障。

今年春天，小妍偶然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消息：有省市已经停止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一次性补缴。她赶紧去向安徽农村老家的基层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对方告诉她，大概率今年年底当地也会截止了。

最后的“窗口期”在即，小妍赶紧把给父母补缴社保的事儿提上了日程：她的父亲今年5月1日就满60岁，妈妈是明年3月。这些年，父母从未有过正式的、体面的工作，始终辗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做零工。虽然从2011年就开始缴纳社保，中间没有断掉，但之前许多年，父母都是按照最低档缴纳的，“个人账户里的钱很少。”小妍说，按照现行规则测算，他们最后能拿到的养老金非常微薄。

父母刚开始缴纳社保那会儿，小妍才刚上大学，对五险一金的重要性几乎一无所知。她只记得，那会儿家里要重新盖房子，经济上比较拮据，父母在这种没有即时性回报的“投资”上向来兴趣不大。

直到工作稳定后，最近四五年，小妍才开始接管了为父母缴纳社保的任务，每年为他们按照2000元的档次缴纳。之前每到缴费时，小妍会把钱通过微信转给村大队里一个负责社保事项的基层干部，对方缴纳至系统后，再把电子回执单发给她。

但同样年轻的基层工作人员对政策也不完全了解，小妍说，她是因为补缴的契机，钻研起当地社保政策的细则，又给区里的税务局打了咨询电话，才后知后觉错过了缴纳每年“子女资助”的6000元额度——而这部分一旦错过就不能再补缴了。

小妍能为父母提档补缴的部分，是每年额度上限的差额。算下来，如果去掉这些年父母账户里已经缴纳的部分，一次性提档补缴的话，每人大概还差7万块。（注：根据小妍提供的颍泉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测算表，年缴费档次分800元至6000元共9档，按照最高档缴纳，月养老金为844.06元）

但当小妍正式和弟弟、父母商议时，才发现沟通的成本比她想象中要高很多：家里没一个人同意。说服妈妈相对容易，她还在工作，没有脱离社会，对社保政策稍微了解一点，主要是心疼钱，“老人你让她一下子拿个几万块出来，她不舍得的。”

最顽固的是父亲，小妍说，谈判那段时间她和父亲吵了好几架。父亲心疼钱她能理解，但她受不了父亲话语间“自我放弃”的消极情绪。“他觉得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事故，还能活多少年，不确定能不能把本钱拿回来。”

小妍漂泊在上海，是一名中学老师，平时的工作压力很大，那段时间下班还要跟父亲打电话来回掰扯细节，帮他按照测算表算账，但无论怎么算，父亲总是不相信补缴是更划算的方式。

有次终于说通了，父亲同意补缴，很快又改变了主意，气得小妍哭了一场，跟父亲大吵一架：“我说爱缴不缴，我都不想理他了。”第二天，父亲像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给她打电话，说同意补缴。

小妍最终敲定方案：先给马上退休的父亲补缴，年底再帮母亲补，每人补缴7万，大家一起承担。老人自己出3万，剩下的4万，她和弟弟一人补贴2万。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官网，有网友关心养老金补缴截止日期。图源网络

她把为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帖子发到了社交平台，迅速获得了大量留言——几乎都是老家的年轻人们。大家的烦恼各不相同：有人在纠结父母职工社保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怎么双轨合并；有人已经进入婚姻，双方4个老人都面临补缴的问题，资金压力巨大。但大家的态度相当统一：提档补缴是一定要为老人提前谋划的，不然到时子女养老压力大，能讲道理说服父母当然好，实在不行建议“先斩后奏”。

李晴在安徽省某市区人社局工作十多年，据她说，今年3、4月的时候，他们确实接到了通知，一次性补缴通道会在2026年1月1日停止，但很快这个通知又给撤回了，“也没有给我们解释，可能涉及的人群比较多吧。”另一位在阜阳市下辖基层地区社保窗口工作人员也提到，开会时领导提到年底将关闭补缴通道，但文件还没下来。即使如此，他们接到消息后还是“在各自然村微信群进行通知”。

但补缴即将截止的消息还是有迹可循，有县、市的官方账号也发布了相关通知。8月19日，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特别提醒”文章：我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政策即将调整，我县广大参保人员2025年以前存在断缴或2025年以前已缴费有意愿提高缴费档次的，请抓住窗口期，尽快完成补缴申报与缴费，以免政策调整影响缴费权益。

李晴观察到，今年到人社局办理补缴的人比往年多了很多，大家都担心错过最后的窗口期，因为以后“社保政策会越来越规范”。阜阳基层社保窗口工作人员说，他个人认为按照现行政策，提档补缴对群众来说算是一种福利，“哪怕你没领取养老金，账户余额也在以3.59的利率在增长，万一发生意外会全部退还外加一部分丧葬补助金。”

他说，能提早按最高档缴纳是最划算的：“以阜阳为例，基础养老金195元，按15年，最高档次6000元（缴纳），到退休大概在900元左右，当然这不包含子女资助部分，最终领取按照个人账户余额/139（月数）加当地基础养老金。”

顺利办完补缴后，小妍悬着的一颗心才安定下来。按照最高档6000元的缴费档次补缴满15年，老人养老金大概每月每人能拿到800多元。两个人加起来足够支付日常生活开销。

她习惯规划未来，补缴也是为父母年老时能减少些矛盾。“（以后）他们每个月都有固定到账的钱，不用伸手跟子女要钱了。”小妍说，如果今后她和弟弟各自成家有了小孩，每个月还要固定给父母钱，其实是不容易的。

而且，按照父母的个性，如果遇到难题，他们大概率也很难开口直接向子女要钱。“如果是政府每个月固定往里打钱的话，他们会活得更舒心、有底气一点。”

张衡为妈妈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最直接原因是，想让她年老时，和拿职工养老金的爸爸比起来没那么大的落差，关系更“平衡”一点。张衡的爸爸在深圳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多年，虽然只是普通工人，但也顺利、持续地缴纳了15年社保，目前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每个月能拿到接近2000元的退休金。如果妈妈不做提档补缴，最后的月养老金大概只有200元左右，和爸爸差距悬殊。

“我不想让我妈找我爸要钱，不要伸手讨，让她为难。”张衡说，他早在2023年的时候就关注过湖南省补缴社保的政策。那年春节回乡，他特意到当地的人社窗口询问，工作人员告诉他，要到60岁退休当年才能办理，但当时妈妈年纪还差一年。

●图源东方IC

第二年春节时，张衡已经在国外工作，回家的时间短暂，就拜托离家近的姐姐去跟进了整个流程。补缴需要8万多，除了妈妈补贴的几千块，全部由他来出。两个姐姐都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他不好意思开口让姐姐分担，“说实话钱也是从她们老公那来，我也不是很想让她们去要这个钱。”

张衡2019年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企业和体制内工作过几年，补缴养老保险的钱几乎是他工作后的全部存款。

他希望尽可能让父母晚年生活安稳些，但张衡说，父母好像并不“满足”，只要他一天不结婚，他们就还想再多干活，多攒点钱。“我觉得你赚再多的钱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那点钱在澳洲一点消费能力都没有。”

和很多保有传统观念的家长一样，张衡的父母也将他成家立业视为自己的责任。他们在县城提早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为他结婚做准备。今年过完春节回澳洲前，张衡建议父母赶紧脱手，县城的房子没什么上涨的可能了。“我宁愿他现在把房子卖掉，也不愿意他继续再交房贷了。你就可以回农村老老实实待着，享受你的退休生活。”他说，自己不一定会结婚，也大概率不会回国工作。

在生活发生不可控的变动前，阿闪对自己的人生有清晰的规划：“多大之前结婚，婚前攒一笔钱给父母，婚后多久要宝宝，都会考虑好。”为父母补缴社保原本不在计划内，直到失业、怀孕同时到来，她的生活产生剧烈变动，阿闪才动了补缴的念头，她“不确定以后有没有资金和精力去顾父母”。

之前，她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并不了解，只知道农民一年会有一两千块的养老金，一直以为是国家补贴。去年年底了解完政策，她就赶紧联系村干部，为父母两人都办理了补缴。按照次高档5000元每年的标准提档补缴，算下来两个人一共要补缴接近15万元，阿闪拿出自己存的应急钱补上了。

阿闪家里姐妹三人，当她提出为父母补缴养老保险时，两个姐姐都不同意，“她们对政策不了解，怕钱有去无回”，她就一个人承担了所有费用。后面二姐支持了2万块，但话里话间还是有顾虑，“二姐会反复问，这个有没有人缴，钱缴到哪里？有没有人拿到钱？从哪个途径交，靠不靠谱？”阿闪干脆把钱退给了她。

不过，了解完政策的细则后，姐姐们都转变了态度，打算过年把钱分摊给阿闪。大姐甚至开始操心起自己的养老保险来，前段时间还在问阿闪流程的事，也想为自己补缴一下。“对姐姐而言也算有所突破了”，阿闪说。

对许琪来说，为父母补缴社保，更像是一种给自己的安慰，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买单。“我怕我后续有什么变故的情况下，可能连几百块都掏不出来，我买的是一个安心。”

和很多老人一样，她的父亲也是执拗拒绝的那个，连理由都高度相似：政策是变换的，相当于存钱，万一人没了，钱没领到，实在很亏。今年国庆，村里的一个60多岁老人，去喝喜酒时忽然猝死，爸爸心有余悸，拿这件事作为拒绝补缴的“盾牌”，“他说你看到没？生命就是这么无常。”

许琪的父亲60多岁，和很多农民工一样，他年轻的时候也参与过城市化的建设，去过广东工厂打工，也在家乡做过服装生意。但由于不断流动，当年的工厂也没有完善的制度规范，他没能持续缴纳职工社保。直到许琪大学毕业前不久，父母才彻底回老家来生活。

“可能对于我父母那个时候而言，他们也没什么路可以走，哪（条路）更挣钱就在哪一个。”目前，父亲做门窗相关的小生意，妈妈没有稳定工作，兼职做一些零活，去村里人家酒席上帮忙做饭、洗碗。

为了说服父亲，许琪让他去问身边人，“他的朋友不可能没有一个补缴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当地农村，大多数老人真的没补缴，基本都和父亲一个想法，“怕自己拿不到，活不了那么长。”只有小部分是子女直接帮忙补缴的。另外，除了观念不普及，钱本身也是难题。许琪说，比如一年4000元一档，并不是最高的，但很多农村家庭拿出这些钱是困难的。而且老人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缴纳，线上操作特别麻烦，“他本能就会去逃避这个麻烦。”

许琪最终也没能说服父亲，如果直接给他补缴，他可能会一直惦记着这些钱。今年国庆，她为母亲补缴了近6万元，父亲没有阻拦。

●图源东方IC

根据安徽师范大学的仇凤仙教授对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的调研，他们打工超过15年，但到了晚年，一半以上的存款不到5万元，钱都用来供孩子上学、成家。

养老观念冲突之外，像许琪父亲这样的大龄农民工都经历了相关政策变动与完善期，现实存在的城乡差异、对信息的滞后导致他们对补缴的迟疑。

大龄农民工对养老的焦虑也催生出“灰色”市场。由于以城镇职工身份参保，退休后能拿到的养老金更高，有些人通过有门路的“中介”挂靠代缴职工社保，在2022年新版人社部《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施行后，社保挂靠代缴被全面叫停，一系列案件浮出水面，这群老人的养老金也停发了。

根据《财新》报道，一起案件中，至少有超过百名重庆籍参保人通过挂靠代缴的方式在一家从未工作过的公司补缴了职工养老保险费，“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没有固定工作，有的在家带孩子，有的打零工，有的做小生意。在他们的讲述中，并不清楚‘串串’是如何办理的挂靠，事情败露后才知晓大致模式。”

事实上，像张衡父亲这样，在2000年左右南下广东做建筑工人，却能找到国营工厂的机会，有正规的社保缴纳，享受到城市的退休待遇，算非常幸运的。连张衡都感慨，“尤其是前些年，制度还没那么完善，能这样执行下来的工厂就更少了。”大部分大龄农民工像潮汐一样退回农村，但迫于生活，又再出来打零工，要完成对下一代的托举。

小妍爸爸身体不好，今年已经住了几次院，小妍说，爸爸的肺、肾都有问题，身体零件的损耗相当严重，目前只能留在村里给人做点零工。

小妍的妈妈一个人在外地打工挣钱。最近几年，妈妈在多个行业间流转：早些时候去过工厂，由于手指关节留下类风湿的毛病，僵硬疼痛，没办法长期做工，又去给人在工地做零散的体力活。但这两年工地对工人年龄开始有限制，妈妈显然不占优势。城市里留给她的岗位又少一个。

小妍说，目前妈妈在做家政，给人家打扫卫生。妈妈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态度“自力更生”，在她朴素的价值观里，人永远要自食其力，即使到了退休年纪，她也从没想过去依赖一份政府按时发放的养老金。小妍说：“她想趁现在还能干活的时候多干点，攒点钱。”

如果为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言，那或许是对长寿的热切期待——许多人在社交媒体发帖分享，自从补缴后，父母说自己一定要活得久一点，活到80多岁，把钱赚回来。

注意啊，我不卖保险，不会接那种《我们的团队解散了》之类的低级文案。

今天是一个划算不划算的主题。

最近遇到两位读者朋友发来了类似的问题，属于不同的地区。

详细看看。

来信一：

熊师傅：

您好！ 我是您多年的读者，曾在得到上购买过您的大部分课程，也买过您的书（说来惭愧，内容看完后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今天冒昧写信，是想向您请教一件关于我父母的实事，也希望听听您的看法。

我父母是农村人，平时我不在他们身边。这次回家，听我妈随口提起，说年底需要动用一大笔钱，用来购买一份保险。

具体内容是：一次性缴纳十几万元，等到他们65岁之后，每个月可以领取930元，一直领到去世为止。

她还补充说，村里帮忙计算过，只要领五六年就能“回本”。 但我心里始终不踏实。一方面，现在人均寿命不断提高，如果真如他们所说五六年就能回本，这样的回报率实在高得令人起疑——钱究竟从哪里来？后续是否真有源源不断的人加入，支撑这笔长期支出？

另一方面，我对“他们”缺乏信任，总担心交钱时一切顺利，可等到十几年后真正要领取时，会不会困难重重，甚至找不到负责人。

我也尝试和父母沟通，可效果甚微。一来我常年不在他们身边，疏于关心；二来他们始终把我当小孩，觉得我的想法“不成熟”。再加上村里不少人都已经办理，氛围影响下，他们很难听得进我的意见。

现在我心里很矛盾，既担心他们受骗，又苦于没有足够理由说服他们。所以想恳请您指点：这类保险产品是否靠谱？我该从哪些角度和他们沟通，才能既表达关心，又不至于激化矛盾？

随信附上我真诚的谢意。无论多忙，都希望您能保重身体。

祝好！

您的一位读者 Y

2025年11月22日

来信二：

熊师傅：

之前在得道买过您的关系攻略，后来一直有观看这个号。

我最近遇到一件事，想要咨询一下您，我父母都是农民，养老金每月不足200元，在山西省农村，我最近听说有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有很多档位，如果按照5000元的档位，补缴15年，一位老人可以领取大概800元，加上基础养老金约200元，就基本够农村老人养老，如果只给一位老人买补充养老金，平均到2位老人，每人大概是600元。

目前的条件和我弟弟均摊一下这个费用7万5千，还是可以的。

但是目前国家的养老体系资金已经紧张，我对此信心不够，但是又特别想给父母一点保障，我有能力日常也会给钱。我怕人万一有什么意外，最起码我可以让父母老年能好好生活的，但是又怕这个钱，看不准未来的养老体系，所以想让您帮我分析下可以吗？谢谢啦。

D

Y和D，各位同时在看回信的朋友们：

你们好。

先说结论。

我不知道未来这些钱能不能兑付。

一个保险能不能拿兑付，首先在于它是哪里做的。

比如如果这是国家统一的政策，它未来可能就会统一兑付；

如果这是你们省里的安排，那这个可能性就要更低一点；

如果是市里的、县里的土政策，那咱们家里老人缴纳的保险金可能都不会进入社会保障系统，直接就在体外循环，就被各位吃皇粮的同志拿去开工资，那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当然，一切都是依托于我们以往的经验，也有意外，比如当年的“老农保”，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兑付。

宜宾的老农保和台湾的老农津贴

老农保是1996年民政部搞的，时过境迁，搞这个的人退休了，当初办事的部委已经不搞这块业务了，那交过的人就要被踢来踢去了。

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这次确实是一个上车机会，它确实是因为地方上资金有缺口，而且未来的政府也还会认。

但是未来它的兑付，也确实会有困难。

那就无所谓，反正如果一个项目如果有许多的老年人在里面，就不会“谁的孩子谁抱走”，十几年后的上面会管，上面会解决，是发债还是多买点纸张油墨，总之以后的市长比我们聪明，把事情交给后面的同事就好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趁机上车，可能比完全腿着要好一点。

赌未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币值跌落和系统性违约。

养老这种事情，还是要趁早想办法，基础的意外、医疗，可能知道是坑，该进也得进，但是关于养老，还是有财产性的收入会好一点。

这几年最大的问题城市家庭的名义财富，也就是房产大幅度缩水，本身中国人的财富就都在这上面，可支配的部分就非常低，当房产大幅度缩水的时候，艰难的日子也就来了，你想要卖房去养老，大换小改善自己的收入，未来会越来越难。

这就是高质量增长时期的痛点，要从今天就开始准备，尽可能地量入为出，把一些泡沫时期的不良嗜好给戒了。

巴厘岛就不要去了，去去葫芦岛；塞纳河就算了，去去北戴河；上海人不去东京，去南京；北京人不去奈良，改去良乡，做好三十年困难行军的准备。

日本不漾去了，这是河北的最好机会！

要有积蓄，要多存一点。

市长肯定是指望不上的，儿女肯定是力不从心的，别太相信一个章能给你后半辈子的保障。

如果有很多很多的疑虑，那就把现有的钱捏好，未来如果是好上车机会错过了，不怪谁，不怨谁，一拍胸脯，说一声“我没赚到认知之外的钱”，也就是了。

比兑付不了生闲气要强。

也就只能说到这里了。

其实，800\~900元这个段，就应该是没有任何条件，农村老年人口应该达到的基础养老金，早些年好的时候，高瞻远瞩的人就应该去建设这个体系，但是这件事没有做，把钱都扔进钢筋水泥里了。

当然这个好理解，钢筋水泥会带来地价的疯涨，能够拿到天文数字的土地出让金。

这几年，钱没了，窗口期过了，这个时候，跟年轻的老人要钱，让他们养现在的老人，希望现在年轻人来养他们。

人终究有断档的那一天，但是击鼓传花到底传到哪里呢？

我不知道。

你们二位的问，都是鼓声何时停止。

我不知道，这比海明威问的丧钟为谁而鸣，甚至还要难得多。

祝工作顺利。

太行

我想说的是，别把同居关系的男女比照成家人了，我更希望把家人比照成陌生人，陌生人之间的犯罪怎么处理，家人之间就怎么处理。

11月26日，微博话题“婚前同居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冲上热搜榜首，引起网友热议。这是最高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新闻。

新闻里称，检察机关依据刑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规定精神，将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认定属于家庭成员关系，并将家庭成员身体伤害以外的精神虐待认定为家庭暴力行为，对受害者的保护更加立体全面。

但是，网友们似乎不大领情，很多人留言表示反对，瞬间评论达到几千条。

为什么大家的反响这么大，而且与上面的期待完全不一样呢？

01

大家怕的就是，一旦同居，就等同于婚姻了。

现在结婚率这么低，不就是因为都不想结婚、害怕结婚吗？一旦政策有变，宣称恋爱同居等同家人，那会不会吓得大家连恋爱同居也不敢了？

要知道，自2013年达到最高峰后，国内结婚人数连续11年下降。2024年结婚对数更是创近47年来的新低，结婚率为4.3‰。

与此同时，未婚比例增加，2023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26.8%，女性未婚比例为12.1%，分别较2019年升高了8.6、3.4个百分点。

为什么大家不想结婚了？

除去生育外，最重要的三个原因：一是，结婚和共同生活太费钱了；二是，离婚太难；三是，女性在婚姻当中如果遭遇到家暴的话，法律很难保障，怕了怕了。

大家不结婚，是因为出不起那9块钱的登记费用吗？显然不是啊。显然这种贴心的举措，并没有贴到心，更可能把那些原本就不想结婚的情侣们吓跑。

男性网友担心的是：我还没有结婚的打算，难道同居了就要平分财产吗？如果同居后我想分手跟别人结婚，莫非算重婚？所以，不少男性网友不支持“同居即等同于家人”。

对这一点，根据媒体解读，最高检这一认定_仅适用于_惩治家庭暴力犯罪领域，并_不涉及_其他民事权益：同居期间工资、投资等个人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购置财产按出资比例分割，无自动继承权；结婚证仍是夫妻共同财产制、法定继承权的唯一依据。

一句话概括：不涉及财产权。

图/图虫创意

但是女性担心的问题，严重程度就大多了。

最高检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当同居中的男人殴打女人的时候（极个别可能是女人殴打男人，但数量太少，没有统计学意义，不再赘述），过去未婚关系不知道套用什么法律，现在变成是“家暴”或“虐待”，就可以适用于家庭关系来处理了。

但只要稍微对社会新闻有点关注的人都会纳闷：这不是搞反了吗？

如果是按照两个普通公民的身份，那么，暴力殴打，非常容易就能找到故意伤害罪等等刑法条件来应对，行凶者难逃法网。而一旦是按照夫妻、家庭内部关系处理，那么，最大可能就是和稀泥。把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行为变成内部争吵，那岂不是意味着刑事追责的门槛提高了？

我不想列出一个又一个家暴中多次报警最后还是被活活打死的女性，具体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这些案子当中，加害方极少会被判死刑和无期，会因为是感情关系，而从轻判决。

许多类似犯罪在审判时的法律指导思想是这样的：凶手只伤害特定的家人，不会在社会当中伤害别人，不会引起社会恐慌，算“社会危害较小”。

也不问问无数在婚姻中的女性，恐不恐慌。

02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刚刷到一个视频。一个房间里，男人把老婆踹到地板上，狠命地踢，用尽全身力气地踢；女钟点工冲进来，命令他住手。但是，男人居然听了。

你知道我感慨的是什么？这个钟点工也是女人，而且个子小，但这个男人敢打她吗？不敢。他甚至还有点怕她。但是自己的老婆他就敢打，而且能下死手。就是因为，男人如果打一个没有关系的女人，一个大耳光就能行政拘留、下死手的话能让他把牢底坐穿。而打老婆，打住院了，只要老婆还活着，警方也会劝两人好好过日子，更不可能有刑事处罚。

正常的理解是，如果法律保护的是家庭受害者的话，比起殴打和凌虐陌生人，施害者应该判得更重。因为这种行为更残忍，而且因为双方亲密关系而更难闪避。

但是，现在的法律执行上，好像完全搞反了。如果殴打和凌虐家人，那就只算家人之间沟通不够，互相体谅就好了。这算是保护受害人吗？

我相信，上面也是想解决问题的。最高检表示，具有共同生活基础事实的婚前同居关系，属于刑法意义上虐待罪的家庭成员关系，行为人持续对被害人实施精神摧残、折磨，导致被害人不堪忍受而自杀的，应依法以虐待罪提起公诉。

图/图虫创意

最高检举例当中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牟林翰凌辱同居女友致其自杀，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确立了婚前同居施暴须以家庭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司法规则。

由于这个案例我一直有关注，也写过不少稿子，我认为这个判决是恰当的，也算是开了一个好头。能够把没有行动暴力，仅是语言暴力和控制行为的虐待，也入刑，是件好事。

但我认为，恰恰因为两人并不是真正的夫妻关系，这种虐待才会被外界视为不能容忍，法律才从重判决。真正的夫妻关系当中，丈夫对妻子种种语言嘲弄，监视偷听，压榨财产，妻子自杀，有几个判决了？

牟林翰一案之所以能得到较为公正的判决，恰恰因为他们不是夫妻关系、不是家人关系。

03

我想说的是，别把同居关系的男女比照成家人了，我更希望在犯罪的法律处理当中，把家人比照成陌生人，陌生人之间的犯罪怎么处理，家人之间就怎么处理，不要再把“家人关系”当作犯罪的挡箭牌。

现在的结婚率低、生育率低，是事实，可是某些部门太着相了，催婚催育已经催到发昏了。

先是离婚冷静期，想尽办法减少离婚、不让离婚。同时，结婚手续大大放宽，不要户口本，不要9块钱；接着可以在任意地方登记，甚至在年轻人多的、容易冲动的音乐节、酒吧，都设立了结婚登记处。现在又搞出这种，“同居就算家人关系”的“半事实婚姻”。

这也太着急了吧。

只进不出的地方，能是什么好东西呢。

▲电影《落跑新娘》剧照（图/网络）

我看到过一幅漫画。一匹马拉着一辆车，车上有个人，陷在泥泞里出不去了。正确的做法是，用三匹马合力把这辆车拉出去。而现在中国社会催婚的办法是，这辆马车上有三个人，一起来鞭打唯一的那一匹马。

不去找正确的方法，再怎么鞭，也走不出低结婚率低生育率的陷阱。

香港火灾，是一场近年来香港灾害事件伤亡最大的一场了，只是在目前的新闻报道上就可以看到，有44人遇难，45人受伤，警方已经拘捕了3名涉嫌误杀的男子。

这场火灾从现有的新闻来看，只能看到两个比较清晰的要害点。

一是，这场火灾的蔓延跟竹子制作的脚手架有分不开的关系，事实上建筑脚手架引发的火灾在香港已经很多，上个月18号中环华懋大厦后巷，也是脚手架起火，据统计因为竹子脚手架的火灾事故，今年香港已经发生了100起。那么为何一定要用竹子脚手架，不是环保不是其他原因，而是脚手架有一个什么工会，因为种种的原因不通过淘汰竹子脚手架。

二是，这场火灾目前的定性，香港警方带走了3名嫌疑人，对外公布的罪名是“误杀罪”。结合新闻媒体报道的细节可以看到，业主多次看到有工人在竹子棚架内抽烟，那么这件事大概率的因素是有人因为过失点燃了竹子，如此才造就了这场悲剧。

事件就是这么悲哀，很多时候大的灾祸往往是一些小细节酿造而成。

如此这样的灾祸需要引发重视的点，就是对这些细节的放大，让人们看到因为麻痹，因为可能日常并不太在意的小行为，也是可以造就大悲剧的。这属于正向的意义，任何的一场灾祸在哀伤之余唯一的价值就是发现造就灾祸的根本。

因为灾祸今日可以发生在香港，明天会发生在其他的地方，可以是楼房的脚手架问题，也可以是高铁线路测试不注意细节让11个人瞬间丧失生命，是的，在今天这样的悲剧也是跟随发生了。

但看一眼网络，随着这场灾祸的发生，部分群体议论的是什么？

是香港火灾的话题下，一串串日本人搞事，日本人弄的吧，日本间谍搞得事等等。

在这里我不是为日本人说话，想说的是，这样的留言和观点，不经过大脑思考的逻辑就喷洒在网络上，是一种另类对逝者的伤害，也是在搅浑这场灾祸的水，让灾祸的根本原因被掩盖。

昨日的文章也是，面对回国的国人，留言区是一串串对回国人员严查严控的声音，这不是在很日本，这也不会对日本造成丝毫的损伤，反倒是自己人被他们搞得精疲力尽，搞成了对立。真的到了战乱时期，这种思想造就的结果就是别人还没打，自己先对立起来。

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说无脑者是不配爱国的，对此，结合上面的留言，深以为然。

还有一种现象便是，很多的大v在网络渲染一些日本人已经不行的言论，像下面这位湖南的知名红色大v，说什么在日本经商的华人发现，现在的日本媒体在集体封锁消息，几乎所有的新闻台都不播放新闻了，全是乱七八糟的节目，而这么做的目的是防止骚乱，因为真相一旦被揭开，日本人会上街抗议。

这种大v在网络中非常的多，不会去讲逻辑和事实，一个根本的逻辑是，互联网时代，日本人不去上网吗？尤其是日本的网络并非是局域网，是可以连接全球全世界的，什么信息看不到呢？

但他们不回去讲这个逻辑，阅读他们帖子的人有没有能力具备这种基础的逻辑，如此，日本要完了的印记便会在部分庸众的脑海里形成。虚假的印记是正向的吗？答案显然不是的，因为虚假会让人丧失根本的知己知彼，如此，一个问题又来了，在这种没有逻辑的渲染下，让虚假占据了真实，你丧失了对对手的了解，这真的好吗？

也所以，这所以天天喊着爱国的大v们，他们真的是爱国吗？

不不不，他们只是一群牲畜罢了。

当然，我也知道我这么说，依旧会被骂，一如我这阵子写作陷入的窘境，其根本的原因便是，基本盘不会去看你文章里的逻辑，也看不到，我们能有的并不是愤慨，而是可怜他们生而为人，却连基本的，人，该具备的基础逻辑都没有。

谢谢！

看到香港宏福苑火烧连船的新闻，我第一反应是那种久违的、灰沉沉的震惊，那是香港啊，一个在我们心里象征着秩序、现代、繁荣、亚洲标杆的城市，如今却用漫天火光告诉世界，曾经的东方之珠，成了这个嗨样。

这场大火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严重的火灾，也是自上世纪以来第二惨烈的城市灾难。1918年，香港跑马地马场大火，600多人罹难。这次，火烧了八栋楼，一共1984户，44人确认遇难，279人失联。以香港这种高密度城市的逃生条件来看，失联基本意味着遇难。这个数字，放在哪里都算是超级灾难。

让人心痛的是，失联人口中大量是老人。香港的老龄化速度远快于内地，许多老楼里住的都是体弱、行动缓慢的长者。他们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迅速撤离，也没有力量去推门、打破玻璃、冲下楼梯。

外媒有张现场照片，真是一图胜千文。

宏福苑建于1983年，居大部分住户是中老年本地人。老龄化、楼龄高、居住密度大，本来是香港城市肌理的一部分，本不该成为灾难的导火索。然而外墙翻新工程使用的竹棚架，加上一层便宜的易燃尼龙网，外加连续几天异常干燥的大风，还可能有工人抽烟，这些条件叠在一起，酿成了一场罕见的灾难。

竹棚架，一直被视为“香港特色”。在城市形象宣传里，它是本土工艺，是传统智慧。工会也长期强调竹棚架成本低、可塑性强、技工队伍成熟，是香港建筑行业的文化资产。但只要去看香港近20年的大型火灾，就会发现竹棚架和易燃围网几乎都是常客。

阻燃网一张90港币，尼龙网50。阻燃网晒过容易脆化，不能重复使用；尼龙网可以反复套上再拆下，施工队节省成本肯定首选这个。香港消防条例规定得明明白白，但是在实际中却偏偏大量使用。这不是香港管理层的系统性失职？

这场火灾的惨烈，背后是香港城市治理能力的整体滑坡。

香港曾经以严格的建筑条例、强效的监管体系著称。楼宇外墙要翻新、要搭棚架、要换材料，每一步都要申请、审批、验收。可现在的香港，法规还在，但执行越来越松。监管部门人手削减、流程外包、责任外移，各方都不愿承担监管成本。

不知道有没有人意识到，如果不是这次五级大火，今天还有多少人会想起香港？

曾经的“港澳台”，香港永远排在第一位——华人世界的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电影中心、华语世界的桥头堡。港剧、港片、港星、港式制度、港府的效率、消防的专业、楼宇的整洁、社会的繁荣……它曾经是华语世界想象现代城市最具象的模板。如今新闻里有关香港的词汇是这样的：楼市冰冻、移民潮、贫富悬殊、产业空心化、年轻人北漂、治安案件、政府治理能力滑坡……没有一个是好的标签。

过去十年左右，香港的国际地位、经济动能、社会秩序、行政效能，都在持续走低，且肉眼可见。

从机场航班下降，到高等教育人才流失；从财政赤字到房市下行；从社会撕裂到公共服务质量下降，香港处处透露着一种集体焦虑。只是港人一直没时间停下来反思，因为事件一个接一个，风暴此起彼伏。

这场大火之后，香港建造业监管部门能否逃过追责？很难。八幢楼被火一把连烧，这是天灾，更是人祸。这样级别的都市灾难，不可能没有政治后果。那谁应不应该负责？这里就不点名了。

我用粤语来骂骂香港这些官员：

又唔识做，又唔肯做，打工都係交行货，真係班废柴。

以前的港媒很厉害的，图样图森破的老梗，就是因港媒而生。今天的港媒，还有以前那么犀利吗？希望他们雄起。

宏福苑这次外墙翻新，预算超3.3亿港币。平摊到每户16至18万港币，也就是人民币15万，这个钱不算少，很多香港人，尤其是住在这种老楼里的人，不一定能拿得出来。

那问题来了，如果不修呢？

不修就意味着，外墙掉落砸死人、渗水腐蚀钢筋、结构受损变危楼。香港因此立法规定，超过一定年限的住宅必须强制维修。

香港地少人多，高层林立，这是不得已，可内地不一样。内地不缺土地，但这些年也在疯狂建高层。三十层、四十层、五十层，动辄上千户。从2010年到2020年，是中国高层住宅爆发式建设的十年。现在看上去一切光鲜，但等它们到三十年、四十年楼龄时，会发生什么？

只要活得久，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

如果维修，一户要拿出十几万，你和你的邻居都拿得出来吗？\
如果政府强制执行，那会引发多少社会冲突？\
如果政府不执行，那会埋下多少安全隐患？

内地的人口密度虽不如香港，但高层更多、材料更复杂、施工质量参差不齐，一旦进入老化周期，其风险只会更大。过去十几年，房地产成了中国经济的主引擎，大家都以为买了一个可以传世的资产。但现实是，高楼的寿命不是无限的，到了某个点，维修成本甚至会超过房子的价值。

这是城市化必须面对的老问题，而我们刚刚走进这个周期。

愿逝者安息，愿香港醒来，也愿我们都能从这场大火里看见未来。

写在前面：

上周一土创始人李一诺“自曝”的文章引爆互联网后，各家长群讨论持续不断，我也因几篇复盘文收到了不少实名提供信息的一土家长、老师私信。文章请见⬇️

复盘一土暴雷：管理人德不配位的必然结果

当“正义”成为党同伐异的武器

学费监管账户失守是谁的失职？创始人自述难掩三大核心责任缺失

因了解创始人2020年出国后未继续参与一土的实际管理工作，且其公开表态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但此刻她能够站出来为教师补发工资，仍令人有几分敬佩。

费解的是，创始人线上呼吁通过直播购物支持学校，反对用借款的方式解决问题，而管理人线下却动员家长签署借款协议——这些协议加盖的是在派出所备案过的一枚通过“抢夺方式”获取的存在司法争议的公章，更指定将款项打入PTA主席的个人账号。此类操作恐怕既难以得到合作方法律层面的认可，也反映出线上主张与线下执行之间的明显断裂。

因此，今天也来以叙事的方式来与大家一同思考，这场以教育为名的理想远征，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责任与透明？

谁在为一土“买单”？

01/

2016年，从创始人李一诺那篇广为流传的倡导文章开始，一土教育迅速走上融资与扩张的快车道，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了2021年。

当时对一土感兴趣的投资机构不少，早期投入支持、力度最大的，当属蓝*资本的管理人B及其太太Y——前者协助当时身兼数职的隐身“CEO”推动融资，后者则亲自担任一土教育的COO。

很快，十几位投资人、创始员工与亲友共同成立“鸢尾花科技”，随着千万级资金注入，一土学校迅速发展。管理人申华章左手执情怀、右手握资本，自信满满地开启了融资之路。

学校规模迅速扩大，熟悉每个孩子的联合创始人G在一线担任创校校长，成为凝聚诸多家庭的大家长。一切仿佛正朝着理想的方向迈进。然而，当时鼎力相助、被视为关键支持的那对体面夫妇，却在不久后悄然退场。

那时还很少有人察觉，这看似光线的进程背后，正悄然埋下未来诸多纠葛的伏笔。

02/

2018年，快速成长期的一土引入一家新的投资方——翊*资本，获得了第二笔千万级投资。该机构也是知名创新学校探月学院（现探月学校）的早期投资方，其管理人是一名低调的一土家长。

彼时，申华章以一土CEO身份主导工作，但工作重心偏向互联网产品研发。他麾下那支开发“教育服务APP”的IT团队，在北京校区中人数占比高达三分之一，该团队一边忙着打造家校沟通产品“晨犀”，一边开发了知识付费平台“磁场”——后者最初对标“得到”，如今也是李一诺付费社群“诺言社区”的载体应用。

同一年，被创始人夫妇以“合伙人”身份邀请的家长H加入学校，出任第二任COO，协助推进与BISS国际学校的“轻资产”合作。

2019年初，尽管全校师生都舍不得告别深爱的将台校区，但在管理人描绘的“更稳定、更有保障”的新校区愿景感召下，诸多家庭随校再度搬迁，向北三环安贞新址靠拢。也正是在这次签约会上，申华章首次以一土学校发言人身份亮相。

此后一段时间，创校家长们为学校终于迎来“稳定”而倍感欣慰。即便学校陆续出现管理疏漏、装修瑕疵，甚至新员工谈论的多是与教学无关的“新业务”，大家仍选择坚定信任管理团队——毕竟彼时李一诺仍时常现身校园。

当时的家长无不以“作为PTA，我承诺每周贡献不少于8小时”为荣，这句承诺曾长久悬挂于安贞校区的食堂墙上，无声地见证着那段充满信任与希望的时光。

03/

谁也没有想到，一土的第一次资金危机在这一年悄然降临。此时距离学校迁入安贞校区，尚不足一年。据一位创校家长股东回忆，在要搬入新校区之前，十余名家长被管理人定向约谈，其中不乏律所合伙人、新入职员工。

“学校需要大家支持，一起共建……”

这些家长选择与学校一起走“难而正确的路”，成立“大土豆有限合伙”企业，向一土注资4200万元。然而企业合规流程还没走完，雷声已至。

一个周五的夜晚，家长投资人们被召集到创始人夫妇租赁的东三环别墅中，得知“学校账面没钱了”。创始人夫妇向家长投资人们真诚道歉，承诺优化校外业务及冗余IT团队，大家随后哭作一团。李一诺在近日那篇引发众多关注的文章中提到，她抵押了在国内的唯一房产，其资金用途正是填补这次的窟窿。

当时压力之下，申华章逐步向家长投资人披露了资金流向和真实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承诺未来会定期进行信息披露，并答应了家长投资人增设董事会席位的要求。部分家长因对信息公开及后续处理态度失望，拒绝“债转股”。据已毕业家长透露，当除上述资金外，仍有其他家长提供至少千万级借款给学校。这些资金加之创始人抵押房产所得款，才使当年的财务缺口被暂时掩盖。

事后，管理人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一土与当时的合作方是“农夫与蛇”的关系。公开判决书显示，一土主张为合作方累计支出约六七千万，而法院最终认定的债务约为四千万元。据李一诺的文章所述，该笔债务最终没能追回，成为与后续合作方致知学校谈判中的“置换”筹码。

更为讽刺的是，这段合作纠纷的主要责任被归咎于当时协助推进合作的第二任COO——家长H身上。而当初创始人夫妇是如何诚意邀约这位创校家长出钱出力、全身心加入一土建设的往事，却无人再提起。同样被选择性遗忘的，还有一土起诉将台校区房东反被对方反诉，导致账户被冻结账户、近五百万元资金被强制执行的往事。

那一年，校区装修款、场地租金、IT团队裁员补偿以及多方债务，如同滚雪球般不断积累。而一土所付出的这笔高昂的“办学学费”，至今仍不知最终由谁买单。

04/

2020年，一土在动荡中试图推动新一轮扩张。随着家长H的离职，创始人夫妇面临人手紧缺的局面，最终由核心成员X紧急接任第三任COO，承担起稳定学校运营的重担。

此时，一土幼儿园、小学、中学的筹建团队都挤在安贞校区里。BISS合作方因管理人代运营后两校发展严重失衡，最终冲突演变为禁止一土教职工入校。尽管冲突爆发在暑假期间未直接影响学生，但所谓"稳定校区"的承诺已被击碎。

更糟糕的是，安贞校区内的中学场地改造工程被终止，本已初步组建的初中团队不得不辗转外部场地临时授课，陷入长达数月的“流浪”状态。管理人曾一再承诺的“安稳”与“保障”，在这一刻显得愈发遥远。

同一时期，融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第二任投融资负责人N在校区冲突爆发前，“及时”完成了过往投资人们的投资款重述及合规变更工作，同时频繁出差为学校寻找更可靠的资金支持。一土融资重点转向与民生项目相关的国资体系，某地方轻资产建校的合作意向成为新的希望。这也是后续接棒担任小学校长的W和家长投资人L选择千万级资金增资的重要原因——国资的潜在入场让大家重燃信心。

值得关注的是，众多家长和投资人愿意相信创始人夫妇的承诺，是基于一个关键前提：大家依然认为创始人夫妇是共同进退的整体。2020年初，李一诺携三个孩子赴美交流工作，因疫情滞留当地。即便后来回国隔离政策取消，家长们也未能盼其归来。这些投资人们无一不是亲友、同学、家长等相识多年的身边人，对她的个人选择表示尊重。只是这种基于个人信誉的信任，与创始人长期脱离实际管理的事实之间，已形成难以弥合的裂痕。

这是学校运营的第四年，三千万的学费收入加之各类支持款累计近九千万元，仍未能为一土师生换来一处稳定的教学空间。第三任COO X上任后，迫切需要应对多线压力：协助安抚各学部的校长及教师情绪、解决遗留运营管理问题、处理安贞校区冲突后续，最重要的是为孩子们寻找新的校区。

05/

2021年立春，一土教育与某地方政府联合举办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一时风头无两。国资千万级的战略投资款及时到位，让险些停薪超过三个月的核心团队，终于松了口气。同年3月，一土师生入驻来广营新校区，并在一个月后成功取得办学资质。当时，学校尚未与BISS国际学校对薄公堂，接连的利好消息为整个集团注入了新的生机。

然而，与来广营校区里小学师生阶段性安定状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流浪在外”的中学团队却因始终无法解决学籍及合规办学场地问题，在多次激烈的家校沟通会后最终走向分裂：部分被指责“背叛”的教师与心灰意冷的创校家长选择跟随中学负责人F和校长D转入明诚学校；另一批仍愿坚守“一土教育情怀”的教师，则带领部分观望中的家庭寄身力迈学校维持教学，直至2024年一土与致知学校合作才得以回归。管理人屡屡向家长、教师团队和投资人的承诺，在持续叠加的冲突中显得苍白遥远……

更值得深思的是，学校资质获批的次月，新校区办学许可证上明确的负责人——第三任COO X宣告离职；与地方政府签约三个月后，战略协议上的关键推动者——投融资负责人N也相继请辞。回看此前的管理团队更迭历程，核心人员在关键节点频繁离场的现象已非偶然。被委以重任的“救火队员们”怀揣着对一土教育初心的认同而来，在完成关键任务后，情怀耗尽转身离场。

而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管理人申华章依赖“决策替身”的运作模式——即需要既能有效推进工作、又能在出现争议时承担责任的执行者。这种难以构建稳定治理架构的依赖模式，也使一土的管理始终困于“引进–消耗–更替”的循环中。

第四任COO即将出场……

– 未完待续 –

内容提供：一土家长、教职工、股东

我以为，关于一土的讨论，已经写完了。

没想到，现实永远比剧本更狗血。

李一诺的视频号和「奴隶社会」视频号，双双被封。

写这篇文章，不是落井下石。

我只是觉得，有必要为这场持续了半个月的闹剧，写下一个真正的句号。

为所有围观的理想主义者，做一次终局复盘。

因为李一诺的这一系列操作，堪称一部完美的「理想主义作死指南」。

她用教科书般的昏招，亲手掐灭了自己最后的生机。

而这一切，从她写下那篇「小作文」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在雷区上疯狂蹦迪

我之前说，李一诺在商业策略上犯了致命错误，是「活该」。

很多人不服，觉得她是好人，是被资本坑害。

好，我们今天不谈商业，不谈对错。

我们就谈一件事：一个处在舆论风暴中心的人，最基本的生存常识是什么？

是避险，是风控，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而李一诺老师，这位前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在过去这十几天里，精准地踩中了她能踩的每一个雷区。

然后，在雷区上疯狂蹦迪。

这不是天真，这是昏头了。

昏招一：挑战政治红线，在最敏感的伤口上撒盐。

最近中日关系有多紧张，但凡看新闻的都知道。

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的反华言论，已经让整个舆论场充满了火药味。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一个在中国做教育的、备受争议的公众人物，身在日本，开着直播，卖着货。

我的一些做日本留学移民的朋友，最近都低调得不敢发声。

而你，却像没事人一样，把自己的直播间，设在了东京都。

这是什么行为？

我只能用四个字形容：政治幼稚。

你可能觉得，她只是在日本陪读，她只是想利用当地资源。

但在官方和公众眼里，这就是「瓜田李下」，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立场问题。

在国家舆论机器开动的时候，你一个自带巨大争议流量的IP，非要往枪口上撞。

说句难听的：不封你封谁？

昏招二：挑动社会公平议题，炫耀特权式的自救。

我上一篇文章就说了，创新教育的本质，是昂贵的「有机私房菜」，它与普罗大众无关。

这个话题，本身就触及了「教育公平」这根最敏感的神经。

结果呢？

李一诺老师在直播中，哽咽着，动情地宣布：一场直播卖了200万，老师们的工资，终于发出来了！

这话是你能说的吗？

你一个年学费几十万的精英学校创始人，因为自己经营不善发不出工资，然后靠着精英的人脉和粉丝的拥护，一场直播就能收割200万。

你让那些为了几千块工资奔波的普通人怎么想？

你让那些在乡村学校里苦苦坚守的老师怎么想？

你这不是自救，你这是在炫耀一种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特权」。

你把一场本该是商业范畴的危机，硬生生搞成了一场关于「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的公开辩论。

你这是在给自己找打。

昏招三：滥用平台规则，把舆论当成提款机。

李一诺老师为什么选择在视频号直播？

因为她的核心粉丝，她的「诺友」，全沉淀在这里。

这里的用户画像更精准，付费能力更强，离钱更近。

但她似乎忘了一件事：微信（视频号、公众号）是一个半官方平台。

它和抖音、快手那种纯粹的娱乐平台，底层逻辑完全不同。

它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舆论维稳功能。

你可以在抖音上卖惨，可以哭天抢地。

但在视频号，当你利用「受害者叙事」去煽动情绪、攻击商业伙伴、并迅速完成巨额变现时，你就触碰了平台最核心的底线。

平台怕的不是你赚钱，平台怕的是你煽动群体情绪，制造社会对立，然后把这种破坏性的能量，变成你自己的私域流量和财富。

这种行为，任何一个有政治觉悟的平台，都绝不可能容忍。

所以，被封，是必然。

路径依赖

为什么一个如此聪明的人，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

因为，她对自己的「舆论武器」，产生了致命的路径依赖。

李一诺老师是自媒体行业的标杆人物，是「教母」级别的玩家。

她太懂得如何拿捏情绪，如何设置议题，如何用一个精心包装的故事，引爆流量。

过去，这套打法让她无往不利。

所以当危机来临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回到商业本身，去解决股权纠纷、去梳理财务漏洞、去进行艰难的内部重组。

她的第一反应是：写小作文，开直播，打舆论战。

她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

她错了。

舆论，从来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

当你的根基（学校的实际经营）已经出问题的时候，再华丽的舆论造势，也只是加速腐烂的催化剂。

你自己的两亩三分地都经营不明白，现在指望靠煽动群众情绪来翻盘？

这已经不是理想主义了，这是投机主义。

终局：路人缘败光，增量归零

这次封号，对李一诺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她作为「舆论玩家」的牌，已经打光了。

她的「增量」彻底归零了。

一个公众人物，最重要的资产，是「路人缘」。

但经过这一系列的卖惨、煽情、以及挑战公众常识的昏招，她的路人缘已经基本败光。

剩下的，只有那些被深度绑定的「存量」用户——那些忠实的「诺友」。

但这一波直播带货，本质上就是对「存量」的一次性收割。

钱你拿到了，但信任和耐心，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这叫竭泽而渔。

现在，舆论的阵地没了，路人盘崩了，核心粉丝也被薅过一轮了。

牌桌上，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

接下来，她只能回到现实，去面对那个她一直试图用舆论来回避的、真正的商业战场。

而那个战场，远比写几篇小作文要残酷得多。

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被自己最擅长的武器反噬，被自己最忠实的拥趸捧杀。

那些高喊着「一诺你没错，我们永远支持你」的人，正在把她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还有自救的可能。

那唯一的生路，就是教员的那句话：

❝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放弃用舆论翻盘的幻想，放弃扮演「悲情英雄」的幻想。

去斗争。

不是跟资本斗，不是跟平台斗，而是跟自己那个被架在天上的、虚妄的「人设」斗。

壮士断腕，向死而生。

敢不敢彻底关掉直播，停掉所有对外发声，像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一样，一头扎进公司的烂摊子里，用商业的逻辑去解决商业的问题？

敢不敢承认自己的失败，忍痛收缩，把摊子做小，撤出那些你根本Hold不住的城市，回到你的「井冈山」，哪怕那里只有几间教室，几十个学生？

❝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这个道理，她不会不懂。

但精英的傲慢，往往就在于，他们永远不可能承认自己错了。

所以，我担心，她不会。

她会继续在那个被精心构建的「理想主义悲歌」里，一路走到黑。

我不想看到那一幕。

但似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幕。

情绪上头的理想主义，是要命的。

近日某地官方新媒体刊发文章《不管月薪多少，国事联着家事》，将月薪3000元群体与“国家大事”强行捆绑，对此有不同看法者被斥为“网络杂音”。

我从中读出的，是居高临下的评判，而不是设身处地的共情。

这种沟通方式暴露了社会治理中的深层矛盾：当生存焦虑遭遇宏大叙事，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公民责任？

国事与家事确实存在天然联系，但责任分配需遵循社会分工原则。

月薪3000元群体多为基层劳动者，其日常生存压力已构成对社会的直接贡献——快递员维系物流命脉，环卫工人保障城市运转，家政服务支撑家庭基本需求。

要求该群体在承担基础劳动的同时，再承担超出能力范围的政治参与责任，实质是责任转嫁的变相道德绑架。

该文论述中“认知误区”四个字轻飘飘，却回避了月薪3000元群体的生存现实。

一个在二线城市月入3000元的超市理货员，可能正为孩子的课外班费用精打细算，他的焦虑与“国家竞争力”的关联，远不如与“工资涨幅”“物价波动”的直接。

当劳动者为子女教育费用发愁、为医疗支出焦虑时，他们的“无力感”并非源于冷漠，而是生存逻辑的必然结果。

经济学中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当基本生存需求尚未满足时，个体对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必然让位于现实考量。

与其跟他们大谈“国之大事”，不如付出更多努力改善其现实境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劳动权益保护、促进就业机会多元化。

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才是真正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

诚如著名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在《礼物》中指出，人类社会的意义生成往往源于具体互动，而非抽象概念。

月薪3000元群体，或许无力改变现实大格局，但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坚持，构成了社会最真实的图景。

当我们将目光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生活叙事，会发现每个普通人的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将舆论场上的不同看法定义为“网络杂音”，甚至污名化为“公知体”，实则是压制合理关切，暴露出某些官媒的沟通傲慢。

健康的社会治理需要双向对话：既要引导公民关注国家发展，也需倾听各方面、各阶层声音。

这些声音不应被标签化，而应成为政策优化、治理改进的参考。

国家大事确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国家发展确需全体公民的共同参与，但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体差异、正视现实矛盾的基础上。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能够包容不同收入群体，以不同方式参与国家事务，而非以单一标准进行道德评判。

与其用道德绑架掩盖问题，不如以务实态度构建良性互动：让月薪3000元群体在解决自身生存问题后，自然生发出对国家的认同与责任感。

“国家大事与月薪3000元的我”，从来不是割裂的二元对立。

对国家大事的关切，不应以消解个体生活实感为代价，而应在正视、理解和尊重具体生存经验的基础上，寻找个体关切与国家发展的共鸣点。

这或许才是“国事联着家事”的真正内涵——不是自上而下的责任灌输，而是自下而上的价值认同。

罗永浩吃饭骂街，绿捷食堂塌方。这看似荒诞的因果链，恰恰揭穿了世界的真实运行规则：所有看似稳固的系统，都架不住一只偶然飞过的蝴蝶。

前文回顾：绿捷8人被捕：虾仁里的蛆是“境外”的

西贝还没垮掉，绿捷却倒下了。

如果你的记忆力没那么差，应该知道，这一切都源于罗永浩在北京机场吃了一顿不满意的饭。

他开始炮轰西贝，然后上海开始有人发帖说：学生食堂的饭没法吃，欢迎西贝。

你之砒霜，我之蜜糖呢。

罗永浩的愤怒，意外照亮了另一个更黑暗的角落：孩子们的饭盒。

这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黑色幽默。当罗永浩抡起舆论的板砖，砸向西贝的预制菜单时，谁也没想到最后应声倒下的竟是给学生餐盘里加蛆的绿捷。

1

2025年9月10日，罗永浩在微博上炮轰西贝“几乎全都是预制菜且价格昂贵”。

这场源于个人消费体验的吐槽，迅速演变为全民关于预制菜定义的大论战。

西贝创始人贾国龙以法律威胁强硬回应，开放全国370家门店后厨，甚至推出“罗永浩套餐”正面迎战。

如您所见，这场看似局限于餐饮标准之争的舆论风暴，却意外掀翻了看似毫无关联的校园餐巨头绿捷公司的屋顶。

当公众拿着放大镜审视西贝后厨里那些标注着“保质期18个月”的黄鱼片

和“24个月保质期急冻锁鲜”的西兰花时，审视的目光也不可避免地扫向了整个食品供应链最脆弱的环节——校园餐。

于是，9月15日市民反映绿捷公司供应学校的“虾仁炒蛋”出现问题时，舆论的怒火找到了新的燃烧点。

西贝之争只是关于“预制菜定义”的口水战，而绿捷的虾仁中赫然出现的丽蝇幼体，则是无可辩驳的食品安全底线失守。

最后，绿捷比西贝先倒掉了。

我估计，罗永浩一定懵逼超过15秒。

2

为什么西贝能在舆论风暴中幸存甚至推进整改，而绿捷却被连根拔起？

这背后是中国式危机处理的残酷逻辑。

西贝的“罪”在规则边缘，绿捷的“恶”在法律红线。西贝的争议焦点是“预制菜”定义的灰色地带和价格过高的市场行为，尽管其被曝出使用第三方预包装食材以及可隔夜卖两天等操作，引发消费者不适，但其核心依据是官方文件中对预制菜的界定。

而绿捷则涉及串通投标86个项目、有组织销毁证据等刑事犯罪，其虾仁中出现的虫体是任何文件都无法开脱的实质安全事件。

西贝面对的只是消费者，绿捷还背叛了受托方。

西贝的争议本质是市场交易中的“性价比”问题，消费者仍有用脚投票的权利。而绿捷作为校园餐供应商，服务对象是缺乏选择权的学生，其行为是对公共信任的赤裸背叛。

当一家企业通过“围标”垄断孩子们的午餐，它触怒的不仅是家长，更是整个社会的安全底线。

3

罗永浩的吐槽这只“蝴蝶翅膀”，最终在绿捷引发了风暴，这并非纯粹的偶然，而是系统性溃败下的必然。

在绿捷事件爆发前，反映食材质量问题的多次举报，均被瞒压了下来。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一场巨大的外部舆论压力，这个脓包可能继续被掩盖。

而西贝在风波后迅速推出整改措施：将金瓜泥改为金瓜片、羊肉串改为门店现切现串、发放100元代金券等。这些动作表明， 一个仍在市场规则内博弈的企业，具备“求生欲”和调头能力。

但绿捷的选择是统一口径、删除证据，这完全是一套权力寻租体系惯用的危机应对模式，其垮台也就成为必然。

西贝的罪过是“贵得嚣张”，而绿捷的罪过是“坏得彻底”。前者在市场经济规则里跳舞，后者直接把规则踩成了抹布。

于是戏剧性一幕上演：老罗的炮火，精准轰中了绿捷的后脑勺。

这个世界充满偶发性，但偶然背后往往是深层次问题的必然爆发。当西贝还在为“预制菜”的定义与公众胡搅蛮缠时，绿捷已经用行动演示了如何从根子上烂掉。

4

这一场蝴蝶效应告诉我们：

在一个系统健全的社会，蝴蝶的翅膀只会掀起微风；而在一个系统千疮百孔的社会，一只蝴蝶的振翅就可能引发海啸。

那只偶然被发现的蛆也有贡献。它用丑陋的蠕动，惊醒了我们对下一代食品安全早已麻木的神经。

我再重复一下，整个事件是这样一个没逻辑的逻辑：舆论被点燃的预制菜敏感神经，让所有人开始用放大镜审视每一家餐饮企业。这时候，绿捷食堂里那条在通报中被专家认证为“丽蝇幼体”的蛆，再也藏不住了。

罗永浩吃饭骂街，绿捷食堂塌方。这看似荒诞的因果链，恰恰揭穿了世界的真实运行规则：所有看似稳固的系统，都架不住一只偶然飞过的蝴蝶。

这个世界从来不是按剧本演出的舞台剧，而是一场充满意外碰撞的台球游戏。罗永浩的白球撞向西贝，最终落入网袋的却是绿捷。

这告诉我们：当不公成为常态，任何角落飞出的石子都可能成为审判的子弹。

END

（释永信与刘某某通奸的警方讯问笔录全文已404，可点击关注“不正确”公号，在后台输入“笔录”领取。）

感觉有望成为低级红高级黑新句式，网友们纷纷续写“为了回击高市早苗的挑衅，我向国家申请涨薪/骂日报/加班加点打游戏”……

11月19日，在全运会女子100米栏的决赛中，广东队刘景扬以12秒81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获得金牌。

可能很少有人听过刘景扬这个名字，更不知道这位让我们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运动员长什么样。哪怕是在她拿了全运会金牌之后，依然如此。

这不合理，也不公平，但却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因为一位叫吴艳妮的运动员在这场比赛中获得了银牌，并抢走了所有的戏。

赛后的新闻媒体报道，几乎清一色把标题和头图聚焦在吴艳妮身上：

吴艳妮痛哭！

吴艳妮泪洒颁奖台

吴艳妮给自己打0分

吴艳妮仰面爆哭，差点冲花脸上的阿丽塔彩绘……

拿冠军的刘景扬呢？有的报道在角落里提一句刘景扬获得金牌，还有的报道，提都不提刘景扬的名字。

厚此薄彼，竟至于此！

是刘景扬不够优秀吗？不是的。

这次全运会比赛，刘景扬不仅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而且她战胜的吴艳妮也跑出了本赛季最好成绩，根本不存在什么吴艳妮发挥不好让刘景扬捡了金牌的情况。

刘景扬是靠硬实力拿的金牌，可惜实至而名不归。

那是刘景扬没有潜力吗？恰恰相反，刘景扬的成长潜力比吴艳妮可大太多了！

刘景扬和吴艳妮同岁，都是出生于1997年，目前正处于跨栏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不同的是，吴艳妮的职业生涯一直都主攻女子100米栏项目，近年来更是享受了国内最好的项目训练资源，而刘景扬进入广东田径队13年来其实一直跟着三级跳项目训练，教练只是兼职带着她练100米栏项目。

刘景扬笑称自己是“最懂三级跳的跨栏运动员”，这可不是凡尔赛，而是在委婉地告诉大家，告诉国家田径队：

请给我机会，给我训练资源！我刘景扬现在只是兼职训练就能拿全运会金牌，假如给我同样的专业训练保障，我一定能取得比现在好得多的成绩！

训练资源什么的咱们帮不上忙，但帮一位努力且优秀的运动员争取一些注意力资源，我还是能略尽绵薄之力。至少，我要帮刘景扬说一句公道话：

拿金牌的是刘景扬，凭什么这么多媒体报道都拿吴艳妮做头条？这公平吗？

其实深究这一现象的背后，吴艳妮近年来花样翻新抢戏上瘾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各路新闻媒体忽视运动本质追逐话题流量的势利眼也是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拿银牌的吴艳妮抢走所有的戏，是吴艳妮炒作团队和势利眼媒体们共谋的结果。

训练戴发饰、拍写真也能上热搜

运动员也是人，有权利戴任何配饰拍任何写真，冷门田径项目想要寻求公众关注，也的确需要一些时尚话题。平心而论，这是吴艳妮对女子100栏项目的巨大贡献。

但竞技体育的根基毕竟还是竞技本身，是要靠成绩说话的，是激励人类不断去突破运动极限而不是突破流量炒作极限的。

你成绩好的时候，拍写真，接代言，做直播，那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也是你的本事。可是你成绩不够好的时候还搞这些，并且挡在成绩更好的金牌选手前面抢走大部分社会关注，这只怕不太合适吧？

分享一点建设性意见：

请田径国家队给努力且优秀的刘景扬选手更多训练资源，她配得上。

请各路媒体给努力且优秀的女子100米栏冠军刘景扬一个头条，那是她应得的。

我喜欢山西。

一方面，大好山河，千年古建，非常美。

另一方面，山河四省当中，只要有山西在，我们河北呀，就很难垫底。

比如：

山西的有些医院，居然要给所有得多动症的人的户口本上打一个“精神病”的红色的标记，不打，就不让开药。

户口簿上要盖“精神病”章，有多动症患者取药难

多动症，就是ADHD。

很多孩子都有。

男孩子，就是爱说话，小动作多。女孩子可能会表现为一种社交上的困扰，比如喜欢抱着小伙伴不撒手，跟同学特别热络什么的。

有些轻，不干预就自己好了。有的重，需要取药。

但别管是哪一种，ADHD患者都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完全没有必要在户口本上打一个印。别说多动症没有了，更严重的各种精神障碍也都没有在户口上打标的。

这事儿让山西的公安系统都大吃一惊。

户口本是公安系统发出来的证件，私自涂改户口本上的内容会受到行政处罚，严重的可以拘留。

所以公安建议记者说，可以拒绝医院的盖章，这是自己的权利。

再去问山西的卫健委，卫健委又说，他们没有这个要求。（但是你猜医院会不会自己折腾这个事儿？）

最后取药的患者想了一个办法，她允许医院给她把户口本盖上章、取了药之后，再去派出所补办新的户口本。

荒诞剧。

我就在想，这是什么待遇呢？

是猪的待遇对吧。

生猪的胴体经过检疫之后，咔嚓盖一个章，还带二维码，可以溯源。

管事儿的人里，有文盲啊。

一定是有现代医学背景之外的某个家伙，一拍脑袋：

你作为一个市民，为什么会得了多动症？

就说明你不老实，不服服帖帖？

那就要好好管一下。（成龙大哥也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就从你要吃的药那里开始管。

先给你的户口本上打一个标。

各位，别觉得我不是多动症，这事儿我就笑呵呵地过去了。

多动症的人没有危害性，所以从多动症还是做试点。

未来他总结出经验了，给系统内打样成功了。

抑郁的、自闭的、双相的、小三阳的、HIV携带的，这也给你咔嚓盖一个章，社会治理就陡然升级了。

最后就是让你佩戴着六角星上街。

不是非得暴力部门才会制造暴行的。

过去的事情我们都见过了。

尝过了手握权力的快感，一旦又丢了，就会怅然若失，拼命地想着拿回来。

所以，发现不对，要立刻反应，要嚷出来。

1.要大声说：“你们这么做不对，你们这么做违法。”

2.要联系仅有的愿意发声的媒体或者渠道。

3.要利用各系统之间还没有统一看法，用甲部门的法规去打滥权的乙部门，不要等着乙部门完成合围。

4.我们可以大声嘲笑无知和野蛮的新规，挖苦出台新规、制造麻烦的人。

只要声音被他们内部的人看到，内部会议的时候，那个想要加码的人，就可能受到他竞争对手的攻击。

想当官儿可以，但是别用伤天害理的脏招儿。

有些落后地区的干部素质不高、水平不够。

那我们全国人民呀，就一起帮帮场子！

在鄙省有一种说法，带“江苏”的大学都不好，好大学都带“南京”二字。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无独有偶，简称江科大的江苏科技大学，自证了这条民间定律。它引进了一位据说只有高中学历的骗子郭伟，许以博导资格，册封其为首席科学家。

江科大日前发了个细节欠奉的通报，让外界确认有此一桩荒诞事，也知道骗子果然姓郭，与网传的郭伟对上号。兴许是过于惭愧无措，江科大将郭伟一事错误定性为“学术不端”，已报警，在侦办。恐怕，江科大校长书记想召唤金山寺惊涛骇浪，处以郭伟水刑的心都有了。

按照网传的说法，郭伟伪造了德、日、澳三国留学工作经历，捏造了数个国家科技进步奖，同时，他也没忘在假透气的履历中戏谑加上一笔，祭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他想必很喜欢状元，所以伪称是1994年陕西理科状元，在西安交大读了本硕。

整件事搞笑在于，郭伟作为手法低级的骗子，精准抓住了当下高校引进人才的喜好与口味，江科大要蜜糖，郭伟就给他颗粒度逼真的所有代糖。郭伟2023年被江科大当高级人才成功引进，据传年薪140万，安家费340万，科研经费500万＋。

郭伟将行骗的领域定在理工科的纳米研究领域，是高科技，到事发为止，他名下还有许多家以纳米材料为主打的公司。可见，郭伟没有将行骗止于拿到江科大教职为止，而至颇有精进之态。他不是一个不思进取的骗子，也可能骗着骗着他自己都相信了。

在这件事中，郭伟身为骗子并让人生恨，江科大作为名义上的受害者更无法让人同情。如果算上十几年年前另外一起类似骗局，郭伟可能是第二个在高校取得行骗高业绩的人，无出其右的是，江科大帮助他成为摘取最高学术成就的骗子。

郭伟如何敲开江科大大门，并且如何败露，这都是他传奇人生中令人好奇的故事。但郭伟作为一名高中生，在顶级材料学领域纵横两年之久未被发现（据说是推荐他评选院士时露出马脚），足以证明博导一级的学术生活，太好厮混了。

世上有许许多多条行骗的方法，为什么郭伟不挑更容易混的文科，而是走了一条看起来很难的道路，专门发力“纳米孪晶”这类听上去就很难的高精尖？假如真是一个高中生，他又要如何应付在江科大的学术日常，并且成功地瞒住了两年之久？

要是把郭伟当成骗子，这些都是无可抵赖的犯罪事实；可要是把郭伟当成一块试金石，那他在江科大创下的“骗子最久生存记录”，则写满了颟顸与功利、愚蠢与算计相互交织的大学现形记。大学与骗子如此一拍即合，从此还怎么捍卫大学的纯粹性？

郭伟在江科大的存在，不是一个水货，而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假货，却能将江科大硬生生做成他行骗的舞台。这反映的不是郭伟如何高明，也不是江科大如何低级，而是证明，在骗子与大学、行骗与学术之间有一个共通的地带，郭伟恰好猜准了这个点位。

传说郭伟在授课时，遇到无法推理下去的公式，就让学生自学去。凡此种种强撑骗局的行径，竟然看起来像是惯常的学阀作风。不能说所有真的“首席科学家”、真的“博导”都是骗子，可郭伟滥竽充数几百个日夜，竟也混得风生水起，足见假学术与真行骗之间有交集。

郭伟的故事可以拍成很有意思的电影，他行骗的真实成就有多大，就能佐证江科大的“克莱登大学”比重有多高。至于说，郭伟诈骗了多少国有资产，导致了多少大学名誉的损失，只怕观众听了只会哈哈大笑，关我屁事。郭伟上演这出戏，道行不深，意味却更深。

在许多张科研活动照中，郭伟的眼神都很清澈，举止淡定，反倒是他拉来做陪衬的印度学生看上去很局促，好似知道占了大国的便宜似的。当然，对郭伟这类骗子一定要严打，因为经他泄露的学术殿堂的秘密，一定比他行骗严重得多。鄙人举双手赞成。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商业骗子、政治骗子屡见不鲜，他们凭借着高超的表演技术、对人性的精准拿捏，混得风生水起。

而当骗子混入学术领域，尤其是高深复杂的理工科领域，竟然也可能玩得如鱼得水。

最近就爆出一个学术骗子郭伟——高中学历，竟然冒充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专家，被高校作为人才引进，并许诺以极为丰厚的待遇。

这是郭伟百度百科的介绍，履历很是光鲜亮丽，一大堆头衔，近200篇论文，完全看不出一点破绽。

最近据说被带走调查了，其学历、核心论文、所获奖项、国外履历等全是胡编乱造的。

这是江苏科技大学知情同学的爆料，说是刚来两年。

被带走后，他指导的博士生一头雾水，不明白为什么长时间联系不上导师。

有同学说，他在职期间年薪、安家费及科研经费奇高，骗走学校近千万元资金。

离谱的是，当初竟然是猎头公司将他推荐进这所高校的。

不知该猎头公司对他的造假一无所知，还是参与了对他的包装，以求共同牟利。

网友感叹，江苏科大真是大大冤种。

六个月前，有两家刊物，即《科学中国人》《中华英才半月刊》专门刊文回顾其人生历程，并盛赞其在材料科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目前，其中一家已删文。

这篇文章先列举了郭伟身上的头衔。

接下来，绘声绘色的报道了郭伟的开挂之路，说他是当年的理科状元，考入西安交大，之后师从院士学习材料科学。

后来又在日本读的博。

文章对郭伟给予了高度评价。

文章甚至还称，郭伟在2020年研发的成果，展现出了强大的市场潜力。

我大致搜了一下，这两个杂志称得上正规刊物，但是在学术领域地位较低，属于花钱就能发文那类。

其中，《中华英才半月刊》公众号阅读量平均也就两位数，惨不忍睹。

这位老登花钱在这类含金量低的刊物上宣传自己，估计也是其骗术的一部分。

看了这样的报道后，网友们忍不住在感叹，郭伟这人真的太能编了。

当然，很多网友的疑问是，不似文科，材料科学相对来说是专业性比较强、比较复杂的一个学科，他既然是高中学历，怎么能假冒该领域专家而长时间不被看出破绽。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如今术业有专攻，骗子也越来越专业。

郭伟这类大骗子往往学习能力很强，除了包装学历、履历，他们甚至也会自学一些该领域的足够糊弄他人的知识。

此外，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江苏科技大学后，他完全可以靠着巨额项目经费及地位组建起一支学术团队，让他们进行研究、发表论文，而自己作为幕后“老板”，享有各项成果的挂名权。

也就是说，他只需要管理，而不是研究，展示自己专业水准的场合并不多，所以他才能招摇撞市两年之久。

但是，即便是世界魔术大师刘谦也坦言自己在舞台上会有失手的时候，装神弄鬼的郭伟又怎么可能从来没有露出破绽的时候呢，所以他最终栽了跟头也不足为怪。

近日在网上引发热议的赤峰“免费捡白菜”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11月17日，赤峰市松山区联合调查组通报，此事系网络平台用户发布免费采捡白菜不实信息、部分网民转载传播、当地媒体记者未深入核实予以报道、部分群众受媒体误导采捡白菜、个别自媒体“失真发声”引发，将依法依规对首发视频人员、转发不实信息人员、发布不实消息的种植户、市属官方媒体、参与采捡白菜人员等多方追究责任。

〓 **赤峰通报网友发白菜免费视频为不实信息。图/青岛新闻网**

一个谣言连着另一个谣言，一种失真推动另一种失真，不得不说，赤峰“免费捡白菜”事件集合的元素实在太过全面：有自媒体以讹传讹，有媒体不实报道，有AI生成画面，有当事人夸大其词……堪称互联网时代流量驱动下的传播走形典型样本。

复盘此事来龙去脉，不难从中看到一条清晰的“流量异化”路径。

11月3日，网民黄某某路过那片菜地，见有人采捡便有样学样，顺手拍了视频。如果止于记录，倒也无可厚非，可他为了博取流量，非但在评论区主动标注菜地位置，还配发了“免费采捡”的误导性信息，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紧接着，几名网友随手转发，让第二张骨牌跟着倒下，使得谣言获得了社交裂变的动能，进入了更大的传播圈层。

更大的失控发生在“媒体跟进”这一环。涉事记者在未到现场核实的情况下，通过官方账号发布题为“继免费捡土豆后又有新惊喜，赤峰一地可免费砍白菜”的视频。将未经证实的网络传言当作新闻成品发布，无异于用机构媒体的公信力充当谣言的“信用担保”，直接引爆了线下哄抢。

随之而来的，便是数百人来采捡的“一哄而上，一扫而空”失控场面。

种植户李某某发现后私信媒体方面要求答复，未获回应后发布视频称“两天的时间400亩地一扫而空”“损失达100万元”的做法，又与之因应。身为受害者的他，又在夸大损失中变成了新一轮传播不实消息者，虽然此举可以放大自身诉求的声量，却也放大了事件烈度。

部分自媒体就趁机浑水摸鱼，据此利用AI生成虚假内容、配以无关图片，将“霜降后剩余白菜”演绎成“丰收白菜遭哄抢”的悲情戏码，渲染起了所谓的“农民血泪史”。

就这样，谣言的雪球被越滚越大，失控的链条被越拉越长。

在此过程中，责任失守几乎是全链条式的：从自媒体的虚假故事，到网民的猎奇分享，再到媒体的失职转发、更多人的恶意炒作……信息传递链条上的每个节点，几乎都被“流量至上”的逻辑侵蚀，最终合写出了这场闹剧。

虽说此事中没有谁是绝对的大恶，可个中失位、失范、失智的轻佻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包括社会信任成本增加）之间的对比，对我们不无警示价值：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失守，都可能在层层强化中出现失控的局面。今天是抢白菜，明天没准是抢别的。

在此事中，该汲取教训的不是某一方，每个人都该从多方“吃一堑”中“长一百智”。

对普通网民而言，不让分享的冲动跑在求证的前面该是基本素养。手指在屏幕上轻轻一滑，一条“免费采捡白菜”或“市民疯抢白菜”的短视频便随着几声感慨飞向各个群与朋友圈，却不追问“画面之外是什么？”“前后因果如何？”……这种“先传播后思考”或“只传播不思考”的模式，也是谣言传播的社会心理基础。

对自媒体来说，不让流量凌驾在以事实为先的原则之上该是应有伦理。通过选择性呈现、情绪化配文、悬念式标题，将一起小事包装成引爆流量的爆款，这类“叙事改造”策略，终究会在法律红线与道德责任面前碰头。

需要反思的还有某些媒体。面对汹涌的流量诱惑，能否坚守住专业防线是对媒体的考验。当第一时间发布的压力碾压了“核实再核实”的准则，当爆款指标侵蚀了“真实客观”的底线，媒体也可能成为谣言的二传手。这点很值得警惕。

闹剧若不能以汲取教训收尾，只会催生闹剧的重演。赤峰“免费捡白菜”事件带来的最真切教训就是：网络空间不是无主“菜地”，不能任由流量失控的镰刀肆意收割社会信任。无论传播者身份如何，传递信息都必须对事实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绝不容流量冲动轻易碾压事实本位的底线。